安全知识论文范文

安全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大学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随着高校改革开放的深入，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使高校的国家安全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因此，要抓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守法意识。网络与大学生的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在带给人们学习、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对大学生产生诸多不良影响。黄毒赌、教唆犯罪、反动言论等也通过网络进入大学校园，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并成为一个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网络管理，更加重视网络安全教育。

现今大学生消防安全意识普遍较弱，遇到发生火灾时，不知道如何使用消防器材，不知道如何报警，不知道如何自救，因缺乏自防自救的知识和能力，丧失了逃生的最佳时间，在一片混乱中，小火酿成大灾。这就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通过系统的消防知识教育，防患于未然，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通过对学校安全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宿舍盗窃案件呈上升趋势。随着社会发展，学生所拥有的在校学习、生活物品价值也越来越高，学生宿舍盗窃案件的发生，不仅学生遭受物质损失，也直接影响到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找出失窃的共同原因和防范措施，加强大学生防范意识教育，从而减少盗窃案件的发生。

近几年，传销、诈骗“黑手”频频伸向在校大学生，由于在校学生涉世未深，思想比较单纯，识别能力较弱，对社会经验掌握充满渴望与期待，而传销组织通过大肆鼓吹“锻炼人”、“轻易赚大钱”的宣传，迎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再通过严密的组织控制，将大学生拉入到传销队伍不能自拔，最终沦为非法传销组织的敛财工具。因此学校要做好大学生的传销诈骗安全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传销的危害、防范传销的基本知识及打击传销的政策与法律法规。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激烈的竞争机制也引入到学生的学校生活中，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对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而引发的校园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必须及时加以积极疏导，才能舒缓学生心理压力。通过大学生中的自杀、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的分析发现，不良行为多数是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引导而发生的。因此，学校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态，重视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发挥课堂教学优势，普及大学生安全知识

现如今各高校的安全教育多属于抓重点的安全教育，而要做到全面普及安全教育，只有通过把安全教育入课堂，做好完备的教学计划，系统的讲解才能更好地使学生全面掌握安全知识。首先，将课程纳入学校的统一安排，使课程能在开学前就进入教学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上课时间、考核时间，课程实践时间等细节，这样可以省去诸多协调环节，也能使授课教师更加从容。其次，鼓励授课教师提升自身层次。要求授课老师参与学校的岗前培训。

将课程分解并落实到个人，挑选多年高校保卫工作经验和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讲授。大学生安全课程应选择一本权威性的《大学生安全知识》为蓝本，将内容分解为教育动员及课程绪论、高校治安形势与大学生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维护、防止网络侵害及社会实践安全、防火安全与交通安全、大学生预防违法犯罪、心理安全及维护国家安全等几个方面。

精心制作课件，抓住当代大学生学习、求知的特点，多方收集资料，充分应用近年来发生的与大学生有关的安全案例，以案例现身说法，让课程变得有趣以外，还能引发学生思考；根据讲授内容的不同，制作不同特色的课件，在课件中充分发挥PPT的动画、视频功能，使课件能吸引学生。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增强师生互动性。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利用提问、留思考题、课堂趣味测试等方式增强课堂互动。以达到了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安全知识论文范文第2篇

虽然这些数字与2003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却说明,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县道路交通秩序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加强交通管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打击交通违法,确保一方平安,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强保障,公安交通警察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任。

加强综合治理,确保交通安全畅通。针对我国道路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在2004年召开的交通安全部际联席会议上要求,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并提出“五整顿”、“三加强”。“五整顿”即:整顿驾驶员队伍,整顿路面行车秩序,整顿交通运输企业,整顿机动车生产改装企业,整顿危险路段;“三加强”即:加强责任制,加强执法检查,加强宣传教育。大队围绕“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促发展”的任务,积极部署开展交通整治工作。自去年8月起,全县加大了对危险路段和交通事故“黑点”的整治力度。同时开展的专项治理活动有:无证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车辆超速超载、强行超车,夜间违法使用灯火,违法停车,驾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行人不走斑马线,摩托车违法载人等。通过行车秩序的专项治理,我县重特大交通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在创建平安大道方面,大队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合理的巡逻执勤方式,建立了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公路交通、治安打防控机制。在与其他警种密切配合中,充分发挥交警优势,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盗窃、敲诈勒索、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立了良好的交通治安秩序。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去年共接警562次,处理交通事故124起,先期处置事故案件5起,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2起,为民排忧解难96次。这些有效措施,为我县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城区建设飞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区居民车辆消费骤增,仅去年我县就注册登记五类车976辆,核发驾证683个。针对城区交通拥挤状况,大队积极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力度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比如在城区设置交通事故报警点,增派事故处理巡逻车流动接警,推行交通事故快速处警工作机制;采取警便结合方式,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对事故多发段采取增设警示标志、设置减速带;同时开展夜检夜查,严厉查处酒后驾车、超速、逆行、违法超车等具有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力保障了城区交通秩序安全畅通。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进一步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现在,在宜川县交通易拥堵的街道上方悬挂这样的交通宣传横幅:“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短短27个字,把人们所向往的和谐的交通秩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往的事实说明,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淡薄,是造成交通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为了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大队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围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这一中心工作,充分发挥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开办专栏、悬挂大型横幅、张贴宣传标语、散发宣传材料、播放宣传光盘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我县道路交通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大队积极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利用寒假时间观看县电视台播放“关爱生命、安全出行”专题片、撰写进行交通安全知识论文等，号召全县中小学生和家长积极参与，通过这一崭新的宣传形式使全县12000余名中小学生和3万多家长受到了一次全面的交通安全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开辟了新局面。也正是由于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五进”(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等活动,不仅扩大了我县交通安全宣传面,同时也使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得到显著提高。

文明执法,热情服务,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窗口的作用,是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群众看公安机关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交通民警。因此,提高公安交通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执法检查,对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本着“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大队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了“我为人民管交通”的服务观念,并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执法准绳,在执法过程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理念,使我县在新法颁布实施后,交通民警的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各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稳步发展。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大队进一步规范了办理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和程序,切实改善了以往无法可依的混乱状况,开创了公安交警法治工作新局面。在执法检查方面,大队加强了对法制建设与法制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并对全队民警执法水平进行严格考评。通过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执法监督现已贯穿于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和执法行为中。公正、规范、严格、文明的执法,加上热情的服务,为营造良好的警民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部长在视察我省时强调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我县已初步形成了行为规范,公正透明,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制。我们相信,通过我县全体公安交通民警的努力,我县的交通秩序会有更大的改观。

安全知识论文范文第3篇

虽然这些数字与2003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却说明,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县道路交通秩序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加强交通管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打击交通违法,确保一方平安,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强保障,公安交通警察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任。

加强综合治理,确保交通安全畅通。针对我国道路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在2004年召开的交通安全部际联席会议上要求,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并提出“五整顿”、“三加强”。“五整顿”即:整顿驾驶员队伍,整顿路面行车秩序,整顿交通运输企业,整顿机动车生产改装企业,整顿危险路段;“三加强”即:加强责任制,加强执法检查,加强宣传教育。大队围绕“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促发展”的任务,积极部署开展交通整治工作。自去年8月起,全县加大了对危险路段和交通事故“黑点”的整治力度。同时开展的专项治理活动有:无证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车辆超速超载、强行超车,夜间违法使用灯火,违法停车,驾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行人不走斑马线,摩托车违法载人等。通过行车秩序的专项治理,我县重特大交通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在创建平安大道方面,大队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合理的巡逻执勤方式,建立了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公路交通、治安打防控机制。在与其他警种密切配合中,充分发挥交警优势,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盗窃、敲诈勒索、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立了良好的交通治安秩序。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去年共接警562次,处理交通事故124起,先期处置事故案件5起,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2起,为民排忧解难96次。这些有效措施,为我县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城区建设飞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区居民车辆消费骤增,仅去年我县就注册登记五类车976辆,核发驾证683个。针对城区交通拥挤状况,大队积极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力度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比如在城区设置交通事故报警点,增派事故处理巡逻车流动接警,推行交通事故快速处警工作机制;采取警便结合方式,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对事故多发段采取增设警示标志、设置减速带;同时开展夜检夜查,严厉查处酒后驾车、超速、逆行、违法超车等具有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力保障了城区交通秩序安全畅通。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进一步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现在,在宜川县交通易拥堵的街道上方悬挂这样的交通宣传横幅:“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短短27个字,把人们所向往的和谐的交通秩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往的事实说明,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淡薄,是造成交通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为了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大队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围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这一中心工作,充分发挥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开办专栏、悬挂大型横幅、张贴宣传标语、散发宣传材料、播放宣传光盘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我县道路交通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大队积极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利用寒假时间观看县电视台播放“关爱生命、安全出行”专题片、撰写进行交通安全知识论文等，号召全县中小学生和家长积极参与，通过这一崭新的宣传形式使全县12000余名中小学生和3万多家长受到了一次全面的交通安全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开辟了新局面。也正是由于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五进”(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等活动,不仅扩大了我县交通安全宣传面,同时也使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意识得到显著提高。

文明执法,热情服务,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窗口的作用,是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人民群众看公安机关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交通民警。因此,提高公安交通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执法检查,对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本着“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大队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了“我为人民管交通”的服务观念,并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执法准绳,在执法过程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理念,使我县在新法颁布实施后,交通民警的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各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稳步发展。同时,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大队进一步规范了办理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和程序,切实改善了以往无法可依的混乱状况,开创了公安交警法治工作新局面。在执法检查方面,大队加强了对法制建设与法制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并对全队民警执法水平进行严格考评。通过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执法监督现已贯穿于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和执法行为中。公正、规范、严格、文明的执法,加上热情的服务,为营造良好的警民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部长在视察我省时强调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我县已初步形成了行为规范,公正透明,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制。我们相信,通过我县全体公安交通民警的努力,我县的交通秩序会有更大的改观。

安全知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科书研究；研究发展史；教育改革；课程改革；台湾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09-14

一、前 言

1.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听狂风怒号真叫我心里害怕，爸呀爸呀我们多么牵挂……我的好宝宝爸爸回来了，满船鱼和虾你看有多少，卖鱼买米布大家可温饱，爸爸不怕累只要大家好{2}。

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似山东堂邑姓武人。武先生单名叫做训……{3}

滑翔机真神奇，飞上天空去游戏，碧绿长空千万里，大海无边际……我们要跨过海峡，看看血污的故里。我们要冲破铁幕，带去反攻的消息{4}。

月儿弯弯照四方，台湾海峡水茫茫。它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大陆的同胞啊，饥寒交迫苦难当；台湾的人民啊，丰衣足食乐洋洋……{5}

这是几段台湾“四年级生”{6}的集体记忆，记忆的源头是当年的小学教科书。即使在毕业数十年后的同学会上，若有人兴起上几句，总有人还能接上几句，在这朗朗上口的课文中，很容易让人追忆起当年教室里齐声朗读课文的景象；而课文里隐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父慈子孝、有志竟成、从军报国、八股……更成为那一代人的共同回忆，装入那一代人的人生行囊。对于教科书如何深入孩子的心灵，石鸥（2014，PIV）的描述极为生动：“历史上，现实中，很多文本都可能轻易死去，唯有教科书不死，它顽强而巧妙地潜入到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中，犹如春风、犹如雨露，缓缓地抚慰着、沁润着万千孩童的心智，与孩子们的心智融为一体，构成心智，化为心智。”

诚然，教科书传递着文化精髓中的价值观，也传递着意识形态。而学界对教科书的立场也是分歧的（白亦方、杨智颖、刘修豪，2011）――精粹主义者（essentialist）力主教科书应承载文化精髓{7}，教科书应是孩子们学习的主要材料，而不应信任个别教师自行决定学习内容，这是一种拥抱教科书的立场；相对地，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ist）则对教科书持反对立场，怀疑官方制定的课程纲要居心叵测，导致教科书成为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然而无论是拥抱或反对教科书，学界已普遍接受一个事实――教科书是学习的主要媒介，无论它是好是坏，班级教师为了有效教学还真少不了它。

教科书是一种人为产物，最后问世的教科书通常是各权力团体角力后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观察到近年来许多国家，均出现激烈争辩教科书内容的现象（Pingel，2009）。主流团体期藉教科书增进同质性，主张教科书应反映主流团体认定的重要知能与价值观，藉此建构共同的合法观念，甚至创造国家集体记忆，以符合主流团体在文化、经济、观念、社会等面向所认定的必要需求（Crawford，2003）。然若从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观之，教科书也应传递多元观点，尊重差异。如果某历史教科书省略重要史实与史观，势将严重局限学生未来看待历史事件的方式（Griffin & Marciano，1979）。准此以观，为正确了解学校教育实际上可能达成的目标，深入研究教科书自属必要。黄政杰（2003）、欧用生（2005）、蓝顺德（2006，2010），对此即多所倡议。

优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是UNESCO近年来努力的重点，而好教科书可为优质教育奠定基石（Pingel，2009）。UNESCO于2005年为教科书与学习媒材提出计划（名为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extbooks & Learning Materials）。该计划表示：“UNESCO的角色在：协助会员国发展政策、规范、与标准，以裨益教科书与其他学习媒材之供应，而教科书与媒材应促进优质教育”（UNESCO，2005）。UNESCO为推展此一政策，便需各国更深入研究教科书，了解教科书内容究竟是怎样呈现的（Pingel，2009）。此正反映“研究本位活动”（research-based activities）应是国家重要政策的前导，UNESCO期藉好的教科书研究与修订，改善教育质量，进而藉共构教科书增进国际间相互的理解与善意，降低冲突的可能，最终裨益世界的和平与共荣（张芬芬，2014）。凡此皆显示教科书研究应更受重视。

台湾教科书研究的概况与趋势如何？反映哪些政策轨迹与学术印记？对教科书的编审选用等制度，有何启示？对未来的教科书研究，有何蕴义？此类研究的另一功能，是可建立教科书研究发展史的基本统计资料，供未来探究更长段的台湾教育史或学术发展史做一参考。过去周仪（2005）、蓝顺德（2006，2010）、庄明贞与杨清贵（2011）均曾整理台湾教科书研究论文，为此领域奠定了基础。然这些研究整理的论文所涵盖之时期皆较短，论文数量也就相对较少。周仪（2005）整理25年（1979～2005）教科书相关实证论文401篇；蓝顺德（2006）梳理20年（1984～2003）有关教科书的博硕士论文272篇；蓝顺德（2010）再细究30年（1979～2008）教科书意识形态的论文171篇；庄明贞与杨清贵（2011）则整理11年（1999～2009）有关教科书多元文化议题（包括性别、阶级、种族）论文47篇。相对而言，已有的研究均属较短时期的探究。

台湾“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搜集了堪称完整的博硕士论文，台湾第一篇教育类的硕士论文出现于1956年{8}，从1956年到2010年与教科书相关的博硕士论文，总计1 263篇，单单2010年即高达194篇，这与早期（1956～1970）无一篇教科书研究相比，数量可谓激增。本文遂以1956年为探究起点，梳理直至2010年{9}其间台湾博硕士论文中教科书相关研究，其基本概况如何？整体变化如何？何以出现惊人的数量增加？相关社会背景为何？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在学习领域、学制阶段、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面向各有哪些趋势？本研究除整理55年来的教育大事年表外，主要对1 263篇教科书研究做量化统计，计算出百分比，并由数据找出近半世纪来的研究趋势与意涵。

具体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目的一：说明1956年到2010年台湾博硕士论文中有关教科书之整体研究概况与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着重台湾1987年7月解严迄今的教育改革状况，找出其特征，以显示教科书研究大量涌现所处的社会脉络。

目的二：分析1956年到2010年55年来的研究概况与趋势，分由学习领域、学制阶段、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四面向探究。

2. 研究范围与名词释义

本文探究台湾教科书研究的概况与趋势，搜集“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1956年至2010年55年间，教科书相关博硕士论文。该资料网除早年论文略有漏失外{10}，其后论文可谓完整，应可反映台湾半世纪以来的教科书研究趋势{11}。

何谓“教科书”？本文主要采蓝顺德（2006）的广义定义：教科书系指依据政府法令公布之课程标准（纲要）或编写者自订的教学目标，选择适当材料编辑而成书本形式之教材，作为学校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之主要依据，其体例大都为“分年级”、“分学科”、“分单元”；包括课本、学生习作、教学指引，以及随同课本使用之各种媒体教材。准此，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职），以迄大学、特殊教育、成人教育（补校）等阶段均含括在内。且编写者不限于官方组织与民间书商，也包括各县市政府、民间社群、个别学校，以及个别教师所编写的教学材料在内。凡符合此定义的台湾博硕士论文，均列入本文统计范围{12}。实际搜寻“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时，系以“教科书”、“学习领域”、“教材”或“内容分析”等为关键词；搜寻范围包括“论文题目”、“关键词”与“摘要”，寻得后再以上述定义做筛选标准，删除笼统讨论课程内涵之论文，因其与教科书有所差异。

3. 主题分类

本研究分析面向包括学习领域、学制阶段、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其中研究主题的分类最为复杂，需先做说明。本文进行主题分类时，基本上采蓝顺德（2006，2010）的类别，将主题分为两大类：“教科书的内容探析{13}”与“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表1）。“教科书的内容探析”系指直接分析实体教科书或教材的内容，不包括笼统讨论课程内涵者。而“内容探析”大类再细分五类：教材内容（内容属性）、教学设计（教学属性）、图文编排（物理属性）、语文运用（可读性）、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性别、族群、阶级、地域、宗教）。

“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系指对教科书的生产、发行、使用历程进行探究，其下再依蓝顺德（2006）分类，包括教科书的政策、市场机制、编辑、审查、选择、使用与评鉴等七小类。

二、社会背景与教育改革的特征

1. 社会背景

教科书主要用于中小学，教科书研究主要出现在大学，教科书政策无法自外于社会脉络而存在，而这些均与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关系密切。1956年到2010年台湾究竟出现哪些重要的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教育研究与教科书研究出现哪些里程碑？表2针对教科书相关的事件，胪列出这55年来饶富意义的大事，依照六个时期逐年列出。左栏是重要的教育政策、学制改革或教育改革，右栏是研究所设立以及教育研究/教科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如：台湾第一个硕士班/博士班，第一个教育研究所、首篇教科书研究的硕士论文、首篇学者/硕士生写的教科书量化分析论文、教育研究所首次引介“古典内容分析法”、首批采此法的硕士论文，以及教科书研究的相关学会之成立、相关学术论文之设置、相关期刊之创刊等。

表2所列主要是与“教科书”相关的政策、改革与事件。进一步看，教科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一环，教育改革则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关，此政治环境包括政府主动采取的政策（由上而下）以及社会/民间所发动/出现的事件（由下而上）。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解除军事，这无疑是1949年政府迁台后，台湾政治环境剧烈改变的转折点。

2. 教育改革的特征

表2显示，自1987年7月15日解除军事，自此出现一连串的教育改革。台湾解严后的这一波教育改革具有哪些特征？试说明如下。这可以显示教科书研究大量涌现前后，其社会脉络的明显差异。

（1）政治自由化在前，教育自由化在后 表2显示，1994年“410教育改革”大游行后，教育自由化{14}的脚步开始加速，究其缘由还是得归因于政治解严，过去的政治禁忌不再是禁忌，人民获得组党、结社、游行、出版、言论等自由，整个政治大环境获得松绑，政治自由化的步伐迈开后，教育自由化的措施得以逐步跟进，教科书自由化的速度也跟着加快。其中荦荦大端包括：增加乡土教学、开放教科书民编、开放师资培育、开放私人兴设中小学与另类教育、广设高中大学、废除联考、高中与大学多元入学、颁布“教育基本法”、尊重大学自治、大中小学校长采遴聘制、扩大家长参与权、开放组织教师会等。

（2）改革推动力量来自教育界内外、学界与民间 此波教育改革之所以大步迈开，虽受惠于政治大环境，但直接推动的力量实来自于各方。1996年12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教改会公布的《教育改革总谘议报告书》固然是力量之一，但在此一年多前，教育界内部与教育学界本身就已揭橥大致相同的改革方向，包括：1995年2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白皮书《台湾地区教育报告书――迈向21世纪的教育远景》，1995年9月台湾师大教育研究中心提出的《开放与前瞻：新世纪中小学教育改革建议书》。此外，民间团体，如：“台湾地区课程与教学学会”、“振铎学会”、“人本教育基金会”、“主妇联盟”以及教师团体、家长团体等，在此过程中也多参与，大声疾呼，且有其强力主张。就是这些来自教育界内外、学界、官方、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动着这波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

（3）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教科书编审选用受到关注 这波教育改革的面向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法令、教育与学校行政组织、师资培育、教育人员任用、升学考试、教师组织等均有重大变革。惟其中仍以课程改革的影响层面最广最深，中小学里，每名教师每天的教以及每名学生每节的学，均因2001年上路的“九年一贯课程”而不同于以往。过去教师并未明显感受到课程知能之重要，曾参与教科书研发的教师更属凤毛麟角，而今教科书之编、审、选、用已与每位教师发生关联，普遍地受到关注。再者，教学方法、学习方法、评量方式、教师同侪关系、师生关系、学校文化、亲师关系，甚至学校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等，也都因这波课程改革而有了新面貌。准此，此波教育改革可谓以课程改革为核心，其中教科书编审选用各面向问题，普遍受到关注。

（4）负责人更换频繁，不利改革 台湾解严27年以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更迭频繁，共有13人曾任负责人，每人平均不到3年。此现象在“九年一贯课程”的关键期更是明显，1997年4月成立“中小学课程发展项目小组”，开始研议新课程；一直至2003年1月颁布“九年一贯课程”正式纲要，这5年多的课程发展任务，竟历经5位负责人（吴京、林清江、杨朝祥、曾志朗、黄荣村）。此决策层级之人事更迭快速，致使施政步伐难以平稳渐进；且某些决策上路太快，欠缺周全配套（如：师资尚未备妥、理念未得充分沟通）。此外，“九年一贯”这一新课程实施未采逐年方式而采分阶段方式、教科书编纂多组同时并进、改准教科书分批送审等，这些后来受到批评的措施，究其源头，应均与负责人更迭频繁，改革上路太急等时间因素有关。而教科书的各项新措施，以及仓促上路出现的困难与疑问，自然受到研究者的关心，将教科书相关议题列为论文题目进行研究，以期释疑解惑，找出因应之道。

三、教科书研究概况

1. 阶段划分

以上显示了教科书研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教改特征。接着将说明55年来教科书研究的整体概况，先了解六阶段的划分，再说明整体变化与影响因素。

本文将台湾55年来的教科书研究分为六期（见表2与表3），划分标准有二，质量兼顾。一是重要教育政策事件，尤其是与教科书相关的政策或行动。二是教科书研究出现的重要变化，如教育学门出现首篇教科书研究，或出现首批严谨的量化内容分析论文；另一变化是教科书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如由零到一，由不足五篇到五篇以上，由个位数到十位数、百位数等。

表3显示：第一期（1956～1970）平均每年0篇，谓之沉寂期。1971年出现第一篇教科书研究（政大教育所谢建三的《中、日、韩三国初中一年级英语课本之比较研究》），进入第二期（1971～1983）每年平均0.7篇，打破挂零纪录，谓之酝酿期。1984年开始明显出现多篇教科书之硕士论文，进入第三期（1984～1993），每年平均3.7篇（增长5倍余），谓之育种期。1994年新颁《中学课程标准》，中学增“认识台湾”、“乡土艺术”，教科书开始备受社会关注，进入第四期（1994～1998），每年平均9.4篇（已近10篇），谓之萌芽期。1998年9月公布《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总纲》，1999年出现27篇相关论文，系前一年（1998年6篇）的4.5倍，进入第五期（1999～2004），每年平均43.5篇（近50篇），谓之茁壮期。迨至2005年“国立编译馆”创设“教科书研究优良博硕士论文奖”，当年论文总数已超越百篇（114篇），此后每年均在百篇以上，平均165.2篇，研究进入第六期（2005～2010），谓之深耕期（详见表2与表3）。

2. 整体变化与影响因素

（1）研究数量逐年递增，近十年更惊人倍增 由六期论文总数看（表3），沉寂期（1956～1970）论文篇数为0；酝酿期（1971～1983）出现9篇，平均每年0.7篇；育种期（1984～1993）增为37篇，平均每年3.7篇；萌芽期（1994～1998）平均每年增为9.4篇，五年共47篇；茁壮期（1999～192004）平均每年43.5篇，六年共261篇；深耕期（2005～2010）平均每年高达165.2篇，六年计909篇。从1956年至1970年每年挂零，到2010年仅一年即达194篇，其增长速度极为惊人。

（2）论文激增缘于教科书自由化政策、研究法引介与学界新力量 半世纪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呈现如此惊人成长，从无人耕耘的原始森林，到耕者渐增的学术小社群，至今成为学术人口繁盛的红火社群，其背后因素有以下数端：

1）教科书政策改走开放路线

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解除军事，自此不仅走向“政治自由化”路线，同时亦走向“教育自由化”大道（郭为藩，1995）。此波教育自由化改革，可谓以课程与教学为主轴（张芬芬、陈丽华、杨国扬，2010）；而此课程与教学改革又以教科书开放为核心（蓝顺德，2006，2010）。所谓教科书开放，主要是指将长久由“国立编译馆”掌理的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权，释放给民间出版商――经审查通过后出版，再由学校自由采择使用。

1993年9月教育主管部门修正的“小学课程标准”，开放小学部分科目由民间书商编辑教科书，此系开放改革之先声，此后开放程度逐步扩大，由小学到中学，由艺能科、活动科到一般科目，由部分开放到全面开放。开放编辑权之后，相应的教科书审查、选择、使用、评鉴，以及教科书市场（经营、销售、印制等），乃至教科书政策与制度等议题，均成为博硕士生选题的重要范围。准此以观，台湾近十余年来教科书研究之蓬勃发展，与政府对教科书采松绑政策有着密切关联。

2）重要研究方法被引介

教科书分析最主要的研究法即古典内容分析法{15}。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从1981年起由黄政杰教授开设“教育研究法”与“潜在课程”两门课，课中黄教授引介内容分析法，并阅读以此法完成之重要论文，鼓励研究生采用内容分析法。自1984年起教育类研究所最早完成的数篇严谨的量化内容分析硕士论文{16}，均为黄教授学生，包括论文指导门生、研究法修课学生或口试学生。自1984年起台湾教科书研究可谓开始迈入专业化阶段，因与过去比较，此后这类论文所采方法已更严谨、有系统――清晰说明研究范围、分析对象、分析单位、分析架构与类目，及计次方式、信度计算公式，并进行信度考验（reliability test），以显示所用工具与分析者具有良好稳定性、一致性，以期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3）学界新力量的大力推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教科书政策与制度改弦更张，而无论是新制之规划、执行与考核，均需学界以更多研究予以细究。故原本之研究所、学术团体与期刊，已难以适应新需求，遂需增设新的研究所、学会与期刊。1990年代起台湾的大学新设大量的教育类研究所，2000年代起更增设不少“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学生正是从事教科书研究的主力。且新学会（如：1992年成立的“教材研究发展学会”、1996年成立的“课程与教学学会”）、新期刊（如：1998年创刊的“课程与教学季刊”、2008创刊的“教科书研究”）、新奖助（如：“课程与教学学会”1996年开始颁发的“课程与教学学会优良博硕士论文奖”；“国立编译馆”2005年开始颁发的“教科书研究优良博硕士论文奖”），以及无数学术研讨会，都是甚为有效的新力量，共同推动着台湾的教科书研究（见表2）。

四、学习领域的研究

1. 各学习领域论文数量依序是社会、语文、英语文、数学、艺文、生活科技、自然

表4显示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中，“社会”{17}学习领域之论文最多，占23.1%；次为“语文”{18}（17.3%），再次为“英语文”{19}（10.7%），“数学”（8.5%），“艺文”{20}（6.1%），“生活科技”{21}（5.3%），“自然”{22}（4.8%）。其他的“生活”、“综合活动”、“成人基础教育”、“特殊教育”等各占比例均在2.6%以下。

2. 1999年起乡土教育之论文日增，反映台湾主体意识觉醒

值得说明的是“乡土教育”这类占有3.2%，第五期起（1999年起）这类研究开始出现，迄2010年达41篇。此反映1990年代后期“台湾主体意识”觉醒，亟欲摆脱1949年起由中国长期执政而极为强调的“大中国意识”之笼罩，此亦显示台湾教育改革，走向自由化的同时，也蕴含着走向本土化的政策走向。此时推动的“乡土教育”，强调的是“爱乡”、“爱台湾”，想要平衡/扭转过去教科书极度强调“爱国”、“爱中华民国/爱大中国/爱中原文化”的现象。

附带说明的是，台湾这段时间提倡的“乡土”教育，隐含着与“国家”相对立的意涵。此与李素梅（2014）和李新（2014）考查中国百年来的“乡土教材”，所探究的“乡土”观念并不相同，李素梅（2014）和李新（2014）探究的“乡土”并非与国家相对立的，而是与“国家”相融合的，较近于“本土”、“本国”的观念，其相对立的观念是“外国”。

五、学制阶段的研究

表5显示：由学制阶段看，55年的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中以小学类最多（54.8%）；次为中学（26.4%）；再次为高中（12.2%）；高职只有1.8%。至于幼儿园、师专、大学、成人基础教育（补校）、特殊教育等类，比例均低于1%。另由各期变化可看出以下趋势：

1. 由公民教育向上向下延伸做探究

最早的教科书研究属小学与中学类，从第二期（1971～1983）即出现。幼儿园、高中职类的论文则出现于第三期（1984～1993）。大学类的研究出现最晚，在第六期（2005～2010）。“师专类研究”虽于第二期即出现，但此仍显示早期着重的是公民教育，因师专培养的是小学教师，故小学师资培育课程有其重要性，因而受到探究，然其数量相当少。

2. 由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技职教育、成人教育做探究

普通教育包括小学、中学、普通高中，相对来看，这类研究出现较早。而非普通教育类的研究出现较晚，例如：技职教育、特殊教育出现于第三期（1984～1993）；成人教育出现于第四期（1994～1998），且有渐增趋势，此现象反映的仍是台湾社会变迁的轨迹――早期的成人教育类论文系探究中小学夜间开设的补校教材，施教对象是早年失学/不识字的民众。而近年这类识字班招收的对象已转变为台湾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和外籍劳工；故学界转而关注这些新移民的识字教材，第六期（2005～2010）就有3篇这类论文。

3. 小学类研究快速增加，跟小学教师进修硕士者大增有关系

学制方面有另一现象亦可一提，早期的中学类多于小学类，第二、三期（1971～1993）皆如此，到第四期（1994～1998）这两类研究的比例已相近。迨至第五期（1999～2004）小学类则已明显高于中学类（52.6%>28.0%），第六期（2005～2010）的差距更为扩大（57.5%>24.7%）。

此现象应与研究生背景有关。因一般而言探究中学教科书之研究生大多曾/正/将任教于中学，探究小学者则与任教小学有关。台湾自1987年起将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专科学校全部升格为大学（见表2），自此小学教师学历逐步提升至大学，至1990年代末期已有越来越多小学教师进修硕士学位，自然从事小学类研究者所占比例会越来越高。此系何以第五期起（1999年起）小学类论文不断增多的社会脉络因素。2010年时台湾小学教师获博硕士学位者已达30.22%{25}。

六、研究主题

表6显示：近55年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中，在总数上“教科书内容探析”大类约占2/3，而“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大类约占1/3。“内容探析”大类中又以“教材内容”类最多，占总数的48.3%，其次是“意识形态”类占9.2%。至于“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大类中以“教科书使用”类最多，占11.4%；其次是“教科书选择”类，占5.9%。相对而言，“教科书编辑”、“市场”、“政策”、“评鉴”与“审查”等类的比例较低。而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的主题呈现以下趋势：

1. 早期内容探析多，过程研究少，近年过程研究大增

表6显示：早期教科书研究以“教科书内容探析”为多，“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类相对较少，第三期（1984～1993）时前者占86.5%，后者只占13.5%。迨至第四期（1994～1998）过程研究类激增至46.8%，第五期（1999～2004）降至38.7%，第六期（2005～2010）则占29.8%。第三期时过程类研究明显增加的现象，应仍与教科书自由化政策有关，因自由化政策使得教科书发展过程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发挥，与制度、政策、市场、编辑、审查、选择、使用与评鉴等相关之议题，均成为研究生选题标的。

2. 教科书的潜在内涵与显著内容同受重视

教科书内容也可分为显著与潜在两种（见表6）。显著内容包括“教材内容”与“图文呈现”，潜在内涵则包括“教学设计”{26}、“可读性”与各式“意识形态”。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对潜在与显著内容都相当重视，探究显著内容者有636篇，约占全部教科书研究1 263篇的一半；探究潜在内涵者有211篇，占16.8%，也不算少。

3. 意识形态始终受关注，然研究动机迭有变化

表6显示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始终受到台湾研究生青睐，55年来共116篇这类博硕士论文，占总数的9.2%，从第二期的11.1%，到第三期的21.6%，第四期的19.1%，第五期的14.9%，到第六期的6.5%。始终维持相当热度。

若细究这些意识形态类的教科书研究可发现其中微妙变化，最早一篇这类研究是1979年盘治郎的《中共对儿童政治社会化之研究》，系采量化内容分析法探究当时的“敌人”中共；1985年起的4篇政治意识形态类的教科书分析{27}，研究动机则从“了解敌人”改换为想要“了解自己”――欲知台湾教科书中与政治教育有关的主题有哪些？比例如何？迨至1990年代教育自由化的改革启动后，这类意识形态类的研究还是不少，其研究动机则转为“批判”与“启蒙”：揭露台湾主流团体在教科书中潜藏的意识形态有哪些（如：男尊女卑、汉族中心），期藉此批判其中的不平等，进而启蒙民众。其间的研究动机从早期的“敌情了解”，到中期的“自我了解”，再到近期的“批判主流团体”。此一过程可谓是从“求真”（敌我了解）到“求善”（启蒙民众、改革现状）的过程。

4. 国际研究与比较研究渐增，比较对象则有变化

近半世纪台湾教科书研究之国际化情况亦有变化（见表7），近年来有大增趋势。1956～1998年间的国际研究篇数不多，除1篇德国研究外，其他全集中于亚洲国家（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迨至1999年起篇数明显大增，且探究对象亦增添欧、美、澳等国（美、英、法、芬、意、澳）。近来全世界对北欧国家的兴趣日增，因其在各项国际评比（如：PISA，PIRLS，TIMSS）之表现优异，台湾出现7篇研究芬兰教科书的论文。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教科书也是台湾研究生选题重点。尤其自1990年代起中国内地教科书的研究者大增，并与中国台湾做比较，此与1987年起台湾开放至内地探亲、开放两岸文教交流之政治环境改变有关；另一微妙转变是1989年以前研究中国内地教科书的论文只有2篇，且均由政治类研究所的学生完成{28}，1994年之后研究中国内地教科书的论文则转为主要由教育类研究生完成，且数量日增，1994年至2010年已达56篇。而对香港教科书的探究也有日增趋势，近五年即有13篇这类论文。对新加坡的研究近五年亦9篇，这应系出于同为中华文化影响地区，教科书内涵与相关制度均甚有比较与参考价值所致。

整体来看，台湾教科书研究的国际化渐增，研究之国度亦有更迭，早期亚洲国家是主要对象，后逐渐扩及欧、美、澳；近年则对芬兰之兴趣增加。而近30年来对大陆教科书的研究亦激增，研究者则由政治类学生转换为教育类学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始终是台湾研究者有兴趣之对象。

5. 论文主题由宽泛到细致，由传统到新兴

若细究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的主题，近年探究的细致度渐增，例如与“衔接性”相关之论文增加――此系探讨“课程纲要”、“能力指标”及“教科书内容”之间的衔接性或符合度，可能探究课内与课间、册内与册间、学习领域内与领域间、科目内与科目间、年段内与年段间、学制阶段内与阶段间。这些面向的探究是教科书编制时较为细致之问题，早期较少这类的论文出现。

此外因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新兴议题，近年来亦受教科书研究者所关注，包括人权教育、海洋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环境教育、世界观教育、经济教育、防灾教育等，这些均系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或民间团体大声呼吁宜纳入教学之主题，对增进社会福祉有其重要性。然另有些与个人成长有关的主题亦逐渐为教科书研究者所重视，如：负面情绪调节策略、亲情、亲子角色、自我观、家庭概念、利社会行为等。甚至也有教科书研究者探究后现代现象、同性恋、计算机病毒、绿建筑概念、节能减碳概念、永续发展概念等这类既新颖又重要的议题。

七、研究方法

1. 初期只做概略的内容探究，惟兼采多种方法

1984年以前的教科书研究不多，只有9篇（见表3）。与后来研究相较，这些论文用的教科书分析方式较为松散，不像1984年以后涌现的量化内容分析研究那样――有清晰的分析范围、分析单位、分析架构、类目表、记次方式，甚至计算出多种信度数据。然而最早期的研究常兼采多种研究法，除分析教科书外，有些亦辅以问卷调查、实验/准实验、历史文件分析等方法。

2. 中期多单采量化内容分析法，小题细做

1984年起教育学门的量化内容分析论文明显增加，所做分析较诸过去严谨，进行更有系统的探究，得到明确的量化数据，亦即采用“古典内容分析法”。这阶段的研究有不少仅仅采此“古典内容分析法”，未辅以其他资料搜集的方法，与之前相较，这类论文可谓小题细做。

3. 近期出现批判论述分析等文本分析法

长久以来台湾教科书内容研究主要采用古典内容分析法，近年则逐渐出现其他文本分析法。表8显示：1999年出现首篇采“论述分析”{29}的论文，迄2010年有6篇论文采用此方法。2005年出现首篇采“论辩分析法”的论文，迄2010年有2篇这类论文。2006出现首篇“故事分析”{30}的论文，迄2010年有6篇这类论文。

八、结 论

1. 教科书研究所处的教改背景

台湾1990年代后期教科书研究蓬勃发展，与教科书松绑政策有关。这一波教育改革的特征有四：1）政治自由化在前，教育自由化在后，教科书编审选用的自由度大增；2）改革推动力量来自教育界内外、学界与民间，此波教育改革虽受惠于政治大环境，但直接推动的力量来自于各方，如台湾地区行政主管机关教改会、教育主管部门本身、台湾师大、民间团体等，共同推动着这波教育改革，也包括新设立的教科书相关研究所、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学术奖项、研讨会/工作坊/论坛等；3）课程改革是这波教育改革的核心，教科书编审选用受到关注，这波教育改革的面向是全方位的，其中以课程改革的影响层面最广最深，除教科书的编审选用外，无论教学方法、学习方法、评量方式、教师同侪关系、师生关系、学校文化、亲师关系、学校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等，都因课改革而有了新面貌，过去教师并未明显感受到课程知能之重要，曾参与教科书研发的教师更属凤毛麟角，今天教科书之编、审、选、用已与每位教师发生关联，普遍地受到关注；4）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更换频繁，不利改革成效，教科书的许多争议成为研究焦点。台湾解严27年，13人曾任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此现象在“九年一贯课程”的关键期更为明显，1997年4月开始研议新课程，至2003年1月颁布“九年一贯课程”正纲，5年多的课程发展，历经5位负责人。此人事更迭快速，致使施政理念难以贯彻；且某些决策上路过急，欠缺周全配套。如新课程实施未采逐年方式而采分阶段方式、教科书编纂多组同时并进、改准教科书分批送审等，这些后来受到批评的措施，均与负责人更迭频繁，改革上路过急等时间因素有关。而教科书的各项新措施，以及仓促上路出现的困难与疑问，自然受到研究者的关心，将教科书相关议题列为论文题目，来进行研究，以期释疑解惑，找出因应之道。

2. 整体变化与影响因素

本文将台湾55年来教科书研究分为六期，即沉寂期（1956～1970）、酝酿期（1971～1983）、育种期（1984～1993）、萌芽期（1994～1998）、茁壮期（1999～2004）、深耕期（2005～2010）。第一期（1956～1970）每年挂零，第五、六期（1999～2010）则海量涌现，仅2010年一年即达194篇。自1984年起台湾教科书研究可谓迈入专业化阶段，因为与过去相较，这类论文所采方法更严谨、有系统――清晰说明研究范围、分析对象、分析单位、分析架构与类目，及计次方式、信度计算公式，并进行信度考验，以期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而论文激增缘于教科书自由化政策、研究法引介与学界新力量。半世纪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在数量上的大幅变化，留下了政策发展的轨迹与学术发展的印记。

3. 学习领域的研究概况与趋势

论文数量依序是社会（23.1%）、语文（17.3%）、英语文（10.7%）、数学（8.5%）、艺文（6.1%）、生活科技（5.3%）。1999年起乡土教育之论文日增，反映台湾主体意识觉醒。研究少于5%者依序是自然、生活、综合活动、成人基础教育、特殊教育，未来对此类领域可多做耕耘，尤其是自然领域。

4. 学制阶段的研究概况与趋势

小学类最多（54.8%），次为中学（26.4%），高中（12.2%），高职只有1.8%。幼儿园、师专、大学、成人基础教育（补校）、特殊教育等，均低于1%。而近十年来小学类研究快速增加，此与小学教师进修硕士者大增有关系。此研究趋势显示台湾教育重心之延伸方向：由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由一般教育到技职教育，由青少年教育到成人教育；亦反映台湾社会日趋富裕与成熟，关注的焦点由大众教育延伸至小众教育，由主流群体的教育到弱势者教育。当然日后对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仍待戮力耕耘。

5. 研究主题的概况与趋势

早期对教科书的内容探析多，教科书过程研究少，自1990年代中后期教科书开放政策后，过程研究类大增――细究教科书的政策、市场、编辑、审查、选择、使用、评鉴等问题。而教科书的潜在内涵与显著内容同受重视；意识形态始终受关注，55年来共有116篇（9.2%），研究动机从早期的“敌情了解”，至中期的“自我了解”，再到近期的“批判主流团体”。研究者则由早期政治类学生转换为教育类学生。此过程系由“求真”（敌我了解），到“求善”（启蒙民众、改革现状）――此趋势显示台湾教育学门研究旨趣的逐步解放，此现象饶富意涵。

半世纪来国际研究渐增，研究国度则有变化，早期主要研究亚洲国家，后扩及欧、美、澳；近年则对北欧的芬兰兴趣大增。1987年起对中国内地采开放政策后，探究内地教科书的论文明显增加，至2010年达58篇。而日本始终是台湾有兴趣之研究对象。

若更细究论文主题，则可发现探究主题由宽泛到细致，由传统到新兴。探究的细致度渐增，例如与“衔接性”论文增加――探讨“课程纲要”、“能力指标”及“教科书内容”之间的衔接性或符合度，可能探究课内、课间；册内、册间；领域内、领域间；科目内、科目间；年段内、年段间；学制阶段内、阶段间――这些教科书编制时较为细致之问题，早期几乎均未触及。

此外因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新兴议题，近年来亦受关注，如人权教育、海洋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环境教育、世界观教育、经济教育、防灾教育等，这些主题对增进社会福祉有其重要性。另与个人成长有关之主题亦渐受重视，如负面情绪调节策略、亲情、亲子角色、自我观、家庭概念、利社会行为等。甚至如后现代现象、同性恋、计算机病毒、绿建筑概念、节能减碳概念、永续发展概念等――这类既新颖又重要的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这些研究主题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轨迹，其中可能包括思潮轨迹、社会轨迹、政策轨迹、学制轨迹，这些都是日后可继续梳理探究的架构。

6. 研究方法的概况与趋势

初期多做概略的内容探究，惟兼采多种方法，如问卷、实验等。中期多单采量化内容分析法，小题细做，有清晰的分析范围、分析单位、分析架构、类目表、记次方式、多种信度数据，严谨度较高。近期出现批判论述分析、故事分析、论辩分析等文本分析法。

就教科书内容所采研究方法言，过去主采古典量化内容分析法，今后可超越此法，试着采用论述分析、故事分析、论述分析。比较这四种方法显示（张芬芬，2014），古典内容分析法倾向点与线的描述，难及于面的解释；在知识论方面古典内容分析法属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写实主义（realism），其他三方法倾向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论述分析尤其强调社会脉络之分析，可触及面的议题；而论述分析所融入的批判精神，使得教科书研究除了“求真”目的外，亦带有“求善”的理想，以期揭露潜藏于教科书中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此可依研究旨趣与研究问题之性质来做选择。

揆诸过去台湾的教科书研究，已累积丰硕数量，然而绝大多数教科书研究均以大部分篇幅去说明分析所得的数字或课文字句，或仅能复述访谈、问卷之所得，对于诠释所需的理论基石，研究者是相对薄弱的；更遑论由分析所得去建构教科书理论了。展望未来，教科书研究者宜强化理论涵养，尤其是教科书政治学的理论涵养，以期深化对分析所得意涵之诠释，进而裨益教科书理论的建立。哪些理论有助于增益教科书实证研究的价值呢？Crawford （2003）认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政策社会学（policy sociology）、社会行动政治学（politics of the social movement）都是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值得你我持续灌溉深耕。

注 释：

{1} 本文系以下列两文为基础，增添研究资料与文献后扩写而成。（1）张芬芬.初探台湾教科书研究趋势（1956-2010）[C]//田正平，程斯辉.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99-318.（2）张芬芬.半世纪台湾教科书研究之概况与趋势（1956-2010）[J].教育研究月刊，2012，（217）：5-24.

{2} 小学语文第5册第17课《爸爸捕鱼去》，系“国立编译馆”依民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3} 小学语文第10册第22-23课《武训兴学》，系“国立编译馆”依民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4} 小学语文第6册第15课《滑翔机》，系“国立编译馆”依民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5} 小学语文第7册第12课《月儿弯弯》，系“国立编译馆”依据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6} 在台湾，“四年级生”是指1951～1960出生的人。

{7} 精粹主义者主张教科书应承载文化精髓，这是对教科书应然面的主张。中国内地学者吴小鸥（2014）从实然面去探究百年来的中国教科书，发现教科书最主要的属性，乃是“按一定目的，以文化信息为基本载体，有意识地确立文化标准的文本”；换言之，吴小鸥由文化角度，看出百年来中国教科书所发挥的文化功能，并由此提出“教科书”的一种定义。

{8} 该信息库收录的第一篇教育类的硕士论文，是1956年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高明敏的《工业职业教育课程之研究》，故本文探究起点定为1956年。因为台湾第一个教育研究所是政治大学于1955年设立，台湾于1956年出现第一本教育类的硕士论文应该算是合理的。而本研究以1956年为研究起点，也应属合理。

{9} 本研究以2010年之论文为研究终点，而非以2011年为终点，系因笔者进行这批论文的统计分析之最后时间，是在2012年3月上旬，当时“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中2011年的博硕士论文仅有18篇，一定是不完整的。有相当高比例的2011年毕业论文尚陆续建档中，尚未纳入资料网，故本研究无法以2011年为研究终点。

{10} “博硕士论信息网”对早期论文之搜藏是不完整的，因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于1955年成立，但搜寻该资料网，却显示1956～1961年之间的论文无一篇属台湾师大教育所，此与实际有相当差距。故可推知该资料网对早期论文之搜集是有所缺漏的。笔者判断该数据库有所漏失，另一判断来自“教育统计”（1994），该统计显示：1951～1956年之间台湾的大学院校，完成的硕士论文有35篇（其中1955年就有28篇，1951～1954年合计只有7篇），然而该资料网查不到这35篇硕士论文――虽然它们并非教育类研究。

{11} 本研究整理之论文仅限于博硕士论文，未包括期刊论文与“国科会”（2014年3月3日起升格为“科技部”）论文。因本研究欲回顾台湾较长时间的教科书研究概况，而只有“台湾图书馆”将1956年迄今的博硕士论文，做了较完整搜集。对过去半世纪余的期刊论文与“国科会”论文，国内则尚未建立如此长期之完整数据库。若要完整搜罗，需费时较多，且因有些博硕士论文与“国科会”/“科技部”论文已改写成为期刊论文，势需仔细比对删除其重复者，故这部份有待日后运用更多时间继续耕耘。

{12} 本文分析的论文与蓝顺德（2006）有所重叠（1984～2003年）本文亦大致采蓝的分类架构，惟经细究后有少部分论文之归类并不相同，故统计数值与蓝的计算有些微出入。

{13} 蓝顺德（2006）称此类为“教科书内容分析研究”，本文为避免与一般所称之“内容分析法”此特定分析法混淆，故改称为“内容探析”研究类。

{14} “教育自由化”一词引自前“教育部长”郭为藩（1995）（任期为1993年8月到1996年6月）。

{15} “古典内容分析法”（classical context analysis）是文本分析法中唯一在经验主义（empiricism）社会科学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法，是一种系统化的分析法，系依照定义好的分析类目，对文本内容做有系统的分析、归类、进行数量之统计，进而由量化数据说明该文本的特征与意涵（Bauer & Gaskell，2000）。

{16} 包括余兴全：1984年《中学环境教材及学生环境知识与态度之研究》；杨丽芬：1984年《中学消费者教育课程内容研究》；余霖：1985年《影响中国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因素》；蓝顺德：1985年《我国小学公民教育内涵分析》；李景美：1985年《台北市中学二年级学生防火安全知识、态度调查暨火灾流行现况、教科书教材内容分析之研究》。

{17} “社会”包括：社会、历史、地理、道德、公民与道德、公民与社会、三民主义等科目/学科。

{18} “语文”包括：国语、国文、国语文、华文、汉语等。

{19} “英语文”包括：英文、英语。

{20} “艺文”包括：艺术与人文、艺术、音乐、美术、美劳、表演艺术等。

{21} “生活科技”包括：工艺、家政、烹饪、与生活科技等。

{22} “自然”包括：自然、地球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

{23} “无”：是指不专门针对某阶段来研究，而是与所有学习阶段均有关。例如：教科书政策、市场、编辑、审查等类，其中有部分论文探究的议题即是跨所有学习阶段的。

{24} “加权后篇数”：指该类别的原始篇数，加上与该类别相关的跨学习阶段类之篇数。

{25} 师资的统计资料，参见教育主管部门网页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detail.xls.

{26} 张增田（2014）介绍了两种课程内容观：过去的课程内容是“蓝本观”，后现代则走向“文本观”。这也是认为教材里隐含/预设着“教学设计”，而“蓝本观”与“文本观”是两个不错的分析类目，可用来分析教科书中实际潜藏的教学设计。

{27} 最早一批台湾教科书中政治意识形态的硕士论文，包括：余霖1985年《影响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因素》；谢清德1987年《我国儿童政治社会化之研究――有关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李丽卿1988年《中学国文教科书之政治社会化内容分析》；刘定霖1989年《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学“公民与道德”教材之分析》等。

{28} 这两篇硕士论文是：1979年盘治郎的《中共对儿童政治社会化之研究》，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87年高英根的《中国大陆中小学政治社会化之研究――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

{29} “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探究的对象是论述，论述是一个以上的句子、带有论理讨论性质的文本。准此，教科书中带有论理成分的文本，均适合由论述分析角度进行探究。受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影响，论述分析研究近年来日益强调批判与解构等企图（Bauer & Gaskell，2000；张芬芬，2014）。刘丽群（2014）将discourse analysis译为“话语分析”，相对立的概念是“语言分析”（language analysis）。

{30} “故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探究的对象是故事，故事是有头、有腹、有尾等情节发展的一种文体。教科书中可被视为故事的文本至少有：历史事件、记叙文，当然还有教科书中通常也会收录的童话故事、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小说等。故事分析的架构可从故事的元素切入，也可能从故事的功能、说故事者的想法或手法去做分析，或采Greimas（1966）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架构（Bauer & Gaskell，2000；张芬芬，2014）。

{31} 此表主要参考来源如下：蓝顺德（2006）、苏永明与方永泉主编（2008），以及笔者从网路上的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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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芬芬.如何分析教科书：四种文本分析法及其比较[C]//石 鸥，张增田.教科书评论・2013.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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