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范文
时间：2023-11-15 01:56:54
白细胞介素篇1
【关键词】 哮喘;白细胞介素．5;白细胞介素．12
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患,由多种炎性细胞和炎性介质及细胞因子参与其过程,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细胞因子失衡在哮喘的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哮喘患者血清中IL．5和IL．12的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及分组 大鼠48只,雌雄各半,体质量(200±40)g,由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大鼠随机分为两组:正常对照组和支气管哮喘组(模型组),每组24只。
1．2 试剂 卵白蛋白(OVA)为Sigma公司产品,YY99801型雾化吸入器购自上海亿圣科技有限公司，大鼠．5．10检测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得生物工程公司。
1．3 动物模型的建立[1] 模型组动物腹腔注射OVA10 mgAL(OH)3~10 mg,生理盐水1 ml的悬液,第10天重复1次,对照组动物腹腔注射AL(OH)3~10 mg生理盐水1 ml,第14天开始连续5 d两组动物均以1%OVA雾化吸收发敏,每次20 min,观察临床症状。
1．4 细胞因子的检测 发敏5 d后,以大鼠尾静脉取血2 ml,离心分离血清,低温冰箱保存,用ELISA法分别检测IL．5和IL．12水平，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5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a=0．05。
2 结果
对照组的IL-5、IL．12的检测结果分别为(15．34±2．96)pg/ml,(79．32±5．99)pg/ml,模型组的分别为(39．15±11．10)pg/ml,(34．18±0．78)pg/ml。模型组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中IL-5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3 讨论
在哮喘气道炎症中,种种炎性调节/反应细胞的分化、成熟、激活及释放介质受到一系列因子的调控,包括细胞因子(CK),趋化因子、转录因子、黏附因子等,其中以CK最为重要。嗜酸性粒细胞(EOS)在气道炎症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EOS)颗粒相关蛋白如主要碱基蛋白等可以直接损害支气管上皮,引起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并可导致气道反应性增强,IL-5是Th2淋巴细胞产生的一种细胞因子,它可以增强EOS对血管内皮细胞的黏附能力并对EOS具有强烈的趋化作用;IL-5还可以促使EOS的最终分化,延长其存活时间[2]。许多研究表明IL-5由于对EOS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从而参与哮喘的发病过程。本实验表明模型组大鼠血浆中IL-5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IL．12是近年来发现的具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能下调多种炎症介质。考虑有以下机制：①调节体内辅助T淋巴细胞亚群(Th1/Th2)细胞免疫应答的平衡。 IL．12通过促进纯真型T细胞分化为Th1细胞;对特异性抗原进行应答过程,发挥协同刺激功能，诱导分化后的Th1细胞产生大量的IFN．r(r干扰素);促进IFN．r产生型的记忆Th1细胞的分化等作用而激发机体诱导IFN．r的产生,因而形成一个正反馈调节,加强Th1类细胞的应答反应,抑制Th2型的细胞免疫应答；②诱导细胞因子产生 IL．2与IL．2RB2结合通过JAK2(酪氨酸激酶)/STAT4(signal transducerand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protein4)途径增加IFN．r的产生[3]。IL．12还可以诱导多种细胞因子的产生,包括肿瘤坏死因子a(TNF．a)、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IL．2、IL．8、IL．10等。IL．12还通过IFN．r的作用抑制TGF2B(转化生长因子B)的产生。有报道认为,IL．12可抑制IL．4及IL．4诱导的IgE的产生[4]。由此可见,IL．12及其所诱导的细胞因子构成了复杂的网络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着机体细胞之间的相互平衡;③刺激活化CD3+T细胞(包括CD4+和CD8+)增殖 ，IL．12诱导T细胞最大增殖水平低于IL．2的刺激增殖作用,但刺激50%最大增殖所需细胞因子浓度远低于IL．2；④促进B细胞I生和Ig类型转化，IL．12对某些种类的I生具有抑制作用。在小鼠体内,IL．12可使与Th1型细胞免疫应答有关的IgG2a、IgG2b、IgG3的产生增加10~1000倍,而抑制与Th2型细胞免疫应答有关的抗体如IgG1,IL．12还能够强有力地抑制IgE的应答反应;⑤IL．12可抑制嗜酸粒细胞向气道内浸润，其机制一方面是通过直接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活性,另一方面是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上粘附分子的表达,从而阻滞嗜酸粒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⑥IL．12能够增强NK细胞及LAK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活性,并能加强特异性CTL(肿瘤特异性杀伤T淋巴细胞)的应答反应。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支气管高反应性,减少哮喘的发生，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在本实验中观察到模型组大鼠血清中IL．12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结合IL-5水平检测的结果,说明哮喘中细胞因子紊乱,其实质是Th0向Th1/Th2功能性极化失衡的结果[5．7]。本研究表明,IL-5、IL．12可能在哮喘的发病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对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及治疗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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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篇2
器官移植后，发生排斥反应是导致移植受者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在排斥反应发生时有许多细胞因子（Cytokine）参与这一复杂过程，其中某些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g）与移植排斥反应尤其密切相关，如IL-2，IL-4，IL-8，IL-10，IL-15等。本文就上述几种白介素的生物学特征及其与器官移植的关系作一简要综述。
1.白细胞介素-2（IL-2）
IL-2是机体免疫调节最重要的淋巴因子，由激活的TH1细胞产生。在目前的研究中，已发现肾移植排斥患者血浆IL-2值较非排斥患者明显升高。非排斥组血浆IL-2水平在最低检测限以下（＜0.01IU/ml），而排斥组71.4％的病人在临床诊断排斥开始前2～5天能检测出IL-2（＞0.1IU/ml），并且在移植术后其平均水平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即第1天0.27±0.03IU/ml，第2天0.75±0.08IU/ml，第3天0.52±0.06IU/ml，第4天0.68±0.07IU/ml）。可见移植术后检测血浆IL-2浓度，若明显升高则可预示即将发生的急性排反应应（AR）[1]。
2.白细胞介素-4（IL-4）
IL-4是由活化的TH2产生，是一个潜在刺激T淋巴细胞（TL）生长因子，它独立于IL-2，诱发TL增值，并且可调节IL-2R的表达。Kutukcuter n等[1]动态观察了16例肾移植术后受者血浆IL-4水平，发现无临床症状患者，不易检出其血浆IL-4，在术后第6、7、8天，出现临床排斥症状者平均IL-4浓度为146.8±83.2pg/ml，这表明在临床诊断排斥反应后才能检测到高水平的IL-4，因此血浆IL-4水平的检测常常不能提示移植排斥，但它可能对区别肾功能平稳与排斥有一定作用。
3.白细胞介素-6（IL-6）
IL-6是由多种类型的细胞产生的具有多种生物效应的细胞因子，是机体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中的重要一员。
目前已知，移植免疫排斥反应可人为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抗原识别提呈阶段、淋巴细胞激活阶段及免疫效应阶段。已有大量临床实验资料证实在移植物排斥反应中，患者机体有异常的IL-6水平或IL-6mRNA表达的升高。因而可以肯定IL-6参与了移植免疫排斥反应过程。IL-6不仅直接促进了T、B淋巴细胞的激活、增殖及分化，同时也促进了淋巴因子的分泌，使移植免疫排斥反应加剧[18]。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到，IL-6在体内的作用受到机体其它细胞因子的调节，如IL-2等使IL-6分泌增加，而IL-4可能降低IL-6的产生[18]，从而平衡着IL-6水平的稳定。当这种平衡失去稳定时，就会产生进一步的免疫损害或造成免疫抑制过及诱导免疫耐受的产生。
IL-6在肾移植排斥反应诊断及鉴别诊断中有更大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相继报道了血、尿IL-6的升高是监测移植肾AR的一个可靠的免疫学指标。Raasveld等[14]通过对内86例移植患者长达个4月的追踪观察，证实IL-6是诊断肾移植AR的敏感指标，其敏感性达84％，特异性达85％。
4.白细胞介素-8（IL-8）
IL-8是一种起源于单核细胞因子。它具有趋化性，是已发现的趋化因子中活性最强的一种。肾移植患者发生AR取决于受者反应TL和抗原递呈细胞（APCs）的协同激活。IL-8可趋化吸引人类TL，因而在肾移植排斥中有一定作用。但有研究表明，患者术后任一天的血浆IL-8值无显著差异，比较排斥组与非排斥组两组的血浆IL-8值，也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在预测及诊断肾移植排斥方面，测IL-8无可靠价值。
5.白细胞介素-（IL-10）
IL-10是一种免疫抑制因子，主要由TH2细胞分泌，对TH1细胞克隆产生的细胞因子起抑制作用。IL-10的主要效应是抑制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IL-1，IL-6和TNR-α、IL-10对TH1、TH2的抗原特异性增殖、细胞因子分泌都有下调作用[4]。
Geroge等[10]观察了两例因严重感染停用免疫抑制剂的肾移植受者，在停用免疫抑制剂的2～6个月内，他们的肾功能平稳，检测其血浆γ-IFN和IL-10水平发现比使用免疫抑制剂的肾功能平稳组高。其中一例患者在组织活检证实有排斥发生时，血清IL-10水平下降，γ-IFN持续升高，可见IL-10是一种免疫抑制因子，它中和了与排斥有关γ-IFN的作用，对移植受体有保护作用。
6.白细胞介素-15（IL-15）
IL-15是Grabstcein等最近发现的一种刺激TL增殖的细胞因子，能刺激TL、TB增殖分化，具有类似IL-2的生物学活性。
Pavlakis M等[9]最近发现肾移植术后，临床症状揭示有排斥反应时，不能用常规方法检测肾移植物内IL-2。然而随着排斥进程，移植物内IL-15转录增加[9]。他们用PCR技术从45例活检标本中检出3例有IL-2mRNA，而在所有活检标本中均检测到有IL-15转录。与未发生排斥反应的肾移植相比，发生了排斥反应的标本IL-15显著升高。可见IL-15转录水平与排斥反应相关，并且可能在TL调节的斥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控制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的TH是依靠其两亚群TH1和TH2决定。TH1产生IL-2、IL-12及INF等，TH2产生IL-4、IL-10等。这两亚群相互调节各自细胞因子的分泌活动。一般说来，TH1细胞因子与器官急性排斥反应相关，TH2细胞因子可能在迟发性排斥反应及移植耐受中起作用。而移植受体长期存活需TH1应答与TH2应答的平衡[10]。
综上所述，白介素类细胞因子在器官移植排斥中起重要作用。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与排斥应呈正相关，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在心脏移植中血清细胞因子水平与组织排斥反应或感染系统稳定关系[11]。在移植排斥反应发生或有症状时，细胞因子并未发生变化，而在细胞因子发生变化时，又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其原因可能与移植器官不同，诊断排斥反应的标准不同，标本例数少等有关[11]。总的说来，在肾或肝移植术后，都具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白介素与排斥有关，检测这些白介素在肾移植排斥及应的诊断及治疗评价方面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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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篇3
[关键词] IL-8；肿瘤；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R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9（b）-0033-06
[Abstract] Interleukin-8 （IL-8） is a cytokine which has an abundant source of cells. And it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XC subfamily of chemokines. Initi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IL-8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cell growth， cell differentiation， inflammation， immune response， the body's defense and repairing damage process. The latest study finds that IL-8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not only reviews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L-8 in serum， but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IL-8 and tumor susceptibility， blood vessel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mor and the drug resistance from a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L-8 has 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occurrence，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chemotherapy of tumor. Therefore， the intensive study in IL-8 is expected to bring new breakthroughs for the chemotherapy of tumor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argeted treatment of tumor.
[Key words] Interleukin-8； Tumor； Research progress
白细胞介素是一类分子结构和生物学功能已基本明确，并具备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按照其发现顺序给予序号，目前已经命名38种（IL-1～IL-38）。IL-8属于其中一组小的分泌型炎症性细胞因子。根据靠近氨基端的半胱氨酸残基的个数以及排列顺序将其分为四种亚家族：①CXC亚家族：氨基端2个半胱氨酸（C）被1个氨基酸残基隔开（半胱氨酸-1个其他任意氨基酸-半胱氨酸）；②C亚家族：近氨基端只有1个半胱氨酸（C），该分子只有1个分子内二硫键；③CC亚家族：近氨基端有2个半胱氨酸（C）相邻；④CX3C亚家族：氨基端2个半胱氨酸（C）被3个氨基酸残基隔开（半胱氨酸-3个任意其他氨基酸-半胱氨酸），羧基端跨细胞膜。IL-8对特定白细胞具有趋化作用，是典型的CXC亚家族的趋化因子，命名为CXCL8，可受植物血凝素（PHA）、脂多糖（LPS）、细菌病毒产物、TNF-α、白介素等的刺激而产生。除趋化和活化免疫细胞外，在血细胞发育、血管生成等生理过程，机体致病微生物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移植免疫、非特异性炎症以及与中性粒细胞积聚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等病理过程中亦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IL-8除呈诱导型表达外，在多种癌细胞系中，亦可呈组成型表达，参与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转移等。本文聚焦IL-8与肿瘤研究进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述。
1 IL-8的组成
IL-8是Yoshimur等[1]于1987年发现的第一个具有趋化功能的细胞因子，基因位于4号染色体q13～21部位，全长3211 bp，含3个内含子和4个外显子，5′端存在典型的“CAT”和“TATA”盒、NF-κB、AP-1结合序列以及糖皮质反应元件（GRE）等结构。它是一种分子量很小的糖蛋白（M=8.359 kD），前体由99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根据特异性蛋白酶水解N端部位的差异，形成6种不同的成熟IL-8分子，分别包含69、70、71、72、77和79个氨基酸，其中以72个氨基酸为主的成熟IL-8分子最为多见，且不同形式成熟IL-8分子的生物学活性不同。其细胞来源比较广泛，很多免疫类细胞和非免疫系统的细胞都能合成，如单核细胞、内皮细胞、树突状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成纤维细胞、间皮细胞及多种肿瘤细胞等。
2 IL-8的血清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趋化因子IL-8的表达可分为组成型和诱导型。研究发现，IL-8的组成型表达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邢浩采用悬浮芯片系统检测结直肠癌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血清中IL-8水平，结果显示经手术治疗后，IL-8的表达水平有所降低，但仍较健康对照组高，术前、术后、正常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低分化组相比高中分化组IL-8表达水平高，淋巴转移组相比无淋巴转移组IL-8表达水平高。罗守军等[2]从临床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以及治疗前后宫颈癌患者血清IL-8的表达水平探讨其临床意义，结果发现宫颈癌Ⅲ期 + Ⅳ期、低分化、有转移、未治疗组血清IL-8浓度明显比Ⅰ期 + Ⅱ 期、高分化、无转移、治疗组浓度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马钟铃等[3]关于非小细胞肺癌、张毅等[4]关于甲状腺癌、卓木改等[5]关于鼻咽癌与IL-8表达的研究结果与此类似。姜波[6]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和聚合酶链反应分别进行受试多组人员血清IL-8表达的测定以及宫颈癌组高危型人瘤病毒（HR-HPV）感染情况的检测，实验结果表明IL-8在不同临床分期受试者中表达具有差异性，宫颈癌组、CIN组和对照组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PV感染的宫颈癌患者较未感染者IL-8表达水平高，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MARIA BALASOIU等[7]检测68例年龄在55～70岁之间住院患者血清和肿瘤上清中IL-8的表达，结果显示大肠癌患者血清和肿瘤上清液中IL-8的表达显著增加，并且IL-8的表达随TNM临床分期的增高而增多。Ning等[8]实验发现晚期结肠癌患者血清IL-8表达水平较健康对照高10倍，IL-8高表达不仅与肿瘤临床分期相关联[9]，而且与化疗初不良反应、肠壁浸润及肝脏转移亦相关联[10]。除此之外，尹福根[11]发现IL-8的表达与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SCT扫描的不同影像学表现存在一定关联，对于患者肺部感染情况、肿瘤侵袭转移的SCT检查具有间接提示作用。
3 IL-8与肿瘤易感性
易感性指在相同环境下，由遗传基础所主导的不同个体患病的风险。随着对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易感性的研究在肿瘤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并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肿瘤微调节器，IL-8不仅表现为肿瘤中表达水平的变化，而且与肿瘤如胃癌、食管癌、肺癌、口腔癌等易感性相关联。2008年，张立玮[12]采用PCR-RFLP的检测方法探究IL-8 启动子区251（A/T）位点SNP与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易感性。与健康对照比较，ESCC IL-8-251A/T等位基因以及基因型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上消化道肿瘤（UGIC）家族史阳性组别中，AA基因携带者ESCC的发病风险相对较高。同样以太行山南部为例，Liwei等[13]发现IL-8-251A/T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布在胃癌组和健康对照组中分布明显不同，AA、AT、TT三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24.7%、50.3%、25%和18.5%、49.8%、31.7%。胃癌患者IL-8-251 A等位基因频率为49.8%，明显高于健康对照，推测IL-8-251 A等位基因可能是优势基因。然而，Wei等[14]却发现T等位基因转录活性更高，是A等位基因的2～5倍，可使胃癌的发病风险明显升高。Aledson[15]以巴西人群为例，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IL-8与胃癌易感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IL-8 -251 AT基因型与非贲门胃癌的关联性更强。除了胃癌，IL-8与口腔癌[16]、肺癌[17]、宫颈癌[18-20]、结直肠癌[21]、肝癌[22-23]、乳腺癌、卵巢癌等的发病风险亦相关。如：Rafrafi[17]报道IL-8-251 T等位基因与肺癌易感性、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有关。李红霞[21]认为IL-8-251 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的存在可使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增加。与陶慧娟、张莉等结果相似，李凤英等[20]研究显示在宫颈癌患者中IL-8-251 AT和TT基因型的比例显著高于健康对照，提示IL-8-251AT和TT基因型可能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陆小华等[22-23]实验得出，IL-8-251AT基因型携带者肝细胞癌（HCC）的发病风险是TT基因型的1.99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HCC原发灶T分期不同，IL-8-251基因型的分布亦显著不同，T1期TT基因型的分布频率相对较高，较晚病灶T2～T4期中AT基因型的分布较高。且HCC患者发生门静脉侵袭的概率在不同基因型中同样存在差异，AT基因型显著大于TT基因型。
上述研究结果虽存在差异，但均表明IL-8-251A/T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肿瘤的易感性相关，为深入探究IL-8与肿瘤的关系做好铺垫，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4 IL-8与肿瘤血管生长
1971年，Judah首次提出肿瘤生长的血管依赖性理论，即肿瘤的发展演进除与其自身细胞增殖有关外，更需要其周围血管提供丰富的营养支持。这一里程碑理论的提出为肿瘤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阻断血管的生成，就有可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进而抑制肿瘤的侵袭、转移和复发。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现多种细胞因子均与血管生成密切相关，如VEGF家族、表皮生成因子（EGF）、血管生成素家族、FGF家族、转化生长因子以及趋化因子家族等，其中趋化因子IL-8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郭敏等[24]报道IL-8能以自分泌和旁分泌形式上调IL-8、胶原酶Ⅳ、VEGF、EGFR和下调E-钙黏蛋白在肿瘤细胞内的表达以及增加MMP-9的活性和侵袭力直接或间接调控肿瘤血管的生长。Petreaca等[25]认为IL-8自身还可以发挥VEGF的作用，反式激活VEGFR2进而促进血管生成。吴娜等[26]对人脑星形细胞肿瘤血管生成与IL-8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IL-8不但与VEGF的表达呈正相关，而且与微血管密度（MVD）也呈正相关性。MVD即单位密度的微血管数量。肿瘤的病理分级越高，IL-8、VEGF的表达越强，MVD值越高。另有学者从基因转染的角度探讨IL-8在肿瘤血管生长中的作用，如：Inoue等[27]将IL-8正义cDNA转染到无致瘤性和低转移性膀胱癌细胞253J P后，IL-8和MMP-9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胶原酶活性增强，肿瘤组织微血管增生活跃。将反义cDNA转染到高致瘤性和高转移性膀胱癌细胞253J B-V后，肿瘤组织血管形成受到抑制，MVD下降。Ning等将含IL-8cDNA质粒载体转染的HCT116-E2、Caco2-Ⅲe细胞和空载体转染的HCT116、Caco2 细胞同时经皮注射到裸鼠体内建立移植瘤模型，经培养后发现，与对照组比较，转染有IL-8cDNA的移植瘤生长速度加快，血清中IL-8的表达水平增高，肿瘤标本的微血管密度值明显增加。此外，Li 等[28]认为IL-8还可通过抑制内皮细胞的自发性凋亡而调节肿瘤血管的生长，进一步证实IL-8与肿瘤血管生长的密切关系。
5 IL-8与肿瘤演进
肿瘤演进指肿瘤恶性程度逐步增高的过程，包括生长速度加快、浸润周围组织并发生远处转移。上皮间质转化（EMT）是癌细胞侵袭和转移的细胞学基础，而E-cadherin、β-catenin的变化是EMT的特征性标志，叶英楠[29]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对肝细胞肝癌患者石蜡组织切片标本中IL-8、β-catenin、E-cadherin、MMP-9等指标进行检测，结果显示，IL-8与β-catenin、MMP-9的表达呈正相关，与E-cadherin的表达呈负相关。IL-8高表达标本中β-catenin、 MMP-9的表达相应增加，E-cadherin的表达则出现降低。毕良宽等[30]同样证明IL-8经PKC /ERK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上调N-cadherin和下调E-cadherin介导肿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换，发挥促肿瘤细胞侵袭转移作用。Yin等[31]采用Western Blot分析IL-8处理后卵巢癌SKOV3 和OVCAR3细胞 E-cadherin、β-catenin表达情况，与叶英楠等结果类似，IL-8能够下调E-钙黏蛋白表达，导致胞质内β-catenin与支架蛋白及E-cadherin形成的复合物减少，大量堆积的β-catenin进入核内与转录因子T细胞因子/淋巴样增强因子（TCF/LEF）结合，形成二聚体，激活下游靶基因CyclinD1、C-MYC等的转录，从而参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Kuai等[32]采用基因转染和RNA干扰技术通过对IL-8与胃癌发生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IL-8正义 cDNA转染的胃癌细胞黏附、侵袭和转移能力明显比RNA干扰细胞强，细胞黏附分子ICAM-1、 VCAM-1、CD44的表达均较RNA干扰细胞高。研究报道ICAM-1、 VCAM-1、CD44等黏附分子能够增强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之间的黏附作用，使肿瘤细胞更容易穿透内皮，从而加快肿瘤转移的速度。另有牛秀珑等[33]发现IL-8的高表达能够促进Akt、ERK的磷酸化水平，而PI3K/Akt和Raf/MEK/ERK是关于细胞增殖和存活的信号通路。因而推测IL-8可能通过活化的Akt和ERK信号通路调控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与梁砚菲等[34]结论相似，在多种肿瘤细胞系中，IL-8通过激活Erk-MAPK信号传导通路引起影响细胞增殖的多基因转录进而发挥促细胞增殖和存活的效应。张晓雷等[35]学者采用IL-8 特异性MEK1/2 抑制剂和PI3K 抑制剂处理卵巢癌细胞后，Cyclin B1和Cyclin D1的基因转录和蛋白表达相应降低，对细胞从G1期向S期转变的影响较大。Rac和Cdc42是Ras超家族成员之一，能通过多种信号分子发挥上调Cyclin D1作用。尹华[36]在肺癌NCI-H157细胞的实验中发现IL-8的作用浓度与Rac 和 Cdc42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IL-8可能通过影响细胞周期的重新分布来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同样以肺癌为研究对象，张钰[37]得出IL-8对细胞迁徙的作用与干涉线粒体分裂基因及内外膜融合基因的表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庞雪利[38]发现，IL-8可以上调Bcl-2及下调caspase-3的表达；雷艳[39]发现IL-8可以升高Bcl-2及抑制Bax的表达，进一步从抗凋亡的角度阐释其维持肿瘤细胞发展的可能机制。因此，下调IL-8的表达，抑制相关信号通路活化和细胞因子的表达是抑制肿瘤发生演进的重要途径之一。
6 IL-8与肿瘤耐药
随着化疗药物的广泛使用，肿瘤的耐药问题日益突出。最近的研究发现耐药的多种肿瘤（如肺癌、胃癌、乳腺癌、膀胱癌等）中IL-8的表达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王越等[40]以四种上皮性卵巢癌细胞为实验对象，多途径研究IL-8与卵巢癌细胞的耐药性。结果发现，卵巢癌细胞的耐药性与IL-8对耐药相关基因（MDR1、MRP、LRP、GST-P、Topo-N）以及凋亡相关基因（Bc-l2、Bc-lxL、Mc-l1、XIAP）的调控有关，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该调控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41]。IL-8表达水平高的卵巢癌细胞，耐药相关基因以及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也相应增高，使化疗药物产生的凋亡信号成为无效信号，细胞凋亡减少，最终导致卵巢癌细胞对顺铂和紫杉醇的敏感性降低。朱凯等[42]在T24细胞系中开展研究，实验发现干预IL-8后，细胞生长呈分散状，耐药基因ABCG2的表达下降，化疗药阿霉素和长春新碱的半抑制浓度亦明显下降。Shi等[43]成功建立了人乳腺癌MDR细胞株MCF-7/R，并采用细胞因子抗体阵列技术检测细胞因子的分布，研究结果显示，与MCF-7/S相比，MCF-7/R中IL-8表达水平明显增高，而且高表达的IL-8还可以降低MCF-7/S细胞对阿霉素的敏感性。利用IL-8特异性抗体拮抗IL-8表达，能部分逆转MCF-7 / R对紫杉醇和阿霉素的耐药性，用siRNA技术干扰IL-8的内源性表达，MCF-7/R对药物的敏感性明显增强。因而认为，IL-8的高表达可能有助于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核因子 κB（NF-κB）是一种重要的凋亡抑制因子，Wilson等[44-45]报道其与肿瘤细胞的耐药性有关。同样，Ning等[46]在以结直肠癌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IL-8的高表达引起肿瘤细胞的化疗耐药也与NF-κB有关，但具体作用机制不详，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研究发现IL-8还可以通过降低caspase-3的活性来诱导肿瘤细胞的化疗耐药。综上所述，以IL-8为突破点进行化疗药物耐药性研究将会给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7 结语
IL-8在恶性肿瘤中的高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不仅影响肿瘤血管的生成，而且能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到周围淋巴结以及转移到周围组织肝和肺等。通过血清、血浆、细胞上清液以及组织匀浆中IL-8的检测，可能为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帮助。干扰或下调IL-8的表达，阻碍其功能的发挥，进而抑制肿瘤发展演进、延缓病程进展，以期为恶性肿瘤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IL-8在肿瘤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且因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和人口比例的不同及饮食结构、遗传因素、医疗卫生水平的差异，IL-8 与肿瘤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近年来，虽然人们的防癌意识有所提高，但消化道肿瘤，尤其胃癌仍是威胁人们健康最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因此，本实验室打算首先对IL-8与胃癌关系进行研究，并逐步展开，旨在为肿瘤的研究和防治工作提供线索和依据，并相信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IL-8对肿瘤的作用机制会更加明朗，在肿瘤的防治中也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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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篇4
[关键词] 支气管哮喘；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
[中图分类号] R657.1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4（b）-0061-02
支气管哮喘是最常见的慢性肺部疾病，全球已有哮喘患者1.5亿，同时，其也是儿童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常年发病但多见于秋冬季节[1-2]。目前，预防和控制支气管哮喘的发生与发展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研究的热点问题[3]。但是，目前支气管哮喘的病因以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对支气管哮喘的治疗重点已从单纯缓解气道平滑肌痉挛，转为以预防、防治气道炎症为主的综合治疗。本研究通过哮喘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及白细胞介素-8（IL-8）水平的检测，分析探讨该3种细胞因子在导致哮喘发生的气道炎症中的作用。现总结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0年1月-2011年10月与我院就诊，在病史、体检及X线胸片等基础上参照《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4]关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治疗、疗效判断标准确诊的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35例作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组，其中，男23例，女12例，平均年龄（46.56±6.79）岁；选取同时支气管期哮喘缓解期患者30例作为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组，其中，男19例，女11例，平均年龄（49.32±5.53）岁；并选取同时期体检正常者37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9例，女18例，平均年龄（45.12±8.31）岁。三组性别、年龄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
排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胶原结缔疾病及癌症等疾病患者，排除肺、心、脑、肝、肾等疾病患者，排除吸烟患者。
1.3 血样的采集以及实验室检测
所有哮喘患者均于入院24 h内取静脉血3 mL；对照组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3 mL，静置后离心取血清放置-20℃冰箱中保存。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ELISA）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呈正态或者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的形式进行统计描述，采用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推断，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法；各指标的变化关系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分析
各组IL-6、IL-8以及TNF-α的水平比较见表1。由表1可见，经方差分析，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组IL-6、IL-8水平显著高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组（P < 0.05），但TNF-α水平与缓解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支气管哮喘组急性发作期组、缓解期组IL-6、IL-8及TNF-α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P < 0.05）。
2.2 细胞因子水平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讨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Pearson检验对其关联性及关联密切程度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TNF-α、IL-6及IL-8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其关联系数（r）在0.567-0.714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三种细胞因子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共变关系。
3 讨论
现代病理学认为，支气管哮喘的反复发作是由炎症细胞及某些结构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使细胞因子网络调控异常引起，这些细胞因子可能与TNF-α、IL-6及IL-8有关。本文从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变化的角度探讨了该种细胞因子在支气管哮喘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3，5]。
IL-6兼有促炎和抗炎的特性，是由T细胞和巨噬细胞分泌在创伤部位具有刺激免疫反应的作用，特别是烧伤或其他组织损伤导致的炎症。但是，有研究报道，IL-6作为一种抗炎因子发挥作用是通过对TNF-α的抑制实现的[6]，与本研究结果不同。IL-6作为炎症反应的主要调节介质，参与血管的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它能诱导纤维蛋白元启动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症部位纤维母细胞增生。现代免疫学实验证明， IL-6主要是由单核细胞以及巨噬细胞产生，直接参与局部的炎症反应，并且参与炎症的损伤过程，从而达到刺激细胞生长、促进细胞分化和加速急性期蛋白合成的效果[6]。对于支气管哮喘患者而言，由于受到细菌、病毒侵袭而局部黏膜分泌型免疫球蛋白水平的降低，使免疫球蛋白的抵抗力下降，引起相应部位黏膜的清除能力降低，而IL-6由血液循环运输到机体的各个部位，导致血清IL-6水平的增高。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哮喘患者血清IL-6水平较正常人明显升高，提示血清IL-6水平可直接反映支气管哮喘的炎症反应的状态[7]。
IL-8也是一种炎症细胞因子，主要来源于单核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有强烈的趋化作用。目前，IL-8与支气管哮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多见，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非常明确[8-9]。本文经过检测分析发现，哮喘患者血清IL-8水平较正常人群有明显升高，且病情越轻，血清IL-8水平越低，表明血清IL-8水平可直接反映支气管哮喘的炎症反应程度，临床价值较高。结合免疫学理论，本文笔者认为IL-8可能参与了哮喘气管炎症的形成，也可能是因为当细菌、病毒侵扰器官时，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广泛激活T细胞、B细胞、NK细胞等，从而加剧气道周围的炎症细胞浸润，促使哮喘发作[10]。
TNF-α是一种主要由单核吞噬细胞产生的单核因子，不仅具有选择性地杀伤某些肿瘤细胞，还可进行有多种免疫调节，其生物学效应具体表现在：TNF-α是机体免疫防护的重要介质，参与机体的免疫病理损伤。基于以上的生物学效应，TNF-α水平变化在对某些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1]。在一般情况下，TNF-α在血清中含量较低，当机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时，机体的免疫系统则会刺激单核细胞产生TNF-α，进而引起血清TNF-α水平有明显的升高。本实验结果显示，哮喘患者血清TNF-α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可能与上述机制有关。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IL-6、IL-8和TNF-α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可能与三者均受机体免疫系统的调控有关，但是其依赖关系的具体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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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篇5
我院白癜风科近年来开展黑素细胞移植加中药治疗白癜风300余例，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治疗效果现将治疗结果报告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临床资料
1.1适应症 按照白癜风稳定期的诊断标准选择稳定期的白斑部位未用过外用药物的部位。
1.2临床病例按上述标准选择310例门诊病人男180，女130例，年龄最小的患者9岁年龄最大的患者56岁平均年龄31岁。病期6个月到10年，平均3.5年。皮损绝大多数发生于头面，颈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和身体其他部位。额部370片，面颊部460片，驱干部150片头部380片四肢470片。临床类型局限性130例，节段性80例，，肢端型100例.已知皮片数 1830片。
2.治疗方法
2.1黑素细胞提取常规消毒皮肤使用黑素细胞提取仪在正常皮肤提取黑素细胞，提取黑素细胞区域要先用WOOD灯检测正常后再提取，一次提取面积不超过40到60平方厘米。
2.2白斑皮损区处理常规消毒皮肤局部用2%利多卡因浸润麻醉，采用电动磨削机进行皮肤磨削深度到达真皮浅层，见有点状密集出血点即可，不宜过深以免留下疤痕，创面盐水纱布覆盖保护创面，、以待黑素细胞介入。
2.3表皮移植黑素细胞介入将提取的黑素细胞经过处理后介入到皮损区后加盖无菌敷料7天左右后可取下包扎物然后每天2次外敷消白软膏补充黑色素。
2.4疗效判断标准
痊愈：介入的黑素细胞全部成活，白斑区出现均匀性色素斑，8周后色素面积有扩大趋势大于原介入面积，
显效：介入的黑素细胞大部分成活，达到介入面积的80%以上。
有效：介入的黑素细胞大部分成活，小于介入面积50%以上。
无效：黑素细胞介入8周后无黑色素出现。
二：黑素细胞介入的患者加服中药汤剂：、白芷、女贞子、旱莲草、丹参、黄芪、首乌、菟丝子、浮萍各15克，补骨脂10克，赤芍、丹皮各12克，刺蒺藜、自然铜各20克。虽症加减：白斑位于头面五官部位，皮损呈白粉红色，微痒，兼肢体困乏、头重、纳呆，中医辩证为温热内蕴，上方去首乌，菟丝子、加荫陈、黄岑各15克：病程日久，皮损局限，界限清楚，边缘深褐色，中医辨证为淤血阻络，上方加桃仁10克，川穹6克。所有黑素细胞介入患者均在介入后当天开始内服中药2个月。这样可以使得体内酪氨酸酶活性增加，黑素细胞代谢增强形成足够的黑色素。以充分供应白斑区域内的黑色素的需要加快白癜风的快速治愈。
白细胞介素篇6
摘要 :目的 研究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对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HL-60核因子-κB p65（NF-κB p65）活性的影响，以探讨IL-6在白血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指数生长期HL-60细胞置于96孔培养板内RPMI-1640培养液培养2h后，分为A、B2组。A组加PBS液继续培养3h;B组分别加0.5、5、50μg.L的IL-6继续培养3h。用流式细胞仪（FCM）检测HL-60细胞NF-κB p65的活化率。 结果 IL-6浓度为5、50μg.L时诱导的HL-60细胞NF-κB p65活化率分别为（16.81±2.73）%、（22.37±4.29）%，与对照组（8.44±2.20）%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种IL-6浓度组间的NF-κB p65活化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白细胞介素6;HL-60细胞;核因子-κB p65;活化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terleukin-6（IL-6）on the activity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p65（NF-κB p65）in HL-60cells.Methods After being cultured in RPMI-1640for2h，the HL-60cells were pided into A and B groups.The culture was continued for3h，with PBS being added in the media of group A，and IL-6.0.5，5and50μg.L added in the media of the respective subgroups of group B.The activation of NF-κb p65of HL-60cells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FCM）.Results The rates of activation of NF-κB p65in HL-60cells cultured with IL-65and50μg.L were（16.81±2.73）%and（22.37±4.29）%，respectively，higher than the control（8.44±2.20）%（P0.05）.Conclusion IL-6increases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p65of HL-60cells in dose-dependent manner.
Key words:interleukin-6;HL-60cells;nuclear factor-κB p65;activation
急性白血病是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是一组恶性克隆性疾病，年发病率（3～4）.10万，每年新增病例至少1万例。目前，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方法主要是化疗。随着化疗方案的不断改进，不少小儿白血病的预后已有明显改善，其中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5年无病生存率（event free survival，EFS）从20世纪70年代的几乎是0提高到目前的70%以上。然而复发和耐药一直困扰着医务工作者，因此仍然需要不断探索，以进一步提高白血病患儿的长期无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和仪器 HL-60细胞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兔抗人NF-κB p65单克隆抗体（一抗）、羊抗兔单克隆抗体（二抗）、IL-6均购自北京莱博生物实验材料有限公司。流式细胞仪为美国Calibur公司产品。
1.2 方法
1.2.1 细胞传代 HL-60细胞在RPMI-1640培养基（含15%胎牛血清，2g.L碳酸氢钠，300mg.L葡萄糖，青、链霉素各200U.L）中传代培养，每3～4天传代1次。培养条件:5%CO 2 ，饱和湿度，37℃。
1.2.2 HL-60细胞NF-κB p65活化 指数生长期HL-60细胞1×10 6 .L，置于96孔培养板内，每孔各1ml培养2h后，分为2组。A组加PBS液0.1ml;B组又分为3组，分别加入终浓度为0.5、5、50μg.L的IL-6各0.1ml，各组继续培养3h后待测NF-κB p65活化率。实验重复3遍。
1.2.3 流式细胞仪检测NF-κB p65活性 分别取各组样本1ml，1500r.min离心10min，弃上清;PBS洗涤2次;加1∶50稀释的NF-κB p65一抗（兔抗人单抗）100μl，室温孵育30min，PBS洗涤2次;加1∶50稀释的FITC标记的二抗（鼠抗兔单抗），室温避光孵育30min，PBS洗涤2次;1%副醛固定细胞，4℃冰箱保存，3天内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每组实验均设阴性对照，阴性对照组只加二抗，不加一抗，余处理同实验组。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1.5分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试验数据首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两两比较SNK法检验，两独立样本均数采用t检验，试验数据用ˉx±s，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IL-6在浓度为5、50μg.L时诱导的HL-60细胞NF-κB p65活化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种IL-6浓度组间HL-60细胞NF-κB p65活化率方差齐性检验F=165.15，P=0.000;3组间两两比较P均
表1 各组HL-60细胞NF-κB p65活化率的比较（略）
与A组比较:#P>0.05，*P
3 讨论
NF-κB是一种多效性的转录因子，参与炎症、免疫、应激、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凋亡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的基因调节。NF-κB家族由NF-κB.Rel（p65）蛋白家族中的成员以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形式存在。1996年，国外3个实验小组报道NF-κB是肿瘤坏死因子（TNF）和化疗药物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耐受的重要因子［1～3］ 。通常情况下，NF-κB和其抑制因子IκB以非活性形式存在于各型细胞的细胞质中，只有被激活后，才从细胞质转位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
IL-6生物学功能多样，有促进B细胞分化和急性期蛋白生成、刺激造血、参与炎症反应等作用。IL-6一贯被认为是凋亡抑制因子，它可抑制TGF-β、野生型p53诱导的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的凋亡。 IL-6和NF-κB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调节肿瘤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4-5］ 。IL-6的分泌有赖于NF-κB的活化，而IL-6反过来又促进NF-κB的活性，使肿瘤细胞免于凋亡，因而IL-6和NF-κB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IL-6促进HL-60细胞NF-κB活化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是通过JAKs-STATs和Ras-MAPK途径。IL-6诱导形成的受体复合物在胞质内形成了JAKs的结合面，JAKs与受体复合物结合后出现JAKs-受体，JAKs-JAKs的交叉磷酸化和自身磷酸化，再通过磷酸化活化的JAKs募集并活化STATs。活化的STATs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从胞质移位入细胞核并结合在特定基因的启动子上，激发基因转录。同时，磷酸化的受体可为具有SH2结构的其他蛋白提供结合位点，如HCP、Shc等，并诱导它们的磷酸化活化，再通过Grb2-mSos-Shc募集并磷酸化活化Ras-raf-1-MAP-KK-MAPK，活化NF-κB［6-7］ 。
我们的试验结果显示，IL-6在浓度为5、50μg.L时促进HL-60细胞NF-κB活化;而浓度为0.5μg.L时HL-60细胞NF-κB p65蛋白活化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国外文献报道一致。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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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ng CY，Mayo MW，Baldwin AS Jr.TNF-and cancer therapy-in-duced apoptosis:potentiation by inhibition of NF-kappa B［J］.Sci-ence，1996，274（5288）:784-787.
［3］ Van Antwerp DJ，Martin SJ，Kafri T，et al.Suppression of TNF-al-pha-induced apoptosis by NF-kappa B［J］.Science，1996，274（5288）:787-789.
［4］ Chandrasekar B，Streitman JE，Colston JT，et al.Inhibition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attenuates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and inducible nitric-oxide synthase expression in postischemic myocardium［J］.Biochim Biophys Acta，1998，1406（1）:91-106.
［5］ Jeong HJ，Koo HN，Na HJ，et al.Inhibition ofTNF-alpha and IL-6production by Aucubin through blockade of NF-kappa B activation RBL-2H3mast cells［J］.Cytokine，2002，18（5）:252-259.
［6］ Kawashima T，Murata K，Akira S，et al.STAT5induces macrophage differentiation ofM1leukemia cells through activation of IL-6produc-tion mediated by NF-kappa B p65［J］.J Immunol，2001，167（7）:3652-3660.
白细胞介素篇7
[关键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血管并发症；冠脉事件
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PTCA)已成为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手段，支架的应用进一步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但术中急性及术后亚急性血管并发症仍是危重和致死性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靶血管病变的形态学资料是判定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高危患者和早期预后的主要依据。目前临床尚缺乏具一定预测意义的生化学指标。本研究旨在通过选择临床易于检测的、急性冠脉事件中增多的炎症性生物学指标c反应蛋白(CHP)和白介素－6(IL-6)，探讨PCI术前增强的炎症性反应对急性血管并发症、术后冠脉事件等早期预后的预测。
1 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按照前瞻性临床试验方案，连续选择100例在本院行PCI治疗的稳定性(SAP)和不稳定性心绞痛(UAP)患者；年龄≤75岁。排除标准：急性心肌梗死(AMI)；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风湿、类风湿活动性关节炎；心肌炎，心肌病，明显的肝脏和肾脏疾病伴肝或肾功能不全；近期感染性疾病。
1．2方法
血液标本收集：于PCI术前干燥管抽取周围血3ml，离心分离血清，-70％保存待测。
1．2．1 CRP、IL-6的测定分别采用散射比浊法和ELISA法。
1．2．2治疗方法和随访冠状动脉造影和支架术采用Judkins氏法经右股动脉按常规方法进行。PCI术前口服阿司匹林300ms／d，术前24h口服噻氯匹定250mg。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经球囊预扩张后植入支架。手术成功标准：残余狭窄
1．2．3观察终点(1)急性血管闭塞：管腔撕裂、急性或亚急性血栓形成导致的急性血流减少(TIM10～1级)；(2)术后早期冠脉事件：术后30d内再发心绞痛、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心电图改变、心肌损伤的酶学变化、再次血管重建术(PICA或CABG)及各种原因的死亡。
1．3统计学处理
用SPSS10.0软件包进行统计。计量资料以(x±s)表示。各组均数比较采用‘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由于CRP、IL-6不服从正态分布，该类资料以中位数和间距表示。为分析数据，将本研究人群术前CRP水平按其四分位数(Quartile)分组。并将异常增高的术前CRP水平定义为：>0.3 mg／dl(第90％区间正常人CRP水平)。CRP、IL-6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或Kruskal-Wallis检验。P
2 结果
2．1临床资料分析
100患者中男89例，女11例；年龄(60.93±8.76)岁。SAP组42例，UAP组58例；单支病变血管74例、双支22例、三支4例。
2．2 Clip、11-6水平与不稳定性心绞痛相关性
UAP、SAP组PCI术前基础CRP水平分别为：0.4JD(0.10～1.50)和0.29(0.01～0.66)mg／dl，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主要终点
100例患者中，14例有血管并发症，其中13例术中发生夹层撕裂、血栓致急性管腔闭塞，均于闭塞处行PTCA和／或支架植入恢复TIMIⅢ级血流，心绞痛缓解；另1例于术后2 d因亚急性血栓形成(造影证实)，再次PCI，病情缓解出院。余86例术程顺利。术后30d临床随访，无缺血性事件及各种原因的死亡发生。
14例血管并发症患者中，SAP 3例，UAP 11例。UAP组中血管并发症有增多趋势，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术前CliP、IL-6水平与术中急性血管并发症和术后早期冠脉事件
3例SAP组发生术中并发症患者其术前ClIP水平分别为：0.30、0.32和0.34mg／dl；均大于正常人群0.3 ms／dl水平。而11例发生术中并发症的UAP患者其CRP水平为：0.42(0.34～1.50)。均高于正常人群。
PCI术中并发症的发生率随CRP下四分位数组至上四分位数组上升，分别为：0％(0／14)、7％(1／14)、50％(7／14)和43％(6／14)。其中I usⅢ，I us Ⅳ四分位数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Logistic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CI术前的糖尿病因素、增高的CRP水平(>0.3 mg／dl)、血清IL-6水平、病变血管AHA／ACC分型是术中急性血管并发症的高风险预测因素，P值分别为：0.038、0.025、0.023和0.001。增高的ClIP、IL-6增加术中并发症的OR值分别为10.98和1.05；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只有术前患者糖尿病因素和AHA／ACC分型进入回归方程，是术中并发症的独立预测因子，P
3 讨论
炎性标志物的血浆水平影响冠心病尤其是急性冠脉综合症的近期和远期预后。其中ClIP因其具有体内储量稳定性、长半衰期及无年龄和性别的差异等特点，对冠脉事件预测价值超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CRP不仅是全身炎症性指标，同时还具有致动脉硬化作用。CRP可诱导巨噬细胞中细胞因子和组织因子的表达。而组织因子是血栓形成的关键启动者，表明致炎性通路和致血栓性通路具有交互作用。
IL-6是一种多基因多效应的致炎症性细胞因子，大部分由动脉硬化斑块浸润的炎症细胞巨噬细胞和T淋巴细胞合成，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也可分泌少量IL-6。局部组织分泌的IL-6具有诱导炎症、血栓形成、调节血管壁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等作用CRP、IL-6水平的升高往往提示冠脉内存在不稳定斑块，易于破裂并继发血栓形成，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的重要血清学指标。
笔者推测，PCI术前炎症因子的高度表达，可能会导致术中的急性血管并发症和术后早期冠脉事件的发生率增加。研究表明，炎症通路中具有重要调控作用的核因子-kB(NF-kB)对PCI的急性、亚急性血管并发症具预测价值，但其活性测定繁琐、复杂，不易于在临床广泛开展；而CRP、IL-6的测定简单、快速，因此通过CRP、IL-6水平评判PCI的风险及早期冠脉事件，具有更大的临床实用和指导价值。最近的国内研究发现，冠状动脉慢血流患者其CRP、IL-6水平也显著增高，其相关性及病理机制有待于探讨。
白细胞介素篇8
[关键词] 白细胞介素10；先兆流产
[中图分类号] R71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7-33-03
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促进胎儿组织非典型HLA Ⅰ类和Ⅱ类分子的表达，抑制APC对抗原递呈或与T细胞共刺激信号的产生，IL-10又称“细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抑制TH1型细胞因子的产生。
对于无严重的胚胎缺陷的先兆流产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是非常必要的。传统的诊疗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准确评估保胎治疗的效果[1-4]。因此，提高先兆流产预后的预测准确性和保胎成功率更显重要。本研究采用ELISA法检测先兆流产患者保胎治疗前后血清IL-10水平的变化情况，探讨其在先兆流产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判断先兆流产治疗效果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临床研制有效的免疫制剂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0年9月～2011年8月因流产征象而入住包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的56例先兆流产患者作为先兆流产组，年龄（26.8±4.7）岁，孕龄（8.5±4.1）周，有少量阴道流血，经血hCG及B超检查确诊为先兆流产。入院后经常规保胎治疗（如补充hCG、黄体酮、卧床休息等），以妊娠满28周，未出现流产征象视为保胎成功，其中44例因保胎治疗成功而继续妊娠者作为保胎成功组，12例保胎治疗失败者（包括4例难免流产和8例胚胎停止发育）行清宫术，作为保胎失败组。对照组选取在包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门诊行人工流产的30例健康的早期妊娠妇女，年龄（25.8±4.9）岁，孕周（9.2±3.6）周。两组妇女在年龄、孕周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组病例均无全身感染，无生殖器官畸形，夫妇双方染色体检查均无异常。
1.2 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早晨空腹抽取肘正中静脉血3mL，取血1h内，2000rpm离心10min，留取上清液（血清），每人份分装2管，冻存于-20℃冰箱，待集中检测，IL-10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试剂盒购自上海联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酶标仪在492nm处测吸光度值。保胎失败组和对照组在施行清宫术时，收集绒毛和蜕膜组织，Bouin液固定，石蜡包埋法制备组织切片，行常规H-E染色，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绒毛及蜕膜组织的形态学变化。
1.3 结果判定及统计学处理
以标准品所对应的浓度作为纵坐标，OD值作为横坐标，在半对数纸上画出标准曲线。根据样品OD值在该标准曲线图上查出相应样品中IL-10的含量。所有数据采用SPSS11.5软件分析处理，用（）表示，IL-10浓度经方差齐性检验后，两组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中的LSD法处理，并进行组间两两比较，P
2 ELISA结果
2.1 先兆流产患者与正常早期妊娠妇女比较
先兆流产组血清中IL-10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先兆流产保胎治疗前与正常早期妊娠妇女相比
治疗前，保胎成功组和保胎失败组血清IL-10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保胎成功组治疗前后比较
先兆流产患者保胎成功组治疗后血清IL-10水平明显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HE染色光镜观察
在绒毛组织中，先兆流产保胎失败组的滋养层变薄，细胞变性、坏死，嗜酸性增强，绒毛中轴纤维化程度增加（图1A）；对照组绒毛上皮细胞滋养层和合体滋养层细胞清晰可见，绒毛中轴结缔组织细胞结构正常（图1B）。在蜕膜组织中，先兆流产保胎失败组蜕膜细胞失去细胞间连接，细胞嗜酸性增强（图1C）；对照组蜕膜细胞的细胞质染色浅，细胞界限清楚，细胞排列紧密（图1D）。
3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