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06:11:09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一、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
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
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①参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王仁定，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0-41页。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①参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王仁定，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0-41页。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3篇
一、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
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
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①参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王仁定，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0-41页。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4篇
民族法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向纵深发展的需要。宋才发教授认为，民族法学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是在我国不断加强民族法治建设的条件下产生的，标志着民族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志在中共“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包含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作为法学分支学科的民族法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民族法学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的不断深入与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门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单独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民族区域自治法学。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构建我国民族法学体系的重要基石与政治基础。它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条件和法律程序，以及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名称组成的要素。民族区域自治实质上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使各少数民族地位平等地享有在宪法保护的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和支配本民族优越资源等权利，充分调动当地少数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发展。
必须筑牢民族法学的学科地位。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最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来看，我国现有13个大的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法学”和“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尚未把民族法学列为“二级学科”。虽然“民族法学”至今没有取得合法的“准生证”，尚未被“法学”和“民族学”列为二级学科。早在80年代在民族学下设立民族法学学科的建议就有学者提出，9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民族法学研究所。2000年，作为人才引进的宋才发教授从华中师范大学调入中央民族大学，负责组建法学院并担任首任法学院院长和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不仅深入研究民族法学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向有关上级领导部门宣讲民族法学学科的重要性、必要性，而且积极筹划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工作。2001年5月8日，中央民族大学根据法学院宋才发院长的提议，请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报请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在中央民族大学一级学科“民族学”下增设“民族法学”学科。在中央民族大学有关部门和宋才发教授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北京市学位委员会批准由宋才发教授领衔申报的“经济法学”硕士点，此举打破了多年来法律系长期申报而不得的僵局；2003年4月，中央民族大学在一级学科民族学下设立“民族法学”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在“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点开辟了“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同时，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也开始在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内招收硕士研究生。从而实现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由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一条龙”的发展模式，对民族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实践探索和政府认可，“民族法学”事实上已稳占潮头，成为法学领域的一支新秀。现已有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院校具有“民族法学”的博士招生专业。
二、关于民族法学的研究视角和学科体系
与传统的民族法学的研究视角相比，宋才发教授不局限于研究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关系问题。他认为，现今我国民族法学应该更关注的民族法律制度包括以下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反映民族平等的法律制度；二是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制度。虽然后者的民族法律制度在民族发展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也是民族文明发展中共同的价值追求。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形成的理论依据。法律体系，是指特定时期一国现有的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体系是指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所构成的有机统一的完整系统。我国民族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现，也是对我党多年来民族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目前，民族政策推行了各项优惠政策，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体的特殊待遇。此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平稳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群体中部分干部群众在这种优待政策的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了族群意识消弱或转化的现象。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法律依据包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其对自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职责的规定更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和保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新型民族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民利的保障，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宋才发教授从民族平等的法律制度和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制度两种视角来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民族法学学科中迄今惟一比较成型的基本学科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学，因为它具备了能够满足作为基本学科成立的条件。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民族法律体系，其中不仅包含有《宪法》中相关的民族条款，而且还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等。宋才发教授编写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和《中国民族法学体系通论》，形成了较严密的逻辑理论和论证理论体系。《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是北京市教委2001—2002年度的精品教材重点立项项目，2006年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07年再次荣获北京市2006年度精品教材建设奖，并推荐为各高等院校研究生教材和法学参考书。此教材获得了同行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譬如，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郝时远研究员推荐该教材时指出：“该教材论点鲜明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流畅，结构严谨，体系安排科学合理，是目前同类教材中内容先进、最具时代特色、颇具创新意义的一部新教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定教授在评价该书时认为：“该教材堪称一部博采众家之长，既反映了内容的先进性，体现了时代特色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了理论创新的著作，又是一本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学研究和教材建设方面均达到了新高度的好教材”。
《中国民族法学体系通论》是我国20多年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成功经验总结，尤其在研究的视角和体系安排上，不局限于对民族地区区情和国情的把握，强调要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同步。譬如，对某些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宋才发教授主张与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接轨，将有助于保护民族文化产业的进步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的习惯法的应用，只是作为民族法学体系的个案和例外来研究。该书一直是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经济学院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教材，“博士生招生入学考试”的主要书目之一。同时还是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云南省委党校、贵州民族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和大学本科生的必读书。
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研究
宋才发教授在民族法学领域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和论证了民族法学学科体系，还在于他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经济法的长期研究。他不仅自2000年起就在独立招收和培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出版了《中国少数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并在部级核心刊物《民族研究》发表的专题论文《论中国少数少数民族经济法及其研究》中，提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是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的总称，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以调整少数民族经济关系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关系为基础，是为保障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少数民族经济法学科是民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跨学科的、特殊的交叉研究领域。在少数民族和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保留、沿用着大量的一些在实际经济生产生活中流传下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习惯性规范。这些习惯性规范在处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纠纷中，司法机关是可以作为辅助规范加以适用的。立法机关应当将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少数民族经济习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法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广义民族学的阵营中，民族法学和民族经济学是两名非常重要的成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学科间交叉或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族法学、民族经济学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其中，民族法学的出现是基于民族学和法学的交叉，而民族经济学则是基于民族学和经济学的融合。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相应的研究领域也在进一步细化，“少数民族经济法”应运而生，其孕育的母体正是上述民族法学和民族经济学。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不仅扩充了民族法学的理论内容、完善了民族法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其还有利于世人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认识和发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少数民族经济法是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是依据少数民族经济关系表现内容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经济包括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我国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加大，已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了阻碍。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少数民族经济法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问题的。所以在其立法程序、贯彻与实施过程中，应当以能提高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效益及保障少数民族经济法公正实施为准绳。
率先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体系。宋才发教授构建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体系是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少数民族经济法为调整对象，主要由下列部分构成:一是《宪法》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条款是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根基；二是《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条款的规定；三是如《刑法》、《民法》和《婚姻法》等都包含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立法自治权的规定；四是行政法规中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相关规定；五是自治法规。自治法规有其自身独特性，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形式；六是地方法规中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相关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七是国际条约中关于处理民族经济关系的规定。
目前，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研究方面的师资配备及理论研究等方面已初具规模。在少数民族经济法教学与专业研究方向的设置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在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学科构建等方面早在2001年就率先成为国内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前沿基地。宋才发教授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目前已经独立培养了158名研究生，其中45名博士生，113名硕士生，为我国司法战线和高校法学教育战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优秀人才。宋才发教授潜心于治学与育人，在民族法学领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学术思想，深化了少数民族经济法学研究，构建了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确实为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实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6-0158-02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也是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是重点。研究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实现,研究如何切实实现其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公共财政体制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
1.1 公共财政体制
所谓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分配活动或分配关系,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政府收支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它是财政的一种类型或模式,具有“公共”性质的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即财政的“公共性”,也就是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财政体制,作为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中央政府制定的,用于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理权责与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它是各级政府、部门以及预算内企事业单位财务分配活动的行为准则。公共财政体制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
1.2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是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综合而言,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主要包括：财政自治立法、自主组织和使用财政收入、依法安排财政支出、税收管理自治以及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财政援助等。
2 公共财政体制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重要性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就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财政工作上的具体体现,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为其他自治权的实施提供了物质保障
自治机关所行使的经济管理、人事管理、教育管理等自治权,都依赖于当地的财政状况,财力直接影响到自治机关职能的实现程度。
2.2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具有分配功能和配置功能
分配功能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固有功能。通过内部财政分配、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做出恰当的安排使公共资源达到优化配置,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快速地发展,尽快消除各民族经济的差距。
2.3 财政自治权的完善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要调控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民族经济和谐、长期的发展,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稳定地增长。
3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实现过程中现存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整体发展还存在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3.1 缺乏配套法规的保障
尽管宪法及相关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充分的财政自治权,但配套法规的缺乏使其很难真正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规定往往是宏观的、原则性的。国务院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虽然已经出台,但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具体法规仍旧缺乏。
3.2 财政自治立法权没有用好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制定专为调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的相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但是在现实中,很少有民族自治地方很好的利用了这一权力。
3.3 相关理论研究滞后带来的阻碍
但我们对财政自治权认识和研究滞后于实践,制约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分税制后民族地区在新体制运行中遇到了众多的问题和困难,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
3.4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意识不强
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职能部门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将民族自治地方等同于一般行政区域。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财政自治权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财政自治在其经济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力度还很不够。
4 公共财政体制下切实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措施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实现的完善将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要切实实现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
4.1 完善配套法律法规的保障
加快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贯彻落实。制定实施规章,努力使法律关于财政自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便于运作。对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审批工作,要尽快实现规范化、制度化。
4.2 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立法权
民族自治地方应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财政自治权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已经制定出台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则要研究总结、不断完善。
4.3 加强对财政自治立法权的监督,防止财政自治权滥用
与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立法权同样重要的是,要加强对财政自治立法权的监督,防止财政自治权滥用。对财政自治立法权,应建立监督体系,保障财政自治法规的有效性。
4.4 树立和增强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意识
切实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关键在于民族自治地方要树立和增强自治意识,只有充分树立好、增强好自治意识,才能更主动地贯彻实施自治法,按照自治法办事。
4.5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性发展,则应通过建立完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民族自治地方的财力,奠定好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切实实现。
加快和深入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研究,为实践提供厚实的理论基础,改变理论研究滞后的局面,必将促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在不断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切实实现,以及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春林,郭宝亮.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2］ 周忠学.公共财政维度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J］.经济研究导刊,2008(14).
［3］ 牛晶晶.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
［4］ 周忠学.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6篇
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获取学位的“窍门”是写论文时选择导师不熟悉的有关中国问题。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却以“纽约市财政”作为题目。他对纽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后，高质量地完成了论文，此文还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教材。
马寅初回国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30年代前期，他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为了显示“礼贤下士”，请马寅初担任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面对千疮百孔的民族经济，马寅初一直在寻求救国良策。抗战初期，马寅初满怀救国激情在重庆参与整顿经济。然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马寅初见此怒不可遏，在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此论一出，各界轰动。他还在演讲中直斥：“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马寅初切身感受到政府的腐败，认识到自己的强国理想不可能在这样黑暗的政权下实现。
面对民族的灾难，马寅初开始关注共产党。1939年，他同、王若飞会面，听到他们对抗战形势和中国前途的介绍，让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与的一席谈话，改变了马寅初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回忆说：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马寅初的言行，使恼怒万分。1940年12月，马寅初被强令“外出考察”，实际上是先后被送往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马寅初被捕引起了各界愤慨，共产党人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1944年，在正面战场大溃败，在各界一片指责之声中，被迫恢复马寅初的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焕发了青春。195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上任就马上倡导北大教师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中国建设的长远规划，他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已有6亿人，增长率又达每年2.2%。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认为这将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提案。1957年，他把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来，这篇提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对于控制人口的主张，曾表示赞成。开始也认为有可取之处。然而翌年，国内开始搞“”，人多是大好事等错误观念一度泛滥。在康生、陈伯达的煽动下，从1958年到1959年，全国各大报刊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风潮，《新人口论》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好心的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但马寅初坚定地说：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期间，起草的保护名单中包括马寅初，得到批准，这使他免遭劫难。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后，又亲自批准为他进行手术。
1982年5月，马寅初安详长逝时，距他的百年诞辰只差一个月零十四天。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风风雨雨一百年。
（选自《红色记忆：70位名人的故事》，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1957年下半年，“反”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康生、陈伯达积极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摘自《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判》）
②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摘自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品读赏析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管理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 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制约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展开，大量的适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条例相继出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概述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内涵
经济管理自治权在有的教材中被称为经济发展自，。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权”字，“权”可以解释为权利或者权力，是以义务或责任相对应的概念，在这里一般指权力，是法律赋予一定主体行使某项职能的依据，其外在表现为某种职能，内在是一定的法律依据，经济管理自治权是一种经济权利，是多民族国家依照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的，少数民族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享有的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法律依据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些依据是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的权力来源和法律保障。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2.依据自治条例
主要是依据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条例和自治县自治条例
3.以政策措施作为补充
除了自治条例以外，有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二、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存在许多优势，但同时存在许多不足。
(一)政府行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1.行政效率有待提高、行政管理尚待完善
2.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认识有待深入
3.各项政策有待于更加深入开展落实
(二)贫困问题与扶贫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贫困有其深刻的根源，更有其特定的机理特征，人力资本严重不足，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的资本也不足。
虽然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中有关于扶贫的规定，并且各地也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扶贫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并且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贫困问题和扶贫问题是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一个问题。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问题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问题是矿产资源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种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的储存量也很大，但人均获得量还是严重不足，所以矿产资源开发后的补偿问题必须严格对待。
(四)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原生态自然风景区，对于这些地方的保护尤其重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方都存在污染现象。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后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也有补偿机制，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
（一）充分实施经济管理自治权所需解决的问题分析
要合理定位 “民族乡”的角色，要加强科学研究，要抓住各种机遇，要认清客观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要认清客观的各种制约因素，要认清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性差异。
（二）充分实施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的方法
1.完善宏观经济环境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宏观经济环境良好，但这个宏观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还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和完整的修复，将极大的影响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微观经济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正常运。
2.消除市场制约
政府要主动管理市场经济，但不能强行干预经济的运行，而应监督市场的发展，引导市场向着良性循环的结构发展，消除市场制约现象。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各自治
州政府之间、各自治县政府之间以及县与州政府之间要相互协助和配合，不能相互排斥、相互设置障碍，要共同努力为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充分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3.注重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有其客观必要性，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各种环境问题，能源消耗大，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在此情况下，必须充分调动当地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的观念，加强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将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
4.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贵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做到确定可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选择适合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并选择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部结构，统一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总结
充分分析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充分论证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解决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开发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使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经济管理自治权力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发展形势下与贵州省客观实际相结合，也是贵州省经济腾飞的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1]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2]宋才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宋才发、潘善斌：《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及其法律保障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高韫芳：《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第12页。
[5]韩彦东：《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第51—64页。
[6]胡献旁：《法治视野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8篇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报告的灵魂，是贯穿十六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论文百事通但它的核心在党的先进性，本质是执政为民。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充分体现在“先进性”和“人民性”这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充分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原则，表明了党的性质与历史使命的先进性。同时，又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揭示了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即“人民性”。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以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目标，以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文化为价值手段的理论体系。
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相一致，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也集中体现在“先进性”与“人民性”这两个层面上。我国的民族政策作为协调，处理民族事务的规范和措施，是经过长期实践证明的，是科学的、正确的。我们的民族政策所追求的是以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文化为手段，以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繁荣富强为目标的。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也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本质要求完全一致，是实现中华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和完善民族政策，就是要始终体现它的“先进性”和“人民性”。如果我们的民族政策失去了这个鲜明特点，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联盟解体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民族政策出了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没有很好的体现代表少数民族群众的“人民性”，以致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再加上外部势力乘机煽风点火，内外交困，结果导致民族分裂。前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前南斯拉夫联盟一分为五的局面，我们应以此为鉴。
二、“三个代表”思想是衡量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标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总代表。建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事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民族政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以“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衡量，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与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确实存在着“三个落后”问题，即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落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比较落后。随着我国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机遇也有条件获取外部的知识和技术、文化与文明，学习和了解外部的经验、技术。但西方敌对势力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支持国内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借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我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我国的民族政策特别是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挑战，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民族优惠政策，特别是经济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和形成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相当一部分原有的优惠政策因为所依存的基础载体发生了变化，不可避免地同新的机制产生摩擦和冲突，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指令性的划拨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就失去了继续沿袭的可能。尽管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一些法律中规定了对民族地区的保护条款，但不少都停留在纸上，难以落实。同时，各级政府部门日益弱化的宏观调控能力与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形成强烈反差，这又增加了贯彻和落实民族优惠政策的难度。例如1985年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继续实行减税、免税；对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工业和农牧土特产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对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的尽可能给予照顾；对民族贸易企业继续给予低息贷款等政策，都在事实上因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而难以执行、自行中止。
其次，保护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政策难以落实。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个性和文化形态。它是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最广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旗帜，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为了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下去，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就在其著名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消除民族隔阂，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大家庭需要做的三件工作，即要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这里讲的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民族间、地区间的阻隔被打破，交往日趋频繁，各民族人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机会不断增多。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转型，驱动着各民族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由于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出现了盲目摹仿其它生活方式的倾向，致使民族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舞艺术、礼仪习俗以及生态文化等都出现了流失加剧的危机，一些颇具特色的民居村寨也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我们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则过于笼统，缺乏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政策和可操作性，很难有效发挥遏制民族文化流失的实际作用。这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
第三，民族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任何一项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执行主体。回顾我国近年来出台的部分民族特殊政策，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以致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政策文件发出去以后，应该由哪个具体单位或具体行为人负责协调和落实，却没有明确要求，这就造成了民族政策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缺乏全局上的有效协调和配合，常常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致使有些优惠政策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时，民族政策在贯彻落实中大都没有明确的监督主体，缺乏对这些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有效的督促检查。这就在无形中淡化了民族政策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很容易形成制定民族政策的工作有人管理，而贯彻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却少有人问津的局面。加之一些人为的因素如：一些具体工作部门的同志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少数民族地区缺乏深入的了解，对民族政策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能很好的用足用活民族政策等，也影响了民族玫策的贯彻落实。
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
从根本上讲，我国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大政治优势，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其客观正确性。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都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处理好各种关系，认真贯彻落实好民族政策。
首先，要保持民族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从现实来看，坚持和完善民族政策，也必须与时俱进。对现行的民族政策要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对于一些与市场经济有冲突的政策，则应明令取消，代之以新的民族政策。在制定新的民族政策时，应多考虑一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突出民族政策的“先进性”和“人民性”。同时，也要继续运用和完善已有的民族政策，保持民族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志曾经在《做好民族工作，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中指出：“要把经过实践检验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得到各族人民拥护的民族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并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加以丰富发展和完善。”在调整、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体系时，必须遵循这一精神。有的民族政策因情况发生变化需要修正或废止的，修正时应保持原有政策的实质精神，废止时一定要制定出替代措施，籍以延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应享有的权益。同时，还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时地出台一些符合民族地区与现代化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相协调的新的具体政策。在贯彻落实这些政策的过程中，要多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唯有如此，才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也才有利才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次，要完善和落实民族经济政策，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三个落后”的面貌，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善和落实好民族经济政策。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实现计划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国家既要放手让民族地区利用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解放生产力，又要适当利用计划手段来继续帮助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对能源、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和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仍应坚持计划机制和国家扶持为主，为民族地区创造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对民族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则应以市场机制为主，计划调节为辅。
在落实民族经济政策时，必须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没有经济效益作基础，社会效益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社会效益作保障，经济效益就难以实现最大化的原则。民族政策在充分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相应的社会效益。比如有关民族政策明确规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中央企业，要适当照顾当地各民族和当地政府的利益，更好地发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就需要这些企业转让一定的经济效益，实现相应的社会效益，以保证中央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新晨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民族发展；民族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68-02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与沿海发达地区、同一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汉族聚居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落实和保障。
一、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概念
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公民个体融入社会、发展自我、奉献自我的一个基本条件。为保障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获得教育，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少数民族教育做了特别的立法规定。如美国在1968年颁布了《教育总则法》，1972年通过了《应急学校援助法》等专门性的民族教育法案。其中1968年颁布的《双语教育法案》规定了母语为非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可以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加拿大在1988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多元文化法》，保障各个民族都可自由地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做出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一些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如云南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等出台了相应的民族教育自治条例。上述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普遍没有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作出一个明确的立法定义。界定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应考虑主体、内容及客体三个要素。
一般认为，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得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公民均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国家提供教育设施、培养教师、为公民受教育创造必要的机会和物质条件。少数民族属于公民，当然享有普通公民受教育权的权利，但是，针对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国家在赋予其和普通公民享有同样受教育权的权利以外，还应突出对少数民族群体受教育权的特殊保护。因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指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国家通过各种特殊的具体措施予以保障实现、在各类教育机构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及本民族文化知识学习以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权利。理解这一定义需注意：首先，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即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其次，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客体指的是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中可作为财产权利对象的物品或其他可为主体控制和利用的物质财富。例如，国家给民族权利主体设立的民族专用经费和物资、依法归属权利主体所有和使用的教育资源和各种财产等。最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和当地政府的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以及少数民族教育权、少数民族受教育自由、少数民族教育自由等。
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价值分析
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就曾说：“就政治问题之各方面而论，教育殆均为其最重要之基础；因除非人民受有良好教育，与彼此有共同了解之诸种重要原则，国家殆无善治之可能。”在这里，资产阶级突出强调教育对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即国家“善治”的首要保证。其实公民个体受教育权的实现对国家、社会、公民个体都意味着一种“至高的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及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相对落后于汉族地区。因而，立法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特殊规定及其有效保障实现，更凸显出其价值。
（一）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对民族发展权的促进和实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发展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民族发展和繁荣是我国各民族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一个根本任务。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以该地区的教育发展为先决条件，因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对民族发展权的促进和实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相关立法除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定和保障实施，坚持民族教育政策，继续办好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各级各类学校以外，还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子女上学资格继续给予照顾，继续坚持为少数民族子女上学提供优惠条件的政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保证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的落实，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促进民族地区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享有充分的人权一直以来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所谓人权是人作为人依其本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被庄严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是少数民族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落实和保障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人权事业的发展。
（三）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民族间的交往和民族内部固有的鲜明的民族特性，形成了灿烂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每个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数百年或上千年的时间，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就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人们将很难重新构建。因此，保护民族特性，实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但是对我国历史文明的传承，也是对世界民族文化的贡献。民族教育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分析
权利不仅仅是写在纸上，更重要的是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贯彻落实。从少数民族教育的社会现实状况看，确实不容乐观。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
多年来，在少数民族教育的投资上，中央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补贴民族地区的财政以发展教育，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教育的投入依然太少。如日本（1980年）国家承担了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25. 4%，县级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了67. 8%；美国（1979年）联邦政府承担了8. 5%，州政府承担了40. 1%。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为以县为主，在对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级财政占78%。这意味着县、乡两级政府承担了教育经费的87%。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财政困难，经费多靠国家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拿出足够的经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为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有效落实，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
（二）完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立法
民族教育立法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真正落实的必然要求。目前，黑龙江、吉林、宁夏已出台省、自治区级的民族教育条例。另外，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贵州黔西南自治州都已出台了州级民族教育法规。但是，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有权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在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法出台之前，国务院及教育部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权。有关资料表明，教育部于2002年开始便起草制定《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但迄今为止仍未颁布，教育部应该加快《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的制定步伐。将来全国人大制定出台后，国务院和教育部应该及时出台少数民族教育实施细则。少数民族教育法实施细则应当细化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具体职责、民族教育的具体办学形式等。
（三）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有效落实提供物质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必定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因此，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财力不足，但民族地区应当在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和行使自治权的前提条件下，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本民族地区的经济，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有效落实提供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朱祥贵，聂武莲．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基础理论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9，（4）．
［2］李步云．人权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邓祥俊．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几点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4）．
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拉丁美洲；早期；威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K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159-02
近年来，在世界政治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一概念。据说它是由西方学者沃林格于20世纪3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中，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型：民主政体、威权政体和极权政体。由此可见，它是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较温和的专制政体。
一
拉美威权主义政治思想最早萌芽于独立战争时期。玻利瓦尔等人怀着“自由与民主”的理想领导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在最先获得胜利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按照其愿望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但民主的尝试带来的却是权力分散、派别林立、领袖没有权威。尤其是每到战争的关键时刻，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玻利瓦尔都要受到国内议会的制约而贻误战机，独立大业因之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此，他意识到，对欧美民主政体的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是不符合拉美国情的。1815年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总结委内瑞拉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南美大陆发生的事情说明，完完全全的代议制机构同我们的特点、习惯和目前的文化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委内瑞拉是在政治机构方面走在最前面的美洲共和国，但是，它又是我们这些新兴民主和联邦形式行之无效的最明显的例子……我很担心，完全民粹式的制度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会使我们毁灭。”1828年在总结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出现危机的原因时，他指出：“我们的各种权力没有按照社会形式和公众利益所要求的那样进行分配。我们把立法机关变成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它只应是这个机关的一部分；我们使行政机关服从于立法机关，并使立法机关以大大超过合法权利所能允许的范围参与一般行政权。”
而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另一位著名的领袖何塞.圣马丁，则是明确地提出了在政治上采用集权体制的主张。他看中了集权的优势和必要，认为这种形式更符合刚刚解放的美洲现实和新独立国家生存的需要。还有其他相当多的领导人，思想上也经历了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膜拜，到认为适度的集权制更符合拉美国情的转变。这些就成为了后来威权政治形成的思想源头。
二
威权主义政体在刚独立的拉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一，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威权主义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与王权扫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国内市场，使劳动者失去土地的圈地运动是分不开的。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任务时，尽管建立了议会和内阁，但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只是到19世纪70年代才形成。法国的工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50至60年代，这个时期正好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德国的起飞也是出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在欧洲大陆，和在大部分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威权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因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新社会集团的兴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第二，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发展阶段上属于迟到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在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三个阶段走过的路，拉美国家要在一个阶段走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是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然而，在拉美一开始就出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极不协调的状况。拉美独立后一个世纪，封建性的大庄园制度仍然是各国农村主要的经济体制。农村中，70%的人是文盲，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仍然停留在殖民地时代的状态下，远远没有摆脱对领袖和偶像的盲从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因此，拉美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严重错位：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现实并存。正如拉美学者们所说：“如果我们单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政治模式的变化，而不看现实的话，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将陷入最大的真空和绝对的抽象。”
第三，由于意识形态超前，先进的政体没有基础，民主不仅没有给拉美国家带来稳定和进步，反而阻碍着民族的整合，甚至成了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滋长了地方考迪罗主义的泛滥。拉美国家独立后，决定国家命运的还是大地主的代表，拉美国家大都陷入了无休止的考迪罗动乱之中。考迪罗通过发动军事以暴力夺取各地政权的现象相当普遍。玻利维亚在74年中曾发生过60次“革命”；哥伦比亚在70年中爆发了27次内战；秘鲁在独立后的100年中更换了50多位总统，而墨西哥在整个19世纪共有72届政府，其中就有60个是通过考迪罗发动武装上台的。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拉美在贫穷与落后中挣扎不前，更为严重的是，随着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殖民主义试图卷土重来，拉美面临着民族独立得而复失，再次陷入殖民地深渊的巨大危险之中。
正在此时，欧洲实证主义思潮传到了拉美。实证主义宣传科学和发展，鼓吹民主和秩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而要作到这一点，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于是，拉美各国根据本国的特点毅然选择了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拉美最早的威权主义政体。
三
19世纪后半期拉美威权政治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保留了民主的某些形式，但实质是以强迫手段统一意志的集权制，某些国家甚至已经接近于个人专制独裁。2、与考迪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权主义打击了地方考迪罗们，但却形成了少数几个操纵国家政权的寡头性质的全国性考迪罗，如迪亚斯便被人们称为是墨西哥最大的考迪罗。3、行政权高于立法和司法权，总统（总理）拥有很大的权力，普遍存在“大总统小议会”现象，国家的管理是一元化的，政令畅通，令行禁止。4、体制权威往往是建立在个人魅力或军队权威的基础之上。5、威权政治下的社会恢复了秩序，保持了稳定，而且威权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展经济，从而使各国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了20世纪初，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环境趋于稳定，殖民主义的现实威胁已基本淡化，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壮大，他们要求扩大民主，亲自参政。民主化运动再次袭卷了整个拉美地区。斗争的结果是，拉美早期的威权主义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贾都强.东亚政治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威权政治与现代化（博士论文），1999-05.
[2]亨廷顿谈威权主义[N].世界经济导报，1989-02-27.
[3]玻利瓦尔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5]塞莱塞达.拉丁美洲的政治制度.瑞士弗里堡和哥伦比亚波哥大，1961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