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范文

2019-09-29 版权声明

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篇1

摘要: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诚信,这表明我们社会在基本道德上出了问题。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具体到当代中国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轻中华重西方、轻传统重现代这些所谓的成因,政治价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为重要。相比回归传统道统,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多元的政治价值,并加强制度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应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一、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突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文革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文革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1975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惟利是图、惟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

现在,大家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相对来说非常淡薄,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跟精神的问题,但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而且我比较坚定地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要重建政治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中国跟世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文化跟精神是多元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局面才会很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国的道统。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道统或者是文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全人类都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未见得需要有信仰,未见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中国才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信仰这种维度中国不见得非要有。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现在中国最缺的东西,大家都感到比较严重的是诚信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哪一种文化才有的,讲信用不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我才讲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讲信用,或者因为信了伊斯兰教才讲信用,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张,我并不认同,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就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价值上存在着一元化的明显缺失。如果我们承认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重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文化的考虑。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大国,不要说是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非要不可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种文化或者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的、以孔孟为主体的道统上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虑。如果你朝那方面考虑,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见解。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类似于林彪炮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否定的。我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的追求的“钟摆”为什么摆到了另外一边呢?那时候刚好我们讲究的是要有一个“道”,追求的是一个“道义”或者“道统”。现在我们否定这一套了,现在很多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任何人都会做坏事。你看,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们在忏悔的时候,在谈到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谈得何其之好,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种道德沦丧的错误呢?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制度能把他管住就管住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说要重建政治价值呢?与重建政治价值相联系的,主要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政治安排的问题。实际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国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人道德上比美国人差、比英国人差,或者比任何人差。其实任何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向善的一面、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的话,他肯定就会搞贪污腐化或者更为糟糕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时候是不鼓励诚信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大学原本应该是培养人的世界观跟人生观、最讲究诚信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学为了迎接国家教育部搞的一个所谓的评议,全校几万人,从食堂到寝室,包括校园的绿化,从上至下全部都在做假。教育部要来评审,你学校要达标,这些指标有些是要评审你十年前批改的卷子和学生的作业,可那时候还没有那种指标,怎么办?现在的大学老师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评比,他们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要准备一年多的时间。造成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的原因就是制度缺失,这跟他们学的是孔子、孟子,还是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由此看来,现在中国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贪官污吏他内心装的是一个魔鬼,就是因为惧怕受惩罚,他也会做出选择。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制度,《邓小平文选》里面说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价值方面多考虑,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为制度决定论,好像我们谈制度就不谈道德了,那毕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治本也还是要治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清原因跟结果、分清现象跟本质。对道德跟文化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而且一个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跟中国的道统是毫无关系的。

三、社会共识需要用制度来保障

在重建政治价值时,中国应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把社会共识跟文化道德区分开来,如果不区分的话,你把社会共识就当成道德文化,这就很难谈了。社会共识有时候是很具体的,如果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应该有一个社会共识的话,而这种社会共识又只有一条社会原则,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实际上社会共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惟一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宪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一个带有特定民族的、传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社会共识,一旦把这个作为社会共识,就要导致国家的分裂。宪法所有的价值我认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个人权力、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对人治,肯定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讲,假定我们要讲社会共识的话,惟一的社会共识就是宪法,这一点在学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脚的。当代有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德国的哈贝马斯,他到中国来过两次。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宪政爱国主义。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大的共识以外,我们要呼唤社会共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唤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开放,得到的好处跟承担和付出的代价都应该是一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是有一个共识的;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贫富悬殊,由于很多贪官污吏利用改革来搞腐败,关于改革已经没有共识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比如,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呢?不应该。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石油、化工、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出台的一些东西,都是打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旗号,来为他们服务,房地产商说什么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而言,大家对于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共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年叫“改革开放反思年”,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应该重新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改革开放的代价应该由大家来承担,改革开放不应该导致一部分人大发横财,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担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共识的层次显然比宪法要低,但是我们经常用的却是这种共识。有人认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社会共识,我认为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依靠宪法,要宪政民主、要按照法制办事,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宪法办事,这是惟一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的。

当然还有一个更低层面的共识,就是比如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现代化和环保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就没有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他们的升迁是跟GDP挂钩的,是制度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当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发展与环保的共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给官员灌输一些理念,其实这些理念他们都是知道的,环保理念问题跟制度安排问题相比较,我认为环保理念是较为次要的。如果环保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在考核政绩的时候、在他升迁的问题上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种社会共识实际上是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的。

四、知识精英应是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和弘扬中,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发扬孔夫子讲的“天下为公”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认为,这两个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一种比较优秀的品质,就是强调独立性,还有就是批判精神,他对现实中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论是在环境方面,还是在公共道德方面,都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

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想在体制内得到东西了。这点说深沉了,就是以前毛泽东时代有点不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把知识分子当成牛鬼蛇神,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戏称为“臭老九”。其实,古今中外,任何稍微聪明一点儿的统治阶级,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工具来收买的。改革开放以前没做到这一点,现在搞经济建设了,尤其在中国的大学办学条件好了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拿到更多的东西:住房、工资乃至休闲等都可以通过做各种项目来取得。再加上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大学行政化,学术机构也行政化,因此,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在体制内为自己谋得地位和利益,这实际上就是跟着权力的指挥棒在转,他们把自己的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都用来替体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替体制作辩护和注解。所以,一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为此,首先他要有独立性,还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要去献身服务。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关键就要守住这两点,其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甚至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具体来说,不管当官的怎么说,之所以我要支持当官的,不是说他是当官的我就要支持他,而只有当官做的事情跟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共同的价值相一致时,我才这么做。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知识分子对现实中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比如现代化和环保主义理念,应该大力去弘扬。

结语

综合而言,在当今时代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从而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由此来弥补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道德缺失。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重建政治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治标也要治本,但根本的却是治本,治标跟治本应该同时并进,而且我们更应该清楚,治本更为重要。

制度建设篇2

学校教育是一项具有目的性的社会活动,有严肃的目标,要经由班级教学活动来完成,这种活动无法在缺少规范、没有秩序的班级中有效地进行,因此,班级制度的辅导建立,是班级建设的初步。班级制度建设有了成效,才是达成教育目标的保障。根据研究显示,班级制度辅导欠当,教师不能积极有效地从事班级管理和处理学生行为,往往导致学生彷徨迷惑,不满疏离,不能把握时间,不能完成学习任务,甚至降低学习兴趣、抱负与动机。可见,班级制度辅导的好坏直接影响班级活动的内涵与教学的成效,班级制度辅导的重要性也就可见一斑了。

所谓班级制度,其实就是指适用于学校班级的、维持其活动正常秩序、保证学生健康发展的规范。而规范是指一种公认的、体现群体要求或秩序的行为标准。它可以是口耳相传、习惯的或约定俗成的,也可以是以文字形式记录、颁布的。无论何种形式,它都是群体中用以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提高群体活动效率,保持群体形态特征的准则,具有心理控制与约束力。这就是说,规范通过心理力量来调整个体的活动,使之符合群体的要求。

班级制度内容丰富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

依适用制度的活动性质而言,班级制度可分点名、出入教室、上课、收发课卷和值日生工作等项目的制度要求。如点名的制度是:座次一经排定,非经允许,不能私自调换;上课时,应依座次入座;上下课时,由班长或值日生喊:“起立”、“坐下”或“下课”,听到老师点名,应回应“到”或“有”。出入教室的制度:出入教室,不要争先恐后;上课时,非经允许,不能随意外出;下课依次出入教室。上课制度是:听见上课铃声,立即进入教室;教室内不奔跑,不发出无谓的声音;做事要安静,学习专心,不做本课以外的作业,发言先举手。如此等等。

依适用制度的项目性质而言,班级制度可分为“礼貌”、“秩序”、“整洁”、“教学”等几个方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相遇或交往时,要学会用恰当的礼貌用语和合适的行为举止等。

依适用制度的场所性质而言,可以分成为“教室规约”、“上学、放学规约”、“集合公约”、“运动场所规约”、“其他校内规约”、“家庭生活规约”和“校外生活规约”等方面。

依适用制度的生活教育项目而言,班级制度可分成“日常生活制度”、“健康生活制度”、“道德生活制度”、“劳动生活制度”等方面。

从个体心理的角度看,一个学生加入到一个新群体中,他对规范的认识和遵守有一个过程。最初是顺从,“新来乍到”,“大家怎样,我也怎样”。他有一个熟悉和适应环境的过程,所以一般来说都还遵守纪律。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对规范已有所理解和通化,即在认识上明白了规范的意义和要求,并自觉地或习惯地遵守群体的行为规范。但如果教师缺乏组织能力,群体舆论不良,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什么了不起的,就那么回事,不用管它”于是各种破坏纪律的现象都可能出现。第三个阶段就是内化,即把规范转化成自身的要求,自觉地遵守集体的行为规范并且能同破坏纪律的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从群体法阵的角度看,松散群体的规范一般是外来的,不是群体成员自主、自觉制定的,群体成员执行这些规范主要通过“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实现,这是一种强制性的纪律。只有群体发展到集体阶段,集体成员才能自主地、自觉地制定并且遵守集体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是他们统一意志的表现。因此,班级规范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充分发扬民主,经过学生反复讨论,把这些规范“内化”为他们自己的要求,不仅自己遵守,而且敢于对违反集体规范的现象提出批评;其二是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它的实施。

制度建设篇3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我们搞好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在党的建设尤其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要特别注重制度建设,要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决定》中关于制度建设的一系列论述讲得很深刻,很有针对性,需要我们在学习中深入领会,在实践中认真贯彻。

一、制度建设是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完整体系。它不仅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而且还包括理论建设、政治建设以及制度建设。这几个方面的建设,紧密联系,互相促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制度建设渗透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而且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组织在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以及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抓得不够,显得比较薄弱,不适应深化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虽然有了《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规党法作为党的建设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规定,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些与之配套实施的制度和规范,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一些主观随意性,影响了党规党法的正确贯彻实施。二是缺乏一些可操作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保障党员民主权力等方面在具体制度上还有不少空白,在工作中虽有规章可循,但其伸缩性较大,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致使我们在一些党建问题上摇摆不定,工作形不成规范。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了党的建设。

当前,我们党正肩负着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面对新的形势,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加强制度建设,对于新形势下搞好党的建设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显得更为必要、更为迫切。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党的建设>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文秘网!

二、制度建设是保证党的建设各项任务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在搞好党的政治、理论、思想建设以及组织、作风建设的同时,加强制度建设。毛泽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一直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搞好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做了许多精辟论述。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献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里,小平同志是把制度建设作为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长远战略问题来认识和对待的。

乌鲁木齐市委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也常常深刻体会到,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对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作用。比如,我们经常感到,中央很多方针、政策确实很好、很得人心,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是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就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为什么我们多年造成的种种损失又屡见不鲜?为什么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许多好东西在某些方面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好传统、好作风,在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中为什么没有一贯地坚持和发展下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问题都与制度建设滞后紧密相关的。没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好的东西不成规范,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相反,没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坏的东西得不到有效地遏制,也就会逐渐滋生蔓延开来。

搞好党的建设,重在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一个政党自身建设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制度建设具有一些特殊的重要作用。第一,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如党的建设中所形成的好作风、好经验和优良传统,一旦经过总结概括,形成了具体的制度,就具有了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性,它对每个党员和党员干部来讲就是法规性的,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党内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违背,否则就要受到,党纪的处罚。第二,制度建设具有稳定性。党的各项制度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和相应的权力机关审议批准,才能制定、颁布和修改、废止,在没有修改和废除之前,原有的制度及其条文不失去法规效用。它不会因为领导者的更迭而废止,也不会因为领导者看法的改变而改变。第三,制度建设还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制度能够把一定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中好的经验和传统以规范的形式确立下来,用以指导和规范一个时期党内的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使后人有所继承,有所遵循。第四,制度建设具有保证制度实施的保障性。制度不仅有明确的规范,还应有使制度实现的约束保障机制,否则只能成为“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文,起不到任何作用。

作为党的制度建设,它既渗透于党的政治、理论、思想建设和组织、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系。从总体上看,制度建设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如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章所规定的“四个服从”等;第二个层次是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如党委制、党的组织设置制度等;第三个层次是体现根本领导制度和基本组织制度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如党委工作条例,议事规则、干部民主考评制度、奖惩制度等。在进行制度建设中,我们应根据这三个层次的不同特点,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坚持与改革、完善与创新的关系。

第一,对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必须全面地继承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如民主集中制是党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这 是我们党的领导得以实现、党的团结得以巩固的重要基础,党的建设中的许多具体制度,都是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制度的具体体现。丢掉了这个根本制度,就丢掉了党的领导,丢掉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特别是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必须毫不含糊地坚持和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破坏中央的权威,就会对党领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损害。

第二,对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如党的代表大会制、党的选举制度、党的组织设置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党员教育和管理制度等,我们首先必须坚持,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要在坚持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如党员的管理制度,基本的管理原则不能变,但具体的管理方式则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三,对党的建设中的许多具体制度,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通过建章立制,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如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我们需要制度和颁布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们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各级党委的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责范围、议事规则、决策程序。这些具体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而进行改革、创新,使之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是大量的、经常的,有些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来填补;有些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修订;有些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些工作,都是目前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可以着手开展的。

四、当前应着重抓好的几项制度建设

搞好党的建设中的制度建设,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把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与改革与创新结合起来,注意总结新鲜经验,突出重点,在建章立制上狠下功夫。结合乌鲁木齐市委的建设实际,当前的制度建设上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的学习制度,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领导班子成员要紧密结合实际,经常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时事政治和现代科技知识,这是提高领导水平最根本的措施之一。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委反复要求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学习,特别是坚持好中心组学习制度。市委中心组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从未间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个别班子和部分领导干部中,把学习当作“软任务”,重事务、轻学习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的理论学习制度。一是首先健全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切实把学习落到实处;二是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培训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在任期内都要按照规定参加理论培训;三是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自学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规定领导干部自学书目,并定期检查通报;四是选拔干部要注重理论水平的考察,把领导干部平时学习理论的情况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条件。

(二)进一步健全民主生活制度,强化监督,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自省自律的能力。健全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双重生活会制度,强化党内外监督机制的一项重要措施。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委领导班子认真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开好每次民主生活会。在生活会上,领导班子成员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通过民主生活会,不仅增强了班子凝聚力,而且也提高了领导干部自省自律能力,大家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我们的体会是,要充分发挥民主生活会的实效,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健全和坚持民主科学管理会的程序制度。一是会前要认真研究生活会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生活会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参加生活会的领导成员会前应认真学习有文文件、材料,同时,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开展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做到真诚坦率、思想见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三是认真对照检查,切实开展批评,不回避矛盾,不和稀泥;四是根据生活会上提出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以适当形式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监督。

(三)进一步健全干部交换意见、谈心制度,不断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经常开展谈心交心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在领导班子建设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帮助班子成员及时认识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有助于发扬成绩,纠正错误进而增强班子的团结。近年来,我们不仅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深入开展谈心交心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进一步健全和大力推行干部交流制度。干部交流是一项重要的干部管理任用制度,是当前干部人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方式。推行干部交流制度,一是可以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使领导班子成员之间达到德、识、才、学诸方面的互补,从而实现最佳领导整体功能的发挥。二是可以克服干部的部门局限性,防止干部成为部门所有制的倾向。通过干部交流,使干部在多个部门、单位、地区得到锻炼,进而培养干部识大体顾大局的全局观点。三是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使干部/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文秘网!/摆脱各种复杂关系的困扰,推进干部的廉政建设。

(五)进一步健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近几年来,乌鲁木齐市委在贯彻执行民族集中制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具体制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按照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当前我们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应重点建立和健全四个方面的具体制度:一是建立和健全党委工作制度,对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议事内容、工作范围、决策程序、表决方式、督促检查等应作出明确和具体规定,对原有的一些方法或规定,要根据新形势的要求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二是建立健全常委会制度、全委会制度,坚持常委会定期向全委会报告工作的制度,充分发挥党委委员的作用,切实把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落到实处。三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经济工作的制度,对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责和任务,要作出明确的规定,切实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涉及全局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决策。四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协商制度,凡属重大问题,应征求人大、政协以及民主党派的意见,征求离退休干部和有关专家的意见;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使党委的重大决策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逐步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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