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0 21:08:35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篇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高句丽世界遗产遗产旅游研究存在以下特点和不足:①文献量少，热度不高。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已十个年头，文献量如此之少是不正常的。②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基本都是以定性分析为主，鲜有定量分析。③研究文献的层次较低。首先关于高句丽遗产旅游目前还没有专著出现，也没有博士论文;其次在节选的文献中除去硕士论文，大部分论文都是篇幅较为短小的论述性文章;第三从文献情报源来源看，多数是一些一般刊物，核心期刊的文章比较少;第四，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本身，鲜有对旅游主体和介体进行研究的文章，即使研究重点是旅游资源本身，但是研究范围也较窄。鉴于此，笔者认为未来高句丽遗产旅游应注意:①要提高对遗产及其旅游的关注度，加大研究力度。高句丽世界遗产是东亚地区重要的文物古迹，其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科研教育价值等都极为突出。同时，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高句丽遗产具有巨大的旅游经济价值，尤其申遗成功以后又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品牌优势。未来遗产的管理者、遗产的开发利用者和遗产的研究保护者都应当提高对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关注度，并不断探索其存在的意义和可持续发展路径。②遗产管理者、开发者、各高校、科研单位、民间相关机构，应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提高研究水平，加强各方合作。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质量，建立遗产档案，努力完成一些高质量、高水平并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缩短成果转化时间，指导实践的发展。③注重定量分析、应用研究，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定量分析将是未来旅游研究的大趋势，多学科，多层次交叉研究能够保证研究成果的可靠性。相关统计显示国外关于世界遗产研究中，有关遗产应用研究的文献占总文献的90%，其他则为基础研究［36］。④根据高句丽遗产旅游存在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攻坚研究。高句丽遗产属于典型的旅游区位非优区旅游资源，所以旅游通达性将是高句丽遗产旅游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当强化旅游交通，加强旅游市场方面的研究。此外，还应探索遗产地旅游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以及利益协调问题。由于高句丽世界遗产大量分布在乡村地区，研究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发展，有利于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使遗产地农民对世界遗产要有深入了解，树立保护重于开发的意识，改善遗产环境，同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37］。⑤进一步加大关于遗产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研究。中国遗产发展属于弱的可持续发展，遗产资源被利用已是大势所趋。如何能够弱化遗产与旅游之间的矛盾，乃至使旅游成为遗产保护的一种手段，这将是未来遗产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2篇
按目前的考证，丝绸之路长约7000公里，时间延续近1800年，在中国境内有豫、陕、甘、宁、青、新和闽、浙、粤等多个省区，在境外关系到十几个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线路之一。国家现已启动了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准备工作。我国文物局领导已和沿线国家交换意见并表示宁可占用我国每年仅有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名额也在所不惜。2006年8月，在吐鲁番举办了有关申报国家的国际协商会，并计划在2009年1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包括至少两个成员国的第一批申报文件，2009年秋季，接受咨询机构的遗产申报评估，到2010年7月，世界遗产委员将会审议第一批申报文件。可以看出，跨国联合申遗工作已经在紧张有序地展开，申遗工作的进行和成功申报，将会进一步促进丝绸之路保护与研究利用的更快发展。
我们将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申报类型定位为“文化线路”， 这是一种新增的类型。起初，文化遗产分古迹、建筑群、遗址三种。1994年，在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首次提出文化线路的概念，当时称为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操作指南》的修订稿中加入了文化线路，将其与文化景观、历史城镇、运河遗产等共同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别。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ICOMOS第十五届大会，将文化线路列为讨论的子议题。2006年，制定了《文化线路国际》草案。目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研究独立申报文化线路类遗产的方式和策略。
文化线路是跨地域或跨国家的，具有较大的尺度，足以对人类历史和文化产生影响的文化遗产类型。在这线路上人口的流动或物资的交换引起文化的交流，它跨越很长的历史阶段，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文化遗产。
文化线路包括三项元素。第一是自然元素，指沿途的山川形胜，是文化线路的载体，是研究文化线路诸多面内容的环境背景。第二是有形元素，指通常所说的各种不可移动文物，包括文物建筑、工程设施、城市乡村等；也包括可移动文物，如历史文献和反映民族、文化交流的其他各类物品，这些是承托和反映文化线路价值的基础。第三是无形元素，文化线路涉及到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他们在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这些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反映着文化线路的特征，有着与其他类型文化遗产不同的独特价值。
文化线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识，它的整体价值大于各个部分价值之和。文化线路的完整性并不是要求某遗迹、遗址全部保存下来,而是可以由物质形式或物质与非物质的混合形式来完整表现。比起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文化线路的无形元素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它和有形元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认识物质遗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显示物质遗存间的联系。比如沿丝绸之路传播的音乐、饮食、服装、文字和宗教等文化习俗，证实了其间的文化交流，也可以证明它在线路上的物质载体虽已缺失却的确曾经存在过。
文化线路是多维的复合系统，需从综合跨学科的角度认识遗产的价值，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认识遗产的一种新方法。各处遗产单独评估，其普遍的价值可能尚不突出，但以线路作为纽带从整体上分析，就会发现其价值和意义。以线路统一文化意义对沿线物质遗存进行整合，使看似不完整的、孤立的遗产显现了整体的价值。正是这样，我们才对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充满信心。
我国拟申报的第一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项目共48个，包括河南、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各省区的故城、故道、陵墓、石窟寺、佛寺、清真寺等，以后还会不断增补。丝绸之路的物质和非物质遗存内容十分丰富，还有着极富特色的自然景观。从文化线路的角度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对它的价值特点、保护内容等各方面肯定还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3篇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订日期： 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 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 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 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 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
3 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 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 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部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部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部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 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 ,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 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 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 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 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 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 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 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 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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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克勤.世界遗产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
［5］ 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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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骥才.符号中国［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上卷22、136;下卷200、202、210、220、2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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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10］ 莫湘.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11］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
［12］ 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原真性；完整性；遗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原真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领域的核心理念，是世界遗产申报、遗产价值评估、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的直接依据.文化遗产研究的丰富程度高于自然遗产，原真性研究的深入程度高于完整性。从遗产类型日趋多样化、遗产内涵日趋丰富的现实出发，完整性原则的研究、自然遗产和复合遗产的保护研究、原真性与完整性内涵的关联性研究仍需引起更多关注。
1国内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措施
1.1国际文件中的“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威尼斯》中，这一主要针对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自《威尼斯》诞生和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发祥至今， 原真性和完整性一直是文物古迹保护和生态保护领域的基本内容。2008年，《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肯定了原真性保护在文化遗产地解说与展示中的重要性，指出:“通过沟通历史构造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保护遗产地价值免受强行引入的解说，尊重文化遗产地的原真性。”
1.2国际文件中的“完整性”原则
“完整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根，表示尚未被人扰动过的原初状态。《操作指南》对自然遗产的完整性有如下的界定：应包括其自然关系中所有或大部分重要的相关独立元素；应拥有足够的规模，并包含必要的成分，以展示其所具备的、对于长期保存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而言十分重要的过程；应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并包括对维持景点美景至关重要的区域；应包括代表该生物地区最大限度的多样性特点的动植物的栖息地及其生态系统。[1]
1.3中国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研究
集体成果方面，中国ICOMOS制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及《准则案例阐释》，是围绕不改变文物原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原真性认识的集中反映。此外，中国主导制定的《西安宣言》、《北京文件》，将中国对于遗产背景环境、木构建筑修复中若干原真性问题的认识引介到国际遗产界。
个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原真性、完整性内涵研究国内早期的“真实性”提法，见于罗哲文等1990年对于古代建筑的“历史真实性”的论述。刘临安则在1997年关于“文物建筑的真实性”的讨论中，首次将“真实性”与“authenticity”对照起来。吕舟也从材料、工艺、环境的真实性3个方面介绍了文物建筑的保护。徐嵩龄指出了原真性的多层含义，细化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要素。阮仪三等认为原真性是衡量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重要标准， 并基于原真性，论述了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在仿古建筑、复原与重建、搬迁保护中的几个实践误区。[2]
1.4立足实践看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展
就自然遗产而言，原真性是完整性的基础。[3]缺失了所包含内容原真性的自然遗产，完整性的实现只能是一种妄想。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自然遗产的原真性往往于不经意间被打破。简言之，对于这类自然遗产，原真性意味着不人为增加，也不人为减少。
文化遗产也存在完整性的问题。一是范围上的有形完整。建筑、城镇、工程或者考古遗址等应当尽可能保持自身组织和结构的完整，及其与所在环境的和谐。二是文化概念上的无形完整。如泰山，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佛教、道教、封禅以及世代歌咏、吟诵文化的同为一体，突出了文化遗产伴随实物而来的概念上的完整性。[4]
2殷墟凭什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7月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占地约24平方公里，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2.1凭历史
殷墟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殷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力量。目前世界上所使用的汉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甲骨文也因此成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
殷墟见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代表了中国商文明乃至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阶段。它反映了许多的制度和技术以及已经消失了的独特文化习俗；中国过去三千年以来城市布局的中轴线规则也源于此；青铜铸造技术铸造出了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等。
2.2 凭保护
坚持不懈保持殷墟原貌。战争曾使殷墟的发掘和保护工作被迫中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殷墟的保护和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1961年就将其与长城、故宫一起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持殷墟原有的风貌、体现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一直是殷墟文物保护工作追求的目标。经过多年努力，目前除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村庄、道路外，殷墟申报保护范围内保持了殷墟原有的环境和历史面貌。安阳市还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规定，使殷墟逐步建立起由国家、省、市政府实行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殷墟文物保护管理奠定了法制化基础。安阳市政府还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
2.3凭口碑
考古学必须向公众负责，作为文化遗产的殷墟，必须展示出遗址的“原真性”。根据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愈来愈强调遗址周边的环境尽可能接近遗址的原生面貌的要求，他们对原来的展示方法进行了改造，使古遗址展示更具“原真性”和对公众的教育或服务功能。
在保护和展示的过程中，殷墟始终坚持了尊重科学、尊重专业的态度。殷墟所创新的土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法，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委托的考察专家的充分肯定。
3结论
在充分汲取现代遗产理念的基础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认识，不断地被推介到国际遗产学界， 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可。中国的遗产原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领域，缺乏集中性地对地质、生态、生物多样性等自然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研究。因此，这些方面研究内容尚需加强。中国已取得了学术界的巨大认可，而这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依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史晨暄:《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2]赵荣：《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申报与陕西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通讯》2008(3)
[3] 张成渝：《〈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 版、2002 版的比较与启示》，《中国风景名胜》2009(1)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国别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14-02
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宣布独立，1992年与中国建交，20多年来，始终与中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2012年，中乌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开展了更为务实的交流与合作。伴随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国布局中亚的重要一步，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中乌两国关系的黄金时期，对乌兹别克斯坦文化研究进行综述有助于两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同时可以为中乌两国国别文化对比研究指明方向。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以乌兹别克斯坦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总计414条结果，时间跨度为1991～2015年。不难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后的25年间国内学者对该国文化的研究性论文并不丰富，但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学者们对这个异域国家文化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从2012年至今研究热度均在同期最高水平。
一、乌兹别克斯坦概况
自古对中国人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若想深入研究该国的文化，首先要让国人了解该国的基本情况，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做了很多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介绍。吴宏伟从地理位置、土地面积、人口和古城等方面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概况，对该国在中亚的地理位置介绍得尤为详尽。郝时远、雅森・吾守尔介绍了该国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布哈拉”和“希瓦”、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创始人・伊本・伯哈文丁・布哈里和诗人鲁达基等文化名人，还有和睦的民族情况及其传统的社区组织“马哈拉”。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Ц.埃尔加舍夫以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十周年为契机，对该国的政策、经济、社会、教育、体育和文化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介绍，指出该国除了农业以外，工业也成为其主导产业，在论述文化专题方面，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像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和沙赫里萨布兹等地的古迹已列入世界人类遗产名录中。《光明日报》记者周龙也根据自己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亲身体会做了有关该国情况的介绍，描述了该国与中国甘肃沙漠地理环境的相似度，对比了乌兹别克境内伊斯兰文化的孕育和河西走廊上佛教文化的传播，并指出了“阿凡提”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乌兹别克境内。图尔苏纳耶・库兹耶夫对乌兹别克斯坦当代艺术做了介绍，指出了该国的文化遗产、古代建筑和手工艺都体现在独立时期的美术作品中，这些作品是西方艺术风格同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周菁葆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古代艺术，该国的金属工艺融合了伊朗萨珊工艺和中国传统工艺，代表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工艺美术。
综上所述，国内对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概况的介绍性文章可以相对全面地展现该国的方方面面，可以令人对这一文明古国有初步的印象。但是对该国文化的介绍还是不够具体深入。另外，对该国古代神话、古代和当代文学的研究介绍性论文还是空白，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考察研究。
二、对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及传统社会文化的研究
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造就了这个国家的多民族格局，该国的主要民族是乌兹别克族，占70%以上。此外，还有塔吉克族、俄罗斯族、朝鲜族、东干族等。郝时远、雅森・吾守尔就曾分析过该国100多个民族关系和睦的原因与不分民族属性的和谐政策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民间组织“马哈拉”有关。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教授穆尔塔扎耶娃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做主题演讲的时候也曾就该国民族问题做过介绍，她指出该国统一的语言法和保障民族关系的法律条款维护了各民族的和谐稳定，形成了包容的民族性格。王明昌概述了乌兹别克民族的简史并对其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和传统社会组织马哈拉进行了研究。常文昌以迁居中亚的中国回族后裔东干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文化在中亚的吸收和融合。
通过整理对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及传统社会文化的研究可以知道国内关于该国民族情况、民族问题和政策的文献比较丰富，但对乌兹别克民族的社会文化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对“马哈拉”和其文化中心“茶馆”的研究并不多见，只有少数学者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做了有益的探索分析，但对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广泛深入。“马哈拉”这一社会组织的作用非常重要，该国民族文化、节日习俗、传统道德观念和优良品德都在马哈拉中得到传承。其实，中国社会也有跟“马哈拉”类似的组织，比如居委会，此外，目前国内也在通过各种方法大力宣传中国千年的传统美德。笔者认为“马哈拉”在文化传承方面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中国社会借鉴，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应引起重点关注。
三、对乌兹别克斯坦独特民俗和传统节日风俗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特民俗和传统节日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除了有介绍该国传统风俗的论文以外，还有重视国别民俗文化对比的研究。苏畅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节日、婚礼、葬礼、服饰、美食等风俗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述。D juraev D ilshod对中乌两国的重要节日做了对比研究，分析了中乌两国人民在风俗习惯上的异同，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王嘉文对比研究了中国汉族和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族的婚俗文化，分析了两国民族婚俗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并从民族、文化、信仰、观念、法规等方面阐述造成差异的原因。
由此可见，国内对乌兹别克斯坦民俗、民风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有学者在这方面已开始尝试做国别文化的对比研究，但目前只是针对中乌两国或者中国汉族和乌兹别克斯坦中的乌兹别克族的对比，未来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路。
四、对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的研究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多个世界文化遗产，比如世界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等，2001年该国境内波桑地区的文化空间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这一拥有璀璨文明的国家吸引了全世界众多学者的考察和游客的参观，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也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加强了对该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内已有一些对该国文化遗产的介绍文献及以对该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可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旷薇、邵磊介绍了布哈拉古城的历史和建筑风貌，评价了该古城历史建筑的完整性和整体规划设计的高水准，并分析了其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规和措施。谷维报道过乌兹别克斯坦保护和宣传历史文化遗产的相关措施就是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谭武军在专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张霄时了解到该国政府通过文物保护法、民族文化中心、充足的财政支持、以及各种文化展宣传活动等措施来保护传统文化。
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发现中乌两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共性，可以互相借鉴对方好的经验并取长补短。中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和名目众多，对遗产的保护研究也很丰富。中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可以通过中乌两国共同保护古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来实现，对比中乌两国古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遗产及两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可以发现各自存在的问题、学习各自有效的方法，并在对比中发现各自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促使两国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比如对古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传播的缩影敦煌莫高窟和伊斯兰教文化孕育的中心布哈拉古城的比较分析就是一个有益的研究方向。除了物质文化遗产外，国内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比如，波桑地区的文化空间）还是空白，对于中乌两国文化空间的对比研究也鲜有之。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论文从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华侨影响和青少年自身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开平市青少年对于当地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知状况，进而提出几点加强青少年认知和保护文化遗产意识的建议。
关键词：开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认知状况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郑孝燮曾说：“我国世界遗产事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从现在开始就下大力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至2007年底，开平市总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9%〔1〕。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开平青少年为案例，论文拟就当代青少年认识世界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多维度解析。
一、开平青少年的认识及思想状况
当地青少年对碉楼的认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电视新闻媒体中获知，如开平台定期播放的开平碉楼节目、报纸和新闻节目等；二是从学校派发的有关碉楼的书籍中了解(其中有进行碉楼知识考试的学生对碉楼基本知识认识较深)；三是从碉楼申遗时的各种宣传标志中认知；四是从祖辈的口述中得知(此种情况较少)。
多数青少年对碉楼认识较偏重于感观形态方面，对多数碉楼的名字没有特别留意，一般是认为碉楼较旧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结合的产物，并设有枪口，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身在开平、长在开平的他们对这些碉楼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碉楼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对碉楼的来源、历史、意义以及碉楼文化中所包含的岭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没有深入的认识。
对碉楼了解较深的青少年或认为碉楼具有欣赏价值，很美，像城堡；或认为碉楼很坚固、结实、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强，体现了华侨对家乡的爱和建筑师的睿智。总的来说，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多，而文化艺术、赏识认知和结构特色等层面则相对缺乏。“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精神文化符号层面上的认识还有待广泛宣传。
多数青少年认为碉楼可以代表开平文化，心中对碉楼存有感情，但缺乏进一步了解碉楼的兴趣。由于目前当地经济发展有限，本地人们收入偏低，多数留守家乡的青年忙于家务活或学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偏重于娱乐方面的爱好，认为历史文化较枯燥，因此对碉楼文化兴趣不大。
二、影响青少年认识碉楼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
从对外联系来看，水陆交通方便，开阳高速公路与325国道横贯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华客轮往返香港〔2〕，但市内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区之间的来往存在较大问题，景点班车的设置没能把分散的碉楼群与游客的时间安排统一起来，大部分的景点缺乏关于碉楼的全面细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规的出租车服务，给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带来不便。
交通不便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由于碉楼大多位于开平的乡镇，而这些地区难以有经济实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统。
申遗时，电视广播、报纸媒体对大众获取碉楼知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然而，申遗过后，这种作用便大打折扣。现有的相关电视节目缺乏趣味性，内容重复，对碉楼的介绍方式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更注重时事的报纸媒体较少刊载关于碉楼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网络资源了解碉楼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楼网一般只有简单的介绍和相关的旅游信息。可以说，各种媒体对于碉楼与村落的宣传和教育明显不足，更谈不上对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的培养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
除了这些，由于民间没有自发性地举行以碉楼与村落为主题的团体活动，使得碉楼文化对当地风俗的影响渐趋减弱。而青少年本身对碉楼的认识较少，所以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话题。另外，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有限，相关馆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
（二）政府政策
当地政府先后颁布了保护碉楼的相关规章，如《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碉楼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优势，使碉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而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二者的协调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欠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关键在于政府决策者的工作重点和开发的度之间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门和保护部门单独做规划都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控制开发。搞保护的人要懂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广泛性是通过旅游的发展而实现的。
就官方宣传方面来说，对碉楼的宣传与教育基本上出现在申遗时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为浓厚，但申遗成功后却变淡甚至没有。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市区里都有关于碉楼的文化展览会，但是影响力不大，没能深入其它乡镇。宣传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在宣传时只注重市区而忽视了其它较偏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镇政府过于依赖上级市政府的指示，没能在宣传工作上有足够的主动性。
（三）学校教育
当地各所学校多曾组织过碉楼参观游览等活动。学生亦以画画、写作、手抄报或黑板报等形式加深对碉楼的认识。然而在学校教育这一块，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没有乡土教学系统，缺乏明确的教学指标、计划等。目前中国教育还是以追求升学率为主，在应试教育上下的功夫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会出现学校只在班会课讲授碉楼知识，而高中甚至连课堂讲授也没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师占有一半之多。这些老师对碉楼没有天然的感情基础，较少重视碉楼知识的讲授。同时，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师对碉楼基本知识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第三，碉楼专业研究人员不多，教材的编写人员缺乏，严重影响教材的内容质量；第四，碉楼教材、宣传手册种类缺乏，在开平仅有两本碉楼的乡土教材，而其它宣传手册多为旅游所用，为旅游而编写的手册并不能给予当地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碉楼较大的帮助。
（四）家庭教育
父辈的生活已离土匪猖獗的时代久远，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与祖辈相比，他们对碉楼的认识很少，因此，当代开平青少年很难从家庭教育中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实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辈对碉楼的感情已不如祖辈，代际承传问题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代沟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经常与父辈聊天，父辈忙于工作，也没有跟孩子们过多讲碉楼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另外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没有碉楼；第二，有没有亲戚是在碉楼里面居住过或从事相关工作。虽然开平有一句话：无碉楼不成村，但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很多新村都没有碉楼。因此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当缺乏的。
（五）华侨影响
作为侨乡的开平，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开平籍同胞有75万人〔3〕，华侨对当地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华侨回乡时，他们对碉楼的深情自然能感染当地的青少年。然而，当时建造碉楼的一辈华侨多已归西，新一代的华裔对碉楼的感情也没有祖父辈深厚。再加上现在的华裔也很少回乡，华侨的影响力渐渐减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大量涌现，加之受国外文化的影响，网络游戏、英超、NBA、卡通动漫……充斥着青少年的世界，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古老的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碉楼的兴趣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此外，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理解碉楼的价值也有着重要影响。当地虽不发达但安逸的生活条件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现状的性情，读书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学历普遍在大专以下。
三、加强青少年遗产认知与保护意识的建议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4〕因此，开平要积极推动公众教育事业，形成“明瞭的共识，积极的参与，真诚的归属感”，达到一种官民互动、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环。
要大力普及、加强青少年、市民对开平历史，尤其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识，可以尝试与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区域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制定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方针并有效长期实施贯彻，形成一个具有开平特色的乡土教育体系；社会宣传教育应该采取多元化、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措施，包括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街道宣传栏及互联网等硬件设施、旅游专线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遗产保护意识和相关知识。要加大学校教育，制定开平乡土教材与开放性课题相结合的方式。在推广方面，有计划、富针对性地出版开平文物书籍，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业界与学界研讨会，就特定项目撰写兼具知识性和专业性的专题书籍；孕育“开平文化大使培训计划”，培养具有专业文物导游知识与技能的青年学生，以此普及开平文物常识，加强社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开展图书馆流动车计划，宣传普及“开平碉楼与村落”的相关书籍。图书馆流动车分为大众型和学校型两类形式。图书馆流动车以村落为单位，可以节约财政负担，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对于学校型方面，流动车可以走进校园，让学生借阅图书，流动周期可设置为两周。这样可以让学生有新鲜感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紧迫感。
当然，还要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区合作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珠三角的艺文合作。除了进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图书馆方面的合作，希望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复技术。
四、结语
以青少年为主的广大市民推广历史文化遗产的做法的好处在于运用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使传统意义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范畴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员扩大到普通公众，并且由于将对象定位于社会上最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广大青少年，从而保证了“世界遗产教育”成为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和重要动力。一方面，从教育趋势来看，青少年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尽早接受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广泛，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经过他们的传播，会很容易产生类似“触媒效应”的由点到面的积极影响。总之，机制、法律、科技、资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年鉴2007[M].2007，(23):125.
〔2〕开平碉楼网.[2008-08-28].
〔3〕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年鉴2007[M].2007，(23):689.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7篇
如果我们作文中注意吸取这些时新材料，那我们的作文也会因紧扣时代脉搏而卓然不群，从而让我们的作文从众多的作文中脱颖而出，自然会博得阅卷老师的青睐而冠压群芳--
《讲话》发表70年，“为人民”仍振聋发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各地各界召开座谈会、众多报刊开设纪念专栏、文艺家们畅谈体会，令人们再次重温党领导文艺事业的这第一部经典性理论文献。当年，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中，《讲话》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等重要问题。在今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际，重温《讲话》，其中“为人民”的思想精髓仍极具指导意义。文艺如何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如何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必须面对的命题。
70年来，中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思考和重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精神价值，虽然时代变了，有些提法变了，但《讲话》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要学习70年前的《讲话》，就要学习那种直面时代、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勇气和精神，同时学习勇挑历史重任的精神。从这一精神出发，来重新认识作家、知识分子如何深入生活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原则。
变与不变 为人民服务 直面现实 文艺与生活
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许，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人与幻觉现实主义的融合”。瑞典皇家文学院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莫言是一位风格独特且鲜明的作家，他写小说仿佛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纵情狂欢，他的叙述是如此恣肆，他的想像是如此诡异奇特，而他的文学王国里又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他无疑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因此他丝毫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国学大师饶宗颐说过，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莫言被诺贝尔文学奖所承认，正是“中学西渐”过程中的一个醒目路标。
个性与成功 中华文化 想象力 中国诺贝尔情结
故宫换掌门 出台新举措
今年初，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走马上任，提出几项“新政”：其一，故宫清退了端门地区的全部商户和临时展览，建成28个售票处，确保该地区使用的公益性。其二，力争在2016年前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以使红墙内在夜间成为完全封闭的安保区域，而白天则是对公众开放的参观区域。全部规划完成后，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开放区与非开放区的比例将达到8∶2。其三，在故宫南部打造一个“金三角”博物馆群。午门、雁翅楼在修缮完成以后，可以形成一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展厅，能安排具有社会影响的大型专题特展，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大型展览。其四，完善故宫的安防设施，“故宫的安全设施和技术手段必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单霁翔自己说：其实，我不是“掌门人”，只是“看门人”；我也没有什么“新政”，只是前任已经把各项工作的前期都准备好了，我来正赶上吹哨！面对故宫，我心怀敬畏，作为“故宫人”，保护好故宫文化遗产，建设好故宫博物院，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啊，故宫及其文物藏品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缩影，对它的保护牵动着人心。故宫博物院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向公众展示故宫古建筑及其宏富的文物藏品，努力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其又一重要职责。故宫古建筑本身就是一组规模宏大的艺术杰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其建筑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 尽职尽责 心怀敬畏
中华书局百年华诞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百年间，以“开启民智、教育为本，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己任的中华书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符号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1912年，在25岁的创始人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版《中华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随即风行全国。自1916年起，中华书局组织100余人编写大型工具书《辞海》，自1936年开始发售，风行十几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诸子集成》、《太平御览》、《全唐诗》等大批经典古籍。1978年之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仅1980年，中华书局就出版新书137种，重印52种。2005年，中华书局实现销售码洋9612万元，利润322万元，市场化路径也逐渐明晰。目前，中华书局已形成了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大众普及读物、中小学教育、汉语工具书、文化遗产和艺术5大类出版格局。
百年沧桑、大浪淘沙。无数文化机构旋生旋灭，消失于时代的洪流。能够坚持至今而屹立不倒者，少之又少。中华书局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00年来，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新生的奋斗道路上，这家以“中华”为名的出版机构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升沉荣辱，生死以之。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里，处处闻听时代前进的足音，彰显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它的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彰显了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任何力量，只有融入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发展壮大。学者余英时在给中华书局百年的贺词中写道：“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回望历史，此言可谓不刊之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由其典籍承载，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近世以来，在欧风美雨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有式微之象，如何在新时代里保存典籍，关系到提振民族自信。
中华经典 知识的力量 爱国之心 民族信心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
国家文物局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1月17日公布，更新后的名单共45项，涉及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名单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类型扩展，二打包项目成为常态，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项目大幅增加。名单重设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是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多个省市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将一些价值突出、申遗潜力大的文化遗产项目列入预备名单。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要求越来越严格，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日益受到重视。
对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新洗牌的原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介绍，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多个省市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将一些价值突出、申遗潜力大的文化遗产项目列入预备名单；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要求越来越严格，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日益受到重视，原有的预备名单中新型遗产数量较少；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原预备名单项目地方政府未予重视，申遗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不具备近期申遗的基本条件。为此，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4月启动预备名单重设工作，按照世界遗产申报的趋势和要求，尽量吸纳一些申报积极性高、遗产价值突出、保护管理状况良好的遗产项目，剔除那些工作长期停滞的项目，以提高预备名单质量，充分发挥预备名单作为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储备的重要作用。名单公布后，国家文物局将名单送至世界遗产中心。国家文物局将对此次重设的文化遗产实行动态管理。对保护管理状况良好、申报条件成熟的项目会不定期吸纳到名单中来；对于已经列入名单的项目，如果保护管理状况存在严重问题，随时可能从名单中删除。
文物管理 文物保护 遗产价值 文化产业
“舌尖”引热议
2012年5月14日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热烈反响。不仅多轮播出收视率屡创新高，还引发了社会对美食、民俗、文化认同等话题的热烈探讨。这部纪录片更带来了商机。地方特产、锅碗瓢盆热卖，打着“美食之旅”旗号的旅游线路成为热门。一部纪录片火爆了媒体、商家和产业，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无独有偶，《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和《舌尖上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浙江卫视引进全球热播的《the voice》，节目一开唱，便以创新的节目形式和真挚的声音和情感艳惊四座，被网友誉为“耳尖上的中国”。
电视节目走红，在于满足了观众特定的文化需求。《舌尖上的中国》将“吃”还原到家庭、乡村、邻里关系这些传统层面上。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感染了观众，也为中国电视作品创作找到了发展方向。《舌尖上的中国》不仅仅是一部美食纪录片，更是一部人文纪录片，乡愁纪录片，所以才引起了天南海北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部纪录片，从天寒地冻的东北查干湖，到四季常青的海南岛，可谓是走遍中国的江南塞北，当观众在荧屏上看见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自然倍感亲切，难掩激动，进而激发内心的思乡情愁。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申遗 经验 启示
无锡惠山祠堂群位于惠山、锡山之麓，大运河西侧，依山傍水，负阴抱阳，京杭大运河经黄埠墩直达惠山浜，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于2012年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一、无锡惠山祠堂群的价值特征
（一）惠山祠堂原真性和完整性突出。祠堂群遗产保护范围40公顷、核心保护区15公顷，拥有3处国保单位（12个点）、7处省保单位、 6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118祠堂建筑的惠山祠堂群落形成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延续至民国，时间跨度长达1200余年。从祠堂的设立者看，惠山祠堂可分“官祠”和“私祠”（即钦定官设、民间立祠）两大类，官祠60处，私祠58处；从功能和用途方面看，可分为庙祠、宗祠、先贤祠、忠贤祠、专祠等11种祠堂类型。惠山祠堂涉及80多个姓氏、180个历史名人，其中9人贵为宰相（楚相春申君黄歇；唐相李绅、陆贽、张柬之；宋相司马光、王旦、范仲淹、李纲；清代李鸿章），另有92人为高级官员，还有众多文化学术名人如宋理学先驱、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关学创始人张载，宋学集大成者朱熹等。惠山祠堂数量之众多、历史之悠久、类型之多样、风格之独特、内涵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均堪称“中国之最”。惠山祠堂群的整体格局和山水架构具备遗产保护完整性和原真性的要求。
（二）惠山祠堂群主题价值鲜明突出。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含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众多世遗评审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无锡惠山祠堂群主题价值鲜明突出，其典型特征揭示出以忠孝为主的东方价值传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核心――以祖先崇拜为信仰而形成的宗族观念及其社会组织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国同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传承至今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III）（即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无锡惠山祠堂群与中国传承千年的谱牒文化、祭祖传统相关联，展现出血缘社会中宗族、家族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反映了祖先崇拜观念下东方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VI）（即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二、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的困难问题
惠山祠堂群虽然主题价值鲜明，具备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但它是第三届《预备名单》的新增项目，相比于其他的项目，还存在基础工作薄弱、主题提升不够、知名度不高等制约因素。一是管理主体尚未明确。惠山祠堂群关系文化、规划、农林等多个部门，涉及北塘区、园管中心等多个方面。按照申遗工作要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遗产管理机构。但目前惠山祠堂群的资源还没有整合，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以致申遗职责不清，工作合力不够。二是基本文本还没编制。按照申遗要求，国家文物局将依据各地上报的遗产项目保护规划等12种申遗文本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联合国上报。《惠山文化景观保护条列》、《惠山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纲要》、《惠山文化景观保护规划》等规划和文本要求高、工程量大、所需时间长，目前还没有启动此项工作。三是申遗工作的认识有待统一。由于惠山祠堂群核心保护区修复建设投入大、负债重、后续投入乏力，目前，开发旅游、缓解债务压力与修复保护、确保申遗需要的矛盾突出。由此，各方面对什么时候申遗、怎样申遗议论较多，看法不一。四是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在完成核心区修复保护中，投入巨额资金，负债沉重，已无力启动功能配套区、风貌协调区建设；另外，在申遗工作中，估计还需要上千万元工作经费，亟待明确保障办法。此外，向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宣传还不够，群众知晓度不高，尚未形成全社会支持申遗工作的浓厚氛围。
三、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申遗成功经验的启示
近来，笔者采取多种形式学习考察了广东开平碉楼、福建土楼、浙江杭州西湖成功申遗的经验，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为我们的惠山祠堂群申遗工作提供诸多的启示。
（一）领导重视，亲自挂帅。主要领导重视与否，决定了申遗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广东碉楼与村落申遗之时，时任省领导张德江等亲自审阅碉楼申遗有关汇报材料并作出明确批示，江门市和开平市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组长，主抓申遗工作。福建土楼申遗期间，文化部时任部长、福建省时任书记和省长等领导先后在永定、南靖土楼考察调研，深入申报县现场指导申遗工作。杭州西湖申遗几经挫折后，时任市委书记亲自担任申遗领导小组组长，调研申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痛下决心拆除西湖边上所有不符合申遗要求的建筑，恢复了西湖的本来面貌，经过艰苦努力，终获成功。
（二）明确主体，健全机构。各地在申遗中，都明确了申遗主体，并建立了专门机构。如福建省在“福建土楼”申遗中，为防止永定县与南靖县各自为政，省长办公会议专门作出决定，成立省级申遗领导小组，整合永定及南靖两县土楼资源，以“福建土楼”的名义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做好日常工作，永定与南靖县都成立了申遗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申遗冲刺阶段，又抽调几十名业务骨干充实申遗办，强化工作机构。杭州西湖申遗时，专门拿出60个编制和1亿元资金，组建申遗办公室。广东福州市在“三坊七巷”申遗中，专门成立了三坊七巷管委会，并给出26个参照公务员管理性质的人员编制，保证工作有人做，事情有人办。
（三）规划先行，科学申遗。各地申遗工作十分注重规划的引领作用。专门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和团队编制遗产项目保护规划。如开平市在碉楼申遗初期，专门聘请了香港大学龙炳颐等一批知名专家为顾问，并带领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大批学生深入开平调研，编制保护规划和申遗文本，明确申遗路径，引领申遗工作，在申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多元筹资，确保投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是许多地方成功申遗的重要经验。如福建土楼申遗时，永定县全年的财政收入仅几亿元人民币。县四套领导班子统一思想，决心“砸锅卖铁”也要确保申遗经费。短短几年，县财政先后投入2.6亿元，向上争取资金1500万元，向社会筹集资金500万元，并采取边修复边利用的办法，赢得1000万元资金，保证了申遗经费。广东开平碉楼申遗时，除了财政支出外，还动员部分海外侨胞捐款捐资捐房，从而为碉楼成功申遗提供了经费保证。
（五）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申遗规则要求：评估申遗项目时，要测评当地群众的知晓度和游客的满意度。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广东开平市专门组织编印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乡土教材，对全市16万中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进行课堂教育。同时编印了《开平碉楼与村落》宣传手册，发至全市干部群众学习了解。申遗办会同组织部、财政局，举办几十期培训班，对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村镇居民进行“申遗”宣传教育和培训，并对参加申遗培训情况进行考勤，纳入年终考核，参加申遗培训班的村民给予每天50元的误工补助，有力提升了群众的知晓度和支持率。
四、无锡惠山祠堂群申遗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惠山申遗的认识。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今世界品牌金字塔尖上的顶级桂冠，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和无可估量的品牌价值。惠山申遗对于充分彰显无锡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提升无锡的世界知名度和美誉度；拓展与撬动无锡的旅游产业，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建设“四个无锡”，造福百姓、惠及子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申遗工作的重大意义，站在历史和大局的高度，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关于申遗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上来。同时，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进一步提升申遗工作的知晓率，达成政府与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对申遗工作的共识，激发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支持与参与申遗工作的热情，形成申遗工作的浓厚氛围。
（二）加强领导，建立遗产地保护管理机构。调整健全申遗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惠山祠堂群管理委员会，明确惠山祠堂群遗产地常设管理机构，由一名市级领导担任主任，具体负责申遗的日常工作。并从市文化、规划、建设、财政、农委、园管等相关部门和北塘区抽调足够力量（或者学习杭州西湖申遗经验，专门拿出60个编制，招募骨干力量），长期集中办公，并明确任务，倒排时间，加快推进申遗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科学谋划，组织编制各类申遗规划文本。要采取定向议标采购方式，聘请一流专家和团队，开展对惠山祠堂群核心区祠堂建筑测绘等基础数据工作，研究提升主题价值和对比分析，编制中英文申报文本及申报影象片，并组织相关课题研究，及早拿出一流的全套申遗文本，确保提前进入申报行列。聘请业内顶级专家主持编制《无锡惠山祠堂群保护规划》、《无锡惠山祠堂群建筑测绘文本》、《无锡惠山祠堂建筑价值评估》。挖掘惠山祠堂历史内涵，提炼普世价值，准确阐释遗产对全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编制中英文申报文本及申报影像片。
（四）健全法制，完善旅游设施及配套功能。组织制定并颁布《无锡惠山景区保护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制定《惠山景区业态展示策划》、《惠山景区旅游规划》等规划。对照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的标准和要求，优化业态布局，完善旅游功能。大力整治环境景观，完善旅游管理设施，维护遗产地的生态完整性。
（五）夯实基础，完善各类资料文献及数据。建立“四有档案”，整理归纳祠堂群建筑、历史沿革、价值评估、保护现状、修缮记录等档案；设置保护标识系统，树立文物保护标志。整理完善惠山祠堂群及景区相关文献、资料、记录，整理编撰惠山祠堂宗谱目录建立祠堂宗谱资料库；加强核心保护区十大重点祠堂文化的静态展现和动态传承，提升展示水平；监测申报遗产保护情况的基本数据，跟踪并比对遗产状态变化，包括自然条件及面临的威胁和采取的保护措施。
（六）加大投入，完善申遗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政府要加大对申遗工作及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修复整治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申遗工作管委会可采取向上争取支持、银行贷款、土地置换、引进项目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保证后续工程尽快起动，确保申遗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季发《加拿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
2、、杨爱英著《浅谈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5年第9期。
3、吴效勤、陈安生、万国庆《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法――以西递、宏村为例》，《江淮论坛》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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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9篇
陈雅群和景志明在《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五期上发论文。文章说，近年来，藏区民间发生杀人，伤害案件，大都采用赔命价、赔血价的习惯做法。并试图从法学的角度，探讨赔命价习俗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论证其符合现代法中正义之内涵。文章第一部分对藏区赔命价习俗作了概述，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命价制度源远流长，至少在战国、秦时期，在西南民族中就有杀人赔钱的习惯，命价制度改变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杀人偿命的惯例。作者又从当代统计资料中发现，赔命价习俗在一些藏区复兴，表明了这种习俗还有顽强的生命力。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对赔命价习俗作了价值解说，认为这种习俗具有以人为本的内在价值。并具有资源的合理调节，较高的经济伦理价值。最后作者认为赔命价习俗具有恢复正义和经济伦理价值。两大价值实现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由于该习俗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因此，对长期以来奉行报应正义的国家刑事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赔命价习俗的大规模回潮。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
汤开建和杨惠玲在《中国藏学》2006年增刊第二期上。宋金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安多藏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马贸易同中原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安多藏族部落同中原地区十分兴盛的马贸易，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安多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巩固了边境防务。这篇文章分两部分论述，第一部分作者分析了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马贸易兴盛的原因，从安多藏族部落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有着严重的依赖性、中原王朝国防与战争的需要两方面谈了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分析史料谈了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状况，从边州市马和蕃部贡马两个方面作了分析。
“藏族传统史学”学科概念分析
刘勇在《中国藏学》2006年增刊第二期上发表关于藏族史学史方面的论文。作者认为完整的藏族历史应该包括历史发生过程、记录历史的文本、文本塑造的历史等三部分。目前的研究大多在探求历史发生过程的真实性，试图重构历史过程。因此作者提出“藏族传统史学”概念，认为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和独特的历史文本和文本历史体系，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藏族史学以前，藏族历史的撰写方法、历史观念等，在借鉴内地、印度等周边民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独特的史学学科理论体系。因而，作者把20世纪以前的藏族史学称为“藏族传统史学”。目前，关于藏族历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在考证、重构历史发生过程，对传统史学学科本身的研究尚不多见，作者从历史观、历史体裁等方面就藏族传统史学的特点做了分析和评价。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孙悟湖在《研究》2006年第四期上。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作了考察。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很少，尤其是民间层面的宗教文化交流。汉藏两族的交流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传统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的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的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认为宋代汉藏文化交流表现出活跃性、连续性、扩展性等三个特点。
论度母的起源与文化模式
德吉卓玛在《研究》2006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度母的论文。度母是藏民族信奉的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师构成“世间三殊胜之神”，受到了藏民族的崇拜。她以一个大慈大悲的女性形象和“度诸苦之母”的身份存在于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基本精神。作者在文中拟就度母的起源、基本模式及其融入宇宙秩序的方式作了探讨。度母最早产生于古代印度，以一个终极的永恒力量，一个慈悲美丽、利益众生的崇拜偶像，植根于广大信仰者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之中，且以自身的性质借助不同方法融入宇宙社会秩序之中，构成藏族民众赖以寄托的信念和动力。而其基本性质又决定了她的存在方式和文化模式，表现为履行一种合乎宇宙秩序的、或体现神圣意念的伦理行为的终极实体或人格力量，获得了信仰者的认同。
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0篇
他在中国清史、中国古器物研究和鉴定、博物馆管理学、陈列展示学、古代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卓有成就和颇有建树。他主编和著作有：《沈阳故宫》、《金枝玉叶》、《大清开国秘史》、《清代宫廷篇联》、《中国建筑艺术全集》、《清宫大政殿》、《清前历史文化》、《满族历史与文化》、《清代皇帝一家人》、《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明清卷）、《文征明醉翁亭记》等十多部，有三部获国家和国际一等奖，他撰写的有价值的论文有：《明清建筑与艺术》、《沈阳故宫百年史话》、《从满族崛起统一全国看正确处理民族的重要性》、《清前期皇宫建筑艺术风格与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沈阳故宫与清朝建筑》、《关于皇宫遗址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展示的研究》、《论欧阳洵的书法艺术》、《康乾二帝东巡御制诗研究》、《成亲王永瑆仕履位望及其书法艺术》、《武当掌门張三丰是辽宁人》等数十篇，有4篇获得全国一等奖，2篇获得国际奖。
他不仅在学术上成就菲然，对辽宁省和沈阳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做出重大贡献。在他的建议下沈阳市政府复建了盛京路古文化街；怀远门和抚近门；沈阳西塔和延寿寺；盛京古城西北角楼；成立了沈阳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沈阳铁西工业博物馆等。使沈阳市的文物得到有效地保护。特别是在“一宫”、“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作出突出贡献，被辽宁政协和沈阳市人大授予优秀委员和代表、被市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特殊贡献奖。他领衔研制的《古建彩画清污除尘技术》，填补了我国在古建彩画保护技术上的空白，获辽宁省科技发明一等奖，获国家科技发明奖。
他曾应邀随中国科学院赴比利时参加世界第二十届科学历史大会；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以专家身份访问美国，共同交流博物馆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还曾先后赴美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业务交流。他的业绩和科研学术成果，被收录到国家人事部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国专家人名词典》、被收录到《世界杰出专家名典》、《中国世纪英材大典》之中。
由于他的学识和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被国内许多社会学术组选聘，现仍兼任一些国内和省、市学术团体的社会职务。主要有：中国清前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历史学会清代宫廷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物保护研究会专家组专家。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大学特聘研究员、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大学教授，辽宁省博物馆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老教授协会社科委员会副会长、辽宁省满族经济文化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沈阳收藏家协会常务会长、文物专家鉴定委员会主任，沈阳市文物美术行业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