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0 12:07:20

制度建设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篇1

从高校校园文化的视角看,高校制度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其中间层。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高校校园文化研究,认为高校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和群体,自然地衍生出自己的文化,即校园文化。它是由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和享有的群体文化,是师生群体中通行的规范准则、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一般从内容上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处于最外层,是校园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硬件设施;精神文化处于最核心一层,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即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制度文化处于中间层,是校园文化的保障,即维系师生共同价值追求的纽带。三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构成高校校园文化的整体。

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看,高校制度文化是大学制度的对内部分,即针对校园自身建设的部分。始于20世纪90年末期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认为“大学制度就是协调、规范大学组织的各种行为,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有效地适应环境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它既要体现大学自身的运转和发展状况,还要反映与大学有关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因此,现代大学制度承担了“对内处理大学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教师、学生及学校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教师聘用制度、学生培养制度等;对外处理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形成了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投资及办学制度等。”

相对于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而言,制度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性最强。校园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其整体性是通过层次性体现出来的。表层的物质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要通过处于中间层的制度文化来维系,否则物质层面体现出来的意韵和精神层面反映出来的价值追求将分离,不能统一而各自表述的话,一所高校的校园文化将是散乱而没有灵魂与生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系统的关键,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文化,才能保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但现实的高校有意无意步入了两个极端。“很多大学一方面重视了直观、有形的校园环境建设,而相对忽视了间接、无形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这里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专指大学生存与发展意义上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建设),毕竟,校园环境的改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制度和观念文化的建设却不能很快收到实效。另一方面,许多学校高呼大学精神,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忽略了制度文化前提和物质文化基础,致使精神无所依托,从而走入另一个误区。”时下一些高校大兴土木,高规格建成的一流甚至豪华的校园遭到了社会的强烈批评;一些高校在办学定位、办学理念上急功近利,形成的“假大空”也屡屡为社会所不容。“无论如何,制度文化这个重要的领域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深入探究的学者不多,系统实践的学校更少。失去了文化发展规律的制度保障体系,物质文化必将流于形式,而精神文化必将无以生长”。

相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对外部分,高校制度文化建设首先做好自身份内之事则显得更合乎情理。大学制度分析要素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方面:大学组织形态、大学组织内部运作和大学组织与外界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一般概括为学校自治、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和科学管理。但就高校在整个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而言,有些内容(特别是对外的部分如学校自治等)是其自身不能把握或不能完全把握的,需要政府的推进和社会的作用,需要随着我国全方位的深入改革来逐步构建,这是高校自身无能为力或无力全为的。因此,高校在已有的范围和能力之内做好自身内部之事,则显得当然而且必须。所以高校制度文化建设首先是做好自身份内之事就显得更合乎情理。另一方面,任何组织都必须通过制度来维系其发展,而现代大学的实际状况更需要良好的制度文化来推进其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代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入社会的中心,其规模日渐庞大,其构成越来越复杂,传统的经验式的感性管理完全不能适应其发展,可以说,当今高校的现状强烈地呼唤现代科学管理,而良好的适应时展的制度文化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必然诉求。

二、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从认识上看,高校对制度的敬畏和尊从不够,“依法治校”的思想未深入人心。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毕竟要走的路还很长。高校作为其间的社会组织,当然在很多方面也不例外。特别是我国在现阶段的改革还未彻底触及高等教育之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痕迹在高校还比较明显。另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独特的组织特性与高校实行的不合理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问题。“大学是一个高度分化和低度整合的组织,大学组织成员之间、组织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这一特征表明,大学组织协调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隐性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非显性指令和规则。”但当前高校行政色彩过浓,其管理更多地实行的是科层制的模式,这就使得“内容”和“形式”发生冲突在所难免,大大降低了制度文化这个“形式”对“内容”的征服,也大大降低了深处其间的成员对“形式”的敬畏和尊从。再一方面,高校乃人才汇集之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独有的追求自由的意识和批判精神非常强烈,他们对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框框条条”时有反感。再加上现实的高校制度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使得部分成员蔑视权威、轻视制度,也为不尊从制度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2.从行为上看,高校的管理显得随意而散漫,还停留在管理的“初级阶段”,离科学管理还有相当的距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高校以其自身组织的特殊性(不同于企业、政府)和组成成员的高素质漠视科学管理,在此情况下,作为管理“筋脉”的制度文化当然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使得高校的自主空间相对狭小,也限制了高校的手脚,打击了高校自主管理、大胆管理的积极性和勇气。

3.从效果上看,由于缺少对高校办学效益的科学考评,使得高校自身的制度建设盲从而杂乱。一方面,高校没有从自身三大职能的实现上理顺制度建设。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赋予了高校义不容辞的三大职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但是这三大职能对于不同的高校而言,轻重缓急是不一样的。然而一些高校没有很好地思考自身的情况,盲目地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此使得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构建的制度一样的“盲从”。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正处于转型期,对高校办学效益的考评而言,主体和客体都处于不稳定状况之中,高校在此情况之下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既要完成政府的指令,又要考虑社会的舆论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还要提升学生的满意度,如若定位不明,思路不清,那么整个为其服务的制度体系将是混乱而无力的。这也是当前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迷惑与不足之一。

4.从横向比较上看,企业和政府的制度建设已走在前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不得不进行有效的科学管理和健全的制度建设,从而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就政府而言,长期执政的愿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然要求政府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而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清晰地勾划出政府对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并已取得相当的成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社会另一重要组织的高校的制度文化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三、高校制度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五对关系

1.处理好“以人为本”和“制度权威”的关系。“以人为本”是现代大学办学和管理最重要的理念,其基础是充分地尊重人,其支撑是大力地依靠人,其目的是全面地发展人,从而体现和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高校制度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因为建设制度文化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为了高校和高校中的人更好地发展。但制度一旦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就天然地具备了人们为它赋予的权威,不容许侵犯和蔑视,否则这就是对“人”自我尊严的损害和嘲讽,也为制度执行的权威性打了折扣。

2.处理好校外制定的制度和校内制定的制度的关系。所谓校外制定的制度,主要指法律制度和政策制度,校内制定的制度主要指规章制度和惯例制度。这实质上是一个“大道理”和“小道理”的问题,也即是常说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校内制定的制度必须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为依据,不能与之相冲突,更不能抵制。

3.处理好约束规范和个性张扬的关系。约束规范是制度针对所有组织成员的要求,即所有的组织成员都必须在相应的制度要求内行事,具有普通性。而个性张扬是指个体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群体或远远超于(高过)群体的表征。我们既不能因为约束规范而抑制了富有创造性的个性发挥,也不能因为个性张扬而打破了必要的约束规范。因此这对矛盾需要高校在制度文化建设中处理好,即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4.处理好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所谓稳定性,是指制度一经建立,就应保持相对时间的稳定,而不能朝令夕改。所谓灵活性,是指对制度(特别是其中的规章制度部分)应随时审视,不能“一劳永逸”,制定之后遇到情况的变化也不做出相应的应对(如修订、增补、废除等)。稳定性和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是辩证地统一在高校制度文化的建设之中的。

5.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这是高校最基础的一对关系,也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如果围绕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建立不好,那么高校制度文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建设好。现在我国高校总的情况是行政权力过大而学术权力相对不足,而在试图改变的过程中又使得两种权力的划分和行使混乱。究其原因,其根源还在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色彩。要改变这一点,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所以,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点上不断地寻求突破,只有如此,高校制度文化才可能真正地完善和提升,从而推动高校不断地发展。

制度建设论文篇2

中国现在有突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1975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惟利是图、惟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现在,大家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相对来说非常淡薄,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跟精神的问题,但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而且我比较坚定地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要重建政治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中国跟世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文化跟精神是多元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局面才会很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国的道统。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道统或者是文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全人类都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未见得需要有信仰,未见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中国才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信仰这种维度中国不见得非要有。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现在中国最缺的东西,大家都感到比较严重的是诚信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哪一种文化才有的,讲信用不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我才讲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讲信用,或者因为信了伊斯兰教才讲信用,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张,我并不认同,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就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价值上存在着一元化的明显缺失。如果我们承认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重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文化的考虑。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大国,不要说是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非要不可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种文化或者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的、以孔孟为主体的道统上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虑。如果你朝那方面考虑,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见解。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类似于炮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否定的。我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的追求的“钟摆”为什么摆到了另外一边呢?那时候刚好我们讲究的是要有一个“道”,追求的是一个“道义”或者“道统”。现在我们否定这一套了,现在很多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任何人都会做坏事。你看,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们在忏悔的时候,在谈到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谈得何其之好,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种道德沦丧的错误呢?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制度能把他管住就管住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说要重建政治价值呢?与重建政治价值相联系的,主要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政治安排的问题。实际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国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人道德上比美国人差、比英国人差,或者比任何人差。其实任何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向善的一面、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的话,他肯定就会搞贪污腐化或者更为糟糕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时候是不鼓励诚信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大学原本应该是培养人的世界观跟人生观、最讲究诚信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学为了迎接国家教育部搞的一个所谓的评议,全校几万人,从食堂到寝室,包括校园的绿化,从上至下全部都在做假。教育部要来评审,你学校要达标,这些指标有些是要评审你十年前批改的卷子和学生的作业,可那时候还没有那种指标,怎么办?现在的大学老师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评比,他们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要准备一年多的时间。造成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的原因就是制度缺失,这跟他们学的是孔子、孟子,还是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由此看来,现在中国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贪官污吏他内心装的是一个魔鬼,就是因为惧怕受惩罚,他也会做出选择。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制度,《邓小平文选》里面说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价值方面多考虑,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为制度决定论,好像我们谈制度就不谈道德了,那毕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治本也还是要治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清原因跟结果、分清现象跟本质。对道德跟文化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而且一个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跟中国的道统是毫无关系的。

三、社会共识需要用制度来保障

在重建政治价值时,中国应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把社会共识跟文化道德区分开来,如果不区分的话,你把社会共识就当成道德文化,这就很难谈了。社会共识有时候是很具体的,如果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应该有一个社会共识的话,而这种社会共识又只有一条社会原则,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实际上社会共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惟一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宪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一个带有特定民族的、传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社会共识,一旦把这个作为社会共识,就要导致国家的分裂。宪法所有的价值我认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个人权力、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对人治,肯定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讲,假定我们要讲社会共识的话,惟一的社会共识就是宪法,这一点在学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脚的。当代有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德国的哈贝马斯,他到中国来过两次。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爱国主义。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大的共识以外,我们要呼唤社会共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唤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开放,得到的好处跟承担和付出的代价都应该是一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是有一个共识的;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贫富悬殊,由于很多贪官污吏利用改革来搞腐败,关于改革已经没有共识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比如,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呢?不应该。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石油、化工、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出台的一些东西,都是打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旗号,来为他们服务,房地产商说什么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而言,大家对于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共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年叫“改革开放反思年”,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应该重新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改革开放的代价应该由大家来承担,改革开放不应该导致一部分人大发横财,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担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共识的层次显然比宪法要低,但是我们经常用的却是这种共识。有人认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社会共识,我认为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依靠宪法,要民主、要按照法制办事,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宪法办事,这是惟一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的。

当然还有一个更低层面的共识,就是比如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现代化和环保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就没有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他们的升迁是跟GDP挂钩的,是制度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当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发展与环保的共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给官员灌输一些理念,其实这些理念他们都是知道的,环保理念问题跟制度安排问题相比较,我认为环保理念是较为次要的。如果环保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在考核政绩的时候、在他升迁的问题上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种社会共识实际上是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的。

四、知识精英应是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和弘扬中,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发扬孔夫子讲的“天下为公”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认为,这两个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一种比较优秀的品质,就是强调独立性,还有就是批判精神,他对现实中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论是在环境方面,还是在公共道德方面,都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

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想在体制内得到东西了。这点说深沉了,就是以前时代有点不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把知识分子当成牛鬼蛇神,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戏称为“臭老九”。其实,古今中外,任何稍微聪明一点儿的统治阶级,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工具来收买的。改革开放以前没做到这一点,现在搞经济建设了,尤其在中国的大学办学条件好了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拿到更多的东西:住房、工资乃至休闲等都可以通过做各种项目来取得。再加上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大学行政化,学术机构也行政化,因此,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在体制内为自己谋得地位和利益,这实际上就是跟着权力的指挥棒在转,他们把自己的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都用来替体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替体制作辩护和注解。所以,一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为此,首先他要有独立性,还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要去献身服务。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关键就要守住这两点,其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甚至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具体来说,不管当官的怎么说,之所以我要支持当官的,不是说他是当官的我就要支持他,而只有当官做的事情跟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共同的价值相一致时,我才这么做。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知识分子对现实中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比如现代化和环保主义理念,应该大力去弘扬。

结语

综合而言,在当今时代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从而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由此来弥补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道德缺失。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重建政治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治标也要治本,但根本的却是治本,治标跟治本应该同时并进,而且我们更应该清楚,治本更为重要。

制度建设论文篇3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制度;制度文明;政党制度建设;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共生活的有序性的支撑,而构建有序、有效的人类公共生活则是政治的首要价值目标。政治文明的性质决定了构建合理有序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主题。

一、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主要是指在运用、获取和影响公共权力,进行利益分配的政治过程中,人们的文明程度。它不仅包括政治意识的文明,也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文明。首先,文明的政治意识是精神层面的政治文明。政治意识是一个系统化的政治意识体系,它主要涉及政治思想、心理、道德和意识形态等体统意识。其次,文明的政治行为是符合特定要求的政治文明行为,它主要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合乎政治文明的各项基本要求。政治由于本身就是群体之事,因而,无论何种类型的政治行为均是群体性的行为,均需要特定的规范和程序对其进行制约,而规范和程序的形式是政治行为的直接反映。最后,政治行为和政治理念的规划化就是所谓的政治制度文明。国民的文明程度体现着政治的好坏程度,而制度和体制又决定着国民文明程度水平,因而,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最终表现形式。

二、政党制度建设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

政党政治是当今社会的重要时代特征。政党政治是指国家政权掌握在政党之中,政党在国家事务处理、政治生活运转和政治体制运作中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政党是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舞台主角,是一个国家政治的主体和核心。政党政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在这其中,政党制度是核心。所谓政党制度是指以特定方式进行互动的一种政党体制,因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就是一句政党活动的相关规章和政党格局的基本轮廓,进行政治体制决定和预定目标确定的体系。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对政治发展方向和过程具有直接作用。

斯考特.梅恩瓦宁对政党制度制度化的程度做了如下分析:第一,较高的政治制度制度化程度意味着政党合作和竞争模式也较为稳定,例如,美国的政党制度。第二,政党制度制度化程度越高,其社会基础越深厚,民众与政党之间的联系也越固定,政党立场、政治偏好、政党活动范围和联系对象也相对较为稳定。第三,政党制度制度化程度越高,政党的合法性越强,既政党应该存在于社会之中。即便社会民众怀疑特定的政党,但他们仍相信民主因政党而不同,没有政党的现代民主是难以维持的。第四,具有更高制度化程度的政党制度,政党组织的作用也越大,发挥作用的是政党组织,而不是特定的人活着小团体。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党制度使得政党不再受特定人和特定团体的控制,政治领域覆盖越来越广,结构日渐稳定,并拥有较为稳定的自身资源,常规化的政党程序程度也越来越高。在那些治党制度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任何政治家都无法对政党进行根本性的改变。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恣意妄为,不好的制度却会束缚好的行为”。我们党非常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前国家主席同志指出:“从严治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制度,不仅要严格执行已经确立的制度,还要根据实践总结和实践认识对各项制度进行持续性的完善”。

三、政党制度的发展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党制度都毫无例外的处于核心地位。我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发展成就,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的政党政治均在结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在选举斗争和日常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逐渐淡化,例如,日本共产党、德国社会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在总体新的经济、政治方针上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小,它们的竞选纲领与其他政党仅表现为侧重点的不同。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膨胀和福利保障艰难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普遍缺乏优良的政策对应,致使党员流失越来越大,民众支持愈来愈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来潜移默化间收到了较大的影响,社会小集团逐渐替代对立阶级成为主要社会存在主体,政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多元化社会的影响逐渐成为一种媒体现象,政治信息逐渐成为消遣信息的一种重要成分。而随着媒体环境的改变,媒体对政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环境改变产生了很强的催化作用,政党对传统工作方式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进而导致政治发展产生了很强的多样化、多元化趋势。

结语:总之,时代的发展要求政党制度应逐渐用现代方式取代传统方式。从普遍的规律性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文明建设程度。

参考文献:

[1] 朱世海.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机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讨会"综述[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2).

[2] 朱世海.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成立暨多党合作与政治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3).

制度建设论文篇4

关于水权,在水利行业内和一些学术机构,近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水权主要指水的所有权;水权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水权分水资源水权和水工程水权;还有人认为水权是水产权的简称,是一个权利束,有“丰富的水产权内涵”等,这里不一一详述。

何谓水权,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一些水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到较为统一的解释。《菲律宾水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水权是由政府授予的取水用水特权”。《台湾水利法》第15条规定:“本法所称水权,谓依法对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权”。澳大利亚水权制度较为发达,在澳洲的法律中,“水权”一词有如下表示:“waterrights”、“waterpropertyrights”、“propertyrights”。从字面看,翻译成“水权”无可厚非,但究其实质,据笔者的理解,却是指水的使用或交易权。如在澳大利亚官方网站的《水改革》一文中,“propertyrights”(财产权),指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使用的时候,要允许它可以交易或转让给他人。在澳大利亚《水权的永久交易规定》中,“waterrights(水权)”,指水的使用或交易权。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在一些存在水权制度的国家,水权是指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权(笔者认为,从广义上理解,使用权可以包含收益的内容。使用不仅是对物的效用的利用,还包括在物之上获得经济利益),它区别于水资源所有权,它的获得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来实现。

二、水权的法律属性

1.水权的公权属性

这是由水资源国家所有决定的。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法律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在水资源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水资源巨大的经济价值和不容替代的生态环境价值,各国在制定《水法》时,大都将水资源的权属定位在国家所有。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许多国家逐渐开始注重水资源的公共性。国家通过公共受托人(如中央政府)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水权,既然是从水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是对水资源取得的使用和收益之权,它的确立必然基于所有权人的授权,或者基于所有权人与水权人订立的合同,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加之“有些水服务则主要具有公共物品特征,比如防洪、河道治理、水文监测、水质保护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竞争性和非独占性,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因此水权的公权性质是必然的。

2.水权的私权特性

作为水资源的使用、收益权,水权首先具有私权属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权人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水权制度弥补了自然状态下水资源低专有性和低可分性的缺点,水权人将取得的水资源看作私人品,对它进行排它性的支配,进而产生对财产的安全感、利益期待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创造财富产生极大的热情。水权制度一旦受到法律的调整,水权作为“跨公私法之独特权利”,其独特属性必然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在各种水权人之间,实行私法自治原则,即由法律地位平等的水权人,通过自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原则上不作干予。而只有当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才由司法机关出面进行裁决;或只有当水权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违反了国家的水资源管理法规,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甚至危及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实现时,国家才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为了维护社会的总体利益,为了保护水资源与生态系统,进行必要的干予。总之,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多目标性、公共性,水权人行使权利要受到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但所有人不得随意收回其财产和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侵害非所有人的利益。

3.水权同传统用益物权有着内在的联系

比如,都以追求的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往往都有明确的存续区间,水权人可依法或合同的约定期限行使权利,合同到期,如不继续延续,权利归于消灭;两者都属于利;两者权利客体发生价值形态的变化,如价值改变、减少等,将对权利人的使用、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三、水资源使用权制度建立的现实性

1.从现代所有权发展状况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强调水资源所有权之外水资源使用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与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都有可能与所有权发生分离,由非所有人享有各项权利,并可享有各项权能作为交易对象带来的利益。权能分离通常导致限制物权的设定,权能分离的现象日益复杂,限制物权的种类也随之增多。而当代物权法中不断增多的物权形式,也证明了权能分离的多样性。

2.从我国自然资源立法趋势看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实行的是行政授权,无偿、无期限使用,不得流转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单行法律都规定,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可以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包括取水、采伐、勘探、捕捞等活动),并规定了各种自然资源使用权,如承包经营权、矿业权、渔业权、林业权、狩猎权等。但这些权利却是毫无代价地从政府手中获取的,政府通过许可证形式将这些权利无偿委托给开发利用者,允许自然资源的使用,却排斥自然资源的交易。

从上述自然资源法律变革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自然资源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变迁是沿着自然资源使用权无偿委授——自然资源使用权有偿交易这个路径展开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与自然资源所有权形成相互定限的契约状态,单位和个人在权利确定、边界明晰、自由转让的情况下,可减少自然资源使用中的外部性,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从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发展趋势看,我国水资源法律制度变革也应把水资源使用权的有偿交易作为突破口。

3.从国外有关水法的规定看

上个世纪以来,水资源归国家所有是现代各国水法的一般趋势,而为了实现国家所有权的内容,国家可以在对水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调节下,将其财产转移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在国家获取经济利益,保证水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鼓励非所有人享有水资源所有权各项权能带来的收益,充分发挥水资源效用。

4.从我国水资源产权改革看

目前的关键性问题是在一些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通过水资源总体规划和水资源配置方案,将水资源使用权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给开发利用者,以明晰水权,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水权流转制度,通过市场手段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市场,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四、产权、所有权和水权

在最近讨论水权的各种文章中,水权、所有权和产权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产权”是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科斯就曾谈到产权,他所说的产权,事实上是指对财产的各种权利,包括拥有、处置、享用其利的权利。国外的经济分析法学派也常使用这个术语,波斯纳就曾将广泛性排他性、可交易性作为它的特征。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将产权看作有关财产的权利,是产权主体对客体,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以及其他一切客体的权利。而在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产权,就是指财产权。”由此可见,将产权看作财产权,已形成一种较为统一的认识。

制度建设论文篇5

关键词:校园文化 制度文化 高等教育 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育人功能日益凸现。每一所大学在校园文化、内涵性建设方面,离不开学校制度的建设及完善;校园文化的建设及形成,离不开制度和学科建设两方面因素,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必然联系。从某种角度讲,大学制度的建设对校园文化建设起着一定的指向作用;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又反作用于大学制度的改革与更新。在研究二者的关系之前,首先得搞清楚一些概念,及它们的功能、属性等,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认识它们的关系。对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要素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掌握其规律及合理的功效运用,有机结合,良循运转,让教育产生并发挥巨大的作用力,培养于人,作用于国家建设,也有助于为深化高等教育体质改革提供制度基础与保障。

一.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是高层次、高水平人才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和造就高级专业人才的地方。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伴随着学校的出现而产生的。换而言之,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体,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当学校出现时,它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产生,并且存在于“文化世界”之中了。从理论上讲,校园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可以用不同的校园文化来孕育。一般说来,校园文化的产生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群体、共同的文化意识和物质载体。

大学校园文化不仅能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具有导向、激励、陶冶和凝聚的德育功能,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世界观、价值观,能促进人向预期的培养途径成长,到实现个人目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辐射较广,对高校建设起到指导、推动作用,其主要途径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而核心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基础是大学物质文化建设,大学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动力。因此,我们要客观有效地掌控好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使高校人才培养步入时代的新台阶。

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放在任何环境之中,都体现出一种刚性,也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变化。因此,当文化与制度有机结合时,制度在原有的特征基础上,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显得更有内涵与特色,不再那么具有刚性。制度文化凝聚了社会主体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各个方面的智慧,并通过社会实践的延续被世代相传,从而成为人类群体的璀璨成就。大学制度文化除具备制度文化的属性外,同时还具备了地域、环境、人群等特点。大学制度文化在学校各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包括师生的价值观、行为理念在内的精神成果和学校管理思想、管理制度及管理模式。当下,国内高校,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学校,在岁月的洗礼后,所沉淀出的那种代表性精神、文化,已传承、作用了数代学生。这是非常宝贵的,应继续传承及发扬,恰恰是大学制度文化健康发展的原始动力,利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发展。

大学制度文化具有行为规范、思想导向、人文关怀的功能。首先,大学制度文化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分别起着约束和规范作用,在内心已形成一种压力,制约着他们的思想、言行,渗透着学校的教育理念与道德要求。其次,不同国度、区域的大学制度文化彰显不同的色彩。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关联党与国家、社会与时代的要求,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师生的政治方向、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受到了政治的间接或直接影响,对师生的发展走向指明了正确道路,有利于高尚的思想品格形成。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及个人失误。最后,绿色健康的高校学制度文化服务于人,作用于人,造福于人。从人的角度出发,更加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开拓创造性,满足人在环境中的缺失性需求,体显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发展相符的思想行为倾向,彰显人性至上的人文关怀。所以,大学制度文化给师生传递出人性的呵护与关爱,激发师生的潜在动能,调动师生的工作、学习积极性,有力地推进了学校各方面的改革、建设。

三.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1.优良的校园文化形成,前提保障是大学制度建设。

首要的关键因素是人。毕竟,这一切是围绕人这个中心运转的,离开了人,制度、文化便成为虚幻。因此,制度在制定之前,必然全面、客观地进行分析,建立符合学校自身发展的制度。所遵循的主旨就是:根据学校学生的普遍特性和学科特色来调研、分析,从而进行设置;并始终抓住制度所折射出的功能和内涵,有的放矢地开展教学、管理、实践等活动,让逐个的人在活动中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达到相互传递,相互作用的格局。自然而然,这种格局将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并不断扩大延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又一点一滴地积淀,最终凝炼出一种精神,一种新文化,被世人认可,得以宣扬和传承。例如,《大学生行为规范》等制度,从思想到行为,都有效地为校园精神、物质文化建设及整体建设提供重要而有利的保障,为学校教育理念、管理模式、道德培养在人的发展中逐渐渗入开辟了道路。

由此得出,两者既相互依存,又不可分割。大学制度文化为校园文化在传承与发展方面提供了保障,为校园文化的创新提供了突破口;校园文化赋予现代大学制度文化精神和灵魂,为现代大学制度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前提。

2.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从属关系。

研究两者的关系,是为了建立先进的文化,推动学校发展,有利于培养和造就高级人才。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各支流建设而独立实现,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作为局部建设,从属于校园文化建设,彼此之间存在从属关系。两者具有明显差异,不能直接把它作为校园文化的诠释,这显然不科学。正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源于此。

校园文化建设的复杂性涵盖诸多方面,终究彰显学校发展的主流及特色。高校制度文化在校园文化的支流中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如教职员工、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校外的交流学习,校内商家的管理等,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通含其内。毕竟,制度的建立是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对校园行为、精神、环境等文化的形成及建设发挥着间接或直接的作用;并通过对制度的修善,使人在思维模式、语言构造、行为习惯、价值导向领域发生改变,促使校园环境的文化意识形态出现新气象。所以,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影响着、促进着校园物质、环境、精神等文化建设,并彰显了它独特的重要性。同时,为培养符合时展所需求的人才,促进校园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校园文化建设向系统化、科学化方向迈进。

3.校园文化建设对学校制度改革创新的反向促进作用。

校园文化处于一种动态发展,是根据大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变化的,充分掌握好它们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进行相匹配的可行性文化建设势在必行。换而言之,校园文化建设如同修房盖楼一样,少不了添砖铺瓦、筑墙造门,需要从不同的面去浇筑、去完善。因为,校园文化的构造本身错综复杂,组成的枝节繁多,是一项长期性工程。我们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紧紧抓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心骨开展建设,这样才能确保校园文化建设在时展中的质量,才能保障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输出。

高品质的校园文化形成对于促进创新与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概括言之,大学管理制度的制定根源于校园的文化状况,针对不同的校园文化,在遵循国家宏观的教育制度前提下,制定相匹配的学校制度,利于学校发展与人才培养。例如,带早餐进入教室、教学区吸烟、夜不归寝、旷课等方面,皆来源于校园现状,而针对性的制度建立和高品质的文化形成,对上述不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遏制尽显功效。以此循序,日后则不再需要上述相应的管理制度。如能营造出高品质的校园文化氛围,制度改革与建设则站在了更高的平台上进行,并也为此提供了更加充实的实践土壤。

历史是被时间沉淀出来的,校园文明是被校园文化逐步沉淀出的。校园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莘莘学子的修养与言行,孕育着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这不光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财富,是文明的思想、文明的交流、文明的竞争等文明的集合,把人往更高的境界推进。这种文明让师生改变:建立自身的知识体系、能力构架、素质层面,主动塑造自我。如此,高级的人才培养数量才可能增加,学生出彩的机会才会增大,个人梦想才会实现,高校育人的价值才会被彰显。

参考文献:

[1]杨德广.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作用〔J〕.高校教育管理,2007(02).

[2]吴国民.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5(04).

[3]曾小华.文化、制度与制度文化〔J〕.中共浙江省党委学报,2001(02).

制度建设论文篇6

关键词主流宪法学非主流宪法学宪法问题学科建设学术竞争

在中国宪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人关注并致力于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这种倡导并实践的意义自不待言。[i]本文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的难度和可能性。

大致而言,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与文学、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等等。但是,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建设。

一、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主流宪法学

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来带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

就近五年中国的宪法研究情况来看,宪法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宪法哲学)、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宪法解释学),以及从国家建设角度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宪法政治学)。这三种研究构成了目前宪法研究的主流。大致讲来,其共同特征是关于宪法的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宪法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理论体系研究关注方法论、基本范畴以及宪法理论体系的解释力。[ii]构建宪法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宪法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宪法文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修改)权力、宪法文本的内容、“宪法修改”的活动、[iii]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iv]宪法文本的解释、[v]宪法的实施或适用(宪法监督、宪法诉讼)。[vi]

对于一个学科建构而言,规范宪法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宪法学的独立和自治,形成宪法学专业的体系和术语。但是注重规范分析和体系化分析的宪法研究同样存在弊端,它可能带来的是宪法学共同体更排他的话语,宪法学知识的更自给自足,法学内部引证网络的更加增强,和宪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影响(或者“帝国主义”)的更成功的驱逐。宪法学研究发展与封闭同时进行。[vii]也正是由于从体系出发,或者更注重对语词和概念的诠释,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很多研究领域,宪法学者往往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司法改革这个本属宪法领域的问题,却一直由法理学者主导研究的方向;[viii]而关于私有财产的入宪问题的讨论最早或者说最有影响的,不是宪法学者,甚至不是法学者,而是经济学者。而另一方面,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人员力量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又比较落后,远不如法学理论、民法学,甚至不如最为相近的行政法学研究力量。[ix]

有关宪法政治的研究不仅包括宪法学专业学者,还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以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宪法政治研究,即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思想来建构主义,也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更多的包含了宪法的政治权力构成以及宪法的政治制度理念,并反映在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务实的宪法政治研究将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违宪审查制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更多的宪法政治研究侧重于价值判断,比较理想化。强调宪法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律理论)研究的结合,研究宪法与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x]进而,主张在中国宪法改革的过程中贯彻这些政治理念。[xi]在宪法的实施或适用中,宪法诉讼、或者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司法化都需要理论的支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讲,宪法政治研究虽然是将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在我看来,宪法政治研究必须要回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才会有意义,否则,不免会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非主流宪法学

相对于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主流宪法学之外,目前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宪法学研究,比如宪法经济学和宪法社会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色彩。相对来说,研究群体很少,亦缺乏知识积累,因此学科发展比较弱。

宪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宪法规则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在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哪些宪法规则在协调个人的活动上对个人是有益的?特别是,哪些宪法条件最有助于确保竞争和创新?第一个问题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实证宪法经济学);而其余问题则属于规范宪法经济学的范畴。总的来讲,聚焦于宪法经济学已经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在既定规则之内作选择转向了在不同规则之间作选择。”[xii]目前,经济学界有一股力量是研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而中国法学界极少有人研究。

宪法社会学更关注如杉原泰雄所提倡的“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界目前更重视研究“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而“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研究是以解释论为中心的规范的宪法研究。杉原泰雄认为,过去日本的宪法学是以解释论为中心、与国民生活脱节的宪法学,它对探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是极为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论没有把国民“放在心上”,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脱节,自始自终只是从法学技术上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学仍没有能像政治学和经济学那样,在国民的心中得到一种亲切感。[xiii]这个基本判断是适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同冯象所云“它没宪法”。[xiv]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理论的宪法问题,归属于规范的宪法研究(宪法解释学)的内容。而“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经验的宪法问题,归属于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的实践,有制度意义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真正关心一个具体国家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xv]

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身高歧视”、“高考移民”、“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野(比如规范分析抑或实证分析),并有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意味着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当然建立。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将这些不同取向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和人员组织化。

学科制度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xviii]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来看:从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有专业的中国宪法学会;能够培养宪法学的硕士和博士生,象中国人民大学还招收宪法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出现了专业刊物《论丛》等以及各种评奖活动来评价学术成果;有诸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海外基金会资助研究等等。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除去一部分传统分支学科如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特征。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除了要依靠宪法学的学科制度之外,还要看相应的其他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宪法政治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人类学分支学科制度也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当然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沟通与融合。以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为例,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宪法学和社会学双方的共同力量才有可能发展强大。

但是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是,分支学科制度体现出来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包括其主张、活动和结构,它是对正统的挑战,是变革的力量。[xix]比如,以实证和经验分析为特征的宪法社会学就是对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正宗宪法学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规范宪法研究占据宪法学学科的主导,面对宪法学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专业的宪法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目前宪法学科培养出来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各自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梯队群。这些学者与所培养的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相互竞争和批评关系。在这种“忠诚”关系的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师与学生合署名以及尊师“祝寿”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学术声望制度越完善的地方,给老师的“祝寿”活动要相对少的多。[xx]因为,通过“祝寿”等活动,可以变相提高与老师有关的一批人的声望,而这种声望恰恰不是通过其学术水平来提升的。在现有宪法学学科制度已经促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与主流宪法研究差异显著的分支学科研究,往往会被视为“学术越轨”和“学术异端”。具体而言,在课题资助、博士点评定、文章刊登等具体的学术生产环节,由于评审人往往仍是主流宪法专业训练的人士,相应的,从事与主流宪法研究对立明显的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分支学科的研究必然会被边缘化。

具体而言,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宪法学分支学科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由于在教育部的专业名录中,宪法学卡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而是与行政法合称“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二级学科。而作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多数也没有列出来。由于专业名录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先天不足。

第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要比跨学科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更有建设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法律社会学要比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可能。因为,法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制度,知识体系和人才,而宪法学只能算上二级学科,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与法学相比,因此,建设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更具有可行性,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完善将会对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宪法社会学更有理由纳入到法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制度中,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没有建立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必要。宪法人类学也是如此,它与法律人类学有更多的同质性,整体的(holistic)观念、比较分析和田野民族志调查,因此,应该成为法律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方向,似无独立的必要。[xxi]

第三,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专业同人刊物”,或称“旗舰刊物”(flagshipjournal)。它反映本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旗舰刊物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刊物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学术影响,而旗舰刊物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成果来提升刊物的声望。[xxii]实际上,象宪法学这样的大学科还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更不能奢望宪法学分支学科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即使有,刊物能否保持连续性也值得怀疑。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如法律社会学亦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实际上,如果象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有了专业同人刊物,积极刊登宪法社会学和宪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会极大的促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第四,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学科评价机制。就学术成果来看,匿名评审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关系稿、人情稿、编辑一人决定稿等现象非常普遍。而不论是职称评定、研究课题、重点学科、博士点等评选,多是由外行人评议乃至行政权力插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发表出来的宪法文章的质量难以迅速提升,宪法学教授越来越多,而学术水平却未见提升。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与历史原因和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如果仅就宪法学分支学科评价机制建设而言,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应当让与分支学科相关的外学科人士参与到学术成果的评价过程当中。更进一步,法学院特别是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应当培养更多的学术人才,而师资的来源不应当仅限于法学背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均可引进到法学院来。

总的来看,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特别是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建设,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源,重要的在于两点:

第一,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各自独立,而恰恰是要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如同苏力对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社科法学的评价,“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把社科法学视为传统法学的天敌不合适,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知识加上可能获得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共同推进,把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向前推进”。[xxiii]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i]如,2005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召开了“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研讨会”。

[ii]如,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世义:《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中国宪法学通向成熟之路》,《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叶必丰:《论依法治国与宪法学的新体系》,《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iii]以1999、2004年宪法修改为例,在此前后主要法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宪法修改笔谈”,比如,《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的“宪法修改问题笔谈”;《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世纪初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的“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制度”;《法学》2004年第4期的“世纪之初中国宪法的修改和发展”;《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的“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

[iv]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v]如,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苗连营:《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反思》,《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vi]如,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vii]对整个法学学科研究封闭的批评,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viii]如,贺卫方:《司法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编,“司法制度”。

[ix]一个佐证就是,1998-2002年中国大陆法学著述他引前50位学者中,只有一位纯粹的宪法学者(童之伟),然而这位学者在那几年写的更多的是法理学的论文;与此相比,民商法者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15人、行政法4人(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王名扬),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另外,从五年的法学论文产出数量来看,纯粹的宪法学者也几乎没有,姑且可以算作是宪法学者的有童之伟、郭道晖、周永坤、杨海坤、蔡定剑(他们兼跨了宪法、行政法或法理学),参见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

[x]如,程燎原:《关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杨君佐:《共和与民主》,《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杜承铭:《论的人性基础》,《法学》2000年第4期;王人博:《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xi]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xii]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07页。

[xiii]参见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xiv]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它没宪法”。

[xv]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xvi]温辉:《“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解读》,《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xvii]更多的宪法的私法适用的分析,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xviii]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ix]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xx]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二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xxi]高丙中、章邵增:《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xxii]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制度建设论文篇7

关键词:烟草企业;制度建设;企业文化;刚性;柔性

中图分类号:F2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1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成熟的企业文化一旦建立,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每一名员工,制度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内容,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突出制度建设工作,可以发挥刚性作用与柔性力量,形成合力来约束职工行为。

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密切结合,将制度建设融入企业文化建设,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在企业文化中形成“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思想氛围,提高职工自律意识,真正为建立制度、完善制度、执行制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企业来说,规章制度就是企业内部的“法律”,创建是基础,执行是保障,不仅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更要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思想,真正形成自觉学习制度、执行制度的工作环境。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可怕,这是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执行力文化。“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是企业文化的要求,也是制度建设的要求,制度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不仅仅要“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正确处理制度建设与提高制度执行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增强行业和企业的活力至关重要,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的动态化管理

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也需要实行动态化管理。有些制度在制定之初可能是非常完善的,但也会因时、因势而产生不再符合实际需要的情况。建立完善“管制度的制度”,利用科学的制度评价机制,对每个岗位、每位员工、每个环节执行制度的内容和要求,逐一建立明确的评价标准,使每个员工了解各自所执行制度的内容、要求和关键点,同时也为组织考核员工制度执行情况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依据。

进一步加强规章制度内部管理监督,通过建立举报投诉体系,充分发挥内管及行政执法部门的外部监督作用,以弥补对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失效后而产生的违规行为的监督;加强监督机构建设,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各部门齐抓共管的的格局,以最强有力的监督和处理手段,强化制度执行的后续监督。最后,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通过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对员工执行制度的奖惩激励,形成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制约,从而确保各项制度的执行落实,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兑现奖惩办法,形成引导员工自觉执行制度的长效机制。

二、加强制度的监督考核,完善企业规章制度的执行机制

制度一旦建立,并被评价是科学合理的制度后,必须要严格地去贯彻执行,也就是常说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为了保障制度能够真正严格贯彻执行,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考核则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抓好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其重点是对领导干部遵守制度、执行制度情况的监督,难点在于强化广大干部职工对规章制度的理解能力和执行意识,明确每个员工必须遵循的制度、违反这些制度将要承担什么责任和后果。

规章制度是一种限制,限制也是一种境界,只要心中坦诚,被人限制是一种爱护,自我限制是一种觉醒。企业的规章制度是经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参与、共同研讨、共同实践制定的,是需要共同遵守的,谁违反了就要被追究。严密的制度体系建立后,对企业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员工都有了严格的限制,工作中,谁说了都不算,只有制度说了算。

三、完善制度监督体系,发挥制度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作用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监督制约,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因此,要使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健全制度是前提,领导带头是基础,从严执行则是关键。企业制度再多,写在纸上,挂在网上,不落实,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制度本身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用尺子去衡量、用镜子去对照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名员工的工作质量,才能实现规范管理,要按照企业管理要求,科学合理地制订制度体系,监督关口前移,建立可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例如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强化主要负责人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意识,把握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重点环节,突出“一岗双责”、“双强管理”,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落实民主集中制和支部班子工作规则,认真落实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等制度,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健全落实资金使用和招投标等制度规定,严格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防止、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在当前行业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的形势下,强化制度建设,是增强行业和企业活力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加强制度建设,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只有真正将制度建设引向深入,切实提高执行力,建立长效机制,才能真正落实“严格规范”,加紧制度建设的步伐。执行规章制度丁是丁、卯是卯、建立宽严相济的管理作风,使全体干部职工体验到了严谨、和谐的氛围,职工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企业上下自觉执行制度才能蔚然成风,企业和谐稳定快速发展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欧阳新年.企业文化认知与塑造[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4).

[2]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3]周忠英.企业文化――未来企业的第一竞争力[J].商业研究,2004(03).

[4]张敬文.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建设探讨[D].暨南大学,2003.

[5]张奇.企业文化建设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源动力[J].建设科技,2005(Z1).

[6]李睿.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民用航空,2007(06).

制度建设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和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文明底蕴,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坚持操守、讲究诚信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结合现代法治精神,积极构建现代诚信制度体系。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建设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防恶上,还必须出实招,必须坚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激励和表彰讲诚信的人和事,谴责和严惩不讲道德和不守诚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内在制裁结合起来,积极构建道德制裁力和约束力。外在制裁发挥社会规范和限制作用,内在制裁发挥自我约束作用。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诚信度。政府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则。

(四)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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