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基础论文范文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庭暴力；家暴防治；我国制定家暴防治法；宪法与行政法背景

所谓家庭暴力，顾名思义，就是指家庭成员以武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性方面的权利，并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行为。①它是一种古老的，但却一直延续至今的家庭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家庭暴力行为给妇女、儿童、老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受害者在躯体上、精神上遭到摧残与折磨，是一违法犯罪行为。但长期以来，由于男权文化和其他诸多的政治、经济、心理原因，家庭暴力一直被视为私事，受到社会的宽容甚至支持，外力一般不予介入。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逐渐为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所重视。联合国于1967年11月7日通过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1979年又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把家庭暴力列为12个重点关注问题之一；1999年11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国际日”。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越来越重视。目前全世界已有马来西亚、奥地利、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等4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家暴的专门法律。美国的新泽西州及墨西哥、纳米比亚、南非等地区与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婚内罪”的立法。[1]

在我国，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文件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且已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步入法律的调整范围。截止到2002年5月，全国已有湖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省一级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另有陕西等5个省也将其纳入了立法计划。此外，还有28个地市制定了相关的文件。[2]

据悉，目前，制定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全国性法律已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而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首先就必须弄清楚现有的宪法基础与行政法背景，保证在合乎宪法和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制定出一部合宪性、专门性、有效性和可操行性强的法律笔者愿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我国制定家暴防治法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层次上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主要有宪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教育法》等5部宪法性法律。这些法律分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家庭成员在家庭中享有的婚姻家庭权利进行了确立和保护。

（一）宪法对家庭暴力的认识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33条至56条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赋予了公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和自由、社会经济和文化权、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第49条又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四部法律分别对家庭成员中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权利作了保护。《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权益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规定。第2条规定：“妇女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利，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和残害妇女。”第七章专章规定了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再次明确重申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了法律保护，其中第二章特别规定了家庭保护。第8条规定：“禁止虐待、遗弃和歧视未成年人。第9条规定了不得侵犯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第11条规定了不得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订立婚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至17条详细规定了在家庭中，老年人享有受赡养的权利。第18条规定了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权；第19条规定了老年人的继承权不受侵犯。《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家庭中的权利作了特殊保护的规定。第9条规定了残疾人的被抚养权，并禁止虐待和遗弃残疾人；第18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第42条规定了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和获得救助的权利。

《教育法》这部宪法性法律对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权作了特别专门的规定。《教育法》第18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

从上述宪法典及5部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层面上对家暴的认识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没有专门明确地提到“家庭暴力”。在宪法典及5部宪法性法律当中，皆没有明确地提到“家庭暴力”，其对“家庭”是通过笼统的规定“婚姻家庭”，如宪法第49条，或具体到个别家庭成员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来界定的，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对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也没有以“家庭暴力”的名词表现出来，而是以笼统分散的规定具体侵犯家庭成员权益的各种暴力行为来表达的。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5条规定：“赡养人不得要求老年人承担力不能及的劳动。”

2.为家暴防治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虽然在宪法层次上，我国宪法典以及宪法性法律没有给家庭暴力以明确界定，但却不等于说没有为制定保护家庭及其成员权利的家暴防治法提供宪法上的依据，只不过较为间接分散罢了。宪法典及5部宪法性法律分别对妇女、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在家庭中的权利作了详尽规定，这就为家暴防治法的制定，提供了宪法的依据。因为家庭暴力防治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性的统一的保护家庭成员权利的法，是对宪法规定的家庭成员权利的落实和具体化。

（二）宪法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

段

宪法典并未给家庭暴力规定出明确的救济手段，它只是规定家庭成员有申诉、控告、检举、批评和建议等申请救济的权利，同时规定了一些禁止性条款。如第49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宪法性法律为家庭成员的婚姻家庭权利规定了较为具体的救济途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条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应当依据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益。”在第八章法律责任中，第48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或者向妇女组织投诉。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第50条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妇女权益应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情形。

《教育法》对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权利遭受侵犯也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如第81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宪法层面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分散性。所谓分散性是指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规定在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之中的。

2.混合性。混合性是指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是混合在对家庭成员的社会暴力救济手段之中的，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3.间接性。宪法并未直接为家庭暴力提供具体操作性强的救济手段，大都是指引性规范，分别依据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方可追究具体的法律责任。

4.粗疏性和不全面性。宪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定较为粗疏，往往只规定家庭成员某方面的权利，甚至只规定权益受到侵犯时，受害人有权获得救助，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形作出分门别类的具体细致的规定。如对身体的暴力往往只规定了侵犯生命健康权可获得法律救助。尽管在主体上有所分类，如分为妇女、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但在暴力类型上却未作出身体、精神和性方面的区分而给予不同的救济手段。这给操作带来了认定上的困难。此外，宪法上对家暴的救济手段也是不全面的，突出表现在它忽视了对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救助。宪法对家庭成员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往往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对以辱骂、冷漠、心理折磨等有一定伤害后果但又达不到刑事或行政法律规定的处罚程度的精神暴力没有给予救济的手段。而精神暴力现在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对它进行立法控制。[3]因为它对家庭成员所产生的伤害往往比身体和性方面的暴力伤害更为严重，且其发生较其他暴力方式也更为频繁和隐蔽。在这一方面宪法没有给予关注显然是欠缺的。

二、制定家暴防治法的行政法背景

在行政法层面，涉及家暴的法律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除此之外，截止至2002年5月全国已有湖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省一级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有一些可以视为行政法渊源的条款。

（一）行政法对家庭暴力的认识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未对家庭暴力给予明确定义，只是在第22条对家庭成员间可能会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所涉及。第一项规定：“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第二项：“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第三项：“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第四项：“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第五项：“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第六项：“威胁或诱骗不满十八岁的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第七项：“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的”。

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大都对家庭暴力有明确定义。如《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第13条：“本次决议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引言部分认为：“家庭暴力行为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强制手段对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法层面上，对家暴的认识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1.法律层次上无明确定义，法规层次上有定义但极不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无明确界定家庭暴力，只是将其混在社会暴力中予以规定。各法规有定义界定但是极不统一，如湖南省是“其它手段”，四川省是“其它强制手段”；湖南省的界定单列出“性暴力”，而四川省的界定则没有明确列出。

2.家暴界定比较粗疏。除了不统一外，行政法上对家暴的界定也较为粗疏。各法规大都未明确界定家庭暴力中家庭成员的范围，也未对身体、精神、性方面的暴力作出具体区分和界定。

（二）行政法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适用于家庭暴力是由新婚姻法第43条规定的，即“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救助。实施家庭暴力或者以其它行为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

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大都规定对家暴的投诉应认真接待并调查，应视情节轻重由公安机关给予施暴者治安处罚。例如《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暴实施的决议》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对因家庭暴力侵害而投诉的公民应认真对待。施暴人单位应对施暴人进行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应积极进行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及时调解家庭纠纷，化解矛盾，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第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投诉者，应当认真接待并对其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行为，应视情节轻重对施暴人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法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3条的规定可由公安机关执行，处罚种类及情形明确，也便于实践操作。各省市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具体的负责机关以及对家暴的处理方法。

2.多事后救济，少事前预防。《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第22条规定的拘留、罚款、警告等处罚虽具较强的可操作性，但却是发生家暴后才给予的救济。在各省市法规中倒是规定了各国家机关应积极开展预防和制止家暴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增强公民的法律观念，但没有规定具体内容、步骤及相应法律责任，其可操作性较弱。

3.混合性和简单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未对家暴和社会暴力作出区别对待，而是混合家暴救济于社会暴力救济中，忽视了家暴救济的特殊要求。此外，也未对身体、精神和性暴力作出区分，救济手段十分单一，仅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根本谈不上依家暴的不同情形给予不同救济，降低了其有效性。

三、对我国制定家暴防治法的宪法基础与行政法背景的思考

（一）关于家庭暴力的认识

目前，在我国宪法与行政法上对家庭暴力并无统一明确的定义，宪法上甚至没有提及家庭暴力，行政法层面法律层次上也没有明确界定家暴。《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家庭中易受暴力侵害的婚姻关系及老人、妇女和儿童都做了保护性规定。但是，仔细思考则不难发现，虽然前面规定家庭受保护，却是针对家庭外而言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父权思想、夫权思想和社会的宽容造成的。长期认为家庭暴力———老子打儿子，男人打老婆属于私事。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国家不应干涉，甚至邻里也不能管。[4]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偏见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国际组织和40多个国家纷纷制定法律文件控制家庭暴力。根据第四届世妇会的纲领性文件《行动纲领》，中国也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力图制止家暴。于此，笔者建议，在今后修宪时，在宪法第49条第三项“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后，加上“禁止家庭暴力”，以示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也使宪法能更加完整地保护婚姻和家庭关系。

（二）关于家庭暴力的救济手段

笔者认为，在宪法、行政法上对家暴的救济手段是十分简单、笼统、间接而又不全面的，极缺乏针对性，预防性措施少，可操作性弱，有效性低。要想在宪法、行政法上对未来的家暴防治法作一点完善，只有对其救济手段予以补充和具体化。在合宪的前提下，使之更具有效性、可操作性。如在行政法上可以引入或创设更为有效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制度，可以尝试强制教育制度，在民政局下设家暴强制教育所，对施暴者进行强制教育，给予心理治疗和指导。可以把西方的庇护所制度和分居制度依中国国情变为行政法上的制度，由公安机关在各村委会、居委会的配合下执行。此外，完善预防措施十分重要。笔者认为，家庭暴力重在预防。一定的宣传教育措施和事前救济手段会使整个救济系统更加有效，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利用其信息资源优势和政府权威的影响为家庭提供咨询服务，进行行政指导。

[参考文献]

[1]黄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上、下）[J].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夏季号。

[2]蓝瑛波。家庭暴力根源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5，（4）：146。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宪法监督与宪法相伴而来，通过两百多年的实践，宪法监督充分展现了其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然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却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纵观中西方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有部较为完善的宪法仅仅是实现的前提条件，而的实现与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则必须有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完善，使市民社会由与政治国家混为一体状态中渐次分离出来，并进而成为一个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渐变的历史过程在法律上的一个重要表征既是宪法的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宪法监督价值逐步确立与实现的过程。

一、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

“市民社会”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中世纪启蒙思想家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等等，都对“市民社会”进行过论述。随着市民社会的概念不断演进，其已融入时代精神并形成持续更新的理论体系。从词源上讲，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从拉丁文CivilisSocietas演化而来的。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有协会、联盟、结社之意，与英文Society(社会、社团、协会)之意近，而拉丁文civiliS在古代尤其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就代表了一种西方特有的法律和社会至上的意思。该词最早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它指一种城邦。古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第一次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含义：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己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这里，市民社会就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语。所谓的文明社会则是指与自然状况相对的人类社会，因而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政治社会。在中世纪，另一种社会观念开始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观念认为，政治权力机构只是社会中众多机构之一，社会并不等同于其政治组织。这种观念上的重要分化，是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渊源之一，也为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奠定了思想基础。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和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个象征着文明、进步的理想社会，虽然他们尚未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原则区分，但由于近代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市民社会己开始作为与政治国家而非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而存在。如果说古代及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就是指人类文明，那么近代的市民社会则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存在物。从l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离国家和政治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在中国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域里曾经有过市民社会的萌芽，甚至有相当的发展。但是，总揽中国的历史，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和计划经济以及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一直称“联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政治形态统治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压倒一切，政治权力没有时空限制，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必须以政治国家为中心，受其支配和控制。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现象，这种状况不是政治社会化，而是社会政治化，因而，市民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难以形成的2O世纪初，中国的帝制被废除，标志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寿终正寝。同时，在思想领域，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使延续几千年的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出现暂时中断，市民社会开始显现。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政治运动高潮迭起。特别是中的政治挂帅，就把这初步形成的市民社会逐渐给削弱甚至近乎消灭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成热的市民社会，与法治就失去了基石，宪法监督的价值就无从生成。

二、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宪法监督与是对孪生兄弟，的发展必然促进宪法监督不断完善，进而彰显宪法监督之价值。然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热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相应地，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也必须在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绝对自在目为的理性东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终极依据。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从经济关系中来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他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样，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摈弃了黑格尔的“精神理念”，而且也指出了人们的利益实现方式即“物质交往”，并由该方式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纠正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之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

作为政治国家的一种形态，其依然决定于成熟的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则强调市民社会成热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比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认为“英国的市民社会比法国的市民社会发展成熟，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在商业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法国的传统贵族和农民在革命前仍然存在，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付出了比英国更为沉重的代价。”在晚期实现现代化国家中，亚洲某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提供了某种参照。它们一般先致力于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坚固的市民社会基础，然后顺理成章地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虽然其过程也不尽如人意，但没付出太人的代价。苏联、东欧的代价颇大，原因之一就是在政治变革之前没有市民社会作为基础。市民社会与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已为西方的历史和法治之路所证明。通过对西方发展史进行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铺垫了之路，为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蕴涵着与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

从经济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孕育、产生、发展及其成熟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就没有市民社会。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平等，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统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平等是近代以来人际关系中的根本和核心理念，它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是人对自身本质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这就必须否定社会等级特权，实现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与平等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使人“从身份到契约”，摆脱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契约的基础上来获得自身需要的社会资源，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使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趋向于自由、平等的原则。既然市民社会通过摆脱对政治国家的依附关系，形成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领域。在市场经济作用而生成的市民社会表明了国家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市民社会与国家形成了二元分立的结构体系。而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则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到社会与国家的抗衡，再由市民社会与国家互补互动进而到最终以市民社会消融国家的历史过程。当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成后，人能够最充分地展示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权利的场所。在这样的市民社会中，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私人关系占主导地位，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和市民利益得到发展和保障。因此，市民社会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不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民，更不同于传统国家中的臣民。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他和公民不同，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人。所以，市民社会这种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的功能，无疑是与民主相联系的。大家知道，民主离不开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我实现，而市民社会正好为民主准备了社会土壤。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从其形成以来，就必然追求独立地位，追求主体的平等，追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离。因此其本身就蕴涵着平等价值。

6.2/从政治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对立性。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使得市民社会从开始便蕴涵着精神，蕴涵着宪法监督价值。综观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产生首先是从等级政治中解放出来，这样使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私人利益和体现在政治国家中的普遍公共利益相分离。这种分离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生活的二重化：同一个人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是彼此分离的。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民主制国家的特点，也是形成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等级制度的消除，能产生吗?再从政治权力的属性看，权力具有强制性、支配性和扩张性，如果政治国家介入市民社会，那么，在市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中，市民权利必然会被侵蚀。因此，市民社会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与限制。对人类民主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治。尽管市民社会根植于平等个体相互联系的私人社会生活，但是，市民社会并非只是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是一种深深地穿透于政治权力之中的力量，从而使权力处于分立的状态，制度上的表现为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此，与国家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便与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制度层面上的深深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中。市民社会的建构，在于培植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私人自治领域和与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自治领域。发展的目标在于使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在社会领域内实现依法实行社会自治的秩序状况，在政治国家的领域内严格依法运行、配置、限制政治权力。可见，在对公权力的控制和对私权利的保护中，实现平衡是市民社会建构和发展的同一目标。法治的精义就在于“依法治权”，由法律来支配权力，出于对公民私权领地——市民社会进行保护的考虑，理想的倡导者们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划定基本的界限，权力只能控制在政治国家范围内行使，因而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是传统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宪法监督价值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

三、实证分析：美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

美国大厦之建立，深受欧洲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英国经验自由主义与欧陆分权思想的完美结合。当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国家而且至今仍在适用这部宪法的国家，仅持有理念是不够的，稳定的社会基础是其的根本成因。美国是一个没有经过封建社会的移民、多民族的国家。在殖民地时期，没有王权、没有贵族、没有等级制度。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它的农业是资本主义农业，而行政管理体制是以地方自治为主，各殖民地之间也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中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条件。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殖民地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最初来到北美的移民在其母国都属于中下等阶层，新大陆给他们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因为自由和机会均等，贫富差距并不大，殖民地社会的人口靠自身的繁衍和移民不断增多，到1775年人口达到250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初步形成，·而初步形成的中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同代表着专制的殖民地统治制度产生了矛盾，1776年(独立宣言》标志着革命的开始。独立战争及其后制定的宪法，使美国初步步入了社会。

美国独立后，于1787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但由于当时美国在整体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英国的殖民专制影响尚未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宪法和都受到严峻挑战，虽然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确立了宪法监督，但宪法监督的价值却无从生成。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的宪法监督价值才逐渐得到确立。在此之间，美国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是关键因素。

19世纪美国的经济革命全面爆发，以东北部兴起的工业革命为起点，迅速扩及其他各个领域，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和速度。随着工业革命不断推进，在美国形成了新型的资本家一工人关系取代了行会业主一行会学徒的关系，人的独立性增强。使人摆脱人身依附，也使自由的理念高于一切，这样使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也随之形成。到19世纪2O年代，美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中等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蓬勃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更加平等，更加趋向于中产阶级化，而且普通民众的利益更加占居支配地位。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行政程序法，宪法基础，关怀下的行政法学

一、引言

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进入立法程序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已经倾情十五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好几本专著，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行政法学者的积极参与。然而，阅读十五年来的主要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和相关的论著，却发现多数学者谈论的比较多地集中在行政程序法的涵义和功能、目标模式、立法模式、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等问题。对于各国或者某一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论述不多，或不够充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对宪法岂可漠视？本文试图沿着“关怀下的行政法学”的研究进路，对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作出一点探讨，因为笔者以为这关系到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动力源泉和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问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讲的“宪法基础”，不仅仅是宪法所提供的文本基础，还包括宪法所提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考察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仅有宪法文本一个方面是不充分的，论证力度也是不足的。宪法文本是制宪者意志的结晶，宪法价值蕴含于宪法文本之中，但又不拘泥于宪法文本。宪法实践将宪法文本和宪法价值转化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并推动宪法的发展，催生其他的法律。这三者虽保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但也相互联系相互推动。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法律受社会条件条件、思想、个人和团体的影响而产生的时候，它们自身也对文化产生影响。这一过程继续下去，又会产生新的法律。”[①]

二、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基础[②]

在法学领域中，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联系最为紧密。两者都将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上也是一致的。曾任联邦德国联邦行政法院院长的弗立兹。韦纳教授认为“行政法乃具体化之宪法”。[③]日本行政法学者对此亦深有感触。“伴随着制定日本国宪法取代明治宪法，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概言之，明治宪法之下中央集权、官僚的、警察国家的色彩浓厚，而日本国宪法之下，行政法中英美式的地方分权、民主的、法治国家的色彩必然变得浓厚起来。”[④]“行政法的使命就是：根据（新）宪法的基本原理对行政权力给予严密的监视，并对其加以正确的限制和导向，以此来保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幸福。”[⑤]我国学者龚祥瑞先生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⑥]行政法应将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落实下来，对其进行具体化。相应地，行政法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宪法原理，不能缺乏的关怀。

行政程序法与宪法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密切。在行政程序法的地位上，我国台湾学者叶俊荣认为，“行政程序法……乃准宪法的法律。”“同样是法律，某些法律的规定内容与宪法理念与制度的实现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法律即是宪法理论上所谓‘准宪法’的法律（quasi-constitutionalstatue）。”“此种论点乃是考量行政程序法内涵对行政权行使的程序要求，往往是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延伸，或权力分立原则的落实，负有实现宪法精神的机能。”[⑦]行政程序法要将宪法对人权的承诺更加圆满地实现，从而有助于在人权保障中消除事先控制（权限界定）的乏力性和诉讼机制的滞后性。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法的研究“不应该只限于法源部分对宪法的简略的阐述，而应该确立以宪法研究带动行政法学研究、以原则指导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作风，确保行政法学研究始终围绕宪法原理展开。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和行政实体法研究一样，必须首先研究其基础。”[⑧]下面笔者将沿着历史和逻辑两条轨道对此进行探究和归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基础。这里我们选取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来考察。前者宪法当中有明确的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而后者宪法当中则没有。这里先来看看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APA）的制定过程。制定APA的动议始于1916年。从1929到1940年国会议员曾先后提出四个议案。但由于模仿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要设置统一的联邦行政法院系统，司法色彩过于浓厚，未考虑行政程序的特殊性，且与美国制度不相符合，而未获通过。1939年设置的行政程序委员会于1941年提出研究报告，将正反两方面意见提交国会。之后，麦卡兰沙幕纳法案提交国会，经广泛讨论，最终达成妥协，于1946年获得通过。[⑨]美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背景，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民主的发展已相当可观。美国已顺利发展了一百多年，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体系已站得住脚，并获得民众的认同，国会制度也已相当成熟，民间社会的活力也已达到一定规模，民间团体的活力也相当充沛，法学教育已相当有基础，而律师族群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很大。（2）经历新政与二次大战的高度变革与转型。新政时期和二战期间所实施的行政措施，程序极为简易，虽可应付危机，但有失常规，缺乏对公民权益的保障。（2）行政权高涨，独立管制机构普遍设立。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独立管制机构急剧增加，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权力混合，与宪法的分权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有某种程度的不合。（4）法律族群力量雄厚，强力运作立法。[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文本中有“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的规定（修正案第5、14条）。这是从英国法当中继受而来的。1354年爱德华三世公布的大中首次使用“DueProcessofLaw”。爱德华。柯克大法官将其界定为要求“、控告善良守法的公民，接着审理定罪”的过程。“实际上，与传唤被告到庭的令状相联系，正当法律程序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在通过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基本没什么用处。直到1856年最高法院才在一起案件中对其进行界定。Curtis代表法院发表一致意见，认为这一条款是对立法的依照限制，即国会不能随意立法来剥夺公民的自由和财产，而必须符合普通法。[11]这种实质性正当程序约于1890年开始在最高法院受到重视，并一直延用至今。而“行政法学所讨论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指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12

]但程序性正当程序最初只是应用于刑事审判之中而已，它要求给予被告以辩护的机会。“有个时期（1892年前后-引者注），当政府赋予的利益或特权而非宪法权利遭到拒绝时，要求做到程序公正的正当程序并不适用。”[13]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行为对个人的不利影响，经法院判例的发展，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才逐渐扩大。无论一项利益是权利还是特权，当它遭到有意拒绝时，必须实施程序性的正当程序。政府行为的方式及其执行机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见，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对行政机关的拘束，而是应现实需要而衍生出今天的功能。一言以蔽之，美国宪法的实践为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严峻的现实挑战又激活了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再加上法律人的积极运作，才最终有了APA的出台。

再来看看日本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过程及其背景。日本行政程序立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初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动向的出现是在占领军的指示下进行的，而非自发的。日本国内并没有这样的需求。1949年设置了行政程序法部会，1952年议员提出的《国家行政运作法案》尚未进入实质性审议就不了了之。1953年行政审议会部会制定出《国家行政运作法纲要》，因只是行政内部运作的训示规定，与人民权利无涉而备受批判。1964年第一次临时调查会力图将民间的呼声反映到行政改革之中，提出《行政程序法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搁置下来。70年代末对洛基路德贪污案进行反省的政治净化动向和80年代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成为重新议论行政程序立法的新的国内契机。为了行政的公正、透明且民主的运作，日本先后三次设立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该审议会提出了诸多研究报告，最后于1991年11月提出了以行政程序法纲要案为核心的报告。1993年政府两次向国会提请审议《行政程序法案》，最终获得通过。[14]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最终促成了日本行政程序法的出台。（1）宪法原理的变迁及其实践的影响。二战之后，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其基本原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民主主义与反民主主义相妥协转变为彻底的民主主义，由君主主义转变为国民，国权来自国民，确认了人权的固有性，承认自然法，国民的基本人权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此后护宪和修宪的斗争便接连不断，宪法实践也深入发展。如针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宪法斗争，复兴自卫队、增加军费开支与和平宪法的斗争，教科书检定诉讼，地方自治，国民的言论、出版、游行自由等政治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等均得到发展。法院也审理了不少的违宪案件。国民的权利意识、宪法意识也在不断增强。（2）国内的改革及其压力。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刺激。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产业政策的成功，尤其是行政指导广泛而灵活的运用。但行政指导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缺乏透明度，而备受非议。80年代末90年代初，要求经济民主化、对行政指导进行规制的呼声越来越高。[15]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在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80年代以来，随着不规制运动的展开，行业团体自治倾向越来越强。[16]人们要求放宽许可制度的限制，使之合理化、简易化。另外，国民个人和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希望了解各种经济信息以及政府的内部基准，希望拥有更多的经济参与权，来发展自主型经济。为此，制定行政程序法成为必要。可以说，这些均与国民权利意识、自治意识等宪法意识的增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发展。战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力图建立国民对政府的信赖，保证行政综合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确保行政的透明、公正和可靠，以切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切实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3）国外主要是美国的压力。前已述及，行政程序立法从一开始就是在占领军的压力进行的。在与外国的贸易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日本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政府产业政策的透明度（主要就是针对行政指导）。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最后。（4）学界和实务界的大力推动。日本宪法行政法界一直在大力提倡并积极参与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司法实务界也作出了一系列对行政程序提出严格要求的判决，这些均有力地推动了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在诸多司法判决中，有的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进行审判。在著名的“白石判决”（1962、1963年）中，东京地方法院法官白石健三认为，宪法第13、31条要求不仅仅在实体方面，在程序方面也应该尊重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从而判决被告败诉。在“成田新法”合宪性诉讼案（1992年）中，最高法院法官园部逸夫认为，宪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保障要求也可以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17]宪法的价值在现实需要中再次被激活。基于上述诸多因素的作用，才有了日本1993年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国宪法当中并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日本学着也因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宪法第31条，即“非依法律规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罚”，虽然是针对刑事程序的，但可以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其理由是：（1）在剥夺自由这一点上，无论刑事程序还是行政程序，其性质是相同的；（2）因此，在行政承担着非常庞大的任务的现代社会中，如将行政程序置于程序性的正当程序之外，则必然导致人权保障方面的欠缺。[18]有人认为，宪法第13条可以作为基础。该条前款表明了“人格尊严”的原理，它首先要求凡公共判断应正当地考虑个人的人格，其次要求为了正当的公共判断，应建立正当的程序。后款中的“幸福追求权”与人格尊严原理相结合，形成主张作为人格性自律存在的自我在保证这种存在之持续方面所必不可少的、概括权利自由一般性的主观权利。这是人格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受正当程序待遇的权利。[19]也有人认为，可以将第13条第31条合并起来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上述的白石判决就是如此。有人认为，不是宪法的具体条文，而是日本国宪法中法治国原理的程序法的理解之下，从程序上保障国民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宪法上的要求。从宪法原理出发，认为“从意味着充实法治国原理的法治主义的程序性理解这种观点出发”，“可以导出行政程序的整备是宪法上的要求这一结论。在实体性规制之上加入程序性规制，绝对不是质的变化，而是同质的论理性归结。”[20]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反对条文实证主义，而主张以宪法原理和价值作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

从上面的历史探究当中可以看出，有的宪法文本当中直接有正当程序的规定，有的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也蕴含着相应的原理和价值。当社会发展（包括宪法实践）对行政权运行提出极高要求，即不仅在事前、事后，更要在事中规制行政权时，宪法中的规定或价值就会被激活。行政程序法和宪法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但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如果缺少了宪法的支持又是不可能的。行政程序法的产生需要相当程度的条件，需要行政诉讼法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需要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等宪法意识得到较大的发展。它是行政法成熟的一个标志。行政程序法因其对行政权运作进行严密规制而必然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没有对宪法的广泛认同，没有宪法的成功实践，没有产生严格控制行政权的强大压力，行政程序法是难以成功制定的。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需要以宪法为基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行政程序法对整个行政法制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为防止行政机关的抵触和行政相对人的不满，行政程序法需要寻求广受服膺的宪法的支持。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一部法律如果能在宪法当中找到基础，得到宪法的支持，必然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这样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就能获得可靠的保障。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规范、制约、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权真正置于程序规则的约束之下。行政权为何要受此种约束，行政主体又如何能够接受这种约束，需要作为体现最广泛民意的宪法为此提供依据和基础，需要成功的宪法实践给以压力。行政程序法的另一功能是提高行政效率。而要提高行政效率，其具体途径多种多样，包括实施所谓的职权调查主义，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等。行政相对人要受到何种约束，什么程度的约束，宪法为此提供了标准。行政程序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人的哪些重要的基本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作为人权保障书的宪法也对行政程序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达到宪法所提出的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才有其合宪性正当性的基础。

另一个方面，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有一个控制的作用。仅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角度来说，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而不能与之相违背。宪法需要将整个法制控制在它所形成的价值秩序之中。“宪法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关系决定了行政法对宪法的从属性，以及行政法的局限性。”行政法具体化宪法，但“具体化本身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限度，超越其界限而得到具体化有可能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法失去合理存在的基础。”[21]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涉及到的是对行政权的控制，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是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权利的平衡问题。其间的标准和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宪法已经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宪法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准则。在法治社会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宪法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予以满足并加以保障。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不能违背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违反宪法规定或者达不到宪法所提出的标准的行政程序法是欠缺正当性合宪性的，是得不到广泛认同的。这势必会使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大打折扣。即使是在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仍然存在着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控制问题。各种力量仍然可以对行政程序法或者其某些条款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在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立法疏漏，也应该按照宪法规定及其基本原理对行政程序法予以补充。在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需要解释的问题，宪法也是具体解释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前提，解释必须按照宪法的指引进行。宪法的控制和保障不会随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过程的结束而结束。

三、中国宪法为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提供基础

在目前，探讨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似乎必要性不大，似乎又是一个假大空的文章。其实笔者倒是以为，中国要制定行政程序法是必须要以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及其成功实践为基础的。不以宪法的成功实践为前提，制定行政程序法就不会成为一种需求，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不以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为依据，行政程序法就不会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且，一旦我国违宪审查制度运作起来之后，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其意义自然可以凸现。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应该根据宪法，符合宪法，而不得与之相抵触，并且应该努力达到宪法价值提供的标准，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为APA的制定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宪法依据，这着实让人称叹不已。反观中国宪法，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我们的宪法能否作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依据和基础呢？

有部分学者一方面认为宪法应该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宪法文本难以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从一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持该论点的大致有：杨海坤和黄学贤[22]、王学辉[23]、杨寅[24]，以及皮纯协主编的《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25]等。其主要理由有：（1）我国宪法中既没有出现“正当法律程序”或“自然正义”之类的提法，也没有反映“正当法律程序”和“自然正义”基本要求的宪法精神；（2）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非常抽象，所关注的只是一种目标或目的正义；（3）宪法第27条第1款规定的主要是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程序；（4）宪法规定不明确、不直接，不能发挥强有力的促进和指导作用。概言之，现代行政程序法得以产生的宪法性原则在我国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中国宪法中某些条款可以成为宪法性基础，但比较间接，且过于牵强。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不能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渊源。”[26]也就是说，宪法中的规定并没有对行政机关的法定程序的要求。该观点认为从宪法中寻找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如第2条、第27条、第38条等）有一定意义，但由于这些规定：（1）过于抽象、不是对行政程序法的直接表述；（2）以人民整体作为规范对象，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对国家机关工作方法的一种规定，而不是对公民个体权利的直接保护；（3）宪法在我国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没有对行政机关发挥实际的约束作用。

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从宪法文本上来分析的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问题。虽然支持者不多，但它们的存在使人不得不对中国宪法能否充当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仅从宪法文本一个角度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我们以为上述观点主要存在着两个大的方面问题。

第一，需要分析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界限。诚然，中国宪法当中没有出现“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之类的字眼，但是认为中国宪法没有提供相应的宪法原则和精神，“正当法律程序”非修宪而不可得的观点，笔者以为还是欠妥当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学界不应妄自菲薄，而需进行深入思考，探讨“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内容。我们的宪法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们的宪法学也受到了历史因素的诸多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宪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我们应该认同作为根本法、人权保障书的宪法崇高价值，应该逐渐形成对宪法的信仰。“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受其影响的人民的信仰和践行。”[27]“行政法应更主动地依据宪法原理构筑行政法自身体系，合理地理解与解释宪法原则与精神，以合宪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28]中国宪法并不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要求，我们缺少的是在我们的宪法当中去寻找的现实。

第二，需要分析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界限。确实，我国的宪法某些条文比较抽象，政治色彩也比较浓厚。原则、抽象、政治性，这是宪法本身的特征，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宪法的缺陷。其实，这些正好为宪法解释、为使宪法与时俱进顺应时展创造了较大的空间。是宪法本身就不能充当行政程序法的基础，还是宪法在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是必须要分清的问题。

当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我国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如应松年、江必新和周卫平、傅华宗等、杨建顺、章剑生、姜明安等。至于宪法如何提供基础的，则又众说纷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1）单一条文说。这又分为三种。其一，可称之为“倾听人民意见说”（第27条说），认为宪法第27条第2款为行政程序法上建立听证程序奠定了宪法基础；[29]其二，可称之为“公民参与说”（第2条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宪法依据。因为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程序，最主要的是公民参与决策。[30]其三，可称之为“法治原则说”（第5条说），认为宪法第5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31]（2）两个条文说。该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第27条第2款是建立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而听证又是整个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32]（3）五个条文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对行政程序法中民主原则的确定，第5条是对行政程序法中依法行政原则的确定，第27条第1款是对效率原则的确定，第二章包含行政程序法中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同时宪法第27条第2款、第41条为行政程序法的两大基本制度（即事前的公听和听讯制度、事后的申诉和赔偿程序）提供了实质内容和基本准则。[33]

宪法基础，见仁见智。对此进行探讨，其意义就在于成功地制定行政程序法，更好地实现宪法的价值，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上述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宪法文本上寻找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的。笔者以为，中国宪法是能够成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的，而且制定行政程序法也不能没有宪法作为基础。但寻找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既不能脱离中国宪法的条文，但又不能拘泥于宪法条文。中国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的基础，不仅有宪法文本（包括原则和规范）上的基础，还有宪法价值上的基础，以及宪法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三者的结合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基础。[34]

首先，中国宪法是尊重人权的。实现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承诺，是制定行政程序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多年的宪法实践，正在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们知道，宪法结构的安排与宪法的指导思想、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密切相关。从篇章结构来看，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第二章，将“国家机构”作为第三章，体现了人权的本源性。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从新中国制宪史来看，1954、1975、1978年宪法均将“国家机构”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前，1982年宪法将此顺序予以颠倒。这是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体现了尊重权利的宪法价值。[35]有人或许要反驳说，这种顺序的颠倒并不能说明国家对权利的尊重，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是作为宪法修正案附于宪法之后的。确实，从静态的宪法结构即章节的先后是看不出宪法是否尊重人权的，但是联系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为什么魏玛宪法是将“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作为第二编，而1949年德国基本法却在第一章规定了“基本权利”？为什么我国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却又改变了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的编排顺序呢？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前后的变化皆因历史的教训而起，对人权的尊重一目了然。另外，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的教训，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是新增加的；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等等，都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逐步扩大，宪法还规定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措施。[36]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说明当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他还认为，“宪法修改草案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许多条款，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而且国家机构的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当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37]国家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其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宪法第27条）。凡一切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都是符合宪法的要求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将有力地规范行政权的行使，从而让行政机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最大程度地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应该说，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可以折射出对人权的尊重。但由于立宪技术等原因，宪法文本中对人权的规定还不够完善，还未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和对宪法价值的追求。法的目的决定着法的发展方向。宪法文本、宪法价值以及宪法实践必然相互推动，从而能达到协调统一发展的状态。

1988年修宪将私营经济写入宪法，1993年修宪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写入宪法，1999年修宪又将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这些均有利于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有利于权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近几年来的涉宪诉讼又让人关注宪法，关注宪法的发展。受教育权、平等权、生育权、隐私权、生命权等一些基本权利得到了深刻的体验和积极的追求。我国宪法把个人当成熟公民来看待，自治精神贯穿于宪法之中。这些年来，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深入开展，人民的自治意识也日益高涨。选举制度几经改革，正朝着平等、普遍、直接、秘密的方向在前进，部分地方还在制度框架下成功地实验着在乡镇等选举程序中引入竞争的机制，还有人自己出资张贴海报开动宣传车进行宣传以争取当选。人民的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的广泛宣传，三大诉讼制度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法律的需求。权利意识、自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正在形成和深入发展。这些都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成功制定。

其次，中国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最高的价值准则和若干重要的基本原则。宪法在文本上、价值上为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基础，并督促其程序和实体方面均符合正当性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宪法是重视程序的，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两个条文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刑事程序而言的，所体现的是刑事正当法律程序，而且后一条文还明确使用了“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的字样。中国宪法中的上述两条规定，显示出它重视程序对人权的保障。笔者以为这种对程序的要求，也应该准用于行政程序。宪法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相应地就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的时候，要遵守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是否能达到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程序法当中的行政程序和行政实体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宪法为此提供了明文规定和相应的价值作为标准。宪法在这里为行政程序法提供的基础的，既包括宪法规范，也包括宪法原则和宪法价值。符合这些要求，行政程序法才是正当的行政程序法。这一点就是下面重点要论述的内容了。

第一，尊重人格尊严，这是宪法价值为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提供的最高价值准则。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文为谁而写？这一条文是前几部宪法当中都没有的，“它是总结了‘’的严重教训而写出来的。”[38]“由于当时国家权力的作用方式十分特殊，看似是私人之间的人格权侵犯行为，其实已渗透了某种国家或公共权力的作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人格尊严保障之规范结构和方式的形成，的确具有深远而又独特的时代背景。”[39]从这一历史来看，人格尊严条款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写的。从宪法规范来看也是如此。宪法第5条第4款、宪法序言第13段均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行政机关自然也不可例外。

人格尊严条款要求行政机关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要在行政程序中确立相对人的主体地位，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把公民只视为行政的客体，只是行政的被管理者、命令的服从者。行政程序的设计必须要将相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来考虑，要让相对人能在程序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有机会实现自我的价值。行政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格载体的个人，在程序中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不能体现出保障人格尊严的行政程序法是不具有正当性合宪性的。

第二，我国宪法的原则和规范还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程序法治原则。

这是宪法中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原则在宪法当中已经确立下来。诚然，1982年全面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确立了法制原则，这主要是一种实体上的要求，但从前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多少也包含了一定的程序性要求。1999年修宪是在我国法治已有长足进步的情况下进行的。《行政诉讼法》已于1989年通过并于次年实施，其中的第54条第（二）项对“法定程序”的要求也已实施多年。1996年颁布并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程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此，99修宪确立的法治原则就不能不说包含着程序法治的要求了。而程序法治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行政权的运行程序。程序法治的要求首先就是行政程序的设置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在姜明安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以下简称姜明安试拟稿）第4条（依法行政原则）当中没有将宪法纳入其中，而只规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在皮纯协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建议稿）》（以下简称皮纯协建议稿）第四章（抽象行政行为）当中，也没有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将宪法排除于外，笔者以为是欠妥当的。虽然说，即使不将“宪法”写入其中，也要根据宪法来制定，而不能与之相抵触。但是，明确载明还是有利于理解上的便捷，而且也可以与宪法条文中的规定相一致。程序法治还要求，程序的运行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然，宪法当中程序的规定不多，这里主要是要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程序法治还要求对程序运行所产生的结果负法律责任。行政程序法在总结和设计时，应该仔细考究各种行政程序，对行政程序上的各种瑕疵应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一一对应的规定。这样才能使行政程序的设置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皮纯协建议稿还是姜明安试拟稿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明晰化。这是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科学研究的。

2.行政民主原则。

这是宪法中人民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程序上的原则。具体到行政程序法上，它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民参与原则。

“行政程序本来是从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的思想出发，作为服务于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制度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行政之下，加上民主参与的理念，呈现出新的发展。[40]也就是增加了一种积极的色彩。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一款也是前几部宪法所没有的。学者认为增加这一条款意义重大，其一，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更加扩大，人民还可以通过人大系统以外的形式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其二，扩大了直接民主；其三，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41]民主原则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要求“参与型行政”。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有权对行政发表意见，而且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对其所发表的意见予以重视。参与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一项必然要求。通过民众参与，“得以使行政机关在一方面透过国会立法与预算取得国会民主正当性之余，更直接由人民处取得民主正当性，形成二元民主正当性。”[42]另外，参与原则也是尊重人格尊严落实人的主体地位的体现。这么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参与要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参与原则是我国宪法对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一个明确要求，在目前我国行政法制中行政相对人利益未被充分有效代表的情况下，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43]在皮纯协建议稿中参与原则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它将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作为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在姜明安试拟稿当中，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就是第一次将公民的“立规建议”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第27条），这是公民创制权的体现。当然姜明安试拟稿在参与方面还稍有不足，它仅在原则、听证程序、立法规划等当中加以规定，而没有全面落实。

（2）程序公开原则。

程序公开可以说是是参与原则的一个必然要求。它对应的是公民的知情权问题。知情权，又称之为了解权（RighttoKnow）或知的权利（知ゐ権利），有的国家宪法作了明文规定，我国宪法没有明示此项权利。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基本权利的地位。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第3条规定人民有对人大的监督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权，第34条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第41条规定了公民有批评建议的权利等。据此，人民为了行使这些权利，必须建立在公民对政府活动情况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推定宪法包含有公民的知情权这一默示权利。知情权是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条件。[44]程序公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村务公开、农村税费公开、政府上网工程等政务公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只有公开，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民的知政、参政、监督政府、独立自主才可以有保障，公民对政府的信赖才可能形成。在行政程序法当中，主要由阅览卷宗制度和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此加以落实。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与尊重人格尊严的协调问题。尊重人格尊严要求保护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而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行政主体负有协调的职责。

3.行政公正原则。

这是宪法中所派生出来的一项原则。具体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程序公正原则。

程序公正，一般认为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45]中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一切国家机关自然包括行政机关，而且重点要求的也是行政机关，因为它与公民的接触最多，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这主要是一种对行政机关工作程序上的要求。可以说该条款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部分程序公正的要求。宪法第125条规定的被告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其中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行政程序当中。不倾听人民的意见的建议，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是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的。在行政程序法中，一方面要建立起听证制度，另一方面在非正式程序中也要积极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而且这些规定不能仅作一原则性或宣示性的表述，而应将其具体化、法律责任化。违反这一规定将导致行政程序什么程度的瑕疵，是撤销还是无效，这些均应明晰化。而皮纯协建议稿、姜明安试拟稿的相关规定均没有达到这一地步，或许还要进一步的研究。

（2）平等对待原则。

平等对待是一个集实体与程序要求于一身的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目前一律平等。”并于宪法第4条第1款（民族平等）、第5条第5款（任何人不得越法）、第34条（选举平等）、第48条第1款（男女平等）作出了消极的规定，于第44条（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第45条（获得物质帮助权）、第49条第4款（老人、妇女、儿童不受虐待的权利）第50条（华侨、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受保护的权利）等作出积极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求反对不合理差别，同种情况同种对待；另一方面要求承认合理差别，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平等，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基本原则，都可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具体到行政程序法当中，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就某一事项享有一定的裁量余地时，针对某一相对人作出一行政行为即形成行政先例，此后遇到同样情况的案件就应该作出与前一行政先例相同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应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无正当理由，不得差别对待。制定行政程序法、执行行政程序法，均须遵守该要求而不得违背。在姜明安试拟稿第9条（平等原则）当中，对平等原则的表述也与宪法的表述有一定的不同，笔者以为应该探究一下相应的立宪背景，而且还应该对现实行政当中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一番调查，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一原则还要求，行政主体针对不同情况就应合理分类以作出恰当的行政行为。例如给付行政特别是供给行政中，应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相对人以特别的给付，使其能过上一个健康文明的生活。姜明安试拟稿中第一次将“行政给付”纳入行政程序法之中（第五章第二节），颇具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该规定并未完全体现出宪法的要求。首先，权利的保障仍不充分。该试拟稿当中虽然规定，“行政给付项目建立后，其范围、对象、等级、标准变更或废止相应项目，应提前六十天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此种变更或废止可能导致相对人生活发生重大困难，应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应为之举行听证。相对人对之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第78条）对于某些事项应该允许先给付后听证；即使是先听证，也要对在听证后补足应给付项目作出规定。其次，宪法在这一制度中体现了一定的国家辅或补充性作用的色彩，而该试拟稿在这里并未为社会力量发挥应有作用留下空间。[46]这还达不到尊重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准则的要求，不能完全符合保障公民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目标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这是它的不足。

（3）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也是一个兼具实体与程序特征的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变更、撤销、废止行政决定的时候，要保护行政相对人正当合理的信赖。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导源于宪法的要求。信赖保护原则常常与依法行政原则相矛盾，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协调，也许只能在宪法当中找到依据了。宪法第13条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对公民的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行政主体有义务予以保护而不得侵犯。行政主体在变更授益性行政决定的时候，不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理的预期，实际上就是侵犯了行政相对人处置自己财产、行为的自由。即使相对人获得行政授益时不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如果相对人无重大过错行为，相对人的获益也很难说就是非法的。与公共利益相权衡，看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信赖利益大于、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当，就应该予以保护。这种保护较维护一次所谓的“公共利益”要大得多，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其中保护的界限须小心衡量。行政程序法在制定时，须体现出对人民的信赖性的保护。在皮纯协建议稿当中没有对信赖保护的规定，也就没有体现出符合宪法发展的新的要求。

4.讲究效率原则。

讲究效率，这是行政的本质属性之一。我国宪法第27条第1款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要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一方面要依靠行政机关内部高效运作，另一方面要改善行政工作的外部程序，如建立时效制度、简易程序、紧急程序、协商程序等。两者不可偏废。改进内部行政程序和外部行政程序，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高效实现行政的目标-公共利益。互相推诿，久拖不决，效率低下，一直是我国行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行政程序法必须贯彻效率原则。在姜明安试拟稿当中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在章剑生设计的行政程序法体例结构当中也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47]而只顾及了正式程序，这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要求的。正式程序固然重要，但无论哪个国家都是相对较少使用的。非正式程序、简易程序才是行政的常态。另外，现今所有的建议稿包括应松年主持的“试拟框架”当中，均没有紧急情况下程序的规定。紧急情况虽然少，但是对人权造成的威胁却极大。在行政程序法当中，应该对紧急情况下的程序作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既要赋予行政机关以权限，又要切实保障人权。当然，效率原则与参与原则、程序公正、程序公开等容易发生冲突。至于如何协调，那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无论如何衡量，作出何种取舍，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人权核心价值的保护，行政程序法始终不得舍弃。这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承诺。

上述诸多原则，合在一起，大致就可以构成行政程序法中行政程序及行政实体制度正当性的实质内容。只有符合宪法的这些要求，行政程序法才具有其正当性的基础。

四、结语

目前，在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要不要讨论它的宪法基础，可能还有人在怀疑着。但在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背景之后，就可以发现宪法的规定和价值及其实践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在违宪审查运作起来之后，讨论的必要性还可以大大凸现。当然，这里的“宪法”不一定就是宪法文本，它还可以是宪法的精神和价值。行政法学研究，不应该脱离宪法文本和宪法原理。如果能先在制度框架下按照宪法原理的指引进行研究，必然会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积极而直接的作用。尊重人的尊严和保障人的自由，应该是行政法的追求。脱离了的关怀，行政法的价值取向、社会效果等都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目标。行政法学的研究需与宪法相结合，这样才能有利于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互动式发展，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中国的最终达成。这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关怀下的行政法学，或许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研究路径。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需要以宪法为基础的。没有宪法价值的支撑，没有宪法的成功实践，没有宪法所提供的社会基础，行政程序法不会成为一种需求，也不会制定出来。从宪法在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来说，任何立法都应该依据宪法，符合宪法的规定及其基本精神。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时又控制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使其不致于偏离宪法的要求。中国宪法是重视人权保障的，同时也是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的。多年的宪法实践也正在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社会基础。国家设置行政机关的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行使行政权，一定要符合这个要求。凡是有利于这个目标实现的，都应该是宪法所要求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就是适应这个要求的一个表现。行政程序应该是正当的行政程序，这样才能实现通常学者们所论述的种种功能。宪法向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了要求和标准。符合这些要求的行政程序才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只有符合宪法所提出的诸多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才是合宪的。宪法所提出的要求，大致包括：尊重人格尊严，程序法治，行政民主（包括公民参与，程序公开），行政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平等对待、信赖保护），讲究效率等。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基本原则、具体原则、基本制度乃至具体制度的设计自应积极贯彻。至于如何把握其中的界限，尚需对中国宪法和行政法法理作进一步的阐释，尚需对我国的行政实践和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作进一步的总结和借鉴。

这么多年来的行政改革，其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要实现依法行政，任重而道远。随着宪法实践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对行政权运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宪法文本中的规定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必将被激活，进而迸发出勃勃的生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必将成为一种时代需要和必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宪法实践尚不够充分和深入，违宪审查制度尚未运作起来，人权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些都给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包括目标模式的选择、原则和制度的架构等）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成功制定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尚需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

[①]SherylJ.Grana，JaneC.Ollenburger，MarkNicholas，TheSocialContextofLaw，2nd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NewJersey，p9.

[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宪法与行政法（包括行政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行政法、行政程序法将宪法的规定及其精神予以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推动宪法的发展。而且行政法、行政程序法也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本文要论证的是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作用，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得有所侧重。

[③]参见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④]〖日〗田中二郎著：《行政法》（新版），劲草书房1976年版，第15－16页。

[⑤]〖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⑥]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⑦]《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该部分由叶俊荣撰写），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第367页注⑥、第371页。

[⑧]杨建顺著：《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与反思》，载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第23页。

[⑨]参见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陈亚平著：《美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之研究》，载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38－39页。

[⑩]参见《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该部分由叶俊荣撰写），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5页。

[11]参见EugeneW.Hickok，Jr.edited，TheBillofRight：OriginalMeaningandCurrentUnderstanding，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91，p.p.220-222.

[12]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3]〖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潘嘉玢、颜福祥、董承玺、林红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4]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13－818页；〖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0页。

[15]参见湛中乐著：《日本<行政程序法>立法背景探析》，载于《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68－69页。

[16]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17]参见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71－73页。另外，白石判决的相关讨论、以及运用宪法判决的教科书检定诉讼的讨论，还可以参见〖日〗室井力著：《现代行政法的原理》，劲草书房1973年版，第116－131页。

[18]参见〖日〗佐藤功著：《日本国宪法概说》（全订第四版），学阳书房1991年版，第237页。转引自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68－69页。

[19]〖日〗佐藤幸治著：《宪法（新版）》，青林书院1990年版第402－403、414页。转引自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69页。

[20]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7页。

[21]韩大元著：《宪法与行政法》，载于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页。

[22]杨海坤、黄学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第40页。需要说明的是，杨海坤新近撰文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研讨与起草始终在核心理念-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下进行，同时又丰富着宪法内容，催生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中国的推行。”杨海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构想》，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101页。

[23]王学辉著：《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31－133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宪法是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该书的前后论述存在着矛盾的现象。

[24]杨寅著：《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5]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07、514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宪法是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该书也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

[26]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当然，该作者在全文引用马思涛《行政程序法兴起的原因分析》（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44－49页）一文时，也认为“的发展，为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见该书第62页。

[27]SherylJ.Grana，JaneC.Ollenburger，MarkNicholas，TheSocialContextofLaw，2nd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NewJersey，p31.

[28]韩大元著：《宪法与行政法》，载于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

[29]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30]杨建顺著：《市场经济与行政程序法》，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3页。

[31]北大公法研究中心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课题组（执笔人：姜明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说明》，2002年9月1日。

[32]章剑生著：《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33]江必新、周卫平编著：《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5页。王学辉也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行政程序法公开原则、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第33条第2款（平等条款）是公正原则的宪法依据，第27条第1款是效率原则、第2款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见王学辉著：《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4]后文的论述还涉及一个中国究竟要制定一个怎样的行政程序法的问题。是仅包括程序规定的美国型，还是既包括程序又包括实体的德国型？是仅包括事前行政程序的大陆法系型，还是既包括事前行政程序，又包括事后的救济程序的美国型？笔者眼中的行政程序法大致是德国、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不同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宪法所提供的基础也会不尽相同。上述若干观点的不同，也部分反映了这种差别。

[35]在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时，对宪法结构的调整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应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这样可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这也是世界上宪法发展的趋势和对“”中侵犯公民权利的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后，也可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且外国宪法中作这种排列的也有。经过讨论后，宪法修改委员会没有采纳后一种意见。参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有学者认为，不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讲，而从逻辑上来讲宪法结构的顺序调整也是恰当的。因为公民权利自由的内容同宪法《总纲》第2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紧密相连。公民行使各项民利乃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参见许崇德著：《中国<宪法>：人民权利保障书》，载于《人权》2003年第1期，第32页。

[36]参见彭真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37]彭真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38]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138页。

[39]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0]〖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1]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42]叶俊荣著：《面对行政程序法》，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05页。

[43]当然，也并不是“一参就灵”。“参与”是有其自身的一些缺陷的。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四部分，特别是在第167－168页的一个小结。

[44]参见郭道晖著：《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427页。

[45]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46]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可以让社会在给付行政中发挥作用是宪法的明确规定。这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辅作用或者补充性作用的色彩。国家辅作用，有利于保障公民、社会的自由和自治，有利于提高给付行政的效率（因为地方、基层社会组织最了解需要给付的人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行政科层弊病）。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宪法学 方法论 宪法问题

一．2007年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全国性学术会议

2007年5月21日至22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郑州大学在郑州大学共同主办了“社会转型时期建设问题国际研讨会”。 会议就“转型期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及“ 社会转型与建设”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2007年6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法学》杂志社在南京市共同主办了第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关注了具体的宪法学范畴、概念与方法问题。2007年7月6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韩国比较公法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东亚公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宪法基本权利”、行政法相关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深入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围绕“宪法文本的变迁”、“宪法与民生问题”、“宪法与部门法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索。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在日本福冈共同主办了“第三届（2007）中日公法学学术研讨会”。 两国公法学学者就宪法学（人权论）、行政法学、宪法—行政法（公法学）的前沿问题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二）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

据作者对20种法学类专业期刊、17种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0种综合性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所发表的宪法学论文的统计[①]看，截止至2007年12月初，全年共368篇左右[②]，比2006年同期同类期刊发表的202篇论文多166篇。为了分析本年度宪法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作者对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与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通过分析，作者认为，2007年的宪法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基本特色。

第一、 从研究领域分布看，宪法学更倾向于具体的基本权利形态的解释与基本制度运行的研究，从抽象层面研究宏观理论的论文明显减少。

为了说明这些论文所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作者对法学类15种核心期刊[③]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其学术研究领域分布大体如下：

2006年与2007年学术研究领域的比较

分类

基本权利

宪法保障制度

宪法基本理论

宪法基本制度

总数

年度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研究领域

30

66

18

9

34

36

19

48

159

所占比例

28.85%

41.51%

17.31%

6%

32.69%

22.64%

18.27%

30.19%

101

根据上表中2006年和2007年度宪法学论文领域分布的对比看，研究基本权利和宪法基本制度的论文明显增多，而研究宪法保障制度和宪法基本理论的论文相对减少。进一步对基本权利的论文进行分析的结果发现，其中研究基本权利一般理论的论文共15篇，研究具体权利形态的论文共51篇，和2006年相比较，研究基本权利具体形态的论文比例上升，而研究基本权利一般理论的论文比例有所下降。本年度基本权利的研究，涉及到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权、死刑与生命权保护、隐私权、学术自由、表达自由、受教育权、生育权、知情权等权利形态。前几年学者们比较关注基本权利的理论形态问题，努力建构具有解释性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围绕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具体基本权利形态的研究，强化了基本权利理论的“中国性”。而有关宪法基本制度方面的论文明显增加，说明学者们既重视宪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同时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关注、思考宪法基本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

第二、 从研究主题的分析看，宪法学者树立了既重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又直面现实问题的学术思维。

在法学类核心期刊发表的159篇论文中，若按照研究主题分类，在人权和基本权利的66篇论文中，研究人权中“人”的内涵和属性、发展权等的论文相对集中，占14%，在研究宪法基本制度的48篇论文中，研究基本法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文共13篇，占27.1%。对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相关论文有14篇。在各类期刊中，有多家杂志开辟专版就宪法学的某一主题集中进行了讨论。如《山东社会科学》开展的宪法事例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开展的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法学》开展的“物权法之争”的讨论、《政治与法律》编辑部进行的有关发展权问题的研究以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开展的违宪审查基准的研究等。

第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宪法学者越来越重视方法论的研究，积极尝试不同形式的方法论，并自觉运用宪法学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宪法问题。

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统计。其论证方法[④]分布如下：逻辑论证35 篇，解释性论证20 篇，经验性论证23 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

分类 逻辑论证 解释性论证 经验性论证

年 度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方法 69 35 21 20 14 23

所占比例 66.35% 44.87% 20.20% 25.64% 13.46% 29.47%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比较引人注目。全年发表的论文中，直接运用这种方法的论文共14篇，其中8篇明确说明是运用文本分析方法。而在论文中引用宪法条文进行分析论述的论文也逐步增多。此外，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之“约”、民初私拟宪草、欧洲近现代史上制度的生成等的多篇论文，表明学者们着眼于从传统中挖掘资源，运用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自觉性。

综上所述，2007年宪法学研究的总体学术倾向和成果主要表现为问题意识支配下的方法论的自觉。为了说明本年度主流的宪法学学术倾向，下面侧重于从方法论的特点和实践角度，具体介绍本年度宪法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二．宪法学方法论的学术传统与主要研究途径

近年来宪法学方法论[⑤]研究成为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通过与部门法的学术对话和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讨，宪法学的学术品格意识日益增强。

近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的“政治性”色彩，厘清宪法学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宪法学者们开始自觉地思考宪法学的独立学术品格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一方面，宪法学者以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与方法的探讨为起点，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宪法学知识体系，先后于2004年11月、2006年5月和2007年6月在浙江杭州、山东济南和江苏南京召开了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这些研究对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做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宪法学基本范畴共识的达成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宪法学者有意识的通过研讨会、出版论文集等形式展开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法理学及社会法学等学科展开对话，并进行了“公法与私法学术对话”[⑥]。通过学术对话，既有利于在理论层面明确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的学科共性与差异，以此建构宪法学的独立学术品格，又联系实践中的法律现象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比较分析，探索宪法学的分析路经与方法。

（二）围绕典型性宪法事例进行研究，拉近了宪法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实践中的宪法学方法论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

宪法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实践，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等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存有争议，宪法似乎与现实生活相隔甚远，宪法要发挥出应有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探索运用宪法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宪法争议，体现宪法对公民生活的规范作用，宪法学者加强了对宪法事例的研究。学者们从解决现实中的宪法争论入手，对现实生活中的宪法争议作出宪法解释，或者是运用宪法原理解释宪法事件，阐释现实中遇到的事件或制度所蕴含的宪法原理，或者是从现实问题的关注中，探索宪法规范和制度的良性化，建构符合本国国情的宪法学理论体系问题。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既是宪法学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更新。

这种对宪法事例的研究尽管限于学理的层面，但却模拟了法官的分析视角。如有学者指出，“宪法事例评析不同于一般事例之分析,它要求研究者以一个司法官的视角甚或以法官的名义，就事例中所触及的宪法规范、原则、原理、精神等问题进行有根有据的深入阐释，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立足于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并对相关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及精神进行学理解释，或宪法诠释，或宪法论证，抑或建构，以期为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宪法法理之养料。”[⑦]

（三）学者们潜心研究宪法学方法论，初步形成了面对中国问题的宪法学方法论或框架。

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探讨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学术界关注了方法论在宪法学体系中发挥的重要学术功能，有意识地开展了方法论的讨论。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目前在宪法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初步形成了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政策学、宪法经济学等比较成熟的方法论体系。

当然，对不同方法论的性质、功能等问题学术界的争论还在进行。对于宪法解释学，不同学者的主张以及宪法解释学涵摄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指出了区别于宪法修改的宪法解释方法，用以克服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并达致两者之间协调，促进宪法规范的价值实现和发展，在这个宪法解释过程中，应围绕文本综合运用各类方法。有的指法官通过司法程序解释宪法规范的方法，或者指通过一定的程序解释宪法文本或规范，完成抽象的规范与具体的现实之间的对接。无论是规范还是文本的研究，并不排斥价值考量。主张规范宪法学的学者主张“围绕规范形成思想”，为了避免“恶法亦法”的嫌疑，主张“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 [⑧]以此为基点，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它主要不在于考量规范背后的那些现象，而在于探究规范本身。而主张宪法社会学的学者则倡导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强调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整合各种宪法学研究方法。

（四）在宪法学研究应该回归文本等方面达成部分共识，出现许多关于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和运用文本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

尽管对宪法解释、宪法规范、宪法文本等基本概念各自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一定争议，但在强调宪法学研究应该回归规范，必须以规范为中心，重视宪法规范或文本的价值等方面，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长期以来，宪法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充分满足现实发展的要求。如何发挥宪法文本或规范的应然解释力，是宪法学者承担起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同时既有利于宪法作为一种最高规范回应现实需求，又有利于完善宪法的实施之道。宪法学研究必须回归文本，既是宪法学区别于政治学等学科所具有的法的属性决定的，也是保持宪法规范的安定性价值[⑨]的需要。学者们既对宪法学研究为什么要回归文本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也善于运用文本的方法分析宪法理论及生活中的宪法事例。

三．宪法学方法的运用与现实的宪法问题

2007年宪法学方法论的自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续探索宪法学研究方法，以此确立区别于其他法学和政治学的宪法学方法；另一方面是促进方法、问题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强化了方法论的实践价值。

（一）宪法学方法与体系的研究

谈及宪法学方法论，一般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宪法学方法，这种方法立足于宪法的根本法的属性和学科特点，以此方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方法。正如拉伦兹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将法学方法定位于法律学方法，进而认为法学方法就是指法律解释、法律适用及法律论证的理论问题。国内学者一般是在这个层次上使用宪法学方法的，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宪法学要以文本或规范为中心，运用综合性的宪法解释方法，或者对文本或规范的内涵价值作出研究界定，或者运用宪法规范或文本分析生活中的宪法现象，如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从宪法学的研究路径或者工具出发，将宪法学研究方法概括为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后来提倡的引入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等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第三个层次指的是宪法学论文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具体深入到宪法学论文结构，探讨文章的论证技巧。如对研究方法所做的逻辑演绎分析、经验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的分类等。就2007年宪法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看，有三种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一是研究宪法学方法的基础与体系。如笔者曾就2006年中国宪法学对方法问题的论文进行了梳理，并对部分论文中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宪法学要在开放和交流中逐步推进宪法学研究的综合化，并在规范和解释中加强宪法学的规范化的主张[⑩]；有学者在论证有必要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进行自觉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宪法学必须构建以“辩护”和“发现”为共同目的、以概念与问题互动为内容、以多元方法之间的有效互补为特征的方法论的主张。[11] 也有学者在考察宪法规范的价值判断何以正当的追问下，就如何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寻求理论的基点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程序性商谈理论的运用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12]。

二是研究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就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有学者从宪法解释方法论的进路研究了德沃金的道德解读[13]，指出德沃金的法学理论，不仅是关于权利道德与原则的学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宪法的道德解读的实践学说，而道德解读就是一种解读和实施政治性宪法的特定方法，这种最终由最高法院法官所做的根据抽象的道德原则的解读，为长期的宪法传统和司法实践所认同，同时，这种解读受宪法原则和宪法整体性的双重制约。对于这种道德解读，也有学者指出了宪法解释在逻辑上所暗含的宪法具有抽象性、宪法必须被解释等前命题[14]。也有学者系统研究了美国宪法解释实践中的结构解释的方法[15]。

三是探索了政治理论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等对宪法解释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由于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宪法解释中纳入政治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的宪法条款，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引导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为了确保法的安定性价值，宪法解释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去容纳政治理论论证的观点[16]。而对于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架构，有学者通过对布坎南对集体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悖论的反思所发现的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出发点等的考察，指出“一致同意”和集体政治决策双层结构是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基础，契约主义新论是其核心内容，从而探索了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不同于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路向的特质，以不同于仅仅局限于宪法中经济条款的研究的全面的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方法来平衡强调应然的规范与实然的实证两种经济宪法学研究[17]。

（二）宪法学方法与宪法问题的解决

1. 用逻辑演绎方法研究人的主体性及其宪法地位

有关人的宪法地位、人的尊严问题是宪法学的永恒主题。2007年的社会变革中，由于出现比较严重的矿难事故、自杀问题、器官移植中的人权、死刑复核制度改革带来的生命权尊重等一系列与宪法本体价值有关的课题，引起了宪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宪法学方法论角度分析人的宪法地位成为今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与亮点。

对于宪法学意义上人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较为集中，而对人的宪法地位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采用的是逻辑演绎的概念分析。有学者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人，个人的生活深受其所在的民族、种族、文化集团等人类社会群体的影响，并基于这样的体认，提出了建构宪法人类学的设想[18]。有学者认为，宪法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并以特有的方式渗入人的存在，成为人之存在的有机成分，宪法之存在的规范性本质构成了人类有组织之存在得以续展的基本条件[19]。关于人格尊严的宪法价值，有学者认为，“人格尊严是基本权利的价值核心，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国家的目的，不能被当作国家及社会作用的手段，人对其基本权利的正当行使有自治和自决的权利。就其性质而言，它不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也不完全类同于平等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功能。[20]

有学者从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中关于妇女、胎儿的规定中，解读出我国对堕胎的国家放任模式与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机制体系是不甚契合的，因此要在国家利益、孕妇堕胎自由以及胎儿生命、人性尊严之间作适当的权衡，进而提出“我国应该在保护胎儿的生命、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更为适当的权衡，对我国所施行的堕胎规制模式作出适当的调整”。[21]也有学者从利益平衡与价值选择角度分析了人之存在意义，认为“堕胎涉及的妇女堕胎自由选择权与胎儿潜在生命权之间的冲突应该尽量由个体自己解决，只有在个体的价值冲突涉及公共利益维护时政府才能介入。[22]有学者从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人出发，论证了人与社会共同体的自足性和互[23]。有学者从政治哲学中社会契约理论的假设中，研究了人的联合与社会契约的缔结的关系，指出了社会契约的订立，是孤立的“我”转变成“我们”的过程，是将“个人”转变成“公民”的前提条件，使普通的“生活人”有资格联合成为反抗暴政的“卫道士”[24]。有学者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做了人本哲学的解读，认为该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立法意图，彰显“贵生”道德哲学取向，具有鲜明的人学辨证色彩[25]。对于人本法律观的科学含义，有学者从发展权层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从逻辑起点上讲，人作为人本法律观的主体，应当是 “自然人” 、“理性人”、“社会人”、“政治人”及“生态人”五个方面的统一[26]。

在宪法与死刑制度的问题上，有学者研究了废除死刑与生命权的保障等问题。在分析人的生命权价值的至上性的基础上，该学者提出了我国废除死刑制度的路径选择，具体观点包括：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并限制死刑的适用；建议将生命权的宪法精神入“法”，尽快修改刑法，废除所有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建议不断强化公民的生命权意识，尤其要让法官们充分领会保障生命权的宪法精神，慎用死刑，少判处死刑乃至不判死刑，在事实上收到限制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效果。[27]

2．宪法解释方法与现实中的宪法争议

在宪法方法论体系的探讨中，宪法学界强调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使理论形态的方法论具有浓厚的实践色彩。对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有学者从中美“钉子户”的比较中，从美国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和认定程序的明确规定中，反观出我国相关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的问题[28]。对于取消农业税是否符合宪法文本中的平等原则，有学者从合宪性解释的角度进行了分析[29]。

（1）“物权立法”引起的“宪法—民法”之争

针对“宪法—民法”之争，宪法学界的部分学者运用宪法解释方法进行了专业的学术对话，既强调宪法学本身的专业知识体系的理性，同时拓展了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领域。针对宪法作为“根本法”属性的学理基础，有学者对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根本”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比较的论证，厘定了“根本”一词的规范含义。其间，根本法经历了成文化、健全法院实施宪法保障根本法地位的机制以及注入基本权保障因素的演进过程。鉴于我国基本权保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的现实，提出了重新恢复根本法和普通法的必要，以完成当代司法审查和现代宪法维护社会基本价值的使命。[30]对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宪法在法律体系的构成中具有多重身份，即作为母法的宪法、作为公法的宪法、作为社会法——私法的宪法以及作为元部门法的宪法，这种多重身份决定了宪法与民法之间层次丰富的复杂关系[31]。有学者认为，就宪法的性质而言，它属于公法，而民法属于私法，所以作为公法的宪法应该是民法的制定基础[32]。

针对民法与宪法关系在价值层面上的学术争论，有学者用“错位与暗含”的命题概括了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即“超民法思维”与“泛宪法思维”、“脱宪法思维”与“泛民法思维”[33]。对民法学界学者提出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观点，有学者从立论的逻辑前提、“根据宪法”历史与事实的把握、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解释、全国人大立法权的来源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如果此说付诸实践，不仅将毁灭宪法、毁坏法制的基础，也将剥夺市民社会存在的空间，造成否定私法自治和严重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后果”[34]。

针对因“物权法之争”引发的有学者提出的利用宪法解释解决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的主张，即对于宪法解释在规范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问题，部分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争论。有学者运用宪法解释学的原理梳理了宪法解释理论预设、宪法解释的权力边界，特别是对政治性争论的应有态度和对宪法条文冲突的解决方法。作者认为，真正的宪法冲突，只能通过政治的方式，也即宪法修改和革命（宪法中断）的方式解决。宪法的解释者没有这个权力。从物权法所涉内容关系到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出发，以我国宪法的相关条文的含义的理解为依据，认为宪法条文之间的冲突不能通过人大常委会的释宪予以解决[35]。对宪法解释的效力，该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解释的效力只能与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即对基本法律以外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持平。[36]

（2）宪法文本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内涵的新阐释

对宪法文本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的内涵，存在多种解释方式与争议。有学者认为“该规范本身就包含着民主要求，而且该规范落实的过程归根到底就是人民依据宪法通过民主的方式组织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过程。同时意味着 “人权获得保障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民主获得促进的过程”。[37]对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有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权力的内容，有学者从中解释出全国人大的调查权具有宪法依据，针对人大调查权难以启动的原因应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38]。

（3）违宪法律的效力争议

对于违宪法律的效力，历来存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从法律原理上看，违宪立法与一般违法行为无异，应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然而，宪法审查机关在判断某项法律为违宪时，并不一定就会宣布该法律立即无效，因此，该“违宪法律”在无效决定作出并且生效前仍然有效。尽管各国对于“违宪法律”应否具有效力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但仍存在一定的规律，即 “一般无效”与“个别无效”两种不同的法律处理。“违宪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取决于“构成说”与“宣示说”这两种无效学说的不同规定。“构成说”认为 “违宪法律”的无效决定是“违宪法律”失去效力的构成要件。“宣示说”则认为，宪法审查机关对于法律违宪的判断与无效的决定，只是对法律违宪的事实进行确认与宣示，这种确认与宣示乃至无效决定并不构成“违宪法律”效力存否的构成要件。[39]

3.用实证和经验性方法研究宪法监督制度

对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是我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积累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今年的在违宪审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我国立法实践的现实考察和外国违宪审查实践的实证分析。

（1） 基本法实施中的释法争议

基本法的实践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从宏观理论命题的探索到具体解释学方法论的转变，学术界力求通过方法论的技术层面来解释不同法系、不同制度之间出现的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价值冲突。有学者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全国人大在解释过程中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的同时重视法理学说的运用。并且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体现了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40]。针对议员提出的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违反基本法的指控，有学者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证了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不抵触基本法，符合基本法关于政制体制的设计原则和精神。[41]

（2） 我国违宪审查的实施路径

对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基础和独特制度设计，有学者对行政诉讼体制的规范构成和运行状况的分析中，指出行政诉讼法设计的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瓶颈之治[42]。也有学者从行政诉讼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重构行政诉讼作为当代中国建设的突破口问题。[43]有学者从当下轻言违宪的现象出发，提出了在宪法审查的入口处设置启动要件环节的设想，并回答了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的问题。[44]

（3） 国外违宪审查的个案分析

对于外国违宪审查的实践，学者们研究了美国、英国和南非的典型性宪法案例。如有学者从美国宪法判例为中心，论述了高校基于学术基因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45]对于英国法上实体正当期待的司法审查，有学者从案例的角度，对考夫兰案作了剖析，指出了针对法院对正当期待的威斯布雷不合理基准、程序正义基准和权力滥用基准，考夫兰案突破了传统审查行政合理性的威斯布雷标准的限制，迈向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46]。南非的学费制度引发了一场宪法讨论，南非政府和南非教育权规划委员会各持不同立场。南非政府认为在压缩财政开支的前提下，收取学费是补充学校资金、防止教育崩溃的有效措施，而教育规划委员会认为学费制度不仅剥夺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而且违反了教育平等权，是违宪的。南非从学费制度为突破口探讨教育权和教育平等权的做法对认识我国目前存在的教育难题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47]。

有学者系统考察了美国宪法判例中的“脚注4”及其双重审查标准，并从我国宪法文本的基本权利条款的解读中，验证了对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给与不同的审查标准的必要性问题[48]。对于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有学者从宪法解释的角度及实证考察中，归纳出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及宪法保护问题[49]。

4.“文本——规范”方法与公共政策

在2007年的宪法学论文中，有关涉及宪法文本或运用文本方法解释宪法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加。大多数论文研究的课题与现实公共政策相关联。如对对司法权、检察监督权、《选举法》中的“四分之一”条款[50]等的研究等，对这些争议，学者们都从宪法原理和宪法规范出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重视宪法文本，以文本的解释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倾向开始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重要标志。发挥宪法的应然解释力，是与宪法学者关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密切相联的。

（1） 以文本为基础的合宪性控制

有学者针对地方改革中有关经济改革、广东集体土地产权流转试验以及基层民主与法治中乡镇长直选试验等违法（宪）的实例，借用多年前学者们讨论的“良性违宪”问题，提出了围绕中国宪法文本的中心原则，即民主（宪法第2条人民原则，第3条人大制度），法治（1999年宪法修正之后第3条）和人权（2004年宪法修正之后第33条），并阐述了一些具体标准，如实体条件（促进或至少不损害权利和自由）、程序条件（促进或至少不损害民主和法治）、非外部性（不损害受益地方范围外的利益）及比例原则等[51]。

（2） 以文本为根据的公共政策解释

如有学者从现实中的宪法问题出发，研究了宪法文本中的农民条款，认为宪法文本中的农民概念和范畴应具有如下内涵：作为公民的农民；作为职业范畴的农民、作为阶级范畴的农民与作为多种经济成分构成体而存在的农民。并经过文本分析后认为“农民无论是在整体意义上还是个体意义上，都是具有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宪法地位的公民，其规范对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制定产生约束力，任何违反这一效力的行为、法律或规范，是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应把有关农民的不同含义“还原为纯粹的职业概念”，不应扩大解释为某种政治身份、社会身份和法律身份。[52]

针对“孟母堂”事件中存在的“受教育权”规范的解释问题，有学者从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解释中，探讨了从宪法层面解决有关争议的途径[53]，认为宪法文本的这一条款分解为“受教育权利”条款和“受教育义务”条款，如何正确解释这两个条款的规范内涵就成为解决“孟母堂”事件的关键之所在。

对于宪法效力与台湾的宪法地位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1982年宪法对国家和公民的义务以及和平的机制和运用非和平方式的途径有具体的规定，因此，1982年宪法是目前反斗争的基本法律依据,实际上是如何解释1946年“宪法”和新中国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何适用于台湾地区的问题[54]。作为学术见解，该作者认为，通过释宪途径界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具体需要解释的内容包括：台湾地区在1982年宪法中的地位如何；1982年宪法台湾地区的效力如何；台湾人民在宪法中的地位如何；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及法律制度。[55]有学者从宪法文本的视角对被剥夺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之间的关联等进行了研究。针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质疑，有学者从我国宪法和刑法的文本规定中，指出了该规定的违法性[56]，并提出该《条例》存在着违法因素，表现为：过度干预社会生活；侵害公民的择业自由；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57]

四．宪法学研究方法的评价与发展趋势

（一）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性趋势

2006年哈佛法律评论耶鲁法学杂志中宪法学研究领域与方法图表:

领域

刊名

反恐中之人权保护问题

反恐中之国家权力关系问题

法院及其功能（含纪念伦奎斯特论文）

欧洲宪法问题

其他基本权利问题

其他一般理论问题

小计

哈佛法律评论

1

1

1

3

14（宪法解释、联邦主义各占1/3)

20

耶鲁法学杂志

1

3

11

1

5

15（7篇为宪法解释，6篇为行政权或者总统权力）

21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哈佛法律评论20篇论文中14篇涉及宪法解释方法的占1/3；在耶鲁法学杂志发表的21篇宪法学论文中涉及宪法解释的7篇，11篇有关法院功能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了历史与解释的方法。2007年美国宪法学界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实用主义法学（pragmatism）与原旨主义现代功能的评价问题。

2007年《哈佛法律评论》于5月号专门刊发了一组祝贺美国最高法院第7巡回上诉法院理查德·波斯纳法官（richard posner）就职25周年文章，其中多数文章是就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在一些案件中的判决的评论。有学者指出，理查德· 波斯纳由于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理性分析（或者经济分析与实用主义）引入法学研究中，而为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8]有学者指出，由于实用主义在法学中的运用从而使得法学更具科学性，使得法律更具技术性，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59]但也有批评者认为，实用主义法学将使得法官成为脱缰的野马，享有过度的裁量权，这一方面不仅会造成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将使得法官的角色发生错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政官员。[60]同时，宪法学界围绕原旨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为原旨主义辩护的者认为是建立在如下逻辑上的：1.法律文本必须根据其原意进行解读；2.法律文本中价值语句之涵义一般是立法时所赋予的，故而，3.法律文本中的价值语句应当根据立法时的一般涵义进行解释。[61]对于此原旨主义的批评者提出质疑。认为：scalia的原旨主义强调对于文本的解释应当根据其颁布时的语言的原意去解释，但应当注意的是语言的使用者可能是在一种很不严谨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语的，这说明根本不能够准确地理解所谓的原意；另外一方面，斯卡里亚的解释方法将文本之后“适用意图”摆在了优先位置上，而这些并不包含在文本之中。frederick shauer等并认为，文本中的价值语句是一种不完全法条，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授权，赋予法官以裁量权去对其涵义进行填补；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所谓“价值”语句在司法中的适用，无非是让法官根据已知各种因素去确定将系争的问题属于何种类型法律问题而已，不存在所谓价值上的判断。[62]对于此，作者强调说应当注意的是立法者规定价值语句的意图，并分析了使用价值语句的四种模式：“评价”模式、“参照标准（quotation mark）”模式、“指引（specifying）”模式以及“客观主义”模式。[63]

针对原旨主义可能缺乏客观性的批评，tara smith在《duke宪法与公共政策杂志》发表了“原旨主义何能不亡？”一文。指出原旨主义者本身对于解释的客观性可能存在错误的理解，因为就客观性而言，其他解释方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之后，他指出文本主义与非文本主义的二分法可能存在错误，二者对于客观性存在误解，或许打破这种二分法，能够对解释的客观性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64]2007年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学界围绕宪法解释学的一些命题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虽然讨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反映了宪法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即宪法解释与文本研究日趋经验化、技术化与科学化，强调宪法学方法论体现人文精神。

（二）宪法学方法论的反思

在2006年的学术综述中作者曾谈到：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首先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方法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宪法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多样性、公共性与科学性的价值长期被忽略，严重阻碍了宪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更遑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宪法学研究在同一平台上的沟通交流。继2006年的学术努力，今年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以更高的热情关注方法论问题，并试图在实践中具体运用。但面对中国宪法学面临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如果仅仅坚持单向度的科学立场和实证立场，难以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无法充分表达宪法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原则。在宪法学研究方法上，我们仍发现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总体上宪法学研究方法仍不成熟，缺乏方法论上的自觉。主要表现为：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方法论的分类上，过于强调政策性的阐释，对规范与解释学中具体运用的技术性、程序性的要素缺乏必要的关注；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价值趋向上，由于宪法学知识体系仍缺乏自主性，在研究方法上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在方法、知识与范式的相互关系上，我国宪法学仍缺乏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学术研究范式的学术积累与必要的问题意识等。

（三）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

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是中国宪法学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它对于寻求学科独立、自觉运用宪法学方法及发挥宪法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把握宪法不同于政治学和一般部门法的学科特点，突出方法论的专业特色。

随着宪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增强，宪法学一方面与政治学等学科共享方法论上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在根据宪法学知识体系的特点，增强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完全切断方法论上的学术联系是不可能的，但因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在方法论上强调专业性是十分必要的。

2.处理好价值、规范和现实之间的衔接，进而认识到理论、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差异。

方法论上的综合性具体表现为不同价值、规范与事实之间冲突与矛盾的合理解决。在宪法学研究上，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方法论，都不能回避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采取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与文本的研究方法，学者仍然不能回避价值问题，因为规范与文本背后存在着复杂的价值链条，实际上影响着宪法解释过程与具体活动。有学者在分析宪法学思考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时认为，“法学是价值导向的思考，宪法学亦不例外。如果仅仅沉迷于对宪法条文的分析与解释而切断规范背后的价值关联，则可能陷入那种极端的实证主义泥潭。因此，我们必须坦然承认宪法学研究的价值导向。[65]既承认规范中存在的价值，同时也要坚持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情怀，既要围绕规范展开宪法学研究，同时也要明确地表达价值原则。

3. 立足于逻辑与事实的有机结合，处理好归纳与演绎的关系。

在思维或写作时，离不开归纳和演绎方法的运用。众所周知，归纳方法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前提，在全面研究各种事实的基础上，归纳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规律性的结论。而演绎方法以概念为前提，通过概念原理等的推理，作出符合逻辑思维习惯的结论。在运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时，尤其要注意作为其前提的逻辑与事实的差异，并将两种要素结合，保证作为归纳的前提之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由此归纳出符合逻辑规律的一般概念，并运用演绎方法进行分析。而进行演绎分析时，也要善于将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事实结合，以应证理论的真实性。

4. 积极发挥宪法解释方法的功能

在未来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宪法解释和文本 分析的方法。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从发展的经验看，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经过宪法修改才能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宪法解释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解释与修改宪法相比，更为灵活，更有利于节约立法成本，更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宪法解释则既包含着发展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功能，也包含着实施宪法、使宪法发挥调控社会的功能。宪法的最高法性质要求建立起包含宪法解释制度在内的宪法实施制度，而不是仅仅让宪法屈从于社会现实的变化。2007年10月15日，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66]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充分实施宪法，需要充分发挥解释宪法的功效。当然，在某些制度是无法通过解释宪法获得正当性的时候，也需要修改宪法。但即便是修改了宪法，也还是需要宪法解释制度，使修改之后的宪法真正运作起来，而不是形同具文。因此，在未来中国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宪法解释将成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完善宪法发展途径的重要因素。

5．进一步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增强宪法学学术命题的实证基础。

从2006年与2007年发表的宪法学学术论文看，实证性、经验性的学术论文是不多的，定量分析方法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宪法实践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单纯的定性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建立宪法学知识专业化的模型，提高宪法学学术命题的说服力，强化实践功能。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已不能适应宪法实践发展的要求，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缺乏理论的实证性与精确性，使许多理论命题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把定量分析与实证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缺陷，有助于提高宪法经验的精确性，为宪法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获得社会检验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宪法学研究中涉及的很多命题不仅需要推理与描述，同时需要以定量分析的方法论证其合理性。

6.强调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以综合的思维解决现实的宪法问题。

宪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因此，宪法学方法论要保持开放性，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而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也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academic trends and sense of problem of research of constitu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e awareness and rational use of methodology is the basis and sig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constitu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constitutional scholars are trying to establish specialized, comprehensive and plural methodology with more open view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blems, and anticipates the trends of research method of constitution based on an academ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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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统计了200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除个别学术问题的论述外，没有包括一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冯家亮同学协助作者收集了有关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②] 其中，法学类专业期刊199篇，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93篇，综合性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学报34篇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与行政法学》42篇。

[③] 包括《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政法论坛》、《法商研究》、《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学》、《中外法学》、《法学杂志》、《法学家》、《政治与法律》、《法治与社会发展》、《比较法研究》、《人民检察》等15种。

[④] 在统计过程中，笔者按论文作者论述问题的根据的是法理、规范还是宪法判例及历史事实，将论证方法分为逻辑论证（主要根据法理）、解释性论证（主要根据规范）和经验论证（主要根据宪法判例及历史事实）。

[⑤] 在系统研究宪法学方法论的论文中，《关于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对宪法学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参见胡锦光、陈雄：《关于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思考》，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⑥] 这些会议的举办，集中就科际整合和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刑法学中的宪法问题、宪法学中的刑法问题、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宪法部门法化”、：“部门法宪法化”、“中国宪法文本的结构、基础与功能”以及物权立法中的宪法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各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⑦] 范进学：《宪法事例评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⑧] 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⑨] 参见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⑩] 参见韩大元：《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以2006年发表的部分宪法学学术论文的分析为例》，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11] 参见梁成意：《论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转型》，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

[12] 参见 林来梵、翟国强　《宪法学思考中的事实与价值——有关宪法学的一个哲学话题》，载《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3] 参见范进学：《论德沃金的道德解读——一种宪法解释方法论的进路》，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14] 参见王书成：《宪法解释之前命题与方法——以德沃金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

[15] 参见饶志静：《结构解释：美国宪法解释实践及其启示》，载《江西社会科学》 2007年第7期。

[16] 参见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17] 参见黄锫：《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架构——以布坎南的思想为主轴》，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18] 参见陈云生：《宪法人类学的创意与构想》，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9] 参见江国华：《宪法的人类学解释》，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0] 参见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21]参见王贵松：《价值体系中的堕胎规制——生命权与自我决定权、国家利益的宪法考量》，《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

[22] 参见王秀哲：《利益平衡与价值选择中的堕胎规制研究》，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23] 参见梁成意：《论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人、社会共同体与宪法——兼评<欧盟宪法>》, 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2期。

[24] 参见胡玉鸿：《社会契约与人的联合》，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25] 参见陆礼：《路权与人权之际——<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人本哲学解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6] 参见汪习根：《论人本法律观的科学含义——发展权层面的反思》，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3期。

[27]参见上官丕亮：《废除死刑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

[28] 参见林来梵、陈丹：《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中美钉子户案件的比较》，载《法学》2007年第8期。

[29] 参见周婧：《取消农业税合平等原则吗——兼论优惠措施的合宪性审查》，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4期。

[30] 参见郑贤君：《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何为根本？》，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31] 参见季涛、白冰：《论宪法和民法的关系——以宪法特质的三重性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2] 参见刘志刚：《立宪主义语境下宪法和民法的关系——兼议〈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之争》，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1期。

[33] 参见林来梵、朱玉霞：《宪法与民法的关系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4] 参见童之伟：《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35] 秦前红、涂四益：《“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

[36] 同注33。

[37] 严海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的民主意义阐释》，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38] 参见朱福惠：《全国人大调查权研究》，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

[39] 参见陈云生：《“违宪法律”的效力》，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

[40] 参见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1] 参见 邹平学：《抵触还是符合基本法——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第57（6）条之定位》，载《法学》2007年第5期。

[42] 参见胡肖华：《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瓶颈之治》，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43] 参见喻中：《行政诉讼的重构——当代中国建设的突破口》，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1期。

[44] 参见郑磊：《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载《法学》2007年第2期。

[45] 参见韩兵：《高校基于学术基因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以美国判例为中心的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3期。

[46] 参见骆梅英：《英国法上实体正当期待的司法审查——立足于考夫兰案的考察》，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

[47] 参见陈红梅：《南非学费制度的合宪性之辩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

[48] 参见杜强强：《基本权利保护：“脚注4”与双重审查标准》，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49] 参见屠振宇：《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1期，《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载《法学》2007年第9期。

[50]参见 姜峰：《对选举法“四分之一条款”及其代表制理论的追问》，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

[51] 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52] 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文本上“农民”条款的规范分析》，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

[53] 参见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 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张震：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 的规范分析——兼议“孟母堂事件”， 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3期。

[54] 参见周叶中：《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学》2007年第6期。

[55] 同注55。

[56] 参见刘飞宇 黎建峰：《“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57] 同注57。

[58] referred to david rosenberg, the judicial posner on negligence versus strict liability: indiana harbor belt railroad co. v. american cyanamid co., 120 harvard law review 1210 (2007).

[59] referred to david rosenberg, the judicial posner on negligence versus strict liability: indiana harbor belt railroad co. v. american cyanamid co., 120 harvard law review 1221～22 (2007).

[60] referred to adrian vermeule, posner on security and liberty: alliance to end repression v. city of chicago, 120 harvard law review 1261～63 (2007).

[61] original meaning and its limits, 120 harvard law review 1282 (2007).

[62] original meaning and its limits, 120 harvard law review 1282～84 (2007).

[63] original meaning and its limits ,120 harvard law review 1284～849(2007).

[64] tara smith, why oringinalism won’t die-common mistakes in compteting theorie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2007 duk j. con. law & pub. pol’y 286～87.

[65]参见林来梵、翟国强：《宪法学思考中的事实与价值》，载《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5篇

在韩国，近代宪法思想与宪法理论是从西方移植的。随着国际法思想的传播，宪法作为一种思潮开始影响社会近代化进程。自1883年以来，在韩国的大众新闻如《汉城旬报》、《独立新闻》、《皇城新闻》等报纸上开始刊登了宣传西方立宪主义和权利思想的文章。当时，主要介绍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理论，一些知识分子们试图将朝鲜的绝对君主制改为英国式立宪君主制。1910年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为了争取国权，知识分子们极力宣传国家意识与国家思想。韩国宪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宪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895年建立的法官讲习所以及1905年以后的各种新式学校中开始讲授宪法学。在韩国宪法学家惠积八束的宪法学讲义为基础，并结合韩国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宪法理论的体系化。在殖民统治36年期间，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能被动地接受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日本宪法思想。韩国宪法学的真正的创立与发展始于获得独立以后。?

在四十年代，随着国家的独立，制宪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了顺利完成制宪任务与为制宪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学者们开始研究宪法理论，出版了宪法学著作。如金正实的《各国宪法论》(1946年)、《世界》(1947年)、李昌殊的《宪法解说》(1948年)等。美国实行军政以后，颁布了保障平等与人权的宪法性法律，并公开发行了旨在提高宪法意识的《立治纲要》一书。1948年颁布宪法以后围绕宪法的精神与基本特征，学者们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尽管当时学者的人数有限，但有关宪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不少的。

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推宪法学家俞镇午博士。俞镇午博士代表学界参加了48年宪法的制定过程，并提出了以英国议会制为蓝本的议院内阁制的宪法草案，为宪法基本框架的确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撰写的《宪法解义》、《宪法基础理论》等著作对于人们了解新宪法的基本思想，普及宪法知识，提高人们的参政意识起到了启蒙作用。《宪法解义》被学术界认为是解释48年宪法精神的最有权威的著作。四十年表的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司法裁判所的法律审查、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英国议会政治等涉及统治结构方面的内容。

到了五十年代，随着法律体系的建立，宪法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经过一段理论的积累，宪法学家们重点讨论了48年宪法基本特点与具体实施问题。从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看，宪法解释学、实证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俞镇午的《的理论与实际》(1954年)、 朴一庆的《宪法》(1950年)、韩泰渊的《宪法学》(1955年)、《文鸿柱的《韩国宪法论》(1957年)、朴起实的《宪法理论》(1957年)、尹世昌的《宪法讲义》(1957年)、康文用的《宪法》(1958年)。这一时期还翻译了有关英美宪法方面的书籍。从理论研究的基本倾向看，学者们试图摆脱德国、日本宪法理论的影响，引进英美宪法的理论。从而为宪法理论的多样化与韩国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当然，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整个五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侧重于外国宪法制度与理论的介绍，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几。?

六十年代是韩国宪法学的兴盛期，随着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宪法学家们在比较松的政治环境中对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除韩泰渊、尹世昌、朴一庆等元老学者的著作外，新的宪法学著作有：姜炳斗的《新宪法》(1963年)、金萁范的《宪法讲义》(1963年)、金哲洙的《宪法总览》(1964年)、韩相范的《逐条韩国宪法》(1965年)等。作方比较宪法学教材，金哲洙教授还出版了《宪法秩序》、《宪法学研究》。文鸿柱教授撰写了《基本人权研究》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有代表性的判例，从人权保障角度扩大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这一时期，翻译的外国宪法学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集中在政党制度、人的尊严、国家紧急权、统治权的相互关系等。这一时期许多在德国留学的宪法学家陆续回国，重点介绍了德国公法理论，使韩国宪法学理论深受德国宪法的影响。1969年成立了韩国宪法学会；1970年成立了系统地研究公法理论的韩国公法学会，为宪法学的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

七十年代是韩国宪法学急剧变化并走各多元化的时期。1972年制定的第四共和国宪法参考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法国宪法的研究。当时，宪法学界分为两种流派：以韩泰渊、葛奉根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权力人格化理论，论证维新宪法的正当性。葛奉根教授出版了《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的紧急权论》、《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论》、《维新宪法论》等著作。另一派学者重点研究了德国宪法理论，提出了基本人权的二重结构、基本人权规定的第三者效力等理论。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宪法学著作权：权宁星的《德国宪法论》、李康赫的《宪法基本原理》、金哲洙的《现代宪法论》等。学者们翻译的外国宪法学名著有：《现代宪法论》、《宪法》、《美国宪法制度》、《宪法国家与宪法》、《现代民主政治论》。为了使宪法规范贴近社会生活，部分宪法学家们开始注意宪法判例的重要性，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探讨。1975年金哲洙教授出版了《判例教材宪法》一书，为宪法判例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维新宪法的反民主性，七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缺乏必要的学术环境，宪法学研究整体上没有笪到发展，宪法学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受到很大的限制。?

进入八十年代后，围绕修宪问题与民主化运动，宪法学界广泛地探讨了宪法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问题。在1980年宪法修改中，政府法制处组织了由宪法学家的宪法研讨班，起草了《宪法研究班报告书》，提出系统的修宪意见。在1987年宪法修改中，学者们提出了有关人权保障体制，国家机构、宪法裁判等方面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在八十年代的实践中，宪法理论的实践功能笪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除了一般性的宪法教科书以外，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主要有：金哲洙的《比较宪法论》(1980年)、许营的《宪法理论与宪法》(上、中、下，1980年)、权宁星的《比较宪法论(1981年)、金效全的《德国宪法学说史》(1982)年、金哲洙的《违行法律审查制度》(1983年)、李相敦的《美国宪法与最高法院》(1983年)、韩相范的《基本的人权》(1985年)、郑万喜的《政党法论》(1985年)、洪真善的《宪法与政治》(1986年)、金英洙的《社会主义宪法》(1989年)等。作为宪法学研究资料集有制度研究委员会编的《世界各国宪汉典》、韩国公法学会编的《美国宪法与韩国宪法》、政经研究所编的《议院内阁制—四十年的论争》。这一时期翻译的外国宪法学名著有：金效全译的《一般国家学》、国顺玉译的《宪法学入门》、扬胜斗译的《美国法院与政治》、权宁星译的《美国型总统制》、桂喜月译的《宪法的基础理论》、 朴南规译的《宪法的基本精神》、丘柄朔译的《现代宪法裁判论》、李京周译的《现代宪法学的理论》等。?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成立了文民政府，宪法学研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得到了发展，宪法研究范围涉及到宪法学基础理论、地方自治、人权的价值认定与标准、总统制与议院内阁制的比较、宪法裁判的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与宪法调整、宪法政策学、宪法经济学的创立等广泛的问题。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问题是统一宪法、地方自治、宪法裁判问题。发表的学术著作有：金重权的《宪法与政党》(1990年)、朴种恰的《国政监查权、调查权》(1990年)、韩彬才的《宪法裁判的权源与理论》(1990年)、韩泰渊等编的《韩国宪法史》(上、下，1991年)、韩相范的《人权一民众的自由与权利》(1991年)、丘柄朔的《议院内阁制研究》(1991年)、郑万喜的《宪法与议会政治》(1991年、韩相范的《与基本的人权》(1992年)、李石渊的《宪法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崔仁基的《地方议会论》(1992年)、金永弦的《美国司法制度论》(1992年)、南宫胜态的《法国宪法诉讼论》(1993年)、闽京国的《宪法经济论一从进化论的自由主义角度看契约论的立宪主义》(1993年)、郑顺训的《经济宪法》(1993年)、金弦的《议院内阁制的理论与实践》(1994年)、文洪洙的《世界各国的宪法裁判制度》(1993年)、郑宗薛的《宪法研究》(1994年)、韩斌才的《宪法裁判论》(1994年)、丁树淋的《选举法解说》(1994年)、杨建的《宪法研究》(1995年)、成若演的《法国宪法论》(1995年)、韩泰渊的《宪法与国民》(1995年)，同时，翻译出版了约三十多部外国宪法学著作，代表性的有：闽俊基译的《一般国家学》、金效全译的《比较宪法学》与《宪法维护者论争》，边振一译的《自由、秩序及其正义—美国的原理》、梁建译的《国际人权法概论》、尹豪振译的《基本人权与裁判—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金效全译的《宪法、国家、自由》、桂喜月译的《宪法解释》、沈在宇译的《法治国家与人的尊严》、金胜周译的《国家与宪法》等。观察九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现状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宪法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各类大学宪法学博士的选题主要有：生存权的研究、宪法诉愿的研究、平等权基准研究、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概念的冲突与协调、财产权保障问题的研究、代议制的研究、美国宪法上总统职务交替制度的研究、法国内阁制的权力均衡制度研究、议会自律权的研究、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研究、宪法裁判的本质与界限、言论自由的现代功能、宪法上文化国家的研究、美国宪法上平等保护的研究、宪法上外国人选举权的研究、德国公法上财产权保障与国家扩张理论、日本的西洋宪法思想的受容 过程研究、法律的违宪决定的效力研究、法律救济制度研究、作为基本人权的教育权研究、南北统一与财产权问题的宪法社会功能的强化。尤其是，宪法学家人数的增加与知识结构的更新，进一步推动了宪法学的发展，使宪法学成为法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学科。??

二、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与主要流派?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宪法学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在宪法学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中，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流派。?

(一)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

宪法学是由一系列知识、概念、原理组成的体系，基本范畴的确定是建立合理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韩国学者们在宪法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基本范畴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学者们认为，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具有规范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属性。从规范角度看，宪法学实际上是指宪法规范，从现实角度看，宪法学指宪法现象，即宪法制度、宪法意识和宪法秩序。学者们普遍公认的宪法学体系是：宪法学首先分为宪法哲学与宪法科学；宪法哲学具体分为宪法哲学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宪法存在论、宪法价值论、宪法学方法论、宪法原理论。宪法科学具体分为一般宪法学、比较宪法学、特殊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解释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政策学。不断地开拓宪法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发展分支学科是九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在探讨宪法学体系问题时，学者们深入研究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对传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批判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片面强调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习惯于从静态角度分析宪法规范的价值，缺乏动态与现实的分析方法；二是过分发强调宪法学理论的政治性、葡萄牙人性的一面，而忽视其科学性、价值性一面。多数学者认为，宪法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宪法学家郑宗 教授在《宪法学研究》(1994年)一书中，批判了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张挖掘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宪法学是一种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科学，应从综合的角度探讨宪法学理论价值。他提出的新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1、总体的认识态度，即从社会关系的总体联系中把握宪法的社会功能，形成宪法理论的整体的适应能力；2、经验的、科学态度，即研究宪法问题时注意宪法现象背后的大量的客观事实，把事实与合理的主观判断结合起来，提高宪法理论的规范性；3、实践的态度，即研究宪法问题必须关注社会现实，强调其实践性。具有实践性的宪法理论才能调整社会关系，发挥其功能。宪法裁判制度的建立为宪法理论的实践性提供了现实可能性；4、历史的态度，即宪法学理论研究必须认广泛的历史意识为基础。宪法问题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需要历史的分析，特别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体制的完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围绕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实证主义学派与宪法社会学学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从发展趋势看，宪法社会学学派的主张将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有关宪法分类学的发展。学者们认为，随着宪法文化的多样化，宪法制度本身出现了多层性，需要从的普遍价值与文化的相对主义角度评价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宪法制度。传统的宪法分类学已不符合现代各国的宪法制度。权宁星教授在《宪法学原论》(1994年)一书中独创性地提出了新的宪法分类。他认为，根据政党制度存在的性质与形式，可以人把宪法分为否认政党制度的宪法与肯定政党制度的宪法。肯定政党制度的宪法又分为许可单一政党制度的国家与保障多党体制的宪法。多党体制的宪法又分为实行完全政党体制的宪法与不完全政党体制的宪法。这一新的宪法分类方法的意义在于：政党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起着重要角色；不同的政党体制影响宪法的存在方式；宪法的运用与规范力的提高直接受政党体制的影响。?

对宪法变迁理论价值与基本原理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各类宪法学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宪法变迁理论。学者们认为，宪法变迁的价值在于能够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突提供判断标准与创设新的宪法规范，尽管宪法规范形式没有变化，但其内容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学者们根据韩国社会的实际，从理论上确定了发生宪法变迁的几种情况：1、立法机关制定了违宪的法律；2、国家机关在没有宪法授权的情况下，反复行使同样的权限；3、司法机关反复作出违宪的判决；4、违反宪法的惯例与判例长期积累时，宪法变迁必须符合物的要件与心理的要件。物的要件是指在相当长的时期积累重复形成的宪法实例；心理要件是指对已形成的宪法实例国民给予普遍的承认。学者们在论述宪法变迁问题时，对其界限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认为，宪法变迁的动机与内容要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与历史发展规则，不笪以宪法变迁形式冲击具有正当性的宪法价值体系。?

(二)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研究?

韩国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理论的生命在于为有效地解决规范与现实的矛盾提供理论依

据与可行的方案。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权宁星的《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金其范的《宪法与宪法现实》、金哲洙的《宪法规范与宪法现实》、李康赫的《后进国家中宪法与政治现实》、韩相范的《宪法与政治现实—主要国家宪法史的展开》、韩泰渊的《宪法与价值—最近宪法学的倾向》等。进入九十年代后，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宪法现实，学者们重点探讨了宪法规范与现实产生冲突的原因、冲突形式、预防措施、冲突的社会危害等问题。其学术观点主要包括：1、宪法上规范与现实的冲突问题关系到宪法范力的发挥。如果两者冲突超过宪法规范所能承受的限度时便产生宪法危机，即宪法典变为“名目的宪法”；2、从宪法介值角度看，与宪法规范的要求相违背的宪法现实是对宪法规范本身的否定，实际上造成违宪的局面；3、在宪法体制上，规范与现实一般从相关概念转为对立概念，造成运行中的不同形式的矛盾与冲突。4、当宪法现实中出现与规范相互矛盾的情况时，这种现实是具有事实的性质呢还是具有当为的性质，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探讨。崔大权教授在《宪法学》(1993年0一书中，从宪法哲学角度研究了规范与现实发生冲突的哲学上的原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解决运行中规范与现实相互冲突的主客观原因，形成宪法价值体系。金效全教授在《五十年宪法学回顾》一文中把规范与现实的冲突规定为韩国宪法的基本特征，并从人权原则与现实的冲突、社会基本权与社会主体权益的保护、围绕权力结构而出现的政治现实与宪法规范的不协调等方面探讨了规范与现实在韩国社会中的存在形态。?

(三)基本人权理论的研究?

基本人权理论是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九十年代后人权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学术观点出现多元化。学术界争论的观点主要有：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是一种具体而现实的个人的主观公权呢还是一种抽象的权力；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是实定法上的权力还是自然法上的权利；基本权是否具有国家法秩序的构成要素的性质；基本权保障与制度保障的相互关系问题等。权宁星教授认为，韩国宪法中，如幸福追求权、私生活秘密权、良心自由、信仰自由、研究自由等。但其他的基本权具有社会权的性质，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进行限制，如身体自由、职业选择自由、通信自由等。基本权既是个人的主观权利又是构成国家法律秩序的公权。基本权两重性的具体内容包括：1、基本权不是因国家不作为而产生的反射的利益，它首先表现为国民积极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观权利，具有具体而现实的效力。2、基本权具有客观的秩序性。基本权同时涉及到追求共公福利的制度，需要以国家共同体为前提。基本权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国家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3、基本权的主观公权性与客观秩序性并不处于对立状态，两者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

在基本权分类方面，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以国家为中心把基本权分为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在基本权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应玉民为主体确定基本的人权体系。从主体上把基本权分为人的权利与国民的权利、自然人的权利与法人的权利；从性质上分为超国家的基本权与实定法上的权利、绝对的基本权与相对的基本权、真正的基本权与不真正的基本权；从效力上分为具体、现实的基本权与抽象的基本权、对国家的基本权与第三者的基本权。现代韩国的基本权体系包括：基本权理念与包括的基本权、平等权、自由权的基本权、经济的基本权、政治的基本权、请求权的基本权、社会的基本权。?

在基本权领域，近年来学者们十分关注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权保障的关系问题。1989年韩国公法学会举办了 信息社会与宪法学对策 国际学术讨讼会，集中探讨了科学技术对宪法学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金哲洙教授在《信息社会与基本权保障一文中认为科学技术尽管对人权的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但同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容易侵害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价值。这一方面的学术观点包括：1、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权价值易受侵豁，有必要防止因信息垄断而引起的侵权现象，形成公正平等的分配，保护人们在信息使用中的平等地位；2、信息社会中最主要的人权是了解权。如果国民不能接近真实的情况，政府不向国民公开信息，那么国民的权利无法实现。为此有必要从宪法学的角度认定情报收集权、情报公开请求权。3、信息社会中个人私生活权的保护具有特殊重要的重义应从宪法角度强化私生活权的物质与法律保障。学者们提出的立法建议主要有：制定情报公开法、制定私生活秘密保障法、制定情报化社会促进法、完善行政程序法。有关科学技术与人权发展问题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丘秉朔的《人工受精与胎儿的生命权问题》、权宁西的《人工授精的宪法学探讨》，金株世的《生命权的宪法学考察》、尹茹九的《人工授精者的法律地位》等。?

(四)宪法裁判制度研究?

1988年正式成立宪法裁判所以后，学者们围绕宪法裁判制度的性质、宪法裁判与国民关系、宪法裁判所的宪法地位、宪法判决的效力、宪法诉愿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学者们认为，九十年代韩国宪法学的最大贡献是从宪法政策角度为宪法裁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具体的操作规范。学者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宪法裁判的功能：通过宪法规范的权威解释发展民主秩序，实现民主主义理念；从宪法的触芭调整国家意志的形成；立足于控制权力的角度保护省数人的利益；协调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维持和平的政治局面。对于宪法裁判所的性质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裁判所具有政治机关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裁判所是一种司法机关，其活动程序受司法程序的制约，具有司法机关的性质。但多数学者认为，宪法裁判所具有双重性，即具有政治性与司法性。其理由在于：从本质上讲，宪法裁判所行使司法功能，按照司汉程序运行，但宪法裁判所审判的案件不同于刑事、民事案件，多数案件具有政治性，如违宪法律审判、弹劾审判、政党解散审判等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另外，宪法裁判所的构成也不同于普通司法机关。在探讨宪法裁判制度时，学者们还重点讨论了今后的改草方向问题。归纳起来看，改草的设想包括：把具体的规范控制制度改为抽象规范的控制制度；实现规范控制的一体化；认定违宪决定的朔及力；应规定宪法裁判所根据其职权对法令进行违宪审判；积极改草裁判所内部体制，完善裁判官选举方式；应废止非常任裁判官的制度；确认宪法裁判诉愿制度对法院裁判的适用；完善假处分制度；实现裁判机关的专门化等。有关宪法裁判制度的论著与论文主要有：郑宗 的《宪法裁判研究》(2995年)、宪法裁判所编的《宪法裁判资料集》(1—6)、宪法裁判所编的《宪法判例》(1—7)。论文有：桂喜悦的《宪法裁判制度的考察》、金文显的《宪法解释中宪法裁判所与法院的关系》、金哲洙的《宪法诉讼制度的问题与改草方向》、金学成的《宪法诉愿制 的研究》、李时润的《韩国宪法裁判制度与实际》、许营的《宪法诉愿制度的理论与我们制度的问题》等。?

(五)比较宪法学研究

从六十年代开始，韩国学者们系统地进行了对外国宪法的研究，形成了比较宪法学理论体系。宪法学家金哲洙教授、权宁星教授在建立比较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金哲洙教授在1963年出版的《比较宪法学》一书奠定了韩国比较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权宁星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比较宪法学》一书系统地探讨了比较宪法学体系、结构、方法论、学说。韩国的比较宪法学体系分为总论与各论。总论中主要探讨比较宪法形态论、比较政府形态论、比较宪法制度论、个别国家宪法论。比较宪法学的热点问题包括：1、比较宪法学认识目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宪法学的认识目的是通过比较探讨宪法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促进宪法文化的交流，探索运用宪法的最佳途径与修宪的合理化目标；2、比较宪法学的认识方法问题。学者们揭示的认识方法有：制度的比较研究、机能的比较方法、法社会学的比较方法、历史的比较方法。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把宏观的研究方法与微观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宪法的结构与运行规律。在比较宪法学研究中，最近的一些变化是，学者们关注发展中国家宪法理论的研究，改变过去那种向西方宪法一边到的局面，主张宪法理论的多元化。公法学会多次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传统文化与的价值问题，进一步开拓了宪法学研究领域。??

三、当代韩国宪法学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一)宪法学面临的问题

宪法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必须以社会为基础，并反映社会实践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宪法学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纪之交学者们以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宪法学进行了反思，强调宪法理论的主体性。韩国的宪法理论移植了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宪法理论，没有对其现实适应性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许多宪法理论没有经过文化的加工，缺乏现实基础。对宪法学面临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如下见解：1、韩国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宪法规范的价值与宪法运行过程的冲安全检查与矛盾。宪法上规定的原则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特别是有关调整政治权力运行的规范缺乏社会有效性。如何使规范与现实保持协调是韩国宪法学今后的基本的研究课题。2、在方法论上，韩国宪法学过分强调宪法解释的功能，缺乏调整社会生活的技能。有的学者指出，在建立宪法不学体系的初期，宪法解释学方法对于宪法权威的维护与宪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作用。但宪法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只重视规范结构本身的价值而忽视社会生活中规范的具体运用，不关注大量的现实问题的话，宪法规范就会失去生命力。3、在宪法学的科学性与政治性问题上，有时因政治实践的需要没有维护宪法尖具有的客观属性，造成政治生活的混乱局面。4、在传统文化与宪法制度的特殊性问题上，人们热衷于对外国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对本国实践中的宪法问题则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五十多年的韩国宪法学发展可以说是外国宪法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还没有确立主体韩国宪法学理论体系。5、宪法规范的法律效力没有得到严格的保障。由于过于频繁地修改宪法，规范本身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受到损害，社会主体对宪法的信任度普遍降低。6、宪法学理论中宣传性、介绍性以及应付各类考试的内容多，有深度的论文以及论著少。?

(二)韩国宪法学发展趋势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违宪审查制度；实效；宪法

目前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方面进行论述的论文并不少，但笔者发现，无论是对我国现有的违宪审查形式进行反思、为建设和完善提出各种构想方面的论文，还是参考借鉴国外先进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法方面论文，大多囿于违宪审查制度的概念解析、模式选择、理念设计、措施的合理性构建等制度本身的内容。宪法实施保障所需要的条件和措施是多方面的，但大致可分为行宪的保证措施和违宪的惩治措施。[1]239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一方面对正面贯彻执行宪法进行了确认；另一方面对违宪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理，因此违宪审查制度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大量文章在对违宪审查制度进行论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促进并保障我国宪法的有效实施。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篇幅的论述和那么多年的讨论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仍未取得任何建设性的突破呢？原因在于，无论是对我国已有的违宪审查机制进行剖析并试图加以完善还是对国外违宪审查制度进行参考、借鉴、法律移植，法律主体在制度下权利义务的享有和履行的实际状况，以及制度被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的状态或程度――即制度的实效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制度的实效，不仅受制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更要取决于制度与制度实施土壤的兼容性。这就要考虑违宪审查制度赖以生存的宪法环境及与之有关的历史背景、法律思想和政治格局等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对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拥有较完善，较先进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进行解读，并希望能以此为突破点，对我国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难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从思想渊源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爱德华・柯克爵士。在他看来，普通法就是理性，任何与理性或普通法相违背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国王和议会也受此限制。正是这种出于对普通法和理性的极度崇拜才萌生了柯克的违宪审查思想。[2]7在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基于反对《印花税法》、《驻兵法》、援助令状、《茶叶税法》、《强制法》等殖民色彩浓厚的法律的需要，将柯克的违宪审查思想奉为至宝并成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思想武器。在柯克违宪审查思想的种子撒播于北美大陆这片独特的沃土之后，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传统浇灌了它，北美的政治斗争则催生了它。[2]9

美国独立战争是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又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斗争，但是在建国之初，美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并未完全形成。各种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在这片新兴国家的土地上交锋。其中与违宪审查制度的思想基础最为密切的，应是汉密尔顿的分权与制衡理论。近代分权理论是由英国思想家洛克首创，并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系统完成的。但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还没有在法国实施，却在美国率先实施，其极力主张者就是汉密尔顿，但汉密尔顿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在其基础上进行改造，形成了标准的美国式的分权制衡的体系。[3]汉密尔顿认为，分权之后，权力还需要相互制约才能防止集权和暴政。“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法官在踏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任职……这些都是手段，而且是有力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共和政体的优点可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4]41但在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三权并未平衡。汉密尔顿指出：“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4]391要提高司法权的地位，汉密尔顿提出两项措施，一是要实行法官职位固定化；二是法院要有解释法律和违宪审查的权力。既然司法部门既无刀枪，又无金钱，对宪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最小，由它来监督宪法则最合适。[5]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确是以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标志的。

事实上，在马伯里案之前，各州法院至少已经在20个案件中肯定或者行使了违宪审查权。[6]23这说明，当时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为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开了制度上的口子。马伯里案之所以具备标志性的意义，原因在于正式确立了司法审查权和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马伯里案，可以理解为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政党之间的矛盾，通过表面上限制最高法院的权限来避免其成为这场纠纷的矛头所指，但实际上使最高法院获得了违宪审查权。不仅大大提升了最高法院在三权中的地位，而且奠定了美国现代制度的基础。因此，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案，在当时以宪法为基础初步构建的政治格局下，找到了争夺政治权力的突破口，并取得的胜利。

二、德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7篇

会议围绕“科协、科技社团的法律地位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国策”、“科技立宪与创新型国家”、“科技治理”、“科技与人权”等主题开展研讨，经会前广泛征集论文，共评出会议交流论文50余篇。据了解，国内以“宪法与科技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尚不多见，会议现场评议人的精彩评议、提问者的犀利问题和报告人的睿智回应让与会者享受到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与会学者针对促进宪法与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理论观点。

会议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李焕新主持，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朱占同，广州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冯元，福建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杜力夫，广东商学院副校长杜承铭等在会上致辞。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汕头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高校5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

李焕新在会上致辞时强调，宪法与科技发展是日益热门的话题，从宏观层面指导创新型国家建设，通过立法手段激励科技创新和发展是当今法制研究热点，亟需加强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他指出在不久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刚刚审议通过的《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就是明显的例证。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院长邓世豹教授在《论发展科学技术基本国策的实现》的报告中提出，“根本性”、“国家性”和“宪法性”是基本国策的特征和判断标准。发展科学技术是宪法中明确的基本国策，由此产生相应的国家职责，指导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和评价。他认为，要落实发展科学技术这一基本国策的宪法规定，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发挥好政府、科协组织和科技工作者的共同作用。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杜力夫教授在《论科技创新的基础》报告中以“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问题”为切入点，研究论证建立科技创新体制与健全制度的关系，并提出完善的体系是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厦门大学法学院周刚志教授在《论科技立宪与“创新型国家”之构建》的报告中论述，发展科技是政府重要的宪法职责，科技竞争力是法治国家的合法性源泉，也科技立宪的逻辑基础，科学与宪法的共生共进，构成了“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点。

以科协组织的各类高层次、高水平学术会议为基础，加强成果提炼，形成建言献策报告，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智慧凝聚上升为集体智慧，是广州市科协“部级科技思想库建设试点”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会上，冯元介绍了广州市科协建设“部级科技思想库试点”的一些具体做法，也邀请专家们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冯元表示，要充分借助本次会议专家云集、人才荟萃的优势，就“科协、科技社团的法律地位研究”设立长期研究专项，集思广益，深化对科协组织、科技社团的法制化研究，并形成相应的决策咨询报告，推动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广州市科协 编辑：张炜哲）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

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

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

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参见/include/shownews.asp？newsid=5604.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xxvii]主张普世性价值观的文章很多，比较有见地的文章请参阅[美]迪克·霍华德：《从美国看全球民主的发展》，载http：///gb/news/2004/09/20040918.htm#art06.[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与权利》，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主张的中国特色学者认为宪法与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息息相关，不可以脱离历史文化传统探讨，其观点散见于历史分析法学派学者或者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所撰写的相关宪法教材、专著、论文中。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xxvii]主张普世性价值观的文章很多，比较有见地的文章请参阅[美]迪克·霍华德：《从美国看全球民主的发展》，[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与权利》，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主张的中国特色学者认为宪法与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息息相关，不可以脱离历史文化传统探讨，其观点散见于历史分析法学派学者或者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所撰写的相关宪法教材、专著、论文中。

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xxvii]主张普世性价值观的文章很多，比较有见地的文章请参阅[美]迪克·霍华德：《从美国看全球民主的发展》，[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与权利》，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主张的中国特色学者认为宪法与一个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息息相关，不可以脱离历史文化传统探讨，其观点散见于历史分析法学派学者或者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所撰写的相关宪法教材、专著、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