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论文范文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在许多水书资料中明显可以看到笔画的书写形态，起笔有方有圆，收笔也是方圆兼有，笔画的形态也是有方、有圆，甚至还有呈三角等各异形态，这一点上它完全不同于甲骨文单一的刻写痕迹，有着浓厚的书写之意。曲与直是书法艺术中的又一对辩证关系，“画成其物，随体诘屈”，这在甲骨文、金文、铭文等篆书中都是常见的，而在水族文字中也时有出现。而有的字则是曲与直相间使用，为水书的书法艺术美增添了无限的美感。姜白石在《续书谱》中揭示过楷书的笔画的曲直之美：“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还说：“横画不欲太长，长则转换迟；直画不欲太多，多则神痴。”

刘熙载在《艺概》中云：“书要曲而有直体，直而有曲致。”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也说：“曲直在性情而达于形质，圆扁在形质而本于性情。”他还举例说：“唐贤真书，以渤海为最整，河南为最暇，然其飞翔跳荡，不殊草势，筋摇骨转，牵掣玲珑，实有不草而使转纵横之妙。凡以其用笔，较江左为直，而视后来则犹甚曲之故也。”

由此可见，曲与直在书法创作和欣赏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不仅是技法体现、字形的变化，更是书家心里情绪的表达和抒发。而这在水书文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水书中的许多字的书写都是曲直相间，例如水书中的“鸟”，用两个不规则的圆圈代表鸟的头和身体，用几个短小的直画代表鸟的嘴、脚和尾巴，还有一个点表示是鸟的眼睛，曲与直表现得尤为明显。另有“贪”字的写法是两笔弯曲的笔画呈对称书写，两个直画上下分布，上横短下横长，与我们标准楷书的横画书写规则还有点相像，使整个字在平整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稳重。又如水字的“武”“廉”字，都是曲与直的组合。

丰富多样的结字

因为水书与甲骨文有着古老的渊源，所以它与甲骨文一样有着结构上的形象美。众所周知，甲骨文中有许多都是象形文字，从艺术角度来说，大有汉字图像的意味，水族古文字也亦如此，有许多的象形文字，如“猪”“牛”“马”字等，即使不懂水族文字，也不难从这些字的字形中看出其代表的动物。而这些字虽然看似简笔画，却以细微而主要的笔画变形来区别字义，使得看到这些文字的结构和结体，便给人以艺术形象美的体验。关于“结体”在《书法大辞典》中有这样的解释：“指字点画之间的联结、搭配和组合，以及实画和虚白的布置。”水书的字虽然不多，但大都姿态各异，风貌不同。既有照物画形的象形文字，也有因字立形的方块文字，有的字见方，有的字见圆，还有的字呈倒三角或是不规则的几何形体，总之是形态万千，规则与变化并存。在书法美学中有诸多的结体辩证关系，其中“欹”与“正”“主”与“次”在许多经典碑帖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水族文字中亦有多方面体现。关于“欹”与“正”的论述，刘熙载曾说：“书宜平正，不宜欹侧。古人或偏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画诀有‘树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树木倒’，岂可执一木一石论之。”

如在水族文字中“册”字、地支中的“辰”字，册字不是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左右对称，而是呈左低右高之势，像有一条丝带在随风飘动，看似歪斜，却因右边的笔画往下弯曲而给整个字以无限延伸之势，并不会使得字势倾斜。在水书中，“辰”字的写法很多，但是也跟甲骨文、金文、铭文等篆书字一样，水族文字也有许多的异体字，将字写反、写斜、写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但这丝毫不会给字体的美观带来影响。

关于“主”与“次”的看法，清代朱和羹说“作字有主笔，则纲纪不紊。写山水家，万壑千岩经营满幅，其中要先立主峰。主峰立定，其余层峦叠嶂，旁见侧出，皆血脉流通。作书之法亦如之，每字中立定主笔。凡布局、势展、结构、操纵、侧泻、力掌，皆主笔左右之也。有此主笔，四面呼吸相通。”这些都是虚实相生的书法境界，而水族文字亦是饱含着这一书法美。例如：水书中的“时”字和“甲”字，“时”字书写时突出撇，又长又粗，“甲”的书写突出竖画，两个字的其它笔画均是短而稍细，类似于这样的字在水字中还有很多。

自然巧妙的章法

水族文字因用途不同，所使用的书写材料也是不同的，有世代流传作为族谱书写在纸张上的书，有祭祀或节日时书写在布匹上的，也有筑刻在墙上或是石头上的，还有是雕刻在牛角等作为装饰品的，但无论是哪种章法布局，都给人以淳朴自然的美感。丰子恺曾在《艺术三昧》一文中评价吴昌硕的字道：“有一次我看到吴昌硕写的一方字，觉得单看个别笔画并不好，单看各个字各行字也并不好。然而看这方字的全体，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处。单看时觉得不好的地方，全体看时都变好，非此反不美了。”

一枝独秀不算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书法的章法美就在于它不是单个字的审美欣赏，而是一个全体美的组合，它的书写法度并不在于一个字、一行字，而是在于整幅作品的安排和布局，水族文字正是体现了这一章法美，水书中有的书写章法属于书法中的竖有行横无列的形式，这其中有平整、有欹侧、有疏朗、有张扬，虽然不懂水文的人并不知晓它具体讲了什么内容，但却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这幅字所传达出来的干净、清爽的自然美感。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提到：“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米芾）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王羲之）《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古人在作书时，是很讲究章法布局和艺术欣赏的，并也因此形成诸多的书写形式，其中扇面就是一个至今得到许多书法爱好者青睐的章法形式，可是扇面的书写并非易事，既要让整幅字有扇的形状，又要有适合的书写内容，当然在写的过程中纸是歪斜而字要写正的难度那就更不用说了，而水族文字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巧妙。现保存下来的水书扇面一般是文字是扇面的一个部分，它巧妙的在扇面的中心位置画上圆圈，这样就可以为后面的书写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而整幅字以这环形的圆圈向四周扩展，呈发射状，像是俯瞰一把打开的伞，由密到疏，最外面则配之以相关的龙图腾，这样使得整个作品自然天成，混为一体。清刘熙载《艺概》则说：“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帖，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又说“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

无论是大字还是小字，是整幅满篇的许多字还是仅仅一个单字的作品，水族的文字都是讲究相互避让、相互呼应的，无论是单个字的结构安排，还是整幅字的章法安排，都体现着书法欣赏的章法美。

书画结合的形态

水族文字是为数不多的保存至今的并且仍还在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之一，尤其是在祭祀或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水族人民还会用本民族的文字书写所需要的祭旗等物品。这些物品中有的只是单独的有象征意义的画，有的只是单独的水族文字，而有的则是既有画又配之有水字的综合体，成为活动中难得的一道风景线。而现在在三都县档案馆、荔波县档案馆、贵州民族学院等地保存的水书中还有很多图文并用的文献资料。有的图画是龙，上面的文字也大都是关于天干地支方面的内容。字与画形成一个大的团扇形状，中间地方狭窄处书写水字，周边宽阔处绘出舒展的图画，使得书与画形成完美和谐、相互衬托的艺术作品。水族人民跟华夏民族一样，对龙有着特殊的崇拜，民间还会有“龙治虎殇，虎治龙殇”“穿山甲是龙的女婿，是蛇蚓的岳父”等说法。其实在水族很多的书作中都是既有文字又配之以相关的图画，比如在水书“黑书”中的部分图片，画的是虎，图与字呈螺旋辐射状，恰当地利用虎的身体和尾巴柔软弯曲的形态来进行构图，还配之以适当的曲线，有从虎嘴延伸出来的，也有为了画面完整而单独画出来的一条线，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画，会觉得有些粗糙，还不够精细，但整幅作品所营造出构图和谐美是不可言喻的。另外还有一些作品中的画都为整幅作品增添了趣味性和欣赏性，也为形态各异的水字增加了几许丰富性和神秘性。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民族院校开展艺术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艺术教育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又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写进，要求教育要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旨归，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艺术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精神内涵，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高校艺术教育不仅仅完善着高校教育的学科发展，同时能够促进学生人性的完美，能够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意识，使学生成为富于创造性的、身心和谐的人，在促进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经济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民族院校是各民族人才培养的摇篮和重要基地，根本任务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储备。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人才，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对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因此，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艺术教育，让艺术教育能够辐射所有专业非专业学生，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2开展专业性民族艺术教育是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与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不同，民族院校还肩负着面向艺术专业的学生，开展民族特色艺术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民族艺术人才的重任，这也是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少数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各族先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少数民族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少数民族在生息繁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的文化元素。各少数民族艺术，无不体现着少数民族的个性，也烙印着族群发展变迁中的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如藏族歌曲粗犷豪放，傣族巴乌柔美细腻，彝族“阿细跳月”热情奔放，瑶族的长鼓舞典雅飘逸，京族的独弦琴婉转悠扬，各民族多种艺术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一朵奇葩。但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文化形式相互交融，地域性、民族性特征逐渐消退，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形式的单一性和同一性趋向，加上西方速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不断抢占，这些都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发现，这些困难和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艺术人才断层，后继无人（86．5％的受访者认为，下同）；二是文化保护发展部门工作不到位（80．2％）；三是艺术传承发展过于功利，变味走调，民族性被弱化（78．8％）。通过分析归纳，我们发现这三个方面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专业性的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问题，深入一点儿又可以归结到民族院校上来。民族院校作为民族人才培养的摇篮和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心，应当发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色鲜明的民族艺术教育，不断提高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能力，为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输出。

民族院校艺术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在民族院校，艺术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位置越来越突出。一些民族高校已陆续开始加大民族艺术教育力度开展了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等内容的艺术教育，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适应艺术教育的现实需要，广西民族大学于2012年1月成立学校公共艺术教学部，为学校进一步实施全面的公共艺术教育、普及艺术知识，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及综合素质，加强学生第二课堂的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等打下了坚实平台。

但是就目前而言，艺术教育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在广西民族大学的调查问卷发现，有72．5％的学生对学校的民族艺术教育现状不满意；有61．8％的学生表示未上过我校的艺术教育课程；；有78．1％的学生认为在学校接受的艺术知识对自己没有用处；60％的学生认为目前学校的艺术教育民族特色特色不明显。在学校的艺术课程设置上，有72．3％的学生认为目前学校的艺术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结构单一，民族特色不明显，无法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66．8％的学生未参加过学校的艺术类社团组织；70．2％的学生认为学校的艺术氛围不浓厚。但是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也了解到，有近75％的民族学生愿意致力于保护和继承发展本民族的民族艺术，同时也大约有65％的学生认为目前在学校没有有效渠道能够接受到较为专业的本民族的艺术教育。

综上，民族学生传承本民族民族艺术的现实需要和目前学校民族艺术教育能力缺失之间的矛盾，以及非艺术类学生素质教育的迫切需求和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有效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民族院校高度重视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重视艺术教育在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在民族艺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艺术教育改革。

民族院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析

（1）问题一：目前民族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缺陷。这些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教学目的不明确，对艺术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艺术教育在教学体系中仍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学分偏少。二是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陈旧。门类大多是音乐、美术、书法、舞蹈的通识性课程，授课方式也基本局限在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要途径，讲授内容大多是艺术教育的基本术语，或者是介绍艺术发展史的，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三是课程多以欣赏类为主，缺乏专业性技能培养方面的实践类课程。这主要表现在课程教材基本是艺术概论或艺术欣赏性质的，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一些皮毛的“知识”。由于缺乏实践的巩固，这些所谓的“知识”也会很快被忘却，无法融入到学生的知识结构中。此外，具有民族地区鲜明特色的校本教材几乎没有。

对策：一是重视艺术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只有明确教学目的，才能在教学中做到全身心、站在学生成长成才的角度去进行教学改革，把艺术教育真正到纳入教学计划管理之中，保证艺术素质内容、进程、质量的落实，保证学生掌握基础的艺术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二是改善和优化艺术教育课程。艺术课程的设置是高校艺术教学活动的起点，要与本校的办学方向、专业设置和学生需求相适应。“素质教育不是针对一个学生的全面教育，而是针对所有学生的个别教育”。在确保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有开拓型（介绍最新艺术流派、艺术理论观点、艺术作家作品等）、综合实践型（指导大学生戏剧、艺术展演等综合性艺术实践活动）、兴趣娱乐型等课程的开设，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三是创造条件，开设具有广西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艺术教育课程。广西12个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各自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艺术，要在高校艺术教育中设置专业化、特色化的艺术教育课程，加强同民族艺术氛围浓厚地区的全面合作，提高民族艺术教育教学水平，满足各民族学生学习了解本民族特色艺术的切实需求。

（2）问题二：现行的艺术教育核心评价体系不适应艺术素质教育的现实需要。现在大多数高校艺术素质课程教学考试仍以笔试为主，这种考查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上属于应试教育的范畴，无法让学生感受到艺术真正的魅力，也无法准确、客观的反映出学生真实的艺术能力。

对策：建立与艺术教育教学特征相适应的考试、考核体制是教学实际的需要。第一，重建艺术教育评价体系，把艺术教育成效纳入到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当中。艺术教育应纳入学校工作的整体，统一的教学计划中，进行科学、合理、有序、有度的管理、完善、调控和实施，让艺术教育在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体制中，拥有与其它学科同等的正规地位。麻省理工学院规定，获得学士学位必须修满360学分，而其中的72分必须是艺术课程。国内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也有类似的做法，民族院校可以借鉴。二是采用社会实践的方式代替笔试考核，过渡阶段可以实行笔试和实践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实践的考核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根据各艺术门类的自身特点自行设计，如音乐、舞蹈类可以通过参加校内的晚会、歌唱比赛等形式进行，美术、书法类可以通过举办书画比赛、送春联活动等形式进行，核心是让学生在参加艺术活动的实践中展示自己的艺术能力。三是把艺术类教师对艺术类社团组织的指导作为考核教师教学成果的重要依据。

（3）问题三：民族艺术师资力量不足，导致无力进行规模性的民族艺术研究和教学。就广西民族大学而言，目前艺术类师资主要担任的课程是艺术类学生的专业课和非艺术类学生的公修课教学任务。艺术专业开设的艺术类专业有艺术设计（平面广告和环境艺术设计方向）、美术学、音乐表演（声乐和器乐方向）、舞蹈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和广播电视编导，基本没有专业的民族艺术课程和师资。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类通识通选课近几年主要开设广西民歌及东南亚民歌演唱赏析、东南亚舞蹈鉴赏、广播电视现场报道、书法类、演讲与口才、中国少数民族歌曲、乐曲赏析、现代舞等，包含了一些少数民族特色的课程，但是比例不高（约占20％），课程内容也多是集中在音乐、美术和舞蹈类，其它形式的民族艺术涉猎不多。而且通识通选课往往采取大班教学，往往一个班200人以上，不便于开展教学实践，教学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对策：加强民族院校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现有师资进修。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针对我校艺术教育目前的这种状况，应采取专业教师和社会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方式给予解决。一是扩大艺术教师队伍规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各校担任公共艺术教学的教师人数，应占在校学生总数的0．15％～0．2％，以广西民族大学19000全日制在校生为例，艺术教师的人数应在29～38人之间，而实际参与公共艺术教学（限于目前开设课程）的老师有22人，没有达到的规定比例，需要补充教学力量。二是要为艺术教育老师提供成功平台，在参加学术研讨会、争取科研课题、安排教育进修等方而要给予倾斜，使他们在高校中有用武之地，做到安心、上心、不断创造佳绩。坚持学校专业教师与社会专家与学者现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针，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扬长避短，打造一支专业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艺术教育师资队伍。

（4）问题四：校园内民族艺术类演出、交流活动水平不高，专业性不强，浓厚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尚未形成。目前就广西民族大学而言，每年开展的校园艺术类活动主要有大学生书画大赛、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啦啦操比赛、迎新晚会等几项活动，此外还有基本上每年一次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以及不固定的歌星演唱会、艺术类师生的演唱会。另外，跟民族艺术相关的活动还有校运会里面的三人板鞋等部分民族类体育运动。应该说以上这些活动辐射面不大，对于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艺术类社团的活动也往往因为活动资金、专业水准差、无教师指导等原因开展不起来。

对策：一是要充分发挥艺术类社团组织的作用。规范和完善高校学生的社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艺术教育过程中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尤其要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建立大学生民族艺术团等各种艺术社团组织。同时加大对艺术类学生社团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打造民族特色鲜明的艺术类活动品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健康有益的民族艺术校园活动，在校园内形成浓厚的民族艺术氛围。二是要鼓励和支持艺术类专业教师对学校艺术类学生、非艺术类民族学生、艺术类社团组织等进行专业指导。把艺术类教师对大学生社团组织的指导纳入到教师考评体系，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加强与我区民族艺术氛围浓厚的地区联系，通过与当地文化艺术主管部门合作，邀请社会上民族艺术研究的专家来校授课、讲座，邀请民族艺术家来学校演出；组织专业教师和学生深入民族艺术保护和传承的好地区，在原生态的民族艺术中汲取营养，丰富课堂教学等。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作为音乐的骨架结构，和声在音乐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储望华先生在进行乐曲创作时，对民族的和声结构和应用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考量，然后结合西方和声的特点对《二泉映月》进行了改进，从而创作出这首具有历史代表意义的音乐作品。作为中西音乐结合的典范，《二泉映月》不仅沿袭了中国古乐的传统民族曲调风格，还融合了欧洲传统的三度叠置和声，两者之间的配合使得该乐曲旋律更为丰满，利用钢琴多声思维的特点来丰富单旋律乐曲，对声部的处理也恰到好处，从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钢琴织体。为了确保《二泉映月》的民主曲调特色，改编时并未对原有和声风格进行改变，而是将西方的和声手法进行了创新融入到乐曲当中，从而使旋律的变化更为丰满、细腻、柔和，更具有民族特色。《二泉映月》具有五声性风格，其特点在于“弱化”的方式不同，用替代音和省略音的方式调节三度叠置和弦中的调式偏音，从而形成新的和弦，如替代音和弦和省略音和弦，除此之外，还利用了五声性音阶材料和弦的纵横音调的不同，将横向改为纵向排列，形成纵合化和弦。与此同时，《二泉映月》中专有的二胡滑音也被小二度和声中的不谐和音响所代替和模仿，其效果较为显著，演奏出来的效果不仅没有破坏《二泉映月》的特色，还强化了其民族感染力，可以说改编后的感染效果更上一层楼。

二、气韵和意境

中国乐曲尤其是民族乐曲讲究的都是意境和气韵，只有深有其意的歌曲和恰到好处的意境才能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再配以中国乐器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民族乐曲所表现出的独具匠心的音乐情怀大都以装饰音和滞音为主，由二胡曲改编的钢琴独奏《二泉映月》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乐曲不仅传承了民族乐曲的表现形式，还十分得体的保留了可以彰显民族情怀的装饰音、滞音，其中对装饰音进行了大量的保留，而对滞音则进行了创新处理。传统的西方钢琴曲主要以清脆的音色为主，音与音之间连接并不紧密，而为了符合《二泉映月》的民族特色，储望华先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保留了大量的装饰音，将清脆的钢琴音演奏的百转柔肠、动人心弦，即在演奏过程中增加了音的层次显得气势恢宏，又保留了古曲的凄凉孤寂。而对滞音的处理则重点在于每段结尾处波音的运用，用波音代替滞音，既保留了原有的曲风特色，又有着钢琴独奏特有的演奏手法，其中休止符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凄凉孤寂场景的渲染，强化了《二泉映月》钢琴独奏时的感染力。

三、演奏技术

乐器之间的属性和表现风格各不相同，与二胡相比，虽然在演奏原曲《二泉映月》时稍显不足，但是由于其特有的演奏技术，完全可以弥补其中的不足，将传统民族音乐中的音色、音律以及滑音传神的表达出来，既符合《二泉映月》的民族特色，又将钢琴独奏的精髓表现的淋漓尽致。首先是节奏感的演绎，阿炳的《二泉映月》在演奏时显得悠扬顿挫、跌宕起伏，即使是在长音的演奏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感情的宣泄，为了保留这一特色，在钢琴演奏当中，不能有太过强烈的节奏感，否则会失去这种刚柔并济、恢弘大气的效果。其次是音律的把握，二胡独奏的《二泉映月》在音律上有明显的特征，与钢琴演奏有所不同，其音律不全是十二平均律，而是有明显起伏的，因此钢琴演奏者要针对这一特点进行反复练习和推敲，将音律的变化融入到演奏当中，使听众能感受得到。再次是滑音的运用。《二泉映月》有的滑音是二胡演奏的特点之一，因此钢琴演奏时要对这种装饰音进行着重的练习，因为滑音在钢琴曲谱上是没有任何标注的，只有演奏者在理解二胡演奏的基础上进行理解性的演绎，尽量做到婉转回肠、从容大气。最后是对弹奏力度的把握和音色的控制。这两者之间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二泉映月》的曲调较为凄凉，主要表现生活的不易以及坚韧不屈的精神。因此弹奏时的力度要恰到好处，不可太过强硬也不可太过柔情，整个音色的把握也要显得荡气回肠。

四、结语

《二泉映月》的二次创作不仅没有破坏乐曲原有的视听效果，还增加了乐曲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在艺术层次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储望华先生从演奏技巧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将钢琴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二泉映月》钢琴独奏就是其优秀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不仅保留了中国古乐的曲风、乐风，还将其引领上世界的舞台，使得更多的音乐大家和作曲家对中国的乐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中国钢琴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钢琴独奏曲《二泉映月》凭借着自己特有的感染力，向世人诠释了中国乐曲的博大精深，将中国乐曲带向了世界的舞台，成为了中国钢琴演奏家的必选演奏曲目之一，为开创中国乐曲新纪元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栗原小荻先生在不间断地从事诗歌创作、理论建构的同时，又于21世纪初始年代，将艺术的触角延伸到了书法和绘画领域。在进入该领域还不足十载的时间里，竟风驰电掣般地在艺术实践、理论发挥、市场攻势等方面，取得了出手不俗的辉煌业绩，确立了以诗、书、画、论为主要板块结构的，复合型的后意象派艺术范式。后意象派艺术的学理概念与创作发轫，亦由栗原小荻先生率先提出并付诸实践。历经几十载的不断拓展和完善，现已逐步形成了由诗、书、画、论“四大板块”为主体的，彼此链接探索的生态结构；并已建立起了属于后意象派自身的艺术思想、审美法则、艺术风格、语言范式的，创作与理论互为观照的运行系统。

栗原小荻先生把后意象派艺术的“经义”用这样几句话来归纳：点我心思之意，化我所察之物；以我天赐之灵，绘我心中之象；用我生存之验，走我脑海之路；抒我胸怀之情，造我艺术之境。如果要窥其后意象派艺术的全貌，当在已经问世的专著《后意象派艺术美学论》（华夏美术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后意象派艺术思想论》《后意象派艺术创作论》，以及国际国内其他诸多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文字中去做更为详尽的了解，此处不再详述。

意象派艺术之中的大型系列组画《云南秘境》，是栗原小荻先生最重要的代表性绘画杰作之一，在国际国内文苑、艺坛、学界、藏圈引起的关注更为广泛，轰动也更为强烈，令人非常震撼。笔者从各种信息资源处了解到：《云南秘境》系列绘画前9幅，创作于2010年初春，由北京的《艺术市场》2010年第3期、四川的《收藏人物》2010年第4期、广西的《南方国土资源》2010年第5期、福建的《收藏快报》2010年6月9日等主流传媒率先隆重推出；同年初秋又创作出3幅，而后，《中国文化报》《美术报》《世界知识画报》《东方收藏》《收藏参考》《四川画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学刊》《书画市场报》《四川戏剧•当代艺术观察版》以及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雅昌艺术网、中国日报网等数十家各类权威传媒相继予以推介，2011年12月由澳大利亚国际华文出版社结集出版画册《云南秘境》（诗书画论作品卷）；在此期间，参与对《云南秘境》绘画系列评说的国际国内的高级专家、学者多达百余位，网民关注度高达200余万。受此激励，栗原小荻先生于2014年春夏之间，再次创作出新画12幅，让《云南秘境》的绚丽之光继续放射。

关于后意象绘画《云南秘境》系列的创作过程和主要题旨，栗原小荻先生曾先后撰写了《走入〈云南秘境〉：并非自圆其说（上篇）》《走出〈云南秘境〉：仍非自圆其说（中篇）》《远观〈云南秘境〉：更非自圆其说（下篇）》等重要“创作谈”类文字，予以全面地阐述，分别发表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西南学刊》2010年第1期、2011年第2期和第3期。国际国内专家、学者对《云南秘境》绘画系列的研究和评估，从201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热力一直未减，主要聚焦在思想宏旨的博大、文化内涵的深厚、审美视野的宽阔、表现方法的独异等方面。栗原小荻先生也概括性地认为：自身的思想、独具的审美、创造的表现、原汁的品味等都是艺术的灵魂。他在《云南秘境》绘画系列中充分地调动了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运用抽象与具象、意象与幻象、亮象与影象、幻化与写实、抒情与叙事、神话与现场等多种表现方法，揭示、暗喻、张扬、缩放、涵括了来自人类历史、文化、宗教、种族层面上的，既为世人所知，又不为世人所知的“老云南”与“新云南”，对中国当代画家擅长复印生活、复印物象、复印思想、复印风格的—掠影式“民族风俗云南”或“边地风情云南”予以颠覆与摈弃，并将“地理自然魅力云南”提升为“人文精神魅力云南”，最终让其“云南”成为真正的美学符号和美学标志。栗原小荻先生把古老的民族文化挖掘得很有新意和深度，艺术表现技法又很现代和神奇的作品，从学术价值上看，是值得不断研究的；从市场价值上看，是极具升值潜力的。那么，后意象绘画《云南秘境》系列（现为24幅），为何颇受专家学者与社会公众如此的厚爱呢？它给了世人哪些启示呢？笔者仅在此概述两点，以飨读者。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是一个气象万千、山水异彩、种族众多、语系纷繁、历史复杂、文化叠加的区域。艺术家在此种题材和意蕴的处理上，既要观照自然与人文生态的本朴性与和谐性，又要表现此种生存状况的神秘性与合理性。如此充满生机和健康的力量，艺术家若没有足够的艺术思想的修养，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和史学功底的积累，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突出品质的。《云南秘境》绘画系列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体现了民族艺术精神通向人类优良意识的品格所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栗原小荻先生的笔墨不像某些画家那样，仅仅停留在对自然风光的浅显描摹，对民族风情的猎奇再现，而是着眼于审美的高度和纯度，对人性、神性、物性等客体，做深层次、多样化、超视距的揭示与表现，向世界传递民族艺术精神的正能量。在《云南秘境》绘画系列里，一切物象和一切意象，都是灵动的、互换的，充满了情感和梦想、故事和意境。由于审美视角的独具，因而构成了《云南秘境》绘画系列的奇诡和怪异。这一点，艺术受众应该是很能理解或欣赏的。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比如，一堂陶艺综合课，如何让学生更好地去感受陶艺几千年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示陶瓷艺术的美，或者走进陶艺馆，引导学生去欣赏陶土的魅力。让学生了解陶瓷的文化对学生的美术学习也有重要意义，再直接点请学生动手制作泥塑，亲自体验陶泥几千年的历史。民族艺术和美术学习相辅相成，对学生美术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美感的有效提高来说可谓事半功倍。

二、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

比如，在学习小学五年级的《水墨山水画》时，可以出示一幅山水图，先引导学生独立完成一幅水墨画，无论质量好坏，至少能让他们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提前体验我们中国的绘画国粹：浓淡干湿的变化，各种毛笔所表现出来的笔法等。

当然，在学生亲自动笔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播放一些古典音乐为学生创造绘画的意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画的无限魅力和艺术成就，这样学生将会从心底自然萌发出对于民族美术的无限热爱和崇敬，这对学生的学习和进步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尝试后，老师再用画家表现的山河，以及自己的示范向学生讲解，充分发挥了课堂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

三、要将小学美术民族艺术的渗透落实到生活实践中

生活中处处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的智慧和艺术，小学美术教学可以与具体的生活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无时无刻不体会到美术中所蕴含的民族艺术。例如，敦煌壁画、虎头鞋、窗花、中国结、剪纸、春联、年画等，我们都可以利用教师的示范或者是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感受民族艺术的魅力所在，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这样学生对美术将会有全新的思考和认识。比如，三年级的《门窗墙》一课中，我们就可以将学生带入大观园，去欣赏我们故宫中的各种门窗墙。比较苏州园林里的门窗墙和故宫里的门窗墙的区别。用各种比较和欣赏的方式，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小学美术民族艺术的渗透应该从小培养，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弘扬中华民族艺术是每一个公民身上的责任，我们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小学美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学生充分感受到美术中所蕴含的民族艺术。世上一切形象中，最吸引眼球的首先是最美的事物，只要我们善于观察，发挥想象，每件作品都会有意外的呈现。相信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小学美术中民族艺术的发展将会更加光明。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此作为高耸合栽。初次造型于1975年，初始为两缸球形五针松盆栽。作者大胆删截，保留上部理想枝条，开刀作弯，使之咯微下垂，合栽造景取其直势；惟将中间副干略斜势，求统一之中有变化，其体量在左右大树之间也恰好以为调剂。将左旁株双干基部直剖通底，使两株貌似三株，而三株又粗细相宜。主株高三分之一处朝左偏后蓄一道劲曲枝为背景，穿插于副树两干之间，并使两翼分枝为2:1得其统一中之变化，各枝片渐上逐层收缩，三株顶姿参差互补，而尤以结顶分外迂曲，其作品庄重肃穆，巍然挺立，众志成城，曲直相济。整体态势清刚朴茂、凝重苍雄，确有松年笔意灵趣。

一、潘仲连盆景艺术轨迹

潘仲连，浙江新昌人，1932年11月生，汉族。高级工程师，原任浙江盆景艺术研究会会长，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副会长：1994年5月由国家建设部城建司颁证，授予“中国盆景艺术大师”称号。1956年进入杭州园林局基层工作。1959年秋调至园林局机关办公室任文秘工作。1962年10月书面申请坚决辞去局科室工作，执意去基层――杭州花圃从事盆景园艺工作，直至退休。

40余年来，他如饥似渴地在中国浩瀚的传统文学里汲取和积淀了必要的文化素养，在悉心观察大自然中的山水、树木之情，感悟到盆景艺术中的阳刚意趣所在。由他撰写的《论盆景的优美与壮美》、《论中国盆景的风格与气质》、《摒弃创作中的自然主义》等盆景创作理论，独抒己见，提出中国盆景需要弘扬阳刚美，这对中国盆景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他创作的松柏盆景“不装巧趣，皆得天成”，得浑朴之道、狂放不羁之画风，刚骨苍雄、奇伟瑰壮之势。以心写树，以树拟人，自成一家之风范而蜚声盆景艺坛。

自1985年起，他的作品在全国历次盆景展评中多次获奖；更有甚者，在第四届亚太地区盆景赏石会议暨展览会上获金奖，并在昆明世博会上获大奖。

自1980年至1994年，他翻译了《日本盆栽通史》，与他人合作撰写盆景专著一部，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盆景的论著，发表盆景艺术论文数十篇。其论文除多次获杭州市科协优秀论文奖外，还曾获浙江省科协与省人事厅联合授予的优秀论文证书；其中关于园林与城建方面的论文虽不属其专业范围，也获市科协优秀论文奖。

在学习制作盆景的过程中，大自然给了他创作的源泉，地方人文的影响及先人制作盆景的示范又给了他创作的坐标。

古往今来的学人无不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滋养，潘仲连也不例外。他的盆景理论、诗歌、散文、游记、杂谈等无不散发着自然之新风，蕴涵哲理之辩，“一皆积微成著，而流之于笔下”；尤其他的盆景作品“弃斤斤细微冗繁之弊，较少匠气，劲扬刚骨之气，一泄胸中之意”。风格独特，自为一家。他有司空图说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艺术个性，通过他的作品(盆景作品)、文品(文字作品)，无不体现出他对传统文学的积养，以及对中国传统盆景文化研究的独辟蹊径。中国画坛巨擘刘海粟曾说过：“画到最后画修养。”实际上任何一门艺术的高级创作都是一种修养的体现，达到创作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手段、技巧在一定时期内尚能把握，而修养则有赖于长期的多方面的积累。正是文化修养的积淀，才使潘仲连的盆景作品达到了以无言之树代人言的境界。

二、潘仲连盆景艺术创作思想

在盆景艺术的创作构思中，反对刻意求曲，追求阳刚之美，争清刚之气，蕴藉东方书卷气，摒弃自然主义，寻求艺术个性――这些是潘氏最主要的美学主张，其阳刚之美又是他盆景创作思想中最基本的核心。他提出的“清刚之气，蓬勃朝气，东方书卷气，时代气息，原始气息”，为其阳刚之美的全部内涵。这一立论对当今中国盆景艺术的健康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汪菊渊先生生前在致潘氏的信中曾评价为：“如此纵横立论为国内所仅见。为面向世界盆景艺术提出的五个方面，也极有见地。”从宏观上看，若阳刚之美的立论在中国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得到响应，必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民族文化的振兴。从微观上讲，它是对传统盆景造型“以曲为美”观念的叛离和突破，它在中国盆景艺术史上，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三、潘仲连盆景艺术风格

潘氏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盆景艺术大师，正是由于他的作品有若鲜明的个性和较强的民族风格。他在优美与壮美的美学范畴里，侧重壮美。以高干型、合栽式为基调，讲究自然动态，注意节奏力度，并以动态美来体现昂扬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不乏东方书卷气和阳刚之美。

艺术创作中的个性体现，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作品如果没有自家面貌，也就说不上是中国盆景”。潘氏一贯倡导的盆景艺术要有传统文化的“书卷气”，正是为了寻求中国盆景的民族性和作者自家的个性。“民族性是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资本”，它是以开放的胸怀，主动地正视和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技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又不丢失本民族的特色。现代艺术应该是对传统(包括民间艺术)进行反思之后的扬弃，立足于变革而不是全部沿袭不变，抑或是全盘否定传统。当然西方现代意识突出个人的创造性与独立性，我们的盆景艺术由于受传统文化“趋同”思想的影响，尊师、重法、仿真、仿他人之作，胜于珍惜自家的创造性和个性。日本盆景同仁善于以草书章法去营造古柏盆景枝干的“白骨化”，借鉴中国画的风格创作的“文人木”盆景，确实是令人神往的。他们的聪明之处，就是善于从外来文化的精髓里汲取有用的东西，滋润其盆景艺术，创作出新的盆景形式，而并非全盘照搬别国盆景的一招一式。日本同仁这种不断借鉴吸取他国文化艺术之长而形成的“国风”特色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日趋深化，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各国艺术的融合确属大势所趋。但“融合”不是艺术的“大成”，不是用一种普世合一的规格来规范世界艺术，取代民族特色……融合作为一种趋势，是给各民族艺术注入新的血液，给予外部刺激，使它新生而不是被彻底同化。

潘氏以为：“盆景作为高层次艺术品，其风格不能不带民族性。有些人只强调技艺交流的普世性，而对表现民族性的探索抱着虚无主义态度，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艺术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联，应当首先属于本民族的，然后才能属于全人类的。惟有富有民族特色，才能分外受各民族的赏识和珍爱。”潘氏认为：“……我们在各自寻求本人与本地区盆景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共同探索如何对海外更鲜明地显示我国盆景艺术的民族精神。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才能在国际上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竞争力，才 能与‘盆景创始国’的荣誉相称。”他一直以为寻求盆景艺术中的民族特色，才是中国盆景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潘氏是浙江盆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选材料，以浙人传统的松柏为主，杂木为辅。松类则以五针松为主，罗汉松、黑松为辅，其他松类次之：柏类则以圆柏为主；杂木类主要有雀梅、榔榆等。这种以本地树种为主、外来树种为辅的定向，不仅使材料选择有着广阔的空间，亦使取材适应本地气候，容易保持其旺盛生机。潘氏造型特征，以高干式、双干式、群体式为主。而五针松盆景《仰天长啸》、《亭亭山上松》，黑松盆景《秃莽》、《草书》，罗汉松盆景《岿然》，黄山松盆景《太瘦生》为单干式：五针松盆景《轩然》、《听天籁》、《苍松轩翥》为双干式：群栽式的有五针松盆景《刘松年笔意》，金钱松盆景《疏林》，水杉盆景《初夏》等。另外，潘氏还有擅长巧用材料的特点，营造或奇倔怪拙、或风骨道劲、或富有哲理思辩、或寓生命赞歌、或纳书香气息的盆景形式。如他的圆柏盆景《泰岱风骨》、《垂云》、《寿》，雀梅盆景《汉纹天成》等，可谓不拘一格造艺象，独辟蹊径写真魂。其作品善于以刚寓柔、以动写静，且用拟人手法、书画的意趣，使树石人格化，吐纳清刚之气，而避小气、俗气、媚气和匠气。高干盆景的造型，远离臃肿与纤弱，以挺拔、道劲的直线，塑造威武、雄壮、耸峭向上的主干形象；结顶欹斜诘曲，刚中见柔，板实中寓灵活：其枝或偃亚层叠，或拖拽轩翥，与主干相谐；整体造型仿若勇士屹立，呈凛凛难犯之概。双干式、群栽式的主干亦大体以直为主，以曲为辅，直曲互补，刚柔相济。其态势森森然，颇得苍松神韵。其枝叶或呈片状，或呈拖势，进退收放，各随所宜，其他盆景形式亦能奇正相依，拙中藏巧，于茂密中显骨力。潘氏对树石的理解和各种态势的娴熟驾驭，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浙江奉化三十六弯五针松可谓漫山遍野，千家万户皆以此谋生。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盆景历史悠久，加之历代文人骚客、绘画名家辈出。潘氏充分利用当地这种地理与人文优势，潜心钻研和总结本地区盆艺及相关理论，为浙江盆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独立平川霸岁月　苍莽虬枝欺野风

这是潘氏与蒋焕章先生合作的五针松佳品。其主干挺立轩昂，硕部次第欹斜紧缩、扭曲。副干上部让出，并有虬枝婀娜悬空腾舞，映带前后，似可闻松涛呼啸。主干枯味乃天然形成。作者仅稍加修饰纹理走向，使之与上部垂枝动感相呼应，树脚配一方棱黄石，缀以小丛竹，暗寓“顽石劲松”之意。

穿岩裂石俯万壑　饮云吐月化铁身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纤维艺术，从以往的艺术形式上来看，它既不属于绘画，也不属于雕塑，既不用笔，也不用纸。由于所选用的制作材料是棉、毛、麻、丝、塑料、金属及人造化纤等不同性质的纤维，故称为“纤维艺术”，主要分为平面、立体和空间三大类。它是在挖掘和研究传统染织艺术的基础上，在现代艺术发展中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并逐步独立。最早的纤维艺术的雏形，出现于中世纪西欧古堡的墙壁上。它既防潮保暖，又起着美化与装饰环境的作用。后来又受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复兴运动以及包豪斯等革新力量的影响。现代纤维艺术始于1930年。有一位安娜・欧伯丝（Annealbers）夫人，她首先制作了纤维艺术作品，在美国展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纤维艺术盛行于西德、日本、瑞典、美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确有与雕塑艺术并驾齐驱的倾向，从平面到立体，甚至对于时间的追求，一举揭开了纤维艺术的新局面。

现代的染色艺术，是把以往用于纺织品图案的印、染色技术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现代视觉语言，全力追求画面的简洁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现隐藏于画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个性情怀。有资料显示，从人类开始装饰自身的时候起，染色艺术就诞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蜡染，也有发源于我国而后又在唐代传入日本的蜡染织物。然而，把染色艺术发展到如此面貌崭新和艺术高度的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从为海外万国博览会制作壁挂及其它纪念性作品，染色艺术已经和油画、版画、日本画等其它绘画艺术一样，广泛得到政府的支持、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国民的喜爱，从而确定了它在美术领域的独立地位，成为国民喜闻乐见的新的美术形式。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

二、艺术与科学结合。学校设有材料学和染色学课程并备有染色实验室，其教学不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纸上谈兵，除进行必要的绘画学习外，还要掌握材料的选择、染色配方、工具的使用和工艺流程。让学生把自己的设计意图付诸实践，独立完成一件件作品的构思与制作。通过实践制作，启发受教育者不断发现各种纤维材料在造型上的可能性和表现力。

三、培养手段多样。如立体造型课，首先是通过对各种材料分割与构成的训练，加深空间思维意识，最终要求能创造出具有力量美感的立体造型作品。摄影艺术论讲座重点在启发学生的视觉敏感性和从生活中不断发现美的元素。美术鉴赏则通过作品鉴赏和民俗学的学习与实地考察等，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促使艺术的创造者研究艺术与社会、文化、历史、生活的血缘关系。并能撰写出独具见解的艺术论文。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8篇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既是西夏史本身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1]；天圣八年(1030年)说[2]；景?二年(1035年)说[3]；景?三年(1036年)说[4]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 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5]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6]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论者认为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回鹘；沙州为龟兹回鹘国的中心)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1146年至1227年间。[7]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关于西夏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成果不多。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攻占瓜、沙二州后，在建制上沿袭唐宋旧制，仍设瓜、沙二州，品级属“下等司”。认为西夏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敦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指出，党项占领瓜沙以后，回鹘和曹氏后裔仍继续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皇?（1049～1054）以后，西夏才有效地控制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虔信佛教，在敦煌兴建和重新修复了多处石窟，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对于西夏时期在敦煌开凿的石窟，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动乱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为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分布。

经过近千年的开凿，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故在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和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像》（《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等；在艺术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中国壁画全集·敦煌》10，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在敦煌的西夏壁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自然包含着丰富的古代音乐、舞蹈资料，郑汝中《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乐舞图》（《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庄壮《西夏的胡琴与花鼓》（《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进玉、马怡良《从敦煌文物谈西夏的科技成就》（《第二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吉，1996年）对西夏时代敦煌的科技成就作了概述。

最后需要述说的是段文杰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6幅玄奘取经图研究。这些壁画有4幅可见于榆林窟4幅，2幅可见于东千佛洞2幅，该文通过细致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指出：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神情风采，已在西夏壁画中初步展现；猴行者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有同有异；壁画中的取经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创作而成。[8]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9]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0]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2]，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3]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4]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5]

六 几点体会??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

[1] 余尧《漫话河西走廊》,《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2]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宿白《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5期，1951年；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与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

[4]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略论沙州回鹘与西夏》，《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炳应《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同氏《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5]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

[6] 孙修身《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7]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8] 段文杰《玄奘取经图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9] 王静如《引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33页。

[10]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3页。

[11]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同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2]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

[13]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14]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9篇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美术教师，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己近七个年头，这份美好的工作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次次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一回回与学生的心灵碰撞，都让我的生命多了一份惊喜，多了一份幸福，多了一份期待。我惊喜于学生无穷的创造力，幸福于学生无尽的求知热情，更期待着适合学生的新的教学理念的诞生。

一次偶然的翻阅，让我知道了国家艺术教育课程改革开始了，而且新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都较原来的课程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一次新课程的培训，—次新课程讲座的聆听，一次新方法的尝试，让我隐隐感觉到了这场变革将给教师带来严峻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也就是说，新一轮国家艺术教育课程改革将使我所处的角色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让我欣喜，让我深感自己的责任将越来越重大。

作为一名站在教学第一线的美术教师，新的课程环境下重新塑造自己并界定角色智能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因此，在新课程的环境中，我将和我的学生一起成长。新时代、新思潮、新理念、新尝试、新改变……一切都会悄悄的发生变化。

第一、我将由原来的美术知识的传授角色转化为学生学习知识的促进角色。

在此之前，反思、剖析传统教育下的美术课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种不中等的关系。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绝对的权威，以前我们教师以成人的要求、专业的标准要求学生，要求学生该怎么画就怎么画，该画什么就画什么，这种完全由老师规定课业内容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脱离了学生的生活经验，把学生沦为学习的奴隶，使学生不赶轻易出手，加重了学生的自卑感，导致学生对美术望而却步，学习兴趣荡然无存。

而且，老课程本身具有许多的弊端，且综合性和多样性不足，又过于强调学科中心，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即偏重于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学习内容单—、高深、繁多，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倾向，完全背离了个性发展的特点。

新课程标准则不然，它确认美术课程是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制作过程……在美术学习过程中，以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完善人格为总目标。教师不能把学生的大脑当容器，更不能以知识权威者的身份横在学生面前，而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潜能和个性灵活处理教学活动中的问题，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教师充当的是课堂的组织者，应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创设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相互合作的关系，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树立学习信心，实实在在地作为教学活动的指导者、促进者、鼓励者，使学生把你当作心目中的“大朋友”，愿意和你接近，愿章和你交流，愿意你分享他们的欢乐……

有了这些新的思索，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也做了些新的尝试，慢慢的觉得这些变化是可行、效果是不错的。

第二、我将改善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围绕教科书做一些新的资源开发和累积。

在一年多的教学实践中，越发的觉得新课程迫切需要的、呼唤的是知识面广且多才多艺的综合型的教师，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一直以来音乐教学和美术教学活动都是分科进行的，各自的角色—旦确定，就只管吸收自己领域内的知识了，往往在自己所教学科的砌起下高墙、且悠然自得的满足于现状。如今的改革，使我很敏感的意识到这种单一的知识结构，远远不能适应新的艺术课程改革的需要了。如我年教艺术七年级下册《春日抒情》之《播种希望》一课时，里面所涉及到了乐器知识、语文中的诗词解读知识，还有关于春天气候方面的知识等，我感觉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所以，越发的感受到新的艺术课程迫切的要求艺术教师要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具有更开阔的教学视野。除了要掌握应有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当涉猎其它学科领域的知识，而且要力图获得比学生更为丰富、详尽的资料，才能对艺术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准备，解决起来游刃有余。以综合艺术课程为例，每—个单元都是—个主题，比如《艺术与数》、《秋天的节日》、《线的情感》、《黄土地的畅想》等，每一个主题都渗透了舞蹈、戏剧、散文、绘画等多种艺术和其它的学科知识，同学们在学习美术、音乐知识的同时感受各种知识的快乐。作为每一个美术教师要上好这样的课，必须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要不断的攀登知识的颠峰，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学生—个艺术的诠释。

知识无边，资源无限。正是因为如此，我在反复的实践探索中，越发觉得仅仅靠教科书为唯一资源上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艺术课程资源需要不断的开发并要很好的利用，才能上课的质量保证上课的量和效果。原有的音乐、美术教科书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需要，越来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惟一的课程资源了。动—动脑，自己思索一下，学校里学生的艺术作品展览室、图书馆、省级市级艺术馆、各种民间团体、校内外的网络资源及美好的大自然，不都是我们艺术教学的最好的资源吗!

充足的资源找到了，还需要我们的教师去组织、去开发、去利用，要学会主动地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为自己的教学活动服务。教师还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出课堂和学校，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社会的的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如我在上《春之歌》那课时，就带着学生到江边放风第，让学生在广阔的、充满春意的大自然中自由的翱翔。

那么，这些艺术课程资源如何来开发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源远流长的民族艺术文化，正是美术与音乐综合课程大力开发和利用的宝贵资源，如藏族的歌舞、朝鲜族的荡秋千、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以及汉族的民间手工艺等。都是民族艺术文化的体现。对课外、校外艺术资源的开发，包括家庭艺术活动(如休息天的郊游，参观博物馆等)，社区艺术活动（如镇上组织的书法、绘画比赛，演唱比赛等)，少年宫艺术活动(星期天及节假日的各种美术音乐兴趣班等)，区、县艺术比赛等等。还有，对蕴涵着艺术的自然地理资源也可以进行开发，独特的地形地貌，壮丽的山河……”总之，只要用心去想去做，我想这些丰

富的艺术课程资源将给我们的艺术老师带来全新的艺术感悟，也将给我们的学生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

第三、将对学生的艺术学习作出合理的、充满人性的评价，不断的激励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

—支红笔，优良中下，“好”与“不好”，“象”与“不象”……一切都那样的自然。除了这样的评价方式，就再没别的让我觉得站在我的立场评价学生的最合理的评价方式了， 且不知这样的评价方片面强化了评价的界限，让我尴尬的扮演着终结性和惟—性的课程裁判者，致使学生始终处在一种被评价和被测试的被动境地，给了他们自卑和压力，就好比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石块，而要求他们轻松的游过河。经过全新的思索和实验，印证了新课程标准评价理念要求美术教师从关注”人”的发展着眼，重视课程评价的教育发展功能，从而促进教师从评价角色转向课程学习和发展的激励角色。经过实践，我发现要这样把握：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我以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没有兴奋的情绪怎么激励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如讲《春日抒情》那课时，我播放春天来临时大地发生变化地影片，同学们在柔和的音乐声中积极的讨论着，尽情感受春天所带给人们的欢乐……让学生充分感受春天冰雪融化，大地一片生机到处都有生命在萌动。我还经常用讲故事、师生共同表演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们的学习情绪，使学生在良好的情境中得到了美的熏陶，在美的环境中自然轻松地增长了知识，培养了他们的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没有兴趣，被动的学习，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那反之学生若有了学习兴趣，也就有了表现的欲望与冲动，教学就轻松多了。又如在上《线的情感》的时候，我让学生用线来描绘一样事物，随便什么的事务都可以，我尊重他们的个性，让他们可以按客观去描绘，也可按主观意识去表现，既可以用写实地手法，也可以夸张、变形，画完了还可以在旁边写—下自己的见解。实践证明，这样有利于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他们都能创造出风格各异的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另外教师要用发展地眼光看特学生，会给他们的学生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在知识的理解与表现中会参差不齐，为了挖掘每一个学生潜在的能力，我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个性及造型特点的不同，分别进行鼓励和引导，使每—个学生都得到个性的张扬。在辅导学生作业的过程中，我降低标准，不用成人的眼光看待学生门的作品，也不用”画得像不像”作为衡量的唯—标准，大大的鼓励了我的学生，使他们对学习美术充满了兴趣。大名鼎鼎的沃尔特·边斯尼小时的经历就值得我们借鉴。他上小学时，曾把花朵画成人脸，叶子画成手，这神奇的幻想非但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得到的是老师的—顿毒打，庆幸的是这并末让小画家夭折。今天，这样的事将不再发生。作为老师，特别是从事充满色彩的艺术教学的教师，千万不要吝备用最美好的语言激励你的学生，如：“你画的真棒！“你的画色彩搭配的真漂亮！”“你比老师画的好”……学生们会因此得到鼓励，更会为每一个学生留下成功的机会和希望，对孩子们的—生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完这些思考，我并未觉得轻松，反而觉得些许的沉重，中学艺术改革中的美术教师们还将面临更多的考验，接受更多的挑战。作为一名新课程理念下的中学美术教师，我会努力努力，再努力，尽自己所能为新课程改革添砖加瓦。参考资料

1、 《中国美术教育》2003年1、2期中国美术教育出版杜

2、 《艺术课程标准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 杨立梅

3、 《课堂艺术》 江苏教育出版社

民族艺术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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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8月24日，演员在北京国话剧场排练舞台剧《战马》

中国国家话剧院把国家下拨的人才培养经费，全部用在了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上，还撬动了5000万元的社会资源。

2015年9月4日，与英国国家剧院历时两年联手打造的这部“英国文化的新象征、英国伟大的国宝级作品”的中文版，开始了首轮为期5年的亚洲巡演。

中英“国字头”剧院合作一出戏，《战马》（中文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英国国家剧院每年的票房收入有1亿英镑之多，“这可以为我们国家艺术院团的管理提供很好的思路。”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西欧处处长郑浩告诉《t望东方周刊》。

更大的背景是，后工业化时代首提“创意产业”的英国，努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蜕变升级的中国，都将“创意”视为潜能无限的发展动力。

战马昂头嘶鸣、于亚洲肆意驰骋的夏末秋初之际，以“创意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季在泰晤士河畔开幕。

更早些，4部中国剧目登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舞台――2014年，这场创立于二战硝烟还未散去的“糟糕”年代，却把被战争撕裂的欧洲文明“缝合”起来的艺术盛宴，吸引了超过41.5万名观众，票房收入超过315万英镑（约合2882万元人民币）。

此外，上海时装周将参加伦敦秋季时装周，深圳工业设计协会将在伦敦百分百设计展举办中国馆活动，文化部将与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合作，举办“中英创意产业及文化贸易论坛”……

以上种种，都是中英人文交流的“杯中酒”。

英国博物馆的深圳连锁店

来自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以下简称V&A）的资深策展人路易莎・蒙高妮，从2014年10月起被“借调”到深圳3年，担任蛇口V&A展厅的主策展人，并负责蛇口设计博物馆与伦敦V&A博物馆合作项目的管理及联络。

“早在19世纪，招商局集团（其前身轮船招商局）就开了送中国儿童赴美留学之先河，他们深度介入了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蒙高妮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是V&A选择招商局集团作为合作伙伴，在蛇口“开分店”的原因。

而在2013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V&A将山寨的苹果牌验钞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牌、还有为了通过工厂安检而去掉了金属骨架的胸罩，搬上了名为“价值工厂”的展台。

在蒙高妮看来，这些介于工业与后工业，生产与文化、商业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物品，指向了塑造作为“设计之都”、“创意之城”的深圳今日面貌的隐形力量，“而蛇口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摇篮。”

这个被作为“中国首个大型设计博物馆”而打造的蛇口“分店”，是V&A对外品牌输出的一次大胆尝试。“勇气源于中国政府面向未来，作出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重大战略转移，对设计教育、设计推广以及创意中心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大。”蒙高妮说。

中英博物馆交流合作已有30余年。1973年9月28日至1974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行，为期4个月，共吸引77万余人参观，包括时任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

2010年，故宫博物院“借出”清朝黄袍给V&A在伦敦举办展览，V&A还推出过中国古代书画展。

2012年，英国在中国举办“最大的英国艺术节”――“艺述英国（UK NOW）”，这已被纳入中英人文交流机制的大盘子。

其中最大的中英合作展览名为“瓷之韵”，于当年6月22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揭幕。展览精选的是大英博物馆、V&A馆藏的148件（套）精美瓷器，包括中国明代外销瓷器、早期欧洲瓷器等。

“两国间的交流，不应仅仅满足于以‘展品互借’为载体的文化推介。”在郑浩看来，博物馆的交流向更深、更广发展，可以“照出两国人文交流路径‘由表及里’的影子”。

瓷器和书画的“走出去”与“请进来”，显然已不够“解渴”。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机构对机构更有深度的合作，越发迫切。

郑浩举例说，“三年磨一剑”的《战马》中文版，带给中国艺术院团的绝不仅仅是“做了一部戏”，而是从用人机制到演出技术、营销观念的全面转变。“用在博物馆上，道理相通。”

“我国博物馆呈飞速增长，2008年，不到三天就增加一座;2011年，一年新增395座;到2012年，总数已达3589座。”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博物馆协会支委会委员安来顺告诉《t望东方周刊》。

2015年3月底，文化部举办“中英博物馆高级管理人才工作坊”，邀请了30个城市的50名中方专家与会，却有30名“不速之客”自费来听。

现场，既有关于数字博物馆、公众战略制定、展品投保、民办博物馆运行和管理机制的讨论，也有来自深圳宝安的劳务工博物馆负责人请教哪个英文译名更地道。

“在英国，‘劳工’同‘工党’共用一词，所以我们称‘人类博物馆’，或者可以用‘移民’？”英国曼彻斯特艺术画廊、惠特沃斯和曼彻斯特博物馆总监周柏格斯，这样给出建议。

“文化隔阂”如何“破壁”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英人文交流的现实有些“骨感”。

2013年11月的一个伦敦华语电影节上，赵薇导演的《致青春》在伦敦西区的奥登影院上映。这部国内首日票房4620万元的大热影片，在这里的第一场只有27名观众，且都是中国面孔。

英国电影制作人加里库尔茨认为，目前中国电影难以打开西方市场，原因在于文化隔阂。

“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文化‘走出去’不能靠硬闯，要合作共赢。”郑浩说，“妥协在所难免，要接地气。”

比如，把国内最流行的综艺晚会搬到欧洲，多半是不灵的;再比如，一次次登上国际舞台后，中国杂技的创作理念也在转变，即在“美”与“情”的前提下去追求技巧的“新”与“难”。

“所以要对话，要合作，实质性的。”郑浩说，对话也是一种技术，在对话和合作中消除中西文化误解，突破文化隔阂，打开创意思维的疆界。

事实上，发展文化产业，让两国的文化产品通过或官或民、或商业或公益的渠道走出去，都需要有一个基础。刘延东副总理曾多次强调，中英人文交流的主体是民众――缺乏民意基础的文化消费绝不可能实现。

有强大制作能力的英国电影界，对爆炸式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青睐有加。英国电影产业在全球电影总票房中占比7%，每年为英国经济所作的贡献高达42亿英镑。伦敦投资局的研究表明，每向电影业投资一英镑，最多可使英国经济受益2.5英镑。

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或将成为中英电影交流的一种新尝试。制作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等影片的英国著名制片人邓肯・肯沃西，打算把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翻拍成英文电影。

一种最好的跨文化交流状态或可期待：以人类共通的理解为基础，又不失对民族艺术形式的自信。

门当户对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SIDA）秘书长封昌红和Cyril Ebersweiler，英国创投基金SOSventures旗下的硬件加速孵化项目、也是全球第一家硬件孵化器Haxlr8r的创始人，共享一种名为“深圳”的信仰。

这座居民平均年龄30岁的新兴之城，已被称为“硬件的好莱坞”，成为中国最火热的“创客之城”。

直接把办公室设在曾因山寨手机而闻名的电子市场深圳华强北，Cyril Ebersweiler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里能够让创客们很快找到原材料，这是美国和欧洲、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实现的。”

他相信，中国变得很酷只是时间问题。

封昌红和SIDA帮助深圳抢占国际制高点的行动，大规模始于2008年。 2010年12月6日，英国首都伦敦，一名参观者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博物馆）的“紫禁城皇室服饰展”媒体预展上观赏展品

作为国内首个加入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的行业组织，SIDA发起成立了全国工业设计产业创新联盟;携手香港设计中心发起成立深港设计中心并纳入“深港创新圈”;并先后与香港、台湾、以色列、印度、新加坡、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等地设计中心签署了设计合作协议。

2011年，“深圳设计”首次代表中国，组团参加设计界最高规格的英国伦敦百分百设计展。

“刚开始对方并不认可中国设计，认为都是模仿和抄袭，根本没有自己的创意。但是，后来我们用许多事实和获奖作品说服了他们，终于打破了这块坚冰。”封昌红说。

到2014年，深圳获得了34个德国的iF奖和17个红点奖，这是全球工业设计界最有名的4项评奖中的两项。2013年一共是49个，2012年是34个。

破冰的故事也有了续集：深圳与苏格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深圳宝安和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建设运营“国际创意产业孵化中心”。

2015年5月，深圳-爱丁堡国际创意产业孵化中心在宝安F518时尚创意园落户。而中国的小微企业“带上创意，去爱丁堡做个创业旅者”的愿望，也将在9月成行。

深圳在这头，拥有6000家工业设计机构，在职工业设计师及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2013年，深圳工业设计产值达42亿元，创造经济价值逾千亿元。

爱丁堡在那头，背后站着ATM机、马桶、青霉素、核磁共振仪、彩色摄影以及克隆羊多莉等“苏格兰创意”。

“这是一次门当户对的结合。”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卢墨雪如是说。

深圳与爱丁堡的创意联姻，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中英两国在对“绿色经济”――以创意为媒的文化产业的重视。

2015年上半年在中国举行的“英国文化季”以“新世代”为主题，旨在向新一代的观众、以新一代的艺术传播方式、推介新一代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而下半年以“创意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季”，将通过戏剧、音乐、舞蹈、设计、时尚、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向英国公众介绍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

在郑浩看来，这种“不谋而合”，体现了中英两国对文化产业具有高增值性、高融合性、高成长性、低资源消耗和低排放等特征的共同认知，符合后工业化的英国和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发展思路。

英国的创意经济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根据2014年公布的官方数据，英国的创意产业每年对其国家经济贡献高达714亿英镑，相当于平均每小时就有800万英镑入账。

如今，从创意经济占国家GDP总量的比例来衡量，英国拥有欧盟最大的创意产业;从绝对数量上看，英国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最成功的国家。

在中国，文化产业对国家经济体量的贡献虽不如英国亮眼――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占GDP 3.48%，但以文化大开放改写“文化逆差”，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已是绝对方向。

“中英两国都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都珍视传统文化，也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创新、创意对推动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优化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文化部外联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蒲通表示。

门当户对的结合，这句话再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