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理论范文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1篇

鉴于总结之前两次对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够深入和全面的缺陷，笔者认为:首先，一个完整的宪法学理论体系要具有系统性，所谓系统，是指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事物的诸多不同层级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宪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要考虑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权力等具体内容的列举，而且也要注重一些抽象内容的概括，例如一些宪法性的原则，宪法的价值体系等。而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层面或者某一个部分加以分析，如此一来就像进入到一个小胡同一样，只会把已经研究到极致的问题反复拿出来进行批判，而不能够从整体上将其加以把握。而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个理论体系下最基本的内容，即一些简单概念的含义和内涵，其次，需要将这些概念相互串联起来，使得其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可以把方方面面的内容都罗列进去，这才是一个理论系统，就像一棵树木首先要有树干，其次才可以散叶，开花，结果。而如何实现理论体系的系统化，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进行分析、总结。简单举个例子，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宪法的精髓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宪法学就需要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来为之后的具体内容的制定做好铺垫。而这个系统性的体现，也受到其他一些特性的规制，例如时代性，法律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统治阶级为了更好的管理社会而创设的制度，那么这样一种制度一定会受到它当下所存在的社会与时代背景的影响。会随着不同的社会理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这个理论体系会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虽然法律具有稳定性，但是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新的社会产生的背景下，它会随着社会的需求而发生变化。但是，同时它又应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也是相对的，因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是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因为宪法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必须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才能够完成人们赋予它的使命，而如果可以朝令夕改，则会影响到它的权威性，因此，宪法学的理论体系需要一方面维持自己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要适时的随着周围环境和信息等发生的变化，而做出一定的修改。这就是宪法学理论体系系统性的体现，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体系，存在于社会中，为服务人类而做出适时的调整，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法学性和哲学性的体现

首先，很明确，宪法是一门法学学科，它具有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法学性，最高的法律权威性，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善于发现它的另外一个乃至一些其他学科方面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学方面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因为宪法学，是一门联系着法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最为直接的学科，包括宪法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联系，宪法有时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动向最为直接和明确的内容。而在这些内容中，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内容就是宪法与政治以及与哲学相联系的内容。哲学中的辩证主义思维，对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在建立一个体系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不同的角度，发挥自己辩证的思维方式。此外，哲学研究的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运用到宪法学理论体系中，我们需要了解到宪法是什么，宪法如何产生，宪法的历史沿革和其发展的规律性，宪法对人类社会、国家乃至个人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等。长久以来，人门对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仅仅停留在将宪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加以研究，而没有将其放置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加以认识，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宪法学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没有将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加以研究，从而并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这个学科理论体系的把握。因此，新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注重宪法学研究对象和功能的基础上，注重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哲学中首先解决基本问题的思路放入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明了基本概念等内容基础上，再对系统整体的内容加以总结，展开发散性思维。

(三)人权和国家利益的体现

此外，对于宪法学理论体系功能的把握也至关重要，任何一个理论的构建，不可能价值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而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发挥实践性的作用。宪法作为各项法律的主导，理所当然需要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因此，对宪法的时代要求也是很高的，宪法与同时代的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宪法有时充当着政治层面想要表达的法律意志。因此，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架十分需要与同时代的政治相连接。那么为什么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架需要与政治这么密切的联系呢，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宪法制定的目的:保障人权，保障国家利益。在当代社会，人权的保障成为各国乃至全世界最为关注的话题，所谓“人权”，就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即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不同于公民的权利，无论这个主体是否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只要他是一个活着的个人，就应当具有人权，具体包括了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更具体的还包括财产权等物质性权利。人权在宪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体现，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必须做到的事情，因此，宪法学理论体系在构建的过程中，其中对于公民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政治性权利，需要加以完整和良好的体现。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总会有冲突发生，如何更好的权衡两者的关系，使得他们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实现两者利益的平衡，是宪法学理论体系构架需要考量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宪法为了更好地实现法治，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限制公权，在早期的法制社会环境下，公权力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私权利，这也是当时的时代观念下的产物，但是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私权利与公权力同等重要，不能偏颇某一方，不允许为了公权力而牺牲私权利的现象发生。例如宪法规定，对公民征收或者征用物品，土地等，需要对公民进行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国家不再为了公权力而肆意牺牲私权利。但是这并不表明，公权力不能通过一些措施来使得私权利为其服务，公权力说白了，就是许多私权利的共同体，任何一个公权力的来源都是私权利，只是私权利积少成多，也便成了公权力。我们为了实现大多数的私权利，而牺牲少数人的私权利，这就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让步，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实现人民，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基本人权、权力制约、法治原则四大原则来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此外，为了避免过于重视公权力，还通过社会监督、司法监督等一系列措施规范公共权力，防止其过于专横。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也要十分注重人权与国家权益的双重保障，因此，在宪法学理论体系中，要把公共权力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中，由于宪法是人们权利保障的主要方式，因此，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构架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更好的为国家服务，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实现民主与法治，从而保障社会发展的和谐与有序。综上所述，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的完善，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要既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加以规制与完善，同时又要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虽然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同样更要与时俱进，不能固步自封，也就是同时又要使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通过不断的与周围的学科进行信息的交换与融合，来更好的完善宪法学理论体系。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2篇

在韩国，近代宪法思想与宪法理论是从西方移植的。随着国际法思想的传播，宪法作为一种思潮开始影响社会近代化进程。自1883年以来，在韩国的大众新闻如《汉城旬报》、《独立新闻》、《皇城新闻》等报纸上开始刊登了宣传西方立宪主义和权利思想的文章。当时，主要介绍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理论，一些知识分子们试图将朝鲜的绝对君主制改为英国式立宪君主制。1910年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为了争取国权，知识分子们极力宣传国家意识与国家思想。韩国宪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宪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895年建立的法官讲习所以及1905年以后的各种新式学校中开始讲授宪法学。在韩国宪法学家惠积八束的宪法学讲义为基础，并结合韩国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宪法理论的体系化。在殖民统治36年期间，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能被动地接受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日本宪法思想。韩国宪法学的真正的创立与发展始于获得独立以后。?

在四十年代，随着国家的独立，制宪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了顺利完成制宪任务与为制宪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学者们开始研究宪法理论，出版了宪法学著作。如金正实的《各国宪法论》(1946年)、《世界》(1947年)、李昌殊的《宪法解说》(1948年)等。美国实行军政以后，颁布了保障平等与人权的宪法性法律，并公开发行了旨在提高宪法意识的《立治纲要》一书。1948年颁布宪法以后围绕宪法的精神与基本特征，学者们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尽管当时学者的人数有限，但有关宪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不少的。

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推宪法学家俞镇午博士。俞镇午博士代表学界参加了48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并提出了以英国议会制为蓝本的议院内阁制的宪法草案，为宪法基本框架的确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撰写的《宪法解义》、《宪法基础理论》等著作对于人们了解新宪法的基本思想，普及宪法知识，提高人们的参政意识起到了启蒙作用。《宪法解义》被学术界认为是解释48年宪法精神的最有权威的著作。四十年表的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司法裁判所的法律审查、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英国议会政治等涉及统治结构方面的内容。

到了五十年代，随着法律体系的建立，宪法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经过一段理论的积累，宪法学家们重点讨论了48年宪法基本特点与具体实施问题。从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看，宪法解释学、实证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俞镇午的《的理论与实际》(1954年)、 朴一庆的《宪法》(1950年)、韩泰渊的《宪法学》(1955年)、《文鸿柱的《韩国宪法论》(1957年)、朴起实的《宪法理论》(1957年)、尹世昌的《宪法讲义》(1957年)、康文用的《宪法》(1958年)。这一时期还翻译了有关英美宪法方面的书籍。从理论研究的基本倾向看，学者们试图摆脱德国、日本宪法理论的影响，引进英美宪法的理论。从而为宪法理论的多样化与韩国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当然，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整个五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侧重于外国宪法制度与理论的介绍，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几。?

六十年代是韩国宪法学的兴盛期，随着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宪法学家们在比较松的政治环境中对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除韩泰渊、尹世昌、朴一庆等元老学者的著作外，新的宪法学著作有：姜炳斗的《新宪法》(1963年)、金萁范的《宪法讲义》(1963年)、金哲洙的《宪法总览》(1964年)、韩相范的《逐条韩国宪法》(1965年)等。作方比较宪法学教材，金哲洙教授还出版了《宪法秩序》、《宪法学研究》。文鸿柱教授撰写了《基本人权研究》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有代表性的判例，从人权保障角度扩大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这一时期，翻译的外国宪法学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集中在政党制度、人的尊严、国家紧急权、统治权的相互关系等。这一时期许多在德国留学的宪法学家陆续回国，重点介绍了德国公法理论，使韩国宪法学理论深受德国宪法的影响。1969年成立了韩国宪法学会；1970年成立了系统地研究公法理论的韩国公法学会，为宪法学的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

七十年代是韩国宪法学急剧变化并走各多元化的时期。1972年制定的第四共和国宪法参考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法国宪法的研究。当时，宪法学界分为两种流派：以韩泰渊、葛奉根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权力人格化理论，论证维新宪法的正当性。葛奉根教授出版了《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的紧急权论》、《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论》、《维新宪法论》等著作。另一派学者重点研究了德国宪法理论，提出了基本人权的二重结构、基本人权规定的第三者效力等理论。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宪法学著作权：权宁星的《德国宪法论》、李康赫的《宪法基本原理》、金哲洙的《现代宪法论》等。学者们翻译的外国宪法学名著有：《现代宪法论》、《宪法》、《美国宪法制度》、《宪法国家与宪法》、《现代民主政治论》。为了使宪法规范贴近社会生活，部分宪法学家们开始注意宪法判例的重要性，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探讨。1975年金哲洙教授出版了《判例教材宪法》一书，为宪法判例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维新宪法的反民主性，七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缺乏必要的学术环境，宪法学研究整体上没有笪到发展，宪法学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受到很大的限制。?

进入八十年代后，围绕修宪问题与民主化运动，宪法学界广泛地探讨了宪法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问题。在1980年宪法修改中，政府法制处组织了由宪法学家的宪法研讨班，起草了《宪法研究班报告书》，提出系统的修宪意见。在1987年宪法修改中，学者们提出了有关人权保障体制，国家机构、宪法裁判等方面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在八十年代的实践中，宪法理论的实践功能笪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除了一般性的宪法教科书以外，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主要有：金哲洙的《比较宪法论》(1980年)、许营的《宪法理论与宪法》(上、中、下，1980年)、权宁星的《比较宪法论(1981年)、金效全的《德国宪法学说史》(1982)年、金哲洙的《违行法律审查制度》(1983年)、李相敦的《美国宪法与最高法院》(1983年)、韩相范的《基本的人权》(1985年)、郑万喜的《政党法论》(1985年)、洪真善的《宪法与政治》(1986年)、金英洙的《社会主义宪法》(1989年)等。作为宪法学研究资料集有制度研究委员会编的《世界各国宪汉典》、韩国公法学会编的《美国宪法与韩国宪法》、政经研究所编的《议院内阁制—四十年的论争》。这一时期翻译的外国宪法学名著有：金效全译的《一般国家学》、国顺玉译的《宪法学入门》、扬胜斗译的《美国法院与政治》、权宁星译的《美国型总统制》、桂喜月译的《宪法的基础理论》、 朴南规译的《宪法的基本精神》、丘柄朔译的《现代宪法裁判论》、李京周译的《现代宪法学的理论》等。?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成立了文民政府，宪法学研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得到了发展，宪法研究范围涉及到宪法学基础理论、地方自治、人权的价值认定与标准、总统制与议院内阁制的比较、宪法裁判的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与宪法调整、宪法政策学、宪法经济学的创立等广泛的问题。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问题是统一宪法、地方自治、宪法裁判问题。发表的学术著作有：金重权的《宪法与政党》(1990年)、朴种恰的《国政监查权、调查权》(1990年)、韩彬才的《宪法裁判的权源与理论》(1990年)、韩泰渊等编的《韩国宪法史》(上、下，1991年)、韩相范的《人权一民众的自由与权利》(1991年)、丘柄朔的《议院内阁制研究》(1991年)、郑万喜的《宪法与议会政治》(1991年、韩相范的《与基本的人权》(1992年)、李石渊的《宪法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崔仁基的《地方议会论》(1992年)、金永弦的《美国司法制度论》(1992年)、南宫胜态的《法国宪法诉讼论》(1993年)、闽京国的《宪法经济论一从进化论的自由主义角度看契约论的立宪主义》(1993年)、郑顺训的《经济宪法》(1993年)、金弦的《议院内阁制的理论与实践》(1994年)、文洪洙的《世界各国的宪法裁判制度》(1993年)、郑宗薛的《宪法研究》(1994年)、韩斌才的《宪法裁判论》(1994年)、丁树淋的《选举法解说》(1994年)、杨建的《宪法研究》(1995年)、成若演的《法国宪法论》(1995年)、韩泰渊的《宪法与国民》(1995年)，同时，翻译出版了约三十多部外国宪法学著作，代表性的有：闽俊基译的《一般国家学》、金效全译的《比较宪法学》与《宪法维护者论争》，边振一译的《自由、秩序及其正义—美国的原理》、梁建译的《国际人权法概论》、尹豪振译的《基本人权与裁判—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金效全译的《宪法、国家、自由》、桂喜月译的《宪法解释》、沈在宇译的《法治国家与人的尊严》、金胜周译的《国家与宪法》等。观察九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现状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宪法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各类大学宪法学博士的选题主要有：生存权的研究、宪法诉愿的研究、平等权基准研究、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概念的冲突与协调、财产权保障问题的研究、代议制的研究、美国宪法上总统职务交替制度的研究、法国内阁制的权力均衡制度研究、议会自律权的研究、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研究、宪法裁判的本质与界限、言论自由的现代功能、宪法上文化国家的研究、美国宪法上平等保护的研究、宪法上外国人选举权的研究、德国公法上财产权保障与国家扩张理论、日本的西洋宪法思想的受容 过程研究、法律的违宪决定的效力研究、法律救济制度研究、作为基本人权的教育权研究、南北统一与财产权问题的宪法社会功能的强化。尤其是，宪法学家人数的增加与知识结构的更新，进一步推动了宪法学的发展，使宪法学成为法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学科。??

二、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与主要流派?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宪法学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在宪法学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中，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流派。?

(一)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

宪法学是由一系列知识、概念、原理组成的体系，基本范畴的确定是建立合理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韩国学者们在宪法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基本范畴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学者们认为，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具有规范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属性。从规范角度看，宪法学实际上是指宪法规范，从现实角度看，宪法学指宪法现象，即宪法制度、宪法意识和宪法秩序。学者们普遍公认的宪法学体系是：宪法学首先分为宪法哲学与宪法科学；宪法哲学具体分为宪法哲学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宪法存在论、宪法价值论、宪法学方法论、宪法原理论。宪法科学具体分为一般宪法学、比较宪法学、特殊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解释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政策学。不断地开拓宪法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发展分支学科是九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在探讨宪法学体系问题时，学者们深入研究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对传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片面强调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习惯于从静态角度分析宪法规范的价值，缺乏动态与现实的分析方法；二是过分发强调宪法学理论的政治性、葡萄牙人性的一面，而忽视其科学性、价值性一面。多数学者认为，宪法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宪法学家郑宗 教授在《宪法学研究》(1994年)一书中，批判了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张挖掘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宪法学是一种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科学，应从综合的角度探讨宪法学理论价值。他提出的新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1、总体的认识态度，即从社会关系的总体联系中把握宪法的社会功能，形成宪法理论的整体的适应能力；2、经验的、科学态度，即研究宪法问题时注意宪法现象背后的大量的客观事实，把事实与合理的主观判断结合起来，提高宪法理论的规范性；3、实践的态度，即研究宪法问题必须关注社会现实，强调其实践性。具有实践性的宪法理论才能调整社会关系，发挥其功能。宪法裁判制度的建立为宪法理论的实践性提供了现实可能性；4、历史的态度，即宪法学理论研究必须认广泛的历史意识为基础。宪法问题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需要历史的分析，特别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体制的完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围绕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实证主义学派与宪法社会学学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从发展趋势看，宪法社会学学派的主张将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有关宪法分类学的发展。学者们认为，随着宪法文化的多样化，宪法制度本身出现了多层性，需要从的普遍价值与文化的相对主义角度评价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宪法制度。传统的宪法分类学已不符合现代各国的宪法制度。权宁星教授在《宪法学原论》(1994年)一书中独创性地提出了新的宪法分类。他认为，根据政党制度存在的性质与形式，可以人把宪法分为否认政党制度的宪法与肯定政党制度的宪法。肯定政党制度的宪法又分为许可单一政党制度的国家与保障多党体制的宪法。多党体制的宪法又分为实行完全政党体制的宪法与不完全政党体制的宪法。这一新的宪法分类方法的意义在于：政党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起着重要角色；不同的政党体制影响宪法的存在方式；宪法的运用与规范力的提高直接受政党体制的影响。?

对宪法变迁理论价值与基本原理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各类宪法学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宪法变迁理论。学者们认为，宪法变迁的价值在于能够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突提供判断标准与创设新的宪法规范，尽管宪法规范形式没有变化，但其内容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学者们根据韩国社会的实际，从理论上确定了发生宪法变迁的几种情况：1、立法机关制定了违宪的法律；2、国家机关在没有宪法授权的情况下，反复行使同样的权限；3、司法机关反复作出违宪的判决；4、违反宪法的惯例与判例长期积累时，宪法变迁必须符合物的要件与心理的要件。物的要件是指在相当长的时期积累重复形成的宪法实例；心理要件是指对已形成的宪法实例国民给予普遍的承认。学者们在论述宪法变迁问题时，对其界限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认为，宪法变迁的动机与内容要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与历史发展规则，不笪以宪法变迁形式冲击具有正当性的宪法价值体系。?

(二)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研究?

韩国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理论的生命在于为有效地解决规范与现实的矛盾提供理论依

据与可行的方案。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权宁星的《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金其范的《宪法与宪法现实》、金哲洙的《宪法规范与宪法现实》、李康赫的《后进国家中宪法与政治现实》、韩相范的《宪法与政治现实—主要国家宪法史的展开》、韩泰渊的《宪法与价值—最近宪法学的倾向》等。进入九十年代后，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宪法现实，学者们重点探讨了宪法规范与现实产生冲突的原因、冲突形式、预防措施、冲突的社会危害等问题。其学术观点主要包括：1、宪法上规范与现实的冲突问题关系到宪法范力的发挥。如果两者冲突超过宪法规范所能承受的限度时便产生宪法危机，即宪法典变为“名目的宪法”；2、从宪法介值角度看，与宪法规范的要求相违背的宪法现实是对宪法规范本身的否定，实际上造成违宪的局面；3、在宪法体制上，规范与现实一般从相关概念转为对立概念，造成运行中的不同形式的矛盾与冲突。4、当宪法现实中出现与规范相互矛盾的情况时，这种现实是具有事实的性质呢还是具有当为的性质，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探讨。崔大权教授在《宪法学》(1993年0一书中，从宪法哲学角度研究了规范与现实发生冲突的哲学上的原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解决运行中规范与现实相互冲突的主客观原因，形成宪法价值体系。金效全教授在《五十年宪法学回顾》一文中把规范与现实的冲突规定为韩国宪法的基本特征，并从人权原则与现实的冲突、社会基本权与社会主体权益的保护、围绕权力结构而出现的政治现实与宪法规范的不协调等方面探讨了规范与现实在韩国社会中的存在形态。?

(三)基本人权理论的研究?

基本人权理论是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九十年代后人权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学术观点出现多元化。学术界争论的观点主要有：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是一种具体而现实的个人的主观公权呢还是一种抽象的权力；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是实定法上的权力还是自然法上的权利；基本权是否具有国家法秩序的构成要素的性质；基本权保障与制度保障的相互关系问题等。权宁星教授认为，韩国宪法中，如幸福追求权、私生活秘密权、良心自由、信仰自由、研究自由等。但其他的基本权具有社会权的性质，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进行限制，如身体自由、职业选择自由、通信自由等。基本权既是个人的主观权利又是构成国家法律秩序的公权。基本权两重性的具体内容包括：1、基本权不是因国家不作为而产生的反射的利益，它首先表现为国民积极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观权利，具有具体而现实的效力。2、基本权具有客观的秩序性。基本权同时涉及到追求共公福利的制度，需要以国家共同体为前提。基本权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国家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3、基本权的主观公权性与客观秩序性并不处于对立状态，两者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

在基本权分类方面，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以国家为中心把基本权分为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在基本权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应玉民为主体确定基本的人权体系。从主体上把基本权分为人的权利与国民的权利、自然人的权利与法人的权利；从性质上分为超国家的基本权与实定法上的权利、绝对的基本权与相对的基本权、真正的基本权与不真正的基本权；从效力上分为具体、现实的基本权与抽象的基本权、对国家的基本权与第三者的基本权。现代韩国的基本权体系包括：基本权理念与包括的基本权、平等权、自由权的基本权、经济的基本权、政治的基本权、请求权的基本权、社会的基本权。?

在基本权领域，近年来学者们十分关注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权保障的关系问题。1989年韩国公法学会举办了 信息社会与宪法学对策 国际学术讨讼会，集中探讨了科学技术对宪法学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金哲洙教授在《信息社会与基本权保障一文中认为科学技术尽管对人权的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但同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容易侵害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价值。这一方面的学术观点包括：1、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权价值易受侵豁，有必要防止因信息垄断而引起的侵权现象，形成公正平等的分配，保护人们在信息使用中的平等地位；2、信息社会中最主要的人权是了解权。如果国民不能接近真实的情况，政府不向国民公开信息，那么国民的权利无法实现。为此有必要从宪法学的角度认定情报收集权、情报公开请求权。3、信息社会中个人私生活权的保护具有特殊重要的重义应从宪法角度强化私生活权的物质与法律保障。学者们提出的立法建议主要有：制定情报公开法、制定私生活秘密保障法、制定情报化社会促进法、完善行政程序法。有关科学技术与人权发展问题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丘秉朔的《人工受精与胎儿的生命权问题》、权宁西的《人工授精的宪法学探讨》，金株世的《生命权的宪法学考察》、尹茹九的《人工授精者的法律地位》等。?

(四)宪法裁判制度研究?

1988年正式成立宪法裁判所以后，学者们围绕宪法裁判制度的性质、宪法裁判与国民关系、宪法裁判所的宪法地位、宪法判决的效力、宪法诉愿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学者们认为，九十年代韩国宪法学的最大贡献是从宪法政策角度为宪法裁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具体的操作规范。学者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宪法裁判的功能：通过宪法规范的权威解释发展民主秩序，实现民主主义理念；从宪法的触芭调整国家意志的形成；立足于控制权力的角度保护省数人的利益；协调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维持和平的政治局面。对于宪法裁判所的性质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裁判所具有政治机关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裁判所是一种司法机关，其活动程序受司法程序的制约，具有司法机关的性质。但多数学者认为，宪法裁判所具有双重性，即具有政治性与司法性。其理由在于：从本质上讲，宪法裁判所行使司法功能，按照司汉程序运行，但宪法裁判所审判的案件不同于刑事、民事案件，多数案件具有政治性，如违宪法律审判、弹劾审判、政党解散审判等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另外，宪法裁判所的构成也不同于普通司法机关。在探讨宪法裁判制度时，学者们还重点讨论了今后的改草方向问题。归纳起来看，改草的设想包括：把具体的规范控制制度改为抽象规范的控制制度；实现规范控制的一体化；认定违宪决定的朔及力；应规定宪法裁判所根据其职权对法令进行违宪审判；积极改草裁判所内部体制，完善裁判官选举方式；应废止非常任裁判官的制度；确认宪法裁判诉愿制度对法院裁判的适用；完善假处分制度；实现裁判机关的专门化等。有关宪法裁判制度的论著与论文主要有：郑宗 的《宪法裁判研究》(2995年)、宪法裁判所编的《宪法裁判资料集》(1—6)、宪法裁判所编的《宪法判例》(1—7)。论文有：桂喜悦的《宪法裁判制度的考察》、金文显的《宪法解释中宪法裁判所与法院的关系》、金哲洙的《宪法诉讼制度的问题与改草方向》、金学成的《宪法诉愿制 的研究》、李时润的《韩国宪法裁判制度与实际》、许营的《宪法诉愿制度的理论与我们制度的问题》等。?

(五)比较宪法学研究

从六十年代开始，韩国学者们系统地进行了对外国宪法的研究，形成了比较宪法学理论体系。宪法学家金哲洙教授、权宁星教授在建立比较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金哲洙教授在1963年出版的《比较宪法学》一书奠定了韩国比较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权宁星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比较宪法学》一书系统地探讨了比较宪法学体系、结构、方法论、学说。韩国的比较宪法学体系分为总论与各论。总论中主要探讨比较宪法形态论、比较政府形态论、比较宪法制度论、个别国家宪法论。比较宪法学的热点问题包括：1、比较宪法学认识目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宪法学的认识目的是通过比较探讨宪法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促进宪法文化的交流，探索运用宪法的最佳途径与修宪的合理化目标；2、比较宪法学的认识方法问题。学者们揭示的认识方法有：制度的比较研究、机能的比较方法、法社会学的比较方法、历史的比较方法。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把宏观的研究方法与微观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宪法的结构与运行规律。在比较宪法学研究中，最近的一些变化是，学者们关注发展中国家宪法理论的研究，改变过去那种向西方宪法一边到的局面，主张宪法理论的多元化。公法学会多次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传统文化与的价值问题，进一步开拓了宪法学研究领域。??

三、当代韩国宪法学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一)宪法学面临的问题

宪法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必须以社会为基础，并反映社会实践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宪法学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纪之交学者们以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宪法学进行了反思，强调宪法理论的主体性。韩国的宪法理论移植了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宪法理论，没有对其现实适应性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许多宪法理论没有经过文化的加工，缺乏现实基础。对宪法学面临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如下见解：1、韩国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宪法规范的价值与宪法运行过程的冲安全检查与矛盾。宪法上规定的原则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特别是有关调整政治权力运行的规范缺乏社会有效性。如何使规范与现实保持协调是韩国宪法学今后的基本的研究课题。2、在方法论上，韩国宪法学过分强调宪法解释的功能，缺乏调整社会生活的技能。有的学者指出，在建立宪法不学体系的初期，宪法解释学方法对于宪法权威的维护与宪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作用。但宪法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只重视规范结构本身的价值而忽视社会生活中规范的具体运用，不关注大量的现实问题的话，宪法规范就会失去生命力。3、在宪法学的科学性与政治性问题上，有时因政治实践的需要没有维护宪法尖具有的客观属性，造成政治生活的混乱局面。4、在传统文化与宪法制度的特殊性问题上，人们热衷于对外国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对本国实践中的宪法问题则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五十多年的韩国宪法学发展可以说是外国宪法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还没有确立主体韩国宪法学理论体系。5、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没有得到严格的保障。由于过于频繁地修改宪法，规范本身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受到损害，社会主体对宪法的信任度普遍降低。6、宪法学理论中宣传性、介绍性以及应付各类考试的内容多，有深度的论文以及论著少。?

(二)韩国宪法学发展趋势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注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3][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参见[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一24页。

[5][6][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229、21页。

[7][8][美]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55页。

[9][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0][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1][12]RichardB.Posner，EconomicAnalysis，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58l一583.

[13]RicharB.Mekenzic，ConstitutionalEconomics，PrefacebyEdwinJ.Feulner，Jr.，Lexington，1984.

[14]James.M.Buchanan，ConstitutionalEconomic，（）xford，1991，P43.

[15]参见[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84页。

[1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拙作：《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经济观》，《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邹平学：《的经济功能初探》，《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18][19][美]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11页。

[20]SeeRDworking，WhyEfficiency？AResponsetoProfessorCallabresiandPosner，HofstraLawReview563（1980）；参见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2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4页。

[22][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强拆；私权利；宪法；公共利益

从2004年重庆市杨家坪“最牛钉子户”手持宪法对抗强拆违法行为事件再到2015年山东省平邑县强拆血案的发生，强拆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地关注。这一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自身产生的顽疾得以体现。单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强拆现象的本质无非就是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侵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两款的规定站在我国根本法的角度对私有财产权给予了明确的保护，进而为强拆中的受害人进行维权提供了宪法性保障。尽管如此，强拆现象依旧层出不穷，这并不是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而是由于作为根本法的我国宪法在第十三条第三款中又给出了一定的限制性规定，该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无疑又为强拆现象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借口。如此这般，面对客观存在的强拆现象时，如何来理顺侵权和维权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笔者通过溯源性分析挖掘出作为自然权利的三大权利之一的财产权在具有自然权利属性的同时又被赋予了宪法性权利的属性，其发展的轨迹呈现出由绝对权利向相对权利的转化特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宪法是禁止被司法化的。正是基于此等原因，在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之下，强拆现象才会屡禁不止。

一、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发展轨迹

作为自然法学派中的“三大天赋之权”之一的财产权具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和不可变更的特性。在政府和法律没有出现之前，作为自然界当中的人类是依据自然法则和人类基本的人性从自然界中获取财产权的，然而，在这种状态下所获取的财产权由于缺乏外在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在遭受侵犯之后又不存在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对此进行裁决并有效地执行，所以最初的财产权是最为朴素的自然权利一种。也正是由于财产权在国家和政府没有出现前存在这样容易被侵犯的境况，人们相继结合起来组建成国家和政府，这也就是说，财产权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的，作为自然权利的财产权本身并不是国家和法律所赋予给人类的，而是一种基于人性和自然法则而天然获得的，它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天然的防御权，对于后来形成并出现的国家和法律来说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防范功能。换句话说，人类在自然界中天然地获得财产权利之后，对于之后成立的国家政府来说不可能对其进行任意的剥夺和灭杀，国家和政府只有对其进行保护，即使是全人类的最高社团机构也无法剥夺个人的财产权。

既然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一种，那么它又是如何被认定为是某人所具有的权利的呢？有的人会毫不思索地回答说：财产权是法律赋予给某个人的。这样的回答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原因在于，财产权是自然权利的一种，而自然权利相对于法律来说具有先验性，所以财产权也是先于法律存在的。那么财产权到底是以什么来评定其归属的主体的呢？这一评判标准站在现今的法理学理论中也是能够说得通的，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同法理学中的公平正义相得益彰。所以，财产权的确定标准则是劳动者通过自身的身体和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劳动成果。

我们不难看出，在人类的活动范围内，个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财产权往往会受到外界的侵犯，为了防止这种侵犯，人们通过契约的方式组成了国家，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再加之财产权作为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利，所以，在国家范围内必须通过全体公民所共同遵守的最高法律来加以明确化，此时作为自然权利的财产权进而具备了宪法性属性。在自然权利的属性基础之上被赋予了宪法性这无非是对人们所享有的财产权进行最高标准的保护。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的一种是先于社会和法律而存在的，它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的劳动而换取得来的，而不是法律所赋予给人类的。对于产生在其之后的国家和法律（最高法律）来说都不得未经本人的同意而随意剥夺他人的财产权。这进一步说明，为了更好地保护财产权得以实现，财产权在自然权利属性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宪法权利属性。

二、 强拆中私有财产权宪法限制的界限

强拆的违法性与私有财产受到保护两者水火不容。前文我们谈及私有财产权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宪法 权利的特性，无论是从前者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侵犯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强拆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是违宪的，但它却在现有的宪法规定之下屡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这不仅让人们感到疑惑，强拆现象的存在难道尤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不成？当回顾每一件强拆事件时，我们都能从强拆人员的嘴中听到这样的一些描述：“为了公共利益得以实现，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是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这里所谓的公共利益和法律规定恰恰是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强拆方在进行强拆时只是对该条款的其中一部分规定进行了实施，而对于另外一部分的规定则视而不见。

可见，在强拆的过程中，财产权由一开始的绝对权摇身一变成为了相对权。这一转变从宪法学角度来看是完全符合财产权从自然权利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发展轨迹的。一旦财产权具有了宪法权利的特性，那么其相对权利的属性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但这并不能就说宪法为强拆现象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现实的社会中，面对强拆事件时我们往往会问到，这一强制拆迁行为难道真正地是为公共利益么？其拆迁方所给出的补偿是否合理呢？前者所谓的公共利益在现实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具体哪些属于公共利益我们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这也为强拆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托词。一旦被拆迁方向拆迁方讨要说法时，拆迁方会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为了公共利益，我国宪法中都有所规定，这样一来双方针对同一事件会拿宪法的同一条来进行侵权与维权的据理力争。如果拆迁方能够具体说明什么是公共利益，真实的情况也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得为之，并且补偿费用也很合理时，被拆迁方则无话可说。如果拆迁方不能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的规定而对被拆迁方的房产进行强拆的话，前者只是模糊性地对被拆迁方说这是为了公共利益，然而这样的说辞并不能被被拆迁方所接受，既然拆迁方不能说明缘由，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补偿的费用是否合理。如果拆迁过程中既没有明确公共利益，也没有合理的补偿，这样的拆迁就是违法的行为，并不是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从近代宪法的发展史来看，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上各国都是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历程，一方面对私有财产进行高位阶的宪法性保护，与此同时又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必要限制。换句话说，当来自国家的限制成为一种必要且正当时，私有财产并不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才是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正当理由，当然前提是要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

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注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3][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参见[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一24页。

[5][6][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229、21页。

[7][8][美]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55页。

[9][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0][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1][12]RichardB.Posner，EconomicAnalysis，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58l一583.

[13]RicharB.Mekenzic，ConstitutionalEconomics，PrefacebyEdwinJ.Feulner，Jr.，Lexington，1984.

[14]James.M.Buchanan，ConstitutionalEconomic，（）xford，1991，P43.

[15]参见[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84页。

[1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拙作：《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经济观》，《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邹平学：《的经济功能初探》，《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18][19][美]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11页。

[20]SeeRDworking，WhyEfficiency？AResponsetoProfessorCallabresiandPosner，HofstraLawReview563（1980）；参见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2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4页。

[22][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中国 宪法学 困境 出路

一、中国宪法学的概述

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逐步加强，经济发展的动力持续稳定，宪法自身的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效果和作用，宪法也由最初的一种政治纲领变成了政治执法与政府发展经济建设，个人维护自益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宪法是一个国家真正最高的法律纲领。宪法学识研究宪法内容的理论学科，宪法学是以政治理论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法制内容最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历史理论与经济理论，研究出了历史发展的内容与宪法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个人法制理念与宪法的关系。由于宪法学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宪法的哲学理论与政治理论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存在价值，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与先发的解释理论互相结合，明确了宪法的理论形态，提高了宪法本身的社会地位，加强宪法的影响力。

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一方面由于社会条件特殊，无论是从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还是从宪法的运行来看，它既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宪法社会哲学理论，也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宪法解释理论；

另外，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问题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宪法学需要给予一定的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支持，要认真分析社会发展趋势，针对宪法内容需求与宪法学的发展内容制定科学的发展路线，中国宪法学必须要认真体会充满生机的发展道路，保证思想意识与宪法理论知识的科学发展观，避免宪法思想的缺乏、理论知识灌输的障碍、宪法解释的乏力、技术的落后等问题产生。

二、中国宪法学的困境

从中国宪法学的现状看，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和要求，构建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是中国宪法学走出困境的关键。

笔者以为，中国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发展的对象中分析，任何法律内容都没有超越宪法层面上的内容，在法律地位上宪法是最重要的，因此研究宪法也是把握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

第二，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从人、人类社会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这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

第三，从理论上分析，宪法本身是社会发展哲学思想意识与法律理论的结合，宪法学研究的更多的是宪法内容本身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政治哲学理论或者是政治理论研究，宪法学本身处于起步研究阶段，宪法形而上学的思路与宪法学研究范畴都是一种基础性的思维意识，宪法学包括对社会哲学理论与宪法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研究宪法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出关系之中存在的联系。

第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研究没有跟上宪法发展的进程，其对宪法的认知还停留在宪法是政治法的近代宪法的理念上，从而限制了理论视野和研究领域。从某种意义讲，宪法是人或人类社会生活的模型。当人或人类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其他社会生活需要进入社会共同体统一调控时，宪法也就要进入这些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实在法的宪法中就有了相应的制度和规范。

现代宪法的产生与发展，都说明了宪法是社会哲学与政治思想的一种产物，宪法学研究本身来说，是对这种社会哲学与思想的一种正确认识和分析，把握社会哲学理论的正确发展路线，控制好现代宪法的深入分析与发展。

第五，科学的发展观表明，社会和宪法的发展是合规律的发展与合目的的发展的统一。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宪法合规律的发展，就是要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保持和维护宪法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必须提供满足这种适应性的宪法发展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理论架构。

宪法必须要符合国家发展的性质与国家成立的目的，要遵守现实社会的诉求以及发展特点，宪法学必须遵守宪法表达与体现的基础信息与内容，还要让宪法上升为一种宪法价值，宪法是社会哲学理论研究的直接价值体现，宪法价值形态与其他价值形态的理论缺乏联系，就需要宪法学寻找其中内在的联系，宪法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更好地发挥作用，让每一位公民认识到宪法的作用，提高自我宪法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意识。

第六，从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的理论形式上看，虽然缺乏严谨、完备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就中国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来看则更为严重和明显。例如，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在宪法学中基本上没有严谨的逻辑与历史的界定，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范畴体系，更缺乏以此为内核的理论成果形式。

三、宪法解释理论的特点

宪法解释理论具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宪法的社会哲学理论是以公民理念与国家权力理论基础构成的，宪法学是解释宪法内容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前提保障，宪法学研究的合理性对宪法来说是一种有效的保障。第二、以特定的宪法或特定的宪法制度为解释对象，这是对宪法解释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规定。第三、宪法解释理论拥有一系列全套的解释方法与解释内容，比如针对历史文化的解释、针对逻辑思想的解释、对语言内容的解释、以及对人权系统的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宪法学科学研究的具体做法。

四、解决中国宪法学困境的一些建议

构建中国宪法的解释理论是中国宪法学走出困境的重要任务，解决或逐步解决上述问题或许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意识地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的宪法解释理论的必要动力。第一，必须要掌握具体的宪法社会哲学理论的解释对象的逻辑判断标准，了解宪法制度的内容和具体思路。第二，要掌握好具体的宪法解释理论内容与制度，掌握好宪法学通过宪法解释理论做出的宪法内容的解释，掌握好宪法内容的运用规则，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必须要与内容进行有效的结合，宪法对国家形象的定义、对国家性质的分析、对行政能力的划分、对国家部门的划分对国家发展的理解、对公民权益的界定等等，这些都是宪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上讲，宪法争议必须要快速得到纠纷的解决，宪法解释理论要教会公民快速适用法律规范，了解法律职责，掌握宪法内容。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解释理论的体系化在现阶段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一，以对特定的中国宪法制度及其运行的解释为重点，建立某一宪法制度的解释理论体系。其二，以现行宪法的全面实施为目的，构建中国宪法的解释理论体系。从宪法的结构上看，应注重现行宪法的精神、原则、规范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性研究，明确宪法的结构，以利于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贯彻和实施。宪法体制内容本身就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宪法的理论内容与核心价值体现，从某种认识或理论思路上来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宪法的最高内容与具体表现形式，宪法的实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运行与体现。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宪法学研究宪法内容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困境，宪法解释理论对国内宪法社会哲学理论的研究虽然透彻，但是在内容的解释中还是存在缺点与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宪法的引导下，需要科学发展观的引导，宪法学必须要积极迎合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思路，正确解释宪法内容，让公民对宪法有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刘茂林.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09.01：108-111

[2]陆永胜、朱中.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综述.中国法学.2010.07：77-80

[3]范进学.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宪法学之研究方法转型. 浙江学刊.2009.08：109-111

[4]刘茂林. 宪法秩序作为中国宪法学范畴的证成及意义.中国法学. 2009.06：48-51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7篇

（一）宪法学中国化的概念

宪法学中国化是指外来宪法学的合理因素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提倡宪法学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具体运用，确立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与宪法思想的主体性，形成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与学术风格。具体地讲，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强调外来宪法学的合理因素与本土社会宪法现实的结合，使宪法学成为能够合理地解释本国宪法现象的学术体系与学术取向，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规则与方法。在世界宪法学的发展史上，宪法学的本土化一直是影响宪法学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与学术潮流，各国通过本土化的宪法理论解决本国面临的大量的宪法问题。由于宪法制度与理论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地方性，各国在发展宪法学体系时注意把外国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合理的经验与本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断地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理论。

中国宪法学100多年的发展中[3]移植与借鉴是宪法理论发展的基本特点，尽管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宪法学本土化的工作，[4]但总的学术倾向是学术界忙于移植外国的理论，未能充分地关注宪法学本身的本土化问题。1949以前的宪法学的发展通常分为宪法学的“输入”期（1902—1911）、宪法学的形成期（1911—1930）、宪法学的成长期（1930—1949）三个阶段。在宪法学的输入期，我们主要移植了西方宪法制度与理论，在全面学习西方宪法学的过程中为中国宪法学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学者们在移植外国理论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寻求不同宪法学说之间文化上的连接点，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宪法学的文化背景。到了宪法学的形成期，在已经移植的宪法理论基础上开始树立了一定的宪法学的主体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理论是独具特色的宪法学说，标志着中国宪法学的初步形成。《临时约法》公布后学者们撰写了大量的解释五权宪法的学术著作，努力体现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风格。到了宪法学的成长期，宪法学所体现的主体性有了一定的发展，使宪法学的价值逐步通过主体性的活动得到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与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宪法学本土化的进程，使宪法学理论体系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性。1949年建国后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宪法学的本土化进程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整个五十年代主要是受了苏联宪法学的影响，不可能提出宪法学中国化问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直到现行宪法颁布后随着宪法实践的发展，在宪法的价值与事实关系中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宪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问题，并有可能对宪法学中国化的范畴、途径与方法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在现行宪法修改过程中学者们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本国的经验与外国合理经验之间的结合问题，从修宪的基本框架与具体条文的设计上力求体现宪法理论与制度的中国化问题。经过20年的实践，这部宪法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调整功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宪法的特色。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部宪法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体制或理论基础上的缺陷，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与变革的社会实践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宪法理论没有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在肯定宪法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面临的宪法与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认真反思宪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20年来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出现的冲突与宪法学中国化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缺乏中国化的宪法理论，宪法学对改革开放与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宪法问题没有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在实践中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宪法现象的理论往往是外国宪法学的某些命题与规则，理论的解释与现实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有时甚至出现相反的结论。当我们回顾中国宪法学100多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年的实践时，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宪法学中国化的问题，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与国际的普遍性原理的结合为基础逐步建立“中国宪法学”。

（二）宪法学中国化的基础与意义

宪法学中国化是综合性的概念，经过时代的变迁最后确立为宪法学发展与完善的出发点与基本目标。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本土化过程，并通过本土化的过程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各国多样化的宪法学理论又形成了世界宪法学的普遍性价值体系，并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韩国、日本以及非洲、拉美等国家在建立各自的宪法学体系时都经过了移植西方宪法学理论的过程。这些国家采取的本土化方式主要有运动型的本土化与非运动型的本土化。在宪法学的发展中本土化开始以局部地区或国家的宪法学的学术活动形式展开，最后逐步形成为世界性的学术发展形式。尽管各国采取的宪法学本土化形式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了一定形式的本土化过程。

宪法学中国化是中国宪法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体现。首先，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其本质的价值在于解决本国实践中存在的宪法问题。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宪法问题是不同的，很难采用一种理论体系或方法解决自己的宪法问题。外国的宪法学理论或研究方法是在该国社会实践中孕育与诞生的理论，虽不能否认其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价值，但它首先是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体现，具有该国的理论特色。因此，当我们运用外国的宪法理论解决本国宪法问题时，需要考虑特定理论产生与存在的社会脉络（contexts），客观地分析所移植的理论或方法的文化承受能力，避免简单的移植或模仿。其次，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宪法现象的特殊性也要求中国化的宪法学理论。宪法学的价值在于解决现实的宪法问题，为人权价值的社会化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与价值基础。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改革实践不断向宪法学提出新课题，并推动宪法学研究的不断创新。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其解决这些矛盾的艰巨性。现行宪法颁布20年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宪法问题中有些是外国宪法实践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许多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改革中的焦点、难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中国宪法学理论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以外国宪法理论解决问题时也可能遇到认识与事实、价值与事实、方法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国宪法现象的特殊性与外国宪法理论之间出现的认识与事实的矛盾是作者主张宪法学中

国化的理论依据之一。第三，宪法学中国化有助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现代中国宪法学面临两个重要课题：一是认真总结宪法发展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宪法学寻找起点；二是对正在发生的宪法范式的转型提供认识基础，为建立21世纪中国宪法学寻找基点。而上述两项目标的实现都与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有关。在寻找宪法学研究起点时，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与宪法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并从文化价值出发思考现代宪法的理念问题。另外，宪法范式的转型中我们也需要关注宪法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生活中的宪法意义。实际上范式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国家宪法的实践活动，需要不断地从社会实践中提炼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确立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则。合理的研究起点与宪法范式的确立，有助于为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宪法问题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第四，宪法学固有的“反思-批判意识”的学术品格也是宪法学中国化的认识与逻辑基础。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的学术品格，在宪法实践中不断地发现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以理性的态度评价传统宪法学的价值与不足，鼓励理论创新，推动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反思与批判意识既适用于对本国宪法学理论的评价，也适用于对外国宪法学理论的评价，有利于确立宪法学的科学精神。

在作者看来，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提出“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就理论价值而言，宪法学中国化是建立中国宪法学体系的需要。如前所述，宪法学的重要使命是解决本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宪法问题，不同的宪法现象实际上决定了各国宪法学的不同对象与理论特色。而目前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由中国学者开发的、用于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理论与学说是不多的，在各类教材与著作中的不少理论与学说是从外国引进的，在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实践功能。当社会变迁中出现新的宪法问题时，我们还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理论支持，在各种理论方案的选择中源于中国本土的可供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有的学者所运用的外国宪法理论、学说与实际问题之间又出现了相互不适应性。

我们知道，宪法学体系通常由本国宪法理论、外国宪法理论与比较宪法学理论三个部分组成。三种理论体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交叉与渗透，形成以宪法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如果对本国宪法理论的研究与开发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宪法学知识之间的必要沟通，无法寻找必要的理论支持。就实践价值而言，宪法学中国化有利于为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宪法问题呈现其复杂性与多样性，迫切需要以中国化的宪法理论加以解释。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等各种实践活动中出现的现象最后都需要通过宪法理论得到解决，中国化的宪法理论对实践活动产生的影响是现实的，同时也是最直接的。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的宪法学应当把中国社会当作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建构解释和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并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宪法学体系。这种客观性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能不具有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中国化”。

（三）宪法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朱云汉教授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议题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提醒来自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学者，对于指导自己知识创造活动的每一项前提，每一项预设立场，每一种思考方式，每一项学术准则都要进行严肃的检视，建立自主性的思考。同时他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三项最基本要求：一是学术社群的成员必须深化对本土社会的人文关怀；二是学术工作者要建立主体性的认知；三是建立学术发展的自主性。[5]就社会科学的整体的本土化而言上述的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基本要求。宪法学的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应体现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具体包括：一是对中国宪法学发展过程的反思。如前所述，反思是宪法学保持其生命力的基础，只有在反思过程中才能正确地把握宪法学成长的历史背景，了解宪法学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得到发展的经验。二是中国宪法学应与社会生活保持合理的协调，使宪法在相互协调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发展。宪法本身具有的整合功能为宪法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是宪法学中国化实际上是宪法学国际化的要求。宪法学的中国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需要从世界宪法体系中了解中国宪法的意义。宪法学的中国化与国际化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概念与体系，国际化需要各国宪法学的本土化，宪法学的本土化又在推动宪法学国际化的发展。四是宪法学中国化的形式呈多样性。宪法学中国化的内容涉及到整个宪法学领域，包括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及其制度。宪法学体系中的理论宪法学、应用宪法学与方法论等都面临本土化的任务，其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四）宪法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在中国，宪法学中国化并不是新的命题，实际上在宪法学形成过程中已开始积累了本土化的经验。作者认为实现宪法学的中国化需要树立以下几种意识。

一是在宪法学研究中树立主体意识，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宪法学理论价值既有普识性，又有特殊性，特殊性的理论需要本国的学者们以自己的思维思考自己的宪法问题，积极开发能够解释与解决宪法问题的理论。这里讲的宪法学的主体性是理论研究思维的主体性，即以自己的宪法思维解决自己面临的宪法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学的生命力与价值在于适应具有正当性的社会政治的要求，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合理而丰富的理论依据。当然，宪法学的主体性意义并不是排斥外国宪法学理论的价值，它所反对的是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外国的理论，力求把借鉴的意义转化为本国宪法理论体系。

二是宪法学研究中树立竞争意识。宪法学中国化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本质上是对宪法所体现的价值的确认与发展，推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体现宪法价值。同时要实现宪法学中国化的目标，必须参与宪法学的国际竞争，关注人类发展中共同面临的宪法问题，需要从世界的高度构筑宪法学的知识结构，使中国宪法学体现对人类的关怀，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实际的学术影响。通过不断扩大的宪法学界的国际交流，我们一方面发现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应当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参与宪法学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对世界宪法学体系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宪法学在世界宪法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仅关系到中国宪法学的国际影响，而且直接影响世界宪法学的发展。在国际宪法学的竞争中为了摆脱目前的被动地位，我们需要尽可能采用国际宪法学界公认的概念、理论逻辑与研究方法，向国际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具有特色的中国宪法学研究成果。实际上，国际宪法学界的学术竞争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本土化宪法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没有本国的宪法学理论难以参与国际学术竞争，不利于改变宪法学国际交流中的被动境地。尽管近年来中国宪法学同国际宪法学的交流有所扩大，积累了一些成果，但这种交流还不是完全对等和主动性的，还没有产生国际宪法学界公认并对国际宪法学发展产生影响的中国宪法学理论，总体上还处于单向交流阶段，在许多研究领域我们步人后尘，无法形成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局面。作者认为，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宪法学交流中取得平等对话地位，我们需要通过本土化的途径建立中国化的宪法学理论与方法，以国际公认的一流的研究成果参与国际竞争，影响国际宪法学的发展。因此，宪法学的中国化与宪法学的国际化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概念，可以形成为共同的知识体，越是有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越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那种建立与发展宪法学理论时言必称“西方”的思考方式实际上损害了中国宪法学的国际形象。在这种意义上，作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尽快跨越单纯介绍西方宪法理论的起步阶段，改变宪法学交流中的“学生”与“原料输出国”的地位，把外国宪法学合理理论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为国际宪法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实证材料与研究成果。

三是宪法学研究中树立学术规范意识。宪法学的学术规范是指思考宪法问题的思维范式与研究方法，合理的学术规范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在推进宪法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提高宪法学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反思传统宪法学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宪法学的学术规范体系。在宪法学学术规范中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从宪法学特有的视角确立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合理确定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公共性价值的认定；宪法学体系中的概念与规则的规范化；宪法学知识结构的规范化；宪法学研究成果转化形式的规范化；宪法学争鸣的规范化等。成熟的宪法学理论以学术的规范化为其必要条件，确立理论研究过程与效果的规范化。通过学术规范的研究，我们可以寻找本学科体系中存在的不同层次的规范，并针对不同规范提出相应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学术规范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需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立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学术规范，使宪法学研究在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平衡中得到发展。在确立合理的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寻找中国宪法学和世界宪法学可以共享的研究放手与理论体系。

四是宪法学研究中树立宪法问题（中国问题）意识与理念意识。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学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都是为了解决本国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而存在的。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确立问题意识，主动地将外国宪法理论运用到中国问题的意见中，善于从宪法角度解释和说明现实问题。在解决实际的宪法问题时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理念意识，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关的核心理念，即人权理念、限权理念、平等理念与自由理念，并把宪法理念转化为社会主体的意识与心理，推动宪法规范生活化的进程。在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教材意识”是必要的，通过大量教材的编写普及宪法学知识，培养宪法学人才。但宪法学的中国化过程中对教材的功能应有合理的评价，需要进一步规范教材体系与教材的知识结构，把宪法学的“教材”意识转化为宪法学的“理念意识”，通过教材的编写普及宪法的基本理念。宪法学的发展一般经过教材意识-体系意识-问题意识-理念意识的培养最后进入逐步成熟的阶段。

五是宪法学研究中树立学科共同体意识。在实现宪法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十分必要的，通过不同知识、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方法的交流，形成解决宪法问题的知识与理论的共同体，考虑学科间的理论和知识的借用，共同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宪法问题。这种共同体既包括不同学科之间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交叉与融合，同时包括部分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如宪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行政学等学科之间的知识共同体是宪法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法学知识体系领域，宪法学与民法学、刑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等学科之间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建立解决宪法问题的知识共同体，推动法治的发展进程。在各种知识共同体的交流中我们需要采取综合的研究手段，逐步发展宪法哲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与宪法解释学等新兴学科体系。其中宪法社会学与宪法解释学的建立对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推动学科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当我们运用宪法学原理解决具体的宪法问题时会遇到各种复杂的现象，需要运用综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方面综合性知识的运用是十分必要的，每一个规范或原理的解释需要以相关的知识为基础，在共同体知识体系中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6]当然，我们强调宪法学知识共同体的作用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的自我意识的价值。实际上，宪法学学科得到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在于以宪法学独特的视角分析宪法现象的本质，揭示宪法关系不同于其它社会关系的特点，建立宪法价值体系。积极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功，有助于扩展传统宪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更新宪法学知识。

六是宪法学研究中树立流派意识。在宪法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地推出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提倡学术争鸣，倡导民主、平等的学术气氛，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确立宪法学学术意识。学术的批评与争鸣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争鸣就不会有学术的发展，不会出现不同的学术流派。在庞大的宪法学知识领域中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方法，对同样的宪法学的命题自然有不同的解释与不同的研究思路，有可能得出不同的学术结论。由于宪法问题存在于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冲突，对宪法问题的认识与评价是不同的，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在宪法学命题的论证中应提倡不同原理、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克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权威意识”。随着宪法学国际化与中国化进程的发展，将会产生用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宪法问题的理论与学说，并在理论的创新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对世界宪法学发展产生学术影响力的中国宪法学学派。中国宪法学学派的形成并得到国际宪法学界的公认是宪法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宪法学对人类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当然，宪法学研究中推出学术界公认的流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在宪法学的学科发展中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确立学术规范，遵循宪法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理性与创新的态度探讨宪法问题，认真地对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宪法现象。当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在宪法学研究领域中形成中国的宪法学流派时我们将体会到宪法学的价值与尊严，将更加珍惜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与知识体系。

（五）几点结论

宪法学中国化是中国宪法学发展与完善的标志与基本要求。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既总结了中国宪法学发展的经验，又体现了宪法学的价值体系与发展目标。如前所述，宪法学中国化命题结合了外来宪法学合理价值与本土社会的具体要求，旨在加强宪法学对本国社会的认识与具体运用。因此，宪法学中国化实际上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价值与方法，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宪法学发展的方向。当然，在宪法学中国化问题上会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甚至有的学者有可能对其正当性基础提出质疑。学者们可能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强调宪法学中国化是否会出现宪法学研究中的排外主义；二是提出宪法学中国化是否导致宪法学理论中相对主义概念的滥用；三是宪法学中国化是否会导致宪法学研究领域的缩小等。作者认为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通过宪法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发展的经验，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化”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表示怀疑。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宪法学的价值与功能未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其学术的客观性与价值性质有时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对宪法学现状的理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但评价与分析是为了发展宪法学，繁荣宪法学研究。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实际上是对中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现状的一种反思，是对未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思考。

按照作者提出的宪法学中国化概念，我认为它不会带来宪法学研究中的排外主义，相反宪法学中国化过程更需要外来合理的宪法学理论与学说，外国宪法学、比较宪法学知识是宪法学中国化的必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宪法学中国化过程所需要的外来宪法学知识是一种经过文化加工以后的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模仿与移植。在多元宪法文化的平等交流的背景下，提倡宪法学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必要的，但这种相对主义的功能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如果对相对主义的功能不做必要的限制有可能阻碍宪法学理论普遍性价值的追求，不利于宪法学中国化目标的实现。因此合理的相对主义与宪法学中国化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可以在平衡中得到发展。第三种观点主要担心如强调宪法学中国化是否导致学者们只研究中国的宪法问题，客观上缩小宪法学研究领域。在宪法学中国化命题中作者强调了宪法学在认识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意义，提出中国宪法学应当为中国社会的宪法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这种认识是基于宪法学的实践功能而提出的，旨在强调应用宪法学在解决本国宪法问题中的功能，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法学者只研究中国本土问题，可以不关心人类面临的各种宪法问题。实际上中国宪法问题属于世界宪法问题，世界宪法问题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内容。因此，从理论上很难分清本国宪法与世界宪法问题的界限。另外，在理论宪法学和具体宪法学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宪法学理论的共同体与价值的普遍性，并不断扩大宪法学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作者认为强调宪法学的中国化并不影响宪法学体系的发展与扩大。

参考文献：

[1]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2]请见拙作“宪法学派与宪法学的中国化”，《法学研究》1999第21卷。

[3]请见拙作“中国宪法学：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展望”，《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

[4]如三十年代吴经熊指出，凡是有宪法的国家没有一国不根据他们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来制定。凡是一个国家在没有革命牺牲以前是没有宪法的。有的，虽无整个成文的宪法，但其立宪精神是很严密，是根据几百年来的政治背景与其历史过程。《中国制宪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743页。在世界各国制宪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在制宪或修宪过程中通常采取宪法学本土化的方法解决本国面临的宪法问题。

[5]见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第34期。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8篇

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三、结语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9篇

实际上要不要通过宪法学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法学理论素养不是一个真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通过宪法学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宪法学理论。宪法学这门课程在对法律职业学生的理论素养培养的功能上较被我国的法学教育界所认同。当然这种认同性与我国宪法在法治实践中的作用难以直观显现有着相当关系。在宪法自身的实践能力难以提升的前提之下，法学教育界只能“剑走偏锋”，去追求宪法学理论能力的修炼功能。这既是面对现状的务实之举，也是面向法律职业的未来所建构的实践能力的铺垫，因为法治的发展始终需要宪法发挥实践功能。那么什么又是所谓的理论呢？从其形式上看理论就是对于某一问题带有某种目的性解释的过程及其表现；从内涵上来说，就是将知识点与相关的原理通过有目的的整理，将其系统化形成具有一定逻辑性的解释。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会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没有进行过系统训练的人，一是不知道自己具有理论能力，二是分析事物的层次性、逻辑性会混乱。因此对于高职层次的法科学生而言不仅不能忽略理论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还要通过课程的设置和课程的教学来强化这种理论能力。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就存在着对宪法自身存在的解释提出设问。这种无穷尽的追问当然不适合在高职层次的宪法学教学中采用，但高职宪法学应当通过对宪法知识的解释来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知识。其功能就是要让学生对于我国的宪法现象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最为基本的理论能力训练是，面对于宪法典中的具体法规范，必须要进行研读和解读，否则宪法学课程无法进行。而要对宪法的条文进行解读，如果学生不具备相应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能力，则学习何以为续？放松或放弃对学生的宪法学理论培养的后果，即为众多学生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对于宪法学的内容显现出知识的片段化，甚至在被问及宪法知识时，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云。由此，我们应正确认识到，当前对于法学专业尤其是法律高职专业的培养并不是过于注重理论培养，而是没有真正把握好理论培养的方向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总结起来，在宪法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宪法学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过程，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和课程的训练来实现的。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方式及技巧，避免初涉法学知识的学生被纯理论化的教学模式所困惑。但是对于教师而言，则需要提升自身的理论化水平即技巧，让理论平实化、普通化，让理论以非理论的面貌出现，达至“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则是法律高职层次的学生所真正需要的方式。

知识体系的树立为理论体系的建构塑形。对于宪法知识的认知，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宪法意识，这种意识经过一定程度的积累、沉淀之后会形成相应的宪法思维，而以宪法思维所整理出来的对于宪法知识体系结构的解读及解释，也就形成了宪法学的理论。宪法学中涉及的基本关系是国家权力组织构造、国家权力结构形态，国家权力的横、纵双向的分布；中间层次的各种组织与团体，其介于国家与公民之间；最基本主体是公民；这些主体参与到宪法关系当中是以其特定的权力、权利与职责、义务相联系的。这也是学生在学习宪法学中首先需要厘清的基本关系，这个关系是宪法之所以为宪法的逻辑起点，因为冠以基本法就决定了宪法所规范的是国家这个特定组织中的最基础关系。宪法学教学中所涉及宪法的各种知识体系都是来源于国家权力的运行、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一基本范畴。这个关系让学生弄清楚了，那么对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的培养也就奠定了良好的平台。即便是分析和解释国外的宪法案例，也能让学生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贯穿其中。宪法涉及的关系具有宏观性及基础性，正是因为这种特性，宪法学的知识及理论会给其他部门法学提供一种理论解构及分析方法的帮助。宪法学的理论教育既是一种思维拓展的训练，也是理论能力的培养延续。概而言之，对于学生的宪法学理论的培养应结合教学内容的设计来进行，教学内容又涉及知识体系的设计。宪法学的整体知识结构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其一是宪法原理，这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宪法产生的缘由，宪法的含义、本质、分类结构，这里涉及的知识点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的构成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问题；其二是对宪法文本，要学习宪法学的课程，对其文本的解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目前的宪法学教学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板块，对于宪法文本的了解仅限于教材中涉及的一部分，导致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学习完宪法学课程后，对于宪法条文却知之甚少；其三是宪法的实践，这里所包含的内容有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宪法中的制度及保障的权利的实践运行状态。从这三大构成板块可看出，在高职宪法学的课程传授中，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灌输，其理论的培养是以知识的传授、条文的解读以及对实践的总结来完成的。法治的基本属性是对权力的控制及权利的保障，宪法涉及的是国家基本的权力规范，这其中既包括对于国家机关的授权性条款，也有制约性条款，与之相对应的是确认人权为国家的基本保障。因此国家权力的解读及人权的解析成为宪法学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两个范畴，国家的宪法治理是最高层次的法治。对于宪法学的研习既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宪法意识及法制观念的需要，也是宪法学的理论培养之需求，其对于法律职业教育的贡献在于其对学生识习其他部门法提供了观念的基础及理论的平台。

法律职业与其他职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实践能力的内涵，是既要有程序性的操作性的实践经验与技能，又要在执业中融合理论素养与理论能力。因为法律职业的真正技艺与技巧实际上来源于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与运用，执业中的程序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的实训课程训练而让学生掌握。法律职业是一门技术性的职业，但是其技术性显然更侧重于思维能力与理论技巧的培养。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是法律教育工作者或行政执法人员，其主要能力在于对案件的分析及处理的能力，这就需要其对法学理论及法律推理、法律的分析判断必须熟练掌握，否则难以胜任此类工作。虽然其他部门法学的研习同样能培养出学生的理论能力，但是这种理论是有欠缺的，因为宪法才是国家法治的根基，如果法律职业人连宪法思维都没有，如何能指望他们支撑起整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又如何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职业服务？当下法律专业的高等教育无论从教学质量或是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均不乐观，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也颇为法学教育者所忧虑。正视法律教育尤其是以法律实践能力为教学导向的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切实提升教学质量是解决目前法学高等教育呈现疲软态势的根本举措。尤其是在对高职宪法学的精品课程的建设中去深化教学质量，培育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人才，通过提高学生自身的素质来强化其职业的适应力及社会的需求，以切实解决法学教育的困境，达至理论融合于法律职业能力之中的目的，这也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所在。宪法学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状态下成为一门较为引人关注的学科，不仅是因为大众对于法治建设的强烈期盼，也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实际上涉及宪法的权力架构的修正等国家性基础问题。因此未来的法律职业者不可能忽略掉宪法的重要功能。加强对于法律高职的宪法学理论功能的教学工作，就是为我国未来的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人才储备和价值引导。

本文作者：廖原工作单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宪法学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宪法学　教学效果　理论体系

宪法学是被教育部认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如何教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宪法基本理论和制度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是宪法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宪法学教学中，却普遍存在教师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这对于提高教师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1]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2]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3]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

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4]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5]

三、结语

目前宪法学作为中国高校法律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和主干课程，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宪法学教学中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有教材内容过于陈旧、教师专业素质普遍不高、考核方式单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特别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宪法学核心内容。因此，明确教学目的、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以及加强对教材的管理等成为提高宪法学教学效果的必要措施。

 

;

参考文献：

[1]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j].法律科学,2007,(6):14.

[2]张献勇.宪法学教材问题探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1):105.

[3]赵谦.宪法学课程教学改革之二元化思考[j].商品储运与养护,2008,(4):126.

[4]宛融志.宪法学教学法与考试改革浅议[j].政法学刊,2003,(4):88.

[5]王太高.深化宪法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j].煤炭高等教育,2004,(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