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范文

时间:2023-10-13 05:30:56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篇1

能够起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无外乎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相关制度的继承,即 对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制度移 植,将别的国家或地区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移植进来;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制度发明。 从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来说,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 主要是创新了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 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安排需要在 创新中继承;对于外来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抄 照搬。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规范和制度创新来优化相关的经济发展环境呢?

第一,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政策是决定和影响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 有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 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三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环节被曲解或任意塞进人为意志;四 是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规范 政策的制定程序、强化政策的实施程序、监督政策的落实程序。

第二,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 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管理服务,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业,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性组 织提供的;第三是社会服务,它是由社会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公益性组织提供的,取 决于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发展状况。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服务环境。服务环境 的优劣关键在于管理服务的水平。优化管理服务,就必须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善,提高 办事效率和办事水平。

第三,强化立法、执法、守法的制度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各种法律是属 于正规制度安排的主体部分,是经济发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立法、执法、 守法的系列制度创新,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营造法制环境 过程中,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守法是保证。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系列的相关制度创 新来实现。

第四,推进市场制度创新,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 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此,需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 系。

第五,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优化经济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习 惯、传统、道德、意识形态等属于非正式制度,在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关系中发挥重要 作用。当然,作为行为规范,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如何根 除非正式制度体系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推进适宜于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发育发展 ,是经济改革面对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不断开拓现代文化的发展途 径,以诚实守信为美德,加强道德体系建设,才能营造出诚实、守信、和谐的人文社会 环境。

制度创新篇2

关键词:昆明市 制度创新 实践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69-01

一、制度创新奏交响

改革开放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制度创新史,改革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创新。长期形成的旧体制旧机制严重制约了昆明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特殊的市情、竞争的压力、发展的目标、跨越的使命,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以来,昆明市持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大力倡导、强力推动、全力推进制度创新,奏出了一曲昆明特色的制度创新时代交响!

二、制度创新出奇效

三年多来,制度创新带给昆明的变化是全面的,这些变化和进步必将长远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新昆明建设的进程,引领着昆明科学发展新跨越的方向、高度、愿景。

1.变化和进步之一:成功打造了制度亮点体系。昆明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精神,持续掀起制度创新热潮,呈现出一系列制度亮点:建立健全了解放思想制度体系,把解放思想纳入长效机制,首开全国先河;建立健全了干部人事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许多举措领先全国;建立健全了问责制度体系,实行最严厉的问责制,被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建立健全了软环境建设制度体系,全力打造“三最四低”一流发展软环境,昆明迅速成为“发展高地”和“投资洼地”;建立健全滇池治理制度体系,“五治”先行,“三治”结合,“河长制”被全国推广等,体现了昆明特色。

2.变化和进步之二:初步形成了制度治理体系。昆明站在“顺时之举、应势之策、发展所需、责任所系”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制度创新,用制度规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初步形成了制度治理体系。这些制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同;互通互补,互联互助,筑起了昆明制度治理的立交桥,建构起昆明特色的制度治理体系,为现代新昆明建设发掘了潜力、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动力。

3.变化和进步之三:革新了经济社会治理模式。昆明在制度创新实践中,始终坚持“依法、遵规、履程”,大胆探索“党委执政、人大督政、政府行政、政协参政、百姓评政、司法公正”的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优化了执政资源配置效果、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经济社会治理效果。使制度成为经济社会治理的第一选择。昆明要加快科学发展新跨越,必须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事尽其功、权尽其责。必须划清公权和私权之间的界限,使两者依法运行、各得其所。必须划清政府、企业、组织、公民四者之间的界限,使政府回归本位、企业找到属性、组织发挥作用、公民得到权利。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让政府权力配置的资源最少、最小化,让市场竞争配置资源达到最多、最大化,努力实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成功对握。

4.变化和进步之四:提升了昆明的竞争软实力。为打造一流的发展软环境、竞争软实力,昆明坚持打好“四差”:“改革打时间差”,突出一个“快”字,快人一拍、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开放打空间差”,突出一个“优”字,硬环境要优,软环境也要优; “创新打信息差”,突出一个“新”字,新思想、新思维、新思路、新信念、新理念、新观念;“治理打制度差”,突出一个“诚”字,把公民培育成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其中,“改革打时间差”、“开放打空间差”、“创新打信息差”最终都要靠“治理打制度差”来保障。“四差”并进,统筹兼顾,形成合力,共同提升了昆明的发展软环境、竞争软实力。

制度创新篇3

1.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宁夏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按自治区行政区划和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从而实现宁夏城乡公民身份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让所有公民在同一制度平台上仅凭个体能力(资金、技术、知识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初步打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基础,方便宁夏农民择业和转移。我们的调查说明,少数人对取消城乡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担心没有根据:中国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云南,在革除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后并没有引起经济、政治、社会的动荡;截至2007年,在发达和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已经施行和宣布施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的10个省市,也没有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安定问题。

2.取消农村城镇人口准入指标和准入门槛

农村城镇(含县城、县级市和建制镇)的户口要全部放开,既要取消传统户籍管理沿用的城镇准入指标,又要取消第一轮户籍改革时为大中小城镇设定的准入门槛,让市场或价格直接调节农民的流向、流量、定居和择业。这一制度创新可以降低政府对人口迁移的管理成本,提高农民转移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依靠这样的户籍制度创新才能充分实现城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全面放开农村城镇户口、废除进城门槛,不会使农民不顾一切涌进城镇和导致太大的农业人口流动风险。因为,农民在向心仪的农村城镇转移之前都会搜集相关信息、进行最起码的成本收益分析。即便是部分农民考虑不周流入了城镇,假如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栖身之处,不论这个城镇如何美好,他们中大部分都会自动返回近在咫尺的家乡农村。有人认为,城镇不设置门槛会使农民过量流入,以至于在城镇边缘和城中村形成类似于拉美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我们在对宁夏境内各县市的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城镇存在类似贫民窟(比如,银川市红花渠两岸的城中村、固原市原州区清河路至东红村两侧的平房区,以及部分县市城区的城乡结合部等)。但我们认为,对这一现象也要进行理性分析与思考:试想,既然农民宁愿生活在城镇“贫民窟”而不愿回到农村,这岂不是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要高于农村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违背农民意愿、不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呢?现行准入门槛阻止农业人口自由进入农村城镇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原则和增进福利原则。如果说,城镇政府没有为这些新的城镇建设者兴建福利房的经济实力,但总是有承认和保障农民工在城镇自由居住的能力。

其实,包括“贫民窟”现象在内的“城市病”在更多层面上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城市管理上的问题和城市本身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非农民流动本身必然产生的问题。发达国家依靠经济发展和科学的城市管理已基本上治理好了“城市病”,同样,中国的城市政府也有能力解决“城市病”问题,城镇政府不能总是以“城市病”的存在为理由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以及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对农业人口进城的限制。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创新

单一的户籍制度创新无法完全消除施行农民转移与住房置换战略的障碍,还必须与相关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性创新相结合。2001年户籍改革允许农民“带土”进入县级以下城镇,但仍然禁止农民处置其承包的土地。农民不能把土地使用权转化为货币资本,因而不能彻底“离土离乡”、融入城镇,只能选择城乡两栖、亦工亦农的“农民工”生存方式。这种农业人口的虚假转移现象,阻碍宁夏农村城镇化进程,妨害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效转移,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推迟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所以,要实现农民战略转移,除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外,还必须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性改革。

我们的思路是,以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不变为前提,重新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农村集体象征性拥有农村土地最终所有权,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并向永久化过渡,或试行农村土地永佃制,并在《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修改时承认这些创新;允许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物化其中的土地使用权,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出租、入股、转让、抵押和继承,真正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货币化、资本化和上市交易。这种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特点是,农民流转出去的只是承包权中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仍旧在承包者手中。一旦流转合同到期,土地使用权又重新回到承包者手中。

这样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设计可以:(1)避免土地私有化或国有化引起的利益再划分导致的制度变迁成本,可以抑制土地大量兼并,防止发生农民失业;(2)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者;(3)可以增加农民收入;(4)促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5)为农民提供一个最现实的保险和融资渠道,使农民能够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向非农产业和农村城镇转移的资本。

三、农村宅基地上市交易

人类的首创性首推交易的发明,农民住房当交易而不进行交易就是浪费,是潜在交易各方的损失:农村房主得不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初始资本;买房人无法以公开合法方式买到自己需要的住房;政府不能从民房交易中获取税收,因而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持续稳定的财源。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城市的内在驱动力向农村的延伸,农村房产市场将不可能继续封闭。否则,它将会继续在地下以扭曲的形式运行。

农村改革开放后宁夏农民收入不断增长,进一步刺激农民原本高昂的建房热情,30年来农村住房已经过四五次更新。但与此同时,大量农民陆续迁入城镇定居,在宁夏广大农村留下许多闲置空房。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宁夏农村住房空闲率在20%~30%。由于现行法律、政策仍然限制农民住房的自由转让,农村不存在合法、公开的房地产市场。所以,这些闲置空房无法在城乡流转和循环利用,其中大部分只能任凭自然损毁,造成宁夏农村财富的巨大浪费。

我们对宁夏农村房产流转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村大量住房闲置浪费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严格限制。所以,解决农民住房置换和闲置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可行的思路是,把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逐步开放农村

二、三级房地产市场。这种改革思路既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根据。众所周知,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城镇居民可以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从而让自己的房屋所有权拥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市场价值。农民住房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同是公有制,为什么不能像城镇那样采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办法,让农民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拥有合法、完整的房屋产权,然后上市流转自己的房产?在农民住房流转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把农村和城镇区别对待,否则,将损害农民利益,阻碍农村发展,拖延宁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学者认为,在出售自己的住房后农民会流离失所,影响社会安定。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农民如果没有其他固定住所也不会轻易卖掉自己的唯一住房;另外,政府还可以法律和政策形式禁止农民转让其唯一的住房。此外,现在城镇不是也存在不少无房户或住房困难户吗?可是,国家并没有因此禁止市民出售住房;在宁夏所有城镇,有谁见到大量市民因卖掉住房而夜宿街头的现象?在农村,虽然法律、政策不允许农民住房随意公开转让,但仍有农民因故自行出售自己的住房。而且我们在宁夏广大农村的调研中,没有发现因卖掉房屋而无家可归的农民。所以,政府应该努力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城镇住房保障问题,而不能本末倒置,一味限制农村住房的流转。

也许还有人担心,允许农民住房自由转让不利于农村耕地的保护。其实不然,中国早就建立了一系列保护农村基本农田的政策法规,只要严格秉公执法,不会出现大量侵占农村耕地的现象。事实上,农村征地和农户拆迁的低成本,才是促使农村耕地大量变为建设用地的潜在经济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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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就近转移与住房置换战略的协调实施,将会有效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农村城镇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施行这一战略,要求解决主要农村制度的创新和如何实施创新问题。而能否成功实施此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对诸如户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和宅基地制度等主要农村制度的创新和创建。

制度创新篇4

摘要: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建国以来的人大运作证明,我国理想的民主理念与落后的民主实践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人大制度,关键是要不断推进人大制度创新。因为创新就是最好的坚持。人大制度创新就是要实现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法治化、人大选举直接化、人大任职专职化、人大职能健全化。 关键词 人大制度 民主政治 体制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有的人主张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这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不能达到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目的;有的人不对人大制度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就一味地强调人大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而进行僵化地坚持,这同样不能达到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目的。长期以来,我们在所有重大会议和重要文献中,都毫不例外地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反复强调“坚持”的多,而实实在在进行“完善”的少,或者说,所谓“完善”还一直只停留在口号上,尚未落实到行动中去。这就使得几十年来我国的人大制度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造成了先进的民主理念与落后的民主实践的巨大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比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更高级更民主的地方在于:必须按照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原则选举产生;必须真正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而不是“清谈馆”;必须实现人民对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罢免权。对比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大制度的实践,其中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发展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大制度的创新,因为创新就是最好的坚持。 现在对人大制度进行创新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因为:(一)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大跨越;(二)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皤大跨越;(三)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实现了从自我封闭半封闭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大跨越;(四)我们党和国家经过建国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为提高,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强,实现了由贫困落后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跨越,等等。这些都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实现人大制度创新,是当前发展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推进人大制度创新,应该着眼于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法治化、人大选举直接化、人大代表任职专职化、人大职能健全化。 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不容任何怀疑和动摇。在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学术理论界对此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也未研究出一个成熟的理论。从执政党与人大之间的实际运作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在宪法和法律上,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明确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这就是说,执政的共产党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对此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要接受党的领导。 上面看似逻辑矛盾的两个方面,几十年来似乎难倒了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以致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处理二者关系的理论成果,这是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地方所在。由于深受苏联以党治国的严重影响,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等现象十分严重,几近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在传统的执政党与人大关系认识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党直接领导人大,包揽国家事务,使人大事实上成为党组织的附属物和具体执行机关,这就使人大丧失了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地位。 如何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因此而“卡壳”,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政治智慧和创新勇气的最大考验。其实,对于执政党与人大关系这一所谓的“敏感”问题,只要认真思考,勇于创新,就完全可以找到解决的新路。首先,弄清楚政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结成的政治组织。现代国家几乎都是政党政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任何政党都是以取得政权、参与政权或维护政权为主要政治目标,但政党包括执政党本身并不是权力组织。党的十二大就明确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这就充分说明,任何政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本身并不是权力组织,不具备行政权力,它不能对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号施令,因而也就不能对人大进行直接的指挥和发号施令。其次,弄清楚以党治国的由来及其弊端。传统的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就是将执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以党的名义居高临下地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发号施令。我国以党治国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概括地说,一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二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三是革命斗争特殊环境的影响,四是的影响。孙中山就是主张以党治国的,苏联可以说是以党治国的“始作俑者”。以党治国的直接后果,就是树立了党权至上,强化了党权本位,使党的组织和职能全面权力化、行政化,相应地使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和权威大大弱化和边缘化。、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明确表示过反对以党治国。现行的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实质上带有很大的以党治国的痕迹。再次,弄清楚我们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我国是一个人治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长期以来,我们忽视法制建设,突出个人的权威,强调政策治国,人治思想和作风泛滥。以党治国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治方式,人治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所以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们党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要法治,摒弃人治,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弄清上述问题,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不能直接对人大发号施令,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必须进行相应地变革。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我们可以认定,执政党从属于国家,而不是国家从属于执政党,因而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就完全可以约束执政党的行为,这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理论依据。当执政党与人大关系在宪法法律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出现一种特殊的矛盾时,我们不可能通过修改宪法来确认“执政党是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只能在政治体制层面上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所以1980年8月邓小平就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思想,正式界定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渐走向制度化。”2这就是说,政治体制层面界定的党领导人大要服从宪法规定的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变。 执政党怎样转变领导方式呢,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行“政权内领导范式”。3所谓政权内领导范式,就是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由传统的党治制向现代法治制转变,由执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领导向执政党置身于国家政权之内的领导转变。政权内领导方式与传统的党政合一有本质的区别,党政合一的主要弊端在于以党代政,党直接包揽一切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以党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政权内领导就是执政党置身于国家政权之内,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的程序变为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并以国家政权的合法身份行使权力,实行法治化的领导。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支持和组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根据政权内领导范式,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就必须由执政党凌驾于人大之上对人大直接发号施令,转变为执政党置身于人大之内,通过法定程序,使执政党在人大内取得优势名额和地位,经过人大这一合法机关,达到体现执政党意志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实现执政党与人大关系的法治化。各派也应当纳入到人大的序列之中,在人大这个合法的最高权力舞台上与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人大选举直接化 人大制度的民主性就是因为人大代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当今世界各国议会议员的选举,都是遵循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的民主原则。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地方在于人民的直接选举。直接选举是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实行的真正的民主原则。 直接选举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议会选举的普遍原则,可我国全国人大选举却一直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间接选举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它不能全面、正确表达民意,模糊了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违背选举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我们经常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坚持了直接选举的原则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范围还局限在县乡(镇)两级,市、省和全国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这与当今世界各国议会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很不协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很不协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愿望很不协调。但为什么我国不实行直接选举呢,究其原因,恐怕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脑子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如果不清除这些错误认识,直接选举在我国就可能永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成了一句欺人的谎言。 错误认识之一: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差,不能实行直接选举。这是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障碍,这种观点事实上是一点儿也站不住脚的。第一,现在世界各国议会几乎都实行直接选举,难道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经济文化最落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最差的国家?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在一、二百年前就实行了直接选举,难道今天的中国还不如一、二百年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始终不渝地为人民争民主争自由,难道新中国的经济文化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不如解放前的旧中国?第四,建国初期我们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差,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难道说还是原地踏步踏地留在建国初期的低水平上?第五,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承认的,那就是我国农村的经济文化要比城市落后,农民的民主意识要比市民的民主意识差,但为什么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处在我国落后的农村县、乡镇两级却实现了直接选举,而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发达的城市还不能实行直接选举吗? 错误认识之二: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难以实行直接选举。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现象,恐怕到下个世纪,我国还有这么多人口,还有这么辽阔的幅员,难道我国就永远不能实行直接选举了吗?在人口众多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印度,印度人口不比我国少多少,但他们的议会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在幅员辽阔方面,我们可以看看苏联、美国、加拿大,苏联比我国幅员更辽阔,可苏联早在1936年就实行了最高苏维埃的直接选举;美国、加拿大与我国幅员差不多,可他们早在一、二百年前就实行了议会直接选举。当然人口多、幅员辽阔肯定会给选举带来一定的困难,但这可以通过改进选举技术方法来解决,譬如“采用划小选区的办法,就可以做到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不会比现在选举县级人大代表的难度大多少。”4s 至于一些人认为直接选举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无知了。也许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进行直接选举,而西方国家却普遍地实行直接选举,这就使一些人误认为直接选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了。直接选举并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要知道,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论述过无产阶级要实行比资产阶级更广泛更民主的直接选举。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就实行了直接选举,我国也已经在县、乡镇实行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直接选举,而是如何尽快推广直接选举的范围。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直接选举时间表,使直接选举逐步从县乡镇级推广到市级、省级,最后推及到全国。 实行直接选举,还应该相应地实行竞选制。竞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公开、平等、有序的竞争机制。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提倡和实行过竞选制,《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列专章规定了竞选制。实践表明,实行竞选,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民主热情,最大限度地选拔政治热情高、工作能力强、深受群众欢迎的人才,实行公开的竞选,还可以有效地避免选举中的黑箱操作和暗地交易,竞选人也可以光明正大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愿望。实行竞选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确保直接选举卓越有成效的必备手段和有效方法。 人大任职专职化 人大任职是否专职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大工作效率、素质水平、监督力度和民主程度。世界各国议会议员都是专职的,而我国人大代表却是兼职的。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有其严重的弊端:一是不能监督。我国全国人大近3000名代表,都是兼职的,他们一年只能召开一次会议,在短短十几天的会期内,要完成人大对“一府两院”复杂工作的审议和监督,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只能走走过场,草草了事。二是不敢监督。我国人大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下级官员或单位工作人员担任上级人大代表,监督上级政府的工作,虽然宪法规定了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言论免责权”,可每位代表都清楚,散会后自己马上就回到原工作单位,成为政府直接管理的对象,谁还敢大胆“监督”呢,所以他们在人大会议期间大都只能对政府工作表示称赞和肯定,最后“一致通过”,根本起不到“唱对台戏”的监督作用。三是无力监督。国外的议会议员通过民主竞选产生的,当选的议员大都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的人大代表大都是组织上推荐的劳动模范或在某一领域里的先进工作者,他们虽然有一技之长,但大都不懂得政治、法律,甚至有不少人大代表连人大制度都不清楚,只不过跟着去开开会、听听报告,这不得不使我国人大代表的整体素质偏低,缺乏应有的议政能力和监督能力。 我国人大代表之所以实行这种兼职制,主要是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又根本源于我们对“议行合一”的教条理解和机械运用。“议行合一”最早是由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巴黎公社进行了短暂的“议行合一”尝试,公社社员既是人民代表,同时又是政府官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所说的“议行合一”就是代议机关和行政机关合而为一,制定法律的机关同时又负责执行法律,代表机关的成员同时又是执行部门的领导者。但马克思只是说这是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就是说,巴黎公社在政治建设时是这么做的,是搞“议行合一”的,马克思并不是说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要采取这种“议行合一”的原则。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却坚持了“议行合一”的原则,苏联1918年和1924年宪法就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建设苏维埃的,到1936年苏联制定新的宪法时已经开始把立法和行政职能明显分开。但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中,却一直认为“议行合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组织原则。事实上,我国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设置上,从来就不是“议行合一”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但我国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上,却明显地带有“议行合一”的痕迹,即有不少人大代表同时兼任政府官员。几十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议行合一”已经不是我国人大制度的组织原则,因此,明显带有“议行合一”痕迹的人大代表兼职制应该是我们进行人大制度建设所要改革的重要内容。 几百年来的国外议会实践充分证明,议员专职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不仅要认真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大代表兼职制的实践弊端,也要借鉴和吸收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文明成果。实践证明,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制势在必行。笔者认为,为了搞好人大代表专职制,还必须明确以下几条具体措施:一是政府官员不得当选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不能同时担任议员,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目前由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少,这是很不妥当的,它不利于人大制度建设,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我国已经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辞去在政府担任的职务,这是人大制度改革的方向。随着人大代表专职制的建立,全国各级政府官员应一律不得担任各级人大代表。二是减少代表名额。现在我国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近3000人,是世界议会人数最多的,省级人大代表名额也在400-1000人之间,比一些国家议会人数还要多。根据国外经验,议会在500人左右比较合适,超过1000人时开会讨论问题就比较困难。例如美国国会下院议员人数是435人,法国议会下院577人,日本众议院512人,印度下院544人,英国下院650人,意大利众议院630人。我国人大代表名额虽然与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有关,但人大代表人数过多,效率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实行人大代表职后人数就更加不需要这么多了,我们认为实行专职制后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应在500人至1000人之间。三是设立与“一府两院”对口的专门委员会。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机构基本上是与政府的职能部门对口设置的,每个议会常设委员会机构专门审议研究与之相对应的政府部门的各项议案,并对其进行全面的监督,如美国国会的常设委员会43个,小组委员会100多个。我国人大要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就必须成立与“一府两院”相对口的专门机构,这也是现代社会分工专业化越来越强的客观需要。只有设立相应的人大专门机构才有够集中精力了解、研究和跟踪“一府两院”的工作,从而达到对“一府两院”进行经常、有效的监督目的。四是配备人大代表工作助手。人大代表实行专职化后,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相应地为每个人大代表配备一定数量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国外议会议员都配备相应的工作助手,其工作责任心之强、工作效率之高是相当出色的。比如美国国会就为议员个人配备了大量的助手,每个议员最多可雇专职助手18人,还可雇用非专职助,美国国会议员只有535人(其中下院435人,上院100人),而工作人员总数却高达4万多人。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后,现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人大职权健全化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15项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21项职权。这些职权总括起来可分为: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我国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权要比国外议会的职权范围更广,但我国人大的实际工作效率和权威性却不尽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人大在职权的行使上是残缺的。我们认为凡是宪法授于人大行使的职权而人大没有去行使的应视为人大自身的“失职”。当然,这与现行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认识状况有很大的关系。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必须以法治的眼光重新审视人大制度,审视人大职权的完善和健全行使。从实际情况来看,人大职权行使的残缺是多方面的,笔者仅就一些重要的方面作些分析。 一是决定权的行使。决定权是体现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特征的一项重要职权。根据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或地方重大事情需要作出规定的应由全国人大行使决定权。在实践中,人大也多多少少在行使着这一职权。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全国人大的决定权与执政党的决策权怎样协调一致。传统的做法是,执政党包揽国家事务,直接对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发号施令,执政党的决策权在许多方面取代了人大的决定权。执政党实行的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领导体制和原则,这就使得政府成为党委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人大的执行机关,这显然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不是不要执政党的决策权,而是要实行执政党领导方式的转变,既由过去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转变为“党委决策,经过人大决定,再由政府执行”,这就由过去的两个环节变成三个环节,这决不是多此一举,而是法治的重要特征,这也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而是在完善中进一步坚持了党的领导。 二是财政权的行使。财政权是指人大享有对国家的财政决定权和对政府财政监督权。掌握财政权是议会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职权,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就是为了限制国王征税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当时流行的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号是“不经议会批准,国王无权征税”。这既是对国王滥用权力的约束,更是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对照我国的情况,我们深深地感到人大对财政权行使的严重缺失,一方面,我国现行的人大对财政权的行使仅仅体现在一年一度对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的审议上,而这种审议又大多是滞后的和形式性的,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国家税收的征管必须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否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向人民群众征税,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各级各部门不仅擅自制定每年税收增长目标以示政绩,而且纷纷出台各种收费项目中饱私囊,连乡镇政府和职能部门随意下个文件就可以向农民群众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致使“三乱”泛滥,农民苦不堪言。这不能不说我国人大应对此负有很大责任。严峻的现实向我们昭示,我国也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不经人大批准,政府不能征税。”至于各级各部门乱收费了就更不用说了。 三是弹劾、罢免权的行使。我国人大对人事权的行使上还普遍地局限在被动的任免范围之内,而弹劾、罢免权的行使几乎没有真正启动过。弹劾是议会对违法、犯罪和严重失职行为的高级官员进行检查追诉的一种制度,这在西方各国议会中是正常行使的一项重要职权,根据西方的议会实践,弹劾制度主要是针对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国家高级官员,这在我国由选民直接选举高级官员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人大不行使弹劾权可以理解。但人大没有正常行使罢免权就说不过去了,因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由它选举、决定、任命和批准任命的国家机关组织成员最有效的监督制裁手段就是罢免或撤职。罢免是人大免除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领导人职务的方式。建国以来人大对罢免权的行使严重缺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人大正常行使罢免权的似乎只有一次,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湖南省人大对副省长的罢免。现在官吏腐败比较严重,但人大很少积极主动地行使罢免权,一般情况是先由党委决定对某一腐败官员作出党内纪律处分后再由人大去办理“罢免手续”,这种“马后炮”式的“罢免”与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极不相称,这无疑大大削弱了人大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 四是宪法监督权的行使。对宪法监督权的行使恐怕是人大所有职权中最薄弱的环节,甚至可以说,人大的宪法监督权几近虚设,这也是我国宪法缺乏神圣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自从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人大还没有处理一起“违宪案件”,这并不是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没有违宪案件发生,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正常行使宪法监督权。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各级各部门出台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政策法规,有不少是严重违宪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量法律,也不能完全保证它没有违宪的情况。根据现行《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迫切需要单独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监督审查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各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否违宪,使我国宪法进入诉讼程序,确保宪法的神圣权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宪法规定,人大一年一度听取“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并进行审议。近些年来出现的引人注目的一种新动向是,人大代表对“两院”的工作报告投了不少的“不信任票”,这说明人民对其工作是“不满意”的,但也仅仅就是“不满意”而已。根据国外通行的做法,议会一旦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必须提出辞职。同理,一旦我国人大通对“一府两院”的不信任投票达到一定比例,“一府两院”的正职应当提出辞职。如果这样,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就真正发挥了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实现人大制度创新,还需要国家在其他制度安排上作相应地调整,比如说,我们习惯于重视学习文件政策而轻视学习宪法法律,再比如说,我们习惯于将年届退休的老同志安排到人大工作,这就使人大领导干部有一种退居“二线”的感觉,使人大远离了权力中心,这与宪法赋予它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等等。推进人大制度创新,需要国家从整个制度层面进行通盘考虑,关键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另一方面又习惯于运用人治的手段,其结果必然是一场南辕北辙的现代游戏。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7。)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7。 3戴承欢,张英红:《论依法治国方略中的党的领导》,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4蔡定剑,《中国人大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146。

制度创新篇5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制度学派的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观点,利用金融制度创新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在一体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和内容安排。

    一、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

    20世纪初,奥裔美籍着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的质量;引进一种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技术概念。创新可以模仿和推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来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处理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够较好地实现储蓄动员和投资转化,从而决定了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停滞或畸形状态,使经济增长受到来自金融因素的制约。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过程,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问题。

    金融制度与其他范围宽泛的制度体系一样,金融制度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政治乃至道德、习俗的约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也可以说,一个金融体系的本质与特征完全取决于其制度架构。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支配和约束,以减少金融行为中的不可预见性与投机欺诈,协调和保障金融行为当事人的利益,润滑金融交易过程,从而降低金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协调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进程。显然,金融制度作为所有合法金融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内涵。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金融制度上来考察创新,则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

    二、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制度学派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诺斯、沃利斯等为代表。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虽然是以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为明显特征,但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

    1.制度学派关于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安排的观点。戴维斯和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即潜在利益的现成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存在一个时滞效应,需要由那些可以预见潜在利益,并首先发起制度创新者组成的“第一行动集团”以及那些可以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第一行动集团”具体划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由此建立了三级水平的制度创新模式。并在分析研究后得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较优的结论。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金融制度的创新是金融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也遵循制度创新的五个步骤,即: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金融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三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根据最大利益原则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可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层开,即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两个层次上展开。因此,金融制度创新也就相应地分为由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业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微观组织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是合理的,但在以下情况下,由金融监管当局(政府)担任创新主体的选择更可行:(1)金融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存在私人微观金融组织进入的障碍;(3)潜在收益不能量化带微观主体,即外部性强;(4)制度创新涉及到强制性分得收入再分配;(5)制度创新的预付成本过大。

    2.金融制度创新面临的风险。金融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已经形成的金融发展路径的依赖性,这需要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一般来说,已有的金融制度形成、运行的时间相对较短,在金融制度变更中形成的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小一些,其实施难度也不会太大。反之,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很高,难度也会相对更大。另外,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制度创新风险问题,新的金融制度可能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代原有的金融制度成熟、有效地运行,这样,在制度转换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某种制度真空,如果这种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补,金融混乱必然会产生并形成巨大的转换性损失。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越大,创新主体对其所持的态度就越谨慎、保守。

    三、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内容

    1.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中长期贷款占比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底以来银根的紧缩,贷款增幅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中长期贷款却依然保持十分稳定的上升,压缩的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使得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显着短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所加剧。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特别是风险定价的能力。

    2.从融资结构人手解决目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过渡依赖银行贷款导致中国的M2/CDP持续上升,提高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长期融资不发达,使得银行体系不仅承担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承担的短期融资的功能,还不得不承担长期融资的功能,在有的领域实际上类似股本融资功能,例如在转轨时期银行对于一些无资本金企业的贷款,以及期望银行对本来希望进行股本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无论是压缩中长期贷款,还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多地需要从银行系统之外找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要发展中介融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如果这些市场不发达,大量的银行贷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中长期贷款压缩的余地十分有限。

    3.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人手解决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导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为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可以采用资产的证券化、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主动的负债(例如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运用的期限发行大额长期存单等主动的负债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管理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风险。另外应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基础之上的。

    4.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文版。

    2.鲁志国:“制度变迁的绩效传导与绩效曲线”,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4.马克斯·韦伯:《经济、社会领域及诸权力》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制度创新篇6

【关键词】 制度 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管理制度创新

一、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视角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方面构成。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特定制度的产物,是人在特定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表现。用这个观点看教育问题,教育改革本质上并不仅仅是教育内容的改革,也不仅仅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命题方式之类的技术性改革,而更重要的是管理制度的改革。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和利用教师及学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与西方人相反,我们向来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教学,轻技能培养;更关注技术创新,而忽视制度创新。这种思维方式是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但在当今市场化的社会,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作为上海办学历史悠久、基础条件雄厚的部级重点职业学校――上海交通学校,为上海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型职业技术人才。学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但是,要谋求更深层次的发展,必须在稳定规模基础上走内涵发展之路,而目前在内部管理上,深感传统管理有余而激励与创新不足,集中统一有余而各部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足,行政调控有余而各部门自动协调配合不足,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重视制度建设。

二、学校管理现状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1、制度的有效性

制度,本身可分为有效率的制度和无效率的制度,一种制度有没有效率主要取决于这种制度的交易费用,正因为此,一般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高低,又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激励相容”,即这种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否与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一致。当然,任何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都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还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任何一种制度都难免会有弊端,但是只有激励相容才能节约交易费用,只有激励相容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制度。

近几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的教学和实训条件明显改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学校将原专业科改设专业系部,并增设专业教研室,统管中高职教育,学校在管理中的分工线条更为明确。当然,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分工和专业化可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学校在分线条管理后,上下衔接趋于紧密,线条内办事效率有所提高,但不可避免地会过度倾向于纵向一体化,从而在各自为政下忽略了管理线条横向协作的重要性,势必出现学校范围内的外部不经济,甚至导致制度失效。

2、制度创新的必然性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为它不具有专利性,是一种公共品,可以“搭便车”,人们可以简单的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进行制度创新的人就缺少激励,这类稀缺可视之为利益驱使下的制度稀缺。另外,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约束容易移植,而非正式约束由于内蕴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因为,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对象的技术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传统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因此,学校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内部决策者和管理者不断更新的理念。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团体或管理者而言,意识和理念往往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观念上,要求我们立足于未来,不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其次,从学校管理总体上来看,缺少一种开放机制,与外部环境缺乏一定的沟通。随着学校组织边际的不断扩大,在理念上理应打破原来狭隘封闭的藩篱,整合现有资源,不断吸取兄弟学校办学的长处,根据学校实际借以对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或进行有效的创新。当然,这必须基于学校逐年积累建立起来的校园文化环境,要基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使学校的管理工作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3、现行制度与合作博弈

博弈又称为对策,它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团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团体的选择。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使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如果说竞争能够给人们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就能够给人们带来和谐与效率。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学校如同一个国家或集团的缩影,上级和下级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即非合作博弈;另外,学校工作虽有分工,但毕竟是个系统工程,学校一直强调各条线的工作要相互协调,但有时涉及到各线条本身利益时总会出现一些非合作现象。所以,学校在制定一项制度时一定要注意细节,必须强调合作、强调团体理性,强调一盘棋,把非合作博弈产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三、职业院校管理制度创新的若干思考

1、学校管理者应树立创新兴校的理念

学校管理者支配和引导各个群体的行为,他们是否具有创新素质将直接制约和影响学校的发展和走向。管理者没有创新精神,就不会产生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思考;没有创新人格,对创新建议就不能果断的接纳,更不会激发全校教职工的创新潜能,制度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教育管理者必须把创新作为基本的兴校理念,积极转变教育观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素质,及时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广大教职工潜在的创造性品质,并尽可能采取多样的活动方式,不断的激励和鞭策全体教职工,正确引导和促进教职工创新能力的发展。

2、正确看待“路径依赖”

诺思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沿着既定的路径,既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但必须认识到,制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一项好的制度,都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后制定。好的制度应当体现并能够协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从而获得大家的拥护,表现为长效性和相对稳定性。

学校组织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与以往改革的关系是扬弃的关系,所以要建立新旧改革的有机联系,既不能过分依赖原有的途径,也不能想当然地设置一些不讲效率的制度,而应注重学习、总结,学别人之长,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我校汽车工程系曾在专业群开发、考证与技能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过成功的尝试,我们应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校特点,要敢于否定学校旧有的、影响学校发展、束缚人性张扬的条条框框,大胆进行各项管理制度创新,提高制度的有效性。

3、注重规则的权威性

制定规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在我国这个市场经济尚欠发达、特权意识较浓厚的国度里,人们尊重规则的意识还较淡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希望找到规则的漏洞,并利用这个漏洞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世界上最好的规则都有漏洞,对规则的遵守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素质,大家都遵守规则可以大大的降低交易费用。当然许多规则的实施除了激励、约束机制外,还需要人的自律。如果学校员工都有自律意识,那么整个学校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的降低,而最终受益于全体员工。

二是除了寻找规则的漏洞以外,人们还喜欢规则能约束别人,而自己是例外。如明明违规也要找关系通融一下,即规则对别人是硬的,对自己是软的。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最终规则就形同虚设了。规则的软化是特权思想和等级思想的一种集中体现,学校的管理者应增强各项制度的权威性,做到令行禁止。

三是有利时遵守规则,不利时违反规则。我们总有一部分人在遵守规则上“斤斤计较”,打小算盘,总希望游离于规则之外。而实际上,规则的好处来自于大家的遵守,尤其是学校的各级教育管理者理应带头遵守规则。

学校在注重规则制定的同时,要创造一种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使得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人人遵循约定的学校竞争规则,认真履行承诺。学校管理者也应注重规则的权威性,切不可朝令暮改。

4、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

机制是制度赖以实践的保障,完善而巩固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团体运行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会使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具有长期优化运作的意义。它为落实依法治校、确保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保障。但不可否认,在某些部门的实施中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什么原因?主要还是存在实施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所以为了实现学院的管理目标,将制度落到实处,必须建立与之相符的实施机制。

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应创设决策保障机制,可专设一支决策智囊团,定期研究和解决学校管理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对策,必要时制定新制度。其次要形成一整套与之呼应的监督机制,比如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校务公开监督机制,良好的督导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等等。最后要制定好善后处理机制,形成一种“凡事有规则、凡事有负责、凡是有处理”的实施机制;最后,要创设自动协调机制,协调不同管理线条间的部门合作,达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学生利益的最大化,使学校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卢永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2] 张永:创新教学管理制度的条件与原则[J].中小学校长,2004(1-2).

制度创新篇7

【关键词】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知识经济;中小企业

一、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概念

1.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定义。企业制度的创新,指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用人制度的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分配和激励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创新,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创新,企业营销管理制度创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过程管理为基础,由领导治厂到科学决策、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依法治企”阶段等。制度是企业管理的基石。管理创新有三种互有联系的不同含义:管理的创新、对创新活动的管理、创新型管理。创新型管理不同于守旧型管理。它把创新体现在管理过程中,而且要求整个组织和成员是创新型的。当今的趋势是由单项创新到综合创新,个人创新转向群体创新。

2.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原则。(1)“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制度创新普遍而有效的人性前提。“经济人”假设既是管理制度建设的普遍前提,也是管理制度建设的最有效前提。而从其他人性前提出发构建的管理制度,都或多或少的为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活动空间。而机会主义活动的结果,只能是对个体有利,而对整体不利,其最终结果是对所有人都不利。(2)惩治违规者的权力应直接来自利益损失者。惩治违规者的权力应直接来自利益损失者。在管理制度创新中,应充分重视这一点。在管理制度创新中,应充分调动利益损失者制约违规行为的积极性,应重点建立健全利益损失者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这样得到的管理制度,才有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管理制度。(3)规则的制定者在制定规则时,应保持中性原则。制定规则的主体能不能摆脱自身利益的干扰而从中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成了保证制定规则有效性的重要静提条件。规则制定者应当努力克服短见,放眼全局和长期,这样才能既利已又利人,最终达到双赢的目的。(4)管理制度创新应不断的进行。明智的选择应是尽可能早的修订规则。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某一方的利益,但有效率的规则和制度最终会使社会各方都获益匪浅。

3.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容。(1)决策制度。第一,管理者要在决策中把科学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决策中要把科学决策作为企业管理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决策质量:另一方面也要在决策中注意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多元性。第二,应建立风险决策机制。风险决策机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立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在组织的各种活动与决策中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建立风险应急处理机制,一旦风险发生,即可迅速启动,对风险做出反应和处理。(2)信息管理制度。首先,环境的复杂和多变使信息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企业需要通过信息管理制度来在企业与环境之间建立信息交换通道,建立快速的信息反馈机制。其次,在新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环节需要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动态无缝联结,实现协同。在价值链的各环节中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最后,信息与知识的关系十分密切。知识经济要求企业能实现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演进,使信息转化成知识,并用知识来提高特定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1.管理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现实的环境是不确定和复杂的。但是建立在传统管理学范式上的管理制度安排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组织变革与创新的需要。这些制度忽略外部市场对于组织的压力,无法将外部市场的竞争信息有效地传送到组织内部并在员工间传递,结果造成组织员工对市场不敏感,组织的创新和应变能力较弱等等问题。因此,运用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前沿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来建立适应复杂环境发展的企业管理制度就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2.企业中小型化的到来。在以往,企业管理制度往往是大中型企业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其管理制度一般而言较为简单也较为固定。但在

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必须快速的揣摩新的经济走势,调整生产和销售渠道,学习新的管理经验等等。这对管理制度的创新有了更高的要求。

3.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创业型经济是与传统管理经济不同的新经济形态。首先,它要求人们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创业精神导向的观念和行为。其次,创业经济要求管理创新,建立创业管理范式。传统的管理范式以大工业为基础,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实现组织绩效目标,追求的是稳定和秩序。而创业管理范式则是以发现和识别机会为起点,以创新、超前行动和勇于承担风险为主要特征,强调机会导向,强调创业过程中组织与资源问的关联和耦合。创业经济中管理制度的重点不再是控制和稳定,而应以创新、机会为导向,鼓励个性的发展和团队的协作。

4.客户经济的出现。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认为客户经济是客户占有优势地位的经济。客户经济对管理制度创新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以客户价值实现为主导进行资源配置,具体表现为:(1)在客户经济的主导下,处于价值链上的不同企业组合在一起,共同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创造价值。企业的管理制度不仅要重视企业内部管理,还要重视价值链的协同管理,重视顾客价值网络中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管理。(2)随着企业的资源外取、虚拟化经营、网络化、战略联盟的普及,组织与组织的边界日益模糊,组织的所有权控制逐渐淡化,以虚拟、契约和经济控制的管理控制高于所有权控制。企业的管理制度也要适应这种要求,实现与外部资源和外部组织的连接。

三、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前提

1.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要与产权制度建设相结合。现在的产权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一股独占或一股独大。名称换了,性质没有换。所以企业改成公司之后管理上不去,改成了上市公司,管理还是上不去,为什么?东家没有变,控制权没有变,当然管理制度也就变不了。所以产权要多元化。多元化最主要的方向是增加经营者持股和必要的职工持股,形成新的产权主体。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本身目标不明确,由于所有者虚位,不是一个主体,经营者不知道为谁而管。管理缺乏前提,就不可能产生动力,更不会带来效益。因此,产权制度要与管理制度紧密联系,而且管理制度要服务服从于产权制度。2.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要与市场相结合。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是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政府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管理只是对政府负责,对主管部门负责。而企业生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其管理要对市场负责。所以我们要建立面向市场的企业管理制度,包括销售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科技开发管理等等,都要面向市场。这一问题涉及到政治体制问题,需要政府进行改革。

3.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要与企业形态相结合。企业形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中小企业;二是大企业;三是企业集团。企业形态的不同,管理的方式方法就不应该相同。中小企业的管理更多的要考虑到激烈的市场竞争性,而大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管理处除了考虑竞争外还要考虑讲究合作,否则会遭到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把双赢、竞争、合作等都套到所有的企业管理制度之中。

4.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要与完善的组织制度相结合。组织和管理这两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的。组织是管理的保证,企业的管理制度再好,如果没有组织保证,这个管理制度也是行不通的。组织制度现存问题需要解决两个,一是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一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组织结构随着公司制度的建立逐步得到完善,但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依然问题重重,主要是还没有解决好内外部四种人的关系。外部四种人有政府、客户、债权人、社会公众;内部四种人有股东、董事(独立董事)、经理、职工。管理的任务就是协调好这八种人的利益关系,保持一种利益的平衡,侵害任何一种人的利益,企业管理都是不成功的。

四、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措施

1.加强理念创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必须得有市场意识和预测意识,因此,企业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不断调整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理念和管理方法等。有了先进的理念做后盾,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创新的有效进行,加快企业发展速度,有利干企业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加强企业人文体制建设,必须树立重视人才的观念,企业要加强员工

树立“企业为家”的人文思想,提高他们的价值观,做到尊重人、关心人,使企业员工具有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同时,企业应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组建有凝聚力的员工团队。

2.完善管理体制创新。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当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组织就要产生多种行为模式来应付不同的要求,以适应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做出合理调整,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把企业原来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组织成为联系紧密、协调一致的生产经营统一体系,最终使企业的综合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何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是需要一个企业随时创新的问题。

3.加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全业管理发展水平的高低,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这因为企业搞技术创新实质是企业把新的管理机理和方法融汇其中的过程。对于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点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才能为企业带来最大的产值和效益。现代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4.完善企业文化创新。企业文化对中国许多企业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软实力,把创新意识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企业文化的创新,既要分析好组织环境,积极评价、补充、发展和完善,同时,企业的经营者要积极地号召大家共同学习的理念,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让组织成员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形成一种企业的感召力与亲和力。

5.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企业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将取代金融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本。人力资源受到了企业的重视,改变了以财、物管理为重心的管理体系模式,现在企业所采纳的是“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现代企业应十分重视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自觉性、能动性,以各种激励的方法来培养人才,发掘人才,从而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效果。这样,企业有了强大的人力资本,就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出人才的优势,促进企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制度创新篇8

本文所讲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规范化、秩序化过程及其结果、形态。好的制度发展本质上应当是诸多构造性要素以及上述各个关键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并良性互动的过程。那些要素缺失、各领域相互掣肘的恶性的制度过程,则被称之为制度停滞或制度衰朽。

作为上升过程的制度发展总是由创新来推动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改革、调整既有制度,必要时重构新制度来适应新技术和新观念影响下深刻变革了的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提供高端平台和现实基础。制度创新在发展中的地位非常关键,因为创新的思想和技术如果不能继之以制度上的巩固和支撑,被湮灭的可能就始终存在。

古代中国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卓越的发明创造由于封建制度的停滞和衰朽而窒息死亡,未能传世并成为进一步创新的基石。中国衰朽的封建制度下,政治伦理至上,它支配和吞没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领域,形成高度合一的畸形、“超稳定”的社会,理念创新多被视为政治威胁,技术发明都被视为奇技淫巧,来自领域之外的政治高压裹挟了经济与文化,使其不能够充分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价值原则来自我发展。

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创新型国家战略,引进和培育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时,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应当看到,发达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良好的组织和规范,或日优良、成熟的社会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多数社会成员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以及部分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尚处于前现代阶段,一些陈旧的制度残余尚未完全消亡,诸多亟须规范的社会领域还存在制度的空白。凡此种种都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差距不仅是数量与质量上的,更是一种整体性的差距。这也同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多地通过促进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来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事业的前进。否则,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多的政策扶持都不能从根本上与落后、僵化和残缺的制度安排相抗衡,都不能产生理想的技术创新成果。

历史上封建陈腐的制度曾极大地钳制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努力,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整体的停滞和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迅速拉动了思想观念更新和科学技术革新。但是,由于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洗礼,中国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还是传统的,加之苏联高度集权模式的长期影响,我们的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祛除制约创新思想和行为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深刻变化,适宜创新的社会生态正在形成。但也应看到,中国的创新努力在受制于制度僵化和不适的同时,也受制于制度的缺失和不成熟。比如众所诟病的学术造假等现象,既与现有科研体制的弊病有关,也与外在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内在的道德规范的缺失、不成熟密切关联。

因此,在中国推行创新型国家战略,必须在加大投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的同时,大力创新制度,以收标本兼治之效。没有制度创新所营建的良好的社会生态,没有对创新行为的卓越的组织和规范,国家投入创新领域的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最优配置,也不可能产出最高的社会效益。

二、我国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部领域,以及从思维、行为、制度和器物等全部层面上广泛、深入影响社会的现实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始终在自发地生成秩序,政府则是在市场生成秩序的基础上自觉地生产秩序。市场、政府生产秩序带来特定制度环境的存续。传统中国社会里,市场力量微乎其微,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及其生成的政治瓶颈制约了社会整体的发展。为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以政治发展为突破,通过革命打破旧制度,或通过改革完善既有制度这么一种途径来展开的。

革命是破坏性的,它通过在特定的时空内集中地释放能量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改革则不然,它是建设性和积累性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创新、反思和调适的过程才能最终使新的、合理的制度从根本上取代旧的、不合理的安排。1950年代前,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创新。经过波折,始于1979年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主题。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以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扫清了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又从根本上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打开了制度的瓶颈。

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知识的生产,并且促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国力。知识的生产和管理有其自身独到有的规律,具体体现为:1知识的获取和创新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它从本质上讲是趋向自由的探索性活动,这就需要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和自由思考的氛围;2知识创新不仅涉及认识领域人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实践领域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后者所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制度可能促进知识创新,也可能遏制知识创新,关键在于是否让过多不相干的东西干扰认识活动;3知识创新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它可能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对社会生活发生牵引作用,如果社会不能及时地认可、吸纳和适应它,它就会因失去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而停滞不前;4知识创新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它是包括器物、行为、制度和理念在内的文化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近现代以来又表现为不同类型文化间交流和碰撞的结果。

为了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直接目的,政党政府对知识生产和转化的组织与管理就必须有所突破。在当前,中国共产党就要努力践行“三个代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有效地引领和推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正如创新型国家建设不仅仅是科技体制改革那么单纯一样,领导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也必须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人手,要结合社会发展宏观层面与创新主体微观角度通盘考虑。在这些综合的考虑中,一方面,是要继续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弊端,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不仅要从政策上,而且要下决心从具体制度上清除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创新事业发展的种种阻碍,并营建有利于该事业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只有完成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才能尽量降低发展中的制度成本,才能将旧体制下原本被闲置或浪费的大量社会资源配置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去,投入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去。才能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从而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创新型的民族、创新型的社会。

[摘要]创新是国家、民族进步不竭的动力,而制度创新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践正是从制度创新入手,全面创新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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