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二卷作文范文
时间：2023-10-23 11:07:20
全国二卷作文篇1
关键词：斡朗改；乌梁海；地名；考证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09-03
《辽史》中的“斡朗改”，为辽之属国名；亦作“炷锔摹保为辽之部族名。后用作喀喇沁旗蒙古部落的姓氏，即清末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开明蒙古王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家族的姓氏，谓之“乌梁海”。
“斡朗改”，在汉文中有多种写法，兹考述如下：
1.斡朗改。此名参见《辽史》①卷六“穆宗本纪”、卷二十七“天祚皇帝本纪一”、卷三十六“兵卫志下”、卷四十六“百官志二”、卷七十“表第八・属国表”等。
2.炷锔摹4嗣参见《辽史》卷一“太祖本纪”、卷三十六“兵卫志下”、卷四十六“百官志二”、卷六十九“表第七・部族表”、卷一百一十六“国语解”等。《辽史》卷三十六“兵卫志下”后附“校勘记”之十七“斡朗改”条云：“按：‘斡朗改’及‘炷锔摹本，书屡见，一为属国，一为部族。刘师培《左Q集》卷五‘部族表书后’云，均‘乌梁海’之转音，《元秘史》作‘兀良合’。”
3.兀良罕。此名参见《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卷三第一百二十节；②《蒙古秘史》卷三第一百二十节；③《元史》④卷一百二十二“雪不台传”、卷一百二十四“忙哥撒儿传”等。
4.兀良合。此名参见《蒙古秘史》卷三第一百二十节；⑤《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卷一第九节；⑥《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卷五十“五行志一”、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传”等。清代学者施世杰先生认为⑦：“‘兀良哈’即‘乌梁海’之对音。《语解》云：‘兀良合’即‘乌梁海’。”
5.兀良孩。此名参见《蒙古秘史》卷一第九节。⑧余大钧先生注曰⑨：“兀良孩部，即兀良合惕部。”札奇斯钦先生注曰⑩：“‘兀良哈’（Uriyangkha），部族名，原文作‘兀良孩’（Uriyankhai）。其实两字是同一个字的两个形态。因秘史其他各节多用前者，故改‘孩’为‘哈’字，以便统一。此一族即明代史料中的‘兀良合’，与唐努乌梁海并非一族。”
6.兀良哈歹。此名参见《蒙古秘史》第一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一百二十节等。{11}
7.兀良合歹。此名参见《蒙古秘史》卷一第十二节、第四十四节，卷二第九十七节，卷六第一百七十节、第一百八十三节等。{12}
8.兀良合惕[aūrīānkq（a）t]。此名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13}
9.兀良哈。此名参见《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此名亦屡见于明清史籍中，主要有：《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辛卯”条；《大宁考》全一卷；{14}《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朝贡”之“北狄”、卷一百一十一“给赐”；{15}《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八“四裔考・北夷”；{16}《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17}《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18}《通贡传》卷一百二十“四夷”；{19}《四夷考》卷二“朵颜三卫考”、卷五“北虏考一”、卷六“北虏考二”、卷七“北虏考三”；{20}《武备志》卷二百零五“辽东”；{21}《蓟门考》全一卷；{22}《王享记》之四“北狄”；{23}《三卫志》全一卷；{24}《云中降虏传》全一卷；{25}《北使录》全一卷；{26}《西征石城记》全一卷；{27}《皇明北虏考》全一卷；{28}《译语》全一卷；{29}《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一”、卷二“辽东镇疆域考”；{30}《鸿猷录》卷六“北征沙漠”；{31}《殊域周咨录》卷十六“北狄”；{32}《皇明职方地图》卷下“皇明职方川海地图表”之“朝贡岛夷图”；{33}《明史》{34}卷三“太祖本纪三”、卷六“成祖本纪二”、卷七“成祖本纪三”、卷八“仁宗本纪”、卷九“宣宗本纪”、卷十“英宗前纪”、卷八十九“兵志一”、卷九十一“兵志三”、卷一百四十五“朱能传”、卷一百四十六“郑亨传”“张信传”“徐祥传”、卷一百四十八“杨荣传”、卷一百五十四“柳升传”、卷一百五十五“朱荣传”“陈怀传”“马亮传”“任礼传”“赵安传”、卷一百五十六“吴克忠传”“金忠传”、卷一百六十六“陈友传”“李震传”、卷一百七十二“白圭传”、卷一百七十三“杨洪传”“杨能传”“石亨传”“朱谦传”、卷一百七十四“曹义传”“施聚传”“周贤传”、卷一百七十七“王翱传”、卷一百九十九“李承勋传”、卷三百一十四“曹吉祥传”“刘永诚传”、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卷三百二十八“瓦剌朵颜（福余泰宁）传”；《清史稿》{35}卷七十八“地理志二十五”、卷二百二十二“猛哥帖木儿传”等。
10.兀良汗。此名参见《译语》全一卷。{36}
11.兀]孩。
12.兀]罕。
13.兀]哈。
14.兀]合。日本学者箭内亘博士认为{37}：“‘兀]孩’，或即‘兀良哈’之讹”；“‘兀]罕’与‘兀]孩’，似同为‘兀良哈’之误”；“‘兀]合’与‘兀]哈’音亦相同”；“自元之传说时代，（兀良哈）以‘兀]孩’、‘兀]罕’、‘兀]合’、‘兀良合’、‘兀良’等名传于世。”
15.兀良。此名参见《元史》卷一百二十八“阿术传”。日本学者箭内亘博士认为{38}：“《元史・阿术传》有‘兀良氏’之语，盖‘兀良合’之略称也。”
16.兀里羊罕。
17.兀里养哈。据周良宵先生研究{39}：“‘兀良哈’，元有‘兀良罕’、‘兀良’、‘兀里羊罕’、‘兀里养哈’诸译。”
18.五两案。此名参见《登坛必究》卷二十二“译语”之“地理门”；{40}《卢龙塞略》卷十九“译部上”之“居处门”；{41}《武备志》收载“鞑靼译语”之“地理门”{42}等。日本学者和田清博士认为{43}：“‘五两案’（Wu-liang-an）即‘兀良罕’（Wu-liang-han）。”
19.乌亮海。清乾隆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六十八“附载满洲旗分内之蒙古姓氏”之“乌亮海氏”条云{44}：“‘乌亮海’，系隶满洲旗分之蒙古一姓。其氏族世居喀拉沁及兀鲁特地方。”
20.乌朗哈特。清乾隆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一“附载满洲旗分内之蒙古姓氏”之“乌朗哈特氏”条云：“乌朗哈特，系隶满洲旗分之蒙古一姓。此一姓世居巴颜鄂隆地方。”据乌兰研究员考证{45}：“‘乌亮海’、‘乌朗哈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译本作Uriyanghai、Uranghon（为Uranghat的形讹），蒙古语名称为Uriyangqai-Uriyangqan- Uriyangqad。”
21.卧梁劾特。日本学者和田清博士说{46}：“据宋人王延德《高昌纪行》说，在当时的鞑靼，今甘肃边外河西地区，亦有称作卧梁劾特的部族。”
22.乌梁罕。《蒙古游牧记》卷二“内蒙古卓索图盟游牧所在”之“喀喇沁”条云{47}：“元臣有札尔楚泰者，生子济拉玛，姓乌梁罕氏。”下注云：“《西斋偶得》：喀喇沁为乌浪汉济尔默氏，盖即明初所谓兀良哈者。《蒙古源流》：鄂尔多斯者，乃为汗守御八百室之人，乌梁罕者，乃为汗守金谷仓库之人，均属大有福者。”此名另见《清皇室四谱》卷四“皇女”等。{48}
23.乌浪汉。《蒙古游牧记》卷一“内蒙古哲里木盟游牧所在”之“科尔沁”条云：“兀良哈即乌梁罕，亦作乌浪汉。”
24.乌梁汉（Uryangqan）。此名参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附录一“译名对照”。{49}
25.兀剌海。此名参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一”、卷十三“世祖本纪十”、卷六十“地理志三”、卷九十三“食货志一”等。《钦定元史语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部族”之“乌梁海”条载{50}：“‘乌梁海’，今喀尔喀地名，卷一作‘兀剌海’，卷十五作‘兀良合’。”
26.乌梁哈。此名参见《喀喇沁乌梁哈氏族谱》{51}等。
27.乌粱海。此名参见《遗逸清音集》第一卷“贡桑诺尔布小传”{52}等。
28.乌梁海。清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零一“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条曰{53}：“三卫之地本乌梁海。”其后注云：“旧作‘兀良哈’，按《元史・苏布特传》为‘兀良哈氏’，即今喀喇沁旗之以‘乌梁海’为姓氏是也。”《圣武记》卷三“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二・内六盟蒙古”有云{54}：“‘乌梁海’，即‘兀良哈’。”《朔方备乘》亦有云{55}：“‘乌梁海’，即明时‘兀良哈’部族。”
“乌梁海”一名，亦参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56}《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三”、卷十一“高宗本纪二”、卷十二“高宗本纪三”、卷十三“高宗本纪四”、卷二十一“穆宗本纪一”、卷二十二“穆宗本纪二”、卷二十六“天文志一”、卷五十四“地理志一”、卷五十七“地理志四”、卷七十七“地理志二十四”、卷七十八“地理志二十五”、卷一百一十“选举志五”、卷一百一十五“职官志二”、卷一百一十七“职官志四”、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卷一百三十七“兵志八”、卷一百五十三“邦交志一”、卷二百八十三“拉锡传”、卷二百九十六“车布登扎布传”、卷三百一十二“拉布敦传”“班第传”“纳穆札尔传”、卷三百一十三“舒赫德传”、卷三百一十四“萨赖尔传”、卷三百一十五“唐喀禄传”“阿敏道传”、卷三百一十六“瑚尔起传”“舒明传”“努三传”“乌勒登传”、卷三百四十二“保宁传”、卷三百六十五“宗室禧恩传”、卷四百五十三“荣全传”、卷五百一十九“藩部传二”、卷五百二十一“藩部传四”、卷五百二十三“藩部传六”、卷五百二十四“藩部传七”等。
注 释：
①[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②⑥⑩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八年（1979年）.136，11， 12.
③⑨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139，11.
④[明]宋濂，等.元史[M].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⑤⑧{12}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99，9，1，40，131，369，427.
⑦[清]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卷一）“兀良哈部”条，清光绪二十三年（1879年）施氏刻刻郑学庐地理丛刊本。
{11}[蒙古国]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6.30，80.
{13}[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55.
{14}[明]杨守谦.大宁考.明刻《名臣宁攘要编》本.
{15}[明]申时行主修.万历重修大明会典.《万有文库》本.
{16}[明]王圻.续文献通考[M].明万历刻本.
{17}[明]郭造卿.卢龙塞略[M].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明万历三十八年（1601年）刻本.
{18}[明]王世琦.三云筹俎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明万历刻本.
{19}[明]焦f.通贡传.国朝献徵录.明万历刻本.
{20}[明]叶向高.四夷考.明末陈继儒.《宝颜堂秘笈》丛书续集本.
{21}[明]茅元仪.武备志[M].清道光刻本.
{22}[明]米万春.蓟门考.陈仁锡纂辑.皇明世法录（卷五十七）[M].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明刻本.
{23}[明]何乔远辑.王享记.名山藏[M].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刻本.
{24}[明]王世贞.三卫志.选自王世贞.m州史料前集（卷十八）[M].清刻本.
{25}[明]刘绍恤.云中降虏传.《名臣宁攘要编》本。
{26}[明]李实.北使录.《纪录汇编》本.
{27}[明]马文升.西征石城记.《纪录汇编》本.
{28}[明]郑晓.皇明北虏考.《吾学编》本.
{29}[明]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30}[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明嘉靖刻本.
{31}[明]高岱.鸿猷录[M].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刻本.
{32}[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1930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铅印本。
{33}皇明职方地图.玄览堂丛书（第十三册）[M].广陵书社出版社，2010.
{34}[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35}[清]赵尔巽，等.清史稿[M].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36}[明]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37}{38}[日]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兀良哈及鞑靼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6，21，7.
{39}周良宵.元史北方部族表[J].中华文史论丛，2010，（1）：111.
{40}[明]王鸣鹤.登坛必究[M].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本.
{41}[明]郭造卿.卢龙塞略[M].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刻本.
{42}[明]茅元仪.武备志.清道光刻本.
{43}[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5，455.
{44}[清]弘昼，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M].沈阳：辽沈书社，1989年10月影印本.
{45}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J].民族研究，2011，（1）：65.
{46}[日]和田清著，潘世宪.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2.
{47}[清]张穆.蒙古游牧记.清同治六年（1867年）寿阳祁氏刻本.
{48}[民国]唐邦治.清皇室四谱[M].聚珍仿宋印书局，民国十二年（1923年）印行.
{49}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31.
{50}钦定元史语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吴紫云遗稿.喀喇沁乌梁哈氏族谱.喀喇沁旗档案馆藏.
{52}[民国]延清编辑.遗逸清音集[M].民国五年（1916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5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M].中华书局，1984.107.
{55}[清]何秋涛.朔方备乘[M].清光绪七年（1881年）畿辅志局刻本.
{56}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78，87，98.
Abstract： Wolangai in Liaoshi is Liao Dynasty's vassal state name. Also call Wennianggai is the tribe name. Later， be used for Harqin Banner Mongolia tribe's family name， is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ngolian princes and dukes， the president of Department for Mongolia and Tibet， Gungsungnorbu's family name， is Wulianghai.
全国二卷作文篇2
多卷书是指“同一种著作分成若干卷（册）出版的图书”。从形式上看，它的题名通常由共同题名和从属题名构成，即由共同题名+分卷（册）次或共同题名+从属题名标识+分卷（册）名或共同题名+从属题名构成。分卷（册）次是该著作的物理（册、本）计量单位，分卷（册）名是该著作的内容（篇、章）单位。分卷（册）次和分卷（册）名不能完整标识该书，它们从属于共同题名。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的界定，在分编实践中情况要复杂得多。
多卷书的著录方法有两种：一是集中著录也称综合著录，将整套多卷（册）书作为一个书目著录单元进行著录，即将一套多卷书著录成一条CNMARC数据，以各分卷（册）的总题名（或称共同题名）作为正题名著录在200的$a子字段，总责任者著录在200的$f子字段，各分卷(册)题名和责任者一起著录在内容附注项327重复的$a子字段中。二是分散著录也称个别著录，将各分卷（册）图书作为一个书目著录单元进行著录，在分散款目中记录各分卷（册）的特定信息，即将每一分卷（册）著录成一条CNMARC数据。其题名与责任说明项著录总题名（或称共同题名）+分卷（册）次+各分卷（册）题名和责任者，以便排检输出时，显示完整的书名。以下就笔者从编目工作的实际出发，浅谈在采用CNMARC格式对多卷书进行分散著录时所遇到的若干问题。
1．卷（册）次的编码有异时多卷书的著录
有些多卷书在按卷（册）次顺序连续出版时，因特殊情况在某两卷（册）之间又出版了特刊或特辑，如多卷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五辑于2003年出版，第六辑于2004年出版，同时该多卷书因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的召开出版了名为《现象学在中国》的特辑，其著录方法为：
2001#$a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h第五辑$i现象学与中国文化
5171#$a现象学与中国文化
其特辑的著录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2001#$a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h特辑$i现象学在中国$e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
5171#$a现象学在中国
5171#$a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
方法二：2001#$a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e特辑$e现象学在中国$e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
5171#$a现象学在中国
5171#$a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
说明：方法一将“特辑”同“第五辑”一样看成多卷书分卷的物理编次，相应地将“现象学在中国”看成该分卷册的题名著录于$i子字段。方法二把“特辑”当成不同于多卷书的另外一种书来处理，将“特辑”、“现象学在中国”用作从属题名的其它题名信息，著录于正题名之后的$e子字段，来解释文献的内容和范围，并将能独立构成检索点、准确提示文献内容或对正题名起补充作用的其它题名著录于517字段。如果以著者码为索书号的图书馆按方法一著录，多卷书的跟码就会出现一些混乱；按方法二就不存在这些混乱。
2．因某种需要而出版了“续”或“第2辑”的多卷书的著录
此种情况是指某种文献出版时，最初没打算或还没有需要出版“续”或“第2辑”等，后又出版了“续”或“第2辑”而使其成为多卷（册）书。笔者认为对这种多卷（册）书的著录，除了据信息源客观著录外，并依实际情况做附注项说明。如我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的以下文献：
文献一：《中国音乐词典》(1995年入藏)，其著录方法为：
2001#$a中国音乐词典$f中国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按非多卷书著录）
210##$a北京$c人民音乐出版社$d1984
《中国音乐词典・续编》(2004年入藏)，其著录方法为：
2001#$a中国音乐词典$h续编f中国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
210##$a北京$c人民音乐出版社$d1992
文献二：《你工作快乐吗（2）》（2004年9月入藏），其著录方法为：
2001#$a你工作快乐吗$h2$f(美)戴尔・道廷(Dale Dauten)著
210##$a海口$c南海出版公司$d2004
《你工作快乐吗》（2004年9月入藏），其著录为：
2001#$a你工作快乐吗$h[1]$f(美)戴尔・道廷(Dale Dauten)著
210##$a海口$c南海出版公司$d2004
304##$a200的$h[1]子字段是编目员据《你工作快乐吗（2）》自拟
说明：对于文献一，编目员在编目其“[第一编]”的书目数据时，还没有其“续编”的信息，当成非多卷书著录。对于文献二，编目员在编目第“[1]”辑的书目数据时对比书目数据已知该文献己出版了“第2辑”，在进行该文献的书目编目时在200著录一个$h子字段标明卷（册）次，置于方括号内。不仅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从检索窗口看清其卷（册）次，重要地是对其索书号B848.4 \D193.1\:1中表示册次的“:1”更易理解。
3.分层次著录的多卷（册）图书
同一种图书中包涵多层卷（册），一般按层次顺序依次著录，但有些情况编目员需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文献《重庆通史》共有：古代史、近代史（上）、近代史（下）三卷，分二册出版，第一册包涵前二卷。其最佳著录方法为：
2001#$a重庆通史$h[第一册]$f周勇主编
3271#$a第一卷，古代史$a第二卷，近代史（上）
2001#$a重庆通史$h[第二册]$f周勇主编
3271#$a第三卷，近代史（下）
说明：“第一册”、“第二册”是编目员据实际需要自拟，置于方括号内，不计子卷。这样著录的优势在于：读者从检索窗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该图书的册（卷）次，另外在327字段的内容附注项说明其每册所包涵的卷（册）次。
又如文献《清史图典》的第十一册和第十二册的著录方法：
方法一：2001#$a清史图典$e清朝通史图录$h第十一册$i光绪・宣统朝(上)$f朱诚如主编
2001#$a清史图典$e清朝通史图录$h第十二册$i光绪・宣统朝(下) $f朱诚如主编
方法二：2001#$a清史图典$e清朝通史图录$h第十一册$i光绪・宣统朝$h上$f朱诚如主编
2001#$a清史图典$e清朝通史图录$h第十二册$i光绪・宣统朝$h下$f朱诚如主编
说明：著录方法一是将表示子卷册的“上”或“下”当成其它题名信息的一部分处理，其卷（册）次只著录一个$h子字段表示文献《清史图典》的第十一册的内容只包涵了《光绪宣统朝》的子卷册“上”。著录方法二表示《光绪・宣统朝》的上、下两个子卷册均属于文献《清史图典》的第十一册（或第十二册），显然其卷（册）次表达的所属关系是错误的。
4.正题名不同，而副题名相同的多卷书
当多卷书既有正题名又有副题名，且正题名不能直观、准确、完整地反映图书内容时，编目员可据其内容将拟定的题名著录于540字段或通过副题名而将多卷书集中著录。如文献《新的起点――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1年卷》、《文苑集萃――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0年卷》，该多卷书的著录方法有二：
方法一：2001#$a新的起点$e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1年卷$f周斌主编$g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编
517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1年卷
540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h2001年卷
2001#$a文苑集萃$e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0年卷$f周斌主编$g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编
517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0年卷
540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h2000年卷
方法二：200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1年卷$e新的起点$f周斌主编$g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编
540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h2001年卷
200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2000年卷$e文苑集萃$f周斌主编$g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编
5401#$a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h2000年卷
说明：方法一遵循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200字段要求客观著录，且正题名一般按照规定信息源所题顺序依次著录的原则，同时编目员提取了副题名中的共同文字作为多卷书的共同题名著录于540字段，独立作检索点，利用副题名将多卷书集中。方法二能更直观地反映文献的内容及多卷书的特点，但违背了编目规则的相关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方法一更为合适。
5．具有丛书特点的多卷书的著录
多卷书各分卷(册)均有分卷(册)题名，且能与总题名分开独立，各分卷（册）都是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但彼此间又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不宜按丛书的形式著录。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漫画，共10册）著录为：
方法一：2001#$a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e[漫画]$h5$i冷嘲热谑$f郭竞雄编绘
304##$a原著：（清）吴趼人
方法二：2001#$a冷嘲热谑$e[漫画] $f郭竞雄编绘
2252#$a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v5
304##$a原著：（清）吴趼人
说明：笔者认为著录方法一更佳，因为将共同题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著录在200的$a子字段，加上编目员自拟的$e[漫画]子字段的说明，一则便于读者在其检索窗即可看到此套体裁为漫画的多卷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原小说在体裁上的区别及其两者的内在联系；二则便于通过共同题名即可检索到经其故事改编的整套漫画。
另外，虽然各分卷（册）都是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彼此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由于其分卷（册）题名的意义太过广泛，也不宜按丛书的形式著录。如文献《全国成人高考复习教材》，此套书包括《高等数学》、《大学语文》、《民法》等分册。其著录方法为：
方法一：2001#$a全国成人高考复习教材$e专升本・统考科目$i高等数学$f…编写
5171#$a高等数学
方法二：2001#$a高等数学$f…编写
22520$a全国成人高考复习教材$e专升本・统考科目
说明：笔者认为此套书按多卷书著录的优势在于，读者仅通过《全国成人高考复习教材》就可以在检索窗口看到整套复习资料，如果用书名《高等数学》去检索，在检索窗口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数据，要找到自己想要的图书还必须再通过其它的途径。
6．层次超过三层的多卷书的著录
对于超过三层的多卷书，在著录的过程中一定要寻找多方、全面信息，对比多本分卷册图书，分析多卷书总卷号与各分卷（册）的层次关系，避免出现逻辑混乱，用$h和$i子字段逐层著录。如大型多卷（册）书《中国企业登记年鉴》：
例1：2001#$a中国企业登记年鉴$i北京专辑$h总60号(1991)$i朝阳卷$h上
例2：2001#$a中国企业登记年鉴$i上海专辑$i工业卷$h上（1985）
例3：2001#$a中国企业登记年鉴$i广东省分册$i江门分卷
例4：2001#$a中国企业登记年鉴$i全国性公司特辑
说明：笔者通过仔细查阅北图、我馆等著录的有关的几十条数据及网上与此相关的出版信息后认为，如例1中的总60号”应是《北京专辑》的卷（册）次标识；例2《上海专辑》中，工业卷的子卷（册）“上”或“下”为跨年出版，其年就应著录于$e子字段，或著录成$h上（1985）；例4中“全国性公司特辑”是《中国企业登记年鉴》按地方分分卷册出版外，另又抽出公司等特辑或专辑出版，是共同题名的分卷（册）题名，而非并列题名，应著录于$i子字段。因此，笔者认为该多卷书的200字段的著录方法大体上是：
2001#$a中国企业登记年鉴$i…省分册（或…专辑、…特辑）$h…卷（册）$i…分卷。
7．正题中含有上/下册次关系的多卷书
如文献：《淡水渔类制品（上）848例》、《淡水渔类制品（下）822例》，本套上下册文献在出版时，其内容提要处说明：淡水鱼类制品分上、下册出版……，且价格也标示为CNY46.00（上下册）。
本人认为此文献的当成多卷书按下列方式著录较为合适：
2001#淡水渔类制品（上）848例著录较为合适：
5401#淡水渔类制品
2001#淡水渔类制品（下）822例
5401#淡水渔类制品
说明：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一则利于文献的集中，二则遵循了出版的初衷。当然上例文献也可不做540字段，按不同种的文献著录，不过就没有上述优点。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多卷书的著录，都应做到科学、实用，并且还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同时坚持兼顾与遵从协调相一致的原则，既遵循客观著录的原则，又考虑有利于图书排架管理和读者对图书的使用。
作者单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部）
参考文献：
[1]. 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2] 季水娟，严美丽. 对多卷书分类、著录和排架的探讨.图书馆论坛. 2005，（5）.
[3].严建华. 浅谈多卷书的著录、标引及其他. 图书馆论坛. 2004，（6）.
全国二卷作文篇3
通过对比两个版本（大纲版和课标版）的《考试大纲》（2011年），笔者发现课标版在以下几个方面均有新的变化。
（一）语言文字运用
1.在“字音字形”这一考点上，大纲版表述为“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字音”，“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课标版表述为“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
课标版新在调整考点：一是对字音的考查基本上立足“常用字”，二是对字形的考查基本上立足“正确书写”。两个调整透出的信息是缩小了字音字形的考查范围，但考查难度有所增加，由“识记”升级到“书写”。
2.在“常见修辞方法”这一考点上，大纲版规定为“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课标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反复”。
课标版新在增加考点：反复。这一变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古代诗文阅读
1.在“名句名篇”这一考点上，大纲版表述较多：“（1）识记中外重要作家及其时代、国别和代表作；（2）识记文学体裁常识；（3）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课标版只保留了“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课标版新在精简考点：只考查“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考点明确，为考生减轻负担。
2.在“文言虚词”这一考点上，大纲版表述为“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课标版表述为“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课标版新在调整考点：在文言虚词中加进“意义”，非同小可，更多体现为通过翻译理解虚词的不同之处，意味着虚词可能将在语境翻译中作为一个得分点进行考查。
（三）现代文阅读
同大纲版相比，课标版所界定的“现代文阅读”实际上可分三类。第一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般论述类”，第二类为文学类，第三类为实用类；第一类为必考内容，第二、三类为选考内容。同大纲版相比，这一考点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一般论述类”的考查上，课标版删去了大纲版中“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和想像”这一考点，这意味着新高考在这一考点上难度会有所降低。
课标版新在精简考点：取消“推断和想像”考点，阅读难度必然有所降低。
2.在“文学类”和“实用类”的考查上，课标版设置了“探究”这一考点，而且作了具体的阐述；同大纲版相比，应该说，这是新高考的一大创举。
课标版新在增加考点：“探究”。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类”和“实用类”是不同的文本，对探究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四）作文
1.在作文体裁的考查上，课标版将写作文体概括为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三类文章，不提大纲版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
课标版新在明确考点：提“论述类”而不再提“记叙文”、“议论文”，意味着对高中生而言，所写的文章不宜再以记叙文、议论文来划分。“记叙”和“议论”只不过是两种表达方式。“实用类”文章主要是指传记、新闻、报告、科普文章等。“文学类”文章主要是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凡所涉及的文体，只要高考作文没有明确要求不可以写，就都可写作。
2.在作文发展等级“深刻”的考查上，课标版提出了“观点具有启发作用”而非大纲版的“观点具有启发性”。
课标版新在突出考点：这显示新高考对文章本身功能的重视。文章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当年白居易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对于当今的考生而言，作文也意味着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的一种关切。
二、高考试题新旧对比分析，解读“考卷”新在哪里
通过对比两套试题（全国卷和课标卷）的高考样卷（2011年），笔者发现最突出的区别有两点：其一是课标卷试题顺序与全国卷不一致，有了一个较大的调整；其二是课标卷在文本阅读上设有必考题和选考题，而全国卷在此只有必考题。除此之外，发现课标卷在以下几个方面亦有一些新的变化。
（一）现代文阅读
全国卷设客观题3个，每个3分，共9分；其中两个理解题，一个推断题。课标卷设客观题3个，每个3分，共9分；3个均为理解题。
课标卷新在降低难度。课标卷3个题均为理解题，设题难度明显降低。
（二）古代诗文阅读
1.古代诗歌阅读
全国卷设主观题2个，共8分；课标卷设主观题2个，共11分。
课标卷新在提高分数。课标卷在设题难度上跟全国卷相差不多，但分数有明显提高。这充分表明新课标对古代诗歌阅读的关注与重视。
2.名篇名句默写
全国卷设2题，任选1题，每题5空，每空1分，共5分；课标卷设3题，每题2空，每空1分，共6分。
课标卷新在提高难度，提高分数。全国卷二选一，有一定选择空间，难度相对较低。课标卷没有选择，并且分数由总体5分提到6分，虽然只有一分之别，但却反映出对默写的进一步关注。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或实用类文本阅读
全国卷大阅读设主观题4个，共22分；课标卷两类（二选其一作答）均设客观题1个，主观题3个，共25分。课标卷新在调整题型，提高分数。课标卷去掉了全国卷解释文中含意的主观题，增设了一个客观题。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个客观题本是五选二，但其实有三个答案，其中最佳一个3分，其次2分，最后1分。只要选对一个就可得分。相对而言，此题难度较低，是课标卷在有意降低设题难度。剩下的三个主观题，其中也有一个是新题型，就是探究题。探究题新在个性解读，难度相对较高。
（四）语言文字运用
全国卷设客观题4个，每个3分；主观题3个，15分，共计27分。课标卷设客观题3个，每个3分；主观题2个，11分，共计20分。
课标卷新在减少题量，降低分数。课标卷客观题中没有考查字音字形，其余3个和全国卷基本一致。主观题也减少了一个，但考点并没有减少，只是年度轮空。总体上分数下降很大，由此也可见出新课标在淡化基础，强化能力。
三、历年高考试题对比分析，解读“考题”新在哪里
新课标卷（海南、宁夏卷）自2007年开考以来，已经走过五个年头，经验教训都很丰富，虽然个别题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整体上已经非常成熟。笔者想逐题做一简要分析，不仅是找新意，也是寻规律。
（一）现代文阅读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现代文阅读这一题上考查的主题都跟文化有一定联系，属于文化范畴的论述类文章，不同于以往全国卷的科技文或自然研究文等说明类文章。
课标卷新在考题选材角度集中，体裁偏重论述类，难度系数降低。
（二）文言文阅读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文言文阅读这一题上考查的都是人物传记，以唐宋为主，其他朝代为辅。所考查人物均不是热点名人。
课标卷新在考题以古代非名人传记为主，没有对古代散文、游记、书表、序跋等进行考查。
（三）古代诗歌阅读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古代诗歌阅读这一题上考查的作者以唐宋诗人为主，但名人较少；体裁以古代诗歌为主，词为辅；抒情方式多样，每年都考查不同类型；考查的鉴赏点也很丰富，但对景物形象和诗人情感多有考查，命题比较常规，没有出现偏题、怪题。
课标卷新在考查类别多样化，内容丰富化，形式常规化。
（四）名篇名句默写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名篇名句默写这一题上考查的题量相对稳定，但选择空间取消了，考查范围由以初中为主，发展到以高中为主，没有考查初、高中之外的默写。
课标卷新在考题范围固定，未曾涉及课外诗词。
（五）文学类文本阅读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文学类文本阅读这一题上考查的作品基本上一年是中国的，一年是外国的，国别轮流。而所选文章不论古今中外，都是名家作品。在知识点的考查上，人物性格、人物形象为必考之题，其次要么考结构或手法的作用，要么直接考写作手法。探究题不断出新，由原来的只单纯考查文章的某个难点，到后来的把两种对立观点对照选择探究，到最近的把几个方面或提法并列，然后选择某一个方面进行探究，探究题越考越灵活。
课标卷新在考题均为小说，国别有规律，知识点既有常点，也有变点，探究题考查渐趋成熟。
（六）实用类文本阅读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实用类文本阅读这一题上考查的作品都是传记，并且写的人物多是大家或名人，前三年考查的都是教育家，近两年开始关注其他领域的大家。考查的考点多为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就是在文中找到相关信息然后再转换成自己需要的答案。探究题也是在不断出新，灵活多变。
课标卷新在考题均为传记，选材稳定，且有一定规律可循，主要考查阅读文章的筛选并整合的能力，探究题考查趋于灵活。
（七）语言文字运用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语言文字运用这一题上考查的以常规题为主，以轮考题为辅，而轮考题五年来没有考过重样，这也是一大规律。
课标卷新在考题中常考题内容稳定，轮考题年年翻新。
（八）作文
通过图表不难看出，课标卷在作文这一题上考查的都是材料作文，考查形式非常稳定，但作文类型却是多种多样，同时作文试题水平时高时低，反映出课标卷作文命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课标卷新在考题形式稳定，作文类型仍在不断探索中。
关于新课标卷的解读，本文所言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向与方法，限于篇幅并没有更细致地深入分析，只为抛砖引玉。下面再简单谈一下高考语文2012年的备考策略。
首先，对于复习，突出一个“自”字，自己出题自己答题。
这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别人出题自己答题，参考书、辅导书甚至高考试题上的答案，只是一个参考答案，不能一味迷信，而应自行设计答案，自己的答案才是最有效的答案，也是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要被参考答案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同时只有自行设计答案，才能重视做题的过程，才能真正明白答案是如何得来。
第二个层次是自己出题自己答题。自己出好题并能自己答好题，是最高境界。自行设题可以培养自己从命题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帮助开拓思路。既能了解如何出题，又能了解如何答题，再能预测出什么题，备考必然效果显著。
其次，对于训练，突出一个“考”字，考量考时考查分数。
不论做什么题，都应有时间意识和效果意识，但需要循序渐进。在规定时间，做规定数量的习题，最后落实做题的分数，在一次次的强化和训练中，考试能力才可得到提升。把平时当高考了，高考也就成平时了。
再次，对于习题，突出一个“精”字，精选精练精于总结。
精选。复习，避免不了做题，但并非做的题越多越好，切记不要傻做题。不要盲目去做旧高考的题目，要做符合课标精神的题，不符合课标精神的，要敢于删掉。
全国二卷作文篇4
关键词：《宋景濂未刻集》；序言；吴伟业；杭世骏
I209
宋镒魑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与“一代之宗”，有《宋学士全集》与《宋景濂未刻集》被《四库全书》著录 ，四库馆臣认为此二者为宋濂作品之完璧。但有学者撰文言《宋景濂未刻集》乃宋濂之选集，而非未刻 。本文对吴伟业、杭世骏等五人所撰《宋景濂未刻集》之序言进行考辨。对诸序真伪之考辨关乎《宋景濂未刻集》刊刻、传抄源流与版本流传情况，非常必要。
我们从1999年《宋濂全集》整理本所录《宋景濂未刻集》诸序记载失误谈起。
一、1999年版《宋濂全集》对《宋景濂未刻集》诸序记载失误
《宋濂全集》较早的整理本有罗月霞先生主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其对《宋景濂未刻集》之著录存在诸多问题。《宋濂全集》收录宋濂《潜溪录》，卷四“经籍考”收《宋学士未刻稿》二卷 ，有蒋超序、张王治序、吴伟业序、陈国珍序、杭世骏跋。
我们细读之，发现有诸多乖谬之处，颇令人费解。如“吴伟业序”中为何却出现“吴祭酒伟业尝为之序”之语？“陈国珍序”中陈国珍何以自称“陈公”？“陈国珍序”其末尾落款如何为“娄东吴伟业撰”？更有甚者，“杭世骏跋”何以竟署名为“陈国珍拜书”？再细读“吴伟业序”、“陈国珍序”，更有诸多文意断裂处。
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宋景濂未刻集》康熙三年陈国珍刻本，前有蒋超序，后有陈国珍《后序》，与《宋濂全集》所收蒋序和陈序逐字对照，发现“陈国珍序”被《宋濂全集》割裂至两处，自“先生为有明三百年文章鼻祖”至“而先生之后贤既庭孝廉走尺一于珍云”这确为陈国珍序不错，但下文“集皆不见全帙”至末“吴伟业撰”已非陈国珍序矣。“一于珍云”下当接“杭世骏跋”中“血书原本”至“陈国珍拜书于集之左方，时康熙三年立冬日”一段文字。这说明，1999年版《宋濂全集》整理本将吴伟业、陈国珍序言大篇幅文字弄错，导致内容割裂混乱。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第一大文学家宋濂的作品是十分不利的。
那么是谁首先将这些序内容搞错？是明清人搞错，后人以讹传讹，抑或是1999年版《宋濂全集》为始作俑者？我们遍查宋濂文集诸种版本与宋濂《未刻集》，终据上序所言“锵按”一语，从孙锵刻本《宋文宪公全集》中找到了答案。
二、孙锵刻本《宋文宪公全集》所录各序之面貌
南京图书馆藏孙锵刻《宋文宪公全集》八十三卷附《潜溪录》，清宣统成都刊本。（宣统二年募启，宣统三年凡例）此为一非常好之校本，逐字校勘了十几种明刻残本与清代版本，汇合了包括韩刻、徐刻、傅刻、彭刻在内的诸多版本，“竭一人之目力手力，阅时八载，仅乃有此。” 我们称为孙本。1999年版《宋濂全集》整理本所载《宋学士未刻稿》之资料全抄自孙锵刻本的《宋文宪公全集》之《潜溪录》。将孙本序与《宋濂全集》本一一比对，发现除蒋序完全一致外，其他三序面貌大相酵ァV链丝梢远论，孙锵未误。1999年版《宋濂全集》将吴序、杭跋、陈序三序全部搞错，将各序割裂后又被杂糅在一起，导致各篇序言卒不可读。值得庆幸的是，2014年由黄灵庚先生校点的《宋濂全集》已将此错误完全纠正，材料可信。
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五篇序言。考察一下《宋景濂未刻集》各种版本及其对诸序言的著录。
三、现存《宋景濂未刻集》各版本序言之面貌
现存《宋景濂未刻集》有六种版本。
（1）《宋景濂未刻集》，四库底本，不分卷，康熙三年（1664）陈国珍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我们称为“北图本”。该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宋景濂未刻集”，下有页数。卷端题“宋景濂先生未刻集/后学金沙蒋超虎臣家藏抄本/长山陈国珍楚倚编次校梓”。前有蒋超序，后有陈国珍序。
（2）《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亦为康熙三年陈国珍刻本，不分卷，今藏上海图书馆，我们称为“上图刻本”。仔细比较该本外部形式，行款、版心、字体、刀法特征均与北图本同，当与北图本为同一版本。该本前有吴伟业、蒋超、张王治序，末有陈国珍后序。
（3）《宋景濂未刻集》，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二卷，前后均无序言。
（4）《宋景濂未刻集》，乾隆间文津阁《四库全书》抄本，二卷，前后均无序言。
（5）《宋景濂未刻集》，乾隆间文澜阁《四库全书》抄本，二卷，前有张王治序，末有陈国珍序。
（6）《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二卷，蓝格抄本，二册。抄纸每叶均印有“远碧楼刘氏写本”字样，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宋景濂未刻集”书名，下记卷数与页数。该本今亦藏于上图，我们称为“上图抄本”。前有张王治序，末有陈国珍序。上图鉴定此本“据四库本传抄”。
以上北图本和上图刻本均为原刻本。该六种版本序言面貌各一，这更增加了对各序真伪考辨的难度。试看作序之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前明崇祯辛未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国朝，官至国子监祭酒 。“伟业少时即以诗名江左，而坛坫益高，纸墨未干，远近已争相传诵，风流藻采足以照映一时。其诗调……为从来罕有之标格。而最擅胜者尤在于七言歌行一体……元白以还一人而已。”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 。蒋超，字虎臣，金坛人，顺治丁亥进士，殿试第三人，官翰林院编修 。张王治，字无近，太仓人，顺治丁亥进士，知桐庐县地 。陈国珍，金华人，贡监，康熙元年任 。该五人在当时较有影响，而吴伟业之文学成就与杭世骏之史学成就更卓著。那么该五人是否给宋濂《未刻集》作过序？为何各版本著录不一？以下我们对其真伪进行讨论。
四、吴、杭、蒋、张、陈各序之真伪与价值考辨
蒋超序、张王治序、陈国珍序为真，这点毋庸置疑。有现存北图本、上图刻本保存之，且孙锵本宋濂集亦有之。值得讨论的是吴伟业序与杭世骏跋。
（1）吴伟业序。
吴序为真且原刻本收录吴序，证据有五：
第一、现存上图刻本保留该序。该本首录吴序，但首叶残阙，故吴序开始部分有24字阙文。
第二、孙锵本完整著录该序且文字内容相同。
第三、从吴序内容看：“金沙蒋虎臣……余同举友也。旧宰金华，得《未刻稿》若干篇，缄为鸿秘，携之过娄州侯陈公鹿屏……而属余序。……康熙三年岁次甲辰中秋娄东吴伟业撰。”该序为吴伟业康熙三年所撰无疑。
第四、杭世骏在其《宋景濂未刻稿跋》中说“吴祭酒伟业尝为之序”。
第五、虞邦琼序称：“康熙甲辰，有先生未刻钞本……有娄东吴梅村详序始末，俾此未刻诸本皆得与已刻者后先辉映” 。
（2）杭世骏跋。
惟有孙本收录该跋，其准确清晰地梳理了宋濂集之刊刻源流。孙锵定此序题为“杭世骏跋”。查杭世骏生卒年，生于1695或1696年，卒于1772或1773年 ，康熙三年（1664）杭世骏尚未出生，怎有跋语写成？故《宋景濂未刻集》康熙三年刻本绝不会有“杭世骏跋”。现存《宋景濂未刻集》四种版本均无“杭世骏跋”。这足以说明，“杭世骏跋”乃孙锵在刊刻《潜溪录》“经籍考”时刻入，非原刻所有。
遍查现存杭世骏诸集《榕城诗话》 、《词科掌录》 、《订讹类编》 ，终在杭世骏文集《道古堂文集》 中卷二十七找到了《宋景濂未刻稿跋》（以下称“道古堂本”）。
综上，杭世骏跋为真，但未入《宋景濂未刻集》，而收入杭世骏《道古堂文集》，该跋乃宣统三年孙锵刻《宋文宪公全集》之《潜溪录》时误被与原刻本他序置于一处。
五、结论
综上，我们得出结论如下：
一、蒋超、张王治、吴伟业、陈国珍四人均为《宋景濂未刻集》作序，现存各本以上图刻本各序面貌最完整，北图本脱张序、吴序，上图抄本脱蒋序、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诸序全脱。
二、吴伟业完整序言保存于孙锵本《宋文宪公全集》中，可补《宋景濂未刻集》原刻本之阙文。遍查吴伟业诸集《梅村集》、《梅村家藏稿》 及各种《吴梅村年谱》 均未收吴伟业该序，故此为吴伟业与蒋超、陈国珍、宋实颖交往之重要史料，亦为吴伟业生平考证之稀见材料，吉光片羽，异常珍贵。
三、杭世骏确实作《宋景濂未刻稿跋》，但未入《宋景濂未刻集》，而收入杭世骏《道古堂文集》。该跋乃宣统三年（1911）孙锵刻《宋文宪公全集》之《潜溪录》时误被与原刻本他序置于一处，这个错误至今已被后人沿袭了一百年，《宋濂全集》不只袭而不查，且割裂杂糅各序使其卒不可读。
四、《宋濂全集》全抄孙本序，割裂吴、杭、陈三序并将其杂糅在一起，今人整理本应尽可能查找最原始材料，不能以讹传讹，亦不可更添谬误。
造成诸多误解的原因有二：一为主观原因，即刊刻者、抄写者、校勘者、整理者对原书盲目照抄照搬，不作仔细辨别，不查考最原始最可靠文献，造成各序言混乱和各种谬误。二为客观原因：原刻本《宋景濂未刻集》各序独立，各序页码自行编排，容易散落丢脱。澄清这些误解非常必要。倘无视这些问题，我们无以知晓三百多年前的吴伟业、杭世骏曾为宋濂集作过序跋，亦无以补原刻本吴伟业序24字之阙文，而吴伟业完整之序言依然静静地躺在孙锵本《宋文宪公全集》中隐居独处；更无从知晓杭世骏之跋误入原刻本事实上是清代校勘学家孙锵所为，其原刻本并未收录杭跋。
参考文献：
[1]（清）永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64页。
[2]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考辨――以〈宋景濂未刻集提要〉为例》，《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
[3]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8页。
[4]孙锵乙卯（1915）夏至《改编宋文宪公全集例言》语。《宋文宪公全集》八十三卷，附《潜溪录》，清宣统成都刊本。
[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史部五纪事本末类《绥寇纪略》条。《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称：吴伟业“明崇祯辛未会试第一，殿试第二。”
[6]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梅村集》书前提要。
[7]《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续方言》条。
[8]《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志之属・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四烊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峨眉山志》条均著录其生平。
[9]《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10]《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南通志》卷一百八。
[11]虞邦琼序，即康熙四十九年《读宋文宪公文集序》，见《宋文宪公集》三十卷，康熙年傅氏刻本。
[12]《中国历代人名辞典（增订本）》，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78页。
[13]《榕城诗话》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中杭宾仁羊城刻《杭大宗七种丛书》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14]《词科掌录》、《词科余话》清乾隆道古堂刻本。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史01辑19册--453页。
[15]《订讹类编》、《续编》清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见《续修四库全书》1148子部杂家类。
《道古堂文集》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光绪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卷二十七，第477页。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26。
[16]《道古堂文集》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光绪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卷二十七，第477页。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26。
[17]《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补遗》一卷，《世系》一卷，《年谱》四卷，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宣统三年董氏诵芬室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96。
[18]（日）铃木虎雄《吴梅村年谱》、马道源《吴梅村年谱》均未提及吴伟业与蒋超、陈国珍、宋实颖等人交往之事，且未提及此序。
全国二卷作文篇5
茶叶是饮料，茶农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决定流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出售茶叶在当时是一种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流通。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的丘陵和山地，平原和湖泽地带的人们以及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和边疆高原一带的住户，都需要从江淮以南运茶，可以推想，唐以前已是这样。唐代“舟车相继，所在山积”的茶，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所在的西藏地区不产茶，但在那里却有产于淮南(寿州、舒州)、湖州、岳州、绵州、蕲州等地的名茶，那一定是由商人贩运去的。杜牧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①在祁门，贾客“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因为祁茶质地优良，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②所以商人们蜂涌而至，争加选购，肩挑、车运、水运，兼而有之，繁忙已极。这些专门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当然是为了营利。天宝中，刘清真等二十余人在寿州买茶，人致一驮，然后北去。③这些从淮南贩茶北去的人自然是去北国境内销售。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④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⑤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也以卖茶为生，来往于淮淛间。⑥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⑦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一派兴旺。剑南产茶，北商也多来贩易，直至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⑧四川地区的茶利，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由此可见，当地产茶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唐代曾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很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
马克思说的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⑨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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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② 《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③ 《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
④ 《全唐诗》卷435白居易《琵琶行》。
⑤ 《唐阙史》卷下《崔尚书雪冤狱》；《太平广记》卷172《崔碣》。
⑥ 《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⑦ 《全唐诗》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⑧ 《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参看《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⑨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133页。
封建专制主义强迫全国各地将优质茶进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不能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对于在各地贸迁有无的茶商，封建政府一方面“准敕条例，免户内差役”。①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征收商税，通过税和榷茶，使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严格地为其封建制度服务。这不仅束缚了茶农的生产，而且使茶商的贸易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唐文宗说，“榷茶本率商旅”。②榷税多了，商人为了保持其高额利润，必然要高价出售茶叶，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当时已有人指出，“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贫弱”。“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榷茶加税，颇失人情”。③然而，这种不景气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④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措施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人们喝茶的嗜好已经形成便不易去掉，而从事茶叶贸易既是有利可图，社会上便一定有人为此奋斗。大批私茶商贩冒禁深入茶区，贩卖私茶。官府惊呼，“兴贩私茶，群党颇众。”⑤在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⑥对于众多的私茶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私茶贩中有很多是一般商人，统治阶级称之为“贩茶奸党”，⑦这些商人为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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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苑英华》卷423《会昌二年4月23日上尊号赦文》。
② 《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③ 《唐会要》卷84《杂税》。
④ 《新唐书》卷182《裴休传》信 ．
⑤ 《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⑥ 《文苑英华》卷916路岩《义吕军节度使浑公(侃)神道碑》；《全唐文》卷792。
⑦ 《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官府的迫害，往往结党成群，武装自卫。史书说，“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①他们买到了茶叶，“北归本州货卖”。②这些茶叶，没有向官府交税，又因集体武装自卫，沿途没有交纳各种横税，所以。茶叶出售价格较低，深受饮茶人们的欢迎。于是，“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③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
另一类私茶盐贩是地主富豪。唐文宗说：“江淮富豪大户……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④这些人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又和封建官僚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⑤更有甚者，“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原因在于“将茶赊卖与人”。⑥封建官僚机构将茶赊卖的对象无疑是富豪大户。这些富豪兴贩茶盐乃是乘人之危，凶狠地向人民榨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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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② 《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② 《全唐文》卷743裴休《请革横税私贩奏》。
④ 《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参看《新唐书》卷55《食货志》；《册府元龟》卷507《俸禄》。
⑤ 《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⑥ 《文苑英华》卷422《大中二年册尊号赦书》。
唐政府为了制止方兴未艾的大量私茶贩，武宗即位后，制订了园户私卖茶和贩私茶的处理办法。它规定园户私自卖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罚钱一百文，并决脊杖二十。私卖茶在一百斤以一L的处罚更要加重。如果犯法三次以上便由地方官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凡贩私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茶商，是决脊杖十五，“其茶及随身物并没纳”，还将本人押交当地州县收管，“使别营生”。①武宗的这一禁令影响深远，直到宋代还被模仿实行，《国史食货志》说，“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人之”。②不过，禁令虽严，买卖私茶之风并未停息。唐宣宗即位，实施了更严厉的禁令。凡是私自卖茶三次，数目在三百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刑。如果是结伙、长途贩运，不论茶叶多少，一律处死，那些被茶商雇用的车夫，运载私茶，连犯三次，达五百斤的，也一律处死。那些旅店主人和经纪牙人介绍进行了四次私茶买卖，贸易额达千斤以上的也都要处死。园户私卖茶百斤以上杖背，先后三次私卖茶便“加重徭”。如果茶农气愤，砍伐了茶树，地方官必须及时进行阻止，否则也要受到惩处。封建国家还派人在各地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进行侦察，号召私商自首，“量加半税”。③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出茶地区基本上是在江南九国境内。各国统治者竞相垄断本国的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④这是把四川的茶叶输入陕西出卖。马殷在湖南抑买民茶，“在汴、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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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954年)八月辛酉条引。
③《新唐书》卷5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8《征榷》。参看《唐会要》卷84《杂税》；《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④ 《鉴戒录》卷4。
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①他每年向中原王朝贡茶由几万斤以至二十五万斤，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买卖，史称他“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②与之相类似，两浙的钱镠向中原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是大方茶二万斤，③有时还“差使押茶货往青州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④淮南杨行密也派部下运茶去后梁汴宋地区进行贸易。⑤吴和南唐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细茶，少则几百斤，多达五十万斤。⑥后来，南唐与赵宋南北对立，也常向宋政府贡纳茶和瓷器。⑦
南北对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茶商贸易自然也还是有的。南唐境内的茶叶常常被运到契丹出卖，⑧河北的富商也往往到淮南买茶叶，⑨湖南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⑩据说是“岁人万计，由是地大力完”。⑾后汉也曾派人往湘潭买茶，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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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参看《新五代史》卷39《王锫传》。
② 《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资治通鉴》卷266。
③ 《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
④ 《册府元龟》卷484《经费》。
⑤ 《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参看《册府元龟》卷484《残酷》，记燕人在淮南买茶。
⑥ 《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又卷118《周世宗纪》；《江南野史》卷2《嗣主》。
⑦ 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景祐元年(1034年)条；《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⑧ 陆游《南唐书》卷]8《契丹传》。
⑨ 《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⑩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⑾ 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
⑿ 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保大十二年(954年)条；《江南野史》卷2《嗣主》。
不过，这些商贸往来常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掠夺．后晋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积货数百万，在他死后，其子房彦儒以之进献于目家，其中便有茶叶一千五百斤。①襄阳是南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的枢纽地，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曾在一年内两次向北方王朝进献茶，每次都有一万斤。②安州的李金全也一次进茶三千斤。没有疑问，这些进献的茶叶都是来自茶商的，官吏们的暴力掠夺行为必然损害正常商贸关系的发展。 六、唐代的税茶和榷商
我国征收茶税始于唐代，但具体时间记载有些歧异，不厌烦琐，撮要开列如下：
《唐会要》卷84《杂税》：“建中元年九月……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 (《事物纪原》卷l《杂税》文同)③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建申四年，度支侍邓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茶之有税，肇于此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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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五代史》卷46《房知温传》；《册府元龟》卷485《输财》。
②《册府元龟》卷485》济军》。
③ 《旧唐书》卷49《食货志》，又卷12《德宗纪》， 《新唐书》卷9《德宗纪》均作建中三年(782年)九月，《新纪》并称之为“初税……茶”。
④ 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茶法杂录》，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诏 ，“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
《旧唐书》卷13《德宗纪》， 贞元九年正月 “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从盐铁使张滂所奏，茶之有税，自此始也。”①
《山堂考索·后集》卷56《榷茶》：“茶之有税，起于唐之赵赞。茶之有榷，又起于唐之王涯，如王播、裴休皆主榷茶之议者。”②
《续资治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977年)五月。王禹稱上疏：“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始建其法，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东师以济，今则数百万矣。”③
我们抛开记载中的个别年月差异，可以肯定，唐德宗建中时，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兴元元年(784年)，曾下令停止收茶税，④所以，贞元九年开始的茶税，《新唐书》卷9《德宗纪》称为“复税茶”，⑤自此以后，茶税便不再停止征收了。
王禹偁说，元和中开始征收茶税是错了的，但同时存在类似看法的颇有其人。当宋真宗与辅臣讨论茶利时，“王旦等曰：元和国计茶税，岁不过四十万缗”。⑥其实，自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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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49《食货志》；《唐会要》卷84《杂税》，又卷87《转运盐铁》；《册府元龟》卷493《山泽》； 《资治通鉴)卷234文同。但曾巩《元丰类藁》卷49《茶》，“唐正元初，赵赞兴茶税，而张滂继之，什取其一。”夏竦《文庄集》卷l5《平筦榷奏》，也记有不同说法。
② 《事物纪原》卷1《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一云，正元八年．张滂奏收茶税。……一云穆宗时，王涯始榷茶。”记一事，并列三说，作者并无定
③ 《宋史》卷293《王禹偶传》文同。
④ 《唐大诏令集》卷5《奉天改兴元元年赦》；《册府元龟》卷89《赦宥》；《旧唐书》卷12
⑤ 《文献通考》卷18《征榷》文同，参看《旧唐书》卷123《王绍传》。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庚辰条．
贞元以来，每年收入四、五十万贯的茶税乃是通常的情况，①元和时的税茶收入并无明确记载，可能也是四、五十万贯。李珏在穆宗初上疏说，“税茶之事，尤出近年”。②这大概是宋人致误之由。但李珏已指明税茶“在贞元中，不得不尔”。按理是不应该有混乱了。
关于榷与税，章如愚把二者加以区分乃是无可厚非的。榷是专卖，早在汉武帝时，已有“初榷酒”的记载，③ 《旧唐书》卷49《食货志》也说，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没有把当时已经存在的税茶称为榷。同书卷17下《文宗纪》：太和九年(835年)十月，王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 自涯始也”。王涯建议税茶的一套办法符合汉代以来专卖的涵义。不过，《旧唐书》的记载仍有混乱，“长庆元年(821年)，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已称之为茶税，而记反对王播意见的李珏上疏。“今若榷茶加税，颇失人情”，④则又称为榷茶。其他《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书所记唐代税茶之事，也将“榷”与“税”二者混用。宋仁宗的诏书说，“唐自建中，始有茶禁”。⑤这是把税茶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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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84贞元九年之后，“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同书卷87，贞元九年，“是岁得缗四十一万。”《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条．“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一
② 《旧唐书》卷173《李珏传》。另外，《册府元龟》卷493《山泽》记王播奏疏，称为“榷茶”。
③ 《汉书》卷6《武帝纪》。
④ 《旧唐书》卷173《李珏传》。另外，《册府元龟》卷493《山泽》记王播奏疏，称为“榷茶”。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0之7《茶法杂录》，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s6《通商茶法诏》。
为榷了。但曾巩在《元丰类藁》中却把唐代有关茶叶的征税一律称税而无榷茶之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按语中却说，“嗜茶、榷茶皆始于贞元之间”。唐律不见对“榷”的解释。宋代，“诸称禁物者榷物同，称榷货者谓盐、矾、茶、乳香、酒、曲、铜、铅、锡、鍮石，诸违犯禁物，如被盗诈恐喝及因水火致彰露者，并同首原”。①唐代对矿产的政策与赵宋有所不同，对于茶、酒税的政策是大体一致。由此也可窥见。唐宋人对榷与税之区分已不如汉朝人那样严格讲究了。
唐德宗贞元以后，在“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之处。设置税场，分三等估计，以征收什一税。②自此经顺宗以至宪宗一直沿袭了这种收税办法。元和时，李巽为盐铁使，“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③当时的茶税收入一定不少。各地“州府置茶、盐店收税”，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物钱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④元和时对茶盐的临加附加税很快便停止了。
穆宗即位，一年内三次变革茶税。首先，对茶、盐等税。“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⑤实际已是额外加税。几个月后，茶税钱“亦与纳时估匹段及斛斗”，⑥以粮绢代茶税，在那钱重物轻的时代，必然是变相加税。再过几个月，盐铁使请求把茶税每百文增加五十文，⑦这个时候，茶税岁收应有较大增加，但史文失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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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庆元条法事类》卷28《榷货门·榷货总数》。
②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又卷84《杂税》；《旧唐书》卷49《食货志》。
③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④ 《全唐文》卷455程异《请勒停置茶盐店》；《旧唐书》卷48作元和十二年；《册府元龟》卷483、《唐会要》卷88均作元和十三年三月奏。
⑤ 《旧唐书》卷16《穆宗纪》；《册府元龟》卷484。
⑥ 《唐大诏令集》卷54《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全唐文》卷66《南郊改元德音》。
⑦ 《新唐书》卷54《食货志》；《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唐文宗时，郑注建议， “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①盐铁转运使王涯也请求改变江淮以南茶法，于是任命王涯为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②他上表请求“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③蛮横地剥夺百姓的茶园，理所当然地要招致人们的拚命反抗，令孤楚请罢榷茶使的奏文说，“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④充分反映出拥有茶园的人们被榷茶措施激怒了，那些茶商们“计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⑤也表示了很大的不满。震于朝野的反对，王涯的榷茶办法没有通行。令孤楚继续主持茶政后，“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理由是“商人转卖，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⑥增加茶税，伤害最大的自是喜爱饮茶的广大人民。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加江淮茶税，⑦还恢复了元和时曾被废除的茶商往来各地的关卡税，茶商所经过的州县都征收重税，稍有不顺，乃凭借权势，抢掠车船，使它装载的茶叶露积雨中，这种恶作剧的举动迫使人们转而从事走私贸易。前已指出，武宗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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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169《郑注传》。参看《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
② 《全唐文》卷69《授王涯充诸道榷茶使制》；《册府元龟》卷510《重敛》，又《交结》；《旧唐书》卷”下《文宗纪》．又卷169《王涯传》。
③ 《唐会要》卷87《盐铁转运总叙》：《旧唐书》卷49《食货志》。
④ 《全唐文》卷541令狐楚《请罢榷茶使奏》；《旧唐书》卷49《食货志》，又卷172《令狐楚传》；《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⑤ 《册府元龟》卷501《重敛》。
⑥ 《全唐文》卷541令狐楚《请罢榷茶使奏》；《旧唐书》卷49《食货志》，又卷172《令狐楚传》；《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⑦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宗时，曾一再通过法令，严厉惩罚私茶商贩。还对“庐、寿、淮南(茶)，皆加半税”，如此双管齐下，使“天下税茶，增倍贞元”。①即是说。唐末宣、懿之际，全国茶税岁收近百万贯了。②
唐代各地征收茶税的具体情况，现存资料极少，时间又前后参差。饶州浮梁县，宪宗元和时，“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③剑南道税茶，文宗太和时，由使司自理，“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④常州税茶，文宗开成时，曾由盐铁场改归州县征收，“比类盐铁场院正额无数，加数倍已上”，⑤于是，便将此数作为茶税正额。唐代，诸道州府都置茶盐店收税，茶商携茶住店，每斤要收塌地钱，所经关口也要收关税，⑥如泗口税场，“茶、盐、绫绢一物以上并税”。⑦文宗以后，全国诸州县山泽矿冶税收“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⑧由此可见，各地茶税的收入很不少。
五代十国时期，同样存在茶税。苏辙说：“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⑨这是说的后蜀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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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② 按，《新唐书》卷52《食货志》，“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人九百二十二万缗。”其中茶税收人多少，我们无从知道。《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11《茶法杂录》，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君臣议论茶法时，王安石说，榷茶获得太少．吴充说：“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万余贯，亦不为少。”宋代茶税收入少时，犹有如此巨额，唐代茶税比宋代少，最多时，亦不能过此数。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
④ 《旧唐书》卷187下《庚敬休传》；《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⑤ 《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⑥ 《唐会要》卷84《杂税》。
⑦ 《唐会要》卷84《杂税》。
⑧ 《新唐书》卷54《食货志》。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癸未；《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在楚国，“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①南唐李氏。“江南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复征其余分，然后给符，听其所往，商人苦之”。②或者是“以茶盐强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③王子安《东溪试茶录》说，“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宋淮南转运司说。“庐州舒城县，自伪命以来，纳赡军年额茶七千三百斤”。④这都是说的南唐种种税茶情况。
在华北立国的五代诸国也常征收茶税。后梁在雍州、诃阳、徐州三处设场院税茶。⑤后唐的“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致商旅不通”。⑥后汉时，有人建议“于襄州立茶务，收税买茶，足以赡国”。⑦华北诸王朝所在地一般很少产茶，但也同样税茶，乃是由于北方人民大量饮茶，商人从南方贩运去了很多茶，封建官府也对他们进行征税。
宋人潜说友说，“茶税起于唐，利曰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⑧事实上，宋初于江淮以南，“惟川峡广南茶，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余悉榷。”⑨后来，由于和辽、金、西夏长期对峙，宋政府在和它们相邻的边境，特设榷场，由官府垄断贸易。其中重要商品之一是便是南北人民都很喜爱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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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参看《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② 《宋史》卷276《樊知古传》。
③ 《资治通鉴》卷293。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1034年)十一月己酉条；《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茶法杂录》。
⑤ 《旧五代史》卷10《梁末帝纪》；《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⑥ 《全唐文》卷112唐明宗《即位赦文》；《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⑦ 《册府元龟》卷476《奏议》。
⑧ 《咸淳临安志》卷8《榷货务·都茶场》。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1023年)春正月。 七、唐代茶农、茶商的苦痛生活及其反抗斗争
唐代，茶叶生产和销售都获得了普遍的发展。茶农和一般茶商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
茶叶是摘自茶树的新芽。如果说，唐以前，主要摘自野生茶树，那么，唐代开始，便主要摘自人工栽培的茶树了。经营茶园的人。有小农，有茶园主(地主)，①也有官府。②毋庸置疑，茶园主管和官府都是地主。地主不劳动，他们经营茶园的方法通常是和种植粮食的田庄有区别的，这就是说，根据茶园生产的特点与其采用租佃办法还不如使用雇佣劳动为方便，因此，像陆龟蒙那样收“茶租”的人乃是很罕见的。九陇人张守珪的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③王体野在循州浮山构草堂，“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当地素无人居，在他建立茶园后，二十年内，“因野人(指王体野)遂成三百家”。④他们自然是为这个茶园提供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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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陆龟蒙“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人茶租十许薄。”(《全唐文》卷80l《甫里先生传》)。
② 参看《全店文》卷96穆宗《登极德音》；《册府元龟》卷90《赦宥》，又卷493《山泽》。
③ 《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
④ 《全唐文》卷637李翱《解惑》；《李文公集》卷4。
的。摘茶和制茶都是艰辛的劳动，以摘为例，由于茶树植于丘陵和山地，需要攀登人山或爬树摘芽。袁高描写他在苏南的亲身见闻说：“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人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①因为每天上山采茶的时间很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李绅一再谈到霍山一带多虎，“每岁釆茶，常遭啖食，人不堪命”。②这些采茶的人力，从唐宋时期的不少茶园来看，都是受雇佣的贫苦人民。③由此可见，他们的遭遇是多么酸辛和可怜。
那时候，采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陆羽说：“始抽凌露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徐铉说：“荷杖青林下，携筐旭景前。”原注“采茶须在日未出前。”④梅尧臣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人山乘露掇嫩觜，林下不畏虎与蛇”。⑤赵汝砺进一步说明了侵晨摘茶的缘由，“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他又说：“大抵采茶亦须习熟，募夫之际，必择土著及谙晓之人，非特识茶发早晚所在，而于采摘，亦知其指要，盖以指而不以甲，则多温而易损，以甲而不以指，则速断而不柔。故采夫习熟，政为是耳”。⑥可见当时采茶有很多的清规戒律。由于摘茶季节气温已高，新采嫩芽不能大量堆压。以免发热变质。因此，新茶要及时加工，“旋摘旋炒”，劳动是十分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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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诗纪事》卷35《袁高》；《全唐诗》卷314袁高《茶山诗》。
② 《全唐诗》卷480，参看《新唐书》卷181《李绅传》。
③ 宋代也有类似情况，《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3《茶法杂录》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三十日．帝曰：“田户采撷。须资人力”，“采摘用力者多是贫民”。同书《食货》30之9《榷易》，景德三年七月，谈到摘茶，“又拥力者众，皆是贫民”。
④ 《全唐诗》卷755徐铉《和门下殷侍郎得新茶二十韵》；白居易说，“渴饮毗陵新到茶”。
⑤ 《宛陵先生集》卷56《次韵和永叔掌新茶杂言》，又卷55《得雷大简自制蒙顶茶》也说“带露摘牙颖”。
⑥ 《北苑别录·采茶》；另外，王子安《东溪试茶录》也详细谈到了日出以前的摘茶情况。
前已指出，唐代种茶有的以茶为副业，也有的以种茶为业，他们生活在山区，即山种茶，仰以为生。《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这是就宋代说的，当地在唐代已盛产茶，大致也应存在上述类似情况。“益昌(县)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人。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县令何)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①由此可见，种茶的山区小民与种田的小农一样，他们的生活原来便是相当艰苦的。
这里，需要谈谈危害民众很大的贡茶。所谓贡茶是把各地所产最优质上等嫩茶毫无报酬地以进贡的名义交给最高封建统治者一一“皇上”。这一现象至少自六朝以来便已存在，山谦之的《吴兴记》，当地“出御荈”。②这就是进贡的好茶，直到唐代，吴兴仍大量贡茶。中唐时，刘晏每岁转运江淮茶叶进贡，其中便有吴兴茶。③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始于顾渚置茶贡院”，④以直隶于盐铁转运使，每岁由它负责办理贡茶事宜。武宗会昌中，顾渚岁贡茶达一万八千四百斤。⑤湖州(即吴兴)自“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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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卷795李樵《书何易于》；另外．(宋)吕陶《净德集》卷l《奏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 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情况与唐代相同。
② 《艺文类聚》卷82《草部》引。
③ 《册府元龟》卷510《希旨》。
④ 《嘉泰吴兴志》卷20《土贡》。参看《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
⑤ 《嘉泰吴兴志》卷5《渚》：《唐诗纪事》卷35《袁高》。
工三万人，累月方毕”。①可见吴兴贡茶规模之大和役民之众。雅州蒙山之蒙顶茶很受陆羽称赞，“每岁贡茶，为蜀之最”。②这也说明，四川地区的贡茶并不限于蒙山一处，但蒙顶茶的岁贡数量最多。另外，苏州、蕲州、舒州、申州、吉州等地每年也都有贡茶。③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正月，诏罢吴、蜀冬贡茶。这并非废除贡茶，只是将制作贡茶由冬日改在立春后，以示惠民罢了。④至于全国各地按时进献茶果，他是念念不忘绝对没有废除的。⑤前面已经谈到，福建在唐昭宗时，已进贡“蜡面茶”，到了十国南唐李璟时，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⑥这是又一种贡茶。楚国马氏向后梁“岁贡茶二十万斤”。⑦可见，五代十国时期，贡茶办法，一直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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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参看《全唐诗》卷366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32《剑南道》。
③ 参看《旧唐书》卷16《穆宗纪》；《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太平寰宇记》卷91，卷109．卷125，卷127。
④ 《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
⑤ 《旧唐书》卷172《李石传》；《全唐文》卷75《改元开成赦》；《册府元龟》卷9l《赦宥》。
⑥ 马令《南唐书》卷2《嗣主》。
⑦ 《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凡是贡茶，一贯以早为贵。袁高《茶山诗》：“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刘禹锡《试茶歌》：“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李郢《茶山贡焙歌》：“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衰，喧阗竞纳不盈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瞰春山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①他们谈到贡茶只是描述了官府派人催督的急迫情景，对于茶农和运夫的苦，诗人并没有认真揭示出来。德宗时，袁高为湖州刺史，贡茶三千六百串，他还得意洋洋写诗刻石以传于世。②文宗诏罢吴蜀贡茶后五年，以“湖州进献新茶，不及常年”，特派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玟充湖州造茶使，专司贡茶。③卢仝说：“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诽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④贡茶贵早，茶农和千万劳动人民为此所付出的无偿劳动以及所遭受的凌辱与迫害，在赤印帖催声中淹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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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诗》卷590。
② 《唐诗纪事》卷35《袁高》条，作建中二年。但《十驾斋养新录》卷19《袁高题名》，钱大听在长兴小石山目睹袁高所刻诗石碑，文云：“赋茶山诗．兴元甲子岁三春十日。”则知赋诗吋乃兴元元年(784年)，而非建中二年。关于“串”，《茶经》卷上《二之具》，“穿，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穿字旧作钗钏之钏字，或作贯串”由此可知，袁高所贡三千六百串．即三千六百斤茶。唐人常用串，如，代宗赐汴州刺史茶一千五百串(《全唐文》卷444)。
③ 《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④ 《全唐诗》卷388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总之，茶农每年辛勤劳动，培育了茶树。每逢新春茶芽初发，便被官府逼夺以去，他们的生活遭遇与种田的农民相同。王涯推行榷茶法，强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并焚弃原先贮存的茶，便不能不大大激怒以茶为业的人们。唐后期，茶农因遭受不堪负荷的剥削，被迫砍伐茶树，毁坏茶园，这样的辛酸事乃是茶农愤怒进行的一种反抗斗争方式。
那些贩卖茶叶的商人，由于不断遭受商税、塌地钱和榷税之苦，无法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违禁贩茶的商人乃大批涌现，他们结党成群，武装反抗官府。唐武宗时，池州刺州杜牧给宰相上书，谈到了茶商们在长江上下所进行的大量商贸活动。他说，“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人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这些人“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他们“得茶之后，出为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杖”。而“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村乡聚落，皆有兵杖，公然作贼，十室九亲，江淮所由，屹不敢人其间。”①由此可以充分看到，这些武装起来了的私茶贩已经使得地方官府无能为力．再加上比茶贩数量更多的私盐贩，都是挟持武器，公开对抗官府。②到了唐末，他们便统一汇人了伟大的农民革命的洪流。这是随着茶叶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在中国农民战争中，新增加了茶农和茶商这一过去所没有的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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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二卷作文篇6
在西部大开发蓬勃发展的今天，西北地区对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日增，经济、文化、历史等各类信息成为各省区、各级政府引导地方建设的重要调控依据；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大量的史料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希望能在网络环境下迅速准确地获取、交流和利用这些信息资源。为此，甘肃省图书馆斥资建设《西北地方文献资源数据库》。但要深入揭示文献内容，为广大用户提供最为准确的知识信息，只靠几个必备字段来著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运用ILAS系统的各种字段。
1 327字段（内容附注）的应用
1.1 由于许多古籍在一个题名下含有很多子目，读者只知道某张照片而要检索文献，这时用327字段著录子目项以及揭示文献所含的重要照片。例1：
20010@a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f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3271@a1944年10月5日，毛泽东、朱德和包瑞德、谢伟思在授勋仪式上的照片；@a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观看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进行军事技术表演照片；@a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延安王家坪与中外记者团合影；……
1.2多卷出版物总题名有检索意义，而各分卷题名无检索意义，总题名著录于200字段，各分卷题名著录在327字段，使读者打开记录就可知道本卷书共有哪些内容。例2：
20010@a兰州市志@f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3271@a建置区划志；@a自然地理志；@a房地产志；@a建筑业志……
1.3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决定读者选借一本书的主要项目依次是：目次，内容简介，出版时间，书名，著者等。多数读者认为，作出借书决策最重要的项目是目次，因为从目次中能清楚地看出书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从而决定是否借此书。据此，可在327字段将主要目次揭示出来，供读者参考。
2 准确揭示文献内容的330字段（提要项）
对于内容与西北无关，但属于西北收录的文献，如《敦煌（论语集解）校注》，就要从敦煌的《论语集解》与其它的《论语集解》有何不同的角度加以揭示；或文献所阐述的主题在西北发生，但它本身并不是讲西北情况的，如《刘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则应从关学是如何在陕西关中地区产生的角度来揭示，而不以关学为主要揭示对象。
3 表示著作主题内容的自选关键词（自由词）610字段
它不是取自主题规范表，选词最多1个。我们规定，某些文献题名用词直接用作标引词含义不清者，应弄清其实际含义，另外用适当的词标引；尽量少用读者想不到的措词形式，避免用不起作用的词；有些文献在标引时应舍去次要的主题概念；词的简称形式必须换成全称形式；标引时间概念时，应使用含义清晰的形式；宗教文献的标引尽量少用“戴帽”性质的词；民族文献的标引，以民族名称主题词为主标题；内容仅有一部分论述本地区而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可用重点标引法进行标引。
4 461字段（总集）、462字段（分集）、463字段（单册）的应用
4.1多卷书的著录
多卷书是同一著作分若干卷（册）出版的图书。多卷书区别于一般普通图书之处，在于它的内容是分散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卷（册）之中；区别于其它丛编图书之处，在于其各分卷（册）的内容是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共同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对于多卷书的著录，采用综合著录和分散著录两种办法。
4.1.1综合著录
总题名有检索意义，有分卷题名且分卷题名可独立作为检索点时，采用综合著录。200字段著录总题名，300字段将总卷共有哪些分卷作一交代，各分卷特征著录在463字段。例3:
20010@a指南三书@f(清)刘一明撰
300@a本书由通关文二卷、悟道录二卷、象言破疑二卷组成。
463 1@20010@a通关文@h二卷@f（清）刘一明撰
463 1@20010@a悟道录@h二卷@f（清）刘一明撰
463 1@120010象言破疑@h二卷@f（清）刘一明撰
4.1.2分散著录
a.总题名有检索意义，有分卷题名，但分卷题名不具有独立检索意义时，采用分散著录。200字段著录总题名与附属题名，而总卷特征著录在461字段。例4：
20010@a兰州市志@i建置区划志@f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编
2252@a兰州市志@f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461 1@120010@a兰州市志@f兰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b.总题名有检索意义，有分卷题名且分卷题名可独作为检索点，宜采用分散著录。200字段著录分卷题，总卷特征著录在461字段。例5：
20010@a通关文@e二卷@f（清）刘一明撰
2252@a指南三书@e三种六卷@f（清）刘一明撰
461 1@120010@a指南三书@f（清）刘一明撰
4.2丛书的著录
丛书是在一个总书名下，汇集多种单本图书成为一，并以编号或无编号的形式出版的普通图书，其中每种书都是一部完整独立的著作。它的最大特点是每种除有总书名外，都有单独书名，且能与总书名分开独。对于丛书的著录我们规定：
4.2.1当书的封面、书脊或书名页只有总书名而无单册，内容是由几个独立完整且有题名的文章或单册书组时，既采用综合著录，又采用分散著录。200字段著总书名，463字段著录各篇文章（单册书），为综合著；以各篇文章（单册书）题名作200字段的正题名，300字段将总书的情况给予介绍，在461字段著录总书特，为分散著录。这样既介绍了总书特征，又介绍了单文章（单册书）的特征。例6:
20010@a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v第一辑@f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
463 1@120010@a归真总义@f（印度）阿世格口授@g（明）张时中撰
463 1@120010@a归真要道译义@e四卷首一卷@f（伊朗）额补·白克尔撰@g（清）伍遵契译注@g蒋春华增注
……
例7：
20010@a归真总义@f（印度）阿世格口授18（明）张时中撰
2252 @a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v第一辑@f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
300@a《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第一辑；全集包括归真总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
461 1@a120010@a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v第一辑@f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
若总书名又是另一丛书中的一种，则200字段著录总书名,461字段著录丛书特征，463字段著录各篇文章（单册书）；以各篇文章（单册书）题名作200字段的正题名，在461字段著录丛书特征，462字段著录总书特征。例8:
20010@a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f邵国秀编
2252 @a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e史部@f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461 1@a120010@a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f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463 1@120010@a［康熙］隆德县志@e二卷@f常星景修纂
例9:
20010@a［康熙］隆德县志@e二卷@f常星景修纂
2252 @a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e史部@i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f邵国秀编
461 1@120010@a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e史部@f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462 1@120010@a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f邵国秀编
4.2.2当书的封面、书脊或书名页有单册名，该书是丛书的一种，则以单册名作200字段，丛书名著录在225字段，并用410字段连接。
总之，充分利用ILAS系统所拥有的字段更深入地揭示文献内容，有助于真正实现“一切为了读者”这一服务宗旨。
全国二卷作文篇7
编者按：作文是决胜高考语文的关键所在，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高分，其方法和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曾有老师将考场作文经验归纳为：“心中有自信，笔下出好字；手头有材料，胸中有成式；不变应万变，妙手著文章。”为了帮助同学们有针对性地加强作文训练，我们特组织了这一组文章，希望能让同学们的复习备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观2006年18份高考试卷，作文可以说进入了战国时代，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一、命题形式的多样性：话题作文渐行渐远，命题作文异军突起，材料作文已露峥嵘，复合作文浮出水面
2006年高考作文题异彩纷呈，彻底打破话题作文一统江山的局面，命题形式呈多样化特点，其中话题作文7道，分是重庆、广东、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四川卷。命题作文6道，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天津、湖南、辽宁卷；材料作文5道，分别是全国卷Ⅱ、全国卷Ⅱ、全国卷Ⅲ、山东卷、湖北卷。话题作文所占比例大大缩小，由2004年之前的几乎所有省市都采用(除北京卷)，到2005年的一多半，再到2006年的三分之一，话题作文可谓渐行渐远。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还有3份特别的高考作文卷，分别是重庆卷的一大一小的复合型作文题和浙江卷的二选一及福建卷的三选一的选择性作文题。预计今后高考作文的命题形式还会延续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考生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训练方能适应。
二、文体的限制性：文体不限仍受热捧，限制文体渐成趋势
2006年高考作文，一改过去对文体不作限制的做法，文体的限制性大大加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规定文体，如湖南卷和天津卷就明确规定只能写议论文；二是明确限制不得采用某种文体。2006年高考有7份作文卷对文体进行了限制，其中诗歌备受冷落，共有辽宁、北京、上海、重庆、浙江卷和全国卷1116份作文卷限制写诗歌，而山东卷则限制写散文。文体受限和不限文体的试卷平分秋色，预计今后的高考作文，会进一步强化文体色彩。
三、内容的丰富性：凸显思辨能力，强调文化底蕴，注重情感抒发，呈现地域色彩
1．凸显思辨能力
2006年高考作文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强调思考，大部分题都具有哲理性，如安徽的“读”，四川的“问”，江苏的“人与路”，重庆的“走与停”，江西的“燕子减肥”等，考生在行文时，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文章才会深刻，切忌只停留在话题的表层意义上就事论事。
2．强调文化底蕴
2006年高考作文题注重考查学生素养和底蕴，引导学生关注文化修养。全国卷Ⅱ的“读书”，江苏卷的“人与路”，天津卷的“愿景”，湖北卷的“与三有关的词语或事物”，浙江卷的“生无所息／生有所息”，广东卷的“雕琢心中的天使”等，都有较深的文化韵味和较厚的文化底蕴。
3．注重情感抒发
尽量让考生能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如辽宁卷的“肩膀”，亲情、友情、爱情，都可蕴涵其中，正反两面都可来谈，考场之中，尽可发挥。又如上海卷的“我想握住你的手”，题目有一个“我”，这是近年高中题目中不多见的，更适合写成记叙、抒情类的文章，“我想握住你的手”应该是心灵和心灵的碰撞，有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
4．呈现地域色彩
最典型的是北京卷的“北京的符号”，此题极富地方特色。要解读北京的“符号”，需抓住一点去写，要写出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中学课本人选的《胡同文化》可以说是解读北京“符号”的典范文章。话题材料，其实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写作思路。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发展前景、生活意识等都可以人文，可以写实在的东西也可以写精神的东西。预计作文题目的地域特色在今后的高考中将会有所加强。
四、启示与商榷
1．阅读是基础，思考是灵魂
启示一：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综观2006年高考18道作文试题，无不是以阅读为基础，尤其是浙江卷，如果不认真阅读，恐怕连题意都弄不明白。还有诸如山东卷的寓言故事，全国卷I和广东卷的提示材料等，无不要求考生具有较高的阅读水平。
启示二：思考是写作的灵魂。综观18道试题，其中很多与哲学(如重庆卷的“走与停”)、艺术(广东卷的“雕刻心中的天使”)、文学(福建卷的“戈多来了”)、人生(安徽卷的“读”、四川卷的“问”)有关，既考查思维，又考查思想。所以同学们不仅要多读书，还要多思考，这样，自己的文章才会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2．观照现实不够，文体限制太死，题目难以理解，作文难度较大，话题陈旧落俗
商榷一：观照现实不够。提倡中学生要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当然是好事。但是，综观18道试题，引导考生去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则太少太少，而强调思考的似乎多了些，毕竟考生不是哲学家。
商榷二：文体限制太死。强化文体固然不错，但明确规定写议论文，是不是限制了考生的水平发挥，对不擅长议论文的考生是否公平，值得探讨。另外，限制写散文，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商榷三：题目难以理解。个别作文题目有点玩文字游戏，如天津的“愿景”、湖南的“意气”，似有故意为难考生之嫌。
商榷四：作文难度较大。大小结合的模式，在过去曾经很流行，但在最近的几年被摒弃。重庆卷采用这种模式，似乎难度大了些，在很短的时间内，既要完成阅读理解，还要写两篇作文，难度可想而知。另外，600字的大作文，似乎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只能蜻蜓点水式地泛泛而谈了，很难做到深刻和透彻。而浙江卷和福建卷的二选一或三选一的选择性作文题，虽然给考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是给阅卷的公平性带来一定的影响，也给评卷标准的制定带来一定困难，其可行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尚有待观察。
商榷五：话题陈旧落俗。个别题目显得陈旧，难度也太小。如辽宁卷的“肩膀”，估计初中生来写，也不会有多大困难。题目的深度不够。如江苏卷的“人与路”。虽说没有审题障碍，但也很难有更新的立意。话题陈旧，范文太多，肯定会涌现很多套作、仿作、抄袭之作。
全国二卷作文篇8
文物大系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世民、周常林担任副总主编，共计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北卷》、《北京卷》、《陕西卷》、《天津卷》、《上海卷》、《江苏卷》、《四川卷》、《河南卷》、《甘肃卷》、《新疆卷》、《山西卷》、《山东卷》。二期工程为“九五”国家重点项目（立项批准号：97ZA01），由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清雷担任副总主编。同样拟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安徽卷》、《浙江卷》、《青海卷》等。目前，前7卷已经出版，后5卷的文物普查也已接近尾声。
笔者从1999年开始参与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从编辑、编委、总编辑部副主任，一直到后来担任总编辑部主任和副总主编，至今已经度过了13个春秋。时至今日，编撰文物大系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而不是职业。下面就其特点和学术意义，简单谈谈我的一点看法，试述如下：
1.大系普查对象的特殊性：文物大系普查的音乐文物绝大多数收藏于全国的文博部门，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没有文博主管部门的同意，这些音乐文物是不允许随便拍照的，更不要说测音、测量了。即便是通过个人的关系，可以沟通协调几个文博单位。但是如果想通过个人的力量，走进全国每个省份的每个文博单位，那就是天方夜谭了。故此，在项目申请之初，国家文物局就是文物大系四家发起单位之一，特别是国家文物局于1988年7月15日发出了《关于协助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通知》，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部门将此项工作列入工作日程，这为文物大系的顺利编撰提供了最为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文物大系对全国音乐文物的普查不是个人行为，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的国家政府行为。在国家文物局以及各省文博部门的通力合作下，文物大系的普查工作才得以全面、深入、顺利地展开。正是这种舍我其谁的特殊性，才造就了文物大系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2.大系普查资料的彻底性：黄翔鹏先生在文物大系的前言中写道：“《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所以，在文物大系的前期普查工作中，编者一直贯彻黄先生的文物大系“不是精选，而是音乐文物集成”的指导方针。在实际的工作中，普查领域不仅包括各省的文博单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仅普查博物馆的展厅，还走入博物馆的库房进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县的博物馆（或院）、文化馆等，还要深入广大郊区农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庙、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时候还要到考古发掘的第一线搜集有关资料。普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古代的各种乐器，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图像类音乐文物、出土文献、散见于民间的传世谱本等，如乐俑、器皿饰绘、砖雕、木雕、石刻、岩画、纸帛绘画、壁画、漆画、戏台、舞具、戏服、面具、谱本、经卷、简牍等，种类极其丰富。可以说，只要是与音乐有关的一切文物，一律都在文物大系普查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谨防由于当前认识的局限而丢弃了某些未被认识的有用材料”。（黄翔鹏：文物大系《前言》）
3.大系诠释资料的立体性：文物大系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文字描述，而是配以大量的不同角度的照片、线图、拓片以及详细的形制数据和测音数据的表格；文字部分包括该音乐文物的时代、藏地、来源、形制纹饰（或画面内容等）以及参考文献等，力图全面、系统、翔实地展现音乐文物，让读者对该音乐文物有个完整的立体性认识。
4.大系收录资料的填补空白性：文物大系收录资料的填补空白性体现在诸多方面，简谈以下四点：
（1）建国以来，文物大系是目前唯一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对中国音乐文物的普查。目前出版的文物大系收录音乐文物一万余件，文字三百二十多万字，各类图片一万余幅。在所收录的文物中，除了不乏历见著录的传世名器以及闻名于世的重大考古发现之外，更多的是大量的以往鲜为人知的音乐文物，它们在本书中都是第一次面世，在中国音乐史学资料的建设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物的年代，从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直到清代末期，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璀璨耀眼的悠久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
（2）在文物大系收录的音乐文物中，有些虽然已经为学术界所知，但是在本书中却是最为全面和详细的诠释，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湖北卷的曾侯乙墓专辑、续河南卷的叶县编钟和郑国祭祀遗址编钟、广东卷的南越王墓专辑、福建卷的泉州开元寺伎乐木雕和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钢琴，等等。其中，福建卷是笔者最为熟知的，因为这是笔者主编的一本。该书中泉州开元寺伎乐木雕和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钢琴，是其有史以来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普查。故此，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先生特意向我要了2份泉州开元寺伎乐木雕和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钢琴的所有图片，一份留省文物局存档，一份留泉州文博单位存档。
（3）文物大系采用最高的出版规格，即大8开，全铜版纸，全彩印刷，精装；目前已经出版16本19卷，就其规格和规模来说，在目前音乐史学届已经出版的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
（4）在文物大系的编撰过程中，总主编王子初先生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命名法》、《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这在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5.大系资料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所谓“隔行如隔山”，为了保证文物大系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在前期普查的工作中，大系总编辑部派专人亲自赴各省文博部门采录相关音乐文物的所有资料，如拍照、测音、测量等。所谓“文章千古事”，在后期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为了充分保证文物大系的出版质量，子初先生对于每一卷的后期出版都亲自把关。从文稿的通改到图片的筛选，从版式设计到小样、大样、清样的校对，他都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每卷厚厚的书稿不仅子初先生一人要审订十余遍，大系总编辑部的其他几位编辑人员也是要校对十余遍，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6.大系对音乐史学影响的空前性：建国以来，音乐史学界还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对音乐史学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诞生了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据孔义龙教授的初步统计：以《大系》材料为基础的学位论文众多，其士学位论文有十余篇，硕士学位论文约三十七篇。在这些学位论文中有获奖成果二十余项，奖项来自中国音乐史学会论文评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及优秀学位论文等多个方面；以《大系》材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著述数量更是惊人，至少已有四百余篇（部），其中就包括子初先生所著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等。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多项部级奖项。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对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斌同志曾经感叹此项目：“中国文博界最大的一部书，想不到是你们搞音乐的人编出来的！”
中国首席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先生面对19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衷赞许道：“文物大系的出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的新时代！”
音乐史学家、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实现了戏剧性的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
目前，在总主编王子初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文物大系的编撰、出版工作仍在继续。除了已经面世的16本19卷之外，还有至少十五卷需要编撰；且由于地下音乐文物的不断出土，有的省份已经出版了续卷。再者，有的省卷的修订版已经在洽谈之中。可以想象，多年之后的文物大系将会有四十、甚至五十余卷，也可能更多。其规模将何其雄伟、壮观！毋庸置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仅在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而且必将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