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科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11:23:36

生理科学论文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跨学科教学、拓宽学习领域、提高学习效率、揭示新矛盾、引入新境界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课程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初步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力。那么,新课程背景下,中学语文如何实行跨学科的学习呢?近几年来,本人在学生学过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教科书中,选择适当章节,作为一篇篇独立的说明文进行教学,经过反复尝试,找到了语文教学的另一个天地。实践说明,这是语文教学可以利用而且应该利用的一个天地。

数、理、化、生等教科书中的章节与科学文艺作品相比,虽然形象味性不那么强,但其明显的特点是观点鲜明、结构严密、条理清晰、语言精炼,也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说明文。语文课上选用这类说明文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阅读和写作科学论文的能力,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如何在语文课上,使用这些教材呢?八年级生物教材《免疫》一节,详细说明了人体免疫的特点。下面以这个章节为例,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教学体会。

一、认真选择教材,钻研教材,确定教学目标。语文课上,选择理科书上的某些章节为教材,当然离不开它所介绍、说明的一些科学知识,但是语文课毕竟不同于数理课,不必重复数理课上讲授过的内容和概念,而要重在指导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以达到发展思维、提高写作能力的目标。

读了八年级生物教材,我觉得《免疫》一节在说明条理上可以利用。文章从人体的表面免疫防线和内部免疫防线两个方面说明人体的免疫功能,这是由表及里的说明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通过教学使学生懂得,只有精密观察事物的主要特征并深入分析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才能使事物说得有条理,文章写得眉目清楚,读者看了一目了然。

二、揭示新的矛盾,提出新的问题,把学生引入新的境界。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认识过程。没有矛盾,激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达不到训练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能力的目的。使用学生学过的数理教科书上的某些章节教学,内容上“知”与“不知”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如果我们在设计上不揭示新的矛盾,不提出新的问题,学生势必感到重复、无味。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语文教学的特点,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在学生理解“深”与“不深”这方面寻找矛盾,提出问题。教师上课的艺术,就在于把矛盾引进课堂,并通过质疑性的提问,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使学生真正领会科技说明文思维逻辑性和语言准确性的特点,教学《免疫》一文时,我编了一些是非题,让学生在课堂上展开讨论。譬如,要求学生辨别下面一个判断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当病原体侵入人体内时,人体会立即产生抗体。”开始,学生们都认为是对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教材上的“当侵入人体内的病原体数量多、毒性强时,人体就需要依靠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产生抗体来消灭病原体。”经过我的引导和学生的反复讨论,学生才明白:当一部分病原体进入人体内时,须突破人体内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人体内具有吞噬作用的细胞防线时,人体才能产生抗体。学生通过对问题的讨论、钻研,进一步懂得了读书写文章都必须认真、仔细,多问几个为什么,做到周密、准确。

在学生认为无疑之处,揭示矛盾,提出问题,使学生有所发现,有所长进,教师劳动艰辛在于此,其乐趣亦在于此。

其它学科的教科书,不但是语文教学可以利用的天地,而且是语文教学应该利用的天地。语文教学应该发挥其工具课的作用,为学生的数理学科的学习“开路”、“铺路”。但是这“开路”、“铺路”工作,不能零打碎敲,就事论事。最根本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读书,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对于学生今天的学习及明天的工作,都有直接关系。随着学生学习数理学科的任务越来越重,我准备有计划地在语文课上安排一些专题,如:怎样理解数理教科书上的长句,怎样分析应用题,怎样写实验报告等等。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计量;CSCD;CSSCI;学科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2

信息计量是用定量方法来描述和研究信息的现象、过程和规律的一种定量分析。信息计量被广泛应用于信息分析和预测、科学评价等方面。利用信息计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加工、整理及实际调查统计所得的资料,从而可以分析和估测某一学科和技术领域的衍生及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可获得某一学科的产生、发展、分化和相互渗透等动向。利用信息计量数据,还可以评价科学论文和科研成果的质量,可以为科研计划的制定和进行科研管理提供重要依据。2002年以来,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多次制定和颁布了有关科学技术评价的相关文件,可以说科学技术评价的意义和作用已不言而喻,各种评价方式也随之涌现。在各种各样的评价活动中,竞争力评价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谓“竞争力”是指竞争者(团体或个人,包括国家、高校、企业……个人)获取竞争优势、赢得胜局的能力。学科竞争力评价作为竞争力评价的一个方面,则成为机构评价和个人评价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我校的核心期刊信息的分析,从信息计量角度了解我校的科研发展概况,为我校今后的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科研政策制定等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本文选择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和CSCD(中国科学引文库)为文献信息源。这两个引文库分别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研制开发,其中CSSCI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精选学术期刊信息,CSCD数据库收录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核心期刊信息,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是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整体情况分析

1998-2012年间,CSSCI和CSCD信息资源库共收录我校期刊论文700多篇,根据这700多篇文献的整体分析:我校科研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1998-2003)、平稳发展期(2004-2007)、成熟发展期(2008-2012)。

1.缓慢发展期。1998-2003年,1998年至2003年六年间,每年的文献量不超过20篇,1998年的3篇文献分别来自南京教育学院的李槟、孙庆、赵恩柱,刊于《河北学刊》、《江苏社会科学》、《辞书研究》上三篇文献《一座晶钢的雕像——论丘东平和他的创作》、《冷战的本质特征及其结局的必然性》、《从专科词语的性质看专科词典与语言学的关系》,由于2000年教育部批准原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南京教育学院、南京市晓庄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成为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因此1998年这些作者署名均为南京教育学院,在统计科研成果时均统计在内。由于这个阶段文献总量仅有70篇,因此把这个阶段称为我校学科发展的缓慢期。

2.平稳发展期。2004-2007年,为我校科研发展的平稳期,年文献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年文献量在36篇以上,100篇以下,整个阶段的文献量为198篇,该阶段文献量最多的学者为我校的颜森林老师,从CSCD的统计数据来看,四年的文献量达12篇,平均每年3篇,该学者主要从事为通信、非线性光学、激光器与混沌等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排名并列第二文献量为7篇的有三位老师,分别为我校的秦林芳老师、邵建老师和林继成老师。

3.快速发展期。2008-2012年,为我校科研迅速发展的时期五年总文献量为430篇,年均文献量在100篇以上,由于本文的检索时间为2013年8月,因收录文献的时滞性等原因可能2012年的有些文献还未来得及被收录至数据库中,因此2012年的文献总量比前几年要少。从CSCD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阶段文献量最多的学者为我校的华春老师,其文献总量达39篇,该学者主要从事植物逆境生理等植物学方面的研究,该学者在我校原生命科学系建立和发展了一支强大的学术团队,因此发表的文献大多数是以合作者的形式出现的,这体现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从CSSCI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阶段文献量最多的学者为我校的秦林芳老师,其文献总量达到24篇,且为独著,该学者长期以来主要潜心于作家丁玲及其文学创作研究,笔耕不辍完成了大量的论文。

二、学科类别分析

为了分析我校各学科发表文献量,对我校教师发表的700多篇核心论文关键词进行统计。由于本文信息集来自两个不同的信息资源库CSSCI和CSCD,因此对于文献所属学科界定可能存在不一致,因此本部分内容仅供参考。将两个数据库中的近似学科进行合并处理后,通过EXCEL统计,本数据集700多篇文献共涉及56个学科,将发文量排在前20名的学科列于表3中。

由表1可知,我校作为一所师范院校,教育学这门学科科研产出的数量位列第一,其中贡献最大的两位学者分别是陈维维老师(7篇)和张波老师(7篇)。尽管教育学这本学科科研产出数量居高,同时也应看到这门学科之所以产生高文献量是因为我校教育学所属二级学科比较多,如学前教育、课程与教学论(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等。从图2可看出,这些学科尚未形成一支成熟的科研团队,大部分属于独立科研状态,这样的状态不利于我校某些学科的发展与壮大,特别是学前教育作为我校的重点学科,科研产出相对于同是校级重点学科的生态学来说,不仅数量少,也未形成稳定的科研团队。

三、结束语

根据上述对我校学者核心期刊的信息计量分析,可以看出,1998—2012年,我校科研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稳定快速的发展过程,某些学科研究趋于成熟,该领域的研究队伍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生态学。同时也应看到我校作为一所师范院校为主而形成的地方本科院校,教育学的一些二级学科尚未形成一支或多支成熟的科研团队,该学科缺乏有学术影响力的领军人物,难以形成科研核心。

新建地方本科师范院校主要是通过重组师范教育资源而形成的,“师范性”是其特色,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根植于地方文化沃土,服务本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特色资源形成强有力的科研团队,进行产学研合作,形成科研优势,培育科研特色。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立足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寻求科研服务特色。二是侧重应用研究,寻求研究领域特色。三是寻求科研运作模式特色,重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促进多学科间的相互交流、交叉、融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各个学科的科研潜力,变劣势为优势。

参考文献:

[1]邱均平,赵蓉英,余以胜.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评价的理念与实践[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01).

[2]南京晓庄学院.[EB/OL].[2012-07-01].http://.

[3]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EB/OL].[2012-07-01].http:///.

[4]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EB/OL].[2012-07-01].http:///notice.asp.

[5]梁永霞,李正风.基于CSSCI的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J].中国科技论坛,2010(11).

[6]孟现志.新建本科师范院校培育科研竞争力策略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09(04).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地勘单位女职工队伍基本情况

随着时代的进步、理念的更新、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女职工在地勘单位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女工的学历层次、专业技能层次也不断提升。以我院为例,女职工队伍呈现年富力强,知识结构,岗位职业素质显着提升的特点。按地质单位的传统习惯,女同志大多从事辅生产工作,在野外生产一线的较少,发挥的作用也经常被人忽视,进入市场经济后,女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她们的岗位主要分布在管理部门、计算机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女职工发挥仔细、认真的优势,积极工作,努力进取,是地勘单位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二、提升地勘单位女职I素质的重要意义

女职工素质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女职工所具备的知识水平,思想道德品质、心理承受能力、职业能力、创新精神、观念、气质、性格、身体状况等诸多因素的总合。当前,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提升女职工素质对于女职工、对于国家和社会以及地勘单位的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

地勘单位的企业化进程也已开始,谁拥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谁就拥有未来生存发展的主动权和优先权。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在男职工占优势的地勘行业中,部分女职工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认识不足,缺乏自信心,危机感和提高自身素质的内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企业要帮助她们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和生理条件造成的思想上的狭隘性、生活上的依赖性、心理上的自卑感等观念和不足,转变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提高自我素质,实现自我价值:要正确认识到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女职工来说是不断提高和进取的好机遇。(管理科学论文 )女性要在知识经济社会站稳脚跟,只能是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找准时代方向、社会需求和个人优势的汇合点,才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地勘单位女职工须具备的素质

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勘单位,由于所从事的行业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对女职工应具备的素质,也应有具体的要求。

首先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善于学习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其次要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仅指一个人所取得的文凭,当今世界知识老化的问题日益突出,职业女性要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形式,不断地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再次要有良好的职业技能素质。作为一名优秀的女职工,应当熟练掌握本专业及本岗位的操作技能,能够在工作上独当一面,立足岗位,勤思考,善钻研,创新开展工作,使自己的工作不断进步。

最后要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主要指身体体质、精神状态、忍耐力、抗病力,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在心理上,主要表现为顺境时不得意忘形,逆境时不灰心丧气,在困难面前,能依靠自己的勇气和力量重开局面。能够常怀一颗平常心,开心地生活,快乐地工作。

四、提升女职工素质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职工素质的提升不仅关系着女职工本身事业发展的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和社会、以及地勘单位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全面提高女职工素质工作是时展的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提升女职工素质,要结合地勘单位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四方面人手:

1.要加强领导,认真规划女职工素质教育工作。地勘单位要根据单位的发展、女职工的需求和女职工岗位的特殊需要,鼓励女职工自觉学习,自发“充电”,组织女职工参加各种培训,积极参加技术职称的评定晋级和各种资质证书的考试。要最大限度地把女职工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凝聚起来,创造一支高素质的女职工队伍。

2.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将教育和鼓励同晋级和奖励结合起来,激发女职工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在为其成才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外,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素质工程的实施创造更好的环境。

3.要加强女职工培训,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通过培训向女职工传授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女职工观念转变,不断更新知识,促进女职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要。

4.要不断提高女职工协调能力。一方面,在女职工中倡导讲大局、讲团结、多协作,积极营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环境,形成共同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女职工协调能力和服务大局的能力以适应地勘单位结构调整和转企改制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体育专业;基地;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0-1395-03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竞字[2004]2号文件精神,为全面贯彻《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2008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决定从2004年起,以四年一届奥运会为周期,在全国各级种类体育学校中开展《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认定工作。经过核评,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审批了一批《基地》,投资大量经费配备科研仪器设备用于科学训练。目前,各地《基地》严重缺乏科研技术专业人员,科研工作一时难于正常有效开展。而在高等体育院校中有较多的科研人员,有很高的专业学术研究水平,具有服务于地方体育运动学校的能力。同时,地方体育运动学校可为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和学生提供科学研究的平台,更为高校体育院系学生就业提供机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浙江省湖州师院体育学院、浙江省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2004年被认定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法通过图书中文数据库,查阅2000年以后发表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相关文献资料。

1.2.2访谈法走访省体育局、湖州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嘉兴市体育运动学校,对有关专家、体校负责人以及教练员进行访谈。

1.2.3实证分析法设计湖州师院体育学院与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互动项目方案,并实施方案。通过对湖州师院体育学院与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互动合作进行个案研究,探索高校体育院系与《基地》互动双赢模式。

2分析与讨论

2.1构建湖州师院体育学院与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互动项目平台

2.1.1构建互动项目平台是时代的需要及核心思想体育院系与《基地》互动是指高校体育教育与体育运动学校在体育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构建高校体育院系服务于《基地》平台,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社会责任。正当高校提倡大力服务于地方时,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投入资金建设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急需一批科研技术人员承担起各《基地》的科研工作。时代的需要,为高校体育院系与《基地》携手同行创造互动双赢平台奠定了基础。高校体育院系与《基地》具有自身特点,也有共同的目标――发展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完成2008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湖州师院体育学院与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在其共同目标基础上构建互动合作平台,商讨互动方案,共谋发展,实现双赢的时代价值和共同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高校与地方合作共建实现双赢的本质特征。互动双赢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以发挥优势与资源共享为原则的互动双赢。关键是要找到互动项目的有效形式和互动双方所需要的结合点。

2.1.2建立互动双赢平台管理组织机构及互动内容互动双赢平台管理组织机构分为二层管理,第一管理层由体育学院分管院长和体育运动学校分管校长组成;第二实践层,下设科学研究训练基地(根据体育运动项目分类,下设若干科学训练小组,小组成员由体育学院教师按研究方向与《基地》运动项目教练员组成)、训练教学实习基地。其下设两个基地由双方指派负责人,体育学院负责科学研究训练基地建设,围绕为全面贯彻《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2008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重点强调科学训练,建立儿童少年运动员数据档案库,以及儿童少年运动员成才模型。鼓励教师、教练和大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同时把科研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和现象,带回课堂讨论分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体育运动学校负责训练教学实习基地工作,指导体育学院学生进行教育实习,配备高级职称教练员指导学生实践,让学生直接参与运动训练过程,以培养学生应用专业知识能力。

互动双方对要开展的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有共同的兴趣,并能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有实力的对话、合作与交流,在互动过程中,能将各自的优势进行整合与共享,特别是在技术上互相支持,形成共识,即互动的最大价值在于用先进科学技术推进发展,提高互动项目质量。此外,要进一步寻求新的互动滋生点。在互动发展中,不仅限于运动人体科学、科学运动训练,还应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体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互动。

2.1.3充分利用互动共建优势条件湖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创建于1978年5月,现设有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两个本科专业,有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642人。35岁以下青年教师硕士生及以上学历比例达到了72.22%;高级职称占教师比例42.86%。学院拥有一个校级重点建设专业、一个校级重点建设学科、一个校级重点扶植学科、校级重点建设课程11门,一个人体运动科学实验室(运动生理实验室和运动创伤实验室,已投资200多万元),学院还设有湖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与湖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等。

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创建于1957年,2004年被认定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现有田径、摔跤、举重、柔道、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游泳等8个项目,在校学生142人。新建科研室一个,配备科研仪器设备有:形态测试仪、心血管功能测试仪、血乳酸测试仪、尿样检测仪、无氧功率车、有氧功率车、身体成分分析仪、肺活量测试仪、运动理疗仪等。合作双方硬件和软件配置合力是互动的物质基础,是实现互动,达到预期效果的保障条件。

高校与《基地》合作共建的运行与发展机制主要表现在“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原则下,充分发挥高校与《基地》各互动中的优势,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寻找高校与《基地》科研创新、科学训练、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定位、功能最佳点,使高校与《基地》互动的合作、发展真正实现双赢。在高校与《基地》互动合作共建的过程中,高校提出的“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共建”的合作理念,是高校与《基地》互动合作发展的最佳工作定位。服务是双向的,贡献也是双向的。高校和《基地》必须以自身优质的服务求得对方的支持,以突出的贡献促进高校与《基地》的共同建设和发展。

2.1.4建立激励机制――为互动提供制度保障激励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绩效。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激励,是一种以协调的方法激发成员工作绩效的策略。我们把体育学院与体育运动学校的互动双赢平台视为一个新的下属协议组织机构。必须承认,在组织中与每一个人坦诚地分享所有种类的知识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通常的行为方式是对立的。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重视对积极参与互动的成员进行奖励,让参与互动的成员看到互动所带来的益处,他们自然就很愿意参与到互动中。互动管理组织机构通过建立基于工作绩效的奖励机制,对互动工作业绩突出贡献者给予适度奖励,作为本单位考核依据,主要采用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结合的形式。

2.2湖州师院体育学院与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互动双赢实践成效

2.2.1科学有效选拔优秀运动苗子培养优秀运动员,《基地》培养工作是关键。首先做好科学选材,主要是挑选那些各方面条件优越、有发展潜力的儿童少年参加多年系统的训练。运动员的先天条件显得尤为重要, 运动员初级选材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高水平运动员后备力量的培养,只有重视初级运动员的选材工作,才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后备军。充分发挥互动组织机构的科研训练基地作用,制订运动员选材制度,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确定选材测量项目指标,包括身体形态指标、身体素质指标、身体机能指标和心理健康水平指标等的一整套方案。在每年暑期体育运动学校招生时期,对运动员全面身体测量,了解运动员的发展潜能,为运动定向提供科学依据。减少选材的盲目性,降低淘汰率,提高选材的成功率。改变了以往只靠教练员眼睛观察的主观判断,为客观判断。

2.2.2创建运动员成长档案及优秀少年儿童运动员模型少年儿童运动员正处于生长发育期间,具有年龄生理特征,他们的成长是一个较长的培养过程。少年儿童运动员的训练是打基础的训练阶段,运动员各系统机能的发展还不完善,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能力逐步成熟。而竞技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各器官系统机能、运动素质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我们通过定期跟踪测量身体形态指标、身体素质指标和身体机能指标,一般以一个季度为测量周期,并按运动项目分类创建运动员个人成长档案,及时观察运动员所相应的测量指标数据变化,分析指标数据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分别召开运动训练分析会,为教练员提供修正训练计划可靠性依据,及大程度地提高训练效果。在2006年浙江省运动会上取得13块金牌的成绩;2005-2006年向浙江体工大队及省体育运动学校输送23名运动员。

在2001-2004年间,湖州体育运动学校向国家队直接输送运动员1名,向浙江省体工队输送18名,向高校输送29名,向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输送14名,共累计输送64名运动员。而这些运动员成长的相关指标数据没有被记录保存,也就不能给后面的运动员培养起到借鉴作用。成功经验的总结,是后期发展的基础。为改变这一现象,提出采用科学方法创建优秀少年儿童运动员模型的思路及具体方案。建模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周期,目前我们正处建模型的初阶级段。首先,完成对所有在校运动员的相关指标测量工作并建立个人档案;在此基础上,对每位新招入校的运动员,进校时测量指标建立初期个人档案,并跟踪测量观察形成完整数据库。每年将向上级输送运动员的个人档案整理分析,创建优秀少年儿童运动员模型。

2.2.3激活科研活动 高校是科研人才聚集之地,担负着科研创新任务,科研活动是高校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未构建互动平台之前,高校教师对少年儿童运动员的训练研究,很难系统深入开展,主要原因是高校与体育运动学校间没有建立起有效互动关系,高校缺乏研究对象,而体育运动学校缺乏研究能力,事实上双方都很难开展有效科研活动。

自从开展体育学院与湖州市体育运动学校互动后,体育学院结合《基地》实际情况服务于《基地》。体育学院教师在互动管理组织机构领导下,有序地带领体育专业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教师和部分学生的课题已在各级部门申报立项。这同时也带动了《基地》教练员的科研训练活动,一批以科学理论应用于训练的成果论文相继发表。在2005年湖州市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获奖论文过半数是《基地》教练员和体育学院教师,较多成果已发表在国内各级杂志上。

2.2.4《基地》为体育学院学生培养增添营养高校服务于《基地》的同时,《基地》给高校学生培养增添营养成份,此举可谓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辩证关系。成立互动双赢管理组织机构之后,首先挂出了“湖州师院体育学院教育实习基地”的牌子。利用双休日或暑假安排学生分批实习,由经验丰富的教练员指导实习,分析运动员各方面情况,讲解训练计划制订的思路。实习学生协助教练员参与训练工作,体验整套运动训练工作流程。为配合“运动训练学”课程教学,《基地》派出高级教练员给体育学院学生作“运动训练实证分析”专题讲座,结合大量实证讲解运动训练学理论,内容生动丰富,弥补了运动训练学课程教学中缺乏实例分析的缺陷,大大提高“运动训练学”课程教学质量,并作为长效机制。

3结论

高校体育院系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互动双赢模式研究,可以说是体教结合模式研究之后,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的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其模式是在体育院系与《基地》的互动基础上实现双赢,能充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取得双方利益收获。这种互动很少受到各自主管部门的行政体制制约,是在保持各自部门体制正常运作基础上的互动,具有独特形式。我们的实践探索为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多渠道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 黄建明,何刚. 邓小平双赢思想及启示[J].理论学刊,2006.2,2.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军校学员 心理素质 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军校期间是学员学习和成长阶段最为重要的时期,特别是近年来,进入军校的学员大多都是90后,有着非常明显及显著的性格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90后时代的特征,自信张扬,却又敏感脆弱;好奇心旺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具有自我的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较于70后、80后,现今90后的价值观更为现实;独立心强,但是缺乏团队忠诚感等等之类的性格特点 。军校是磨练学员政治思想、军事体能、科学文化素质的主渠道和基地,但是由于现今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特点与心理结构特点都是较为特殊的。因此,为了能够在紧张有序的军校生活中学习到专业知识,锻炼出具有军人特有的过硬素质,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目前在军校中急需为学员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与良好的心理素质分不开的,所以,下文将针对近年来,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特点与心理素质结构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一、军校学员心理素质特点

大多数军校学员都是刚刚结束高中生活,来到军校这个大家庭里面的,而向来比较自主、独立、有着自我见解、表现欲强的学生们,来到军校这个颇受管制的军事校园中,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在心理上会感到焦虑不安、心理压抑、郁闷却无从发泄,为了能够使得军校学员能够更加健康完善的发展和成长,不单单是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还应该给与学员更多的心理健康的关注。这是让学生进一步掌握住军人心理健康的首要前提。

(一)自我意识强,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在现今军校学员中,大多数都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在某些事情上有着自我的见解,有主见,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很清楚自己的在哪方面占优势,哪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责任意识相对而言就比较淡薄,对于他人往往是抱着审视的态度,常常会将他人的优点和缺点与自我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以自我为中心,对于他人的感受就关心的比较少。军校是一个讲究着团队合作的集体,如果不能够与周围相互融合,那么彼此之间就不能够真正的交心和沟通,从而不利于自我心理的发展,会产生压抑、苦闷等等负面情绪的影响 。

(二)独立心强,但缺乏自我能力。

现今军校的学员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都是被父母当做是“孩子”。因此,极度渴望不被他人看轻,认为自己有成人的实力。但是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中,自我独立生活的能力较差,所以在生活或是工作上都无法自我独立的解决,还是需要他人的建议或是意见才能够完成。

(三)个性张扬,但缺乏对挫折的承受能力。

刚刚步入军校中的学员都是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对各式新鲜物质都是感到新奇,对新奇的事件都是抱持着探索的心理,一有想法就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敢想、敢说、敢做。但是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大多数学员这种激情在进入军校后的一个月就会被磨灭。原因就是,军校对于学员们来说是一个单调重复的地方,缺乏一定的自由度,从而对学习和工作心生倦怠。如果不及时疏导,这种情况长久下去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甚至会使得学员崩溃。

(四)交际性强,但缺乏交际方法。

刚刚迈入军事学校的学生,对于大学生活是非常向往。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了解到了军校生活的乏味枯燥,但是现今的学员的头脑都是极为活络的,很快的就会开启校园课堂活动,也就是交友。这个时候的军校学员渴望被人了解,渴望与人交流。但是却因为自我的保护意识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在交往过程中,虽然是笑脸相迎,但是因为得到不到对方的真心诚意,而心生遗憾和退意。长此以往,也就不愿让他人靠近,容易产生抑郁和自卑的心理。

二、军校学员心理素质结构

军校是一个培养我国未来高级军官的殿堂,对于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结构,除了需要对学员的心理素质特点有所了解,还需对军校学员的需要进行了解。为了了解当代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结构,本文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对某军校200名学生进行随机调查,其结果表明,当代军校学员的主要需要是:身体健康、今后的发展需要、个性的保持需要、自我成就的需要以及施展才华的需要等等。这些需要证明了当代军校学员对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是比较强烈的,而对于物质的需要是较为薄弱的。且当代的军校学员是极具当前的时代特征,张扬的个性对于军校的学员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

三、军校学员心理教育对策

根据上述当代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特点,只有对学员中负面的情绪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才能够全面的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水平,适应现代以及未来的信息化时代的需求,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今后在其他的道路中,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导方针以及待人之道。

(一)加强入学心理辅导。

刚刚进入军校的学员,在入学时一定会接触到新的人际关系以及新的环境,但是由于一些新生个性的原因,使其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到当前军校的新环境中。面对这种问题,军校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当前军校学员的心理状况进行掌握和了解,建立好学员的心理档案,这样才能够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当学员一旦发生什么心理问题时,可以及时的进行解决。

(二)院校应建立心理实验室。

心理实验法是只有目的的严格控制,或者创造一定条件来引起个体目中心理活动的产生,以进行测量的一种科学方法。心理实验需要一定的条件。因此呼吁各院校应建立标准化的心理学实验室,配置标准化的动态心理健康档案和临床测试仪器设备。在此基础上,方能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咨询活动、开设各种心理测试及心理实验。在心理学实验室,军校大学生可以利用实验室的条件对自己或他人进行心理测试,也可针对某项心理专题在心理学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心理学实验研究,这对于军校大学生丰富心理学知识、掌握心理活动规律、提高自身心理素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心理训练必须精心设计,严密组织。

每种心理训练都要事前做出设计规划,在严密组织下实施, 特别是注入军事演习等一些大的训练项目。一要注意增强目的性,心理训练在组织形式上可根据教育的需要,多样化的安排;二是要提高训练的逼真度,做到环境逼真、情况逼真、心理逼真;三是尽量加大训练的强度和难度,以提高军校学员在险恶环境条件下逐行作战的心理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四是要注意训练方法与条件设置的科学性,切忌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限度、难度,超越人体生理及心理负荷极限,避免造成不良心理效应。

(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当前军校的学员大多数都是属于求知心极为旺盛的年龄阶段,但是在陌生的环境,对于新事物如果不能够进行正确的引导,那么就会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在军校中,教师应当带领着学员组成学习型团队,树立牢固的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样才能够使学员学会学习,创造新知识,结合军队的建设管理模式,树立成才立志、为国防事业建功立业的伟大理想信念。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当今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特点和心理素质结构都比较的显著,且具有针对性和尖锐性,但是,如果很好的把握住当前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他点,那么就可以促进学员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特点以及心理素质的结构都是日后成为军事骨干的重要前提条件,学校只有切实的抓紧学员的心理疏导和教育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的最佳途径。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理学院军事心理学教研室)

注释:

宋怡,杨映秋,孔燕.朋辈心理训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路径[A].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进展――全国第十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学术交流会论文集[C].2008(01).

张婕,徐武,张晔.团体咨询对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影响研究[A].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进展――全国第十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学术交流会论文集[C].2009(02).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素质教育;非智力因素;学习动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2-0047-02

高等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知识和能力与创新思维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学习与思维方式仍停留在中学的应试教学状态,而大学的课堂,由于种种原因,仍是以知识传承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因而改革现行的大学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真正地实施素质教育,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根本途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作为个体成才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方面,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1]。而且有调查显示,非智力因素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大于智力因素,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强的趋势[2]。本文就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如何培养非智力因素,从而切实推行素质教育,介绍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一、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正确的学习动机

教师应该先从学习动机上引导学生。大学新生入学后还处于高考后的放松状态,没定下心来专心学习,而且对要学习的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内容比较陌生,所以教师在课堂上首先要讲述基础课的重要性和学习意义,指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近期学习动机。学校应给新生开设有关医学职业教育讲座,并适当介绍医学发展史和医学名家,鼓励学生树立救死扶伤、报效社会的远大人生理想,指导学生形成稳定的远期学习动机。

兴趣是人们积极认识某种事物或关心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是影响学习活动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兴趣可以加强学习动机,学生对学习发生兴趣时,就会产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意向,有利于学习的成功。而成功的又会进一步激发新的学习兴趣,使学习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教育家程颐提出:“教人未见其趣,必不乐学。”兴趣可以促进人充分发挥智力因素的作用,激起强大的学习动力,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唤起学习的热情和求知欲,启迪包括创造性思维在内的智力潜能,并使之处于最活跃状态。为此,教师在备课中应抓住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充分挖掘那些能引起学生兴趣的知识点和启发学生深入思考的质疑点,注意联系生活实际,以启发式教学和设疑引导式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启迪学生思考和讨论,引导学生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获得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达到吸收知识并提升思维能力的教学效果。

二、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情感是一种对学习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的非智力因素,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教学艺术来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知识是中性的、无情感的,而教师讲授知识是本着热爱、积极、民主合作的态度,还是冷漠应付、消极、武断的态度,会给知识带上感彩,从而影响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的可接受性,以及对任课教师的认同感[3]。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投入激情,通过自己生动的语言描述,融合多媒体技术和板书等多种教学手段,把教学内容以学生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展示出来,并积极开展师生互动,鼓励学生发言,参与讨论,那就会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实现师生的情感共鸣,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

培养学生的情感因素还应挖掘并展示出教材中的美育内涵。医学基础课程无论是人体的形态结构还是功能代谢,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的、充满理性的美学内涵。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行动振兴计划》明确指出:“美育不仅能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力,促进智力的开发,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任课教师首先应提高自己的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用自己的语言之美、精心设计的板书和课件之美,有意识地引领学生发现并欣赏生命之美,从而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同时也有助于对知识的领会与把握。

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不仅仅体现在课上,如何在课下和学生进行情感沟通联系,这是大学教师容易忽视的地方。在现行的大学教学管理模式下,专职教师只负责讲课任务,下课即走人,缺少师生之间的交流。教师对学生的心理活动和学习生活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师生之间更谈不上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这些无疑对教育教学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在大学普遍看重科研指标的大环境下,如何使教师真正做到关心学生的成长,教书又育人,是管理者应该认真反思的迫切问题。

三、锻炼学生的意志,增强学习动力

意志是人们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改变自己的行动,克服种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只有智力和学习热情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获得学业成功。现在的大学生中独生子女比例偏高,抗挫折能力和自制能力较差,做事情没有持久性和稳定性,遇到困难容易退缩,缺乏自控力和责任感。部分大学生甚至慵懒堕落,盲目追求时尚,过分沉迷于网络或小说中而不能自拔,学习上不思进取,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观察学生的行为,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渗透思想教育,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培养意志的思想基础,也是人意志活动的强大动力。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布置具有一定难度的课外作业,或设计有挑战性的实验项目,以此磨炼学生的意志和刻苦精神。同时要重视榜样教育,为学生树立各式各样的学习榜样,作为他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还应组织学生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增强学生的集体观念,摆脱惰性,服从集体意志。学校应创造机会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开拓视野,丰富阅历,锻炼意志,逐步养成自制、刚毅、坚强的意志品质。坚持参加体育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的需要,也有助于坚韧意志的形成。

四、塑造学生良好性格,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性格是在先天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性格是指人对现实比较稳定的态度和习惯的行为方式上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性中最为鲜明的心理特征,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才过程发挥重要影响。性格具有可塑性,是可以培养和改造的,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注重学生良好性格的塑造。

钱曼君等人对65名全国青少年科学创造发明比赛和科学论文获奖者的性格特征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些学生有着高度一致的、积极鲜明的性格特征,包括好奇心强、求知欲高、兴趣广泛、勤奋、有恒心、责任心强、自信、独立和适应能力强、精力旺盛等[4]。教学实践中,有两类学生性格问题比较突出。一类学生属于内向型性格,沉静胆小,害怕困难,有自卑感,表现为适应性差,缺乏竞争力,课堂活动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第二类学生性格上过于外向,缺乏耐心,总是急于求成,不够认真仔细,仅仅满足于肤浅的理解,对于学习中要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不同的学生要进行具体分析,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学生应在教师的正确指导和耐心帮助下,经过自己顽强的训练,有意识地改变不良性格,比如由粗心变为细心,由自卑变为自信,由懦弱变为坚强,由急躁变为沉着,由骄傲变为谦虚,逐渐培养形成良好的性格。

教师本人的性格对学生性格的塑造也有着一定影响,而且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愈高,影响愈大。态度和蔼,处事公正,待人真诚,富有幽默感的教师最受学生欢迎。所以教师应重视自我修养,完善自我形象,给学生以积极的正面影响。

非智力因素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并且贯穿幼儿园至大学各个教育阶段。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可以促使学生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发展个性,强化智力活动,促进智力发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在困难面前树立信心。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对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概念,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开展集体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途径,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全面提高其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徐英.论非智力因素及其在教育中的作用[J].心理科学,2000,23(2):242-243.

[2]吴福元,王养华,周家骥.大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与学习成绩关系的研究[A]//全国第六届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集[C].1987:151-152.

[3]赵宇.非智力因素对大学生素质的影响及其培养途径[J].教育探索,2006,(10):112-113.

[4]阴恩国,等.非智力因素及其培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68.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for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Quality Education

XIA Jian-chun,DING Ning,LIU Bei,HU Ai-yuan,LI Zhi-jie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Shijiazhuang,Hebei 050200,China)

Abstrac:The cultivation of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is indispensable to quality education.Teachers should chang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ncepts i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teachers can cultivate their non-intelligence factors in many ways,and exploit the students' plastic potentiality,along with knowledge teaching.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学生学业失败现象严重

二战后,法国的教育制度虽然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提供了入学机会,但学生学业失败、留级和淘汰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有15%的六年级学生缺乏阅读、书写和计算的基本功,每年有16万中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没有拿到文凭。[1]特别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学生,常常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不得不面对严重的学业失败。

(二)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潮的矛盾

长期以来,法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潮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传统教育者认为教育的基本职能就是传播文化,向学生传授尽可能多的理性知识,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现代教育者则认为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提倡个体自治,发展学生的批判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教育改革既注重共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又注重自治文化,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适应社会发展。

二、法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

(一)为了全体学生成功

面对学业失败、无资格与无文凭青年和校园暴力等问题,法国总理拉法兰于2003年9月15日组建了由教育部评估与预测司原司长克劳德•德洛为主席的“学校未来的全国讨论委员会”。该委员会提交了题为《为了全体学生成功》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未来教育的宏伟目标:为了全体学生成功,使全体学生在义务教育完成之后都能具备就业所必需的知识、能力与行为准则,并为其终身学习奠定基础。根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政府起草了教育系统指导法案,后经议会通过,于2005年4月23日正式颁布了《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2]新法案围绕“为了一个更公正的学校:可信任的学校”、“为了一个更有效率的学校:高质量的学校”和“为了一个更开放的学校”三个方面制订了具体的战略。学校既要帮助最弱势的学生,又要鼓励最优秀的学生努力争先;既要贡献于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又要扩大精英人才的选拔。机会平等不应停留于抽象的原则,而要调动所有手段来推动其落实,不能允许青年在离开教育系统时无任何职业资格。为了促进教育平等,《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的附加报告采取了以下措施:(1)设立教育成功个人项目;(2)增加奖学金学生数量;(3)促进男女学生平等;(4)改善残疾学生教育。

(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法国国家教学大纲委员会认为,应该重新激活关于“知识和能力(包括实践的和深思熟虑的)和谐的共同基石”这一共和国理想。[3]在尊重各个学科逻辑的前提下,考虑到学生作为一个人,这些学科应该在其身上获得统一,共同基石应该尽可能集中在各学科最基本的方面(当然不放弃在某些方面深入),并尽可能保持各个学科间的和谐。在《为初中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白皮书中,法国国家教学大纲委员会指出初中应围绕“学科极”来组织“共同基石”。所谓学科极,是指将几门学科组合在一起,指向某一主题。委员会提出以下三个“学科极”:一是“表达”。旨在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言能力,以达到表达与理解上的自治,包括法语、艺术实践、外语、数学等学科。二是“关于人的知识”。旨在使学生了解从人类生活到社会的多种体验:艺术、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的身份构成和社会结构的构成、生活和工作方式等,该学科极包括历史、文学史、人文地理、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历史等。三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该学科级以科学和技术教育为中心,旨在使学生熟悉实验和技术的步骤,掌握自然和生命科学使用的方法,了解当今社会技术和科学的成果,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计算机)、数学等学科。除此之外,委员会还认为公民教育和体育是横向性学科,应该横跨以上三个学科极。关于人和世界的知识是培养完整的人所必需的,而表达是一种基本能力,以知识的掌握为前提。1998年法国教育部在里昂举办了以“高中应当教授哪些知识”为主题的全国研讨会。会上里昂大学教授梅里提交了一份关于教学内容的综合报告,[4]该报告提出了“共同文化”的新概念,即认识世界与履行公民义务的基础知识与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包括法语(书面表达、口语表达、文学史、法文与外文著作学习)、历史与地理(按年代与地理分布展示全部文明,重点学习现代史)、公民与法律及政治教育(法律史、政治制度、共和国体制、劳动法、公共辩论中数字信息的应用、社会重大问题、口头辩论)、体育(体质训练、个人身体保护)和艺术表达(戏剧、舞蹈、电影、体操、音乐等)学科,除此之外,学生还都应掌握基础理科文化,系统掌握计算机知识,并且都要学习哲学思考课。

(三)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法国深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即教育以教师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焕发出活力。1989年法国颁布的《教育方针法》附加报告中明确提出“学生处于教育系统的中心”这一思想。1992年法国颁布的《课程》规定了法国今后课程编制以学生为中心。在该新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法国中小学教育在教学法上普遍重视个别化教学。这些教学法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水平和性格兴趣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和帮助。[5]最近,法国教育部又拉开了“新高中”改革的序幕。2007年10月,法国教育部长达尔科斯首次公开发表了高中课程改革的设想,认为应当设置丰富的、开放的、能够更好的满足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灵感,特别是能够培养学生具有通向更高层次教育的素质的课程。2008年10月,达尔科斯公布了改革的阶段性决议,其最大的亮点就是高中将实行更自由的选课制,正像总统萨科奇所说,学生将拥有像“点菜”一样的自由。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有强调基础知识的通识课程和探索新学科领域的补充课程,还有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以因材施教为原则的辅导课程。[6]

(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在强调“共同基础”、“共同文化”,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根据学生的个性,以实际问题为载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也成为了改革的亮点。[7]法国教育部于1999年在高中开设了“框架式个人学习”课程(TPE),即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性地调查研究活动。该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选择主题。由教师提出跨学科主题的建议,学生在其中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或者教师向学生通报已选定的题目,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确定各自的课题。

2.实施计划。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或学生小组自主工作,向责任教师提交详细的研究计划,并与责任教师一起对计划进行讨论、校正。

3.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学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口头答辩。

4.提交具体成品。成品可以是科学论文、文学或艺术作品,也可以采用展览或音像制品等形式。为了使初中和高中的学习具有连贯性,2002年在初中开设了“发现之路”课程(IDD),即采用项目学习、实验学习等形式,利用集体学习、小组合作和个别化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对研究项目进行探究。因为目标设定、能力达成及其评价都非常明确,学生学习过程中具有自主性。但是由于初中生还不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课程中的自主学习仍只是一种教师指导下的自主体验。通过该课程培养了初中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并能顺利适应高中的“框架式个人学习”课程(TPE)。

三、法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启示

20世纪末21世纪初法国进行的一系列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改革,对解决素质教育的一些问题带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素质教育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素质教育应该做到以学生为本

1.培养完整的人。培养完整的人并不是说要保证每个人都成为各方面完美无缺的全人,而是保证受教育者在各方面都能获得自由发展,从而在整体上能保持相对平衡。素质教育关注的是人的整体,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

2.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人是大千世界中最具丰富个性的生灵,具有千姿百态的个性。因此,在教学方面,注重采用个别教学法,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对学生进行指导;在课程方面,开设能满足学生需要的丰富的课程,供学生选修,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3.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使学生学会学习,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二)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体育院系;创业教育;现状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87-04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PE College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CHEN Qihu,XIA Qing ,YANG Ling

(Sports College,Three Corges University,Yichang 443002,Hubei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ffer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of P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China,this essay makes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sports department of 43 universities in China,by the approaches of questionnaire,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c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have stronger aware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at the ratio of students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 is higher than other students in China.However,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like the delay of target location and curriculum,the weakness of practice base and teacher strength and the lack of management and funds.To solve all the problems above,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And it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single model of careers education in high phys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had become inadaptabl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We must combine careers education with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and pu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PE institutions of universitie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才市场多样化的需求,高校传统的单一的就业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时展,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结合办学模式将成为今后我国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创业教育将成为我国高校办学水平评估新的重要标准,各高校将在创业教育领域展开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为使我国高等体育院系在创业教育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只有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创业型人才,才能使我国的体育事业能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直接面对全球技术、信息和资本市场的竞争。”[1]基于对当前创业教育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对我国部分高等体育院系创业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旨在为推动我国高等体育院系全面开展创业教育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选取上海大学、广州大学、湖北大学、南通大学、吉首大学、云南师大等43所高等体育院系创业教育现状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向参加2010年7月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体育教师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18个省市43所高等体育院系各发放7份有关创业教育现状问卷调查表,共发放问卷301份,收回与会教师问卷103份,收回各校与会教师带回同事填写邮寄问卷188份,两次共收回问卷291,回收率为97%,有效问卷283份,有效率94%。发放问卷前特请13位与会专家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92%的专家认为问卷适合,说明问卷具有较高效度。两周以后采用信函、电话方式对部分问卷调查对象进行了重测检验,结果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863,表明问卷有较高信度。

2结果与分析

2.1当前我国高等体育院系创业教育优势

2.1.1广大教师创业教育观念较强见表1,98%的绝大多数教师对创业教育的必要性持肯定回答,说明体育院系开展创业教育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100%教师一致认为创业教育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表明体育院系广大教师在认识上能抓住创业教育主要特征和核心。“创业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是核心与关键。”[2]是对大学生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当下关怀,是适应当今社会不断变化与人才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不仅如此,创业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可以自主创立新职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对此所有被调查教师表现出非常一致的认同感。从表1还可看出,87%的学校已开展创业教育活动,表明体育院系广大教师已从思想认识过程转为积极地实践认识过程,这将有利于我国高校体育院系全面深入地开展创业教育活动。

1.12.2当前我国高等体育院系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2.2.1目标定位滞后见表3,在所调查的五种人才培养类型中前四种均为单一的以体育岗位就业为指向的目标定位,而具有多样性目标指向的“创业型”人才培养类型为零,说明当前体育院系“就业教育以填补现有的就业岗位为价值取向”[5]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仍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在当前我国体育岗位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下,如果不迅速改变现有的单一的人才培养现状,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必引发体育院系生存与发展的新危机。这一点可从对43所体育院系毕业生去向调查数据得到进一步证实,见表4,2007年至2009年的三年间,从事体育工作者平均只有28.7%,而且呈递减趋势;从事非体育工作和自主创业者为57.5%,且呈上升趋势,形成了体育大学生就业的“剪刀差”现象。残酷的就业现实表明,彻底改变现有的单一的就业教育脱离时代、社会和生活的弊端已刻不容缓,确定一个适应社会需求、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创新创业的体育人才培养新目标已迫在眉睫,这一变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育院系所开设的创业教育课程总共只有4门,其中必修1门,选修3门,另人遗憾的是创业教育基础课程“创业学”只有6所学校设为必修课,仅为被调查学校的14%,其他学校既未设为必修课,也未设为选修课;重要的“经济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社会关系学”等创业实用知识课程均设为选修课。说明大多数体育院系忽视了创业所应具备的理论知识传授,并没有真正把创业课程融入到整个学科体系之中,这可能是被调查的体育院系均为综合性院校而无独立行政权限的缘故,受到学校整体统一规划发展的限制;也许是体育院系本身对创业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结构及创业教育规律认识不清。无论何种原因,创业教育需要设置更多的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这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创业理论知识,为日后创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可以通过理论知识的传授,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实践基地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和保障,是创业教育成败的关键。然而表5调查结果令人堪忧,70%的学校没有创业基地,说明大多数学校根本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而创业教育恰恰是一种侧重实践的教育,没有实践基地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实践活动,也就不能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学校管理者对实践基地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清或是消极等待政府的拨款或是教育体制问题,教育行政部门不敢放权,各高校不能真正地大胆创新和自主办学。

教育管理机构,已设创业教育管理机构的学校挂靠在校团委或学工处的占95%,创业教育纳入学分制管理的学校只占37%,有创业教育评估体系的学校仅为30%。以上结果说明,创业教育未真正引起学校管理者重视,挂靠形式的管理极其缺乏力度,因此,无论是已纳入学分制管理的学校,还是已建立教学评估体系的学校,都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有机构而“无力”管理的创业教育是形式主义表现,无机构无管理的创业教育更是对高校改革的一种漠视,今天不重视创业教育管理,明日将失去人才培养质量、失去竞争力、失去生存与发展机会。在创业经费投入上,由表6可见,60%的学校无任何创业经费投入和支助,72%学校没有创业奖励。没有经费创业将举步维艰,没有创业奖励将挫伤师生积极性。造成我国高等体育院系创业经费严重短缺的原因,一是当地政府财政困难,没有计划拨款或有计划没款拨;二是高校自身没有想办法去吸纳社会创业基金,国外高校成功的创业经验表明,创业基金大都来自民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3.1拟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衡量专业办学质量的标准主要看人才培养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和发展。在当前多种因素引起的体育就业“供大于求”矛盾和体育人才的单一性与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多样性矛盾日益严重的今天,体育院系再也不能固守“以培养体育工作者为主要对象的就业教育目标”不放,应大胆尝试走“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结合”的发展道路,拟订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多样性特征的人才培养新目标,从根本上解决体育院系持续发展问题。根据目前现状和形势发展需要,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重点应指向基层第一线体育类行业和非体育类行业及自主创业三个发展方向,即有利于体育大学生在中小学校、社区、企业、商业体育俱乐部等公有、私有、民营企事业基层一线体育岗位和非体育岗位及自主创业的发展,重点围绕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及全面素质培养,努力实现体育院系“以培养基层第一线具有较强专业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及一定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型体育人才”为核心内涵的新的目标任务[6]。

3.2合理设置体育专业课程新体系科学合理地设置“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结合”的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新目标的关键。课程类别、性质、内容、比重等是构成课程体系的要素,它们与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越强,课程体系就越科学合理。虽然传统的体育专业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具有一致性,但不适用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因为“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结合”的新人才培育目标和知识结构有很大变化,所以新的课程体系必须与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新的课程体系不是仅仅考虑增加几门创业必修课和选修课,而是应重点思考专业课与创业课的有机结合,如专业公共课的思想品德课与创业品质、精神的融合,就业与指导课与创业规划相融合;专业运动生理学的生理指标检测和运动解剖学的肌肉结构等内容可与大众体质检测、运动训练、大众健身、康复保健等创业内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相似的知识交叉融合的内容基础。在新的课程设置上,增设1-2门创业学的必修课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增设更多的有助于创业能力提高的实用性强的创业选修课以增强学生创业信心和能力,开拓学生视野和增加知识的广度。在专业课与创业课比重的设置上,可根据人才培养新目标所要求的知识结构和各阶段的不同任务要求合理分配课时比重。为解决因创业课程所带来的专业课时总量减少的问题,采取删减合并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的内容与比重,组织专家精心挑选或重新编写专业教材,以适应新的课程结构体系。

3.3专业术科融入创业教育“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是有效开展创业教育的必然趋势。”[7]体育专业术科具有培养学生创业品质和能力的独特优势,学生在专业术科学习中,只有具备了刻苦耐劳、百折不饶等优秀品质才能获得好的成绩,而自主创业恰恰需要这种品质,可谓异曲同工。专业术科融入创业教育,不仅从教学方法上融合,如,讨论法、案例法、参与法等共用的教学方法,而且要注重知识交叉点的融合,如,社交知识、管理知识、设计知识等共同需要的知识,还要考虑资源的融合,如,第一和第二课堂的人力资源、场地器材资源、信息资源等共享资源的融合。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和校内外各专项体育俱乐部的规划设计、经营管理与运作,参与本校各二级学院体育代表队的建设、管理和训练,积极引进商业体育赛事进入高校,参加大型体育比赛的商业运作与管理。一方面利用高校场地、师资优势及广大学生的热情提高门票收入反馈比赛组织方,并提取一部分作为创业基金;另一方面,可以让体育大学生发挥专业特长,参与赛事的服务、管理、经营工作,提高创业实践能力。

3.4创建“校企联姻”的实践基地知识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实践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新的人才目标要求学生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时代也强烈地呼唤着实践性和创造性人才的更多诞生,所以加强体育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创业教育不仅仅是开设几门创业课程,学生不能仅靠课堂学校来掌握创业技能。”[8]创业实践基地是实践能力培养的保障,与“企业联姻”是创建实践基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创业实践机会。如与体育企业联姻创办大众健美健身会馆、与自来水厂联合创办游泳学校、与旅游公司联合创办漂流攀岩、野外生存俱乐部和与医院合作创办康复保健会所等创业基地。实践证明,学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校企联姻”方式,可以互惠互利,企业提供学生实践活动基地与指导,学校保证输送优秀学生为企业服务,学校与企业长期保持稳定的实践基地共建合作战略伙伴关系,能够达到双边互助互利共赢的目的。

3.5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是质量的重要保障。“双师型”教师是指既懂体育专业教育又懂创业教育的双料型教师。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是高等体育院系创业教育和培养新型体育大学生最迫切的任务,是根本解决创业教育师资严重短缺的最佳途径之一。在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过程中,采取多管齐下的“请进来,送出去”方法可快速有效提高教师创业指导能力,“请进来”就是把专家学者、创业成功者等请到学校给教师讲课,包括在校内承办高水平、高级别的创业教育成果报告会和聘请及引进创业教育专门性人才为学科带头人,成立创业教育学科组,吸收更多体育教师为成员以壮大“双师型”教师队伍;“送出去”就是把在职教师送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去进行脱产或不脱产的培训学习、送到外地参观考察和出外参加创业教育学术报告会、送到企业里参加创业实践活动等。以此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创业教育师资培训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如,教师进修制度、教师创业教育考评制度、教师创业奖惩制度等,还可制定教师评先、评职、晋升等一票否决或优先等政策,形成人人争当“双师型”教师的良好氛围[9,10]。

3.6建立“三级联动”专门管理机构“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成果”是企业经营发展的硬道理,也是创业教育发展的硬道理。“三级联动”专管机构是指校、院(系)、系(部)三级设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管理机构上下齐动。为何分三级?是因为我国大多数体育院系不是独立的,而是隶属学校的二级院系,二级下面还有第三级系(部),所以“三级”是大学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自然形成的。为何要联动?因为只有“三级”统一思想并联合起来一起行动,创业教育改革的措施才能得到真正落实。为何要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实践证明,现有的“挂靠”、“代管”等形式的管理缺乏力度。因此,高校应该“建立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组织体系,成立创新创业教育的专门机构,有条件的可以成立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并与学校固有的教育体系有效融合。”[11]三级管理由第一把手亲自挂帅,校长、院长、系主任为第一责任人,建立“学校创业管理中心――学院创业管理科――系部创业管理室”三级联动管理模式,使高校创业教育真正做到真抓实干。

3.7走“三结合”筹集经费的发展道路经费是创业教育的物质保障,是保证创业教育顺利实施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三元参与理论’认为,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大学、企业和政府三方面都不约而同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实践表明,这些问题难以由单方面独立解决,需要三方面共同参与解决。”[12]当前高校创业教育经费的筹集也应采取“三元参与理论”,政府主管部门拨出专款支助高校的创业教育;社会成立“创业基金会”,广纳社会各界人士对创业教育的赞助、捐赠和采取与企业联姻共赢的方式获得经费;各高校要抽出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投入创业教育,三方共同努力解决当前创业教育的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出版发行、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教育奖励等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企业、大学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着眼未来,形成持久合力共同完成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长远战略目标。

4结语

面对我国高等体育院系当前创业教育中出现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滞后、实践基地和师资力量薄弱、管理和经费投入无力”等诸多问题,只有改现有的单一的就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为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融合模式,并大胆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创建新的教学管理与保障体系,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适应时展变化的具有较强专业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及一定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型体育人才。

参考文献:

[1] 郑汉山.高等体育院校创业教育探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1):96-98.

[2] 曲殿彬,袁昌云.论创业教育内涵、特征、作用与价值[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2):89-91.

[3] 陈玉霞,孙杰.体育专业与非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差异[J].体育学刊,2002,(2): 99-101.

[4] 林周灵,谈姗姗,吴琼等.创业梦想 大学生面临三个艰难选择[N].北京日报,2010-11-10,第015版.

[5] 应一也.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8.

[6] 张秀波.体育教学中实施多维教育相融合的策略研究[J].2010,29(3): 85-87.

[7] 李涛.论高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J].科技创业月刊,2010,(3):37-38.

[8] 木志荣.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79-84.

[9] 周放,贾书申.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教育问题研究[J].2010,29(6):141-142.

[10] 李强,毛振明,王烨.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运动技能学习的理性回归[J].2010,29(5):108-110.

[11] 刘振忠,哈增红,王芳等.高等体育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对策[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9,(4):32-35.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西学格致” “科学” 过渡 别择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102-13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华传教士借用“格致”一词传达了全新的来自西方的知识,它至少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科学与技术、物理学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中指涉科学与技术的中层含义倍受国人青睐,且在洋务时期转化为中国求富求强的理论依据,有志之士无不趋而学之。

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中单纯的技艺追求受到质疑,国人开始寻求“格致”以外的救国良方。20世纪初年,“科学”一词在中国初现。有学者通过关键词检索认为,1902到1905年间,“格致”与“科学”出现的频率相差不多,称其为并用时;1905年前后,“科学”逐渐取代“格致”,为一个转折点;1906年以后,“格致”不再和“科学”并存,而迅速消亡。

“格致学”的消亡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格致”是否被“科学”取代,以及“科学”是否代替“格致”而存在,这似乎是被混淆了的两个命题。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格致”与“科学,,多被看作对应概念,认为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从“格致”到“科学”的单一向度的替代。如果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论,此言或许不差;但若将概念置身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这样的理解就显得过于狭隘。

晚清学术从“格致”到“科学”的发展并非简单的词汇间的替代,原本各自独立的“格致”与“科学”,在1895-1905年间发生交汇、碰撞,乃至此消彼长,大多不是语言本身的过渡,而是两个学术体系之间的递嬗。通过清理这一脉络的历史本相,或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体现世纪之交,危亡之下,国人的思想变化以及学术诉求。

一、从“格致学”到“西学格致”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在求富求强的思想指导下,“格致学”主要落实在民族工业与军事制造业的发展上。1895年后,不少学人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猛醒,认识到日本战胜中国的法宝是“学”而非“术”,洋务派单纯的技术追求实非救国之正轨。由此出现“学”、“艺”分立,中国的“学战”也由此拉开序幕。不过,在求“学”的道路上,中国人并不是在同一条路径上前行。

1895年,严复在连续发表的《论世亟之变》、《原强》、《救亡决论》三篇文章中,首先为国人呈现出一个以“西学格致”为核心的学术体系。

在《原强》一文中,严复表达了对斯宾塞群学的推崇,认为此学能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不但与《大学》契合,并且发《大学》引而未发之意。他所谓的未发之意,即指治群学必以“格致”为先,若“格致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格致诸学以“名数力质”为基,其次就是“天地人”三学,其中“人学”又析解为二:“生学”与“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迹,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夫固有为之根而受其蕴者也。”诸学之上为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到治馨香之极盛”。由此,严复不但展现了在学术上从格致到群学的进化轨迹,也说明了人类进化必本之于“格致”的逻辑关系。

《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具体讨论了中西学术的差异,他指出:“西学格致”之优在于“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所成之“学”必须是“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格致学”实为“艺学”之根本,甚至是治平之基,“品物理简,明群理繁,世未有不精于格物,而长于治国者。”对于中国而言,“西学格致,非迂涂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在外患凭陵之下,使国家一无可恃,惟有继今以往,从事西学,“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

1898年,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再一次完整地表述了这一体系,并指出“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为专门之用;二为公家之用。所谓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但比较而言,“公家之用最大”,“举以炼心制事是也”。

至于如何“炼心制事”,严复在同年正式出版的《天演论》中转述了斯宾塞的观点:“盖人之由散人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有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因此,就道德而言,应该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所谓“宏道”之法,也应从“西学格致”人手。即如斯宾塞所言的就学次第,“以名数二学为始基,而格物如力质诸科次之,再进而为天文地质,所以明宇宙之广大悠久也。再进而治生学,言动植之性情,体干之部置,于以知化工之蕃变,由此而后进以心灵之学,言国因习之不同,刚柔之异用。最后乃治群学,而以德行之学终焉。”对于人类的未来,严复表现得非常乐观,“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而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至此。严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格致”为基础,以群学为指归,以德行为终结的学术/道德体系,此即达到了学术的“公家之用”。

1896年,吴汝纶作为《天演论》的第一读者敏感地觉察到《天演论》对中国自强的现实功用。他曾致信严复:“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可见,严复的“格致学”从一开始吸引国人的就不是它的学科体系,而是直达“群治”的政治有效性,也就是学术可能产生的“公家之用”。

概括而言,严复在1895年所论“西学格致”实有二义,一是狭义的“格致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其为“艺学”与“治平”之基;一是广义上的“格致之学”,特指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整个学术体系,各学科之间体现出严格的递进关系。而他最为注重的广义上的“格致学”已经体现出实证主义科

学特有的真实性、精确性、致用性以及系统性。至此,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被赋予新义的“格致学”,到了严复时期,基本具备了近代西方实证主义的学术雏形,附着其上的进化论与群学体系也成为“西学格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严复接受了斯宾塞由“智”入“德”的进化观点,其对于国内的现实批判基本上也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比如他在《救亡决论》中批评八股之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汉学“繁于西学而无用”,宋学“高于西学而无实”,词章“虽极蜃楼海市,惝倪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由此可谓中国“无智”,因此“无德”。在《保种余义》中,他说,白人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黄种人由于文化未开,民之嗜欲愈重,但所生子女教养失宜,“多身弱智昏之人,转而民德日漓”。因而中国的政治教化之兴都应该是“开民智”以后的事情,惟有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便是“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由是,中国之事,“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1900年的张鹤龄与严复一样,对于由“智”达“德”笃信不已,认为“觇国之道,欲验智愚,先观强弱,是故强为初基,智为进步,仁义德化又智之进步也。若乃不强不智,而空为仁义德化之谈,未有不增其愚昧,益其弱乱者,则亦终底于亡而已矣。”

不过,当严复投身于戊戌维新的现实斗争之后,隐约感觉到理论与现实间的差距,中国问题似乎不仅仅是开智慧所能够解决的。1898年,他曾发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探讨了欧人富强的原因,除了学问与政治之外,还有赖于“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有赖于“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而中国之民不但自己“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还会群目那一二特立独行之人为“兽子”,为“病狂”,以“沮丧天下古今人材之进境”。于是他感慨道,“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这“人心之敝”,他解释为“离心力”,即认为对中国而言,来自内部的“离心力”尤可畏于来自西方的阻力。

同年5月,严复又作《论中国教化之退》一文,文章中对中国的“民智”与“民德”都表现得颇为绝望,认为“今支那之民,非特智识未开也,退化之后,流于巧伪,手执草木,化为刀兵,彼此相贼,日趋于困。”甚至以为不知进取的世俗人心才是国家灭亡之由,“若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再数百年,谓为种灭,虽未必然,而涣散沦胥,殆必不免。”面对如此幼稚之国民,他表示不得不“赖有父母之教养”。而这一说法显然与他之前所倡导的“个体自由”之间出现反差。

此后,严复对于之前的思想逐渐有所修正,如他在《原强修订稿》中明确表示智识与道德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强且富的西洋并没有因为智识的进步而达到“至治极盛”之境,“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固然“有益于民生交通”,但“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之相悬滋益远”,“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这显然离他理想中的社会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他所理解的“太平”社会应该是“家给人足”、“比户可封”、“刑措不用”的;“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如若“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因此,“民智”大开未必会造成道德日进,只有“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才可以塑造完全的社会。不过,尽管他看到在西方“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但他仍然坚持了斯宾塞式的乐观态度,认为社会进步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终会到达至仁。

应该说,甲午战争以后,严复通过一系列的文字初步构建起“西学格致”这一整套的学术体系,并以此为凭借审视中学,改造道德,事实上是超越了学术主体指向政治,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实践着格致学的“公家之用”。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严复宣扬的实证科学的进化论不是一种学术理论,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不过,虽然学术具有了道德的性质,但严复似乎已经觉察到二者之间的离隙。

需要说明的是,严复的“格致学”只是当时众多“格致”中的一义,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并没有如此精确,“格致学”的多歧意义仍旧存在。如有人拿“格致”与“斐洛苏非(philosophy)”对译,采用了广义的“格致”定义;亦有人将格致理解为科学技术。如1902年,在邓实创办的《政艺通报》上,在第一年的“西艺丛钞”一栏中,编者选辑了一些如《论格致学缘起》、《论格致新器》、《论格致大略》、《格致浅理》、《中西格致异同考》等考究学理的文章,所述格致多是缘起于培根,讲求新法、实效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政艺通报》论“学”的文章逐渐减少,直至绝迹,文章多以论“艺事”为主,西艺与西学不再混为一谈。

甲午战争后,“西学格致”体系的突显,其实是严复在历史语境下,在庞杂的“格致”语义中的再次选择。它为中国指出了一条沿着以往的西学方向,却又摆脱了单纯的技艺追求的新的学术路径。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学人却认为拿“格致”称西学圆凿方枘。如1903年章太炎撰文表达学术观感,认为近创名词,多名不副实,其中“最可嗤鄙者,则有格致二字。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而一孔小儒,以《礼记大学》中之格物致知一语,附会西方声光电化有机无机诸学,以为中国古已有之,而她缪及于实事”。宋恕也指出:“我国译人用‘格致’二字,既背古训,且谬朱谊,远不如日人用‘物理,二字之为雅切。按今日本于大学之理学一科,用课声、光、电、天、地、动、植诸学,‘理’字深合字谊。而我国虽名士犹多习于洛、闽以性为理之谬说,反斥其用字不妥者,可慨甚矣!”章太炎与宋恕的呼声反映了当时的学术参照系有所改变,与中国同文同种的东学似乎远比直接输入西学来得便利。此说风行的原因实在于一些被赋予新义的汉语书写形式的日本语汇重返本土,大张其势。其中。“科学”便是显著一例。

二、“科学”初入

“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二字连用指代“科举之学”的用法并不普遍,或许士人学子已经将“科”字理解为“科举”、“科目”与“考科”之类的省词。后出现的日本汉字借词“科学”与原来的科举之“科学”绝非一事,严格而论,这是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概念。

考察“科学”一词的源头,日本用“科学”译sciens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有研究表明,日本“科学”曾经指涉广义上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学科,后逐渐过渡到狭义的自然科学,甲午战争没有结束之前初现。“科学”初人中国时,其意义与本义差别不大。如1899年,《清议报》上所录的日人文章中,有指“科学”之进步与开苏伊士运河,西比利亚之铁道,尼加粒瓦之运河,

太平洋海底之电缆和希马拉耶横亘以铁道相关联。此“科学”即指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井上哲次郎在《心理新说序》中所说的“科学”则不特指自然科学,而是清晰地论述了欧洲科学的发展次第。

近代中国第一个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是谁,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主要集中于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等人的考辨。不过,也许考证是什么人最早使用“科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该词。事实上,在1902年之前使用“科学”一词的中国人并不多。他们大部分是在国内接受教育,却受到了日本学术或多或少的影响。1902年以后,随着清末新政逐渐深入,“科学”被更广泛地传播运用。当时传播的渠道有二:一是教科书的翻译,一是报刊杂志的传播。前者在中国学制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详另文),而报刊杂志则直接反映了社会思想的整体流向。

通过分析1900-1905年间,近代期刊上出现的以“科学”为题的杂志、文章或是栏目,虽然仅是管中窥豹,但也可大致呈现“科学”概念的走向。

细究之下,当时“科学”的出处可分三类:一类“科学”是出现在较早创办的与日本直接相关的各类杂志之中,一类是出现在西人杂志上的“科学”,第三类则出现在国内创办的各类杂志中。后两者出现时间较晚,一般在1904年前后。

与日本“科学”有关的杂志,以其发行地而言又可细分为二:一是直接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杂志。除了《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主办,其余大多是日本留学生创办,如《译书汇编》、《大陆报》、《浙江潮》、《江苏》等。无庸置疑,他们的“科学”出自日本。这类杂志表达“科学”的文体大多是科普短文,以介绍日本的新理新知为主。二是由国内士人所办杂志,虽然不在日,本发行,但杂志的创办人或是杂志内容多多少少都与东学有着关联。因其主持者的知识背景而言又可细分为三:一种直接由留日归国学生所办,如《中国白话报》的主办者林獬就是其一。一种是在文字中明确表明“科学”来源于日本。如杜亚泉在《亚泉杂志》中翻译转载了日本理学、数学、化学等书目,并自述从1897年在绍兴执教以来,对理化等学颇得研究之乐,“惟以仅借数种译籍为脚本,如沟之无源,如邱之无脉。时塾中同志延日人课东文,予从游焉。条理其文典,稍有一得,乃购日文之化学书读之,渐得熟其学名与规则,而世界普通之化学乃略窥其次范[藩]篱。”《科学世界》由科学仪器馆主办,主办人之一虞和钦,早年留学日本,曾在《亚泉杂志》、《普通学报》上翻译或撰写科学论文,应是杜亚泉、蔡元培等人的同好。《教育世界》的主持者多是东文学社的学生,内容也以转载日本各项教育法规条例、教科书、教育学及教育史专著为主体。以上两类杂志由于主创者都有一定的日文基础,可直接阅读日文,他们得到的基本上都是第一手的日本“科学”。还有一种没有明确资料显示主创者的日本学术背景,但从杂志的具体内容来看,可推测其以日本“科学”为源头,如《女子世界》等。

出自西人之笔的“科学”出现的比较晚。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是1904年《万国公报》与《华美保教》二种,其登载的短文内容一致,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华美保教》转载《万国公报》的内容。文章称:“近日人种学日益发达,西国学校中新兴一种科学。”且将其归于格致类。比照《万国公报》中的其他文章可知,该报中“科学”与“格致”并用,“科学”指的是学科名词总汇,而“格致”才是science的对译。可见,在传教士的理解中,“科学”与“格致”并非一事,他们可以借用日本“科学”来表达学问共同的存在形式,但更习惯用“格致”表达学术类别。

自1904年以后,《广益丛报》、《鹭江报》、《教育杂志》等国内报刊杂志上登载的奏折文牍中开始出现“科学”字样,从内容上看与教育相关,从时间上看与中国的学制改革不无牵连,只是“科学”的意味稍有改变,显现出教科之义。这样的含义很难直接在日本“科学”中找到对应的版本,或许可以称之为日本“科学”的衍生物。

总体而言,“科学”一词作为日本学术的载体从19世纪末进人中国,最初表现为自然科学或分科之学的意义,但仅由少数人使用。至20世纪初,“科学”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除了原有的两个意义之外。似乎有逸出本义,指向教育的趋势。应该说,1905年以前,日本“科学”逐渐成为在中国传播的主流,拥有日本学术背景的学人则担纲了传播的重任。但随着东学在中国的渗透,运用者的身份日渐复杂,“科学”逐渐显现出异于本意的趋势,“科学”的形象反而越来越模糊。

在“科学”的众多意义当中,指代自然科学的部分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当时指代自然科学的不止“科学”一词,还有“格致学”、“物理学”、“理科”以及“理学”。探讨“科学”的历史时,国内的研究者更愿意拿“格致学”与之比照,更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学术经历了由“格致”到“科学”的过渡。如果专言自然科学领域的转化,此言不差;如果拓宽视野就会发现,二者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格致”与“科学”各自都为独立的学术体系,是随着情势不断变化中的学术空间,他们的意义在某些部分重合,但各自还包含了互相无法重叠的部分。

例如,在传教士的言说中,“格致”与“科学”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更多代表的是学术存在的方式,指的是分科之学,而这似乎与日本“科学”的本意更为接近。1902年由留日学生编辑的《新尔雅》解释“科学”与“格致”为两个不同的词汇:“考究物体外部形状之变化者谓语之格致学。包括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磁气学、电学、气象学”,似乎更接近我们所说的现代物理学,与日本“格物”同。“研究世界之现象与以系统的知识者名曰科学”,其中又有自然科学、记述科学、理论科学、规范科学、经验科学、演绎科学、精神科学、普遍科学等等新名词的罗列。值得注意的是,“哲学”被单独列出,以表明其超越“科学”的地位。

如果说《新尔雅》还是囫囵吞枣式的简单罗列,同年,吴汝纶日记中转载的日本教习西山荣久所译的“科学”内容就相当有条理。他列举的“科学”类分有三种:一是按照德国博士翁特、美国博士克丁极司、日本大学教授之中岛博士,皆分“科学”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心理科学;此三科外,又分三种,记述科学、发明科学以及规范科学;三种外又分两种,理学与智学。1905年,《江苏》杂志登载译文《哲学概论》,将“科学”的类分一一列出,记载的最为详实。以上“科学”均出自日本,因此可以得出大概结论,日本“科学”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多是西方“科学”类分的转译。虽然“科学”有不同的部类方法,但都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科学”必然包含自然科学,一是学术以分科形式而存在。

对于日本“科学”与中国“格致”的关系,艾尔曼有以下解释:日本学者在明治初期(1860年代),把德语的wissenschaft称为“科学”,字面意思是“基于技术训练的分类学问”,在新式科学和“穷理”的自然研究之间划清界限,而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采纳了这样的二分法,用“格致”总体指称各种“科学”的集合,单独的技术学科则被命名为“科学”。这一解释显然与上面所列的定义不相符合,

“格致”与“科学”二分不假,只是对于“格致”与“科学”的理解都有些狭隘。20世纪之初的国人对于“科学”的理解尚且懵懂,大多认为它是分科形式下的学问集合,单独的学科则往往以“一科学”、“一种科学”来称呼,但也有将“科学”理解为所有新学的总归,如北洋官报局在1904年增辑学报汇编,“以补教科,保存国粹”。汇编分甲、乙、丙三编,甲编为学术部,多言教育之事,乙编为政艺部,丙编则名为“科学丛录”,目的是“剌取新书新报中的精理名言,分门别类,采西益中,力屏空谭,专重实业”,下分四集:曰杂志、曰学说、曰文编、曰调查。事实上,这是一个以“科学”为名的大杂烩,凡泰西学说,中学新说,适合时势或抨击时弊的论学文章都归属之。“科学”已溢出学术部类的范畴。成为所有新理新知的代名词。

同时。对于“格致学”的分层次理解依然存在,日本留学生习惯于把它等同于物理学或是自然科学,而传教士以及国内有旧学根底的趋新学人依旧愿意在更空泛的意义上使用它。如刘师培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学者也,指事物的原理而言。”古学中有“下学”与“上达”之分,而“下学即西人所谓形下之器,上达即西人之哲学,所谓形上之道。大学言格物致知亦即此意,曰致知在格物者即上达基于下学之意”。以现在的分科观点来看,它至少包含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同时也有人批评说:“自同光以来,海禁大开,翻译西方书籍,每以‘格致’二字为泰西科学之代名词。固与《大学》所谓‘格致’者渺不相涉”。直到20世纪初,“格致”概念仍旧多歧,中国学人与西学传播者在“格致”一词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要么是本土的修辞要么是现代科学。这种概念的折中既使得现代科学易于接受,也使得现代科学面目模糊。

三、从“西学格致”到严译“科学”

或许由于“格致”与“科学”部分内容重合,也由于日本词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严复开始借用日本的“科学”表达之前的“西学格致”思想。

1901年,严复始言“科学”,“科学”写法或许从日本出,但是“科学”之义则从英国。该年在严复出版的翻译著作《原富》中首次出现“科学”。经过中英文比照,严复的“科学”意为专科之学,但并不完全与science对译,有时也从arts and sciences,或是The parts 0f education翻译而来,而且学科范围广泛,凡分科的就可以称之为“科学”,并没有附加更多的意义,如伦理学对应的是The scienc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good and bad reasoning。原文中scienee尚没有明确的界域,而严复的译文也只是表达出了分科之义。

但是,与译文不同的是,在《计学》例言中,严复的“科学”意义相当明确。如他所说:“科学”以追求事实公例为鹄的,“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科学”为客观之学,与主观上的伦理道德无涉,“科学之事,主于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科学”与“道学”并行不悖,“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而学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亦无益也”:“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显然不是亚当・斯密原著中的本意,也比日本“科学”叙述的更为周详。

1902年,严复在翻译的《群学肄言》足本中使用了大量的“科学”。从内容上看,书中的“科学”即是原来的“西学格致”。如他解释“科学”为:“夫科学者,所以穷理尽性,而至诚者可以前知。顾前知于物有品量之互殊,于术有内外籀之相异,故其可以前知一,而所前知之等次乃不同也。但使有可前知,斯将成其科学,不得以所前知者之尚泛,不能具满证,而以得物情之所邂不者,遂可勒学之名,摈之使不得列于专科也”。

“科学”的类别包括了“玄间著”三科:“名理算数者,玄科也,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力诸学之所有事也”;“天地人物诸学”,“其所贯通,则隘于质力矣,而尤隘于理数,惟以其上下照察,耳目所得施,故称著焉”;而“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

1903年,严复在草拟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将所译课本按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曰“统一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统一科学之分名数两大宗,二宗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间立科学,以其介入统一与及事二科之间,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声、电、光,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及事科学,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文、地质、群学、心灵、历史、动物、植物、生理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以上就是之前的“玄间著”三科。但是,“如哲学、法学、理财、公法、美术、制造、司帐、御生、御舟、行军之类”则不属于三科之内。

由此可以确定,严复使用的“科学”即是原来的“西学格致”,二者在内容上并元差别。它也存在广狭二义,从狭义上言,它专指自然科学;从广义上言,它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根基,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学术整体。因此,如果说中国的确存在一个从“格致”到“科学”学术转型的过程,那么这一“科学”应该特指严译“科学”。

不过,严译“科学”的学术体系虽然与以前的“格致学”大体一致,但政治志向却已发生转变。1900至1903年间,严复多次在《主客平议》、《(群学肄言)译余赘语》、《译(群己权界论)自序》等文章中指出甲午、庚子以后,中国“党论朋兴,世俗之人从而类分之:若者为旧,若者为新”。新旧之间皆爱国之士,但对于国情不察,“其皆有所明,而亦各有所忽”。其译《群学肄言》是因为此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译《群己权界论》是因为“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惟有如斯宾塞所言“士必有宁静之智,而后有以达其宏毅之仁”,才可知自由精义之所存。

此时,严复依旧坚持认为当下中国应以“治愚”为最急。1902年严复发表在《外交报》上的文章,针对张之洞的教育观念进行了批驳,其论无一不本于“科学”。他以“牛体马用”为喻,讽刺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认为中西之学“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其次论证了“政艺”并出于“科学”。无所谓本末。虽然他说自己理想中的变法应该是“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但眼下应该做的还是追求中国所本无的“科学”,而不必斤斤于旧有的“经义史事”。

比较严复从1895年到1902年间的言论,从中可以发现不小的差异。在这期间,“开民智”一直都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不过1895年“开民智”是为了变科举,新民德,贵自由,具有浓厚的革新色彩;到了1902年前后则是为了给自由立界说,以“真西学”开群学之先路,显露出肯定传统、会通中西的精神,调适性思想模式已经形成。1905年,胡汉民评价说:“严氏之学,既一本斯宾塞尔,则凡世急

张躁进,不问民演之深浅而欲一变至道者,皆严氏所不取。而严氏又非温和者,或保守者也。严氏之意见,实无是种种之分别,其意以一群之存在,犹生物之存在,必与其所遭值之境象宜,然后可竞争以求胜。而所谓宜者,固非摭拾世之良法善政强附之之谓,故必滋养培殖,俟其群之自蒸,其于民智之开发三致意焉。”1918年,严复回忆说,近代革命风气的形成,“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

遗憾的是,严复的“科学”似乎远没有他的天演论影响广泛,也没有他的群学那么激荡人心,乃至于到20世纪初,援引严复的“科学”论说的人并不多见。对此严复认为是东学的侵扰造成了国人认识的混乱。他曾致信友人说:“须知今日天下汹汹,皆持东学,日本人相助以煽其焰。倾赵仲宣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以主西学宗旨与人异同,几为人人所欲杀。罗、吴倡之于南,张、李持之于北,而长沙、南皮为之护法。年少弟子入学堂,四五载枵然无所得,又不肯以无所知自居,则骜然立名,号召徒众,以与腐败之官人旅距――此番南洋公学之事即其类也――往者高丽之事起于东学,中国为之续矣。可悲也夫!”

四、严译“科学”与日本“科学”辨义

如同严复所抱怨的一样,整个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来自日本的东学,“科学”自然是其中一例。国人对于日本学术的趋之若骛显然是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日本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使得朝野士人一致向东看齐,战后兴起的“学战”思潮也多是以“东学”作为学理支撑。即便是那些对“东学”有所抵牾之人,其思想来源也还是日本转贩的西学。如《新世界学报》多次讽刺梁启超拾“东学”唾余,而不识西学之精旨,但自己所办刊物上的新学译介,却也大多从东文转译。当时,东文东学在地理上、语言上以及功用上所能提供的便利的确是欧美学术所不能比肩的。

日本“科学”在中国滥觞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末新政留日学生的激增。1900年前后,“科学”的运用多只是个人行为,影响并不广泛。随着留日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传播媒介的不断拓展,“科学”逐渐成为趋新士人的普遍用语,也演化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术混合体。

不过,严复批评的应该不是日本“科学”中自然科学的部分,因为在自然科学范畴中,严译“科学”与日本“科学”的意义几乎是重合的。

以《科学世界》为例,虞和钦在《科学世界》上发表文章《原理学》,叙述了自然科学的原理与应用价值。他说世界上有至大至广无限量的事物,随之有至大至广无限量的现象,而穷究这些事物和现象的道理和本原正是“理科”或“理学”(即自然科学)的任务;并且“理学者,乃以至广至渺之世界观念,而与社会以直接之益者也。其目虽多,而以有实用之智识为尤要。渺远之星球,荒古之地质,人不能知也,有理学焉,则不知者知。腾空之雷霞,弥山之矿石,人不能用也,有理学焉,则不用者用。之大海,轻清之空气,人不能行也;蝼蚁之谈话,霉菌之滋生,人不能闻见也。有理学焉,则不行者行,不闻见者闻见矣。”

林森讲述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科学”对于精神道德的促进作用:“欧洲理科之学,在前世纪不别为专家,惟推寻概要,包含于哲学之内,……。中世纪以还,……尊观察,重实验,自然科学渐自哲学分离,而一切心性、人群、政法、经济,且浸蒙间接之助,而一新理解焉。夫考自然,穷物化,抉迷信,治怪谈,其要切人生固足以辨类知方,供实际生活之需要,而其至纯也大,又足以动感情,陶冶品性,发高尚优美之趣,而起进取活泼之风,……。”

林涤淹与虞辉祖等人则说明了“科学”的救亡功能以及无“科学”之害。他们认为当今中国国难当头,要救亡图存,唯有讲求实业,才是当务之急。如今社会“学士大夫短于科学之知识,因疏生惰,以实业为可缓。教科偏枯,报章零落,则社会无教育矣。故其人民畏进取,陷迷信,格路矿以风水,掷金帛于鬼神,则无普通之知识矣。以此立国,虽无外患,犹不自保,而况列国竞争,经济问题日促以进,将于亚洲大陆演风毛雨血之剧乎。”由于《科学世界》为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办,含有一定的实业性质,体现出更多的对于实业的关注,但在“科学”的理解上其实与严复没有太大的差别。

问题在于,自然科学只是严译“科学”体系的根基,也只是宽泛的日本“科学”中的一个面相,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相对独立的部分。广义的日本“科学”是建立在分科基础之上的混沌的学术集合,它仅仅表现为学术的存在形式,缺乏严译“科学”具有的系统性,相比之下显得散漫无纪,但同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指向。

甲午战争以后,当严复以英国为榜样,孜孜以求构建“科学”的天演学以及群学的同时,另外一些爱国之士则以日本为楷模’,在东学的方向上寻求着救亡图存的良方。对日战争的失败,使他们感受更深的是日本政治上的胜利。梁启超说,“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蜕起于东瀛也。”因此认为中国当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东学”以及“东学”中的“政学”日益成为中国学人追求的目标。如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大同书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之以西文,以政学为主,而次以艺学”。次年,张之洞也主张“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趋东士人所说的“政学”范围广泛,但内容有所差别。如梁启超认为大同书局的首译之书以各国变法之事、宪法事、功课书、章程书以及商务书为主;而张之洞的“政学”固守着“中体西用”原则,主要指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观工、通商各别项,更多指的是西方的各种应用性制度。据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研究,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表现出对《教育敕语》的漠视,最关心的则是西方文明对于中国的文化挑战。换言之,康有为更多地关注在明治维新中“新”的成分,而忽略了日本传统发挥的作用。而在清政府的教育构想中,中学之体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可见,在共同的“东学”指向上,维新派与当政者的最初立场就不一致。

“科学”随着东学大潮进入中国之后,最初仅被少数人提及,但借以表达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人文方面的观念,即严复所谓的“公家之用”。如1898年,王国维借用“科学”为中国引入日本实证史学的观念。1900年,章太炎在删改后的中运用“科学”反宗教,批王学,以表达他革命的意愿。虽然“科学”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自然科学,或是以古代名学为基础的分类治学的方法,但贯穿始终的则是实证科学提供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同样运用“科学”来表示分科治学,不过他借鉴的却是日人井上圆了的学术分科体系,欲以哲学来统一其他各学,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据后藤延子研究,蔡元培之所以对井上圆了的思想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当时

的蔡元培正在为中国寻找行之有效的宗教资源,以作为团结国民的精神纽带。井上提供的佛学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与哲学基础上的新宗教,宗教与“科学”并行不悖。同年,杜亚泉表现出对于“政学为要”的担忧。他说,“今世界之公言曰,二十世纪者,工艺时代”,政治的发达与进步皆藉“艺术”以成,如今国人嚣嚣然争于政治,而忽略了“争存于万国之实”。杜亚泉的“艺术”是指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而“艺术”的根底则是“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其说虽与以上各家有别,但着眼点同样不在“学”,而在于新思想的传播。蔡元培回忆说,杜亚泉在绍兴中西学堂任教时,一边传授科学知识,一边提倡新思想,提倡“物质竞争生存之进化论”,并因此与思想守旧的教员发生冲突。这说明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思想引导下,最先进入中国的“科学”也体现出以“政学”为主,或是为“政学”服务的特点。当时的情况恰如王国维所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译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人我国之文学界。”由此可见,日本“科学”虽然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意义,但产生的影响同样直指精神领域。

从学术内容而言,以上各家所说的“科学”并不一致,似乎都是自说自话而不成体系。按照严复的“科学”标准,它们都是不精确、不系统,也是不可信的,换言之就是不足以称之为“科学”的。如同严复所说:“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而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更是颠倒错乱,本末倒置。他认为:“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对于梁启超等人所说的“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严复反驳道:“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干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在与曹典球的信中,他认为:“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悖常如此矣!”

其时,凡主治自然科学者,多持与严复相同的观点。如王本祥在《科学世界》上说,“今夫美自华盛顿立国距今仅百三十年耳,果由何因缘得称为世界上第一等国。其新器之日多,民富之骤增有如此者。或曰是盖有华盛顿、林肯、麦荆来诸大总统之汗血,从事力争经营而得者,斯固然矣。虽然,非有物质上的文明助其焰而扬其波,亦安能庶而富,富而教,若今之极盛也。前有傅兰克令,后有爱提森,遂演成北美新大陆之锦绣世界。孰谓形而下学不足重乎?”那些“闻卢梭、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者,是“失实也”。嘲杜亚泉也认为:“今世界之公言日,二十世纪者,工艺时代”,政治的发达与进步皆藉“艺术”以成,如今国人嚣嚣然争于政治,而忽略了“争存于万国之实”。以上两人均是通过日本渠道获知“科学”,由此亦可见日本“科学”内部的多样性。

当严复指责东学政论太过浮泛,不本“科学”时,梁启超则认为严复译著“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大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呼?著泽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严复反驳道:“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可见,两种学术针对的受众不同,学术性与通俗性各有侧重。

实则两种“科学”为中国指出了两条不同的学术出路,他们都是希翼追求“科学”的“公家之用”,但其根本差别在于严复强调“科学”的单一性、准确性,认为建立在正确的狭义“科学”体系之上政论才可能严格无误。与之相反,日本“科学”的多样性、模糊性自然造成了严复指责的“近世学者轻佻浮伪,无缜密诚实之根”。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日本“科学”面目模糊的原因有二:一是“科学”本是日本西化的产物,不但糅合了西学特征,且有着本民族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的痕迹,具有外人不可切实了解的复杂性。二是“科学”进人中国后,其不自明性造成国人理解上的隔膜,又因各人际遇的不同,思想诉求的差异,使得“科学”含义越发显得疏离本义。因此,日本“科学”的混沌状态并不是其本土概念的原貌,所谓的严译“科学”与日本“科学”之分,其实是概念进入中国以后逐渐显现的。或者说,严复的“科学”与其他人使用的“科学”一样,都是日本“科学”模糊性的产物,或许可以说严译“科学”是日本“科学”在中国的意义歧出。而在严译“科学”的指责下,日本“科学”反倒显得不够“科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不过,问题恰恰在此表现得耐人寻味,似乎略胜一筹的严译“科学”反不如日本“科学”受到中国人的关注。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严复的“科学说”在晚清时期得到的回应寥寥,至今只发现蛤笑曾经引用过,“西人之言学也,有玄科焉,有间科焉,有著科焉。玄科者,名数之学是也;间科者,力质声电光热之学是也;著科焉,天地生理动物之学是也。每科各有其专门之学,而专门之中又各有其偏端之一事,条分缕析,至不可以数计,夫是以用力少而程功多,而人才之勃兴至不可胜用也”。其间还有细微的不同,如他所说的“著科”列有生理动物,却落下了严复所说的“人物”之学,不知其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作。历史事实似乎表明,严译词汇不仅在与日语新词的生存竞争中被打败,即便是借助“科学”传达的西学体系也遭遇了同样的滑铁卢。

生理科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科学统一历史源流统一科学的准则自然的统一性

科学统一表面看来似乎与科学分类南辕北辙,实际上二者在实质上亦有相通之处。科学分类必然隐含某种科学统一的观点,否则就无法构造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差异又有联系、既有层级又有沟通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而这种体系本身就是某种统一观点的具体体现。诚如卡里尔所说:分类并非仅仅是把不同的成分并列在一起,它还必须证明观点的统一。换句话说,如果一种分类就是要表示科学的统一的话,那么它就必须阐明一个体系。对此,康德评论道:“根据理性的立法规则,决不能允许我们的各种知识的模式仅仅是一种大杂烩,而必须要形成体系。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追求理性的根本目的。据我理解,一种体系就是在一种理念指导下的多种知识模式的统一。”不过,科学分类并不能自动地导致科学的统一,因为科学统一并不是科学分类的自然而然的结果,需要另辟蹊径加以解决。

科学统一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在前科学时代,人们就梦想和坚持不懈地追求科学的统一,这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后,一方面已有学科不断分化和新学科陆续涌现,另一方面科学综合趋势日益呈露,于是科学统一的思想在酝酿中日渐成熟,科学统一的尝试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人们力图把把众多学科归并在一起,从而组成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庞大学科群。现在,让我们回首往事,勾勒一下科学统一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源流。

早在古希腊时代,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就相信科学的统一,这不止是一个可供使用的命题,更是一种深层次的信念,即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而且通过少量的自然法则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米利都城的泰勒斯。自那时起,这种科学统一的魅力不断成长壮大,并且一直统治着科学的思想,甚至在后来扩散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中。威尔逊在评论这一早慧的思想时说:

我相信,爱奥尼亚魅力的根源就是:爱好探讨客观实在,而不是探讨启示;这也是满足宗教渴求的另一种方式。这种努力几乎像文明一样古老,而且结合到传统的宗教中,但是这种努力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一种斯多葛学派的信条,一种后天获得的体验,一个穿越荒凉地带的指南针。它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类的精神,不是通过投降,而是通过人类心灵的解放。它的中心原则,正如爱因斯坦所知,是知识的统一。当我们能够将一定的知识统一起来时,我们才会理解我们是谁,以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

尽管这些统一性思想具有先见之明,但是在古代和漫长的中世纪,科学毕竟还处在哲学的母体之内或神学的禁锢之中,所以不难想象,它根本不可能得以发展并付诸实施。直到近代科学正在兴起之时,弗兰西斯•培根在人们还不可能把握整个科学的本质的情况下就坚持认为,自然的统一性能够得以证明,科学的所有分支能够通过基本的学说即对所有科学来说共同的第一哲学结合到一个知识的普遍本体中。不管后来哲学眼界的巨大变化,这种思想变成科学统一的传统进路。不过,培根把科学统一置于对近代科学来说不合时宜的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似乎是不明智的。不过,在这个时期,近代科学的缔造者伽利略、牛顿等却有意或无意地把统一的思想付诸科学实践:前者把各种表观不同的运动纳入到统一的数学公式中,后者则把天上高贵的星球运动与地上低贱的物体运动统一到同一个运动定律中。这样的统一科学的实践一直继续下去。在18世纪法国分析力学家那里,整个经典力学被完美地统一到一个首尾一贯的数学演绎体系之中。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的其他物理现象的研究中,热质、电流体、磁流体实际上与力学中的质点的地位是等价的——这既是对古老的“宇宙始基”式的统一的遥遥回应,也是近代机械论的还原论的统一思想的成功体现。

19世纪科学的繁荣也引起科学统一思潮的兴盛。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值得在此一提:孔德和马克思。孔德提出,人类智力或每一个知识部门都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从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最后到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在科学阶段,运用的是实证方法,采纳的是实证哲学:

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乃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

孔德据此主张科学还原论和统一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认识人性和社会的惟一途径,社会规律也能够还原为物理学定律,并力图按照物理学的进路构造社会学,即他所谓的“社会物理学”。自孔德在19世纪初叶宣布他的宏伟纲领以来,统一科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现实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马克思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写道: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他进而强调指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在19和20世纪之交,活跃于科学和哲学舞台的批判学派对科学统一情之所钟,宏论弥深。马赫哲学的主要倾向和重要意图之一就是科学统一。为了统一科学,他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否定的”的办法即通过清除形而上学来实现科学的统一;“肯定的”办法,即把一元论的要素或感觉经验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石。他也意识到科学的统一离不开术语的统一,只是没有充分加以发挥。马赫早在1867年发表的讲演中,就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立乃至敌对状况表示惊讶和不满。他认为科学的这种划分是“幼稚的和天真的”,就像埃及古代绘画缺乏透视法在我们看来觉得幼稚和天真一样,实际上这两种科学都只不过是以不同的目的开始的同一科学的一部分。他希望能把二者结合起来,不要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以悲剧性的分离而告终。马赫明确表示:

全部科学起源于生活的需要。不过,它可以被培育它的人的特定职业或有局限性的倾向和能力详尽地划分开来,可是每一个分支只有通过与整体的活生生的联系才能充分地、健全地得以发展。惟有这样的统一,才能保证不致片面修剪和畸形生长。

他相信,特殊科学之间的藩篱毕竟是冷酷的、约定的限制,层层大桥将架设在鸿沟之上。因为知识的题材对于所有研究领域都是共同的,统一的旨趣不仅仅在情趣和目的上,而且也在方法上。他预言,统一科学是可望成功似的,一百年后的科学将比今天可能还要高的意义上显示出统一。在未来的科学中,所有知识的小溪将越来越多地汇聚成共同的河流。马赫同时也是统一科学理想的积极履行者:在他所研究的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科学史等学科之间,他精心进行沟通;他作为“周末猎手”在众多的知识领域广泛漫游,也是想力图突破专业界限,促进各个学科和部门的密切合作。

彭加勒在科学实践中发现,科学的发展可以区分出两种相反的趋势:科学向统一性和简单性进展,科学向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展。可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似乎轮番凯旋,但是哪一个最终将赢得胜利呢?倘若是前者,科学则是可能的;可是没有什么东西先验地证明这一点,而且人们完全可能有理由担心,在蛮横地强使自然界屈从我们的统一性理想的徒劳努力之后,我们却被不断高涨的新发现的洪流淹没。不过,面对世纪之交科学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他通过对物理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和对照得出,没有理由相信它们将消灭普遍的统一性。“总而言之,我们已趋近统一了;我们并未像五十年前希望的那般迅速,我们也没有总是采取预定的道路;但是,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赢得了如此之多的地盘。”彭加勒之所以相信科学的统一性,是基于他对自然界的统一性的信念。

迪昂在他的经典性的科学哲学著作中,虽然是针对物理学理论的统一讲的,实际完全适用于科学的统一。他揭示出:

那些能够沉思和认识他们自己思想的人都感到,在他们自身之内有一种不可压抑的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统一性的追求。而且,这种对理论各部分都在逻辑上相互一致的追求不可分割地伴随着另一种追求:我们在前面已经弄清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它就是对作为物理学定律的自然分类的理论的追求。我们确实感到,如果事物的实在关系——不能用物理学家使用的方法去把握它——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物理学理论中反映出来,那么这种反映便不能没有秩序和统一。

皮尔逊不仅致力于科学的统一,而且强调这种统一实质上在于科学方法的统一:“科学的领域是无限的;它的可靠的内容是无尽的,每一群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过去或现在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是科学的材料。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分类无论什么种类的事实、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描述它们关联的人,就正在应用科学方法,就是科学人。”

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统一问题的兴趣在逻辑经验论的语境中得以再现并精致化。在1929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中,该学派郑重地推出了他们的原则性的哲学纲领——“科学的世界概念”:

科学的世界概念的特点并不在于其特有的一些论点,而在于其基本的态度、观点和研究方向。其目的是统一科学。它致力于把个别研究者在不同科学领域中的成就联系和一致起来。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它强调集体的努力,强调那些可以在主体间把握的东西,探求一种中立的形式化系统,一种消除了历史语言痕迹的符号系统,以及一个总的概念系统。它力求简洁性和清晰性,排斥隐晦玄虚和神秘莫测的深奥。

逻辑经验论者把科学统一作为他们的基本哲学信条之一,主张以物理主义统一科学知识。他们认为,科学的分门别类是由于“分工的实用理由”造成的,实际上,不仅经验科学的各个分支,而且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是“总括万殊的统一科学”的一部分。按照卡尔纳普的表述,物理主义是说“一切自然定律,包括对有机体、人类和人类社会有效的定律,都是物理定律也即为解释无机过程所需要的那些定律的逻辑推论。”纽拉特论述了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主义的目标和态度,强调它是有吸引力的:“对许多青年人来说,科学似乎是冷酷的,远远地与他们隔绝起来,但是他们确实将被吸引到统一科学中,因为有可能把每一事物与其他每一事物关联;欲求是多方面的,比有时承认的还要频繁,它们将能够在这个领域找到规则的出口。这种百科全书式地处理的是艺术史和晶体学、教育和技术、法学和力学,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将抵制逻辑经验论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事情的观点。基本的观念是,我们最终没有牢固的基础,没有依靠的体系,我们总是必须继续无休止地追求,我们经历最未曾料到的的惊奇,如果我们想检验我们一直正在使用的基本假定的话,那么这种观念是我们可以称为‘百科全书主义’的态度的特征。”

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者还把统一科学的志向付诸实践。1934年,石里克、弗兰克等人编辑了《统一科学丛书》。1935年,在法国索邦举行了第一届科学统一大会,通过了纽拉特提出的关于编辑《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计划以及卡尔纳普关于统一逻辑符号的提案。接着,又先后分别在哥本哈根(1936)、巴黎(1937)、剑桥(1938)、坎布里奇(1939)举行了四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大会以后未能继续举行。而且,他们认真地进行哲学、数学和语言的科学化的尝试,并取得了某些令人瞩目的成果。

除了逻辑经验论者之外,在20世纪上半叶,对科学统一最为倾心、最为认真思考和切实行动的人,恐怕非萨顿和爱因斯坦莫属。萨顿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是萨顿的三个核心思想之一(另外两个是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强调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他说:

科学史证实科学的统一性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每一门科学的进步都依赖于其他科学的进步;这自然意味着,各门科学不是独立的,而是在许多方面相关的,这种相关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机的。第二,科学发现在不同的地方并且有时使用不同的方法同时提出,也意味着存在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把任何一门科学比喻为以不变的顺序联结在一起的一连串的事实。三番五次一再发生的事情是,这种逻辑链条上的许多部分已经备齐了,但是把它们联结起来的环节还没有找到。这些环节最终被发现通常是借助于某一种根本上全新的顺序进行科学思考的结果,在这里,这种顺序是从另门科学借来的,而且很可能是以一种严密的、完美无缺的方式完成了这一整个的链条。如果这样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我们可以把它归因于偶然,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以致把它归因于碰巧才出现的概率是无限小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样一句话:科学是统一的。

萨顿进而由科学的统一性衍生出人类的统一性:“科学发现为不同民族同时得到,这些链条由一个民族开始又为另一个民族和谐地完成。正是这样的事实证明,无论这些人看上去会有多么不同,他们全都在追求这个同样的目标,他们全都在完成这个同样的使命——人类最卓越的使命。这一使命如此伟大,以致于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从其整体上去理解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合作是盲目的,如同一窝蜂房里的蜜蜂一样。这就确认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存在许多分歧和敌意,但是人类是统一的。”

爱因斯坦的一生,可以说是为追求科学统一而奋斗的一生。他在1901年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由毛细管现象所得到的推论”,就是为了从统一性的角度看待分子力同牛顿超距作用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企图给化学以力学的基础。在完成这一研究工作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出心灵深处的呼唤:“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他在1905年接连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论文,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追求科学的统一性。光量子论文追求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的统一,从而达到统一的波粒二象性,同时对黑体辐射、光致发光、光电效应等表观不同的现象给予统一的说明。布朗运动论文是为了消除经典热力学中理论的不统一,即溶质有渗透压而悬浮体没有渗透压。狭义相对论论文消除了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的不协调,以及静止参照系的特殊地位,使之在惯性系中达到统一的数学描述。质能关系论文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质量和能量的统一。广义相对论则是站在更高的统一的观点看待惯性与引力、惯性系与加速系的,最终完成了对时间、空间、物质、运动的统一的理解。至于统一场论,则是他为自己、为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设定的一个宏伟的统一目标。难怪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追求“物理学领域中的逻辑统一”,是“十分有力地吸引”他的“特殊目标”。难怪他把“力求整个理论前提的统一和简化”,视为建立新理论的相当重要的“微妙动机”。他深有感触地说:

从一开始就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企图,即要寻找一个关于所有这些学科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它由最少数的概念和基本关系组成,从它那里,可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各个分科的一切概念和一切关系。这就是我们所以要探求整个物理学的基础的用意所在。认为这个终极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样一个深挚的信念,是经常鼓舞研究者的强烈热情的主要源泉。

20世纪的许多其他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也信守科学统一的原则。辛普森坚持认为,在科学实践和教学中,科学的专门化和伴随的分裂变得绝对必要。可是,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并没有消除下述概念的力量和价值:宇宙和它的所有个别现象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存在着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恰恰不是大量的特殊的和分离的科学——这样的事物。B.巴伯明确表示,社会科学不仅可能,甚至从本质上讲,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我们一直研究的有关科学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经验事实,与其他种类的经验现象一样,能经受科学的研究,无论科学应用的对象是哪一类材料,科学是一个统一体,因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以上所述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下列方面同样有效:它们的理性方法,支持价值,社会组织方式,后果及其社会控制。因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但是它们在现代社会却明显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承认境况。这不是基本性质的不同,而是发展状况的差异。玉野正芳甚至昌言:“自然科学可以称为‘自然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社会的自然科学’。”在科学家这一方,普朗克开门见山地指出:

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

威尔逊径直表明,17和18世纪的思想家是非常正确的。他们提出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知识具有内在统一和人类的进步具有无限潜力的设想,仍然被我们牢记在心,并没有遭到摧毁,而且我们通过知识的进步而受到最高的奖励。最伟大的智力劳动曾经是、而且仍将是,试图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依旧表现出来的知识的零散性,及其所导致的哲学上的混乱,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反映,而是学者人为塑造的产物。

既然自古至今科学统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传统,那么科学家或哲学家都采取了哪些统一科学的进路或准则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略地了解一下科学统一的含义和所依据的准则的特性。马戈利斯揭示,科学的统一是一个作为真正的科学是什么之概念的基本原理问题,它表达了聚集科学自己的历史的自我约束的准则和抽象化的涵义。卡里尔等人挑明,科学的统一本身仅仅存在于受某种理念摆布的知识系统的一致性中。是什么使科学具有一致性呢?一方面它很普遍,完全可以说每门科学都具有这种特性,另一方面它又足以具备某种意义的特殊性。用努力获取知识这个事实、或用开放性的事业和无止境的探索表征科学的统一固然不错,但是这太不确定了。因此,要用一种既有普遍性又有精确性的方式来表征科学的统一。

不难看出,对统一科学的准则的要求是:既抽象又有约束力,既普遍又有精确性。由此可见,历史上统一科学所采取的准则或进路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古代的始基的统一,中世纪的神学的统一,近代的哲学信条的统一,现代的方法和语言的统一。前两个统一是在科学还没有诞生或获得一点自主性的时期进行的,本来就流于玄想、肤泛或僵化,所以我们仅就后面的议论。大致梳理一下可以发现,人们主要是依据以下几个准则统一科学的,换句话说,是从以下几个途径出发力图达到科学统一的。

其一是科学定律或原理的统一。这种统一实质上是内容的统一。它在逻辑经验论的思想框架内得到过表述:科学的统一就是要把所有的内容归并到普遍的定律之中。更激进的主张是,所有科学都可以追溯到一门科学即物理学。例如,在石里克看来,科学知识确立了不同事件的秩序,它们都是单一的普遍规律的例子。在一个科学体系中,可以把特称命题追溯到一般性定律,而这些定律又可以追溯到更综合的理论,它们最终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综合探讨。爱因斯坦追求的统一理论,更是一种包容量很大、涵盖性很强而数目极少的基本原理。这种统一进路在爱因斯坦之后的物理学家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取得了部分成功。

众所周知,在自然界已知有四种相互作用力,即万有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在1970年前后,格拉肖和萨拉姆成功地把电磁力和弱力统一在电弱理论(electroweaktheory)中。物理学家接着企图把强相互作用纳入其中,从而构成所谓的大统一理论(grandunifiedtheory或GUT),这样的理论有多个竞争者,可是还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如果有的话)。至于把引力也包括在统一的理论中,就是梦想的万有理论(TheoryofEverything)——知道它也许就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智。所谓万有理论,就是“用一个方程写出描述自然界的所有已知力的数学定律”,“它能够由包括引力在内的物理学定律统一的进一步阶段构成”。这个最终理论的重要障碍是,缺乏任何首尾一贯的量子引力理论。在这样的理论构造出来之前,无法把它与其他基本的相互作用理论统一起来。有许多创造万有理论的尝试,包括像超对称理论(supersymmetrytheory)和弦理论(stringtheory)、甚或二者的组合超弦理论(supertringtheory)之类的异乎寻常的观念。这样一个比GUT更大的统一理论是否可能,依然要走着瞧。

不少人对以科学定律或原理作为准则的统一进路并不看好。巴罗主要从科学上对于万有理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他列举出四种普遍的限制类型(存在的限度、概念的限度、技术的限度、基础的限度),它们妨碍万有理论的最终完成。卡里尔等人从哲学上说明,这一统一科学进路的论证——历史归纳论证、对具有原则上的可能性的论证、助发现论证——是不充分的,从而无法在统一科学学说或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的统一,因此科学的统一不能以科学定律的统一为基础。但是,卡尔纳普并不这样看问题:

对于整个科学构造一个同质的定律系统,是未来科学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能表明是不可以达到的。不过,我们当然不知道它是否最终将被达到。在科学的目前阶段,肯定不能从物理学定律推出生物学定律,一些哲学家认为由于二者的本性永远不能推出,但是迄今的证据并不充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遍定律或原理之上统一科学的进路暗含了一个假定: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或者在某一时刻之后(比如宇宙大爆炸之后)是不变的,起码也应该在相当长的宇宙时段内仅有极其微小、以致难以觉察的变化。可是,这个假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明,或者说,人们很难着手去证明它。

辛普森对该进路做了总的评论:“在我们的时代,爱因斯坦和其他人以日益增加的普遍性的原理追求科学的统一。该目标是一个关联的理论本体,该本体在适用于所有物质现象的意义上是完全普遍的。该目标肯定是有价值的目标,对它的追求是富有成果的。然而,认为它是科学的目标或统一科学的基础,这种倾向是不幸的。它实质上是追求科学中的最小公分母。它必然地和有意识地忽略了许多科学的最大部分,因而只能歪曲科学的本性,几乎不能成为统一科学的最好基础。我建议,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和各门科学的统一,能够有意义地在截然相反的方向上追求:不是通过适用于所有现象的原理,而通过所有原理适用的现象——它就是生命现象。于是,生物学是处在所有科学中心的科学。它是最直接地对准科学的主要目标、对那个目标来说最具权威性的科学。它在这里,在所有科学的所有原理都在其中体现出来的领域,在科学能够确实变成统一的领域。”凭心而论,辛普森的评价不无道理,但是他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建议,恐怕也“不能成为统一科学的最好基础”。

其二是科学语言或符号的统一。首先对科学语言统一做出令人信服的表述的是莱布尼兹。他计划对知识做根本性的重组,而这取决于对科学语言的重组。语言重组的中心是,构造一种具有普遍表征作用的人工语言。这种人工语言以描述事物状态以及彼此的相互关系的符号理论为基础,其功能包括逻辑推理和判断程序,还包括以定义理论为基础的重要的概念确定,从而以内容为基础使推理在形式上具有计算的确定性。莱布尼兹在微积分和逻辑演算中部分地实现了他的纲领,这是第一个成功的科学语言统一纲领。1930年代,逻辑经验论继承和发展了莱布尼兹的思想,提出了以物理语言统一科学的纲领。它关心的是科学概念形成原则的一致性,即所有科学陈述都可以用物理语言来阐述。物理语言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语言,是所有专门科学的理论统一的基础。当一种语言把特定的、主体间的和感觉间的质的特征和数量值说成具有特定的时空特性时,它就会被看做是物理语言。于是,所有事物的状态均可用物理语言描述,或者对事物的描述可以翻译为物理语言。有了一致的科学语言,科学的分裂就消失了,科学的统一则变得清晰可见了。

在贯彻逻辑经验论的科学语言统一纲领方面,卡尔纳普可谓不遗余力。他在“科学统一的逻辑基础”一文中坚持认为,“科学的统一问题意指科学的逻辑问题而非本体论问题”。所谓科学的逻辑,是“在抽象情况下对科学语言表达的分析”,是“关于各种科学分支的术语和定律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以典型的反形而上学姿态对还原论作句法分析:还原论不是作为把一个客体域还原为另一个客体域的本体论学说,而是把某些类型的语言表达还原为另一些类型的语义学说。他的科学统一纲领给予观察作用以特许的认识地位,并尝试借助定义通过观察术语和观察陈述的科学术语完成预想的还原。按照他的观点,为了用观察定义理论术语,我们必须知道两件事:(1)对特定的实验合适的条件和仪器的使用;(2)可以确认所研究的现象存在等可能的实验结果。这样的条件和活动的知识提供了理论术语的操作定义。他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表明,“每一个物理语言的术语能够还原为事物语言(thing-language)的的术语,从而最终还原为可观察的事物谓项。”“事物语言的术语,甚至较狭隘的可观察的事物谓项的类,也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二者的语言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在“使用物理语言的心理学”一文中,他这样表白:“每一心理句子都能用物理语言来表达”,“物理语言是普遍的和主体间的”,“心理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部门。”他进而断言:

如果根据物理语言的普遍性,把物理语言用作科学的系统语言,那么所有的科学都会成为物理学。形而上学也就成为无意义的而被抛弃。科学各个领域也都成为统一科学的组成部分,用实质的说话方式来说:实际上只有一种客体,那就是物理事件。在这个物理事件范围内,规律是无所不包的。

纽拉特也指出:统一科学的各种活动都是紧密地相互联结的,也就是说,统一科学包含全部科学定律,这些定律无一例外是关联的。为了建立统一科学,需要某种具有统一句法的统一语言。这种语言是物理学的语言,它是“感觉间的”和“主体间的”。不过,有人却对这一统一进路表示怀疑:科学语言的统一,从科学概念形成之原则具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讲,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一事实的意义太有限,以致于无法用来作为科学统一的根据。

不管怎样,卡西尔更是以涵盖性特别强大的符号为基础,力图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门都统一在其中。在他看来,“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自己的符号化的活动所创造的产品”。这种产品实际上是对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揭示和描述,而“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的体系,关系的思想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必谈其充分的发展。”伽达默尔对这种统一意图的评论深中肯綮:“卡西尔把新康德主义的狭窄出发点亦即自然科学的事实,扩张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它不仅囊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而且意欲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一个先验的基础。”

其三是科学方法或手段的统一。科学的统一可以以科学方法作为统一为基础,这里应该把科学方法理解一些手段和工具,借助它们,科学的合法地位就会得到证明。对所有科学理论的形成和所有科学活动而言,方法论准则的存在和作用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这些准则表征的就是科学方法论的统一。卡里尔等人还言之凿凿:“要恢复科学合理性的统一或科学合理性的标准的统一,就应该把科学的统一表述为科学之方法的和实践的-实施的的统一。……科学的统一所表现的并不是学说结构的统一,而是其实际的科学研究方式的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的统一就是科学实践的统一。”邦格也坚持认为,科学研究并不以一个最终的和完备的真理而告终,它甚至不寻求一个包容世界的公式。研究的结果是关于实在不同方面的或多或少为真的以及部分相互关联的陈述(公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多元论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一元论的:它以单一的方法和目标进攻知识的各个领域。科学的统一不在于单一的包容一切的理论,甚至也不在于统一通用的语言,而在于它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的单一性。

在以科学方法作为统一手段方面,也许无人能望皮尔逊之项背。皮尔逊倡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而科学方法的特征则是“仔细而精确地分类事实,观察它们的相关和顺序;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发现科学定律;自我批判和对所有正常构造的心智来说是同等有效的最后检验。”由此可见,不管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领域或材料,只要按照科学方法处理,就属于科学的范畴,就能够统一在科学之内。他具体地论述说:

虽然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它们的测量或假设方面有某种程度的差异,可是在基本的原理和关联上,每一个个别科学的教授相互之间实际上是一致的。在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事实比较难以分类,个人看法的偏见更为强烈,但类似的、尽管还不完全的一致也迅速出现了。不管怎样,我们更彻底地分类人类发展的事实,我们更精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早期史以及原始的习惯、法律和宗教,我们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到人和他们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正在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转化为真正的科学。我们开始看到心理事实群和社会事实群二者中的无可争辩的关联。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兴盛或衰落的原因变得愈明显,科学研究的题目也就愈多。因此,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并没有超越科学处理的范围,但是它们的分类却不像物理现象或生物现象的分类那么完美,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也不那么毫无偏见。

其四是科学问题或任务的统一。这是实践的-实施的科学的统一,其着眼点是科学的学科的有机构成。学科是历史上形成的实体,它们的范围也是历史上划定的范围,学科历史上的统一性是由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和研究目标等诸方面构成的,这些方面常常不能相互补充以便使某一学科具有确定性,相反却会引发学科间的相互冲突。这一点由于以下事实变得明朗:科学要探索的问题,在明确的学科框架中常常并不适用,某些问题单靠某一学科是无法解决的,比如环境、能源、技术的社会后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许只能通过科学分支领域的共同努力来完成,在这里需要真正的学科间的或跨学科的研究,并非仅仅把学科串联在一起。这意味着,科学正在朝着学科和部门的结构消失的方向发展。这种统一进路的实质是,通过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或完成综合性的任务,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交叉学科或学科际间的研究领域,从而实现已有学科的沟通和联合。

以上四种划分并不是绝对分离或相互排斥的,它们有时也被联合起来,共同起统一的准则或进路的作用。比如逻辑经验论者或科学经验论者,乍看起来他们似乎墨守语言统一,这固然是因为他们就此所论甚多,恐怕也与他们是以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身份出现不无关系。费格尔在阐述卡尔纳普用物理主义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础时,指出它其实是语言、定律、方法三种统一进路的复合体或综合体:

物理主义的第一个论题或关于科学语言的统一性问题,基本上就是建议把能否在主体间证实看作有无科学意义的标准。在这第一个论题中,“统一科学”实质上意味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切实际认识的(即非分折的)陈述的证实基础是统一的。从这个论题中必然得出的结果,就是肯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物理主义的第二个论题断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种种事实和规律,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从物理学的理论假设中推演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第二个论题表述为:这是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解释系统。

索雷尔也持类似的见解:科学经验论认为,科学统一的论题是涉及不同科学的定律和理论的术语。尤其是,该论题坚持,一个理论的定律能够从另一个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来,或者一个理论的理论术语原来是借助于另一个理论的术语定义的。这些推导和还原的例子一般地来自物理学,但是该论题也被应用到自然科学之外。

从奥本海姆和普特南对“科学统一”表达的精确内容的阐明中,我们也能领悟到统一准则的复合性或综合性。他指明,人们一般区分科学统一的三种概念。第一,在最弱意义上的科学统一,是就科学的所有术语被还原为某一学科的术语而言的。这种语言统一的概念可以被若干子概念代替,这些子概念依赖于人们阐明其中所包含的“还原”概念的方式。第二,在较强的涵义上科学统一(因为它包括语言的统一,相反则不是这样)被定律的统一代表。它就是科学定律变得可以还原为某一学科的定律而言的。如果这样的综合一切的说明体系的理想实现了,那么人们就能够称之为统一的科学。定律统一的精密意义再次依赖于所使用的“还原”概念。第三,倘若科学定律不仅被被某一学科的定律,而且那门学科的定律在在某种直觉的意义上是“被统一的”或“被关联的”,那么科学统一在最强的意义上就被实现了。这两位作者在两种涵义上使用“科学统一”一词。第一种使用涉及科学的理想状态,第二种使用涉及科学遍布的、力图达到理想状态的趋势。在第一种涵义上,科学统一意指科学的状态,它包括科学词汇表的统一或语言的统一、说明原理的统一或定律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能够被充分实现的科学统一构成中心的元科学假设,这种假设能够使人们看到在其他地方似乎不相关或无联系的科学活动中的统一,并鼓励知识统一体的构造。在第二种涵义上,科学统一作为在科学探究内部的趋势而存在,即统一科学究竟是否被达到,虽然同时存在其他的、甚至不相容的倾向。“科学统一”的表达也在各种其他涵义上被使用,其中有两点必须提及。其一是,它有时涉及的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中的方法的统一。这可以表达成这样的命题:所有经验科学使用相同的说明、意义和证据的标准。其二是,彻底的还原论论题,被说成是“逻辑的”类而非经验的类的论题有时被作为科学统一的论题被提及。有时所断定的“还原”是所有科学术语借助感觉论的谓项可以定义;有时“还原”概念是比较广泛的,涉及物理事物的可观察的质的谓项被视为基本的。

这里实际上已经透露出,科学统一的各种准则或进路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和渗透了还原论的思想。特劳特揭橥,层次较高的科学理论(例如生物学理论)的语言、本体论和方法论频频与邻近的、层次较低的理论(例如化学理论)整合在一起。思考这种整合的过程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汲取了还原论的寓意;因此,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还原论变成理论统一化的模型、科学统一的图景。这种科学统一的图像在逻辑实证论的著作中反映出来,他们否认物质论、二元论和其他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具有认知的或理论的内容。洪谦先生在谈到物理主义的统一纲领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还以他们的记录学说为根据,提出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观点。所谓物理主义,就是以物理学为基础,应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方法,从物理事物的语言方面,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并将心理学命题译为物理学命题,从而把“心理的”与“物理的”、“身体的”与“心灵的”东西统一起来,进而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

然而,也有人对还原论的统一进路不以为然。福多尔就试图削弱统治哲学文献的特殊科学和基础科学之间关系的还原论诠释。他指出,还原论的动机是对物理学普适性的信念,即所有现象都是物理现象的观点。人们把这种学说与强得多的“科学统一”的观点——所有在任何特殊科学的定律中含有的所有事件(性质、状态、过程等)落在物理学定律之下——结合起来。于是,一方面物理主义的弱版本赢得了关于物理学的普遍性似乎有理的一切,另一方面“科学统一”的观点没有捕获特殊科学的因果分类。因此,科学史——科学哲学的“自然史”——指明,我们应该采纳物理主义的非还原论的版本。

应该看到,还原论不仅在科学的初创时期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而且在20世纪的科学中依然余威犹存,遗传密码的发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就是明证。但是,生命和意识现象毕竟有它的特殊之处,不是单靠物理学定律就能解释清楚的。这告诉我们,科学统一的还原论进路还是有其存在理由的,只是极端的还原论行不通。因此,应该冲淡还原论,在必要时采用它的弱化版本,换句话说,在还原论的某种普遍性和普适性与学科的特殊性和自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本体论的一元论和科学说明的多元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诚如迪克斯所说:既要承认物理学在十分抽象的本体论意义上是根本的和普适的,同时又要否定这意指其他学科能够还原为物理学。从像生物学和心理学之类的学科相对于物理学而言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讨论可知,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生物学中,人们能够拒绝非物理的活力在活着的有机体中起作用,同时又能够反对生物学无非是物理学的观念。关键的主见是,生物学的术语和说明从在生物学内使用的概念图式中取得它们的意义,而它们在物理学中往往没有意义。这样的反应在它的基本的本体论上是一元论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是多元论的。各种科学的学科被认为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世界,总的图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

为了充分利用还原论的长处和继续发挥它的余威,人们做出了了诸多尝试。奥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微量还原的概念:我们有达到科学统一的各种抽象的可能方式,但是目前似乎可以认真地达到科学统一的惟一途径是微量还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事实。微量还原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科学分支能够处理另一个分支处理的部分对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暂时接受统一科学能够被达到的假设仅仅是“信仰行为”。我们相信,这个假设是可信的,有经验的、方法论的和实用主义的理由支持它。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还原水平的观念可以被合理地视为科学的自然序(naturalorderofscience),而许多众所周知的事物序都与我们的还原水平具有粗略的相似性。科学的自然序——6-社会群、5-多细胞生物、4-细胞、3-分子、2-亚原子、1-基本粒子——与我们的基本学科序是对应的。再者,几个相继的水平可以聚集在一起(例如物理学今日惯例地处理1、2和3,生物学至少处理4和5)。于是,我们常常遇到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划分。因此,我们认为,统一的科学能够通过把积累微量还原的建议本身作为工作假设而达到。也就是说,暂时接受这个假设和在该假定上工作与合理性的科学判断的标准一致,进一步的进步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而不宜于宣称它是已经确立的真理,或否认我们最终能够取得成功。威尔逊则以与还原论密切相关的契合概念作为科学统一的准则:

契合世界观的中心思想是,所有的有形现象,从星辰的产生到社会制度的运作,都建立在物质运动的基础上,最终可以将这种物质过程还原为物理法则,不管它多么漫长和曲折。这种思想得到了一些生物学结论的支持,生物学家认为,因为有着共同的由来,所有人类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有亲缘关系。我们与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DNA遗传密码,这种密码转录为RNA后转译出同样的氨基酸。我们的解剖结构与旧世界的猴子和猿很相似。……契合世界观的主要长处还在于,只要将因果解释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就可以全面理解文化以及人类物种的独特性。

近些年,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两个别出心裁的科学统一的蓝图。一个蓝图是刚刚提及的威尔逊的契合(consilience),另一个则是莫兰的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y)。威尔逊提出:契合是统一的关键。严格地说,契合就是通过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统一”,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这种相信超越科学和跨越重要知识分支进行契合的信念并不是科学。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只有很少的人有这样的世界观,他们是少数的科学家兼哲学家。这种世界观不可能根据预先逻辑(经过了明确的经验检验)而得到证实,至少是不能根据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东西证实。对这种世界观的最好推论就是根据过去自然科学一直取得的成功。对其最明确的验证就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有效性。他相信契合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至少对于物质世界来说,各种要素绝对要走向概念的统一。自然科学中的学科界限正在消失,正在由不断变化的杂交领域所取代,在这些领域中,契合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领域跨越多层次的复杂性,从化学物理到物理化学,再到分子遗传学、化学生态学和生态遗传学。他指出,无论成功与否,真正的改革目标应该是通过研究和教学,使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达成契合。如果不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无法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威尔逊的契合概念与跨学科的进路牵连在一起的话,那么莫兰则主张用超学科代替跨学科以实现科学的统一。面对各个学科愈来愈闭关自守和互不沟通,所研究的现象愈来愈被分割成碎块,使人们难以认识它们的统一性,人们愈来愈多地讲:“让我们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但是,莫兰郑重指出,跨学科性不能掌握各学科不逊于联合国不能掌握各国家。在这种跨学科性中,每个学科首先指望自己的领土得到承认,然后以做出某些微小的交换为代价,使得边界线不是被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牢固。因此,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于是出现了“超学科性”一词。西方科学从17世纪以来的发展不仅是学科性的发展,而且也是超学科性的发展。应该说明,不仅有各门科学,而且也有“统一的”科学;这是因为存在方法的统一性,存在一定数量的暗藏在任何学科中的公设如客观性的公设和消除主体问题等,使用数学作为共同的语言和解释方式,追求形式化,等等。如果科学不是超学科的它就从未成为科学。此外,科学的历史经历过一些伟大的超学科的统一的时刻,它们分别由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名字标志着,由在基础中起作用的哲学思潮(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理论帝国(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兴旺标志着。莫兰进而提请人们注意,恰恰是科学的基本的超学科性的原则、数学化、形式化促成了学科之间壁垒的形成。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实行超学科性”,而是“应该实行什么样的超学科性”。

因此,在促进新的超学科性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认识范式:它肯定容许把不同的科学领域加以区别、划分、对照因而使它们相对分离,但是又能够不借助还原而实现它们之间的沟通。我称之为“简化”的范式(还原/分割)是有缺陷的和片面性的。我们需要一个复杂的范式,它既实行分解又实行联结,能够认识实在的不同独特层次而不把它们还原为一些基本单元或普遍法制。

莫兰接着尝试用新方法考察一下三个领域——物理学、生物学、人类-社会学。他建议使它们联结为环路。首先进行如下的运动:应该使人类-社会领域扎根于生物领域,同样地使生物领域扎根于物理世界。但是,使一个层次植根于另一个层次并不是进行还原,这里决没有把人类还原为物理-化学的相互作用,只是承认实在的不同独特层次之间的联系。此外,还应该进行相反的运动:物理科学不是物理世界的纯粹反映,它是文化的、智力的、精神的产物,它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和又这个社会产生的观察/实验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从物理学走到社会,同时也应该走到人类学,因为任何认识还取决于我们的理智即“智人”的精神/头脑条件、可能性和限度。从而应该使物理学同样还有生物学的知识扎根于一定的文化、社会、历史和人类。由于人类-社会学到生物学中寻因,生物学到物理学中寻因,物理学又到人类-社会学中寻因,这样就创造了在科学之间沟通的可能性,而超学科的科学将是能够从这种沟通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莫兰本人认为,他的方法的本质就是在复杂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不难看出,莫兰汲取了把科学统一的语言、定律、方法等途径视为一种超学科性,并对还原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简化”范式的复杂的范式——在寻根和寻因的双向循环中进行学科和文化的沟通。

科学统一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潮流,但是也能听到一些反对之声。例如,加利森宣称:“科学未被统一,而且正是科学的不统一,巩固了它的力量和稳定性——这与我们的第一直觉相反。这个论点与两个充分确立的哲学运动针锋相对:1920和1930年代的逻辑实证论与1950和1960年代的反实证论——前者争辩说统一构成科学的融贯的和稳定的基础,后者坚持认为不统一意味着不稳定。”可是,单一的物理学文化观必然是偏袒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作品的形式、证明的模式、本体论的承诺——这一切在20世纪的给定时间构成物理学的许多传统中都有的差异。斯克拉对科学统一的两种进路进行了批驳,对统一的前景似乎不大看好。

可是,科学统一论者对未来的前景还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萨顿认为:“科学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只是同一真理的两个方面。随你怎么看它,它都代表着人类思想的主要方向。我们不知道人类注定要走向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最终的目标,我们不可能理解它,这是由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们离它太远了,但是我们凭着至少五千年的经验知道,为我们科学努力所确定的总的方向基本上是稳定的。”薛定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范围内在空间和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如何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他的回答是断然的:“今天的物理学和化学在解释这些事件时显示的无能,决不应成为怀疑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用这些学科来诠释的理由。”威尔逊申明:

统一科学的思想并不是一种虚妄。这种思想经历过实验和逻辑的严格检验,而且愿意经受进一步的验证。这种思想并没有受到过致命的打击。由于科学方法的易变性,人们会认为这种思想的中心是脆弱的,然而至少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

他进而论证说,物质世界所包含的领域——包括人类心理活动——是一些人们已经探索过的区域,只不过这些区域被一些空白的空隙分割,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人还不知道这些空隙。其中最大的空隙就是物理学的最终统一、生命细胞的重建、生态系统的形成、基因和文化的进化、思维的物质基础以及伦理和宗教的深层次起源。如果契合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填补空隙将成为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最终将环绕整个客观实在。但是契合的观点也可能的错误的,那么这次探险将走向无尽的大海。他预言在十年左右就可见分晓。即使契合世界观使我们的旅行是麦哲伦式的,我们清楚看见一望无垠的物质存在也仅仅是其中很少一部分细节。再结合了大量的学科后,探险仍将继续。

从众多学者的议论观之,科学统一性的信念是基于自然统一性的信念基础之上的。萨顿就是这样看问题的:科学统一性思想必须以自然界的统一性为前提,如果它不存在,如果自然界中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知识。解释一个有秩序的、协调的宇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片混沌则根本无法解释。科学的存在和它那惊人的一致性(尽管由于我们的无知会出现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矛盾),同时证明了知识的统一性和自然界的统一性。科学的建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这一事实证明:这些人有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思考,而且只要他们在人类的这个根本的任务上合作,他们就是团结一致的。他们的合作通常是没有组织的,不是预先筹划好的。自然界的统一性、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只是一个实体的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有助于证实其他方面的合理性。这个三位一体不过是一个基本统一性的不同表象,虽然这个基本统一性是在我们实在的掌握之外,但它却存在于我们的爱心之中。他再次重申:

科学的主要假定是自然界的统一性,一种间接为知识的整个发展所印证的统一性。显而易见,如果自然界没有统一性,如果宇宙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整体,而是一团混乱的混沌,如果没有规律,没有法则,只有一系列奇迹反复无常地出现,那么科学研究就没有必要,科学进步就没有可能。每一个新定律的发现都是对这种假定的一次新的印证,人们每一次用各自不同彼此独立的方法成功地测定一个自然常数——例如一个电子的带电量——都是人们对这种假定给出的一个定量的证明。自然界是统一的。

按照萨顿的观点,科学的存在和成功,就是对自然统一性的最好证明。他说,科学同艺术和宗教不多不少都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反作用。科学企图用自然本身的语言去解释自然,也就是说,去证实自然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科学存在着,不仅存在而且“起作用”,还能获得神奇的收益,正是这个事实成千次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一致性。

没有自然的统一性就不会有科学的统一性,这是很可能的。但是,科学的存在和成功乃至统一,是否真的就是对自然统一性的证明呢?对此恐怕不能简单地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这里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彭加勒注意到这一点。他先前讲过:“每一种概括在某种程度上都隐含着对自然界的统一性和简单性的信念。至于统一性,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宇宙的各部分不像一物的各部件,它们就不会相互作用,它们就不会彼此了解;尤其是,我们只能知道其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去问自然界是否是一体的,而要问它如何是一体的。”可是,他后来却回避对对自然的统一性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断言:

科学越来越向我们表明宇宙不同部分的相依关系;向我们揭示出宇宙的和谐。这是因为这种和谐是真实的呢,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精神的需要,因而是科学的公设呢?这是一个我不想试图去解决的问题。事实依然是,科学趋向于统一,并且把我们引向统一。

希汉也把自然的统一性视为科学的“公设”或“假定”,不过他认为这个假定是值得相信的,并且值得把它作为助发现的科学信念。他说:让我们直率地承认,科学统一的思想是奠基于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假定之上的。在这里,哲学家在论证这一假定的合理性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实在就是实在,我们对实在的思维本质上乃是建立联系、发现模式、探究统一的概念。当然在从事科学时,我们预先假定世界具有某种统一性,因为组织实验和解释结果都依赖于这样的假定:事件流是有结构的、有序的、有规律的。一个随机的、无联系的、不确定的宇宙不可能使之概念化。事实上它也就不是一个宇宙。然而我们在前进,我们假定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事实上是宇宙,我们假定在所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之下存在着某种作为其基础的统一性。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我们取得了进步,揭示了世界。他进而强调:

关于科学统一的可实现性,我们或许还没有根据相信它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因为科学现状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但是这并不意味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是没有把握的,这个目标在将来也许可以实现。它在原则上并不是不可实现的,而且有意识地把它提出来作为一个应该实现的目标,具有很大的助发现价值。设置在科学之间的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这样做正是为了开始逾越这些障碍。我们必须逾越它们,因为它们正在阻碍我们在理解世界和理解我们自己方面的进步。大自然并不尊重我们的学术分工。有些问题不可能简单地在一门科学的界限之内得到解决。甚至各门科学的进步也因为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离而受到限制。

倘若科学统一在原则上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追求这个目标确实有利于科学进步,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承担呢?承担者应该是一批现代思想家,尤其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苏联学者当年认为,科学和人的文化的统一的需要通过日益增长的现代思想家的数量来实现,这完全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正是在这条路线上,科学的总括的文化和人文意义将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只强调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以及它与生产和经济的关联,而不把科学看做是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是根本不恰当的。这贬低了科学作为精神价值的有人的意图的特点和它的人文意义。希汉对此的回答是:“科学的统一必须由作为科学家的科学家用经验锤炼。然而,要这样做,他们一定要有一种恰当的、合适的哲学。在这里,哲学家有作用可以发挥,但只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其中科学家必须更有哲学头脑,而哲学家必须对科学有更多的了解。”

他继续分析说,在追求统一科学的目标时,有些哲学观点会阻塞其通道,有些则会照亮道路。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忽视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留下不可逾越的鸿沟。实证主义追求科学统一的理想,打算填平鸿沟,但是不管现象主义还是物理主义,都是一种高度的还原论,这种有严重局限性的框架无法说明人的精神。他特别重视发挥好的哲学在科学统一中的作用:

必须摈弃在分离主义和还原主义之间的抉择。我们可以不采用还原主义的模型,而通过选择一种整合层次的哲学以从事科学的统一。我要建议,有一种最佳哲学来实现科学的统一,那就是革命的、整合的、突现论形式的物质主义。它是一种旨在根据世界本身来解释世界的哲学,不必求助于世界之外的力来解释世界。它把科学方法看作是包罗万象的,它不给实在留下科学未触动过和超出科学界限之外的余地,它无须用活力或上帝来解释世界。它考虑到在构成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时间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它不屈从去认为,不充分认识一个事物的历史性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合适的解释。它把事物的相互联系看作是理解事物本身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它设法终止因每一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分离而使该学科枯竭的现象。它承认物质结构复杂性的上升层次和进化过程中新事物的突现,这里的每一层次都扎根于它前后的层次,而不可还原于它。它把不同科学之间的方法论关系看成是与实在的不同层次之间的本体论关系相平行的,各门科学从相互关系中突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它不是一种后退的、未分化的统一,它始终承认专业化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又承认过分专业化必须在更高的综合中得到克服,这种综合充分考虑到特殊科学的联系和区别。……我的论点是,每门科学都要向其他科学开放,并在相互作用中复生和重组。记住科学统一的目标,同时对这个过程不可缺少的是一种整合的哲学,一种系统的世界观,它能够包容一切科学而又给每门科学以应有的权益。

希汉建议用来实现科学统一的哲学也许并不是最佳的,但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也许还有更好的哲学和途径,需要我们在科学统一的实践和过程中去摸索、去创造。

参考文献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3~4、7页。

G.G.Simpson,BiologyandtheNatureofScience,Science,139(1963),pp.81~88.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20~2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1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85、86页。

李醒民:马赫:维也纳学派的先师和逻辑经验论的始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6卷(1994),第5期,第1~10页。李醒民:《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1月第1版,第342~348页。

E.Mach,PopularScientificLectures,OpenCourtPublishingCompany,U.S.A.,1986,pp.86~87.

E.Mach,TheScienceofMechanics:CriticalandHistoricalAccountofItsDevelopment,OpenCourtPublishingCompany,U.S.A.,1960,p.609.

E.Mach,PopularScientificLectures,OpenCourtPublishingCompany,U.S.A.,1986,pp.189,257~258,261.

马赫强调:“哲学家片面地过高估计反省的分析,而精神病学家往往同样过高地就生理学的分析做过高估计,不过要得到恰当的结果,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在两群探究者中,似乎还潜伏着从原始文化那儿得到的、迄今还未完全消除的偏见的遗迹,即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原则上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参见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69页。或者E.Mach,KnowledgeandError,OhioStateUniversityPress,1976,p.350.德文版E.Mach,ErkenntinisundIrrtum,Leipzig:VerlayvonJohaumAmbrosiusBarth,1920,p.462.用的是inkommensurabler(不可通约的)。因此,在科学哲学意义上使用“不可通约的”一词,马赫要比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早半个多世纪。对此的考证和议论请参见李醒民: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太原:《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1卷(1994),第4期,第32~33页。在此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马赫的这一见解对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论者有巨大影响,物理语言具有主体间性,心理语言可以还原为物理语言等(后文有所涉及)。

彭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26~132、108页。

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17页。

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页。卡西尔下述言论表达的意思也许与皮尔逊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然知识的范围是由它的起源,而不是由对象决定的。所有知识,无论其内容是什么,只要源于人类理性,并且不依赖于其他的确定性基础,就是‘自然的’。因此,与其说‘自然’是一堆既定对象,不如说它是知识的‘视野’,知识所及的实在的视野。在自然之光的范围里,一切皆属于自然。只需有知识的自然力量,便能理解和肯定一切。”参见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7页。

汉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曲跃厚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期,第16~24、27页。

周昌忠: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1983),第5期,第16~23页。

T.Sorell,Scientism,PhilosophyandtheInfatuationwith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1,p.16.

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56页。萨顿在另一本书还这样写道“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它们就好像是同一个人的两种精神状态;它们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两个基本而又互补的方面。在东方和西方,科学的真理是相同的,美和仁爱也是相同的。所有地方的人都是同样的人,只是稍微强调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人。”参见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88页。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347~348页。

爱因斯坦四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统一场论,但是由于物理学的事实和知识积累不足,以及缺乏必要的数学工具,致使这位科学天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有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但是,杨振宁并不如是观。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一些人中有这样的印象,认为统一的思想是在爱因斯坦的老年侵袭了他的某种成见。是的,它是成见,但这是关于理论物理学的基本结构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有洞察力的成见。我还要加上一句,这种洞察力是今天物理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参见《杨振宁讲演集》,宁平治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368页。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299、495、385页。

G.G.Simpson,BiologyandtheNatureofScience,Science,139(1963),pp.81~88.

B.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282页。

何亚平、张钢:《文化的基频——科技文化史论稿》,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70页。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8页。

科学统一还有一个层次或水准的问题,对此我们不拟加以特别区分。例如,伊利英和卡林金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统一是A组科学标准的意图;科学的历史板块的统一是B组标准的意图;科学的题材和主题的分割的统一是C组标准的意图。这些仿佛是水平的统一。在第一个案例中,它们强固了作为与非科学相对立的科学。在第二种情况中,它们定下了科学进化的时期和阶段的界限。在第三种情况下,它们隔离了科学的题材和主题的单元。参见V.IIyinandA.Kalinkin,TheNatureofScience,AnEpistemologicalAnalysis,Moscow:ProgressPublishers,1988,p.19.

J.Margolis,SciencewithoutUnity,ReconcilingtheHumanandNaturalSciences,BasilBlackwell,1987,p.xv.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T2的词汇表T1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科尔斯:《霍金与上帝的心智》,李醒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53~55、107~111页。

J.D.Barrow,LimitsofScience.J.L.CastiandA.Karlqvisted.,BoundariesandBarriers,OntheLimitstoScientificKnowledge,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Inc.,TheAdvancedBookProgram,1996,pp.1~11.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R.Carnap,LogicalFoundationsoftheUnityofScience.R.Boydet.ed.,ThePhilosophyofScience,ABradfordBook,TheMITPress,1991,pp.393~404.

相反地,现代物理学表明,物理学定律是变化的。随着人们走进大爆炸的越来越早的阶段,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本性变化着,以致它们在足够高的能量下变得无法区分。但是该定律的这一变化本身是用另外的定律——所谓的电弱理论——描述的。也许,在大统一理论占优势的范围,要修正这个定律本身,在恰恰返回宇宙的真正开端也是如此。然而,无论什么基本的法则,物理学家都不得不假定,它们对于自大爆炸以来的所有时期都适用。随时间变化的,仅仅是这些基本法则的低能量结果。由于作出这个假定,物理学家能够建立宇宙的热的历史的一致图像,该图像好像与观察无重大冲突。这使得该假定合情合理,但是并未证明它是正确的。参见科尔斯:《霍金与上帝的心智》,李醒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108~109页。

彭加勒在“规律的演变”一文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参见彭加勒:《最后的沉思》,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3~18页。

G.G.Simpson,BiologyandtheNatureofScience,Science,139(1963),pp.81~88.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R.Carnap,LogicalFoundationsoftheUnityofScience.R.Boydet.ed.,ThePhilosophyofScience,ABradfordBook,TheMITPress,1991,pp.393~404.

卡尔纳普:使用物理语言的心理学;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475~页。

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98~104页。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iv~v、48、i页。卡西尔详细地论述说,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而且也生活在理想世界中——诚如歌德所说:“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质上就是理想与事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人总是向着理想和可能性行进的。人能运用各种符号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和整个文化的,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以自己的符号化的活动所创造的产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实在世界给予的事实。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M.Bunge,PhilosophyofScience,FromProblemtoTheory,RevisedEdition,Vol.I,NewBrunswickandLondon:TransationPublishers,1998,p.34.

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37、18页。

卡里尔等:科学的统一,鲁旭东等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4期,第60~67页。

费格尔:物理主义、统一科学与心理学基础。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第512~5t3页。

T.Sorell,Scientism,PhilosophyandtheInfatuationwith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1,p.5.

P.OppenheimandH.Putnam,UnityofScienceasaWorkingHypothesis;R.Boydet.ed.,ThePhilosophyofScience,ABradfordBook,TheMITPress,1991,pp.405~427.这两位作者使用的是凯梅尼(J.G.Kemeny)和奥本海姆的还原概念:给定两个理论T1T2,T2被说成被还原为T1,当且仅当(1)T2的词汇表包含在T1的词汇表中没有的术语;(2)任何可用T2说明的观察资料都可用T1说明;(3)T1至少像T2一样被系统化。凯梅尼和奥本海姆也定义了一个科学分支B1还原另一个科学分支B2(例如物理学还原化学)。其程序如下:在一给定时刻t取B2的已接受的理论作为T2。则B1在时刻t还原B2,当且仅当在时刻t在B1中存在某个理论T1,以致T1还原T2。类似的,如果B2的某个理论被在时刻t属于分支B1的某个理论T1还原,我们将说B2在时刻t部分还原为B1。

J.D.Trout,ReductionandtheUnityofScience;R.Boydet.ed.,ThePhilosophyofScience,ABradfordBook,TheMITPress,1991,pp.387~392.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48~550页。

J.D.Trout,ReductionandtheUnityofScience;R.Boydet.ed.,ThePhilosophyofScience,ABradfordBook,TheMITPress,1991,pp.387~392.

D.Dieks,TheScientificViewoftheWorld:Introduction.JanHigevoorded.,PhysicsandOurViewoftheWor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61~78.

P.OppenheimandH.Putnam,UnityofScienceasaWorkingHypothesis;R.Boydet.ed.,ThePhilosophyofScience,ABradfordBook,TheMITPress,1991,pp.405~427.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385~386页。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8~15页。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02~105页。

P.Galison,TradingZone,CoodinatingActionandBelief;M.Biagiodied.,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ekandLondon:Rouledge,1999,pp.137~160.

当科学统一问题在1930年代重新受到注意时,两个主要的进路似乎处于支配地位。第一,利用新发现的形式逻辑资源,存在着把所有断言还原为关于现象或外观的断言的古老的经验论纲领的严格的和精确的“语言学的”版本得以尝试和发展。第二,尝试把在数学“还原论”的研究中发现的如此十分有用的外延同构(isomorphism)概念,转化为物理理论的研究。“哲学的”还原论把所有科学还原为用现象、感觉、资料或外观的语言构造的类似陈述,从而把所有科学统一为外观的科学。这种还原论太艰难了、太随便了,以致不能作为科学统一的方法论阐明。该方案太艰难,因为把科学中的所有语言还原为感觉资料的语言依然是难以捉摸的,即使不是不可能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纲领没有阐明其他方向的科学的统一,也就是说,哲学还原太随便,以致不能有助于它预期的角色。因为即使科学统一存在,那也是在科学实践中所达到的成就,即是我们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系统化的结果。把哲学还原的结果强加于科学之上的“统一”根本不是这类统一,从而哲学还原论不是恰当的基础演练。类似的反对理由也适用于把科学统一奠基在外延同构的概念之上。科学的统一是通过一系列的一个理论成功地还原为另一个理论得到的,终极产物是等级的、非对称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高层次理论被还原为低层次理论,而整个结构在特定时期依赖于某个最基本的还原理论。显然,统一不能作为科学中的联邦主义的结果来到,而只能作为物理学帝国主义的副产品来到。这是一个“倒金字塔”模型。总而言之,我们目前的科学统一图像看起来是这样的:(1)科学的统一是科学的任务,对它们的分析可以留给哲学家,但是完成统一是以科学家的资格工作的科学家的任务;(2)统一必须借助还原的联结过程得到,如果能够完全得到它的话,该过程即是较少基本的理论和科学被还原为更基本的,直到最终把所有理论还原为某个最基本的理论而得到统一;(3)如此得到的等级制结构将是科学说明的结构,较少基本的理论的说明依赖于获得统一的可能性,任何时候在结构的基础都存在某个未说明的说明者。参见L.Sklar,EvolutionoftheProblemoftheUnityofScience;I.B.Cohened.,PhilosophicalFoundationsofScience,Dordrecht-Hol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74,pp.535~545.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34页。

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罗来鸥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2页。

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4、387页。

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2、155~156页。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8页。

吉洛特和库马的言论可以作为佐证:“万有理论是否可能的问题依赖于物理实在的特征,而不是依赖于数学或逻辑的本性。如果对自然来说存在统一,那么万有理论是可能的。相对照,如果自然缺乏统一,那么科学将使人满足于分开理解它的每一个全异的部分。”参见J.GillottandM.Kumar,ScienceandRetreatfromReason,London:MerlinPress,1995,p.250.

彭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08页。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次印刷,第125页。

希汉:哲学家、科学家和科学的统一,金吾伦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年第4期,第12~14页。

“SocialScienceToday”EditorialBoard,ScienceAsaSubjectofStudy,Moscow:NaukaPublishers,1987,p.242.

上一篇:英文科技论文范文 下一篇:生化教育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