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1

1.“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和特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宽容相待、携手共进的历史。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和睦相处，形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化观念与意识，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特色，成为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化的“多元”与“一体”统一于我国文化发展史中。具体来说， “多元”是指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既各具特点，又相互区别，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各民族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源泉，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一体”是指中华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共同性和一致性。

纵观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形成了源于中国本土的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一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长期共处、和谐共生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

以新疆为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迁徙流动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之地。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集散地，新疆曾汇聚了西亚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汉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绿洲文化、草原文化和高原文化等多种文化样态，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和形成的勤劳勇敢、正直诚实、重义守信、热情好客等优秀道德品质和良好道德风尚，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质，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2.不可割裂 “多元”与“一体”的内在关联性。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避免割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谨防以下几种错误倾向：一是求异性。即把少数民族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剥离出去，切断与中华文化 “一体”的关联性，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强化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只认同本民族内的族群文化，否认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这一错误认识把中华文化看作是游离于各民族文化的外在文化，导致民族分界意识增强，偏离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 “三个离不开”的原则；二是窄化。即把中华文化仅仅归结为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甚至以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造成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出现认识偏差。三是浅表化。即对各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服装、习俗、歌舞、饮食、建筑等显性的层面，缺乏对各民族优秀文化内核的深刻认识与深度挖掘；缺乏对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的深层次认知把握。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深化对“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的认识。要使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集合体，这种多元多层次的民族结构，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前提。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进程中，若过于强调“多元”而淡化“一体”，不但会造成不同民族间“文化隔离”甚至对立，不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且有可能被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潜在危险。多年来，新疆的极端宗教势力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鼓吹“民族至上”“新疆是维吾尔族人的新疆”等，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共同生活发展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铁的事实，蓄意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对立，破坏和睦团结的民族关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针对这个问题，从正确认识文化多元一体关系、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手强化宣传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

3.正确认识“多元一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样性是一体性的前提，差异性是统一性的条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组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也离不开多元，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是主线和方向，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合力打造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多元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大的活力。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共识，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共同心理、共有文化的发展。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2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按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2020〕5 号)文件要求，结合队伍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现将具体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高效的组织领导保障大宣教工作落细落实

党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充分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宣教工作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根本性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将大宣教工作摆在重要日程,细化工作措施,提高工作精准度和有效性,保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以强有力政治引领筑牢大宣教思想基础

党委以深化理论学习为先导,坚持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精心组织专题学习，以学习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关于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讲话为主线，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与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系统学习领会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实践要求的认识和把握。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增强党员干部共同体意识。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不论是促进民族团结，还是确保各项事业发展，都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正确政治方向。

三、发挥 优势实现大宣教工作见成效

按照《 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责任分工方案》要求，党委对干部教育培训、教研咨政工作、宣讲活动等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努力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做出表率。

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纳入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内容，优化教学布局，教学中把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出的十二个根本遵循的重要论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确保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同时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开展国情、省情、市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培训使学员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深植爱国主义，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信自觉。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3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和自由决不能离开共同体，他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作为人类在共处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共同体”是一个描述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共同意识是维系共同体群体性存续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是一个历经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自党的十以来，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阐述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其重要性。2014年5月28日，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2015年8月24日，在中央第六次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提出：“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等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及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必须坚持意识形态的政治上高度认同

一个民族的繁荣，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力量、丰富的精神力量、完备的制度和法治体系，也离不开各民族成员心理的认同和思想的统一。认同是人们心理层次的情感和认知，是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组织的理想信念和作为的高度认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在认同的基础上而作出的选择。当前，全国上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这种共识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在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选择、各民族人心所向的同时，还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先进性，以赢得各族群众的认同、信赖和拥护。

（二）必须坚持经济共兴繁荣价值理念

多次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民族共同体是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民族的进步，不能只看一两个省、一些省市地区的繁荣发展，而是要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这样才是真正繁荣富强的民族，正如所指出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样。中华各民族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既有自己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又需要各方面利益协调，相互帮助、相互交流、相互交融，以达到共同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制定重要政策和战略举措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

（三）必须坚持“文化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表现为各民族各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文化多样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凝聚的核心和基础，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形成的中华文化共性。文化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根植于当代伟大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体，也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的共同体。

（四）必须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即是治本举措之一。必须构建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民族团结教育格局，民族团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增强全体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要拓宽民族团结教育范围内容和形式，既要教育汉族，也要教育少数民族，进一步着眼于各民族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大团结意识，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弘扬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旋律在学校、社团、企事业单位、社区、家庭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全方位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形成纵横交错的民族团结教育网络，不断增强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促进社会安定，实现共同发展进步。以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抓手，推进城市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切实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五）必须坚持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发展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结构上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多元”是指我国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结成了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结语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证。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健康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强化“三个离不开思想”“五个认同”理念，是促使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及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增强民族团结，需要全民族每一位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7]杨昌儒.民族文化重构试论———以贵州布依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1)：66-71.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亚文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让世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并未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枯萎，反而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表面上看，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大国的强权政治、威权解体下的失控、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失误、殖民主义的贻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是引发民族分离主义的重要因素。但是仔细深究，文化因素才是现象幕后的真正本质。它主要体现在亚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层面。

在这方面，学界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相关探索，有的侧重于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问题，如台湾邵宗海等编著的《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王希恩的《说民族认同》，有的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探讨以地域为基础的亚文化，如Crosston Matthew的Shadow Separatism：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Consolidation，Bur-ling，VT：Ashqate，有的从民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Spencer，Metta.的Separatism：Democ-racy and Disintegration，有的从国家整合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eterand M·Roehner的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Roe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有的从宗教认同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hatt，S.C．的The Great Di-vide：Muslim Separatism and Partition，还有的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如郭洪纪的《文化民族主义》。尽管这些探索是后续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探讨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

(一)主文化与以民族为基础的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中，“文化”也许是最难为人们准确把握的现象。它不仅包括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而且包括这一物质形态于精神层面的投射形式，后者往往反过来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模塑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特征与非物质特征的总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文化的性质和相对地位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可以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部分。“主文化是指在整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是指其主体在从属于主文化的前提下，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局部性或类别性的文化。主文化主要反映整体文化中的普同性，亚文化则更多地体现整体文化中局部部分的特异性。”

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亚文化群体，与主文化往往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所谓民族，此处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共同心理情感的人群共同体，亦即ethnic意义上的民族。而所谓亚文化群体，此处主要是指其成员忠于本群体的传统与思想体系，抵制主流文化对其进行社会化的群体。当今世界，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与所在国主流文化相区别的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是显著。这种亚文化通常以民族特性——表现为各民族对语言、宗教或其他文化表象的不同理解和尊重——为参照物。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主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那些地区基本上实行家庭小生产的农业经济，边缘文化可以毫无困难地保存。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于是不仅虚弱的中央政府难以吞并强大的边缘地区，甚至有些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往往以外交手段吞并边缘地区，从而使后者拥有相当的自治程度。一旦边缘地区拥有某种自治组织，便奠定了相互作用集团形成的基础，因为这些独特的机构可为那些坚持边缘文化的人提供职位，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维护本民族的集团文化。”因此，这种对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危机的感受和保护性反应很容易演变成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结果，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从而产生了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

有民族，就有民族认同。所谓民族认同(eth-nicidentity)，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它属于文化认同的范畴。民族认同来自于民族之间多样性文化的互动。一个民族在同他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等多方面的认同意识，进而把我群(in-group)与他群(out-group)区分开来，这便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斗争、合作等刺激了民族认同的产生、发展、强化，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认同过程，是在和别的民族发生关系中而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费孝通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而梁启超则把它看作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都是这个意思。

民族认同有两个基础：其一是文化。文化原初情感在民族认同中十分重要。这些原初的情感联系构成身份与认同的基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形成自己原初的文化情感，从而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一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

其二是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近代、甚至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些民族，原本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却也在自己的民族认同教育中大量加入血缘的成分，形成所谓的‘拟制’血缘关系。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源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氏族、部落及其他早期民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现代民族的血缘溯源指向是对血缘民族时代的一种歪曲性记忆。但也正是有这一特点，民族认同也比其他认同有了更强固的聚合性。”“实际上，民族认同因其具有的强大聚合力仍是一种人们普遍重视的‘政治资源’，但它是一柄双刃剑。进步的力量利用它，可以促进民族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邪恶势力利用它又可以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危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稳定。当代世界因民族因素而发生的各种争端，因霸权主义对民族纷争的介入而导致的局势动荡屡见不鲜。因此，应正视民族认同的影响，因势利导，学会和掌握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

对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所谓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是一个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范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场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近代民族主义最直接的政治产物就是民族国家。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是境内居民的国家认同。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这里国家认同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即对民族国家的一种依恋式的情感。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伴随着当代公民权的出现，双重的认同也开始出现：一是对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二是对国家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一方面，二者是统一的。国家认同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国家认同的最初效力来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国家认同，二者是并行不悖，可以共存并续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对立的。民族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的语言。而国家以公民资格作为对共同体成员资格角色定位的依据，通过对其范畴内的多元民族认同进行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_、法理重建-，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进而构建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势必会对这一法理重构过程产生抗拒反应。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是多民族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与统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课题。

二、民族分离主义对两对内部矛盾的利用：文化疏离策略

正因为多民族国家存在上述两对内部矛盾，这一内部矛盾准确地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当就会妥善化解矛盾，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矛盾激化，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所利用。民族分离主义也正是极力利用这一点实施其文化疏离策略，从而进一步达到政治疏离乃至于脱离所在国家的分离目标。

利用之一：强调文化本位

勒庞指出：“现代文化的养成过程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各种要素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重新组合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一整套思维程式、风格和行为规范。他们强调一种自我封闭的亚文化民族意识，始终强调国家地缘位置与民族聚落的一致性。在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来，土地的根源和共同的祖先构成了民族伦理价值的核心，民族被视为一种绝对的生物模型或历史模型，这就导致了生物进化观和历史决定论在族体意识中的泛化。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在主张民族从所在国家分离时，日益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找族体内在的原初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它除了保留部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某些特征外，还深深为本土性的宗教文化系统所限，并越来越带有基本教义派的倾向。因为宗教的产生最初只是克服生存孤独的一种方式，同时作为地缘文明的界限特征。尽管现代化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和强制性，但是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运动，往往给本土的宗教带来道德和价值的迷茫，因而，民族分离主义不仅关注因世俗化而导致的传统精神的失落，也关注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权威失落的危机。它们只承认外来的先进物质技术，但不接受相伴而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此确保民族的所谓“纯洁性”、社会结构的壁垒化、地缘政治架构与民族模式的同一性，以便涵盖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民族优越感，进行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法律上的政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因此，民族文化自治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民族文化自治进行民族分离。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他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作为这一目标的产物，一切民族文化资源被用来重塑民族价值，推行文化绝对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对它而言行之有效的道德和正义标准，没有一种文化比另外一种文化优越，因此不应该在所谓普遍正义的基础上干涉另外一种文化”。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绝对主义，亦即文化本位导致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与重塑的同时，形成了对其他文化的贬低与歧视，最终导致自我封闭与僵化，难以融入主文化。在这种主文化与亚文化不兼容的情况下，亚文化群体必然与主文化产生心理隔膜和文化疏离，恰好迎合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目标，进而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转贴于

利用之二：文化疏离导致政治分离

“文化认同是一个体系，是由对不同文化层面及构成要素的认同而构建成的，由认同体系内某些构成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认同的变化就是文化认同的新构建。”“文化认同有着核心与边缘的区分。一般来说，对于文化的外层，即物质层面，较容易为人们所认同，譬如大众生活文化习俗。在文化的核心层，如信仰问题，改变宗教信仰，一般为人们短期内所能认同。”本来，人类由于历史、地域和社会的复杂差别，文化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当两种不同的主体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交汇时，不同的主体都会依照自己的思想模式进行解读。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具有一些无法沟通的成分和倾向，是无可厚非的。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而拒绝对外交流，或者是由于历史积怨较深，文明断层难以弥合，因而强调差别，强调矛盾，用民族情绪替代和平交往。然而，如果片面地强调差异性，忽略了同一性，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差异性进一步加大，隔阂进一步加深，导致心理疏远与政治分离。因此，“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然而，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策略就是刻意强调这一差异性，强调民族认同的优先性，否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用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代替国家认同的政治本质，进而将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逐渐演化成从所在国家分离的政治目标。他们以种族(或者宗教和语言)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因而象征不同种族或宗教身份的族际关系，成了划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复杂的敌我矛盾。冷战结束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策略，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民族认同，否认对所在主权国家的认同，以达到获得本民族的国家身份这一分离目的。原苏东国家解体后的族际冲突就是典型案例。

三、解决之道的探索

针对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以及民族分离主义对它们的利用，探索一些解决之道、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探索一：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建设国家认同

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后，民族问题会自然解决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本民族的国家，这有可能是在否定现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它是指“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J·Rothschild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就要使自己的行为及价值系统与社会的价值标准相一致。国家可以利用一定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评价，如政治社会化。不过，社会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国家的作用方式必须在社会认可的范围内运行，否则将会危及国家的合法性。对于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在多民族国家，当一个民族不认可国家的合法性时，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要解决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国家有两点措施：一是使国家行为满足该民族的要求，适应该民族的价值观，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形成“特定支持”，即政治系统直接输出，获得该民族的直接支持；二是调整国家制度，实施文化整合计划，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及方式，加强认同感，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散布性支持”的建立。正因为如此，国家可以加强合法性，培养一种综合文化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中单个成员的资格，意味着对特定国家的忠诚、期望与归属感。主观上，国家可以通过制作使用民族语言的大众传播作品在潜移默化中熏陶非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培养国家认同感，以便能够使用公民意识代替族际意识，代替民族的分野。客观上，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得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在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作用下，国家认同意识可以被潜移默化地养成。

探索二：寻求重叠共识，构建同质文化内核

在多元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的存在，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并存，客观上存在着多元的价值观，或者说存在着多元主义。所谓多元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接受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作为理想，但其本身以多重的方式起作用”。那么，如何在多元的认同基础上达到罗尔斯所提倡的“重叠共识”呢?“如果秩序良好的公平正义之民主社会的理性多元论特征是既定的，该社会如何建立并保持统一和稳定?”在多元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因此，成功的民族政策需要在尊重各民族自身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将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重叠共识理念。这个理念需要从宪法共识到重叠共识，最终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公共理性和正义理念，从而构筑和谐而稳定的社会。与此同时，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必须通过积极构建同质文化内核之道加以解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列宁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政治亚文化意识。他说：“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列宁提倡的是同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并以此反对狭隘的民族政治亚文化。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6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7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下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和对我国民族关系本质特征的最新概括,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和远景期许。这一概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创新发展的理论品格,是关于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进入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宏大课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前提在于深刻认识其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命运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各民族相互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各民族才有未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打得更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在于牢固树立国情意识。指出,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泪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写照,但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上升为”基本国情”的高度加以阐述,表明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大的公约数是统一, 而多民族则是一大特色和一大有利因素,多民族的大一统,既是重要财富也是重要优势。必须深刻认识到,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梦，也是各民族自己的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情意识和“家底”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同,打牢共同体的思想政治基础。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文化间性；民族互嵌；交往理性；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23-04

“推动建设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思想提出以来，学者们对“民族互嵌”的研究可谓热烈，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关“民族互嵌”的相关主要概念阐释和理论内涵。二是“民族互嵌”的可能性分析、基本特征及功能定位。三是有关“民族互嵌”的建构路径。四是有关“民族互嵌”的意义。此外也开展了微观层面的相关调查分析加以验证，这些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的研究十分必要，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来说，当前的“民族互嵌”研究还应关注民族间交往互动的隐形地带，即文化间性。本文拟基于文化间性视角，从民族互嵌出发，分析促进民族互嵌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并运用文化间性理论对当下我国民族政策进行反思。

一、民族互嵌与文化间性

我们知道，民族构建有两大基本纽带即文化和政治，二者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所具备的相互区分之功能是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的来源”，[1]不同的个体因书写表述共同的语言文字、身着相同的民族服饰、参与相同的宗教仪式和节日风俗，来判断他者为“我族”还是“他族”，并对进一步的交往进行初步判断，这是文化层面个体判断的本能。“民族互嵌”研究实质上是针对多民族的跨文化交往和如何促成融洽的跨文化交往行为之研究，跨文化交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定位语均为“文化”（如、生活习俗、现实发展和文化误解引起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即是导致民族关系危机和民族间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的根源，间性特质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

“文化间性”一词源于社会交往理论，来自西方战后迄今的哲学阐释中颇为引人注目的话语“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提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显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主体间性，即与他人的社会关联。” [2]即个体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因为与其他人的关联，倘若不属于某个社会群体，这个个体的“自我”和“主体性”就无从说起。国内学界探讨文化间性时，王才勇率先指出“每一种文化就都有一个间性特质的问题，即在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显出的特质”。[3]这说明“文化间性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旨归”。[4]从这一基本概念来看，其主旨意涵与中国民族工作中争取实现“尊重差异，和谐统一”的基本目标相通。笔者着重对文化这一基本纽带开展民族互嵌的探讨，而理想的民族互嵌则意味着不同民族间互相承认他者主体的存在，并正视而不是忽视他者主体间的差异，且不畏惧差异。文化间性视角提倡“从主体间入手，找到众主体皆可接受的一个平衡支点”，[5]对我国的民族互嵌而言，这个平衡支点建立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共识之上，而民族互嵌研究之隐形地带――文化间性产生于多民族共在同一社区场域的事实中，这也是党中央重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原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56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文化关键符号）都是这些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里，慢慢沉淀和形成的、既最深层又最基础的部分，它们促成了民族成员的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而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本民族存在的目的和需要，又突出表现成为一个民族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特性的存在是浓缩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感情的产物，其本质上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当我们开展跨文化交往的民族互嵌研究时必须认识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能引发彼此反响的内在关联。

文化间性思想强调多元共存、平等对话，这与党中央提出的“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相通，凸显了它并不是独白型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当前党中央提出“民族互嵌”的两个关键点在于“空间互嵌”和“精神互嵌”，相对于空间互嵌，多民族的“精神互嵌”即彼此之间的文化融通和心理接纳显得更为重要。学者郝亚明指出，“嵌入式民族结构不追求民族结构同化，而试图建立一种民族间的内在关联，以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意蕴来确保民族关系的平等与和谐。”[6]可以看出，文化间性理论与“民族互嵌”思想本质较为相近，二者都主张多元和差异，并在差异中产生新的更高的统一，即试图超越一元化强力政治的多元共存，逐步实现和谐互补的理想状态。

二、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

上文阐述了文化间性理论与民族互嵌的相通之处，那么我们应该积极考虑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以期获得预期效果。“所谓交往理性，就是要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终止工具理性在科学领域的独断与主宰，让话语性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并通过实践（包括劳动实践和语言实践），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建立其有机的联系。”[7]57“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实践中的理性要求，实乃思维着、行动着、言说着的主体在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中的根本态度与最终立足点。他确信只有按照交往理性要求，一个社会或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进而协调他们的行动，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生产活动中取得成功。”[8]对民族互嵌来说，交往理性同样重要。哈贝马斯倡导社会交往中要个人服从整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合理交往，而“这个交往的基础并非简单的‘求同存异’，而是要在不同主体间确立可能得到共识的基本规范”。[9]民族互嵌亦非简单的“求同存异”，而是在国家统一下的“求同”和“存异”，在“存异”基础上的“求同”，这个“同”最后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旨归。因此，当前我国促进民族互嵌的交往理性基本原则应包括：

四、余 论

综上可知，文化间性理论用于“民族互嵌”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可以说，其为民族互嵌研究提供了更宽和更深的学术研究视角。笔者认为：基于文化层面来说，“民族互嵌”的终极目标是从文化间性迈向公共性。我国多民族文化间性的存在与解读是实现“民族互嵌”公共性必不可少的环节。公共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促成当代“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这个发展和转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推动建设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一定意义来看，就是尝试把民族社区内的一般层次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J识，内化为生命个体超越文化实体局限以通向自由本性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情怀，换句话说，当民族社区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求同存异能够避免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避免不同民族文化因误会等因素导致的族际关系破坏，可帮助我们在民族社区这一场域中生发出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情怀，这顺应了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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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3.

[3] 王才勇.文化间性问题论要[J].江西社会科学，2007，（4）.

[4] 蔡熙.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2009，（1）.

[5] 康兆春.间性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2）.

[6] 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3）.

[7] 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5.

[8] 章国锋.交往理性[J].外国文学，2004，（1）.

[9] 吴世永.从文化间性审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4）.

[10]郑德聘.间性理论与文化间性[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4）.

[11]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J].群言，2005，（2）.

[12]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J].民族研究，2015，（3）.

[13]罗平，张雁军，马海林.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J].大学学报，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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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良勇.主体间性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兼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J].前沿，2012，（7）.

[16]郝时远，张海洋，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郝时远、张海洋、马戎访谈[J]. 西北民族研究，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