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方案范文

医患纠纷方案篇1

一、总体要求

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预防为主、教育疏导、重在调处、依法处置”的原则，以卫生部门为主，整合相关部门的力量，发挥基层组织作用，采取多种手段，集中排查处理医患纠纷。建立防止和处理医患纠纷工作机制，规范医患纠纷处理工作，落实预防医患纠纷各项措施，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二、工程重点

1、全面排查。对本辖区所发生的医患纠纷进行全面排查，并逐一建立台账，逐一分析原因，逐一制定调处方案。

2、集中调处。对排查出来的医患纠纷，按照管辖权限，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调处。

3、重点治理。对医患纠纷突出，“医闹”现象多发的地方以及久拖未解的医患纠纷，实行主要负责人包干制，实行重点治理。

三、方法步骤

1、动员部署阶段（6月10至6月20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开动员会进行部署；

2、排查治理阶段（6月20日至7月20日）。开展排查，对排查出来的医患纠纷开展集中调处；

3、检查验收阶段（7月21日至7月31日）。对专项治理活动进行检查验收，总结推广经验，查找不足，建立长效机制，巩固专项行动成果。

四、组织领导

（一）加大领导力度。乡政府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兼任，各单位、各部门也要迅速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对开展集中治理医患纠纷专项行动作出具体部署，并精心组织实施。

（二）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对属本部门职能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要积极主动、认真负责解决；对涉及几个部门职能范围解决的问题，由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协调，有关部门要共同负责解决。

（三）广泛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重点宣传开展集中治理医患纠纷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主要措施和医患纠纷的处理渠道、处置程序、应急措施等，教育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和合法途径解决医患纠纷，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医患纠纷方案篇2

目前，一些较大的医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患者病历的电子信息录入，但在众多中小医院中，保存的仍是纸质信息，一方面查询起来非常不便，费时费力，另一方面由于书写等方面的问题，常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病历档案工作效能的发挥以及病历档案工作者的效率。二是规范化不足。主要表现在书写质量差，不完整、不准确、不规范，书写马虎难辨认；收集不到位，归档不及时，病历资料缺失问题普遍；检索方式单一，查找不便等。三是利用率不高。大部分医院对病历整理归档后就束之高阁，后期的管理、应用跟不上，不能为领导决策、纠纷处理、科研教学等提供便利和依据。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病历档案应有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二、加强病历档案管理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意义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已经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这其中病历管理不当造成的患者与医生或医院之间不信任成为最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病历档案的管理工作就显得非常必要。病历档案是医院对患者医学治疗全过程进行记录的职业文书，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是医疗纠纷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医院工作人员对患者病历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书写，以及医院对病历的科学归档和依法管理，一方面能够保证患者即使在缺乏医疗知识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调取病历档案向其他医院的权威专家咨询，从而获得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另一方面即使发生了医疗纠纷，通过调取病历档案就能够为有疑虑的患者提供可以查询的依据，这也是尊重患者、获得患者理解进而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此外，真实完整的病历档案也能为医院工作人员在举证责任和保护自我权益时提供有力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强病历档案管理工作，既是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有效方式，也是减少医患纠纷，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有效档案人语途径。

三、加强病历档案管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举措

1.规范档案管理，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一方面要建立专门的病历档案管理室，健全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完善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和流程，并且把规范公之于众，使全体职工不仅了解档案管理制度的内容，更能自觉遵守。另一方面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档案干部管理队伍。要以培育专家型、技能型档案人才队伍为目标，进一步加强档案干部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通过开展对档案人员在职在岗的专题培训和竞赛考核，着力提高档案人员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档案管理人员竞争上岗，争当行家里手，努力把医院档案部门建设成学习型和研究型部门，在确保医疗术语、符号等的正确录入、患者病历档案的及时归档整理、电子化管理方式的推进等方面彰显档案管理人员不断提升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还应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其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激励档案管理人员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无私奉献，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2.提高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加快推进电子档案建设。目前，传统的纸质病历档案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患者和医院查询、整理、分析以及科研等的应用，电子档案在档案管理中逐渐成为新的主角。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加快电子档案建设，实现档案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共享，最大程度提高档案利用率。此外，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外的网络信息平台，在网上公开各种药品价格、缴费清单，诊疗过程的全程透明服务，也是从根源上遏制医患矛盾发生进而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措施。

3.建立医、患档案“双向管理机制”，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和谐的医患关系必须建立在道德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良好的医德医风是医院赢得病人信任的有力保证，是维护医疗秩序的支柱。和谐医患关系的产生，不仅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完善患者病历的管理，同时，也要求医院对医护人员建立个人诊疗档案，形成对医护人员的约束机制，实现医护、患者的“双向管理”，促进医德医风的提升。医院要成立医德医风领导小组，完善医德医风制度建设和内外约束机制。并在报亭、走廊等公共场所设立意见箱、投诉电话等，邀请院领导、患者、院外监督员组成考察团，对医护人员的医德医风实行周讲评、月检查、半年初评、全年总评的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科室、个人奖金挂钩，作为应聘、提薪、晋升以及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重要条件，建立医务人员个人信用档案，督促其改正工作缺陷、匡正工作作风，使可能出现的医患矛盾“前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

4.做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完善病历档案体系。医疗纠纷档案是病历档案的后续，也是一起医疗纠纷案例中，完整的病历档案的一部分。它是随着医疗纠纷处置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字材料,是指在接待、处理、调查医疗纠纷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文字材料的总结，通过收集、整理、分类成为医院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套完整的医疗纠纷档案涵盖了纠纷的起因、处理经过、结案、医院内部对整个纠纷的总结及处理文件等内容。管理好医疗纠纷档案，对医院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加强医疗安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发挥信息作用，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对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进行分析统计，找出原因，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弥补，为规章制度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教育医务人员避免同类纠纷的产生，可以通过学习别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分析原因，找出规律，从而提升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三是为医疗法学和医患关系方面的研究提供案例，完整丰富的案例资源可以使医疗法学和医患关系方面的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只有做好了医疗纠纷档案工作，才能形成一套完备的病历档案，而医疗纠纷档案又起到了从根本上遏制医疗事故、杜绝医患纠纷的作用，从而推进和谐医患关系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主题的今天，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围绕科学有效的病历档案管理所做的高素质的人才干部队伍建设、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推进、对医护人员约束考核机制的建立以及医疗纠纷档案的完善等工作，都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患纠纷方案篇3

以2013年和2014年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两个年度所发生的医疗纠纷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2014年度强化综合管理后，医疗纠纷新发数量和赔偿额度与2013年度相比分别下降61.9%和19.5%。就此，从医疗纠纷的预防、解决途径和处罚三个方面分析了2014年度与2013年度相比医疗纠纷“量价齐跌”的原因，并提出几点完善医疗纠纷预防措施和完善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建议，为打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

医疗纠纷；减少；预防；解决途径

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显示，近年来，73.33%的三甲医院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目前，我国仍处于医疗纠纷高发期[1]。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表示，医患关系有三个层次：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和医院暴力。医患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医疗纠纷，医疗纠纷处理不好就会升级为医院暴力，所以，杜绝医院暴力贵在医疗纠纷的预防和疏导，疏导医疗纠纷的关键就是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1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现数量持续增多、性质日益恶化、方式非理非法、索赔数额巨大、影响越来越大等特点，医患矛盾也呈现常态化、血腥化、复杂化[2]。据统计，从2015年5月28日～6月7日，短短的10天时间内，我国连续发生了9起伤医事件，多名医护人员受到了伤害。“暴力伤医”也成为中国社会近年来的热点词汇，近五年来，每年都有轰动全国的伤医案件。医疗纠纷的发生不仅给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影响了医院的声誉和形象，同时，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生在以后的行医过程中大都会采用防御性医疗行为[3]，广大无辜的患者就成为了潜在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疏导医疗纠纷迫在眉睫，也是解决我们当前医患矛盾的关键所在。

2某医院2013年度与2014年度医疗纠纷新发数量与赔偿数额对比及分析。

2.1材料来源及说明材料来源为某三甲综合医院医疗安全办公室2013年度与2014年度统计数据。投诉数量为年度内综合接待来访数量（包括医德医风、医疗纠纷、后勤保障等方面），形成医疗纠纷案件为医方解释沟通后患方仍不理解并要求赔偿的投诉数量，图表中同比栏中“负号”表示下降，总赔付额度下降19.5%，见表1。院内协商率为通过院内协商途径解决例数除以年度内形成赔付纠纷总例数，其他两项类推。2014年度医调委调解率为61.9%，同比上升97.8%，见表2。

2.2对表1和表2的综合分析在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医患冲突的加剧严重的大背景下[4]，该医院2014年度医疗纠纷新发数量和赔偿额度与2013年度相比分别下降61.9%和19.5%。此“量价齐跌”的现象说明医院在2014年度医疗纠纷得到良好的控制，该院针对预防医疗纠纷所采取的新措施是有效的。该院接到的总的投诉数量也下降了27.7%，这与医院文化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有关系，主要表现有：无责投诉制度、100%患者出院满意度调查、医疗感动式服务等新措施。医院还专门针对预防医疗纠纷实施了新的措施（下文另述），由此可见，通过各方努力，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纠纷发生的数量，取得了短期较好的成效。在本市实践中，医疗纠纷处理一般有三种途径：医患双方院内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调解、法院诉讼方式调解或判决。医患双方院内协商解决优点是简单快捷，缺点是医患双方意见需高度一致，限制条件是患方索赔额在1万元以下；医调委调解优点是具有准司法性、效率高，缺点是不具有强制性，医患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需进入鉴定程序或诉讼程序；法院诉讼方式解决优点是具有强制力，缺点是周期长，成本高。通过表2可以看出，该院2014年度院内协商解决率和法院诉讼解决率与2013年度同比分别下降28.2%和69.2%，而医调委调解率则上升97.8%。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从部分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国际经验分析来看，第三方调解已经成为发展趋势[5]。原国家卫生部在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县级以上全覆盖[6]。该院实践也证明：医调委调解途径能有效缓解医疗机构压力，患方也对医调委意见比较认可，调解成功率高，理赔计算也具有准司法性，医患双方对此途径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32014年度该院针对医疗纠纷采取的综合管理措施。

3.1医疗纠纷的预防

3.1.1举办《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理》系列讲座，聘请医疗纠纷专职律师及医院法律顾问对我院职工实行全员授课培训。

3.1.2将医疗纠纷工作前移，从处理解决为主转移到预防杜绝为主。医疗安全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临床科室宣传医疗安全相关知识，下发《医疗安全事件处置规定》。

3.1.3建立未结医疗纠纷分级预警机制。对未结医疗纠纷根据不稳定级别分为三级，对最高级给予重点关注，深入病房了解患方动向，节假日期间做好预案。定期排查纠纷隐患，将医疗纠纷扼杀在苗头阶段。

3.1.4进一步转变观念，引入医疗感动式服务理念。只有在充分重视并尊重患者及家属正当权益时，才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才会有更多的谈判基础。

3.2医疗纠纷的处理

3.2.1建立科室内部安全小组讨论制度。科室内发现医疗纠纷苗头后，应及时上报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组织科内安全小组讨论，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3.2.2对事态可能扩大或后果较重的医疗纠纷首要引导患者医调委途径解决。

3.3医疗纠纷的处罚对医疗纠纷责任人由经济处罚向培训式处罚转变，成立“医疗安全培训班”。对医疗纠纷当事医生综合评价评分，考核项目有：医疗安全委员会委员评分、涉及纠纷次数、赔偿金额、鉴定级别、纠纷配合处理情况五项。综合评分得分最高者，脱产临床到医疗安全办公室、医务科、病案室三个部门参加培训，培训周期为半年，分为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理论学习通过书面考试考核，实践学习需满足参与解决纠纷各环节次数，考核合格后方可回本岗工作。

4预防和疏导医疗纠纷的思考与见意

4.1医疗纠纷的预防

4.1.1加强临床医务人员医疗安全与法律知识培训。相关职能科室要制订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严格按照培训计划执行。医疗安全相关培训中，一是要加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的规范意识，特别是病历书写规范意识，医疗纠纷发生后，病历就成为了医患双方最重要的证据，是调解、诉讼以及鉴定中的最根本的依据。二是要加强个人业务技术水平，尤其是外科临床医生技术水平，科室主任做好带教作用，形成人才梯队。法律教育得分和风险意识得分呈正相关，与风险概率得分呈负相关[2]，说明医疗机构全员法律知识培训可以有效提高医护人员的风险意识，进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在法律知识培训中，要特别注重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自费药物知情同意书的告知，要向患方说明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等情况，并取得患方的书面同意。

4.1.2推行医疗感动式服务。在该院2013年度发生的63例医疗纠纷中，48例都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占比76.2%；2014年度发生的24例医疗纠纷中，有4例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占比16.7%。说明自该院2014年度开展医疗感动式服务活动以来，发生医疗纠纷不仅同比减少61.9%，而且在发生的医疗纠纷中反映有服务态度问题的比例也急剧下降。实践中，服务态度问题是医疗纠纷发生的导火索，容易引发其他原因的医疗纠纷。现阶段，各医疗机构往往重视护理工作的感动式服务而忽视医疗工作的感动式服务，造成医生在工作中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多医生都认为服务应该是护士的工作。其实，医生才应该是诊疗活动中的主角。医疗感动式服务是医生在诊疗活动中，通过沟通使患者对自身疾病充分认知，并达到对医生充分信任甚至患者感动的行为规范。它要求与患者平等对话，言语朴实，态度谦和，沟通过程中要注重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全方位的需求。要特别留意在门急诊、住院查房、术前谈话等重点环节的沟通，加大感情投入，照顾患者的负面情绪，做到待患者如亲人，站在患者的立场向患方分析病情。实践证明，既使医生医疗行为有些许瑕疵，患方也会因为医生的感动式服务谅解。

4.2医疗纠纷的疏导

4.2.1建立无责赔偿科室风险基金制度。目前，我国对无医疗过错导致患者医疗损害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此种情况下，患方为了得到赔偿，往往会与院方纠缠，甚至会激化医患矛盾，实践证明，构建无责赔偿机制[7]，是解决此类矛盾及时有效的方法。对于因科室管理发生的此类纠纷，患方索赔金额较小时，可通过科室内部安全小组讨论评估，认为可以赔偿的，通过科室风险基金给予赔偿或补偿，并报医务科备案。

4.2.2进一步完善医调委调解机制。第一，建立医调委调解员选聘制度，进一步充实调解员队伍。现阶段，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大多是由退休医务工作者或法律工作者组成，没有正规的招聘程序。应建立调解员选聘制度，在医疗机构或法律机构中招聘选拔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在职人员，来充实调解员队伍。第二，专家咨询意见鉴定化、法律化。医疗纠纷具有其特殊的专业性，所以实践中，医调委往往通过咨询相关专业专家意见来明确责任，在此责任程度基础上进行调解。但是，咨询意见与鉴定意见不同，没有医患双方共同到场鉴定环节，亦没有专家出庭质证环节，医患双方往往对此专家意见接纳度较低。对因此调解不成的医疗纠纷，往往还要进入诉讼程序和鉴定程序，浪费了医调委调解过程的时间和资源。医调委按照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程序来进行咨询专家意见，咨询人数可以灵活多变，必要时，专家可出具书面意见说明。第三，构建调解员监督考核制度。对调解员的考核项目应主要包括：受理案件数、调解成功率、当事人满意率、结案时间、疑难案件数等[5]。监督制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立案、调解、定责、理赔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关制度，制度越完善，调解就越规范，医患双方权利遭到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对因调解员故意为他人或为自己谋取私利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应按照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进行追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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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泽洪，马洪君.基于调解过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公信力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5）：62-64.

[6]卫生部.关于做好2012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通知（卫医管发[2012]53号）

[7]刘宇，王将军，孙学勤，等.医疗纠纷预防体系建设[J].中国医院，2015，19（2）：11-13.

医患纠纷方案篇4

关键词：医患纠纷；医疗侵权责任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医学鉴定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218-02

医患纠纷是最常见的一种民事纠纷的形式，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从2002年以来，纠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类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面大，医患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十分关心，成为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可见，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医患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应当是多元的，如通过协商、人民调解、医疗保险、仲裁等途径，这也是专家学者们努力研究的目标。目前，诉讼解决医患纠纷，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方式，也是最重要的解决方式。在医患纠纷的诉讼中存在一系列重要的法律问题，需要医患双方明确，从而从法律的角度明辩各自的权利义务，充分利用持有的证据，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本文撰写的目的。

一、医患纠纷及医疗侵权责任纠纷的理论界定

广义医患纠纷(也称医疗侵权纠纷)是指病人及其亲属在因病就诊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因矛盾而产生的分歧和争议。既包括对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后果认识不一而发生的纠纷，也包括一些非诊疗护理行为而引起的一般民事纠纷。狭义医患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的争议。通常是指患方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和护理过程中因过错而损害受害人生命健康行为。在实践中我们提到的医患多数是指狭义性质的医患纠纷。医患纠纷从侵权责任角度划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另一类是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行为以外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医疗事故赔偿的主要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这两类案件在举证责任制度上有所不同。

因医疗行为而向法院提讼请求要求损害赔偿，其诉讼主体医患双方实际上是医方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患方为发病患者及其亲属。法院通过审判确定医患双方纠纷事实，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法律。在诉讼过程中法律既保护患者的利益，也要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医疗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

法院在诉讼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医患双方的法律关系。医疗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患双方。患者到医院就医，就与医院之间建立了法律关系。医务人员在具体执行职务行为时所造成的损害由医疗机构承担。但这不等于说医务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责任。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医务人员迫偿，患者指接受医疗服务的人。医疗侵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医疗侵权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患者的人身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后。所产生的赔偿费用的给付。医疗侵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医疗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患者的权利有：(1)求偿权。即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遭受身体、财产侵害，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2)医疗文件复制权。患者可以复制门诊病历、住院志、医嘱单、化验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手术书。(3)监督权。即监督医院的医疗、护理、管理、医德医风。(4)在场权与共同委托权。即在发生医疗侵权争议时，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疑难病历讨论记录、会诊记录等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5)请求回避权。对专家有法定情形的，当事人申请其回避。患者的义务，就是配合医疗侵权调查、提供相关资料义务；对有患者死亡的，患者家属有配合尸检等义务。另外，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中还增加了患方和医疗机构的义务内容。其中患者的告知义务是，患者应当向医务人员告知与诊疗活动有关的病情，病史等情况，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患者未尽到该项义务，造成误诊等损害的，医务人员不承担责任。医疗机构的义务是，按照事故处理结果给予及时赔偿的义务，事故发生后有防止损害扩大的义务；提交病历及相关材料的义务。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是，医务人员在一般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没有尽告知义务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构成医疗侵权责任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医疗机构在医疗护理中的违法行为。医疗机构是指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医务人员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人员。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医疗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活动中应当自患者在医院挂号以后开始，至医疗终结结束。医疗活动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借助医学知识、专业技术、仪器设备及药物等手段，为患者提供的紧急救治、检查、诊断、治疗护理、保健、医疗美容以及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等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所必须的活动的总和。医疗侵权中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其主要表现在，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违反了双方当事人在医疗服务合同的约定，对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造成损害。二是医疗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事实，是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事实，可以理解为，人身损害，即患者的生命丧失，或者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身体受到侵害。和为治疗损害所支出的财产损失，以及因为遭受损害而实际减少的收入。以及受害人和亲属的精神损害。三是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事实没有因果关系，就不承担责任。四是医疗侵权的主观过错。医疗侵权的主观过错表现为行为人在诊疗护理中的过

失，而不是故意。如果医务人员具有侵害患者生命权、健康权的故意，在医疗过程中故意致害患者的构成伤害罪或者杀人罪，不能以医疗侵权责任对待。

四、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行为以外的医疗赔偿纠纷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患双方在此类案件中都负有举证责任。在医疗侵权行为纠纷中，由医疗机构(被告方)对医疗侵权赔偿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即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医疗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推定。通俗地说，就是受害人只要证明自己在医院就医期间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可能是由医疗机构的医疗违法行为造成的，就可以向法院，不必证明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样，医疗机构一方如果能够证明医疗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损害的原因，就可以否认自己的侵权责任或减轻自己的侵权责任。由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强，不仅涉及医疗科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且涉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医疗卫生行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在医疗过程中，患者缺乏相关的知识，在证据的提供上处于弱势，由其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困难，因此。为公平和合理，法律规定对于医疗行为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目前，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医疗机构要举证的情形是：(1)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3)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由于医疗纠纷案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法官不具有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能力，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或医疗过错鉴定，是医疗纠纷诉讼要经历的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是一种法定证据，其证明力不同于一般书证。鉴定结论的主要特征是，其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和中立性以及依法定程序而制作，因此，鉴定结论有很强的权威性。在诉讼过程中，医患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法院申请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为了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性，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进行鉴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医患纠纷方案篇5

关键词：医疗纠纷档案 作用 管理 创新

医疗纠纷是患者或其家属与医疗机构之间因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导致的分歧或争议。医疗纠纷档案是近年来医院档案工作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它是在医疗纠纷产生、处理、结案及纠纷事件总结阶段所产生的文字、声像、实物等多种载体形式的材料，反映的是医疗纠纷的起因、事件性质、处理途径、受理部门、审理结论、处理方式、效果评价等等，是对整个案件完整的、原始的、客观的记录，同时也可以为医院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医院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加强医疗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医疗纠纷档案在医院档案服务中的作用

1.交流作用

通过开展医疗纠纷档案的交流学习，积极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或同一地域的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模式，有利于医院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国内竞争性医疗市场上，提高医院医疗相关业务的竞争力。医疗纠纷的解决涉及医患双方的权益、医疗秩序、医疗安全及社会稳定，通过医疗纠纷档案工作的交流，也可为医院和患者提供有效的服务。

2.作为决策参考的作用

通过对医疗纠纷档案的掌握和了解，认清当前医疗行业中医患纠纷遇到的新形势、新问题，分析各类纠纷的处理过程，对已经发生的纠纷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发现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找出医院内部业务建设和医疗管理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以便医院管理层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医院各项建设日趋完善。

3.指导作用

医疗纠纷档案是医院在处理医患双方的争议时所形成的资料记录和经验总结，在日常的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可以学习医疗纠纷档案的内容，并应用到工作实际当中去，尽可能减少工作中的偏差，尽量避免医疗纠纷的出现。若出现了医疗纠纷，医护人员也可学习借鉴档案中类似纠纷的处理经验，从而找到问题解决的突破口，以确保医院医疗安全及医疗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医护人员也可通过查阅纠纷档案，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提高责任心，促使自己不断提高医疗诊治水平，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4.提升医护人员素质的作用

医疗纠纷档案包含医学、药学、文书学、档案学、法学等基本学科知识和原理，医疗纠纷档案的形成、归档和利用都需要医护人员参与，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相应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工作有助于提升医护人员的业务素质，以便更好地为组织目标服务。

5.作为课题研究素材的作用

医患纠纷已经成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参与到医疗法学和医患关系方面的研究中来。医疗纠纷档案载有各类典型案例，最贴近医疗纠纷实际，通过对完整而丰富的医疗纠纷档案的研究，将使医疗法学和医患关系方面的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便提供更好的解决处理平台，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有效地为医院和患者服务。

二、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现状

以往医疗纠纷较少，医疗纠纷档案也少，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几年来，虽然医疗纠纷日益增多，但由于医疗内部管理体制的原因，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工作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出现医疗纠纷后，部分医院领导往往重视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而对医疗纠纷的后续工作，如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加之经办部门法制观念淡薄，不能积极主动地将处理医疗纠纷所形成的文件及时送交医院档案室归档，造成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无序，使纠纷档案流于纸面化，不能为医院管理的提升起到应有的作用。因而，当医院再次出现类似的医疗纠纷时，便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医院往往疲于应付，造成资源的浪费。此外，由于管理方法不恰当，医疗纠纷案件在立卷归档时，也易造成信息的丢失，为以后的查阅工作带来困难。

三、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创新

医疗纠纷档案主要由医疗机构提供的材料、患方提供的材料、鉴定机构材料、司法机关文书等几部分内容组成，材料来源多、类别杂。在相当多的医患争议中，双方还会因对赔偿方案无法达成协议，最终选择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这就使案件解决进入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也让医疗纠纷档案内容更加复杂。医疗纠纷档案专业性强、材料类别多、产生周期长的特点，使得在这类档案管理工作中，更需要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做好纠纷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

1.配备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专门人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医疗机构电子病历、办公自动化系统得到广泛使用，为实际工作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档案部门的管理工作也从传统文献资料的管理逐步向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信息资料的管理转变。因医疗纠纷档案的特殊性和专业性，纠纷档案的管理工作必须配备专业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要精通档案专业的基础理论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还需熟悉与医疗纠纷档案密切相关的医学、法学、医疗纠纷处理程序等知识，具备判断、分析、识别、整序等信息处理能力，擅长档案的导读、开发和利用，能将档案管理和信息化管理技术结合，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管理服务。

2.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适时收集纠纷资料

医疗纠纷的处理大致分为住院、诉讼或协商、处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重要资料。为使医疗纠纷档案尽可能完整、真实、准确地反映整个医疗纠纷的全过程，为以后归档资料的查询提供可参考的信息，可以借鉴基建档案资料收集的管理方法，对医疗纠纷档案实行专人跟踪，随时收集每个环节产生的资料。

3.坚持对医疗纠纷资料的规范化整理

规范制作是案卷标准化的关键。医疗纠纷档案资料多、内容丰富，如何使案卷清晰、有条理，以便于以后更好地为医院综合管理服务，这是每一位档案管理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根据医疗纠纷档案材料的形成过程和特点，我们可以以纠纷解决途径作为档案整理的主线，区别案由，根据不同纠纷的不同特征，按照其形成的时间、顺序和规律加以系统整理，分类立卷，并保持各项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独立、完整的纠纷处理案卷。这样在需要时，这些案卷就可随时为医院处理医疗纠纷提供相关资料，充分发挥医疗纠纷档案在医院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4.完善医疗纠纷案件的制度化管理

医院领导要认识到医疗纠纷档案的重要性，加强对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要依据《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立卷归档制度、档案保管制度、档案保密制度、档案利用制度以及档案人员岗位责任制等，从技术与管理两方面提高档案质量，抓好档案的进、出、管、用等工作，确保档案实体与载体的安全，确保网络传输及档案数据的安全。对医院档案工作者来说，也要迅速转变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观念，跟上医疗制度改革的新形势，积极主动地处理好在收集和整理医疗纠纷档案中遇到的问题。

医患纠纷方案篇6

年至今。其中县级医疗机构5件、镇（乡）卫生院（含门诊部）2件，全县在县卫生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医患纠纷11件。民营医疗机构2件、村卫生室2件。11件医患纠纷中有1件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占纠纷总数的9.09%经鉴定无医疗事故；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协商解决的10件，占纠纷总数的90.9%医疗机构共赔付资金102万元；存在上访、、缠访和“医闹”现象，造成不良影响和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5件，占纠纷总数的45.5%取得医疗机构赔付资金65万元，占协商赔付的63.73%

二、医患纠纷产生原因分析

引起医患纠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通过调查发现。

一）医疗机构因素。医疗机构管理有待加强。医患关系紧张，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服务态度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医患沟通不够。患者盲目认为交了钱，应达到良好医疗效果。医疗机构对医患纠纷的防范和规范处理重视不够，医患纠纷防治办法、处理程序不完善。医患纠纷早期，医院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医疗患纷发生后，均由本身缺少法律、心理、社会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处理，效果多不佳；一旦有恶性化倾向时，医方往往束手无策，多请保安人员介入，又加剧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当恶性医患纠纷发生后，只有报告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参与处理。整个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另外，医疗行业和医药行业管理较为混乱，药品三统一”之后，县级和民营医疗单位药品价格不合理、收费不确定和医疗分工不合理让医患矛盾进一步激化。患者往往会把矛盾最终发泄到医院和医生身上，医院和医生成了矛盾爆发的焦点。此外，卫生主管部门职责淡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诉前解决机制，医患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处理不当也极易引起“医闹”

二）患方因素。患者及家属认为一定是手术造成的就医观念落后，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制造纠纷或丢弃患者。例如某些癌症患者，现代医学还无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患者及家属认为病人到医院，医院就应该治好，否则就是医疗事故。部分患者认为“医闹”有利可图。不闹不赔，一闹就赔，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现实情况中，90%以上的患者及患者家属在出现医疗纠纷之后，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认为走法律途径不但慢，而且最后不一定能得到理赔，而利用“医闹”来解决问题，不仅快捷，而且有利可图。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医院及医生尽力而为，但有些家属不惜闹大医患纠纷，采取在医院设立灵堂、摆放花圈、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焚烧纸钱、散发传单、停尸闹事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以求得到高额赔偿，使社会矛盾一并转型为医患纠纷，转嫁责任给医疗机构，讹诈钱财。例如个别患者因疾病住院，由于并发症导致残疾，随之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等。经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鉴定后患方不服,对疾病的转归、并发症、不良反应等现象不理解。例如个别阑尾炎手术并发下腔静脉栓塞。患者及家属医学常识匮乏。继续到医院、有关部门甚至县领导处投诉和缠访。

三）社会因素。国家公务人员、社会闲杂人员介入。常以停尸闹事、摆放花圈、燃放鞭炮、散发传单等形式要挟，舆论的不客观导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少数道德和素质低下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参与缠讼、滥讼。职业“医闹”掺和医患纠纷。索取高额赔偿。例如，营盘镇一产妇因产后大出血在县某医院死亡，死者家属从外地请来专业“医闹”人员，开口要求医院赔付76万元，医院不赔付就摆花圈，将尸体停放医院大门口等，每谈一个价位，就要做出一个要挟行为，谈判难度极大，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如上级检查、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期间，处理医疗纠纷时，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为顾全大局，只能特事特办、从快处理。但对一些“医闹”分子没有严厉打击，对一些冲击行政机关、围攻殴打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依法严惩，从而形成了一种一出纠纷就聚众到医院闹事的恶性循环。

这些医患纠纷带来的后果及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严重影响我县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医疗机构乃至整个医疗卫生行业良好形象。三是威胁到医疗机构公共财产安全和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二是造成负面的社会舆论。侵害医患双方及其他患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医患纠纷的处理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影响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和正常医疗秩序。医闹”医赖”缠访”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增加了医疗机构、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医疗纠纷的难度，增加了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量。

三、目前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

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促进医患纠纷不息。从近两年来医患纠纷实际调处工作来看。

一）医疗机构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

二）同级医疗行政机关组织解决。同级医学会组织的鉴定基础上进行。医学会也是下属管理机构，因医疗机构是医疗行政机关的下属单位。医学会鉴定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受到患者和社会的广泛质疑，这类解决很少有成功的范例，只有在私营医院发生的纠纷容易和解，因为受市场经济影响，私营医院怕影响声誉，患者身体受到损害的条件下息事宁人，容易自行协商达成协议。

三）民事诉讼法律途径解决。因审理周期、诉讼成本、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原因。而且定案材料一般都依赖鉴定结论，加之法院法官大多不具备医学知识。鉴定程序又繁琐，当事人诉讼后又经鉴定程序的几经折腾，胜诉得到赔偿周期长，大部分当事人不愿走法律途径。

从以上三种解决途径来看。因涉及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切身利益，对于同级医疗行政机关组织解决。部门保护主义明显，患者对于这种医患纠纷解决颇有怨言，很少成功。由于当前的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滞后，就终极程序来说，人民法院为最终的选择。就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全来讲，只有当医疗机构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自行和解，法院查清基本事实基础上，法律责任确定的原则下，双方调解结案，才能使双方都达到满意。

四、防范和处理医患纠纷的建议

医患纠纷的常发性、复杂性与现行单一的调解处置机制不相适应。及时控制大量医患矛盾快速升级，为了把医患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大量因医患纠纷可能引发的上访、群访和恶性事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调研，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坚持“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尊重事实、依法处置”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以及“公平公正、及时便民”原则下，提出以下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置建议。

一）建立防范机制。一是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患沟通制度、医疗安全责任制度。全面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设立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设立患方接待场所，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上述制度落实到诊疗工作之中；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公布投诉电话和医患争议处置程序，接受患方咨询和投诉。按照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要求设置内部保卫机构，加强内部治安管理和纠纷防范，添置技术监控设备。制定医患纠纷防范预案、处置预案，并报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切实做到依法执业、规范执业、文明执业，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避免医疗事故发生，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超范围行医、异地行医等现象，保障就医环境健康。加强医疗服务宣传，提高群众就医意识。加强纠纷协作机制，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三是各镇政府、县级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和正面舆论导向，各司其职，做好医患纠纷防范工作，为依法规范处理医患纠纷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应急机制。根据医患纠纷的不同类型和恶化程度进行相应的调解和处置。各部门各司其职。开展处置工作。一是医疗机构要健全投诉机制，通力协作配合。当事医务人员、科室、医院三级响应，加强与患方沟通，告知依法处理医患纠纷的途径。及时了解纠纷原因和患方诉求，对纠纷发展趋势客观评估，及时协调处理纠纷和报告相关上级部门。发生医患纠纷后，当事医务人员应立即向科室负责人及医疗机构质量管理部门报告，重大纠纷应及时报告医疗机构负责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医患纠纷不得迟报、瞒报或谎报。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要调查诊疗情况，调解医患争议，宣传依法处理途径并主导依法处理医患纠纷。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和沟通，增强依法处理力量。对社会影响较大、矛盾突出、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重大医患纠纷，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报告县人民政府，并动态报告纠纷及其处理的进展情况，经县政府同意后，报告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三）建立调处机制。成立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副科级建制。专职人民调解员要熟悉医疗法律、法规及调解业务，聘请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调解过程中，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下，对医患纠纷进行调解和处理，为医患双方公平地提供医学、法律政策等方面援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纠纷，保护双方相应的合法权益。

医患纠纷方案篇7

（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系预防医学实验中心，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随着医疗纠纷数量的不断增加，缓解医患关系，解决好医患矛盾，也已经愈来愈成为我们关注和重视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分析医疗纠纷中患者的不利地位入手，指出医疗纠纷中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医疗资讯掌握的垄断性，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不统一。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患关系；患者权益

0　引言

由于医疗行业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其行业的特殊性质以及习惯的信息封闭等因素，使医患双方的地位呈现极度失衡状态。因而出现医患纠纷之后，患者一方总是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患者的维权之路往往坎坷曲折。他们在身体上遭到医疗事故损害饱受痛苦的同时，心里和精神上也常常受到伤害。愤懑、无奈、悲伤、绝望，往往会使他们做出过激行为，导致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结果不仅造成更多尴尬的“悲剧”，也使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趋于恶化。

1　现行医疗纠纷中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

我国对医疗纠纷争议的处理机制，目前通常分为三种程序：一是医患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程序；二是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程序；三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程序。从上述所列举的程序中可以看出，医疗纠纷中患者所处的地位与医疗机构一方并不平衡，其弱势与不利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医疗行业极强的专业技术性以及医疗机构掌握医疗资讯的垄断性，是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

医疗行业的宗旨是治病救人，它日常的中心工作就是服务患者，为患者解除病痛。其医疗行为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先进的科学诊疗手段以及不断创新的医疗成果，就是患者对其产生依赖和信任的前提。因而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医疗机构与患者信息不对称，患者求医治病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地位失衡显而易见。

1.1.1　医疗知识不对等，患者过于依赖医院和医生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患者和其家属都不懂医疗知识，到医院看病，完全是盲目听从医生。尽管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医院对患者的病情有告知义务，患者对于治疗方案有选择权。但对于极具专业性质的医疗方案，患者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明白，怎样治疗、是否手术、选择何种手术方案，大多都有医生决定。出于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和依赖，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抱着把身体和命交给医院和医生的想法，很少有人会去过多的怀疑医生定出的治疗方案。所以，各种病历、手术记录上的患者及其家属签字本质上是走形式化的。可是，当出现医疗纠纷时，医疗机构却以患者及其家属已经签字同意、院方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推卸责任，这显然对患者一方是不公平的。患者一方由于不懂专业知识，很难找出医院存在过错的证据。即使通过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患者一方也往往不知道哪些病历资料和检查资料对自己有利。而作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医疗机构一方来说，对此却十分清楚明白。因此，在提交病历资料和医疗资讯时，医疗机构往往占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这种医疗知识不对等，患者过于依赖医疗机构的现状，是导致医疗纠纷时，双方地位失衡，患者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1.1.2　医疗资讯掌握不对称，患者信息掌握不及医疗机构

在医疗损害领域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受害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在医疗资讯的掌握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从患者在医疗机构寻求医疗诊治过程中，患者的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等医疗资讯几乎全部都掌握在医疗机构一方，所有病历资料都是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的，而患者手中却一无所有。对于病历记录是否客观真实，病情记载是否全面详细，患者都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去进行监督和检查。事实上，出于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很少有患者去查阅质疑病历资料，也没有人去主张对病历资料的知情权。然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等，就会使受害患者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诉讼中，患者一方向法庭提供的病历资料，多是医疗损害事实发生后，从医疗方封存的病历复制所得。由于医疗方掌握主动权，为规避侵权责任进行病历的篡改与伪造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种时候，仅仅指望以所谓的职业道德去约束医院的行为并不现实。医疗方完全可以打着修改的旗号行篡改之实，或者直接重填一张空白病历取代旧的病历。而患者一方却由于病历从始至终掌握在医院手里，对于病历的虚假性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证实。因为患者一方根本不具备证实病历虚假性的能力和条件，无法找到医院对其病历造假的证据。

因此，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医疗资讯掌握的垄断性，使医疗侵权事故发生后，患者方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患者这一“不利地位”常常成为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判决患者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

1.2　医疗事故的鉴定在医疗纠纷中至关重要

在医患之间就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发生争议时，无论当事人选择哪种解决方式，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医疗事故责任在谁。因此，医疗事故鉴定①在处理医疗纠纷中至关重要，合理、公正的医疗鉴定结论，往往是医疗纠纷调解的依据和诉讼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目前比较混乱。国务院的《条例》中规定由医学会进行鉴定，《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究竟是医学会进行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另行设立新的鉴定制度，并未做出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而围绕“过错”与否，不同的医疗鉴定部门往往又会出具不同的结果。如从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来看。2002年10月~2006年10月期间，委托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例共62例。其中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有15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有47例（47例中有28例在鉴定报告书分析意见中记录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违规行为或医疗缺陷）。这62例中，有25例因一方或双方不服，又经省医学会进行了再次鉴定，再次鉴定后，两次鉴定结论完全一致的有19例，不一致的有6例。另外在全部案例的审理中，有10例原告方（患者方）又提出进行了司法鉴定②。这种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现象的普遍出现，往往使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时间长、难度大、成本高，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维护。

注释

①医疗事故鉴定,是指由医学会组织有关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运用医学、法医学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对涉及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的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

②朱朝阳,姜柏生.建立医疗纠纷医事鉴定制度的必要性探讨——附62例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例分析[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7（03）,78.

医患纠纷方案篇8

纵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对待诉讼的态度上均呈现出消极性，非诉讼解决机制（ADR）的快速发展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途径。而我国医患纠纷处理实践中，无论是医院还是第三方调解中心，主导思想还是将患者引入诉讼途径。但对于患者而言，诉讼往往是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大的“陷阱”，难以真正息纷止争。

当前我国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与非诉两种类型，具体为和解、调解与诉讼三种模式。两种机制运行程序虽然不同，但运行结果却几乎一致，根本无法满足医患纠纷“爆炸时代”背景下患者的理性维权需求。

一旦正路走不通的时候，私力救济的“创造力”便会被无序发挥。 “医闹”出现后的自行和解限额

在以和为贵传统思想浸淫下，发生医患纠纷后，患者所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医院协商解决。患者想要“私了”，原因很简单，诉讼成本高、时间长、效果差。医院想“私了”，因为医院领导担心事态扩大，影响医院秩序和声誉。

众所周知，国人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尔虞我诈”的心理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投鼠忌器”的心态很快就被患者摸清。为了增加谈判筹码，患者旋即摸索出一套对付医院的有效“招数”。指导思想就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由此，“医闹”便如雨后春笋，搞得医院疲惫不堪。

为了减轻医院因“医闹”而“私了”的压力，卫生行政部门很快就出台对医院可以自行与患者和解的数额进行必要限制的规定。如福建省某三甲医院规定，医院可以自行与患者和解的限额为人民币1万元，超过该限额的，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院即不受理患者的和解申请。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被患者误解为是医院傲慢的表现，从而加剧医患双方矛盾。

此外，医院负责与患者沟通纠纷的窗口部门是医务科。频繁发生的极端事件使医务科的工作人员“谈患者色变”。且因医务科并非当事科室，为了避免患者将怒火烧到自己身上，当患者前来协商时，医务科工作人员出于功利考量，往往会引导患者通过诉讼渠道解决，“踢掉皮球”，转移矛盾。

和解的实现蕴含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双方对争议事实和权益处置规则认识趋同，二是争议主体至少一方形成利他的意识及实施行为。而医疗纠纷处理实践中，医患双方往往就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重要事实争论不休，没有定论。协商半天，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自行和解限额的规定下，医院迫于压力“私了”的路已经被“堵死”。故双方可以通过和解解决的纠纷，往往是一些争议很小的案件，主要以减免医疗费和人道性补偿为主。对于争议较大，或者患者诉求高的案件，实际上很难通过和解渠道解决。 调解失灵的根源

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调解。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记者关于医患关系解决机制的提问时曾说：“我们已经在全国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医调委），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我充满信心。”但也有不同看法，甚至已有人发出废除的声音。 我国医患纠纷处理实践中，无论是医院还是第三方调解中心，主导思想还是将患者引入诉讼途径。

虽然医调委已从卫生局麾下剥离出来，接受医调办的领导，挂在司法局的名下，撇清了与医院的“父子关系”。但是，患者经常还是会质疑这种具备官方背景的第三方调解中心的客观公正性。部分原因在于，第三方调解中心主持工作的人员基本上是一些从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医院退休的工作人员，缺少真正独立的中立第三方的有效参与。

第三方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的前提，是让患者通过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虽然医学会具有更强的技术力量，但其客观性并不总是让人信服。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医疗案件，被告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三甲医院，在选择专家鉴定组成员时，可供选择的专家几乎都是同一地区的，选出来的专家所在医院还不如被告医院，基于鉴定需要，各专家也几乎都来自相同学科，私底下都是熟人。并且，今天的专家明天可能成为当事人，而其选定的专家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当事人。这种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让患者不容易相信他们能够作出客观的鉴定意见。

所以，当绕了一圈，患者发现关于案件最重要的争议事实（诊疗行为是否过错，是否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判断权回到医学会那里，从心理上往往难以接受这样的程序安排。

从第三方调解中心这方面说，由于没有强制裁决力，介入性不强，实际上只能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处理一些争议较小的案件，对于一些有潜在社会危险性的案件，甚至避之不及。在欠缺让患者信任的可以判断争议事实的第三方力量出现前，第三方调解中心最后也常常只能建议患者走法律途径，由法院对争议事实作出裁断。 最后的稻草

患者在走完和解、调解程序后，往往已经消耗极大的精力。他们万万没想到，投入这么多的人力、财力，转了一大圈，竟然又回到了原点。走诉讼途径，成为他们理性维权的唯一希望。

和解、调解之所以失灵，归根到底是因医患双方无法对案件争议事实作出相对准确的认定。诉讼虽然可以解决争议事实认定的问题，但其实质还是过度依赖医疗鉴定。法官由于不具备医学知识，“以鉴代审”倾向十分严重，甚至把鉴定视为判案的前置性程序。

在立法层面上，我国已将医疗过错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统一为医疗损害鉴定。但医学会继续参照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司法鉴定机构亦只是在文书中将过错鉴定改变为损害鉴定，其他运行程序与规范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所以医疗损害鉴定有“新瓶装旧酒”之虞，仍在延续医疗过错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双轨制”模式。发生医患纠纷后，医疗机构还是倾向于选择医学会进行鉴定，而患者倾向于选择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导致争议事实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认定，严重影响案件处理进程。 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争议事实认定难，导致医患双方无法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内进行理性谈判。

在实践层面上，进行医疗鉴定的时间长、成本高、鉴定难。

以笔者近期办理的一起医疗案件为例。因医患双方庭审过程中无法就鉴定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所以法院将案件移交鉴定办公室组织摇号鉴定，经摇号确定，首选鉴定机构是省内的某司法鉴定机构，备选鉴定机构是省外的某司法鉴定机构。当法院将案件移交省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后，该鉴定机构经审查，以没有进行尸检无法认定因果关系为由，拒绝接受委托。随后，在法院组织下，医患双方重新启动备选机构，案件移送该司法鉴定机构后，该机构以待鉴定案件太多为由，提出要么“排队”等待，要么撤回委托。经过长达8个月以上的“折腾”，案件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这种情况下，患者没有理由不“抓狂”。

诉讼是高消费行为，程序冗长，在长期身心煎熬中，如果诉讼结果不如意，常常就会产生轻生或者报复社会的异常心态。当然，对于多数患者，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们都不至于走极端。只有当诉讼这根最后的稻草，把他们从经济、心理层面一点点掏空、一点点耗尽，他们才会彻底绝望、崩溃，转而走向极端。

因此，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争议事实认定难，导致医患双方无法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内进行理性谈判。如果能够解开医患纠纷争议事实认定难的“结”，应该就能极大提高医患纠纷“爆炸时代”下患者的理性维权诉求。 变革方向

参与过医疗鉴定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医学会抑或司法鉴定机构，真正进行听证并得出鉴定意见的时间基本上还不用半天。鉴定时间长的主要原因不是判断案件事实需要很长时间，而是案件的流转程序过于拖沓。因案件流转程序拖沓，鉴定期限（含流转过程消耗的时间）又不纳入审限，导致医患纠纷审理周期长，常常以“年”为单位。在医患纠纷“爆炸”的背景下，程序的冗长、拖沓，无疑又会反过来激发更多的矛盾。

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在不同的阶段出现过医疗诉讼爆炸，导致司法体系遭遇“休克”的重创，在实践中也发展了比较适合各自情况的纠纷解决机制，疏导了医患矛盾纠纷。

所以，变革的方向就是尽量简化鉴定流程，提高鉴定效率。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争议事实初步认定委员会”。这里强调的是事实的初步认定，而不是最终认定，这种认定主要是给医患双方和解与调解提供初步的责任划分依据，让双方能够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内进行谈判。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那么医患双方根本没有办法在同一个轨道上进行沟通，患者畸高的诉求与医疗机构没有过错的心态必然无法达成一致。这也是当前和解、调解机制经常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争议事实初步认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我国医学会鉴定专家的公正性遭到质疑，主要是鉴定人员无法独立。日本医疗纠纷非诉处理机关，是设置在医师协会内的医疗纠纷处理部。为了保证及时、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赔偿审议时，医师协会及与医疗纠纷相关的审查员不能参与审议，而是由处于中立立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共计10名审查员（医学系毕业的学者或者专家6名，法律专家4名）进行审议，按照过半数的原则确定决议。在鉴定人员的挑选方面，日本选择的专家学者中四成是法律人士，独立于医疗系统之外，其医学专家、学者也允许扩展为相对独立的大学教授等，使得医学专家范围也扩展到临床业务之外包括理论学者等，这些人员的结构较好地保障了独立性与公正性。

此外，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引入民间协会的力量参与和解或者调解。如台湾地区的医疗改革基金会，主要负责为患者提供医疗信息，改善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关注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问题。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主要帮助患者进行医疗鉴定，协助患者与医疗机构进行协商，捍卫患者的权利，避免患者的维权陷入孤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