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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3-09 15:06:17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任职资格；管等；管理权限；薪俸待遇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3―0050―06
国立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者和标志性人物。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研究，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热点。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是指民国时期由国库支付办学经费、经教育部(或大学院)批准设立的大学，不包括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法律地位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也用以指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它常用来表示权利和义务的相应程度。本文所探讨的国立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是指中国近代的教育法律法规对国立大学校长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身份是从学堂监督、总监督、管学大臣等身份演变而来，其标志是1912年5月“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明确了大学校长的身份特征，大学校长制从此确定。政府为了规范大学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大学校长的规定均适合于国立大学校长。另外，专门针对国立大学的法律法规中也会涉及到对国立大学校长的规定。中国近代国立大学的校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校长，是按照当时法定的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产生的大学实际长校人；另一种是校长，是当“正式校长”无法到职或者政府还未产生“正式校长”前，由政府在校外指派或在学校内的教授群体中指定一人处理校务，该长校人一般称为“校长”，虽然他们在国立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是过渡性的，但他们与正式校长的权限并无区别。
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法律地位的探讨是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有效补充。中国近代的法律法规对国立大学校长的规定，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法律规定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不是单一的，主要有大总统任命、教育总长聘任、政府任命等方式，另外，还存在一些特例。
(一)大总统任命
中国近代法律法规对国立大学的规定相对滞后，国立北京大学产生前并没有对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专门规定，1912年的《大学令》中也未对校长的产生方式进行规定，但是可从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中略窥一二。1912年5月4日以唐绍仪和蔡元培署名的《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同年10月以赵秉钧和范源濂署名的《临时大总统令》“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后来关于马良、何时的任命状也均是以国务院总理和教育总长署名的《临时大总统令》的。可见这一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是由大总统任命、以国务院总理和教育总长名义的。1914年7月6日《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部饬第六十一号)中则明确规定了“大学校校长由大总统任命之”，这可能是最早对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规定。1917年5月3日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部令第三十号)中规定“校长，由大总统任命之”，这可能是专门针对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的最早规定，如1919年国立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呈请辞职且无法到职的情况下，大总统在1919年6月以《大总统令》的形式，“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二)教育总长聘任
在1924年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中的第十一条规定：“国立大学校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之”。该规定与前面的规定存在明显不同，即国立大学校长不再是由大总统任命，而是由教育总长聘任，主体由“大总统”变为“教育总长”，方式由“任命”改为“聘任”。
(三)国民政府任命
1929年7月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中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这时的国立大学校长直接由国民政府任命，如1930年蒋梦麟的任命状就是直接以《国民政府令》的形式，下无署名。后来的国立大学校长基本上是以此种方式产生的。1934年4月28日国民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正，其中第九条将大学校长产生方式改为“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可见修正后的《大学组织法》仍规定国立大学校长是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就任命的方式来看，也是存在区别的，有的是直接任命；有的是由教育部部长推荐呈交国民政府批准；有的更加特殊，由几个部门共同推选再请国民政府任命，如国立清华大学规定：国立清华大学董事会“推举校长候选人三人，呈请大学院会同外交部择一，转呈国民政府任命之(但在董事会未成立以前，大学校长迳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
(四)特例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形，如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就因之“钦点”。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立大学校长产生方式――由省长委派或聘请。如1920年国立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上任，由当时直隶省长曹锐直接委派。再如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出现“易长风波”
1月6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免去郭秉文东大校长职务、任命胡敦复为东大校长的决议。这一决定引发了校内“拥郭派”和“拥胡派”、东大校董会与教育部的激烈斗争……是年7月，新任省长郑谦聘请原江苏教育厅长蒋维乔为东大代校长。
国立大学校长由省长委派或聘请，这在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中是非常罕见的，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是于法无据的。
二、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任职资格与官等的法律规定
中国近代的法律法规还专门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任职资格和官等进行了规定，这更加明确了该群体的法律地位。
(一)任职资格
粗览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群体，不难发现他们在学历、学术与社会声望上有明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他们高等教育经历、政府任职经历、学术研究经历等方面，这些都是其任职资格的限定。最早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任职资格进行系统规定的是1914年7月6日《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部饬第六十一号)，其第九条规定“凡直辖学校校长，非专门以上学校毕业，不得充任。但有荐任官以上资格曾任教育职务满三年者，亦得充之”。这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任职的基本条件，即必须是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或具备荐任官以上资格和三年以上的教育任职者，方能充任。该规定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任职资格的起点。之后虽然没有专门针对国立大学校长任职资格进行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其门槛已远远高于1914年的规定，如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职的蔡元培、1918年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职的赵天麟、1918年任国立山西大学校长职的王录勋等，其学历或者官等均有提高。国民政府时期也是如此。从现实情况来看，国立大学校长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社会声望上均有他人所不及之实，否则，即使政府任命其为校长，国立大学师生也会反对，这类事件在中国近代国立大学发展中经常出现。如国立清华大学的“乔万选被拒”事件、国立中央大学“拒桂”“拒段”运动，等等。
另外，为了使国立大学校长能够专心办学，法律还专门针对“任职后的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任其他官职”进行了规定。该规定虽然不能将其归为任职资格的专门规定，但不可否认这是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任职条件规定的重要补充。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部总长照会”中提出《教育部咨请转饬凡担任校务者须开去兼差以专责成》，提出了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兼任其他行政职务的初衷，即任职大学校长者，必须辞去其他行政职务，专办校务，这是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任职形式的一种专门规范。1915年12月《大总统关于官吏不得兼充学校校长及限制兼任教员办法批令》中指出“京师各学校校长、教员，有以行政、司法各官充任者，殊与本职职务、教授时间两有妨碍。校长责任重要，断非现任官吏所能兼理，应由该部查明更换”。该“批令”实际上规定了官吏不能兼任国立大学校长。类似的规定在1929年的《大学组织法》中同样得以体现。《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校长“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当然，在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任职的校长中也有很多兼职者，如1927年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职的刘哲、1929年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职的孙科、1943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职的等，这些属于特殊情形。
(二)官等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是具有行政级别的，这可以从一些规定和校长任命状中看出。如上文《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部饬第六十一号)，其规定“凡直辖学校校长，非专门以上学校毕业，不得充任。但有荐任官以上资格曾任教育职务满三年者，亦得充之”，这里“荐任官”就是一种官等。据1917年1月《教育部公函》(六年函字第一O号)记载，“径启者，准铨叙局咨开：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大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等因。奉此，相应将简任状一张送请查照署名转发等因，并送简任状一张到部，相应函送贵校长查收可也”。其中“简任”也是一种官等。1924年11月《晨报》刊载一篇《北大校长改特任职》文章：
教育总长易培基欲提高教育界之地位，拟将北京大学校长一席改为特任职，并闻已商得各阁员之同意。其他各大校，(一)因设立年限不及北大之久；
(二)均系单科(北大则包括文、理、法三科，规模较大)，故不易更云。
这在刘哲任京师大学校校长的任命状中可以体现。1927年《政府公报》了《兼任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刘哲就任日期通告》，“为通告事。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奉大元帅令特任教育总长刘哲兼任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特任”也是一种官等。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就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该法将中央行政官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四级，除特任官外的三级又分九等。文官中行政官的任用，分四种形式：高等文职自高到低为特任、简任、荐任，普通文职有委任。特任官有国务卿，左丞和右丞各部总长；简任官有秘书长、法制局长、机要局长等；荐任官有佥事、编译司长等，委任官有主事、办事员。基于该法以及前文表述可见，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官等应该是在荐任官以上，也就是“简任官”和“特任官”，而基本上应该是简任官。特任官也仅仅是1924年以后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才具有的殊荣。但是到了蒋梦麟任校长时则又无此殊荣了。1930年《北大日刊》的《校长布告》中写道，“现奉国民政府简任状开，任命蒋梦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等因”，可见，蒋梦麟应该是简任官。1934年4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修正为“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总之，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一般应该是具有“简任官”级别的群体。
三、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大学内部管理权限的规定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大学内部管理权限在法律规范中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国立大学事务中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1912年的《大学令》第十二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第十六条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此规定表明国立大学校长享有总辖国立大学内部全部事务的权利，并未规定具体的事务内容。
1914年7月6日《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部饬第五十九号)中规定，“校长承教育总长之命，掌理校务、统帅所属职员”；“校长于每学年开始三个月以前，应将一年度之教授管理及其他事项，详具校务计划书，详报教育总长”；“校长于每学年开始后三个月以内，应将前年度之经过状况，详具校务实况报告书，详报教育总长”；“学长或教务主任承校长之命掌理分科或主管之教务”；附属学校的主任、附属试验场的场长或附属医院院长“承校长之命，掌理各主管事宜”；“教员承校长之命，襄同学长或教务主任掌理学生之教育”；“直辖学校教育，应就其担任之教科参酌教授时间，预编教授程序表，于授课开始前经由该校校长详送教育部备查”；“学监主任承校长之命，掌学生之训育”；“庶务主任承校长之命，掌理庶务会计事宜”；“校长考核所属职员，如有怠于职务者，应酌量情形详报教育总长核办，但学监事务员得由校长自行核办”。该规定详述了大学校长的职务内容，从这些内容中可以归纳出国立大学校长的权限，包括对外和对内两类：对外事务主要是指国立大学校长在国立大学内部管理事务中要对教育部和教育总长负责，掌理校务，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对内的权限涉及分科、教务、附属部门事务、学生教育、教学、训育、学校庶务以及对教职员工的考核等。在同日教育部公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用暂行规程》(部饬第六十一号)中规定了国立大学校长人事任免的权限。“凡直辖专门以上学校之专任教员，均由校长延聘相当之人充之，但须开具详细履历，详经教育总长认可”；“凡直辖专门以上学校”的兼任教员、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学监、事务员，“均由校长延聘相当之人充之，但须开具详细履历，详报教育总长”；“大学校分科学长及预科学长，由校长就各科专任教员中推举三人，详请教育总长选任”。所以在人事任免上，国立大学校长有延聘兼任教员、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学监、事务员的权利；有延聘专任教员的权利，但须经过教育总长认可；有推选分科学长与预科学长的权利。
1917年5月3日的《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专门对国立大学校长的人事任免权限进行了规定：
学长，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任用之，并呈报大总统”；“正教授、教授、讲师、外国教员、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校医，均由校长聘任之，并呈报教育总长”；“助教、事务员，均由校长延用之，并汇报教育总长。
可见国立大学校长对校内各类职员任用有相当大的权利。与前面规定相比，大学校长延聘学长要呈报大总统；而专任教员聘用则不须经过教育总长的认可。同时国立大学校长对大学教职员“进级”与否具有考核权，“学长以下职员之进级与否，由校长考察其办事成绩及勤惰定之”；对教员的考核规定如下：
进级与否，由校长参酌左列各项情形定之。
(甲)教授成绩，(乙)每年实授课时间之多寡，(丙)所担任学科之性质，(丁)著述及发明，(戊)在社会之声望。
1917年9月27日教育部公布的《修正大学令》中仍是规定国立大学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_l引，至于具体事务未作规定。1924年2月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中规定了国立大学校长“总辖校务”，有延聘“正教授、教授、讲师”的权利；同时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为董事会的例行董事，对于“董事会议决事项”，“呈请教育总长核准施行”；组织评议会，“审议学校内部组织及各项章程暨其他重要事项”。
1927年6月的《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全国依现有之省份及特别区定为若干大学区……每大学区设校长一人，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中规定“全国依各地之教育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区，以所辖区域之名名之。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大学设校长一人，总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这两项规定实际上大大扩大了国立大学校长的权限，他们除了具有以前法规中所涵盖的大学校长基本权利之外，还具有了地方教育行政权利与学术管理权利。
1929年7月1日大学区制停止，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综理校务”，同时由于大学内部行政组织的变化，大学校长在人事任免方面的权限有所变化。“大学各学院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由校长聘任之”；“大学各学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种，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大学职员、事务员由校长任用之”，可见国立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聘任院长，协商聘任教授、副教授、讲师与助教，可以直接任用职员和事务员。另外，大学校长还需组织校务会并任主席，审议大学预算、学院学系设立与废止、大学课程、大学内部规则、学生试验与训练等事项。
关于国立大学校长的权限，主要还是体现在国立大学内部管理中，包括“总辖”或者“掌理”或者“综理”大学一切事务。在人事任免方面，其权限明显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学长与院长的聘用、专职教员的聘用上体现出来。在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权限是最大的。
四、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薪俸待遇的规定
国立大学校长作为国立大学的最高“长官”，每天要处理大量外部与内部事务，日理万机。鉴于其职位的重要性，政府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对大学校长及教职员的薪俸进行了规定。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享受大学内教职员最高薪俸待遇。最早对国立大学校长薪俸进行规定的文件是1914年7月6日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部令第60号)第一条中规定：“大学校：校长400元，学长300元，预科学长300元，学监主任180元，庶务主任150元……二等四级事务员30元”，专任教员的薪俸在180元至280元之间，同时规定“大学校长服务五年以上、确有成绩者，得给全年津贴1000元”。享受该薪俸的前提是“除特别规定外，不得兼司其他职务”。
1917年5月3日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部令第30号)中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的薪俸分为三级，第一级600元，第二级500元，第三级400元。单科大学校长待遇与多科大学校长待遇不同，“独立一分科之校长，其薪俸按照学长级支给，但其最高级得进至500元”；初任校长的待遇为第三级，“初任职者非有特殊情形，应各支最低级之薪俸”，但这也有例外。如蔡元培1917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时，教育部就其待遇问题专门进行规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系曾任特任人员，与初任、简任资格不同，拟请改给月薪六百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还规定了校长进级的年限，“校长、学长非连续任职二年，不能进一级”。与前一规程相比，该规程除了对大学校长薪俸分级并规定进级要求外，还提出国立大学校长服务期达到一定时间后可以出国考察和享受终身抚恤金：
凡校长、学长、正教授每连续任职五年以上，得赴外国考察一次，以一年为限，除仍支原薪外，并酌支往返川资；职员在本校前后任职满若干年，若因病废或年满六十岁自请退职者，给予终身恤金。如其退职时所支薪数百分之若干支给，自退职之翌日起至死亡之月止。满十年者，支百分之十分。满十五年者，支百分之二十分。满二十年者，支百分之三十分。满二十五年者，支百分之四十分。满三十年或三十年以上者，至百分之五十分。
1927年《教育部令》(第一四五号)公布《国立京师大学校职员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校长的薪俸只有一级，为600元，关于出国考察与享受终身抚恤金问题则未提及，服务满一定年限可以享受津贴补助也未提及。
由上可见，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待遇无论是与专职教员相比，还是与其他职员相比，都是非常高的，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在国立大学中地位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无论从产生方式、任职资格、官等，还是内部管理权限、薪俸待遇来看，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都居于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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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天林任校长职前已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参见：周川.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K].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454.
[13]王录勋任校长职前已获得伦敦皇家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参见：周川.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K].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55.
[14]北洋政府财政部.大总统关于官吏不得兼充学校校长及限制兼任教员办法批令[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73.
[15]当时刘哲以教育总长职兼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孙科以铁道部长职兼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以国民政府主席职兼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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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G]／／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5]学长的薪俸为：第一级450元，第二级400元，第三级350元，第四级300元。参见：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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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教育。落实“四权”，增强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是基础，强化领导干部的民主观念是关键。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出发，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澄清对干部工作民主化的一些错误片面认识，打破干部工作中的“神秘化”和“少数人选干部”的思维定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和民主观，进一步增强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做好“四权”落实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正确认识干部工作与个人的利益相关性，增强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做到既珍惜自己的民利、真实表达个人意愿，又能正确行使民利、高度负责而又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在日常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要让党员群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民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
2、进一步提高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提高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是保证党员和群众充分行使“四权”的必要条件。重点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内容上更加体现公开性。要改变过去那种按内部文件办事的习惯做法，今后凡涉及干部工作的政策规定，只要不涉及机密事项，都应以适当的方式向党员和群众公开。干部工作的政策规定不仅要公布，作为党委和组织部门还有义务搞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党员和群众更多地了解干部工作，并能正确把握政策标准，更好地行使民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把《干部任用条例》宣传好、贯彻好。除了政策公开，涉及干部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结果也应公开。要逐步建立重要会议旁听制度，党代表大会、全委会由党员参加旁听，人代会由社会各界群众参加旁听，旁听可采取限定数额、自愿参加的办法进行。要完善党内生活制度，在党内组织生活中增加干部工作的内容，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参与干部工作。二是操作上更加体现程序性。坚持程序至上原则，切实用程序来规范干部工作。凡是《干部任用条例》对程序有具体规定的，要不折不扣予以执行；《干部任用条例》没有规定的，也要科学制订工作的程序规则，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对群众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程序是一种严格的工作规范。执行程序既不能随意省略或合并，更不能前后倒置。对违反程序的干部任免决定，不论其实体内容是否正确，应一律取消。今后，组织部门履行干部监督职能的重点，应逐步转到程序监督上来。三是时间上更加体现规律性。现在，干部工作中临时动议提拔干部的现象已经基本杜绝，但平时的干部调整仍显得过于零散、频繁，党员群众对组织上什么时候动干部、动哪些干部难以把握，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干部工作都是上面说了算，所谓的群众参与，只是一种被动的、例行公事式的参与。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党员和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四权”落实。要克服这种现象，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实施干部职务任期制，根据干部的不同类型，确定不同的任职期限，明确除届中、届末外，干部在任期内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作调整。即使是个别调整，时间批次上也要尽可能集中。
3、进一步改进征求和听取群众意见的方法。一是改进考察方法。在继续完善考察预告、差额考察制度的同时，将考察中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与考察对象有工作接触的部门单位领导、前任领导、前一个工作单位的干部和领导。征求意见的方式可以借鉴“三讲”教育中听取群众意见的做法，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采取书面填写、分散填写、不署名填写的方式，听取群众对干部德、能、勤、绩、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了解群众对干部的真实评价。尝试建立察访制，采取随机走访的方式，对被考察人的配偶、朋友、社区邻里进行个别访谈，综合了解干部的道德品质状况。二是改进民主推荐方法。建立定期的民主推荐制度，结合干部年度考核或其他全局性活动，每年组织一次干部民主推荐活动，推荐活动要事先预告，推荐结果在一定期限内有效，以避免推荐工作的不确定性和繁琐性，减轻基层干部群众的负担。建立领导干部署名推荐制度。严格界定组织推荐与个人推荐的界限，凡领导干部个人向组织推荐干部，一律用书面署名形式，推荐者须在推荐书上写明推荐理由、荐任职务，并署上本人姓名。推荐材料专门建档，长期保存，以备查阅。探索建立公开推荐制度，通过向社会公布推荐职位、任职条件，发动社会各界举贤荐能，同时鼓励个人自荐，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三是改进干部考核方法。把年度考核作为对干部的平时考察来对待，结合推行任期制，确定干部任期目标，强化实绩考核，将考核内容进一步科学量化，根据民意测验中各要素得分情况进行汇总评分。注重现代技术的引进应用，加紧研究开发针对不同类型干部的考核应用软件，更加科学准确地考核干部的德才表现。四是改进任前公示方法。在公示方式上，除在报纸、电视台和本单位张榜公示外，还应通过媒体或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在公示对象上，人大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干部、平职调整转任干部以及公选干部，都应纳入公示范围；在公示内容上，拟任人选的拟任职位应纳入公示内容。
4、进一步改革干部选任方式。一是完善票决制。常委会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应逐步实行票决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二是强化选举制。要按照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的“积极探索在差额选举的条件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的方式方法”的要求，以提高竞争性为核心，对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现行的选举制度进行改进强化。要逐步扩大差额选举，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增加差额名额，对候选人除了正面介绍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代表进行授意。为增加代表对候选人的了解，应普遍建立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制度，在选举前让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分别作自我介绍并发表演说，供代表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自主选择，从而减少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三是规范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在公选时间上，应建立定期招考制度；在选拔范围上，应主要面向社会招考，而不能局限于机关内部；在报考条件上，应根据职位要求来确定，而不应机械地套用《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党政领导干部的一般条件，如原级别、任职经历等；在招考方法上，要加强题库建设，规范考试程序，并注意运用科学化的手段，对面试人选进行综合素质的测评和专业能力的测评，以此保证选人质量。竞争上岗目前主要适用于机关内部出现的空缺职位，今后要按照“以事择人、以岗定人、考用一致”的要求，结合中层岗位任期制，逐步实施全员竞争上岗，进一步扩大参与面和竞争面，使竞争上岗成为党政机关中层干部选拔任用、职位轮换的一种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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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台湾公办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台湾师范大学
一、背景分析
1992年以前，台湾地区的公立大学（军事院校除外），一般由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其校长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聘任。而且，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均要严格遵守教育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大学管理相关规定。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地区走上教育先行、依法治教的教育现代化道路，促进了台湾高等学校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使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秩序性。但是， “事必躬亲”式的管理往往会导致学校自的丧失。1987年，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界开始对这种集权管理的办学体制予以抨击。
1992年，台湾大学率先打破教育主管部门统管校长任命事务的局面，自行推选校长。此后，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陆续效仿，自行举办选聘校长的活动。在各大学自主选聘校长活动的推动下，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于1993年12月7日修订了大学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文，并于1994年1月5日公布实施。修订后的大学管理办法赋予各大学充足的自治权，允许各高校逐步向宏观调控下的自主办学方向发展。自此，台湾地区的大学教育行政体系由政府集权转向大学自主。这一台湾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举措，为台湾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遴选程序
下文将以台湾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台师大）2003年第11任校长遴选为例，剖析台湾地区大学校长的遴选程序。
（一）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
1994年1月公布的台湾地区大学管理办法规定，大学校长应经校内一定比例的教师代表、行政人员代表、校友代表、社会人士组成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产生，其中教师代表人数不得少于遴选委员会总人数的1/2；各校校长遴选委员会可遴选2～3名校长候选人；公立大学须将遴选结果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并择优选聘。根据上述规定及学校的组织规程，台师大成立了校长遴选委员会，广征人才，参酌各方意见，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自行合议遴荐最合适的校长人选。至2003年台师大第11任校长开始遴选时，学校已进行过两次遴选。
2003年10月，台师大第10任校长任期即将届满。按照《台湾师范大学组织规程》规定：“校长聘用采用任期制，第1任任期为4年，任期届满前10个月，由校长向校务会议提出治校绩效与未来规划理念，经校务会议代表以无记名方式行使同意权，获代表总人数之1/2以上同意后得连任1次，任期两年”，但台师大第10任校长并未成功连任。2003年10月1日，原校长以校长的身份，组织成立第11任校长遴选委员会。自此，台师大第11任校长遴选工作正式启动。
1995年，台师大制定的《校长人选遴选办法》规定，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共19名，包括教师代表16名、行政人员代表1名、校友代表1名及社会人士1名。据此，台师大第11任校长遴选委员会由各级单位的代表组成（见表1）。
（二）公布大学校长的候选资格
根据台湾地区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的规定，大学校长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具有博士学位，曾承担教授或相当于教授之学术研究工作，且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合计4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具有硕士学位，曾承担教授或相当于教授之学术研究工作，且曾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合计7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曾任大学或独立学院教授5年以上，或曾承担相当于教授之学术研究工作10年以上，并曾任教育行政职务3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曾任分类职位第十四职等或与其相当的简任教育行政职务5年以上，或曾任政务官2年以上，并具有教授资格，成绩优良者①。以上四项条件，学历越高者所需担任的教育行政职务时间越短，而第四项虽然在规定中列出了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者均可获校长候选人提名，但获得提名机会的候选者几乎都具有博士学位。
2003年10月16日，台师大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了第2次会议。该次会议修正的《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候选人推荐作业要点》指出，可接受下列各种方式所推荐的校长候选人：第一，“台湾研究院”院士，台湾地区、大陆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专院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编制内研究助理30人以上连署，可推荐1人；第二，经台湾相关部门核准成立的各学术团体正式讨论，可推荐1人；第三，本校校友60人以上连署，可推荐1人；第四，经本校学生自治会正式讨论，可推荐1人。推荐人应提供被推荐人个人基本资料、学历、经历、著作、作品、各项学术奖励及荣誉事迹、治校理念摘要等。
2003年10月30日，台师大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第3次会议，讨论征求校长候选人的公告启事。依据台湾地区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及《台湾师范大学校长人选遴选办法》，会议拟订了《校长人选遴选委员会征求校长候选人启事》，并详细阐述了推荐方式及所应提供的资料。除将启事公布于学校网站外，遴选委员会还将启事翻译成英文，刊登在其他大众传播媒体上，力求做到公开和透明化。会议指出，台师大第11任校长候选人除应符合有关法令的规定外，还须具备公认的学术成就与声望、高尚的品德情操、卓越的行政领导能力、清晰的教育理念、能超越政治党派利益（以书面形式，承诺于担任校长期间不得兼任任何党政职务）。
（三）推荐校长候选人
2003年11月6日，台师大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讨论校长候选人公众听证会举行相关事宜。为集思广益，台师大在校本部及分部校区共举办了2次公众听证会，邀请了校务会议常设委员会代表、各学院代表、学生自治会学生代表、校友代表、教育界相关社会人士出席。公众听证会主要讨论校长人选宜具备的条件、校长遴选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及其他有关课题。公众听证会结束后，相关人员将会议纪录送交遴选委员，并将其刊登在《师大校讯》及师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网页上，供校内外相关人员参考。
2003年11月20日，台师大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第5次会议。此次会议依据台师大《第10任校长候选人审查及推荐办法》，制定了《第11任校长人选遴选委员会审查及推荐校长候选人作业要点》，明确了审查及讨论候选人推荐名单、提请校务会议同意及确认校务会议结果等三项工作程序。审查及讨论候选人推荐名单的办理顺序依次为：程序审查、资料审查、讨论推荐名单、提请校务会议同意。之后，遴选委员会开会确认校务会议代表行使同意权的名单，提请学校报教育主管部门择聘。
（四）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访谈、投票
截至2003年12月26日，遴选委员会共计收到各界推荐的6位候选人的资料，并在2004年1月6日举行的第7次遴选委员会上公开拆封，加盖验证章。第7次会议依据《第11任校长人选遴选委员会审查及推荐校长候选人作业要点》的规定，对候选人资料进行程序审查并签名认证。委员会将推荐2～3名与候选人学术专长领域有关的委员，就候选人的学术成就与声望进行讨论并提出报告，再由全体委员进行审查、评定。关于遴选委员与校长候选人座谈环节，也要提经该次会议讨论并做出决议。
2004年1月12日，遴选委员会召开第8次会议。经遴选委员组成的学术成就与声望审查小组审查，6位校长候选人提交的资料均合格。至此，候选人初步名单讨论完成，并立即发函通知候选人择期抽签决定序号，以便参加2004年2月11日举行的座谈。座谈会规定，每位候选人需分别用10分钟、5分钟作中、英文简要情况报告，内容自订。之后，遴选委员再以中文或英文提问候选人，答询时间共30分钟。委员每次只能提一个问题，但可多次提问；候选人每次回答的时间以3分钟为限。与校长候选人座谈、经全体委员充分讨论及评分后，由全体委员对每名候选人个别行使同意权，获得半数同意票者的前3名列入推荐名单，若过半数者不足3名，就得票数最高的4名候选人，再以同样方式进行第2轮投票。
2004年1月30日，遴选委员会召开第9次会议，初步设计校长候选人遴选投票形式：每位候选人的名单单独印在1张选票上，由遴选委员圈选同意或不同意。若投票结果获得过半数同意票者不足3名，先将获得过半数同意票者列入推荐名单，另将其余候选人名单印在同1张选票上，由委员逐一圈选同意或不同意，获得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票者，依得票数高低依序补入推荐名单，至产生3名候选人为止。如果遇到候选人所获同意票数均超过出席委员半数且票数相同致无法顺利产生3名候选人的情况，则仅将前述得票相同的候选人依上述程序进行。经讨论，以姓氏笔划顺序对候选人进行排序。
（五）确定候选人名单
2004年2月11日，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第10次会议，按照候选人抽定顺序排定座谈，上午3人，下午3人，当日下午6时进行投票及开票作业。
2004年2月19日，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第11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第一项提案是讨论校长候选人于2月26日举办公开说明会的事宜。当日，本部、分部同时举行视讯会议，以便所有关心校长遴选的人士均可在视频现场直播状态下，同步观看说明会现况；第二项提案的内容为：提送校务会议的3位候选人，若发生获校务会议代表同意者不足2人时，委员会建议其按照惯例再投1次，至多投到第3轮，并依有关规定办理。
（六）选聘大学校长
根据台湾地区大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大学设校务会议，讨论校务重大事项，由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学术与行政主管、研究人员代表、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代表组织。2004年3月至5月，台师大召开了3次校务会议，并将最终名单送回遴选委员会确认，再报请教育主管部门择聘，由教育主管部门代表所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大学校长最后的选聘。根据台湾地区大学管理办法的规定：“教育主管部门应分别聘请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人士及教育主管部门代表共5～9人组成校长遴选委员会，择聘各公立大学校长”。
2004年5月25日，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同意第3次校务会议临时会代表行使校长候选人同意权的结果，经委员确认后，即依有关规定办理3位候选人报教育主管部门择聘事宜。2004年7月10日，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邀请遴选会主席赖明德做台师大校长遴选工作报告。经过教育主管部门遴选委员会与3位候选人的面谈，时任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杜正胜于7月28日任命黄光彩为台师大第11任校长。8月2日正式举行新旧任校长交接。
三、启示
台师大校长遴选工作历时近10个月，一共召开了19次会议，涉及遴选的各项具体工作是台湾地区大学校长遴选工作较为常见的标准流程。台湾地区在遴选初始最紧要的是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程序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遴选委员会工作的有效施行。各校遴选委员会不受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直接管理，而是依据大学章程组成，公布校长任职条件，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访谈、投票、上报候选人名单，在校长遴选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两岸具有一脉相传的现代大学制度。台湾地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经验可以为大陆所借鉴，其大学校长的遴选经验可以为大陆高校选拔校长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一，更新观念，从思想上认识校长选拔的重要性。作为大学的最高行政首脑，大学校长向来被认为是领导大学的灵魂人物。具备良好校长素质的人才从哪里来？当然是从选拔中来。因此，我们必须把校长选拔作为高校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建立健全教育法规，赋予大学法人实体及遴选机制法律地位。社会造就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对大学进行改革和推进。因此，在规范校长选拔过程的同时，应该使校长选拔制度上升到法律高度。
第三，扩充校长选拔队伍，增强校长选拔的民主性。民主有利于集思广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大学校长，拥有最合格的素质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民主选择，往往能选出好的校长。
第四，加强校长选拔透明度，让有识之士参与竞选。大陆地区高校校长的选拔、任命都属于行政领导干部管理的范畴，基本属于组织部门考核任命，校长选拔相对封闭。民意测验常常是在候选人基本内定以后才进行。因此，大陆地区应当加强校长选拔的透明度。
当然，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我们还应当明确政府职责，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政校分开”，改革大学管理体制，实现大学去行政化，促进大学校长职业化，不断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注释：
①根据台湾地区公务员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务员中的事务官分“简、推荐、委”三级。依照台湾地区公务人员任用办法，官等（Rank）系任命层次及所需基本资格条件范围之区分，职等（Grade）系职责程度及所需资格条件之区分。官等分委任、荐任、简任，以简任为最高。职等分第一至第十四职等，以第十四职等为最高，委任官等为第一至第五职等，荐任官等为第六至第九职等，简任官等为第十至第十四职等。一般事务官公务员由“委”级开始，经考试，逐级向上晋升。政务官的范围包括特任及特派人员等。
参考文献：
[1]台湾教育相关规定[EB/OL].http：//edu.law.moe.gov.tw/，2013-06-20.
[2]台湾教育资讯网[EB/OL].http：//www.edu.tw/，2013-06-20.
[3]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组织及运作办法[EB/OL].http：//edu.law.moe.gov.tw/，2013-06-20.
[4]台湾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组织及运作要点 [EB/OL].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1/1-19.pdf，2013-06-20.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4篇
作为全乡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我将抓基层党建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一是围绕责任落实，积极谋划推进党建工作。到____乡任职后，对17个村党组织建设情况和党建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及时进行了解掌握。建立了《党建工作专题会议制度》，坚持每月组织召开专题会议1次，研究部署党建重点工作，完善了《党建目标考核和奖惩办法》等10项制度。
二是围绕服务群众，努力夯实党建工作基础。针对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对症下药，选优配强红寺村村委班子，完成村委会换届扫尾工作，接访群众120余人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32件，上访人次减少了95%；维修粉刷窑坡村办公场所80平米。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细化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事项，24个重点项目全部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实施。
三是围绕先锋引领，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按照党员发展程序和标准，新发展党员18名，其中35岁以下14人，占7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5人，占83%，发展致富带头人党员比例达80%。组织动员42名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义务劳动180余人次。通过飞信平台，定期给21名流动党员发送党的知识，及时询问了解思想状况，督促其就近参加组织生活。对4名大学生村官和1名市选派到村挂职干部实行驻村制度、工作日志制度和定期汇报制度，并严格进行考核。
四是围绕推动发展，不断深化拓展载体创新。紧盯京兰道路等12个全乡重点项目，深化拓展“三争一促”、“双联”等活动，落实帮扶资金700余万元，完成道路、阵地等惠民项目15个，帮助群众解决各类问题231件。全面推行“为民服务四项制度”，累计为群众办理新农合、低保等各类事项825件。
五是围绕工作落实，切实强化基层基础保障。在严格落实上级拨付办公经费的基础上，增加投入2.7万元，用于基层党建工作，使各村办公活动经费达到了1.54万元。及时足额兑现68.64万元村社干部报酬待遇，为46名在村职干部购买了养老保险。争取资金160余万元，新建1个村办公楼和5个村文化活动广场。
我虽然在抓基层党建工作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县委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
一是党建工作责任落实还不到位。虽然根据全乡党建工作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了《党建工作专题会议制度》等10余项制度，但在具体落实上思考的比较少，投入的精力还不够，大部分制度仍然停留在墙上、纸上，制度执行流于形式，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是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意识不强。由于到____工作时间不长，对各村的走访调研还不够充分，乡情村情还没有完全掌握，特别是对个别村情比较复杂的村，调查研究的还不够全面深入，导致工作中思路不宽，办法不多，载体创新不够好，效果不明显。
三是党员干部作风需进一步转变。虽然进一步严格了上下班、请销假等制度，严肃了干部工作纪律，但工作中仍然存在紧迫感不强，工作节奏不够快，办事拖拉等现象，工作实效有待进一步提高。
认真反思存在的问题，既有客观因素，更有主观原因，主要责任在我这个第一责任人。一是思想认识还不够到位，认为抓经济是“硬指标”，抓党建是“软任务”，造成了对抓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落实不够完全；二是对抓基层党建工作还不善于用新方法来解决新问题，凭经验和主观臆断开展工作，因循守旧，致使工作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意识；三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自律意识差，方法简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差，宗旨观念不强，服务意识淡泊。
下一步，我将按照从严治党要求，不断细化、完善抓基层党建工作的各项措施，为____的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一是不断强化责任落实。在抓落实上多下功夫，特别是在各项制度的落实上，进一步强化领导责任，明确班子成员和党支部书记分工，切实落实“一岗双责”，与各村签订制度落实责任书，完善考核体系，确保党建目标和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二是努力加强工作创新。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扑下身子，进村入社，坚持做到每年深入17个村指导调研工作不少于2次，全面准确吃透全乡情况，理顺工作思路。加强学习，在积极参加中心组学习和干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制定学习计划，每周坚持自学3小时，不断提高创新意识，积累新方法。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5篇
8月21日，海航再下一城，这一次的对象，是2001年进入房地产行业、历经12年楼市拼杀的亿城股份。随着其原大股东乾通实业手捧16亿元尽数清仓离场，新晋大股东海航资本接管了亿城股份董事会，长袖善舞的海航，接下来或借助亿城股份这个资本平台，“飞”向更远。
收购亿城股份
16亿元正式入主亿城股份，从签署协议到完成转让，却仅仅用了两周时间。8月6日，亿城股份大股东乾通实业与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乾通实业将其持有的全部19.98%公司股权、约2.86亿股转让给海航资本。
8月21日，亿城股份收到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上述2.86亿股已完成过户登记工作。至此，海航资本将成为亿城股份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芦清云变更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亿城股份成为海航旗下第7个A股上市平台。
以16亿的价格拿到亿城近两成股份，接近两倍市价，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海航资本此次的出价颇高。对此，海航资本董事长刘小勇近期对外表示，收购溢价是考虑了多方因素：一是亿城属于小而优的房地产类公司；二是亿城的股权结构分散，收购具有较高的杠杆效应；三是地产板块已处于价值洼地，由于最近两年几乎没有行业重组的案例发生，因此估值不具备可比性。
对于今后的发展，海航资本仅表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亿城股份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对亿城股份周转速度慢的低效资产进行出售。
与此同时，公司经营层面开始大换血。8月23日，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张丽萍、马寅、许军等高管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曹盈、臧春燕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记者就人事变动及未来资产注入等事宜，多次联系海航集团品牌中心主任洪东未果。“现在我不好说这个事情。”原亿城股份原董事总裁马寅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
撤退与前进
在房地产业务上，亿城撤退与海航前进，形成鲜明比对。在8月21日通告发出之前，有亿城地产相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业务调整有可能，但何时调整，怎样调整还没有通知。亿城管理层会就企业的经营思路和海航方面进行沟通。
但对于亿城股份而言，逃离“战场”更多是出于无奈。资料显示，亿城股份2002年通过资产重组步入房地产行业，目前拥有北京西山公馆、燕西华府、天津亿城堂庭、倍幸福、苏州亿城天筑等多个在售项目。
随着近两年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亿城股份近3年来净利润年年下滑，2012年，净利润3.2亿元，同比下滑11.2%，合每股0.27元，低于预期。2013年1季度实现净利润8903万元，同比再降13%。
亿城股份在2012年的年报中反思称：“宏观调控使房地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公司对市场形势变化认识不足，以致发展速度远远不及预期，并大幅落后于大市。”目前，其北京燕西华府和苏州胥江一号等别墅项目，限购措施下销售较为缓慢。
今年开始，亿城股份就开始处理周转较慢的旅游地产等项目，增加首置首改需求项目占比。2月和6月，亿城股份分别转让了“北京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和“秦皇岛天行九州70%股权”。加上亿城原大股东乾通实业自身的业务又与房地产交集较少，在房产调控持续深入下，萌生退意。
与之相反的是，这些年来，海航集团在包括地产业务在内的多个领域大肆扩张。
海航集团官网显示，海航集团共有海航航空、海航实业、海航资本、海航旅业、海航物流和文化、财务等相关产业共六大板块。海航资本是海航系金融板块的运作主体。据海航资本的官网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其资产规模已超过3150亿元，业务遍及30个国内外大中城市。
在海航强有力的资本运作下，近年来，海航不断放大杠杆融资，以支持并购的滚雪球式发展模式。
“海航地产开发类业务主要集中在海航实业旗下的海航地产，以及海航基础旗下的海航置业。”熟悉海航的中国旅游地产服务集团副总经理王路告诉记者，海航地产从事房地产全面开发。海航置业更倾向于资本运作，通过收购或经营、抛售持有物业进行盈利。
作为集团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主体，海航地产近年发展迅猛，其已进入国内18个市县，截止2012年底拥有在建项目30个，可售项目24个，产品类型涉及住宅及商业酒店等。资产规模逾489亿元，收入规模过百亿元，开工面积逾500万平米。此外海航实业还拥有持有型物业40个，分布于国内一二线城市及国外核心城市。
或将注入地产业务
对于此次收购，市场分析人士则认为，或许海航资本16亿拿下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壳”，更多的是为海航集团旗下业务注入上市平台作准备。目前，市场猜测海航资本的后续动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或是使其成为金融管理平台，或是注入地产业务。
王路表示，目前来看，金融和地产业务都有可能，毕竟海航持有几家金融租赁机构，但地产业务倾向性更大一些。主要是因为与亿城股份的主营业务相符，而且原本要作为房地产融资平台的九龙山，至今没控制成功，如今海航为旗下地产资产另觅上市平台也很正常。
民生证券分析师赵若琼表示，海航地产业务通过多年积累，当前土地储备近600万平米，但大多数地产业务都不在上市公司之内，缺乏上市整合平台，此次高溢价收购为后续运作留有较大想象空间。
实际上，海航系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寻求为地产板块借壳上市奔波。2010年海航置业一度拟通过绿景地产借壳上市，但正逢地产宏观调控、融资受限，一年后不得不退出。
此外，海航在2011年上半年介入*ST九龙，一度被市场认为将是整合海航集团旗下旅游休闲度假区开发与经营业务的唯一平台，不过，因股权转让款纠纷与九龙山原老板李勤夫争执不断，纷争何时落定还需观察。
记者多次致电亿城股份董事会办公室，均无人接听。但据该公司证券事务专员陈玉英近期对媒体表示：“大股东海航资本暂时没有透露关于资产注入的信息，目前其仅向公司董事会推荐了成员，至于下一步打算，亿城股份方面不得而知。”
据亿城股份8月23日公告，海航资本推荐任命的4人均与房地产业务有关。其中，郑辉来自海航置业，严谨来自海航实业，杨敏则在海航置业与海航实业任职，来自海航集团的朱卫军在两年前也曾出任海航置业执行董事长一职。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6篇
为了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不断拓宽公示内容，扩大公示范围、丰富公示形式，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围绕《干部任用条例》在基层党工委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对干部公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目的旨在结合工作实践，分析研究现行干部公示制度、公示形式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行干部任内公示制度的初步构想。
一、现有干部工作公示的基本形式
现阶段，干部工作公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任前公示，二是考核公示。
1、任前公示。《干部任用条例》第三十八条：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这是《干部任用条例》对干部任前实行公示的明确规定。此后，省、市委组织部又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实施办法》，对任前公示的对象、内容、范围、方式、期限和程序等做了一系列较为详尽的规定。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干部任用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实施办法》，近年来，我们在干部任用工作中，始终坚持将拟提拔的干部通过党建网站、有线电视台、电子大屏幕以及在所在单位张榜公示等方式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据初步统计，截止目前，被公示的区管领导干部已达5批128人次。其间，组织部门共收到有关选拔任用干部工作方面的群众举报18条，为区委全面了解和准确使用干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根据群众举报，区委最终对4名反映有问题的干部作出了暂缓任用的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干部公示，为组织部门把好选人用人关，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全区各街道工委、区级机关各部门、区各直属单位也在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实行了竞争上岗与任前公示，并逐步成为我区科级干部调整的必经程序。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区已有13家单位通过竞争上岗任用了一批科级干部，159名符合条件的同志报名竞岗，其中107名干部通过竞争与任前公示，走上科级岗位。多批次、多层面的干部任前公示的实践证明，干部任前公示已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认可，成为落实群众“四权”的主要渠道之一。
2、考核公示。《干部任用条例》第二十二条：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情况，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干部考察预告。考察预告是干部工作公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我们参照考察预告的有关要求和基本做法，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创造性地实施了考核公示制度。即在区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让群众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人，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具体做法是：于考核前三日，在被考核单位，张贴由考核组统一制作的考核预告，告知此次考核的主要目的、考核对象、内容、方法以及向考核组反映被考核对象有关情况的具体联系方式，如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通过考核公示，使所有参加测评和个别谈话的同志都能做到“有备而来”。由于事前有准备，谈话所涉及的内容明显宽泛许多，本来谈话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模棱两可的问题，由于有了充分的时间准备，使他们在和考核组接触前就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使反映的内容更加详细，也更加具体，可信度进一步增强。民主测评的准确性也随之有了提高。极个别由于种种原因心存疑虑的同志，也在考核组进驻前，就准备了相关材料，或通过其他方式向考核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总之，实行考核预告使所有知情人在干部考察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干部工作是大家的事，组织部门有义务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群众也有责任向组织部门如实反映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自觉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二、现有干部工作公示形式的局限性
任前公示和考核公示作为干部公示制度的两种主要形式，是经过各地组织部门多年实践，被证明为扩大民主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进《干部任用条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干部公示制度的最终成熟，仍有许多值得研究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就其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其局限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阶段性。无论是任前公示还是考核公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阶段性。任前公示有两个时间段，委任制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党委研究决定后公示，荐任制推荐提名人选，在正式履行法定程序前公示，公示期限一般为自公示之日起七至十五天。考核公示（考察预告）的时间一般从正式考核前的三天开始，至考核工作结束。
二是突击性。任前公示和考核公示一般都是某项工作（任用、考核）在开始实施运作前，由组织部门按有关要求、程序进行，不可能有太强的超前性，群众事前无法知道，事后也不可能再重新参与进来，或即便参与也于事无补，表现出一定的突击性。
三是单一性。无论是任前公示还是考核公示，公示的目的都很单一，内容也有限，主要局限于考核组、考核对象或考核工作的自然情况，让大家有所准备。由于组织意图不很明显，又缺乏考核对象的工作经历、主要特长以及过往的考核评价等，群众很难进一步“刨根问底”。
正是由于任前公示和考核公示具有以上特点，虽然在干部工作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有些基层党工委因为对干部工作公示的意义认识不够到位，会出现一些为公示而公示，仅仅走走程序的现象；一些群众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未看到公示内容，而影响公示的整体效果。为此，许多基层党工委书记和组织干事认为干部公示制度有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的必要，或者说有拓宽其外延的可能，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让领导干部身份亮出来，定期公示其工作实绩；建立干部公示的长效机制；将干部监督（干部公示）与干部有机结合等。我们也认为，干部工作公示制度既然是落实群众“四权”的有效途径，在实际工作中已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就应当继续探索，使其外延进一步拓宽，方法有更多创新。
三、关于实行干部任内公示的初步构想
干部上岗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直至干部考核或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之前，如果不犯错误，也没有做任何组织调整，群众对其工作运转、履行职责以及学习和生活情况将无法再有新的了解。干部自身由于缺乏应有的群众监督，群众观念、责任意识和危机感都可能因此而淡薄，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始终接受民主监督的渠道，建立干部任内公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建立干部公示的长效机制。从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扩大民主，加强监督，提高干部任用管理质量的角度出发，建立干部公示的长效机制，就是要从干部上岗的那一天起，直至其离开现岗位，自始至终处在群众监督之下。群众随时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了解他们的各方面情况，随时可以向上级组织部门、纪律检查部门或者干部本人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干部公示的长效机制，还有助于帮助各级领导干部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沟通与群众之间的感情。建立干部公示的长效机制，还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干部监督队伍，他们有权力也有责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随时对干部的工作提出批评。
2、明示领导干部身份、职责、实绩。参照党员管理中的一些好的做法，让领导干部身份亮出来。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在其工作所涉及的地域、部门范围内，长期公示其姓名、职务、工作分工、联系点，办公地点和联系电话等，并定期公示其本人撰写的工作小结或述职报告，接受群众监督。其目的是进一步增强群众监督的针对性，便于群众对照干部工作职责，检查其工作质量，评价其工作效能。同时，最大限度地防止和避免干部在涉及群众利益和一些难度较大的工作上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及时公布干部工作业绩，还有利于树立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教育那些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尽人意的干部发现自身不足，增强赶超意识。版权所有
3、将干部公示与干部有机结合。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使群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组织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反映领导干部的先进事迹，揭发领导干部本人撰写的工作小结中的不实之处，也可以举报其德、能、勤、绩、廉等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使组织部门随时可以了解掌握干部各方面情况，不失时机地对干部进行教育或诫勉谈话，对一些有共性的问题还可以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的方式集中解决。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7篇
一是配强配齐乡(镇)纪委班子。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强对乡(镇)纪委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的配强配齐。在好中选优、优中选强，注重推荐任用政治素质过硬、思想作风正派、坚持原则、清正廉洁且群众公认的年轻优秀同志担任乡(镇)纪委书记，并配备纪委委员3－5名和1名行政监察助理员，协助纪委书记开展工作。
二是建立健全村级监督网络。在加强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的同时，我们把规范化工作延伸到村一级，各行政村选派当地威望较高、公道正派、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定工干部，担任本村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目前，全县302个村委(社区)全部配备了党风廉政监督员，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的纪检网络。
三是明确职责分工。为提升乡(镇)纪委的整体工作合力，各乡(镇)根据纪委委员的特长，进行合理分工，明确职责，从纪委书记到委员都负责具体的工作任务，实现乡(镇)纪委工作效率的最大化。
二、规范工作程序，在加强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一是建立目标管理制度。将加强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作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纳入年度乡(镇)党委政府“三个文明”工作考核中，对乡(镇)纪委组织建设、、办案、审理等工作实行全面考核，强化目标管理。
二是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制订和健全了《乡(镇)纪委工作议事规则》、《乡(镇)纪委工作制度》、《乡(镇)纪委书记工作职责》《乡(镇)纪委委员工作职责》、《乡(镇)行政监察助理员工作职责》、《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工作职责》以及纪检干部行为规范、监督管理和廉洁自律等一整套内部管理制度，构建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
三是建立健全业务工作制度。制订了《乡(镇)纪委举报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乡(镇)纪委案件检查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和《乡(镇)案件检查移送制度和审理工作流程》等工作程序，建立健全了学习、工作报告、信息上报等制度，使乡(镇)纪委工作有章可循，促进乡镇纪委工作有序开展。
四是实行县纪委常委包片制度。县纪委常委及机关各室与17个乡(镇)纪委实行包片联系指导督促工作，每个县纪委常委及有关科室挂点3－4个乡(镇)，各室除了要完成本室的工作任务外，还要负责对所挂点乡(镇)纪委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协调解决。
三、完善基础设施，在加强硬件建设上下功夫
我县县委县政府在县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仍坚持对纪检监察工作实行人、财、物“三倾斜”政策，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办公条件，购买办案设备，为纪检监察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物质保障。
一是改善办公条件。20*年以来，全县投入120多万元，购置增添了一大批的办公用品和办案设备，完善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在此基础上，加大了乡(镇)纪委硬件建设的投入，统一为每个乡(镇)纪委购置了一台台式电脑和一组档案柜，并集中发放到每个乡（镇）纪委。各乡(镇)优先安排纪委专用的办公场所，并在有限的财力中挤出资金为纪委添置了各种必备的办公用具用品，如办公桌椅、电话、打印机、空调机、照相机等，全县各乡(镇)纪委办公条件都得到了充实优化。同时，将县、乡(镇)纪检干部的办案津贴纳入财政预算，极大的调动了纪检干部的工作热情。
二是规范办事程序。统一把《纪检案件举报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纪检案件检查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案件查结内部移送制度和案件审理工作流程》、《乡镇纪委工作制度》等制作成统一规格的制度牌，发放到每个乡(镇)纪委，张挂上墙，既鞭策纪检干部严格依纪依法办事，又方便群众了解纪检工作的程序，更好的配合乡(镇)纪委开展工作。
四、提升队伍素质，在强化教育培训上下功夫
近年来，我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团结、务实、创新、发展”的工作要求和全力打造“快乐纪检、有为纪检、务实纪检、创新纪检、和谐纪检”的工作理念，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管理、教育、培训和使用，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把好“入口关”，提高进人标准。始终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注重从其他部门和岗位上选拔能力强、业务熟、年富力强、能吃苦耐劳、敢于负责、善于组织协调、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优秀干部进入纪检监察队伍，20*年以来，共调进纪检监察系统28名，其中选拔担任乡(镇)纪委书记16名。
二是畅通“出口”关，抓好干部轮岗交流。把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时间较长且成绩突出的干部推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交流到其他部门任职，不断推进各职能部门廉政建设和制度创新。20*年以来，共对10名委局机关干部给予提拔、重用，其中交流到外单位8人。有3名工作能力较强的乡(镇)纪委书记调到县纪检监察机关担任室主任。
三是“内部挖潜”，抓好纪检监察内部岗位轮换。在委局机关通过岗位自荐和主任选科员、常委把关审定的办法，实行内部轮岗，有效地培养复合型纪检监察干部，促进干部系统地掌握纪检监察工作的各项业务，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在乡(镇)纪委，把纪委委员、行政监察助理员作为后备干部加以重点培养。
四是请进来辅导。县、乡(镇)纪委通过邀请上级纪委专业干部和专家学者举办纪检监察业务专题讲座、报告会和培训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今年，我县举办了2期全县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培训班，全县17个乡(镇)的纪委书记和行政监察助理员参加了培训。
五是送出去学习考察。有计划地组织乡(镇)纪委书记外出考察学习，到先进的地区学习别人的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今年以来，共组织乡(镇)纪委书记22人次到四川省大竹县、福建省泉州市和区内的玉林市、贵港市等地考察学习。
六是选上来锻炼。对换届后新上任的乡(镇)纪委书记，采取到县纪委挂职锻炼和跟班学习的方式，分期分批组织培训，抽调了乡(镇)纪委书记到县纪委挂职锻炼和跟班学习共19人次。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8篇
盛氏帝国的基石
盛宣怀（1844—1916）生于江苏一个官绅家庭，三次举人考试失败后，放弃了科举之路。
1870年，盛宣怀进入李鸿章的幕府，很快成为后者经济事务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主导人物，盛宣怀是其洋务企业事务的主要施行者。李鸿章因甲午战败后，盛宣怀已积累了一定政治势力，同时得到了另一位洋务运动主导人物张之洞的支持，使其能够继续活跃于晚清的政治和经济舞台。
作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虽没有天津海关道和邮传部尚书那样高的官级，也没有铁路公司、电报局督办那么重要的政治地位，但轮船招商局是盛宣怀政治影响力的来源之一，更是他诸多其他事业领域的主要资金来源，可谓是盛氏帝国的基石。
1872年，李鸿章让朱其昂和盛宣怀为计划中的轮船招商局起草了章程。1873年到1878年，盛宣怀一直担任会办（督办或主办的副手）。1879年盛宣怀被委任为天津河间署理兵备道，离开了轮船招商局。1881年，盛宣怀开始大规模购买轮船招商局股票，为入主作准备。
1884年，李鸿章委任盛宣怀为轮船招商局督办（就是主办，因盛看重其官员身份，坚持被称作督办）。由于有官职在身，并于1892年升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任职督办的1885年到1902年，在上海主管日常业务的是变换不定的会办。这些会办也拥有官衔，由李鸿章根据盛宣怀的推荐任命，如同今日的国企高管要有行政级别并由组织部门任命一样。
盛宣怀出任督办后，制订了新章程，禁止大股东担任分局商董，除非他们是能力和财力都有保证的人。还命令公司的官员和雇员，包括各分局的商董，都不准接受薪俸和红利之外的其他报酬，禁止为私人目的借用公司资金，且在他们任职期间，不能接受别的雇佣。但效果有限，裙带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贪腐网络，两套账册现象普遍。尽管如此，1885年到1902年是轮船招商局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的鼎盛时期。
1902年盛宣怀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孝，袁世凯的亲信出任了督办。
号称中国第一家公司的轮船招商局，作为公司注册，是盛宣怀在失去了通过官僚身份所具掌控权后，才作出的一种选择。
1907年2月，盛宣怀组织召开了一个江浙股东大会，决定请求农工商部根据1904年颁发的大清公司律规定将轮船招商局作为商办企业注册。3月，在袁世凯任命的总办徐润的努力下，南派股东会议同意参加注册。但在袁世凯1907年9月离开直隶总督的位置后，盛宣怀可以通过徐润的继任者行使自己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时，他又选择了保持官督商办体制。
在盛宣怀是督办或者能够控制该职务任者时，他就更希望保持管督商办体制，否则就会成为完全商办的支持者。他相信，作为该局的最大股东，他可以操纵这一商办公司的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来操纵公司的经营。
董事会对抗邮传部
1909年4月，轮船招商局转归邮传部管辖、再次面对失去控制力危险时，盛宣怀才开始真正站在股东角度，带领股东抗议，选择将公司注册。31位股东联合致电邮传部，要求设立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8月，股东会选出了9人的董事会，盛宣怀当选董事会会长。
股东们起草了新章程。邮传部接受了章程，是对商办的重大让步，但官督的性质还是保留了。邮传部保留委派官员担任正总办、副总办和会办的权力，并指定公司以禀文形式向邮传部汇报重要事项。
大清公司律明确规定公司以董事局为纲领，无论应办应商各事宜，总办或总司理人悉宜秉承于董事局；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由董事局开除，其薪水酬劳等项均由董事局酌定。邮传部成为了公司律在轮船招商局得到落实的障碍。
董事会和总办会办开始对抗。迫于邮传部压力，盛宣怀起初表示不能就任董事和董事会会长，理由是与其邮传部职务冲突。盛宣怀1908年被委任为邮传部右侍郎，但一直没有实际到任。股东们继续请愿，并诉诸于公司律第44条规定，“附股人不论官职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他股东一律均沾，无稍立异”。邮传部最后同意盛宣怀出任董事会会长。
1910年6月，第二届股东年会召开。选举一位总理和两位协理来执掌领导权，以压倒性多数选举盛宣怀为总理，公司前首脑、邮传部左侍郎杨士琦和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为协理。但邮传部拒不批准，并指责董事会的行为触犯了公司章程。邮传部声称，将轮船招商局归邮传部管辖的上谕，规定不准改变其原先在北洋大臣管辖之下的组织机构。盛、杨和李被迫辞职。
实际上轮船商局已脱离了李鸿章设定的模式。李鸿章1891年规定的轮船招商局模式是“三（官）员三（商）董”联合管理。可1910年，公司最高职位的6人中，官、商比例是5：1。8月，盛宣怀开始实际担任邮传部右侍郎。董事们再次向邮传部请愿，抱怨官方委派在公司管理中占优势造成管理失误，邮传部答复批准“三员三董”模式，并同意取消两名会办的局员地位。
1911年3月召开了第三次股东年会。这次会议使董事会的权力进一步正式化。9人董事会被称为“议事董事”，船舶、运输和财务三个部门的头被称为“办事董事”，由股东推选的两位监察人被称为“查账董事”。新修订章程又向董事会成为权力中心迈出重要一步。轮船招商局作为私人的商办企业注册，邮传部可以委任两名官员（一名专司监察、一名兼办漕务），所有董事和办事董事都要由股东选举产生，所有关于公司经营的决议都要由董事会作出。如果邮传部监察员发现任何一位办事董事不胜任或不诚实，可知照董事会撤换。董事会可自行免除不合适的办事董事，并可要求邮传部撤换他们认为不胜任或者不诚实的监察员。公司每年向邮传部递交一份财务报告。
1911年5月，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保路运动”。10月满清资政院作出了将盛宣怀处决的决议，盛宣怀亡命日本，仍是轮船招商局最大股东。辛亥革命爆发后，邮传部委任的官员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全部管理权归于董事会。到盛宣怀1913年回国（其向民国政府捐赠白银500万两，得到了豁免，重新收回了对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的控制权）重掌权力为止，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主席的是南方派股东领袖伍廷芳（清公司律的起草人）。盛宣怀从日本回来后，提出按日本邮船会社的模式改造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机构，并提出，由股东选出的董事会通过向三个主要职能部门各派一名董事会成员负责，执掌公司实际经营权，以此将管理权集中于董事会，完成向商办公司的演变。
成败皆因亦官亦商
与当年的日本邮船会社相比，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是“相对停滞”的。
岩崎弥太郎1870年以3艘轮船创建了三菱轮船公司，1875年得到日本政府无偿托付的13艘轮船。1882年日本政府创办了一个运输公司。1885年两家公司合并。政府对新公司的资本担保了8%的年息，挑选了一位武士出任首任社长，并按政府的命令制订了类似于“官督商办”的企业章程。章程规定，在成立后的15年内，由政府保证利息、任命社长、副社长和理事，账目完全由农商务省审查。1893年日本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后，日本邮船会社立即改组成了按公司法注册成立的商业公司。
岩崎弥太郎动员了全部财源与对手竞争。盛宣怀则把他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传统行当（如房地产、当铺），轮船招商局一样把利润的大部分投资于传统的安全项目：土地和房产。从1874年的4艘轮船，发展到1877年的33艘，成为中国轮船航运领域老大后，轮船招商局的船队规模就停止了发展，1914年只有30艘。1877年后，轮船招商局的利润就没有用于扩大业务。船队还不引人注目时，轮船招商局就购置了大量的不动产，其中大多与航运业务无关——企业收入转为经营者的短期利润，使用公司盈余购买不动产，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性。
盛宣怀的中国自强大计就是三个内容：练兵、理财和育才。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治问题，立府与主要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失去政治地位所受到的干扰，比直接攻击他的几个工业企业使他受到的干扰大得多。他的工业企业不如其家庭财富的一个来源重要，它们只是他在北京政治舞台中使用权力的一个基础。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了“中国首富”的程度，在中国的社会中，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盛宣怀以铁路督办身份得到跪拜皇太后机会而三生荣幸，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却能经常与总统一起出去露营，甚至曾参与总统竞选。
游走在官商之间，亦官亦商，官职上出任过邮传部尚书，商业上同时掌管了晚清中国的铁路、电报、船运、纺织、煤炭、钢铁和银行等多个行业龙头企业，并是中国两所著名大学的创办者，盛宣怀事业面之广可称“世界第一”。但是，他成功于官商不分，同样失败于此，其中教训至今仍需要吸取。
推荐任职报告范文第9篇
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提高公司反腐倡廉工作水平
一是把握内涵，切实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重点是组织领导干部及广大干部职工系统学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教育大家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把思想认识切实统一到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做出的部署上来，以更好的运用理论指导公司反腐倡廉工作。二是结合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提出的反腐工作要求，组织各单位深入查找廉政建设方面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确保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三是要紧紧抓住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深化纪检监察工作，努力打造队伍风清气正的良好警风，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积极性、主动性，切实把公司廉政建设提高一个新水平。
二、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细则
2014年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细则的重点工作，就是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使惩治与预防、教育与监督有机结合，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完善企业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有机结合，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确保从教育、制度、监督等环节入手，强化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制度监督，拓宽源头治理。
(一)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
1.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业教育
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贯彻，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纪政纪条规手册》、《廉政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党性修养和从业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意识，打牢廉洁从业的思想政治基础。公司党委把反腐倡廉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定期安排反腐倡廉理论学习，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讲廉政党课。在领导干部任职前，纪检部门要对其进行廉洁谈话，进行廉洁从业教育。
2.要加强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
纪检部门按照公司党委的统一安排组织开展党风党纪专题教育，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切实改进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作风，增强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继承党的光荣传统，牢记“两个务必”，弘扬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讲实话、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切实改进领导人员作风，防止领导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奢侈浪费、违规公款消费、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以及对职工困难漠不关心等现象，形成依法经营、廉洁从业、民主管理的风尚。
(二)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在已有的监督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推进各监督体系的制度融合，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督机制，根据建筑国企项《监督办法》，结合建筑国企实际，制定相关监督管理办法。强化制度的执行力，深入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三)强化监督制约
1.要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要加强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加大执行政治纪律力度，维护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党组织的权威，保证广大党员干部的言行始终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对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认真开展对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干部推荐任免和奖惩等方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党组织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严格执行，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加强对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重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等违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七项要求》的各种行为，严格执行领导人员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按照公司纪委的要求，建立副科级（不知你单位情况请自改）以上领导干部廉政档案。
2.要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
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坚持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前征求同级纪委意见的制度，坚持和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有效防范考察失真和干部“带病提拔”。
公司纪委要结合内控流程，将继续强化对各单位、各部门领导人员特别是主要责任人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对重大物资采购、工程项目建设、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提前介入，实行过程控制，努力做到“决策民主、操作公开、过程受控、全程在案，永久追溯”。
3.要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
要认真贯彻落实局党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实施办法》，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制度。推进企务公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责任和权利，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切实保障党员批评、建议、检举等权利。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的监督作用，健全举报工作机制，畅通渠道，依法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三、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继续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公司各基层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分解到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一位公司党政领导都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单位，并对责任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负责。继续深入贯彻上级党委、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实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分解、落实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公司纪委将与各部门、各单位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并按照责任书内容在年终对各单位进行考核，落实奖惩。
四、继续深入开展“抓源头促清廉”活动，推进活动长效机制建设
“抓源头、促清廉”主题活动是建筑国企贯彻落实党的十和中纪委二、三、四次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有效载体，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围绕2010年“抓源头、促清廉”主题活动取得的效果，在建立健全源头治理长效机制上有所创新；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在保障科学发展观有效落实上有所创新；围绕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在实现教育有效性、使人不想腐败上有所创新；围绕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在实现“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的有效机制、使人不能腐败上有所创新；围绕增强监督的制衡力，在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突出问题、使人不敢腐败上有所创新。
五、继续围绕社会主义核心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洁文化创建活动，为建筑的稳定发展营造健康廉洁的文化氛围。我们将重点通过廉洁文化进班子、廉洁文化进机关、廉洁文化进项目等途径，采用宣传栏、建立廉洁示范岗位、加大对重点项目的监督等方式，大力弘扬“爱我中华、振兴石化、艰苦创业、廉洁奉公”的企业精神，引导并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员工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不断扩大廉洁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六、围绕中心，突出重点，继续推进效能监察工作
2014年，效能监察工作要坚持降本增效意识，按照“严、细、实、恒”的要求，把精细管理、挖潜增效作为工作目标。在大额重要物资采购方面，依照建筑国企《物资采购管理效能监察操作规程》，围绕降低采购成本、保证质量、规范采购行为，重点对物资需求计划、采购渠道、供应商管理、价格确定等关键环节进行监察；在工程建设方面，按照打造优质、安全、样板、廉洁工程的要求，围绕招投标、合同管理、竣工验收、工程结算等重点监察点开展效能监察工作，防止建设资金流失。纪检监察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拟在泥浆材料、劳保用品采购与管理，工程作业施工及技术外协管理等方面立项，与生产、管理部门协调配合，使效能监察工作有机融入生产经营管理流程，实现生产成本、管理费用的降本增效，实现效益、效率、质量的优化。
七、加强举报工作，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