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论文范文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当时，普希金是诗人们“父亲”，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普希金和这些人一同构成了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而莱蒙托夫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开创的诗歌传统，并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莱蒙托夫的诗歌进一步反映了俄国进步时代的思想感情。普希金是俄国天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虽然没有参加十二月党人的政治团体，但作为“绿灯社”的优秀一员，他与十二月党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其思想感情也与十二月党人有着共鸣。在《自由颂》中他号召“反对专制”，在《致恰达耶夫》中，他号召“争取自由、争取祖国的解放”。普希金以公民为中心的抒情诗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在《短剑》、《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诗歌中，他塑造了一批才华出众、感情澎湃颂的主人公。一方面刻画了反叛现实的主人公，同时也对主人公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由此而实现了对拜伦的超越。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西欧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融合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浪漫主义虽然在俄国出现较晚，但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却相对于西欧更有所突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世界地位

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其封建农奴制度以及针对这一制度的改革关系紧密。针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改革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贵族革命阶段，主要由上层贵族发动和领导。这一阶段过去之后，第二个阶段由平民知识分子所领导，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非常深入地介入了社会现实，其中文学创作与批评都发挥了巨大作用。40年代，“自然派”形成，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把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潮流引入了自觉发展的一个时期，并且随之不断繁荣进而达到高潮，使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融入到了国内改革解放运动之中。另一方面，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饱含巨大的政治热情，评论家们积极抨击沙皇暴政、揭露农奴制的黑暗，积极参与到社会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来，不断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持续时间长、人数多、成就大。当时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在哲学上多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持唯物主义态度，同时广泛参与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观念方面，他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主张介入现实。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以期刊作为言论阵地，把文学批评当作批判武器，自3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了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生力军。其实，描写人民苦难、揭露农奴制黑暗的主题早在这批现实主义作家出现之前，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创作中，就已经确立了意识形态的基本走向，而这一倾向随着现实主义高峰的到来而愈加具有影响力。

高尔基对此进行过如下评价：“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甚至是所有时期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甚至一度让欧洲“老师”感到惊奇。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俄国有自己的特色。当时的西欧国家的现实主义是在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而产生的，因此，这些作家作品往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而在当时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专制主义盛行，因此，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贵族地主这样的封建阶级。只有在其后期作品中，才拓展到资本主义。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和典范作家是果戈理。其《死魂灵》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而果戈理本人也成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第一位最重要代表。别林斯基称果戈理为一位“现实生活的诗人”。另外，在俄国现实主义创作中，屠格涅夫的创作也极具特色，拥有特殊地位。屠格涅夫本人是贵族，但在政治上则倾向于民主，是自由派的代表。他尤其反对农奴制度，对封建贵族的没落消亡饱含同情，却又坚信这是历史的必然。屠格涅夫对时代的脉动非常敏锐，其作品总是能够及时地反映俄国解放运动的进展。屠格涅夫塑造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和现实的俄罗斯人物形象，他先后完成了六部长篇小说，刻画出了俄国遭遇大变动时代的整个氛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与解放运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俄国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文学经验。另外，俄国文学后来居上，不仅在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上超过了西欧，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体裁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使俄国文学走在了欧洲的前列。

三、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地位

俄国文学进入现代世界文学的进程，成为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从现代主义诸流派先后在俄国文坛崛起后开始的。讨论俄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应该从“颓废主义”出发。在当时的俄国文学中，“颓废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作为同潮流而相提并论的，从欧洲传来的“颓废派”大致约等于“个人主义”。一般认为“，颓废主义”是“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之前的一个储备期，与当时的“世纪末”情绪密切相关。在俄国前辈小说家安德列耶夫的小说以及象征主义诗人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1905年至1907年，俄国的革命失败，由此而产生的后“新自然主义”，也是这一风潮的体现。总体来说，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步阶段基本由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所构成。茨维塔耶娃等作家相对具有独立性，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具有相关性的。现代主义是对俄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挑战，表现在文论作品中，明斯基的《一个古老的争论》、《在良心的光照下》和沃伦斯基的《俄国批评家》等论著中就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这些作品既表现了现代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反对唯物主义的文艺观点，反对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是这一潮流的主要内容。这一潮流极力宣扬和表现“神秘”、“象征”和“艺术”，试图以唯心主义的基调改变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尽管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创作中有很多的偏颇之处，但很多俄国现代派作家、诗人都有很不错的文学才能和创作个性，对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也多有创新。他们一般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化，关注所谓“艺术本身”。即便从经典的现实主义立场来看，也是表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和价值。当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过去后，俄国开始有某种“新文学”的需求。

当时法国与俄国社会都很动荡，重大的历史事件连续爆发，震惊也迷茫了当时的俄国人。而法国象征主义恰好在此时出现，迎合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这一方面丰富了俄国文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俄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19世纪90年代，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欧化的俄国文学又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由此而构成了俄国的象征主义，并成为俄国现代主义重要内容。经过彼得一世改革，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沟通持续增加，这也导致了法俄文学的同构化，后来许多俄国现代作家，都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思潮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俄国文学家将法国象征主义嫁接到了俄国文学的主体中来了。迷惘、失望的情绪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构成了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主调，作家们开始重新探索俄国的出路。而在当时，宗教唯心主义非常发达，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人，试图探求“俄罗斯思想”，以解释“俄罗斯命运”。他们转向了神学和宗教，笃信“爱和善”，以此对俄罗斯文化进行改造，甚至要推广到世界文学中去。这与同时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交错杂糅起来。这些思潮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而且促成了许多文学组织团体的诞生，催生出多种杂志、论著和作品，其声势和影响都非常巨大。在创作中，作家们大量使用荒诞、联想、比喻、新造词汇等手法，虽然往往令人费解，但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一潮流所蕴含的诸多文学新观念和新手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阿赫马托娃等人就是其杰出代表。这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

四、结语

总体而论，俄国文学的独创性是世界文学中罕见的，这与当时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复杂的政治制度以及特殊的民族文化都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俄国文学在多个层面上都表现出了非凡的特征，从而占据了世界文学的主流位置。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

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改革，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

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另外，我们还注意培养学生的横向发散思维，锻炼其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在教学中大量引进“比较”内容，帮助学生对异质文化与文学间的交叉渗透进行分析，加深理解。例如，在讲解美国现代犹太文学时，鼓励学生联系古代东方文学中的希伯来文学部分，就两者间的渊源和联系进行对比分析;在讲授中古波斯文学的五百年黄金时代时，可以通过介绍其一些代表诗人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比较分析东西方在文化与文学上的互动与联系。

二、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

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

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我专业在近两年的专业建设中以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吉林大学和文学院的历次教学检查与评估中均位列前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立足新媒体技术，让文学创作在文化原力的提升、公共文化发展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文学之都成功的基本经验。纵观世界七座文学之都，其发展模式和经验除了上述的基本特点，亦有各自的独特发展理念和规划侧重点。

（一）以阅读和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开发立体化的文学创意产品，丰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普遍提升文化创新意识。在文学之都，以阅读、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具有多层次、成体系、有效结合市民城市生活开展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其发展模式中的鲜明特点。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1．以工坊为基础形式，立足于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生活化运用，为当地市民提供丰富的、充满创意的配套文化服务产品。例如，爱丁堡以工坊为基础形式，衍生设计的文学创意活动按照类型划分，包括阅读团体（BookGroup）、儿童文学活动、文学竞赛（Competition）、课程（Course）、展览（Exhibition）、文学节（Festiva）l、讲座（Lecture）、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戏剧（Theatre）、工坊（Workshop）等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居民。另一座城市都柏林，文学发展侧重本土文学资源的多元化管理、培养、扶植和创造性开发。丰富的文学资源构成了都柏林文学生活的基础，通过文学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也不断完善，而既有的文学历史、遗产也得以可持续发展。雷克雅未克则是把文学作为城市发展和国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如市长JónGnarr在提交UNESCO文学之都的报告中所言，“雷克雅未克的很多项目都与传播知识和文学的热情有关”。［3］2．通过文学创意，赋予工坊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让它成为公共文化发展中的第三方社会化有生力量，实现文学研究与创作和高品质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可持续发展。在爱荷华，以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公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荷华的阅读、写作工坊类型众多，除了为公众熟悉的爱荷华作家工坊之外，还包括了翻译工坊（TranslationWorkshop）、戏剧工坊（PlaywrightsWorkshop），以及非虚构写作项目（NonfictionWritingProgram）和夏季作品节（SummerWritingFestival）上的工坊活动。这些活动由不同的工坊组成，面向公众开放，注重通过具有创意的文学活动策划丰富市民城市生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意能力水平，这是其发展模式能够取得成果的基本经验。

（二）善于整合、运用新技术和第三方力量，促进文学创意向文化产品转化，注重文学资源的保护，使其在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和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对新媒体技术与文学创造的整合，进一步推动文学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的融合。其次，还体现在立足于新媒体，从产业链的角度为文学创造和城市生活建立具体的链接。以墨尔本为例，其发展模式特点在于文学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文学创意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体验形式。2013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澳大利亚”（CreativeAustralia）战略。在此背景下，墨尔本从文学创造出发，加快整合相关产业链的路径，促进文学创造并鼓励公众参与。其下属的文学活动的设计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经过规划呈现出品牌化、立体化、系列化，服务对象和宗旨明确，构成了完整的价值链。一方面使文学的价值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组织开始转型、提升自身效率，有针对性地为民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软硬件，从而达到鼓励民间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会文化创新、融合的目的，这与UNESCO对创意城市网络下的文学之都的认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学能够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4］。

（三）大力发展创意写作教育，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在文学创造与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的理念下，重视培养高级创意写作人才，是该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经验所在。在七座文学之都中，多个城市的大学都有高质量的创意写作学科。以爱荷华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请报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文学创意写作学科的鼻祖———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爱荷华大学于1934年创建了全美第一个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项目，拥有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工坊———爱荷华作家工坊（IowaWriters’Workshop），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作家项目（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另据爱荷华大学官方的资料显示，爱荷华大学城人口虽然不到7万，然而早在2003年之前，爱荷华每年从创意工作（CreativeWorks）中获得的收益达169亿美元，并且带动相关就业高达195464个［5］。无独有偶，诺威奇也拥有世界顶尖的创意写作教育———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在UNESCO文学之都的申请报告中，东安格利亚大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意写作学科之一［6］。作为UNESCO全球现有文学之都体系中唯一的非英语城市，雷克雅未克则从2008年也开始提供创意写作专业教育，并在2011年开始提供创意写作研究生学位，如冰岛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这对雷克雅未克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创造、创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雷克雅未克向UNESCO提交的官方报告中还对该市创意写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陈述。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学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还包括通过文学来挖掘青年一代的创意能力。［7］另外，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对创意写作也非常重视。在给UNESCO的官方报告单独列出创意写作教育（EducationforCreativeWriting）进行阐述：“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将允许学生们获得文学能力，以及语言写作、修辞能力，这些将是克拉科夫文学相关的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启示：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路径

文学之都的成功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集中在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促进两条路径。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原创力，可以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大扶持文学发展，能够发挥文学创造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两者对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文学之都发展个案研究，促进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发展上海的创意写作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文学之都的发展策略，可以启发上海通过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发掘文学创意力量、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量。爱荷华等城市的发展表明，创意写作学科方面的高度繁荣，可以为社会相关领域提供读写能力的教育支持，对市民文化素养、文化原创力的整体提升有可量化的促进作用。1.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立足于上海市高等院校高质量的文学学科基础，鼓励创意写作教育的创建与发展，采取国际主流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专业化教学模式，培育上海创意产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原创力。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与战后国家创新力量的发展视野中，创意写作的学科目标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文化创意能力的高端写作人才。对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具体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建立起完整的创意写作学科教学研三位一体的机制，通过文学教育的改革来确立创意写作的学科高地，为上海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具备文化创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在加快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其中，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致力于创意写作理论研究并将之与创意写作教学、创意产业实践结合的科研单位。中心以创建中国化现代创意写作学科为目标，致力于欧美现代创意写作学科的整体引进和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化改造，改革中国高校中文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及具有原创写作能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2.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开发社会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产品，推动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学创意的社会化、生活化运用。目前，国内有北京大学、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等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都开始了面向创意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创意写作教育探索。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的发展模式为例，在实践步骤上，注重基础理论，潜能激发、写作能力量化评估、工坊制教学方法、创意活动的组织管理、产业、文化公益等创意写作教研成果导向社会化教育。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创意活动，向公众开放，并为有特定的公众、团体、社区或部门服务。另外，针对创意写作课程再造对培育上海文化原创力量也是重要的实践。该中心注重在创意写作教育的框架下，强调相关的课程，如影视剧本、小说、故事、非虚构等课程要能培育具有创意能力的高层次写作人才，要求能出优秀作品，并开发社会化课程面向EMBA等受众的精品课程。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学员知晓并运用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创意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并掌握文学创意的技巧，为企业文化和营销策略开辟一块新的天地。这些实践将创意写作课程、工坊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衔接，能够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模式，是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提升文化原创力的有效途径。借此途径，可以让创意写作成为上海市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强大助推力量。在发展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上，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导向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培养，加速将创意写作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促生文化原创力的养分。

（二）探索文学发展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互为支撑的模式，促进公共文化发展1.在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理念下，文学之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证明文学创造与城市创意经济、公共文化发展可以互相促进。文学之都的多种创造性文学活动，不仅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服务带来了新的模式，还由此发展出了新的公共文化产品，以及新的文化体验。以爱丁堡、都柏林等上述文学之都为例，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在于，如何有效地将文学创造和城市公共文化发展衔接。在城市发展的层面，注重文学创造对社会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的巨大带动力、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力，从而在实现公共文化发展服务内容、服务形式、体验模式的丰富与完善。与UNESCO文学之都相比，上海本身就是其创意城市框架下已认定的世界设计之都，上海的创意城市发展主要目标即在于“整合文化、技术和经济来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9］。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以及发达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其中徐汇区名列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市范围内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也在飞速发展中不断完善。文学之都上海的启示正在于，应着手加大鼓励文学发展，借助文学创意激活上海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产品和体验模式。上海可以加强以文学创意为驱动的文化公益服务创新模式与公共文化示范区域文化活动体系的连接，通过活动配套与服务产品开发，让文学创造力量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产品、新体验。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为例，作为国内首家创意写作公益机构，主要提供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中急需的创意写作人才培养、孵化服务，以及社区文化公益服务。该中心立足文化公益服务，吸收并立足于上海本土，发展了UNESCO文学之都文化公益模式和理念，借助新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服务和便捷的学习体验。中心平台立足于新媒体服务城市公共文化的思路，创建了由华文创意写作网、华文在线书坊在线培训系统、创意写作书坊公共微信、创意写作书坊系列微博、搜狐自媒体等媒介、媒体群构成，拥有在线图书借阅、创意写作教育等功能。尤其是线下实体运作的创意生活书坊，注重与部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和上海市嘉定区、浦东新区等公共文化发展服务体系标准的对接，加强社区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之间的联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做好公益阅读、公益展览、公益创意、公益读写项目等，形成符合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规章、体系接入标准的第三方公益力量。推动类似创意生活书坊文化公益项目的发展或创意生活书坊的公益活动，可以促进城市既有文化设施使用效率，让上海强大的文学创作与相关科研力量转化为公众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适应现代大都市生活节奏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2.上海可以通过鼓励文学公益性创新研究和创业项目，带动相关就业的同时，为公共文化发展注入第三方有生力量。文学之都发展步骤、实施和战略说明，有效地将文学创造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衔接，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注重文学创造对社会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的巨大带动力，能够在整体上促进公共文化发展。基于上海的现状，鼓励文学公益性研究和创新创业项目实践，是促进公共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能够持续地培育具有文化创新意识和高层次写作、策划能力的人才，孵化有创造力的文学创意为驱动的创意公司，进而为公共文化发展领域带来新生力量。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立足新媒体技术,让文学创作在文化原力的提升、公共文化发展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文学之都成功的基本经验。纵观世界七座文学之都,其发展模式和经验除了上述的基本特点,亦有各自的独特发展理念和规划侧重点。

(一)以阅读和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开发立体化的文学创意产品,丰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普遍提升文化创新意识。在文学之都,以阅读、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具有多层次、成体系、有效结合市民城市生活开展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其发展模式中的鲜明特点。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1.以工坊为基础形式,立足于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生活化运用,为当地市民提供丰富的、充满创意的配套文化服务产品。例如,爱丁堡以工坊为基础形式,衍生设计的文学创意活动按照类型划分,包括阅读团体(BookGroup)、儿童文学活动、文学竞赛(Competition)、课程(Course)、展览(Exhibition)、文学节(Festiva)l、讲座(Lecture)、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戏剧(Theatre)、工坊(Workshop)等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居民。另一座城市都柏林,文学发展侧重本土文学资源的多元化管理、培养、扶植和创造性开发。丰富的文学资源构成了都柏林文学生活的基础,通过文学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也不断完善,而既有的文学历史、遗产也得以可持续发展。雷克雅未克则是把文学作为城市发展和国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如市长JónGnarr在提交UNESCO文学之都的报告中所言,“雷克雅未克的很多项目都与传播知识和文学的热情有关”。[3]2.通过文学创意,赋予工坊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让它成为公共文化发展中的第三方社会化有生力量,实现文学研究与创作和高品质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可持续发展。在爱荷华,以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公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荷华的阅读、写作工坊类型众多,除了为公众熟悉的爱荷华作家工坊之外,还包括了翻译工坊(TranslationWorkshop)、戏剧工坊(Pla[！]ywrightsWorkshop),以及非虚构写作项目(NonfictionWritingProgram)和夏季作品节(SummerWritingFestival)上的工坊活动。这些活动由不同的工坊组成,面向公众开放,注重通过具有创意的文学活动策划丰富市民城市生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意能力水平,这是其发展模式能够取得成果的基本经验。

(二)善于整合、运用新技术和第三方力量,促进文学创意向文化产品转化,注重文学资源的保护,使其在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和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对新媒体技术与文学创造的整合,进一步推动文学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的融合。其次,还体现在立足于新媒体,从产业链的角度为文学创造和城市生活建立具体的链接。以墨尔本为例,其发展模式特点在于文学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文学创意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体验形式。2013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澳大利亚”(CreativeAustralia)战略。在此背景下,墨尔本从文学创造出发,加快整合相关产业链的路径,促进文学创造并鼓励公众参与。其下属的文学活动的设计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经过规划呈现出品牌化、立体化、系列化,服务对象和宗旨明确,构成了完整的价值链。一方面使文学的价值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组织开始转型、提升自身效率,有针对性地为民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软硬件,从而达到鼓励民间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会文化创新、融合的目的,这与UNESCO对创意城市网络下的文学之都的认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学能够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4]。

(三)大力发展创意写作教育,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在文学创造与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的理念下,重视培养高级创意写作人才,是该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经验所在。在七座文学之都中,多个城市的大学都有高质量的创意写作学科。以爱荷华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请报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文学创意写作学科的鼻祖———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爱荷华大学于1934年创建了全美第一个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项目,拥有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工坊———爱荷华作家工坊(IowaWriters’Workshop),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作家项目(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另据爱荷华大学官方的资料显示,爱荷华大学城人口虽然不到7万,然而早在2003年之前,爱荷华每年从创意工作(CreativeWorks)中获得的收益达169亿美元,并且带动相关就业高达195464个[5]。无独有偶,诺威奇也拥有世界顶尖的创意写作教育———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在UNESCO文学之都的申请报告中,东安格利亚大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意写作学科之一[6]。作为UNESCO全球现有文学之都体系中唯一的非英语城市,雷克雅未克则从2008年也开始提供创意写作专业教育,并在2011年开始提供创意写作研究生学位,如冰岛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这对雷克雅未克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创造、创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雷克雅未克向UNES

CO提交的官方报告中还对该市创意写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陈述。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学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还包括通过文学来挖掘青年一代的创意能力。[7]另外,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对创意写作也非常重视。在给UNESCO的官方报告单独列出创意写作教育(EducationforCreativeWriting)进行阐述:“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将允许学生们获得文学能力,以及语言写作、修辞能力,这些将是克拉科夫文学相关的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启示: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路径

文学之都的成功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集中在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促进两条路径。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原创力,可以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大扶持文学发展,能够发挥文学创造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两者对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文学之都发展个案研究,促进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发展上海的创意写作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文学之都的发展策略,可以启发上海通过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发掘文学创意力量、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量。爱荷华等城市的发展表明,创意写作学科方面的高度繁荣,可以为社会相关领域提供读写能力的教育支持,对市民文化素养、文化原创力的整体提升有可量化的促进作用。1.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立足于上海市高等院校高质量的文学学科基础,鼓励创意写作教育的创建与发展,采取国际主流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专业化教学模式,培育上海创意产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原创力。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与战后国家创新力量的发展视野中,创意写作的学科目标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文化创意能力的高端写作人才。对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具体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建立起完整的创意写作学科教学研三位一体的机制,通过文学教育的改革来确立创意写作的学科高地,为上海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具备文化创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在加快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其中,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致力于创意写作理论研究并将之与创意写作教学、创意产业实践结合的科研单位。中心以创建中国化现代创意写作学科为目标,致力于欧美现代创意写作学科的整体引进和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化改造,改革中国高校中文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及具有原创写作能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2.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开发社会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产品,推动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学创意的社会化、生活化运用。目前,国内有北京大学、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等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都开始了面向创意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创意写作教育探索。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的发展模式为例,在实践步骤上,注重基础理论,潜能激发、写作能力量化评估、工坊制教学方法、创意活动的组织管理、产业、文化公益等创意写作教研成果导向社会化教育。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创意活动,向公众开放,并为有特定的公众、团体、社区或部门服务。另外,针对创意写作课程再造对培育上海文化原创力量也是重要的实践。该中心注重在创意写作教育的框架下,强调相关的课程,如影视剧本、小说、故事、非虚构等课程要能培育具有创意能力的高层次写作人才,要求能出优秀作品,并开发社会化课程面向EMBA等受众的精品课程。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学员知晓并运用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创意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并掌握文学创意的技巧,为企业文化和营销策略开辟一块新的天地。这些实践将创意写作课程、工坊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衔接,能够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模式,是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提升文化原创力的有效途径。借此途径,可以让创意写作成为上海市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强大助推力量。在发展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上,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导向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培养,加速将创意写作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促生文化原创力的养分。

(二)探索文学发展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互为支撑的模式,促进公共文化发展1.在UNESCO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理念下,文学之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证明文学创造与城市创意经济、公共文化发展可以互相促进。文学之都的多种创造性文学活动,不仅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服务带来了新的模式,还由此发展出了新的公共文化产品,以及新的文化体验。以爱丁堡、都柏林等上述文学之都为例,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在于,如何有效地将文学创造和城市公共文化发展衔接。在城市发展的层面,注重文学创造对社会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的巨大带动力、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力,从而在实现公共文化发展服务内容、服务形式、体验模式的丰富与完善。与UNESCO文学之都相比,上海本身就是其创意城市框架下已认定的世界设计之都,上海的创意城市发展主要目标即在于“整合文化、技术和经济来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9]。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学资源以及发达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其中徐汇区名列第一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市范围内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也在飞速发展中不断完善。文学之都上海的启示正在于,应着手加大鼓励文学发展,借助文学创意激活上海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产品和体验模式。上海可以加强以文学创意为驱动的文化公益服务创新模式与公共文化示范区域文化活动体系的连接,通过活动配套与服务产品开发,让文学创造力量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产品、新体验。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为例,作为国内首家创意写作公益机构,主要提供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中急需的创意写作人才培养、孵化服务,以及社区文化公益服务。该中心立足文化公益服务,吸收并立足于上海本土,发展了UNESCO文学之都文化公益模式和理念,借助新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服务和便捷的学习体验。

中心平台立足于新媒体服务城市公共文化的思路,创建了由华文创意写作网、华文在线书坊在线培训系统、创意写作书坊公共微信、创意写作书坊系列微博、搜狐自媒体等媒介、媒体群构成,拥有在线图书借阅、创意写作教育等功能。尤其是线下实体运作的创意生活书坊,注重与部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和上海市嘉定区、浦东新区等公共文化发展服务体系标准的对接,加强社区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之间的联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做好公益阅读、公益展览、公益创意、公益读写项目等,形成符合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规章、体系接入标准的第三方公益力量。推动类似创意生活书坊文化公益项目的发展或创意生活书坊的公益活动,可以促进城市既有文化设施使用效率,让上海强大的文学创作与相关科研力量转化为公众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适应现代大都市生活节奏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2.上海可以通过鼓励文学公益性创新研究和创业项目,带动相关就业的同时,为公共文化发展注入第三方有生力量。文学之都发展步骤、实施和战略说明,有效地将文学创造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衔接,在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注重文学创造对社会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的巨大带动力,能够在整体上促进公共文化发展。基于上海的现状,鼓励文学公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在对文学作品评判的标准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差异很大。在国内获得大奖的文学作品，在国际性文学奖上却很难得到公认。目前中国唯一的政府类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有如下评选标准:“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显然，这些评判标准与世界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有着许多差别，世界性的文学奖更注重的是一种语言和精神的深度。另外，对于优秀世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王宁教授认为，主要看作品是否超越了作者自己的民族、语言、国别等，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本民族、本语言之外的读者。这也意味着作者自身创作时所用的写作语言是不是世界通用语言，或者作者的原著是否经过翻译中介传播给本土以外的读者。一部作品只有让本土以外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别的更多读者所熟知才具有世界性的特点，这是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成为世界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迄今为止有许多世界性的文学奖。世界上最著名、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很强，并且服务于政治需要，这与文学创作真、善、美与艺术相统一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困境

(一)翻译是世界文学传播的根本世界文学是经过不同国别的读者传播的结果。中国文学作品必须得到汉字以外的文字传播和读者的认可后才会进入世界文学的门槛，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翻译中所获得的作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每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在世界上得到认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这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总数量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与中国近代封闭治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薄弱等极为相关。近四十年来，我国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当中国在世界处于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却没有及时跟进，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发展始终萎靡不振。这些与中国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以及当前文学创作的思想极其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读者，文学走向世界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翻译就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桥梁。中国文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深远的传播，才能彰显文化大国应有的影响力。要把翻译的方向从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转向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去，即中文译为外文。现在情形是，大量外国著作被译成中文版本，形成了极大的差异性。据统计，目前被译介到国外的中国当代作家仅有百余位，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量不到2%。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承担。但现实情况是，从事翻译工作、够水准的汉学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只能从其他语言版本转译，导致译作与原作往往相差甚远。翻译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借此引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目标，打破中国文学处在世界文学边缘的状态。民族文学只有翻译才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它让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二)文学翻译的“接受程度”世界文学面对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千差万别的文学理解观点。而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任何原著只有具有超民族性或国际性意义时，才具有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以及潜在的市场价值，才会赢得更多除原作语言之外的读者。文学没有国界之分，但文学的民族性却很强。译者绝不只是原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原著的能动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因为对于一部译著来说，由原作者创造出的作品远非一部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对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全新注解。或者说，是对译作语言接受者阅读方式的接纳与对接，是沟通上的释放。文学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种再创作。正如著名翻译家钱钟书所言:“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日本长崎的“通词”派译者，则采用更灵活的译法，以产生读来自然顺畅的译文，即强调“接受程度”而不是“适当程度”。众所周知，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很出色，他和英国太太珠联璧合，辛勤笔耕，几乎“翻译了半个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杨宪益独自将《荷马史诗》译成汉语，使之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学经典。但是，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英文书名ADreamofRedMansions)应当说很忠实于原著，霍克斯的译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译者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忽视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因素，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远离了英文的语境，远离了众多的英文普通读者，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其译著自然难以得到英文读者的欢迎。诚然，是否适应各国读者习惯或风格，往往决定作品能否得到认同。

(三)优秀翻译作品缺失优秀翻译作品缺失是中国文学难以走向世界文学的软肋。而没有优秀翻译作品的背后是缺少优秀母语文学外译人才。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国外著作(即“中译外”)的不足却成了中国文学难以融入世界文学的障碍。究其原因，有出版、发行、市场等原因，但关键是缺失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以外语言文学作品的良好机制。迄今中国文学翻译没有国际性的奖项，本土作者与国外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缺少关注。中国已经有国际性的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性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国际性奖项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中国对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而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国外译著的却很少，形成外译中之强势与中译外之弱势的鲜明差异。对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准跟世界当下的水准并没有很大差距，差不多是在同一水平上，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向世界，缺乏的是一份自信。而设置国际性文学奖不仅可以重塑中国文学创作的自信心，而且可以促进形成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设立一个国际性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奖项，不仅产生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外媒体对中国文学的共同关注，促进中国文学立体地展示中国形象，让世界不带偏见地接受中国及中国人民。如今是一个网络文学拥有读者最多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工作方式等正在发生改变，电子阅读成为许多人文学阅读的首选。快生活节奏让人们对于深沉或苦涩内容的文学作品难以细嚼品味，如何让文学作品成为现代人喜爱的读物成为文学界的困惑。当民族文学走向互联网时，也意味着它与世界文学只有一窗之隔，文学翻译理所当然应肩负起历史重任。

三、结论

中国学者需要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审视中国文学翻译存在的差异和困境，了解世界文学的跨国性、时代性、多语性、广泛的受众性、超越民族的影响性和时代性特征。只有经过多种语言的翻译版本得到传播后，文学作品才能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才会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尤其是仅会母语的作者，翻译是其著作由民族性文学演化为世界文学的必要条件。除此以外，中国需要真实自由和直面政治的文学，出版审查部门需要具有随时代更新政策的理念，适应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让国内外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学特有的正能量。中国文学只有符合世界文学的新语境，才会具备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才能引起中外汉学家及文学爱好者的关注，从而使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具有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在互联网时代，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伴随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日渐提升，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坛无疑遇到了最好的时机。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在对文学作品评判的标准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差异很大。在国内获得大奖的文学作品,在国际性文学奖上却很难得到公认。目前中国唯一的政府类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有如下评选标准:“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显然,这些评判标准与世界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有着许多差别,世界性的文学奖更注重的是一种语言和精神的深度。另外,对于优秀世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王宁教授认为,主要看作品是否超越了作者自己的民族、语言、国别等,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本民族、本语言之外的读者。这也意味着作者自身创作时所用的写作语言是不是世界通用语言,或者作者的原着是否经过翻译中介传播给本土以外的读者。一部作品只有让本土以外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别的更多读者所熟知才具有世界性的特点,这是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成为世界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迄今为止有许多世界性的文学奖。世界上最着名、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很强,并且服务于政治需要,这与文学创作真、善、美与艺术相统一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困境

(一)翻译是世界文学传播的根本世界文学是经过不同国别的读者传播的结果。中国文学作品必须得到汉字以外的文字传播和读者的认可后才会进入世界文学的门槛,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翻译中所获得的作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每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在世界上得到认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这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总数量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与中国近代封闭治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薄弱等极为相关。近四十年来,我国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当中国在世界处于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却没有及时跟进,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发展始终萎靡不振。这些与中国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以及当前文学创作的思想极其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读者,文学走向世界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翻译就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桥梁。中国文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深远的传播,才能彰显文化大国应有的影响力。要把翻译的方向从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转向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去,即中文译为外文。现在情形是,大量外国着作被译成中文版本,形成了极大的差异性。据统计,目前被译介到国外的中国当代作家仅有百余位,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量不到2%。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承担。但现实情况是,从事翻译工作、够水准的汉学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只能从其他语言版本转译,导致译作与原作往往相差甚远。翻译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借此引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目标,打破中国文学处在世界文学边缘的状态。民族文学只有翻译才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它让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二)文学翻译的“接受程度”世界文学面对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千差万别的文学理解观点。而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任何原着只有具有超民族性或国际性意义时,才具有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以及潜在的市场价值,才会赢得更多除原作语言之外的读者。文学没有国界之分,但文学的民族性却很强。译者绝不只是原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原着的能动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因为对于一部译着来说,由原作者创造出的作品远非一部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对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全新注解。或者说,是对译作语言接受者阅读方式的接纳与对接,是沟通上的释放。文学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种再创作。正如着名翻译家钱钟书所言:“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日本长崎的“通词”派译者,则采用更灵活的译法,以产生读来自然顺畅的译文,即强调“接受程度”而不是“适当程度”。众所周知,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很出色,他和英国太太珠联璧合,辛勤笔耕,几乎“翻译了半个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杨宪益独自将《荷马史诗》译成汉语,使之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学经典。但是,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英文书名ADreamofRedMansions)应当说很忠实于原着,霍克斯的译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译者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忽视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因素,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远离了英文的语境,远离了众多的英文普通读者,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其译着自然难以得到英文读者的欢迎。诚然,是否适应各国读者习惯或风格,往往决定作品能否得到认同。

(三)优秀翻译作品缺失优秀翻译作品缺失是中国文学难以走向世界文学的软肋。而没有优秀翻译作品的背后是缺少优秀母语文学外译人才。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国外着作(即“中译外”)的不足却成了中国文学难以融入世界文学的障碍。究其原因,有出版、发行、市场等原因,但关键是缺失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以外语言文学作品的良好机制。迄今中国文学翻译没有国际性的奖项,本土作者与国外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缺少关注。中国已经有国际性的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性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国际性奖项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中国对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而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国外译着的却很少,形成外译中之强势与中译外之弱势的鲜明差异。对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

作的水准跟世界当下的水准并没有很大差距,差不多是在同一水平上,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向世界,缺乏的是一份自信。而设置国际性文学奖不仅可以重塑中国文学创作的自信心,而且可以促进形成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设立一个国际性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奖项,不仅产生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外媒体对中国文学的共同关注,促进中国文学立体地展示中国形象,让世界不带偏见地接受中国及中国人民。如今是一个网络文学拥有读者最多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工作方式等正在发生改变,电子阅读成为许多人文学阅读的首选。快生活节奏让人们对于深沉或苦涩内容的文学作品难以细嚼品味,如何让文学作品成为现代人喜爱的读物成为文学界的困惑。当民族文学走向互联网时,也意味着它与世界文学只有一窗之隔,文学翻译理所当然应肩负起历史重任。 三、结论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我专业在近两年的专业建设中以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吉林大学和文学院的历次教学检查与评估中均位列前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笔者从学生论文中抽取了有代表性的题目,列举见下表:

表1:陈旧的论题

A1 2008届 《简·爱》中的女权思想评析

A2 2008届 漫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A3 2010届 此恨绵绵无绝期——论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

A4 2012届 《呼啸山庄》中的人物性格分析与命运解读

A5 2012届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笔者从近五年学生毕业论文中选取了下表中几篇来做示例(此处仅对选题进行评价,论文写作质量高低未有涉及):

表2:有新意的选题

B1 2009届 清丽婉约与雅趣韧健——《枕草子》与《幽梦影》比较

B2 2011届 《白色巨塔》人物群像分类研究

B3 2011届 浅析凯尔泰斯·伊姆莱作品的反强权意识

B4 2012届 论保罗·奥斯特《幻影书》中的偶然性因素

B5 2010届 从福克纳的作品看其对待历史的态度

B6 2008届 在荒野中重生——浅析《热爱生命》与《野性的呼唤》主题的互应性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

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还是回到上文提及的毕业生论文选题过于陈旧这一话题,以《简·爱》研究为例,从2008届到2012届毕业生,有四位同学选择研究《简·爱》,其题目如表3所示:

表3:关于《简·爱》的毕业论文

C1 2008届 《简·爱》中的女权思想评析

C2 2008届 浅析《简·爱》

C3 2008届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C4 2010届 《简·爱》和《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情观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着《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研究范围过大的问题。如表4所示:

表4:研究范围过大的论文题目

D

1 2008届 你是如此多情——从郝思嘉看当代女性生活 D2 2008届 谈中外(希腊、印度)神话内容的相似性

D3 2010届 中外文学资源在现当代中国的对话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笔者从学生论文中抽取了有代表性的题目，列举见下表：

表1：陈旧的论题

A1 2008届 《简·爱》中的女权思想评析

A2 2008届 漫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A3 2010届 此恨绵绵无绝期——论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悲剧

A4 2012届 《呼啸山庄》中的人物性格分析与命运解读

A5 2012届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笔者从近五年学生毕业论文中选取了下表中几篇来做示例（此处仅对选题进行评价，论文写作质量高低未有涉及）：

表2：有新意的选题

B1 2009届 清丽婉约与雅趣韧健——《枕草子》与《幽梦影》比较

B2 2011届 《白色巨塔》人物群像分类研究

B3 2011届 浅析凯尔泰斯·伊姆莱作品的反强权意识

B4 2012届 论保罗·奥斯特《幻影书》中的偶然性因素

B5 2010届 从福克纳的作品看其对待历史的态度

B6 2008届 在荒野中重生——浅析《热爱生命》与《野性的呼唤》主题的互应性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还是回到上文提及的毕业生论文选题过于陈旧这一话题，以《简·爱》研究为例，从2008届到2012届毕业生，有四位同学选择研究《简·爱》，其题目如表3所示：

表3：关于《简·爱》的毕业论文

C1 2008届 《简·爱》中的女权思想评析

C2 2008届 浅析《简·爱》

C3 2008届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简·爱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C4 2010届 《简·爱》和《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情观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研究范围过大的问题。如表4所示：

表4：研究范围过大的论文题目

D1 2008届 你是如此多情——从郝思嘉看当代女性生活

D2 2008届 谈中外（希腊、印度）神话内容的相似性

D3 2010届 中外文学资源在现当代中国的对话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注释：

[1]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

[2]申丹：《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英]简·里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藻海无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America]Sandra Gilbert，Susan Gubar：《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cy Imagin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版。

[5]朱虹：《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6]马征：《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国外文学，2008年，第3期。

[7]王志耕，段守新：《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詹姆逊致力于对文化的研究,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詹姆逊试图在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种种冲突中,透析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把握第三世界文学的命运。在这篇论文中,詹姆逊开篇即点名文化霸权激起的第三世界学者的强烈反响。他这样描述到,“他们(即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执着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①”这篇文章的重要观点是:“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就叫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有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这是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定性。然后他又补充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收到的冲击的寓言。”例如,詹姆逊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从第三世界文化动力和第一世界文化动力之间的结构差异的角度分析,有着故事中的利比多、寓言的结构,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生产者和由故事双重结局所引起的对未来的看法等四点自己独到的见解,使得第三世界文化中的“民族寓言”特征显得格外耀眼。1960版电影《刘三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它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的影片。

112分钟的电影,为我们展现了风景如画的桂林,让人们无法忘却的山歌和热情奔放的刘三姐。影片用简单的视听语言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民族审美意象,介绍了璀璨的民歌艺术,而富有“东方魅力”的刘三姐成为该剧的最大的亮点。在各领域趋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刘三姐》成功的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对抗和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并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展现出民族艺术的巨大魅力。电影《刘三姐》第一个特色就是为我们展示了美丽宜人的自然景观。电影开篇就伴随着优美的山歌,用一个个长镜头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桂林的山水。突兀起来的山峰,清澈的河水,加上映入眼帘的一叶扁舟,给人心旷神怡的满足之感,让人流连忘返。影片第二个特点就是民族韵味十足的山歌。优美的歌词可以与古代优秀的古诗词相媲美。如歌词“鸭子水面打跟斗,大船水面起高楼,荷叶水面撑阳伞,鸳鸯水面共白头”,“采茶采到茶花开,漫山接岭一片白,蜜蜂忘记回窠去,神仙听歌下凡来”,这词清新淡雅,字里行间洋溢着意境美。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刘三姐本身了,在导演的镜头下她成为了一个神话,成为一个专属于中华民族的刘三姐文化。她勇于唱情,善于唱情,爱情、友情、亲情都唱的淋漓酣畅,动人心魄,使听者随之而喜,而哀,而恨。在影片中,刘三姐被恶霸地主陷害落水,被老渔夫救起,她用歌声歌颂劳动,讽刺地主老财。恶霸地主莫怀仁妄想禁歌,三姐设计和莫怀仁对歌,把请来的三个秀才个个击败。莫怀仁施毒计把三姐抢到家中,三姐在阿牛和群众的帮助下连夜离开莫家,又到新的地方用山歌鼓舞群众斗志!《刘三姐》这部影片将美景,美歌,美人巧妙地结合起来,完美的刘三姐承天地之灵气,接山水之精华,用山歌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山歌文化承载了壮族人民的民族情感,记录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寓言,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瑰宝。刘三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刘三姐,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历史符号,也是一笔文化遗产。

二、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

詹姆逊认为受压迫的民族属于第三世界,他们的文学属于第三世界文学,因此,新中国往后的文学作品不属于第三世界文学。在这个观点上,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民族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后,会影响其作家的写作风格。如果说,鲁迅的作品属于第三世界文学,而莫言的作品不属于第三世界文学,也未免有些牵强。在笔者看来,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不能仅仅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去分析。民族寓言多在中国的抗战片中体现,在抗战的生活环境中,体现出个人的悲惨命运,用以表达作者或者导演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抱负。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我国当代的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民族寓言这一特性,而是更具有包容和开放性的民族性,它正以不可估量的力量影响着我们。2011年《我是特种兵》在央视黄金时间热播,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部作品是由军人出身的刘猛军旅题材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改编的。担任这部剧的编剧和导演,刘猛用他熟悉的方式和熟练的技巧给我们讲述了新兵庄焱从一个新兵到一名优秀的特种兵的经历。在这部剧中,刘猛成功塑造了庄焱这一坚韧、严肃的军人形象,以最详细训练给我们展示了特种兵的训练过程。为了祖国和更广大人民的利益,特种兵们放下了自己的私情,坚定地执行任务。在一次次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优秀的士兵再用生命保卫着我们,而他们也不仅仅是伟岸的特种兵们形象,它更加预示着我们的人民都生活在一个由他们保卫的安全的环境中。这样的寓言,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随着《我是特种兵》系列的热播,电视剧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军人形象的类型和最典型,以他们各自的审美形态,阐释着当下时代关于民族精神、历史意识、英雄主义的想象,其变化的轨迹清晰的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我是特种兵》中的故事和情节,让我们鲜明地感觉到编创者深沉的文化领悟和独到的审美发现,感受到创作者的激情和情怀。中国传统文化和军队革命文化的双重建构铸就了以庄焱为代表的一代新的战士,也打造了新一代军人形象的灵魂。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