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信贷市场；担保失灵；保证保险；博弈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3-0067-05

一、引言

信贷与保险市场的耦合并非新生事物，2003年左右国内已经萌生。2010年以来，政策层逐步加大对保险介入涉农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领域的引导力度，2012年国务院对贷款保证保险进一步作了明确鼓励。在传统担保市场存在一定程度失灵现象的背景下，本文以案例为起点分析及探讨解决保险介入中的问题，发挥保险可实现无抵押保证授信的时效优势，推动担保制度的有益变迁。

学界关于贷款保险并无严格的定义。广义上，笔者认为贷款保险可包含对贷款的各种担保，可涵盖诸如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在内的各类风险转移方式。本文关注的是狭义上的保险公司对银行贷款的外部集合保险。与欧美基本侧重于专业信贷保险公司的模式不同，日本、孟加拉及印尼等泛东南亚的小额信贷保险业务发展，如同其小额信贷业务自身，历经从福利主义到制度主义的转型过程（吴慧萍，2012）。与此相应的是，学界对保险参与小额信贷、政府参与贷款保险一般给出了肯定性意见。喻晓（2009）从不良贷款成因分析角度，提出了我国信贷保险制度建设的构想；李军（2011）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涉农信贷与保险耦合模式下，政府、农户、农村信贷机构、保险公司四大利益群体及各群体之间的行为演化进行了分析，提出以政府补贴维持涉农信贷与保险耦合模式持续发展的方法论主张。定价研究方面，夏丽（2012）基于预期损失定价模型对我国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定价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数学建模中的层次分析法提出了客户信用等级的确定方法。

虽然得到政策及学界的支持，历经10年发展，国内小额信贷保险却总体上仍处于试点起步阶段，它与某些领域的信贷担保市场失灵现象同在。

二、案例背景：边缘信贷市场的担保机制失灵

逆周期经济条件下，大型银行与大型企业间以抵押担保为主的担保合约制度面临因抵押物市值缩水而失效的潜在风险，而在由农村和中小微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组成的“边缘信贷市场”（霍成义，2010）上，传统担保制度则遭遇信任危机，受到愈演愈烈的道德风险冲击，表现为贷款不良风险沿担保链、“担保圈”蔓延等新趋势。2012年4月，B市WD县某纺织公司对B市某化工企业的1笔担保业务被法院追偿债务，导致20多家与其有担保链关系的企业陷入债务风险；2012年6月，ZP县存在复杂互保、联保关系的3家企业法人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跑路。

2013年以来，区域担保生态进一步趋向恶化。ZP县CX集团债务风险暴露，香港证监会冻结该集团10亿资产，多家银行争相清收该集团及其关联担保公司贷款，有的银行提前收贷、放弃贷款承诺。在此形势下，该县约21家中小企业为防止银行“毁约”断贷，通过非正式磋商盟约，向银行方面释放“到期拒绝还贷”等威胁性信号。B、Z市及毗邻地区近期发生的“经济下行周期中同行业担保对担保效力的弱化、柠檬市场效应导致的担保圈高风险企业集聚、道德风险导致的关联企业担保无效”等现象，也表明担保市场已出现相当程度的失灵，并且这种情形不是孤立的区域现象。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中的保证保险：GF案例

截至2013年初，B市贷款保险业务为空白。基于解决担保失灵问题，在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的政策导向下，当地人民银行2013年6月份起着手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探讨研发信贷保险产品。2013年7月份，该行借鉴宁波市小额信贷保证保险试点经验，制定推出了《关于加强银保合作 开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促进银行与保险机构一对一协商签订合作协议。

出于现代农场一般因缺乏抵押担保资质而贷款难的考量，该行重点选取辖内现代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的BX县开展试点。GF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养殖为一体的大型农场，占地2000亩。此地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地，不具备银行业规定的贷款抵押属性。2013年9月，经由人民银行BX县支行斡旋协调，该县农商行与人保财险支公司签订了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合作协议。同年10月10日，BX县农商行对GF公司投放了以保险为主要担保方式的首笔300万元贷款，期限11个月，执行优惠利率7.5‰，合同期可为企业减少利息成本7.6万元；人保财险的保险费率由贷款保证保险费率和借款人意外伤害险费率组成，共7.8万元，为贷款金额的2.6%。GF农业公司成为B市首个通过银保合作获得支持的现代农业龙头企业。

其中，保险公司与农商行之间的合作协议主要由以下几个要件构成：（1）支持对象。农业种养殖大户和家庭农场、初创期小微企业和城乡创业者（含个体工商户）。（2）融资成本与期限。借款人融资成本由银行贷款利率、保证保险费率及附加性保险费率三部分组成，试点期间，银行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的水平，保证保险费率和附加性保险费率合计最高不超过贷款本金的3%。贷款期限一般在1年以内，最高不超过1年。（3）风险共担机制与风险叫停机制。试点第1年，贷款银行与保险机构统一暂按3：1比例分摊贷款本金损失风险。保险机构年度赔付的最高限额为年度保险费总额的150% ，超过部分，保险机构将不再承担赔付责任。从试点第2年开始，银行与保险机构之间的风险分摊比例和方式，可根据各银行风险管理质量与贷款损失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调整。建立贷款风险叫停机制，试点银行小额贷款逾期率超过10%时，应立即停办此项业务。

据了解，截至2014年6月份，GF农业公司银行借款余额3000万元，企业生产经营与贷款形态正常。如果业务进展顺利，农户解决了担保难问题，农商行贷款风险有了机构担保人，保险公司借农商行网点与客户优势可有效拓宽业务范围，无疑是一项多方共赢的制度安排。

四、保证保险业务进展的责权利不对等

然而，自办理首笔保险贷款业务以来，B市没有再发生1笔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并且周边地市同期铺开的该业务也没有进展，GF案例成为一个“孤案”。保险与银行之间的合作没有出现可重复博弈，核心和直接的约束条件即责、权、利不对等。

首先，贷款保险业务最大受益者――保险公司没有承担与之匹配的责任。保险公司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后续市场开发工作。据保险公司营销经理测算，假设贷款发生违约风险，根据赔付率150%的协议，保险公司可能的赔付额为保证保险保费收入6.9万元的1.5倍，即10.35万元，保险公司最大可能亏损3.45万元。进而按大数法则精算，假定贷款金额为300万元的户数达到30户且发生违约风险的户数为1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为207万元，刚好基本满足风险共担协议（保险公司70%、银行30%，300万*70%=210）的理赔需求，并达到盈亏平衡点。该县工商私营经济发达，具有过万的潜在客户群资源，满足保险业定损需求的大数定律1/30问题不大。然而，出于利己考量，保险公司在协议中增加了诸多严苛条款。如，在赔付率超过150%时“拒付”，而宁波市参与保险机构在达到同样情形时则是“暂停”。实际业务中，保险公司既未承担相应的风险审查等责任，也没有对金融机构让步以开发市场。

其次，农商行成本支出与风险管理责任大于收益。经过对GF案例的直观体验，农商行内部悄然叫停了贷款保险业务。因保险费支出，农商行不得不降低贷款利率，否则借款人付出的总费率远高于一般市场价。金融机构认为对GF农业公司的利率优惠，其实就是对保险公司让渡一部分的贷款收益权，而保险公司则仅是搭顺风车。全部计算在内，保险公司全年对农商行合约贷款损失才承担4.5%（保险费贷款本金3%，保险费150%的上限），也就是说300万元损失才顶多承担十几万元，农商行感觉不公平。而市场上同时存在的担保公司运作模式收费仅为贷款金额的2%―3%，却为客户承担全额贷款损失。正是出于相对收益、同业比较等方面的考虑，农商行放弃了合作。

第三，政府“利益”与付出责任的不匹配。发展现代农业、小微企业是当前政府的政策定位，收获经济发展“政绩红利”的地方政府本应承担相应的金融保险责任，政府在某种意义上隐含着应为其承担一定风险的逻辑。宁波、潍坊等地方政府以专项基金方式对贷款保险业务提供超赔补贴。政府补贴的其他个别地区，贷款保险业务有一定持续性。从2009年政府出台意见到2011年的不足3年时间内，宁波市发放小额保险贷款1432笔，贷款金额14.75亿元。B市政府因财力原因，对贷款保险尚没有出台相应政策。同时，2013年11月，监管部门调取金融机构贷款保险业务相关资料，从业务盈利性等方面对其提出了不予鼓励的倾向性意见。

五、银保可重复博弈的策略演绎与合作满足条件

银保合作的当前困境与市场主体对策略的微观选择存在较大关系。银行与保险公司上述利益权衡可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市场进入阻挠博弈。我们在此把银行看作基本“垄断”着农村和小微企业信贷市场的在位者，保险公司是进入者。本案例中，银行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首笔交易是在货币政策部门干预下实现的，因为后验事实证明至少有1个参与人（银行）后来会违背这个协议，协议不可能在无外力干预下自动实施，不是纳什均衡。

为此我们模拟了正常市场条件下保险公司进入信贷市场的静态博弈。保险公司可以实施的策略是进入、不进入，假定进入成本为10（保费收入的10%）；银行的策略是允许、拒绝。假定银行在市场上的常规利润为100。在一次博弈条件下，给定保险公司进入，银行允许，则保险公司扣除成本，得收益25，银行转让35%后，得收益65；给定保险公司进入而银行不允许，则保险公司收益为-10，银行收益仍为100；保险公司不进入时，银行允许与拒绝不影响收益值变动。虽然进入是保险公司的最优战略，也是银保双方及隐含了社会期望的占优均衡，但只有在银行允许时才能实现交易。而在一次性静态博弈中，银行允许则直接导致收益率大幅下滑，减少的收益即保险公司的进入收益，基本是一种零和博弈。在这个支付矩阵中，仅“不进入、拒绝”是纳什均衡。

由于在现场调研中觉察到当事人保险机构有进入信贷市场的较强意愿，我们设想在动态演化条件下各方可能选择的策略集。银行机构如果将不良贷款风险预期纳入博弈战略考虑，或者市场事实上的违约概率达到一定临界点，则支付矩阵的各方赋值应出现变化。给定保险公司进入，保险公司会因赔付减少一定的收益额，但业务量的激增可能会冲减一定的赔付损失；银行机构“允许”的收益则仍为65，而如果选择拒绝则面临更加不确定性的损失风险，有可能跌至40或更少。由于风险事件的持续冲击可以对银行产生“可以置信的威胁”，从而考虑了后验概率的贝叶斯精炼均衡有可能会出现。此时银行的最优战略将有可能转变为允许，“进入、允许”便形成了帕累托合作均衡，同时也实现了社会总体收益期望值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演绎和政府现实财力情况，我们相应假定在没有政府直接参与的条件下，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有无理论上合作的可能性。

一是调整收益期望函数。从GF案例看，保险公司过高设定了对自己的期望收益值，以拒付等严苛条款挫伤了银行机构合作积极性；银行机构过多看重了自己牺牲的当期利益，没有从长远角度考虑通过保险促进本身信贷业务增长的预期。如果双方可以在利率、费率、赔付率、理赔条件等细节上予以磋商谈判，在支付矩阵中从互惠原则出发，比如保险公司参照市场其他竞争者如担保公司的模式调整支付行为，银行机构从预期风险加大和市场占有率方面调整期望值，信贷保险市场则有达成精炼贝叶斯均衡的可能性。

二是纵向拉长保险链条。仅仅强调保险机构所承担的责任不足是不够的。在银保合作中，毕竟银行是相对占有更多信息的方，有可能会出现故意忽略借款人偿还能力而向保险公司转嫁损失的人道德风险。假定设立再保险公司为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做担保，保险公司便可以降低保险费率或剔除苛刻性条款，提高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参保的积极性。即使再保险公司初始由政府注资参股引导成立，也不同于基金类的政府直接补贴。

三是引入竞争激励。国内现有贷款保险的运作模式基本以银行为受益人，是保险公司对银行贷款不良风险的集合担保。作为对贷款风险的担保，市场原本存在的许多专业贷款担保公司仅仅是因近期贷款违约风险概率的上升失去了参与积极性。以再担保公司等市场手段重新恢复担保机构参与信贷担保竞争的信心，担保竞争应当可以刺激保险公司修改博弈支付函数。同时，竞争可促进担保市场总体费率水平的降低，吸引更多借款客户参与信贷保险。

六、市场定位：基于制度演化大视野下的信贷保险推进策略思考

综上所述，没有政府直接补贴介入，市场也有可能实现社会期望的某种均衡。进一步，在担保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宏观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明确其中的政府职能、信贷保险市场及其相关主体的定位十分必要。

（一）市场要素重构与信贷保险发展

政府应认识到担保机制重构需求的系统性特点，着眼于责、权、利要素机制的重构。本文不认同政府补贴，但不等于忽略政府应有的政策选择和协调责任。担保信任关系随信贷市场“挤泡沫”而出现某种程度的断裂，是宏观系统性制度失灵的结果而非信贷风险的根源性诱致因素。因此，政府及各方应以有利于保险、担保、信贷机构之间权责公平、竞争合作为原则，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切实促进信贷保险业务的发展，理顺担保市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推进信贷风险的有效分散。

（二）以专业化引导信贷保险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担保制度由国家信用指令保证、抵质押与保证人保证、担保及保险公司保证的沿革历程中，农村和中小微企业领域联保关系的“破产”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反馈，因而保险公司的进入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现有保险公司一般不具备基本的金融风险审查能力，因此引入专业信贷保险公司应是必要的补充，并且专业信贷保险公司的进入可促进保险进化。

（三）改变信贷保险期望函数

GF案例双方签订的协议是一种非正式的软约束机制。农商行对符合双方协议的借款人，既可以推荐给保险公司，也可以不推荐。这种软约束机制使各当事人缺乏相互制约、协同合作的条件。根据本文分析，在没有政府直接补贴参与的条件下，政府引导市场主要是保险方改变期望函数是关键。这就需要保险方在初始制度设想上就不能力求严格的无风险或风险最小化。而要使保险业改变期望函数，则需政府在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给出市场确定的信号。只有这个期望函数的改变，银行业与保险业才能有望实现交易规则的明晰化及合作稳定性。

七、结束语

现有市场条件下，保险机构参与信贷保险是缓解当前信贷担保紧张关系的一项有益的过渡性制度选择，有利于通过担保制度改良促进农村及中小微企业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保险与信贷市场的对接需清晰梳理政府及各主体的市场定位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洁，刘博，孟文杰，刘丹华，岳亮.“柠檬市场”效应与担保圈风险[J].金融发展研究，2013，（11）.

[2]霍成义，王伟，郑方敬.边缘信贷市场开发：银行小企业贷款专营个案[J].金融发展研究，2010，（12）.

[3]喻晓.我国信贷保险制度建设的设想[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9，（6）.

[4]夏丽.我国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定价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

[5]李军.我国涉农信贷与保险耦合模式研究[D].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

[6]刘爽，李芳.小额保险“孟加拉国特点”之思考[J].中国保险，2011，（8）.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化安庆.农户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发展缓慢[J].当代金融家网，2013，（1）.

[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4号）.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公估人中介市场理赔

[论文摘要]按照国际惯例,保险中介由人、经纪人和公估人三类主体构成。我国早已出现了保险人,经纪人也已正式启用,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险中介市场,还需要公估人规范执业。本文阐述了公估人产生的背景,分析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指出为完善公估人制度,还须提高公估队伍人员素质、加强机构设置、建立担保机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保险公估人制度应运而生。我国目前由于保险公估在保险业界起步最晚,业内对其重视程度和应用情况都较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在保险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今天,充分认识保险公估人的经济价值,重视组建高效、专业的保险公估人队伍,实现公估服务自我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保险公估人产生的背景

保险公估人作为一个专门从事保险标的查验、评估及保险事故认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据此向委托方收取服务费用的机构,是保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实行专业分工的产物,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保险业分工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规模扩大,技术日趋复杂,客户投保的风险单位越来越大,标的的技术类型越来越高,单个保险人难以为其承保的不同类型标的长期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保险业务发展需要专业的评算、理赔人员;另一方面,随着保险人在市场中的增加,固定资产相对较少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源运作的保险公司,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承揽到业务并获利,只有在现有基础上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其最有效的操作手段为实现保险分工,分工产生的直接利益将会降低保险人的成本。这一观点早在十八世纪后期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就已提出,在他的《国富论》中,曾通过对制针厂的考察指出:即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劳动分工就足以创造出利益。其理论核心是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的保险业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时期,超额利润可使市场上全部保险作业由一家保险人包办。而随着市场保险人主体的增加,市场上展业、承保和理赔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保险人、经纪人和公估人来完成。根据社会分工降低单位成本的理论和实践,保险公估人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二)保险人经营模式的创新呼唤保险公估人

长期以来,国内保险人采取层层上报审批的评估、检查和理赔管理模式,业务开展常常不到位,工作效率低下。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1999年底的调查显示,影响市民购买保险的原因,21%的人认为是“理赔太难,理赔时间太长”。这一技术环节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创新保险人经营模式,启用公估服务成为社会现实需要。2000年,我国《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颁布,同年,保险公估行在上海出现,保险公估业务暂露头角,使保险人能够实现由传统的评估、检查和理赔管理转向分权限独立的模式。即由保险公估人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委托,对标的进行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向保险人提供符合客观实际的公估报告,保险人则依据公估人提供的公估报告进行理赔。公估人制度的透明化,利于保险人业务的市场运作,加速保险展业模式的结构调整,将现在“自营为主,中介为辅”的展业结构逐步过渡到“重要直接业务自营,其他业务中介,强化中介业务管理职能”的展业模式上来。可以认为,公估人是保险人理赔部门理赔职能的市场化延伸,保险公估人与保险人之间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关系,具有独立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整个公估活动期间,保险人无权干涉保险公估人的业务活动。借助第三方———公估人的专业技术和中介地位,保险人能及时获得评估、检查和理赔的合理评算结果。这一操作与世界保险业通行的运作方式相接轨,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险公估人的资质评价

从本质上讲,保险公估人的存在和发展,源于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地位和特有的职能,保险公估人以独立、公平、公正的身份介入保险市场,是准确实施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保险合同双方利益的重要保证。

(一)保险公估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保险公估人的市场定位是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委托,独立依赖其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来处理保前评估、承保中检查和出险后的理赔工作,为众多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专业保险服务的机构,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必需居中间立场,保持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中介性、规范性的个性特征。所谓公正性,是指尊重客观事实,不偏向任何当事人;所谓独立性,是指不受任何第三方约束,也不将公估结果强加给任何人;所谓技术性,是指内部从业人员既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又熟悉保险,业务开展时技术熟练、经验丰富;所谓中介性,是指中介人的活动是接受保险合同当事人委托而开展的,其业务来源于保险主业务;所谓规范性是建立严格内部规章制度并依法行事。

通过公估人的个,体现出其经济价值,表现为公估人接受委托,处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评估、检查、理赔业务,储备使用专业人员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另外,保险公估人通过向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有效降低当事人成本,实现其又一经济效益。

(二)在保险市场中,公估人地位独立且超然

保险市场主体由保险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中介三方构成。保险中介人作为保险市场的一个子系统,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保险人受保险人的委托,代表保险人的利益,在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保险活动。保险经纪人受被保险人的委托代表投保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保险经济活动。保险公估人既可以受托于保险人,也可以受托于投保人,但它既不代表保险人也不代表被保险人,而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当保险公估人在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当赔案发生时,对委托事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公估人的组成人员是由一批既知晓保险法、保险理论和实务,又对相关法律、工程技术等知识有着较深程度了解的专家,公估人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委托,独立依赖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来处理保前评估、承保中检查和出险后理赔工作。

保险公估人完全独立且地位超然,较易被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投保人接受。在保险评估过程中,其客观公正的保费确定方案可以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理赔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结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之间摩擦,从而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合作关系,保险公估人是保险市场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三)公估人的职能发挥对促进保险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保险公估人介入保险市场,能有效地降低保险商品交易的边际成本,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对保险人、保险市场的健全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能最大限度地规范保险理赔行为

保险理赔是在保险中实现经济补偿的体现,涉及到保险合同双方的切身利益,赔多了,造成“滥赔”,影响保险人自身经济利益;赔少了,形成“惜赔”,则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进而影响到保险人的信誉。目前,国内不同保险人对险种的理赔方式规定不同,规范化、公正化的程度也相差甚远,理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管理不严,往往发生人情赔付、通融赔付,甚至以赔谋利、损公肥私。保险公估人的业务开展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直观上的滥赔、惜赔,也能有效减少因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多赔、少赔、应赔而不赔、不应赔而赔的现象。

2、利于实现保险人专业化经营

过去,保险公司通常采取“大而全”的经营方式,独家一揽子经营保险展业、承保、防灾、定损、理赔、追偿、资金等保险业务,限制了保险人向专业化方向的发展。市场竞争迫使保险人进行经营结构调整,在具体操作上,采取保持机构精简,优化人员结构,调整的结果必然使保险人将越来越多的展业和承保委托给人及经纪人,而将评估、理赔业务交由专业的保险公估人处理。公估人应运而生,运用专业化服务手段,来降低保险人经营成本,而保险人借助第三方服务,节省人力物力,缩短评估、理赔时间,同时又提高公司的信誉。投保人也能积极地接受由第三者参与处理的公正、客观、准确、及时的评估、理赔结果。

3、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公正现象

由于历史的原因,商检部门一直以来享有损失后的检验权力,官方的评估公司和估价中心在办理业务时,往往以行政手段强制干预保险的定损工作,严重违背保险这一特殊行业固有的技术要求和理赔原则。保险公估人居于非官方的第三方地位接受委托,在保前确定保费率,保险事故发生后,评判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如何赔付,并出具保险公估报告书,交由保险人负责审查和赔付,其评估、定损服务能有效杜绝一些强制性的不公正现象,更有利于评估、检查、理赔工作的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

4、规范和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实现公估人定损理算,保险人审查赔付的分工格局,突出保险人在新险种开发、核保核赔、防灾防损及保险资金运用等经营管理方面的职能,而将其他环节通过保险人、经纪人、公估人等中介组织的分工合作来承担,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的保险市场体系,符合国际保险业的要求和习惯,有利于推动我国保险业经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市场的发育完善。

三、从严规范,健全我国保险公估人制度

中外保险业发展表明,一个保险市场的成熟和快速发展离不开保险中介市场的支持,公估人作为中介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严格规范,加强自我约束,充分体现公估人的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规范性和中介性特征。

(一)严格保险公估执业人员资格认定

目前,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估人的具体要求存有差异,但对保险公估执业人员资格严格把关已成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良好的职业声誉和较高的职业水准是公估人在行业中立足的基础。为使我国保险公估业能与国际接轨,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就应参照国际惯例,从严把握保险公估人员的从业资格,选拔高素质、品行良好人员执业。然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在实践中,可借鉴相关法律,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保险法中关于律师、注册会计师、保险人资格取得的规定来具体操作。

(二)规范保险公估人市场准入组织形式

在国际上,独立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可以采取个人、法人和合伙制,而我国由于行业自律不严格、个体资金缺乏、保险监管水平较低,采取合伙或个人制皆不切实际,根据现有法律环境,有限责任公司是保险公估人组织形式的最佳选择。公估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受《公司法》和《保险法》的规范约束,利于有法可依的协调一些关键性问题。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依法规定由中国保监会审批,保监会向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颁发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申请者向主管部门缴足营业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并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始得开业;公估人内部组织机构应严格按《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设置,形成约束制衡的科学管理模式;其变更、解散也应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办理。

(三)创设保险公估业的执业担保机制

保险公估人是基于保险人或投保人及其他委托方委托,从事保险标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向委托人收取合理费用的,其业务不固定,收入欠稳定,管理上也具有非连续和非周密性。另外,保险公估人从事的业务往往技术复杂、专业性强,评算稍有过错就可能导致保险人或投保人的重大损失,而其地位超然独立,不属于保险合同中保险当事人任何一方,对造成的损害必须承担独立责任,这就决定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的必要性。

借鉴我国《保险法》第127条对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执业担保机制的规定,参考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形式应采用缴存保证金或投责任险的方式,具体操作可采取向中国保监会指定的银行缴存营业保证金,未经同意不得动用;投保职业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或允许缴部分营业保证金、部分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差额部分,保险期不少于经营期。执业担保机制的确定,不仅能够起到防范、制约、监督公估人的作用,而且能够达到增强保险公估人执业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目的。

总之,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日益国际化和市场化,我国保险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在保险行业中最后出现也是目前最不完善的保险公估人更加存在着如何加快市场化进程的问题。认识公估人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完善相关制度是应对保险业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叶朝晖·保险公司职能的市场化和保险中介人[J]·上海保险,2000、11·

[2]郭颂平·中外保险营销制度比较[J]·南方金融,2000、12·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按照国际惯例,保险中介由人、经纪人和公估人三类主体构成。我国早已出现了保险人,经纪人也已正式启用,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险中介市场,还需要公估人规范执业。本文阐述了公估人产生的背景,分析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指出为完善公估人制度,还须提高公估队伍人员素质、加强机构设置、建立担保机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保险公估人制度应运而生。我国目前由于保险公估在保险业界起步最晚,业内对其重视程度和应用情况都较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在保险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今天,充分认识保险公估人的经济价值,重视组建高效、专业的保险公估人队伍,实现公估服务自我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保险公估人产生的背景

保险公估人作为一个专门从事保险标的查验、评估及保险事故认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据此向委托方收取服务费用的机构,是保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实行专业分工的产物,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保险业分工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规模扩大,技术日趋复杂,客户投保的风险单位越来越大,标的的技术类型越来越高,单个保险人难以为其承保的不同类型标的长期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保险业务发展需要专业的评算、理赔人员;另一方面,随着保险人在市场中的增加,固定资产相对较少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源运作的保险公司,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承揽到业务并获利,只有在现有基础上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其最有效的操作手段为实现保险分工,分工产生的直接利益将会降低保险人的成本。这一观点早在十八世纪后期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就已提出,在他的《国富论》中,曾通过对制针厂的考察指出:即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劳动分工就足以创造出利益。其理论核心是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的保险业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时期,超额利润可使市场上全部保险作业由一家保险人包办。而随着市场保险人主体的增加,市场上展业、承保和理赔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保险人、经纪人和公估人来完成。根据社会分工降低单位成本的理论和实践,保险公估人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二)保险人经营模式的创新呼唤保险公估人

长期以来,国内保险人采取层层上报审批的评估、检查和理赔管理模式,业务开展常常不到位,工作效率低下。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1999年底的调查显示,影响市民购买保险的原因,21%的人认为是“理赔太难,理赔时间太长”。这一技术环节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创新保险人经营模式,启用公估服务成为社会现实需要。2000年,我国《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颁布,同年,保险公估行在上海出现,保险公估业务暂露头角,使保险人能够实现由传统的评估、检查和理赔管理转向分权限独立的模式。即由保险公估人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委托,对标的进行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向保险人提供符合客观实际的公估报告,保险人则依据公估人提供的公估报告进行理赔。公估人制度的透明化,利于保险人业务的市场运作,加速保险展业模式的结构调整,将现在“自营为主,中介为辅”的展业结构逐步过渡到“重要直接业务自营,其他业务中介,强化中介业务管理职能”的展业模式上来。可以认为,公估人是保险人理赔部门理赔职能的市场化延伸,保险公估人与保险人之间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关系,具有独立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整个公估活动期间,保险人无权干涉保险公估人的业务活动。借助第三方———公估人的专业技术和中介地位,保险人能及时获得评估、检查和理赔的合理评算结果。这一操作与世界保险业通行的运作方式相接轨,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险公估人的资质评价

从本质上讲,保险公估人的存在和发展,源于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地位和特有的职能,保险公估人以独立、公平、公正的身份介入保险市场,是准确实施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保险合同双方利益的重要保证。

(一)保险公估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保险公估人的市场定位是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的委托,独立依赖其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来处理保前评估、承保中检查和出险后的理赔工作,为众多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专业保险服务的机构,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必需居中间立场,保持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中介性、规范性的个性特征。所谓公正性,是指尊重客观事实,不偏向任何当事人;所谓独立性,是指不受任何第三方约束,也不将公估结果强加给任何人;所谓技术性,是指内部从业人员既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又熟悉保险,业务开展时技术熟练、经验丰富;所谓中介性,是指中介人的活动是接受保险合同当事人委托而开展的,其业务来源于保险主业务;所谓规范性是建立严格内部规章制度并依法行事。

通过公估人的个,体现出其经济价值,表现为公估人接受委托,处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评估、检查、理赔业务,储备使用专业人员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另外,保险公估人通过向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有效降低当事人成本,实现其又一经济效益。

(二)在保险市场中,公估人地位独立且超然

保险市场主体由保险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中介三方构成。保险中介人作为保险市场的一个子系统,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保险人受保险人的委托,代表保险人的利益,在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保险活动。保险经纪人受被保险人的委托代表投保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保险经济活动。保险公估人既可以受托于保险人,也可以受托于投保人,但它既不代表保险人也不代表被保险人,而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当保险公估人在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当赔案发生时,对委托事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公估人的组成人员是由一批既知晓保险法、保险理论和实务,又对相关法律、工程技术等知识有着较深程度了解的专家,公估人接受保险人或投保人委托,独立依赖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来处理保前评估、承保中检查和出险后理赔工作。

保险公估人完全独立且地位超然,较易被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投保人接受。在保险评估过程中,其客观公正的保费确定方案可以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理赔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结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之间摩擦,从而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合作关系,保险公估人是保险市场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三)公估人的职能发挥对促进保险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保险公估人介入保险市场,能有效地降低保险商品交易的边际成本,维护保险双方的正当权益,对保险人、保险市场的健全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能最大限度地规范保险理赔行为

保险理赔是在保险中实现经济补偿的体现,涉及到保险合同双方的切身利益,赔多了,造成“滥赔”,影响保险人自身经济利益;赔少了,形成“惜赔”,则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进而影响到保险人的信誉。目前,国内不同保险人对险种的理赔方式规定不同,规范化、公正化的程度也相差甚远,理赔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管理不严,往往发生人情赔付、通融赔付,甚至以赔谋利、损公肥私。保险公估人的业务开展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直观上的滥赔、惜赔,也能有效减少因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多赔、少赔、应赔而不赔、不应赔而赔的现象。

2、利于实现保险人专业化经营

过去,保险公司通常采取“大而全”的经营方式,独家一揽子经营保险展业、承保、防灾、定损、理赔、追偿、资金等保险业务,限制了保险人向专业化方向的发展。市场竞争迫使保险人进行经营结构调整,在具体操作上,采取保持机构精简,优化人员结构,调整的结果必然使保险人将越来越多的展业和承保委托给人及经纪人,而将评估、理赔业务交由专业的保险公估人处理。公估人应运而生,运用专业化服务手段,来降低保险人经营成本,而保险人借助第三方服务,节省人力物力,缩短评估、理赔时间,同时又提高公司的信誉。投保人也能积极地接受由第三者参与处理的公正、客观、准确、及时的评估、理赔结果。

3、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公正现象

由于历史的原因,商检部门一直以来享有损失后的检验权力,官方的评估公司和估价中心在办理业务时,往往以行政手段强制干预保险的定损工作,严重违背保险这一特殊行业固有的技术要求和理赔原则。保险公估人居于非官方的第三方地位接受委托,在保前确定保费率,保险事故发生后,评判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如何赔付,并出具保险公估报告书,交由保险人负责审查和赔付,其评估、定损服务能有效杜绝一些强制性的不公正现象,更有利于评估、检查、理赔工作的合理性、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

4、规范和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实现公估人定损理算,保险人审查赔付的分工格局,突出保险人在新险种开发、核保核赔、防灾防损及保险资金运用等经营管理方面的职能,而将其他环节通过保险人、经纪人、公估人等中介组织的分工合作来承担,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的保险市场体系,符合国际保险业的要求和习惯,有利于推动我国保险业经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市场的发育完善。

三、从严规范,健全我国保险公估人制度

中外保险业发展表明,一个保险市场的成熟和快速发展离不开保险中介市场的支持,公估人作为中介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严格规范,加强自我约束,充分体现公估人的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规范性和中介性特征。

(一)严格保险公估执业人员资格认定

目前,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估人的具体要求存有差异,但对保险公估执业人员资格严格把关已成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良好的职业声誉和较高的职业水准是公估人在行业中立足的基础。为使我国保险公估业能与国际接轨,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就应参照国际惯例,从严把握保险公估人员的从业资格,选拔高素质、品行良好人员执业。然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在实践中,可借鉴相关法律,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保险法中关于律师、注册会计师、保险人资格取得的规定来具体操作。

(二)规范保险公估人市场准入组织形式

在国际上,独立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可以采取个人、法人和合伙制,而我国由于行业自律不严格、个体资金缺乏、保险监管水平较低,采取合伙或个人制皆不切实际,根据现有法律环境,有限责任公司是保险公估人组织形式的最佳选择。公估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受《公司法》和《保险法》的规范约束,利于有法可依的协调一些关键性问题。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依法规定由中国保监会审批,保监会向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颁发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申请者向主管部门缴足营业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并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始得开业;公估人内部组织机构应严格按《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设置,形成约束制衡的科学管理模式;其变更、解散也应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办理。

(三)创设保险公估业的执业担保机制

保险公估人是基于保险人或投保人及其他委托方委托,从事保险标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向委托人收取合理费用的,其业务不固定,收入欠稳定,管理上也具有非连续和非周密性。另外,保险公估人从事的业务往往技术复杂、专业性强,评算稍有过错就可能导致保险人或投保人的重大损失,而其地位超然独立,不属于保险合同中保险当事人任何一方,对造成的损害必须承担独立责任,这就决定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的必要性。

借鉴我国《保险法》第127条对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执业担保机制的规定,参考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形式应采用缴存保证金或投责任险的方式,具体操作可采取向中国保监会指定的银行缴存营业保证金,未经同意不得动用;投保职业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或允许缴部分营业保证金、部分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差额部分,保险期不少于经营期。执业担保机制的确定,不仅能够起到防范、制约、监督公估人的作用,而且能够达到增强保险公估人执业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目的。

总之,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日益国际化和市场化,我国保险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在保险行业中最后出现也是目前最不完善的保险公估人更加存在着如何加快市场化进程的问题。认识公估人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完善相关制度是应对保险业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叶朝晖·保险公司职能的市场化和保险中介人[J]·上海保险,2000、11·

[2]郭颂平·中外保险营销制度比较[J]·南方金融,2000、12·

[3]谷明淑·中国保险中介市场的规范[J]·经济与法,2002、4·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兼业；无序竞争；专业化建设；灵活立法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1月21日

引言

自1996年开始实施专业人、兼业人和个人人相结合的保险制度至今，兼业制度在我国发展已逾16年。2012年兼业的保费收入达到12，757.74亿元，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82.4%1，兼业已经成为了我国保险销售的主要渠道。但是，目前我国的保险兼业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兼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保险兼业发展现状

2001～2013年，我国保险兼业机构数量整体增长141，823家，平均每年增加12，893家。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兼业保费收入仍主要集中在银行、邮政、车商三类，其保费收入加总后在历年的总保费收入占比中都保持在70%以上。银保业务的飞速增长则是过去5年兼业市场份额增长的主要原因。银行自1996年起步，在2004年保费收入占兼业保费收入60.12%，此后三年一直保持在62%～63%，在2008年激增至70.21%。2008年至2012年的保费收入占比虽有小幅回落，但仍稳定保持在65%上下。

二、我国保险兼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保险兼业存在的问题包括：违规经营、无序竞争及哄抬手续费。所谓“违规经营”，即非法保险兼业人在未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的情况下违规经营，以逃避监管机构的监管。未取得合法资格的非法兼业机构往往以低成本和低手续费抢占市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扰乱保险市场秩序。

无序竞争分为委托无序和行为无序两种。所谓委托无序，是指兼业合作双方在选择行为上的随意性。委托无序行为意味着关系缺乏有效评估。目前，在我国的兼业市场上，保险公司倾向于选择员工队伍庞大、网点资源丰富和客户群广泛的银邮机构作为方，以规模作为量化方的指标；兼业机构则以手续费的高低而非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信程度作为衡量保险公司、选择被方的主要标准。

行为的无序则体现了更大的危害性。所谓行为的无序，是指兼业人为获得更高的手续费，有选择地向客户推销保险产品。行为无序容易滋生“微观垄断”，也就是通常说的“强制投保”，即兼业机构强制客户投保具体的险种或指定保险公司，如在城市，人们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时很难自己选择保险；在农村，一些保险公司因开办“贷款人人身意外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业务与农村金融信贷机构结盟，农民申贷时有可能被强制投保。“强制投保”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行政性特征，但迄今仍在运转。

任何一种形式的垄断都会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市场效率低下、消费者权益受损。较之于一些显而易见的行业垄断，这种某银行与某保险公司之间、某银行业务与某保险业务之间，甚至网点之间的一对一的“微观垄断”更具隐蔽性，更花样繁多，同时也更容易被监管部门所忽略。

行为的无序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欺诈误导现象。为获得更高的手续费，兼业人倾向于对手续费高的保险产品进行重点销售，如车商推荐手续费更高的保险公司的车险保单，银行理财专柜选择性推荐奖励比例高的险种。激烈的竞争下，选择性的销售仍不能满足业务量的需要，便出现了兼业人采用误导性甚至欺诈性的手段销售，也就是所谓的“欺诈误导”。2003年、2008年及2011年连续的寿险行业退保潮，其根本原因都是在宣传时的欺诈误导。行为的无序会伤害兼业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声誉和信誉，最终结果是损害客户的利益。

所谓哄抬手续费，是兼业机构倚靠自身优势向保险公司索要不合法的、过高的手续费，最终导致形成商业贿赂。哄抬手续费是手续费恶性博弈的结果。2001～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的手续费收入一直是保险行业收入之首，而专业保险机构自2001年大规模准入，直到2008年才第一次盈利。

兼业成为保险销售的主要盈利渠道，与其作为保险市场专业分工的产物诞生不无关系。在保险业粗放式增长期，兼业为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代收付渠道，还在当时创造了保费收入超前增长效应；现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已经基本完备，市场竞争基本形成，保险业已经进入了集约型增长阶段，依靠兼业机构网点众多的销售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保险市场销售专业化的需要。

保险本身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承保、理赔、核保、精算、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十分严谨，要求从业人员对数学、医学、工业、法律、金融等方面知识的融会贯通，而兼业机构的从业人员在专业知识上存在着严重的欠缺。银邮员工在金融知识素养上属兼业机构之首，但对于相关保险原理等专业知识的了解，远不能满足保险业务发展的需要，其他兼业机构则更次之。

上述原因导致目前兼业机构的主要功能还是销售环节的代收付，兼业在专业性上的滞后，不符合保险业专业化进步的要求，面对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已经不能适应。不仅如此，基数庞大且全国每年仍在续约1，000家增长的兼业机构，还挤压了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挤占了专业中介机构的市场份额，阻碍了我国保险中介体制的顺利转型。

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目前还在初步发展阶段，其专业功能的充分体现和社会各界对其的认同都仍需继续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育。兼业人不按牌理“出牌”，专业保险中介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并由此带来市场行为的扭曲。

专业中介机构数量和市场份额的不足，既造成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地位的失衡，投保人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也使得专业中介机构的市场功能不能发挥，减慢整个保险市场专业化的速度。

三、完善我国保险兼业制度的建议

基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的立场，以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兼业保险产品性价比，收紧兼业机构审批，鼓励优质的兼业机构向专业化组织过渡。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保险业发展状况，不适宜过分发展兼业机构。我国的保险市场上已经充斥了太多的兼业机构，以目前14万余家的基数，若仍保持年均1万余家的增长速度，对于目前保险市场来说并不必要且不健康。兼业市场的无序竞争已经影响了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在吞食市场的同时也把握了保险公司的命脉，使得本应作为专业分工产物的兼业机构不仅无益于细化分工，反而减慢整个保险市场专业化的速度。

面对目前的状况，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当同时努力增加保险产品的性价比，增加自己在兼业渠道方面的话语权，以多样化的产品吸引兼业机构并作为手续费谈判的筹码，从源头抑制手续费的哄抬；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同时应当逐步收紧兼业机构的审批，并鼓励优质的兼业机构向专业化组织过渡，如成为集团下属的保险专业公司，在专业领域开展业务，参与专业中介市场的建设和竞争。这样既可以引导机构正确利用行业优势和国家信用等进行保险产品销售，又可逐步控制并减少市场上兼业机构的数量，提高兼业机构的整体质量。

第二，加强兼业机构内部的保险专业化建设管理，利用兼业机构加快全民保险意识普及。兼业市场无序竞争中的欺诈误导行为对在全社会树立保险意识有恶劣的影响。笔者认为，保险监督机构应首先加强对理财型保险产品保障功能的监管，第一强调其保障作用，第二才是理财功能，从而不失保险“一人为众，众人为一”的最根本思想；兼业机构以“理财”名义向客户推销保险产品的时候，要从维护自身信誉的角度增强保险专业化培训，对保险产品要了解并向客户强调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同时进行基本保险知识的普及，使客户更容易、更方便地接受有关保险的知识。此举在提高客户对保险认知程度的同时也能减少行业优势和国家信用的滥用。其次，继续提高兼业机构的保险人持证率，或推出符合兼业机构工作人员保险专业程度要求的兼业机构保险从业资格考试，以保证兼业机构提供服务的专业性，解决兼业机构设立“门槛低”带来的过度不专业问题。

另外，作为委托人的保险公司也要加强对兼业机构在专业化方面的系统管理，帮助并监督兼业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以维护自身信誉，而不能放任甚至怂恿兼业机构的虚假宣传及欺诈误导行为。保监会在处罚出现此类行为的兼业机构时，可考虑一并处罚保险公司的监督失职。

在兼业机构树立保险专业化建设意识，既能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又维护了保险行业的信誉和形象，也能加快全民保险意识普及的速度，对促进保险业的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

第三，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灵活立法，发掘行业协会的作用。兼业机构网点众多，而保监局只有31家，鱼多网小，难免疏漏。要加强对兼业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应该从源头——保险公司加以监管，明确并强调保险公司对兼业机构协作监管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保险公司为了争夺兼业机构网点而放弃协助监管、放任兼业机构账目不清甚至拖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等问题；另一方面对兼业机构严格准入，从进入市场开始强化监管，从而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不足的出现。

另外，行业协会在兼业领域发挥的作用甚小。保险行业协会在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分支机构，但按照《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讨论稿）》，除了代为登记B类保险兼业机构的保险业务监管费缴纳，并未被发掘出其更深层次协助行业监督，加强兼业机构自律的功能。国外的保险行业协会往往不允许兼业机构加入，是因为其市场以专业中介为主，兼业市场份额很小，因此对兼业的监管相对宽松；而我国相反，专业中介市场份额很小，兼业机构市场份额很大，因此保险行业协会可以考虑将兼业机构纳入行业自律体系，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对兼业机构进行约束和监管。

四、结论

本文以过去9年的数据为主要依据，就兼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就目前兼业存在行业优势和国家信用的滥用、入行门槛低和监管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保险中介最终的发展方向是专业为主，兼业为辅，提出加强兼业机构专业化建设和发掘行业协会在兼业方面的辅助监管作用等观点。本文的局限性是没有借鉴国际经验，这是因为除了英国具有“兼业人”特色制度，其他国家的兼业或者处于中介市场次要地位，市场份额很低，或者采取混业经营方式进行——笔者认为，后者是兼业问题未来的研究讨论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200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中国保监会.2005年至2012年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2.1.

[3]邓成明等.中外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4]刘东姣.保险中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5]唐运祥.保险中介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王君.北京邮政保险业务发展研究.北京邮政大学硕士论文，2006.

[7]马冲，李兰兰.浅析保险兼业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河北金融，2008.3.

[8]唐金龙.发展与规范我国保险兼业之研究.上海保险，2006.2.

[9]居苏生，盛薇薇.从保险兼业谈保险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工商行政管理，2001.11.

[10]曲哲涵.警惕银保合作中的“微观垄断”.人民日报，2009.3.16.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集团;合作监管;联合论坛;监管指令

Abstract: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re a kind of creative organized form since the 1980s,which faces the special risks derived from complicated organized structure and internal trade at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Joint Forum has issued a lot of documents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fter their foundation,which aims at steadily operation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ory directives promulgated by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put an end to the repeated supervision or supervision divorced from practice,which makes cooperative supervision of EU transitting from one industry to inter-industies,from i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to functional supervision.

Key Words:financial conglomerates,cooperative supervision,the Joint Forum,supervisory directive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7-0042-04

一、近年来金融集团的快速崛起及监管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入打破传统分业经营的藩篱,商业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亦可提供信托、租赁等服务,金融业日益出现混业经营的发展态势,催生出兼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或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

如何界定此类新兴金融机构是一个似易实难的问题。金融集团竞争中心(Centre of Competence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认为,金融集团是由多个公司组成的集团,涵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金融业务在集团业务中占主导地位。在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中,多元化金融集团(heterogeneous financial conglomerates)被定义为主要业务为金融业,且受监管实体至少涉及银行、保险和证券中的两个领域,并需要满足不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金融机构。

在欧盟2003年“金融集团监管指令”中,金融集团则被描述为应符合下列条件:(1)集团总公司是受监管金融实体,或集团中至少有一个子公司是受监管实体;(2)如集团总公司是受监管实体,其可为金融实体母公司,也可为金融实体参股公司,或是与金融实体通过合同、章程达成统一管理的公司,或管理、监督人员的主要部分与金融实体的同等人员相互兼职的公司;(3)如集团总公司不是受监管实体,则集团业务应主要为金融业务;(4)集团中至少有一实体为保险业实体,并且至少有一实体为银行业或投资服务业实体;(5)集团的保险业务总量以及银行或投资服务业实体业务总量都应占有重要地位。上述定义实际上以金融集团的若干表现形式来界定金融集团概念本身。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阐释了金融集团的内涵,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协同效应以及有效分散经营风险通常被视作金融机构并购进而发展为金融集团的主要动因。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倾向于组建“国家队政策”(national champion policy)来应对外来激烈竞争,并购后形成的金融集团将居于垄断优势地位,对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一定的破坏。金融集团可能通过掠夺定价(predatory pricing)、价格卡特尔、市场封锁(market foreclosure)、捆绑销售(tying arrangement)等形式获取超额利润,也可能过度扩张使金融集团形成“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优势,进而引发道德风险。

为了降低金融机构并购带来的不利影响,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国际金融组织及主要发达国家应建立专门针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体系。金融集团不仅面临专业领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还不得不面对由复杂组织结构及集团内部交易等问题引起的特定风险。世界银行公布了David H. Scott 199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显示,金融集团带来的问题主要有风险传递、资本重复计算、透明度、利益冲突等四个方面。

集团的内部交易可能诱致道德风险,使风险在集团内各实体之间扩散。复杂的集团结构将降低集团的透明性,引起不同主体利益的冲突和经济力量的滥用。金融集团作为混业经营趋势下的创新组织形式,其特有风险将使传统监管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对金融集团的监管迫在眉睫。所幸不少国家已颁布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相关法规,如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引入功能性监管概念和体制,集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金融控股公司取得了正式合法地位;日本1997年出台“由控股公司解禁所产生的有关金融诸法整备之法律”,对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实际上从法律上认可了金融集团的存在;英国1998年修订“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监管银行业之职能移交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建立了允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联合经营的金融体系,促进了金融集团的健康发

展。

二、“联合论坛”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架构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银行业监管最重要的框架性文件,其嬗变历程大体反映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巴塞尔协议除强调银行业监管外,还非常重视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如协议在适用范围中明确指出,“在全面并表的基础上,本框架的适用范围包括作为银行集团母公司的持股公司,以确保将整个银行集团的风险都涵盖在内”,“对银行集团已经多数持股或控制的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企业,通常应包括在全面并表的范围内”。巴塞尔委员会已将金融集团及关联金融公司纳入了监管范围。

然而,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法令的巴塞尔协议,对金融集团证券、保险、信托、租赁业务的监管却常常是鞭长莫及。为了强化这一职能,巴塞尔委员会于1993年会同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IOSCO)、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成立了由银行、证券和保险三方人士组成的“三方小组”(Tripartite Group)。“三方小组”实际上是三大国际组织利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在各自领域的监管经验,成立起来的共同探讨对金融集团监管之道的专门组织。

1996年,在临时性“三方小组”的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共同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简称“联合论坛”)。成立之初,“联合论坛”由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13国组成,欧盟享有“联合论坛”观察员资格,每个监管地区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监管机构均可派出一名代表。经过近3年的研究讨论和征询意见,“联合论坛”1999年颁布“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制定有关金融集团监管的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该文件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资本充足性原则的补充”、“适宜性原则”、“监管者信息分享框架”、“监管者信息分享原则”、“协调员”、“监管问卷”等7个专题文件,初步确立了金融集团监管的国际标准。

此后,“联合论坛”相继多项旨在监督金融集团稳健运营的文件,以切实加强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如2001年推出“核心资本――跨部门的比较”和“风险管理实践和监管资本――跨部门的比较”;2003年出台“跨金融部门的运作风险转移”和“风险一体化趋势”;2004年颁布“银行、证券和保险部门的财务披露:问题和分析”、“金融服务外包”、“信用风险的转移”;2005年出台“高层次业务连续原则”;2008年开始实施“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尽管出台的监管规则所受褒贬不一,但“联合论坛”的确对规范金融集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融集团监管的法律架构已日臻完善。笔者以新近颁布的“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为例,剖析“联合论坛”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合作和协调。

“联合论坛”最初的监管重点在于金融集团的内部组织和管理,它建议对所关注的内部转移风险作出反应,因为内部转移风险可能危害金融集团内部更为敏感的部门稳定。2008年,“金融集团的风险集中”的推出原本是作为早期风险集中监管技术工作的一个后续文件,然而,从2007年夏天起草伊始,该文件涉及集中风险的特点,突出了信用危机与其他诸如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金融风险。

不确定性的转移已经成为当前信用危机中银行风险的中心。“联合论坛”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10个主要发达国家金融集团的数据确定管理风险集中于18个金融集团,这与另外的两份报告不谋而合,它的出版恰好揭示了在危机中一些金融集团风险管理的实际做法。“联合论坛”报告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风险集中管理的传统方法;第二部分关注在金融工具快速膨胀导致风险在参与方之间转移情况下日益增长的风险集中管理活动,然后运用综合风险管理法分析金融集团公司管理方式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部分讨论了大量与风险集中识别、管理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如风险集中所需资本的计量、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附录则涉及主要工业化国家监管体系的部分特征。

另外的两项报告是2008年3月由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11个最大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组成的高级督导组开展的“风险管理做法在最近的市场动荡中的考查”报告,以及2008年4月的“瑞银减持的股东报告”。按照“联合论坛”的观点,后一项报告可以看作是瑞银的“反省”报告,瑞银因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大量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而导致巨大损失,特撰报告向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作出解释。

三、欧盟“监管指令”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架构

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对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历史由来已久。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案”指出,拟于1992年建成一个涵盖金融市场的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大市场”。由于各成员对金融集团的认识尚存较大分歧,对金融集团监管的初次探索也就无疾而终。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颁布了欧盟银行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银行指令”,该法在“银行业务目录”中明晰了银行业务不仅包括传统商行业务,也涉及证券、信托等新型投行业务,由此可见,欧盟从法规上允许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仍属机构性监管。

为了确保监管机构履行审慎监管职责,对同质金融集团实施有效监管,欧盟相继颁布“关于对信用机构实行并表监管的指令”、“关于对投资公司及信用机构资本充足率的指令”,实施对银行集团、投资公司集团及银行/投资公司集团的并表监管;另一法规“关于对保险集团中的保险企业实行补充监管的指令”的出台,则将监管对象进一步拓展至保险业集团。监管法令的逐步完善延展了区域性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但对其最大的批评是上述法令尚未涉及异质金融集团,还存在着所谓的“监管空白”。因此,引入对异质金融集团的立法变得十分紧迫,同质性、异质性金融集团监管协同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以增强欧盟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监管法律的一致性。

2001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对金融企业集团中的信用机构、保险业及证券公司之补充性监管指令及修订其它相关指令之建议案”,该方案消弭了欧盟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重复、脱节现象,也使欧盟监管由行业监管向跨行业监管、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方向过渡。翌年,欧洲议会吸收并采纳了这一指令,即我们熟知的“金融集团监管指令”。“监管指令”制定了对金融集团监管的所有补充条款,要求成员国于2004年8月前将指令内化为本国法律,200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此项“监管指令”的出台,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金融业兼并浪潮,以及因金融机构联合操作日益加剧的风险。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界定了金融集团概念,确定了“补充监管对象”。“监管指令”适用于那些依据部门监管指令获得授权的欧盟受监管实体,受监管实体能否成为补充监管对象,主要取决于:(1)受监管实体是否为集团的一部分;(2)这个集团是否是金融集团;(3)受监管实体是否是需补充监管的对象。不难看出,补充监管指令并非指金融集团下所有公司都是补充监管对象,而是依据公司性质和类型来进行裁定。“监管指令”还区分了遵循补充监管规定的实体和集团中只能间接受到补充监管指令影响的单位。“补充监管对象”包括处于金融集团主导地位的欧盟受监管实体、母公司为设在欧盟的混合金融控股公司的欧盟受监管实体、平行性金融集团中的受欧盟监管实体。

第二,针对金融集团受监管实体情况,提出了系列“补充监管规则”,尤其在资本充足率、集团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管理者资格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指令”列出会计并表法、扣除和加总法、要求扣除法等三种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监管机关或协调员有权选择适用于金融集团的一种方法或组合使用这三种方法。欧盟成员国应要求受监管实体在金融集团层面具有适当的资本充足率政策,同时协调员要对受监管实体是否有这样的政策进行监督检查,受监管实体或混合金融控股公司至少每年对其资本偿付能力进行估算,估算结果由金融集团中受欧盟监管的领导层提交给协调员。

“监管指令”界定了金融集团的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对于设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与风险集中的数量限额问题,尽管欧盟委员会持保留意见,但虑及数量限额对金融集团监管的重要性,“监管指令”采取了灵活做法,将该问题交由欧盟成员国自行裁量。“监管指令”提出,在欧盟立法进一步协调以前,各成员国可以设定数量限额,或允许其监管机关设定数量上的限额,或采取其他能达到类似目的的监管措施。

对于管理层人员的资格问题,“监管指令”要求各成员国银行控股公司的领导层人员应具有良好声誉和丰富经验。在协调员制度层面,成员国监管部门必须任命一名协调员,负责对金融集团中受监管实体的补充监管和协调。“监管指令”虽提出了协调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但有关部门可对这些标准作出取舍,通过与金融集团协商来选择另外的监管机构作为协调员。

第三,“监管指令”的其它要求。某种意义上,欧盟有关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在“监管指令”颁布之前尚不能称作完善,因为它只包含了所谓的部门监管,即监管对象只限于一个专门的金融部门,除了在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之外,对金融集团跨部门监管的作用非常有限。“监管指令”的推出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倡导对跨多个金融部门的金融集团中的受监管实体进行补充监管。由于对包含信贷机构和投资公司的金融集团的跨部门监管已经存在,此次的“补充监管指令”重在将保险公司纳入跨部门监管的体系中来。

依据“监管指令”,对集团内受监管实体的单一监管应继续成为有效监管的基础,补充监管实质上并没有替代现有的在一个金融机构合并或补充监管,而是提出了一种跨多个金融部门对受监管实体进行的附加的补充监管。换言之,“监管指令”试图实现在不同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以及欧盟不同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建立共同的监管框架,以便能从金融集团的视角出发实现审慎监督检查。

参考文献:

[1]桂荷发.金融集团的发展与监管[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郭敏等.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组织经济学分析[M].人民出版社,2005.

[3]李季,王宇.金融服务集团:新金融浪潮[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4]罗斯丹.欧盟金融集团监管与借鉴[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卫新江等.金融监管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夏斌等.金融控股公司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7]谢平等.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监管[M].中信出版社,2004.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6篇

[英文摘要]：

[关键字]：

[论文正文]：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定性。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这样,前者有效控制了有关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后者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投资比例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如日本,在保险投资方式比例方面:存款从1947年的1/3,调整为1956年的35%,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拆借贷款从1947年1/20降为1956年的5%、1958年的29%,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地方债券,从1947年的20%至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公司债券,从1947年的2/3,1987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股票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30%;不动产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20%。

第三是关注寿险投资结构的不同性。保险投资的结构因产寿险不同而不同,产险业投资要求的流动性优于寿险,而寿险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优于产险业。法律的规定显然要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纽约州的保险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形式和数额的同时,对人寿保险公司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确定了不同的原则。在纽约州保险法中,适用于寿险公司的投资法以谨慎标准为原则,而适用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法则主要以“鸽笼式”方法为原则。

第四是加强证券投资的管理。在保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证券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总的趋势是投资的证券化,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早期工业国的保险投资已基本证券化,并且,在债券投资中股票和公司债券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的比重则快于公司债券上升的比例;而后起工业国则还有一个过程。如在美国寿险资产中,贷款所占的比重,1917年为47.6%、1930年为55.1%、1940年为29.4%、1950年为28.9%、1985年为27.4%、1990年为23.6%、1995年为14.4%、1997年为12.2%;不动产从1917年的3%降为1997年的1.8%;有价证券则从1917年的44.2%上升为1997年的73.1,其中,股票投资的比重从1917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9.9%,在稳定10年后,1991年上升为10.6%,1997年为23.2%;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17年的33.2%上升到1980年的37.5%,其后1990年上升为41.4%,其后直到1997年为41%左右波动1。这种保险投资的证券化是同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相联系的,而这种资产的金融化,同保险业(尤其寿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要求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密切联系的。

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强调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性,保险投资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日本保险投资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跨入经济强国后,其保险投资由贷款为主逐步转向证券投资;而韩国的保险投资结构的现状与日本八十年代初期相似,正处于转化中,我国台湾寿险业贷款比重也较高,但不动产的比例较高,这与台湾不动产稳定增值有关,同时,从动态看,有价证券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后起工业国或地区的保险投资结构演进为由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的演进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

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80年代以前其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而80年代以后,有价证券和存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6年证券投资占第一位,贷款退居第二位,1984-1986年存款上升至第三位,不动产退居第四位。其中,从1975年至1996年间,寿险业的投资中,贷款从67.9%下降到34.6%,有价证券从21.7%上升到50.7%,不动产从7.9%降为5.2%,其他资产从1.4%上升为6%。在此期间,1986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超过贷款的比例。日本保险投资是同该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的。就其过程的特点看,主要有:首先,注重保险投资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经济效益较好,于是保险公司投资于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同期寿险公司短期贷款占61.7%,后来证券投资效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1975年为21.7%,1984、1986、1996年分别为35.1%、41%、50.7%;贷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由1975年的67.9%,下降为1986、1988、1996年的39.2%、30%、34.6%。其次,关心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包括向新型产业投资、投向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开发性投资、为扩大生活消费投资;同时还注意扩大海外投资。

韩国的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式有:有价债券投资、不动产投资、贷款或汇票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对信托公司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信托、财政经济部令制定的类似前述第1-5项的方法。并于第15条规定各类投资比例为:对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动产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5%;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债权及股票或以此为担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人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对同一物件为但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发行的证券及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外汇、国外不动产及外汇证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中小企业(风险企业除外)发行的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保险公司持有或作为贷款担保的同一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总发行股票的10%,但持有国外法人的股票时,可以例外。对增强保险财产运用的健全性和效率性有必要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可按保险业务的种类和保险公司的财产规模,在第一款规定的各种财产利用比例的十分之五范围内下调其比例。

韩国寿险业自1950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迁,其保险投资中,不动产投资从50%以上降到了1997年的8.5%,其中,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鼓励出口发展重工业,寿险业资金运用转向投放资本市场及放款。目前韩国保险业法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则规定各项资金运用投资对总资产比率为: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投资为15%或以下(10%为营业用,5%为投资用);现金及存款为10%或以下。上述规定韩国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多放款给房屋专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2。韩国保险投资结构的变化为:韩国寿险业投资中,其结构的顺序依次由1981年的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现金及存款转变为1997年的贷款、有价证券、现金及存款、不动产。尽管有价证券的比重从18.5%上升到27.2%,贷款从62.8%下除为48.5%3,但仍然以贷款为主。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因产寿险而不同。从1991年至1997年,在财产保险业的投资中,其投资的结构顺序依次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抵押贷款、贷款。其中,银行存款57.58%降为54.04%、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31.74%、不动产从21.11%降为11.2%、抵押贷款从3.96%降为3%,其中股票从7%上升到19.45%,这说明产险业保险投资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同财产保险主要属于短期业务要求投资流动性较强有关。寿险业投资中,投资的顺序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存款、不动产、国外投资和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86年至1997年,其投资比重分别变化为:贷款从31.29%上升为35.05%、银行存款从23.77%上升为28.03%、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28.03%、不动产从27.19%降为10.61%、国外投资从1989年的0.02%升为2.22%、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94年开始的1.95%上升为2.67%。其位次的变化为:有价证券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银行存款由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这说明寿险业保险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但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

由此可知,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保险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保险投资中,贷款的比重较高,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的高回报,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险投资由贷款或不动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日本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现状与日本发展的过程相似,韩国经济仍然处于日本当年起飞阶段,贷款比例很高;台湾寿险投资贷款、房地产比例也较高,这是由于这一阶段这些项目投资盈利性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完善,也将逐步向证券化投资过渡。

第五,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不少国家和地区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注意从法律规范上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如日本不仅在《保险业法》中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范围,同时在《保险业法施行规则》对其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在《保险法》有关保险投资规定的基础上,相继制订了《保险业资金之专案运用与公共投资》、《保险业资金之专案

运用与公共投资审核要点》、《保险业资金办理国外投资限制》、《保险业资金办理外投资内容及范围》。它构成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轮廓,由特别法作出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既保持法律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

二、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阶段,同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因而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另一方面借鉴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考察,本文认为欲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立在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护保险公司实现尽可能多的盈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益利。因为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偿付能力的增强。

第二,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1)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证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证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2)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但保法等,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3)理顺投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保险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

第三,确认和保护保险投资主体在保险投资方式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保险投资主体有权实施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证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证券投资。当然,银行存款在目前及未来依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到较发达国家行列、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为主,那是比较长远的事。

第四,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4。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5。

第五,法律应当对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作出区别性规定。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着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6。

当然,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限制相互依存。结合我国国情及保险业的特点,二者应同时兼顾,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比例。这一比例的大小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的初期,投资比例应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同时,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应因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区别对待,在初期,主体比例应当控制得更严些。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投资的盈利性,也控制了投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稳健地发展。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邮编；北京工商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根据1998《LifeInsuranceFactBook》整理,AmiricanCouncilofLifeInsurance,第109页。

2参考:周淑燕《南韩保险事业发展之梗概》一文(台湾《保险专刊》第47期,1996年,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编制)第208-209页。

3王绪瑾:《论中国大陆的保险监管》《保险专刊》(台湾)1998年12月,总第55期,第33页。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商行银行 并购 战略

随着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步完成，在资产质量，网点布局，服务，技术等方面都得到提升，竞争力提高，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不甘示弱，一方面努力吸引外部投资，扩充自身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加快同国内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合作，组建战略同盟，银行间的并购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一、商业银行并购的含义与分类

1、 商业银行并购的含义

并购通常是指一家企业以现金、证券或其他形式（如承担债务、利润返还等）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并取得对这些企业决策控制权的经济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并购等同于我国《公司法》中所规定的“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但无论是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都将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新设的公司来承担，并购的实质就是要取得决策控制权。

2、商业银行并购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区分因素可以对商业银行的并购进行不同分类：

（1）依据并购的传统分，可分为：①横向并购，业务相同企业之间的并购；②纵向并购，同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并购；③混合并购，市场相关性较低的企业之间的并购。

（2）依据并购展开的地域分，可分为： ①国内并购；②跨国并购。

（3）依据并购的目标和功能分，可分为：①调整结构型并购；②争夺市场型并购；③降低成本型并购；④获取技术型并购；⑤化解金融风险型并购。

（4）依据并购的具体方式分，可分为：①吸收合并，指一家银行机构吸收合并另一家或多家银行机构，被合并方的法人地位将不复存在，而合并方将继承被合并方原有的资产、债务和债权；②新设合并，指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银行通过合并创建一家全新的银行，原有银行的名称和品牌将不复存在。

二、商业银行并购的主要方式

1、 商业银行的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方式是指企业资产的拥有者、控制者与企业外部的经济主体结合，对企业资产的分布状态进行重新组合、调整、配置的过程，或对设在企业资产上的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国内目前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有以下几种：

（1）收购兼并。主要是指上市公司收购其他企业股权或资产、兼并其他企业，或采取定向扩股合并其他企业。

（2）股权转让。指上市公司的大宗股权转让，包括股权有偿转让、二级市场收购、行政无偿划拨和通过收购控股股东等形式。

（3）资产剥离和所拥有股权的出售。指上市公司将其本身的一部分出售给目标公司而由此获得收益的行为。根据出售标的的差异，可划分为实物资产剥离和股权出售。

（4）资产置换。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优质资产或现金置换上市公司的存量呆滞资产，或以主营业务资产置换非主营业务资产等行为。资产置换被认为是各类资产重组方式当中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种方式。

2、 商业银行的业务整合

业务整合又称业务重组，是指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对已有的业务进行调整和重新组合的过程。通常业务整合往往伴随资产重组、债务重组、股权重组、人员重组和管理重组等相关过程。业务整合的分类： ①内部整合。是指企业（或资产所有者）将其内部产业和业务根据优化组合的原则，进行的重新调整和配置； ②外部整合。是指企业对企业的业务、或对产业上下游的关联业务、优势资源之间进行的调整合并过程，以达到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加强对产业控制力的目的。

三、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现状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积极鼓励采取横向并购的方式。银监会《加强监管，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的公告中指出：“当前及今后几年城商行主要的发展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银监会鼓励城商行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实施联合重组，进而突破单个城市的限制，实现跨区域发展。”其跨区域整合的思路，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价为中国城商行市场化重组的“决定性突破”。

徽商银行就是城商行联合重组横向并购的典型案例。2005年11月30日，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的董事长（理事长）共同签署了徽商银行合并合同书，采取了一级法人的组织形式和吸收合并的重组方式。其实，自1996年起，外资金融机构就已经开始直接参股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在国内114家城市商业银行中，上海、南京、西安、济南和北京市商业银行早已相继引进国外资本。其中，上海银行成为中国入世后首家吸收外资银行参股，并由国际金融公司（IFC）等多家海外金融机构参股投资的国内商业银行。

此外，1996年广发银行收购中银信托，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合并中国投资银行、光大银行收购被国家开发银行转让的中国投资银行部分债权债务和29家分（支）行下属的137个同城营业网点，都是城市商业银行并购的案例。

四、商业银行并购的必要性

1、商业银行并购对银行的潜在收益

第一、银行并购有助于解决银行业的规模不经济。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集中程度作为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集中度越高，大企业的市场支配力越强，其利润率越可能高于平均利润率。但考察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会发现，集中率相当高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利润率却很低。根据《银行家》披露的资料，2000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资产规模都不小 ，但其资产收益率仅分别为0.13%、0.01%、0.22%、0.34%，不仅与世界排名第一的Demirbank的103.73%相差悬殊，就是在国内银行利润率排名也仅列第12、第11、第13和第8名。这说明中国银行业在集中度和利润率之间不存在结构主义的因果关系。如实行并购，有助于解决银行业的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第二、并购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开展综合性经营。就现状而言，我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从数量上看已完全足够了。今后银行要经营证券业务或保险业务，没有必要另建属于自己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通过并购现有的证券、保险机构，就能实现综合经营，这样做既快捷，又节约成本。

第三、并购可以避免或减少银行之间的无序竞争。目前，各家银行在开展业务时，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当一家银行创新了一种业务或推出一种新产品，别的银行如果不模仿，担心客户会流失；模仿了，也不一定会增加客户。最终，出于“聊胜于无”的考虑，都相互模仿抄袭，其结果造成各家银行业务雷同、毫无特色，更谈不上增加对客户的吸引力。如实行并购，则可以避免或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2、银行并购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银行并购是提升中国银行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通过并购，可以拓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并购有利于改善银行的布局和盈利状况，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

第一，从增强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并购，可以变分力为合力，增强它们与国有银行的竞争实力。

第二，从建立良性金融体系来看，通过对那些已经或者即将出现支付风险、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进行并购，来寻求银行退出市场的方式，可为建立良性金融体系打好基础。

第三，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来看，并购对国有银行整体效率的提升有着特殊意义。国有银行现行的组织机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行政区划自上而下设置，空间分布均匀，分支网点众多，组织成本高昂，且极易受地方政府左右。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是非均衡的，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与均衡的银行组织机构无法匹配，相当多商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银行机构人浮于事、效益低下。通过并购，将那些业务量小、长期亏损、没有发展前景的分支机构予以撤消，使金融供给总量在区域层次上与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总量相适应，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横向流通和有效配置。

五、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战略选择

关于城市商业银行间的并购。国内中小银行在深化金融改革、健全银行体系、引进竞争机制、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等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充分发挥了经营管理体制灵活、传导机制灵敏、股权结构清晰、市场定位明确、地域优势明显等特点，不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有效地化解了历史形成的金融风险，支持了地方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但是，城市商业银行也存在着规模小、业务创新能力弱、抵御市场冲击能力较差、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等弱点。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并购是其中一剂良药。通过并购不仅可以摆脱各地地方政府的约束，有利于完善银行的法人结构，建立健全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人事薪酬委员会一整套完整、科学的管理机制，同时通过并购、组建全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可以打破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限制，扩大存款资源，优化负债结构，增加客户群体数量，这对于壮大银行实力、实现规模效益及资源优化配置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关于新兴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间的并购。对于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存在的困难主要是规模小、抗拒风险能力弱，并且在市场准入较为严格的现实下，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来扩大规模的方式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现阶段新兴股份制银行的网点建设都十分有限，其经营范围往往局限于银行的发源地及临近的地域，这对分散经营风险十分不利。有数据显示，即便是发展较好的股份制银行，如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其网点也主要集中在发源地。以招商银行为例，300 余家网点有半数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股权或其他方式加快与城市商业银行间的并购，实行跨地区的资产重组，以壮大自身实力，实现规模经济。对那些资金实力较小，但地区优势明显的城市商业银行更是首选。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间的并购已经成为银行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提高商业银行并购效率，不仅是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应对市场竞争的现实需要。要实施银行并购的战略选择，首先，要提高对并购重要性的认识。须知只有建立高效的银行体系才能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而健全安全稳健的银行经营机制才能促进银行业自身的发展。其次，在定性分析方面要注意并购的长远价值。通过对商业银行现行并购动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银行并购动因普遍偏向于效率理论，即注重并购所获得的经营协同与财务协同。然而效率理论中所述效率的改善大多指的是短期效率提升，没有言及并购对银行自身价值的提升，这种短视的目光必须纠正。再其次，要正确评估并购的可行性。银行并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何一次并购之前都必须做出一个科学而标准化的可行性分析。不同性质的银行并购可行性分析中所需考量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并购应该注重业务的创新以及区域因素，而城商行的并购则应更加注重协同作用的体现以及区域联盟所带来的隐形价值。依据银行的并购目的来选择不同的考量，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银行并购的作用除了能够救助问题银行，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以外，还可以实现协同效应、提升银行价值；实现综合化经营、扩展业务范围、分散银行经营风险；按低于重置成本的价格购置资产、实现低成本资产扩张；使银行进行有效避税。所以商业银行间的并购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增强商业银行竞争实力和建立稳健金融体系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顾宇娟，我国银行业外资并购动因与效应分析，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8。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51-02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院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 为学生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原有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变革目前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适应学科生态建设，满足社会需要，提高办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一、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一）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纲领。现有的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掌握金融、证券、保险、投资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商业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等基本业务技能，能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与金融或资金有关的宏观管理或实际工作，并且有一定的决策、协调和组织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

金融专业学生毕业时要求系统掌握银行、证券、投资、保险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相关金融业务的基本训练，熟悉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在金融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熟悉中外金融理论与实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握国内外金融业发展动态；（2）熟悉国家有关银行、证券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金融业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3）熟练掌握金融业务的基本操作流程，具有一定的从事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分析的能力；（4）掌握计算机基础知

识，具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一定的计算机软件维护和基本的硬件维护能力；（5）掌握经济学的基本

方法，具备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6）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专业外语学习，掌握阅读专业文献的词汇和能力。

（三）课程体系的设置

金融专业本科生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其中每一部分都包含必修和选修两部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策，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公共基础课包括政治课程、军事理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体育、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高等数学、生命科学导论、经济学导论、管理学导论和科研基本方法。学科基础课程包括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学原理、宏观经济学、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金融工程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审计、银行会计、经济法学、银行信息系统、网络应用基础、文献检索、金融史、金融法和投资项目评估。专业方向课包括金融公关与营销、金融期货、金融专题、金融统计、银行制度比较、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信托与租赁、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和保险精算。另外，还有实践环节的军训、劳动、教学实习、课程论文、毕业实习、创业训练、社会实践等。

二、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体系未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

“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三农”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而处在金融体系最基层的农村信用联社在岗的基层人员，很多是农信社职工的子女或原有员工的亲属。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缺乏基本的金融理论知识，未经过正规的专业培训， 个人业务技能不过关，综合素质偏低，在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造成了混乱。特别是处于第一线的农村金融部门更是缺乏高素质的负责人， 一些业务素质不高、思想境界较低的人员长期占据领导岗位， 使得金融工作开展相当被动， 甚至因违规行为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

与农村金融机构人才严重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及课程设置等整个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没有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农林院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没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农学概论等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农业经济运行基本原理等方面的课程，其培养目标、对学生的要求和课程的设置并无异于财经院校和理工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大都进入工商行业金融机构[3]，而直接服务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毕业生占很少的比例。即使进入农村金融机构，不懂得农业、农村、农民固有特性，不了解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特点的农林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生照样要从头学起，显示不出农林院校金融专业学生本身应具有的优势。作为用人单位有什么理由舍财经类院校的金融专业人才而选择农林院校毕业生？

（二）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

目前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更适合培养研究型金融人才，更加注重金融理论知识。而对于学生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所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相对较弱，系统性不强。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要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必须是集知识、能力和素质为一体的一个系统，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更需要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素质，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知识是基础，能力是关键，素质是目的。对高素质人才而言，三位一体，也是判断人才培养模式是否具有系统性的重要标准[4]。而农林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是金融专业培养机制仍局限于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模式，用于提高学生实际应用和提升学生素质的实验、实践教学及科创项目很欠缺，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很快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短期内很难进入角色，也致使用人单位更多愿意招收具有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员。

（三）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中，实践教学环节依然薄弱。薄弱的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直接导致学生毕业后动手能力不强，适应能力较差，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的开展。比如，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中信贷资金用途考察时分不清方向；开展理财业务时搞不清农民消费特点；农业保险业务中，确定农作物受损时不会测产等等。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农林院校的金融专业在整个学校学科体系中都是弱势学科，由于实践教学经费紧张等各种因素，农林院校更多的重视自然学科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而轻视属于社会科学的金融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致使金融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太乐观。二是金融保险专业的特殊性，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常常出于保密需要，许多科室和部门不能让学生接触，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学生的社会实践受到限制[5]。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乏或薄弱使得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互脱节，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

三、改革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

（一）应突出农林院校的特色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林院校的设立初衷是振兴我国农业产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作为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培养农村金融人才有其重要的办学宗旨。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生应该在具备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和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懂得农村金融的特点，才能更好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为此，农林院校无论是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还是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都应从农村金融人才的社会需求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培养能够适应农村金融发展、服务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人才，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为农村金融培养更多的，熟悉农业经济发展规律，根据农业本身的特点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农村金融人才。

（二）构建系统性的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农林高等院校应该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够将农村金融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创业意识和国际视野、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相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此，农林高等院校应该从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到课程设置，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到实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思想政治教育到社会责任意识等等方面系统构建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另外，从学科生态的观点看，学科和建设一流大学有着密切关系，一流大学能够培养一流的学生。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培养一流金融人才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学科建设。在学科生态建设的环境下，农林高等院校应该加强金融学科生态建设，使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有机融合，为金融学科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使农林高等院校的金融专业培养的人才具备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提升金融专业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实践教学环节既是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应用型金融人才能力和素质的关键。因此，农林高等院校应该转变农林院校对金融保险专业实践教学不重视的现象，加大投入，建立稳定的金融专业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另外，还要提高农林高等院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监督，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朱强.中澳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以扬州大学查理・斯窦大学为例[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耿传辉.农村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途径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2010，（9）.

[3]汤凌霄，黄谨，张友农.理工院校金融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8，（2）.

[4]王新奎，楼巍，徐小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J].中国大学教学，2007，（8）.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

1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建立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1.1 农村金融机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主要由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共同组成。从 2006 年以来，我国开始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截至 2010 年末，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509 家，其中开业 395 家。全国新设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 2451 家。

1.2 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现状。

近几年来，各涉农金融机构大力的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例如：大力推行创新贷款，通过开办创业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贷款业务，切实解决农业贷款难的问题。从资本市场方面来看，重点之处是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股票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实现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等直接融资产品，进一步拓宽了涉农企业融资渠道和融资来源。至 2010 年 6 月末，共有 14 家涉农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实现了上市融资，合计募集资金 118.8 亿元；共有 31 家涉农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 604 亿元，中期票据179 亿元，合计募集资金 783 亿元。

1.3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随着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这些新要求相比，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其表现有：

1.3.1 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萎缩。

目前，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大量从农村地区撤离，如 2008 年末，河北省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 9958 个，比 2005 年减少 766 个，保留下来的分支机构也不再有独立的贷款权限，变成了单纯的“吸储机器”，在农村地区的存贷差不断扩大。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方面只对少数农户发放贷款，而抵押品种十分有限，起不到真正为农村弱势群体服务的目的。农信社的改革也使业务不断偏离“三农”，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了乡镇企业，农业贷款比重不断下降。

1.3.2 农村金融机构间的分工不合理且效率低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间缺乏竞争性，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垄断必然带来低效，损害了农村需求者的利益。另外，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村商业性金融结合的不好，农村政策性导向的力度不大，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提供的适合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

1.3.3 农村资金缺口大且大量外流。

现阶段，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外流到城市或非农产业的现象仍存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大量缩减，剩余的部分分支机构也不再有独立的贷款审批权，只具有资金组织权、贷款调查权和回收权，成为了“吸储机器”。邮政储蓄银行利用网点多，结算畅通的优势，大量吸收农村存款，吸收的存款主要上缴总局，用来同业存放和证券投资，没有使资金真正回笼到农村地区。

1.3.4 组织管理体系混乱，缺乏与农村金融相匹配的配套设施及保障。

目前，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相对落后，社会信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中介服务不规范，致使难以控制农村贷款的风险。另外，许多商业银行农村分支机构和信用社的管理人员，只考虑仕途升迁和个人利益，忽视经营管理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农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较窄，信用担保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缺乏等现象，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1.3.5 金融创新不足。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种类和服务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目前农村金融产品品种单一。农村金融主要以传统贷款为主，贷款种类较少，缺乏票据融资、项目理财、投资顾问等新的金融服务，无法满足一些优质客户的金融产品需求，而流失一批优势客源。并且，金融服务手段落后，受人才、技术等条件影响，金融业务办理时间较长、效率低，且低风险、高收益的中间业务缺乏。

2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启示。

农村金融是一个国家处于二元经济时期所特有的金融现象，各国在此过程中都多少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们从发达国家农村金融体系中，找出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2.1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

2.1.1 美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美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较晚，在 20 世纪初期大多数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才开始建立，为了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迅速完善，美国政府最初采取了先由政府创设，后积极培育农民力量，政府干预在逐渐淡出的策略。美国根据《农业信贷发》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美国对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实行了税收优惠、利率补贴等措施。在美国，商业银行在农村市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的农业实行农场主经营的特色，能满足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因此，商业银行支农意愿强烈。

2.1.2 日本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日本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经济实力较强，以合作金融为依托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和农业信用保证机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主要是日本政府根据《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设立的。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其它几个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力度最高，日本政府通过向农协组合增拨财政资金来扶持农村金融机构。

2.1.3 印度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印度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人均耕地较少，正处于工业化和传统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经济相对落后，主要依靠大银行来带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印度颁布了《印度储备银行法》来保障农村金融对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了 31 家分支机构，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了 2- 3 家分支机构，并且规定了必须将全部贷款的 18%投向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在扶持农村金融机构方面，印度对农村金融机构采取了利率补贴计划，并且规定了商业银行农村信贷的差别利率。印度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宽松优惠的贷款条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颁布的《地区农村银行法》明确规定，地区农村银行的经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到目前为止受到忽略的那部分人的专门需要”。

2.2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借鉴与启示。

2.2.1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与完善需要政府的扶持。

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同时也是一个弱质产业，追求高利润的农村金融机构，会从收益较低的农业和农村流向工业和大城市，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失灵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纠正。各国政府一般都会制定一套扶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措施。

2.2.2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规范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避免人为因素的干预，以更好的保障农业发展。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因此，我国应加强对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规范农村金融体系的行为。

2.2.3 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各国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制度，建立各种管理、协调、服务性机构，设立担保基金，发展农业保险等措施来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农村金融环境的不断优化，使愿意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服务主体逐渐实现多元化，推动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2.2.4 商行支农力度的加大。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无权强迫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但可通过运用利益机制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自愿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政府也可以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增长按一定比例用于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的购买，对于支持政府农业政策的商业银行贷款给予利差补贴等。

3 借鉴国外经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对策选择。

3.1 规范农村金融机构及业务。

依照透支主体多元化，坚持产权关系清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业正常发展。同时放宽保留下来的金融分支机构的独立贷款权限，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贷款额度，加大对乡镇企业资金注入。此外，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模式，国家可以给予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免除保费收入的一切税费，加大保险组织自身积累功能，保障农业正常发展。

3.2 对农村金融机构要有明确的功能定位。

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在充分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首先，农信社要经营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其次，农业银行要立足农村金融、发挥出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的作用。再次，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把建全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繁荣农村金融市场作为长期目标。除此以外，支持发展其他形式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引导其他金融体系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

3.3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建立资金均衡机制，首先，建立金融机构考评制度，监督金融机构履行农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财政资金补充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农村资金高效率的转化为农村投资。其次，结合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把其他金融机构推入或引入农业领域，规定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机构，在农业上的贷款必须达到吸收存款额度一定比例，以减少农村资金外流。

3.4 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创新。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更新金融发展理念。首先，大力推行创新贷款，通过开办创业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贷款业务，切实解决农业贷款难、农村发展慢、农户收入少的问题。其次，建立完善利率定价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再次，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以适应经营者对结算、票据流通、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最后，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在农村建立多层次体系、多经营主体的农村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1]祝志民，张莉莉。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调查与分析。乡镇经济，2007（12）：017.

[2]陈时兴。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国外经验及启示。中共浙江省党委校学报，2006（2）：008.

[3]李巧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9）：033.

[4]梁春艳。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路径研究：[学位论文]，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0.

[5]王威。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研究：[学位论文]，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7.

[6]李学春。基于功能视角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研究：[学位论文]，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09.

商行保险业务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前提之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扶养负担，使农村养老保障面临更大挑战。当前，应积极创设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经济、社会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强化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完善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前提之一。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离不开农村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主要依赖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养老保障格局已不能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因此，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及影响

(一)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和过程。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因受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果总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则可称之为人口老龄化。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印岁及以上人口称为老年人口，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团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则称为进人老龄社会(或老龄化社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老年人口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 82 %。到200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1. 44亿，占总人口的11%，其中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 24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在多因素作用下而引起的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成因主要有:第一，中国农村老龄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村出生率下降造成的。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从1970年的33. 4%下降到2005年的12. 40%。而死亡率的变动却不大，1970年为7. 6% , 2005年为6. 41 %。可见出生率的下降对中国老龄化影响非常明显，而且从发展趋势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推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生育率下降的潜力，所以农村老龄化程度会逐步加深。第二，建国以来，由于中国医疗事业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 40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岁，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7岁。其中，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9. 55岁，已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加速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第三，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而这些流动的农村人口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逐步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而与此同时，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从城市回到农村地区生活。这样，由于年轻劳动力迁人城市和老弱人员回归农村，使得城市的年轻人口相对增加而老年人口相对减少，而农村老年人口则不断增加，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更加严峻。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

第一，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扶养负担。目前农村中青年一代是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大多外出务工，因而照顾老人的任务就落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肩上，她们除了辛勤耕作外，还要做繁重的家务及教育孩子，因此照顾老人的精力非常有限，这就使农村的养老无法得到保障，养老纠纷时有发生。所以，在当前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方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不提高农村劳动人口的经济生活条件，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

第二，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由于农村老年群体无固定的养老收人，其养老主要依靠子女或微薄的土地收人，客观上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农村人将白己的养老问题寄希望于下一代，“养儿防老”传统观念严重，重男轻女现象十分普遍，也导致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第三，农村养老保障面临更大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老年保障形式是家庭养老。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随着农村集体保障制度和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趋减弱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中国老年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到2002年底的时候，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了70%，而农村仅仅是4%。最近政府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但是农村和城市在医疗保险覆盖面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加强农村老年群体的特殊社会保障与医疗机制建设。

第四，老年人权益保障需要进一步关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以老年人为主的社会组织和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组织将由自发到自觉地快速形成，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现阶段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老年社会组织建设意识还不强，农村老年群体自身及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对老年社会组织的建设还不够重视。

第五，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更加值得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正在使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然而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小家庭日益增多，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社会上出现了淡漠、远离甚至歧视老年人的现象，这给老年人的精神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很多农村的老年群体生活单调，心理孤寂。所以，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心理方面的健康。

二、当前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村人口的转移以及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过去20多年里，农村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核心家庭甚至空巢家庭逐渐增多。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 2人。2005年抽样显示，农村中拥有五人以上成员的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9%，而拥有七人以上成员的家庭只占总户数的2%。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化，维系家庭关系的“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淡化，重经济利益、轻血缘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农民独生子女户比例很大，家庭养老负担沉重，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第二，土地保障功能日趋下降。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依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和土地收益的降低，土地带给农民的保障程度不断下降。据统计，中国人均耕地1. 52亩，仅占世界人均的4. 29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耕地面积还会不断减少，农民面临着失业又失地的威胁。此外，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土地在农民收人来源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大多数以农业为主要收人来源的农民，人均纯收人实际上处于负增长状态。农民的收人主要来自非农领域，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第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与管理水平低。在大部分推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地区，农民投保的保费都很低，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投人不足，个人几乎负担了全部的缴费责任。而且还存在保小不保大的情况，60%的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在19岁以下。另外，由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的专业管理人才缺乏，机构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完善，保险基金的运作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是由县级农保机构包揽了从政策制定，到征收、管理、发放和监督等全部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对养老基金的有效监督，更谈不上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四，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中国城市基本建立起了比较完善、规范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而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原则是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储蓄或鼓励性的储蓄。而且，在目前大多数农村集体无力或不愿补助、国家财政也不予补贴的情况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由个人缴费为主变为实际上的完全个人缴费。可见，农村养老社会保障过分强调个人责任，淡化了国家和集体应当承担的费用，这不仅造成养老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不足，降低了保障标准，而且也极大地打击了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加大了保障工作开展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差距。

第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目前，中国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依据主要是1992年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方案》，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各地只好制定本地区的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稳定性。社会保障改革已进行了20年，而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仍处于既无国家政策指导与规范，又无相关的财政支持的失控状态。农民的养老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农民的生存权、健康权、休息权等基本人权就得不到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影响。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对策

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水平是制约养老保障的根本性因素。所以，解决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人，壮大农民的经济实力。在目前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要采取以下切实可行的政策，来保障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第一，创设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经济、社会条件。(1)有步骤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人的客观要求，是在农村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必要条件之一。(2)深化农村内部改革，实行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切实提高农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能力。(3)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农村、农业发展，创造在农村推行城乡整合的养老保障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促进农村传统养老保障模式向现代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转型。(4)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市场法律法规，规范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创造良性的投资环境。(5)促进配套税收制度改革。通过国家、集体以及乡镇企业筹集资金而为农民建立非缴费养老保险。此外，由税务部门代为征收可以改变农保基金收支都由社保机构一手经办、收支两条线往往徒有虚名的状况，便于加强资金运用中的管理，有效地避免农保基金筹集发放中的不规范行为。

第二，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模式、基金的缴纳与支付以及基金管理体制等，使农村社会养老事业在法律轨道上全面健康发展。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营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进一步拓展农村养老金的筹措渠道，形成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多渠道投资，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共同发展的局面。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增加基金收人，发挥养老保险资金的主渠道作用，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农村社会化养老事业。

第三，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各级政府应该在加强对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捐赠税等相应税种管理的基础上，开辟新税源，调节收人分配比例，加大财政性社会保障项目支出的比重。要广开渠道，采用多种形式来解决养老资金问题:首先，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改革分配制度，掌握更多的可再分配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可再分配部分向无基本保障的农村老年人倾斜，以使社会平衡发展和进步。其次，建立政府给予适当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障个人帐户。即个人交纳的全部记人个人名下，属个人所有，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同时政府给缴费帐户适当补贴，鼓励农民自觉缴费。再次，各级工商行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应联合制定法规条文，要求非农企业的雇主在雇佣农民时必须为其建立个人养老保障金帐号，以供被雇佣农民年老时享用。最后，国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在每年征收农产品的时候，用价格手段将一部分收人隐性扣除，把扣除总额转人农村养老保障基金帐户。

第四，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难以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直接、及时、最大程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而且又简单易行，特别适合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实际。中国农村人口多，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广大农民收人偏低，建立以缴费为核心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困难，但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则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困而又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是比较有效的一种养老保障线。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要科学地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二要合理界定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

第五，强化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实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坚持保障范围、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有别，家庭保障与国家保障、社会保障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强制保障与自愿保障相结合等原则。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内容应当包括保障对象、保障项目、保障水平、保障基金的管理、法律责任。当前，政府要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同时也应对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加以具体规定，以增强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信心。目前，可以根据国家社会保障的立法状况，由各省、自治州、直辖市从本地区农村养老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地方性农村养老保障法规条例，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村养老保障相关法律。

第六，建立完善的老年医疗保健体系与生活救助体系。老年医疗保健体系主要包括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等形式。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民解决缺医少药问题起过积极的作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复存在，相当一部分农民医疗状况恶化。近年来，旨在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等风险问题的新合作医疗正在兴起，目前已覆盖城乡，农村老人的医疗保健状况正在得到逐步的改善。

老年生活救助体系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扶贫工作体现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科学的方法确定保障线标准，使生活水平低于保障线的农民都能获得基本的物质需要，救助的对象当然包括无劳动能力也无生活来源的老人。实施这一救助制度的资金基本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资金仅能保证救助对象最低层次的生活需要。农村扶贫工作是在社会救济保证贫困户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利用部分资金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的社会活动。近年来，中国的开发式扶贫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这对农村贫困老人改善生活状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七，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管理体系。首先，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优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流程，按照统一标准、简化程序的原则，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流程的基本框架。要规范经办业务操作规程，统一社会保险对外服务的经办，推进社会保险服务的社会化，增强社会保险服务功能，提高社会保险的服务能力。其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以便农民外出务工返乡后或在各地区间流动时仍能够享受到统一的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应该建立业务管理、公共服务、基金监管等方面的应用系统，加快建设信息平台。在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数据中心，加强数据整合工作，推进全国联网，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面信息化。

第八，完善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政府应加大投人建设农村社会化养老设施，充分利用现有的闲置的社会资源，修建社区养老院，鼓励民间创办各类有偿服务的养老机构，供农村老人及家庭选择居住。要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慈善机构对老年人事业的支持，拓宽老龄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渠道，鼓励社会力量、企业团体投资兴办老年学校、活动中心等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各级政府应帮助和鼓励农民兴办各种农村社会组织，以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改善其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