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论文范文

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师生关系作为学校生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不但是开展学校工作的主要心理背景，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的效果，而且是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最直接的途径。对教学活动以及素质教育的展开都有重大影响。师生关系作为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成长氛围的构成因素，对学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

一、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约弗夫（S.L.YOVEFF,1972）对28所学校中的1672名地球学专业的学生和43名教师做了调查。他发现，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存在正比的关系。其中教师对学生的热情关怀是学生对学科形成积极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对学生热情关怀，会使学生获得了学习的自信心，而这正是学生坚持学习、热爱学习所必须的。正如一些学生所说的，"是因为这显示了教师对你的真正关心，只要感受到这一点，就能使你自己想学习"。师生关系影响学生学习的另一个作用方面是，师生关系本身就营造了一种课堂气氛，而课堂气氛本身是影响学习的。师生关系不良，课堂气氛容易紧张、死板，使得学生如坐针毡，惶恐不安或默然。而师生关系良好，课堂气氛温馨和谐，学生如沐春风，轻松愉快，思维活跃。快乐的情境是学生喜欢的、趋向的，而在不好的课堂气氛下，学生会不自觉的想要逃避。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情感也会泛化到学业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对学生性格发展的影响

师生关系是学生生活环境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学生的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提供满足。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学生会形成一些好的性格品质，如信任、宽容、善良、同情、友爱、尊重他人、自尊、自信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学生的性格会升化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如助人为乐、追求成就、贡献社会、有远大理想等等。

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仅能促进学生更好的成长，同时也是向学生提供了一种人际关系的榜样。在充满爱的师生关系影响下，学生会把这种爱在自己身上扩展出来，形成爱他人、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等等好的心理品质。可见师生关系对学生性格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奥马特拉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性格进行比较研究，他列出22项性格特征，对100名教师和他们所教的学生的性格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教师和学生的性格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有一些特征还很相近。

三、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我国医学心理学家丁瓒指出，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际关系的适应。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们特别重视与教师的关系，甚至超过父母的关系，因此，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学生被教师接纳和信任，他们享受到师爱的温暖，感到自己的价值；学生得到教师的支持、体谅和鼓励，他们体会友谊，充满力量，感到自信；学生与教师的真诚相处和进行智慧和感情的交流，他们就会相信人世间的真诚和美好。从而喜欢集体生活，喜欢社会生活，从而对人生充满希望。这种愉快、安定、轻松的环境会培养出学生的各种优良品质，如善良、乐观、积极、进取、自尊、自信、合作、耐挫折等等，随之使学生在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健康的个性。

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教育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重视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运用这种人类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做好教与学的工作。怎样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教师把自己无私的爱融入到工作中，融入到师生关系中。当前的教育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创造教育上，而创造教育的重点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给学生营造出一种能够发挥他们积极主动性的环境和氛围，使他们对学习过程、学习目的感兴趣。当教师把自己的爱融入到和学生的关系中，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时，教师就会发现自己找到了一条进行创造教育的捷径。

但是有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当前的学校教育活动中，不少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持不满意的态度。例如《中国教育报》在1999年9月连续3版刊登了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调查，

师生关系不好的成分还占很大的比重，这就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形成一种正确、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工作中发挥良好的师生关系的作用？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从我国的蒙学教育开始，教师与学生的位置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种观念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播，无形中在教师和学生的心目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对教师敬而远之，不敢和教师进行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同时我们教师也很难放下架子，与学生进行沟通。这样导致了在师生关系中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由于我们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首先改变这种观念，放下教师的架子，主动去接近学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民主、平等、合作的关系。当前的学生知识面广，心理成熟早，教师还靠以前那种特有的权威是不可能与学生建立起这种新型的关系的，所以教师要首先放下架子，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教师可以试着走进学生的学习中，走进学生的生活中。先做他们的忠实听众，再慢慢的对他们加以辅导和指引，使学生对你不再感到陌生，从而开始接近你、信任你，与你建立起一种友谊。之后再对学生进行教育，使这种友谊转变为良好的师生关系。

二、明确自己的任务。做一个好教师

陶行之1931年4月在《师范生》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名字叫"新唐僧""老孙，老孙，校长召你来，当个师范生。西天保谁去取经？小朋友是你的唐僧！"教师的职业就是带领学生取到"真经"，那么，就应该有不怕困难，关心学生、热爱学生的精神。在教学活动中，最令教师头疼的是落后生，怎么样帮助落后生，使之学业有成，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首先，要一视同仁，不能有任何感彩。主动接近落后生，帮助他们一起分析原因，找出结果。多给他们一些爱心，多帮助他们，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其次，要运用得当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可以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进步，哪怕是一点点进步，都要及时给予鼓励。这样，他们就会很高兴，自然会萌发向上之心。这不但是一种教学经验，而且更是一种教学艺术。教师应当更多的关心学生，而不是如何的惩罚学生，"严师"并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训斥。再次，要注意抓反复，反复抓。当然这要求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但是，通过这些劳动，你会得到落后生的认可，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领路人，带着他们取到自己的"真经"。

三、要具有服务精神

"风来了，雨来了，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要想成为学生的朋友，与之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还应该具有服务精神。这并不是要把学生当成"上帝"，而是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多方面的知识、多方面的服务。当代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是广泛的，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所以教师自己不仅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引导他们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自己汲取正确的知识，给学生全方位的服务。

学生需要答案的时候，教师总应该在第一时间交给他；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教师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学生遇到危机的时候，教师总在第一时间帮他一把，这样，你就会成为学生心目中的"英雄"。顺其自然，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会形成一种良好默契的师生关系。:

只要教师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的去接近学生，把自己无私的爱全部奉献给学生，那么与学生之间就一定会建立起一种民主、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教育工作的要求和难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教师本身要先进行教育改革，积极提高思想素质；提高个人能力；改进教学方法；不走形式主义，抓住每一个教育契机，对学生进行教育。良好的师生关系就象一个契机、一个纽带，把教师和学生紧紧的联在了一起，而这个纽带正是用伟大的师爱来建造的，来吧，让我们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把自己无私的爱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正象夏沔尊说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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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浦卫忠《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3、卢元锴等《课堂教学与素质教育》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4、刘林平《爱的误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5、田玉荣《孤独忧虑烦恼》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师生关系；对策

师生关系它是学校环境中最普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很多文章是立足于中小学，探讨师生关系问题。本文在参与教学研究项目基础上，试图从高等学校的视角分析师生关系。

一、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

师生关系的好坏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教学理论和实践。但是调查表明，当前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着诸多亟需改善的问题。

1、师生交往少，关系淡漠。师生除课堂教学交往外，课后各自行走匆匆，哪怕碰面也不见得师生互打招呼，感情沟通渠道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据走访了解，除了上课外，绝大部分学生课后与老师的接触为零。原因很复杂：大学扩招了，学生越来越多老师顾不过来了；科研和生计的压力让不少老师很难花更多精力在学生身上；现在社会发展太快，学生和老师之间就容易产生代沟。师生关系冷漠必然影响到课堂气氛和教学质量。

2、师生关系的疏离，造成学生的心理失落感。有人认为，老师对学生的少管制有利于个性的张扬和发展；也有人感到一种失落，他们习惯了在老师的教诲和指导下一步步前进。对于师生关系的疏离，高校教师认为：大学的班级观念松散，学生多住集体公寓，上课地点也不固定，学生很难管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如高中时期，加之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日趋多样化，大多数学生不轻易找教师；且都有一定的科研任务,也难以顾及与学生的过多交流。

3、课堂单向灌输多，师生平等沟通少。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教学相长和师生互动的关系。实际上多数高校教师仍然以讲授为主，课堂上仅仅是老师的讲解和学生机械地记笔记。有的老师说：我曾经也尝试过采取课堂讨论式教学，但大多数学生不爱提问，讨论效果不佳。比如就有的大三学生而言，除了英语口语课，20人的小班制，基本上每个同学都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其他很少有课能让大部分同学畅所欲言。

二、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分析

1、外部环境因素。大学不是孤岛，社会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传递到大学之内，影响着师生关系的变化。高等学校与周围的世界是息息相通的，外面的一切变化也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大部分学生社会意识强，选择自己创业，在学习之余，兼职工作等等，这样不但有时会与学习脱节，更与老师彻底封闭。

2、师生自身因素

①师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随着大学的扩招，现在老师面对的学生越来越多，老师又有繁重的其他教学和科研任务，跟学生交流机会不是很多。很多高校大部分公共理论课采取多班合上的“大课”制，特别是大一、大二都是基础课，教师因上大课到学期末也叫不上学生的名字，更谈不上了解学生的家庭、学习、思想、智力与个性等。对个别专业来说，一共有6个班，每班都40多名同学，即使上专业课，教师也并非能认识其中的大部分。

②教育教学方式运用不当。由于应试教育的长期误导，还有些高校教师总在尽心训导，学生经常体验的是被动和无奈。主要原因是双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书本知识的教与学上，相互缺乏人际交往的动机和愿望，学生的主体意识、主动精神更是难以得到培养和发展。

③教师不能公平地对待学生。高校师生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也都会在其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一般教师比较偏爱才能出众的学生；而不认真、成绩差、爱惹事的学生，教师则看不顺眼。如果缺乏理性的指导，教师在评价、对待学生时就会感情用事，就会有失“公正”，作出对一些好的学生和不好学生都不尽合理的评价。

三、改善师生关系的对策

1、学校要全面树立学生主体观，做好育人工作。全面的学生观要以学生为本，把立足点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轨道上，做好改善师生关系的各项工作。其次要为师生交流创造平台。学校要利用多种途径，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与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学会自我教育和服务，学校要求教师尽可能地参加学生活动，教师下学生寝室了解生活、思想现状，增加交往频率，使师生关系在和谐、团结、共勉的氛围得到升华。最后要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与方法。学校课程安排不合理，也会影响到师生关系。在教学方式上，压缩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向填鸭式教学，扩大课堂讨论。

2、要增强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教师的人格魅力包含了教师渊博的学识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它是吸引学生力量的主要源泉。教师通过自身对事业的忠诚和执着的追求，通过对学生的信任和宽容，这些优良品质会使学生的性格受到各方面良好的影响，易于营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氛围。其次要善于创建平等的、使学生敢于质疑的教学氛围。教师应积极给自己的教育教学对象创造更多的角色，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在课堂上让学生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与教师保持良好的互动状态。最后教师更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教师在学生成绩的评定、各类评优评先及学生入党问题上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客观、全面地予以评价，这利于平等、民主、合作的师生关系的建构，从而实现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3、学生有义务做好“生”的角色，增进师生关系的和谐。主要做到几方面：①以师为尊，以感恩之心改善师生关系。教师在心理上有被学生尊敬的需要，学生尊敬教师，必然产生积极的效应。对教师的尊重，体现为课堂上对老师的真诚问候，对课堂秩序的维护遵守，课堂下对老师教学内容的合理建议，对课后作业的认真完成。②以学为本，以优良学风巩固师生关系。师生关系的和谐，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学生具备优良的学风。大学生要牢固树立以学为本的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这是师生关系和谐的基础。③与师互动，以积极参与增进师生关系。师生互动不仅仅需要教师的发动，更需要学生的积极配合。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要认真听课，还要多与老师沟通交流，同时学生还应该主动寻求在课堂外与老师交流的机会，这也有助于加深师生感情，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261-03

和合型师生关系是一种以和合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理想师生关系，它是指师生在教育教学以及其他各项交往过程中坚持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原则，化解师生交往中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笔者借助知网以师生关系为关键词检索2001年以来的论文，其结果是期刊全文22 090篇，包括优秀硕士论文681篇，博士论文11篇。以师生关系及和合同时为关键词检索出期刊论文2篇，包括优秀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1篇，其中研究高校和合师生关系论文的只有1篇。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研究师生关系的文献已经上万篇，但是研究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笔者认为师生关系只有呈现出“和合”才更有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和合型师生关系定义的研究

和合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人都认同“和”的哲学理念，《管子・兵法》里就曾提到“和合故能谐”。张岱年在《漫谈和合》里提到和合的理想状态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张立文在他的《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中定义“和合”就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象和无形象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国内外对于师生关系的定义有很多种看法。潘懋元在《新编高等教育学》里面提到大学师生关系有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是师生在课堂内外通过双向交往产生的一种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美国学者托马斯・戈登在《顶好教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中提到师生关系是教与学这两个独立的机体之间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关系，它是师生之间某些类型的纽带。

和合型师生关系是一个新名词，因此关于和合型师生关系的定义极少。（杨花，2010）认为和合型师生关系是指老师和学生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相互交流、沟通和尊重，以和合为最高价值取向，解决在教学中出现的冲突，最终师生双方达到一种和谐、和平的状态。（方露，2006）认为和合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平等，在交互活动中民主，在相处氛围上融洽的师生关系。

综上所述，关于“和合”、师生关系及和合型师生关系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各自的观点。通过对比比较可以看出，学者们都认为“和合”就是和平、和睦、美满的一种状态，是包容，融合矛盾和冲突，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同时，学者们对于师生关系定义的共同观点是：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是建立在教育教学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笔者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师生关系应该有新的诠释，师生关系应该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各项活动中通过直接或间接交往而形成，并影响师生交往的一种人际关系。对于和合型师生关系的定义，学者们的共同观点是：和合型师生关系是将中国的古老哲学“和合”运用到师生关系的构建当中，是一种和谐美满的理想师生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和合型师生关系是一种以和合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理想师生关系，它是指师生在教育教学以及其他各项交往过程中坚持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原则，化解师生交往中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

二、国内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现状研究

近些年国内有学者对高校和合师生关系做过研究，本文作者通过对近年来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大部分研究都是集中在对当下这一关系的分析和新时期和合师生关系的构建这两方面来展开的。

（一）师生关系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

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目前高校师生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民主平等和谐的状态，然而除了积极的一面，目前我国高校师生关系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胡弼成在《高等教育学》一书中讲到目前高校师生关系主要呈现出以教师为中心，师生关系淡漠，师生关系异化等问题。黄正泉教授在《从现实走向理想――构建和谐校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提到目前我国高校师生关系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单一、教育过程单向等。（冯平，2010；邓显波，2008）认为在我国高校收费制度实施以后，一些学生产生的错误认识将教育等同于商业服务，师生之间工具因素增强。

综上所述，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师生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现状即师生间不和处、不和立、不和达、不和爱以至师生关系感情淡漠，师生关系功利，师生矛盾突出。笔者认为目前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积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师生间有共同的目标，他们希望能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但是因各自的各种差异以至形成建设性冲突。消极冲突主要体现在师生本身没有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意识，他们的目的认同感都不同，以至形成了对抗性冲突。

（二）影响高校和合师生关系构建的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目前影响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的因素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例如黄正泉等多位学者就说到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市场的冲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秦安安，秦珂2010）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大众化教育导致的师生比例严重失衡造成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日益淡漠。（林婉芳，2011；彭这华，2011）等认为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自身素养和品德的缺失及两者的个性心理差异直接影响了高校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

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目前影响和合师生关系构建的因素是客观方面的传统教育观念、社会体制等以及主观方面的师生间的个体差异、师生本身的不良倾向等。但是笔者认为，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主观方面忽视差异的存在是阻碍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影响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1）客观上虽然有些师生有构建和合师生关系包容差异和冲突的决心，但是客观条件制约着和合师生关系的构建；2）主观上有些师生没有构建和合师生关系的意识，在交往过程中忽略双方的目的和认同感的差异，以至在交往中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阻碍师生关系的发展。

（三）关于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策略方面的研究

国内一些学者对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如杨花等学者认为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必须树立“和合”教育理念。邵晓枫在《百年来中国师生关系思想史研究》中提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必须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要从消灭矛盾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贺斌在《名师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艺术》中认为把学生放在首位，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是构建和合师生关系的前提。

综上所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构建和合师生关系必须树立“和”的理念，转变思维方式，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等等。这些可以说明目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学者们提出的这些策略和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主要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主要构建原则，师生交往时必须正确面对差异和冲突，从而达到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目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对师生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从角度上来分析，目前国内对师生关系的研究在社会、生态、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但是关于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从范围上来分析，笔者通过检索知网等各大资料数据库，发现将和合理念运用到大学生本科教育这一阶段师生关系构建的研究几乎没有，且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从研究理论上探讨师生关系。因此，从国内研究的状况来分析，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的方式做实证来研究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

三、国外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现状研究

和合是中国的古老哲学，但是国外学者也谈论和谐与合作，对和谐师生关系的研究也比较充分，笔者将从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构建师生关系这三方面简要介绍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一）师生关系中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外高校师生关系还算是比较融洽的，比如师生间强调平等合作，突出人性，注重互动等等，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学者托马斯・戈登着在《顶好教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中提出目前美国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师生间存在冲突，师生互相猜疑不信任。HowardF.Stein等学者就认为目前国外高校师生关系间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上的纠纷、在合作中的争吵、学生有被剥削的感觉等。此外，美国密西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就曾说过“有些教师采取的几乎是一种封建的态度，把学生首先看作为科研项目工作的奴隶，而不是接受教育和攻读学位的学生。”

（二）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研究

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有很多种，国外学者主要从年龄、社会阶层、种族背景各方面来阐述影响师生关系的原因。比如Pianta等多位学者认为在师生之间种族背景相同的情况下，教师和不同年龄的学生之间有着明显不同的关系，教师倾向于认为与年龄更小的学生之间存在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同时还有学者认为教师对和自己同阶层的学生更有好感，对于来自低阶层的学生他们认为是不值得教育的，而对于来自更高阶层的学生虽然聪明却难以管理。所以当教师与学生的阶层不同时，尤其是当学生来源于一个比教师低的社会阶层时，教师在教学中付出的努力不够，并且在与学生交往中对学生寄予的期望少，这就使得师生间的冲突增加。

（三）关于构建新型师生关系策略方面的研究

国外很多学者都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对教师及学生的成就感以及其学术方面的成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学者约翰逊等在《合作学习》中提到师生间通过合作学习可以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学习效率。（F.A.Fan，2010）就认为所有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都应该记住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所有的教师都应该平衡好自己和学生的这种关系。还有很多国外研究人员主要认为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必须要有平等的人格，师生间应该频繁互动增加交流，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消除种族歧视等等。

综上所述，国外的关于师生关系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透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情以及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国外的高校师生关系存在问题不可能与中国完全相同。比如说，在中国就不会因为种族或者阶层的不同而影响师生关系。另外，国外师生间的频繁交往和互动及所遵循的人格平等应该是中国的师生们需要多加学习的。虽然国外也认为师生关系应该和谐、和睦、合作，但是将和合理论运用到师生关系中的研究还未见，因此笔者认为构建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鉴于国内外对于高校师生关系研究现状，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展望和设想。首先，和合型师生关系构建的研究极少，而在大学生本科教育中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和合型师生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次，现有的新型师生关系构建中以和合理论作为基础的研究极少，因此将和合理论、人际交往理论及国外的合作学习理论作为支撑对于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次，鉴于先前的师生关系现状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师生关系的现状调查和分析可以从师生间的矛盾和冲突为突破口设置问卷。最后，在和合型师生关系的构建方面可以以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构建原则，在师生交往过程中构建和合型师生关系从而化解师生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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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当前中学理科教育理性色彩太浓，功利性太强，缺少人文关注。在崇尚科技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而忽视文化艺术所负载的人文精神的社会思潮面前，理科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严重错裂。不管是从教育现念、教学手段、教育伦理，还是从当前的社会价值观或者教育的长远影响看，都必须呼咦师承传统的回归。

师承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师生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对师生关系的认识有三种观点: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师生平等。传统的教师中心论基本上被现代的教育理念否定了。现代的师生关系论推崇学生中心论。我并非反对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师生关系，而是认为在现代教育中，对于师生关系，既不能重蹈师道尊严的覆辙，又不能彻底否定老师的影响力，面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主张重树老师的人格形象，加强师承传统教育。

师承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超越师生关系的一个话题，它从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行为。教师的教育空间应该是三维的，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学习过程的体验，情感和态度的影响。学生不仅从老师那里接受了知识，学会了技能，而且还感受到了思维过程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还师承了老师的习惯、志趣、态度、思想、精神等。简单地说，是感受了老师的人格魅力并把它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代代相传，形成一种文化传统。

当前，虽然课程改革不断深入，虽然中学文理科不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学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理科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严重丧失。本文试图从师承传统这一个方面探讨现科教育中的人文失落问题;主张在现科教育中呼唤师承传统的回归。

一、从教育观念看，现代教育主张以人为木，但关注的是学生，从而忽视了教学活动中另一主体一教师，特别是理科教师。虽然也在强调现代教育中的教师素质，但急于培养的是教师的能力，而忽视了教师的素养，很多重点中学在教师的队伍建设方面表现为事实上的重能轻德。教师的思想负荷也表出为自身的能力困惑.而不是为自身的人格忧虑。这种观念在理科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很多理科教师长期沉迷于数字公式之中，几乎不接触人文读物.在知识结构上就存在人文缺陷，一个在知识结构上有人文缺陷的老师，很难期求他有很高的人文素养。钱学森指出，“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而人文学科传达的就是智慧。

二、从教学手段看，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的理科教育模式呈现出物质化程式化倾向。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使用，课堂教学虽然增大了信息量，但是，教师对硬件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教师事先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流程，然后按部就班地展开，甚至连每个教学环节的教师用语都设计就绪。这种程式化教学模式，对教师的个性是一种极大的约束，同时，对学生的个性也是一种无情的扼杀。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唯科技的生存状态中，教师长期处在高度依赖高科技的工作状态中，作为人的自然情感和天性在教育中难以自由流露，就如一股清泉在沙漠中前行，人性的感动渐行渐无，而自己浑然不知，整个社会尚陶醉于沙漠的壮观之中，而不知那就是沙漠。现科教育坚硬的物质色彩愈来愈浓厚，感人的人文色彩日日在消褪。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曾指出应对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课堂教学进行反思。她的学生就把“听于老师上课看成一种美的享受，一堂课往往使他们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忘记。觉得于老师的讲课似乎伴随着美妙的音律，鲜明的色彩”。理科同样需要文科的情感魅力，在网络科技发展迅猛的信息时代，苹果电脑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甚至这样说:“我愿以世上所有科技，换取亚里斯多德来当我的老师。”

三、从教育伦理看，商业化的现科教育正在失去传统教育所具有的浓郁的伦理色彩。中国的传统教育如书院 式教育就很注重师承伦理传统，至于医药、武术、梨园等被韩 愈称颂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更是靠无数可歌可泣师承故事代代相传。《顾领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第一次将学术接力中的“师承”因素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本书认为:在没有现代公共教育体系的前提下，学术血脉的流布主要通过“家学”，在公共教育体系逐步确立的背景下，学术传统的延续则主要通过“师承”。要想发扬师承传统必须维系一种充满人性而不是铜臭的教育伦理。优秀教师在学生面前所表现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平等、宽容、和谐和自由的教育方式，尊重与尊严的理性方法，身体力行的威望威信，言传身教的行为习惯，深刻宽广的人文关注，富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高尚理想与志向等，就属于教育伦理学内涵的范畴。而现科教育商业倾向严重，功利性很强。师生的交流尚处在知识和能力的层面，缺乏感人的伦理内涵。

四、从当前的杜会价值观看，现科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影晌已逐渐渝变为一种产业。理科在家教及相关的培训中心已不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行为，而是一种不断制造教师“暴发户”的经济行为。在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的刺激下，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观就必然要受商品价值规律的调整，从而失去教育的人性色彩。但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如果把她变成一种简单的商品买卖形式，如果师生之间看重的是交换而不是交流，师生之间传递的是知能而不是关怀，那教育也就失去了她应有的震人心魄的效力。

五、从教育的长远影晌着，现科教育正在师生的双边失去其内在的魅力。当前，也许呈现出这样一种令人担优的教育现状:从教师这边看，教师含辛茹苦地带了一届学生，高考之后学生寄过几张明信片，很快就杳无音信了。就是平时相处也很难感受到学生的感动和感激，老师的精力投人与学生的情感回报不能成正比，如果老师调整不好心态，会逐步丧失其对教育的热情、快乐和创造力。从学生角度看，读书寂寞而辛苦，老师讲了课就跑，班主任谈话都是学习和分数，往往是有问题才找你谈话，老师没有个性、情感和思想，难以震动心灵，缺乏对老师的人格景仰，更谈不上师承传统。而人的自我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个根本动力，一是慈爱的母亲，二是仁爱的老师。成年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面对是非选择时，总有两种声音(母亲或老师)在鼓励你或告诫你。而老师的这种巨大影响力不是来自于知识能力的传授，而是来自于师生之间的人文关怀，哪怕是一个细节的触动。优秀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受教育者所产生的这种磁石般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持久地影响着学生的生活和生命追求的精神过程，在教育心理学上称之为向师力。这种向师力的不断传承就可能形成人类文明最亮丽的风景。像孔子之于精通六艺的72名著名弟子，章太炎之于鲁迅等。学生们从教育大师那儿师承的不仅是知识经验、科研方法和学术思想，还有更为重要的—如何做事、如何合作和如何做人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傅斯年回忆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期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与恫吓，独撑北大危局时，有人劝蔡先生解陈独秀之聘，约束胡适之先生，以讨好北洋政府。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情景，在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傅斯年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爆发时，他是学生领袖，率队扛大旗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梭，痛打卖国贼。后来，他创办了广州中山大学的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抗战时期，傅斯年先后对政府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加以抨击揭璐，迫使的这两个姻亲相继辞职下台。仗义执言、疾恶如仇，傅斯年不愧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蔡元培的另一个学生罗家伦说:“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现代的理科教育注重概念与推理，分析与综合，机械的演算淡摸了老师的人格影响，助长了师生的实用主义人生态度。这样的教育对学生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极为不利。

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命成长；文化建设；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4-0055-03

当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价值观、意识形态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高校作为教育机构中重要的一环也会随之进行转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高校自身的变革是面对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变革的基本支撑点必然落在学校文化建设上。学校文化是高校的灵魂和精神内核，是教育改革的基础，学校文化的品位决定着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整体形象。同时针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存在的各种思想上的问题而言，尤其是对生命的认识问题最为严重，这也是近些年来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基于生命成长理念的高校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客观问题：高校文化建设现状

高校文化建设已经被很多高校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建设不协调，物质化倾向明显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反复的工程，不仅涉及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等多个方面，而且涉及教师、学生、学校管理者和家长等多个社会群体。目前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存在着重“硬件”建设和轻“软件”建设的问题。

一是随着近些年来的大学扩招，国家在高校硬件教育设施投入、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设备升级换代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校园变开阔、校舍更漂亮、设备更先进，但这些仅仅表明学校的物质条件建设越来越好，并不能表明学校越来越有文化。校园建设的盲目投入，将学校的发展肤浅地定位于物质层面的繁荣，正所谓：有高楼、有高分的学校并不一定是有文化的学校，一所学校的名气如何取决于这所学校的学校文化，而不是这所学校的高楼几何、绿化几何、标语响亮与否。

二是高校师生并没有切身参与到学校“物化”的过程中，师生普遍感觉自身与这些“物质”的生成、建设以及变化没有关系。学校文化在建设的同时，其主体教师和学生同样也应该被改造、被建设，在参与、享受“物化”建设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人化+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1] 。

（二）理念不先进，功利化倾向明显

我国是一个有着千年考试传统的国家，高等学校虽然没有升学压力，但是却面临着生源、就业、学科建设、项目资源、考研率等各种压力，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任何一位学校的管理者在决策时都不得不受这些指标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整体建设和规划就会偏向于这些能给高校带来实际利益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管理者忽视了先进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学校文化的确立；学校文化则被扭曲成了简单的“就业文化”、“高分文化”、“论文文化”等。这无形之中便忽视了学生生命成长，缺乏人文关怀，以致生活在其中的每个生命个体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合理的发展；严重的甚至导致学生心理扭曲，如由于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学生不仅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也直接导致了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严重者甚至是一遇到困难和挫折，便想到自杀或报复性杀人。尤其是近几年来，高校大学生由于学业、就业、感情等各种问题产生的心理压力未能及时得到排解，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令人扼腕痛惜。

（三）内涵不丰富，躯壳化倾向明显

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学校文化建设对提高办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这本是值得提倡的。然而，现在的学校文化建设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多种选择中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内涵严重缺乏，建设躯壳化的误区[2]。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名称，轻视内容。现如今很多学校都是大旗鼓地开展各种活动，而且不管是什么活动都冠以文化的名义，于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应运而生，如所谓的名人文化，即邀请一些明星或者名人来学校讲座；所谓的廉政文化，即倡导教师和学生廉洁奉公，教师不得收受学生贵重礼物等；所谓的感恩文化，即通过千人共唱《感恩的心》来实施；所谓的国学文化，即通过背诵古诗词，开设一些国学课来实施；等等。冠以各种明目的文化在学校被大力提倡，让人目不暇接，学校注重的只是对这种文化的宣传，但是对于具体的实施步骤仍然缺乏方向性和持久性，对于文化本身的内容和价值观是否与学校文化建设的方向相一致，也缺乏深入探究。

二是重视外表，轻视内涵。部分高校将学校的文化建设付之于表象，忽视学校内部的细节建设。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虽是用来形容人的，但是用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也恰如其分。只注重外表建设的学校，必然会缺乏内涵，缺乏延续性和持续性。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学，从外表看来非常不显眼，大门、题词和建筑物的宏伟度都不能和国内的好多学校相比。但是，学校内部的内容设计却十分新颖，每一处的设计都蕴含着知识性和教育性，这样的学校既是学习的乐园，又是亲切的家园。

三是将文化制度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里，制度和文化始终是一体的，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其中文化是灵魂，制度是躯壳。制度的存在只是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产物，是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手段和约束力量，是人们意志的理性认识和量化行为准则，一旦确定就是“死”的，相对稳定固定，没有生命，不可能主宰灵魂。而文化是灵魂，是人类思想的根本认识以及传承的基本内容。总体说来，文化是“活的灵魂”，制度是“死的躯壳”，二者必须共存，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传承，对高校亦如此。然而，现在很多学校的文化建设却忽略了文化，只看重制度，或者将文化变成制度，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了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与思想，任何事情都要依赖于制度来解决，不是奖励就是惩罚，彻底地将文化变成了制度的躯壳，完全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的灵魂。

二、归因分析：高校文化建设忽视生命成长教育的原因

（一）对生命漠视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基于生命的，教育因人的生命而存在，因此生命不仅是教育的基础，还使教育变得可能而且更加丰富多彩。教育应是以人为本的直面人的生命的活动，高校作为教育的关键一环，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阵地，应该以关心学生生命成长和提升学生的生命质量为宗旨[3]。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学生仅仅是学习课本知识的“机器”，教师仅仅是机器旁边的“传送带”[4]。学校的环境优美至极，教学楼高大宏伟，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教学设备智能先进，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却没有相应的丰富，他们体会不到大学生活的快乐、幸福与无忧无虑，反而感到生命的无助和沉重。文化建设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生的发展，偏离了生命的基点，只强调教学生“如何生存”的本领，却忽视了对“为何而生”的思忖以及生命最本真的存在意义[5] 。

（二）对教育误解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是帮助受教育者，使其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完善自己的人格，为人类文化添砖加瓦；不是把受教育者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其他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学校的主要教育目的是培养人和塑造人，相应地学校文化建设就应该是为培养人和塑造人创设环境、提供土壤并给予养分；学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是以生命成长为主线，在此过程中实现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然而，在当前应试教育模式的驱使下，这一根本的教育目的在为“考试”服务的教育内容的主导下被淡化乃至遗弃。正如叶澜教授所说的：学生成为了知识的奴隶，教育中生命的本真意义被丢弃[6]。教育应该是教书育人，而不是现在普遍理解的教书，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是使人成为兼具知识、技能、情感、智慧和正确价值观的正常的“人”，这才应该成为建设学校文化的根本意义。

（三）对文化曲解

目前高校对学校文化建设存在一定的曲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校文化“物质化”。将学校文化片面地理解为物质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建设，而完全忽略教师和学生生命成长的内隐意义，若这些物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的构建，高校将很难走出“物质建设”的局限和恶性循环，这也正是为什么学校的“文化”丰富了，而教师和学生却感觉不到学校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

二是将学校文化“文本化”。有的学校将学校文化曲解为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于是制定了详尽的、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这些制度和准则基本都是学校的管理者制定的，但执行者却是广大师生，由于师生并未参与制定，其认可程度自然不高，导致了这些制度成了摆设。

三是将学校文化“标语化”。学校文化的建设不能是喊几句口号，或是将学校的办学宗旨写在最醒目的教学楼的最显眼的位置。不管是口号还是标语仅仅是学校文化的表示符号而已，如果要将其称为学校文化，就必须将其内化为师生的追求，反之便不能称之为学校文化。

三、对策思考：生命成长理念在高校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一）价值观：树立“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柔性教育理念

价值观教育应是高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它决定着学校的办学理念、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并无形之中影响着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方式。在传统的学校管理文化中忽视了“人”这个教育根本的存在，学校文化成了“驭人”的文化，严重阻碍和限制了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发展。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与其他生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关于生命成长的教育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这种教育强调把学生看作是自由、独立、鲜活的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并根据学生的生命特征，以促进生命发展为原则，构建符合学生基本成长规律的教育模式，促使每个生命用更加“正能量”的生命去影响身边的生命，从而开启每个生命实践、创造、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让学校文化的建设过程成为生命与生命相互交融的过程，也是每个个体生命能动、自主发展的过程。所谓“影响”，说的是去说教化，去形式化，去生硬化，形成一种“以柔克刚”的柔性教育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基于生命成长教育理念的学校文化氛围圈，通过生命间的相互影响，为每个个体的生命成长创造向上的环境[7]。

（二）功能观：让学校每个地方都蕴含生命教育气息

从本质意义上讲，结合大学生生命成长的特点，高校的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格完善为核心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文化[8]，这其实也是高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基于生命成长的教育，学校的功能应该从“维护统一秩序”向“求同存异”的方向转变，学校文化的建设方向应该从“一成不变”向“多维多变”的方向转变。学校的管理应一改传统的按部就班、整齐划一的管理方式，不再用“停留在纸面”的规章制度来维持秩序，而是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主动性、发挥人的潜能，让学校里不管是显性的物质环境还是隐性的人文环境，都蕴含着暗示性、情境性、持久性、渗透性、愉悦性的生命教育的因素。让每天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大学生，都沉浸在无形的生命教育氛围之中，使他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品

行得到砥砺，意志得到磨炼。

（三）关系观：创建“雷锋学校”，引领师生教学相长

提到学校，一般的模式就是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教师讲得好不好，最后考试说了算，学生学得好不好，最后直接看成绩。师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品|。传统课堂里，教师成了“一言堂”，学生被抽离成了“听众”，课堂过程就是知识由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单向传输过程，再无其他关系；这不仅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更是将学生的生命成长、精神健康和情感世界彻底遗忘。虽然知识的传授是学校的主要任务，但是不能是全部任务；课堂教学不能只是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文化传承、情感熏陶、启迪学生心灵、关注生命成长的环境和途径[9]。所谓“雷锋学校”的学校文化建设就是以教师的爱心来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以学生的爱心来影响同辈，使得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教学相长，同时远离劣质的、消极的生命状态，在助人为乐、友善的氛围中使学校成为师生生命成长的精神乐园、文化乐园。

学校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学校文化建设更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涉及教育的每个环节和校园的每一处空间。积极正能量的学校文化可以使大学生完成生命的健康、全面成长，消极负能量的学校文化将会使大学生的生命成长受到遏制和压抑。生命是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因此，高校要顺应形势，将生命成长理念融入学校文化的建设过程之中，以生命成长为起始点和最终落脚点，凝聚学校文化建设力量，彰显新时期下高校办学特色，提升教育的质量和品质。

参考文献：

[1]程斯辉.学校文化建设中的“五重五轻”倾向[J].教育发

展研究，2008，（Z2）.

[2]徐志勇，张东娇.学校文化认同、组织文化氛围与教师满

意度对学校效能的影响效应：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

的实证研究[J].教育学报，2011，（5）.

[3]张凤i.基于学生生命成长的课堂教学研究[D].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2008.

[4]赵秀文.教育中的“人”何以困顿：学校文化的分析视角

田[J].教育科学研究，2010，（4）.

[5]叶澜.试论当代中国学校文化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

2006，（15）.

[6]吴`.适宜学生生命成长的文化建设[J].中国教育学

刊，2010，（2）.

[7]张宝贵.关于学校文化建设与学校发展的问题[J].教育

发展研究，2007，（11B）.

[8]吴`.用“生命教育”理念创新学校文化建设[J].中国教

育学刊，2004，（6）.

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管理经济　学会计专业硕士　教学模式选择

一、引言

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如何把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企业管理决策实践的学科，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数学分析工具相结合，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实际应用。是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以及经济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必修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运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解释经济现象，促进理性思考和理性创新，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服务。在管理经济学的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仍以陈旧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为主，单方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辛辛苦苦、费时费力的满堂灌，上课所谓的教师“一言堂”；而学生缺乏兴趣和耐心，重复听课、作业、考试“三点一线?的模式。这种以“填鸭式”为主导的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不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而事倍功半地降低了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严重影响了管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和学习且的。目前有部分学者对管理经济学的教学方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思考、管理经济学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但对管理经济学的教学模式研究至今仍是空白。本文基于会计专业硕士(MPAcc)教育角度，依据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从管理经济学的发展、内容、特点、教学目标等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经济学的教师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模式，为管理经济学教师、学生以及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同时也将对其他学科建设和教学模式选择提供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管理经济学教学研究意义、理论依据及相关文献概述

(一)研究意义　从管理经济学目前的教学现状看，迫切需要改进其教与学模式。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搞好管理经济学教学工作。对管理经济学教与学模式予以研究，同时也填补了管理经济学教学模式研究的空白，研究意义在于：提高教师理论和业务水平；激发教师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师在教学中角色的转换；教师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教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情趣和能力；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认知和运用能力o

(二)理论依据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理论：一是以人为本教学思想理论。从人本主义教育的立场来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人类存在，挖掘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的潜能，并最终帮助学生实现其潜能。这可以作为任何一个教师的目标，一位好的老师不仅要明确目标，而且更为关键的要如何为达到目标的而采取的有效手段。学习可以由外部施加、人为联想的学习、人为条件作用的学习、人为意义和反应的学习；也可靠自身和自我选择学习。站在教师的角度。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理论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必须从学生的观点出发来探索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与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引导学生自觉、自愿的学习，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站在学生的角度，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理论要求学生去配合教师的教学工作，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认知情感、学习的自我成就感以及对求知的欲望融合到学习过程中，通过内生机能来提高教学效果。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理论是崇尚能力的培养，也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提倡的是内外学习有机结合的一种教育的思想理论。二是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是由认知主义发展而来的哲学理念，被誉为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一场革命。它是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认为学习并非对于教师所授知识的被动接受，而是学生以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过程。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重视思维和理解能力的发展、鼓励师生互动和鼓励学生对教学做出贡献。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发挥学生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建构性，提倡新型的师生关系。改变教师“指挥者”的角色为“引导者”角色，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灌输对象。三是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核心的要义是发展、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教学模式的研究也是如此。教学模式的研究是在创新中得以发展，是在发展的基础上创新o

(三)文献简述针对管理经济学的应用、课程建设、教学方法、课程学习质量的评价等方面，已有部分学者做相关研究。在管理经济学的应用方面，李娜曾在从《管理经济学角度看航空公司之间的“价格战”与“价格联盟”》一文中，运用价格弹性和“卡特尔”组织分别来解释航空市场的价格战和价格联盟；叶江山在《论理经济学在监理企业工作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了应用管理经济学的原理做好监理企业的工作，提高监理企业的工作效率，增加监理企业的效益，通过创新提高监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厉钟灵、戈国莲在《企业的固定资产管理经济学分析》一文中，运用管理经济学的原理，建立固定资产管理模型。就固定资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孙浩在《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一文中运用需求规律、价格弹性、成本分析等原理引领企业在竞争中的方向，运用管理经济学的原理进行理性思维，以此制定出科学的经营决策。在管理经济学教学方法和课程建设方面，竹雅东曾在《对课程建设的思考》一文中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从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三个方面进行了课程建设分析；刘德宏和蔡燕弟在《对管理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一文中，如何做到西为中用，如何针对课程特点和学生特点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翁英英在《课程案例教学初探》中对管理经济学案例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在管理经济学课程学习质量评价方面，王爽、赵国杰在《用AHP评价NBA管理经济学课程学习质量》二文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指标在管理经济学课程学习质量评定中的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给出一种评价学生学习质量的方法。在教学模式和教学创新方面；杨淑娥曾在㈣专业硕士(MPAce)教育模式选择的思考》一文中，结合MPAce的特点和培养目标对教学模式作了研究；徐克英在《会计学原理精品课程教学创新一文中，对给予学生选择教师权利的“挂牌教学法”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学科研方法作了探索。

三、管理经济学的发展定位与内容特征

(一)管理经济学的发展定位　管理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与现代管理理论相结合，是沟通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

策的桥梁。西方经济学说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_一阶段是在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认为流通创造价值，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在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亚当・斯密、太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学派，强调劳动创造价值，认为是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研究中心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的古典经济学；第三阶段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以阿弗里德・马歇尔为代表的学派，采用边际分析、均衡价格等理论方法，研究中心转向了消费、需求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新古典经济学；第四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今，以约翰・凯恩斯为代表的学派，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到研究领域，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的发展的当代经济学。管理科学晚于经济学的产生，但发展非常迅速。同西方经济学说相比，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以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法约尔的"212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等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重点研究提高企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梅奥的“人际关系论”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理论，主要研究人际关系和人的需求行为；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以西蒙的“管理决策理论”和德鲁克的“有效管理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理论，着重研究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决策和管理组织如何实现现代化；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沙圆的“组织文化理论”和彼德・圣吉德“学习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学派，以更高的管理思想、境界和管理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管理经济学内容及特点　管理经济学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为基础。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企业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在各种约束条件及诸多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将有限资源最有效的加以利用。主要包括：边际分析、需求分析、生产分析、成本分析、市场结构、定价决策、风险与资本运算、技术变革和布点理论、企业决策与政府等。管理经济学的内容在不断的丰富，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汇率、国际贸易、产业竞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等，逐步在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向注重实施和与计算机相结合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竞争的自动化，其内容将更加丰富。管理经济学不仅是有关经济理论与决策方法在数量上的相加，更表现为一种综合交叉而形成的质的升华、提炼，从而强化企业决策者在管理中的理性思考与理性创新。特点在于广泛运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将逻辑分析方法与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图像，既有定性的分析，又有定量分析。专业性强；综合性强；逻辑性强；应用性强；交叉性强。

四、基于MPAoe辅角度的教学模式选择

(一)教学的模式选择　会计专业硕士是为了满足公司财务与会计人员面临经济全球化变革而专门开设的。该项目2005年开始在21个试点院校和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试点招生：截至2008年，已经扩充为25所学校和三个国家会计学院。这种专业学位的特点是在强调理论和实务并重的同时，将授课的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开发学生的财务与会计技能以及拓展其对财务、会计实务和典型案例的理解上，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把握企业财务管理全局的能力。把管理经济学作为IVIPAee核心课程，突显其重要性。为了提高教学水平，现从学生的特点、教学模式选择、能力培养目标、教师教学方法四个维度分析如下：

“

(1)学生的特点。学生的特点：一是数学基础相对薄弱。MPAcc学生大多数读大学时以文科为主，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生普遍对定性分析方法感兴趣；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难以深入。对数学推导、图表、公式等理性知识产生排斥心理。二是社会经验相对丰富，具备一定社会阅历。大多数学生有会计、财务、投资、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的背景与工作经历，部分学生在财经管理岗位上工作，对企业相对比较了解，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三是知识结构体系较新，学生年龄结构年轻化。学生离开学校时间不是很长，知识结构体系较新，并且对新知识渴求比较强烈，积极进取、精力充沛、思维比较活跃。

(2)教学模式的选择。西方在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模式很多。其中以“学科中心”、“能力中心”、“协同式”、“IVIES(就业技能模块法)”模式等盛为流行。我国在继续教育中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可以“移花接木”，借鉴西方的成熟模式。据MPAcc专业设置和学生的特点，可采用以“能力中心”模式为主，“协同式”模式为辅的教学模式。前者以从业能力为教学目标，以能力教学为单元，以学生是否具备能力为衡量标准的教学模式。后者是实行大学和企业合作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3)能力培养目标。MPAcc教育要面向会计职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法纪观念的高级应用性专业人才。主要包括：一是数学和案例分析能力的培养。数学模型是经济规律本质抽象的表现，学习模型不仅是对计算过程的掌握，更重要的通过模型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案例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二是宏观形势理解和整合分析能力的培养。通过管理经济学的学习，使学生把握经济发展脉搏的能力，把握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创新，提高决策水平，结合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整合。三是财务管理和控制能力的培养e运用经济理论和管理方法分析问题，为企业创造价值，加强财务管理和控制能力，促使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4)教师的教学方式。在管理经济学教学过程应该采用以下五种教学方式：一是理论教学方式。上课前选好适合MPAcc教材，根据教学大纲，做好课件，查阅和准备好教学辅助阅读材料。上课内容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能激发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教学，进行师生互动。二是案例教学方式。在课前根据教学需要选择生动、完整、典型、适用的教学案例，课中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做好启发引导工作，让学生积极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敢于对多元性探索研究。坚持以学生学习为主，尊重和发挥学生的学习风格，让不同的经验得到交流和分享。教师对案例进行总结评价，对学生讨论中忽视和挖掘不深的问题进一步剖析，开拓学生的思路和视野，着眼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课后给学生布置适宜难度的案例，让学生独立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案例分析，巩固课堂知识。三是实践教学方式。管理经济学中很多内容需要借助计算机进行模拟试验，教师可以把案例中的数据发给学生，让学生用所学到的管理经济学知识在计算机上进行试验。这样不仅可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并且教会了学生熟练利用计算机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情景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设置问题情景，将研究学习的内容转换为现实生活的情景。在创设过程中，应注意情景的生活化、故事化和现实化，建构联想空间，大胆创新，使学生对知识产生亲切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涩进学生自主

学习，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应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环境。五是合作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在适当的时候对角色进行互换，给学生展示多面才能的平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既能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又能促进相互交流和协作，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

(二)学习模式选择 在以往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学方法，是教师负责“传”、“授”、“解”的单项信息传递知识；而学生是处于“接”、“受”、“听”的位置上，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学方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应改变以往传统听课模式，变被动为主动。上好管理经济学课程，要按时到课，不迟到、不缺课。认真听课，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和案例分析报告；积极参与课堂案例讨论和教师提问，独立思考。集思广义，吸收老师和同学的先进思想和观念；做好课前预习，查阅相关资料。运用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将所学知识与自己所在企业相结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分析解决工作问题，为经营管理决策服务。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建立以下模式：一是师资选择模式。在教学中对师资的选择适宜采用“自由选聘，优上劣下”的原则。开设课程前，学校提供任课教师的相关资料，学生根据教师的特点和专业设置的要求，选择适合该学科的任课教师。二是教材选择模式。教材的选择要具用针对性、专业性、应用性强等特点。难易程度要适宜，学生有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利。三是内容选择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专业的特点，针对性选择教学内容，就MPAcc学生而言，应选择案例教学为主，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启发引导学生，鼓励发散思维，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四是考核选择模式。变过去的听课、作业、考试模式为新的应用能力培养模式。如案例的写作、上机的练习、运用课本理论分析新生事物、论文写作等考核方式。既能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又能考核出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五是语言选择模式。根据MPAcc专业开设的目标，MPAcc教育应培养复合性高级人才。因而学生可选择双语教学，这样既可以学习专业知识，同时也可以提高语言交流和应用能力。

师生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引言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和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因而，伦理学的第一原则—行善不为恶—通过人的理性的、自由的、社会的存在，而获得其实体性内容（决定什么为善的标准）。[1]法律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规则，因而也就不能与伦理道德完全割裂。法律的各种驱动力，并不完全存在于纯然的实务面向上，应该说，伦理的面向总是跟它衔接在一起。 [2]正如拉伦茨所言：“严格区分法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立场，实在不能维持。‘应为’与‘得为’、请求权与义务、责任与归责，它们在法律脉络中虽然各有其特殊意义，但其最终都是伦理学上的基本概念。因为伦理规范与法规范，最终都涉及‘正常’行为”。[3]法律的现代化发展，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法律的伦理化过程。韦伯认为，社会法的新要求就是以诸如正义、人类尊严之类的道德标准为基础的。这些规范既不是法律的，也不是惯例或传统的，而是伦理的。[4]即使是强调规则适用的司法裁判，其“首要任务也并非寻求一符合体系与概念，或优雅建构出来的解答，毋宁是在成文法秩序内依据精神上与伦理上的一致性来整合司法裁判。”[5]侵权法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接触而深化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其规则关系到人的行为自由与人格尊严因而会影响到民众的个性、思想、情感及文明程度，某种程度可以说，侵权法奠定了人类智识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基础。如果认识不到侵权法理论与实践中所包含的伦理因素，终将会造成侵权法整体上的伦理危机，并引发制度正当性的质疑。

几个世纪以来，侵权法一直是一种伤害事故的不充分的处理机制，即使那些故意施加的损害有时也会滑人制度缝隙或者逃离制度掌控。侵权法从来没有在欠缺可证明的过错的情况下对事故损害施加过真正的严格责任，因此演变成这样一种制度：救济由特定类型的侵权行为人对特定类型的受害人因特定类型的行为所导致的特定类型的损害。[6]事实上，甚至关于损害，法学界也已经达成了如下共识：法律必须无视某些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否则整个法律事业就会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 [7]尽管社会十分热衷于对伤害行为及意外事故的遏制，但法律体系往往会倾向于采取公法上的处罚手段。这是因为，私法要求个人承担侵权责任总要给出道德上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我们必然要问：为什么被告是那个必须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呢？答案的给出往往在于他应受到谴责，最终又会回到公平、正义的观念上，回到道德对我们的困扰之上。如果以“侵权责任的基础在于矫正正义”作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模式，那么侵权法就会存在道德运气的问题：没有损害，就没有需要矫正的正义，过错行为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不平衡。这种模式中，因果关系要件就会显得很重要，因为它要负责从受害人群体中挑出某一值得赔偿的受害人，从行为人群体中挑出某一应受责难的责任人。

与矫正正义模式相对立的是侵权法的经济分析模式，这种模式把促进经济效率作为支撑侵权责任的基础原则。根据这种功能主义的观点，侵权法的目的在于通过避免具有伤害性危险的活动产生的激励作用而最大化社会福利。但由于这种理论模式过度强调经济与效率而忽略公平正义，因此引起不少学者逐渐省思该理论之正当性以及其背后实际为政治力量或利益团体所操控等问题。[8]事实上，即使是受到经济分析理论影响最大的美国，也从未完全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作为判断是否有过错的标准，而是将其作为传统上认定过错标准的一种补充，毕竟有效率的行为并不代表着

正义，有一些价值是人类社会永远不会为了效率而牺牲的。侵权法在这样的理论分歧与制度反思过程中，逐渐确认了社会公共意识的重要性并促成其文化自觉，进而将实证化的法律规则中被掏空的伦理内涵又重新填充回去。于是，侵权法开始转向新的哲学和法律意识以寻找正义的替代品：侵权法理论中的矫正正义开始融合了分配正义的思想内涵，侵权法实践中的个人正义亦吸纳了社会正义的伦理要素。

侵权法理论对近代侵权法一路扬弃而发展到当代，在关于人性的问题上一直内含着一对矛盾：一方面，侵权法坚持对人性的关怀与尊重，伴随人性的历史性发展而完成了制度的启蒙；另一方面，为了完成预设的制度使命，侵权法在努力克服传统体系因对人性认识的单向度而导致的不良后果的过程中，呈现出价值悖反与社会生活失衡的矛盾运动态势，甚至出现“无过错的过错责任”这种异化的侵权法制度，最终反而走向了人性的背离，出现了侵权法危机。庞德曾引用霍姆斯的话概括法律与伦理相悖的现象：“法律概念备受嘲笑，一切伦理成分都被清除了。”[9]法律不应为精神的生命力量建立起本质上与其格格不入的规范监狱，它只是指导着蛮横的生命力量，为的是让人能够真正地像人那样生活。[10]侵权法不仅为个体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护，还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如果法律因其在社会制度中的永恒性而受到我们的欢迎，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法律使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好而不是每况愈下。”[11]如果不能将侵权法作为“一套与个人对待他人的行为有关的伦理原则”[12]来看待的话，就可能因背离人性而引发伦理性危机。“人从未像现在那样对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研究人的各种科学与日俱增，但却日益掩盖了人的本质，而不是去照亮它。”[13]美国和西欧的侵权法学家早就开始从规范、制度及文化等多方面对于已经跳脱传统侵权法的理论框架而日趋成为风险管控机制的现代侵权法进行反思。矫正正义理论因其强调利益多元和价值平衡而被评价为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侵权法的基础一方面在于自然所赋与的人类天性，另一方面又在于人们的自觉意思。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则是为了给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的路径。

一、“现实人”的多义性与抽象掉了人的差异性的侵权法

人是处于社会整体性关系中的行动者，人的概念具有多个纬度，处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心理、生理、能力、机会和境遇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多义性，体现为生物人与法律人、公民与居民、本国人与外国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强者与弱者、富人与穷人等诸多差异性。现实中的人虽然具有复杂的面向，但法律却有意抽象掉了人的各种差别，剔除人的一切外在属性而只从形式伦理的角度来对人进行规制和定位。“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法还抽象掉各种有关行动计划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而局限于具有确定社会类型的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外在关系。最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还抽象掉服从规则的动机，而满足于行动对于规则的服从，不管这种服从是如何发生的。”[14]侵权法基于普遍性立法技术的要求，预设了自由与平等的人，从而构成了一个围绕这个人的规则的网络，而不涉及其特有的、与众不同的人品特征。[15]近代法的代表—《法国民法典》虽然在私法上向“以适合于人的方式对待人的方向”迈出了基础性的第一步，但也没有顾及到现实中的个人因自身能力、家庭背景等原因而导致的自由差异。这种差异在社会中不断累积最终导致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汇聚，而大多数人则在事实上失去了自由的后果。形式伦理中的人在现代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实际能力的平等的法律人格对待。这种处理虽然具有历史意义，但是也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支持了在各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16]抽象掉了人的差异性的侵权法把刚刚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 “人性”慢慢地又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的国家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17]现代侵权法考虑到社会基础变迁对私法价值的影响，在主体“平等性”与“互换性”丧失之后开始关注现实中的具体人，随之引发侵权法由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侵权法的安定性向

社会妥当性妥协。

社会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人的差异性与多义性导致不同法域具有天然的“断裂”：财产法中的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家庭法中的人是道德的伦理人，医事法中的医生是以患者单方信赖为基础的专家，而交通法中的驾驶人是以双方信赖—即信赖其他路权使用人均会遵守交通规则—为基础的陌生人。侵权法在保护不同法域所确立的权利时，由于其外在体系在技术上的抽象性，容易遮蔽其背后所蕴含的伦理因素，进而导致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加剧和伦理价值失落。事实上，侵权法中的“人”也发生了分化，单一的“主体”原型并不能够满足侵权法内在体系的要求。[18]在现代侵权法中，“抽象人”让位于“具体人”，“经济人”的理性成分受到消减，而企业的发展又催生了集体责任（企业责任）。从社会现实结构出发，可以发现在侵权法中存在如下三个层次的责任主体：私的自然人、以企业为中心的各种组织以及处在各种组织分工下的个人。[19]然而，在未洞察到蕴含于人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本性、以及人的伦理行为中的深刻人性规律时，侵权法的制度调整只能以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使得受侵权法约束的人们在伦理观念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加剧了思想混乱和行为失范。美国的一些学者、法官与律师曾经针对动力车辆交通事故提出过著名的《哥伦比亚蓝图》，主张参考当时的劳工补偿制度对动力车辆交通事故施加严格责任，并同时推动强制动力车辆保险。但责任严格最终并未在这一领域成功落实，主要原因在于其忽略了劳工和雇主间的关系与驾驶人和交通事故被害人的关系之间的差异性。[20]侵权法必须洞见人在不同生活场域的不同伦理诉求，思考其所能够介入的人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有学者批评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认为其在人性的解读上只是粗疏地看到了人的复杂性，并未参透人性的多义性，在“人”的概念上飘忽不定：从“侵权人、被侵权人”到“行为人、他人”再到“用人单位、管理人、组织者、机构”，这虽然在不同层面反映了侵权类型化的要求，但“加害人”、“受害人”、“责任人”等核心概念却未得到彰显。[21]侵权法力图清除主体身上的伦理色彩，而疏忽了人在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诸如加害、受害与责任。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正是缘于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盲点和误区，即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

二、侵权法的类型化与隐去的人之身份和角色

“法律是建立在对人类的典型的一般化了的心理假设基础之上的”，[22]侵权法的发展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确立标准并寻求类型化的技术进化过程。通过主体与活动的归类，确定类型化的人的形象和活动样态，以此正当化针对不同人所施加的侵权责任，如替代责任、产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责任以及物件损害责任等。在侵权法中，存在这种情况：“社会福利和对被告的公平之间的冲突可以根据被告是个人还是一家大型公司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23]然而，传统侵权法在类型化的过程中也在尽量隐去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忽略了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但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不能用原子论的框架来定位，所有人都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由该社会赋予其身份、地位及角色并受到社会期待和社会规范的制约。

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提出了“工人的事故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再是契约上的，而是身份上的”观点，声称“（雇主赔偿）责任的基础不是雇主的行为或疏忽，而是受雇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24]人会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出现在不同的伦理关系中，如家庭关系中的父母与子女、婚姻关系中的丈夫与妻子、师生关系中的老师与学生、医患关系中的医生与患者、消费关系中的生产（销售）者与消费者，甚至于诉讼中的原告与被告、合同中的甲方与乙方等等，不一而足。法律应当针对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设定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其基础在于不同关系的伦理诉求具有的差异性。

例如，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侵权法只能发挥辅助的功能而很难直接和全面地介入，侵权法如若深度介入人们的这种伦理生活就会导致信赖关系的破坏与亲情

的疏远，而这样的结果并非立法者和社会所期待。再如，医患关系向来具有伦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的问题，正所谓：医者，仁心妙术。就技术层面而言，国家对于医生的业务监督内容中，除了要求医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医学知识并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方能执业外，还要求其在进行医疗行为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诊疗规则，以确保医生的诊疗行为能够消除病人的病患，实现保护病人生命、身体、健康的目的；就伦理层面而言，支配医生的最主要的伦理规范还是医生的职业伦理，这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希波克拉提斯誓言”。“希波克拉提斯誓言”要求宣誓者必须尽其所能为病人的利益而为适当的措施，避免病人遭受损害与不正义，强调的是“不可伤人乃医师之天职”这样的理念。1948年的《日内瓦宣言》亦要求医师应出于良心来维护病人的身体、健康，并应对于人的生命给与最大的尊重。这些对于医师的伦理要求，均是强调本于良心，以维护病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目的运用其医学知识与医学技术。[25]如果没有认清医患关系的伦理蕴含，在规范中剔除医疗行为的伦理成分，就很难规划出符合人性需求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浅薄的认识与轻率的结论很容易加深社会误解并导致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破裂。 [26]侵权法必须重视医生这一角色的伦理内涵，医疗侵权责任的设定应有助于恢复医疗行为的人性化，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以及信赖关系。再比如，侵权法需根据商人的特殊地位思考商业伦理在经济侵权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因为在商业自由和经营自由的标志下，这些职业并未被表述为封闭性的人员群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商人，并由此而同这些专门的职业规定打交道。”[27]值得关注的还有原告与被告的角色差异对侵权法制度规则的影响，通常作为原告的受害人即使享有充分的实体权利也可能受限于举证责任等程序上的原因而无法真正得以实现。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医疗侵权责任的规定删除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忽视了责任人与受害人在诉讼地位上的武器对等，在责任分担规则的设计亦因程序规则而导致生产者与销售者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承担方面的不适当。[28]我们不希望极端的侵权法轶事在中国持续上演—开胸验肺以及为了医疗损害索赔而成为医学专家，[29]立法应当通过有关规则避免此类事件。

三、侵权法的物化趋势与人的尊严性存在

作为伦理原则集合的侵权法[30]需通过设定行为规则致力于解决社会中的伦理分歧，因而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信念和集体情感。“人及人之尊严是整个法律秩序的最高原则”[31]在这样的道德观念影响之下，以救济私权特别是绝对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侵权责任法，在现代社会中维护人的尊严的作用必将日益凸显和重要。[32]当人的伦理价值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某种权利加以保护时，这种价值便会脱离人本身而成为有价的东西：人格权可以用财产加以衡量，并可以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加以救济。然而，按照康德的理论，人的伦理价值是不能用财产来衡量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33]尽管财产是人格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把一切具体人格权都物化，就会削弱人格权的伦理性意涵而造成人格与财产之间界限的模糊，反而损及人的尊严。

“法的正义问题在根本上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尽管人类历史经历了数不胜数的错误和愚顽，蹒跚在前进与后退的锯齿之路，但从长远的眼光看，是一部以‘人的尊严’为目标的斗争史”。[34]罗蒂也指出，在权利的救济中，耳闻目睹了那些受到现实迫害、处于苦难挣扎之中的人们的惨状之后，“人类的尊严”比抽象的法律理念更能唤醒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情感。[35]但是，在对人的尊严给予保护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够采用物化方法。不可否认，许多人格权具有财产价值，如姓名权、肖像权、公开权等，权利人可以进行支配这些人格权，但对某些与人格紧密相关的身体、自由等的随意支配则不能被允许。比如出卖身体器官、自愿卖身为奴、等，是不包含在个人自治和自我决定的范畴内的，否则会在伦理观念上触动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而引发伦理危机。侵权法在保护人格利益完整、心理与精神健康等方面过于依赖以赔偿金为主的救济方式，忽视了通过尊重和社会平等而实现的人之尊严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因而某种程度上

速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此外，当论及情感利益、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时，在法律中不涉及机体内部的感觉，而仅涉及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客观价值，该价值使得受保护的人格法益成为可交易的商品。[36]因而，现代社会在侵权法层面表现出的“人的物化现象”的过程不断触及人类存在的根基，引起广泛批评。作为侵权法十分发达的国家，英国已有很多学者开始批评其由于“赔偿文化”的盛行而成为了一个“责难与诉讼”（或存在这种危险）的社会。尽管对这一论断还缺少实证考察数据的支持，但至少表达了一种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现实以及一种不断蔓延的道德恐慌。[37]我国亦有学者认为，近代民法以财产权利为中心，主要体现为对外在财富的支配，这显然忽视了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的一面，人的内涵的多样性被简单地物质化了。[38]

尽管金钱补偿能够使得受到伤害的人格尊严的某些方面得到恢复，但金钱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由于受到损害的人是不同的，其心理反应和实际遭受伤害的程度也有差别，法律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而以同样的标准来确定对受害人利益的补偿，法律平等执行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未必会让人感受到公平。社会平等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对待，体面地生存于社会之中并且得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尊严。侵权法如果仅考虑受损害利益的救济，过度地依赖损害赔偿金来实现这一功能，就会丧失对根除社会不平等具有直接作用的责任感，甚至制造出更多的不平等、分化与对抗。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体面的生存，如果损害赔偿的结果无法维持这种体面或者无法保证这种体面，尊严与生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撕扯，最终就只能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加剧。侵权法应尽其所能地展现其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制度努力，全面考虑自由与平等、人的生存与尊严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反思运用损害赔偿金的程度。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在于，其只关注所谓的“同命不同价”问题，而忽视了需要真正面对的城乡差别与歧视农民人格的问题。总体上说，侵权法对损害赔偿的思考往往驻足于物质层面，深层次的人格与尊严却被关在了门外。

四、侵权法对行为人主观动机与目的的回避

侵权法以实际发生的行为为评价对象，以客观的、外在的结果为计量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基于抽象平等的理念，把个人作为一个与其他人并无不同的“标准人”，以外部行为作为评价标准，至于人的内心和品性已不再是法律所关注的对象。表现为“不能以良好的动机为不法行为做辩解，而恶意或不良的动机也不能使得本来是合法的行为变成侵权行为”。[39]正因如此，现代侵权法的存在与运作特别强调形式理性，而代表着人的观念、想法的内心世界则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东西。不问动机成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情感在民法中的意义基本上被剥离了。[40]侵权法的一般规则于是呈现出这样的现实面貌：首先，行为人从事行为的动机与行为的侵权性不相干。一方面，如果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本身不具有侵权性质，那么，行为是出于不良动机而为的事实会使该得行为具有侵权性质；另一方面，具有侵权性质的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也不会因动机的善良就得到宽宥。其次，侵权责任的承担与主观状态无直接联系。一方面，由于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通常与过错程度并无关系，因而侵权法笼统地用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在认定过错时通常以客观化的标准加以衡量，注重对行为人客观外部行为的考察而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检验，强调对外部行为的归责而不是对内在意志的非难。由此可见，活跃于侵权法世界中的人，不再是具有情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好恶爱憎不会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也不影响责任的具体内容，支撑行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侵权法规制的对象完全是人的外在活动。

从生活的常态而言，人的行为都受思想意识、动机和目的支配，脱离人的主观意识支配的行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机械的身体运动。然而，在侵权法中，动机与目的完全为抽象的“自由意志”所遮蔽。法律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般精神因素—动机。[41]但是，动机和目的是当事人选择行为的根源所在，体现了人的真实存在，不考虑动机和目的，自然难以对侵权行为作出理性评价，侵权法的制裁和抑制功能

也就很难真正得到发挥。虽然行为对于道德评价具有很强的影响，但是更具关键性的是它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并通过动机和目的指向的行为背后的人格。“当我们作为旁观者观察他人的时候，所能依照的只是他们的行动和行为，我们把这些作为通向他们动机的线索，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动机，因为动机更紧密地与他们的特性和人格联系在一起。”[42]毫无疑问，法律最终要评价的对象正是人格及其特性。事实上，法律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人的内心状态，与人的行为关系密切的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就与人的内心紧密相关。[43]侵权法提出的问题属于接近哲学乃至人性论和有关社会关系论的内容，需要侵权法关注人的外在层面与隐藏于内心深处的人的内在层面，因为它要考量其制度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侵权法不仅要追问何种行为需要调整，而且要探究是什么激励了这种行为，这样才能真正找寻到制度与规则的意义。正因如此，关于侵权行为中故意与过失区分的意义，是目前在侵权法学界争论比较激烈的论题。《美国侵权法重述》的规定也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其第2版第46条第1项规定：行为人故意或几近故意之鲁莽态度，以极端及令人发指的行为，致他人产生严重之精神上损害，应负赔偿责任。若因该精神上损害而产生身体上伤害时，亦应对身体上伤害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且，从法感情的角度来看，人们基于常识即可判断出：过失致人溺水死亡显然与拒绝对溺水者施救致其死亡有着天壤之别，而故意欺诈他人显然与过失提供错误信息存在巨大差异。英美法国家的侵权法区别行为的善意和恶意，在法律上一直拒绝承认公民对他人过失提供信息的侵权责任，即使他人因合理地信赖该信息而给其带来损害。在实证法中，对于某些侵权行为，特别是经济侵权的认定，故意或恶意成为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的必要条件，而且故意侵权可能需承担更重的责任，侵权法在此关注的也是行为人的内在动机。我国《侵权责任法》几乎不对故意与过失进行区分，放弃了其制度原本所具有的民事制裁功能，失去了改造人性的某种力量。

考察侵权法的发展，尽管狄骥认为客观责任是其趋势，但他也不认为主观责任“业已消灭”或“应该完全消灭”，它依然存在着而将来仍旧长期地存在。只不过是主观责任的范围逐渐缩小，而过失或疏忽的归责原则不必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涉及团体与团体，或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44]从哲学角度来看，主观与客观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过于强调客观会使法律远离人的真实，而过于看重主观则可能放纵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侵权法必须面对富勒所说的这样“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一种超然的正义标准注定有时会显得过于严苛，但一种试图探测和把握私人世界之疆域的正义的标准却在情在理都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法律不知道任何可以帮助它超越这种矛盾处境的魔法”，“它不得不踏上一条不确定的中间道路，在处理某些明显能力不足的案件时放宽适用理性人标准”。[45]尽管这一“中间道路”本身还很不确定，但是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提示：侵权法对动机和目的的回避使得其放弃了对行为人行为方式的伦理评价，不客气地说就是对人的漠视。

五、侵权法疏于关注人对行为的内心感受

私法体系几乎触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数千年来，私法的发展是经由一种发现法律的过程而得以展开的—法官和法学家所试图发现和努力阐明的只是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行动的规则和正义感。[46]法律有良知的要素，人们之所以遵守侵权法是因为他们认为侵权行为是不道德的或者是不合法的行为。对故意侵权行为的厌恶与敌视，对被害人的怜悯和同情，是人类难以割舍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情感体验的传承使得侵权法产生并发展，其所要解释和表达的也正是隐含于这种情感背后的人性需求，侵权法不应仅注意规则而忘却人们内心对责任与正义的社会感受。然而，侵权法在对待财产损害的赔偿时却忽视了这一点，其通常拒绝保护某类财产利益，如经济安全或者纯经济损失，“宁可偶然让有理的要索人失望，也不要打开门户，而产生官司泛滥。”[47]

事实上，“民法并不单靠制裁，它也倚仗内在感受及公众情绪维持。当诱因上升时，法规使用曲线也上升。”[48]人们对社会秩序运作的态度与其对责任的看法有着紧密的联系，责任概念的意义远非强制所

能涵盖，它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引导人们进行自由决策。“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导，而这种责任感在范围上远远大于法律所预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赞赏并弘扬责任观念，亦即个人应当被视为对其努力的成败负有责任的观念。”[49]因此，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为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行为的结果负有责任。但是，现代技术主义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已将侵权法从其所属的生活中强行剥离，而异化为与特定的民众、习俗、传统相疏离的僵化体系，压抑了人们基本的正义感、道德感和伦理观。

于是，实证化的法律规范导致了生活世界被系统所支配，日常的沟通实践因此受到阻碍，人们被困于韦伯所描述的“理性的牢笼”[50]之中。一般说来，当法律拘泥于形式，偏离日常生活中之“对”与“错”的观念时，它便被用作报复和攻击的武器，用作不合理防御的根据以及作为对合法申诉予以迟滞及挫败的工具。[51]当人们甚至无法靠理性、常识和正义感判断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是否正当时，他们就会丧失对法律的信任与依赖，侵权法也会因其不再具有依凭感和亲和力而失去精神家园。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一套合理的法律体系的首要要求就是，它必须与社会的真实感受和需求相吻合。[52]当侵权法不得不用矛盾的制度和解释应付现实时，我们在生活中便失去了一套有关常识性对错的具有内在一贯性的法律体系，古典侵权法精心构建的理论大厦将失去它有序的结构，由概念的有序堕入混乱的理论困局。因而，有学者曾经这样批评美国的侵权法：“运用于日常决策的法律带来了糟糕的决策，进而引来更多的法律问题，将人们与判断是非的直觉隔绝开来。”[53]当人们面对这样的侵权法境遇，即便最轻微的过失也会承担很重的赔偿责任，而最卑鄙的行为却只承担轻微的赔偿责任时，[54]心理的失衡和对法律的敬畏便会受到冲击，而当生活中这样的法感受不断强化并以极端的形式发作时，[55]便不仅是法律的悲哀，也是社会的伤痛。

尽管不能说是侵权法导致了这样的悲剧，但是侵权法的贫困却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当我们希望侵权法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时，随之而至的却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更为严重的道德困境与社会问题。侵权诉讼的双边结构特征使得侵权法在法庭上往往表现为归责游戏、举证技术及诉讼策略等，当这种影响被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时，就会和一般人所想像的具有责任感的理想的人类形象发生抵触：一方面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普遍化，另一方面是现代人的道德颓废和“病态的诉讼社会”。[56]法律不能以单纯逻辑上的结果来保障其地位，否则，它就是在保障一种不再具有正当性的自由利益，并且使得对于社会正义的信任落空。而在此种对于社会正义的信任背后，其实也存在一项关于人类生活之受保障的自由空间的要求。[57]侵权责任问题与救济问题之间清楚的分界可能模糊了受害人怨恨的真正特性，对于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人来说，违法的意识是伤害的一个基本构成。如果是他人而不是侵权行为人补偿了实际损失，那么整个规范结构就会失去力量，既无法塑造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形象，也无法满足社会的正义要求。法国自由法学代表人物热尼曾言：“我们应追问理性和良心，从我们最内在的天性中发现正义的根本基础。”[58]对侵权责任的全部特征的认识会引导人们对侵权法救济功能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侵权法治疗伤害并不能限制在金钱赔偿支付的范围内，它不仅要救济那些日益扩张的利益诉求，更应救济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极为珍视却为法律体系所渐趋淡忘的责任心与正义感。

结语：侵权法的伦理回归

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需要，法律理性必须彰显人类生活的道德基础和伦理目标。侵权法如果不能昭示这一点，将会制造出伦理上的危机，并影响其制度与规则的正当性。我们应将侵权法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和伦理制度来理解，而不仅仅将其理解为由法律人强行嵌入社会生活并由他们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进行操纵的一套技术范畴。[59]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形式法本身也是基于一定的伦理判断之上的，形式法对伦理因素的拒斥，大多是基于技术上的原因，拒绝在法律适用时重新引人价值判断加以检视，是技术上缺乏自信的表现。[60]侵权法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责任体系，因此侵权责任是一个人际性的概念和实践，需要关注行为人、受害人以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关系，表现达其伦理诉求。侵权法的立法与司法必须对社会的伦理因素保持一种全面开放的态度，这种伦理包括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浮世图”：情感、良知或社会压力影响到甚至控制着一些特殊侵权案件的审理，但司法实务却并未警醒于它们的审理结果会如何扰乱人心并左右人际交往的社会态度，从而忽略了侵权法在精神上和效果上所具有的公共性。侵权法的叙事方式如果仅从个体出发而将个体之间的关系从视野中抹去，则可能形成责任的扩散或者权利的萎缩，进而使得社会生活与法律规范的摩擦增大，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与关系中持续制造一种相互戒备和紧张的氛围，最终导致人们被“理性的牢笼”所围困，社会成为利益追逐的角斗场。

法之所以为法还在于其社会心理上的力量，如果这种社会心理力量薄弱，法即丧失其确实性和效力。侵权法的关切不仅要从行为转向行为的社会影响，而且要在强调社会视角的同时增加一些心理学的关系视角。一个文明的社会除了需要经济资本的积累还要有社会资本的储蓄，除了需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还要有文化能力的强化，除了需要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还要有精神世界的追求。致力于人性的改造是法律发展的未来与生命，也是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心与信仰的希望与力量。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的侵权法尽管摆脱了理性主义的束缚，却又逐渐被功利主义所侵蚀而丧失了伦理基础，当代侵权法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回归规则的伦理性，强调制度与秩序的伦理基础。侵权法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立场中立的裁判规则而存在，其规范终究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因而有学者主张“民法典的首要目的在于对民事主体的行为模式进行塑造和指引”，[61]即使是侵权诉讼的裁判也经常对那些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甚至对案件毫无所知的人产生影响。[62]因而我们不应仅仅将侵权法看作是“规则上的法律”，它还是“制度上的法律”和“文化上的法律”。侵权法不仅作为最低限度的规范，而且应当包含更多道德上的诉求。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类的伦理规则同样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果剥离了伦理的要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信赖就会崩塌，而离开了这种社会资本，任何稳定以及有益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都是不可能的。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项功能就是要将某种秩序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尽管法律无力彻底消除社会的无序或解决所有的伦理冲突，但其根本方向还在于唤醒人们的利他之心和仁爱之心，在人心之间搭建相互沟通与信任的桥梁。信任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现，这取决于共同体的性质：经济共同体需要诚实信用来维持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效率体系，社会共同体必须基于认同才能建立起相互信赖与合作的关系，而家庭共同体则要靠相互关爱与照顾才能维系。侵权法发展到今天，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不准侵害他人的基本秩序—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更要通过原则的调节增加法律的伦理性，对人的伦理生活给予关切，以避免在物质利益分配过程中出现制度性弱者而导致道德危机。在中国现实中，已经注意到了“受害者”的含义不仅仅是指个体，广义上还包括个体所归属的家庭，甚至于整个社会。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包含了人格法益和身份法益，实质上已经“超个人化”，即将其保护的客体从“个人”扩大到了“家庭”。透过侵权法的社会实践，我们不仅目睹到了人们在谋求权利保障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同时也感受到了侵权诉讼所带来的那些社会伤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它们时刻触动着社会共同生活的道德根基以及我们作为同类的怜悯之心，同时也应凝聚了足够的能量让我们去反思现有的制度：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构建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设想一个仅仅由法律制裁加以推动的社会，等于是设想一个骨头彼此相互摩擦的社会。我们需要具有某种软组织，以期缓和不近人情的突然打击，而只有当法律秩序存有怜悯，不强人所难，这一希望才能实现。[63]只有行走在人们希望生活其中的理想社会的地平线上，一个微言大义的侵权法才能负责任地延展其方向。

注释:

[1]参见[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观念史和哲学》

，姚中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8页。

[2]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奥科·贝伦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等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1页。

[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5][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19页。

[6]see david g. owen, “deterrence and desert in tort: a comment”，the california law review 73, pp.665-676 （1985）．

[7]see basil a. umari, “is tort law is indifferent to moral luck?”, 78 texas law review, p.467.

[8]see ugo mattei, “the rise and fall of law and economics: an essay for judge guido calabresi”, 64 md. l. rue, 220 passim （2005）．

[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0页。

[10]参见注[1]，第191页。

[11][美]马丁·斯通：《侵害与受害的意义》，载格瑞尔德·j"波斯特马：《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云建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澳]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江志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13][德]马克思·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4][德]哈贝马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7页。

[15]参见注[1]，第188页。

[16][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从》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7]参见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18]参见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9]参见注[18]。

[20] 参见汪信君：《论动力车辆事故之侵权行为责任、责任保险与无过失补偿：以经济抑制理论为基础》，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9卷第1期。

[21]参见注[18]。

[22][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23][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05页。

[24] 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25]参见王皇玉：《论医疗行为与业务上之正当行为》，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2期。

[26]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运动的兴起以及医师与病人社会地位的改变，医疗纠纷快速增长，“告知后同意”在医疗与司法实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法律上的告知同意权与医学界向来遵守的“医学伦理原则”是否相同则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27][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邓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2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改革的成功与不足》，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9]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曾经报道过一起医疗责任事故纠纷，该案受害人因遭受医疗事故而致残，其身为农民的丈夫为了给妻子讨个说法而踏上漫漫告状路，八年期间竟然通读所有相关医学书籍，就连该领域的专家也认为其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最终为妻子讨回了公道。

[30]参见注[12]。

[31]王泽鉴：《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32]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34][日]渡?洋三：《法とは何か》，岩波新书1998年版，第17页。

[35]see richard rorty, “human right, rationality, and sentimentality”, in stephen shute and susan hurleu （eds.），on human rights （ba-sic books, 1993），pp.111-134

[36]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37]see kevin williams, “state of fear: britain's‘compensation culture

' reviewed”,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legal scholars, vol. 25,no.3, p.499.

[38]参见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39]see arthur rip stein, philosophy of tort law, in jules coleman＆sotto shapiroed,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oford unversitypress, 2004, p.657.

[40]参见谢鸿飞：《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参见[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42][丹]努德·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赵立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43]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劝学》，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44]参见[法]莱昂·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4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泽，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5页。

[46] 参见[英]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载《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英]弗莱梅：《民事侵权法概论》，何美欢译，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48][美]弗雷德曼：《法律与社会》，吴锡堂等译，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26页。

[49][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页。

[50]这是韦伯为描述现代生活而创造的最值得思考的一种表达，他声称现代人被困在由理性的铁栅制成的牢笼之中。参见[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51]参见注[48]，第26页。

[52]参见[美]菲利普·k-霍华德：《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林彦、杨珍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3]同注[52]，第7页。

[54]see walter van gerven, jeremy lever＆pierre labrouche,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on national, supr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ortlau，hart publishing, 2000, p.19.

[55]如药家鑫害怕被受害人“赖上”，于是挥刀相向；肇事方为避免家庭陷人困顿，而拔下了被害人的输液管；17岁的青年因骑自行车撞伤70岁的老太，向父母索要金钱欲作赔偿无果而喝药自尽，等等。

[56]参见[日]棚獭孝雄：《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57]参见注[2]，第116页。

[58][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5页。

[59] 参见注[12]，第23页。

[60] 参见注[14]，第565页。

[61]姚辉：《论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62]参见注[52]，第11页。

[63]参见[美]理查德·a·爱泼斯坦：《简约法律的力量》，刘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9页。

【参考文献】

{1}.[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澳]彼得·凯恩：《侵权法解剖》，汪志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6}.[美]霍华德：《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杨珍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7}. basil a. umari, “is tort law is indifferent to moral luck?”，78 texas law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