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原则论文范文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1篇

“原则”一词在汉语中的含义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在英文中与之对应的词是"Principle"，意指一种普遍的真理或行为的基本准则1。在法学中，“原则是指构成法律规则和法律学说基础和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2或者说“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或准则。”3认为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在内，或者提出原则与规则是对法律规范逻辑的划分，这是西方学者首次阐明的。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曾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同作了明确地阐述。他认为：“当法学家们理解或者争论关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当我们与这些概念有关的问题看起来极其尖锐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作为规则发挥作用的标准，而是作为原则、政策和其它各种准则而发挥作用的标准。”4

什么是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的原则有那些？传统的宪法学较少论及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宪法原则的内涵及性质，而过多局限于对宪法原则内容的列举。如杰罗姆·巴伦、托马斯在其所著《美国宪法概论》中将美国原则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权利分立与制衡、限权政府与保障人权。5A·W·布莱德赖和K·D·爱汶在他们合着的《宪法和行政法》一书的第一章，专门探讨了宪法的一般原则，包括君主立宪原则、议会至上原则、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法治原则、责任政府等。美国学者加里·沃塞曼在《美国政治基础》一书中也列举了分权与制衡、联邦制、有限政府和司法审查四项原则，但他们并没有阐明什么是宪法的原则以及宪法原则有什么功用等问题。早期国内宪法学者的论着在探讨宪法原则问题时，也只限于对宪法原则的列举，如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一书就将宪法原则列举为人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议行合一原则等，对与宪法原则性质和作用有关的问题概无涉及。稍后由张庆福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似乎也存在同样的缺憾。同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建国以后所出版的一批比较宪法学的著作，要么避免对宪法原则进行比较，6要么仅对具体的宪法原则进行比较，而对宪法原则的生成机理、作用功能、内涵特征等避而不谈。7近年来，国内宪法学者日益关注对宪法原则的基本理论探讨，并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主张。有的主张宪法基本原则是"宪法学对某一类型的宪法所反映的指导思想、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以及"某一宪法典或宪制性文件本身所确定的制定、解释和实施该特定宪法的制导方针。"8有的主张宪法基本原则是"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9有的主张宪法基本原则是"立宪者设计宪法规范时的具体思路和基本规则，它隐藏于宪法规范的字里行间，贯穿设计的始终，是宪法规范的骨架；同时，宪法原则又是宪法的民主价值和民主功能的具体化法则，体现着宪法的价值要求和基本精神，突出地反映着宪法的本质。"10有的主张宪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形式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原则的功能在于"反对特权现象。"11

我们认为宪法原则是体现宪法应然价值取向、统合宪法规则并指导全部行宪过程的依据和准则。12

宪法原则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遍性。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而言，宪法原则的普遍性既指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为共享人类的法律文化成果，追求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遵守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宪治准则，又指它要贯穿于的全过程，是立宪、行宪和护宪都必须遵循的准则。

第二，自享性。宪法原则必须是“宪法”本身所特有的原则，而不是其它法律或政治文件的原则，也不能是某一宪法制度或过程的原则。

第三，终极性。宪法原则是宪法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宪法权威的本源所在。它是判断一切政治行为和普通法律性文件是否合法的最高依据，更是正义的最高尺度。

第四，抽象性。宪法原则是人们对各种现象和实践的形而上的归纳和抽象，它大多蕴含于宪法规范之中，只有少数宪法原则由宪法规范直接予以确认。

依照上述关于宪法原则的界定，本章将主要研究基本人权原则、人民原则、法治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等四项原则。

二、宪法原则的作用和功能

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作用”和“功能”两个语词具有显明的意义界分，但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宪法原则的功能和作用不过是宪法原则影响的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的体现，因此，为了准确地把握宪法原则的有效性，有必要统一地叙说宪法原则的作用和功能问题。

第一，整合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宪法规范是由规则、原则、国策、概念和程序性、技术性规定构成的。13其中宪法原则是宪法规范的核心，是保证宪法规范的内容逻辑统一的关键性要素。同时，由于立宪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语言符号天然具有的模糊性，也由于法律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永恒的紧张关系等等。这些因素必然会造成不同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冲突，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只有依靠宪法原则的最高性特征，才能将众多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统合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统一体。

第二，指引全部过程。宪治的实现既依赖于宪法原则所集中体现的宪法精神得以在具体宪法规则的创制中合理具体化，又依赖于在具体宪法规则和普通法律规则所未能覆载的领域也能实现宪法原则所代表的正义。因此，我们不但要运用宪法原则来弥补宪法规则存在的漏洞，还要以宪法原则来指导宪法的解释，提高宪法规则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更要以宪法原则的抽象性来克服法律规则的僵化性，为人类的变革和进步提供充足的空间。

第三，判断公共权力和政治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和确当性。在现代民主政体之下，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诉求，是公民的最大诉求。任何公共权力都必须有合理来源，然后公共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满足合法和正当的价值需求，而如何来判断合法和合理，最终必须以宪法原则为依归。

论人民原则

秦前红

一、理论的历史演变

不代表绝对理论逻辑，而是一种历史逻辑，它是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血缘、部落社会，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概念。古代中国、希腊各城邦内部也不是根据的逻辑来组织的。秩序需要建立在明确的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的框架上。在中世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屈从于一种普适性的法律秩序，其统治权既来自于上帝之法，也是上帝之法的反映，教会为封建秩序提供了贯穿始终的组织上和道德上的框架。在封建体系中，内部组织范围和外部组织范围之间，“公共领地”和“私有财产”之间没有明显界限。这种具有多面性、分散性的封建传统政治体系之所以同时能享有权力的高度一致和统一性，并非因为权力的存在，而主要在于共同的法律、宗教、社会传统与机制。因此，尽管存在领土上的分隔，但构成世界秩序的单位并未表现出现代概念所要求的那种占有性、排他性特征，它们都将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地区代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独特的具有世俗权威的民族国家，导致了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亦开始发达起来。罗马法的复兴顺应了专制主义国家的需要，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的发展。基督教改革运动与反改革运动以及宗教战争，导致整个欧洲为此起彼伏的宗教与政治动乱所吞没。世俗国家权威的出现似乎成了结束这种动乱的最有效的补救方式，宗教改革本身破坏了教会所有的普遍权力，从而为世俗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最早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是在西方专制主义国家秩序发展起来的，是用来说明国家内部关系和描绘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

近代意义的观念学界一般认为为法国人布丹所首倡。布丹认为是“统治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14其主要特点是：是不受外来权力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权力。布丹的概念具有许多不明确性，比如说他认为是从属于神法和自然法的，但他并没有回答诸如者的意志破坏了法律是否仍然是，是否要求绝对服从，以及与涉及政府性质和形式的基本法律或“法律统治权”相冲突怎么办等问题。在布丹之后，一些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等都对思想作出过贡献15

对近代和现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民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人民通过“公共意志”的表达来完成这种委托，但在委托的过程中，既没有失去自我，也没有失去自由，因为每个成员“尽管将自己与全体结为一起，但仍然可以服从自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自由”。16卢梭从其“公意”的理论基点出发，论证了人民的两个基本特性：其一是人民的不可分割性。因为是公意的具体体现形式，而公意又是人民整体的公共意志，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当然也不能被分割了。其二是的不可转让性。因为者是一个集体的生命，它只能由自己来代表自己。如果转让就意味着转让意志，而转让意志就是出卖自由、出卖生命，这是者所绝对不能容许的。17

卢梭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依然延续了其围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探讨问题的逻辑思路，尽管在侧重点和方法上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基本都接受作为国家最高统治权力或权威的理念。比如黑格尔主张人民与君主并存，戴雪主张法律与政治的融和18，奥斯汀认为就是国家的最高强制权力。只有法国的狄骥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观点出发，否认的存在，并主张“我们应当将这些过时的国家人格及概念永远由法律里面清除出去”。19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普遍奉行人民学说，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学者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两种观点的逻辑立论不同。西方学者的人民学说建立在自然法的理论基点上，认为人民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的宪法学者通常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或者）人民所专有的权力，这种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得来的。

第二，对人民的界定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学者更多从实质民主的角度来界定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和国民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只有享受民主的主体才是人民，而作为的对象被排斥在人民之外。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人民”在形式上就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

第三，西方学者认为人民与三权分立并不矛盾，因此他们通常主张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来表现人民，以普遍的平等的公民权来体现人民。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实现人民的政治体制，并且对人民和公民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权利配置和地位安排。

二、人民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宪法序言所体现的人民原则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前提，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夺民主革命的胜利，都曾经用人民学说来吸引和号召广大人民来参加反封建的斗争，并且把这一学说公开以政治宣言的形式昭示天下。如1791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1918年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就是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整个国家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形使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法国和俄国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后，在制定宪法确认胜利成果的过程中，为了突显其制度的民主性和合法性，都将上述政治宣言作为其宪法的序言，使之成为最高法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以后这种体现人民原则的模式亦被许多国家在制宪是所效仿。

（二）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原则

用宪法规范来体现人民原则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宪法规范直接确认，明确宣布属于人民。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专门规定问题，并在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日本1946年宪法宣布："兹宣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国政仰赖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的普遍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令及诏敕，我们均予排除。"201947年意大利宪法则规定：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规定的方式和范围行使之。以上三个国家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原则既有共同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如日本宪法体现了人民与君主的并存。因为它一方面宣布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法国宪法对人民原则的确立则直接来自启蒙思想家的鼓动和宣传，更来自人民学说在法国革命中所产生的巨大威力。而意大利宪法对人民原则的规定，却更多归于对法国宪法的模仿，同时意大利宪法对实现人民形式的具体规定，又体现了人民理论的发展。此外，还有些国家在体现人民原则方面也有独特之处。比如，委内瑞拉宪法规定：交予人民，以选举权通过政权部门来行使。其独特之处在于主张不是人民固有的，而只是宪法授予的。埃及宪法规定：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行使和维护：法律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总统维护人民。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的所有和的行使结合而论，并把人民与法律相提并论；总统在维护人民方面发挥特有的作用。21二是间接宣布属于人民。受1918年苏俄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多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或属于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比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种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显示人民的字样，但体现了人民原则，因为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质上即在民。22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人民只是一种逻辑的抽象概括，各国宪法在表现人民时，除了把它确定为宪法的原则规范以外，一般还通过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规定和有关国家权力配置的规范，来将人民更加具体化。

三、人民原则的适用和有关问题

尽管现代各国宪法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规定了人民原则，以满足对政治合法化的诉求和关于权利来源的终极性追问，但人民原则法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过程。

第一，任何权力除了其所有性之外，必定还有一个行使或者操作性的问题，这是权力具有现实有效性的重要要素。人民学说强调人民是的所有者，并且认为是不能分割和不能代表的，至于如何有效来行使却语焉不详，这样便使人民似乎成了一个永远悬在空中的权力。

第二，人民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因为人民，是从“国民全体”的意义来理解的，人民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集体的抽象人格来看待；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从“国民个体”的意义来理解的，它往往与一个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具体人格相连接。所以，过于强调的整体性与绝对性，易使个人的权利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之中。

第三，现代的精义在于要求“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的或其它形式的，都必须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对行使政治权力负最终责任。”23但人民理论把最终判断的权力赋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其结果要么是无人对权力的行使负任何责任，要么会出现个别人或少数人，借用“人民”的名义，而盗取人民的权力或滥用权力。

第四，人民理论主张法律权威、领导权威及宪法自身的权威来自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但是在社会现实层面，由于阶级的冲突与阶层的利益分化，权力被肢解的现象突出；在政治制度层面，权力事实上亦被分离为各个不同国家机关的职权，而找不出一个行使权力的最终责任者。在有些国家，非民选的少数法官甚至有权裁断民选国会的行为，有权担任国家与公民冲突的最终仲裁人，这种情况也与人民逻辑相悖。

第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导致在建构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坚持国家的完整性之间，也充满矛盾和对立。所谓事实上的独立与法律上的独立、相对与绝对、积极与消极等理论上的分野，不过是复杂性的另一种话语表述。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都从人民的理论出发，推演出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的基本形式。早期很多宪法学者甚至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民主的范围和效能方面是全面而又全权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24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第2条之规定，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人民不过实际表现为"人大"。25法治的要义在于有授权必有控权，任何掌权者行使权力必须恪守权力的界限。中国现行宪法第62条在具体列举了全国人大的14项职权后，还恐挂一漏万，又加上第15项：全国人大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这种规定也会导致背离法治的精神。26

1BryanA.Garner，BLACK''''SLAWDICTIONARY,WestCompany1996,Page499.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4[美]罗纳德·得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5[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6参见赵树民：《比较宪法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沈宗灵：《比较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两本著作就根本不涉及宪法原则的比较事项。

7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大出版社1988年版，参见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本著作都论及宪法原则，但并无关于宪法原则一般原理的探讨。

8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页。

9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0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11参见莫纪宏：《论宪法原则》，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12在后法治化的国家，易出现的一个悖论便是：由于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造成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某种行为合乎宪法原则但与宪法规则不一致的情形。这时如果强调宪法原则的优位，未免会动摇法治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反之，如果强调对宪法规则的优先适用，则有可能滞碍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制定法系国家，如何确定法律原则及其适用效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13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14JeanBodin，TheSixBooksofaCommonweal，RichardKnolles,，London：ImpreciseG.Bishop，1606.84.

15霍布斯和洛克都是从社会契约论出发来讨论概念的，但得出了明显不同的结论。霍布斯认为人民通过社会契约交给了国家者一个不受任何批评和限制的权利，国家之外没有力量可以对国家进行裁判。而洛克抛弃了霍布斯关于国家是最高强制权力的观念，认为政府仅仅是受人民之托，从人民的同意那里取得了合法权，这种同意可能在充分保护个人权利时才能给予政府。

16Jean_—JacquesRousseau，TheSocialContractandDiscourses，G.D.H.Cole翻译，NewYork：

E.Dutton，1950，14.

17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18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5页。

19[法]莱昂·狄骥：《宪法学》中译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9年版，第67页。

20赵宝云著：《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7页。

21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7页。

22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页。

23[澳]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著，李东燕译：《的终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24参见：《人民代表大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6页。

25参见：周叶中、江国华，《的逻辑与悖论》，载于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集。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2篇

要识别宪法原则的效力与宪法规则效力的不同，首先必须弄清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差异。从一种关系的视角来看，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其实是宪法规范的两种不同表现状态。“认为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在内，或者提出原则与规则是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的划分，这是西方学者首次阐明的。”[2]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关注到并接受了宪法规范应有内部不同逻辑层次划分的理论。有的学者主张宪法规范主要由宪法制定规范、宪法核、宪法修改规范与宪法律组成，不同规范之间形成不同的等级系列，即在宪法规范内部亦存在上位规范和下位规范的关系。[3]一般而言，较之于宪法规则，宪法原则具有初始性、本原性、稳当性、抽象性等特点。具体而言之，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又有以下不同点：

第一，宪法规则注重宪事行为和宪法事件的共性，其内容具体明确，目的乃是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具体的基准，以消除司宪和行宪的任意性，从而维护宪法的权威，保持法治的统一性。与此相反，宪法原则除了要具备宪法规则关注事件或行为共性的特征外，尤其要关注事件和行为的个性，并尽可能型构模糊性的制度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则和社会现实的缝隙，满足法治国家对法律支配社会的普遍性要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一种目标可能永远不可以靠规则来实现，但可以靠原则来织就。

第二、宪法规则由于本身内容的具体明确和规则指向的特定性，因而其适用范围偏狭。但宪法原则作为一种经验抽象和价值预设，它要贯彻于整个立宪、行宪和司宪、护宪的全过程，并统摄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两大规范体系，因而其适用范围要比宪法规则宽广得多。

第三、在实践中经常产生宪事关系中的原则与规则竟合问题，因而产生宪法适用中规则与原则的选择优位问题。既往很多学者基于对原则的价值预设和宪法规范内部要素的逻辑排序，都主张宪法原则要优先适用于宪法规则。

但和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首要地必须摆脱不确定和不安宁对秩序的威胁，而规则的稳定性适用正好是满足这一追求的最关键性因素。在立法已成为多元利益博弈的结果，立法的民主化已完成法律正当性表达情况下，法律的适用不应该舍弃明确的规则而另外追求原则涵蕴的价值。而且根据美国学者德沃金的研析，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适用进路是颇不相同的：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在个案当中，即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而法律原则的适用则不同，它不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个案当中，因为不同的原则是有不同强度的，而且这些不同强度的原则甚至冲突的原则都可能存在于一部法律之中。[4]换言之，宪法规则本身是一种或多种宪法原则所体现的价值的辐射，优先适用宪法规则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原则的贬损。即便是在某一具体的宪事关系中发生了特定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冲突，而导致优先适用了宪法规则。但因为宪法原则的相互关联性，该宪法规则背后的其他宪法原则价值实现之时，也使被排斥的宪法原则得到了另外一种意义实现。

宪法原则的效力指涉三个层面：宪法原则效力的纬度，指宪法原则的效力空间范围；宪法原则效力的向度，指宪法原则的拘束对象和作用领域；宪法原则的权威，指宪法原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宪法作为公法而在国家公域发生效力，是近现代法治的基本要义所在，正如著名学者夏勇所言：“法治既是一个公法问题，也是一个私法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5]所以宪法原则规范直接对公权行为和公域立法产生拘束力，具有理论上的该当性和事实上的证成性。不过由于法治对形式主义的追求和法治本身体系化的需要，宪法原则规范应该尽量通过公权立法具体化的路径来贯彻实施。

宪法原则规范能否直接对社会私域立法产生效力在学界却存有分歧。一种意见是：因为宪法具有根本法、高级法的属性，所以推论宪法原则当然对社会私域产生法律效力。另外一种则以为不可一概而论：其理据为：

第一，从法的发生时态而言，私域法制发生在公域法制之前，民法产生于宪法之前。虽然近代成文宪法出现后为了保持法制的统一，而有将万法归宗于宪法之势，但因为宪法和民法所调整的领域并非完全叠合，所以宪法原则不能完全覆盖民法领域[6]。

第二，宪法乃公法的身份性，决定了即便是宪法原则也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比如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是具有共识性的宪法原则。它有关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规定在公权领域都是强行性的、刚性的。所有公权组织都要遵守授权有据、禁止有据的准则，不得超越法定权限的范围，也不得悖于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之规定，而自行决定机关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权限。但民事法人的组织和权限通常是由自治性原则决定的。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宪法上权力分立原则的存在而要求所有的民事法人一律采用股份制的治理结构。

第三，宪法原则存在的功用之一在于弥补宪法规则的局限性。通常只有在规则较少或规则完全缺失的时候，才可以直接发挥宪法原则的作用。而根据学界的研究结论，即便是宪法规则规范也不能断言对民事立法、民事司法有直接效力，与之相应的，我们也可以说宪法原则规范并不完全有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直接效力。

在民事立法领域，台湾学者苏永钦认为：宪法的自由权利规范包括生命、财产、自由、安全等传统的天赋人权，是公民享有的针对国家的防卫权，应该在民事立法中具备直接效力。宪法中的受益权包括生存权、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是公民享有的要求国家提供一定给付或服务的权利。它体现了宪法权利权规范为适应时代变迁而所作的功能转型。这样民法也应配合这种转型，既要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更要注重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由于受益权要求以具体化的法律实现国家资源的重新分配，而立法者在借由何种途径实现受益权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因此，受益权不可以直接约束立法者，其对于民事立法的效力，“只限于其蕴含的尊严生存、社会连带等等客观原则及扶持弱者的利益衡量标准”，同时考虑到民法所承担的“保障自由，激发生产力创造生活资源、以最低交易成本达到互通有无等主要的社会功能”，受益权对民事立法的影响宜采取间接效力为必要。[7]在民事司法领域，尽管经由最高法院2001年关于齐玉玲案的批复而引发了学界对宪法在民事司法领域有无直接法律效力

的接连讨论，学界对这一问题也远未达致共识。[8]但多数学者都指出了将宪法泛私法化，在民事案件中直接援引宪法规则裁判案件所蕴藏的危险。诚如德国学者沙兹卫伯所言：“硬将国家力量注入私人生活，造成私人关系之平等……无疑敲起自由之丧钟。”[9]承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实际上就是允许国家权力深入私域，允许国家权力对于本应保持自治的市民社会领域进行干涉。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允许国家任意的对私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进行干预，其结果可能是导致国家权力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更深程度的侵犯，这一代价将是深远的。

宪法权威是宪法正当性的表征，也是区分法治政府和人治政府的重要基准。宪法权威是宪法的法律强制力和社会公信力的集成。近代成文宪法产生以后，宪法作为国家实定法的一部分，当然被赋予国家强制力。只是这种强制力并不限于普通法的司法强制力和行政强制力，它还包括赋予立法者一种行宪的责任，强调立法贯彻宪法的作为义务。宪法的公信力来自于多个层面：通过宗教赋予宪法神圣性，使人们真诚地崇奉宪法；通过社会大众的共同约定，产生一种自律性的义务，而自觉遵守宪法；通过宪法制定的民主性和宪法内容设定的正当性，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宪法。宪法不能没有强制力，但宪法又不能只有强制力。强制力能保证宪法行之一时，不能保证宪法行之一世。宪法原则设定的权威性除了它本身要普适性的实体正义观相契合，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度的张力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宪法原则设定的交互性和参与性。要把原则的设定的过程表现为多元利益的正当博弈过程，要通过民众对原则设定过程的参与而亲自感受宪法的宽容精神和民主精神，并通过这些精神的洗礼使民众对宪法永保亲和性。

注释：

[1]曹继明、黄基泉：《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探讨》，《理论与改革》2002年第2期。

[2]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3]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4]参见吴传毅：《论法律原则》，《湖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18卷第2期。（美）罗纳德·德沃金，《论规则的模式》，《法学译丛》1982年第1期。

[5]夏勇：《法治与公法》，《公法》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601页。

[6]从逻辑对称的角度，公域与私域相对应，民事领域似应与官事领域相对应，但在我国学界通常把民事领域视同于社会私域。为了话语对接的需要我们在这里遵守了这一学理约定。

[7]参见曹治国：《从对立到协调：公私法划分背景下的宪法与民法关系论》，（申请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194—195页。

[8]参见秦前红、陈道英，《论宪法的直接效力》，《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3篇

“宪法至上”是一句响亮的口号，也被认为是宪法的一大原则。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口号地提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所带来的外国法律思想的引进，随着市场经济对规范的交易环境的现实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听说或者发现法律，尤其是被称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对社会的进步似乎具有巨大的作用。人们陶醉于一个个被介绍进来的、发生在美国的充满戏剧性的宪法故事，充满热情的盼望类似的违宪审查制度在中国确立，满怀憧憬的希望能够“感受宪法的甜滋味”。1短短的几年时间，鼓吹“宪法至上”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宪法的司法化”，已经成为从政府到民间，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共同追逐的时尚。2虽然这时尚的表现形式是呼吁将宪法当作普通法律一样被真正的作为司法机关判案的依据，是鼓吹宪法应当被法律化，但是，在人们对宪法文本中所充斥的美丽的承诺能够得到实现这一美好场景热切的期盼的时候，宪法却已经悄悄的被异化为宗教式的经典而不是一部单纯的法律，因为人们试图把宪法这个他们顶礼膜拜的“信仰”的对象当作人世间的一切行为对错的最终评判标准，真的把宪法当作一个国家的“总章程”，用宪法来规范一切。对某个文本的信仰，是可怕的。历史告诉我们，信仰往往是偏执的源头，是狭隘的基石，是思辨的坟墓，对“神”的信仰如是，对宪法亦然。当我们开始信仰宪法的时候，沉迷于宪法美丽的文字的时候，我们所要真正追求的法治与，并不一定就能如愿到来。所以，本文的目的并不打算讨人喜欢，笔者就是想通过对“宪法至上”这一原则的剖析，揭开宪法美丽外表下的真实面目，冲着人们火热的心泼一盆冷水。

一、“宪法至上”原则的涵义

“所有的最高的法律一律平等，但有一部叫宪法的最高的法律，比其它的最高的法律更平等”。

-我自己的话

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在美国诞生《美利坚合众国宪法》，3“宪法至上原则”就是在这部宪法文本中被模糊的表述出来的。该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宣称：“本宪法，和根据本宪法应制定的合众国的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授权缔结或应缔结的条约，应为国家的最高法律；每一州的法官都应受本宪法的约束，即使本宪法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规定相抵触”。4这个口号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美国的国土上，虽然宪法是当然的最高的法律，但是国会的那些依照宪法制定的法律也是被宪法自身认可为最高的法律。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用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做出的判决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答案，在完成了被历史学家比尔德称为“伟大的篡权”5这一阴谋的同时，第一次阐明了“宪法至上”的确切涵义。

首先，马歇尔法官明确地提出了当人们面对相抵触的宪法和普通法律的时候的两种选择“若非宪法控制与之相悖的立法法律，即是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寻常法律以改变宪法”6，他认为“在这两种取舍之间没有中间选择。或者是宪法是至上与首要的法律，不可被通常手段所改变；或者他和普通立法法案处于同一水准，并和其他法律一样，可在立法机构高兴之时被更改。如果前一种选择是正确的，那么和宪法矛盾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成文就成了人民的荒谬企图，去限制那些本质上不可限制的权力”7.但是，论证宪法至上需要法律上的依据，所以，在仔细的阅读了宪法后，马歇尔法官指出，“还值得观察的是，再宣布什么是国土的最高法律时，[宪法]首先提到了宪法本身；并且不是合众国的一般法律，而是根据宪法制订的法律，才具有那样的地位。因此，合众国宪法的特殊表述肯定和加强了所有成文宪法的基本原理，即和宪法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8；并且和其他部门一样，法院也受到那部文件的约束”。9就这样，马歇尔法官用近似于“所有的最高的法律一律平等，但有部叫宪法的最高的法律，比其它的最高的法律更平等”这样的逻辑，牵强的解释或者说修改了合众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

无论如何，宪法和普通法律（即使它是依照宪法制订的法律）的关系被确定了，即因为宪法是首先被提到的，所以宪法高于普通法律，10普通法律同宪法相抵触的无效。

此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旦制宪，便必定要省去向马歇尔法官这样的人物的麻烦，在宪法文本中直接宣布“宪法至上”，任何机关都不得对抗宪法，违反宪法的法律不是法律云云。晚近制定的1982年中国宪法，就在其序言中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被认为是在实质上确立了“宪法至上”原则。11

如果我们总结马歇尔法官的判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宪法至上”原则的确切的含义，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当任何主体的行为或者任何规范性文件同宪法相冲突的时候，该行为或者文件都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宪法至上原则就是一个由立宪者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士设计的一套冲突的解决规则，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工具-“宪法”的权威。

二、“宪法至上”原则的理论基础

宪法之所以可以的说自己是至上的，是因为“人民”理论是可以作为其至上性的基础。

（一）的概念

“”是法国人博丹（JEANBODIN）在其名著《论共和国》（SixBooksofCommonwealth）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是一个共和国中既定的完全并且是永久的权力”（SOVEREIGNTYisthatabsoluteandperpetualpowervestedinacommonwealth），12“完全”与“永久”这两个词使被定义为真正的最高的权力。因为在一个国家，如果一个权力不是完全的权力，而只是一部分的权力，那么在这个权力之外便必定有其它的和它地位平等的权力，该权力就不能说是最高的权力。而当一个权力是有期限的时候，即使行使权力者的权力在空间上的范围可以笼罩全国，无出其右者，但是一旦事件结束，行使权力者丧失了这种权力，变成了和他统治之下的人民相同的人，这种权力也不能被认为是最高的。一旦完全与永久相结合，这个权力变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自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之。

的归属问题，理论家们以其立场，提出了各种解说，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即，或者属于某个实际的主体，例如国王或者议会，或者，属于某个抽象的主体，比方说国民、人民、或者被看作法人的国家。

（二）不存在“宪法至上”原则的情形

当属于一个实在的特定的主体的时候，宪法至上是找不到根据的。

在专职君主统治的国家，属于君主个人（当然是活着的君主）。很少有哪个君主国家会制定一部宪法，即使有君主依据其立法权，制定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也不能说是至上的，君主制定的其他的法律也是君主行使的表现，是者意志的体现，君

主制定的法律不违背在先的宪法，只是说君主并不想违背自己或者其祖先的意志，不想不等于不能，或者即使真的君主不能或者不敢，那也只是政治上的原因而非法律上的原因，在法律上，属于个人的时候，不可能有所谓的宪法至上。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奉行议会的原则，属于当前的议会，因此，“英国法律不承认，任何团体或个人拥有或废止议会立法的权力”。13依据这一原则，当前的议会的权力自然应当是不受限制的。过去的议会的行为不能约束当前的议会，如果允许一部成文的法律为至上的法律，同英国的议会的立法相抵触的时候以这部法律为准的话，那么就等于限制了当前的议会的权力，也就等于否定了当前的议会是者。因此，在英国，“议会没有办法通过一部不允许修改的法律，也不可能通过一部只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修改的法律”14，这与中国传统中的“祖宗成法，万世不易”大不相同15.可见，在议会的英国是容不得宪法至上这一原则的。虽然英国法学家韦德说，“议会在英国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该国无宪法保障”，16但是事实上英国能够维持法治和基本人权几百年不变，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国家，就并非依靠某种法律文本或理论（比方说宪法和“宪法至上”原则的庇护），而是依靠人民的“极强的尊重法律与现存秩序的精神”17，依靠的是伟大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力量，要远远高过任何一部宪法文本。

（三）“人民”理论下的“宪法至上”

“宪法至上”更多的是一个在“人民”理论下的提法。人民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所以，每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小群体可以僭称自己就是整体的人民。因此在认同人民的国家，总统也好，议会也好，法院也好，都不可能被看作具有最高权力的者，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是要受到被认为是者的人民全体的支配的，只有人民才有无限的权力。所以，很多国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一定要专门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比方说什么制宪会议、国民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机构在制定的宪法的时候，都会强调自己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制定的宪法反映的是作为者的人民的意志。从法律上说，既然这些机构是由人民派出的代表为立宪而组成，从这些机构产生出的宪法自然也可以在法律上说是人民的意志。而其他的法律都是后来依据宪法选出的议会制定出来的，此前人民的意志已经在宪法中声明议会的法律不能违背宪法，违背宪法即属无效，除非者-人民选出新的制宪会议，修改宪法。

但是，宪法本质上是政治法，如果离开了政治来谈论宪法，就如同是离开了现实而谈论理论，都是危险的。法律理论固然冠冕堂皇，但是政治现实却总可以给法律理论响亮的耳光。

“人民”理论是美好同是又是现实中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的，这是因为人民把给了虚拟的“人民”这个群体而不是某个有形的实体。正因为如此，人民行使才必须要依靠他们选举出的人。虽然的原则总是要求人依照被人的意志为法律行为，但是作为人民的人治理国家的那些人，并非是神而是普普通通的“靠不住的”人，在制宪的时候，在修宪的时候却必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脑筋。

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曾经通过细密的调查研究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得出了美国宪法是汉密尔顿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假借人民的名义的产物，18而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更是发生了“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裸的延长自己任期的国民大会“自肥案”，以至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不得不被要求进行违宪审查，并且最终宣布该修正案因为不符合“宪法”的精神，因此违反“宪法”而无效，从而形成了“违反宪法原则的宪法修正案依然无效的”经典判例19.所以，作为的君主制定的宪法，必定体现了君主的意志，而号称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的宪法，却未必真的是者的意志的完全的反映，它只是通过一部分被选举出的精英的加工，在间接的不完全的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的同时添加进去了他们的利益。也难怪每一部宪法都会强调自己至高无上，与它冲突的法律一定无效了。这无非就是为了保护立宪者所代表的利益。

当然，承认人民理论的国家，必定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强权者而是存在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能被写入宪法的利益，自然是这些集团都能够接受的利益，相对而言，这种宪法还是具有民主性的。

总而言之，宪法并不必然就代表着正义。宪法至上纵然在理论上可以找到“人民”作为依据，但是虚幻的人民并不能掩盖有权力立宪的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用宪法实现其利益的现实。

三、宪法vs私法-宪法何以至上

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惯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固然可以指出被人们所“信仰”的宪法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可以至上的资本，但是没有哪个人是站在阶级之外的，如果一部宪法得制定正好就是为了自己所属的集团的利益（比方说中国现行的宪法，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制定的），那这部宪法就当然的被信仰，当然的至上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不考虑宪法背后的利益，而是纯粹的从法律角度来分析，我们也会发现，宪法至上的结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出来的。

（一）被发现的私法与被发明的宪法

一般认为，宪法属于公法的范畴。有关公法和私法的理论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代，据《学说汇纂》记载，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20这种将法律区分为公法和私法的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流行了数百年，“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21但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法学，长期以来是否认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的，其理由不外有二，“第一，认为公私法的划分掩盖了法律的阶级本质，第二，认为列宁曾反对公私法的划分”22.事实上，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而是准确地反映了法律的阶级性质，或者说，法律背后的经济基础。因为只有在一个存在着市场经济的社会，我们才能划分出公法或者私法。在我看来，乌尔比安的公私法的划分标准，是他对当时法律运作的观察的结果，而并没有反映出公法和私法的本质的差别。私法和公法的根本差别，在于其形成过程的不同。

虽然学者们对法律的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出过一个统一的而且似乎永远不能也没有必要得出一个统一答案，但是大多数学者们都认可法律是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律的存在的价值之一便是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哈耶克认为，“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somespatialortemporalpart）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做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23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着某种秩序，即使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混乱的社会也是如此。24秩序的形成，许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是某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心智设计出来的”，25某些秩序或许如此，但是更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是无法被少数的几个精英设计出来的。市场经济的秩序便是如此，它被哈耶克称为“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一概念，被哈耶克解释得颇为复杂，26但是它并难于理解，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对自然界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同哈耶克一样，发现在身边自生自发出的秩序。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3楼的自习室，便有着被人们默默遵守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某位北大法学院学生在一篇法律社会学论文中，生动的描述了这个秩序：

“当一个准备自习且没有占座的学生进入一座教学楼后，他首先要看一下课程表，以排除正在上课的教室；之后他会进入剩下的教室中的一个，当看到教室里所有的座位上都摆放着书本或坐着人时，他就会离开这间教室而寻找下一个目标；在重复了若干次这样的过程后，他会找到一个空座位坐下来，开始自习。这个行为模式在北大校园内每天都要被重复无数次，占座用的书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标示作用，它给了每个正在寻找座位的人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这个位子不能坐。在这些信息的综合作用下，寻找座位的人可以顺利地找到一个可用的座位，而不会引发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占座的规则在整个自习秩序的良好运转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对它的遵循形成了一种”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在这一秩序下人们的行动有着正确的预期。对一个在没有空座位的情况下使用别人座位的使用者来说，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占座者出现，他就要离开；而对一个占座者来说，他不必担心在午休或吃饭的时候，自己的座位会被人抢走。我把这种由对占座规则的普遍遵循而获致的秩序称为”占座秩序“。27这种规则绝非哪个拥有权力者的创造，而正是所有图书馆的使用者长期以来默默的行动所自发形成的”。

私法，作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守护者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就是这样自发的生长出来的。套用哈耶克的语法，私法是“自生自发的法”。私法规范的形成，源于人们长期的交往，在社会出现明确分工的条件下，没有哪一个个体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交易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没有规则的交易，无法长久的维持。历史研究表明，在国家，成文法诞生之前，交易就已经非常繁荣了，确保交易秩序的规则，无疑便是交易习惯，这些习惯，是人们在一次次的交易中，如同淘金般的从无数种交易方式中挑选那些交易成本最低，最有保障的交易方式，然后又通过无数人的实践，进一步改进这些交易方式，传播这些交易方式，达到了一种所谓的“内部建立的平衡”，28终于形成了交易习惯。成文的私法典，实际上是国家开始关注市场经济交易的结果，是法学家对这些交易习惯的总结。国家认为它有责任维持市民社会的交易的秩序以维持自身的繁荣和统治的正当性，但是现有的不成文的习惯所维持的秩序却是脆弱的，它总是会被外来者或者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所破坏29，所以制定出规范的法典具有莫大的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秩序的价值。但是，重新创造一套与现有规范相悖的规范无疑是成本巨大的荒谬的想法30，所以被国家所雇用的法学家们的策略是总结现有的习惯，然后通过立法将这些习惯固定来，并用国家特有的力量保证所有人遵守这些被固定的秩序。于是，法典诞生了。这样的民法典绝对不是法学家们这个精英群体的发明，而只能说是他们的发现，他们发现了现有的习惯，这些习惯是最优的（否则就会被人们抛弃），他们采纳了这些习惯，用精练严谨的语言重新叙述了这些习惯。可以说，无论多么伟大的私法学家，都无法成为伟大的创造者，终其一生，他的使命，也仅仅是在前人的发现的基础上，解释现成的规则，从文字上完善现成的规则，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易。而这被发现的私法却也因此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除非市场经济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交易规则没有办法被少数几个人发明，政治制度却可以，因为长期以来，政治不过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所以，与私法不同，作为公法的宪法，是被发明出来。

历史上主要的几部宪法的诞生，都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31.革命是对旧制度的摧毁和对对新制度的构建，革命之后的宪法，是凭空搭起的楼阁，拼凑起这个楼阁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并不都是来自本国的实践，更多的是来自先哲的设计，来自对别的国家的制度的艳羡后的模仿。美国宪法就是他们模仿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宪法不能算是被“发明”出来的，虽然它的诞生离不开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精英们的鼓吹，它的内容也十分精密，绝非粗糙的习惯可以相比的，但是美国宪法所描述的政治运行模式，却是在它制定之前，便一直有条不紊的运转着。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在除了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上做了并不算成功的设计外32，他们对其他的制度的安排，不过是对现实的发现与认可。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早在数个世纪之前，英国的贵族们就在和国王博弈，讨价还价，取得一项项权利；早在数个世纪之前，英国的法官就可以说司法的领域国王不应该干预。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在英国，或者至迟在北美殖民时期，就已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且亲自实践了。可以说美国的宪法，也是如私法般自生自发的法。可惜，美国的例子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更多的国家的宪法，还是被那些认可美国宪法政治理念的精英分子发明的。

美国宪法所贯穿的英美人民实践了数百年的那些原则，被其他国家的精英所认同并视为理想33，是他们发明宪法时候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家的立宪者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拿来”了美国宪法的内容。可以说，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后进国家，宪法所包含的思想，是人们的愿望，是人们希望化为现实的东西，而不是现实本身。

总的来说，私法是先有自然生长出的规则，后有了立法者们的发现；宪法则是先有了政治观念，后有了文本的规则。私法是用现实铸造文本，宪法是用文本改变现实。私法是“被发现的法”，宪法是“被发明的法”。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会产生疑问，这样的被发明出的宪法相对于被发现的私法，真的就至上么？如果答案为是，那也就是说，依据人们的理想所产生的规则，要比从现实产生出的规则要高贵，当现实和理想相抵触的时候，现实要让位于理想。推到这里，理性的人，不免的就要犹豫了。因为，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人类自不量力的历史。在某些年月里，人类对自己断然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击败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而把希望寄托在无意义的祷告上，而更多的时候，人类对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理性的计划可以应对任何困难，可以改造整个自然界和自己的社会。而事实是，每当人类试图为社会设计一个理想的方案的时候，人类总会被社会所打败。当人类建设天堂的梦碎后，人类总会发现，自己已经把自己生活的世界变成地狱。就这样，王莽使中原变成了杀戮战场，波尔布特给柬埔寨留下了无数冤魂。试图让充满理想的宪法对抗自生自发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私法，是危险的。既然人们没有力量发明一套私法规则，凭什么被发明出的几条干瘪的宪法规定就可以让活的私法俯首称臣。宪法凭什么至上？

（二）近代宪法是如何至上的

如果不算修正案的话，作为近代宪法的代表的美国宪法一共有七条。这部宪法的第一条至四条规范的全部是国家最重要的机关的职权以及相互的关系（联邦政府三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以及联邦同州之间的关系），第五条规定的是宪法如何修改，第六条规定的是一些有关新旧政府的债权债务之继承，宪法和依宪法制定的法律，对外签订的条约的效力和官员宣誓这样的问题，第七条，也是最后一条，则是所有制宪者的签名。而美国宪法的二十六条修正案，则主要规定的是公民的权利以及有关7条正文的补充，修改之类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部宪法规定了三部分内容：

第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国家最重要的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宪法的修改。

从这三部分内容来看，美国宪法是规范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在涉及到政府和个人关系的时候，宪法的表述往往是，政府（议会、行政机关……）不得如何行事。也就是，消极的政府，消极的自由34.宪法成了一扇屏障，将私人生活同政府的权力隔绝开。私法所规范的是私人的生活，因此，重心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上的宪法与私法并无“交集”，也就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虽然早期的宪法多为革命（或者其他什么变动）的产物，但是产生了宪法的那些革命并非是对旧制度的一概的破坏。立宪者虽然大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倾注在宪法文本中，而且这些政治理想相对于革命（或者其他什么变动）之前的政治体制来讲，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这些立宪者的理想也就仅仅停留在政治上而已，他们自身往往就是产生私法的土壤-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坚力量，35他们是完全认同或者竭力的想发扬光大那些已经存在的私法的原则的。所以，即使他们制定的宪法想要对私法保护的领域说三道四的话，那也不过是口号似的宣称“契约自由”，“所有权不可侵犯”，是用宪法来确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与不被政府干涉性。简单说来，制定宪法的直接原因多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或者改良，领导者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制定的宪法，不可能在内容上否定也已在先存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被立宪者视为当然正义的私法的原则与规则。

总之，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近代宪法，其根本价值观同在先的已经存在的生长的私法并无不同，且着眼点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并不涉足私法自治的领域，因此不大可能同私法规则发生直接的冲突。

在这样的情况下，“宪法至上”原则是有范围的至上，它针对的情形非常集中。可能同宪法发生冲突的法，就是那些由政府在制宪之后的数百年中，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法，或者在编纂被发现的规则的时候扭曲了这些规则原初的精神而制造的法36.这样的法所规范的当事人众多有政府作为一方，同完全自发的私法在性质上大不相同。而这些“被发明”的法可能出于精英们某些他们所鼓吹的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出于民众的短视和非理性的要求，而故意的同在先的宪法所确立的立国的根本原则相违背。这个时候如果“宪法至上”原则没有被确立或者得不到保障，那么宪法就等于被修改了。立国之本一旦动摇，政府的权力一旦丧失控权宪法的约束，那么强大的“利维坦”必然不会给自生自发的私法留下什么生存的空间。所以，“被发现的”私法同“被发明的”宪法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它们是一根藤上的蚂蚱。

（三）现代资本主义宪法是如何至上的

“被发明的”宪法和“被发现”的私法的碰撞，是现代资本主义宪法理论发展的结果，而现代宪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是对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缺陷的反动。

近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宪法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下，在选举法、民法、刑法等许多领域，女性都受到歧视，国民半数的人权受到了全面或部分限制”37.这实际上是受私法影响的结果。妇女在绝大多数文明中都被或多或少的限制和剥夺了民事行为能力，妇女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和财产而存在的，查士丁尼皇帝就向男性公民们宣告“你和你妻子所生的子女是处于你权力下的”，38这种家长制在东西方社会都长期的存在，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近代宪法对市民社会的消极的不干预，使得市民社会的私法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意思自治原则被滥用，甚至可以“通过契约限制他人的人权”39，夜警国家对明显的社会不公正，对过度的剥削和压榨或者束手无策，或者干脆放任不管。

正因为如此，伴随着宪法现代化40的，是常年的阶级斗争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主义宪法理论的兴起。

大多数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都经历过烈度不同的要求社会主义的革命，41与俄国、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选择走前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吸收社会主义理论中他们认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元素，对近代宪法进行了改造，发展出了现代宪法。现代宪法最大的特点是限制私法自治，引进“社会权”的概念。

魏玛宪法就强调，“经济生活的秩序，以确保每个人过这真正人的生活为目的，必须适用正义的原则。每个人经济上的自由在此界限内受到保障”（第151条第1款），42也就是说，私法的最核心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被相对化，并且，当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达成契约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国家认为是正义的一些规范，比方说劳工的保护，最低工资，不得歧视等等。现代宪法的着眼点，不再是仅仅政府视为假想敌，简单的控制政府的权力，而是在控制政府权力，而是同时限制市民社会中处于强势的群体一体纳入限制的对象。这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进步，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定有一些优势的主体控制着“富可敌国”的资源，他们同普通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易，很难被人们相信是平等的，如果不从法律上给强大者戴上镣铐，那么弱势的群体的基本权利都可能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被剥夺殆尽，阶级斗争也将因此而激化，原本稳定的社会将为人民革命的暴风雨所扫荡。

“社会权”也可被称为是积极的权利，它是对传统消极自由的彻底颠覆。社会弱势群体承认了自己在经济竞争中的失败，不再相信单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转而求诸于国家施加干预。他们不再要求政府远离人民的生活，而是要求政府给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物质支持。社会主义理论许诺社会主义国家将给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相应的受社会主义理论影响的现代宪法做出承诺：国家保障公民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国家提供免费的教育，国家对失业者加以救济，国家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少数民族这些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社会权”的实质固然有督促政府努力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意思，但是由于这一切都不可能有硬性的标准，这一切都需要发达的经济和高额的财政收入作为依托，所以它更多扮演着政府的统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角色，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就这样主动的一只脚踏入了私法自治的市民社会，并且使市民社会的私法随着宪法的理想而改变。但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没有放弃市场经济制度。自生自发的秩序依然强大，蕴含着人们理想的宪法必须正视整个国家的市场是无法操纵的这一现实，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的进入是有节制的，它只是使资本主义的私法显得不再那么的“裸”，并非彻底的取消自治的私法。在更多的场合，宪法和私法的关系，一如近代时期那样，井水不犯河水，并且宪法保障私法自治。

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宪法的至上，是宪法和私法相互妥协而不是宪法完全政府私法的结果，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宪法虽然在面对私法的时候可以强硬的贯彻自己的一些理想，但是依然不是在所有领域的至上，现代资本主义宪法绝对不是万能的神，它依然要尊重自生自发的私法。这种尊重，就是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尊重。

（四）社会主义宪法是如何至上的

当代中国的法学家在否定公法私法的划分的理由之一是列宁的反对。梁慧星先生正确地指出，列宁说民法不是私的，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本质和作用”，43熟稔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人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对市民社会完全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完全不同，它针对市民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大胆的从根本上否定了自治的市民社会存在的价值。它的理念，是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清除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设计并建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一切都应当被纳入到政府的计划之中。因此，自治的私法在采纳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中国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的，民法这样的法律要么根本没有必要存在，44即使中国存在与私法规则类似的规范，也是“借鉴”这些规则而非承认或者捍卫。因此，如果按照乌尔比安的划分公法与私法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确实也没有什么私法，中国的法律都是公法。

当代的许多法学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有很多有关经济制度的规定颇有微词，认为这种规定让中国宪法丧失了作为法的特点，殊不知，相对于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对经济制度的规定才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之所在。早年的中国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当要求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股份公司，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是要领导经济建设，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该报告，从十个方面概括了整个社会的各类主要矛盾，全面阐述了共产党的政策，并进而提出了政府（党）要作的工作-“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5这样的国家，经济与政治已经融为一体，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宪法才要规定经济制度，如果宪法不反映这些内容，宪法就是不完整的，它无法反映中国的国体，无法反映这个中国的真实面目。

总而言之，正因为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宪法才要以三权分立、公民权利（消极的权利）为重心，处处防止政府对市民社会的介入；正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宪法才要以经济制度为重心，处处强调公有制的不可动摇，强调国家的对社会的义务。两种宪法，因为出发点完全不同，所以重心也不相同，但却反映了相同的立宪思想，即用宪法来捍卫根本国体。社会主义的宪法，也因此而强调宪法至上，或者说，宪法所确立的制度至上。中国政府在很长时间，一直在忠实地贯彻着写入宪法的制度。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至上，是建立在抛弃了市场经济，抛弃了私法的基础上的宪法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实践的结果如何，已经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五）小结：

总而言之，当面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自生自发的私法的时候，被认为是至上的宪法并没有足够的底气向私法叫板。宪法至上，只能是在立宪者选择避开私法，不和私法冲突的领域或者根本抛弃私法（后者已被证明是死胡同）的时候才能实现。所以，说宪法仅仅是一部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部门法，在这个部门的诸法律中有最高的地位，也不能算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这不过是对现实勇敢的承认罢了。

四、当代中国的宪法难以至上

按照流行的说法，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人们认识到原来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力，便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重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重新让私法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便是中国私法重生的标志。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鼓吹宪法至上了。人们也开始迷茫了。

宪法至上要求宪法要具有稳定性，要有权威，因此宪法不能像草稿纸那样被人胡乱涂写，但是现实却是，几乎每一次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紧跟着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会弄出几条宪法修正案修改原来的宪法。20年里宪法被修改了3次，而与此同时，民法通则根本没有修改，刑法也只被修改了一次。宪法学家们因而对宪法被频繁的修改而痛心疾首，说宪法就这样丧失了权威。

但是，宪法如果不修改，又怎么能至上呢？曾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宪法一次次违反的过程，事实也确实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第六条第一款）但是早在1979年三部与外资有关的企业法颁布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存在事实上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按劳分配了。这个现实，直到1999年宪法被修改的时候才被宪法承认，修宪者增加了一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从而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承认实质上属于剥削的“多种分配方式”，不过，违宪的状态已经持续了17年。还有更著名的例子。1982年宪法以毫无变通余地的口吻号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这一条就被变通了，土地使用权以出让的方式开始被转让了，并且这种转让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这种变通是裸的对宪法的否定。可是，如果不否定宪法，那么深圳或者其他城市就没有办法发展了，更不可能有房地产开发这样的产业。所以政府毫不犹豫的就违反宪法了。直到1988年宪法第一次修改的时候，全国人大才急忙抛出了这样的修正案“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宪法第二条修正案）。

前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的宪法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摧毁的基础上的，当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重建市场经济的时候，宪法自然对新的环境水土不服，与重建市场经济的进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经济改革“只争朝夕”，改革者拼命想把浪费的几十年光阴补回来，于是就不断的违反宪法了。幸好中国没有建立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体制，不然中国的改革一项都进行不下去，只能慢慢的让历来没有什么工作效率也不可能也不敢太有效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而且，先修改再改革的路是行不通的，邓小平说得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者哪能有先知先觉，预料到现行的宪法需要做什么修改，或许还会越修改越糟呢。

这种对宪法的违反和不断的修改，实际上是符合那些呼唤宪法至上，对中国宪法不断被违反和修改而痛心疾首的人士的根本利益的，这些人士往往是接受了西方政治法律观念的洗礼，内心里向往市场经济的。他们所呼唤的宪法至上，是要捍卫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并不是让宪法中的那些经济制度至上下去。他们之所以痛心疾首，仅仅是因为这些内容都是绑在一起的，频繁的对一部分内容的违反与修改，或者如天方夜谭般的宣布宪法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宪法的某些部分可以至上，其他部分不可以至上，都会损害整个宪法的权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所以，当代中国宪法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宪法典本身。我们无法预料未来的改革还会修改的宪法那些部分，未来的改革还会有多少次粗暴的违反宪法。我们也无法确知什么时候这个宪法才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或许，永远也不能树立起它的威信，因为，它当初根本不是为市场经济社会所制定的，它所设计的社会，是反市场经济的全新的社会，而现在市场经济应该已经成了中国注定要走下去的路。

五、结论

“宪法至上”原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经过细致地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宪法本身特性的局限，“宪法至上”原则并不能对所有法律与行为都有效力，宪法至上原则只能适用于有限的领域，在宪法可以管的到的，人的智慧可以设计的领域发挥它的作用，宪法才能心安理得地说于宪法抵触的法律当然无效。在更为广阔的私法调整的领域，宪法至上原则更容易受到质疑，而不去理会质疑，非要用宪法政府私法的实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过。

宪法的工具价值就是它可以确定一种较为安定的政治统治结构与政治秩序，给宪法添加其他不切实际的功能只会让宪法因为这些功能的四处碰壁而丧失权为最终丧失宪法原初的功能。总之，在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的中国，再让宪法主动地介入私法统治的领域是不明智的，回归到近代宪法的原初状态，让宪法扮演一部修改难于普通法律的，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这个部门的法律这样的角色，可能更有利于宪法的作用的最大发挥。毕竟对一个领域的精耕细作往往要优于对各个领域的浅尝辄止。

如果我们真的要让宪法至上，真的要让一个国家走上良好的治理模式，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给宪法“除魅”，让宪法走下神坛，承认宪法作为统治工具的真实性质，抛弃对宪法的信仰与推崇，认真地研究如何使用宪法，或者，即使宣布宪法神圣，也要把这种神圣当作使宪法工具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利用的一种手段，因为，虽然政治是容不得理想的，但是披上理想外衣的实用主义确实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让宪法至上与其他美丽的口号都用来作为我们实现宪法价值的手段吧。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带着功利主义的目的，去改造我们的宪法。

注释：

1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师王磊语

2如果我们在著名的搜索引擎中搜索“宪法至上”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搜到355个相关的网页，其数量虽然不能与包含了sex的网页的数量（61，200，000个）相提并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这355个网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代言人的声音，可见“宪法至上”已经不再是精英们保有的概念，而成为大众关心的问题。“宪法至上”原则之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3事实上，在联邦宪法颁布之前，北美的许多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宪法。

4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见《美国法典》，页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5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一期。

6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美国宪法），页4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7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美国宪法），页4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黑体符号为引者所加。

8我这里借用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权、治权二分法的概念，个人认为，孙中山的分类还是很精当的。

9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美国宪法），页4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10这是我个人依照马歇尔法官的行文对马歇尔法官的思路做的猜测，马歇尔法官在判词的倒数第三段强调了“宪法被首先提及（theconstitutionitselfisfirstmentioned）”，然后在倒数第二段用了“合众国宪法的特殊表述……（theparticularphraseologyof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这样的措辞，按照一般人-例如我-的理解，就会得出马歇尔作出宪法地位更高的判断的理由是他认为立宪者首先提及了宪法。

11宪法学者王磊在其著作《宪法的司法化》中指出，“当代实行的成文宪法国家都肯定了宪法至上的地位，我国现行宪法也不例外。我国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没有确立宪法的这一地位，只是在1982年宪法序言里首次予以肯定”，见王磊：《宪法的司法化》，页3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12See：JEANBODIN：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ChapterVIII，ConcerningtheSovereignty，abridgedandtranslatedbyM.J.TOOLEY，BASILBLACKWELLOXFORD，downloadedfrom.

13W.Ivor.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法与宪法》，页9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一版。

14威廉·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页3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15当然，这一原则在当代已经被突破，欧洲的某些条约在英国成为法律后，对未来的议会是有约束力的。

16威廉·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页3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17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页1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重排版）。

18从这个案子

19相关报道见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国大延任案始末”.tw/report/assembly/assembly.htm

20沈宗灵：《比较法研究》，页11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21沈宗灵：《比较法研究》，页12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22梁彗星：《民法总论》，页34，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版。

23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24比方说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在整个社会看似无序的背后，却也有这样一种秩序，例如：那些被称为“大帅”的人享有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军队。军队能够杀人，所以不要得罪军队，或者自己组织一支军队。

25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26哈耶克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解释“自生自发的秩序”，见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章，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27刘思达：从秩序到失序：北大校园占座问题的法社会学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研究”频道论文论著栏目。（/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2298）

28J.OrtegayGasset语，转引自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页18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一版。

29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北大图书馆的占座规则，并不被所有人遵守。随着教育的产业化，北大招收了大量有权利使用图书馆的在职研究生，这些人是“破坏”图书馆占座习惯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也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因为数年工作的阅历使他们的性格同普通学生大不相同，普通学生认为丢人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并不过分，普通学生认为合理的事情，比方说占座的习惯，在他们的眼里却并不合理（合乎于他们的利益），可以说，相对于普通学生，他们就是外来者。外来者打破传统并引起当地人的敌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学者专门对此加以研究，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匪徒（bandits）》，在分析匪徒的成因和当地人对匪徒的暧昧的感情的时候，着力分析了外来的对传统秩序的破坏。这本历史学著作对于与法律社会学及相关学科有关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匪徒》，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第一版。

30北大图书馆针对某些人对占座的投诉，创制了一套规则，彻底否定了占座习惯，它在道德上优于自发自生的占座习惯，但是却非常的复杂与繁琐，大大增加了所有图书馆自习室使用者所要付出的成本，自然，这套规则遭到了许多人的抵制。但是被创制出来的规则的危害在于，因为它同习惯不同，却又是合法的机构制定的规则，因此有的人便以此为依据对抗被事实上宣布为非法的仍被人们认可的习惯，这边造成了混乱，有的场合是习惯让位于被创制出的规则，有的场合则是被创制出的规则让位于习惯，秩序消失了。

31法国的各部宪法产生于历次革命，日本的宪法则基于倒幕战争和彻底变革社会秩序的明治维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如19世纪君主专制时期的普鲁士、奥地利的宪法则多少都受到19世纪欧陆历次革命的影响，甚至是革命的直接产物-君主为了防止革命再次发生而立宪。20世纪的各国宪法的产生也往往同革命相联系。

32如果这一制度的设计真的成功的话，那么美国就不会遭受血流成河的内战了。

33例如孟德斯鸠在撰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把英国的政制作为楷模。

34这又是一个哈耶克的概念，参见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第一部分，自由的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一版。

35例如美国的汉密尔顿·华盛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诸多革命领袖，多可以被划入“资产阶级”的阵营。

36例如各种经济法、行政法。

37杉原泰雄著，吕渠涛译，肖贤富校：《宪法的历史》，页8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38查士丁尼著，张启泰译：《法学阶梯》，页，出版社，年月，第版。

39杉原泰雄著，吕渠涛译，肖贤富校：《宪法的历史》，页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4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现代化并非一个褒义的概念而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41例如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国的运动以及各个国家大量存在的伴随着政治要求的工人运动。

42转引自杉原泰雄著，吕、渠涛译，肖贤富校：《宪法的历史》，页1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43梁彗星：《民法总论》，页35，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第二版。

44例如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整个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体，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社会主义下的分工合作，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变成了零星的个别的现象，仅仅存在于日用消费品等有限的领域，这个时候成文的民法典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维持社会运转秩序的是政府的、党的各种“红头文件”了。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宪法宪法原则宪法原则的特征

宪法是国家权力的委托书，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原则是人们对宪法制度、宪法价值、宪法规律认识的集中表现。为了能够合理地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产生了宪法观念和宪法价值，在长期的实践中，从思想上和制度上确定了人们建立政治国家，赋予国家机关权力的同时又防范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通过立宪来制定分权制衡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的。

一、宪法原则的基本内容

宪法原则的内容和范围在宪法理论研究中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人们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是被公认不可或缺的两大原则。人民原则是一切宪法原则的逻辑起点．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的本体地位，解决了国家权力来源问题，说明了国家权力来源于民、受制于民、服务于民的政治理念。宪法里有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这一对基本矛盾，公民权利是目的性内容．国家权力是手段性内容，以公民权利为终极价值目标。

二、宪法原则的特征

宪法原则是确立宪法制定认知宪法：规律中所体现的宪法价值，它是宪法的规则的“边界”。它是宪法原则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抽象，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可以从其“实然性”、“应然性”和“实践性”等多角度来观察和研究。

(1)实然性。从“实然”的角度研究宪法原则的特征就是是从事实的角度观察宪法原则特征所指引的宪法价值判断，从事实层面来看：①本源性。宪法原则不仅是所有法律设立的基础和形式宪法是否合理的最终判断标准，而且是一个国家制定宪法、实施宪法以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国家的终极依据．并以此基础所生成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制度的根基。②抽象性。宪法抽象性侧重维护宪法形式和精神内容，它是宪法稳定性的前提．它一般不预先设定具体的事实状态，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明确法律后果，它是从广泛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纲领性规则，大多数宪法原则蕴含于宪法规则之中，是人们抽象思维的结果。③政策性。我国的政权组织原则是“议行合一”．国家权力统一于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实践中．特别是修宪过程中显示其特点。

(2)应然性。从“应然“的角度研究宪法原则特征是从没有对应的客观现象而存在的，一种纯粹的宪法价值设计，从而指导现实事实并受其检验的价值判断，它与事实状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①至高性。人民意志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而政府有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法律具有至高性，才能保证人民意志的实现，否则就是空的。所以没有法律至上，难以保障人民意志至上。在由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准则体系中，宪法原则处于最高的层次和地位。②稳定性。宪法原则是宪法思想和价值的体现，在宪法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宪法条文变化而改变，宪法的稳定包括一国宪法的稳定和一部宪法的稳定，它是宪法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权威赖以建立的基础。③普适性。宪法原则应当统率宪法规范的所有内容，渗透于制度的各个方面，任何立宪国家在立宪和行宪过程中都应遵循宪法原则，否则就是虚假的宪法和。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所有权利用保护宪法宪法原则

在人类降生之初即懂得利用自然资源来维系生存，但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实施相应的行为。随着人类理性世界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于是，关于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就在人类理性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理念。人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提高，方法的日新月异，大量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开发利用的活动中被消耗，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难以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挥霍自然资源，因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于人们的思想中逐渐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便向人们传统的关于如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观点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理论也应运而生，相应的学说、名称，甚至相关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出现，诸如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等等。这样，在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就有了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个基本的人类思维理念。在“民主与法制”和“依法治国”这一规范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总原则下，人们又提出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这样，便就先后将自然资源归谁所有，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纳入到了宪法和环境法理论之中。在当今社会的法律制度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上述这些基本思想和主张即已成为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

然而对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目前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对“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和主张产生异议。他们从科学的发展观和法治观出发来阐明观点，认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及其思想观点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极为不适当的。于是，在有关人类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还是应当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那么，什么应当是明辨是非的标尺和准则呢？上述这些观点反映到如何进行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在立法界同样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立法工作，不但不利于立法工作，甚至会对整个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带来不好的后果，最终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亟待人们来探讨和解决的大问题。

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整个法律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法律规范体系是以宪法为最高原则的，由于宪法在整个法律规范系统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其他法律规范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因此而被赋予“根本大法”的称谓。它的这一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是人们对人类历史甚至法制史经验总结的结果，是由宪法的产生过程和内容，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程序的复杂性、权威性等决定的，一切熟悉法律制度的人们无不知晓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之下，其他法律规范是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延伸和扩展，即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具体化。它们必须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其做出相应规范的基础和指导原则，甚至它们的立法方法也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也同样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以宪法为其做出规范的原则和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制度普遍适用的原则，在成文法国家表现的尤为鲜明。作为成文法国家之一，我国的制度也自然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因此遵循宪法原则，也是向一切从事自然资源立法及管理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人们提出的要求。所以，有效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以严格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为前提的，而要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宪法关于规范自然资源的基本指导原则。在这样的思考下，笔者以宪法为准则和立说的基础，结合对我国立宪史的简单回顾，并在引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宪法中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做出归纳，提出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从而说明如何对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做出正确法律规范的结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不尽详细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新中国建国后于1954年制定宪法，这部宪法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首次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宪法原则。其中就有对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这部宪法制定后，到目前为止经过了三次大的修改，分别为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此外，还经过了数次小的修改。从1988年起，即以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到目前为止已有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个修正案，宪法修改已进入规范化程序的轨道。到目前为止，宪法制定与修改的历史过程已经延续了近50年。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问题，在1978年和1982年两次大的修改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已经基本确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宪法的这个基本原则：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它的变化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就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认识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原则规定的演变过程

在1954年我国制定宪法之初，即将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写入其中，第6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这一条明确地对矿藏、水流，以及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属问题做出了规定，即归全民所有。第8条第1款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规定，表明了国家在明确上述资源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承认农民对部分土地的所有权。1975年对宪法作第一次修改时，由于单纯重视适应“”的需要，没有顾及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因此未对这个问题做出改动，保留了宪法第6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1978年修改宪法时，对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略微做出调整，即在原第6条有关资源归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内容中，将“其他资源”改为“其他陆海资源”。这一修改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它首先改变了我国宪法中对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未做出明确规范的状况，明确了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避免了由于我国海洋资源权属不清而引发的争议。按照这一规定，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一切海洋资源，包括一切海域、海岛、海礁和滩涂，以及海洋中的各种生物资源、矿物资源和海水等均有了明确的权利归属，即为国家所有。1982年的宪法修改，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修宪活动。这次修改，对宪法的内容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调整，其中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也同时做出了历史上最大的改动。这次修改后，宪法除明确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而且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内容做出了相应的增补。但却将1978年明确的“其他陆海资源”的文字表述，用一个不十分明确的“等自然资源”的文字表述方式所替代。虽然这个表述对我们未来规范空间资源和极地资源[①]留有余地，但却使原已清楚的海洋资源的权属问题，变得有些不明确。由于在这三次大的修改期间或之后所做出的几次小的、局部的修改，均是专项的或者以修正案的形式就专门问题做出的修改，所以未就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做出调整。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问题，主要是体现在宪法制定之初和1978、1982两次大的修改之中。

从以上对宪法制定和修改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从时间上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1982年修宪以前，由于历史和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我国宪法着重于对自然资源权属问题的法律规范，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及保护等问题未能做出规范；1982年修宪期间，由于人类对利用自然资源认识的不断提高，一些思想和理念必然反映到我国的制度之中，使得这次修改后的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增加了有关利用和保护的内容。1982年修宪之后，直到目前为止，基本确定了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以下让我们对这一原则的全部内容做进一步清楚的认识。

（二）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从以上对我国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宪法从1982年那次大的修改后，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就基本确定下来，其内容主要包括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关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关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三个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内容。为了对这些内容予以更加清楚的认识，以便切实全面、准确地把握什么是我国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我们以以下两个条款的内容为主做出认真的分析研究：

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根据以上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做出这样的归纳：

1.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利归属问题。从以上宪法的两条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自然资源权属问题的原则规定是较为清楚的，即没有明确规定私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二是集体所有。对此需要把握的原则有这样几个，其一，矿藏、水流和城市的土地为单一所有制形式，即归国家所有；其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为双项所有制形式，即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其他的均为国家所有；其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但国家对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的均为集体所有；其四，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其五，有关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一个需要予以特殊说明的问题，从上述两条的规定中可以做出这样的认定，有关其他自然资源即宪法条文中“等自然资源”的表述归国家所有，第9条第一款的第一句话即表明了这样的含义，而且集体所有的资源均是做了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除此以外的一切资源，包括宪法中未列明的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均应归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其他自然资源”，包括人类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资源。

2.关于利用自然资源的宪法原则问题。宪法第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是宪法关于规范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基本的原则。其含义应当包括两个，其一是对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利用；其二是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和繁衍，主要是以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和源泉的，离开了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我国宪法遵循了人类依赖自然资源生存和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内容予以规范。根据宪法的上述规定，对我国自然资源必须合理利用，因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由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3.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宪法原则问题。如前所述，宪法并没有对自然资源从整体上做出保护的规定，对“保护”一词的使用仅限于针对“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即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一宪法原则也是十分明确的，对于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不得利用，而强调保护。对于“珍贵”一词的具体含义，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为珍稀、濒危的物种。

4.关于国家有权征用土地的宪法原则问题。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一条款的规定，可以视为对土地权属问题规定的补充。实际表明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相对的，国家所有权是绝对的。但国家对土地的征用不是随意性的，也必须依法进行征用。关于如何征用土地的问题，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政府的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里不作过多说明。

5.关于禁止破坏自然资源行为的强制性宪法原则问题。在前述宪法做出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珍贵动物和植物规定的同时，还对禁止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做出了强制性的要求。第9条第2款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是在明确了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提出有关正确对待自然资源的基本要求的同时，附之以强制性条款加以保障，保证有关自然资源权属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动物和植物规定的宪法原则的实现。因此也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即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制，以保障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根据这一宪法原则，我国的刑法明确做出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尽管这个名称有些不十分准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其目的和作用是较为清楚）的规定，民法通则及相关的环境法律也对侵占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责任。

以上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认识宪法确立的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二、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几个原则问题的理解

在前面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在尊重宪法精神和原意的基础上，依据宪法条文的明确表述，对其所确立的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做出了一般性说明，即对宪法规定的这些内容的含义做出了简单的分析、认定。并未能从更深层次上对宪法上述规定中的一些内容，以及从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就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问题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根据宪法的精神，正确地运用宪法原则来规范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对宪法关于“等自然资源”规定的理解

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我国宪法的规定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这里不对全部内容予以探讨，仅就其中关于前述规定中，如何认识其他自然资源即宪法中关于“等自然资源”表述的理解问题，做出必要的探讨。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不够统一，也就因此对有关这类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议。这里特别以我国的海岛和海礁为例，予以说明。所谓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如前所述，应当包括人类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两大类。对于已发现的其他资源，应当包括我国的海岛和海礁。关于我国岛、礁的权属问题，由于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文字表述，因此，有一种人们对海岛、海礁权属问题的认识较为混乱，有的认为海岛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有的认为海岛归其所在地方所有；甚至有人认为海岛归个人所有。由于这些观点的错误引导，致使我国的一些海岛被违法出让给个人，这样的事实已经见诸于报端。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沿海地方政府将海岛认定为地方财产，甚至一些个人，将海岛占为私有，随意炸岛、炸礁，改变海岛的自然生态结构，致使我国的一些海岛资源和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上述的观点和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将海岛和海礁视为独立的资源种类，像山岭、滩涂、草原、荒地等资源一样，在法律规范及法律制度管理中，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资源类型。只是它与上述这些资源不同，其所有权为单一性的，必须归入宪法未予明确的其他自然资源即“等自然资源”之列，而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宪法关于“等自然资源”的含义是较为明确的，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逐一点清了哪些是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在此之外的，均不应属于集体所有的资源；其二，未予明确的资源，应当包含在“等自然资源”的范围之中，完全属于国家所有，海岛、海礁即属于未予明确的自然资源，应当包括在这个“等自然资源”范围之中。因此，对于宪法未予明确的自然资源，以推论的方式认定为宪法已明确点出的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范畴之中，因而将一部分海岛划归集体所有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实际上是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当然，为了使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更为清楚和明确，避免引起人们的争议，在适当的情况下，对宪法第9条做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即将海岛、海礁的权属问题加以明确，则是十分必要的。

（二）如何解释现实情况下，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然资源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中出现了私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资源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和对野生植物的培育问题上。这因此向人们提出了关于如何将“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这一事实，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的问题。宪法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即不承认私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的平衡，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及有关的行政法规中，明确了可以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对野生植物进行培育的问题。以致形成了在实际情况下私人占有、处分，甚至使用和收益经其自己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的现象。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并较为普遍。这也就因此引出了对这些经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资源的私人所有权是否违反宪法原则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宪法的原意做出全面的理解。宪法在原则做出自然资源两种所有制规定的同时，在第8条第一款中规定：“……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根据这一规定，对于经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资源如何确立权属问题，我们有两个考虑：

其一是将这种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活动，纳入到宪法规定的经营、饲养自留畜的范围-这种经营、饲养中，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留畜的含义。按此推论，也应允许驯养繁殖者和培育物种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一部分或全部经其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但必须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为前提。

其二则是宪法应当补充完善的问题。如果按照现行宪法的原则，根本否定私人对自然资源包括上述经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的所有权，那就不能认定驯养繁殖者和培育者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部分或全部经其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但如果这样认定，就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即会影响集体或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积极性，同时对于现实问题也难以说明和解释，存在的问题也难以处理和解决。为此，应当探讨如何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所有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前述问题予以充分的考虑，做出科学、合理的规范。对此，建议对宪法第9条的有关规定予以补充，明确规定，经法律规定允许私人驯养繁殖和培育的物种，其部分或全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或者所有权归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者所有，但经国家委托进行驯养繁殖和培育物种的行为人不具有这样的权利，或者有限制性的上述权利，以作为我国对自然资源所有制基本制度的一种例外或补充；也可以依照宪法第11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如何理解规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活动的宪法原则

宪法第9条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将该条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在有关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问题上所确立的原则是十分明确的，即对于自然资源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利用”，不是禁止利用；对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予以“保护”，不得利用；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明确规范。对此，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理解和体会：一是关于为什么宪法使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没有使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表述；二是怎样理解“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含义；三是为什么宪法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规范。

1.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如前所述，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基础，人类只有利用自然资源才能维系生存和发展，因此不能禁止人类使用自然资源。但耗竭性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持续利用资源的问题，因此宪法做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但宪法没有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这是因为保护自然资源的含义中包含着禁止使用自然资源的意思，如果宪法做出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就是禁止或者部分禁止人类使用自然资源，这与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和需要是相矛盾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应当是在维系生态平衡，保障资源永续利用的含义下提出的。在某一类资源由于人类和自然力的长期破坏或消耗已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人类进一步利用这种资源就可能造成在局部地区这一资源的灭绝，进而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因而就应当提出对这一资源的保护，而禁止使用这一资源。同时，为了保护自然资源，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懂得了利用替代资源即非耗竭性自然资源或耗竭性自然资源中的可再生资源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道理。对于这种资源我们的观点是提倡利用而不是保护，但这种资源同样包含在资源的总概念中。如果简单、笼统地提出保护资源，就等于限制，甚至禁止对非耗竭性自然资源或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为了保护生态平衡的需要，在某一自然地理区域内，当一种物种的数量足以对其它物种的生存、发展造成危害的时候，人类就要对这种物种充分地利用，以避免这种物种给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只是有关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结论。因为就我国物种的整体情况而言，任何一种物种都不能达到因为数量过于充足，给其它物种的生存造成危害（外来物种入侵的情况除外），而可以充分利用的程度。但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补充说明，为什么不能一味地提出对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味地提出保护资源的概念是不正确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需要，只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针对特定的物种提出。所以，宪法没有做出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而是做出了上述的规定。只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对珍贵动物和植物予以保护，才是明确的宪法原则。“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既可以满足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又有利于保障对自然资源的有序利用和持续利用，也是对自然资源最有效、最实际和最适当的保护。

2.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应当怎样理解宪法关于“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深层含义。我们体会，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应当避免由于利用一种自然资源而污染和破坏另一种或多种自然资源，甚至造成环境资源的退化，生态的破坏；如开采矿产资源的同时，应当避免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的破坏；利用内陆水资源避免对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和物种等资源的破坏；利用土地资源避免对水资源、海洋资源和物种等资源的破坏等。同时，应当禁止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要对耗竭性自然资源中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加以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其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以国家的有效保障为前提的。这种有效保障又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应当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确立自然资源的价格体系，建立自然资源资本市场，将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以最低的资源成本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最低的自然资源资本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第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综合法律规范和管理体系，以协调的法律规范来保证对和谐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而目前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人们在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错误引导下，自以为是地将和谐的自然资源分割、孤立开来，以他们各自为政的狭隘思想，将统一和谐的自然环境割裂的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我们迫切需要依据宪法的原则，建立和谐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体系和机制。

第三，依据宪法的原则，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司法保障系统，用司法强制手段，制约违背宪法原则的滥管、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根据以上的认识，这里有两个建议：一个是进一步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宪法第9条中明确有关建立自然资源资本市场、价格体系和合理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的规定。另一个是依据宪法原则，制定综合性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律，或者进一步补充完善各项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完善刑法的有关规定，早日建立和完善有关的民事法律制度等。

3.关于第三个问题。在如何做出自然资源法律规范问题上，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经常提到“开发”的问题，在一些法律和法规中也明确地予以了确认。然而，宪法却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宪法在规范自然资源问题上没有使用“开发”的文字表述。对此，需要引起所有从事环境资源立法工作和理论研究者们的注意。宪法之所以没有对“开发”自然资源问题做出规范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开发”的行为不是一个具体的、单一的行为，而是行为的集合，或者称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行为。而法律的实在性决定了它是对具体行为的规范，以便明确责任。对于一个集合行为，法律是难以确定其责任的，必须是对每一个具体行为或者集合行为中的各个单一行为做出规范。法律的适用也是对单一行为或者众多行为即集合行为中的各个行为划分责任。由于“开发”的含义缺乏实在性，很不具体，十分抽象；也很不清楚，很不规范。每一个“开发”中都包含着大量不同的行为，因此，不便于从法律上对“开发”活动做出直接、具体地规范。这也应当是为什么宪法没有使用“开发”这个文字表述的原因。在科学和准确地使用文字的问题上，宪法为一切有关规范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做出了表率，确立了原则；也为人们应有的言行做出了清楚的戒律。

以上对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概括性的分析和说明。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从总体上讲是科学、明确和较为全面的，但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如前所述，关于海岛、海礁的权属问题，宪法没有明确做出规范，由于一些海岛处于领海基线上，为基点岛屿，涉及国家和领土完整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宪法的规定应当说是有缺陋的。对此，应当在适当条件下对宪法的有关规定加以修改和补充。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是清楚和较为全面的这一结论。宪法的有关原则规定，应当是所有从事自然资源立法、执法、司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人们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从事自然资源利用、保护、管理，以及从事相应法律规范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们，都应当深刻领会和严格遵循宪法的上述原则。

注释：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6篇

确保程序公正是我国司法界近几年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最多、感受最深的一个话题。在司法工作中落实程序公正的理念和法律规定。程序公正的法律概念在西方被称为正当法律程序。曾担任英国上诉法院院长的丹宁在《法律的政治程序》一书的前言部分有一段精彩的表述：“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一七九一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简单归纳一下，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启始于英国的自由大，完善于美国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二战之后，世界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和体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我国现行宪法中是否存在一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及如何理解这个原则所涵盖的内容？如果仅从宪法的文句表述看，的确缺少系统全面地表达正当法律程序的立法条款，但这并不能否认存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且是我国宪法先进性和人民性的表现。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总概括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第五条从相对应面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正式提出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正式确认了这一原则，而且是在这一原则之下派生出司法公平与正义，产生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和原则。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具有更加真实、科学的内容：首先，我国的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真实体现，立法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在宪法和部门法产生的过程中有严格的程序保障，人民有充分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渠道和机会；其次，严谨的法律体系，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完备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尤其严格而系统的程序保障立法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司法平台；最后，依法治国原则的确定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条款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等。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权保护原则，与世界各国史上所创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国宪法中体现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内容。美国宪法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其最初的含义也仅指的是一个程序性原则，即在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被剥夺之前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也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不涉及立法机关法案的实体内容。但在这一原则的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和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样两个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也就是说，合理的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提出主张、进行抗辩等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素。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剥夺了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我们认为，前者是程序法的范畴，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低层次的内容，是这一宪法原则发展初期所涵盖的范围；后者主要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范畴，尽管“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有程序性规定，但不影响它成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高层次的内容，是这一宪法原则不断发展后的产物。这两个方面完整地组合准确地体现了西方国家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全部内容。对我国宪法的立法条款进行比较分析，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主要体现在宪法中，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律条款主要体现在宪法体系下的部门法中，尤其是三大程序法以及相配套的法规中。

三、我国三大诉讼立法及配套法规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是在现行宪法的总原则下产生的部门法，其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款的内在联系都是很完整和协调的；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等配套法律法规更是部门法助有机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表明我国把建立一套完备的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建设的明确立场。在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中把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构成要件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程序的合法性，具体包括程序设定的法定性和程序运行的适法性，前者是指设计的程序必须通过法律规则加以明确，后者是指法律程序具有既定力和拘束力，程序的参与者（如法官或当事人）必须严格执行规则；二是主体的平等性，没有平等的主体就不会有程序的正当；三是程序的公开性，用目前司法界常讲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程序的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用英国的一句法律格言表述就是“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四是决策的自治性，这是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公法中的体现；五是结果的合理性，它是正当法律程序的逻辑性结论。从理论上讲，只要程序要件满足而且被严格遵守，结果必定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同意了程序，也就已经接受了最后结果；从司法实践中看，只要程序严格，证据展示在法庭之上，程序参加者充分行使了程序权利并遵守程序义务，裁判结果就应是公正而合理的。以这五点“要件”作为“对照点”审视我国现行的程序法，程序主体平等的原则及保障条款、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公开性、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的司法保障、法院审级的规定和司法终局的效力等，都以不同的侧面体现了正当司法程序这一宪法原则。

四、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得以实施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干涉；《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些规定确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法治与公正的程序是不可分的，如果把法治看作是良好的法律能够普遍遵守，那么法律必须通过一套公正的程序才能得到正确全面实施，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首先，程序公正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因为司法工作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各种矛盾和纠纷转化为一定的技术问题，或者是经过一定的司法技术手段通过一定的程序力口以解决。正当法律程序就是一切诉讼的“游戏规则”，追求程序公正是司法工作的首选目标。其次，实体的正义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实现。马克思在研究法律的程序和实体关系时说过：“审判程序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排除法官在适用法律上的偏向和恣意，才能为公正裁判提供基本措施。再次，程序公正可以有效地弥补实体规则的不足。比如证据法则主要是程序性规则，如果证据立法对有关当事人在民事案件中的分配问题以及证据的认定标准都作出了较系统完备的规定，就可以极大地弥补侵权法、合同法等实体法的不足，提高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感。最后，程序公正是司法具有权威性的基础。如何才能保障程序公正？答案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司法独立。宪法中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的全面实施是实现正当法律程序的最基本最有效的保障，司法独立原则是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基础。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宪法宪法原则宪法原则的特征

宪法是国家权力的委托书，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原则是人们对宪法制度、宪法价值、宪法规律认识的集中表现。为了能够合理地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产生了宪法观念和宪法价值，在长期的实践中，从思想上和制度上确定了人们建立政治国家，赋予国家机关权力的同时又防范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通过立宪来制定分权制衡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的。

一、宪法原则的基本内容

宪法原则的内容和范围在宪法理论研究中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人们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是被公认不可或缺的两大原则。人民原则是一切宪法原则的逻辑起点．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的本体地位，解决了国家权力来源问题，说明了国家权力来源于民、受制于民、服务于民的政治理念。宪法里有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这一对基本矛盾，公民权利是目的性内容．国家权力是手段性内容，以公民权利为终极价值目标。

二、宪法原则的特征

宪法原则是确立宪法制定认知宪法：规律中所体现的宪法价值，它是宪法的规则的“边界”。它是宪法原则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抽象，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可以从其“实然性”、“应然性”和“实践性”等多角度来观察和研究。

(1)实然性。从“实然”的角度研究宪法原则的特征就是是从事实的角度观察宪法原则特征所指引的宪法价值判断，从事实层面来看：①本源性。宪法原则不仅是所有法律设立的基础和形式宪法是否合理的最终判断标准，而且是一个国家制定宪法、实施宪法以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国家的终极依据．并以此基础所生成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制度的根基。②抽象性。宪法抽象性侧重维护宪法形式和精神内容，它是宪法稳定性的前提．它一般不预先设定具体的事实状态，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明确法律后果，它是从广泛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纲领性规则，大多数宪法原则蕴含于宪法规则之中，是人们抽象思维的结果。③政策性。我国的政权组织原则是“议行合一”．国家权力统一于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实践中．特别是修宪过程中显示其特点。

(2)应然性。从“应然“的角度研究宪法原则特征是从没有对应的客观现象而存在的，一种纯粹的宪法价值设计，从而指导现实事实并受其检验的价值判断，它与事实状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①至高性。人民意志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而政府有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法律具有至高性，才能保证人民意志的实现，否则就是空的。所以没有法律至上，难以保障人民意志至上。在由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准则体系中，宪法原则处于最高的层次和地位。②稳定性。宪法原则是宪法思想和价值的体现，在宪法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宪法条文变化而改变，宪法的稳定包括一国宪法的稳定和一部宪法的稳定，它是宪法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权威赖以建立的基础。③普适性。宪法原则应当统率宪法规范的所有内容，渗透于制度的各个方面，任何立宪国家在立宪和行宪过程中都应遵循宪法原则，否则就是虚假的宪法和。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诸多错误认识。其一是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当成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二是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民主集中制原则；其三是混淆议行合一制与民主集中制。这些错误认识不仅滞碍了宪法学，甚至也影响到宪法的权威。[①]因此，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归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应有之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

（一）“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而出现的。

首先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章程第5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基层机关或最高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由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选举）；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3、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格的党的纪律，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②]第3条的规定，明显有别于第一国际章程，集中色彩较浓。这反映了列宁的党建思想。早在1905年，列宁为了克服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志，就主张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在自己的刊物上一面坚持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也从未反对党内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③]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19项条件，其中第13项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④]因此，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党的意志。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说：“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⑤]二是共产国际建立之初，苏俄处于内战状态，党的中心任务是赢得战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7月，列宁在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号召：“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⑥]战争需要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列宁所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过“民主集中制”原则

国内许多学者误以为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甚至最严谨的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实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⑦]实际上马克思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造过程中，从未提及“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马克思更多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民主。因为无论是正义者同盟，还是布朗基四季社，都是主张以少数人的密谋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把这样的组织改建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其民主建设。1847年6月，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规定：全盟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区部、支部的领导人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领导人不适宜，可以随时撤换。[⑧]在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委托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准备了新版文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章程第3条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很明显，这一条规定的是民主选举，而非集中。那么总委员会是否是集中的机关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章程第6条规定“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⑩]实际上，马克思开篇就对制定章程的精神作了明确的表述，这种精神，不是民主集中制，更不是片面的集中。马克思写道“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而不是其他。即使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但也无法得出国际工人协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意图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将国际建成协调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889年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第二国际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第二国际不仅没有提及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甚至连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机构都没有成立。如果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英国党、法国党、荷兰党，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与信件中，怎么无法找到哪怕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字样呢？

（三）列宁在什么意义上将“民主集中制”引入国家制度

列宁不仅是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第一人，也是在理论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的第一人。但列宁是从俄国民族民主、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民族问题解决的角度论述民主集中制的。首先，俄国存在着深重的民族压迫。“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的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其次，列宁强调民族自决。他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宁说：”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民族自决权呢？”‘自决权’意味着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有一般的民主，而且特别不能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分离问题的事情。……无产阶级要求的是那种排除用暴力将某一民族强行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主“。[??]再次，列宁主张用民主集中制实现民族平等的联合。列宁说：”我们赞成有分离的权利（但不赞成所有民族的分离！）……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来说，我们反对分离“。[??]那么怎样解决民族自决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矛盾呢？列宁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单一制，而不应实行联邦制。但是为了俄国的统一，为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列宁认为”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除了从民族自决和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结构形式之外，列宁并不主张所有的无产阶级国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更没有说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就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列宁逝世之初制定的1924年苏联宪法和对后世社会主义宪法产生广泛影响的苏联1936年宪法，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所以我们不应把列宁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特殊做法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组织与活动原则的一般原理。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民主集中制”这一名词；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人们所广泛引用的马克思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有关文件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主张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说来，他们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建设，反对神秘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的一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从未在名和实上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要求各无产阶级政党，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篮图的勾画中，也没有涉及到民主集中制。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党建思想的一部分。列宁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主要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和小组习气。共产国际成立时，俄国又处于内战时期。

第四，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主要针对俄国特殊的民族问题，不具有普遍意义。列宁也没有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视为无产阶级国家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更没有上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没有写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

（一）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内涵

在我国，涉及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方面的著作多得不可胜数，但没有一本真正说清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典型的论述是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得到确立和贯彻。坚持这一原则，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论述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泛化的表现。[??]

实际上，同志很早就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准确地论述过民主集中制。早在19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过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21]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政体时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2]1945年4月，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准确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23]

我们认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意义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确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法学定解。概括地说：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政权组织”、“政权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第二，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是基础。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机关、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决定性方面，是基础。

第三，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集中地处理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行政事务，并以此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

第四，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统一的，这构成了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行政权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通过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民主。切不可将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

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二）议行合一制不是民主集中制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之所以误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议行合一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误认为马克思所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的。如吴家麟主编的《宪法学》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应当是‘议行合一’的机关。这里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比起巴黎公社来有所发展”。[24]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宪法教程》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兼管立法和行政’，即‘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不仅继承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而且也有所发展”。[25]魏定仁主编的全国自考教材《宪法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认的是权力的统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原则由巴黎公社所创建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充实和具体化”。[26]许崇德、何华辉二先生在所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中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政权组织与活动的指导原则。[27]

我们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度，这种制度与我们今天所描绘的民主集中制并不一致。议行合一制实行的是立法与行政的合一，而民主集中制则不是。

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

马克思认为，1871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巴黎公社是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新型人民政权，是实行人民普选制、人民代表随时撤换制、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工作机关”。[28]“巴黎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9]公社由巴黎各区无产阶级直接选举产生的86名代表组成的公社委员会行使一切权力。公社委员会有权通过一切法令，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同时直接执行，行使行政权和审判权。公社委员会虽下设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教育共10个委员会，但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公社委员既是人民的代表，又同时扮演政府官员的角色。他们既参加公社法令、决议、命令的制定，又组织执行公社的各项法令、决议、命令。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还直接领导该区政府的工作。所以公社委员会集立法与行政为一身。对此，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有生动的描述。“我们每个人都兼任某个委员会的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别负责管理公共教育、军事、物资、外交和治安等，领导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就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区长和民事官员，负责管理各自的区。我们中很多人还在国民自卫军中担任指挥，……”。[30]因此，巴黎公社的公社委员会成员既是代表机关的成员同时又是执行部门的领导者。他们既负责制定法律同时又“亲自”负责执行法律，因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议行合一。

那么巴黎公社为什么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巴黎公社是在炮火中成立的。公社成立时，巴黎的一半以上在代表封建势力的普鲁士占领军的占领之下，而代表反动资产阶级势力的梯也尔政府则盘踞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也就是说，巴黎公社一诞生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事实上巴黎公社也仅存72天。“的确不应该忘记，公社刚刚组成，就遭到凡尔赛分子无情的打击。公社成立还不到一星期，一场内战，一场立即变得惨无人道的野蛮战争，一场可以和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教派相比拟的战争，打破了精神上的稳定……”。[31]“针对特殊的形势，当然应当用特殊的措施来对付；而针对新的，或许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同样应该找到新的，史无前例的措施”。[32]这种措施就是议行合一。在严峻的形势下，虽然“议”也很重要，但“行”更为重要。在公社存在的72天里，军事斗争始终处于第一位，有许多公社委员本身就是军事指挥员。而军事斗争需要把执行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第二，巴黎公社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自治政权，管辖范围有限，人口不多。“巴黎在宣布公社自治时，想的是什么呢？”“人民在3月18日宣布，必须跳出邪恶的圈子，根除弊端，不是交换主人，而是不再要主人；人民看清了真理，看清了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人民宣告了巴黎公社的自治和公社的联邦”。[33]自治的巴黎公社治下的人口是有限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说，选举公社委员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可以说这23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34]管辖范围仅限于巴黎和人口数量不多，使得巴黎公社有条件实行议行合一。

第三，卢梭的人民学说和1793年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尽管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但它深受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人民学说和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卢梭实际上是第一个阐述议行合一的思想家。卢梭认为，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表。他反对权力分立，认为最好的立法者就是人民自己，而立法者比任何人更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所以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不仅是立法者，而且还是执行官。[35]卢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93年的雅各宾派宪法就是对卢梭思想的实践。在宪法的序言，即新《人权宣言》中，删去了1791年宪法《人权宣言》中体现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第16条，而按照卢梭的“权力不可分割”的思想，写进了第25条：“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1793年宪法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规定设立立法议会和执行会议。立法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议会产生并领导执行会议。执行会议必须根据立法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行使权力。

从本质上说，雅各宾派宪法是一部集权宪法，它带有议行合一的色彩。直接影响了巴黎公社。阿尔蒂尔·阿尔努在《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说，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中，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自称革命的雅各宾派”。[36]“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1793年巴黎公社的继续”。“在革命的雅各派内，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成员和主要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闻名的人物”。[37]因此，巴黎公社在组织与活动上，采取与雅各宾派宪法相类同的议行合一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公社失败后不久，坚定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就对公社的议行合一提出了批评。“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没有片刻可以冷静地思索以避免考虑不周”。[38]由于每个公社委员既要开会议事，又要兼任某个委员会（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的工作，同时还是区长和民事官员。“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39]阿尔努认为，不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周到设计，而是包办代替思想、集权思想是形成议行合一模式的原因。“支配绝大多数公社委员会的集权思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思想使他们以为自己不但无限忠诚，而且有无穷的精力；为了把一切做好，应该一切都由公社包办”。“通过实践我发现这项措施存在严重的弊病”。[40]

因此，议行合一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好形式，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明证。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巴黎公社当成无产阶级的“唯一形式”，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肯定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主要由于这种制度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的目的”。“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经被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41]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真正的民主。只要有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目的”的原则、制度、方式出现，不管是不是议行合一制度，就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从努力实践议行合一到放弃议行合一也说明这一制度的欠缺。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喊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型国家的再造，是民主制的最好形式。他主张“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42]应该说，列宁是高举巴黎公社旗帜的，在十月革命前，一直主张要按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原则建立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仍力求在国家政权机关建设中体现议行合一原则。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仿照巴黎公社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苏俄宪法第32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的指导工农政府及全国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活动。统一协调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负责执行。第36条规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各部（各人民委员部）中工作，或执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特别委托”。1924年苏联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议行合一原则的集权性质，使得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快出现了背离民主原则的变化。具体说来，第一，从人民直接管理制转变为政党代表制；第二，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一切权力归政治局；第三，由苏维埃民主选举制、罢免制转变为党的委任制；第四，从独立的人民监督权转变为从属于国家监察机构；第五，从强调革命法制转变为赋予肃反委员会以特殊权力。[43]尽管此后的苏联1936年宪法完全摒弃了议行合一原则，但议行合一带来的集权影响没有消除。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宪法内涵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代表集中人民的意志，议决国家大事，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集中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法律。它不同于既负责议定大事、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的议行合一制。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什么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张庆福教授在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一书中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宪者在制宪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在规定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时所遵循的根本标准”。“是调整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它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44]也就是说，一项原则能否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体现宪法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的始终，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

李龙教授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有如下特点：（1）能集中体现宪法的实质与宪法的价值；（2）决定宪法规定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具有宏观指导作用；（3）覆盖面宽，是一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45]

我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能总领宪法的精神，贯穿宪法始终，决定具体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宪法原则。它能左右具体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制定、适用和发展方向，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至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贯穿宪法的始终；第二，决定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范，而不是被决定；第三，代表宪法的发展方向。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具体的宪法原则，而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1982年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局限在国家机构。“世界各国宪法条文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不外是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国旗国徽和首都，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程序等问题”。[46]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只是宪法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对于决定宪法全部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能是一个具体原则。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人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所决定

1、人民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民原则也叫在民原则，是指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它贯穿宪法的全部内容，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某种意义说来，宪法是人民原则的产物。作为最高法，它与君主专制水火不容。只有承认人民的国家，才可能有宪法。

17、18世纪，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以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创立了人民学说。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状态中。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不平等，自然权利被践踏，于是人们相约组成国家，把自然权利交给社会，同时又从社会那里得到自由、平等和生命、财产权利；卢梭认为是“公意”的体现。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属于人民。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分割。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废除原来的契约，组织新的政府。

法国大革命后，人民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得到确认。[47]人民的第一要义在于承认属于全体人民。人民全体是的所有者，人民全体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第二要义在于承认政府为代表人民行使的机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是“人民的雇员（commisdupeuple）”。

从人民的要义来看，人民学说是政治假说。因为“人民全体（除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和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之外）是无法真正行使权力的，因此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是也只能是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的做法──代议制，，只不过是要求政府出自民选。人民行使也只限于投票选举。即令当选的人或机关在形式上代表人民全体，实际上也只是代表人民多数，……。”[48]何华辉先生认为：“人民应由人民直接行使，才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形式。由于近代和现代国家已远非小国寡民，国家的一切权力都由者直接行使确有困难，因而采用代议制度由者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表者行使权力，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49]这种政治假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被验证，不断被完善。它不仅成为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逻辑起点，还是人类崇高的政治法律理想。王世杰、钱端升先生认为，人民学说“虽属虚拟的理论，他的实际的效用，确属不可湮没”。[50]

这种实际的效用体现在宪法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在公民的权利自由方面，人民原则直接体现在选举权上，而选举权的真正实现，又有赖于公民的经济文化权利、平等权、自由、人身权利、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权利的实现。所以人民总括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在国家制度方面，无论是三权分立制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我国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首先就是人民原则的体现。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张庆福先生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人民原则的形式。“社会主义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民原则，而且还确认了实行人民原则的形式。这就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机关组织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它们都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受人民代表机关监督。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机关行使”。[51]因此民主集中制原则仅是宪法的一个具体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正确产生和正确行使权力的原则。一句话，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民原则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体现。

2、基本人权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的总和。[52]宪法所体现的是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是指人不可或缺的权利。一般的人权不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而基本人权必须由宪法规定。[53]宪法规定基本人权的形态各异。有的在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并以公民的基本权利表现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如战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宪法都采取这种表现形式；有的不显人权字样，只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表现基本人权的内容，如美国宪法、中国宪法等；有的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以其他法律来对基本人权具体化，如法国宪法等。基本人权还具有原则性、派生性，可以推导或派生出许多其他的具体人权。基本人权原则是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共有原则，贯穿宪法的始终。[54]

从结构的角度说，各国宪法千差万别，五花八门，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55]是宪法的基本内容。毋庸置疑，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基本人权原则的直接反映。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来说，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制度也是为保障人权而设立。《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李步云先生认为：“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56]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国家中国家机构的任务。立法机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适用法律来实现和保障人权。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57]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实现和保障人权要求。从这个意义说，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修正，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3修正案）正式将法治原则写入宪法。法治是什么？《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5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有大量的有关法治的论著问世，虽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一般认为，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它对广大公民、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是普遍适用的。法治的精髓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规制政府的权力。[59]俄国法学家拉札列夫认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现实保证。人权是法治国家的精髓，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之一。”[60]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1]《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治”条下如是说：“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用本身利益的法律。”[62]宪法恰恰就是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而存在的。何华辉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现法治原则的宪法规范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立法权，二是严格的依法办事。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们还规定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立法权。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立法权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通常都规定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其中包括各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同时还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机关保障这些权利使之得以实行的职责，公民行使这些权利应该遵守的准则。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依法办事的精神也十分明显。[63]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宪法中，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及保障等均是法治原则的体现。

因此，相对于人民、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宪法的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宪法的局部的、具体的原则。它服从和服务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被宪法的基本原则所决定。

（四）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所有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军事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如果将所有的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都视为民主集中制，不仅在理论上牵强，而且在实践中有害。

国家主席是我国的国家元首，是个人组成的国家机关。如果一定要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的话，那么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权的活动无论如何与民主集中制无关。实际上我国国家主席的产生和职权行使同议会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相比较并无大的不同。

我国的军事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军队是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国家军事机关的建设必须更多地体现在对军队集中、统一的要求，而不是民主的要求。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支官长全部由选举产生，命令根据多数士兵意见下达的军队。所以军事机关不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活动。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最终裁判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的确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具体表现为：1、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宪法第128条）2、选举与任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5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3、报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4、审判委员会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按照这种模式运作的人民法院，现在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不适应法治国家建设对司法公正的呼唤。[64]具体说来：

首先，是法官还是法院对法律负责。法官是什么？法官是“对其职责是裁决纠纷和其他提交给法院决定的事情的人的总称。”[65]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对公平、正义负责；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法律负责。在我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是法院负责。尽管判决以法官的名义做出，但法官并不总是对案件的判决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法官和法院是对法律负责还是对人大负责。在英国，法官“被女王所任命，付给一个固定的俸禄，但他们不是皇室的臣仆，不受女王和其他大臣们、政府机构或议会的控制和指挥。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司法独立于政治干涉和压力被认为是根本”[66].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大常委会负责之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对产生它的地方人大负责。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风险，即当地方人大的行为不合法时，地方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是向法律负责还是向地方人大负责。在实践中，地方人民法院往往选择了后者，法律让位于权力。

第三，人民法院如何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宪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习惯做法是人民法院院长代表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近年来，随着司法腐败的严重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未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情况。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不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是法院总辞职，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解散法院？显然都不合适。实际上，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的人民法院仍然存在，而且照样行使职权，只是对少数院长的工作调整了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6日颁行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这样，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制度变成了人民法院院长对人大的负责制，这不仅对法院院长不公平，而且有违宪法原意。

近年来，地方人大对法院开始进行个案监督，这被认为是法院对人大负责的好形式。但人们常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人大比专事审判的法院在审判工作上更为专业？实际上，个案监督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干预司法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所以，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司法公正，人民法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法院和法官只对法律负责。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我国国家主席、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不应该是人民法院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民主集中制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不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否定。从宪法意义上说，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会议式的国家机关仍然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人民按自己的意志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集中讨论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人民选举代表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提法。

在当前，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原意，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法律内涵，有助于突破法治建设中的理论瓶颈，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实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奠定理论前提。

注释：

[①]以至于有的学者撰文《无所谓合宪不合宪——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洪世宏文，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②]《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章程汇编》，第9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1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311-3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

[⑦]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何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英国派、法国布朗基四季社、德国正义者同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5页。

[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

[12]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正好相反。何华辉先生认为：“这个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进一步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比较宪法学》，第96-97页。林举岱先生认为“章程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国际的最高机关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产生协会的总委员会”。林举岱主编《世界近代史》，第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列宁选集》，第2卷，第519-5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列宁选集》，第2卷，第520页。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38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79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73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7页。

[19]参见《宪法词典》，第1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另文论述。蔡定剑认为，54年以后“民主集中制被普遍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被用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准则，被作为强调加强纪律的一种手段”。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86-87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修订版。

[21]《选集》，第2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2]《选集》，第2卷，第637-638页。

[23]《选集》，第3卷，第1006页。

[24]《宪法学》，第189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25]《中国宪法教程》，第1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6]《宪法学》，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宪法与民主制度》，第5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9]《法兰西内战》，第55页。

[30]（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译本，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1页。

[32]《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5页。

[33]《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348页。

[34]《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42页。

[35]参见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87-8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6]《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5页。

[37]《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4页。

[38]《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6页。

[39]《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0]《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1]《法兰西内战》，第141页。

[42]《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

[43]参见龚廷泰《列宁法律思想研究》，第172-177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4]在我国，几乎每一部宪法学教材或系统的宪法学专著都涉及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张庆福先生是以一节内容专门阐述“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的第一人。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也是第一部讲宪法基本原则而没有讲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专著。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第七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版。

[45]李龙《宪法基础理论》，第1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6]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44页。

[47]参见王世杰、钱瑞升《比较宪法》第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学说，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并尝屡次以文宣示。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3条说：‘全体，根本的属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未经国民赋予的职权’。1791年宪法则云：‘是唯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割让的，不受限制的。属于国民。’以后法国宪法，屡有此类的宣示；其他各国宪法亦往往设有此种规定，吾国亦非例外”。

龚祥瑞先生认为：“国家属于人民，这一条几乎已成为举世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也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美国人民为美国制定并确定了这部宪法。’即使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也规定：天皇的地位‘基于所存在之日本国民’。”参见《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7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48]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8页。

[49]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58页。

[5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4页。

[51]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第133页。

[52]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人权定义。国外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沈宗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载《当代论》第12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英）米尔思《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中译本，第3页，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3）（美）路易斯·亨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国内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2）董云虎等《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韩德培、李龙等《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孙国华《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胡锦光、韩大元《当代人权保障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郑杭生《人权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7）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罗中立、万其刚、刘松山《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9）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美国学者爱德华·S·科尔认为：“个人权利，既然它仍高于宪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其任何权威，而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相反，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在宪法中。”《密西根法律评论》，第247期，第247－248页。转引自，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12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4]前苏联学者法尔别洛夫认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政治形式、国家机关体制、国家机关成立和活动的程序，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法。”参见库德里亚夫果夫等著，刘向文译《苏联宪法讲话》，第1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何华辉教授在他的《比较宪法学》中列举了加拿大学者柯里、美国学者特里索利尼、日本学者小林直树等10位外国学者的宪法定义“他们所阐述的宪法关于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把宪法的形式显得十分清晰。”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1－15页。

中国台湾宪法学家林纪东认为：“宪法者，规定国家之基本组织、人民之权利义务，及基本国策之根本法也。”林纪东《民国宪法释论》，第1页，台湾明文印刷厂，1981年出版。

[55]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2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6]李步云《与中国》，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2）第2页，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57]《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8]《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9]关于这一问题，童之伟教授创立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权”之说。参见《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权利本位说再评议》，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法权中心说补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他与刘旺洪教授的论争，更是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推到了新起点。

[60]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译本，第34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译本，第35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

[63]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80页。

[64]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界多次召开高规格的司法公正研讨会，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65]《牛津法律大辞典》，第482页。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宪法原则，财产神圣，公有财产，私有财产

世界各国宪法对财产保护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保护公有财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宪法应进一步完善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已有的公有财产保护共同确立为宪法之财产神圣原则。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财产神圣原则释义

财产神圣原则在我国理论界更多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障私有制”或“保护财产”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将社会主义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确定为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财产神圣原则应作广义理解，财产神圣原则首先是指宪法作为民主政治事实固定化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所有制尤其是私人所有制变革与确认的结果，近代政治革命在物质基础的准备方面是由所有权或产权的变革引起的。其次，宪法对所有制的确认更多地是以财产权的方式表达的，但是财产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社会或国家，同时宪法所确认并保障的财产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又是人权的特殊内容，不同于一般的公民权利。

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其中鼓励经济长期增长的所有权制度是最为关键的。在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转变过程，其物质基础是私人所有制的确立，即所有权的革命，以私人所有权为核心的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是西方社会在近代转型的动力，马克思、韦伯对此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近代资本主义宪法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或核心支柱，主要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2].私人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个人财产权或资本家的财产权，而是与古典自然法思想、自由、民主共同融合在一起的推动近代的产生的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财产的确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亚当·斯密和休谟都将市场看作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的自由体系和惟一的决定因素。认为没有所有权的确立过程也不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因为立宪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私有财产、普通法和市民社会。市场和市民社会先于宪法”[3].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认识到个人所有权只有得到宪法的特殊保障，才能使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否则将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破坏，因此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上升到宪法的基本原则，并通过财产权的形式在宪法中得以保护。“休谟和斯密都泰然地强调，私人财产制度必须在整体上，并且要作为一个系统受到保护，因为其共同利益要求它必须如此运行；任何在某一特定时候，在受到对痛苦和贫困——而并非真正的饥荒——的关注的影响时，对这些利益所做的分配，都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会威胁到其产生这些利益的能力，进而扰乱财富积累的自然过程”[4].因此宪法中公开地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被认为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最具实质性的原则，是一切条文中最为重要的规定，是资产阶级类型宪法的核心，也是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是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利[5].就在于通过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确认，从而保护市场经济体制免遭外部权力的破坏，因此确认私人所有制的神圣地位与维护政治民主是互为因果和具有逻辑关联的。一部好的宪法可以为点燃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之火起到重要作用。“宪法中对财产权的坚强保护再加上独立的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鼓励国际投资的绝好方式。这种设计也能促进国内投资，为国内投资提供动力。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国内外企业所寻求的必要经济活动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任何人在这些国家从事经济活动都会认为国家可能会强占他们的财产或废除他们的合同。宪法保护是保护私有企业的一整套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3].

在近代，洛克首次对私有财产和政府关系作出了哲学上的论证，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有限参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后人甚至认为洛克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6].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他所提出的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洛克民主思想的动力，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奠基人的洛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论证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既存前提，他的人性论、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7].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建筑在所有权的”，所谓产权“就是对土地金钱或商品的所有权”[8].近代契约论产生同自然状态下不能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市场经济的确定和发展必须以维护个人所有制为核心，洛克认识到对市场经济最大的破坏力量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和王权，因此必须通过来限制权力，通过议会来限制。休谟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认为私人所有制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怎么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9].对私人所有权的承认和保障，才能实现社会正义，因此休谟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了使私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致危及社会，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范围进行限制，即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卢梭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立社会契约的真正保障，人类从自然状态到结成社会契约，丧失的是天然自由和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唯有在财产权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10].在卢梭的政治理论构建中，财产权是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0].

近代宪法确定私有财产神圣原则和对财产权的保障，涉及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基本形成的共识

是：不受政府干涉的私有财产权对民主是必要的、或至少是有益的基础。通过宪法巩固私有制经济，使经济自由与政治发生了必然联系。进入20世纪，虽然所有权的绝对性被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政策所遏制，但二战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复兴以及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再次得到关注，市场经济所内含的个人所有制同民主的联系问题再次得到论证。弗里德曼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不是必然导致国家的出现，但它是实现的必要条件。弗里德曼指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自由市场的存在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仅在于它是规则的制定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府的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争的程度[2].因此二战之后，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都重申了古典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对于政府的重要性，把视为调整私有制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政制形式[11].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法律与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解释市场经济运行。

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宪法时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所有制，因此首先强调公有财产和全民所有制的神圣性。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私有制[12]，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绝对排斥私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以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运行的手段和片面强调公有制，导致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集体主义代替了个人主义。我国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90年代以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全面替代而完成了第一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再度开始了它全球时代的到来，因此我国宪法理应确定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个人财产权，完善我国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

二、财产神圣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财产神圣原则在近代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体现得较为鲜明，列宁指出“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共和的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13]，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内部调整，在财产神圣原则的表述上发生了变化，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以公有财产的形式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第一，近代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明确地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财产权的形式，或者是以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整体形式表现出来。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7条规定，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由于合法证明的公共需要，并且在公正的、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权都不受剥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赔偿，不得收为公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的补偿下才能收归公用。1950年印度宪法第31规定：除法律准许之外，任何人之财产不得予以剥夺。总之，通过公民财产权的形式或直接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贯彻在近代宪法之中，私有财产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财产权，不仅包括民法上的物权，还包括债权、知识产权等，即对一切私人所有权的完全控制，从宪法上进行确认，这是确立并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第二，19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增加，“社会福利”、“公共目的”等政策出现，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障开始受到重视。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在公平补偿的前提下，私有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开始发生动摇，这是社会本位思想以及对古典自由主义提出挑战的工团主义的理论主张，宪法内容也体现了变化的社会状况。如早在1831年比利时宪法第11条规定：除为公共目的依照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补偿外，任何人之财产均不应予以剥夺。1919年德国宪法第151条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的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各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但法律为了保证私有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为人人均可享有，得规定获得与使用私有财产的办法以及私有财产的范围。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收之。进入20世纪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还发生其他变化，为了强调公共福利，对私人财产权进行相对的义务限制，1919年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的福利”。在规定权利的同时，也相应规定义务。同时财产权的范围和内容也由法律进行了规定。很多国家宪法还出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问题，说明了私有财产在征用补偿的前提下，其神圣性也可以动摇。

第三，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一般确立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具有集体性质的计划经济，因此宪法首先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进行规定，只在有限范围内对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进行了保护，主要涉及公民的生活资料方面，而对生产资料甚少涉及。我国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此外该宪法第6条、第7条、第9条等内容都是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进一步展开。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这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三、财产神圣原则评析

多年以来，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公共财产的保护作为划分资本主义类型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基本依据之一。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时代，应对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进行再度的深入思考。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作为宪法的支柱，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宪法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但是在肯定私人财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公有财产，即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非牺牲或不重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通过确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地位，间接地、不自觉地已经对社会或国家的财产进行了保护。在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社会里，谈论保障公有财产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更多地流于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通过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财产的

保护，并且认为人性自私与对利益的贪婪并不会绝对造成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破坏。亚当·斯密认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4].在财产私有制占主导的情况下，出于私利的行为却如何产生了公共利益的后果呢？是通过交流、互利、信任与激励因素，出于私利的行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产生了公共的后果，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和交换为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自利的同时，为了实现自利而不自觉地作出了利他的行为，因此在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必将能够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财产进行保障。因此私人财产所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缔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的力量能够将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善举，因此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是真正实现保障公有财产的前提，“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不但有益于社会，而且在现代经济制度中，它也是生产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唯一有效的途径”。“而个人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并非来自于其服务于社会的利他主义思想，相反，这种贡献仅仅源于其服务于自身的原始企图”[15].在提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社会里，出于逐利的目的和市场调节的功能，公共财产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

第二，从宪法的产生和的实现来看，市场经济是宪法产生的经济前提，以确立个人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是实现的社会基础，在这层意义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维系社会的基本前提。弗里德曼认为，因为私有企业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更能创造物质财富，比起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一个基于财产私有之上的权力分散的经济制度更能保障个人的自由[15].权力分立与对权力的制约的真正实现，必须确定个人所有制的前提，个人自由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充分提供个人追逐利益的机会和条件，在鼓励竞争的体制下，能够在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弗里德曼指出，没有自由，就绝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进步。要使自由成为经济繁荣的动力，关键是要保证财产私有权的不受侵犯。如果财产私有权不能充分实现，个人就不能负责地行使自由的权力，而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容忍也将受到侵蚀。一个基于财产私有与交换之上的经济制度更能保障我们的自由。同时个人的自由是与集体的自由协调一致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实现公民权利的物质基础，只有私有财产权得到了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公民其他权利和做人的尊严。因此近代以来，很多思想家都承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维护个人自由的根本条件。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中，财产权居于核心地位，是政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洛克、卢梭等人以及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和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都将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与财产神圣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经济学家格瓦特尼认为，私有财产可以解释西方世界的自由和繁荣，因为私有权激发了明智的管理工作；私有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增进了公众的福利；私有权鼓励个人以最有利于他人的形式开发并利用资源；私有权为解决稀缺问题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知识空间；私有权促使现有资源的所有者为将来节约资源。并认为，在这个星球上，私有财产最受重视的地方，也就是个人自由最为安全，专制国家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15].因此，不能对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进行片面理解，应当承认它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一致，以及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及建设的重要性。

第三，我国现行宪法确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符合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但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应当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从1982年宪法制定到其后的三次修改，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个人所有制和财产权的重视，宪法的修改进程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私人所有制的过程。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宪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说明了我国宪法也开始了对个人财产权进行保护。但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中并未规定个人的财产权。只有公民个人所有权在宪法中得到明确时，才能界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产权划分，才能增强投资和生产的信心，才能有效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公民财产权如果得不到确实保障，公共财产也不能很好地得到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内容，首先，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只是规定生活资料，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物的所有权，还包括知识产权、债权和因投资而得到的收益等财产权，将其范围扩展。其次，应明确在实行国有化或征用时，必须规定实行的条件和进行补偿，确保公民的合法财产不社会变迁而化为乌有。我国宪法完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现有的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并不矛盾，二者应当并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产神圣原则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1][美]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2][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11-16.

[3][美]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4.

[4][英]邓恩。民主的历程[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52-253.

[5]罗豪才，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2.

[6][美]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5-16.

[7][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7.

[8][英]哈林顿。大洋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

[9][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36-540.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30-31.

[11][美]罗森鲍姆。的哲学之维[C].北京：三联书店，2001.225.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

[13]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17.

[1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宪法原则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宗教，政教分离，

郭延军在《法学》2005年期发表的“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一文通过对三亚观音圣像建设中提出的宪法和法律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讨，为宪法学界关注、研究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的语境及其功能提供了必要的研究思路与线索。

一、精神与政教分离原则的历史基础

自由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自由最本质的内容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绝对的自我选择权，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受国家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构成国家与宗教相互关系的核心原理是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

政教分离原则（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是世俗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与领域。[2]国家通常干预国民的世俗生活领域，而信仰生活应由国民自主地安排。从本质上讲，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现论和宪法体制普遍承认政教分离原则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道德基础。

首先，它源于对国家与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人类在国家与宗教关系中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寻找人类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人类理性地选择了国家的世俗化与信仰生活的个体化。可以说，自由原则的确定标志着人类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与途径。在欧洲中世纪，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威相互结合，限制公民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只允许国教的存在。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产生与罗马教廷对立的改革教会派，最后以承认各派地位平等而告终。1689年英国制定《容忍法案》，首次肯定各教派地位平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原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解决了政治与宗教或社会治理与精神治理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历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3].

其次，通过政教分离原则实现自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经验与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76年世界教会协会在《教会与国家关系准则》的报告书中，对国家与宗教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批判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criticalandconstructivecollaboration）。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该宣言中规定：凡在公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生活领域里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有等方面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行为，所有国家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及消除；所有国家在必要时均应致力于制订或废除法律以禁止任何此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反对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现象。

再次，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是多元性与宽容精神的必然要求。的多元性与以人的尊严为核心价值的必然把人的信仰自由的保护作为首要选择。各国的宪法普遍规定自由，并把政教分离原则作为实现的基本原理或制度。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8条规定：“保障每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包括单独地或与他人一道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念和根据这些信念进行活动的权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独立确定自己对待宗教的立场、信奉或不信奉其中任何一种宗教、传播与宗教态度相关的信念和据此进行活动的权利受到保障。”2004年制定的阿富汗宪法在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的同时，规定“在法律范围内，其他宗教的信徒享有信仰自由和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自由”。

第四，政教分离原则是保障宗教平等权的制度安排。为了保障在不同的宗教在精神的关怀下，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与地位，必须禁止国家对特定宗教的特殊待遇或特权，保持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以保障国家的宗教中立和宗教的多元性价值。由于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社会生活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与矛盾获得了有效的解决机制，能够及时地解决裂痕，“割断了教派与政权的政治交换关系（至少在法律上），使以教划线，以派划线，用宗教标准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做法难以为继，从而为真正实现自由，为处于少数地位、弱势地位的教派改善其自身状况创造了条件，使不同教派、不同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处成为可能。[4]在现代社会中，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防止对客观宪法秩序的破坏，确立政治世界与宗教世界的不同领域。

二、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与不同形态

政教分离原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国家与宗教关系的政治哲学。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与运用有不同的特点，但其基本理念是相同的。一般意义上讲，政教分离原则包括国家对宗教的中立与宗教对国家的中立两个方面。对国家来说，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国家不能动用自己的资源支持或压制任何宗教、教派，国家不能把纳税人的钱用于与宗教有关的任何活动等，其基本内容包括：1.禁止设立国教。国教是指国家对特定宗教的特别保护或赋予各种特权。否定国教意味着国家要尊重宗教的多元性，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与宗教的平等权，严格区分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2.确立国家与宗教相互不干涉的原理与制度，即国家对宗教保持中立。因保持宗教的中立，国家不能对特定宗教进行优待或赋予特权，更不能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资助特定宗教活动。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家中立立场与对宗教团体法人给予部分免税等措施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文化遗产保护等国家的作为义务简单地理解为违反国家中立原则。3.禁止国家进行宗教教育与进行宗教活动。基于宗教的中立性立场，国家不得以公权力身份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或宗教活动。如韩国《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禁止在国、公立学校中进行特定宗教的教育。对宗教来说，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宗教不得介入国家的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也就是说，作为政教分离原则的完整内容，宗教也负有不干涉国家政治的义务。

我国自由政策的实质是使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如我国《教育法》第8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目前在宪法学界对宗教的政治参与范围问题、是否绝对禁止政治参与等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主张。这是关系到宗教自由限制的合界限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需要对政治活动本身的内容进行界定，区分个人和团体政治自由的表达方式以及宗教团体的合理地位等。如果说，政教分离原则是以现代民主主义为基本价值基础的话，应允许宗教在合理范围内对政治事务表达意见。关于宗教人的政治表达自由权问题，维戈的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提出“市民的宗教自由概念”，认为宗教自由分三个层次：个人的宗教自由、教会的宗教自由与市民的宗教自由。市民的宗教自由指的是个人作为享有的主体，一方面属于宗教团体，而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或地方共同体的成员积极地参与政治性活动，表达其见解。换言之，既作为信仰的主体，又作为拥有的主体，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对政治事务的批判功能等。[5]

政教分离原则在宪法文本上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了各国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传统。从政教分离原则发展的轨迹看，基本上经过了“合一”到“分离”、“绝对分离”到“相对分离”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按照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形态，一般分为以下形态：（1）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国家，宪法上明确规定某种特定宗教为国教，并明确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政治与宗教的合一；（2）由于历史文化的传统，虽保留国教的传统，但同时保护国民的自由的国家，如泰国是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多数穆斯林国家把伊斯兰教规定为国教等（3）不承认国教，但对宗教团体以公法人的地位，赋予与国家同等的地位，各自以固有的传统与价值观进行活动，各自调整国家生活与信仰世界；（4）国家与宗教世界完全分离，保持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态度的国家，如美国、法国、韩国与日本等。当然，采取完全分离型的国家中也有不同的运行方式，比如政教分离原则与的关系上，有的国家强调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认为是目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实现其自由的手段；也有学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同的目的，自由的目的是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政教分离原则的目的是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义务的确立。按照这种理论，宗教自由体现的是主观的公权，政教分离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制度性保障价值。因此，即使宪法文本上，没有直接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但自由条文中应包括政教分离原则的内涵，不能以文本上没有规定其原则为由，否认这一原则对国家权力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效力。[6]

三、政教分离原则的适用与宪法界限

在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的关系上，无论是采取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我们不得不面临两者价值之间的冲突，如何保持两者的协调是现代宪法学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性是不宜把握和确定的概念，需要通过不同国家的判例寻求个案的规则。

在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践主要是围绕国立学校宗教活动与私立宗教学校或对宗教机关财政资助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在不同时期的判例中法院确立的基本判断标准是“三标准判断”理论，即考察目的的世俗性、效果的世俗性、国家是否过度干预宗教活动。在三条标准中国家对宗教活动的干预程度是评价国家中立性的重要依据，特别是评价对宗教机关是否给予优惠的重要标准。在美国，判断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时通常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受到优惠待遇的宗教机关的性质与目的；优惠的性质；因优惠可能导致的国家与宗教机关的关系等。在日本，有关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判例中，最高法院采用了“目的效果标准论”，对地方自治团体在宗教活动中涉及财政资助问题进行了宪法判断。早在1965年，在三重县津地方该市用公费举行国家神道的神灶神道的奠基典礼，被控违宪。当时，法庭上神道仪式，是否属于宗教成为争论焦点，如属于宗教活动，则根据宪法应宣布违宪。最后最高法院以神道仪式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习俗为由，没有作出违宪判断。在棋面忠魂碑诉讼中，针对地方政府能否向特定宗教团体提供公金的问题，最高法院以目的效果统一论的标准仍作出了合宪的判断，强调宗教行为地、社会公众的一般评价、行为者的意图认定、行为对一般人产生的效果等综合因素。但在1997年作出的“爱媛玉串料诉讼”案件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发展了目的效果论理论，以县政府对神社提供公金的行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为由，作出了违宪判决。[7]在判决中最高法院从宪法角度解释了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活动的含义，认为政教分离原则并不绝对地排斥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联系，要考虑与宗教有关的目的与具体效果。在宗教活动的解释上，最高法院的基本标准是：该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宗教的意义；该行为是否具有宗教的特征；要考虑社会通念的一般意义；是否使用公款问题上，主要看是否超越了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必要限度等。最后，最高法院提出了违宪的基本理由：县政府与特定宗教团体具有重要的宗教上的联系；不能把县政府的行为理解为符合社会通念的活动；支付公金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没有充分的事实表明县政府对其他宗教团体给予了财政资助。这种目的上具有宗教意义，并在效果上产生对特定宗教活动支付公金行为属于宪法第20条第3款所禁止的“宗教活动”。这个判例对宪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政教分离原则的当代价值与演变，赋予政教分离原则以新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原则是具有综合性价值的原理或原则，要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进行具体分析与运用，既要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一般性原理，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新的解释。比如，在2002年发生的“美国公立学校要求学生每日面对国旗背诵效忠誓词”案件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以两票赞成一票反对裁定：公立学校的国旗效忠誓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政教分离原则。此案的裁定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一场。在2003年11月，美国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司法大楼里能否立摩西十戒标志物的问题上，联邦法官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政治与宗教分离原则，限令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拆除纪念碑，以表示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对宗教多元化的尊重。实际上，在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上美国社会也存在不同的学派与理论。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态度可分为三种，分离派、协调派和中立派。分离派主张，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对于宗教问题的任何管辖权，而协调派认为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一定的权力，至少没有否认或禁止联邦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力等。在法国，1905年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律后，法国确立了“国家非宗教性质的基本原则”，承认宗教的多元化，主张“政教分离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品格，一种摆脱一切教权主义的解放运动”。但在实践中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调查法国实施政教分离原则的实际情况，2003年希拉克总统成立了“调查政教分离原则执行情况的思考委员会”，希拉克总统要求委员会提交法国社会执行政教分离原则的报告，他认为法国社会要承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并把它视为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调查、70多次的听证会后，委员会建议重新定义政教分离原则，并为之立法。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提出27项建议，主要有：建议禁止在学校内佩带任何宗教或政治信仰归属的服装和标记；不同教派应该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国家制定政教分离；规定玛丽亚娜日，用来宣传政教分离原则；制定政教分离的法律并非要禁止，而是要确立公众生活的原则和规则等。

在探讨政教分离原则与宪法界限时，需要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对宗教团体的限制界限与宗教团体的自律权的关系。从各国的宪法判例看，国家原则上不能对宗教团体内部的活动进行限制，应充分尊重其自律权。但涉及到宗教团体内部财产问题时，国家的法律调整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国家通过法律对宗教团体的财产进行限制时，宪法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国家有无权力作出限制性规定？如果有，那么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进行限制？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限制问题直接关系到自由的实现，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如果国家法律对宗教团体财产权的限制缺乏合理界限，有可能侵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与财产权。当涉及到宗教团体财产权时，即使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限制，也要充分考虑比例原则与最少侵害原则。

四、三亚观音圣像建设与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的意义

我国宪法文本没有具体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但依据宪法原理与自由的价值，可以肯定我国宪法规定的自由中实际上包括了政教分离原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是我国的基本宗教政策。因此，政教分离原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宪法原则和原理，约束一切国家机关的活动。按照宪法的原则，在我国，国家机关不能利用政权推行某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在三亚观音圣像建设中需要探讨的宪法和法律问题主要有：（1）从合法性的角度看，三亚观音圣像建设的申请主体、建设主体与投资主体是否符合《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根据《条例》第24条的规定，提出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申请的唯一主体是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而在本案中提出申请的主体是不明确的。如果在合法性范畴内可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没有必要直接通过合宪性途径解决问题。（2）从宗教活动的性质看，观音圣像造像是否属于《条例》规定的“宗教造像”，如果是，那么有关三亚观音圣像的所有活动属于宗教活动。按照政教分离原则，三亚市政府不能利用公权力参与与三亚观音圣像有关的活动，更不能以地方财政资金投资或“接管”该项目；（3）从宗教活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看，观音圣像开光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难以认定为公众认可的宗教文化活动。毫无疑问，为了保护文化的多元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与宗教有关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在保障自由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提供物质方面的条件，为实现自由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恢复、修缮、开放寺、观、教堂。据统计，自1980年到2000年，从中央财政拨给寺、观、庙堂的维修补助费（包括专项补助费）就达1.4亿元以上，其中仅维修的布达拉宫，政府就拨款3500万元。根据法律的规定，各宗教团体的房屋财产的产权，归宗教团体所有，在房屋财产方面宗教团体处于法人的地位。但这种保护也要遵循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不能违反宪法上的政教分离原则，特别是不得对特定宗教实行特殊保护或优惠。目前以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形式调整公民活动，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功能，但其性质与效力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果以法律形式调整宗教活动，应通过形式意义的法律进行调整。上述有关目的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对解决我国政教分离原则实施中的现实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4）从政教分离原则的功能看，它所维护的基本价值是保护每个人的信仰自由，防御国家对自由的侵犯，实现公民的宗教平等权。特别是在我国，强调政教分离原则的现实意义在于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犯，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本案中，虽有些事实情况和背景并不透明，但在事件的各个环节中可以发现公权力对宗教平等权与财产权的限制或侵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