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1篇

译文：孙子说：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首先创造出不可被战胜的条件，然后去等待敌人可被我战胜的条件的出现。不可被战胜的条件，其创造在于我方自身；而可以为我所战胜的条件或可乘之隙的是否出现，那就在敌人方面了。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而不能迫使敌人一定会为我所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单凭自己的主观努力就会实现。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是我方在防御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敌方出现可以被战胜的条件，那么我方就需采取攻势动作了。采取防御，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我强大；而采取攻势，则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较我弱小。善于防御的人，能深密隐蔽兵形，犹如藏在极深的地下，敌莫知所在；善于进攻的人，能高度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犹如动作于九霄云外，敌莫知所御。所以，这样既能保存自己而又能取得完全胜利预见胜利不超过常人的见识，就算不上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激烈的战斗而夺取胜利，并博得天下人的称赞，也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好比能举秋毫之重算不上多力，能见日月之光算不上眼明，能闻雷霆之声算不上耳聪一样。古时所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都是在敌人已经处于可能为我战胜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原文]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

[译文]古时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敌人

。"胜于易胜"在实际的战争中可以最简单地演化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如何创造条件，发现敌人最容易战胜的一面（即最弱的一面）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解放战争时期的宿北战役就是个先打弱敌、胜于易胜的好战例。

1946年12月，军集中25个半旅，分兵四路，从东北台、淮阴、宿迁和峰县向我进犯，企图占领苏北，消灭华东主力。敌军来势汹汹，单从兵力对比来看，敌军显然是强者。但它有弱点，其最大的弱点是进攻面过宽，各路间隙太大，很难互相策应支持，战役上协同配合不力，这一弱点有利于我军在内线实行机动应战，有利于我军各个歼灭敌人。

拣弱的来打，哪一路较弱就先打哪一路，，粟裕经过分析认为：从宿迁进攻沐阳、新安镇的这一路，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辖整编师第11师和第69师，和其他几路相比，这一路比较好打，而这一路中，11师是强者，是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但这一路第69师突出冒进，所辖3个半旅也是拼凑起来的"插花"班子，战斗力不强，内部矛盾亦多，该师师长戴之奇是特务出身，虽属死硬分子，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在战役部署上，他的3个旅在东西一线展开，师部只带一个团，位于最右翼，翼侧暴露，便于我南北对进，首先从敌之左翼打开缺口，而后实行两面夹击。经过战略合围和战术分割，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无法互相支援。

所以、粟裕决定集中兵力打戴之奇的整编69师。结果，在宿北全歼戴的69师3个半旅共约2万余人。戴之奇无路可走，自杀身亡。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拣弱的先打，无异于变整体弱势为局部强势，变战略防御为战役战斗的局部反攻。我兵力就整体来说与敌相差甚远，但集中力量对付一支弱敌，就显得绰绰有余。把弱敌消灭了，强敌必将受到威慑和削弱，就比较容易对付了。

再强大的敌人也有其软弱的一面，而善战的将领，必须先使自己立于不败，再调动自己较为有力的部分，击溃敌人弱的力量，抓住机会，取得胜利，这就是"胜子易胜"计谋的精髓之处。

比例中，陈粟二位大将正是运用这一思想，果断地攻打敌人"易胜"的69师，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使整体局势向利于我方的情况发展。他们可以称为"善战者"了。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2篇

通读孙子兵法，发现它是1部完整的哲学体系，至少有4个层次：

第1个是理念问题。孙子对战争的理念是“慎战”，即谨慎地对待战争。引申到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先建立我们的商业理念。当代比较先进的商业理念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就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双赢、多赢”在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这样别人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成功。

第2个是战略思想问题。首先，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以最小的代价争得最大的收益。其次，他提倡先发制人，用兵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进攻。最后，他认为用兵应该速战速决，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战果。在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战略思想。企业目标之1就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物流及资金，特别是资金，周转周期越短，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还有生产率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时间。在某种层面上，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以及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速战速决”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商业思想之1。

第3个是战术思想问题。其1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即调动别人而不被别人调动，就是掌握主动权的问题。其2是“知彼知己”的思想，这涉及信息情报的问题。其3是“避实击虚”的思想，就是主张用自己的优势去打击别人薄弱而又关键的环节。“致人而不致于人”应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信条，尤其在商战中。掌握主动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1环。在市场竞争中，你不了解情况无所作为，情况了解得不充分你就不敢有所作为，所以要“知彼知己”。这就要求我们搞“信息战”，虽然获取信息、情报是要付出些代价的。不但要求“知彼知己”，而且要早知，信息情报要有时效性。“避实击虚”思想在商场中就表现为“集中化战略”、“差别化战略”。“集中化战略”就是把自己的优势集中到1种产品、1个市场甚至是1种工艺。“差别化战略”强调的是在对手强大实力范围外而有潜在商机处有所作为。

第4个是治军理念。这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就是用政治教育、物质鼓励、精神鼓励来教育军队，统1军队的思想；用严格的军纪军法管理军队，以此来统1军队的行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双管齐下，互补协调，才能使全军团结1致，令行禁止，无往不胜。如果想建立这样1种“无往不胜”的商业团队，务必要贯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处事“刚柔相济”，待人“恩威并施”，1手“胡萝卜”，另1手“大棒”，这样整支团队既有巨大的动力又有适度的，还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呢？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孙子兵法》；精英；战略思维；操作层面；态势

美国著名评论家松得尔恩称孙子为“战略之祖”。英国的布劳说：“《孙子兵法》这一部书，可以说是世界史中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书里面所载的许多学理，确是非常适于现代的应用。”英国的学者托马斯·菲力浦强调：“《孙子兵法》是研究战略者必读的基础理论。”[1]孙子汲取了先贤智慧，创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战略原理。时至今日，从中发掘《孙子兵法》特有的战略内涵，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从战略思维的视角去探讨《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

一、孙子关注精英角色

孙子在战争中关注的角色，既有个体，也有群体。角色多元，层次鲜明。孙子提到的主要角色有：上（国君），将，士卒，宾客，善用兵者，百姓，智将，杀敌者，先得者，知兵之将，善守者，善攻者，胜兵，败兵，劲者，疲者，乡导，勇者，怯者，锐卒，饵兵，归师，围师，穷寇，五间，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等等。但就整体而言，孙子却格外关注精英角色。孙子主要关注四种精英，即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外交精英、情报界精英。孙子关注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其表现。

孙武论兵，重视政治精英——国家元首。孙子在探索敌我双方的实情及其战争胜负的情势时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2]（《计篇》）。国家元首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很大程度可以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军形篇》）。国家元首拥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权力，因此，国家元首既可以“安国全军”（《火攻篇》），也可以“怒而兴师”（《火攻篇》），甚至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国家元首有参与军事决策与指挥的权力，如孙子所说的“庙算”（《计篇》），以及孙子的“主曰无战”和“主曰必战”（《地形篇》）这样的说法。而国家元首有时过分干预军队的管理与指挥，“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谋攻篇》）。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诚如，孙子所讲的“乱军引胜”（《谋攻篇》）。国家元首与战争中将帅之间的关系也对军事行动有着重要性的影响，正如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军事精英——将帅。孙子在“五事”中提到了“将”，把将帅列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之一，又在“七计”中强调“将孰有能”（《计篇》），孙子认为将帅是国家元首的重要辅佐，直接影响国家的实力地位，“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战场上将帅是直接的指挥者，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诚如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优秀的将帅是国家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将帅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将帅负有“料敌制胜”（《地形篇》）的责任，将帅要做到“战道必胜”。（《地形篇》）将帅拥有进行决战的权力，但是“不可愠而致战”（《火攻篇》）。

孙武论兵，重视外交精英——外交家。孙子在绝大多数场合，没有直接提及外交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孙子反复强调外交在战争领域的使用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攻篇》）；“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九地篇》）；“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九变篇》）；“衢地合交”；“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政举之日，夷关拆符，无通其使”（《九地篇》）。从侧面证明：孙子重视外交，自然不轻视外交家。另外，孙子从经济支出的角度说明外交家的重要性，他把“宾客之用”（《作战篇》）列入军事开支中的重要一项。

孙武论兵，重视情报界精英——间谍。在孙子看来，军队是对已经十分脆弱的敌人进行最后一击的工具。在开战之前，应该使用间谍分化敌人并进行一系列的暗中破坏活动。间谍的任务包括散布流言以及误导敌人的情报、收买和策反敌人的军官、制造并恶化其内部的分歧以及培养第五纵队。[3]孙子认为贤明的君主、将领，如能使用智慧超群的人为间谍，必能成大功。“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用间篇》）。

二、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操作性策略

战争是敌我各种因素的较量。物质因素固然不可缺少，但人的因素尤为关键。在国家政治、军事、外交、谍报活动等领域，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起相同的作用。由于每个人的禀赋、素质、能力、地位、影响力的差异，他们对国家政策和战争的影响就自然各不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孙子兵法》当中，孙子的“攻人”理论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孙子“攻人”有数量和质量的区分，但孙子更注重质量。孙子尤其注重攻击敌国的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军事精英主要是指军队的将帅，政治精英主要是指国家元首。从操作层面上进行分析，《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主体是有九个可操作性的策略构成：

（一）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

孙子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策略是：“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在《孙子兵法》的注解中，王晳曰：“强示弱，勇示怯，治示乱，实示虚，智示愚，众示寡，进示退，速示迟，取示舍，彼示此。”通过各种虚假信息的输入，导致敌国、敌对集团的精英决策者在决策上出现失误。《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的思想。郑武公打算进攻胡人，他把女儿嫁给胡人君主做妻子，把主张进攻胡人的关其思杀掉。胡人君主以为亲近，不加防备。郑国突然袭击，把胡国给灭掉了。

（二）拉拢、控制敌之精英

孙子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利而诱之”（《计篇》）。梅尧臣注解其说：“彼贪利，则以货诱之。”这不仅对于敌国重要人物适用，而且对于敌国重要的情报人员也适用。敌之高官贪图利益，就以利相诱。另外，孙子主张对敌之间谍“导而舍之”（《用间篇》）。就是通过优待，收买敌之间谍，热情款待，引诱开导，为己所用。通过各种手段操控他国政治精英、军事精英、情报界精英，为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战国策》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拉拢、控制敌之精英的思想。秦国暗地用许多财宝去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让郭开在赵王面前攻击李牧。赵王怀疑李牧，自毁“长城”，把李牧杀害，废黜了司马尚。王翦加紧进攻赵国，大破赵军，俘虏了赵国将帅，灭掉了赵国。

（三）腐蚀敌之精英

孙子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乱而取之”（《计篇》）。杜牧注解说：“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因而，可以通过精神宣传使敌国精英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然后可以实施攻击。对于精英当中信念不坚定者，使用各种形式的手段，使之迷惘堕落。《吴越春秋》可以佐证《孙子兵法》腐蚀敌之精英的策略。范蠡针对夫差好色的个性，对吴王夫差实施了“美人计”。伍子胥劝诫不听,夫差一怒之下，自坏“长城”，杀害伍子胥。后来，逐渐强大的越国，借机灭掉了吴国。

（四）疲扰敌之精英

孙子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佚而劳之”（《计篇》）。梅尧臣注解说：“以我之佚，待彼之劳。”如果敌之精英状态良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他们疲惫不堪。使敌国精英消耗大量精力，无力关心国是，无心献身于他所钟爱的事业。冯梦龙的《智囊》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疲扰敌之精英的策略。南唐广陵人徐铉闻名于北宋朝廷。有一次恰好江南派徐铉来纳贡，照例要由朝廷派官员去作押运使。宦官将名单送给宋太祖，太祖御笔一挥，随便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去做使臣，一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能言善辩而惊讶。那位侍者当然无言以对，只是一个劲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的深浅，愈是喋喋不休，竭力与他交谈。一连几天，那人却不与徐铉论辩，徐铉说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也不吭声了。宋太祖以愚困智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疲扰敌之精英的方法。

（五）离间敌之精英

孙子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是：“亲而离之”（《计篇》）。李荃注解说：“破其行约，间其君臣，而后攻也。”君主和臣子都属于精英集团。孙子主张，若敌之精英层团结一致，就要设法离间，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从内部给敌人形成巨大的杀伤力。《三国志》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离间敌之精英的策略。三国时，袁尚、袁熙被曹操打败，带领数千人马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曹操没有立刻乘胜远征公孙康。没过多久，公孙康就带着袁氏兄弟的头来见。众将向曹操请教其中的奥妙。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袁熙兄弟吞并他，今二袁上门投奔，他必猜疑。如果用兵急攻，他们必然会合力抗拒，我们放松一下，他们就会自相火并。

（六）争夺敌之精英

争夺敌国的精英，为我所用，是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一个不变的音符。孙子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杜牧注解说：“凡是敌人所爱惜倚恃以为军者，则先夺之矣”。实际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以敌制敌”的策略。《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争夺敌之精英的策略。公元前7世纪，秦国西面的少数民族戎族逐渐强盛，戎之国君派使者由余到秦国。由余的政治远见令秦穆公大为折服。秦穆公依内史廖之计而行，向戎王馈赠了16位美丽的歌姬，并且故意拖延由余的归期。戎王收下礼物，连日纵酒，沉溺于歌舞。由余从秦国归来，劝谏戎王，戎王充耳不闻。由余一气之下投奔秦国。秦穆公待如上宾，封他上卿，借机了解戎国的兵力和地形，举兵伐戎，拓地千里。

（七）妖魔化敌之精英

孙子妖魔化敌之精英的策略是：“廉洁，可侮也”（《九变篇》）。张预注解说：“清廉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玷污敌国的精英领军人物和领导者精英。妖魔化他们，使之失去权威性，淡化他们对各方面的决策和政治影响力。《史记》可以佐证《孙子兵法》妖魔化敌国精英的策略。汉高祖刘邦接受董公建议：“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刘邦为死去的义帝发了讣告，全军将士都穿着白色丧服，并且公告各路诸侯：“我将率领关中全部兵力，收复三河国土，向南打到汉江以下。我愿意跟随着各诸侯王，打败楚国那个弑义帝的人。”实质上是典型的妖魔化项羽的策略。

（八）破坏敌之精英心理

通过破坏敌国或敌对集团精英的心理来夺取战争的良好态势。孙子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思想是“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张预注：“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4]《后汉书》中的史实可佐证《孙子兵法》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的策略。刘秀派遣寇恂招降隗嚣部将高峻，高峻派遣他的军师皇甫文前来拜见，言辞强硬，傲慢无礼。寇恂一怒之下，不听别人劝说，杀了皇甫文。高峻惶恐万分，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寇恂手下的部将问他：“为什么能够杀了高峻的使节，却能使他献城投降？”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之人，也是他最得力的谋士。今天来，他的口气一直强硬，必然不会投降。让他回去，就中了他的计。杀了他，就使高峻心胆俱寒，所以他才投降。”

（九）敌之精英逆我者亡

孙子在《用间篇》中体现了“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孙子说：“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张预注解说：“守将，守官任职之将也。”正所谓“英雄不死，刺客不止。”孙子主张，不排除使用一些恐怖手段，刺杀敌方一些关键人物，这样做是为扫除战争道路上的障碍。[5]《史记》的记载可以佐证《孙子兵法》“敌之精英逆我者亡”的策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曾经采纳李斯的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6]借助史实，可以佐证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的价值，可以证明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曾对政治、军事格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意识地针对敌国或敌对集团的精英，有计划、有组织地、有目的实施跨国式或跨集团式的误导、拉拢控制、腐蚀、疲扰、离间、妖魔化、逆我者亡、争夺、以及破坏精英的心理等操控策略，可以创造一种优良的战略态势。“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7]，就是一种古典式的精英战略思维。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斗争中，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一种精英战略思维。它对于当今时代的斗争格局，依然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少俊：《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中文所引《孙子兵法》中的材料，均出自《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在文中仅注篇名。

[3][美]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美国人的解读·前言》，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5]阎盛国：《论孙子兵法致胜战术思维的多元性》，《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6]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0页。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4篇

顺应这种天命因于人事的进步潮流，孙子对“天”给予了独树一帜的界定。孙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叹之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孙子兵法》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以下几类义项：（1）天时。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非天地之灾”。（2）天空。如“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4）天地。如“无穷如天地”。（5）天气。如“时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战胜而天下曰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称天时、天空、天气、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称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天时，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说，孙子主要是将“天”与“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自然条件与客观因素来对待，视其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天时地利，没有丝毫形上色彩与神秘意味。他曾明确指出，军队作战出现“走”“驰”“陷”“崩”“乱”“北”等失败情形，完全是由将帅人为过错所致，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战争中的主宰地位。［3］孙子对“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理解“阴阳、寒暑、时制”，就成为探讨孙子天论的突破口。“寒暑”“时制”是指天气冷暖、四时变换，纯粹是自然概念，无须多辨。在此着重探讨一下容易引起争议和产生歧义的“阴阳”概念。通观《孙子兵法》，孙子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孙子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何炳棣先生认为，孙子所讲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其“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说法，与《周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意指形上、宗法关系完全不同，“《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荫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4］应该说，这一理解符合孙子本意。的确，这里的“阴阳”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阳面与阴面，是客观的地利因素，无神秘意味可言。结合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说法及孙子的整体思想取向来看，孙子的阴阳概念不应是迷信而应是理性的反映。征诸历史，“阴阳”概念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阴阳二字［5］71。徐复观先生对《诗经•邶风•终风》中的“噎噎其阴”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诗句加以认真考辨之后，认为《诗经》中的“阴阳”，都没有后来作形成万物原素的阴阳二气的意义，“阴阳”最初主要是与日光有无以及气候冷暖相联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大的发展是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阴阳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医和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这里医和即是用具有实物性质的阴阳之气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人们还用阴阳二气的存在状况来解释地震这类特殊的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无、气候冷暖，发展为实物性的存在，虽然显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进步，但此时阴阳概念的主要内涵还是自然性质的，并无神秘之处。视阴阳为天之所生二气，是自然天论崛起的明显标志。而自然天论的崛起，是西周以来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结果，是对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注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这一核心内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怨天、骂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论，注重人文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主基调，便有了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7］104－109孙子的自然天论，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为大背景，孙子提出和强调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和前提。其自然天论，没有感叹之天的情绪宣泄，没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没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观性与务实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进而言之，孙子重视人之作用与地位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其提出了“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的因变观。在孙子看来，置身于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战争领域，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因应策略，通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因变思想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即对天下形势整体把握的必然表现，是对“兵形象水”即复杂多变的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12］孙子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其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军事领域中敌我、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进退、攻守、众寡、强弱、治乱、利害、全破、胜负、生死等矛盾对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如同“水无常形”，“兵无常（成）势”，故而“战胜不复”，从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强调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掌控变化，“应形于无穷”，“因敌变化而取胜”，即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变更战略战术，以求出奇制胜。［14］按孙子说论，从因应对象来看，要“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首先，要“知”敌。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第三，要“随”敌。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15］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16］225。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概言之，孙子以自然天论为前提，提出“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强调了治国理政能力、全面认知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心理调适能力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疑天而取人、重德而尚变的价值理念，是对殷周之际疑天而惟人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与根本前提。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5篇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我们那个纵队编入三野第9兵团，兵团司令是宋时轮，政委是郭化若。上海解放初期由9兵团担负警备任务，先由宋时轮、后由郭化若留下来任淞沪警备司令。我当时在淞沪警备部队报社工作，同郭化若打不上什么交道，但常能见到。我在上海工作五年后调去南京，碰巧郭也调南京，但在南京我没见过他，更说不上交往了。

我们这些在报社工作的小青年都读过几年书，入伍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参加过一些战斗，再写过几篇报道，就狂得很了。不论对哪位领导，都要评论一番：水平怎样，能力如何……似乎什么人都不在话下，不过，对司令兼政委的郭化若，我们可一点不敢张狂。他――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一至四次反“围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在延安当过军委参谋部作战局(一局)局长，还一度给朱总司令当过政治秘书；据说在黄埔军校时两次下手令要郭去给他当秘书，郭都拒绝了。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小青年来说，那可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山。不过听说，郭化若受的学校教育不多，小学中学加起来也就读了三年或四年书，再加两年黄埔军校和在苏联炮校学习一年。但他自修了高中的数理化，自学了古文，凡看过他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和译文的人，无不惊叹他古文功底的深厚。据贴近他的人讲，从他的办公室到寝室，一直到他家的厕所，到处都是一摞摞的线装书，他常常蹲马桶时都手不释卷。

跟郭化若学兵法，如同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样有趣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先后写有四稿。一稿是1939年写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二稿是1961年1月给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一家注孙子》写的代序《论孙子兵法》(这时郭已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文，译文分段插在十一家注后边)；三稿是1977年3月为《孙子今译》一书写的前言；四稿是1983年12月对三稿略加修改，作为《孙子译注》一书的前言用的。

跟郭化若学军事，如同从艾思奇学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讲本质与现象；郭化若讲武器――战争工具如何从生产工具、狩猎工具、运输工具变化而来，也极为生动形象。他说：杨志的刀和黄三太的刀，最早都是割稻割麦用的刀；李逵的板斧和程咬金的板斧，最早都是砍树砍柴用的斧；连窦尔墩的三节棍，最早也是农家晒场打禾用的。从古代的战车到现代的坦克、装甲车，从古代的战船到现代的兵舰、航空母舰，无不是从作为运输工具的普通车船演化而来。郭化若孙子兵法研究的一二三四稿都讲到战争工具来源于生产工具，尤其第四稿加了一个长长的尾巴，专讲武器与战争、战法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武器无论怎么发展，也不能改变战争的本性；但是现代武器的发展能够从多方面改变作战方法。

驻上海部队的干部，上上下下都爱听郭化若讲话。他爱讲，能讲，也会讲。当时军队干部像郭化若这样有学问的，实在不多。他熟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许多历史典故能信手拈来。他能将“聊斋”、“西游”、“水浒”等古典小说中的某人某事插入他的讲话，随随便便，又妥妥贴贴。

郭化若的孙子文章，那时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当时我们在学社会发展史，而他讲我国古代兵法的文章中也描绘了一幅古代社会的画图。比如，孙子兵法为什么强调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这是因为：那时候的战争，要打就是速战速决，往往一次会战或一个战斗，就解决了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时社会经济落后，要打大仗，没那个本钱，打不起；军队组织脆弱，技术低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不可能有很长的战线，也不可能有持久的两军对抗。连粮食都取用于敌，军队只能走到哪吃到哪。在贫瘠、灾荒或遭战争破坏了的地区，吃的都没有，军队怎能坚持长期作战?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那时还没有克服城寨防御的足够能力，因此孙子不主张攻城，而主张“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讲的这些，正是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它是战略也是战术。

郭化若讲孙子兵法的文章，不但成了社会发展史的注解，更成为小说《三国演义》的注解。比如说，“三国”描写的许许多多战斗，往往胜败决定于双方武将阵前个对个地对打，一方武将被斩或打败，整个军队也就败了。像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古城斩蔡阳，就是如此。“三国”中的战争，除了靠武将阵前对打，还靠领兵的统帅斗智。诸葛亮、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这些人全靠奇谋妙计致胜。军队多少并不重要，“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要紧的是统帅是否高明，有无锦囊妙计。

在郭化若被划为“托派”时，坚持重用他

郭化若怎么研究起孙子兵法来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过此事的经过――

“1937年底，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同志对我说：‘你的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不考虑了。留你在延安工作，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是抗大校长室，你就上那儿报到去吧!’”

郭化若曾因被怀疑为托派，于1931年丢掉了党籍。但一直很重视他，信任他，坚持要他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负责教育训练工作。1937年8月郭去党校学习不久，毛于9月5日又写信对他说：“你暂一星期内勿去党校，帮助把红大教育工作改进一番。尔后你虽去党校学习，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的。你暂去党校学习，不是解除军事，那天我已对你说过了，军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党校学习后， 将郭化若留在身边，第二天就向他交代了任务：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交代任务的时候毛说，抗战全面展开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有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或寄托在军的作战上。为此，毛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观点。先召开了座谈会，让郭化若请了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等人来座谈。座谈后，让郭整理大家的发言，拟定一个写作提纲。毛还曾专门写信为他引路，告诉他要看些什么书，从什么地方着手研究。他在大量读书、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提纲，交给了，其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到1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就吸收了大家的看法和郭化若的研究成果。

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也是受到的启发。他回忆说：“大约是1938年秋，有一天我给送去有关前方战况的电报……主席看完电报我正要离开时，他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为了落实的指示，我很快找了一些关于古兵法的资料，潜心学习研究，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一开始写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39年2月和4月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

“我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1939年8、9月间，我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知道后，很高兴。他对我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 ，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按照主席的指点，我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阅读。……那时军委一局工作很忙，我只能利用一些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几乎花去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才于11月9日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得到了的肯定。

另一本书《军事辩证法》，原本是1940年8月郭化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演讲。他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领域，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的同一与差别，战略的全局性与战术的局部性等等，作了探讨。演讲也是在鼓励下作的，毛对他说：“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演讲后经文字整理，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作标题，刊登在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后来以《军事辩证法之鳞爪》为题出过小册子。上海解放后出版时，出版社将“之鳞爪”三字去掉，干脆叫《军事辩证法》。书到手上，郭化若吃了一惊：书名如此响亮，又如此大模大样，会不会引起“目空一切”的嫌疑?但考虑到出版社的一番好意，也就算了。

写作《军事辩证法》前后，郭还写了一些军事论文，还研究了孔明兵法，于1940年春写了《孔明兵法之一斑》，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上。当时这篇文章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军队中就有些中下层军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

军委一局相当于后来的总参作战部，是管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郭化若任局长之前，已有过四任局长，他们是：张宗逊、聂鹤亭、何长工、郭天民。郭化若任局长后，除本局业务外，还要干两件事：一是编辑《抗日战争丛书》，这是确定的任务，原定为这套丛书编写《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工作》两书的刘亚楼、谭政因无暇写，也只好由郭编写；二是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有、王稼祥、肖劲光、肖向荣，但是具体负责编稿的，就只郭一人。

郭化若讲起话来长篇大论，但他很少说自己，很少说自己历史上如何如何。我虽多次听他讲话，却从未听他说过上边说的这些事。他对自己露脸的事没讲过，冤屈的事也没讲过。

郭的一生，可以说有两个辉煌时期：长征到延安以后，那是当学者的年代；以后到上海，则是他做官的年代了，身兼数职，且又都是第一把手。不过，他做官也是学者派头。一次他在华东公安文工团队讲话时，问搞音乐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民间乐队多是一把胡琴、一支笛子，习惯于一个人自拉自唱；外国则是钢琴伴奏，大小提琴合奏，一出场就是大合唱队、大交响乐队?到会的800多人，竟无人能回答出。郭解释说：中国过去一直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休息和娱乐，也往往是一个人坐在地头自拉自唱，自得其乐。西方资本主义是工业生产环境，机器轰鸣，火车轮船飞机都发出巨大声响，人们休息娱乐要听听音乐，音乐的音量必须盖过那些声响。讲到文艺创作题材，郭说，从刘邦的《大风歌》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世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多是以战争为主题，因为战争……由此把话题转入他最熟悉的领域。

一句“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加重了郭化若中的厄运

1955年郭化若调当副司令，分管部队军事训练。那时我在南京，听说他给团以上干部讲《矛盾论》，的司令、政委――许世友、唐亮、肖望东等人都去听了。郭到南京后已不像在上海那么忙，到任后的那个夏天，便着手从前没做完的事，将《孙子兵法》由古文译成白话。译完，于1957年以《新编新译孙子兵法》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十一家注孙子》时，附上了郭的白话译文，并由郭写了《论孙子兵法》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这是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二稿。可以说二稿是一稿的扩展，或一稿的一个修改稿。

一、二稿相比，我喜欢一稿。郭写文章比不上他讲话。他讲话海阔天空，写文章拘束多了，不像讲话可以随意发挥。如果说郭的孙子兵法研究几稿都有些拘束，相对来说，一稿的拘束要少些。

郭从一稿到写二稿，中间隔了21年。这期间，郭自身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军事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影响：一是1940年7月写了《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是1950年2月写了《学习的军事思想》。在前一文中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同志。”应当说，这是最早宣传的文章之一。后一篇文章《学习的军事思想》，则是最早宣传军事思想的文章之一。从写孙子兵法一稿，到写上述两篇文章，表明郭化若正一步步走向按照的意图作文章。文中插入的一些论断、说法，用以分析孙子，或证明，或对照，或强化，或加重孙子的东西。文章最后用了大段文字来写军事思想、军事路线指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些，在一稿中是没有的。而这些也恰恰表明，郭的军事学术的独立性、独创性在减弱，依靠性在增强――他有点依靠了。

郭的一稿写成后除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半，还经历了两场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间验证了郭一稿的优劣，也验证了郭的兵法研究“古为今用”做法的短长。一稿写于抗日战争发生两年之后，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用来宣传、解释、印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但到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它便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话也说不到当劲处了。这正是，原来的针对性、现实性，随着时过境迁，倒成为如今的局限性：它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所以要写个二稿，仍然为了“今用”。60年代初郭写二稿时，尽管非常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战并没发生。兵法研究用不到战争上，于是郭化若又回到说的“用唯物辩证法说明军事问题”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说明孙子兵法的合理性；又用孙子兵法，来说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结果，就成了用哲学注释兵法，又用兵法注释哲学。由于文章主要做在“说明”二字上，条条框框也就多了起来。有些是政治家、哲学家的条条框框，硬是把孙子装入里边，就有点削足适履了。这样，也就使得延安时代反掉的党八股气，又徜徉在二稿中。孙子的和作者的个性，就往往被湮没了。

当然，不论二稿有多少缺点，我认为它仍应归入“鲜花”之列。他自己决没想到，他的孙子文章有一天竟成为“大毒草”，他也随之成为“罪人”。正是二稿中他用证明孙子正确，或用孙子证明正确的那些东西，成了“罪证”。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专家们，说他用孙子否定；说他的险恶用心，在于千方百计证明军事上许多东西来自孙子，抄自孙子!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提早了也加重了郭化若的厄运：“”前郭去宁波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给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讲他如何更加认识了的伟大。本来，这份汇报他完全可以不写。他不过是大军区的一个副司令，十大军区还有几十位副司令，都写一份思想汇报，怎么看得过来?而郭的汇报看了，并且作了批示。据说，批示是肯定郭、鼓励郭的，只是开头一句话是：“此人历来与我格格不入”，下边才谈到现在有了转变如何如何。“”一来，这“格格不入”自然使郭大祸临头，被打成“主义反思想分子”，被罢官、免职，从南京“流放”到安徽。

集团后，郭化若从安徽来到北京。他在海运仓招待所住闲时，与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去看他，见他正在写孙子兵法三稿。郭说，这是交给他的任务，要他重写一篇孙子研究。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6月出版的《孙子今译》一书的前言。前言中讲到，二稿“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主要是：“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分析批判，对《孙子》作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是有害于读者的。”这里显然保留有“”的痕迹。

到1983年，郭化若又有了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四稿。四稿从内容来说没作多少改动，只重写了开头和结尾。在开头部分主要是把留在字面上的“”痕迹抹去了；在结尾处就核时代新武器的出现谈了他的认识。1984年郭化若80岁时，又为再版《孙子译注》写了一篇《再版的话》，讲到校勘、注释、译文、试笺等四个方面的修改，附在四稿之后。其中并谈到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固然有重要意义，但不宜过于夸大，因它并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四稿虽然在头、尾增加了这些内容，但内文的段落、文字都还是三稿原样。

正因为这样，三稿也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郭化若军事学术研究曾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在三稿中，郭化若检讨了二稿的缺点错误，而三稿和二稿相比，却是一个退步。二稿中虽然也强调自己是在“遵循着的指示”，但终归还是在对孙子进行探讨，主要还是在做孙子的文章；到写三稿，则变成围绕做文章，围绕对孙子肯定过的东西做文章。他的精神天地和研究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道路越来越狭窄了。

这里的“古为今用”，不过是用讲孙子来突出，宣传。可以理解的是，三稿写于“”后期。那个时候，除非不动笔，只要动笔，就只能这样写，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与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情况基本相同。

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35岁写出一稿到80岁写完附在四稿后的《再版的话》，前后历时四十五年。遗憾的是，1989年6月出版的《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中有关孙子的文章，只有作者的第四稿即《孙子译注》的《前言》和《再版的话》，一共不到二万字。

公正地说，郭的成果应该包括他写的一二三四稿，把它们集中到一起，才能显示郭化若是真正的孙子兵法研究的专家和权威。尽管这些文章一稿不如一稿，但一二三四稿还是各有所长，各有其存在的价值。

郭化若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第一把手

研究孙子以外，郭化若还作了其他方面的探索，写过不少军事论文，只是都没把学问做到底。人们能够理解，抗日战争年代在延安那样的条件下，郭能写出赤壁之战、孔明兵法等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容易，说明他确有才能，也确有钻研精神。许多年来郭化若还研究了当代军事学，只是其效果和影响也都不大。

对于郭化若写的若干军事文章，人们可能不大看重甚至完全忘记，而对他所作的孙子研究，人们却忘记不了。他终归是我国当代研究孙子的第一把手。一般人想了解孙子兵法，借助郭的文章和“今译”，就易懂多了。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孙子兵法 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生 体验

课 题:“2010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课题”成果论文。课题号:2010lsz017。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结合自身情况及所处的环境确立职业目标,采取措施实现目标的过程。我国学者罗双平用一个精辟的公式总结出了职业生涯规划的三大要素,即“职业生涯规划=知己+知彼+抉择”。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中的谋略与职业生涯规划的要素有相同之处,可以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提供许多启示与借鉴。

一、运用“知己知彼”评估,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必要环节

1.以“知己”观进行自我评价,充分了解自己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一个人对于某种职业适应性的不同,任职者只有找到符合自身个性特征、兴趣,又有能力去完成的职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提高工作效率,取得好业绩。因此,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是确立职业理想的前提。《孙子兵法·谋攻》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着眼点在于“知己”。如果说“知彼”不易,“知己”则更难,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道理就在此。

大学生可以借鉴孙子兵法的“知己”观点,通过以下的几种渠道去充分了解自己。首先,明确“我是谁”,以此掌握自己的气质、性格等;其次,明确“我想干什么”,把握自己的兴趣、爱好等;最后,明确“我能干什么”,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学识水平、能力、特长、潜能等,以此正确评估自己,为树立职业理想打下基础。

2.以“知彼”观分析外部环境,把握社会因素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了解社会环境,同样是树立职业理想的前提,是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的必要环节。孙子兵法认为成功的要素是“道、天、地、将、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从职业生涯规划来看,就是要分析社会环境,认清所选择的职业在社会大环境中的发展状况等。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从职业生涯规划来看,就是了解所选择的职业对任职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职业生涯规划者就要认真的思考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要求,或者是否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种标准。此外,可以借用《孙子兵法·用间》中“五间”的方法来了解社会:一通过社会调查,二通过社会实践,三通过网络媒体,四通过亲朋好友等。

二、以“道”确立目标,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

《孙子兵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道”在国家来讲就是治国用兵之道。对应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职业理想。职业理想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其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高尚的、符合自己特点个性的理想,能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挖掘人的一切潜能,激励人积极向上。此外,确立职业理想除了要“知己”和“知彼”,还要结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思考。

三、借“法”制定方案,是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环节

《孙子兵法·始计》:“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在国家指的是法令规章,对应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案。确定职业生涯目标后,要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来实现目标。在制定执行方案时,需要考虑的是:一是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二是达到目标所需要的途径和方法,三是达到目标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四是在实现目标时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解决的方法等。

四、利用孙子兵法,实施职业生涯方案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指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意思就是实施计划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孙子兵法·虚实篇》中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这里,孙子明确地强调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高明的将帅应依据敌情的变化机动灵活、随机应变,这样才称得上用兵如神。制订了职业生涯规划后,还要善于利用计划,督促自己始终按计划行动。而且职业生涯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是随着客观环境和条件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要因地制宜,不能刻舟求剑。但是方向一般是不能变的,目标也只是微调。

参考文献:

[1]卞成林.大学生就业指导[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管理伦理

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

《九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里，产生了两个道德命题：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本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基本的军人伦理，“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即是指此。但战场情势发生了变化，国君的命令已经成为错误时，将帅就要临机应变、作出选择，即使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样，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坚决打，相反，如果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将帅，进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和士卒，符合国君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将个人的功名、罪责置之度外，以国家利益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将帅应有的道德责任。

此外，《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要速战速决，这反映了孙子爱惜民财，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战篇》还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本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的，考虑如何打胜仗就行。这里，言战争却能同时想着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反映了孙子的人道思想。

三、《孙子兵法》与管理伦理

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计篇》总结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将帅要有智谋才能，要赏罚有信，要爱护下属，要勇敢果断，要军纪严明。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两者“勇、严”是对军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德”，既是素质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这里主要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九变篇》日：“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总是能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将帅要取信于下属，主要表现即《计篇》所说的“赏罚孰明”，将帅赏罚无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当”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爱”、“义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够视死如归。那种胆小如鼠、临阵怯战的人最为军人所不屑，也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军人。“勇”必须是与“大仁”、“大智”相联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将帅要有威严，能够令行禁止；二是要治军严格，“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地形篇》)；三是要严于律己。

管理者要重视决策。管理者首先是决策者，越是高层管理者，决策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是如此。这就要求管理者的决策慎之又慎，否则，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计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决策不仅是单纯的决策，还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从伦理意义上看决策，要求决策者一方面要理智对待决策，不能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决策要周密筹划，谨慎行事。从前一方面来说，《火攻篇》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国君不能凭一时之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能以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决定是否行动。恼怒、怨愤可以重新高兴，而国家亡了则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则不能再重生。从后一方面来说，《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意思是说，凡是战前预计可以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反之亦然。筹划周密、考虑周到就能取胜，相反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认真筹划呢?

管理者要注重人的因素。战争的胜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对此孙子兵法》多有论述。但是，在所有因素中，孙子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人和”是诸要素的关键。谋攻篇》日“上下同欲者胜”。要做到“上下同欲”，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管理，二是关心爱护下属。在制度管理上，计篇》提出：“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行军篇》日：“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就是说，用政治教育士卒，用军法管理部队，才能战必胜攻必取。平时能教育士兵严格执行命令，战时士兵就能服从指挥；相反，就不会服从指挥。平时所以能令行禁止，是因为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融洽。在关心爱护下属上，地形篇》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貉；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关心爱护，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一起赴汤蹈火；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同生共死。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8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汝企和教授长期从事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在宋代文献学领域20余篇

专家点评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因此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在作战中经常阅读；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战略专家根据《孙子兵法》，提出改善美苏关系的“孙子核战略”；其后更出版孙子的语录供军人阅读。《孙子兵法》还成为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家进行商战的必读之书。

2500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

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说，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则晚100多年，生于战国，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过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就是一直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孙膑兵法》）在魏晋时已无记载。

唐宋以后，有人对《孙子兵法》及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此书源于孙武，却完成于孙膑；也有人认为先秦著作往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唐代杜牧说，孙武的兵法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不但怀疑《孙子兵法》其书为伪，甚至怀疑孙武、孙膑为同一人。

孙武与孙膑是否同为一人，他们各自是否都是兵书留世，这个争论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谜团，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两座大型汉墓的考古发掘中被解开。

银雀山汉墓竹简重见天日

山东老临沂城南约一公里处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相望，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银雀山。1972年，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4月10日，地基挖到距离地表两米左右时，一座古墓雏形逐渐显露。

当地文物部门立即赶到现场察看，他们本以为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型墓葬，于是跟工程方商定，尽快完成考古发掘，让建筑工地复工。发掘时墓葬被大水淹没，不断有陪葬品被发现。当年的考古学者，今天已经是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的吴九龙回忆说：“这个（指墓）泥非常的黏，我们工作时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得起来，当时很多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宝贝，有的人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感兴趣。”当年，古墓的发现让这座小城沸腾了。

工作人员在考古现场黏稠的淤泥中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竹片，他们起初认为可能是盛装随葬物品的竹器破损，竹片被随手取出堆放在墓坑边。吴九龙无意中捡起了一块竹片，就地漂洗了一下上面的泥浆，却惊异地发现上面有字，这立刻引发了大家的兴趣。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考古人员兴奋起来。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考古人员发现的，就是古代的竹简！

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山东省文物部门。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来指导考古发掘。该墓被编号为“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一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

初步整理统计，除了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常见随葬物品，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这些竹简包含了古代兵书四部，即《孙子兵法》（105枚）、《孙膑兵法》（232枚），《六韬》（54枚）和《尉缭子》（36枚），另有西汉武帝《元兴元年历谱》及其他内容的竹简。

这批竹简经刮削、烤炙而成，做工精细，两端平整，无刀削痕迹，系先用锯锯成而后锉磨而成，长度共三种：一种长69厘米、厚0.1－0.2厘米，其长度约合汉代3尺；另一种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厘米，其长度合汉代1.2尺；第三种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代的8寸。银雀山汉简的形制、书写格式、篇题的处理及各式符号的运用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汉代的简册制度。

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这批竹简很快被运往北京文物研究部门。1972年10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成立，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信息开始大规模破译、诠释与研究。

由于两座墓葬都有积水，竹简长期浸泡在淤泥中，联缀竹简的编绳都已经腐朽或断开，有的竹简和墓穴中的污泥粘连在一起，朽腐非常严重，整理时稍有不慎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烂泥。考古专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点地耐心冲洗，才显出字迹。简上的文字全部为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字迹有的端正，有的潦草，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笔。每简的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40余字。

当时，现在经常使用的脱水技术尚未成熟，竹简最初送到山东省博物馆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做脱水试验，遗憾的是试验失败，竹简全部损坏。最后研究人员采用了蒸馏水，将竹简用玻璃片托住，借着水的作用，把它固定在玻璃条上，再装到玻璃管里，将玻璃管灌上蒸馏水，再用橡皮塞塞紧并用蜡密封，从而隔绝空气，同时保持水分，这才暂时解决了保护的问题。

证明孙武孙膑各有其人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带给世人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还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全貌以及《孙膑兵法》十六篇。

经专家整理分析，银雀山竹简中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这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大约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为校勘和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非同一般。竹简本《孙子兵法》计2300余字，与宋代版本相同，保存了宋版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和少量的佚文，现存内容与宋代版本相比，有100多处不同点，十分值得研究。

而竹简本《孙膑兵法》整理出222枚，其中整简达137枚，残损部分每枚也在10个字上下，共得6000字以上，该兵法在消失了上千年后，失而复得。这些实物证据揭示了历史上的孙武孙膑并非一人，也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孙武、孙膑记载的真实性，《孙膑兵法》真实存在。

“《孙膑兵法》在诸多方面发展了《孙子兵法》，如它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又如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发展了孙武‘任势’的理论；以及提出‘必攻不守’的观点，发展了孙武的虚实理论，等等。同《孙子兵法》一样，《孙膑兵法》的影响也已逐渐越出国界，不但在军事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广泛运用于经营管理、商业贸易、外交活动等。它同样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汝企和说。

另一方面，历史上有无擒杀庞涓的齐魏马陵之战，自汉代以来就有人怀疑。《孙膑兵法》中虽未直接出现马陵二字，却详细记载了马陵之战的战术、战场、地形、地貌、用兵、设伏，以及擒杀庞涓的内容。

关于马陵之战的地址，历史上曾有郯城马陵山的说法。马陵山一带出土的战国时期兵器与“马陵之战”的时间相吻合，历史上这里确实发生过一场战争。《孙膑兵法》在山东临沂出土后，此说法引起重视。马陵山是沂蒙余脉，南起江苏宿迁，北向贯穿郯城全境，绵延数百里。《孙膑兵法》中用了“隘塞死地”几个字来描述当年马陵之战的地形，从外面看山不高，不陡也不险，但是进去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狭口，比较闭塞，所以叫“隘塞死地”。军事专家考察完这里感叹，此处才是千古不易的古战场。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如今已经把马陵山列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教研基地。

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前，我国曾多次出土竹木简牍。1949年以来，各地发现的竹木简已有20次之多，但大部分为“遣策”。1959年9月在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的《礼记》，和1972年11月在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医药简等则为古代的书籍。像银雀山汉墓中一次出土种数、字数这么多古籍，还是第一次。此批汉简出土，震惊中外，成为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的重要考古成果。国家文物局将这批西汉竹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墓主人身份依然是谜

1974年，历时两年的竹简整理工作宣告结束，6月17日，中国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报道。

破译工作完成后，亲自批示调拨专列将这批竹简运回山东，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划拨专款，在馆内单独为这批竹简建起一座三层小楼，被当时的博物馆人称作“竹简楼”。竹简楼墙体坚厚，抗震能力强，冬可保温，夏可隔热，楼内分设有竹简库房和实验室。1998年，竹简被迁至条件全面提升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

遗憾的是，银雀山汉墓发掘30年过去了，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墓主人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谜。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韩明林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提出，墓主人的身份非士卒、非将帅，很可能是涉及军事文化的一位古代学者。

发掘银雀山汉墓时因为墓葬规模不大，形制普通，且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墓葬发掘结束后进行了回填。1981年，考虑到参观遗址的需要和其他因素，位于墓葬发掘地山东临沂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开始筹建，1989年10月落成开馆。馆中现陈列了大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随葬品，以及一、二号墓的复原陈列。

20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墓考古项目被评为“新中国3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被评为“新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该考古项目再次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文献书简入选宝物

西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

主要为长69厘米、长27.6厘米、长18厘米三种，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刻干支表牛骨

甲骨文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出土于今河南安阳小屯。这块刻干支表牛骨长22.5厘米、宽6.6厘米。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上刻由甲子、乙丑、丙寅……组成的“干支表”。干支纪日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发明，使用这种纪日法不会产生错误，也不会造成重叠，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纪日法，这块牛骨则是商代使用干支纪日法的物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毛公鼎铭文

毛公鼎传为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鼎腹内刻有铭文32行499字，是现存最长的金文铭文。全文追述周代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接着叙述宣王委任毛公管理内外事务，并附告诫勉励之词，赏赐器物。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流传后世。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此铭文也是成熟的西周金文书法典范，书法家李瑞清曾写下：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现藏于博物院。

李斯碑文

秦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画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称小篆或秦篆。小篆是秦的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秦始皇逝世前一年，李斯奉命连夜以小篆体写就《会稽铭文》，刻于岭石，立在会稽鹅鼻山山顶，称为“会稽刻石”。传由李斯书写的刻石还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这些碑文内容多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是现存最古老的碑文，对后世碑志有一定影响。李斯是中国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创新者。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如《老子》、《周易》等传世文献，也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书、医书，还记载了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目前大部分已解读。

北宋《崇宁万寿大藏经》

经折装《崇宁万寿大藏经》为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政和二年（1112年）释智华著，共6434卷，现存14卷，是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依据《古籍定级标准》为一级古籍，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唐代佛教盛行，佛教徒盘坐诵经，卷轴装佛经舒卷不便，于是将长条的佛经依一定行数左右连续折叠，成长方形的一叠，前、后各黏裱一张厚纸作为护封，名经折装。

梵夹装《思益梵天所问经》

梵夹装是伴随着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在印度，佛经被写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上，裁成长方形晾干，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上下用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致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在中国称为梵夹装。敦煌遗书《思益梵天所问经》是目前所知最典型的梵夹装，为唐末作品，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且尚存一块夹板，一段穿绳。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诞生于隋，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已失传，唐人王仁昫所作此书为其最完整的增订本之一。全书共五卷24叶，所有的单叶被按顺序摞起来，将右侧粘连在一起，同现代书籍一样，每一页都可以翻动，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共是47面。收藏时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此书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博物院收藏。

蝴蝶装：唐天祐《金刚经》

蝴蝶装简称蝶装，发端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由于书叶的形状以及开合的样式，非常像蝴蝶的翅膀，因此被形象地称为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流行了300多年。《金刚经》是般若类经典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大乘经典，有的佛教信仰者甚至把《金刚经》当作佛法的代表来信仰供奉。敦煌县博物馆藏唐天祐三年抄写的《金刚经》小册子高13.6，宽11厘米，是年代最早的敦煌汉文册子。

黄善夫刻本《史记》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9篇

陶汉章将军今年已90高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的“四代元老”之一，所以，至今在陶老身上仍能感受到既有着军人的气质，又具有学者的风度。

与元帅共同探讨《孙子兵法》

陶汉章的著作《孙子兵法概论》1987年在美国翻译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售出了5万册，被列为美国80年代军事理论畅销书之一，并被美国国防大学引用于战略课教学中。国外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企业家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写给一位中国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陶将军关于孙子兵法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我坚信，陶将军文章的所有读者都会在学识上受益。”与此同时，《孙子兵法概论》在中国市场的发行量达到7万册，5年出版了3版。我军许多高级将领称赞：这本书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汉章是如何同《孙子兵法》结下不解之缘，并写出《孙子兵法概论》这部著作？

时间追溯到30年前，1950年仲夏的一天。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的陶汉章接到通知，前往中南海见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聂总长见到陶汉章便急忙说：“汉章同志，请你来办一件要紧的事”，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密封好的信：“伯承同志已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求让他办学。因此，、朱总司令亲笔写了这封信。现在要你去一趟重庆请尽速来京。”

接到指令后，陶汉章立即乘飞机出发飞往重庆，向递上了的信。看完信高兴地说：“君命召，不俟驾而行。 汉章同志请转告聂总长，并转告、朱总司令，我不日就到京复命。”刘帅又郑重地对陶汉章说：“我这次到北京后，你要跟我办几年学校。”陶汉章当即表态：“你已是封疆大吏，跟你办学，那是义不容辞的。”

一日，在华北军大驻北京办事处上班的陶汉章，突然接到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我已到了北京，你速过来，要研究办学校的事。”在主持下，南京军事学院组建，陶汉章也因此被调去当刘帅的助手。对陶汉章来说，这是一段即值得留恋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此时，陶老拿出刘帅的照片，念念不忘刘帅教诲，昔日情景浮现在眼前：“有一次，刘帅把我叫去说，有些学员反映，我们教的都是苏联的东西，结合《战役法》你是不是讲一讲《孙子兵法》。”

1936年，陶汉章在甘肃庆阳的红军学校任教员时的确研读过《孙子兵法》。那是偶然发现的一本线装本，令陶汉章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并悉心做了大量阅读笔记。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放下，所做笔记也没能留存。

“我当时对刘帅说，这个内容不好讲啊。于是，第二天，刘帅就召集了战役系的教员开座谈会，并发表了他的看法。那天刘帅布置任务后，我又看了一遍《孙子兵法》，很难理出头绪，听了刘帅的一席话，茅塞顿开。我提出建议说，计谋是不是改为谋略为好。刘帅拍案叫好。刘帅对《孙子兵法》已能够熟练地背诵，可见，那时的领导水平很高，很虚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在那次座谈会上，陶汉章把刘帅对《孙子兵法》的看法择其精华进行了概括，构成了30年后《孙子兵法概论》的主要框架。

《孙子兵法》与“空城计”

陶汉章将军1933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后，身经百战，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陶老兴致勃勃地讲述起将《孙子兵法》用于战时的一个典范：石家庄保卫战中巧施“空城计”。

1948年10月，陶汉章受命协助指挥保卫石家庄战役。大战在即，但我军战斗力总计2000人，敌人总计数万人。陶汉章考虑：现在是打也打不得，走也走不得，骑虎难下，除非先来个“空城记”。随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陶汉章在电话中向聂荣臻汇报了“使用‘空城计’争取主力部队赶到”的想法。势态万分火急之下，聂荣臻随即令陶汉章立即行动。

当十几架敌机低空盘旋，侦查我军布防情况时，我军调动近2万民兵摆开阵势挖工事，有锹的拿锹，有镐的拿镐，什么工具也没有的拿上棍棒，遇到敌机侦察时，一律不隐蔽，虚张声势，在声势浩大的挖工事面前，给敌机造成错觉。10月28日，敌军部队开始向南作试探性进攻。这股部队遭到我军骑兵旅奇袭，不得不停止南进，调转头来攻打骑兵旅，这样拉锯式的你进我打反复几次，迟滞了敌军的前进速度。同时，派我军小股骑兵在路上来回奔驰，弄得尘土飞扬，使敌人生疑，不知我军到底有多少部队。与此同时，主席亲自安排了先声夺人的‘新闻战’。敌军前锋9次被挫。兵贵神速。3天后，我第19兵团以昼夜行军200公里的速度突然出现，使敌人为之大惊。下令停止袭击石家庄。

在保卫石家庄的战斗中，我军巧用了“空城计”。此“空城计”与诸葛亮的“空城计”不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完全是虚的，而我军的“空城计”虚实结合，先用“空城计”以虚示实的办法，延缓敌人进攻的时间，同时又调兵南下，增援石家庄，以实作后盾，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特别是亲自安排的用新闻作战的政治攻势。虚和实是变化的，是有时间性的，因此，具有聪明才智、主动灵活、胆大心细的指挥官才能灵活运用。石家庄保卫战巧用“空城计”是用智谋战胜了敌军的典型战例。

在世界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孙子兵法热”的今天，陶汉章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会对当代战略起到启发作用，就是因为书中包含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有其哲理性的生命力，虽然问世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逊色。”

诞生在硝烟战场上的军事教材

陶汉章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从没放弃过开展军事学术研究。

1934年夏，红军6军团的军团长及其全体官兵9700余人在湘赣边牛田地区集结，开始“西征”前紧张的整训。作为战术教员的陶汉章接到了军区司令员的一项任务：学校无论走到哪里，打到哪里，都要办下去，这是打仗治军的需要。你的任务是写出我们自己能用的教材，两个月完成编写任务。西征路上，陶汉章身上一直带着三件宝： 一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防身勃朗宁手枪，二是战友们送给他缴获的一支派克钢笔，三是一个新的图囊。行军中没有集中写作的条件，陶汉章脚下走路，头脑中不停地想问题。在思考“遭遇战”一节时，总结归纳了一个“快”字，就是兵书所说“兵贵神速”。陶汉章把这些思考成熟待写的问题用笔在手心上记一个“快”字做提示，到了休息地点立即提笔接着写下去。就这样，部队走到哪里，陶汉章就写到哪里。每到一地，陶汉章就打听当地的学校在哪里，然后赶快把钢笔灌满墨水，寻找写字用的纸张。哪怕是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只要能够用于写字，陶汉章都当作宝贝似地收集在睡觉时也不离身的图囊里。图囊既成了装文稿的箱子，又当作战地写作用的桌子，总是鼓鼓囊囊地装着组织上交给他的尚待完成的文稿和纸张。什么是进攻？什么是防御？什么是追击？……终于，我军第一代军事教材――一本花花绿绿的《军事问答100题》在西征的路上诞生了，一传十，十传百，在中共苏区各校传阅、翻印。

1938年，陶汉章所在的十八集团军总部收到了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内容是希望八路军能够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落款是“三联书店邹韬奋”。这份信函由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交到了正在教授敌后游击战术的陶汉章手中，并任命由他来写。可以说，当时每一个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但是把战斗经验写成书，却有相当的距离。

万事开头难。陶汉章反复拟过十多次提纲，直到满意才开始动笔。每一章都是自己誊写，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煞费苦心。历经三月有余，陶汉章根据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结合红军的游击战术以及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躬身实践，终于完成了包括游击战术的组织、作战方针、行军宿营等内容的17万字的书稿，成为战争年代不可多得的一部军事学术专著。记得他当时接到了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陶汉章和同事在洛川城上小馆子改善了一下生活。

在黄浦军校70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老军人对陶汉章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作者是陶剑青（陶汉章当时的笔名）。”陶汉章回答他说：“正是鄙人。”这位80多岁的老军人忙起身拱手：“您是我的教师。”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寇截断，同出版社的联系也中断了，自此，陶汉章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时隔50多年，一位热心的朋友在重庆图书馆为陶汉章寻找到了这本书，成为陶汉章在半个世纪后得到的馈赠。

笔耕不辍70载，殷切希望寄后人

陶汉章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经中共地下党人的介绍，进入冯玉祥办的西北军校学习。在校期间为党做了许多地下工作，毕业后参加了吉鸿昌与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参加了长城抗战。1933年秋，他毅然去苏区参加了红军。

陶汉章的工作一直交替于院校与部队之间，他一生著述颇丰，《参谋工作》、《热带丛林作战》、《孙子兵法概论》、《战争问答》、《现代条件下的司令部工作》都曾伴随我军将领、战士走过了烽火硝烟的战场。

拿《参谋工作》一书来说，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为加强司令部工作，刚刚从正太战役战场下来的陶汉章，奉命开办“参谋班”，一年时间里，他边教书、边读书、边总结、边写书，不仅完成了教书任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同时还完成了20余万字的《参谋工作》一书，开创了我军历史上司令部工作学术专著的先河。元帅评价道：立论正确，思路开阔，总结了我军许多可贵的经验。

在“”大搞“空头政治”破坏军队建设，使军事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情况下，陶汉章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力主恢复军事教学。“不图高位只谋育人”，陶汉章怀着对院校的钟爱精神以及对军队建设的强烈责任感，留下了枪战笔耕70年的精神财富的历史证录。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语言顺应论；《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35?05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它具有词约意丰、朗朗上口的文学特点，其句式结构独特，内容言简意赅，带给读者阅读美感。该书几乎运用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所有的辞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对偶和排比等），并且读起来酣畅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许多译者仅仅视之为标准的军事议论文，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理解需要，选择的也多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传最广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译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简称丹马)才在辞格的翻译策略方面作出显著性变化，他们选择以断句分行的散文体来译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韵体形式，以期再现该书的文学艺术价值。

在李运兴教授看来，翻译时有五种处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目的语表达形式相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文化诠释(Annot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文化归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语表达形式，代之以目的语表达形式，使得源语文化意义丧失；文化阻断(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目的语语篇[1](123?124)。借鉴这五种模式，我们可以勾勒

出《孙子兵法》各英译本针对源文辞格所作出的翻译策略选择。

比利时语用学家杰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综观视角和适应论观点来理解语用学现象，深刻地阐释了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维索尔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原因就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2](59?61)。语言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可能性即为变异性，而协商性指出高度灵活的选择策略是人类对语言选择的基础。顺应性则是语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相关语境，从许多可能选项中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发挥出主体性，以满际对象的需要。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语言和语境互动的过程，不同的语境左右着语言的选择，并改变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而语言选择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性。

语言顺应论常用于指导对文学翻译的探讨，笔者拟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下，结合李运兴教授的文化成分处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马两部译本为研究对象，针对比喻、对偶和排比这三种典型辞格，考察译者在翻译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顺应性选择，最终揭示典籍英译活动中处理源文辞格的译介规律和原则。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2010JD03)；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吴莎(1976?)，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两译本在比喻上的顺应性选择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辞方法。它可以将生动、具体的形象诉诸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增加读者对文章的形象感。《孙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认为“庄子妙于用虚，左传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丹马在《导言?应用孙子兵法》中写道：“《孙子兵法》松散地组建起一套观察结论和模式，却极少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孙子没有通过逻辑实证来形成其学说，而是采用类比(analogy)和隐喻(metaphor)。”[3](xix)显然，丹马已经意识到比喻辞格可以使得议论透辟晓畅，也让概念呈现得爽利俊洁。随后，让我们比较一下翟林奈译本与丹马译本是如何就“势”这一核心概念来译介复杂微妙的比喻辞格的。

《势篇》中“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上，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一段中，孙子所指的“任势”即为“造势”——造成有利的主动态势。他以木石“可方可圆、方静圆动”来比喻“造势”的诀窍——掌握规律，因势利导，其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好军队，因敌变化地运用战略战术。作战指挥如果能够做到机动灵活，就像将沉重的圆石从高山上滚下，用力小，却战果丰。此后，他又谈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矿弩，节如发机”。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泻，以至于冲走石块，这就是‘势’啊；凶猛的鹰鹞搏击小鸟，以至于猎物毁骨折羽，这就是‘节’呀。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势’是险峻的，突击行动时节奏短促而猛烈。‘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犹如扣动弩机。”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出“势”和“节”的文化意蕴，而巨石、激流、雄鹰、强弩这样一些力与美的形象突出了战争要素“势”与“节”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阐述“势”这一抽象的军事学概念时，孙子摒弃了直接采用文字定义的方法，而是化抽象为形象，变深奥为平易——通过间接的比喻(“转木石”“激水”“矿弩”），如同绘画般描摹景象。丹马在分析“势”时就指出，“该书通过隐喻和意象(image)来说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如矿弩’，‘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这些意象留在我们脑海中，无意识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体(in linear prose)却无法复述出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译本则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两个译名来指称“势”[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语读者根本无法认识到它们源自同一个概念——“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统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马则深刻地认识到孙子阐释“势”的表达形式是“隐喻和意象”，于是他们选择了“以隐译隐”的翻译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译名“shih”来译介“势”，随后又通过详加评论来进一步注释。这颇具“无为而治”的风范，也属于“文化直入”的翻译选择策略。事实上，这种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丹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强调了文化差异，唤起了西方读者极大的兴趣。而此前，所有的译者都采取的是“化隐为显”的译法，正如翟林奈，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或多个近义词在译文各处中解释“势”。

按照阐释学观点，无论是《孙子兵法》源文本，还是英译本，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自洽的整体，其内部存在很多“未定点”和“空白处”，而这些“文化空白”正是带给西方读者阅读乐趣的源泉。因此，译者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选用多个近义词来阐释某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性概念，这样容易让读者感到思绪不清，扑朔迷离；而且隐含意图被显义译出后，也造成“信息浅薄化”，让读者无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体悟比喻，自然也无法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有时候，像丹马这样刻意经营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让西方读者参与其中，激发出兴趣来慢慢品味、细细解读。西方读者的阅读可视为一个不断向译本提问的过程，译文则在不断提供答案；适当的问题会不断激发读者去追根穷源，这就顺应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愿望，让比喻造成的审美意象交叉、重叠、缠绕，逐步推进阅读进程。所以说，阅读“文化直入”法处理的译文可以让读者的文学审美体验融入新的文化语境，经过再次整合，将呈现出潜在意蕴。所以西方读者经过细心阅读和回味隐喻，往往可以逐渐发现“未定点”和“空白”中所隐藏的微言大义。

因此，丹马译介“势”时避免选择近义词，也就规避了产生文化歧义的可能性。他们适当“留白”，不去追求在译文中进行“最终”的阐释。这样就让西方读者保持了心灵的开放，使之自行寻觅豁然开朗的阅读喜悦。此外，丹马还结合了文化诠释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们在第三部分的评注地交代了“shih”的来龙去脉，给出了详细注释：“势是形态（军事布局）的内在力量。势并不单单依赖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态，沿沟壑而成瀑 布。”[3](154)该翻译小组还评论道：“随着条件的变化，任何特定形势下的‘势(shih)’会持续改变；正如我们沿着秤杆挂上砝码，其平衡点总在移动。通过‘计’获得认识后，更容易找到支点。”[3](132)于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正文时虽然心存“悬疑”，却能够一气呵成地完成阅读；在激发出联想和审美愉悦之后，读者被诱导着深入思考，然后通过“评注”中与译者的理解“协商”，最终探寻到“shih”的真意。

二、两译本在对偶上的顺应性选择

《辞海》将“对偶”定义为“采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类的意思”。因此，“对偶”这种修辞格是将相反、相对的事物放在一起，通过相互比较，来描述和说明它们的性质。对偶的灵活应用可以极大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而在英文修辞中，“对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或对比强烈的意思骈置一道并处于持久的张力中”[5](151)。从英汉语中对“对偶”的定义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汉语严格要求“字数相等”，在古汉语文学形式中的骈文和律诗中尤其如此；而英语只要求“对偶”做到短语、从句或句子在长度上大致相当，并不强求字数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语属于多音节语言，并且在语法上也富于词尾变化。从拼写形式来看，即便是单音节词，其拼写字母的数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汉字在语音上具有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声调也可资区别；在语法上，汉字也具有孤立性，既无词尾变化，又书体方正。因此，将两个英语单词骈置一道，不太可能产生像两个汉字那样“结体方正、两两相对”的对偶效果。不过，英汉民族在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视觉效果上呈现出形式整饬的美感。

(1)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

孙子将“先敌到达立即部署”与“后敌到达仓促部署”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置于一处，形成鲜明、强烈的比较，让读者易于鉴别，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译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与“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论是句式结构、还是从句长短，其属性均有所不同；而从译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与“arrive exhausted”，我们无法看出源文“对偶”的辞格特质。所以说，翟林奈的译法属于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处理思路，采用英语读者常规的表达形式，从而顺应读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马译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细看丹马的译文，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翟林奈译文的影子。但该译文采用分行断句的技巧，凸显前后两句在结构上的工整对称，三对核心词“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间的对比强烈，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特点，体现出源文“对偶”的文学特质。不过遗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对“hastens to do battle”，这在结构和单词数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与“堂堂”这样的叠字形容词，要译成英文，追求在外形与音调上与源文对等几近不可能，而要实现这十二字的“对偶”也极为困难。

翟林奈译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显然这句话完全无法再现出源文的“对偶”特征。

丹马的译文则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对“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们尽力让句子的长度保持大致相当，并让句子结构呈现均衡平行。不过，即便是这样，“对偶”仍然不太彻底，从译文中很难看出源文的文学特征。事实上，英语在修辞中的“对偶”远不如中文那样严格，并不追求绝对工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的“对偶”在译介为英文时，往往沦为排比。

三、 两译本在排比上的顺应性选择

“排比”是《孙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贯全文。大量巧妙地应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孙子兵法》的语言节奏鲜明，和谐流畅，条理清晰，气势贯通。《辞海》定义“排比”为：“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用结构相似的平行句法构成。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陈望道先生指出：“排比与对偶颇有类似处，但区别有三：一是对偶必须字数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对偶必须两两相对，排比不拘；三是对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却以字同、意同为经常状况。”[6](437)在《文学百科全书》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义为“英语诗体及散文体修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短语、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协调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辞相似的各成分间平衡、匀称”[5](153)。详细的译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 篇》）

翟林奈译文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从这段译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视源文的排比辞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进译文的齐同性。这些译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无法再现排比辞格的气势。

而丹马的译文则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马曾对此评论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韵联(rhymed couplets)体行文，措辞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体，也具有战国时期文体的常见特征。”[3](132)此处的韵联指的是“两行一韵”，但丹马译文并未完整体现出源文用韵的特质；不过，他们让译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现出排比的文学特征。

(2)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

源文呈现出“三句一组”的结构，其中有两种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译本写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马的译文则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针对源文，翟林奈选择了两种排比句式来作出合适的应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词+ B is a C。丹马则分别采用两种排比句式来译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译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将“文化融合法”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3)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形篇》）

这三句话属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孙子连续采用三个排比，形象地说明：不可能轻而易举、真正高明地预测出战争的结果，而实施完美的全胜战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辈就可以达到的，并且强调了预知胜负以及争取全胜的重要性。丹马针对第一个比喻“举秋毫”作了以下注释：“根据中国古代传说，秋天来临后鸟兽的柔软羽（皮）毛十分纤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来译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译本则写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观之，译介排比辞格时，翟林奈没有特意去保持译文句式的齐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以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丹马则应用“文化融合法”来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达成形式上的对称之美，其结构工整、使得译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权威感。不过，终因英语语言文字特质的制约，译文在“形对”和“义对”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逊于源文。

四、结论

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译者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尽量让译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学神韵，既适应同时代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又顺应文化语境的动态变化。于是，译者会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采取个性化的翻译选择策略，以顺应读者阅读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约因素；这本身也是一个对译文语言的动态选择过程。译者在辞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体现出译者如何与孙武以及英语读者进行“协商对话”，并彰显出翻译活动的主体创造性。在英译《孙子兵法》这一动态选择过程中，译者选择的方式是协商，选择的目的是顺应。其具体的顺应选择模式可以表述为：译者解读源文本《孙子兵法》，选择源文本意义（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选择英语表述的意义（明确翻译目的，在词汇短语、句子辞格、篇章文体方面选择相应翻译技巧），实现顺应性选择。

就《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的嬗变来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实汉学功底、治学态度严谨的汉学家，因此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还富有一定的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并且在译文的文学性上颇受世人推崇。不过，他的译文并未着意去再现源文辞格的文学美感。而丹马不同，他们经过历时十年的《孙子兵法》研究，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力争让译文在形式上更为接近源文。其文笔简洁，甚至有些晦涩，文体上也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学风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为了较好地再现源文的辞格特色，译者理应力争采用文化直入法来保留源文的语言形式，选择异化性的翻译策略；或是运用文化融合法来实现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表达形式之间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达形式必需具有独特性，句法辞格这一文学语言特征则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际线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指出：“译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风格，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交际线索，这些交际线索能够引导读者获知作者的交际意 图。”[7](98)若实在无法再现源文中“交际线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样，多采用文化诠释法来补充足够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写大量的评论、注释和附录，以消除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当以上三种处理模式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顺应性译介效果时，还可以考虑文化归化法和文化阻断法这两种模式。在《孙子兵法》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历时性特征，而不同译本的辞格处理模式也顺应了当时代读者的阅读需要。在典籍英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去探索如何让译文尽量保留源文的风貌，并予以相当程度的文化补偿，来凸显出源文的文学特性。

参考文献：

[1]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123?124.

[2] Jef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59?61.

[3] Denma translation group. The Art of War[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2: xix.

[4] Lionel Giles. The Art of War[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 2003:24.

[5] 汪洪章. 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151.

[6] 陈望道. 陈望道文集(第二卷)[A].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437.

[7] Erne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nd edition), 2000: 98.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translation, a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is essentially a dynamic process of linguistic choice of target language.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Giles and Denma group,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figures of speech is to adapt the dynamic context and to satisfy the English readers’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