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篇

“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2篇

这本来是两个太阳能大国――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怄气”之争，却来了个第三者印度插足，外媒更称，印度的搅局让中国的压力更大。

中美之间的这场较量，或许能成为全球光电产业的精彩时刻，因为经济实惠型的太阳能电池可能应运而生。然而，如果贸易壁垒难以跨越，贸易战持续，也可能成为太阳能发电工业的灾难。

中美为太阳能“开战”

历经二十多年的全球竞争与合作，许多太阳能市场已经趋于“GP（grid parity）目标”，即太阳能发电成本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GP一直被业内人士视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圣杯”，这个数值标准，不仅取决于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安装和服务的寿命，也取决于发电环境的地理位置，比如，在风和日丽的凤凰城实现GP的目标，要比在阴雨绵绵的西雅图容易得多。

就目前的情况看，太阳能发电技术已日臻成熟，可以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甚至有希望解决能源与环境危机。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合作、互利互惠以及市场趋于成熟的关键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做法有可能抑制太阳能发电工业的发展。

就在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就中国太阳能电池与模块的生产销售，强行颁布了贸易关税政策，以对付中方生产商由于受到政府的补贴，以绝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太阳能发电设备。毋庸置疑，某些中国公司也会请求中国政府颁发强行限制美国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关税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公司也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贴。由于受到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制造和消费国的政府影响，经济实惠又富有竞争力的太阳能产品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仰赖政治之鼻息。

太阳能电池工业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而关系到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公司的竞争与合作。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如果交易的壁垒控制在美国、中国或者德国等少数国家手里，那么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全球太阳能发电产业的涨 价。长远看来，在某些重要的关口，则必然导致政府对该产业的支持，因为短期的效益不能得到及时的回报。

太阳能贸易之战似乎一触即发，是否会终结多年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良好发展势头也未可知。

“世界太阳能公司”对征收关税持赞成意见，公司主管戈尔登・布里塞声称，“太阳能发电技术发明于此，我们也想将这种技术保守起来。”不过，这样的言论未免极端。正如太阳普照大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历程乃至太阳能工业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这也应该是未来的走向。

太阳能的全球竞争

光伏效应最早由法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埃德蒙・贝库勒发现于1839年。之后，很多科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光伏发电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49年，美国人查尔斯・弗里茨发明了第一块太阳能电池；1887年，德国科学家海因里奇・鲁道夫・赫兹首先发现了“光电效应”；爱因斯坦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并凭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上世纪末各个国家对太空优先权的竞争，促使光伏发电技术突飞猛进，造就了高效率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苏联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射的地球卫星，就是由太阳能电池驱动的。

那之后不久，全球范围内的太阳能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设计出专门适合太阳能电池要求的电池模式，从而探寻光伏发电的理论极限。比如1985年，来自美国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的研究小组，通过电池模型的改造，发明了第一块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高达20%，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记录。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又了效率达22%的太阳能电池板。另一个重大的进展发生在1994年，同样是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将能量的转换效率提高到了24%，直到今天，保持着25%的世界最高水平。

但实验室成果未必能普及于世。太阳能技术需要商业化、全球化。

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首次将太阳能发电技术市场化，当时的太阳能电池效率大概是6%左右，而产生每瓦特的电，所需要消耗的资金大概是250美元。十年之后，日本夏普公司制造出了第一块陆地上可以使用的太阳能电池。

日本在太阳能的发展中是个“背运”的角色，它是最早开发太阳能电池板模块的国家，然后才是欧洲的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美国和中国两大巨头，一个是技术巨擘，一个是后起之秀。可是这场贸易战，却不关日本的事，因为去年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影响巨大；另外，在日本的小岛国发展这项新能源技术，前景也不乐观。

话说回来，自从日本夏普公司的开创性工作以后，太阳能电池的全球性竞争持续了多年，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电池能效、缩减成本。

“太阳能公司”（SunPower）位于美国，是第一家成功将斯坦福大学研发出的背面点接触电池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微晶体硅模型电池的商业化过程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尚德电力控股公司”（SunTech）是一家中国的公司，是第一家成功将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的光伏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在混合晶体硅模型电池的研发、和提高电池效率方面贡献颇多。

现在的太阳能电池生产每瓦特电能的成本是1美元。非要概括到底是哪个公司或团体对这项技术的贡献更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重叠性不低。很多德国的制造商，对高精密的电池晶圆、电池以及模块进行了革新。而一些美国公司则在硅材料的低成本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硅是光伏电池的核心原料，目前的生产成本每公斤不足40美元。而中国的公司，则在劳动力方面颇有建树，使得组装高质量的太阳能电池及模块时，人力成本极低。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公司或者国家，在太阳光伏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协作。30多年来，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在降低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3篇

今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了“轮胎特保案”，引发中美贸易的信任危机。对于中方来讲，打赢中美贸易战，确保中国企业经济利益。就要利用好国际法武器，在合理、合法的程序下伸张正义。

一、“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根据两项协定中的相关条款，自中国加入wto之日起的12年内，wto成员可以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的特别保障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事实上，美国、欧盟等wto其他成员方都更倾向于对这些概念所涉及的一大片灰色地带自由地加以解释。最后，针对不合理的保障措施的补救手段充分，而针对特别保障措施的补救手段受限，根据《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如果中国认为美国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不合理，可以在经过一定程序后，及时中止实施在该项下中国对美国的实质相当的减让或其他义务；而在特别保障措施约束下。如果中国要采取同样的补救手段，须待到(如果进口产品相对增加)特别保障措施实施2年后，或者待到(如果进口产品绝对增加)特别保障措施实施3年后。

二、“轮胎特保案”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与以往贸易保护争端的涉案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区别，在本次案例中，轮胎作为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成为新一轮受害者。这说明，继劳动密集型产品之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将成为未来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产品，如果中国出口的其他中高端产品损害到当地产业的利益，美国同样会挥起贸易保护的大棒。历史上，美国就曾针对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打压过德国、日本等国家。而且从数据上看，2009年上半年中国产品遭贸易调查数量较2007年上半年几乎翻了一倍。因为贸易调查往往比出口限制措施早12个月至14个月。这预示着2010年将出现一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此为远虑。

再看近忧。“轮胎特保案”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整个中国轮胎产业。2008年，中国轮胎有40％出口，其中又有30％是出口到美国。美国对中国轮胎加征高额关税，意味着中国轮胎将失去美国市场，有10万人可能因此失业，损失约20亿美元出口额，直接造成12％的轮胎产能过剩。而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奥巴马的裁决鼓励了美国国内诸如钢铁、服装纺织品、鞋类等劳工组织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其他国家可以直接援引美国的这一制裁方案，对中国轮胎出口征收同等关税，从而使中国的轮胎失去世界市场。

首先，我们要对国际法有个全方位的认识。国际法是在为正义而进行的抗争中不断得以发展、完善的。如果我国手握正义而不去伸张，不符合大国的形象。况且，这项条款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本身就是集歧视与不公正于一身的不正常协议。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而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相关国家更真诚地合作，为了遏制如今全世界所警惕的贸易保护主义，倡导更自由、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我国理应采取相关措施。

其次，我们要基于条约法的解释规则对特保措施的有关条款严格加以解释，从而消除特保措施设计上的瑕疵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条约法中规定，wto各项协议是一个大的整体，在解释某个协议时，其他相关协议都是可供参照的“上下文”。无论是保障措施还是特别保障措施，都是针对公平贸易所采取的行动，它与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所针对的非公平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保障措施协定》与特别保障措施之间应为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如果在特别法没有详细规定时，应当适用普通法的规定。于是，如果我们严格解释特保措施的启动和实施程序，便可将其限制条件明确化。例如，可以通过要求启动特保措施的外国政府提供尽可能详实的相关说明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对采取特保措施的任意性予以限制。

再次，我们需要争取遭遇特保措施调查产品的进口商

和调查国消费者的支持，加强与立案国(地区)调查机关的磋商，尽最大限度将特保措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数量限制或提高关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限度控制在中国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历史上，中国就曾分别与欧盟、美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备忘录》(2005年6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2005年11月)，解决了纺织品特保措施问题。另外，我们有必要随时关注目标市场所在国政策、贸易法规和国内供求关系竞争及其当地产业的发展状况，积极争取进口国的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支持，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影响进口国调查机关(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决策机关的决定。比如，美国政府先后有4次在针对中国产品的特保调查中做出不采取措施的最终决定，而美国国内进口商反对采取特保措施的意见对促成此种最终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国际压力；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之争硝烟再起。2010年9月,美国国会秋季刚刚复会就提出了2009年初拟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亦称莱恩-莫菲法案);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连续发表讲话对人民币汇率施压。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了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将中美之间的这次争端推向了高潮。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货币汇率低估的国家征收关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颇有微词。中国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面临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压力职称论文。

中国的宏观决策者对汇率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并不陌生,但是此次面临的压力不同寻常。与之前几次相比,这次发达国家所处的国内经济环境更困难,政治压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选择空间更小。下文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强硬派和中间派观点,以及他们提出应对中国的策略;然后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八点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言论

(一)强硬派代表观点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硬派代表是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其主要观点和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系统方案包括:

1.人民币汇率被低估25%-40%。不仅是人民币,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货币也存在类似低估。该机构认为,只有人民币做出上述幅度调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才有望降低到3%-4%,这是解决全球失衡所需的调整。

2.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美国利益。人民币25%-40%的汇率的重估将减少1000亿美元-1500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增加60万-120万就业机会。

3.需采取多边和双边手段同时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不会屈服于中美之间的双边压力,但很可能在多边压力下做出调整。

4.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三步走战略:(1)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进入与中国的货币问题协商机制。(2)寻求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51%的多数达成要求中国迅速解决问题的特别提案;如果不能达成提案,美国需寻求执行董事会当中70%以上的多数一份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3)寻求其他国家支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解决小组,确定中国是否违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过交换行为破坏了协议的实质内容),并提出补救措施。

5.以上三步走战略的目的主要在于强化全球范围关注人民币汇率失调和中国缺乏更正行为的意愿。吸引更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印度这样受困于人民币汇率但是不愿直接挑战中国的国家加入到美国阵营。鉴于WTO和IMF难有实质性惩罚行动,美国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单边制裁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制裁的方法是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与汇率低估程度相当的进口关税。

克鲁格曼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并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新兴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强硬派代表,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1.要求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2.美国无惧中国抛售国债。美国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中国即便出售美国国债,也不会伤害美国。

3.对中国采取贸易战至少在短期内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

4.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自身也有利,可以帮助中国缓解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中国外部不平衡。

(二)中间派代表观点

美国本土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原因非常复杂,人民币汇率调整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并不足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Blanchard)曾撰文讨论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他的看法获得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中间派的代表性观点包括:

1.人民币汇率应该做出调整,增加波动幅度,这将对纠正全球失衡发挥作用,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意义,这对于中国自身利益也有利。

2.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人口年龄变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的政策不仅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包括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带来的低储蓄率。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不能归因于人民币。

3.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纠正不合理的政策,对中国而言,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落脚点不仅在于汇率政策,还在于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发展服务业、增加社会保障等。

4.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不利。

5.避免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总体上认为人民币应该做出调整,分歧在于人民币汇率对于解决各国当前问题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应该通过贸易战的方式逼迫中国调整汇率政策。

二、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相关建议

美国之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国外对人民币汇率压力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妥善应对,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进入更可持续、更和谐的增长阶段。

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有两个核心目标。其一,打消市场上的较大幅度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其目的在于维护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其二,实现资源在贸易品部门(出口、进口替代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和非贸易品部门(集中在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和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

我们认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一)尽快采取一次性升值后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调整模式

与保持当前事实上钉住美元汇率体制、钉住一揽子货币、小幅渐进升值等方案相比,这项方案的主要优点在于:1.向外部经济体表示了积极的合作意向,不仅在姿态上为中国争取了有利地位,也有利于避免发生贸易战;2.较其它方案能更好地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有助于降低发生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3.降低近期内的通货膨胀压力;4.实现了人民币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企业和居民的汇率风险意识,有助于推动相关金融市场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具体的一次性升值幅度,可选择5%-10%。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便是10%的一次性升值,对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也只有3.3%。

这项措施的缺陷在于:1.会对部分低附加值出口企业和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些都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在当前经济活力较高和民工短缺情况下调整成本较低。2.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汇率制度安排。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根本上讲还是固定汇率制度,不能自动发挥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调节资源配置的价格杠杆功能,也不能彻底消除单边的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预期。但是这不失为近期的权宜之计,是进入更富有灵活性汇率制度的过渡安排。

(二)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如出现资产价格短期内的过快增长需采取果断措施

至少从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的经验来看,当汇率升值压力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以后,带来的最大负面冲击并未体现于出口行业,而体现于以房地产、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人民币持续保持了单边升值趋势,期间出口增长和出口行业利润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以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行业为例,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这段人民币升值的样本期内,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总平均同比利润增速达到29.9%,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9%。这个期间内,对汇率变动比较敏感的一般贸易出口平均增速达到30.4%。

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中国的资产价格在总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快速的上涨和严重的股票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价值重估效应对于资产价格暴涨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鉴于历次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一旦未来面临由于升值预期引发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管理当局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降低出现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的概率。

(三)增强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的独立性

货币升值突出的负面影响在于升值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生产和投资的不确定性。通过赋予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决策上更大的独立性和更权威的发言权,有助于形成市场上明确的汇率变动规则和稳定的汇率变动预期,企业和居民可据此采取有效的汇率风险规避措施,有助于减少由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损失。

此外,汇率调整,会让部分企业减少数百亿的出口收入,也会让部分企业和居民减少数百亿的进口成本。这意味着汇率调整会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和复杂的资源配置调整。为了使汇率政策不至于成为保护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为了增加决策的合理性,应该由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且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货币当局独立决策管理。

(四)对低附加值和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减少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和自愿出口限制

我国为出口退税付出了巨大财政资源,但是所得有限。2009年全年的出口退税大约6700亿,据估计,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弹性较低,如此大规模的出口退税新增就业不超过70多万。巨大财政资源补贴带来较低的出口价格,把更多的福利让利给了国外消费者。

并不是所有出口都对中国有利,保护落后的出口是在阻碍产业升级。对于附加值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产品,通过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增加出口税或者资源出口限制,不仅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还有助于加速产业升级。

(五)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包括汇率政策改革在内的结构性转型势必会带来短期内结构性失业增加。为了顺利渡过转型期,可考虑设立“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帮助因结构转型带来失业人群的职业转换培训补贴和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可取自下面的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六)设立“临时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以能源和矿产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人民币价格下降,但也可能因为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会提升中国对此类商品的需求从而引发国际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期间,可通过建立能源和矿产进口附加税,保持人民币升值前后的国内人民币价格稳定,这样做既避免了市场预期中国对此类商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国际价格上涨,增加了财政资源收入,同时也不会对国内企业和居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定人民币升值10%,能源和矿产品美元价格不变,升值后的能源和矿产品人民币价格下降10%,国内企业和居民从中得利。但是,如果市场预期中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引发对能源和矿产品需求增加,国际市场上此类商品的美元价格会因此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人民币价格不会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上升。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引发能源和矿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可考虑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施加对此类进口商品的临时性进口附加税,具体税率以保持升值前后的此类商品人民币价格不变为目标进行设计。这项专类税收可专用于“结构转型”再就业补偿机制。

(七)禁止发达地区对出口企业采取用地、税收等政策优惠

通过这项措施有助于:1.建立各产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2.减少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3.减少地方财政负担;4.加速部分产业从发达地区向西部转移。

(八)加快在行政垄断色彩浓重的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发掘新的就业和投资机会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边际保护；加权福利；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5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18-08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并且出口额在2006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如果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2008年我国的贸易总额将会超过德国而位居第二位，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超过美国。然而，与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相比，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也是毫不逊色。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特保及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并成为全球贸易的焦点。这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最引人关注，原因之一是美国是我国的最大贸易国，也是最大顺差国，中美贸易直接关系我国对外贸易的生死存亡；原因之二在于美国也是我们的主要贸易摩擦国，理所应当的会受格外关注。然而，我们知道，要解决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首要的必须找到摩擦的原因，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国内外很多文献研究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国外方面，文献基本从保护主义的动机出发，指出贸易一方的贸易保护行为导致了摩擦的产生，这些文献大多从一般性角度研究问题，较少只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具体分析。如Sturm在他的论文“产品标准、贸易争端和保护主义”中指出，贸易进口国总是倾向于制订较高的标准，以保护国内产业，结果就是贸易争端不断[1]；Yoshimatsu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动因。他的结论是，保护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动机是贸易摩擦的原因，且摩擦的程度与两国间产业相互关联程度相关[2]；Bown就GATT框架下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的事实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报复性心理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可以解释贸易争端的存在[3]；Irwin和Pavcnik分析了空中客车和波音两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文章在假定离散选择、差别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分析两家航空公司的竞争行为，同时估测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争端情形，发现两家企业对于政府的游说和寻租行为导致了贸易争端的产生和激化[4]；Baron的文献总结和归纳了企业行为对于贸易摩擦形成的影响，论文以柯达和富士胶卷的竞争为例，研究了企业的综合竞争策略（包括市场策略和非市场策略）与国际贸易争端的产生，作者指出，正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综合竞争策略向本国政府寻求保护的寻租行为导致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争端[5]。

国内方面，基本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归咎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石磊、寇宗来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不对称，从而贸易摩擦不断[6]；陈泰锋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7]；胡静寅指出经济民族主义是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8]。政治方面，李丽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引起了贸易摩擦[9]；查贵勇、高凡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性原因[10]。

以上的文献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犹如国外文献指出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总体来说也是美国的一种产业保护行为，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但让人费解的是，中美贸易基本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型贸易，我国出口美国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对于这样一种美国的夕阳产业，为什么还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如此重视，千方百计地去保护呢？保护落后肯定对于美国经济总体来说是不利的，同时这些夕阳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也不应该会有很大的政治游说力量，那么政府的保护又是源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问题。

二、中美贸易及摩擦现状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统计数据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一致的趋势是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快速增长，且中国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这也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繁不断的一个原因。

再看看美中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以服装、鞋帽、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在美国这样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是处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快地淘汰这些产业是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夕阳产品对美国出口，受到了越来越强的贸易摩擦阻碍，从贸易理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说，保护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事实却是中美贸易摩擦匪夷所思的喋喋不休。

表2是近年来美国向WTO提出的贸易争端申诉情况，表3是我国入世以来美国对我国发起特保措施的案例情况。另据WTO网站的贸易争端统计资料显示，从WTO成立以来至2007年4月底，美国作为申诉国共提出了88项争端案件，而作为应诉国共被提出97项案件；其中，中国向WTO提出的美国贸易争端案件1项（DS252），美国则提出关于中国的贸易争端案5件。这些中美贸易争端案件中，美国基本都是针对我国对其出口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出的，这无不显示了其贸易保护的动机。

2007年1―4月，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这些受调查的产品也基本都是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或者是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业处于全球分工链的底端，由我国来生产和供应对于世界总福利的提高是有益的，但美国还是会以贸易摩擦的形式进行保护。从2004―200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量以及针对中国的调查案件数来看，我国受调查的案件数几乎占到了总数的1/2。美国之所以没有把摩擦的矛头瞄准和其有同种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而却把摩擦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虽然说这可能有对我国贸易量大的缘故，但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具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倾向。

表52007年1―4月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以上的一些具体数据，给我们展示了中美之间贸易及摩擦的具体情形，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南北国家典型的不同产业层次间互补性贸易问什么还会遇到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如果说发展中国家采取保护措施，那是因为他们要实现本国产业结构提升或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但发达国家完全是没有必要来保护本国的夕阳产业的。为了解释该现象，以下将提出笔者的猜想和证明。

三、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摩擦的形成

实际上，现有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原因的文献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解释美国保护落后夕阳产业的原因。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我国出口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其原因肯定是该项措施能够增加美国的福利，至少是能够增加美国政府的福利，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政治性原因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考虑到夕阳产业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弱势群体，这就决定了很难让人想象他们会具有如此大的政治游说力量。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美国政府制定保护落后产业的政策措施，笔者以为这是加权福利和不同群体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化力量在起作用。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边际保护”（Marginal Protection）的概念。所谓边际保护，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对于现象的描述，也说明了其背后的原因。首先，边际保护可以理解成是对夕阳产业的保护，因为边际产业本身就是落后夕阳产业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际保护的概念是对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现象描述。其次，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说当我们持续消费同一件物品时，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量，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增加程度是递减的。按照这种原则，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个体收入的基本平均就会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的总福利，而收入的差距过于极化不利于总福利的提高。正是这样的原因，一国政府往往会更多地关注穷人和低层次劳动力的利益和收入状况，因为他们的“一元”能够产生比富人的“一元”大得多的总福利，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一元不等于一元”命题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元就是一元”命题，其认为对任何为单纯促进平等而对富人和穷人实行差别对待的制度的方案来说，都存在着另一个不采用差别性待遇的方案，它不会使任何人境况恶化，且能够实现相同程度的平等，还能够增加政府的税收从而使每个人的境况改善。该类命题的具体分析参见参考文献［19］。。由此，政府往往就会更多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美国夕阳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应该相对是低收入群体，对于他们的保护也就无可厚非，从而美国保护落后产业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边际保护的概念还有保护收入边际效用较高的群体所在的产业的含义，揭示了贸易摩擦的原因。

加权福利的概念也是起源于福利经济分析，它的起初构想应归功于Harberger，是指在经济政策中，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明确地将分配问题考虑在内，应用分配加权，从而使一元钱对富人的价值少于对穷人的价值[11]。加权福利的思想后来又被运用到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成为加权的社会福利贸易政策。该观点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对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计量，但由于每一元的得益或损失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一样，所以在计量中不同集团的权数就不同，有的较大有的较小。结果，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就导致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偏爱的集团倾斜。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政府政策的偏向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政策往往偏向低工资工人；有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政策常常有利于城市工人而不利于农村[12]。

至此，笔者的思路就已经非常的清晰，由于夕阳产业工人处于低收入层次，对于他们的保护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总体福利，所以政府的边际保护想法促使他们在进行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时，给予夕阳产业利益更大的权数，这样加权福利结果得到的政策就是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抑制他国的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笔者用图1来描述该贸易摩擦形成的过程。

四、模型分析

笔者的模型借鉴Brander和Spencer[13]以及Bagwell和Staiger[14]的方法，不同的是，由于分析的需要，笔者将舍弃三国模型，而建立两个国家，一种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同时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模型中引入边际保护参数。笔者假设两个国家为本国H和外国F，两国各有一个代表性厂商h和f，它们生产一种同质产品，两个代表性厂商是一种竞争关系（没有合作），其中厂商h在生产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它向F国出口，两个厂商在F国市场上竞争。由于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结构环境，两个代表厂商均不能控制该同质产品的世界价格。笔者以上所作的假设基本是根据我国向美国出口贸易的情形来确定的，这样推导的结果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一般地，笔者设定厂商h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Q(Ph)和∏(Ph)，这里Ph表示H国出口到F国的产品价格，同时也表示该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同理，设定厂商f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Q(Pf)和∏(Pf)，这里Pf表示F国国内该商品的价格。笔者再假设F国对于该产品的需求函数是D(Pf)，这里的Pf是F国国内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函数的基本定律，有D′(Pf)0和Q′(Ph)>0。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构下，应该有Ph = Pf，但笔者假设，F国出于保护本国边际产业，会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制定贸易壁垒τ，假定这是一个大国模型，则该贸易壁垒使H国出口价格下降，而使F国国内价格上升，也就是Pf = Ph+τ，这里τ≥0，如果τ=0，则表明F国没有设立贸易壁垒，也就是没有贸易摩擦。这样，在局部均衡框架下，令厂商h的产品全部是用来出口的，所以有以下的市场出清条件：

为了使分析更加易于理解和方便，笔者遵照Bagwell和Staiger模型的方法，引入一个具体化的函数例子，这样可以使笔者以下的均衡分析有一个具体的解析形式。该具体化的函数是从一般均衡结果推导出来的，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是Q=(L)1/2，这里L是劳动，再假设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且劳动工资为单位量1，这样厂商的最大化行为由以下规划确定：

再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C2/2)+N，这里C和N分别表示贸易商品的消费量和基准商品基准商品是指价格定为1，并作为一个基准的商品，其它商品价格以其为标准来确定的商品。这里的基准商品是指一国内非贸易商品，并将其价格设为1。（Numeraire Good）的消费量，这样，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形式为：

上式（5）中，笔者没有把两个企业f和h的比较优势状况区分开来，这样的假设下似乎两个企业是对称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笔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国国内贸易政策制定，而不用将分析集中于两个企业的收益多少，故而为了分析方便，假设了对称的企业，这不会影响分析结论。再由市场出清条件（1），可以进一步计算出：

要让贸易能够开展，必须满足P*f >P*h>0，所以0≤τ＜2/3。笔者再来分析政府对于福利的计算方法，假设F国政府在计算本国福利时，认为本国边际产业工人收入的边际效用高于其它产业，所以出于边际保护的目的，他们会采用加权福利计算法。受到Baldwin[15]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6]以及Bagwell和Staiger政治经济变量引入法的启示，笔者引入加权福利变量β，这样两个国家政府的福利函数分别为:

这里，笔者只取了一个加权福利参数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其大小表现了政府对于厂商收益的关注程度和边际保护动机的强弱。而由于边际保护的存在，政府的福利计算中肯定会给予厂商的福利更大的权数，也就是β≥1，当β=1时，表示政府没有给予该边际产业保护，而如果β>1,则边际保护存在。式（7）中，笔者认为F国的总福利包括三块，∏(Pf)是厂商的收益，∫1P*fD（P）dP是消费者剩余收益，而τQ（Ph）表示由于F国的贸易壁垒带来的政府转移收益如果该贸易壁垒是关税的形式，则该部分是政府的关税收入，如果是配额或者其他非关税壁垒形式，我们可以认为该收益是出口国妥协措施或者出口企业寻租行为给进口国带来的收益。。将以上（5）和（6）式中的具体函数代入（7）式，可以计算出以下结果：

以上笔者已经计算出了均衡状态下F国将选择的贸易壁垒强度，由上式，很显然，当β=-2时，F国将选择自由贸易，不再设立贸易壁垒，这个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比较厌恶该类产业的存在，或者说该产业是一种污染环境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业，抑或这种产业已经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政府会给予其-2的权数，政策选择就是引入完全竞争，让其走向破产。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β=1时，也就是政府没有边际保护的动机时，τ*=6/21，说明政府天然就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激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笔者的模型设计不够准确。但无论如何，显然根据（9）式有以下的结果：

这意味着，τ*随着β的增加而增加，随着β的降低而降低，即如果政府的边际保护动机越强，则实际的贸易壁垒强度越大，也就是贸易摩擦越剧烈。至此也就说明了，边际保护的动机引致加权的福利计算方法，又导致了贸易摩擦，或者是引致了贸易摩擦的加剧。（10）式中，笔者得出β

β>220>0>0或

1

实际上，笔者可以把（9）式中的结果变换为τ*=4822-β-2，这样可以很容易地画出β和τ*之间的函数图形，通过图形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同时，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一。

结论一：一国政府具有天然保护本国产业的动机，只要该产业不是具有负外部效应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利，政府就会采取保护措施；同时，边际保护和加权福利增强了政府的保护动机，边际保护程度越高，则实际制定的贸易壁垒越高，贸易摩擦也就愈剧烈；这就证明了，由于边际保护的目的，即使是对于一国的夕阳产业，保护和贸易摩擦也会发生。

第二，我们再分析效率均衡的结果。

效率均衡就是从整个世界福利最大化角度来看的最优均衡状态。显然，世界的总福利应该是F国的福利和H国的福利之和，这里的福利计算是没有权数的。所以，效率均衡是由以下规划确定的：

上的结果说明，在全世界福利最大化均衡状态下，应该让τ*=0，也即F国没有设定贸易壁垒，是一种自由贸易的状态。这也再次证明了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全世界总福利的提高的，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由于贸易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对称的收益，再加上边际保护等原因，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是现实世界的常态。由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能够得到结论二。

结论二：在实现全世界福利最大化的效率均衡状态下，可以推出τ*=0，即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均衡，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必然损失世界的总效用；但贸易政策是一国单边的决策过程，单边福利最大化的结果决定了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以上模型分析的结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边际保护和福利的加权计算法引起贸易摩擦以及加剧贸易摩擦程度的过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且中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属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和边际产业，但美国政府为了保护该产业从业人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和收入，从而产生了边际保护的想法，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

五、总结及启示

综上分析，笔者给出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解释，那就是边际保护动机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加权福利计算，又引起了对于边际产业的过度保护，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正是这样的原因，美国政府会令人费解地保护对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并不利的夕阳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当然，笔者并不排除由于贸易过度失衡导致美国政府不满，但同时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无论两国之间的贸易如何失衡，只要市场是充分发挥作用的，贸易对于两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这再次说明，也许边际保护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笔者提出的边际保护思想和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分析有着交叉的一致思路，那就是贸易摩擦是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了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产生了偏向。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分析认为是企业的政治游说活动影响了政府，笔者的边际保护思想则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那就是从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出发，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边际效用高的原因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给出边际产业更大的福利计算权数，而最终制订更高的保护贸易政策，贸易摩擦也就接踵而至。

找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对于我们制定应对策略就会有很好的启示。

第一，贸易摩擦是美国政府的边际保护行为，该行为不可能因为简单的外在影响而消逝，所以我们应该能够预测到，中美贸易摩擦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只要我国对美出口保持较高的价值，摩擦不可避免，所以我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必须做好长期贸易战。

第二，解决贸易摩擦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只有当美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我国，也就是相互依赖程度基本对称时，美国自然就会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后果而毫不吝惜地舍弃边际保护的目的。

第三，我国经济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提高质量和提升结构是下一步的主要任务，从此意义上来说，贸易摩擦也许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让我们不得不腾出一定的空间和精力来发展较高层次的产品生产，这也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所在。

第四，任何贸易摩擦不可能仅是一个原因和因素所引起和导致的，所以笔者的分析仅是给出一个方面的合理而有力的解释，不可能囊括所有，也不可能解释一切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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