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范文
时间：2023-03-04 23:02:04
维新运动范文第1篇
嘉宾|联想董事长兼CEO 杨元庆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 张亚勤
|中兴总裁兼执行董事 史立荣
从2011年的“转型发展：IT新使命”，到2012年的“转型中的谋略之道”，“转型”作为IT业关键词，被2012年参加深圳IT领袖峰会的大佬们赋予了新含义。
杨元庆、史立荣与张亚勤在3月25日的峰会主论坛上，围绕“老I T新路”，坐而论道。无论是在全球坐二望一的P C巨头联想，还是中国通信设备商旗舰品牌中兴通讯，又或是曾经引领IT产业创新与变革的微软，都在围绕移动互联思考各自的“维新运动”。
柯达之殇 前车之鉴
主持人：都说“老IT新路”，联想需要走新路吗？
杨元庆：人老心不能老，每个企业都要不断突破。走新路有两个原因：老路不能走了、老路不够走了。一个是生存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如果不能及早预警、开辟新路，就可能遭遇巨大挑战，柯达（的破产）就是没有及时顺应互联网和数字化趋势的前车之鉴。
主持人：过去几年，无论在并购，还是创新上，微软一直是全球I T关注的焦点。但是，这几年，似乎聚光灯更多打在Google、苹果上。微软老了吗？
张亚勤：我经常讲，一定要有新路，微软与联想，其实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IT企业，过去的路确实太有限了，未来的路更开阔。这几年，无论从技术、商业模式还是整体公司框架上，微软都在大转型、大调整。
主持人：中兴如何辩证的看待新与老？
史立荣：过去几年，中兴通讯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上进入一个新增长平台，平均每年增长都在30%以上，所以，我们还是“小伙子”。
PC到PC+潮流不可逆
主持人：在新路上，联想有何种优势？
杨元庆：PC时代正在走向PC+时代，过去PC是传统意义上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未来，PC将无处不在。随着技术发展，芯片变得越来越小，智能手机可以是PC，彩电也可以是PC，出现新的P C形态也有可能，必须顺应时代变化。
在新设备变成PC的时代，原来的使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手机不再以话音通讯为主，变为查E - m a i l、上网为主，未来电视也可能不只是接收电视节目内容为主的使用方式，变为通过互联网访问游戏或视频等等。未来是电视、DVD和游戏合一的产品，所以，联想过去在P C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主持人：如何思考多元化可能带来的“陷阱”？
杨元庆：在2000年时，联想多元化并不成功。总结下来，跨度太大是一个陷阱，比如从硬件设备转做IT服务，甚至转到互联网服务和制造。当时吸取教训，就是要专注在我们擅长的领域，但并不是代表企业不需要考虑发展新路，尤其是在行业发生变革时。联想进入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求发展，也求生存。如果不勇敢往外跨一点，自己的领域会被侵蚀。
2003年，联想做了战略调整，把IT服务、互联网服务业务都收缩了，独独留下了手机。因为，手机可能和电脑有相同功能，有同样的计算和存储功能，变成是一个互联网终端设备，那时候的“假想敌”是诺基亚、爱立信，但他们没有及时预测变化，现在也处于竞争劣势。而成长起来的是苹果、三星，苹果其实来自于P C行业。这都给予我们启示，不能固守在原来的阵营，必须主动走出去。
开放与兼容 呼之欲出
主持人：Google和苹果已经跑在路上，微软如何应对？
张亚勤：未来三个核心技术将推动产业发展，分别是自然用户界面、云计算和P C功能多元化。在iOS和Android之前，微软已经在做智能手机操作系统WindowsMobile，当时市场份额超过30%，现在份额只占到3%-4%。
PC时代，苹果是垂直整合，完全封闭式，Windows是开放且兼容；移动互联时代会有类似的发展路径。只是，在移动互联上，微软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希望通过Windows Phone7.5以及合作伙伴能够建成第三个生态链。
主持人：谈到合作，吴鹰有一句话：老大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喝茶聊天谈合作，手下人在一起就是刀剑相见。作为软件巨头，微软如何看待与硬件厂商的合作关系，又如何把握主导权？
张亚勤：从发展趋势看，一个是I T消费者化，一个是垂直化。垂直化并不是一个企业将芯片、软件、操作系统、手机系统本身和服务、应用全都做了，而是要有更多分工，更深层次的合作。微软作为软件厂商，一定要和硬件企业合作，他们成功我们才能成功。
在苹果“危机”中崛起
主持人：近些年，中兴通讯在海外“攻城略地”，如何将低成本战略转变为技术创新的优势？
史立荣：低成本运作，应该是企业的基本功，是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坚持的，包括苹果，也在一美分一美分的抠成本。但中兴通讯更强调技术创新，将其视为企业DNA和文化的核心。当然，技术创新并不容易，由于投入大，产值回报不是短期可见，所以，必须放到一个战略位置，才能经受诱惑。
主持人：对比苹果，国产手机的利润率相形见绌，作为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中兴如何打破低价格低利润的局面？
史立荣：尽管苹果如日中天，但危机也同样存在。首先，随着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iPhone不再是一个高端品牌的象征，在品牌发展上存有一定风险，因为大量中国用户买苹果并不是玩苹果，而是身份的识别；还有，运营商觉得苹果太“独”，把钱赚光了，这种不满也将对苹果带来风险。
转型中的谋略之道
杨元庆：不断突破和创新，不断回顾老路与审视新路。
史立荣：说大了叫转型，说小了是创新。一旦停住了，企业将无法生存。
维新运动范文第2篇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代呼唤着一股新生的力量来挽此狂澜。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倡言变法,谋求富强,给奄无生气的中国注人了生机。为完成变法大业,维渐派深深感到对人才的需要,这些人才就是不同于旧式封建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培养和造救人才就成为维新派进行变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
首先。维新派把培养和造救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维新派清楚地知道,要实现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富强起来、依靠那些“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腐烂文数篇”的从科举中选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必须重新培养和选择一批新的人才。维新派认为,不论是政治的革新还是经济的建设与改造,都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才干的新人才。然而,中国几百年来传统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扼杀、摧残人才,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不适应时展的要求。因此,培养和造救新式人就成为变法运动中一项十分重要、不容忽视的工作,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为了给变法维新运动提供大量的人才,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各省学子,千里负岌,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习。这些人有许多后来成为时代的栋梁之才。万木草堂实际上成了康有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人才是关键问题。为使大量新式人才为国家所用,他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大力搜求天下才俊。议筹变法之方。他还建议设立制度局于内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广开言路,从中选择人才‘维新派虽有通过皇帝摧用维新分子之意,但也向皇帝提出了人才与变法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诸如练兵、开矿、通商等事务,必有人才为之操作。方可成就,所以人才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前提。谭嗣同说:“求保国之急效,又莫捷于学矣。”习“变科举而后可造救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他把变科举、兴学堂、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的当务之急。
其次。维新派非常注意政治人才的培养
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低层到高层逐渐发展的阶段。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主要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对人才的培养往往重于实用技能。而在维新运动中,变法的范围极其广泛.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所以维新派对“通才”,尤其是对善于“言政”的人才更加注重。康有为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注意对“言政”人才的培养。他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巫于教育。他把培养人才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在讲学中,康有为一反当时的传统。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许多大胆改革。在开设课程上。他专门把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列为一种课程—经世之学,从而培养学生对政治的敏感度,足见他用心良苦。在讲课方法上,他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如事先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历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自己着书。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和“言政”的能力。学生们在康有为的教导下。“每轻视八股,于考据训话,亦不甚措意,惟喜谈时务,多留意政治,盖有志于用世者。康有为对政治人才的重视正如有人所说:“先生之诲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养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处。往往脱略形迹,凡所以启发智慧者.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政治,表里相结合,所谓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为了政治改革.康有为曾建议光绪帝:今欲改行新政……特开立法院于内庭,选天下通才人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立法院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机关,其办事人员不是仅仅拥有实用技能的人就能够胜任的。而必须是既有实技。又能言政议政的“.通才”才能担当此任。
维新运动范文第3篇
关键词：《湘报》广告 湖南维新运动
现代广告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物质形态属性两重特征。因此，“广告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对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纵观《湘报》广告传播的过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广告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也能够发现它同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息息相关互为作用的一面。”因此，本文拟从《湘报》广告来探析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特点。
《湘报》广告的内容分布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创刊于长沙，于同年10月15日被迫停刊，共出177期。《湘报》广告带有较强的公益色彩，报纸价格与广告刊价均较其他报纸为低。它免费刊登各维新派政治团体、新式学堂、学会的一些章程及捐款、捐书名单，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新办企业、各商会章程、发明创造及福利性广告等实施优待政策。
《湘报》广告开始时多为一页两面，编入每期页码，而第41期即4月21日起，广告仍为一页两面，但不计人页码。其中广告作为附张，随报免费赠送。自第98期开始，每期广告增加到两页4面，第131期又重新缩减为一页两面，至第154期又恢复为每期6页12面，广告占两页4面，第171期起仍为5页10面，广告占一页两面。总之，《湘报》广告版面始终占有全报1／5到1／3左右。综合统计，177期《湘报》共刊登各类广告1393条次(每条广告乘以其刊登次数)。平均每期刊登广告7.8条次，其中第1期、第84期、第97期、第126期和第138期完全没有刊登广告。从第39期开始(这期《湘报》刊登了9条广告)，《湘报》刊登广告进入了常态，广告版面相对独立、稳定，数量也逐渐增加。刊登广告最多的是第127期、第128期、第129期和第130期，每期都刊登了19～20条广告。
《湘报》的广告内容，与《时务报》、《昌言报》等相比，《湘报》的广告数量较多。内容也较丰富，笔者在对《湘报》所刊登的1393条广告进行整理分析后，将其归纳为五类：一是出版印刷类，包括书局、图书、报纸、碑帖书画等；二是医药卫生，包括祖传儒医、丹丸奇方、施送药方药粉等：三是日用百货，包括绸缎布匹、鞋铺茶号等：四是船期信息；五是其他广告，包括遗失启事、算命堪舆、房屋招租、招生广告等。如此分类之后，我们得到如下一组数据：文化出版729条，占52.4％；日用百货159条，占11.3％；医药卫生224条，16.1％；船期信息141条，占10.1％；其他140条，占10.1％。
通过上述对《湘报》广告内容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湘报》所刊登的所有广告中，以出版印刷类所占的份额最大，占了一半之强。出版印刷类的广告又以带有维新性质的图书报纸类广告最多。几乎占了90％，而其他类的广告所占份额比较少。
湖南维新运动的特点
在《湘报》所刊登的广告中，以出版印刷维新报刊、图书类的广告最多，这说明了湖南维新运动的什么特点呢?
湖南维新运动是观念先行的产物。湖南地处中国腹地，近代经济尚未启动，推动新闻事业现代化的两大力量“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远未形成。“位于大陆腹地的湖南，资本主义并不活跃。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从客观上来说。主要是甲午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以及全国维新思维的影响，包括一批有名的维新人物在湖南的鼓吹和宣传。”简言之，即湖南的维新运动是观念先行的产物，是观念在牵引湖南的社会变迁，它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湖南维新运动思想意识与社会变迁的不同步。这是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特点。
观念先行，这就迫切需要创办刊物、发行图书来灌输新的思想意识。因此。在《湘报》广告中，关于维新思想的新出版物占据了主要l的份额。书局营业广告，本地、外埠书局(也名之为书社或公司)共有11家在《湘报》刊登广告，长沙本地有10家。图书销售广告，题材相当广泛，在《湘报》广告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报纸销售广告，共有9家报纸在《湘报》刊登了广告；图书报纸招股广告，这种广告也很多。
与此相反的是，与百姓日常经济生活密切关联的商品与服务却只占据了较少的部分，这与西方的初期广告完全不同，在西方报业史上，广告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信息的传播，一直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湘报》的广告中，日用百货商品都是传统的绸缎和茶叶广告，缺少现代经济的意义，略具现代性特征的是“和丰火柴公司”和“两湖轮船公司”的广告，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经济在湖南的艰难发轫。
知识分子群体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主体。湖南维新运动是在学习和模仿西方和沿海地区的现代化经验上开始起步的。它与一批具有维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他们从传统的“士大夫”群体转换而来，深具忧患意识和民族精神，积极地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热心地创办报纸、出版书籍、改良传统教育，力求通过维新意识的传播，来为湖南维新运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因此，他们把广告也作为他们宣传维新思想的阵地。“本报专译东西各国报章杂史传记”的《译书公会报》广告，“专采访内地紧要新闻时事，选译西报，交涉要情章程体例均仿英《泰晤士报》的《时务日报》广告，“现在各种中西书籍均已购备齐全，有来阅书者请至本会掣取凭单”的“南学会”告白，这些广告表明，这些得时代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学战”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地位。
具有维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代表着现代化的水平，这是所有后发外生型国家实施现代化运动的共同特点。在甲午战争中，由湖南巡抚吴大激所率领的湘军在辽东大败，迫使湖南士人从迷梦中惊醒，开始探寻拯救湖南，进而拯救中国的途径，“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湖南士人的心态。在这种时代氛围下。首先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便乘此而起，形成了湖南维新士人群体。他们成为导引湖南风气变革的先导，发出了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变革社会政治的要求和呼声，在湖南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在湖南这团死水中激起了波澜，由此导演出湖南维新运动这幕壮阔的历史剧。
湖南维新运动对政治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在《湘报》广告中，文化出版类的广告占有绝对比重，而与经济相关的广告则明显萎缩，这说明当时的湖南维新运动是一种观念先行的“跛足”现代化运动。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观念先行并非不能实现由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型国家的转变，但与该国家所能提供的政治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简言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会导致利益资源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集团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允许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便成了观念先行型现代化运动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湖南的情况来看，湖南维新知识分子在湖南创办报刊，发行以西方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创办新式教育，为湖南维新运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使地处内陆、向以保守著称的湖南成为中的佼佼者，为天下所侧目，这与当时主政湖南的官员有很大的关系。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来的徐仁铸等，都对维新运动持开明与支持态度，对戊戌时期湖南士林风气的变化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对推动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都起过较大作用。这是湖南维新运动较别省更具生气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的是，后期，当湖南维新运动丧失了来自政治的支持，随着陈宝箴等维新官员相继离湘。湖南维新知识分子群体面对保守势力的攻击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缺少社会支持的湖南维新运动迅即失败，这说明这种观念先行型的现代化运动对政治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现代广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湘报》广告中以文化出版类的广告占据了绝对比重，说明了当时湖南市场经济的落后，折射出湖南维新运动缺少社会基础。它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封建政府中部分官员共同推动的产物。从广告的发展史中，我们听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足音。
维新运动范文第4篇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情况。“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宣传变法的情况。
通过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背景和方式；初步理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公车上书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求变法的活动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进步性以及他们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贡献。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积极宣传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强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是爱国和进步的，应该学习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建议
本课地位分析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19世纪末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兴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法运动，从而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一次重要尝试。
教法建议
1．导入新课：教师可以提问：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危害？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应使学生认识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旨在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建议利用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直观地认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同西方列强侵略以及洋务运动的关系。还要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同的。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要讲清三点：①原因：是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②发展概况：结合书中材料讲明即可。③影响：可采取提问或讨论的形式，使学生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物质和阶级力量。
3．公车上书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可以从介绍康有为入手，然后复习《马关条约》，引出公车上书。要讲清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和影响，特别要指出它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最后结合多媒体课件中的录像加深学生的认识。
4．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按照教材内容讲述即可，注意突出强学会、《时务报》、《国闻报》和时务学堂。最后指出维新派人士奔走呼号，积极宣传变法，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本节课的难点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初中学生不易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概念，对维新变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解起来有困难。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运动有一股社会思潮转变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这之后，全国要求变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推动着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开展。
本课探究活动
假设学生是一位《马关条约》签订前夕，关心时事的仁人志士，请起草一份类似“公车上书”的“上书”，内容应包括：如何应对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为什么要变法？变法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不要管措施是否得当，主要是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培养学生关心时政的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学生起草后，可组织讨论活动，评选出优秀“上书”。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难点：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教学思想：
本课理论性知识较多，学生不易理解，要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共同探究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相关内容；同时采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对重点、难点的突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对事物的探究精神，使学生初步认识到维新变法运动的必要性、进步性和爱国性。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概述）：
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有哪些？这些侵略活动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
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指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变法图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洋务运动的刺激和诱导下，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新式工业，这样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这里要简单解释何谓新式工业，并且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一样的。
2．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处境：它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受到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发展艰难。
3．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末）
原因：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
概况：略。
影响：（组织课堂小讨论）
师：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了，民族资产阶级会有什么要求？
生：他们要求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政府的限制更少一些。
生：他们要求掌握政权。
师：很好，可是当时的中国面临什么严峻的形势呢？
生：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师：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是怎么做的？
生：妥协、投降、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师：民族资产阶级又该怎么办呢？
生：他们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抵抗侵略。
生：他们要求变法图强，使中国强大起来。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把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发动了变法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
三、公车上书
1．背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瓜分危机。
2．简介康有为、梁启超。
3．公车上书的经过（概述，观看录像）
4．结果：上书失败，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维新变法由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政治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四、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指导学生自学）
1．强学会
师：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继续宣传变法，进行了哪些活动？
生：创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演示有关图片）
简介强学会的情况：强学会把维新派组织了起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后来，由于顽固派的破坏，强学会被清政府查封，但这不能阻止维新变法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2．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开展
师：请同学们阅读课本有关内容，简单谈谈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开展的情况。
生：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总结一下内容：
《时务报》上海梁启超
《国闻报》天津严复
时务学堂长沙谭嗣同
师：维新派在各地办学会、学堂、报刊，积极宣传变法思想，他们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推动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下节课中学习。
维新运动范文第5篇
关键词：郭嵩焘；陈宝箴；洋务思想；湖南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85?06
关于郭嵩焘与陈宝箴之交谊，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已有总结：“（陈宝箴）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及巡抚湖南，郭公已前卒，遇设施或抵牾，辄自伤曰：郭公在，不至是也。”[1]（2003）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被时人赞称“既精且大”。陈宝箴是地方巡抚中少有的开明官僚，深得光绪帝的赏识。郭嵩焘与陈宝箴结下了深厚情谊，研究郭嵩焘对陈宝箴的影响，或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湖南维新运动的启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更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8岁就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订交。184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在籍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勇、湘军，此后四年他成为湘军中极为重要的决策人物。1858年奉命入职南书房。1859年奉旨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因反对北塘撤防忤僧王而受排挤。1861年因病回籍休养。1862年奉旨任广东巡抚。1868年又因同僚之间倾轧免官回籍。1875年奉命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公使，1878年又兼任驻法公使，不久被副使刘锡鸿以“汉奸”罪弹劾，并奉召撤回。1879年初，任期未满即卸任东归，愤而托病辞官，从此蛰居乡里，孤愤而终。
郭嵩焘以精透洋务而名垂青史，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性人物李鸿章曾对其如此评价：“生平于洋务最为关心，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应验。前后条列各件，外廷多不尽知，病归后，每与臣书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复周详，深虑长言，若忧在已，迄今展阅，敬其忠爱之诚，老而弥笃且深，叹不竟其用为可惜也。”[2]（10）他深佩郭氏对洋务的执着追求，深叹其没能得到朝廷重用。之后洋务能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称赞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3]（580）郭嵩焘在晚年回忆其一生功过是非时，也颇有自负地称道：“吾于洋务，考求其本末与历来办理得失，证之史传，以辨知其异同，自谓有得于心。不独汉唐以来边防夷狄之患，能知其节要，即三代以上规模，亦稍能窥测及之。”[4]（760）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可贵之处，就是没有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是把它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在其晚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系统阐发了他的洋务观点，最后得出结论“洋务者，治国平天下之一端也”[5]（418），通过举办洋务使国家臻于富强。此时洋务内涵就扩大为 “外筹应接之术，内立富强之基。”隐含的深层内涵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洋务思想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在洋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其晚年对天下之乱的混沌局面进行探源中得以定型。可以说，洋务与其一生相始终，郭嵩焘崛起于湘军，成名于洋务。
有着相似的从政经历。陈氏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分别受到了曾国藩和沈葆桢的赏识。曾国藩赞其为：“海内奇士。”[1]（1995）据郭氏称：“沈文肃公巡抚江南，奇其才，事有疑，必咨而后行。曾文正公尤许其有济时之略。”[6]（414）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使湖南从以守旧而著称的铁门之城一跃而成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陈宝箴与左宗棠的从政经历一样，坎坷多变，有着十六年候补岁月的经历，既无丰厚的家资，又无外力以奥援。在时势造英雄的风云际会的时代，凭借自己卓越才能和坚韧毅力，卒至通达。他以举人之身入幕府，以举办团练起家，崛起于阡陌之中，驰骋于疆场之上，历练于咸丰、同治两朝，通显于光绪朝，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从两人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一，相同的理学信仰是他们能相知相交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都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郭氏终生崇奉程朱理学，与曾国藩同为理学经世派代表。而陈氏对理学也有深刻探究，造诣深厚：“大抵躬行实践，各有心得；不同之处，周子主静，程子主敬，用功亦微有不同。……盖就其资禀契悟以几于道，则大贤以下皆有可观，而立言垂教，则惟圣人为能无弊。是在学者之善会而已。”[1]（1818）
其二，经世致用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早年都热衷于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在科举道路上几经挫折与跌宕。郭氏五次参加会试，终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高中进士。而陈氏于两次会试不第后，毅然以举人之身投笔从戎，走上仕途之路。他们在科举之路上都非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仕途生涯也步履维艰、命运多舛。而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剧烈的社会变迁，促使他们从应试转向实用，即经世致用，把读书做学问与匡济时艰、扶危济困结合起来。
其三，相同的幕府生涯锻炼了他们的才干和毅力，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成为他们日后崛起的资本。他们都曾有或长或短的幕府生涯，郭氏在曾国藩幕府以湘军高参的身份，帮助曾国藩创建湘军，筹办钱粮，提出创建水师和征收厘金等战略性建议。这些建议对湘军的发展和壮大，并最终镇压太平军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氏曾在曾国藩幕府有过短暂的停留，因其不满于躬亲文牍，遂离去而返回江西，投入席宝田幕下，参与军务，出谋划策，屡立战功，帮助席宝田成功击败太平天国余部，声明得以鹊起。
其四，共同的相知师友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在他们周围聚集的有洋务派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等中兴名臣。两人都视曾国藩为清朝柱石，都以尊师身份相待。曾、郭情谊自不待言。而陈氏也最服膺曾氏，陈氏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1]（1801）曾氏殁后两人都悲苦万分，都表达了深沉的敬仰之情。郭氏谓：“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辈惟我最。”[6]（264）陈氏谓：“湘乡溘逝，海宇苍茫，有四顾萧然之感。嘉、道以来，疆臣饬吏整军，皆任法而不任人，以驯至大乱莫之救。湘乡起而持之，简擢贤俊，阔疏节目，天下之气为之一振。山摧梁萎，故辙易循，岂但生存华屋，洒邱山泪 也！”[1]（1628）他们还有交情深厚的在野绅士，如易笏山、王运、王先谦、李元度、张力臣、朱香荪、吴南屏、罗研生等。其中，易笏山不仅与陈氏为莫逆之交，他们与罗亨奎有“三君子”的美誉，“以道义经济相切摩。”[1]（1995）而且易氏与郭氏交情甚笃，在郭氏的日记中多处可见两人交往谈论国事、学术的记载。如：“笏山来谈，言士君子处今之世，当以挽回气数为己任，而先不能自治其性情，何由起世道人心之沉锢，故必以学问变化其气质，而后能与天地之气运争衡。又言士大夫居乡，大有事业在。…….笏山近日用工，多有独见，令人竦然。”[7]（309）他们这一政治结合体虽意见有分歧，学术旨趣有差别，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抱负，共同的事业，使郭陈交谊及其密友圈有着更为深厚的友谊基础。在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儒家士大夫共有的 “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有志之士撮合在一起，相知日深，互相提携，志同道合。
正是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一颗思想明星和一颗政治明星在湖南这块以守旧著称于天下的土地上同时冉冉升起，他们相互趋近、相互提携，逐渐驱散了盘旋在湖南上空的愁云惨雾。湖南人从此看到了希望，也使得湖南从守旧闻天下一跃而为中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二
郭嵩焘与陈宝箴的人生际遇发生交集而结下深厚情谊是那个时代促成的结果，也是两人政治思想相通，文化思想相近，且彼此欣赏、互相提携而产生思想共鸣的结果。同治六年（1867），郭氏从粤抚卸任返湘，从此开始了8年的退隐生活。而陈氏于同治八年（1869）以知府发湖南候补，这段时期是他们交往的第一阶段。在郭氏日记中首次出现陈氏的记载是在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邀陈右铭、李次青、易笏山晚酌。”[8]（499）此为郭陈交往之始。这一年郭氏53岁，陈氏40岁，但年龄与代沟并没有影响志士同心。郭氏非常欣赏比他小13岁的晚辈，认为其才气、品性、学术各方面都表现绝佳：“予读右铭疏广论，以为兼有南丰、庐陵之胜。右铭十余年踪迹，与其学术志行，略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与养之邃也。予不足以知文，而要知右铭之文，非众人之所晓。因其文而窥知其所建树，必更有大过人者。”[8]（508）相遇伊始，郭氏就能通过其文章学术预见到陈氏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这展示了郭氏过人的识人眼光。从中也可看出陈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应是其躬耕苦读的结果。他为陈氏家族在从“棚民”之家到耕读人家再到文化世家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郭陈之间的这段交往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三年（1874），因海疆多事，郭氏奉诏命入京商议国事而短暂终止。这期间，郭陈还与其他官绅名士交游、会饮、早饭、午酌、晚宴，彼此都加深了了解和认识，为以后结下深厚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氏自光绪五年（1879）出使归来后，再无离开湖南，这就开始了他们第二段时期的交往。陈氏于光绪元年以军功被保奏为湖南道员留作补用，湖南辰永沅靖兵备道职务，并于光绪二年卸任返回长沙，直至光绪六年（1880）受诏命署理河南河北道而离湘。这段时期他们交往时间仅为1年多，时间虽短，但一起谈时事，论国政，彼此都从对方处获得了有益的见解和启发。郭氏自谓：“自海外归，始相见，甚欢。每过，抵掌谈论，以澄清自期，”且对陈氏的才气和品行更加表现出倾慕之情，“视人世显荣富贵夷然不以屑意，于是益信其才之宏而蓄之远也。”[6]（414）时任湖南巡抚也对陈氏器重有加，“一切章奏皆出其手”[9]（1687）。郭氏晚年情绪总是郁结不展，陈氏颇能洞察他的心境，知郭氏不能忘救世之心，故劝他借道家的达观作为平衡，在给郭氏回函中劝其“借蒙庄达观之说以养太和，本孔孟救时之心以持正论，并行不悖为宜”[10]（230）。当陈宝箴离湘赴任时，郭氏代表湖湘好友为陈氏做了一篇《送陈右铭赴河北道序》。在序中他高度评价了陈的才德，认为陈氏已经具备了郭氏向来所推崇的知、仁、勇三德，他说：“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怍也，充乎其气而不摄也。”[6]（414）对于朝廷对陈氏的任命，郭氏也表达了不满，认为陈氏这样的大才理应留在湖南，“右铭本候补湖南，不留之湖南，而使远适河南，朝廷于此并少权衡。”[10]（265）这实则在批评朝廷用人失策，对人才任用向无考览。郭氏确实也有先见之明，陈氏此后杀了个回马枪，因得到权臣荣禄的举荐，得到朝廷重用，升任湖南巡抚，荣膺封疆大吏，主导了湖南的维新运动，使湖南再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湖南现代化从此开启，而陈氏也因此成为当时耀眼的地方大员，得以青史留名。
陈氏能在当时湖南有声有色地开展维新运动，由此拉开了湖南现代化的序幕。这其中既得到了暂时主政的光绪帝的大力支持，也有当时思想渐趋开化的湖南绅士的多方支援，但同时也应看到陈氏维新思想来源与郭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据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咸丰之世，先祖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午宵大火，痛苦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报相倾服，许为孤忠宏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倾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也。到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也。”[11]（424）从中既可看出，陈氏变法的初衷和郭陈两人的交情之深厚，又能反映郭氏思想对陈氏的影响之大，陈氏所主导的维新运动的思想可谓渊源有自。在陈三立给其父所做的行状中也提到了郭氏对陈氏的思想影响[1]（2003）。可见，郭氏在陈氏心目中地位正如曹操早期重要谋士郭嘉在曹操心中的地位，如郭氏能有幸延寿至1895年湖南新政之时，必将再如当年以湘军高参的身份为曾国藩效力一样，在维新运动中为陈宝箴充当洋务智囊的角色，共同创造一番宏伟事业，为湖南现代化做出贡献。但命运之神并没有垂青于郭氏，给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遗憾，这也让后世之人对郭氏的命运常存唏嘘不已之感。
从《散原精舍文集》中也可以看到陈宝箴父子与郭嵩焘关系密切，非同一般。文集目录后有用小字排印的陈寅恪附言，内称其先君三立壮岁时与筠仙（嵩焘）往复商榷诗文。文集中又记述了陈三立所撰《船山师友录叙》。文称：“船山遗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余岁，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11]（64）这句话虽因述及船山思想而涉及到郭氏，但从中亦可反映对其推崇之情。文集中的《郭侍郎荔湾话别图跋》，这本是为他在离开粤东前与友人王少鹤、丁禹生（日昌）、陈兰甫（澧）等十余人，同游潘氏海山仙馆名园所写的纪游小文，但也指出了郭氏“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立自强之基，振兴变革”的胸襟怀抱。郭氏与陈氏父子畅谈洋务的具体实情可见于郭氏的日记与往来的书信中，郭氏在光绪十年给陈氏所写信中就交流了对洋务和当时时局的看法。当时中法战争即将爆发，郭氏严厉批评了言官一味言战的态度：“猖狂恣睢、暗无天日。”并说：“自通商以来，研求古今得失以知洋务本末，能规见其大，原不易言。至于粗暗洋情，所在多有，独京师无之，是何也？富贵利达之念胜有所甚蔽焉，至言要义不能入也。意旨之所尚，厚赏之招靡，然以求得所欲，而据以为真言敢谏，岂复有人心廉耻之存哉！此所尤危惧者也。”[5]（410）郭氏在光绪十一年的日记中提到了与陈三立的交谈：“卞公闻之李香缘，以陈伯严（陈三立）优于文，谋致之幕府。伯严以其先施也，往见之。出而见语，所言虚浮无实，无适听者，于洋务尤远。彼此言论不能相入，而可以共事乎？因悟国家遇有事变，聚讼盈廷，无与辨其是非，相率为冥行而已。明者视之，真不直一噱。故曰：‘谈言微中，可以解纷。虚浮无实之言盈天下，能辨知者谁哉？”[12]（104）卞公是当时湖南巡抚卞宝第，他想聘请三立入幕，但看到巡抚对洋务的无知，且显露出虚浮无实的态度，便没有应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氏与陈氏父子在洋务思想上具有相通之处。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讨论当时棘手的伊犁问题。郭氏记述道： “陈右铭见示毛实君孝廉至伯严书，论俄事利病，与鄙人持论正同。”[10]（266）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成为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郭、陈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冲突、古今嬗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应该是两人结下深情厚谊的根本原因。而政治思想的相通、文化思想的相近更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情谊，成为他们自由沟通、倾心交流的剂。郭氏殁后，陈氏在给其的挽联中写道：“由清秘起家，岭南开府，海外乘槎，模范共推山斗重；以贰卿退老，著作等身，尘凡脱，乡邦怅阻岳云封。”[1]（1980）既有深深的哀悼之情，也有崇高的敬仰之意。足见，两人交谊之深厚。
三
郭陈交谊甚笃，彼此给对方产生了深远影响。郭氏于1891年病逝，陈氏于1895年任湖南巡抚，其主政时的思想来源与郭氏有着很大的关联。笔者认为陈氏是郭氏洋务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活动舞台，湖南就是郭陈两人共同的舞台。陈宝箴在这大舞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一是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郭氏晚年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办教育，力纠长沙三书院的陋习，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并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认为学校教育能引导人心风俗，对人心风俗的整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源就是求实务精，这些都得益于学校教育的兴盛，并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弊端进行了揭露。这些思想在陈氏推进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陈氏在《致用精舍学规》中阐发了对教育的认识，可以发现与郭氏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1]（1236）他对三代教育的推崇及对书院教育沦落为科举附庸也进行了揭露，他说：“三代之所以造士者，至矣。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由明德而亲民，体用备焉。士无等差，而皆教之，穷理尽性，修己治人。晚周学校仅存虚名，先王良法美意荡焉。汉唐以来，体用遂分为二，国家学校之外，广建书院，纳群髦于经籍，因明制而加详焉。降及末流，考所为教，率不出制艺试帖，盖利禄之锢，蔽乎人心久矣。”[1]（1872）所以，他推行教育新政的一大举措就是变革书院士习和开启民智，即要通过改革科举取士制度，以造就新型人才。正是在科举一日不废，人才无一日之兴的思想指导下，陈氏与学政江标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厘定书院章程，增加算学、物理、化学、商务等新型科目，创办时务学堂和《湘学报》，使学子们达到“请求新学、考古之外，兼可知今”的实用目的。可以说，郭氏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陈氏推行的新政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二是郭氏吏治思想的执行者。陈氏在新政中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锐意进取的革新意识整顿湖南官场，一改“官僚朋比，声气把持，几无复是非邪正之辨”的混乱局面，这种举措也得益于郭氏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郭氏认为吏治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天下的安危和民瘼福祉的改善，吏治与人心风俗有着很大关系。他早在咸丰八年就指出官僚朋比与吏道废弛的关系：“天下事任劳者必任怨。数十年来，吏道废弛，贤者无一二，不肖者朋比固结，举世皆然。”[7]（109）晚年他还一直在呼吁清廷重视对吏治的整顿，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重视吏治的表述：“吏治不修，民俗凋敝，所至皆畏途也。”[10]（326）“天下治乱之原，全在吏治，而其根本则在朝廷。有一分实用，即有一分效验，非可以文饰为也。”[10]（291） “吏治不修，不在州县而在大吏，其源尤在当国之大臣”。[10]（261）这些表述清晰表明了整顿吏治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决心，大臣是否有作为，这种认识对陈氏影响甚大。两人经常在一起评论湖南吏治的状况，“陈右铭过谈，论及湖南吏治，以侯补府李芗垣（有）为最，兼提调厘金、发审两局事，所见甚卓，不止为良吏而已”[10]（274）。光绪六年，两人在一次交谈中，涉及到吏治的看法，认为湖南处于危乱之势与吏治偷敝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使得陈氏在新政中把整顿刀锋指向了无人敢触动的吏治之网。陈氏认为盗贼日多，将会导致湖南之乱，他说“近今盗贼之烦，刑罚之失，无能窥求大体，而各挟其趋避之私，规己自大之见，而一行之以悻忌，皆导乱之徵也。至今不知悔祸，酿乱将不可支”[10]（279）。郭氏对陈氏的忧虑给予了解答，他说：“吾谓万事原本皆在吏治。吾楚十馀年来，吏治偷敝，至不可问，虽有贤者发扬蹈厉，提而振之，犹惧不可堪也，岂夫瞻顾因循所能施其挽救之功者？并心一力，相奖为昏，岂惟酿乱而已，直是奖进而扬引之，此有心者所为慨叹而流涕也。”[10]（279）对于郭氏开出的解决方案，陈氏表示认可，并引起了陈氏的强烈共鸣，即谓：“相与徵引实事数端，相对欷而已。”[10]（280）可以说，陈氏整顿吏治决心之坚定、力度之强大和范围之广泛都与郭氏的引导有着很大关系。陈氏整顿吏治风暴引起了湖南官场大震荡，震惊朝野，群吏凛然。此后，湖南各级官吏大都能安分守己，恪尽职守，保证了政令得以畅通，为新政的顺利开展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三是郭氏富强观念的实践者。郭嵩焘的富强观是建立在对西方富强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认为西方富强的根基不外乎矿务和汽轮舟车等实业的大力举办。他指出西方之富裕在于民众，不在国家，而中国之富裕在官府，不在百姓。他总结出只有在政教修明，风俗敦厚，百姓丰衣足食且趋功避私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磐固的基业，富强指日可待。他认为西方富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广开利源，而不是简单去节约，让民众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国家才能强大。郭嵩焘在几次归隐期间，经常和好友一起调查研究湖南省情，对湖南的矿产分布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认为：“湘水以西，由湘潭、湘乡以达衡、宝，径西至沅、靖；湘水以东，由澧、攸以达郴、桂，煤铁各矿，无地无之。”[5]（476）这么多的矿产资源为何不能利用呢？他认为这些都是自然之利，普通百姓都可以去经营，不必全部由官府来开采。若如此，就是强夺生民之业，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滋生腐败，更重要的是百姓不能因此而得利。自身利益在得不到维护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民变，导致秩序不稳，统治就会发生危机，更谈不上富强之业了。他不仅反对官办，也对官督商办表示不满，认为民办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另外，他还曾主张在湖南开办轮船公司，以兴舟车之利。但囿于“绅士相与阻难”的强大压力而作罢。不仅绅士如此，而且出现了近十年来“阻难专在官”的怪象，由此可以看出湖南风气之保守，洋务运动面临的阻难之大。由于陈氏与郭氏交情深厚，深得郭氏的思想精髓，“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1]（2000）。郭氏的富强基业在陈氏主导的新政中渐渐得以实现。陈氏和郭氏一样，都曾对湖南的地形、地貌和矿产资源有过考察，意识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也不丰富，山石层峦叠嶂，但有五金之矿，可以让民众开采。在郭氏思想的熏陶下，他上任伊始就向朝廷奏请在湖南设立矿务总局。他在奏折中说：“当此时局艰难，度支日绌，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之所能及；矿产为自然之利，正宜设法经理，少佐赈需；且行之目前，既可以工代赈，如渐办有成效，尤可次第推广，以为练兵制械之资，冀辅库藏之所不逮。”[13]（129）可见陈氏卓越的才干、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所不同是陈氏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比郭氏更灵活，更实在，更符合当时的国情。即采用官办、民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多种形式开采矿藏。
发展湖南近代交通运输业，尤其是航运业一直郭氏生前的梦想。因为他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当年他以中国首任公使的身份乘坐小火轮船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时，遭到了湖南绅士的强烈围攻。面对官员的冷遇和绅士的仇视，郭氏的悲伤和落寞可想而知。湖南近代航运业从梦想到实现经历了一番挫折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一个很大阻力就是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拒绝。后来在陈氏与湖南名士的多方努力下，张之洞才最终同意，但已经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了。湖南内河航运业的开发对湖南经济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至此，陈氏完成了郭氏生前的梦想。除此之外，陈氏还大力支持近代企业的兴办，抵制洋货，与洋商争利，之后，铁路、发电、通讯、机械制造等新兴产业在湖南得以建立。这些都是郭氏所一直倡导的富强之基。
四
陈氏所主导的新政赋予了运动实质性内涵，也使得只维持了103天的维新运动并没有落入空想，还是有所成就的，在昙花一现中也结出了一个果子。郭氏晚年的洋务宣传虽在普通民众之间应者寥寥，但他能引起思想知音陈氏的强烈共鸣，郭氏洋务思想间接地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郭氏对湖南新政的历史性贡献。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4]（26）。用这句话来证明郭、陈二人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恰如其分。郭氏是当时的思想家，陈氏是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他们都是爱国者，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而不断去探索救国救民之真理，不断与封建保守派作殊死搏斗与抗争，不断去支持新事物的发展。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理应受到世人的敬重。他们在当时遇到的挫折是个人的挫折，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但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清政府在庚子之变后，不得已开始了为期10年的“清末新政”，全国范围内的革新举措实际上就是郭氏洋务思想在当时得到了具体落实和实施，也是陈氏主导的湖南新政在当时的延续和发展。清政府虽顺应了历史潮流，但为时已晚，且不够真诚，历史不再给它任何延续朝命的机会，辛亥首义敲响了清廷灭亡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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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嵩焘. 郭嵩焘全集・日记一（八）[M]. 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 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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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宝箴. 陈宝箴开办湘省矿务疏[J]. 湖南历史资料1958（4）： 171.
维新运动范文第6篇
通过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背景和方式；初步理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公车上书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求变法的活动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进步性以及他们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贡献。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积极宣传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强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是爱国和进步的，应该学习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建议
本课地位分析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19世纪末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兴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法运动，从而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一次重要尝试。
教法建议
1．导入新课：教师可以提问：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危害？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应使学生认识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旨在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建议利用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直观地认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同西方列强侵略以及洋务运动的关系。还要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同的。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要讲清三点：①原因：是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②发展概况：结合书中材料讲明即可。③影响：可采取提问或讨论的形式，使学生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物质和阶级力量。
3．公车上书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可以从介绍康有为入手，然后复习《马关条约》，引出公车上书。要讲清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和影响，特别要指出它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最后结合多媒体课件中的录像加深学生的认识。
4．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按照教材内容讲述即可，注意突出强学会、《时务报》、《国闻报》和时务学堂。最后指出维新派人士奔走呼号，积极宣传变法，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本节课的难点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初中学生不易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概念，对维新变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解起来有困难。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运动有一股社会思潮转变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这之后，全国要求变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推动着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开展。
本课探究活动
假设学生是一位《马关条约》签订前夕，关心时事的仁人志士，请起草一份类似“公车上书”的“上书”，内容应包括：如何应对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为什么要变法？变法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不要管措施是否得当，主要是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培养学生关心时政的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学生起草后，可组织讨论活动，评选出优秀“上书”。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难点：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教学思想：
本课理论性知识较多，学生不易理解，要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共同探究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相关内容；同时采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对重点、难点的突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对事物的探究精神，使学生初步认识到维新变法运动的必要性、进步性和爱国性。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概述）：
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有哪些？这些侵略活动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
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指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变法图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洋务运动的刺激和诱导下，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新式工业，这样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这里要简单解释何谓新式工业，并且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一样的。
2．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处境：它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受到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发展艰难。
3．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末）
原因：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
概况：略。
影响：（组织课堂小讨论）
师：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了，民族资产阶级会有什么要求？
生：他们要求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政府的限制更少一些。
生：他们要求掌握政权。
师：很好，可是当时的中国面临什么严峻的形势呢？
生：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师：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是怎么做的？
生：妥协、投降、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师：民族资产阶级又该怎么办呢？
生：他们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抵抗侵略。
生：他们要求变法图强，使中国强大起来。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把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发动了变法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
三、公车上书
1．背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瓜分危机。
2．简介康有为、梁启超。
3．公车上书的经过（概述，观看录像）
4．结果：上书失败，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维新变法由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政治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四、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指导学生自学）
1．强学会
师：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继续宣传变法，进行了哪些活动？
生：创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演示有关图片）
简介强学会的情况：强学会把维新派组织了起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后来，由于顽固派的破坏，强学会被清政府查封，但这不能阻止维新变法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2．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开展
师：请同学们阅读课本有关内容，简单谈谈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开展的情况。
生：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总结一下内容：
《时务报》上海梁启超
《国闻报》天津严复
时务学堂长沙谭嗣同
师：维新派在各地办学会、学堂、报刊，积极宣传变法思想，他们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推动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下节课中学习。
维新运动范文第7篇
张之洞维新派合作原因一、背景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
1895年，康有为联合千余名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但受到了顽固派的阻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刊、设学会。维新派第一个学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在康梁的倡导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北京强学会，而张之洞就是在这时进入了维新派的视野。他不仅捐资五千金以示支持，而且还让其子张权和幕僚入会。张之洞至此已被维新派人士默认为“自己人”了。谭嗣同就曾言维新运动的主持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
北京强学会进入轨道后，康有为动身前往南京，张之洞与他常常“隔日一谈”，内容多为“共开强学，窃图同心”之语。最终二人达成了共识。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捐款一千五百两作为会费，并在《上海强学会序》里署名“南皮张之洞孝达记”，以示重视。另外，张之洞还派自己的幕僚梁鼎芬等人参与了上海强学会的组织筹建。但由于顽固派的弹劾，北京强学会被封闭，张之洞怕被波及，也迅速关闭了上海强学会。
可是，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合作并未因此结束。1896年8月，汪康年携带着强学会被查封后的余款与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又创办了《时务报》。当时张之洞虽以成为湖广总督，坐镇两湖，但他仍然十分关注此报，对其大加赞赏，并且要求“湖北各省文武大小各衙门”都要按期收发，其款项由湖北善后局支付，足见张之洞对此报的重视，也正因为张之洞的重视和提倡，才促进了《时务报》的发行，从而扩大了维新思想的影响。
另外，由于张之洞对《时务报》的肯定，也拉近了张之洞与梁启超的关系。张之洞曾多次为梁启超所创办的报刊、学会捐资，并再三邀请梁启超去湖北，其亲切殷勤，实数难得。
二、张之洞与维新派合作之原因分析
1.“洋务”为合作之基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次尝试，而在这个运动中，张之洞的身影是不可抹杀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元老不同，他是这次运动中的后起之秀。张之洞创办了以湖北枪炮厂为代表的军工企业，也举办了以“湖北四局”为代表的近代轻工业。同时，张之洞还涉及铁路建设、机器铸币和金融等领域。在积极创办企业的同时，张之洞也非常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广设学堂，聘请外教，变革学习方法，改进学习内容，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2.强国御辱乃共同心愿
既然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共同之处是张之洞支持维新派的基础，那我们不妨深入探究一下张之洞进行洋务运动的原因，也可以由此一窥张之洞支持维新派的目的所在。
如果想要深究张之洞积极搞洋务，办教育的原因，还应从他的官场出身来分析。张之洞卒后给的恩谥是“文襄”，而“襄”字的谥号一般是给“躬亲战场，以武功特著者”，而张之洞是一个文臣，是什么让他得此殊荣呢？这就要提到一场战争，即中法战争。此次战争是张之洞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场战争中，张之洞运筹帷幄，坚持抗战拒和，积极援台援越，多方筹措经费，其中困难艰辛，外人难以体会。张之洞也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与受制于人。正如他奏折中所言：“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这是张之洞创办军工企业的初衷。而他创办民用工业也是为了“与洋货想颉颃”。他重视教育是因为只有既学会造船造炮之术又有能用之人，才能与外敌抗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张之洞为强国御辱确实耗费了不少心力。
但甲午战争的一场硝烟，却使洋务运动的精锐之师毁于一旦，这无异于给了“洋务派”一记响亮的耳光。尽管这次战争的失败与张之洞无关，但上至朝廷下到百姓的不满，确实使洋务派有些些灰头土脸。而在这时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开始了。维新派不仅在许多变法措施方面与洋务派有共同点，而且更是提出了“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的政治诉求，这与张之洞强国御辱的思想不谋而合，也博得了他的同情与支持。
3.识时务者为俊杰
洋务运动是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落后，着手学习西方的开端，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更多人认识到妄想只通过建造“坚船利炮”打败外国来实现民族的振兴是不可能的，这使很多人转而从制度层面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另外，通过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著书、进谏、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再者，光绪帝对当时维新派的支持与包容也给了当时关心政治的官僚士人一个暗示。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甲午战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变法”的热潮。张之洞在此期间就上过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在这里面他的很多建议与康有为等人的上书内容是一样的，当然这些相同点主要集中在变革器物方面，但这些变革在这些封建大员眼中也同样是“变法”。正如张之洞所言：“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字里行间确有一番变法图强的豪气，也正因张之洞的顺应形势，使维新派和光绪对张之洞颇有好感。
4.维新力量的争取和重视
《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担上了“卖国求荣”的恶名。而在此时张之洞却因为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拒和拒降而为人所称颂。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在谋求实力大员支持时，必然会首先想到张之洞。为了拉拢张之洞，康有为曾赴南京与张之洞“隔日一谈”二十余天。当然，张之洞确实也没让他们失望，对维新派的一些活动也给与了大力的支持，这更使维新派对其大加赞赏与仰赖。随着维新运动的进行，康梁等人的一些过激言论，使得一些中间力量愈加不满，这使很多人甚至光绪帝一度将张之洞作为主持变法大局的最佳人选，“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事物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襄赞主持方可仰答圣意”。凭此足可证明，张之洞参与到维新变法中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张之洞支持维新变法的原因有一定的了解。首先，这是源于张之洞内心想要强国御辱的真挚愿望，他最初将这种愿望倾注于洋务运动中，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维新运动在这时出现，维新派的许多主张是张之洞认可和肯定的，这就为他们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在那个时期，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顺应形势的举措，是众望所归的顺水人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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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范文第8篇
[关键词]戊戌时期；广西地区；维新活动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正式宣告三十余年洋务运动的破产，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深重的痛击让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追寻救亡图存的新途径，维新变法的思想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大幕。而广西地区维新运动的兴起不仅与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同康有为两次桂林讲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严峻的民族危机
鸦片战争后西南门户大开，广西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中法就在北京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续议界务专条》，辟广西龙州为通商口岸，其海关要职皆为外国人所占据，海关税率屡遭削减导致“丝茶商业废弊，……是以土货滞销，洋货日渐充斥”“民生艰涩日甚”[1]。1894年，蔡希以督办广西界务的身份，与法国总理北勘界事务驻谅山五画官西威仪等人在龙州签订《中法桂越界约》，结束了为时十年的桂越西段界线（自平而关向西至各达村）的会勘，经过蔡希等人的多次交涉，虽收回金龙七隘，但外国列强的蛮横霸道最终迫使清政府放弃了里板三村。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英法两国开始大肆在西南滇桂粤三省争夺割地、通商、建筑及开矿等特权。1895年，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其中规定：“将越南铁路接进滇桂境内；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2]，蛮横要求取得广西龙州至云南昆明的铁路修筑权力，并攫取了在西南三省矿业开发的优先权，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剧。民族危亡时刻，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宣传下，各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响亮，中华大地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维新思潮，全国各地的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广西维新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康有为桂林讲学
维新活动之所以能在广西地区有所发展，离不开康有为的两次桂林讲学的促成。第一次是1894年，康有为进京会试不第，遭乡人乘机以非议孔圣弹劾，难以立足故里，又恰广西桂林人龙泽厚诚恳邀请，康有为于1895年1月到达桂林。康有为抵桂后，拜门弟子达到20余人，讲学的宗旨、内容、方法等一切规章制度都以万木草堂的成功经验来进行管理教授，旨在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其讲学主要分国学和时务两大类，教学内容除孔学、佛学、宋明学外，亦有中西政治、史地、文学、数学、格致、词章诸学。第一次讲学仅四十余日，但“影响颇多，人知爱国御敌，兴学堂，重体育，设会讲学，文武兼重，风气之变速而巨”[3]，桂林风气为之一新。
1896年，康有为第二次到达桂林，此时康有为已考有功名，又借助“公车上书”的影响，加上第一次讲学后桂林士人思想渐新，康有为第二次桂林之行受到了热烈欢迎，八桂子弟、地方官绅“均承优礼相待，与昔不同”。此次讲学“仍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专注今文学运动”，且更重时事，“指陈中国积弱之由，西国兴盛之故，非变法维新，不足以图存，议论精湛，识解鸿博，是以听讲者，多动魄惊心，印入脑际”[3]。第二次在桂约5个多月，期间康有为办圣学会以宣孔教，倡维新；办《广仁报》以通政事，造舆论；立广仁学堂以育人才，启人心，从而推动全国维新变法声势，拉开了广西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三、地方官绅的支持
广西维新活动的开展，与广西先进知识分子、地方开明官绅的支持也有着极大的联系。首先不得不提的是邀请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的广西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龙泽厚，时光绪十八年，龙泽厚返乡途经广州，因仰慕康有为的学识与品行而登门拜访，在聆听康氏维新救国的道理之后，龙泽厚对康有为的爱国言论甚感赞同，遂拜康有为为师，毅然辞去官职进入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学习，并邀请康有为赴桂讲学，“桂林山水优秀，人文荟萃，风俗朴质，吾师若肯莅桂林一行，必将竭诚以待”[3]，由此才有了康有为两次桂林讲学的契机，康有为两次讲学事宜亦皆由龙泽厚负责办理。除却龙泽厚等门人的陪伴支持，康有为两次桂林讲学，也离不开当时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桂山书院山长周璜的支持肯定，周璜常与康来往，唱和诗词，“剧谈天下事”，“允为襟袍相知”。康有为桂林维新时多与周璜协商，广仁学堂开办事宜周璜亦有出面主持，极大的支持了康有为在桂林的维新活动。
而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桂林之行的维新变法活动，也是在地方开明官绅蔡希、唐景崧、岑春煊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进行。蔡希时任广西按察使，字仲岐，为康有为故交，二者来往甚密。桂林维新变法期间，“康提组圣学会，办《广仁报》与广仁学堂，蔡允代为募款，得史抚拨款万元，游布政捐千元，并力为主持，如草《圣学会缘起》，拨给圣学会地点等事，凡康有所求，蔡必有以应”，被认为是“桂海宦场中不可多得之新人物。”[3]此外，原台湾巡抚唐景崧抗日失败后辞官归隐桂林，任经古书院山长。岑春煊于甲午中日战败后，不满《马关条约》的签订愤而返桂，此二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失，非常赞同康有为挽存之法，并对康有为在桂活动给予了积极支持。在蔡希、唐景崧、岑春煊的极力推崇和带动下，其他开明官绅亦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开始接受并亲自参与到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极大的推动了广西地区的维新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1]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档案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1958：392
[2]广西大事记（清之八）.广西地方志[J]2002.06：62
维新运动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人权 女权 女子教育思想 女性就业
一、维新时期的女权思想
人权的发展是伴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女权作为人权的一个分支，也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进步的。在了解了人权的发展历史后，我们重点讨论下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思想，因为它很有代表性，也很典型。其实中国近代对女权真正的提倡就是在维新运动时期，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是维新志士提出来的。梁启超等一些维新思想家从救亡图存角度出发，将提倡女权作为开启明智以兴民权学为根本出发点，他们认为女权学兴衰决定着国家学兴亡，男女平等对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则彻底主张女子应摆脱一切束缚，最终实现人人平等与自由。
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在维新运动期间，他十分关心女子问题，与其师傅康有为志同道合，积极主张男女平权，他从争取妇女健康权、女性受教育权、鼓吹女权运动等方面为妇女解放、争取女权出谋划策。
妇女的健康权。大家都知道，健康权是继生命权之后的一种最重要的权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连最基本的健康权都保证不了，他还可以干什么呢？曾有人说过“个人健康——是一个人的福利和做人的尊严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永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不但在精神上压迫，更为不堪的是还要在身体上受折磨。特别明显的就是缠足，其实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曾经被逼缠过足的老人，我们的祖母，奶奶，她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我们问起时，她们只是无奈的摇摇头，单单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女权的漠视，摧残。“三寸金莲”成了当时妇女们的代名词，缠足的历史就是中国妇女受屈辱的历史。直到维新变法运动时，维新派才大规模的批判和呼吁废除缠足这一残害妇女身体健康的恶习。梁启超还把国家强弱与女子缠足联系起来，他说“欲强国本，必储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必由女教。”[1]梁启超不仅从理论上主张禁止缠足，而且付诸实施。1897年4月，梁启超等人以《时务报》为名，登报发起组织部缠足会。正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倡导和呼吁，不缠足的运动才在全国迅速的展开，这也为后来辛亥革命能从法律上彻底的废除妇女缠足做好了准备。
梁启超还从女子健康，保种保国方面论述了女子早婚的危害性，他认为，早婚对养身不好，他说“少年男女，身体皆为成熟，而使之居室，妄丧元气，害莫大焉。”[2]他从身体健康角度说明早婚之害是有道理的；早婚对后代不好，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之后，才可以成为有资格的父母，才可以很好的教育后代，国家才可以得到优秀的后代。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梁启超也认为，早期家庭教育是整个人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如果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得当，将对孩子以后的成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他说“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他还认为，早婚将不利于国计民生。梁启超等人主张禁止妇女缠足，禁止早婚，是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争取健康权，发展权，他们从内心深处希望妇女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有完整的人格权，受人尊重的权利。
女子的教育思想。女子教育思想是梁启超女权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推行愚民政策，大多数的男子都无法接受教育，当然就更不要说女子了。面对这种现象，梁启超非常痛心，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大力抓好女子的教育问题，他在《变法通议》中专门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在 《论女学》中，提出了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系统看法，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
二、以古看今
有句古话说的好“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给我们指引了前进的道路，不管历史是好是坏，它都是历史，是不可泯灭与遗忘的，就像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人权，从男女严重的不平等，慢慢的发展到男女基本平等，到现在所谓的男女完全平等。是的，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的确很幸福，我不用那么痛苦的去裹脚缠足，不用每天死气沉沉的待在家里，不敢见人，不敢大声说话、、、现在的我们可以和男生一样，他们可以干的我们照样可以干，他们干不了的我们照旧可以干，和他们接受一样的教育，和他们一样参加奥运会，和他们一样参政议政，看似好像真的是男女完全平等，但实际上呢？摆在大家眼前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当我们大学毕业，我们要去找工作了，翻开那些招聘启事，去人才市场，会看到什么呢？只限男生。顿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被歧视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权，女权也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今天，经济这么发达的中国，还存在着男女不平等，主要是就业歧视，院校歧视也就算了，主要是性别歧视愈演愈烈，我们和男生有同样的学历，与同样的能力，甚至比他们还能干，但我们去应聘时听到的是这样的话语“你的条件完全符合要求，我们部门也非常需要人手，但我们单位领导只要求引进男生，宁可岗位空缺也不招进女生。”所以在我们的当今社会中，女性就业中遭到性别歧视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就职过程中，女性往往面临着比男性更为苛刻的条件，从梁启超的女权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不仅对女性自身的发展很不利，更为严重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因为女性在就业中频频受挫，自身能力得不到施展，不但会降低女性的自信心，而且使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不到满足，这将会对她们造成很大的心里压力，甚至产生心里疾病，对女性的健康发展很不利；之所以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现如今，女性的各项能力越来越强，在各行各业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如果在就业中不能给予女性公平的就业机会，将会使大量的人才流失浪费，不利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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