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论文范文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全国有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有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纠集多人在医院内围攻，威胁院长人身安全；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缴纳住院费用；有61.48%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病人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等。

近日，出现的“职业医闹”，出现了医生上班请保安护送，医院开门请警察驻点等现象，使本该融洽与相互理解的医患关系，竟然紧张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一些委员呼吁，这部法律应该将医院治安管理等内容单列出来，专门作出规定。

医患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基本和谐之中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和谐是主流，不和谐是支流。医患关系成因复杂，有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患者有意见；有医疗质量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群众不满意；也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既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有管理监督不力等原因，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社会政府方面的因素

2.1.1 政府财政投入不到位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财政投入占医院当年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在5%，市县医院一 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5%之间。据报道，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2／3以上的中国人口要靠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占卫生总支出的56%，政府预算支出在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1／3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17%，而居民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2004年12月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成为居民第三大消费。而欧共体为80%～90%，美国为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泰国为56%。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2.1.2 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 尽管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在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大部分患者都是以自费方式来获得医疗保健服务，这种医疗服务付费方式使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预期效果有较高的期望，而绝大多数医患纠纷都是由于医疗费用与患者的期望疗效不相符合所引起的，即使医生尽心尽力去治疗每一个病人，仍有一定比例的患者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对于花费了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治疗效果，难免会有一些想法。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达，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和国家政府来承担，不需个人支付高额的医疗费，患者在心理上容易接受这种现实。因此，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初建、不完善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承受能力较低等情况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

2.1.3 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 医疗服务由于其本身的行业特征，决定了它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尤其是某些先进的、高风险的医疗技术的应用，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也不能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因此，为医疗行为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尤为必要。美国是一个医疗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同样也会发生患者状告医生的情况，但通常不会出现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事件，因为医患双方有共同投保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果由于医疗差错，法院判决需要赔偿的，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日本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了医疗风险保险的保障，大多数医生心里也就有底了。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生了医疗纠纷，患者及其家属不会直接找医院、找医生个人，他们只需要请律师同法院和保险公司交涉即可，有效地避免了医患双方冲突的产生。医院和医生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如果因为医疗事故或事件导致保险公司赔付额增高，对医生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下一个缴费周期所缴纳的保费上涨，或者是保险公司不再给其承保，以致这位医生失业。显然，这样的分担关系也构成了对医生医疗质量的一种有力监督。

2.1.4 解决医患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 2002年9月1日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比之前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较大的进步，但几年来的实施情况显示：我国对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便于操作，仍需要不断完善和补充。比如“医疗事故”的概念，目前在医疗系统和法院之间仍有严重的理

解歧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因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不必由受害人举证。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医疗机构赋予的责任过重，扩大了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目前对是否应该实行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仍有争议。以上医患纠纷处理法规的分歧和争议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2.2 医院方面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院方对经济效益的热衷与追求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卫生改革的逐步深入,医院将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会注重追求经济效益,以至出现见利忘义的现象。与医院服务相关的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一些企业违规操作，虚报成本造成政府定价虚高；生产销售等流通环节多，层层加价，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生回扣、提成等，增加药品和医用器材的销售量，现行医院的药品收入加成机制，也诱导医院买卖贵重药品，医生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治疗。目前，从医疗行业整体来看，医疗设备越来越精，医疗技术越来越高，但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却没有同步跟上，医患矛盾日益加剧。

2.3 医生方面因素 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医生对当前的执业环境基本满意，医院级别越高，对执业环境不满意的医生所占的比例呈增高趋势。在中高级职称医生中，近七成医生对当前执业环境评价不高，48.6％的医生没有职业自豪感和成就感，很多医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医。

压力大、工作负担重带来的医务人员工作倦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缺乏人文素质培养，行风建设措施未落实，造成一些医护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医患之间潜在的危机随着沟通不良升级，演变成医疗纠纷，医患关系不断恶化。

2.4 患者方面因素 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对疾病和早期诊疗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分子医学、基因医学、克隆技术等接踵而来,但新的未知的疾病也不断出现,医疗领域中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加上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也存在差异，国内外一致承认医疗确诊率也只有70％左右,各种急重症抢救成功率在70％～80％左右,相当一部分疾病原因不明、诊断困难,甚至有较高的误诊率、治疗无望,这是医学的无奈,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疾病的治疗过程和结果始终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很多患者及其家属不了解医学的特殊性和无奈,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因而不能正确对待医学的无奈。再有,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增强,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

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是医学生成为一名合格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早在1989年就在福冈宣言上指出：“所有医生都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可见国外医学教育界十分重视培养医学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

1.1 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的医疗纠纷，不是由医疗技术引起，而是由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障碍造成的。由于医生与患者相互沟通不够，致使患者或家属对医院、医务人员不满意引起的。加强医生与患者沟通，既能有效地了解患者的需求，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解答疑惑，又能有效地预防医疗纠纷的产生［3］。临床实习医学生遍布医院各个科室，在临床带教医生的指导下在临床一线承担了一些基本诊疗任务，但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和沟通技能相对薄弱。据调查，近年来我国由实习医生引起的医患纠纷也时有发生，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给临床带教教师和实习医生以及教学医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目前的临床带教中多重视临床医学知识的掌握和临床操作技能的训练，恰恰忽视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得实习医师缺乏与病人沟通的心理准备，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所适从，常常表现为对医患关系认识不深，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不强，在医患沟通技巧上缺乏应对策略。因此，加强实习医师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关键。

1.2 良好的医患沟通有利于临床实践操作 有些实习医生在问病史、体格检查及其他诊疗操作中，不善于与病人沟通，不理解患者心理，言语生硬、行为拘谨；体格检查或者诊疗手法不到位，动作欠轻柔，因此患者不愿接受实习生的临床实践操作，使实习生的技能训练机会减少。实习医生若能和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耐心的解释，以取得患者信任将有利于实习生的临床实践操作。

2.1 加强岗前培训教育 现代医患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消费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人际关系，而广泛涉及伦理、道德、法规、法律等方面。在进行为期2年的临床实习之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须的岗前培训，帮助实习医生充分认识目前严峻的医疗形势，可以通过讲座示范等方式进行医疗制度、技术操作规范、医患沟通技巧、医疗法律及医疗纠纷防范等

医疗安全教育，使学生认清医疗形势，强化医疗法制观念，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建立进行良好医患沟通的意识，树立信心，尽快完成从学生到实习医生的转变，适应临床工作和学习，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2.2 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念 医疗纠纷中90%以上系医患交流不当所致，通过医患交流，患者不仅对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而且获得了医方的人文关怀。医患关系重在沟通，要“以人为本”［4］，实习医生必须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念，充分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隐私权、享有的治疗护理权等的权利，维护患者的利益，一切以患者为中心，尤其对于那些具有独立性人格而且情绪不稳定的患者要能容忍和接受患者的个性习惯，应学会对患者的感受非常敏感，使患者感到被理解和支持，获得患者的信任。在医学技术上加入人文精神，融入感情，语言温馨和蔼，用通俗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给患者说清楚，尽量接近医生和患者科学上的距离。

2.3 重视临床带教 临床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的一言一行会对医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作为老师的我们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尚应重视医患沟通能力相关知识的传授，时刻重视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应将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渗透到每一天的临床教学中。带教老师要以身作则，注意表率作用，做到既教书又育人，要做到言传身教，注意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积极研究不同患者的心理特征并关注不同患者的心理需求并及时进行相应的有效沟通。同时，带教老师要尊重学生，了解实习生的实际能力和心理状况对他们的良好表现予以表扬和鼓励，而出现差错要及时纠正，使得他们树立自信心，敢于乐于与病人交流。

2.4 加强沟通技巧的训练 教育学生多与带教老师及患者交流沟通，有意识地加强学生自身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正确的引导。教育实习生深入病房，尽可能耐心、专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用诚心、耐心去撑起患者的信心，诱导患者交谈，使患者感到自在和舒适，有一种希望和信任的感觉，有利于充分了解病人的心理需求，适应不同病人，并且注重交谈的方式和技巧，提倡学会使用身体语言来与患者沟通，培养实习医师去注意患者面部表情、、身体的姿势等来判断病人的需求，同时给予患者亲切的目光，关爱的触摸，让患者有被尊重和安全感［5］。实习医师刚接触患者时，由于尚无临床经验的积累，往往自信不够，感到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尤其对于负面情绪甚至有敌对态度的患者时容易出现紧张焦虑，或者情绪不良。应培养他们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稳定的情绪。

2.5 建立监督考核奖惩机制 为了促进医患沟通教育工作更有效地开展，派专门老师定期深入各个病房进行认真细致的教学质量检查，针对医学生的医患沟通状况进行调研；收集医学生的医疗质量状况、医患关系状况、医疗纠纷发生率和患者及带教老师的评价等。并且定期组织评定，奖优罚劣，对优秀学生进行适当奖励，对后进生进行教育。

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的今天，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院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是维护医患双方权益不可缺少的根本保证。医学实习生战斗在医院的最前沿，是医院的未来，教学医院应加强对实习医生的医患沟通教育，全面提高素质能力，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使实习医生逐步适应新型医疗模式的要求，通过临床学习与实践，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

【参考文献】

1 张爱莲.新时期“医患关系”漫谈.锦州医学院学报，2006，4（1）：10-12.

2 孙忠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与医疗风险防范.医院管理论坛，2006，23（8）：49-54.

3 李平.减少医疗纠纷应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华医学与健康，2006，3（9）：56.

4 阮惠芬，谢文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6，12（18）：134-137.

5 李明江，曾淑玲，池逸蓉.临床教学如何教学生与患者沟通.中华临床医药杂志，2004，5（11）：126.

医院文化是一个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医院精神和管理理念为核心、凝聚、激励医院各级管理者和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是医院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医院文化建设主要包括总结、提炼和培育鲜明的医院核心价值观和医院精神，结合医院发展战略，围绕“以病人为中心”，提炼各具特色、充满生机而又符合医院实际的管理理念，进一步完善医院制度，寓文化建设于制度之中，规范员工行为，提高管理效能，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医院的信誉度，树立医院良好的形象；营造良好的医院视觉环境和人文环境，充分发挥环境对医院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作用推动力，构建调协有力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医院文化建设水平。

沟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人与自然、社会之间需要沟通，沟通能够消除相互的猜疑，促进相互的信任；如果不沟通，小则产生误会和矛盾，大则会酿成悲剧。医者和患者是医患关系中的一对矛盾，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由于视角不同，对同一问题就容易产生分歧，很难达成共识。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本人认为：医患沟通是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

1.1医患沟通的内容：

1.1.1让病员了解医院：向病员传递医院的发展动态，让病员更快、更好地了解医院，包括医院在运行中对现实环境诸因素发生或改变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价值指向以及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水平、服务态度、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医疗质量、诊断水平、设备条件、技术力量、人员素质、专家及医院的知名度等。

1.1.2及时收集病员对医院的意见：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尊重病员拥有的生命健康权、医疗权、自、知情同意权、保密权和隐私权。了解病员对医疗保健的不同需求，病员的病情好转情况，病员的康复情况，征求病员对医院、对医疗工作、对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的意见，并告诉病员能做些什么，医院能做些什么，培养病员的沟通意识、联络感情、改变态度和对医院的看法，改善医患关系。

1.2医患沟通的方式：面对面的个别交谈，或以书面形式、电话访谈。

1.3医患沟通的信息反馈形式：进行医患沟通后，由职能科室参与人员根据沟通情况如实填写医患沟通信息反馈表。医患沟通信息反馈表每月由医患纠纷调解办、医务处进行收集、整理、汇总，对病人提出的问题拿出初步解决方案。

为了发挥医务人员在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医务人员需要学习和掌握多种沟通手段和运用技巧。我认为，要做好医患沟通工作，首先要明确一个观念，沟通不仅仅靠谈话。医师对病人的同情和关爱，一个微笑、一个眼神，爱意就被传递，沟通得以完成。医患沟通应是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病人对医者有殷切的期盼，有敏感的观察。他们对医者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因此医师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们

的语言、表情、动作姿态，甚至医院的环境、诊室环境无一不在向患者及家人，传送着我们的感情和态度。这些恰恰是目前医患沟通中易于忽略的方面。如何提高医患沟通技巧，怎样运用好沟通技巧，是我们处理好医患关系的重点。2.1倾听：专心地、耐心地听病人讲话，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没有真正的倾听就不会取得病人的信任，病人就不会把自己的心里话和内心感受告诉我们。倾听本身就表示我们对病人的理解和尊重，很多病人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能专心地、耐心地听病人讲话，就等于给他一个良性的刺激，引起他说话的兴趣，加强说话的能力，以后病人就很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针对不同患者，简短聊一些与医疗无关的话题，可以拉近与患者的距离，患者心里会觉得特别踏实和感激，不仅可以增强患者内心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医生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

2.2“零距离”接触。许多医护人员与患者从未握过手，潜意识里就与患者拉开了距离。在入院后，若能与患者握手，并予以鼓励和安慰，可让患者感到温暖并消除紧张情绪，这种方式产生的效果是任何药物无法代替的。这样一来，病人就能够敞开胸怀，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 。

2.3知情同意。知情同意有两种形式：一是对一般治疗而言，经患者口头同意即可；二是对一些特殊检查和治疗，必须履行告知和签字手续。时下有些医院，只重视住院病人而忽视门诊病人的告知与签字程序，这是错误的，同样可能成为纠纷隐患。所以，门诊病历应记录完整。医生将治疗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替代方案在告诉患者的同时，须在病历上记清楚，必要时要患者签字。

2.4心理兼冶。一般来说，病人往往心理与生理疾病并存。对于慢性病患者，心理疾病尤为突出，甚至影响生理疾患。常见的有因生活不良而产生的疑病心理、个人隐私的害羞心理、对性病的恐惧心理、对慢性病久治不愈的绝望心理、对医生夸大其词的怀疑心理等。所以，接诊医生要随时注意病人的心理状态，因势利导，解除病人心中的疙瘩。心理兼治，包括不良心理的预防和异常心理的疏导两个方面。首先，是医生注重自已的言行，防止患者产生异常心理和加重心理负担；其次，是针对患者已有的异常心理，有的放矢，进行有效疏导，让其回归正常心态，增强治疗信心，达到满意效果。

总而言之，医患之间的沟通在临床工作中显示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沟通又是一门艺术，只有在工作中用心去体会患者的需求，用真诚去感染对方，用渊博的医学知识和熟练的技术使患者产生安全感，用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在医患交流中化解矛盾，营造和谐，才是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良好医患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　医患关系;　医疗质量;　联系

粗看起来,医患关系与医疗质量并无直接和密切的联系,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质量的提高离不开融洽、良好的医患关系这一基础条件。医疗质量与无数患者的安危相联,与千家万户的悲欢相系。提高医疗质量是任何一个医院的根本宗旨;而获得高质量的诊疗服务,同样也是每一个患者的殷切期望。

作者通过论述医患关系与医疗质量的联系,提出医务人员在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中应该做到的一些工作,其目的在于提醒我们每一位医务人员,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于提高医疗质量、缓解当前医患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和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的组成部分,而医疗人际关系又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内容之一。医患关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特指医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广义泛指医务人员与患病方的关系。医患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心理关系以及伦理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公共关系。

医疗质量是指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防治疾病的效果等方面的质量。医疗质量的总体水平大概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①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同时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与之相适应的医疗质量也有高低之别。②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医疗质量的高低与医务人员个人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关系,每个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的总和组成了医院总体的技术水平。③医疗规章制度的健全和合理性。医院医疗、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健全、合理,执行规章制度严格,必然有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④医患关系的道德水平。也就是说,符合伦理道德的、合理的医患关系将有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

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促进医疗质量的提高是有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医师来说,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助于赢得患者的尊重和信任,增强医务人员在诊疗中的权威性,能够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争取患者的合作,而患者的配合是取得满意疗效的重要前提。对于患者来说,良好的医患关系能够增进与医务人员的相互理解,提高自觉接受和参与治疗的主动性,也能够更多地赢得医务人员的关心和重视。在临床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例子,由于医患关系没有处理好,或者是紧张,患者对医师的治疗计划持怀疑态度,或者是不接受、不配合,以致使医务人员无法实施相应的治疗计划,从而影响了医疗质量。

更有甚者,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医患双方都存有戒备心理。作为医方不敢大胆地实施治疗;而在患方出现了对医方与其谈话和诊疗措施进行录音或记录的怪现象,一旦诊治中发生什么“意外”,患者手中也就有了一些“证据”,可以告你。在这样的一种紧张的医患关系中,能够取得较高的医疗质量吗?另一方面,良好的医患关系能够产生积极的情绪,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造成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有利于医务人员施展所有技术手段,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患者机体调动一切自身的积极因素以尽快地恢复健康。

临床观察证明,不良的情绪会导致疾病或使病情恶化。因此,作为患者也应该知道,不良的医患关系会对自己造成不良的剌激,不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会影响到医疗质量,所以主动与医师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于提高医疗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医方和患方都应共同做出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但决定医患关系的主导方面还在医方。所以医务人员要在医患关系的调节中做出更大的努力。主要应做到如下几方面:①医务人员应具备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树立“患者至上”,“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新风尚,它是对医务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卫生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全体医务人员共同追求的理念。②

医务人员应该承担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作为医务人员应无条件地忠实患者的利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好每一件事来增进患者的健康,同时对社会负责任。医师对患者有治疗疾病和解除患者痛苦的义务,有解释说明的义务和为患者保密的义务。医师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有普及和宣传医学科学知识,有发展医学科学和预防疾病发生和流行等社会义务。③医务人员在和患者交谈时,要善于运用语言艺术。有句谚语:做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

医务人员恰到好处的语言,会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和谐医患之间的关系。医务人员应学会使用安慰性、解释性、鼓励性和规范性的语言[1]。④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转变观念,要以新的医学模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不能将“病”和“人”分割,不能将患者“物化”。同时应把患者当作“亲人”、“朋友”,真正做到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用真情、爱心、耐心、诚心去关爱患者,只有这样才

利于建立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参考文献: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1．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徐州市4个小区居民进行调研。发放问卷620份，回收有效问卷605份，回收率为97．58%。

1．2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被调查者采用自填方式完成问卷，现场收回。问卷内容涉及一般情况、医患关系紧张程度认知、媒体报道评价以及医患关系紧张原因探讨4个方面。

1．3统计学分析

使用EpiData3．0软件2次独立录入，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使用率指标进行统计描述，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推断，检验水准为0．01。

2结果

2．1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男311人(51．4%)，女294人(48．6%);城镇来源402人(66．4%)，农村来源203人(33．6%);年龄分34岁以下、35～59岁、60岁以上，分别占55．7%、40．5%、3．8%;家庭年收入分为3万元以下、3～5万元、5～10万元、10万元以上，分别占32．4%、25．3%、22．5%、19．8%。

2．2居民对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

结果显示，居民中认为医患关系一般和比较和谐的比例分别为28．9%和22．8%。认为医患关系很紧张的只有14．2%。性别、婚姻、法律知识、职业等因素在徐州市居民中对医患关系现状认知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文化程度和年收入影响居民对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居民对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的认知情况

信息来源有多种渠道，超过半数(54．2%)居民表示自己对医患信息的了解来源于媒体报道。83．1%认为媒体报道比较可信，应引起重视。对于媒体报道在医患关系中所起作用，21．3%认为报道客观真实，对医疗体制改革有着积极影响。41．2%认为比较片面，报忧不报喜，不利于医患关系。剩下3．8%认为报道极不科学，只为吸引公众眼球而放大个别现象，引发社会秩序混乱。

2．4不同经济状况居民对引起医患关系紧张主要原因的认知比较

针对所有被调查对象，从医疗方面进行评价，认为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首要原因是医疗费用高，其次是医院制度不完善。但在年收入3万元以下与3～5万元人群中，占第1位为医疗费用高，第2位为医务人员过分追求利益;在年收入5～10万元与10万元以上人群中，占第1位为医院制度不完善，第2位为医疗费用太高。

3讨论

3．1医患关系的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已得到广泛重视，社会各方都在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结果显示，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医患关系总体和谐，医患之间是多种关系的复合，双方地位平等，可见居民对于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比较理性。调查还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年收入对居民医患关系认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5)。随着年收入水平，年龄层次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认为医患关系和谐的比例也在上升。

3．2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探讨

关于居民对引起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认知，医疗费用高占了最大比例。因此，笔者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经济状况居民对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方面主要原因的认知情况。由表3不难发现，收入水平不同，人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医疗费用高的问题普遍存在，在低收入人群中更加突出。从这点来讲，一方面就要求医疗机构增加医疗收费透明度，规范收费行为，杜绝重复收费、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扩大检查范围与治疗范围收费等行为，做到“合理住院、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除此之外，医院应将医疗成本降至最低，减轻医疗费用水平，并建立一些优惠政策，保证低收入人群能病有所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在卫生事业中的投入，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减轻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切实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保障全民健康水平。

4结语

关于医院制度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1)医院主管部门应该建立合理的医患关系制度，就医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沟通水平、开药收费行为等方面进行考核，定期督促其实施情况;(2)医院应该透明收费项目，提高费用查询的便捷程度，因为病人及其家属最关注的仍是经济方面问题，做好这一点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纠纷;(3)建立行之有效的医院机构管理及监督体制，改进诊治流程，完善医院设施，建立人性化服务制度，注重每一个可以帮助到患者的小细节，最大可能地为他们的诊疗过程带来方便。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疾病具有社会根源，所以对患者救治的主体与方法应该是复合式的。正如凯博文所说，在导致压迫、无权、剥夺和绝望的关系模式中，最贫穷的人、被污名化的人、遭受系统性歧视的人，遭受人类不幸健康后果的风险最大。而医学干预时常是将社会问题贴上医学或精神医学问题标签的后果，即将某些社会问题转化为健康问题［3］。为此，我们需要在狭义范畴的医患关系之外，从生物—精神—社会的角度寻找问题解决的出路，即解决健康问题的同时，要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应着力于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改变———医疗只是其中的一环。而为何会考虑选用契约法来调整医患关系呢？其重要理由之一是，当纠纷发生时，裁判者需要从复杂的社会情境中，明确具体的责任主体、最为直接的归责依据、可控的责任范围等。换言之，司法裁判者的裁判不得不忽略疾病的社会根源，不得不满足于形式合理的裁判。而契约法正好能迎合这种需求，因为其将围绕交易的社会背景“关系”全部从法的世界中驱逐，实现了形式上的合理体系。不过，在契约法领域早已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认为这种形式上抽象的契约法体系正在丧失其作为解决现实纠纷基准的说服力，有必要将一度被摒弃的“关系”重新纳入契约法之中。

这种反思对于医患关系而言，特别是在将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畴的呼声兴起时，更为必要与紧迫。由于医学关乎人照顾人的事业，医患二者之间的交换标的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医疗技术、服务、药品、信息、货币，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尊敬、关怀、体谅、慰藉等等情感因素，后者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但时常会起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医患关系中的非契约换意义重大。在所有类型的社会中，习俗、信仰、身份、权威以及其他为人所能内化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规划医患之间有关未来的交换。诚如麦克尼尔理论所揭示的，现实中的交换不只是传统合同法上的个别交易，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其背后隐藏着林林总总的社会关系；进入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之因素不仅仅是合意，还包括了命令、身份、社会功能、血缘关系、官僚体制、宗教习俗等多重因素。医患关系，可以说是麦克尼尔理论的典型展示。例如，人类早期的医患互动，限于医疗技术本身的缺乏，主要是人与人的友谊、信任与依赖；巫医模式下，人的信仰往往在与疾患对抗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中世纪，宗教重新勾画了医生的责任，医生不仅是纯粹治疗，还要进一步给患者慰藉和安抚；无论疾病治愈是否有希望，医生都要善待包括濒于临终的患者等等。在这些被称之为医疗父权主义模式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被塑造成患者守护神的角色，受到大众的敬仰与信赖，这种敬仰与信赖对疾病本身的治疗以及良好医患关系的维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从医学史的角度观察，医患之间的交换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契约性关系，非契约换一直与契约换相伴相随。但是，医患间的非契约换何以被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呢？可能正如学者恩格尔所认为的，赋予“还原论”唯一地位的历史与文化根结在于当年西方基督教会与科学（含科学的医学研究流派）共同体之间的一个“君子协议”。近代医学初兴之时，基督教会准许解剖人体的前提是“不许对人的精神和行为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因为其认为，人类爱、欲、情、志与生、死、苦、难牵系的情感、意志、幻觉、想像的命题应归于灵魂扣问的范畴，属于神学的领地。这使得医学研究与救治客观上被着眼于躯体的层面。于是，生物医学训练，仅根据病理解释疾病的生物机制，专注于疾病实体，拘泥于疾病的自然过程，追求明确的、可测量的结果，而对疾痛的关注被退化萎缩，甚至是千方百计将医护人员的注意力从疾痛中驱赶出去。医生，只是躯体“在场”“处置”患者的疾病与创伤，仅以技术操作者的身份出租自己的技术与技能，刻意“去主观化、去情感化，追求客观化、符号化、数字化”，而让精神、灵魂则处于一种“离场”状态。

毫无疑问，医学超越科学性的人性特点使得它成为一门不适于还原的学科，而狭义的依赖医疗技术、忽视患者的疾痛、漠视治疗的人性化，正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败笔。虽然如此，但西方医学文化与西方法治文化霸权地位的确立，使得原本注重身心疗法的中国中医、印度医学等，在西化潮流的冲击下，变得边缘化。而作为关注人外部行为调整、不能支配所有的德的人定法（humanlaw），则正好与上述的生物医学模式相契合，契约法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医生而言，“给患者开处方不难，理解和谅解他们难”的现实，让其更愿意从技术上谈论疾病［7］250。于是，医患间契约性与非契约换在法律规范领域展开的博弈，注定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诉讼方式维系责任的契约换胜出。当交换关系被纳入契约法律规范范畴后，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交换的支付获取，因为难以界定、量化、考评，无法获得法律的肯定或否定，或仅仅只是一种难以救济的权利宣言。如此一来，原本应充满信赖、友善与温情的医患关系变成了一场理性的算计，非契约换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压缩。

二、医疗商品化

契约换本身，作为一种冻结了感情因素的、单纯给与取（gaveandtake）的关系，是一种功能性和计算性的交换关系。这种理性的计算，使“供给和需求”成为“经济人类”的精明智慧。当作为理论上能够被量化、货币化及操作标准化的医疗技术在医患间的交换过程中所占分量日益增大时，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在医疗行业中盛行也就成必然。医疗技术是职业医生战胜家庭主妇、巫医、江湖游医的重要武器，也是其与患者交换的关键砝码。医疗科学在预防及治疗疾病的作用，可以说是20世纪的奇迹之一，它使人类获得健康的机会更多，也使人类对职业医生的依赖越来越强。但不能否认的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客观上受到经济力量的驱动，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争夺地盘的运动，并使得掌握医疗技术的人员获得了医疗行业相当程度的垄断地位。一般而言，强势团体会玩弄权术、争夺交换的操纵权，医疗行业也概莫能外。拥有市场力量的医疗方不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还会调整收费标准或项目。虽然医疗被认为不应有利润的动机，但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质支持，所以，即使超过85％的国家医院不是政府的就是非营利性的，利润动机并没有从医疗保健部门完全排除。大多数医生的工作难免会受到利润的驱动，就像药品公司、零售药店和治疗仪器制造商一样［8］186。私人诊所、私立医院更是如此。此外，医疗机构的考核机制也往往存在经济激励。现代医院和医生主要是按项目付费，每增加一个诊次、检查、检验或手术都会增加医疗方的收入。所以，医疗方的行为就像有理性的经济人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不少国家，将医疗视为服务商品，并进而将医患关系的调整纳入合同法之中。比如，在英国Sidawayvs．BoardofGovernorsofBethlemRoyalHospital案中，Templeman勋爵称“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从起始上是合同关系，医生提供服务，对价使患者所支付的费用。”新西兰等国家更是把患者视为消费者，颁布了健康服务消费者立法［9］。但是，当治疗本身被视为商品时，商品的价值体系，必然会主控现代医疗机构，主导医疗价值取向。医疗方将不得不计算其成本、收益，考虑如何赢取更多的利润，及如何避免亏损甚至破产。医疗方的每一笔付出，都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对患者的精神护理越来越被认为应该纳入医疗费用的范畴，因为为妥善处理患者的精神烦恼，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0］。也就是说，医疗经费必须包括适当程度帮助患者处理疾痛经验的费用；对心理—社会性的医疗干预，给医方以适当的补偿，应得到制度支撑。否则，医疗方可能会遵循“以最少的劳动，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基本的经济原则，缩短问诊或治疗时间，以便接待更多的患者（当然客观上也存在医生不得不治疗大量患者的情形）。中国的医疗行业本身，在近现代出现了重大转型。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逐渐转为以西医为主的局势。民众接受西医治疗时，也把西方的医术、医药和现代医院的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及医学教育等传入中国。但在西方，其医疗体系往往与其宗教传统有关，教会医院更以教义为其精神内核。而西医在中国的盛行，依靠的是其技术疗效，并不以宗教价值内核为精神支柱，也没有有效注入中国社会传统的医学精神［11］。在此背景下，医疗行业的外在形式已从传统转向现代，并面临行业市场化、产业化大潮的冲击。如果以契约法调整医患关系，将会使得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极易在医疗行业中蔚然成风，导致医疗商品化。

三、违约救济虚置化

从契约法的角度观察，违约即承诺未被兑现，所以违约责任的追究主要看承诺者承诺了什么。如果契约中的一方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能够前瞻，则其往往不会作出将自己置于不利境地的承诺。既然如此，法律要通过经医疗方事先精密“盘算”过的程式以及带有格式合同性质的文书，追究医生的违约责任就绝非易事。尽管在法律理论上，有一系列的规定在修正这种困局，例如诚信原则、契约缔结前的信息告知义务，将虽未约定但具有合同自然属性的条款规定为合同内容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举措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除了医疗者，没有人能把握好医疗行为恰当的限度与轻重，包括法律专家———立法者与法官在内。无疑，医学领域的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性。首先，不仅仅是患者，整个社会都在不折不扣地依赖医疗方。医患关系是一个建立在专业高度分化中的供需关系，这意味着其实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身体不适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仅仅依靠契约、法律中的形式平等来调整医患关系将难以奏效，甚至会适得其反。一方面，患方受到身体疼痛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恐慌，甚至经济压力带来的种种困扰，而医疗方具有绝对的专业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患者的身体或精神无法估价，如果估价，显然远高于物品和技术的价值。于是，在上述情况下签定的契约，本身符合契约法中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但是，没有人会为此向法院申请撤销该类合同，因为这是医患契约的天然属性。这一天然属性提醒人们不能用普通的契约法来规范医患关系，否则所谓的违约救济就会显得不合时宜。其次，长期形成的医疗父权主义在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下，必定会转化为医疗方自我保护的有力盾牌，用以在契约中占据有利位置。如果完全根据古典契约法所设想的，一方责任的根据只能是其自身的约定，有约定就有责任，没有约定就没有责任。那么，医生的专业优势使得其在约定时，会让契约责任的入口变得非常狭小，致使违约责任的承担难以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约定有时会演化为用来掩盖强者欺凌弱者的障眼法，弗雷德说对价学说不该存在的判断是有其道理的。同时，医生的专业优势不仅体现在约定阶段，还体现在为医疗纠纷查找因果关系过程中。在复杂的医学专业中，医疗方并不难寻找到“合适”的理由；而且对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具有重要意义的鉴定，无论如何设计鉴定规则都难以摆脱来自“近亲”关系的干扰———因为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主体来定夺，医学的问题也只有医学人士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再者，正如上文已经提及过的，人的身体是其环境的产物，个人、家庭、工作、社会对疾病的发作和加剧会产生循环影响，包括恶性循环。而现在似乎要把社会很多问题归入医学问题，试图在医学技术中寻求解决，即所谓的社会问题医学化。但医疗科技的发展还不足以能够把社会的因果关系抽象出来。因此，不确定的林林总总使因果关系法则变得模糊———这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不确定，而是因为对每一因果关系内含的因素的认识问题，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医疗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确定性是医生和患者共有的经验，医患双方都要学会处理并尊重这一事实。而且，医疗技术自身也是不确定的，据称常规西方医学的疗法有53％是未经证明的［12］。因此，医疗问题很多时候无法演化为简单的公式和刻板的操作。个人与社会，都不要把医生的承诺看作是绝对的，许多违反承诺的事应得到适度容忍，或在预料之中。为此，法律也应该尊重这种不确定性，否则医生会事先对承诺进行技术化处理，让所谓的违约责任虚置化。

四、关系对抗性被强化

“法律”一词的真正意义被认为是“利益的对抗”。作为法律的适用者，法官最终只能选择一种利益而压抑另一种利益［13］。现实生活中，医患间的承诺是不完整的，人们在更多时候应该容忍。但当医患关系被纳入法律范畴后，这种容忍似乎变得不必要，因为人们会而且应该以法律规范为武器，与“恶人”作斗争。为应对诉讼，医患双方都会尽力自我保全，预视对方为“恶人”来提防。其实客观上来讲，契约本身就是医患之间的一场博弈，而法律让双方都握有可能致对方痛苦与不快的有力武器。虽然，法律这一武器时常基于某种理由有意“偏护”患者，如赋予医生的告知义务及设置一定程度的举证倒置或过错推定，但患者仍难以在这场博弈中取胜。因为，医疗方有更有力的武器即专业优势，来应对这场博弈。面对医患契约中遭遇的不信任以及司法诉讼的可能，医治者的角色可能转变成纯粹的技术提供者，甚至患者的对手。疾病关乎身体、自我与社会关系。疾痛是一种生活负担，威胁着人的自信心和控制感。没有任何东西像严重的疾痛那样，能使人专注于自身的感受。患者由于无助、焦躁、脆弱、敏感甚至愤怒，会要求很多。为此，有些患者被视为潘多拉的盒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医患关系有时是一个丰盛而辛辣的人性大杂烩。因此在治疗中，医生为人处世与患者个性一样关键。医疗诉讼让医生举步维艰，治疗事故、用药未完全征得同意，甚至医疗进展不佳，医生都可能面临诉讼。为此，有些医生可能会在治疗中做好防卫，注意同行的评价，提防患者的诉讼。这种谨慎还会使得医生按章行事，熟悉各类规范文件，甚至试图一眼就能辨认出“高风险”的患者及家属，然后把他们推荐给其他医生。医疗作为直接照顾人类的事业，应该人道，否则，将难以被信赖。但医生与其他人一样：当被生存状况逼迫时，会变得危险。为维持给予与还回互惠关系的顺畅，法律试图使医患双方在国家法律权威的监督下，实现“给予与回还”义务的履行。但通过法院判决所铸造的“给予与回还”关系，可能使本来应友善的关系演变为敌视的冤家关系。因为“经过详细交涉的契约对在交易的当事人间创造良好的交易关系是个障碍”，其“即使在交涉阶段能够达成合意，深谋远虑而创造出的决定，有时反而带有不理想的交易关系，……这种（详细的）条款的设定表现出双方缺乏信任，想要建立起友情关系的愿望不强烈，将理应相互协助的交易变成了敌对的（斤斤计较的交易）……”因此，对于经过医疗方严防死守的医疗纠纷———这或许正是法律的初衷之一，患者在现实的诉讼中难以获得有利地位。而当出现纠纷而法律途径又难以获得满意救济时，患方往往在体制外寻求“救济”途径，中国出现的“医闹”、“伤医”等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五、启示

医学是人学，其性质必须遵循人的属性而定，既要治疗疾病本身，也要控制病痛疾苦，后者的重要性不容轻视，“一个医生对患者及其家属的道德作用大于他所做的其他任何事”。医学社会学研究表明，医生与患者之间保持一种亲密的、长久的关系，对患者的健康非常重要，其具有“安慰剂效应”或者“霍桑效应”。但是，法律尤其是契约法主要关注“行为标准是外部标准”，这样的特性只能迎合各式各样的契约换，包括当下碎片化医疗模式下的医患交换。而且借助国家强制力，其具有其他社会规范所难以达到的威慑效果，并使得其他社会规范适用空间被压缩。同时，法庭上展现的医患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为在这场可能的博弈中获胜，诉讼外的医患双方会彼此提防。这种提防并不利于患者的安全，也让医生为求得生存而筋疲力尽。此外，由于法律规范使得医患间的非契约性在制度上被弱化，而现实中部分患者却又希望能与医疗方建立某种非契约性的关系。如中国曾大量存在现仍有待消除的一个现象是患者就医找熟人，找有熟人的医院，没有熟人就送“红包”给医护人员。红包作为一种礼物经济，形式上是一种看得见的契约换，但因它是制度外的契约式运作，所以其本质上系患者及家属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与医护人员建构一种非契约性关系。这种规范体制外的非契约换，使得医患关系变得更为微妙，不仅影响整个医疗行业风气，破坏医疗行业的伦理规范，削弱医疗职业的社会认可，更严重的是让医患关系面临一场可怕的、有关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可见，契约法的客观效应，与医学以及医事法原本所期待的效应存在差异。套用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的H•哈威格斯特的总结的表述：在医疗父权主义模式下，医患间的“契约交换只不过是非契约交换大海之中的一道涟漪”。而在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下，医患间的非契约交换则被视为“契约大海中的一道涟漪”。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两条深深地洋流，一是契约性的，一是非契约性的，当它们相遇时，不仅会激起道道涟漪———还会有波浪，甚至风暴。当然，批判医患关系的契约性，不是说要将医患间的契约因素清除出去，正如《契约之死》，并非契约真的死亡，只是新契约理论的登台。现有的对价式、短期式的契约关系，将医患矛盾集中在医患之间，不利于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设置长期的、安全性更高的、符合人性化的医疗模式，是当下医患关系改善的重要目标。为此，医事法或许应该借鉴婚姻家庭法、劳动法、公司法等，这些曾一度被视为应统合为契约法理论的一部分，但最终未能与后者同化，而是逐渐形成符合自我特色的的一种类型。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内经》的医患关系模式，以病人为本，“标本相得”，即重视医生的诊疗与病人的病情相应合。标本相得，“标”先于“本”，强调在就医活动中所构建的医患关系，医生的诊疗是这种临时而特殊关系建立的必须条件。《说文解字》:“医，治病工也。”医生由于诊疗技艺水平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内经》将医生分为上工、中工、下工三个等级，或者良工与粗工(愚医)对举。《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划分了对上工、中工、下工技术水准的衡量标准:“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为下工，下工十全六。”《内经》中10次提到“上工”，“上工”在“术”与“德”方面均有非凡造诣。治病时能够做到“十全九”，首先得益于上工具备广博的知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其次，上工通过反躬内省，长养自己的德行，有着由凡转圣的人生砥砺。中国古人修身养性重视“内省”，强调君子当改过、慎独、修身，不见、不归咎他人之过，惟在长养己之正气。《内经》论述医生长养己德、己能，沿袭了中国文化的“内省”模式。医生不能成长为“上工”，应该反思自己在诊病、治疗过程中的失误，并加强学习，改正过失。《内经》中有两篇专论医生过失的文章，即《素问•疏五过论》和《素问•徵四失论》。《素问•疏五过论》从5个方面言说医生的过失。这些过失的产生都是由于医生“受术不通，人事不明”。《素问•徵四失论》指出，医生临证过程中常犯的4种过失，认为医生之所以治病不能十全，是因为“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如果医生能够通达医理，揆度阴阳，以外揣内，详察病候，才可能行医天下。古代医生治病遵循“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诊疗模式，按照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用刺灸、药物、砭石、祝由等方法进行治疗。在进行四诊的时候，需要医生有敏锐的洞察、明智的判断、娴熟的技术、丰富的经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精于望闻问切，察色、闻声、切脉，望而知病位，听而知病苦，切而知病因、病主，以做到诊不失察，治之无过。医生能够做到见色知病，这是“明”;能够做到按脉知病，谓之“神”;能够做到问病知处，叫做“工”。作为医生能够做到见色知病、按脉知病、问病知处，就已经达到上工的水平。在治病过程中，医生要掌握治疗的原则:以平为期(《素问•三部九候论》);把握治疗的最佳时机，做到“无后其时”(《素问•玉机真藏论》)。上工治病要做到视病于无形，见微知著，以先见三部九候之气，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相得，除了重视医生的诊疗以外，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服务宗旨是为病人，医生所治的是生病的人。为能够达到“标本已得，邪气乃服”的效果，医生的所有诊疗活动要紧紧围绕以病人为中心，尊重病人，取得病人的信任，这就需要与患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患者求诊，医患关系一旦确立，医生与病人之间就成为对立统一关系。成功的医患关系应该由对立走向统一，在此过程中，医生需要与患者积极而全面的沟通，通过望闻问切，深入了解病人的病机、症状、心理、期望等，为病人分析病情，讲解疾病的转归，交代注意事项，在思想认识上达到统一。医患关系和谐，医生与病人就会达到统一;医患关系不和谐，双方则走向对立甚至出现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需要病人信任医生。病人相信医生，愿意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内经》时代病人治病，一般是请医生到家诊治，病人对所请的医生会有所了解，医生在德行和技术方面能够取信于患者和家属。在诊疗的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开放式的，医生的诊断治疗过程都暴露在患者及其家属的视野之中。望闻问切的时候，医生会与患者耐心交流，悉心沟通，为建立医患信任奠定了基础。诊病的时候，医生对病人高度负责，为全面而真实地掌握病人的病情，医生要做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素问•移精变气论》)，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取得病人的信任，能够全面告知医生病情，有利于诊断和治疗的进行。《灵枢•师传》:“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就是说医生要对患者进行悉心开导和解释，使病人了解并遵从医嘱，创造适宜的疗病环境等。医生通过自身的精进，人人皆可以成为“上工”。《内经》所塑造的“上工”形象深入人心。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大医精诚》所言的大医，从“术”与“德”两方面丰满了上工的形象。至此，“大医”成为医生的理想人格，成为有良知医生的毕生追求。

2“病为本”:患者的视角

“病为本，工为标”。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占据主导地位，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自觉履行“保持和恢复健康的义务，尊重和信任医务人员，主动配合与参与治疗”等患者应该履行的义务。在诊疗过程中，需要患者与医生的密切合作。《素问•汤液醪醴论》讲到，即使医生的诊断、治疗皆得法，并与患者像亲戚兄弟一样相处，每日都能观察患者音声、五色的变化，但是却不能治愈疾病，原因就是患者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不积极配合治疗，未能调动人体的自愈能力，所以《内经》指出“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身体的康复，医生的治疗是外因，患者正气的恢复，患者的理解、信任、支持与积极配合等则属于内因。《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对于疾病，如果病人不愿意治疗，医生主动治疗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面对患者，医生不仅要治当下的疾病，更需治生病的人，应将治病与治人、治身与治心统一起来，既治疗疾病，更要恢复病人的精气神，调畅病人的情志，使病人身心健康和谐。《素问•疏五过论》言，医生治病应当了解病人社会地位的变迁，生活境遇的变化。对于先贵后贱、始富后贫的病人，医生要致力于转变病人的精神，精神不能恢复，则“病不能移，医事不行”。病人精神的转变，除了医生的说服、开导以外，病人的主观意志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心转则病转，病人的配合、参与及改变，有利于疾病的康复。除了生病及时求医治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重视养生保健，发挥“治未病”的主体性。《素问•上古天真论》并不讲如何治病，而是讲人之病苦、病苦之因以及应对病苦的方法———养生。人们要遵循圣人的教导，从形、气、神3方面调养身心，做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素问•上古天真论》)，如此方可终其天年。《内经》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言说了怎样养生，以达到“治未病”之目的。

3《内经》医患关系模式的意义

医患关系是医学活动中形成的必然关系。受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内经》重视医患关系的和谐，建构了“病为本，工为标”、标本相得的医患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对患者和医生都有要求。患者要理解、信任、尊重医生，并积极支持、配合医生的治疗，发挥治病、康复的主观能动性。医生要具备慈悲之心，推己及人之胸怀，关爱病人，重视生命。当今时代，医学科学技术昌明，而医患关系却不再和谐。审视当下的医患关系，医学人文关怀的缺失、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等为医患关系种下了恶因。如何提高医生的诊疗技术及医德，如何让病人能够理解、信任、尊重医生，需要从医生的视角来严格要求医生，同时要求患者尊重、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内经》认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相得的医患关系模式，重视医生的内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医生严格要求自己，从医技、医德、医容、医言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以病人为本，以赤诚之心一心救治，于己、于人无愧于心，则可以免除诸多医患之间的不和谐。反之，对于一个爱护病人，医技、医德都很好的医生，大多数病人又怎能不理解、不信任、不尊重、不配合呢?“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医生要获得病人的尊重与信任，就要先做好自己，从术与德两方面完善自我。《内经》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不仅属于《内经》时代和中国传统医学独尊的时代，即使在当代，仍然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内经》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基础是医患之间的互信，这就为现代医患关系互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和指导意义。《内经》“病为本，工为标”、标本相得的医患关系模式，强调以病人为本的医学宗旨。为体现以病人为本，需要医生从技术和德行两方面完善自我，医患之间相互信任、密切合作，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1.1信息时代诊疗情境中知识和话语权仍然不对称在医学治疗领域中,因为掌握医学专业知识不同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医方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使得行业遭遇信息化,医疗环境、医患关系的颠覆在所难免。当信息技术介入医疗之后,患者很容易掌握工具、数据、信息和真相,就会产生医生的权威危机或者患者出现挑战权威的可能。因此,当患者知道更多之后,如果医生的说法不能使其信服,医生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1.2利益关系上兼具互惠性与矛盾性现实中,政府的医卫经费投入不够,“目前我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89%,都不及古巴,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实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够。1978年后,我国医疗政策改变,医院管理和经营机制向市场化转变,医院开始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医院的公益性出现缺失［2］。近年来,医患纠纷型愈演愈烈,而且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其家属越来越多地采取干扰医方的正常工作秩序、贬损医方的声誉等种种非法手段迫使医方答应其不合理利益诉求。

2讨论

2.1培养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医学与人文本来是浑然一体的。医学起源于哲学,成就于医药,回归于人文。见病见人,见人见病,人有肢体的病痛也有精神的疾苦,在病痛时其精神亦是痛苦的,尊重患者是医学人文之本。从医院层面来讲,医疗机构应以医学人文精神为核心,引导医院的规划与布局、运营及管理,将患者的地位、尊严、价值、权利及自由与发展放在首位加以关怀［3］。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怀相关［4］。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创办了“安乐病坊”以照顾无家可归的患者；英国在“明天的医生”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要加入更多的交叉课程,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对医务人员方面而言,如何在针对疾病的技术能力和面对患者的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平衡协调,是现代医务人员必须努力做到的。

2.2引导患者期望值在预防医疗纠纷中的应用通过对患者期望值进行有效引导,尽量缩小患者期望值与医务人员期望值之间的差距,最大限度地预防医疗投诉与纠纷。①引导患者期望值并维持在一个客观实际的合理水平,能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满意度。②提升医务人员个人素质与服务水平,提升患者病有所医、病有所养的安全感。③注重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充分取得患者和家属的理解与配合。早期及时干预、甄别患者不合理的期望值,将医疗纠纷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3开展健康教育,缩小医患知识差距虽然互联网时代,大众获得医疗信息的途径有了捷道,但医学毕竟是一门专业性强的高深学科,面对海量的信息,患者很难甄别良莠,还是期望专业人员的帮助。因此,医务人员应当主动承担起对患者、对社会的责任,采取多种多样的健康教育形式,如科普、专题讲座、版报、健康家园活动等。在宣传过程中,医者要让患者感觉到诚意,缩短彼此距离,积极主动地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沟通和有效的协调。

2.4建立独立的、畅通的、合理的诉求渠道医患关系紧张,伤医事件不断涌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医院在增强安保力量方面,似乎不断有新举措出现。对于伤医事件,法律处罚也多是严厉的。可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问题的症结关键还是在于患者维权渠道不畅通。由于治疗中各种潜在因素,医患纠纷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畅通的、合理的诉求渠道,用制度公平和程序公平来保证对纠纷事件的公平处理,也能够很好的处理大部分医患纠纷事件。作者认为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建立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如医疗纷争调解仲裁院。

2.5推进医疗资源公平、还医院公益性目前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医院公益性体现不具体是患者看病难的根源,也是医患关系紧张频发的重要推手。采取推进城乡公共医疗资源均等化,保障医保真正全覆盖和高质量,建立规则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医疗体系,是确保医疗公平实现的基础。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1.医疗道德建设严重滞后于医院发展，加之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导致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能力不足，与患者需求形成强大反差，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医患矛盾。在当前社会发展多元化的趋势下，社会舆论往往因一个小问题而炒得沸沸扬扬。医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社会关注度高，更难以独善其身。医患关系紧张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在医院的综合反映。一方面，受社会环境和医疗体制的影响，职业道德建设在医院管理中弱化，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空洞的说教比较突出，效果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培训、考核、评估、奖惩等具体举措，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机制。目前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乱用药、乱检查、乱收费以及过度医疗、开回扣药、收受红包、诊疗不认真、服务态度差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医院，严重影响了患者利益，已成为医患冲突的爆发点。这些问题成因复杂，但医务人员缺乏道德力量的自我控制和约束，以及监督惩戒制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再次，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民生政策的落实，人民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拥有和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已成为国人的迫切愿望，而目前各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与群众需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这在基层医院尤为突出。这种状况导致常见病、多发病等一般病人跑到城市大医院就诊，住院等候和漏夜排队挂号已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突出问题。这种状况导致患者看病托熟人走后门已司空见惯，极易造成患者和群众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负面看法，成为医院和卫生部门行风评议中的硬伤。

2.工作量大、沟通能力差、解释和服务不到位，导致患者对医院和医生心生怨气，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或产生误解，极易由一般性医患矛盾上升为难以调和的对抗性冲突。目前，整个医疗行业处于高负荷状态，尤其三级甲等医院更为突出。普遍问题是，人员编制与病床数量不匹配，远远低于实际需求。医生还没上班，病人早已在门诊等候，到了下班时间，还有病人在等待就医，必须加班加点才能看完。病房医生更是辛苦，要么一天做七八台手术，要么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做一台复杂手术，超负荷劳动使其身心俱疲，医生成为“最艰苦的行业之一”。在这种状态下，大部分医生没有时间与患者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另外，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意识淡漠，沟通能力低下。患者跑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路求医问诊，对病因、病理、治疗、预后、饮食起居及注意事项等还没有弄清楚，就被医生几句话或几分钟打发了，患者的心理落差可以想见，难免失望、反感甚至怨恨，极易诱发冲突。患者不但在门诊看病难，住院更是“一床难求”。据河北省省直10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统计，2014年病床平均使用率108.85%，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甚至达到155.88%。超负荷运行状况可见一斑。病人往往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待和评价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觉得花了钱就应该把病看好，加之对医学科学认识不足，期望值超越实际目标，一旦发生医疗意外或医疗差错，极易采取不理智行为或极端手段，从而导致医患冲突甚至发生暴力伤医事件。

3.法制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有关部门协调不力，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得不到及时解决，或解决有失公平，是催生医患矛盾升级的症结所在。目前，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一般由医患双方自行调解、依据《医疗事故处理规定》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仲裁或通过法律诉讼等渠道解决。据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介绍，医院与患方通过协调自行解决的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约占95%，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解决的约占2%，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的占3%左右。一般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当事人，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或法律渠道解决，主要是对卫生行政部门不信任，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大多倾向于协调解决，争议的焦点往往是赔偿的额度。在协调解决过程中，患者家属找、家属亲戚找、工作单位找，托熟人或上级说话等不一而足，医院领导和负责处理纠纷的工作人员身心俱疲。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谁找的次数多、搞得动静大，就多给些补偿，反之就少些，总体上是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这恰恰成为患方不愿意接受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原因之一，“医闹”现象也应运而生，有的甚至成为一种职业，更增加了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处理的复杂性和难度。

二、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政策建议

1.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长期工作任务来抓。医患关系与医院发展、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休戚相关，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患者和群众往往通过医务人员的一举一动来评价医院和卫生工作，评价党和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各级政府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增进党和政府同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进一步端正医风、转变作风、促进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和谐医患关系对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提升医疗质量与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医患关系作为医疗工作永恒的主题，把患者需求作为医院的第一要务，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从小事和细节入手，创建让患者和人民满意的医院，争做让患者和人民满意的医生。

2.确立和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偿政策。一是强化政府责任，确保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政策落实到位。这是保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的基础，也是保证医院正常运转、保证职工合理收入、保证医院基本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有关公立医院政府补助政策的各项规定，经济条件差暂时没有能力的，也要制定规划，逐步落实。要将此项工作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列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内容。人大要负责追踪问效，督导落实。二是坚持社会效益的根本宗旨，努力实现让患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目标。政府要逐步完善医院综合考核内容和指标，将医疗服务能力、患者负担水平、职业道德等作为硬性指标，如减少病人住院天数、提高病床周转率、提高诊断符合率、降低病人死亡率、降低门诊次均费用和出院人均费用，提高病人满意度等。医院不得给科室制定年度经济指标和考核内容，不得把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检验费用作为提成或变相以奖金形式发给医生。这要作为一条纪律严格执行。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医疗信息披露制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将同级医院的医疗信息，如专科特色、技术专长、专家门诊，特别是各项收费标准、门诊次均费用、出院人均费用或单病种费用等进行公示，鼓励医院之间展开竞争，扩大患者和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医院的管理与监督。

3.全面建立和推进医院分诊制度，合理、科学、有效指导病人就医。高端医疗资源紧缺是目前我国卫生行业的一个基本事实。病人看病愿意找好医院、好医生是人之常情。但如何让病人有序就医，让疑难复杂、危重病人能够到大医院诊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病人就地治疗，建立合理、科学、有序的病人分诊机制，使各类病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重大课题，也是化解医患矛盾的重大举措。一是提升服务能力，发挥县乡医疗机构的作用。要以提高医疗护理技术和临床诊疗能力为主要目标，采取进修、代培、师带徒等多种手段，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实现常见病、多发病和危急重症在县域内解决的目标。二是建立城市医院支援农村医院的战略部署。采取大医院专家“下沉”到基层医院传帮带，基层医生“上游”到城市医院学习充电，上下挂钩、互联互动，明确任务、目标和要求，经考核验收合格再进行下一轮培训，努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卫生均等化目标。三是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经济杠杆作用。通过宣传引导，鼓励和支持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到基层就医，同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适当加大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医疗保险患者在基层医院看病报销比例，拉开与城市医院看病报销档次，鼓励和支持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就近就医，促进病人合理分流，有效利用卫生资源，缓解城市大医院的压力。

4.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重塑、创新、构建新型的医患关系。一是在全体卫生人员中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开展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职业操守教育，弘扬正能量，坚决抵制不正之风，自觉做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二是把医患沟通作为医务人员的必修课，努力提升沟通质量和沟通效果。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的一言一行事关病人安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以人为本、病人至上的理念，把沟通贯穿于病人诊疗全过程———从问诊、常规检查、辅助检查，一直到开具处方。要像对待亲人一样，让患者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让病人花最少的钱，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取得患者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信任和期待。三是依法处置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解决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核心是公平与公正。一方面，建立积极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医院要与卫生、司法、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把医患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在大医院推行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将大病、危病、疑难病等不确定性较高的病种纳入医疗风险保险范围，探索医疗事故解决的新机制，尽量减少或避免医疗纠纷。要进一步完善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处理制度，积极推进第三方协调机制，鼓励和支持重大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通过司法渠道依法依规解决。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领导干部要第一时间介入调解纠纷，不等、不推、不靠，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纠纷解决在初始状态。要完善医疗制度，规范医疗秩序，优化医疗环境，对“医闹”和伤医等不法行为“零容忍”，还医院一片宁静。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1.新闻报道隐瞒重要信息。

近几年来，媒体关于医患关系的报道，有时候会刻意隐瞒一些重要信息，这会让受众认为医疗事故的责任都在医院和医生，医院只顾赚钱而不顾患者的生命安危。例如，2014年3月27日某媒体题为《病人颅骨被取下1年多无人给装上因欠5万手术费》的报道，这则新闻的标题给人们的感觉是，因为患者付不起费用，医院取下患者的颅骨而不给装回。但从相关报道中可知，患者是因为颅内血管瘤在医院做的手术，这项手术的难度大，风险高，而且颅骨缺损不会对患者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患者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这项手术可以暂缓。由此可以看出，院方对于患者情况的处理合情合理，但是媒体在报道中却断章取义、过于片面，没有告诉受众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让受众产生了误解。

2.剥夺医生的话语权。

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报道的是冲突双方，应该给与双方公平说话的机会。而在很多医疗事故的报道中，患者描述事件的篇幅较大，院方及医生的解释只占很小篇幅，这剥夺了医生的话语权。例如，2014年3月27日，某网站了题为《大学生患尿毒症付不起治疗费自建无菌室透析》的报道，该新闻自始至终都是患者一方在讲述自己的困境，缺少医院一方的声音，导致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愤怒情绪，从而激化医患矛盾。

3.欠缺医疗知识。

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报道时，应该事先学习医疗知识，掌握一定的医疗知识，能够对患者反映的状况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但很多媒体从业者在报道前没有对相关医疗知识进行学习。例如，2014年8月“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的报道：开始媒体一味谴责医护人员不负责任、全体失踪，后来将“矛头”指向产妇家属，最后才指出产妇死于羊水栓塞。而羊水栓塞在产前无法预知，且死亡率很高。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有些媒体从业者缺乏医学常识，不了解有关羊水栓塞方面的知识，报道中错得离谱，报道中有关家属拖延造成产妇死亡的“论断”更是误导受众，将指责投向了产妇的“婆家”。

4.频用带有倾向性、煽动性的词句。

一些媒体在对医患冲突进行报道时，并不是采取中立的态度，而是刻意在报道中引用一些带有明显倾向的语言，来激发民众的不满。有些媒体记者甚至刻意制造话题，博人眼球，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例如某媒体在题为《医生冷血微博：等我下班再死》的报道中，引用了医生的微博，如“您就等我下班再死，好不？”该新闻选用“等我下班再死”这句带有煽动性的语言作为标题，会激起受众的愤怒。此外，一些媒体经常会使用“白衣杀手”、“视而不见”等带有倾向性的词语，故意制造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

5.缺乏第三方声音。

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媒体对于医患矛盾的报道，应该多引用一些中立的、权威的第三方声音。近年来，在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各方都呼吁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例如，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电视评论一等奖的作品《聚焦医患“第三方”》敏锐地发现了上海社会管理中的创新举措——第三方调解，为医患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在我国，针对医疗纠纷，更多时候还是采用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这就导致了媒体在对医患纠纷进行报道时，缺少了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声音。

二、媒体在医患关系报道中应注意的问题

1.坚持客观公正。

新闻工作者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应充分认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恪守公平、公正的报道准则，提高报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医患关系报道当中，媒体从业者不能将个人情绪或者是个人好恶带到报道中，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不能带有倾向性的言论。媒体从业者要力争呈现出医疗行业的真实状况，让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不会对医生乃至整个医疗行业产生“刻板印象”。

2.做到全面平衡。

传媒在报道冲突、批评、指控或者有争议的事件时，应该让任何被抨击或者被质疑的人有回应的机会，媒体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报道对象。在一个医疗纠纷事件中，记者应该全面了解情况，进行多角度的报道。获奖电视评论《聚焦医患“第三方”》便充分展现了各方的声音：站在患者的角度提出问题，站在医院的角度展现矛盾，力求做到全面平衡。医患之间的关系较为敏感，媒体不能只热衷于报道医院以及医务工作者的负面新闻，要给予医方代表说话的权利，做到报道全面平衡、不偏不倚，以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

3.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新闻报道时，记者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一起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如果记者的专业水平不够，就很难将新闻报道写好，也很难让民众了解事件的真相。记者在对这方面的事件进行报道时，应该对医疗行业的各种规定有充分的了解，挖掘事件的真相。此外，新闻记者在报道医患纠纷时，要了解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声音，力求客观、真实地展现其形象，而不是将报道仅仅局限于医患冲突。

4.向受众普及医疗知识。

医疗行业带有一定的风险，医学问题也是错综复杂的，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媒体在对医疗行业进行报道时，应该多向受众普及医疗知识。采访中，当患者认为医院对自己的治疗有误或者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而提出抗议时，媒体要向权威专家请教，从专业角度对医院的治疗措施做出解读。媒体在报道医疗行业的时候，应该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尽最大努力向民众传达准确权威的医疗信息，加深民众对于医疗行业的认识。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军校门诊部保障的对象主要以军人为主，实行免费医疗，基本不涉及经济利益，而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部分医护人员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对所从事的职业不能做到尽心尽责。要正确处理医患关系，首先要求医护人员做到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对于自己的职责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来不得丝毫马虎和粗心。一个擅离职守，对自己的职业没有责任感的医生是不能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的，更无法达到“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有时候医生的一个小小疏忽就会造成患者永久的伤痛，也会给一位有良知的医生留下一生的遗憾，因此，忠于职守，不仅体现在不擅离职守上，还应体现在对医疗事业的浓厚兴趣和强烈感情上，唯有如此，医务人员才能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视事业如山、视名利淡如水，尽职尽责，无愧白衣天使的神圣称号。作为军校门诊部更应该开展多种形式的医德医风教育，提高医护人员的敬业奉献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神，树立“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保障意识，彻底转变医疗服务观念，使门诊部的管理者及全体人员真正理解和认识到服务的对象，不仅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尤其还是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栋梁之材”。必须摒弃过去长期沿袭的一些旧观念，使军校门诊部的诊疗工作也能达到“人性化”服务的要求，医务人员要有责任心、爱心、同情心，要尊重患者的合法权益，高度关注服务对象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质量，把患者的需求与对医疗服务是否满意作为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一位前辈曾说，治病要“用心、用药、用刀”，可想“用心”是最重要的。

2加强业务技能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的业务保障能力

在地方医疗体系中有“小病求近进社区，大病求优进医院”的说法，而在军队医疗体系中，军校门诊部承担的角色就近似于社区诊所的功能。平病在门诊部就医，治疗有困难的情况下可转送上级医院，正因为有上级医院的靠山，又无经济利益刺激，一些军校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对自己的业务水平要求不高，一遇疑难病例不是想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本领，首先想到的是转到上级医院，长期如此，军校门诊部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难以提高。而广大学员干教都是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军校学员在考入军校前都是地方学校的佼佼者，在家就长期受到恩宠，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值较高，这样的供需矛盾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指出“做一个好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艺术的服务，3者缺一不可，并且都是无止境的”。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必须严谨求实、精研医术，就是要求医务人员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努力钻研现代医学科学，了解医学科学发展新动态，掌握新技术，以精湛的技术和过硬的本领履行自己的职责。精湛的医术是构成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医务人员，只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是不够的，还应具备高超的医疗水平，包括具备较好的理论水平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只有这样才能高质量地服务于患者，才能保证患者的治愈率，才能提高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从而减少医患纠纷。而过硬的专业技术，它需要不断积累临床经验，不断学习新技术，根据军校门诊部的特点，可适当安排医护人员脱岗针对性的学习专业技能，但更多的是有计划的安排各种形式的在岗业务培训工作。唯有不断学习、不断进取，才能使军校门诊部的医务工作者不成为医学科学的落伍者，才能有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服务的本领。

3加强沟通能力训练提高医护人员的沟通技巧

加强医患沟通是顺应现代医学模式的需要，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以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患关系的形式绝大多数是以“相互参与型”的形式出现，这种新型的医患关系形式把医者与患者置于平等的地位，要求医方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必须尊重患者，平等相待。作为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必须承担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对患者的诊疗过程解释说明的义务，即“告知”义务，有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同样，患方也应主动配合医务人员积极完成诊疗过程，尽到自己的义务。要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医患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通过成功的双向交流沟通，拉近双方的距离，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达到共同营造一种和谐的关系与良好的氛围，才能得到患者对医者的信任和对诊疗的主动配合，同时使药物及各种治疗的生理效应和心理效应均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也就是说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是保证医患双方履行自己义务的条件，是保证如实地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前提。实施良好的医患沟通，医生是主体，医患沟通中医生起主要作用，必然要求医生应具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和语言艺术能力，医生一句鼓励的话，可以使患者转忧为喜，精神倍增，相反，一句泄气的话，可以增加患者的精神压力，使其萎靡不振，甚至丧失积极治疗的信心。实施医患沟通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推进行业作风建设的需要，也是病人的需要，是融洽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极好的方法之一。当然沟通的手段很多，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如面部表情、眼神、身体动作及姿态、个人空间及个人距离、气质、外形、衣着与随身用品、触摸行为等都可作为医患沟通的方法，作为军校门诊部，应把沟通能力的训练列为医护人员业务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4加强健康教育丰富官兵的健康保健知识

目前医患矛盾突出，究其患方的原因是对医疗行业，对医学科学的认知不够，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期望值过高，甚至无论什么疾病都希望最快或完全治愈，而现代医学水平现在达不到，将来很长的时期内也达不到治愈任何疾病的程度，能治愈的疾病也是需要过程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了等价交换，甚至期望得到更高的回报，而在医疗消费中，如果把就医看作一种消费的话，那往往是付出后而不能获得等值的回报。另外，社会舆论对医疗行业的片面指责，媒体的爆炒和不正确的引导，导致患方对医方的不满和不信任。还有“病人就是上帝”这种说法的误导，将患者和医务人员不是摆在平等的位置上。军校学员干教文化素质高，信息量丰富，健康意识强，虽享受免费医疗，但期望值更高，而院校门诊部的医生多为一专多能的全科医生，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门诊部的综合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健康教育，丰富广大官兵的健康保健知识，军校门诊部保障的对象生活工作的范围相对集中，也有利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保健知识宣传。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局域网、板报横幅、报刊书籍，宣传光碟等各种形式积极开展预防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丰富官兵的预防保健知识，减少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让官兵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治疗的关系，提高广大官兵对医生治疗疾病的理解和信任度。把患者置于与医生平等对待的基础上，与医护人员共同管理疾病治疗的全过程，既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又构建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5优化门诊管理提供优质服务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门诊部应优化管理，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全体医务人员必须树立优质服务的理念，改善服务态度、转变服务作风、优化服务流程、简化服务环节，实施以人性化服务为核心的医疗服务，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收到实效。秉持以上宗旨，作为军校门诊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优化管理方面作大量工作，如定期开展由全体门诊部人员参加的“如果我是病人”的讨论会，让全体医务人员从自身查找医疗服务保障中承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定期召开座谈会，定期到各院系及学员队巡诊调研，设立意见箱等，了解广大官兵对门诊部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整改；对干教实行相对范围固定医生负责制，定期巡诊保健，公开医生电话，便于求助咨询；为慢性病例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由专人负责慢病管理，对较重的慢性病例建立家庭病房，重点保障，提供送医送药上门服务；建立健全首诊负责制，对疑难病例定期回访，实行医护治疗预约制；药品供给实行计划审批采购管理分别专人负责制，通过主渠道集中采购，既保证了药品质量，又节约了经费；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加强门诊部的硬件建设，改善就医条件和就诊环境。总之，只要门诊部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时刻心系广大官兵的身体健康，为医患之间搭起一座健康之桥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古人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他告诉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应仁爱救人、精研医术、廉洁行医、立志于医。作为军校门诊部的医务工作者，只要真正理解了“用心”二字，把一颗真心用在了门诊部的建设上，用在了广大官兵的身心健康上，用在了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事业上，一定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理解，你会觉得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并不难。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诊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特定关系，是医疗服务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体是医患双方，现逐渐扩大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团体与求医相关社会群体的双方。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它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统计从1997年开始，医疗纠纷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这正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据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28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与紧张的占29.22%，比较和谐与和谐的占24.23%。数据中可窥一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比例高于认为和谐的比例，医患关系紧张趋势正在加重。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诊疗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医疗技术显著提高，但同时，医院存在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用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冷漠等行为在个别医务人员身上还能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医患矛盾产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现一系列的不和谐现象。总体而言，医患关系正趋紧张状态。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2.医院要转变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求医院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推进文明医院建设。医院要将自身定位为公益性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体系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对医法医风医术口碑的考核，加强医法医风建设和医学伦理教育，尊重生命。医院是社会为民办实事的平台，是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医院要真正确立自身公益性质和地位，从机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保证“病有所医”。同时合理利用一切资源，节约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负担，改变“开大处方”的现象；在医疗垃圾的处理上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对自然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护生态环境；院方为患者提供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构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院等医疗卫生部门的配合，所以，这些机构需要梳理大局意识和生态文明的观念，主动、积极的将自己的信息拿出来共享，推进中国卫生行业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带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现代化。

3.医务工作者和患者都需要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认知水平。医患关系说到底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可以调和的，不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患者，都需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更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提升认知水平，梳理生态文明的观念。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相信做到这些，和谐的医患关系指日可待。第一，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要积极奉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使命，尊重患者，遏制商业化倾向，避免功利主义，注重细节服务，真心对待患者；加强医学伦理修养，遵守行善原则、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医疗公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治疗最优化原则、生命价值原则，尊重生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医者要加强理论学习，提升医疗水平，真正为患者减轻痛苦；改变原来生硬、冷漠的服务态度，与患者加强沟通，缓解医患矛盾。第二，对于患者来说，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相信科学，同时也要理性对待医疗结果，改变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学会处理不良情绪，理解医生及医学，遵守生态文明的精神实质。另外，谈到“看病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的社区医院、诊所无人问津，一些感冒发热等常见问题也都往大医院跑，这也需要患方重新理性认识，科学就医。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帕特南指出，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它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⑧。纽顿进一步分析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纽带⑨。可见，高信任度会使人们产生对未来良好的心理预期，使人们基于互惠、互助基础之上的社会团结与合作成为可能，进而创造出一种无障碍的、低交易成本的、高合作度的社会生境。这种社会生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必要前提，其中包括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医患关系。梁立智等在北京村落问卷调查表明，在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主要态度中，信任排在第一位，该项调查也揭示出相对于赤脚医生的技术，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人品更为信任⑩。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信任不仅取决于治疗效果的彰显，还取决于对医生本乡本土资格的认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口碑和评价11。农村居民对赤脚医生的信任大致表现为政治信任、“本地人”身份信任、以及文化技术三个方面。在政治信任方面，当时对赤脚医生的选拔条件要求是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尤其优先选拔具备上述条件的贫下中农子女，村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对赤脚医生在思想感情上非常信任。在“本地人”身份信任方面，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赤脚医生和病人之间还具有其他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多重关系，如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等。可见，赤脚医生和病人的交往已经远远超出了医患关系的范畴，形成复杂深厚的人情网络。在这网络中，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12。基于乡土的人情网络，村民形成了对赤脚医生传统角色和身份的习惯性认同。在文化技术方面，赤脚医生时代的很多农村群众由于自己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对医生非常相信，对“公家”选派培训出来的从医者的能力毫不怀疑。当时农村普通老百姓对医生（哪怕是只受过很短时间的培训、医术极为低级的人）的相信几乎近于盲目13。

二、规范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规范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从其构成看，它包括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规则、法律和宪法），以及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早期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往往被限定在关系和关系网络层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规则等，把正式制度也纳入社会资本范畴之中。从关系网络到制度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一种拓展，也是人们对社会资本认识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由于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扩展，有学者就把社会资本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把规范分为道德性规范（如舆论、习俗、道德）、契约性规范（如组织规则）和行政性规范（如法律）三种形式。“互惠”对于规范社会资本具有核心价值和意义，人们往往用“互惠规范”代替“规范”进行表述。纽顿认为，互惠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式，是一个恩惠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及其公民的一个一般化的特征：即个体为他人提供便利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立即并且以对方曾经受益的方式得到报答；而是如果他有不时之需，将会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被一些不确定的人（很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给予回报。因此，一般而言互惠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自愿14。埃里克森（Erikson）也认为，社区内部成员通过长期重复的博弈互动，会产生互惠合作的规范：关系紧密的群体内的成员们开发了并保持了一些规范，其内容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15。由此可见，这种互惠规范相当于“恩惠银行”，它意味着在建立了长期互惠关系的人们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利于抑制人们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动机和行为，克服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人际关系运作中信任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普遍主义信任”观念，遏制和抵消各种狭隘的、封闭的“特殊主义信任”观念。这种道德规范的力量迫使人们把自身的社会行动纳入规范的轨道，促使人们之间普遍信任的形成，最终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正如科尔曼（Coleman）所言：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规范的功能是相当于法治社会中法律的作用，社区实施的惩罚相当于在政府职能完善的社会中，由政府实施的合法惩戒行动16。从规范角度观察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不难发现该时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强道德性规范、弱行政性规范、以及契约性规范付之阙如的规范格局。首先，除了和生产大队这一类行政型组织外，该时期几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型和社会型组织，更遑论由后两类组织制订的规则和与服务对象达成的契约。其次，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17。受政治观念和政治动员的影响，行政性规范主要体现为一是按照政治观念选拔和培养赤脚医生，二是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来鼓励和制约赤脚医生，使其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行为。除此之外，缺乏对赤脚医生行医条件和行医职责的专门管理规范。与之形成鲜明反照的是，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由于受到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而表现为熟人社会下复杂的藤蔓关系。这种藤蔓关系网中的社会道德制约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在这种熟人社会中，赤脚医生的服务不仅获得一种天然的支持系统（即村民的配合与理解、大队和家人的支持），还受到相应的监督与社会道德制约18。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亲戚关系，二者之间自然也具备了某种相互的亲情与家庭道德情感，这样赤脚医生一方面易于得到亲戚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其行为也会受到亲戚的监督和大家庭内道德的约束。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是基于村落地缘的乡亲关系，两者具有共同的语境、文化和道德背景，这样既易于形成建立在具体人格、品性、修养的相信和认可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同时也易于受到村落内道德舆论及文化习俗的约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这种道德性规范既是天然存在于村落社会的，也是在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平等的医患交往、频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而来的。同样是农民出身、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身份在心理上弱化了与村民之间不平等的劳作地位，同时赤脚医生并不完全支配着病人、治疗方式也不完全是由医生决定后命令和强加给病人，而是通过谈话让病人知情，与病人取得了一致性，所以病人对医生给自己的建议都比较乐意采纳并服从，对治疗一般疾病较为满意。在选择治疗方案和用药时，赤脚医生不仅仅依据“必要”，往往还会考虑“可行”，所以病人感到很“贴心”19。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赤脚医生和其治疗对象还有其他一些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病人和医生之间在心理上的很容易取得较为平等的认同20。

三、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1。科尔曼延续这个思路，把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进行研究。在这之后的许多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时，也都是强调关系网络的意义，只不过有的学者强调正式关系，而另一些学者更加强调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契约等正式的形式在个人或者组织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相互联系；非正式关系则是指个人或组织通过一些亲缘、地缘等因素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不具备强约束力的相互联系。前者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利益和期望自觉构建而成，而后者则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但无论是正式关系网络还是非正式关系网络，它们都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这些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由于受到理性驱动和文化、规范驱动而形成的不同特征，使得嵌入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了特定的基础22。帕特南认为，关系网络可划分为两大类：即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紧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威胁社会信任和合作23。受帕特南的影响，伍尔考克（Woolcock）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三种类型。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联系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24。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关系双方的互动时间、感情强度、亲密（相互信任）度以及互惠交换的表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这是由于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扩约社会界限的桥梁，弱关系桥梁为人们提供了接近超越所属社会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源的通道25。林南（NanLin）进一步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建立异质性关系上更有优越性。异质性关系建立在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action）的基础上，大多经由弱关系达成；而同质性关系建立于情感性行动（expressiveaction）的基础上，多经由强关系达成26。与弱关系理论相对，边燕杰在中国特定环境下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中国人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27。通过关系网络观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会发现该时期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同质性的、以横向参与网络为主的非正式关系。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多重关系除了医患关系，还有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等具有先在性、稳定性和无强制约束力。从层次划分来看，这种关系属于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家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能动用的社会资本其实也就是这诸多按亲疏排列的关系集合28。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等编织而成的藤蔓关系网中，易于形成医患间的相互信任、包容与协作，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共识与共荣。此外，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人们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横向网络要比垂直网络的作用大29。因此，这种具有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为赤脚医生和村民提供了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便于网络内部的合作和协调。以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来阐释和分析我国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且是一个具有强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它既是望远镜，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社区医患关系的真实情景；它更是显微镜，使我们能够窥见到那些常常为人们忽略的、被历史尘埃深深掩藏的“宝藏”。

四、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王绍光认为，学习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二是系统性实验。前者包括本国的政策与制度遗产、本国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和外国过往与现实的经验教训30。在新医改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更倾向于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与机制安排，也习惯于从中国各地区的基层实践、尤其是一些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中寻找灵感和动力源，却唯独相对忽略了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中挖掘被尘封的、至今仍闪耀着不朽光芒的政策与制度“遗产”。近年来，随着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与不断恶化，伤医、弑医案例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怀念赤脚医生时代的医患关系，并反思如何让医患关系回归正常，如何重塑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肯定地认为，虽然赤脚医生制度及相关制度环境与当前复杂的改革语境千差万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对当前新医改、尤其是对农村社区医患关系重塑具有重大价值的启发。

（一）社会相似性信任Zucker的信任源理论认为，信任产生机制有三种：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31。利用该理论来分析赤脚医生时期的信任产生机制，可以发现村民对赤脚医生的政治信任和“本地人”身份信任直接来源于社会相似性信任，而文化技术信任则是由社会相似性信任衍生而来（正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的人格性信任，投射到对其所拥有的“技”的技术性信任）。赤脚医生与村民的社会相似性越多，他们之间的信任度也越高。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社区医生和居民拥有相似或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那么他们之间也必然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对这个判断作进一步的引申，社区医生只有脱胎于并内嵌于他们所熟悉的社区，才能获得所在社区居民的习惯性认同和信任，也才能营造并维系一种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显然，由社会相似性所产生的信任也具有以下局限性：（1）信任半径覆盖狭窄、信任“圈子”相对封闭。在“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是其社会关系网络最突出的特征。差序格局中的“差序”并不仅仅是由“己家家族”所体现的“血缘差序”，也是由交往程度和心理认同程度所体现的“情感差序”。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两个同样以“己”为中心的“圈子”32。同时，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在人口密度较小的条件下，是一种“稀薄的人际关系”。这就决定了赤脚医生时期的人际信任辐射半径非常有限，也同样决定了信任只存在于熟人“圈子”之间而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信任也很难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扩展到对社会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2）信任具有浓重感性（或人格化）特征。张康之从历史的视野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一时期的信任是与习俗一体化的，是一种习俗型的信任33。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34。因而，这种信任是直觉的、感性的和习俗性的。（3）信任基础上的非理性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习俗型信任主要具有浓重感性特征，因而基于这种信任的合作也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出于情感需要，属于满足情感需要或使情感物化的合作。基于习俗型信任的合作既是非理性的又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合作的一方做出失信的行为，合作行动中的另一方会产生被背叛的感觉，信任关系也就随之解体，合作也就走向了对立面35。从总体来看，转型期现实生活属于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产生于“熟人社会”的社会相似性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但是，在农村地区，社会相似性信任仍然坚守在人际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36。在转型期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乡村社会信任机制，更具体而言，如何促使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信任关系从“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并进而建立起“合作型信任”关系，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二）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费孝通指出：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37。与具有外在限制性的法律不同，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长期浸染于某种道德教化之中的人们会由敬畏而形成合乎规范的“个人习惯”，从而产生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更进一步，要使某种道德规范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必须要以“互惠”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部分依赖于相互之间可能的满意交换，即作为交换的互惠38。既然互惠构成社会系统稳定性的根本性成因，那么互惠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策略，即以合作对合作，以惩罚或威慑对背叛，它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39。互惠不是单纯的利益算计，而是信任、情感、义务和算计等要素的混合。互惠也不是为谋求即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在长期交往中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并且在需要时得到各种有价资源与无价资源的帮助40。正如科尔姆所说：互惠由三种更为根本的要素社会平衡义务、爱的相互作用、利益的相互性推动，而这三个要素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更为基本的心理要素推动的41。由是观之，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是由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来维持的。在这种道德规范模式下，赤脚医生时刻受到来自患者及周边村民的舆论压力，使之不敢逾规，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使之不致逾规。与此同时，赤脚医生也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理解与信任、尊敬与爱戴、支持与合作。这种基于身份平等性的互惠性道德规范不但使医患双方均能够从中受益，而且他们之间情感上的交流与融合事实上也培育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平等互助的社区精神，这种精神即使是在法治、制度健全的社会当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毋庸讳言，赤脚医生与村民形成的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具有消极性、缺乏制度支撑等局限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赤脚医生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无论是受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的“绑架”，还是受父老乡亲明星似的“追捧”，推动赤脚医生行为的动力来源是外在力量。它促使赤脚医生不得不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表现和社会期望相符合42。也就是说，赤脚医生是以“己”为出发点、以“不逾规”为基本行为逻辑，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他人权利”为出发点、旨在“增进他人福祉”的积极性道德规范要求显然不相符合，因而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消极道德规范。其次，该时期的道德规范明显缺乏法治和契约等制度性支撑与配合。有研究证明，克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居民之间建立长期合同或伙伴关系（即签订预约服务），以及居民与团队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感43。如果说契约性规范在熟人社会中还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随着利益分化时代的来临，契约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互惠规范的基础。法治是在各个自由社会中始终被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法治与规范社会资本紧密相连，甚至在广义上被认为是规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法治中国，推动法治建设无疑是培育规范社会资本的必然选择。唯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扎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才能具备顽强持久的生命力，并使规范社会资本由手段上升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44。概括起来讲，社会道德、契约和法治应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从不同层面共同构筑成互惠规范的完整理论体系。

（三）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同质性关系是指处于相似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异质性关系则是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虽然以异质性为基础的弱关系理论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移植到中国来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失灵”，这揭示出中国人更经常地运用同质性的强关系来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自我利益。作为信息和资源流动主要渠道的同质性关系，更有可能是人们最主要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来源45。正是这种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将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的利益和情感紧紧纽结在一起，使他们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维护人们的健康而集体行动。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使人们结成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将会最大化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将会充分实现人们的自我利益。这一逻辑推理的结果对于日趋“原子化”和关系疏离的农村社区而言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共同情感和集体意识对于农村社区建设而言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该着力培育和提升，使之成为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的精神纽带与灵魂。同样，农村社区的医患关系重塑也应以扩大共同利益、培育共同情感、树立共同目标为方向，为实现稳固持久、协作共赢的医患关系而努力。赤脚医生时期所形成的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有两大缺失：即个体意识的缺失和异质性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个体意识的隐褪和集体意识的彰显。如果说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中可以依赖强制压抑个人意识从而保持社会一致性，那么在人们利益和观念高度分化的当代中国继续忽视和抹杀个体意识显然不合时宜了，这就需要由尊重不同个体意识的有机团结取而代之。其次，虽然同质性关系网络是农村医患双方获取利益和情感支持的最主要来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异质性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异质性关系比同质性关系在获取资源方面更有优势，行动者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所获得的社会资源就会越丰富。只是建立异质性关系会面临诸多困难，因而异质性关系被个人利用的机会也比较低。同理，强调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建立同质性关系网络并不意味着异质性关系网络可有可无。相反，建立以农村社区居民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服务网络可以更好地进行健康服务。这就表明社区医生虽然是农村社区服务的主体，但是还应整合与协同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社区多方面的资源，拓展包括公共卫生机构、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整个服务提供体系，以及外部基层行政力量、民办非营利组织等中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46。

五、结论与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赤脚医生退出历史舞台，转变为乡村医生。这一改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47。居于市场转型期的乡村医生表现出典型的个体性特征。农村居民从此失去了赤脚医生对他们健康状况的庇护，乡村医生和村民之间的服务关系呈现出典型的短暂性、间断性和脆弱性。农村居民步入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盲目自由择医时代，这种状态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改观。由于乡村医生的角色已沦为纯粹的牟利者，传统医患关系间那种信任、互惠、合作、宽容、友爱等价值观日渐式微乃至消亡，双方也由过去的合作者、共同体演变成为利益的潜在或显在冲突者，连接医患两头的那根纤细的线绳已然无法承受起任何风吹草动，面临随时可能断裂的风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各界开始从不同视角集体反思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何以可能？显著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给出的答案是，以社会资本理论工具挖掘赤脚医生制度“遗产”，从中探索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启示的历史经验。研究发现，以信任、规范和网络为基本要素的社会资本对于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具有强解释力。具体来讲，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以社会相似性信任为核心、以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以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为支撑，三者相互依赖、共同塑造出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虽然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新医改进程中学习、借鉴其合理价值理念及有益的本土经验。进一步拓展开来，可以发现此次探索之旅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此。我们从中获得的重大启发是，改革若要取得成功，除了科学设计和努力推进体制、机制“显性改革”外，还有赖于另一场看不见的“隐性改革”。厄普霍夫（Uphoff）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相比于前者，认知性社会资本更为内在和主观，它包括促使人们走向合作的规范、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等48。“隐性改革”的范畴和内容更大程度上涉及的是不可见的认知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信任互惠、诚实守信、公平团结、互爱互助、协同合作等形式。它们一方面通过影响“显性改革”的制度空间和成本从而影响改革命运，另一方面自身也往往需要不断改造和提升。“显性改革”与“隐性改革”互为表里，须臾不可分离。忽视“隐性改革”而单纯进行“显性改革”，往往会由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植根于贫瘠的“土壤”、或者由于基层组织和民众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改革不成功。可见，只有“隐性改革”和“显性改革”并举方能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新医改几年来效果不彰。除了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之外，还存在改革理念偏差和忽视“隐性改革”两大根源。所以，未来的研究应着眼于两个方面：第一，树立“去行政化”改革新理念，破除长期束缚基层医改的各种行政性垄断和不当行政管制，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居其所、相得益彰。第二，进行超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范畴的、涉及到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伦理道德改革等深层次领域的大规模协同“作战”，即展开“另一场看不见的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