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5 06:15:19
笔者与公务员群体打了10年交道。他们是我的采访对象，之中有不少成为了我的朋友，自然也目睹耳闻过一些令人反感的公务员。平心而论，自“打老虎苍蝇”以来，公务员群体受到的约束多了，福利也确有减少，抱怨、吐槽的情绪确实在生长。但是，如果把公务员视为一个普通的职业群体――比如，就是你家隔壁的小白领，公司压了指标、裁了福利，撒娇几句“要辞职”，可有多少人会对着他们冷嘲热讽，恨不得言语化钢刀剐得人骨头滋滋响？
问题在于，真没多少人把公务员当做一个普通职业。
目前，中国公务员人数在700万人以上，如果加上机关系统内的事业编制、聘用人员，广义“公务员”人数起码翻一番。这个规模，大致与全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数量相当，是餐饮从业人员70%，是蓬勃的电商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的7-8倍。或许数据不算精准，但无可否认，公务员――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都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
但这个庞大的职业群体恰恰笼着神秘的面纱――他们怎么干活，常常是一个让大多数人“YY”的问题：就在不久前，网上流行“北京公务员自称工作就是喝茶看报”的说法；之后，有不少愤愤不平的公务员吐槽“工作常常超负荷”，也有媒体声称跟踪了“公务员的一天”，能够“公务员喝茶看报”的形象，但随即被其他媒体嗤为“人跟人不一样”。
从笔者接触的公务员来看――准确的说，是笔者所接触的上海公务员来说，大体上属于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勤勉程度靠前的位置。但即便是勤勉的人之中，也有“打太极”的现象存在，“客客气气不办事”的也不在少数。原因很复杂，仅仅从朋友的眼光来看，受制于模糊的政策、互相牵制的“兄弟部门”或上下级同事，他们表示“办不了”确实有正当理由。
比如，某全国先进社区，辖下有小区在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出现纠葛，部分业主造谣生事，甚至威胁另一部分业主。居民找街道出面“惩恶扬善”，但街道却因顾虑房地办的态度等原因选择了“不作为”。这其中，并不一定是有人“拿了好处”，更大的可能性在于街道自觉“业委会成立乃条线部门职责”――捞过界是大忌，更何况此类事件带来的只有麻烦。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摆到一家公司里――财务部掣肘市场部，市场部折腾公关部――除了当事人茶余饭后骂骂咧咧，其他人大约是不会表现出“出离愤怒”的。归根结底，公务员“打太极”、互相掣肘，最受伤的不是“自己人”，而是社会公众。也正是因为公务员办的是“公事”、花的是“公费”、拿的是“公资”，所以才没人把他们当做普通职业群体。
但作为每一个具体的公务员而言，要意识到自己的“公”特性真不容易――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他们的感觉确实是：挣钱不算多――尤其是跟同学中的高管或外企员工比，加班不算少――尽管有时确实是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和汇报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要减薪加压，他们岂能不吐槽――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做公务员图的就是一个“稳定”。
【关键词】公务员；原因；职业发展
近几年，随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公务员考试的热度有增无减，考试人数从2007年的53万，而录取率则只有1.5%左右。2009年11月29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正式开考。约104万人报名确认参加公共科目笔试，1.5万个国家公务员职位，考录比约为69:1。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首次超过4000，共有13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以实考人数为分母计算，录取率也只有1.44%。
“国考热”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公务员工作稳定，收入高，福利好
第一、金饭碗
长期以来，公务员职业因为稳定、工作压力不大被称为“铁饭碗”，成为很多人择业的首选，有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公务员的流动率只有0.05%左右，“一杯茶、一根烟、一份参考看半天”，更是用来形容公务员工作轻松。
第二、权利
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衡量社会地位的变量主要有三个：收入、声望和权力。
作为老百姓眼中“当官的”，公务员的声望与权力自不用说。中国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似乎同他们的待遇不相匹配——与其他行业相比。
第三、灰色收入
公务员能获得某些切实利益。有些级别高的政府官员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来送礼的物品可以堆满屋，更不用说送来的超市卡消费卡了，平时生活只要用卡就足够了，而这些，理论上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收入。很多手续关节，要通过某些部门的审批通过，才能发证，于是企业为了保证一万，或者说已经形成了行业的规矩，必定付给这些职能部门“小信封”以期通过检查。
第四、无失业之忧
据人事部统计，从《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颁布的次年（1996年）起至2003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和全国600余万公务员这个基数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人民群众更常见的似乎是：官员在一地犯了错误，往往易地平调，个别的甚至还能再获升迁，只要不要犯特别大的错误，不要被媒体曝光。
第五、人脉资源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家族里有一个人当了个不小的官，那么整个家族，七大姑姨，所有亲戚的工作就基本不用愁了，许多国企中的职工没有一点背景靠山是进不去的。
二、当前就业压力大
第一、金融危机。2008上半年全国有6万家企业倒闭，2000万人在一夜之间失去工作。人们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会选择尽可能的抓住每一次的机会。但从调查数据同样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这个机会多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第二、中国大学生队伍庞大。整个“十一五”期间，全国新增劳动力供给将达500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将多达2500万人。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能有机会选择一个稳定且高福利的职业很不容易，而公务员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
第三、失业率居高不下。
三、公务员考录相对公平
公务员的考试与其他诸如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不同。它是一项不用也无法花大量时间准备的考试。比如‘行政能力考试’，考的是你的逻辑推理能力，要靠平常的积累，所以，其实社会上的各种辅导班是没有用的。从经济学来看，它的成本很低，有些人根本不用复习准备就去考试了，很多报考者心态是“宁可碰了不要误了”，“重在参与”，纯粹是碰运气，所花费的无非就是考试费，当天的时间以及车费，这类人姑且不论。现在研究一下大部分的人在国考上所花费的成本，固定成本：报考公务员的辅导班，买复习资料；可变成本：做题目所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如果结果能考上公务员，那么这个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需和考不上公务员进入其他行业所获得的收入进行对比，利润就是两者之差，问题是我们目前无法求出考上公务员的这个临界点，究竟花多少时间才能保证我们考上公务员，这还只是指笔试，政审、体检等硬性指标当作先决条件，已经排除在外了。可事实上，这里还暗藏着各种人际关系的较量，包括打点这些人际关系的费用。
四、结论
所以，公务员考试，看起来是一项是一项门槛最低的考试，但其实又是录取率最低、竞争门槛最高的考试。多数人不知道报考的公务员岗位是否合适自身条件和需要，人才不能物尽其用。
当很多求职者放大了国家公务员工作优点的同时，忽略了思考自己为何要去考国家公务员，自己是否适合国家公务员的工作？智联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如果有机会被录取，您是否愿意成为国家公务员”时，超过九成的参与者表示“非常愿意”，仅有不到一成的职场人拒绝了这个“诱惑”。而在“是否清楚所报考职位的具体职责”的调查中，52.4%的参与者表示并不清楚。认为自己适合做公务员而选择报考的比例仅为9.5%。这个数据一方面表明这部分人确实认真思考了自己为何报考国家公务员，也一方面表明了大部分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并没有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调查中仅有23.8%的人表示自己认真准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数据也说明了人们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心态。
国家公务员职位的特殊性以及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导致人们在报考国家公务员的时候，更多的是考量这个岗位报名条件是否符合，这个岗位的竞争是不是激烈，而不是更多的考虑这个工作是否感兴趣，是否能够胜任，一旦被录取了未来的职业将会怎样发展。其实对于国家公务员这个职位，应当与普通职位摆在同等的位置上进行考虑，对国家公务员的职位同样需要全方位考察，就如同对普通职位的考察一样。首先要对自己是否适合做公务员工作有个基本的判断，认真了解公务员工作模式和发展前景，做足充分的了解后再来决定自己是否报考。其次选择报考职位时同样需要了解职位的具体要求和岗位职责，以及职业发展前景。专业是否对口，竞争中是否有优势，对这个岗位是否感兴趣等因素都需要考量。第三，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公务员，有些人的性格充满了冒险，他们渴望创业，有野心，追求事业上的扩张性及快速发展和回报，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快速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而政府部门、机构更多的是一种维护，维持，保持平稳状态。四平八稳的环境只会令他们感到个人价值受阻，职业生涯快速发展便无从谈起。
国家公务员同样是一个现实平凡的社会群体，并且总体来说公务员并不属于社会高收入人群。如今的公务员生活已不再是“一张报纸一杯茶”那么简单，其工作压力也在日益加大，并非零风险。有的公务员工作也很辛苦，报酬相对也并不是很高。
一个的人生价值诉求是和整个的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紧密相连的。老子就曾提出过，对贤能者不可给过多荣誉利禄，这样就会带坏民风。这是很有道理的。看看争逐公务员的队伍就可以看出，公务员待遇过高，利禄过厚，将带动整个的民风，必须把这股热风降下来。
参考文献：
[1]智联招聘调查问卷.
[2]田科武.92青年热点透视.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有一则消息不胫而走，即：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一位权威人士透露，今年不安排增加预算资金为公务员统一加薪。对此，不少媒体马上作出反应，为公务员不加薪表示拍手称快，似乎“公务员加薪”的问题又刺痛了他的某根神经。 近几年来全国“两会”以及平时的社会舆论，对公务员加薪 问题一直颇为关注，且绝大多数对公务员加薪都持反对意见。反对加薪的理由概况起来就是一句话，即公务员远远高出职工平均工资，已属高薪职业了。去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两会”上就曾公开质疑过公务员“加薪”。他认为，如果工资增加的幅度过大，国家财政承受不了。而目前增加的数额较小，对改善公务员生活状况难以产生大的影响。“加50元工资能干什么？住房有了，家电有了，公务员想买汽车，这点钱怎么够？”对此，我却不以为然。 不错，从客观上来讲，近些年来，公务员的确加薪幅度比较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每次在给公务员涨工资时，都同时包括有总人数高出公务员10多倍的事业单位职工、社会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再说，横向比较的话，公务员目前的工资水平仍然还是偏低的（工商、税务等特殊公务员隐利奖金另当别论）。就拿笔者所在的苏北沿海地区来说，一个参加工作20多年的科级干部，现在也只是每月1500元左右的工资（福利奖金也少得可怜），年收入还不足供电、电信、金融等部门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一半。据新浪网2005年1月5日消息显示，目前，我国收入最高的前20种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根本不在其中。就全国来说，作为工薪阶层的公务员家庭，正如白恩培所说，也的确是“住房有了，家电有了”。但并非都有了理想的住房，并非都有了高档的家电。据我所知，目前有不少公务员的爱人也是下岗职工，往往一个人的工资，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小孩要供读书，哪还有多少积蓄？事实上，眼下公务员当中，目前还没有配手机的大有人在，家庭还没装上空调、没用上微波炉或电脑的也比比皆是。如果收入允许，他们还有很大的消费空间，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并不是如白恩培所说，就等着加薪买汽车了。就拿我自己来说，每月的工资总是要精打细算地去开销。如果每月再给我加50元工资，一年下来就能多出600元，到年底或许会给女儿买一架电子琴，或许会给妻子多买一套时装，或许会给自己更新一辆自行车……总之，我们还没有到达想买小汽车的那种地步。因此，加薪，对于一个普通公务员来说永远是个好消息。 现在有些人，对公务员加薪问题总是特别敏感，一听说公务员要加薪，就好像刺激了他哪根神经，立马就撰文质疑，表示强烈反对。当然，这是人家说话的权利。但我要说的是，动不动就拿公务员跟下岗职工比、跟农民工来比，这是不科学的。有的还拿现在报考公务员热作为理由，说明公务员职业的优越性，甚至以少数部门人浮于事及少数公务员吃拿卡要、无所作为的现象来以偏盖全，那更是缺乏理性的。事实上，目前公务员的职业并不是眼下年轻人最理想的职业。因为，目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跟有些大型国企、私企、合资企业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表面上看起来，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不少，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就把公务员当成首选职业。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就在一大批人削尖脑袋往公务员队伍里钻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年轻有为的公务员嫌收入低而“跳槽”？这又作如何解释呢？据了解，眼下确有不少人就是把报考公务员作为一个跳板，先立个足，一旦时机成熟再“跳槽”。去年，在全国大学生最喜欢的热门行业调查中，新浪网排名前5位的是：IT行业占20.16%，外资企业占18.03%，公务员占12.99%，金融业占12.22%，文化传媒业占10.74%。央视国际调查排名前5位的是：外资企业占16.25%，文化传媒业占14.17%，公务员占13.52%，IT行业占12.61%，金融业占11.83%(据2004年7月7日深圳新闻网)，这也不难看出，公务员并不是眼下年轻人的首选职业，何况，有的即便是首选了，今后又“跳槽”了呢。 去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位权威人士曾说过：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将国家公务员与所有企业的平均工资作比较，而国外则是把公务员的工资与大型公司同样资历的管理人员相比，后者才是比较科学的，能够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的确如此，倘若，一味总是将我们的国家公务员与企业的普通职工，甚至是下岗职工去比工资，那是国家最大的不幸。那样的话，我们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公务员的服务水平又如何得以保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财力许可，给公务员适当加薪，不但可以稳定公务员队伍，而且还可以促进消费。再说，即便是公务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首选职业，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要一听说公务员加薪，就刺痛了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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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公务员有关的新闻，都可能引发关注，何况涉及公务员跳槽这一敏感话题。虽然这一调查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还值得进一步验证，但并不影响舆论的热议。一定程度上，这种对“公务员跳槽热”的解读，比“公务员跳槽热”本身还值得关注。
对“公务员跳槽”现象，大致有三种态度：
一是“没这回事”。一些人认为，公务员跳槽只是一种矫情，在身边也没有看到公务员跳槽。中国真是太大了，即便一种现象已露尖尖角，但正如李白《春思》诗句“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却有着不同感知。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了公务员跳槽。而且跳槽的公务员，并不都是想象中的人微言轻、明哲保身或者碰到天花板。一些手握实权、风评甚好的官员，也选择了另谋高就。据笔者所知，东部一个“百强县”的县委书记，不久前就选择了辞职，这位书记民间评价也很好，跳槽更多是兴趣取向。
二是“没当回事”。一些人认为，公务员就是混日子，跳槽越多越好。现在说起公务员来，几乎人人都能谈个三天三夜，可其中有多少是真相，又有多少是“想象的真相”？有些公务员确实作风涣散、能力不济，有些甚至、弄权寻租，但不能把这些当成普遍现象。不能否认，很多人怀着理想选择这份职业，成为公务员后，也是勤劳勤勉、兢兢业业；也不能否认，很多公务员有才华、有担当，而且要想做好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忽视正能量的一面，与掩饰公务员问题一样，都是一种片面和偏激的表现。
三是“太当回事”。这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群体内部，有些人夸大跳槽现象，甚至以此来“求同情”“要好处”。即便一万多人有跳槽意向，相对于公务员总数这个分母，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贴上“跳槽热”的标签。而且这只是意向，并非跳槽事实。在职业向往上，“工作都是人家的好，待遇都是人家的高”，向往“围墙外面的生活”不足为奇，所有行业都如此，公务员也不例外。因此认为“官不聊生”，实在是谬之千里；因此放松作风建设，更是错上加错。
这三种对“公务员跳槽热”的解读，都可谓是场外故事。解读各有市场，而且不相上下。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对公务员群体，说起来很熟，其实陌生；看热闹的人多，深入思考的人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增进公务员群体的透明度，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更好地定位权力和公务员职业，是一个更大的考验，也迫在眉睫。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果，摆脱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疑虑，让人民生活得更体面、更祥和、更幸福。如果最基本的劳动报酬分配都不能保证公平，势必会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将成为破解工资乱象的一剂猛药。
各行各业都“哭穷”
媒体几乎天天都有关于工资的报道，人们在办公室，在上下班途中，在茶余饭后，议论最多的也是工资收入多少的问题：工资低的气愤、不满，工资高的也“得便宜卖乖”并不满足。各行各业都说自己的工资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薪水不满意。
2011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在“两会”上公开“哭穷”：“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是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的，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证券日报》2011年3月24日报道，中石油职工的平均年薪为14.97万元，63557 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在职人员所差无几。
《人民日报》2012年4月1日报道，证券业人均年薪20万，券商高管一个人的年薪相当于上千普通工人的工资。2011年，中信证券副董事长殷可年薪1974.5万港元。长江证券2011年净利润同比下降66.10%，但公司高管报酬却同比大增51%。宏源证券2011年净利润下降50.58%，但公司高管报酬同比增长了六成。
2012年5月8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女教师张丽莉为救学生自己被车撞倒，她执教5年却仍是“编外临时工”，不仅没有医疗保险等福利，月工资也仅有1000多元。
中国科学院曾在科学家子女中进行过一项调查，只有19%的受访子女愿意做科学研究，51%的受访子女明确表示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很多人表示愿意当公务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这些孩子似乎一学会识字就知道做公务员好，宁做公务员也不愿从事科学研究”。
什么扰乱了分配秩序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设法提高工资，因为他们清楚，这钱不是本单位的，而是全民的，他们最常用的理由就是“与国际接轨”，常以“外国公务员工资多么高，外国企业高管年薪有多少”为口实，就是闭口不谈外国公务员的工资不允许超过私营企业工资，外国国企高管的工资仅高出徒工的一倍。
就这样，公务员与国企之间展开了涨薪竞赛，公务员每悄悄涨一次工资，国有企业必然紧跟其后，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
曾有一位公务员朋友对笔者抱怨说，他拿到手的工资才2000多元，还没有农民工的工资高。笔者不怀疑这位有20多年工龄的公务员月薪2000多元的真实性，因为中国公务员工资地区差和部门差很大，同职级的公务员，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会高出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几千元。
但是，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却很少听说公务员主动提出辞职，去民营企业从事月薪4000元工作的。为什么公务员会“舍高求低”呢？下面，我们就算算月薪2000元的公务员，实际收入会有多少。
以北京为例，如果一名公务员拿到手的工资是2000多元，则他的应发工资大致是2500元，交纳的住房公积金为300元，当地财政还要给他补交300元，这600元就存在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上，这一年下来就是7200元。
再看看养老金。如果这位公务员60岁退休，在职期间不用交一分钱的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还明显高于同龄的企业退休人员，而同龄的农民工更是无法与之相比。
除了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外，公务员每年领13个月的工资，个人进修培训也是由政府出钱，甚至读学位的几万、几十万元的学费还有机会报销，而且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农民工若想自己提高技能进修学习，却只能辞职自己掏学费学习。
公务员享受的医疗保健也是国内一流的，看病基本上不需要个人掏腰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虽然不少农民工参加了“新农合”，但报销门槛费高，报销比例低等情况依然存在，医疗费的大头仍由个人承担。
此外，公务员还有明目繁多的补贴和津贴，如住房补贴、防暑降温费、交通补贴、带薪休假等，有的单位还为公务员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有的象征性收点费用），甚至逢年过节还发米、面等生活用品，这些都是他们实际工资的组成部分。如此看，公务员的“舍高求低”就不难理解了。
另据中央部门公开的预算显示：各部门住房保障支出数额惊人，国税总局一年46亿元，教育部43亿，卫生部26亿。近日，辽宁省营口市下发《营口市2012年度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发放方案》，对约1000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发放购房补贴，平均每人约5万元，补贴款均由政府财政全额拨付。
公务员的“三公消费”更是个无底洞。有的公务员甚至把个人家庭消费也开发票拿到单位报销，在审计署抽查的2010年中央机关报销发票中，中央56个部门近两成报销发票为假发票。这种现象恐怕地方政府公务员更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公务员可以按部就班地晋升职级，也就是说公务员年龄越大，工资越高。而农民工恰恰相反，岁数越大，工资越低，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年龄越大，越受劳动力市场排挤。农民工干一天活给一天钱，不可能一年干满365天，也不可能连续干到60岁。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基本一致，因为他们的福利保障少得可怜，如养老、教育、住房等都要自己解决。
如今，公务员成为最热门的职业之一，2011年，仅中央直属机关公务员考试就有140万人报考，有的岗位达到几千人竞争一个“金饭碗”。如果公务员的待遇不如农民工，早就闹“公务员荒”了，绝对不会千军万马争过公务员的“独木桥”。
可见，由于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我国的分配秩序已被扰乱，如果不严格规范公务员工资，不废除工资和养老金的“双轨制”，我国的工资秩序就很难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更谈不上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
分得的“蛋糕”有多大
社会财富是块“大蛋糕”，要想分配公平，就必须首先弄清楚这块“蛋糕”有多大，有多少人参与分配。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如果我们按照工资增长8%计算，则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1.08≈4011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1.08≈22420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71564亿元。2011年末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亿人，农村人口6.5656亿人。201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7.642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914亿人。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农村居民总收入为45808亿元。由此，可以估算出全国7.642亿从业人员的劳动总报酬，即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农村居民总收为148079亿元，约占GDP的比重为31%。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劳动者每月的劳动报酬约为1636元。
社会总财富要由劳动者、政府和企业三家分（中国的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只有少数劳动者享受，其转移情况未作考虑）。根据财政部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把个人所得税6054亿元剔除后为97686亿元即是政府分得的“蛋糕”，占GDP的比重约为21%；企业分得的“蛋糕”为225781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48%。
最低工资标准门槛过低
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工资乱象的根本原因是在分配制度方面出现了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近8亿人的劳动力市场竟然没有一部《工资法》！
笔者曾对世界183个国家的工资制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公务员工资大大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国企高管工资过高、行业工资差别过大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公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欧洲国家从198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3%以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甚至高达70%，而中国劳动报酬仅占GDP的31%，中国劳动者平均月工资为1636元，仅相当于卢森堡熟练工人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十分之一。劳动收入过低、财产收入过高，这是中国目前分配格局存在的又一问题。
中国劳动报酬低的劳动者，首先是农民，然后是农民工，接着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这三类低收
入的劳动人口总数为6.412亿，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84%。这些人劳动强度大，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任何保险和福利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外出农民工每个月工作25.4天（一年工作9.8个月），每天工作8.8小时，每周工作超过5天的占83.5%，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42.4%，32.2%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高达84.5%。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23.6%、16.7%、8%和5.6%。
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过小的主要原因，就是法定最低工资过低。近年来，各地区都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有的甚至翻了一番，即便这样，也离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截止2012年4月底，我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法定月最低工资平均为1084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仅为830元。我们可以把830元看作是全国的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中国人均GDP约为34999元，最低年工资仅是人均GDP的28%。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世界平均最低年工资是GDP的60%，我们甚至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法定最低工资过低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所在。因为雇主都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法定最低工资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必然走低。若不大幅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就无法让最广大的劳动者得到与自己付出的劳动相匹配的报酬。
加大劳动报酬比重，提低限高
最低工资标准是全社会收入分配的“总阀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国际平均水平，即最低年工资标准是人均GPD的60%，我们现在的最低年工资标准应是20999元，最低月工资标准就是1750元。根据GDP的增速和CPI的增幅，应每年调整一次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制定了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市场会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各行业、各地区的工资水平。经济发展强劲，劳动力需求增大，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就会上涨；经济不振，劳动力需求减小，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就会下降。根据国际经验，市场会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配置在最低工资的2倍上，即3500元左右。这样，中国劳动者总报酬为32096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68%。只要法定最低工资制定合理，我们的劳动报酬自然就与国际接上了轨。
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工资也应“紧盯”私营企业，其工资标准不得超过私营企业，严禁公务员与国有企业搞涨薪竞赛，扰乱分配秩序。同时，要给公务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工资封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高管超过封顶工资不得支付。美国联邦公务员2010年，封顶年工资为199700美元（包括各种奖金和补贴），是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5倍。如果中国把法定最低月工资定为1750元，市场会把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配置在3500元上，那么，公务员的封顶工资就是15750元，国有企业高管亦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对农民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农业基础建设、价格保护和直补的形式给予财政支持。目前欧盟的农业补贴开支占欧盟预算总额的48%。2010年，欧盟农业发展项目支出570亿欧元，其中390亿欧元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欧美等国家都有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如果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政府或用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或把差价直接补贴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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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6年4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考点，考生冒雨参加笔试。
中国的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据人社部5月30日的《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
具体是指哪些人？跟国外相比，这个数据是多还是少？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是否面临膨胀的压力？在十以来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由于公众对于中央规范公务员队伍抱有很高期待，这些问题自然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716.7万人是多还是少
与发达国家可比性不强
任何一点关于公务员的风吹草动都能引发公众强烈的关注。
记者梳理人社部的历年公报发现，这是首次在公报中公布现有公务员人数，在此之前的公报中，披露的仅为录用公务员的人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人社部公布的公务员总数，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务员人数并不高。”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竹立家的判断逻辑是：美国2015年总人口是3.2亿，政府公务员人数是2800万左右;而中国是13亿人口，公务员才716.7万。中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公务员人数仅为美国的1/4，“怎么比都是不多的”。
单看716.7万这个数字，与我国13亿人口和接近8亿劳动人口来说，比例确实不算高，即便跟发达国家的美国、欧盟等国的公务员人数相比，这个数据也不是很高。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指出，由于各国对公务员的定义不同，每个国家公务员的范围不一样，因此可比性并不强。
但是，由于716.7万仅指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人数，如果算上全部公共财政供养人员，这个数字就高了。
那么，我国究竟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
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约5000万人，
膨胀压力很大
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职人员，涉及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仅指政府机关人员，又称国家公务员，在国外称政府机关雇员或文官;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又称公职人员，在国外称政府雇员，不仅包括政府机关人员，还包括由财政供养的公共机构人员，如公立机构的教师、医生、环境卫生人员、图书馆管理人员等，相当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人员。
按照权威的统计方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政府机关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人员、政党机关人员和社会团体机关人员;二是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
从这个定位看，显然，目前公布的716.7万公务员是指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
“我认为，应当从广义角度来界定财政供养人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到底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2008年政府机关人员1328万，事业单位人员2618万，财政供养人员合计为394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97%，比值为1：34。据记者了解，200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再没有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进行过统计，竹立家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约5000万人。
目前约5000万“吃财政饭”的人员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沈荣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是否适度，取决于多方面因素，迄今为止国内外并没有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
在沈荣华看来，评判财政供养人员多少的依据，主要看是否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特别是与本国的发展阶段、人口规模、政府职能、政府结构、政府财力等因素相适应，既要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又要防止人员过多，增加行政成本。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从历史上看，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已不少，膨胀压力很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就业的热门领域，面临巨大的进人压力，如每年都需接纳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和干部等新增就业人员，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消化渠道不畅，主要是自然减员，数量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出少进多，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存在扩张趋势。”沈荣华说。
公务员结构出现怪现状，
“官与兵”比例失调
相比公务员人数的多寡，公务员队伍中“官与兵”比例失调是个大问题。
有媒体记者从某省直机关了解到了一些人事信息。如该省科技厅，按编制数，正厅级1人，副厅级8人，县处级44人，科级8人，科级以下21人。
也就是说，全单位82人，科级以上61人，没有职务的普通公务员只有21人。
此例，绝非偶然。记者查看湖南省政府各厅的人事信息。该省商务厅领导人一栏显示，正厅级1人，副厅级10人;该省教育厅领导人一栏显示，正厅级1人，副厅级12人。
“什么叫官多兵少？这就是典型。”竹立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中国的省直机关，一般一个厅局下设十几个处室，每个处室配置一个处长，一两个副处长，一两个具体做事的科长或者普通公务员。处室里的具体业务，基本都落在办事员身上。
“在美国，一个城市会设一个市长，然后再配置两三个副职;而我们城市中的市级领导配置一般也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副职，有的市级干部副职可能更多。一个领导干部，有办公、车补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待遇，加起来可能比五六个公务员的个人成本还要高。”竹立家感慨道。
尽管报名人数创新低，
公务员仍是热门就业岗位
人社部的公报还显示，2015年全国共录用公务员19.4万人。其中，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1万人，地方17.3万人。中央机关公开遴选232名公务员，省级机关公开遴选1726名公务员。
公开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5年，全国共录用公务员人数分别为13万余人、18万余人、19万余人、18.8万人、20.4万人、20.24万人、19.4万人。其中，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下降。2015年下降更多，比最高年份的2013年下降了1万人，也创下公务员国考的报名人数和录用人数3年以来的新低。
除此以外，自2013年以来，关于公务员主动离职的新闻不断曝出，让人感觉公务员离职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于是，有人把公务员离职潮和公务员吸引力减弱联系起来，理由是：既然体制外的人对公务员的热情都已下降，说明公务员的日子真的不好过了，公务员出现离职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首先的问题是，公务员离职潮的出现会导致公务员人数减少吗？
“当然不会。”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果断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即使离职潮出现，还会有大批新的公务员补录进来，新的加入人员会基本保持公务员编制和人数的相对稳定。
“个体的选择、取舍，可以有好多种情况，但个体选择往往不直接等同于集体选择的结果，基于个体公务员选择的离职，不代表和等同于整个社会公务员队伍会发生锐减和瓦解。近两年公务员的报考和录用比例相比以前有所下降，反映出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总体上比较理性，也体现出有关部门在控制公务员总体规模做出的努力。”胡仙芝说。
即便不会出现辞职潮，近两年公务员的报考和录用比例下降却是事实，这是否意味着公务员热就此开始降温了？
“公务员仍是热门就业岗位。相比其他岗位，公务员职业比较稳定。”竹立家说。
公报还称，全面落实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工作，落实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工作，实行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补贴政策，继续开展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试调查比较工作，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年金制度并非中国首创，欧美国家早就通过设立年金方式来保障职工退休待遇。除了年金以外，欧美国家的公务员退休待遇难免吸引人关注。
在欧美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待遇也与其他行业职员有所区别。不过，这种区别更多地体现在退休制度上，而非退休金多少本身。退休金数额的多寡，取决于公务员本身的工资，也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总的来说，大多数国家让公务员的退休待遇维持在社会平均线以上。
退休年龄弹性实施
在中国，一些从事体力诙的工作者，期待保持甚至降低退休年龄，而官员、技术人员则常常乐见于延迟退休。西方国家也会遇到类似问题，他们在制定退休年龄时，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
美国的公务员根据工作年限和职业区分规定了不同的退休年龄。例如，工作30年55岁就可以退休，工作20年则要到60岁才能退休，工作5年那就必须等到62岁退休。对司法人员（警察）、航空管理人员和消防员的工作年限有硬性规定：在50岁时工作20年必须退休；或工作25年时，不管年纪多大，都必须退休。当然，身体素质和其他方面经过考核符合要求的可延长退休时间。
美国警察可以工作20年就退休，但是踩着20年的线真正退休的人很少，大多都是“退而不休”，法律也在这方面予以保障。在俄克拉荷马州，工作20年就退休的警察只能拿到最后工资的50%，如果选择继续为警察局服务，将来所获得的退休金能够逐渐增加。此外，警察部门还有延聘制度，退休后继续工作，即可以拿退休金，也可以接着领原有工资，但是在这期间工作养老金数额不再增加。一些警察选择退休后，到商业公司担任保安职务，也有的被大学聘请为教授，从一线走上教坛。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让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有所区分。目前，法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已被延长到62周岁，而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更要到67岁，这曾经引发了一场全国公务员的游行活动。但是，在部分风险大的岗位上依旧可以提前退休，一些工种在52岁、53岁就可以退休了。不过与之对应的是，一些行业的员工也享受“特殊待遇”，法国军事工程师的法定最低退休年龄现为66岁。
公务员拿多少
不同于中国，美国的公务员养老金标准并非与退休前的工资水平挂钩，而参照公务员任职期间连续3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工资，并将之作为养老金的工资基数。这是因为美国的公务员可上可下，从处长到科长，乃至退休前成为普通科员，都有可能发生，而且降职也未必等同于违纪。采用连续3年最高工资的平均工资的形式，对公务员来说更加科学。
在退休金发放主体上，法国坚持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由国家财政负担，地方公务员的退休金由地方财政负担，公务员只要负担6%的退休储备金，这被认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分普通账户、特别账户和保健账户，普通账户用于住房、教育、投资等的支出；特别账户用于养老和紧急支出，一般退休后开始领取；保健账户用于住院和医疗保障项目的支出。中央公积金局对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获得利润可以提高公务员的退休待遇。不过，对国家管理人员、外交人员和警察、武装力量和情报系统的高层，仍然采取现收现付制，由政府负担养老经费。
除了退休金还有什么
在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地英国，早在1859年就颁布了《公务员退休法案》。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公布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种统一缴费、统一发放、统一标准的基础养老金制度。目前法定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年龄为65岁，养老基金由公务员个人和政府机构共同缴纳。但是，英国公务员的退休金并不仅限于这项养老金。1972年，英国颁布《公务员年金法》，领取职业养老金的年龄可早于基础养老金的领取年龄。类似于美国，英国公务员也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美国联邦政府发放的基本养老基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并不高，如果仅凭这点养老金，老人退休后生活水平会明显感觉下降。美国早就建立了职业年金制度，收入主要来源于雇主、雇员缴费和投资收益。目前，美国现在拥有年金的参保者约有60%，而在中国这尚且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德国被称为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摇篮。早在1889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就创办了公共养老金制度，它确定了现代养老金制度的雏形：雇员依照工资水平按费率缴纳保险金，退休后养老金的数额主要依据雇员薪酬水平和缴纳保险费的时间而定。此后，德国长期都是欧洲社会福利最丰厚的国家，直到2000年以后实施社会养老改革，确立起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承担责任的三支柱体系。
从2001年开始，政府改革强调降低法定国家养老金比例，加强个人和公司养老金的比重。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改革前德国退休人员85%的收入都来自于国家法定养老金。
毋庸置疑，基层公务员相比于上级部门，条件艰苦、工作繁重、待遇差，何委员的建议无疑具有合理性。也只有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状况，才会使广大公务员甘于扎根基层，无怨无悔地奋斗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而不是想方设法往上调。媒体的偏颇报道显然为何委员挨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即使不误报，何委员就不会挨骂了吗？
多种原因决定了，当前建议给公务员涨工资，是都会挨骂的。
首先，建议的时机不对。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一年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魄力惩治腐败，初步有效地整治了三公消费、公车私用和滥发福利等权力滥用现象，使有的公务员发出了“连吃个苹果都要自己买”的抱怨。他们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刚被堵上，对失去的“损失”就要以合法形式“弥补”，老百姓当然不答应。所谓“只给基层公务员逐步涨工资”，但基层公务员群体也包括刚被斩断不当收入的众多领导。早不涨晚不涨，偏偏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求涨，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弥补损失”的嫌疑。
其次，涨工资的必要性有疑问。尽管绝大多数公务员以工资收入买套住房确实很困难，但这正是当前一些不当政策造成的国情写照，在异常扭曲的高房价面前，有多少公民能轻松买上住房？公务员工资根本就没理由超出国民收入水平，而要与平均工资看齐。公务员工资与高收入群体相比确实不高，但本身就不应与他们比，而应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参照，不能光盯着高收入群体而对低收入者视而不见。虽然那些建议给公务员涨工资者说其工资偏低，但很少能拿出比当地平均工资低多少的权威数据，他们平均工资比当地最低工资高一倍以上却是普遍事实。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无疑比发达地区低很多，但那里收入水平也同样低，公务员没有理由不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非要拿超越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工资不可。
再次，信任度差。不仅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工资以外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现象，使民众弄不清公务员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加上官员财产与公务员工资迟迟没有公开，尤其是“表哥”杨达才事发后，有律师申请公开他的工资收入情况，被相关部门以个人隐私为由驳回后，更是加剧了民众对公务员真实收入情况的怀疑。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们，连工资情况都不敢让公众知道，哪有把主人蒙在鼓里还给仆人涨工资的道理？况且先前在没有人提议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情况下，也一直没有影响其工资增长，如果再建议涨工资，人们怎能不担心他们的工资会更不合理？尤其是前段时间一些媒体称国外公务员普遍实行高薪制的谎言被揭穿后，更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公务员们不是要求正常工资，而是追求高工资的印象。
最后，建议方式不妥。何委员说，他的这份提案不是为他这个阶层说话，而是为那些在基层工作的普通公务员说话。由于政协没有宪法地位，职能不清，所以在党和人民确立的大政方针问题的协商之外，政协委员应否为公务员说话，难免让人产生疑问。除政协委员，近年来也时常有人大代表提议为公务员涨工资。根据和代表原理，作为公仆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受托者，他们成为受托人后，就失去了者分子的身份，而成为与者相对之人。人大代表是代表者对公职人员行使的，其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说话，而不能代表官员。作为人民代表不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公务员立场上，根本就搞错了代表。为公职人员涨工资的建议不宜由代表们提出，尤其是在有那么多人民疾苦需要反映和很多民生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代表们不去关心主人们的问题，而是一心为公仆们着想，更是一提为公务员涨工资就引发质疑的深层原因。
公务员加薪该人大审议
近几年，公务员屡屡加薪，可其合法性却备受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务员加薪往往都是行政机关的单方面行为，并没有得到全国人大的审议通过。而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加薪行为当然不具备合法性基础，被人诟病也就在所难免。今年两会上，部分代表又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而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
在财政学上，有“财政民主主义”一说，其要求就是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一般情况下主要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也就是说，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践，否则即属违法。具体到我国来说，也就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毫无疑问，公务员加薪属于国家重大财政事项，理应得到全国人大的审议通过。
众所周知，公务员的工资全都出自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务员工资属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有着强烈的社会属性。因此，对于这种关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问题，应该给予公众自由表达和公开辩论的机会。可是，在历次公务员加薪的问题上，除了公务员之外，其他社会群体几乎都处于失语状态，很难有置喙的权利和机会，这对大多数人无疑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公务员加薪程序应该是政府提出加薪申请——纳税人听证——报人大审议批准——交财政实施——实施结果分别向人大和政府备案，而且要在加薪前将涨幅向社会公布并听取反馈意见。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当切实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促进包括公务员加薪在内的各项财政政策的公开、公正、透明，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打造“阳光财政”，管好和用好纳税人的钱。（张若渔）
反方:
人大议薪暂不可行
在我看来，“公务员加薪通过人大”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单从措施本身来看，也符合法治精神，而且和人大的地位完全相称。但是，从目前我国人大的实际情况看，这一建议还是暂不实行的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在我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中，官员所占比例太多了，而非官员占的比例又太少了。据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所做的统计，在本届全国人大的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近70％的代表是官员（据2月23日《华夏时报》）。这意味着，70％的人大代表将成为公务员加薪的受益者，他们对公务员加薪的建议进行审议，这个建议通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因此，如果在这一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善时，就由人大审议“公务员能否加薪”，反而有可能将不恰当的加薪措施合法化。
当然，我并不排除在受益于“公务员加薪”的代表中，有一部分能做到超越个人或阶层的利益，从是否有利于全局的立场出发，但这部分代表究竟有多少？又能够对这一建议的通过产生多大影响？我们目前不好断言。在今年的两会开始前，国务院就透露说在即将提交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中，不安排公务员加薪的内容，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举措。
这是一条令人忧虑的信息，这条信息所蕴含的内容更是令人深思。
从教育部门提供的统计，今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有495万，比去年就业峰值还多出82万。加上去年的积压，目前待岗的大学毕业生有700多万。高等院校迅猛扩招和国家机关人员众多，已使大学毕业生通向公务员的就业之路异常狭窄。
52∶1，省直机关可以从容挑选，选拔出优秀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但是，要实施这个挑选，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完成挑选程序，选出人选，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省直机关招聘一名公务员的成本是多少，不知是否有一个额度？省纪委、监察厅招聘2名公务员，有1600人报名，这个成本又将是多少？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能够挑选到真正优秀的人才，大家还能欣慰，如果……领导何以交待，舆论何以面对。我们天天讲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样的招聘形式，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能否改一改，今后党政部门不再直接面向大学毕业生招考，而是从各级机关中，在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干部中层层选拔，逐级充实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来。人事组织部门不光要承担领导干部的考察，也要担负一般干部的选用，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当然首先要依靠大学生本身更新就业观念，不光只盯着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望着上层机关，效益单位，更要看到边远地区、基层单位。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个学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其家庭付出的精力、财力是一个怎样的数字。现在，人力资本投入，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一个很重的负担。做家长的，做学子的，都期望有一个好的回报、好的前程。所以，在引导大学毕业生转变观念的时候，国家也应完善服务措施。面对贵州这个欠发达、欠开发的省情，我们的就业资讯很不充分，我们的补偿政策很不完善，我们的激励措施很不到位。要鼓励大学毕业生面向基层，宽处立业，没有一个保障体系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这方面工作不能落实，大学生转变观念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