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范文

制度文化范文第1篇

学校制度的隐喻是文化、是精神，制度的作用就是促进教师文化新特质――科学、民主、秩序、自由的创生。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学校明确提出了“制度主张文化，文化润泽制度”的制度文化理念。

“制度主张文化，文化润泽制度”的内涵

制度是外化的，文化是内隐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外在制度体现内在文化，这也就是制度主张文化。我校积极、主动、严谨、勤奋等核心文化内涵需要制度主张，居敬守静做教师的基本要求同样需要制度主张。例如：我校出台的教师读书制度、教师进修学费报销规定及教师外出学习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出台实际上是学校引导教师要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反映的是学校的价值取向。教师不仅仅教书育人，也应该多读书、多思考，不断提升自己认识客观世界、看待客观世界的水平，做有思想内涵的教师。我们认为，教师只有到达了一定认识水平，才能真正形成学校提出的“居敬守静”的教师文化。所以，通过制度可以形成学校良好校风，而这些制度同样也是学校内在文化的体现。

文化润泽制度，主要指个体感受到的心理文化在软化有形的制度，使得两者间形成内在协调关系，制度规范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以人为本。这样可以保证制度得到教师的理解和认同。学校制度不仅要体现科学性，还要体现人文性，使学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大家庭。学校制度建设要通过管理行为来实现。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此在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上，领导者不仅要了解制度，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教师心理特征等。

“制度主张文化，文化润泽制度”具有统一性。首先，二者的核心都是围绕我校的办学理念“使每一天都有意义”来进行的。其次，二者目的相同，都是使学生和教师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促进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发展，最终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制度主张文化，还是文化润泽制度，都体现了现代学校制度的本质：以人为本。

“制度主张文化，文化润泽制度”的建设路径

（一）“制度主张文化”的建设路径

1. 通过制度传承和创新文化

我校在进行制度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重视对于学校办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在几十年的建校历程中，学校积累了大量的制度。这些制度在维护学校秩序、建设学校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本身有时代性，需要适时加以调整、更新甚至超越。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定位的调整，需要根据学校的发展完善学校制度。因此，我们对学校已有的一些基本制度，根据现有学校文化理念重新进行调整，创新了一些制度，包括教研组周汇报制度、教师工作室管理条例、年级组例会制度等。

例如，我校过去有教研组汇报制度，这个制度发扬了团队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如何把这种制度加以传承和发扬？如何在强调集体智慧的基础上，鼓励教师个性的发展？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竞争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结合学校特点，我们制定了阳光杯比赛制度。阳光杯比赛制度继续倡导团队精神，同时鼓励教师个性发展，并给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履职的机会。

再如，年级组例会制度的诞生。我校一校两址，每个年级有学生400人左右，教师150人左右，学校领导班子无法准确了解到每一位学生和教师的情况。过去虽然有年级组长，但是这个年级组长只能管理班主任，数学教师及科任教师归教研组长领导。年级组长管理的不全面，导致无法统一安排全年级活动，无法完全了解全年级学生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学校决定重新规定年级组长的责任与义务，以年级组为集体，该年级组教师统一归年级组长领导，该组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先由年级组长解决。这一变革，一方面增强了教师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提升了管理效率。学校规定每周召开一次年级例会，年级组长总结上周情况，安排本周工作。同时，年级组长要把例会内容上报给学校领导，便于学校及时、准确了解各年级情况。

2.通过认同文化，自觉实施制度

学校的制度要形成文化，关键是学校大多数人对待制度的态度。作为学校领导就要尊重制度，严格执行，为教师起到引领作用，促使学校教师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良好的文化风气。例如：我校有一个进车规定，明确规定每天什么时间进车、出车。这个规定对教师的影响不大，因为教师早上进校后，一般都要在放学后才离校。这个规定对领导影响较大，因为会议多，时间不定。但领导们都以身作则，完全执行进出车规定。

3.构建基于文化的学校制度体系

学校的制度众多，如何构建基于文化的学校制度体系，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我们把制度的价值定位在校风、学风和教风三个方面。学校所有的制度都是基于这三方面进行构建的，这样可以使众多杂乱、无序的制度系统化。这个制度体系是开放的，学校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或删减。

例如：《教师工作室管理办法》出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我校选择了3位优秀教师，给他们成立了教师工作室，这3位教师是市区骨干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水平。成立工作室之后，她们根据学校的文化理念选定课题，选定成员，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对于教育教学的研究。这样既发挥了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同时推动了我校课堂文化建设的进程。

（二） “文化润泽制度”建设的路径

如果说制度主张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学校领导经过理性思考后，通过采取一些刚性措施来促进学校文化的形成，那么学校在执行制度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柔性措施来保证制度的实施。

1.建立信任

学校制度是一种规则，教师容易对这些规则存有抵触心理。因此，学校要加强沟通，消除隔膜，使教师了解制度制定的出发点，建立起对学校的信任，从而接纳制度。此外，学校还成立了青年教师共同体，使他们在集体活动中加深感情，增强凝聚力，增加对学校文化的认同。沟通能够提升信任度，加强教师之间的信任、领导和教师之间的信任，以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信任。我们认为学校内的广泛的信任可以增强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促使学校形成一种和谐的文化氛围。

2.体现民主性

任何制度从出台到实施都应该体现出民主性，而公平、公正、公开是制度制定和实施的原则，更是民主性的具体体现。例如：我校的绩效工资方案经历了多个阶段：先是由校长酝酿、校长办公会讨论，然后是听取年级组长、党员的意见，再听取教研组长、骨干教师的意见，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对科学、公正的方案。校长在学校大会上公布方案后，听取全校教师的建议。经过层层改进，最终我校出台的绩效工资方案顺利通过。

虽然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公平、公正的确能让大多数教师认可，但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面对具体情况不可能使所有教师都心悦诚服地接受，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分歧。如何处理不同意见，如何解决教师的不满？我们认为学校领导要具有换位思考的意识，能通过事件的表面现象，关注本质，有相应的改进措施。

3.强调人文关怀

每个制度都需要面对一个群体，但是每个人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领导还要关注差异，使每位教师感受到学校的温暖。例如：学校偶尔会有教师因家人生病而请假，根据考勤制度被扣除一部分工资。教师了解也都认可这一制度，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老师为了不耽误工作，尽可能减少请假次数，经常是从医院回来就进课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出台了教师慰问制度，走访需要帮助的教师家庭，为教师和其家人送去温暖。

制度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东西文化和谐社会制度伦理

和谐是人类交往共识中最普适的理念，社会和谐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和谐社会梦想。然而，从社会文化哲学意义上讲，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文化和一种制度伦理的诉求。和谐社会的首要评价标准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因而，制度的正义性是社会和谐的主要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公平正义的动机本意是：社会资源、机会和人的权利得以在和谐有序的规则中得到合理分配、有序交往、公平交易，人们能够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有尊严地生活。只有生活在一定的合理社会秩序下，个人和集团才能有组织地发挥一定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因而，“稳定性”和“发展性”是社会和谐的秩序文化繁荣与否的表征。

一、东西方对和谐社会诉求的制度文化特质

东西方社会历史有着迥异的文化风格和特质，对其和谐社会的文化形态可以从秩序、制度的合理性上进行考察和文化认同。从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制度性的和谐文化又可以分为注重。伦理”、“等级”的“集团文化形态”和注重“有效”、“合理”的“经济文化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社会有秩序地运转和个人有价值地生活，因而也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

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认为：“集团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以集团主义为基础；(2)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其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别，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形成了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由于漫长的中世纪实行分权制的缘故，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集团文化。集团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集团的生活能力，其理论动机来源于原始宗法动机或善的动机，主要从社会整体立场考察有效地组织个人，使整个社会或集团有秩序地运转。它是由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和涉及个人行动方式的“秩序”两大部分构成的社会秩序理论。

经济文化是一种从个人立场考察“自由”和“平等”的自发参与理论，其理论动机主要来源于利益动机或者说恶的动机，主要从个人独立与自愿的立场考察社会经济组织如何能够有效、合理地运行，“因为在个人自发参与理论中，和政治意向相比较，经济利益的动机是更为本源性的东西”。所以“效率”和“合理”这一经济原则和个人利益动机所形成的自发参与是经济文化形态的社会秩序理论的核心。

而“礼”和“法”正是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从“礼”的正义性制度伦理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的善正义，它内涵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合”性正义价值取向，并使权力趋向集中归一；而以“法”为核心的正义性制度伦理则形成了“以恶抑恶”的法正义，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权力趋向于分化。善为人们所欲求，然而，恶亦非人们所能丢弃，问题在于和谐社会制度伦理所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善去抑制恶或者如何利用恶去增进善，从而体现其制度的正义性。这正是人类对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诉求是以崇善制度伦理为价值目标的。善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良知的善，即规范人心向往的内秉良知(如良知、觉悟等)，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同构。作为良知的善，是人之存在的本原性把握、开发，是开显人性存在的德性慧根。二是道德的善，即约制外在行为的利他、合群和互助规则(禁忌、习俗、责任等)，如神圣的戒律或服从与不服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或惩罚。作为道德的善，是人的社会性表现，即在个人与整体、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之为人的理性向往，是利他、义务和责任。

善的这两面性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构成了制度伦理中的善正义价值取向。良知的善是人之为人所内在秉赋的向往。这种内秉的向善，一旦被觉悟就会产生人的自律性和践履性的双重效应：一方面，道德理性的向往得之于良知、德性慧根的具有，又反转去开发、化育、表现和证明善本原之存在。善的良知一旦具有就会向外扩张，构成一定社会的伦理规范体系。伦理体系以善为核心，规范着人的利他、去私、合群、他爱的行为和责任、义务，建构着善待他人社会秩序的正义取向。它涉及到人际和社群关系的合理、正当、公平及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所以，伦理规范不仅是个人所不能缺失的，也是人际交往、各种组织行为与和谐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善的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判断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善正义是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出其合法性的。所谓伦理是将善的良知转化为善的规则和原则，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伦理作为善的规则体系是人类意志的自觉呈现，其善正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迁升、进化和复杂化。

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是现实的，它以恶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其核心是利用恶去平衡恶、抑制恶。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矛盾冲突的合理性是这种制度的出发点。这种制度伦理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而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他的关心为前提的。从人的这种天性本能的动机出发，人的恶德性也就昭然若揭：“人对人像狼一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问题是善为人所欲求，但恶亦非人所能遮蔽。既然自利、恶是人的天性。那就满足这种天性，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这种制度文明对和谐社会诉求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性恶倾向，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逐看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的动力”，并力图通过社会公共选择的合力，形成“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最终增进社群的秩序与和谐，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善。如何才能利用个人的恶增进社会的善?首先要从法律上认可个人的独立性和假定个人具有各种权利和资格，个人主体是世俗法律完成其秩序追求的基本和主要载体，而从法律上界定物的分配、占有则提供了主体资格显示，这为满足和谐社会秩序追求提供了前提。有了主体的区分，再进一步将人权与物权统一在法律的基础上，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秩序和规则所在。总之，在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各得其所之后，平等交易与转让则成为保护权利的完整性和利益增值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传统文化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观

中国及东亚的儒家文化圈所形成的以家族集团主义为中心建构的一套仁、义、礼、智、信制度体系就是崇善制度伦理的体现。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是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秩序的。其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贯通式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是：以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化育形成以“礼”为核心“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奉行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和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从而建构起“仁政”、“德治”、“一君万民”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谐。这主要表现为：

1、性善论是社会和谐的人伦基础。尽管在中国哲学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但占主流的仍是性善论，因为人性论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善恶问题，也是一个作为崇善制度伦理和谐社会基础的本体论依据。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四端”性善说到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为解决人性本善，为以善抑恶的制度伦理寻找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和本体论归属。

2、亲亲尊尊是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传统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以“仁学”为出发点，以“礼制”为制度规范。从“仁学”的亲亲、爱人出发，推己及人，即要由“亲亲”扩大到“尊尊”的“仁民”。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人修身决非承认个人的独立人格，而是让人自我修养，在“克己服礼”的“大家族”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齐家治国_甲天下”。

3、集权政体是社会和谐的合法性保证。崇善制度伦理所内秉的“天人合一”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规范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为善正义提供在具体安排中的合法性。这表现在：～方面，世袭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对传统或祖先虔诚和尊重的浓厚保守性是维持这种政体、防止分权化倾向的重要保证。即通过设定身份等级制度把上下级关系固定下来，把世间的不平等建立在朴素的伦理情感上和对生命、祖先的感恩上。另一方面，万民对君主的忠诚感情与献身精神又是维系集权制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获得升迁机会或利益分配的必要条件。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从伦理情感上自愿接受，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这样，“亲情”与“专制”就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4、忠孝一致的人际关系原则是社会和谐的礼教规范。儒家伦理秩序是由个体推至群体的整体主义的礼教规范，儒家从个体人格的正心、诚意、修身出发建构了个人、家族和国家密不可分的有机伦理秩序。“忠孝一致”充分表现了这种伦理秩序的社会组织原理。所谓“忠”是指对君主或国家的顺服及其实际行动。如果没有“忠”，就无法维持一君万民的伦理秩序，所谓“孝”是指保持家族伦理秩序的伦理体系，要求任何人都必尊重上下和长幼的伦理秩序。忠是对国家的顺服，孝是对家族先辈的服从。忠孝一致就意味着把家族伦理推广到国家的伦理秩序，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庭，就像尊重父母那样去尊重君主，所以封建社会的好官吏是百姓的“父母官”。儒家整个伦理系统就是建构在这样一种朴素的伦理情感和生命关系之上的，这个伦理秩序的建构本来是从个人出发的，然而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有抹杀个体的倾向，因为整体的生命大于个体的生命，整体生命的延续比个体生命的存活更要紧。个体生命是在这传宗接代之中不朽并融入家、国、族类的整体之中的，个体的人虽有生有灭，但是作为族类的绵延却生生不息。

5、和平主义与教育主义倾向是传统社会和谐的理性态度。“礼之用，和为贵”既是调节在不同位子上的大家庭成员的感情，又是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的机理。天地不同和合而生万物，男女不同和合而生养生命，上下和合而国泰民安。“和”是整个伦理系统的生命之源。儿子对父亲的和合是孝敬，父亲对儿子的和合是慈爱，扩大到国家，则臣民对君父的和合是忠诚，君子对臣民的和合是仁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呢?儒家主张通过包括对统治阶级和对民众的教化来达到“修己治人”，所以特别重视诗文、四书五经的教育，把个人的自身修养纳入统治政治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崇善制度伦理对人性善的制度安排使“亲情”与“专制”达到了绝妙组合，它将血缘亲和的善意底线伦理，即善域的最后防线，扩大为“和谐”的社群关系并转化为一种心理意识和自觉追求向往的道义性善良意志，并在不断的教化中培育制度的善正义和德治精神。

三、西方文化传统崇恶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诉求

正当与善是制度伦理的两个基本概念。一种制度即使内秉着崇高的善理念，也未必是正当的或能够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善”(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罗尔斯)。与崇善制度伦理否定人的欲望与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不同，崇恶制度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恰是承认人性利己的自我保护本能。

崇恶制度伦理社会和谐的法正义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性恶论为崇恶制度伦理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从古希腊智者把对自然与习俗的区分扩展到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可以看出，自然人在前社会状态下总是富有侵略性的，而人们之间的契约或法律则被解释为自然人侵略他人的欲望和他人对将造成他们的致命后果之间的必要妥协。相互自我利益的需要导致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契约规则来禁止贪婪和相互攻击，并由强有力的执行机关来执行。而这些契约规则既包括道德的承诺又蕴涵着法律的约束。所以，以契约来说明国家和社会形成、道德和法律原则的正当合理性，是2000多年来西方制度伦理的基本思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古代的智者们以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为起点，论证契约制度的正义性。他们认为任何人在前法律状态下都像狼一样，只有受到契约或法律的约束才有所谓法律下的正义持有，正义的本质是合法或守法践约，只有合法的才是正义的。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即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到近代，霍布斯继承并发展了马基雅维里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作为人性的道德，是一种人类独有的深谋远虑的自私自利，人性具有两项原则，即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欲望原则使人力图摄取别人所需要的东西，会导致混乱和争斗，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安全；理性原则却可以把自我保护和欲望原则更好地实行，因为理性原则是把人带进道德社会的远见。

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弘扬，西方思想沿着理性主义道路进一步展开。人们力图把人性假设建立在知识论和理性远见的基础上，使人性本恶的假设从利己、贪婪的本能欲望转向经济行为的理性动机，形成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尤其是笛卡尔的唯理论对近代后期的经济学方法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经李嘉罔的理性逻辑演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经济人”的理性化逐渐占主流地位。

从人性本恶到理性的契约规制，再到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对性恶论的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知识化。这为判断社会制度的善恶优劣进一步提供了“效率”与“合理”的制度伦理原则。“效率”与“合理”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而且是一种对制度约束条件效用性的内在伦理根据，即从人性本恶的契约规矩到“恶动力”的理性核算，为其市场经济的体制提供道德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动机、态度和价值观。

2、“契约规制”的法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道义准绳。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这使家族的社会凝聚力不断消解，“个人”成了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契约关系逐步代替源自“家族”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契约论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特性及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康德以其人性论和社会契约的方式解释国家起源和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论述，对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公民意识及道德的确立和成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西方社会来看，一般把契约的发展分为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时期、古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和现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是契约观念发展的高峰时期，一切现代法中的契约观念要素如平等、权利、义务责任、自由意志都被包括进来。这为建立在自由意志选择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契约观念奠定了基础。而契约自由观念的确立则在整个契约规范的法正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契约自由观念是现代契约论的标志，它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契约是和谐社会的秩序与规则的基础，契约对和谐社会所起的构造作用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地位，规定了社会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与利益分配；二是一切契约行为应以社会利益和相互主体的利益为参照，包括责任、平等、诚信、权利等观念。

3、功利主义正义观对和谐社会至善性的探索。崇恶制度伦理从人的恶本性出发的正义善恶之辩，既演绎出了“以恶抑恶”的契约约束和规范伦理的价值原则，同时也演绎出了“以恶增善”的功利主义目的论价值观。从古代和谐社会的“理性幸福论”和“感性幸福论”之争到休谟把个人追求幸福倾向的品质与有用性、利益相联系，德性成为达到个人和社会和谐目的的手段并具有功利性。与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强调动机及其本身是否遵循道德的准则的道义论不同，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当性不取决于动机的善恶，而在于它是否能带来相比较而言的最大幸福或快乐的后果，如果行为所能带来的快乐超过痛苦，则这个行为具有善的价值。

边沁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伦理的思想家，谋求最大幸福或最大福利是边沁利益概念的实质内容，也是他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诠释。他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增进人们的幸福与减少人们的痛苦。功利原则不仅是评价个人行为的标准，也是评价政府行为的标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幸福；_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义的和谐社会制度应当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一视同仁地为每一个人谋求利益。约翰·密尔则进一步用平等权利理论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进行辩护，认为功利主义正义的根据在于公共幸福，而平等权利和公平报酬是和谐社会制度正义概念的根本原则。在密尔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对于一切应受到同等待遇的人给予同等好的待遇，也就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社会也就是正义和谐的社会。近代以来，契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这两大基本理论，从“以恶抑恶”和“以恶增善”这两个不同角度，对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和谐社会进行了，双重反思与建构。

4、现代有限理性主义对理想和谐社会的底线伦理回归。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的建立与理性论证，经济标志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社会标志是个人本位的独立性、自主性重建和确立，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深入人心。

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黑格尔哲学走向衰落标志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转向，一股强大的非理性思潮出现了。由倡导理性转向用非理性，用有限理性代替绝对理性，使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崇恶的契约制度伦理也在这场挑战中得到本质性回归。

在当代西方众多的思想大师中，卡尔·波普以批判理性主义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建构了一个内容庞大而严整的思想体系。波普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认识是“可错的”。他提出于一个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反的政治行为上“脆弱的人”假设，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因为人是“脆弱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出一个和谐社会理想国的蓝图，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最理想，即使是最理想的，我们也无法证明其实现手段的科学性。为此，他提出以“渐进的社会工程”代替乌托邦式“最美好国家”的计划；以“最小痛苦原则”代替“最大幸福原则”。二是政治统治者也是“脆弱的人”，并非十足的“善者”或“智者”。他提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与其说需要好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但好的制度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能做于民有害的事情。制度也并非是万能，好的制度也可能被破坏，因此，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永远是大家的责任。与波普同时代的哈耶克从对真假个人主义的辨析中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设”。哈耶克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决非头脑设计的产物。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愿望、兴趣、利益出发，是不可能预见整个社会的行为后果的。所以好制度不可能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个人自愿和自发协作来完成的一个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

《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在努力避免独断倾向、小心谨慎求证中确立了“作为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制度伦理的有限目标。他在对和谐社会正义环境的审视中，以制度为前提，提出了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中“互相冷淡的人”和“无知之幕”假设，即“冷淡理性人”假设。“冷淡理性人”是指“原初状态”中的人具有一种既非利己也非利他的本性，表现为既有自己的理想但又对他人利益不感兴趣，同时对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自己也处于无知状态。罗尔斯从这个假设出发，建立起他的“最大最小价值规则”，即选择最坏可能条件下的最好结果原则，力图解决崇恶制度伦理中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与半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冲突，以契约论来取代功利主义自近代以来的中心地位。

崇恶契约制度伦理对和谐社会的人性假设，从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到善于精心核算的“理性经济人”再到脆弱的“有限理性人”和“冷淡理性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也使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从道德伦理的欲求置换成经济效率的合理并进一步还原为行政权利的合法性诉求，深刻揭示了这种制度文明对人类道德风险的预警和对法正义制度和谐的执著追求。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和谐社会诉求的制度伦理分析，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文明的历史走向和对正义诉求的内在逻辑关系。崇善制度伦理和崇恶制度伦理分属于秩序文化中基于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上的较为典型的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两种形态。

制度文化范文第3篇

一、清明文化，熏陶人

本着“以文化立校、文化育人，打造省级文化名校”的宗旨，我们把“倡导清明文化，打造赤城少年”作为学校德育的主题，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注重以下几个特性：

1.系统性

清明文化取其“清廉、清平、明德、明理”之义，包括“责任、效能、和谐、修养”的内涵；打造“有思想、会学习、善生活、懂感恩”的赤城少年是清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重要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清明文化的背景下，我们把打造赤城少年形成―项系统性的工程。在进行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制订严密的年度实施计划。从学生进校承诺到平常赤城少年的量化考核，从毕业时赤城少年的认定到关注赤城少年的未来成长，形成工作的完整性。其间开发校本课程。分年级、有步骤、有目标、分主题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七年级：榜样与礼仪；八年级：自律与勤学；九年级：感恩与超越)，迫求把打造赤城少年变为全体赤城人的理性规范。

2.创新性

我们追求文化建设的创新，努力促进文化个性与文化规范的统一。21世纪是重体验的世纪，从体验―体悟―领悟―感悟―顿悟中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道德和生态智慧，打造赤城少年既避免了空泛的无指向、无目标的形式主义活动，又避免了单调、枯燥的说教，力求形式与内涵的统一。在生态体验理论指导下，注重校园文化阵地建设的创新：校史室、承诺室、警示室、文化长廊、班级文化建设、赤城清风网站等等。阵地建设旨在营造体验场，用良好的环境熏陶人。文化艺术节、赤城少年辩论赛、清洁家园我先行、吉尼斯大赛、国旗下优秀赤城少年的讲话、赤城少年感恩卡、赤城少年梦想卡等成为了赤城中学德育的品牌，甚至开创了市、县德育的新模式。在多彩多姿活动中让学生去体验、去感知、去领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学会感恩、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升品位，努力挖掘赤城人的生命潜能，培养全体赤城人形成正确的法制意识、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清明文化既体现了赤城中学的文化个性。又与整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达到和谐的统一。

二、建章立制，规范人

清明文化建设是学校德育的导航系统，建章立制是学校德育的保障系统，在精细化管理上我们依靠制度来规范人，制度是清明文化、学校德育工作的灵魂，没有制度的文化是虚幻的文化。

1.完善的考核细则

我们制定了《赤城中学班主任考核纲要》《班主任一日常规》《班级一日常规》《班级考核细则》《行为规范达标细则》《学生公寓管理细则》等等。各种规章制度涵盖了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科学的量化考核达到精细化的管理。

2.创建《政教信息》

为使德育工作具有透明度，我们创建了《政教信息》这一平台。《政教信息》每周一发行，它的内容包括上周回顾、本周工作重点、生活提示等栏目，坚持批评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人性化提示师生生活，与学校的校园网、OA系统一起对学校的德育工作起到了有效地监督、管理、导引作用，使德育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公开。

三、全员参与。鼓舞人

学校德育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其关键在于学校德育管理中的全员育人德育工作机制是否建立，运行是否通畅，效果是否明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校始终把德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着力在加强全员育人机制上下工夫。

1.开展德育科研工作

德育科研是教育的先导。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进程中深刻认识到，德育科研是使全员育人机制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重要推动力。学校高度重视德育科研工作，提出了“教职工在研究中工作，在工作中研究；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的理念。编写开发了《赤城中学廉洁文化读本》《以德律己》《让廉洁之花开满校园》《小荷初露》《莲叶接天》《荷花映日》《赤城》等清明文化校本课程。

课题既是实践引领，又是实践的提升。2010年，学校正式批准为教育部“生态体验式德育的案例与问题研究”定点实验基地，并积极参与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生态体验式德育案例与问题研究”的课题研究，承担该课题两个子课题的研究。

学校每年举行以清明文化为主题的教师论文大赛。今年的主题是《为了学生的成长而成长自己》。在“天台山文化育人”专项论文、案例、活动方案评比中，我校2人一等奖，3人获县二等奖，5人获三等奖。

学校德育工作在研究中得到了升华。为探索德育规律。和谐育人，逐步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提高的全员育人德育工作机制。

2.全员参与“主动承诺”活动

以“契约管理论”为指导，创建承诺室。承诺室取“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寓意，以方鼎为中心。周边陈列党支部、校长室、各处室承诺书、党员教师争优创优承诺书、教师誓词、教师发展规划承诺书、廉洁从教签名条幅、赤城少年承诺书、赤城少年承诺档案等。

每学期开学典礼上，全体教师面对国旗，在全体学生面前高举右拳，在校领导的引领下集体宣读教师誓词。气氛庄严、神圣，场面宏大、感人。

学生进入赤城中学就读，就举行赤城少年承诺体验仪式，宣读赤城少年誓词，填写赤城少年承诺书。到九年级时，再举办重温赤城少年承诺体验仪式，填写赤城少年梦想卡并存档。让学生保留希望、放飞梦想。

全员参与“主动承诺”活动，是对全体师生进行的一次次关于目标与责任的洗礼，使学校德育工作具有广泛性、主动性、针对性。

3.调动一切德育生态因子

只有承认自己力量的不足才能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到德育工作上来。学校不是象牙塔，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学校德育工作日见复杂。因此，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和谐育人新途径，丰富全员育人内涵，调动一切德育生态因子参与到学校德育工作上来就很有必要。

学校实行家长开放日活动，一年一度的校文化艺术节、校级德育活动课对家长进行全程开放，利用开放日活动让家长来校体验孩子的生活，了解学校的育人目标，使学校与家长在德育思想上相互沟通。达成共识。从而取得家长对学校的德育工作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而且能为学校德育工作出谋划策。

学校实行全员值日制度。校长值日、行政值日、政教值日、教师值日、学生值日共同构建日常德育网络。全员值日制度全力配合奋斗在第一线的班主任工作，使德育工作不留空当与死角。

各种学生社团更是蓬勃开展。有学生会、赤城少年论坛、书法协会、摄影协会、赤城文学社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既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统筹能力，又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真、善、美，达到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功效。

四、“他山之石”。提高人

文化的本质是开放的，其生命力来自于包容，人为地隔断学校与外界的交流，是违背德育工作的客观规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学校德育工作必将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我们参与创建中国生态体验教育台州市联盟(简称“联盟”)，加强台州市八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科学的方式有效提升德育和教学实践研究，促成校际之间优质德育资源共建、共享格局，为学生全面健康快乐的发展提供高端服务，为学校德育实践搭建―个更加广阔的展示、交流平台。

我们也借鉴全国各地德育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如：江苏扬州翠岗中学、上海尚德中学、宁波效实中学。当校史陈列室、承诺室、警示室、文化长廊、班主任德育论坛等成为学校德育主阵地后，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接待全国各地来宾来我校观摩、指导。

制度文化范文第4篇

高校班级制度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设的保障，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以文献资料法、访谈调查法分析高校制度文化的内涵，针对目前高校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旨在加快、完善高校制度文化建设，为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校；班级制度文化；制度建设

班级制度文化能够营造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学习氛围，把班级成员凝聚在一起，朝着班级发展目标前进；能使学生在一定的准则下，约束自己的言行，建立社会法制观念，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1]但是，目前高校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存在许多问题。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生人数的剧增以及大学生个体的差异性，班级制度文化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班级制度和高校班级制度文化的定义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行动准则”，他把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等）、非正式规则（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和规则的执行机制（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三种类型。张晓蕊认为：高校班级制度文化是高校班级中，以班级规章制度、维护的行为准则以及运行、监督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2]由上可知，高校班级制度文化是班级全体成员在班级制度建设、运行、监督、完善过程中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二、高校班级制度文化的存在方式和功能

（一）班级制度文化的存在方式

班级制度文化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文本制度，即班级的正式规章制度；一种是非文本制度，即班级成员长时间养成并自觉遵守的一些观念、习惯和行为准则。其中文本制度是班级制度文化的载体和展现形式，非文本制度是班级成员默认的规章制度，其影响力较大。

（二）班级制度文化的功能

班级制度具有强制性、约束性、控制性，但班级制度的本质是其自身的教育性意蕴。班级制度是班级制度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班级制度文化的功能也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和教育性。其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班级制度文化建设能提高班级学生的凝聚力。班级制度促使学生建立集体目标，从而使学生调适自身行为，向集体目标靠拢，提高班级凝聚力。2.班级制度文化建设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制度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强迫学生纠正不良行为习惯，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3.班级制度文化建设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制度通过强制性为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有权力享用这个环境，但同时也有承担维护良好教育环境的义务，服从各种规章制度。

三、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现状与不足

（一）班级制度文化建设意识淡薄

首先，学校对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高，引导不到位。大部分高校仅仅出台了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管理规章制度，而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相关指导文件很少。其次，辅导员、班主任班级制度建设的意识不强。目前，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较繁琐，大多数辅导员把时间用于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而班主任多为任课教师，忙于备课等其他工作，二者基本没有时间过问班级制度文化建设。

（二）高校班级制度缺乏完善和规范

调查发现：大部分班级没有班级规章制度[3]，都以学校手册为准管理班级，有的高校虽然建立了相应的班级制度，但多流于形式，效果较差。还有些班级没有班级财务公开制度，更没有班训、班级目标建设、班歌、班服等。[4]另外，班级制度由文本制度和非文本制度组成，但辅导员和班主任多以制定文本制度为重，对于非文本制度的建设重视不够。

（三）班级制度不合理运用和过度制度化

目前，高校班级制度制定的主要目的不是教育学生。在学生心里，班级制度成为“不能、不行、不准”的代名词，这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这也剥夺了学生自我管理的权利。此外，班级制度过于制度化，即重班级秩序的建立、以控制为核心，过度强调集体主义，忽视个体的自我发展。

（四）班级制度过于形式化，缺乏民主、公平和监督机制

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班委是学生工作的最基层，制度的实施主要由班委来执行和监督。但是由于有的班委能力、经验不足，加上学校对其培养不到位，他们成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传话员，且绝大多数高校没有相应的班委监督机制。因此，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制度落实不到位，或者不能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反馈学生对制度的看法建议，甚至有些班委，这些都给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带来了阻碍。

四、高校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意识

首先，加强学校对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视。一方面，要积极构建高校班级制度文化建设蓝图，完善文本制度和非文本制度，即完善和培养高校各种规章制度和良好班风、学风等；另一方面，加大对优秀制度文化班级的宣传力度，营造高校班级制度文化的建设氛围。其次，提高辅导员、班主任对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们以学校手册为依据，以每个班级和专业为基础，建设各具特色的班级制度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班级制度。

（二）充分发挥班主任、辅导员在班级制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辅导员、班主任是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班级建设的主导者，对班级各种文化建设起着指导和引领的作用。首先，在日常生活中，高校辅导员、班主任要不断提高对班级制度文化建设的能力，积极主动学习班级制度建设理论，根据班级的具体情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班级制度。其次，在大学期间，班主任、辅导员与大学生的接触频繁，对其产生的影响也较深刻。因此，班主任、辅导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格魅力，做好榜样，引导学生积极加强班级制度文建设，并做好班级制度的完善和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

（三）班级制度的建设

1．加强文本制度建设的民主性。文本制度具有强制性和短期性特点。在制定班级制度时，要以学校管理制度为依据，从学生的角度，结合班级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可实施的、科学的班级制度。而制定科学、合理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民主性。首先，应以学校规章制度为依据，提前设计班级制度预定方案。其次，在班级讨论预定方案，让学生表达自己的看法，以学生的角度考虑方案的合理性。最后，修订方案，通过整理收集，确定规章制度，并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

2．加强非文本制度建设。在非文本制度建设过程中，首先，要以情感为依托，建设班级精神文化。辅导员、班主任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智慧，以班级、专业等为特点，共同策划、设计具有自身特色的班服、班徽等班级形象文化，使精神文化以物质为载体，激发学生的团队精神。其次，培养学生班级的归属感。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学生间的情感交流，使学生具有归属感，这样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地建设班级。再次，以班风、学风为重心，建设班级制度文化。

3．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班级制度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学生在生活、学习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各种不良的行为习惯，为了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习惯，应制定相应的班级制度。一个制度确立后，要经过不断的修订和改进，才能趋于完善。在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班级制度的过度制度化，避免让学生对制度产生厌恶情绪，应使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意识到自己是班级管理的主人。

（四）班级制度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设

班级制度的运行，需要一个有效的运行和监督机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建立一支优秀的班干队伍。班干是学生工作的直接实施者、管理者，更是班级制度落实和监督的实施人，他们是班级制度得以有效落实的关键。在工作中，应加强对班干部的指导和帮助，使之尽快成长为一支“能力强、作风正”的班干部队伍。[5]其次，组建一支“班级制度监督和评价”小组，完善班级制度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传统的监督和评价机制是学生班委负责监督同学的违规行为，教师单一评价，这种机制缺乏民主性。[6]

五、结论

高校班级制度文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学校领导、师生的参与，也需要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氛围，这样才能加速班级制度文化的建设。另外，高校班级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大学生健康的成长和全面的发展，不是为了控制、约束学生。因此，我们要让学生明白班级制度的建设是为了他们好，让学生体会到班级制度的教育意蕴，实现学生正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促进大学生的自我完善。

作者：杜鹃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

［参考文献］

［1］钱晓航．学校班级管理文化转型研究［D］．苏州大学，2011．

［2］张晓蕊．班级管理中的制度文化探查［J］．教育评论，2012（1）：36－38．

［3］朱广生，莫京兰．高校班级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J］．世纪桥，2012（3）：108－109．

［4］聂邦军．高校班级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20）：64－65．

［5］谢根坦．高校班级制度建设探索与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14）：245－246．

制度文化范文第5篇

制度变迁即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的创造过程。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当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通过内在化实现时，相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试图克服种种障碍，变更旧的制度，创建新的制度，从而完成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逻辑起点是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探讨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来看，为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制度均衡的打破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不一致，如制度供给不足或过剩，也意味着出现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取得的获利机会，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选择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这时就会出现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此变化很慢，它需要长期缓慢的培育才能形成，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于制度变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通常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其缓慢的变迁过程会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2.1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趋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交易费用就是制度的运行费用，它指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或者“一切不存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中的费用，”包括信息搜集、谈判费用、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等。

交易费用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不可能事先准确地计算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也不可能精确预计每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无论制度安排如何的完善，机会主义的行为不可避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从而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2.2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它的建立和完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因而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影响。

在人类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非正式制度具有文化特征，在一定的背景中它们可能会对正式制度产生强大的斥能力。同时，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于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差得多。因此，形成一种对制度变迁有利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3企业文化与制度变迁

3.1企业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事业为共同追求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精神风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活动等，而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还会有新文化的出现。一个企业的文化变革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企业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是否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匹配。其次，取决于企业的文化理念包括价值观能否得到员工的认同和严格遵循并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后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希望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

3.2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1）企业文化有助于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

任何管理制度的推行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当一种制度不被认同时，员工就会从心底里拒绝这种制度。要确保制度执行，就必须加大执行监督成本。随着执行成本的提高，制度的效率就会大幅度下降。企业文化的推进过程也就是企业员工对新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具体制度由认知到认同，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当员工对某项制度认同之后，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这时制度的监督成本将大大减少。

（2）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

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些重视顾客需求、员工和股东利益等关键管理要素和重视各级管理人员领导艺术的企业，即那些贯彻以人为本的企业会比那些没有这种企业文化的企业经营业绩要好。在现在乃至未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3）企业文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重大作用，未来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其灵魂是企业精神。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成功企业一般都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它可以使员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员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

3.3企业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一经确立，就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期初的成本和企业的最终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企业通常会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及其重要的位置。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指出：“企业文化，就其形式来讲，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是指人的价值理念；而就其内容来讲，则是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在人的理念上的反映，是从内在上约束和激励人的价值理念。”

出类拔萃的企业都会将企业的核心理念和员工追求进步的努力融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设计之中，使其定格为企业制度。企业制度只能告诉企业员工不做什么，而企业文化却能告诉企业员工该做什么。企业文化是对企业员工的自我内在约束，具有企业制度所不具备的调控功能。因此，企业文化是企业实现法治和规范化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制度创立的理念基础。

制度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背景；制度选择与变迁；工业化模式；私人教育投入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48－07

一、文化、制度与发展的差异

――经济、历史和制度分析视角的传统解释

在当代世界，与欧洲和美国同为基督教文化圈的拉美在现代的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相应的，儒家文明本来是作为人类农业文明和封建文明的代名词，从的时候就已经被彻底的遗弃，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在当代世界却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的巨大差异?

传统上我们往往认为是制度、殖民主义的掠夺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贻误了拉美经济。一般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拉美之所以贫困，是与殖民主义长期的掠夺分不开的。但历史上的殖民地并不只是拉美，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很多国家都曾经是殖民地，却一样在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看来单纯的这个解释行不通。

另外部分专家认为，拉美缺少经济发展所必备的自然资源，而且人口的增长过快导致了资源的相对匮乏，这是贫困的一个根源。但事实上，拉美各国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东亚恰恰是资源匮乏的国家，这样说来贫困的应该是东亚，不是拉美。看来这个解释也是行不通的。

还有些专家提出，“拉美没有象亚洲那样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拉美选择了错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但为何这些国家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亚洲的工业化道路呢?难道落后仅仅是因为道路选择的错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选择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历史决定的必然?

近来很多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建立起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或者建立了“错误的制度”。然而在绝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从广大的非洲到拉美，并不缺少经济学家所认为的这种“合理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但却依然贫困。因此单纯的制度分析仍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现象。而且进一步来说即使是制度导致的发展结果的迥异，但不同的国家为何会演变出不同的制度呢?

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拉美和非洲的停滞不前。在制度、历史、资源、经济要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决定发展的结果呢?

制度的不同选择影响了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水平，而文化的背景则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并进而影响发展的水平。阿夫纳・格雷夫认为文化影响制度的发展，如果将文化因素纳入社会制度之中，则文化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文化的背景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对于制度变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形成的根本性影响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本质原因。

但一些专家认为文化对发展毫无意义，他们指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高度的文明，却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即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文明仍然是一种农业文明，不具备产生工业文明的条件”。

但这个观点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西方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前同样是在其过去的农业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科学技术，也就是说肯定是先有的现代科技，才有的后来的工业文明，因此现代科技肯定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前，也就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指责儒家文明是农业文明，不具备产生现代科技的条件也是毫无根据的。

进一步，我们说东亚的奇迹和中国的发展根本来说是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对经济发展的独特的促进作用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是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对于落后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并通过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国家方面是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不是强调儒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率先产生现代科学与工业，是否可以产生现代工业文明。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不界定，我们研究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就毫无意义。

因此，很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亚洲获得了发展的奇迹，而拉美的发展滞后可能主要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但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同样影响美国，为什么美国高度发达?

虽然拉美也属于基督教亚文化圈，但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马克斯・韦伯所颂扬的新教有很大差异――新教倡导惜时、节俭、尽职、勤奋、自律和刻苦工作的伦理观念，告诫人们应该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则更多地强调运气、英雄主义、地位和身份，缺少对工商业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品格应有的尊重。这种文化差异可能是美国和拉美发展差异的一个原因。

二、文化与制度的界定

关于文化的概念很多，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概念。1952年，美国学者柯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对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所进行的回顾中，仅从英国和美国就整理出160多个不同的文化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是最具有概括性的：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综合这些概念，我们一般把文化分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和具体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正如我们将社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同样，广义的文化也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意是相同的。”因此一般意义上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社会化，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社会化的东西，它是相对于人的自然性而言的。文化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人类的社会性是重合的。

我们通常说的具体的文化往往是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定义文化――文化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群体的价值观，比如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反应了这个民族或国家对某个事物或从事某种生产活动习惯性的看法、生活方式、认同，这种看法或认同是长期的历史沉淀的结果，具有普遍性。英国马林骆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追求、品味和兴趣”。

制度同样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名词，一般人认为制度主要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国家制度、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以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制度实际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

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制度包括习俗、惯例传统与社会规范。从对制度的定义来看，制度往往会分为以成文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比如法律以及非成文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比如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由于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人文的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也就出现了在经济学中将制度作为规则和合约研究以及在其它社会科学中将制度作为文化来研究两种视角。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来说，制度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方面，因而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制度与文化并不是并列的两个概念。

但由于广义的文化是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文化，这样研究文化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这里研究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文化是一种显示不同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为模式，或称行为准则，即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适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后天学到的行为模式是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共同遵守的。”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具体的文化本身就代表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可见具体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又是同一个范畴，文化在具体意义上又是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通常说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具体的文化与正式制度的关系。

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人们对正式制度的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和改良的方式，这就带来了制度的演进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发展，带来发展的差异。凡勃伦认为，在经济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背后，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的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进。诺思也将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行动者的价值观体现在他的主观选择模型中，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的具体路线。

三、文化、制度与发展

(一)文化对资本形成、制度演进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

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同意：拉美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没有像亚洲那样形成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无论哪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的一个典型的资源结构是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但既然都是采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为什么非洲和拉美没有象亚洲那样形成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呢?

1、儒家文化的节俭传统通过影响储蓄率从而对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知道，资本形成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的水平，储蓄可以最终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因此储蓄率达到一定的程度是经济腾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东亚国家普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儒家的传统中，勤俭节约是一个根本的美德，而且为子孙后代留笔财富也是东亚文化的传统。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东亚各个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较高，进而转化为比拉美和非洲高得多的投资率。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大陆都保持着高达40％以上的储蓄率，日本在战后发展的初期也大体是这个水平，这种极高的储蓄率带来的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率。即使今天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是国内收入的40％以上，大约是印度的3倍。较高的储蓄率使东亚和中国发展的早期减少了对外来资本的依赖，从而没有较重的外债负担。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的充足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的增加让东亚各国不断放松市场和贸易管制，形成自由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这进一步促进了经济高效率的增长。

而拉美主要受欧洲殖民主义文化和其土著原始文化的影响。欧洲文化的传统一般比较重视消费。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指出：拉美缺乏俭朴精神，存在一个特权消费阶层!。拉美的这种文化遗产导致这些国家储蓄率偏低，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国家只有22％左右，仅仅为东亚的一半。极低的储蓄与投资率使得拉美和非洲无法形成发展所必需的有效资本，资本主要依赖外债，而沉重的外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储蓄率进一步降至16％－17％，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的缺乏让拉美各国普遍形成了严格的市场和贸易管制制度，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2、儒家文化的“勤劳”传统，对农业的重视使得东亚各国农业生产率率先得到提高，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市场和国内资本来源，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

儒家文化传统中吃苦耐劳的重要传统，不仅对经济早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同样影响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模式：东亚主要通过追加劳动增加生产率，而拉美主要通过追加资本投入增加生产率。儒家文化倡导的勤俭使得农业生产率在资本投入较低，仅依靠劳动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增加减少了购买粮食的负担，同时减少了外债的压力，使得东亚各国可以把资本更多的应用到工业发展中；这种农业模式不仅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同时，东亚各国普遍实行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让大量的农业剩余资本得以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国内资本来源。

同时在儒家文化传统上土地平均化往往是政府取悦于民、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这样东亚各个国家在战后普遍进行了有效的，以便“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改革以及文化中强调自己积累进行投资，并强调劳动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东亚各国的劳动积极性普遍有了极大的提高，并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以及东亚其它国家农业的基本模式。

相对来说，拉美普遍不重视体力劳动，使得拉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资本的投入并采用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减少了可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农场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土地越来越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吸收大量本可以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同时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劳动力。在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据统计，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它们却占有全国45.1％的土地面积；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49.7％，但这部分农户却只占有2.3％的土地面积。

(二)文化、制度与劳动力资本的形成

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前提是具备充足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西方国家称之为“劳动力资本”，不同的文明中对教育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对劳动力资本的形成和顺利转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的投入对于增长的贡献有显著的作用。

显然，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东亚国家更重视教育，从而促进了东亚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极大提高。从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来看，主要的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基本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水平，部分拉美国家甚至比亚洲还高。单纯的从这点来说，很难说拉美国家不重视教育。但教育投入的方式决定了教育的效果，亚洲主要是私人投入，而拉美主要是政府投入。通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私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比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高很多。一些研究韩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学者在论及东亚的教育成就时认为，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儒教影响的结果。韩国学生读书的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中国大体也是这个情况：在义务教育期间，尽管中国存在非常不合理的教育乱收费，但重视教育的传

统仍然让中国家庭收入的相当部分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就已经几乎达到100％，中学入学率也达到75％。

家庭对教育重视的后果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得以顺利的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较丰富的高层次人才使得这些国家更易于接受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参与国际化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前提，东亚国家有着比拉美和非洲更多的熟悉国际经营背景的人才，促进了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拉美的发展模式和制度。

在拉美，尽管政府同样把国内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教育，但普通的民众仍然缺乏对教育的重视，拉美国家在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上与东亚和中国有明显差距。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比较低，结果是带来了较高的辍学率和留级率，教育效率大大降低。同时教育水平偏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国家虽然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但由于无法适应工业化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因而无法顺利的向工业部门转移。

(三)文化、工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及劳动力转移视角的经济发展

我们注意到成功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主要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比如早期的日本、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采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相反失败的经济体往往在工业化的初期就采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比如拉美国家。对此我们传统的研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论证和论据来说明这点了，但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让东亚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让拉美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呢?

传统的研究主要注意到了一些经济因素对于这种选择的影响，比如工业发展投资的主体以及资本的来源主要是本国还是外国资本：东亚早期的发展在资本来源上主要强调自己积累，而拉美早期的发展主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但问题是为何拉美在发展的早期不像亚洲那样强调自己积累，亚洲在发展的早期又为何如此强调自己积累而不是像拉美那样直接由外国投资主导呢?

东亚的文化传统让东亚各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更有优势，因而东亚国家利用这种文化传统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中国大陆和“四小龙”的早期产业模式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在西方产业升级的时候，劳动密集型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东亚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在工业化初期利用传统文化对于劳动的重视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

拉美传统上不重视劳动的文化传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像亚洲那样通过简单的追加劳动而提高，只能追加资本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显然也就不得不首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也就选择了规模化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道路。

制度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校企合作;制度文化;深度融合;策略选择;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崔志钰（1974-），男，江苏南通人，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教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错位发展视野下项目多样化的研究与实践”（编号：C-B/2011/02/48），主持人：崔志钰。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2-0028-03

推进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不仅是职业学校的重要使命，也是现代企业应有的价值取向。制度文化作为校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单向化、简单化、纯物化、功利化等不良倾向，只有相互借鉴、吸收校企制度文化的精华，把制度文化有机渗透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中，才能切实推动校企文化的深度融合。

一、变“单相思”为“两相悦”

在当前校企制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单相思”现象，一方面职业学校无论是迫于“宏观”现实压力还是内在自觉需求，都对企业制度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倾注出较高的融入热情，企业的一些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生产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被引入，融为学校制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基本没有回应职业学校的热情，对职业学校的制度文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和理解，自我感觉是制度文化的“优势方”，没有必要“迎娶”学校制度文化。

“单相思”的尴尬源自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傲慢”，在以前人力资源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企业是强势方，职业学校是弱势方，很多职业学校以“培养企业需求的合格员工”作为自己的办学方向。在这种强弱分明、地位不等的情况下，职业学校如不融合企业制度文化，学生就难以与企业“零距离”对接，就不可能做到“首岗适应”，就会影响学校的“出口”，进而影响学校的整体办学形象。随着人力资源供求的“黄金交叉”轻轻掠过，“技工荒”愈演愈烈，企业用工短缺成为新常态，以致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惯习，企业缺乏主动融入学校制度文化的行为自觉。

变“单相思”为“两相悦”，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企业都要认真审视对方的制度文化，合理“移植”对方优秀制度文化“基因”。

职业学校应有自己的文化自信，避免盲目崇拜企业文化，导致企业文化“入侵”。对待企业制度文化，职业学校应实施“转基因”工程[1]，将对方的优势基因融入到自己的基因库中，从而优化自己的“性状”表达。例如，对于大多企业通行的“8S”管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坚持、节约，如果融入到平时的实训制度中，借以规范学生的实训，不但可以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还可以减少实训耗材浪费，节约实训成本;再如，对于企业工作任务的“八定”规范：定计划、定内容、定人数、定时间、定岗位、定师傅、定质量、定目标[2]，如果有机地融入到平时的项目教学中，成为教学制度的一部分，必将有效地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提高项目教学质量。

在学校制度文化引入企业文化“基因”的同时，学校应有意识地推动企业的文化“改良”，通过学校文化来影响和改造企业文化。例如，可以通过建立企业管理人员与学校专业教师、企业领导与学校领导交叉兼职的制度，让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感受学校的文化魅力，实现学校文化对企业的渗透;再如，职业学校可以与企业签订员工轮训协议，使企业员工培训学习制度化，帮助企业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与技能水平，实现“企业员工进校园”，从而亲身感受学校的制度文化。

校企制度文化的融合不是职业学校的“单相思”和“单向追求”，而是相互靠近，是一种交叉融合，是“两情相悦”。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校企双方都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基本方针，保持文化自信，同时适度地“基因移植”，实现校企制度文化的和谐共生。

二、变“群相亲”为“两牵手”

在当前校企制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典型的“群相亲”现象，即学校在融入企业文化时较为“宏观”和泛化，是一种“通用”的融入。企业的某一个制度一旦被引入学校，往往会涵盖学校所有的专业、适用于所有的教师或学生。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制度文化，学校不同的专业也往往有独特的专业文化，“通用”“泛化”的制度文化融入，无法实现专业文化与特定企业文化的对接，就会“模糊焦点”“失去准星”，不同程度地导致学校的文化迷离。

“群相亲”现象的根本缘由是没有形成真正的校企“联姻”，一是职业学校的每个专业没有对接与之密切关联、长期合作的一个或若干个企业，从而使专业制度与企业制度对接失去“着力点”。即便每个专业有对应的合作企业，更多的还是利益驱使，并没有形成“企业专业共同体”，难以上升到文化融合的层级;二是学校管理层在“总揽”学校文化建设的同时没能有效“关照”专业文化建设，事实上也不可能兼顾到每个专业的“个性”文化建设，尤其是制度文化建设，不可能对每个专业的合作企业深入了解，更不可能对每个企业的制度文化“洞若观火”，而专业负责人又缺乏专业制度文化建设的思维和行为自觉，从而使专业制度文化建设出现“真空地带”。

变“群相亲”为“两牵手”，这就需要职业学校在融入企业制度文化时实现“点对点”对接，实现特定专业与特定行业、特定企业文化的“交汇对接”。

实现专业与特定的行业、企业“牵手”，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即学校应该按照一套标准、准则来认定合作企业的资质，对企业进行把关，设定门槛，确保“联姻”企业是行业的翘楚，确保“联姻”企业具有独特、高雅的制度文化;同时，也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进企业加强自身的制度文化建设。例如，当前广泛兴起的“订单培养”“冠名班”，就是特定专业与企业“两两牵手”的典型，这样就可以将企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与专业的制度文化和师生的行为文化进行融合，营造具有特定企业味的职业化的专业文化或班级文化。再如，当前广泛兴起的“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也是实现企业文化与学校文化深度融合的有效载体，在“工学交替”中，学生在企业与学校间“来回穿梭”，自然会将企业的制度文化带入学校，将学校的制度文化带入企业。

在强调专业与企业的“精准对接”时，更为重要的是专业与相应的行业协会对接。学校的某个专业不可能专为某一个或几个企业培养人才，学校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熟练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应该努力追求不同专业的文化建设与特定行业的制度文化、行业标准、道德规范相融合，从而将学校的培养目标由“企业人”变成“行业人”。此外，学校通过与企业共“育”载体，如校企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研发基地等，形成工厂化实训基地、车间型实训室，打造“校中企”“企中校”“校外企”“企外校”，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学校和企业的文化熏陶，增强对学校和企业的归属感，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校企制度文化的融合不是“群相亲”，更不是“指腹为婚”，而是专业与企业、行业的“两两牵手”“逐一派对”。在“牵手”和“派对”的过程中，只有彼此认同的文化才可能“派对成功”，只有贴近心灵的制度才能内化为各自的行为自觉。

三、变“重外表”为“看内心”

在当前校企制度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职业学校过分关注一些浅层次的、表在的文化熏染，并没有深入洞悉制度文化的内核，更没有把制度文化与师生的行为文化结合起来。如有的学校在引入企业的制度文化时，习惯性地把这些制度上墙、汇编，作为环境文化的一部分，使制度文化外显化，却并没有真正强化落实。“产业文化进教育，工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课堂”，当前校企制度文化浮于浅表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制度文化并没有走进课堂、融入课程，没能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重外表”从根本上反映出职业学校对制度文化的认识偏差和建设举措的“重心”偏移。职业学校并没有为企业的制度文化引入提供合适的“土壤”，也没有进行有效的“松土”“施肥”，导致企业制度文化在“生长”过程中“根系”不发达，即虽然引进了但“生长发育”不良。主要表现为职业学校在引入企业的制度文化后，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没有因企业文化的引入而“职业化”。企业制度文化只有转变为师生的行为文化，通过师生的行为表现出来，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融入，否则就只能局限在“墙上挂挂、嘴边话话、纸上画画”。

变“重外表”为“看内心”，这就需要职业学校在融入企业制度文化时摆脱文化的“外显性”思维，不仅重视文化的“外表”感受，更多的侧重文化的“内心”体验。

要使企业制度文化真正“入心”，首先必须将企业制度文化纳入课程体系中，使其成为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必须将企业制度文化融入到课程教学计划中，根据专业教学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将企业制度文化渗入到课程教学计划中实施，并在不同专业课程与专业核心课程的设计中加以充分的体现，让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接受企业制度文化的熏陶，了解职业道德、操作要求、行为规则等重点内容;第三必须贯彻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产教一体、寓工于学”的教学模式将企业的管理制度与学习管理制度进行整合[3];第四必须体现在学习评价上，“项目”即“产品”，以企业标准来评价学生的操作，从而真正构建起“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使企业制度文化真正融入到专业教学的全过程。

“看内心”还体现在校企的深层次合作上，一是让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学校的课程开发，开发出“企业味”更浓的学习项目，切实变先前的“虚拟项目”“模拟项目”为企业真实项目。只有让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学校的课程开发[4]，才可能使产品的技术标准、规格规范等成为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才可能使项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嵌套，毕竟对企业文化理解最真切的还是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二是让学校专业教师参与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这也是将学校文化隐性渗透进企业的重要载体，在研发过程中，专业教师呈现出的似乎是专业知识与技术，但深层次的显然是学校的文化品味。

校企制度文化的融合不能仅重“外表”，更要细察“内心”。制度似乎是外显的、表在的，但真正有威力的制度一定是内隐于心的，只有将制度“化”为学习、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变有形的制度为无形的心灵法则，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制度文化融合。

四、变“拉郎配”为“自由恋”

在当前企业制度文化进校园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文化趋同现象，即各职业学校引进的企业制度文化大体相同，都是一些通用的制度文化，如6S管理、ISO系列的管理制度等，没有彰显出学校的文化个性。在企业制度文化的引入中，学校也缺乏必要的论证，没有凝聚全面的共识，存在着领导凭个人意志决定、凭行政强制力执行、用工资奖金惩戒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拉郎配”“包办婚姻”，必将严重影响学校的文化价值认同。

“拉郎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职业学校管理制度，一是当前职业学校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各职业学校的专业建设没有明显区别，专业设置“大而全”“小而全”，专业结构与当地产业结构的吻合度不高，职业学校的“地方特色”不明显，没有实现“错位发展”，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学校占比较小。二是在现代企业制度加速建设的同时，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职业学校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职业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延用普通中小学的管理体制，没有体现“职业性”。三是没有建立校企制度文化融合的制度保障，没能用制度来保障制度。

变“拉郎配”为“自由恋”，这就需要职业学校进行“制度重构”，建立起与企业管理体制相衔接的新型学校管理制度，从而使职业学校可以自由地、自觉地与“心爱”的企业“恋爱”。

要使校企制度文化“自由恋爱”并“门当户对”，首先应该变革职业学校的办学形态，将职业学校由现在的“综合型”向“专门型”转变，每所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都必须与当地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相衔接、吻合，体现职业学校的“地方味”，实现职业学校的“错位发展”。职业学校只有以不同的“面容”出现，才便于企业“相亲”。其次应变革职业学校的管理方式，在内部管理方面借鉴并引进企业化管理，构建基于校企文化认同的“命运共同体”，切实推动育人双主体、专业双带头、课程发、教师双素质、基地双主管、学生双证书等规章制度的落实，促进校企制度文化的和谐融合[5]。

校企制度文化之间的“自由恋爱”并不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同化，不是企图把校园变成工厂，将学生变成工人，也不是把企业变成学校，将工人变成学生，而是一种相互吸引，是在坚守各自核心制度文化基础上的纳新与创新。如通过建立校企合作促进委员会、校企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及毕业生跟踪评价等机构和相关制度，实现用“制度来保证制度”。可以活化职业学校的办学形式和管理模式，推动职业学校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合资、合作、股份、捐赠、成立基金会等多种方式参与职业学校的建设与管理，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化共融。

校企制度文化的融合离不开主体间的深度参与，只有主体间的深度参与才能彼此理解并认同对方的制度文化，才能体察“内心”“两情相悦”，在“自由恋爱”中实现“两两牵手”。

参考文献：

[1]崔志钰.文化与中学教科研的关系[N].教师报，2012-5-9（1）.

[2]范德华，赵明.高职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J].思想战线，2011（37）：251-253，39.

[3]周欢伟，马仁听.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零距离对接的途径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2（18）：85-88.

[4]赵秀莉.校企合作中工业文化与课程文化对接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2（24）：13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