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论文范文

宪法监督论文篇1

自近代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1919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则规定“宪法有疑义时，由下列各员组织特别会议解释之：参议院院长，众议院院长，大理院院长，平政院院长，审计院院长”。随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详细分析了应采用特别机关来解释宪法的原因：“至宪法解释问题，除君主国以该权限属于君主外，各国先例尚有三焉，（一）属于国会者；（二）属于法院者；（三）组织特别机关者。惟第一届国会所组织之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则主张由宪法会议解释之。夫以宪法会议解释宪法，诚可谓独开生面。然中华民国之宪法会议，实由国会两院会合成之。故该草案规定为宪法会议，无宁视为与规定属于国会者同调。以国会解释宪法，常易益其纠纷。盖宪法必因行政、立法两方面争议，始有解释之必要。若以解释权付之国会或国会两院所组织之宪法会议，则无异于以原告裁判被告，非独不平，而借解释以省纠纷之目的，亦不可得而达矣。次之，则付与法院解释，亦有疑义。盖法院为与行政、立法平列之机关，非有临乎其上，取得强制解释之权力，疑义一也；法院为政府委任之官吏所构成，安知不倚于一偏，疑义二也；法官固有解释一般法律之责任，不必均精于宪法，疑义三也。英美因以解释宪法之权付与法院，而法官遂有无上之权威，是又不可不慎也。本法第一百一条，权衡取舍，乃采特别解释机关之先例。”[4]

在国民政府由训政转向时期，吴经熊等人主张建立专门的审查机关，他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详细地规定了宪法的保障问题：“为直接或间接保障宪法之实行，及解决关于宪法之纠纷，应设国事法院。国事法院之职权如下：解释宪法上之疑义；审查违宪法令并宣布为无效；关于违宪行为之处分；解决中央政府各机关间、各地方政府间及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争议，及其他不能解决之事项；受理行政诉讼；统一解释行政法令；受理公务员被弹劾之案件，并惩戒被弹劾人及其在行使国事法院职权时，所发见应受惩戒之公务员；移送负刑事责任之被惩戒公务员于普通法院审判；解决其他直接或间接违背宪法，而非普通法院所得解决之政治上事件。国事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为之决定及解释，有拘束普通法院之效力，国事法院设平事十一至十五人，其中国半数由国民大会直接选举之，余由国民政府五院各推二以上候选人，提请国民大会选举之。平事中研究法律者至少应占五分之二，研究政治及经济者至少应各占五分之一。”[5]1940年，国民参政会的“期成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由宪法解释委员会为之”。

二、新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确立

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在废除旧法统、伪宪法的同时，也割裂了宪法监督自身的继承性，致使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不得不在空地上重新起步并采用了民国时期最不看好的议会监督模式。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了以法律解释为内容、以全国人大为实施机关的宪法监督模式。82年宪法在54年和78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这就弥补了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而不能进行经常性的宪法监督活动的缺陷。第67条第6、7、8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职权立法、授权立法、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层出不穷，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立法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制的统一，2000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立法行为的宪法监督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启动了宪法监督体制。第9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同时规定了审查的程序，第9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由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消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及时纠正。”200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行违法审查，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是违法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继《立法法》之后，我国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三、我国现行宪法监督模式的困厄及出路

议会监督模式虽发轫于英国，但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由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以及效力上都是相同的，宪法至上原则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我国实行成文宪法，因此，从法理上确认了宪法至上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除了议会监督模式的一般弊端外，还包括：

1.立宪权和立法权的合二为一。我国宪法从程序上明文规定了创制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区别，“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但82年宪法同时又将立宪权和立法权的主体合二为一，其结果导致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中心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抽象性的宪法审查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上，而没有扩展到人大常委会自身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面来，宪法仅仅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总纲，宪法监督流于形式。

2.人大职能方面的缺陷。英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但英国的上院同时也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而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立法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审查（我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还是事后审查（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都是抽象性的，不涉及具体的法律是否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注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启动了宪法诉讼。宪法诉讼和一般的司法审查是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宪法监督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应该由同一个机关来实施的两项职能却要由两个机关来承担：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却不能对法律进行一般性审查，也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而解释宪法是宪法诉讼的前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抽象性合宪审查却不能裁定宪法诉讼，一旦二者之间产生矛盾怎么协调？

《监督法》颁布实施之后，我们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法（违宪）审查了，这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因为宪法至上的原则决定了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能例外。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难以真正实现。而如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那么又有什么制度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

3.从实践上看，我国采用议会监督模式，曾因监督机关的虚置，造成54宪法的不宣而废。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比较健全的宪法监督制度，2000年又启动了宪法监督程序，但现行宪法颁布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过一部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也没有纠正过一起违宪行为。

鉴于议会监督模式的弊端，采用议会监督模式的国家纷纷寻求改革——走向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即使英国这样不成文宪法国家也不例外。1974年，斯卡曼勋爵在题为《英国法律——新发展》的演讲中呼吁：“一个法律制度在其受立法机关支配时，除非它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它便是它自身，在其受行政支配时，它便不会有确切的人权保障……我们的法律结构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供我们建立一个对这个国家中业已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行为的法律控制……我们务必寻求一个新的宪法解决方法以运用司法权力把议会的立法置于宪法限制之内。”[6]1988年，前苏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下设立了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宪法监督委员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其实，我国谋求新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尝试从未间断过：一是讨论1982年宪法草案时，当时有宪法保障一章，人们开始探讨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可能性，但最终的宪法文本仍然采用议会监督模式，并进一步规定由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1990年、1991年起草监督法的时候，稿子里也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到1993年修宪，还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由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实施这种模式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法院可以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那么只要把法院司法权的范围扩大到抽象的行政行为，甚至审查立法行为，就成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开端。由于我国司法机关一向比较薄弱，因此，它不可能担任这种重任，惟一可行的办法的就是顺应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

注释：

[1][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与权利[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2]~[5]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历程：史料荟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74、411，520-521，844、885.

[6]斯卡曼.英国法律——新发展[A].宪法比较研究文集（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摘要]宪法监督是的一项基本原则，由此，预期的宪法最高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最高权威。2000年的《立法法》和2007年1月1日实施的《监督法》标志着宪法监督模式的初步制度化、程序化，是中国发展的一大进步，但这种模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仍值得我们反思。

宪法监督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违宪监督;司法监督 ; 复合监督 【论文摘要】:多年来，法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各种设想和见解。我们既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又要坚持改革与开放的观点，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一、宪法监督制度的含义 违宪审查制度，也称宪法监督制度，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或依据宪法惯例，拥有宪法监督权和宪法解释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 审查和裁决一切法律、法规、政令和行为是否符合宪法，以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的制度。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公民当然需要遵守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令，然而，要求公民遵守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令，首先需要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令本身是正义的，具体而言，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令本身应当是合法的、合宪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一部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令全都能做到这一点，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好恶和利益。因此，法律、法规和政令是有可能出错，有可能不公正的。一个健全的法律秩序，显然应当设计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对于法律、法规和政令中的错误，当发现其与宪法有违背之处时，予以纠正，这就是违宪审查制度。 二、违宪审查制度的几大模式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宪法监督制度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法律传统、具体国情的差异，宪法监督权利具体由哪个机关来行使，在不同的国家有所区别，甚至有的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机关来行使宪法监督的权力。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来看，大致有如下三种立法模式。 1.立法机关监督制。又被称为议会型或代表机关监督模式。是指权力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审查法律、法规、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监督制度。这种模式起源于英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最为流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即1918年的苏俄宪法就是遵循议行合一的原则，明确规定由最高权力机关来监督宪法的实施 2.司法机关监督制。又称司法审查制，是指由普通法院通过司法程序依照司法原则对正在审理的各类案件所涉及的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监督制度。这种模式起源于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据统计，当今世界中，仿效美国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多达60多个，使得这种模式成为一种影响面比较广泛的宪法监督模式。 3.专门机关监督制。又成特设机关监督制，是指由特设机关根据特定程序审查法律、法规及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并有权撤消违宪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在世界各国中，最早确立专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国家是奥地利，这种模式确立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但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等不同，各国在确立专门机关监督模式时，专门机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门的政治机关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一类是特定的司法机关如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现在，各国违宪审查中以一种体制为住兼采其它体制优点，各种体制互相结合渗透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摩洛哥、瑞士等。 三、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及其实践 我国现行宪法沿袭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实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制度。这种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不仅深受传统的权力观念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外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它对于监督宪法实施、保障宪法权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宪法监督体制，有关宪法监督的规定也有些过于粗疏，。不可否认，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律规定来看，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过窄。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有权启动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他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只有建议权，没有启动权。这种法律制度设计的本身限制了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不利于公民权利的行使。特别是从实践中看，有权提起违宪审查的机关很少提起，实际上提起违宪审查的都是公民个人。 2.缺乏宪法监督程序。所谓的宪法监督程序就是指宪法监督主体在行 使宪法监督权时所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等一套规则体系。而我国宪法虽然对宪法监督的主体、方式和内容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却没有程序可依，对于宪法监督机关在行使宪法监督权时如何开展活动没有作具体的规定，使得宪法监督机关开展工作时无章可循，实体上虽有法可依，程序上却无法可循。 3.宪法监督的内容缺失，监督对象的范围过窄。从理论上讲，宪法监督的对象应该包括违宪现象，既包括立法上的违宪，也包括行为违宪。从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内容来看，主要涉及的是对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对行为的监督涉及的不多，政党行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不在监督范围之内，其实这些行为更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影响国家的政治活动，他们作出的决定以及指定的内部规则可能影响到公民宪法上的实体权利或者程序上的权利。而我国宪法没有将这些本来就属于违宪审查范围之列的行为纳入违宪审查中去。对于国家机关的行为就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审查，如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或的决定若违宪，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审查，同样，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定的法律自己也不能审查其合宪性。 四、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近期设想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如何选择宪法监督模式，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当前世界宪法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机制的缺陷和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和基本制度设计，来考查宪法监督机智的运行效果。笔者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吸收以上方案的积极因素并避免其消极因素，必须把宪法监督权分为最终决定权和强制性建议权，分别由立法机关和专门机关行使。这两个机关共同构成宪法监督主体，笔者称之为复合宪法监督主体。其中，立法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专门机关行使强制性建议权。 1. 由复合宪法监督主体行使宪法监督权力的原因在于： （1）立法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和体现。依据人民主权原则，指导国家机关正确行使保障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只能归属于人民。在现代国家，人民主要是由代表机关（议会）来代表，即通过定期选举的代表及时、有效地把人民当前的想法、愿望和价值观以立法的形式反映出来，因此立法权是联系政府与人民的基本形式。宪法监督权则是保障宪法规范、宪法原则等切实得到遵守的一项权力，主要针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可能导致法律文件的撤销或中止，而撤销或中止法律文件的权力是立法权的核心成分，应由立法机关行使。如果这一权力完全由立法机关以外的机关行使，就可能出现非民选机关篡夺人民权力的结果，违背了人民主权原则。所以，由立法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既保证了宪法监督的合法性，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现行司法审查模式、宪法法院模式中法官专横和阻碍社会进步的缺陷。 （2）但完全把宪法监督权赋予立法机关又是不恰当的。因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是选举与监督的统一。如前所述，实施宪法监督，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合法性，即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二是有效性，即要有理智的权衡和冷静的判断，这是正确决策的保证。立法机关的长处在于集中和反映民意，但在特定问题上并不擅长于依靠理性进行合理抉择。哈耶克认为，为多数所接受的法律未必就是善法（good law）。虽然上述观点有所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议会自己亲自监督宪法实施的局限性。 （3）基于以上原因，应该由专门机关来行使宪法监督的一部分权力。根据监督的一般原理，监督机关的独立性和外部性是有效监督的重要保证。为了保证宪法监督的有效实施，除了由立法机关在某些问题上行使最终决定权之外，还应当把宪法监督权的一部分授予独立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或者立法、行政、司法中的一个部门（从适用宪法的角度来说，司法机关更加适合）。如果由宪法法院行使一部分宪法监督权力，为了保证宪法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必须赋予宪法法院及其人员以较高地位和权威，并为宪法法院的组成人员提供特殊的身份保障以及与其职责相称的特别权力；如果由司法机关行使一部分宪法监督权力，为了保证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做好宪法监督工作，该权力最好能集中于省级和最高法院，而且法院的上诉职能应当与宪法监督职能分离。只有专门机关享有相对独立性，才能弥补议会型宪法监督模式有效性不足的缺陷。 （4）专门机关享有的部分宪法监督权的性质是强制性建议权。顾名思义，强制性建议权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性权力。在这一权力形式之下，专门机关提交关于宪法监督的建议案，立法机关必须无条件地列入立法机关的议程并付诸表决，如 果立法机关不能以2/3以上多数（普通法律通过时只需1/2以上多数）否决建议案，建议案将自动生效。一般说来，强制性建议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建议性。专门机关向立法机关提交的建议案并不立即发生效力，该项建议案是否生效有待于立法机关的认定；其次，强制性。专门机关提交到立法机关的建议案，立法机关必须列入议事日程，并交付表决。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比例否决该建议案，建议案就自动生效；再次，强制性建议权的适用对象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2. 专门机关行使强制性建议权，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专门机关可以利用独立的地位和非民选的身份进行理性的、冷静的思考，为宪法监督的正确实施提供重要条件。 (2)强制性建议权极大地降低了专门机关僭越人民权力的可能性。就本质而言，撤销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属于立法机关的权限范围，如果掌握在专门机关手中，就可能导致专门机关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的后果。 (3)强制性建议权有助于立法机关修正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专门机关的工作为立法机关重新审慎地对待自己的立法提供了机会。因为立法机关要否决专门机关通过的建议案，必须达到2/3以上多数，这就足以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4)立法机关与专门机关共同行使宪法监督权的复合体制也符合宪法监督机构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宪法监督机关的专门化，就是由专门机关负责实施宪法监督的工作。专门机关模式以欧洲大陆为基地，已辐射至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这一潮流的出现无疑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宪法监督机构的专门化还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专门机关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宪法诉讼案件，可以适应宪法问题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特点，可以准确、及时地为权利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可以保证裁决的相对独立性、公正性. 参考文献：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商务印书馆，1982． 陈云生：《走法治必由之路－－论宪法和法律监督的制度化》，《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一期。 程湘清．关于宪法监督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J]．法学研究，1992(4) 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J]．法学，1998(4)． 王丹丹．美国司法审查的运用和评估[J]．外国法学研究，1997(2

宪法监督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宪法监督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诉讼制度 论文论文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治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宪法监督是随着宪法的产生与实施而出现的，对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从回眸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入手，透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剖析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弊症，前瞻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治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的法律地位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得最好的一部宪法。为了保证宪法的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成为必需。 一、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建立之回眸 (一)1954年宪法的规定 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规定其拥有法律解释权，此处”解释法律”应理解为立法解释。当时的立法解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宪法监督的作用。因此，从宪法规定的精神和内容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行使宪法监督权。可以说1954年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是该部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监督制度，未形成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二)1978年宪法的规定 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此可见，在宪法解释问题上，1978年宪法明确建立了宪法解释制度，比1954年宪法有所进步；但1978年宪法只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并没有像1954年宪法那样明确提及”同宪法……相抵触”，且针对的也没有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违宪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说1978年宪法建立了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将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这两个职能分开，实际上无法行使宪法监督权。 (三)1982年宪法的规定 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通过宪法解释制度与违宪法规等的撤销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相对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 二、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现状之透视 现行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宣布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 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明确宪法监督的总体原则 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扩大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 现行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从而明确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现行宪法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同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规定，弥补了前几部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为宪法监督机关所造成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监督机关缺位的不足，使宪法监督活动更具经常性和规范性。而且，现行宪法第7O条和 第71条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 (四)建立逐级监督的宪法监督体系 现行宪法规定：(1)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4)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5)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大的不适当的决议；(6)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此外，我国现行宪法还规定，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五)规定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方法 现行宪法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批准后生效”和”备案”显然是一种事前审查的监督方法。同时，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撤销”显然是一种事后审查的监督方法。 三、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弊症之剖析 应当看到，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大量存在，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诸多不完备之处，宪法监督有待于进一步专业化、制度化、法律化。 (一)缺乏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 现行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均未作出具体规定。全国人大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程序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从宪法监督的实践角度看，我国的宪法监督程序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缺乏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而已。在全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但就它们的法律地位和职权来说，并不是专任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它们的辅助性机构(包括法律委员会)，也不专任宪法监督。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也不是只有在处理违宪问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专门机关要求它们主持宪法监督和全权处理违宪问题，而非专任机关又使它们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宪法监督工作，致使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三)宪法监督缺乏强制性 从制裁角度看，无论是撤销违宪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违宪法律、法规，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虽然罢免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但它本身不是一项专门的违宪制裁措施，因而在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违宪制裁措施的惩罚性不强，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 (四)宪法监督内容不全面 现行宪法序言和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62条和第67条虽然也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监督内容来看，主要是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而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则不够明确；并且这种监督只是侧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对”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等其他主体特别是执政党的监督则缺乏明确的规定。 四、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完善之前瞻 为了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必须进步完善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目前，应当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前瞻性努力。 (一)制定宪法监督的有关法律 为了使宪法监督活动具有权威和有效实施，必须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法律，如《监督法》、《政党法》、《新闻法》等对宪法监督机关的组成、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和监督内容、程序等进行规定，从而使宪法监督有章可循。 (二)建立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 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为此，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现有的体制内建立一个专门负责宪法监督的机关一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与目前存在的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一样，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宪法实施的状况，并就宪法实施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初步审查，确定其是否与宪法或法律相一致，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正式的报告意见；监督国务院及其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裁决有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解释宪法；等等。宪法委员会这一专任宪法监督机关的建立，将会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 (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违宪审查制度 所谓”违宪”，是指一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职责行为与宪法的原则、内容及精神直接相违背。所谓”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对某项法律或某种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断和处理，从而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违宪审查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纠正机制，保障宪法的真正贯彻实施；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处理来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保证国家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把违宪审查制度载入宪法。 (四)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建立有限的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诉讼制度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非法的或不当的侵害后，能向有关机关申诉，消除侵害，并请求给予救济的诉讼制度。宪法诉讼与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宪法权利通常能成为民法、刑法、行政法所保护的对象。但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不完备的，而且法律也不可能完全囊括和体现宪法的全部权利，总会有一些宪法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具体保护，这就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方面留下了空白。我国现行宪法相对来说比较简括和原则，我国的法律还谈不上完美无缺。因此，建立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当然，由于宪法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宪法诉讼应是一种特殊的诉讼。这种宪法诉讼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凡是有部门法具体保护的权利，一律由部门法加以保护。当穷尽部门法而对宪法规定的权利无法给予救济和保护时，就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来加以解决。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宪法监督论文篇4

关键词：宪法监督关键缺漏建议

法律一旦制定。必然会有违法的行为出现，没有必要、可行的监督和诉讼制度，法律就无法贯彻和落实，其规范功能就无法发挥，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或成为没有权威的空洞纲领和道德说教。宪法同民法、刑法等一样，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规范，而且处于最高地位，更加需要建立与完善监督制度。因此宪法监督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宪法监督是依宪治国的关键

“任何法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如果不能贯彻执行，不过是一张废纸。”有法不依，其后果是使法律形同虚设，甚至还不如无法可依。因为这不仅大大贬低了法律的尊严，使人们本已淡薄的法治观念更加匮乏，而且容易助长“人治”倾向。所以，保障法律特别是宪法的实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重要的课题，而宪法监督则是其关键环节。宪法监督，是指国家和社会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宪法得以全面、正确实施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使宪法发挥最大限度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能。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之所以要加强宪法监督，除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外，主要还有：

(一)加强宪法监督，从而保障国家各项工作都依宪进行，是由宪法自身的性质与特点决定的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其内容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特点，这使得宪法规范一般都比较原则、概括，需要制定其他法律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而这些“依据”宪法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真正合宪，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审查和裁决，以保证法制的统一。第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要求对上述主体行为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并对其违宪行为进行制裁以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第三，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非法侵害时，在依照其他程序仍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可提起宪法诉讼，以使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得到全面有效的保障。

(二)加强宪法监督，也是世界各国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美国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建立起来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保障美国宪法的实施，实现权力制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以为核心的宪法控诉制度，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1957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践，则从反面证明，没有一套完整统一、具有权威性又便于操作的宪法监督制度，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法制混乱。

如果说依宪治国是法治的灵魂，那么宪法监督则是依宪治国的关键。所以，加强宪法监督，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能否真正建立起法治国家的关键。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漏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和宪法实践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并对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实践表明，其作用发挥得还不理想，还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漏洞。主要表现在：

(一)在思想观念上对宪法性质、地位、效力的认识不足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作为宪法权力和职责、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其宪法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宪法实施的状况，影响其在宪法监督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55年的一个复函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得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又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外。似乎宪法成了“上帝之手”，它在其他法律制定以后。便不再起任何作用了。这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宪法不是法，不具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致违宪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特别是由于缺乏违宪责任制度，违宪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更使人们对宪法地位和效力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加深。“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可见。宪法意识不强，对宪法缺乏应有的尊重，已成为影响我国宪法实施的一大障碍。

(二)缺乏有效的专职机构，宪法监督未能经常化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保障我国宪法实施的关键。但在宪法监督实践中，党的政治保障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而全国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仅半个月左右，而且议程多，所要行使的职权达l5项，代表的素质又难以适应宪法监督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高的要求，因而根本无暇顾及宪法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所要行使的职权有21项之多，而且当前立法任务相当繁重，进行宪法监督实在力不从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也多次承认：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环节，要认真改进和加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有各的职责，进行宪法监督又不过是协的工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方面也很不尽人意。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当然享有对国家权力行使者行宪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但由于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途径又不畅通或尚未建立，加之人民群众宪法意识、法制观念不强，因而在监督宪法实施中的作用也不理想。

可见，在实践中，宪法监督主体都还未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其应有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缺乏专门的富有效率的专职机构，使我国目前宪法监督的状况很不理想。

(三)宪法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

组织机构和制度程序是实现宪法权威的基本物质形式，我国宪法的至上权威尚未真正确立起来，除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外，还缺乏制度上、程序上的保障。

1，一些必要的制度，如宪法解释制度、宪法修改制度和违宪责任追究制度等尚不完善。我国宪法虽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原则规定并未具体化、制度化，这项职权并没有真正得到行使。尽管现行宪法对宪法修改的机关程序等都有所规定，但仍过于原则，不便操作。而违宪责任追究制度的缺乏，则使大量违宪现象得不到相应制裁，从而严重损害了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2，有关国家机关职权行使得还没有具体化、法律化。我国宪法只原则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缺乏相应的法律把这一规定具体化，使宪法监督具有可操作性。这不能说不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一大漏洞，以至进行具体的监督活动时于法无据、无法可依。

3，宪法还不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它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而宪法的法律效力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而我国却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四)宪法监督主要限于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

从理论上讲，宪法监督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容：审查法律、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但我国则偏重于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对具体违宪行为以及兼具二者特点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则审查力度不够。根据我国宪法、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相互之间，通过备案、批准、撤销制度，来实现对法律、法律性文件等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尽管这方面的工作也并非尽如人意，但毕竟使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成为可能，在现实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审查，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又缺乏相应的政治、行政、法律责任形式，也没有可操作的程序以及主观认识上的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因而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往往不了了之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府机构改革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容易造成不同部门之间职权分工的交叉或空白。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不同机关往往会发生权限争议。这不仅会因政出多门而降低效率，而且还会加重人民负担。当前这一现象比较严重，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停留在政策指导上，还没有依宪依法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三、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议

(一)提高全民宪法意识

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提高宪法意识，发挥其在宪法监督、保证宪法实施方面的关键作用。具体说来，第一，坚决清除依宪依法治国是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和都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党员，都必须遵守和服从这一规定“在遵守宪法和一切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这不仅无损于党的权威，而且还会增强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第二，树立公民意识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任何党员，首先是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不能因其党员身分而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

其次，广大公民也应提高宪法意识。要明确宪法与公民的关系。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有限政府，约束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公民的权利正是通过权利制约权力而得以保障和发展。因此，维护宪法权威，也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此外，还要树立宪法也是法，并且是最高法的观念。宪法不论从制定程序、内容结构，还是从效力上看，都具有法律属性。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依据和基础，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公民守法护法。首先是遵守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加大宪法宣传教育的力度，以期在全社会形成学宪法、懂宪法、护宪法的氛围。

(二)在国家权力机关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1，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

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尽管存在不同的模式设计，但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想，得到了较多人士的认同。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首先，设在全国人大下面，体现了宪法委员会崇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其以高度的权威来行使职权，也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性质相适应。其次，设在全国人大下面，也符合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便于处理它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保证国家机关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2，宪法委员会的职权。

宪法委员会隶属全国人大。其职权主要有：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发现违宪条款，有权分别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处理建议。审查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省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认为其违宪，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撤销建议。审查中央国家机关及其重要组成人员、各政党、全国性社会团体的具体行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处理意见。就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分别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对因法律规定不明或未作规定而引起的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根据宪法精神、原则并结合现实需要，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处理建议。等等。

审查方式是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并重，既可以积极对以上法律性文件或具体行为依职权进行全面审查，也可以应一定主体(如：由全国人大选举、决定的国家机关重要组成人员、全国性社会团体，一定数量的全国人大代表或公民等)提出的违宪审查请求而进行。

3，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与任期。

宪法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候选人应是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是政治专家或法律专家、经济专家。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当然的委员，现任委员长兼任主任。同时，考虑到工作的重要性和专业性，宪法委员会可以招聘有关专家作为顾问或工作人员。委员的任期应比其他代表长一些。至少应担任两届。以保证宪法委员会工作的连续性和委员的独立性

4，省级人大也应设立相应机构。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公民宪法意识淡薄，违宪行为大量存在，所以有必要在省级人大也设立相应的机构。其职权是对本级和下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进行违宪审查，如认为违宪，有权向本级人大或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处理意见，处理本级和下级国家机关的权限争端。

(三)加快宪法监督的法制建设

1，制定人大监督法

在我国，监督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人大的监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我国宪法、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各级人大享有监督权，并对监督的对象、方式等也作了规定，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尽快制定出包括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的基本法，其中应包含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程序、效力、违宪责任形式、裁决及其执行等，以保证人大监督权的充分行使，切实体现其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

2，制定政党法。

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我国已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础，也是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必然选择。但是，这一制度还没有具体化、法律化。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行为、相应的政治法律后果，以及各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方式、程序、效力等都应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3，制定宪法诉讼法。

宪法也是实体法，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因此，宪法的实施同样需要程序法来保障，使其具有“可诉性”，以有利于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追究和制裁。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他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时，而向有关机关提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宪法权利和自由，通常可以通过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来保护。但由于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现有法律难以涵盖全部宪法权利和自由，致使某些宪法权利和自由成为“空中楼阁”。所以有必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诉讼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受理机关、审判程序、责任形式、判决和执行等。根据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法院设立宪法权利法庭，作为宪法权利纠纷的管辖机关。这既体现了宪法权利的重要性，也有利于维护审判权的统一。

宪法监督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宪政 宪法监督 依法治国 法治 论文论文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我国以法治国进程中，如何加强宪法监督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加强宪法监督是为了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途径。本文就建设法治国家道路上宪法所处的地位以及以法治国与宪法监督制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任何权力都应当是有限制的、受到制约的，这是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自1954年我国颁布施行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施实第四部宪法，我国宪法监督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监督的有益做法，对宪法监督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自1982年后，全国人大又先后四次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修改和补充，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一、我国现阶段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 (一)监督的最高性。宪法的最高性是指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从地位看，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从内容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监督的原则性。这是指对宪法监督规定的比较原则，即只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总原则。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监督的经常性和规范性。明确了宪法监督机关，扩大了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从而明确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现行宪法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同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规定，弥补了前几部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为宪法监督机关所造成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监督机关缺位的不足，使宪法监督活动更具经常性和规范性。 二、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宪法监督制度的辨析 从宪法监督制度本身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没有突破权力的桎梏，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完善。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提出在不改变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基础上，增加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宪法监督。 (一)无专任的监督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周全的，否则也就不会颁行了。这必然造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重视对自己颁布法律进行的监督。 (二)无相关的程序规定。由于现行宪法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做出具体规定。我国是一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国家，反映在宪法监督制度建设上来，就是有关宪法监督的主体规定较为健全，而关于宪法监督运行的程序的规定比较少。 (一)无专任的监督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周全的，否则也就不会颁行了。这必然造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会重视对自己颁布法律进行的监督。 (二)无相关的程序规定。由于现行宪法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虽然规 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做出具体规定。我国是一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国家，反映在宪法监督制度建设上来，就是有关宪法监督的主体规定较为健全，而关于宪法监督运行的程序的规定比较少。 (三)无明确的监督对象。通过什么方式来实施宪法监督，由于现行宪法监督的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也相对单一，局限性较大，还没有根据宪法监督的特性来建立一套或者几套比较成形的体系，导致监督的对象不明确不具体。我国宪法序言和宪法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 为了实现宪政提高宪法的权威，废除推倒现行的制度实行西方的权力划分体制显而是不现实的，既要坚持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理念，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前者要求最终采用何种模式，能够使侵犯人权的现象得到及时的纠正与制裁，使宪法真正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后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只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制度框架内设计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二是所设计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制度特色，实现与相关的法律制度配套、衔接。 (一)立法上制定监督法律。制定“监督法”等相关宪法监督的法律，以明确其具体职责及工作程序，使宪法监督实施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在近几届全国人大的历次会议上，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制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议案。 (二)设立专门机构。也就是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及违宪审查机关，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国外实施宪法监督的机构，有普通法院、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我国不是三权分立的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同时是宪法监督机关。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能在全国人大之外、之上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非法的或不当的侵害后，能向有关机关申诉，消除侵害，并请求给予救济的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是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并解决争议的活动。宪法诉讼与同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宪法权利通常能成为民法、刑法、行政法所保护的对象。 宪法监督是当代宪法与宪政制度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发展与完善本身也是改革，对于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直接意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实现法治的进步!

宪法监督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警察权 宪法制约 宪法监督 【论文摘要】对警察权的制约和监督，我国在制度上设立的监督方式虽然比较完备，但具有实效的监督方式少，尤其是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宪法设计尚有一定的缺陷。本文以宪法的视角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对警察权的宪法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从限权方面应明确界定警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从制衡方面应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从监督方面应设立人民侦查员制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当今社会，警察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任何一个社会及其人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保障社会安宁的警察队伍。但是，如果誓察所行使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反过来又会侵害社会及人民的合法权益。因为誓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它包括警察在行使的法定的行政职能和刑事职能中的一切权力，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私权利。因此替察权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中实际运行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一旦权力被滥用将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极大侵犯。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我们已经明确地将“依法治国”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誓察权行使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第一要旨。而依据宪法理论，公权力的行使和私权利的享有是一种此涨彼消的反比例关系，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的权利化为乌有f}l。而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调整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国家的公权力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的侵害，实现对人权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 对誓察权的制约和监督，应该说我国在制度上设立的监督方式还是比较完备的。既有国家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政府的监督以及国家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监督)，也有社会监督(包括党的机构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既有来自这些外部力量的监督，也有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监察部门和督察力量的有力监督;既有事前监督，也有事后监督等等。这些监督方式都从某一个方面和角度保证了公安机关能够严格地依法行使职权，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从监督的实效来看，确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监督形式虽然比较丰富，但具有实效的监督方式少。尤其是对于警察权滥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宪法设计尚有一定的缺陷。对此，笔者拟以宪法的视角从限权、制衡、监督三个方面对警察权的宪法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等问题进行粗略探讨。 一、限权—明确，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 依据宪政的理论，任何权力都必须得以制衡，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自发地向外和向内寻求扩张，导致越权和滥权、擅权。权力必须要有制约，而惟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且愈重要的权力，愈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来进行制衡。而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其他公权力一样具有易扩张性。正如孟德斯鸿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写道，“在警政的实施上，惩罚者与其说是法律，毋宁说是官吏。在犯罪的审判上，惩罚者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法律。誓察的事务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几乎不需要什么手续、形式。”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誓察权力广泛，另一方面说明誓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受约束的程序少，也就是誓察的“自由裁量权”大。因此由于警察权先天的易扩张性，往往最容易被滥用。而它一旦被滥用，对人民的伤害，对社会的损害就会极为普遍极为深重。因此，从宪政角度来构建限制警察权的机制尤为必要。 我国替察权最显著一个特点就是警察权界限缺乏宪法的明确定位。由于誓察权界限的不确定性，有时政府会出于某种考虑，要求公安部门承担某些政治、经济或社会性任务，而这些任务超出了警察理应承担的正常范围，从而导致了誓察权力的扩张，并为那些贪婪的警察制造出了寻租的机会。譬如有的地方政府提出，公安部门要为经济建设、要为某项政治任务保驾护航。这实际上是逼迫誓察去承担他所不应承担的行政职能，而警察权也就借此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或者由于公安部门与政府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由此在决策层上获得了与其职能不相称的权力。这样，从制度上警察的强制性权力延伸到了非警察事务中，这必然会诱惑誓察腐败。因此，只有宪法将警察权力限定在于 明确的法定范围之内时，其权力才有可能被有效地约束、监督。 就警察的刑事职能而言，我国《宪法》第135条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作出的设计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设计从宪法上确立了中国的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既是一种互相配合、制衡的关系，又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依照宪政理论，权力只有相互制衡，公民的私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一诉讼结构在强调侦查、公诉、审判三个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同时，又强调密切配合，这本身在形式逻辑上就出现了矛盾。强调配合固然能起到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但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靠什么机制来保障呢?而且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公安机关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而这些措施却又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诉讼活动成为公安机关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制约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的局面冈。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侦诉一体化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和制约。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赞成龙宗智先生主张的“侦诉一体化”的观点，不赞成有些学者主张的“检警一体化”的观点。检警一体化，强调的是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容易弱化警察的责任感，不利于侦查的专业分工，反而不利于侦破。加强侦诉合作的具体设想是:警察侦查案件，得随时向检察官报告侦查的过程，自觉地接受检察官指导和限制，以防止警察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检察官认为必要，可以亲自侦查案件，可以介人任何案件的侦查。检察官认为需要警察帮助时，警察必须予以协助。检察官的命令，警察应当接受，否则构成读职。侦诉一体化的核心是确立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主导地位，侦查机关的所有诉讼行为，特别是调查、取证行为，必须服从检察机关的领导、约束和监督，从而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又为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设了一道屏障，也有利于防止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警察权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二、制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赞察权 警察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控制是宪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最常见的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方式就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在警察的执法行为作出之后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由司法机关对警察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等予以审查并作出处理。除了这种事后监督模式的行政诉讼之外，另一种较常见的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方式是警察在作出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之前，必须首先向司法机关申请，经过司法机关审查同意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状之后，才能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对警察权的这种控制模式一般主要适用于那些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领域。譬如，当需要对公民临时限制人身自由或者需要进行搜查、扣押、羁押、监听等情形时，警察无权直接决定和实施，而是必须事先向法院、治安法官等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批准同意。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正是基于对警察权的天然的易扩张性的考虑，因此有着坚实的宪政理论基础。 首先，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符合宪政理论中“权力须得分工和制约”原理的需要。我国的警察主要承担着治安行政管理和代表国家侦查犯罪、追诉犯罪的职能。在这一职责的驱动下，警察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捕捉、搜集当事人违法犯罪证据的主观积极性非常强烈。更重要的是，警察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掌握着丰富的权力资源，警察权本身又具有单向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行政相对人、犯罪嫌疑人等则处于被管理和被追诉的地位，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具有强制特性的警察权的侵害。根据“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中担任裁判者”这一法律格言，对于为维护治安和追诉犯罪而采取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允许警察自己作出决定并对当事人的不满和异议作出最终认定，则无疑违反了这一理念。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对于警察权的行使，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社会纠纷和争议享有最终的裁决权，由司法权予以控制是合乎权力分工和制约理论的。 其次，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也符合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人权的理念。当今中国，保障人 权和正当程序观念已经深人人心，为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内容。而警察作为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工具，在行使职权时，也必然是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对于被管理者来说，在面对代表强大国家、拥有国家强制力的警察面前，特别是在被警察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之后，其必然处于弱者地位，权利更容易遭受警察权的侵害。从一定意义上说，警察扮演的是控告、追诉者的角色，不能由警察自身对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否合法作最终的裁决，因为“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宫，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I61。而司法权从其本质上说应当是超然、中立的，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判等原则也为现代法治国家所公认。因此，以司法权来控制侦查权的行使，符合上述理念和原则，也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人权。 因此，为体现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统一，有必要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制约膨胀的警察权。具体设想是:(1)建议在全国各基层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或治安法庭，专门负责对在侦控机关提请适用的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签发司法令状。(2)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即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权力。(3)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赋予当事人及其人、辩护人在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如遭拒绝，应嫌疑人、被告人的要求，由法院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迅速作出裁决。如仍遭拒绝，可向上级法院上诉。这样将警察拥有的事关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的财产权的决定权被改变为申请权，警察对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和重大财产权的决定，都只能依申请，而由法院做出最终决定。 三、监督—设立人民侦查员制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警察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往往直接与人民群众发生关系，警察能不能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人民群众，特别是有关事件的当事人。因此，为了增强警民沟通、建立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人民法院系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及人民检察院系统最近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警察体系内部也引人“人民监督员”(或称之为“人民侦查员”)制度，即在诉前的侦查阶段吸纳社会公众参与，尤其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采取限制和剥夺的强制措施时，由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制约的民主制度。其宪法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侦查员制度具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警察权的行使也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警察法》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46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替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直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这些都是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的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记载着人民权利的纸”。人民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载体，从“纸上”落到实处。否则，人民的权利只能是一句空谈。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就是为了落实宪法和法律的上述规定，为人民群众行使对公安工作的监督搭建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刚性程序，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障人民监督权利的行使，促进人民民主的经常化、程序化、制度化。 第二，人民侦查员制度具有坚实的宪政理论基础。建立人民侦查员这种由社会公众监督制约司法活动的民主制度，其基本的宪证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国家权力实行监督制约和司法的民主性的理论。具体地说，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权力的监督制约理论。权力需要监督和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一条公律。替察权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权力，其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直接影响到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种监督制约既要有法律程序上的制约，又要有人民 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保持警察权的人民性。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人民侦查员制度，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途径，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论，在法律监督中体现人民意志，是实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一个重要措施。 当然，除了设立人民侦查员制度之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借鉴香港特区治警先进经验，设立警监会(全称为“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加强对警察违法违纪的监督和制约冈。香港警监会是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独立组织，专门负责监察警察个案的投诉。除了监察每宗投诉的结果外，警监会还会监督投诉警察的整体工作程序，研究市民对警察投诉的统计资料，并指出其工作程序中导致投诉的漏洞，并向香港警务处长官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出建议。有了这样一个专门监督警察的机构，有助于强化对警察权的监管，并使公民得以投诉有门。并与人大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公众监督互相配合，就可以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的制约监督体系。 恩格斯曾说:“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替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警察的“统治管辖”所依靠的强大的“权威”，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替察权不能“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而应当被置于法治之下，被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惟其如此，社会得到的才能是安定团结，国家得到的才能是长治久安，一个和谐的社会才能得以构建

宪法监督论文篇7

同样，以往我们对司法审查制度的传统理解，至少有一点——包括笔者在内——似乎是有共识的，即认为在最早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美国，在其宪法文本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制度。美国之所以有了这一制度，并在后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立宪政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即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审理过程中大法官马歇尔为了回避对诉讼双方孰赢孰输作出直接的判决，而牵强附会地说美国的司法违背了美国宪法而致马伯里要求得到委任状的诉愿得不到联邦法院的支持。更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马歇尔在任大法官期间，通过上述1803年的案件以及后来的一些案件“强夺”过来的。诸如此类的学术意见，反映了一种传统式的共识，即认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在某种历史机遇下偶然产生的。即使有些学者（包括笔者在内），认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决非偶然，而是有可以追溯到英国立宪母体的久远的思想渊源以及英国的和北美殖民地时代的一些先例可援，[4]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把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立宪主义的某种必然性联系起来。相比之下，罗尔斯则从公共理性的立场出发，把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看作是美国或立宪主义的必然的产物和最适宜的制度。罗尔斯借重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人们建立一种新政体的选举权力与政府官员的日常权力、全体选民在日常政治中所行使的权力区别开来，又把人民制宪权力与立法机关的普通立法权力区别开来。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国会的至上权力被否定。在此基础上，他又借重当代美国著名宪法学家布鲁斯·艾克曼在“宪法政治事业与宪法”一文[5]，以及有影响的著作《我们之为人民：基础种种》[6]中所提出的概念，即将司法机关作为较高法律——宪法的最高司法解释者而非最终解释者。后者属于人民，选民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可以使宪法符合其政治意志。但是，在立宪民主政体中，人民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影响和左右政府各个分支，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的，包括人民自身关于基本权利的保障也不是必然都能够得到的。因为任何立宪程序都有可能被滥用或歪曲用来制定违反基本立宪民主原则的法规。正当而公正的宪法理念总是通过最合乎理性的政治正义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实际政治过程的结果来确定的。美国最高法院就适合于这种双重性的立宪民主理念，即一种保护较高法律——宪法制度设置的理念。通过运用公共理性，法院将使法律免受短暂的大多数立法的腐蚀，或者更有可能遭受那些组织化的和占据优势地位的狭隘利益集团或群体的腐蚀。因为具有司法审查权的法院可以宣布有关的法律决定、措施等是违宪的，从而使法院的这种决定通常在合乎理性的意义上符合宪法本身及其确立的各项民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通过运用其违宪审查权，不仅在表面上维护了宪法，而且还从根本上维护了宪法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7]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分析，虽然不是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也可以看出，罗氏确实是把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看作是美国立宪民主——双重性民主制度下最适宜的政治创造物；美国最高法院作为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机关是最能，也是唯一能体现公共理性并最终实现政治正义价值、保障人民的宪法权利的政治创造性。总之，最高法院作为最高的宪法司法解释机关和司法审查制度的存在，是美国立宪民主政体在原初设计和“背景文化”中本来就有观念上的和制度上的基础，在后来的政治进程中又内在相关，又必然而且果然会出现的政治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确实为宪法学的研究者们在研究包括司法审查制度在内的有关宪法学术问题方面，开拓了更深入、更广阔的认识领域。 不过，从我们专业的立场看，我们觉得罗尔斯上述的开拓性探讨的公共理性问题，就其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相关的分析，仍有言尤未尽之感。诚然，罗尔斯不是专业的宪法学家，也不是在全面深入系统地分析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这类专门性的问题，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对他提出苛刻的要求，要求他对该问题的论说要面面俱到。但是，从我们这个研究的意义上说，在我们对着位大师级的学者表示敬意之余，也还想就此话题作一些更多的演绎，感觉中，这好像有些像“狗尾续貂”之类的述作了。 我们想演绎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最高法院作为公共理性的最高范例的作用，在实然方面诚如罗尔斯所论，是其双重性质的民主政体、司法机关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而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实然方面我们也同意像罗尔斯和其他的学者所论及的那样，从长远的趋势上看，司法权力的行使，同其他政府权力的行使一样，不能长期地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发展潮流。“ 人们应当承认，选民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趋势中最终可以使宪法符合其政治意志”。[8]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在200年（从1803年起）的司法审查实践中，却作了许多违背人民意志、社会进步潮流甚至宪法文本及其原则的判决。连罗尔斯本人谈及这个问题时，也两次提出美国最高法院的实际所为常常与人们期望的或理性的要求大相径庭。[9]美国最高法院在这方面的作为，自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中一些著名的案例有如下一些：

宪法监督论文篇8

关键词：宪法监督制度；现状与不足；完善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212-02

宪法监督是由宪法授权或宪法惯例认可的机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合宪审查，取缔违宪事件，追究违宪责任，从而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宪法制度。在总结我国发展的经验及借鉴他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基础上，我国确立了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即代表机关的监督体制，采取事前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武装量、企事业单位，所有公民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审查。虽这一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但其由于缺少相关立法予以规范与保障，故在现实中并未起到应有之作用。

1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不足

首先，宪法监督的内容仅停留在在理论上无现实的约束力。这对于宪法监督的功能而言无疑是个缺憾。我国宪法在对违宪行为的审查上，局限于对抽象的违宪行为的监督审查，虽然宪法规定了一套纵横交错的监督网，但只限于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对其它方面监督内容很少。”尤其是对具体的违宪行为的监督几乎无从展开，并且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违宪性审查，也没有明确规定，缺少了法律确认与程序保障，现实中宪法监督缺少约束力，使得人们无法清楚的获知宪法监督的对象与内容。

其次，缺乏宪法的专门监督机构。从历史的护宪规律来看，一个重要的趋势即是“违宪审查主体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以至监督组织专门化的趋势。”我国虽然有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负责进行宪法监督，但其并非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由于它同时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故通常来讲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倾向于自己制定法律是合宪的而忽视对其的法律监督；另一方面以目前人大的组织形式及工作特点也不利于宪法经常性的监督。由于会期短，代表又人数众多，故不可能集中，有效地审查违宪行为，并且人大代表中深谙法律的专家又是少数，要求其它非法学专业代表准确监督宪法实施进行审查也是不可能了。此外在短短的会期中，要履行多项国家职能，因此对宪法实施专门监督是根本无法胜任的。

再次，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不健全，缺乏专门监督方法与程序。在我国宪法中是原则性的规定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对宪法监督方式的程序等问题往往规定很简单或根本无法可依。并且“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程序和宪法诉讼的具体规定”。这使得宪法监督主体无法有效的履行职责，操作性差使得宪法监督仅成为理论概念而已。

最后，我国宪法监督违宪制裁措施及承担违宪责任的方式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这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降低的宪法实施的权威。例如：罢免这一制裁措施虽有一定制裁性，但对承担违宪责任的主体而言，这本身不是专门的违宪制裁，因此对其所体现的宪法制裁不够严肃与有权威性。

以上是概括性地分析了我国目前宪法监督中所存在缺陷。总体上，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机关未能专门化，法律制度没有具体化，这些不足如不加以消除，我国便不能建立一套真正意义的宪法监督制度，而这一制度建立立法的保障与规范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因此完善宪法监督立法是一项极具意义又相当紧迫的任务。

2 我国宪法监督立法问题的探讨

目前，我们比较迫切的任务是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各项内容，使之法律化、制度化，从而达到宪法监督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一监督立法应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宪法监督的客体（对象），由于我国对此目前规定的不明确，因此在拟制定的宪法监督法中应对此问题作出清楚的界定。应首先明确宪法监督的对象是抽象行为及具体行为为一体的各类主体的行为是否具有合宪性。这其中包括：①对国家有立法权限的各级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对此审查时，应首先审查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问题，是否权滥用权力等等，再者审查其制定的各项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规定或与宪法的原则，精神有无不符之处等等。②审查具体行为合宪性，即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族人民、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行为是否合宪的问题，其中包括审查公民、法人、各类组织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案件。如《民事诉讼法》中的选民资格案件，便应纳入宪法监督审查范围，通过宪法监督对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加以保护。③对国家领导人宪法监督，国家领导人代表国家实施特定的行为，对其的违宪审查工作应专门加以规定，使其行为符合宪法之规定。此外，对其涉及到宪法的原则性规定的具体行为，如国家机关权限纠纷等问题，一般也通过监督立法具体裁定加以解决。

（2）监督的专门机构及程序保障。

虽然目前学者探讨各种监督机构的设置与建立，但我个人认为应在全国人大中设立宪法委员会，其具体的职责是重点审查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夹的合宪性及国家领导人行为合宪性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克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组织上的局限，有利于实现我国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和专门性、经常性，使宪法监督落到实处。”宪法委员会是个权威性很高、地位特别的机构，它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有权独立做出违宪的决定，因此对其人员的组成应充分吸纳法学专家，尤其是宪法学专家，实行专业化、科学的监督。宪法委员会有权在接到地方各级人大（地方各级人大有责任将发现违宪行为或接纳的违宪文件的举报交向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请求书，或收到了涉及立法与宪法原则有冲突或权限审议等材料后，应组成人员应讨论研究，及时做出处理及制裁决定，对于违先文件应宣布撤销，对于国家领导人违宪案件应视其情节让其承担政治后果等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的同时，还应在各地设立。应设立在省一级，主要处理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诉讼案件，与宪法委员会以对抽象行为合宪性审查相区别，主要侧重具体行为是否违宪问题。这里主要包括违反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但目前又将其列入民事或行政庭的案件，如男女平等问题，选民资格问题，损害污辱国家标志案件等等。这样规定使两种专门机构并行不悖、各有侧重、使宪法监督落在实处。

（3）违宪审查方式的规定。

与上述两种专门监督机构相对应，而应采取相应的审查方式。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主要采取事前审查方式。即在上述法律颁布之前，依照法定程序由委员会组成专门监审小组，对其所规定的内容原则等进行违宪审查，如遇法所立规定与宪法及宪法性文件等相冲突，则宣布予以撤销并禁止颁布，这样能起到预防之效果，防止违宪性文件公之于众而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这一审查是宪法委员会主动进行的，“总的来说，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属于非诉讼性审查”。而与此非诉讼性审查相对，采用宪法诉讼审查和附带性审查方式的主要是针对具体侵犯的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其宪法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可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向申请救济。通过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对违宪案件做出具体裁决并附带性审查所涉立法的合宪性。此外对于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机关相关宪法行为也应采取事后审查的模式，在有控诉的情况下进行审查。这样采用不同审查方式，加强宪法监督的力度。

（4）对违宪制裁措施及责任承担方式之规定。

我国现行的违宪制裁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主要是法律、法规与有关机关违宪决定）；②罢免违宪的国家领导人的职务；③不批准宪法等等。由于这些措施种类过少，又多是抽象行为的宪法监督，使人们无法感受到宪法的制度，也使宪法权威受到损害。故在违宪制裁上应加入以下相关措施：（a）罢免。这里所讲“罢免”是对所有领导人员，无论其级别、职务高低，只要有违宪行为便应将其予以罢免，而不应将罢免仅适用于国家领导人。（b）停止侵害。此项措施主要针对具体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宪法性权利而言，目的是严防重点宪法侵权的继续进行及进一步扩大，这主要由做出。（c）宪法义务的强制。与上述措施相比较，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促使有能力履行宪法规定之义务，但拒不履行，造成他人宪法性权利得不到实现的消极违宪者履行基本义务。（d）赔偿及处罚。对违宪行为造成国家、集体、个人经济损失的违宪行为做出者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触犯其它法律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罚。此外宪法的责任承担方式由于其特殊性、根本性等特征所决定其与普通的民事、刑事责任等有所不同，比如对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后，确认违宪，并不追究立法机关的法律责任，而是告之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并发出建议书期限修改，使其内容修改符合宪法原则，内容与精神。对于领导人的违宪一经查明即宣告为无效，并由宪法委员会交由相关部门给予处罚。另外对于具体案件侵犯他人宪法权利，则由给予处罚与制裁直接判决相应法律责任于侵犯行为做出者身上，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违宪的法律后果，更加发挥宪法的权威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不断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保障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其根本性的作用，是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而针对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制定专门的符合我国国情又体现时展潮流的宪法监督法，规范各项宪法监督制度使宪法监督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无疑是对于树立宪法权威，实现依法治国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不断总结宪法监督的经验、摸索宪法监督的规律，在法律框架内构建充满生机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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