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论文范文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理想

在封建思想压制下的中国古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严刑厉法的摧残，沉重的徭役以及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纲常礼教，使人们温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因此，以“惩恶扬善”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他们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的主要来源，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表达美好愿望的一种特殊方式。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化为鸳鸯，反映的就是人们追求婚姻自由、生活美满的愿望;《精忠旗》中岳飞变神，秦桧冥诛;《窦娥冤》中窦娥获平冤昭雪，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等大团圆结局的编著，都是穷苦百姓期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好愿望的体现。以此类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阶段不是大团圆，也会被后人出于“补恨”的目的修改增补，最终达到大团圆结局的原因了，例如《红楼梦》。

(二)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进行“心治”的需要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大团圆式结局的出现几乎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戏曲和小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守成时期，维护长久治安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利用大团圆来消饵社会的矛盾，美化丑恶的现实，就是使普通百姓达到“心安”的最根本方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封建统治者的酷刑统治下，要想在作品中揭露现实矛盾，揭露封建统治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都会把矛头指向流氓贪官，并在最后一刻抬出一位清正廉明的清官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所以《窦娥冤》中才会有窦娥父亲终于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加封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之职一说，这就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大团圆实际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

二、大团圆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中国，大团圆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受我国人民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所影响。

(一)“忠”“孝”

衡量百姓对国家的最高道德观就价值观来说，要想形成和完善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必须要建立一种秩序，在建立秩序之前，必须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观念，以此来约束自己，维护秩序。在长期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政治体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皇帝就是国家的大家长，在孔子“孝”提出后，尊重家长、忠于家长、孝敬家长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孝”已经成为了衡量百姓对国家的最高道德。因此当统治者把《二十四孝图》立为封建道德标准的时候，我国的封建道德也终于凌驾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成为传统价值观的精髓。而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总把劝人向善作为最高目标，自然也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平民化、通俗化的古代小说中总能看见“吉人自有天相”“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主题，并且着意用“大团圆”来表现惩恶扬善的结果了。例如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中的短篇小说《蒋兴哥主会珍珠衫》中，正是因为蒋兴哥的正直和善良才使他与妻子破镜重圆，并躲过灾难;又如《警世通言》中《桂员外途穷忏悔》一篇，桂富五落难时受施济慨然相助，曾有“今生倘不得补答，来生亦作犬马相报”之语。而成为富翁后的桂富五却违背自己誓言，施家有难并未施以援手，结果其妻与子终验证誓言死于非命，并化作犬，投胎于施。在古典小说中，如此不合常理的荒诞行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例如，只要你行善，乞丐可以变富翁，穷光蛋照样可以娶得富家女，神仙阎王自会出手相助。总之，只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德信念不可动摇，那么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也就不会消逝。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否定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对我们思想品德修养起到的促进作用。毕竟许多清官、孝子的出现也正是得益于道德的培养。

(二)“致中和”

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就审美观来说，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取向，在遇到各种问题时会选择相应的、符合他们文化心理的表达。而“和”就是我们民族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追求的“和为贵”“和为美”，正是使大团圆模式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祥和”是过年过节最好的氛围，“人和”是最完美的处事原则，“琴瑟和鸣”是最理想的夫妻关系，病好叫“和胜”，夫妻恩爱又称“和合”。总之，一个“和”字，可以构成许多褒义色彩鲜明的词，如“和睦”“和气”“天作之合”“百年好合”“和乐”“和美”等等。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致中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为什么会成为古代文人墨客最普遍的艺术手法了。与传统国画把“和”表现在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画面上不同。小说必须要有故事情节、要有跌宕起伏矛盾冲突、要有重点刻画的人物。因此伸张正义的包大人、海大人或者鬼神就都是“和”的化身。只要他们一出场，无论是地痞流氓还是贪官污吏全都无处躲藏，或被惩戒，或被正法，最后都向着大团圆的方向发展。例如《窦娥冤》中的窦天章、《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均是此类正义的化身。总之，虽然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团圆结局的出现，大部分都是作者在“致中和”的审美理想下引导主观介入的结果，与社会实际存在着较大差距，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人们在看完作品后达到的精神松弛、情绪缓和的效果。由此看出，我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对大团圆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三、总结

总之，出现于元末明初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团圆”，除了受时代原因、文学发展等多方面的制约外，同时也是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所导致的，其代表了汉民族推崇的追求团圆、重视整体圆满的精神，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生活不能圆满，而在艺术作品中却要求“圆满”，因此，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式结局存在着宣扬折中调和、自欺欺人的意图，是一种惧怕发展变化的惰性心理的反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是这个坚强乐观的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对正义的执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曲折表现。在我国团圆情节根深蒂固的文化圈中，文学作品这种忽视个体、追求集体意识的现象，是合理甚至不可避免的。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核心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核心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正式进入论述以前，有必要对关键词“仪俗”予以解释。首先，“仪俗”与“民俗”之间不能划等号。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而本文所指的仪俗则主要由仪式和习俗综合而来，强调一个民族传统性的、重复的、集体的和程式的行为和活动。之所以采取该术语，是因为这样能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的理论资源，而不仅仅是民俗(文化)与文学的循环互证。在各种文化形式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理论的对话越来越深入的学术趋势下，固守学科边界必然是画地为牢，多学科资源的互动是研究的必然要求。除了高屋建瓴地构建了理论的可能性，仪俗批评强调文本。因为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性，具体的文本是如何体现的、在体现的过程中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不是沉思就能解决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研究可能性与文本现实之间的转换关系，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推敲的成果。

总而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仪俗所体现的民族审美内涵。之所以强调“小说”中的仪俗，是因为文本内和文本外的仪俗同中有异，不可等一视之。

循此思路则立足于文学，在文化传统与小说文本的双向交流中，探讨小说文本是如何通过仪俗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审美意蕴。

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仪俗与民族审美意蕴进行阶段性研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空间批评兴起，其中的领航者是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他们实现了空间研究从地理学到社会学的转向。90年代后，迈克•克朗、菲利普•E•韦格勒、大卫•哈维、爱德华•W•索杰、罗伯特•戴维•萨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学者借鉴多种后现论和方法，使空间批评逐渐成为了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所说的“空间”也不同于(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域环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无意识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小说结构的空间形式。这里主要探讨仪俗与这些空间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意蕴之关系。

二、地理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在这个层面上，地理空间基本上等同于地域、环境。仪俗虽然跟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但仪俗也需要地域空间来表演，这一点在现实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是仪俗写作的一个必然内容。如孙健忠《舍巴日》:“这里也有一弯弯镜面似的水田。水牛在田里拖着犁耙，任人吆喝，慢腾腾地走。山边寨落里，鸡鸣狗吠，人声沸沸。一幢幢木板装的大瓦房，错落有致，屋前挂满一串串红辣椒和包谷。炊烟从屋顶上升起，飘然而上，汇成一堆淡灰色的积云。好一派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6］显然，这已经给读者一种静谧、悠远的审美感受。而这样的地理空间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它熏陶着他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感知。这是较为直接的仪俗环境(自然景色)描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氛围。

进一步看，正因为仪俗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作家的仪俗描写和地理空间描写才会呈现出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策略性简化的话，则包括仪俗与地理空间相契合和相矛盾两个层面。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可以说是将这两个层面统一到一起的极好个案。小说讲述了放牧娃亚尔杰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先是在辽阔的色尖草原各部落中游走，后来又被邀请到拉萨专职说唱录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人们开始喜欢收音机、电视、歌舞，开始冷漠说唱艺术了，而说唱艺人亚尔杰也从开始的欣喜、激动、自豪、激情澎湃、思维活跃慢慢变得无奈、乏味、迷茫、失落和焦虑，最后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7］。

现在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仪俗空间。在《神授》中，说唱作为仪俗为文本的场域变化起到自然的过渡。因为说唱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地理空间的变化伴随精神空间的差异。游走在色尖草原各个部落时，亚尔杰充满了“喜悦”、“亲切”、“快乐”、“冲动”、“激动”、“幸福”，“感觉不到孤寂与恐惧”;而来到拉萨的研究院后，说唱艺人感觉到的却是“沉重”、“嘈杂”、“孤独”、“无助”、“疼痛”、“压24迫”、“茫然”、“歉疚”、“焦虑”……显然，仪俗与两个不同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将亚尔杰看作仪俗的化身，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他自由自在，后一阶段则苦如困兽。何以如此?这便引导读者对两个地理空间所象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色尖草原和拉萨这两个空间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传统的草原文化，后者是现代化的技术文化。

从时间上看，前者代表草原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则是草原的未来。未来通常给人以强烈的希望和期待，但通过两个空间的尖锐对立，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深担忧。

澳大利亚学者DavidCarter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时指出:“种族多样性和差异性，或许就是其中最深刻的多元文化的影响结果。”［8］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在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随之加速，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同质化的危机。作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者，民族作家必然会通过文学这一形式以不同的策略构建民族认同予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仪俗和空间作为文化隐喻，进而思考民族文化价值、民族命运的现实根源。

三、无意识空间的酒神美学特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日神”和“酒神”的区分。如果各举一个关键词以相对照的话，“适度”和“狂欢”则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适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界限的遵守，是伦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对美丽外观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肯定个体及其所生活的现象世界。……过度意味着一切界限的打破，既打破个体存在的界限，进入众生一体的境界，也打破了现象的美的尺度，向世界的本质回归。”［9］狂欢即过度，用“狂欢”一词是为了强调酒神精神的美学特征。整体而言，日神美学强调整体、经验、理性、宁静、优美，需要凝神静观;而酒神美学则强调混乱、激情、狂欢、神秘、冲动，期待直接的参与。

尼采将“酒神精神”的源头追溯到狄奥尼索斯庆典，这一庆典隐含着对丰产的强烈渴求。另外，尼采也认为酒神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庆典、音乐、民歌等形式中，这启发我们从仪俗考察少数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酒神美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本人也一直强调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统摄，从来没有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动、神秘的内在体验以及狂欢的仪俗表演都与作家的理性把握和选择无法分开。

黄光耀的长篇小说《土司王朝》即是通过仪俗展现土家文化的酒神特征。小说第一章标题便是《血祭》，该章不仅有血祭的详细描述，更有梯玛做法、、火葬、水葬等仪俗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一章就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土家仪俗。从土家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来看，土家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巫术文化内涵。不但土家民族所源起和聚居的武陵山区属于古代楚巫文化范围，从土家古代巫政一体的政治格局以及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可以断定土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即是巫术文化［10］。而反映土家民族巫术文化传统及酒神特征的，莫过于跳丧仪式了。族中有人过世，通常被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点在土家民族的跳丧中却不会发现，相反，狂欢的舞蹈、尽情的歌唱、放肆的笑谈以及毫不顾忌的打情骂俏显而易见。《长乐县志》记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灵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语哀辞，曰‘丧鼓歌’。”对此，《土司王朝》的《葬礼》一章不乏精彩的笔墨。

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中，跳丧仪式在渲染情感、凸显土家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她的《最后的土司》中，权又成了文化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中，巫术氛围也相当浓郁，可见，土家族文学作品中巫术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作家们热衷于此的原因除了主观的选择，更深层的却是巫术思维的深层无意识。

对于不熟悉土家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一切无异会具有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巫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酒神精神，正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独特意蕴的来源之一。

四、仪俗空间的生态美学意蕴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了地球目前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科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俗学等等。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的生态批评成为了显学。从21世纪以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1］。“生态批评遵循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生态批评的主题就是环境与文化(特别是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2］。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在于:民族文学较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一些，加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态观念有所不同，所以对其生态意识的揭示及研究，可以促进生态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层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将这些生态问题予以呈现是生态批评的必然内容。

仪俗书写是展示民族生态观念、体现作者生态思考的一个重要形式。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为例，作品中生活在洱海上的渔民老海东、阿黑、白姐阿爹等人都体现出了与生长环境融洽不可分的情结。尽管他们也捕鱼，要从自然中有所取，但他们爱护这个地方，并不是单单将环境作为生存的外在因素，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整个地融合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白姐和海生离婚，忍受着闲言闲语但毅然勇敢地对阿黑的追求，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洱海的白族人对都市化生活的拒绝，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快乐生活的追寻。因此，作品通过仪俗体现出白族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可看到他们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观念。换言之，这样一种生态价值观即是作品通过仪俗所传达出来的生态审美意蕴。

检视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即是被称之为动物小说或者说动物叙事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的佼佼者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土家族作家李传峰、满族作家叶广芩、回族作家石舒清等等。在拥挤、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动物和市民间已经丧失了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动物要么被当作食物，要么被当作宠物，两者实际上都没有给予动物应有的尊重。而在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牛羊马猪、鸡鸭猫狗虽然也可能被杀死，但因为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依赖于这些动物，因此，人和动物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家禽，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农作的时间信号，或者被族人神化。

城市化则是对这一切的破坏，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置疑必然使得作家们对传统生活的重视。其结果之一，便是乡土生活的人与物关系形成对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一点，在朱玛拜•比拉勒的《天之骄子》、《皮笼套》等小说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展现。因此，对民族文学生态美学的揭示和批评势在必行，这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同时，生态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后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前者也就谈不上彻底的解决。

因此，民族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情感和价值观才异常吸引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重中之重。

五、少数民族小说的空间结构美

最后，仪俗还可以赋予小说结构以空间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上的空间美学价值。回到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上来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通过仪俗的展演改变地理空间从而推进故事，这一点类似于旅行小说以地点变化来结构全篇。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旅行小说的空间变化虽然推进了故事，但各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随意的。《神授》则不同，每一次表演，每一次表演空间的变化，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也都参与了整体意蕴的表达，这其中又以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对立作为核心的线索。因此，小说不是以时间变化而是以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同时，如上面所分析的小说不同空间的共时并置、说唱表演的反复呈现、狼意象的多次重复等艺术手法都使得该文本的空间形式复杂而独特。当然，还需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抛弃时间结构，草原和拉萨两个空间的对立也是时间上不同内涵的对立。总结而言，作者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转换凸显时间变化，同时也用空间融合激化对立、深化主题。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切，作为藏文化仪俗的说唱表演是关键。

通过这一个案可以发现，所谓结构的空间形式，指的是作品不再采取传统的、单一的按故事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通过叙述顺序的打乱、意象的重复、主题的并置、不同空间的组合、故事时间的停顿等多种方式，让作品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化。正因为这种立体化，文本具有了多重的阐释途径，显得更加含蓄隽永，从而具有了空间美。除了《神授》，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舍巴日》，则利用文化个体将土家文化发展的不同时代并置;而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经由神话传说、巫术仪式，将不同历史空间、巫术空间、现实空间巧妙组合，同时也借助仪俗将不同视角共时组合，形成文本独特的审美张力。类似的作家举不胜举，扎西达娃、阿来、张承志、郭雪波、朱春雨、娜朵、田瑛、董秀英……随手可列一大串，可见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进而言之，形成民族文学作品独特空间结构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毫无疑问仪俗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因为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家通常会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并以各种方式在作品中予以展现，仪俗既是生活内容，又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这自然而然会使得民族作家以仪俗来形成文本的空间形式。再者，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巫术—宗教传统，这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民众感知世界的方式绝不是线性的、单一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也并非所有的民族文学作品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具有空间美学特征的民族文学作品甚至也可能与民族文学传统没有关系，比如一些仅具有民族身份、在写作过程中也从未关注民族传统的作家，还比如在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中的作家。因此，考察民族文学的空间美学特征，始终要将民族文学放在中国文学整体中甚至放到世界文流中来加以细致的甄别和分析，进而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狂人日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狂人日记》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人日记》开创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其采用了特殊的记叙手段———日记的方式，特殊的表现手法———象征的手法都是值得后人学习模仿的。《狂人日记》以鲁迅先生最犀利讽刺的语言贯通全篇，值得后人好好品读与学习。《狂人日记》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纲领，它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狂人日记》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是最值得称道的艺术上的创新。作者灵活地将象征人物与现实社会的投射体结合起来。作者描写一个受到社会迫害和压迫的狂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这些表面上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实际却又是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文中有关环境的描写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刻画。作者笔下的狂人形象通过作者写实的刻画，具有逼真的真实性，狂人的语言和行为完全符合狂人在那个被压迫的生活状态下的特征。同时，通过象征的手法，通过对狂人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来反映社会黑暗的本质。例如作者在描写狂人精神错乱下的心理状态时写道：“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这既表现出狂人内心的压抑，又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和压在人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让人喘不过气。终于狂人发现原来在黑暗的社会不吃人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既是狂人内心的幻想，也是作者借以向读者表达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现实主义手法的采用，刻画出狂人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的惊恐万分，不安与焦躁，展现给读者的是狂人的悲惨，或者也正是读者自身的无奈生活。象征手法的应用，巧妙地将狂人的可怜形象和作者内心反映的社会结合起来，或许，我们生活的周围就实实在在地存在这些狂人。宏观思考、微观刻画的有机结合将象征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3］。 （二）《狂人日记》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狂人日记》是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在《狂人日记》里，几千年的文明史与文化道德礼教浓缩为两个字：“吃人。”但人们醒来，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每个人都在被别人吃又同时在吃别人。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空前高涨，人们在传统礼教的黑幕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人们渴望掀开黑幕，奔向希望的明天。《狂人日记》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以日记的形式，借狂人的口吻，呐喊出了国人内心的沉闷与恐惧。其以短短五千字篇幅的日记敲醒了沉睡的国人，折射出如此巨大的思想命题。泱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人们已经习惯了朝代的更替，习惯了当权者的统治，习惯了被人奴役。当人们习惯了这一切，压迫将不是压迫，或者只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因此能够对历史深刻洞悉的人少之又少，而能够形式丰富、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中华文明的糟粕与精华的人则更少。鲁迅正是采用了全新的叙事视角，才能一针见血地道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观察社会的眼睛就是作者观察社会的眼睛，正是因为狂人的特征性，在面对社会的压迫和生存压力时，他才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感受与反应，有着一般人无法感受到的恐惧与迷茫。艺术表现的是实物本身，它让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存在，人就是人，忽略一切社会背景，生物上的人应该是平等的［4］。鲁迅站在时代思想文化的前沿，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礼教文化的糟粕，他用看似陌生的，甚至有点儿神经质的眼睛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处，总能在一般的思想潮流中找到问题的本质所在，避免了随波逐流。或者说，他的思想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恰当地标新立异。正是用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去观察当时黑暗的社会与国人，才能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才看见了国人身上的病根，看见了社会的病灶［5］。独特的视角是鲁迅文章的一大特色，值得后人借鉴与学习。 二、《狂人日记》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狂人日记》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它代表着时期的精神旗帜。《狂人日记》代表着鲁迅不一样的写作风格，任何时候，鲁迅的文章都不会随大流而人云亦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各界，不管是学生、工人，还是政界所追求的西方现代文明、人权与人性，而《狂人日记》对此表示怀疑。另一方面，《狂人日记》又对旧社会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重读《狂人日记》，它展现的是狂人的挣扎、彷徨与无奈，而笔者感受最深的是鲁迅笔下的爱国热情。对旧有礼教的深刻批判，对人性的深刻揭露并不是对民族、社会、国人一味地贬低，而更多的是期盼，期盼国人的觉悟，期盼笼罩在中国旧社会的黑幕早点褪下。《狂人日记》无论是在写作手法还是在精神层面，都与西方文学的主流思想相通［6］。例如西方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创作就采用了象征手法，和《狂人日记》的表现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狂人日记》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是解开愚昧与无知的第一把钥匙。《狂人日记》的文学创作形式，所代表的精神觉醒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与旧时代的决裂和迎接新时代的热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如此潇洒与断然。虽然那个沉睡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所向往的新的年代已经来临，《狂人日记》完成了它的旧有历史使命，但是其文学价值不会磨灭，其勇于在时代尖端行走的勇气将会长存。每一次重读《狂人日记》，总能感受到它强大的精神洗礼，说其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一点儿也不为过。 三、结语 《狂人日记》是鲁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狂人之口呐喊出国人的觉醒，通过狂人形象折射出现代精神。狂人象征着人格健全的精神战士，现实人的内心独白。鲁迅先生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先进、热情、忠直而又明白地审视着人性的善恶美丑。《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它可以看作是社会前进的精神血泪史，它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对国人精神的更高层面的开启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王昱君 单位：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狂人日记》诞生了，鲁迅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形象地描绘了狂人的病态特征，借此来敲醒中国这头沉睡之狮。鲁迅的文章一般都带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对世人的警醒性，如果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就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狂人日记》产生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是国人觉醒的时期，是爱国运动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国人不仅缺乏物质上的满足，而且缺乏精神上的食粮。的精神代表着广大青年最具时代性的追求，人们希望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追求思想解放。民主和科学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一部分人倡导学习西方文化，借鉴西方的文化与技术以富国强兵。五四思想是时代进步的先锋，不可替代地推动了时代的发展。鲁迅的思想与五四精神有着相通的地方，他的《狂人日记》无疑是的强心剂。《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人吃人”的社会现实，是对世人的当头棒喝。推崇人道主义，倡导西方现代文明，批判传统礼教。《狂人日记》正是站在的精神上揭露了社会制度的黑暗，揭露了吃人的社会和礼教。如果说还有中间派对封建礼教和旧社会存在一丝幻想的话，那么《狂人日记》将一个裸的现实呈现在国人面前，将国人那最后的幻想熄灭。时代的进步靠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那些振聋发聩的文章。《狂人日记》产生于特殊的年代，是中国白话体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它服务于旧的社会，影响着新的社会。

二、《狂人日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狂人日记》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人日记》开创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其采用了特殊的记叙手段———日记的方式，特殊的表现手法———象征的手法都是值得后人学习模仿的。《狂人日记》以鲁迅先生最犀利讽刺的语言贯通全篇，值得后人好好品读与学习。《狂人日记》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纲领，它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

《狂人日记》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是最值得称道的艺术上的创新。作者灵活地将象征人物与现实社会的投射体结合起来。作者描写一个受到社会迫害和压迫的狂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这些表面上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实际却又是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文中有关环境的描写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刻画。作者笔下的狂人形象通过作者写实的刻画，具有逼真的真实性，狂人的语言和行为完全符合狂人在那个被压迫的生活状态下的特征。同时，通过象征的手法，通过对狂人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来反映社会黑暗的本质。例如作者在描写狂人精神错乱下的心理状态时写道：“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这既表现出狂人内心的压抑，又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和压在人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让人喘不过气。终于狂人发现原来在黑暗的社会不吃人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既是狂人内心的幻想，也是作者借以向读者表达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现实主义手法的采用，刻画出狂人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的惊恐万分，不安与焦躁，展现给读者的是狂人的悲惨，或者也正是读者自身的无奈生活。象征手法的应用，巧妙地将狂人的可怜形象和作者内心反映的社会结合起来，或许，我们生活的周围就实实在在地存在这些狂人。宏观思考、微观刻画的有机结合将象征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狂人日记》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

《狂人日记》是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在《狂人日记》里，几千年的文明史与文化道德礼教浓缩为两个字：“吃人。”但人们醒来，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每个人都在被别人吃又同时在吃别人。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空前高涨，人们在传统礼教的黑幕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人们渴望掀开黑幕，奔向希望的明天。《狂人日记》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以日记的形式，借狂人的口吻，呐喊出了国人内心的沉闷与恐惧。其以短短五千字篇幅的日记敲醒了沉睡的国人，折射出如此巨大的思想命题。泱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人们已经习惯了朝代的更替，习惯了当权者的统治，习惯了被人奴役。当人们习惯了这一切，压迫将不是压迫，或者只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因此能够对历史深刻洞悉的人少之又少，而能够形式丰富、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中华文明的糟粕与精华的人则更少。鲁迅正是采用了全新的叙事视角，才能一针见血地道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观察社会的眼睛就是作者观察社会的眼睛，正是因为狂人的特征性，在面对社会的压迫和生存压力时，他才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感受与反应，有着一般人无法感受到的恐惧与迷茫。艺术表现的是实物本身，它让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存在，人就是人，忽略一切社会背景，生物上的人应该是平等的。鲁迅站在时代思想文化的前沿，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礼教文化的糟粕，他用看似陌生的，甚至有点儿神经质的眼睛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处，总能在一般的思想潮流中找到问题的本质所在，避免了随波逐流。或者说，他的思想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恰当地标新立异。正是用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去观察当时黑暗的社会与国人，才能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才看见了国人身上的病根，看见了社会的病灶。独特的视角是鲁迅文章的一大特色，值得后人借鉴与学习。

三、《狂人日记》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狂人日记》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它代表着时期的精神旗帜。《狂人日记》代表着鲁迅不一样的写作风格，任何时候，鲁迅的文章都不会随大流而人云亦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各界，不管是学生、工人，还是政界所追求的西方现代文明、人权与人性，而《狂人日记》对此表示怀疑。另一方面，《狂人日记》又对旧社会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重读《狂人日记》，它展现的是狂人的挣扎、彷徨与无奈，而笔者感受最深的是鲁迅笔下的爱国热情。对旧有礼教的深刻批判，对人性的深刻揭露并不是对民族、社会、国人一味地贬低，而更多的是期盼，期盼国人的觉悟，期盼笼罩在中国旧社会的黑幕早点褪下。《狂人日记》无论是在写作手法还是在精神层面，都与西方文学的主流思想相通。例如西方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创作就采用了象征手法，和《狂人日记》的表现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狂人日记》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是解开愚昧与无知的第一把钥匙。《狂人日记》的文学创作形式，所代表的精神觉醒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与旧时代的决裂和迎接新时代的热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如此潇洒与断然。虽然那个沉睡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所向往的新的年代已经来临，《狂人日记》完成了它的旧有历史使命，但是其文学价值不会磨灭，其勇于在时代尖端行走的勇气将会长存。每一次重读《狂人日记》，总能感受到它强大的精神洗礼，说其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一点儿也不为过。

四、结语

《狂人日记》是鲁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狂人之口呐喊出国人的觉醒，通过狂人形象折射出现代精神。狂人象征着人格健全的精神战士，现实人的内心独白。鲁迅先生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先进、热情、忠直而又明白地审视着人性的善恶美丑。《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它可以看作是社会前进的精神血泪史，它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对国人精神的更高层面的开启具有重大意义。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虽然“民族”的概念有很多种，不同研究者对民族要素的强调也不同，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都强调“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到阿拉伯世界而言，阿拉伯语是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基础。关于阿拉伯语对民族主义形成的作用，美国的中东学者凯马尔•H•卡尔帕特认为，“阿拉伯语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坚实的基础，它是把各国的阿拉伯人聚合在一起并且自伊斯兰教出现后一直是沟通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的工具”［10］77。20世纪30和4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阿卜杜拉•阿拉伊利也“把语言作为产生民族感情的第一因素”。［11］7阿拉伯世界直到伊斯兰教兴起才有了共同的语言———《古兰经》的语言，即阿拉伯语。它不仅作为宗教语言存在，而且给操各种语言的穆斯林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语言。20世纪20至3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文学论争曾涉及到阿拉伯文学所使用的语言问题。研究阿拉伯小说传统的学者发现，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于阿拉伯世界不同地方的小说家们都坚持使用唯一的文学语言，把语言视为阿拉伯世界统一的基础［12］99。坚持使用《古兰经》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派的作品充分展现出文学的民族性，对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民族认同起到强化作用。

二、阿拉伯文学中体现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民族主义

(一)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民族主义逐渐取代宗教因素成为主旋律宗教是阿拉伯人民族情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被认为是文化的主要支柱和所有社会价值中的约束力”［10］19。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有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背景，宗教情绪与民族主义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中不乏宗教与世俗民族主义主题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思想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形成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及其弟子•阿卜杜(1849－1905)。阿富汗尼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改革伊斯兰教，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古兰经》为基础复兴宗教，争取民族独立和伊斯兰国家的富强，并指出所有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的统一。阿卜杜终生致力于以伊斯兰教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使伊斯兰教适应现时代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伊拉克政治家阿卜德•拉赫曼•巴扎兹(1913－1973)是系统而合乎逻辑地总结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学者，他在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宗教》的讲演中断言，“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样表现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热情。18、19世纪的阿拉伯世界，民族原则取代宗教原则成为支配人民思想感情和政治事务的主要因素。阿拉伯穆斯林只忠诚于他的宗教，因此，“现代中东政治家需要找到一种手段把伊斯兰过去永久保存的各种忠诚转到民族文化上来，而不是摧毁宗教文化建立起来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宗教历史中的一些象征、事件、英雄和纪念物被赋予了新的民族意义，上升到民族偶像的高度。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上帝最伟大的仆人”———摩西变成民族英雄、人民的解放者、民族法典的制定者和领袖。同样，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伊斯兰教的先知成为阿拉伯人的民族领袖，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的创立者。如此，“伊斯兰教对民族主义又有了一种加强作用，宗教在民族性中找到了依托”。文学家们用同样的方法使宗教认同强化为民族认同，“把伊斯兰教看成一种精神力量，以唤起广大穆斯林的思想感情，使之团结到民族主义的轨道上来”。因此，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文学表达的主题在现代阿拉伯文学中的地位超过了伊斯兰教。有学者选择阿拉伯国家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埃及作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埃及文学中的伊斯兰教”为题，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基督教在现代英语诗歌中占据中心地位相比，必须承认伊斯兰教或宗教在现代埃及诗歌中占据次要地位。埃及作家几乎都是穆斯林，他们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的地位被限制在个人生活的范围内，甚至被对政治和社会改革感兴趣的人完全忽视，有时他们还谴责它是“人民的精神鸦片”。

(二)阿拉伯现代文学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统一阿拉伯人的传统文学作品，一直受到珍视。但坚持传统文化本身并不足以促进文化复兴。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阿拉伯世界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刺激，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照亮思想的火花。促使阿拉伯文化复兴的因素是多元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现代印刷技术的进步。有西方学者指出，“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文化复兴的最大动因不是源自于古典阿拉伯文化，而是来自于与西方文化的交往”。法国入侵者把自己看作是一种崭新的或是更优越文明的启蒙者。他们带去了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台印刷机，这一工具有力地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西方的文化渗透和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广泛接触，特别是通过大量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活动，阿拉伯人民接触并了解了与阿拉伯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学，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借鉴西方文学。而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和其他传媒形式的出现与普及，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则为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埃及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1801－1873)是阿拉伯世界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是•阿里派往法国的第一个埃及教育代表团的成员。塔赫塔维根据在法国的生活所见撰写了《巴黎纪行》(1831年)，第一次向阿拉伯国家的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书中不仅介绍了法国人的生活状况、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行政体制和政治制度，还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先进发达的原因，并对法国宪法进行评论。其目的在于呼吁故步自封的埃及封建统治者，唤醒愚昧、落后的阿拉伯民众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以跟上世界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埃及现代著名作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主张文学要在民族民主运动中起到启蒙作用。他在法国留学时研究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了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现存的几乎所有戏剧，其目的在于摒弃那种古语和诗意词汇丰富的翻译，使普通阿拉伯读者也很容易理解。他很注重培养埃及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认为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是研究埃及历史的前提，因此非常渴望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开设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1938年，他在《埃及文化的未来》(TheFutureofCultureinEgypt)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第一次出版时，不仅劝说埃及人，而且还有他的欧洲同事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一举动更使西方文学融入阿拉伯文学。

三、阿拉伯现代文学体现出作为具体政治过程的民族主义

(一)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在文学中的表现1．旅美阿拉伯作家以文学为反抗殖民主义的阵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残酷迫害，黎巴嫩、叙利亚地区的许多诗人和作家离开故土，其中一部分移居美洲。这些移居美洲大陆的作家创作的旅美派文学在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旅美派阿拉伯作家的创作主题是他们的出生地。他们一方面表达思乡之情，倾诉与祖国、家人和朋友分离的痛苦;另一方面发泄对他们的家人在目前的统治之下遭受苦难的担忧。旅居北美的阿拉伯文学家于1920年4月在纽约成立“笔会”，讨论了阿拉伯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笔会的宗旨是吸引、鼓舞在美的阿拉伯人。他们认为，为使阿拉伯文学摆脱僵化和停滞，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积极力量，必须为阿拉伯文学注入新的精神。会长纪伯伦(1883－1931)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满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本性进行揭露和抨击，是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旗手和领袖。虽然有东方文学的研究者以作家的思想特质作为考量标准判定“纪伯伦并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无可否认纪伯伦创作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他在长篇哲理散文诗《先知》之后续写的《先知园》即表达了他“对沉睡中受人愚弄、任人宰割的东方民族愤懑不平的复杂心情”以及“对祖国、对人类、对生活真挚的热爱”。1932年1月，南美最大的阿拉伯侨民文学家团体———安达卢西亚社在巴西圣保罗成立，其成员多为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侨民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基本都倾向于文学革新、主张自由表达，重视艺术创造性，表达对阿拉伯人在外国人压迫下的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动乱不定。描绘这次动荡的诗人中就有在南美的阿拉伯诗人，他们的诗歌发表在纽约的文学刊物《游子》(al－Sā''''ih)上。1945年5月29日和30日，法国轰炸大马士革，企图吓倒当地的民族主义者。用诗歌反映大马士革这次轰炸的也有安达卢西亚社的著名诗人舍费格•马鲁夫(1905－1977)。2．阿拉伯本土文学创作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反对殖民主义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中，文学充当了民族主义者的宣传阵地。西方学者也承认“阿拉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文学在40年代和50年代在动员群众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出这一地区中起过作用”。叙利亚诗人是阿拉伯人民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喉舌。诗人海利勒•迈尔达姆(1895－1959)在表达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以委任托管形式取代土耳其统治的不满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刚刚摆脱土耳其人的桎梏/却又成了别人的奴仆。”民族解放斗争是现当代叙利亚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反映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叙利亚长篇小说则有艾迪布•奈哈维(1926－1998)的《巴勒斯坦的婚礼》(1969)等。埃及伊斯兰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阿卜杜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主编的《埃及时事报》是宣传反抗英法统治，鼓吹进行社会改革、宗教改革的阵地之一。埃及民族主义者穆斯塔法•凯米勒(1874－1908)也猛烈抨击英国占领者的种种罪行，以号召民众愤起反抗。他在1901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曾说:“祖国啊，祖国!属于你，我的挚爱，我的心灵……啊，埃及!没有你，人们就无法活下去。”以此唤醒民众反抗殖民侵略，保护祖国。

(二)阿拉伯现代文学对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起重要作用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其结果是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出现。国际关系学家汉斯•J•摩根索(1904－1980)认为:“传统的民族主义追求的是把一个民族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之建立自己的国家。”英国民族主义研究者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23］9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但孕育了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而且推动了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阿拉伯现代文学反映出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民族主义作家试图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被誉为“阿拉伯民族之魂”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关心祖国的未来，企图找到一条促进民族发展的埃及式道路。他对国家、民族、世界以及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创作了许多攻击帕夏、贝克和大臣们的短篇小说，因而被看作是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地揭露、批判、鞭挞人世间一切暴虐、不义、邪恶、黑暗的势力，为追求真理、宣扬科学而斗争。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即是“为了分析与评论旧社会”而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小偷与狗》(1961)、《米拉玛尔公寓》(1967)主要对独立后的埃及社会存在的假社会主义、贪污腐化、走私、通货膨胀等各种社会弊端进行揭露和鞭挞，对社会伪君子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关于文学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中东史学者彭树智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成为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之一”。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构建与巩固中的作用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也于此可见一斑。综上所述，阿拉伯现代文学是突出民族特质，增强民族认同和团结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在现代意义上，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最早表现为一种情感，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情感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最突出的表现是20世纪中期达到高潮的亚非拉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文化复兴时期阿拉伯世界的文学作品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活动阵地，对广大阿拉伯人民起到思想启蒙作用。在进入民族解放斗争阶段以后，表现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成为领导阿拉伯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阿拉伯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充分利用文学的号召和鼓舞作用，使民族主义思想被民众接受，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推动阿拉伯世界独立运动取得成功，并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巩固中继续起到指引作用。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学术研讨会会邀请函范文一：

先生/女士：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定于201*年5月29日-31日在四川大学举行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素仰您学养深厚，著述丰赡，诚邀您莅临本次会议。

一、 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外国文学与国家认同

会议的分议题是：

1. 外国作家作品流派与国家认同(或爱国主义主题)

2.外国文学与文学教育

3.外国文学翻译之研究

4.外国文学出版态势研讨

5.外国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6.中国文化语境与外国文学

7.纪念肖洛霍夫诞辰110周年

8.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二、会议地点：成都市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三、会议论文和回执

与会者请提交会议论文与回执，回执内容包括与会者信息、论文题目、论文摘要(300字左右)。请在2015年3月15日之前将回执发至：ru***，联系人：池**老师

四、费用：会议收取会务费600元，研究生减半，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代章)

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代章)

201*年12月28日

学术研讨会会邀请函范文二：

由中华医学会航空航天医学分会暨空军飞行人员健康鉴定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首届飞行人员健康鉴定学术会议暨空军飞行人员健康鉴定研讨会定于2003年10月16日至18日在贵阳市召开。会议期间，将举办全国飞行人员健康鉴定研讨班(部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2003-16-01 012)。中华医学会航空航天医学分会委员会和《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工作会议也将同期举行。来自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陆海空三军、民航总局及各航空公司的科研院所、大学、医院、基层航医室的从事飞行人员/航天员选拔体检与健康鉴定的航空航天临床医学工作者和医学管理者的代表将参加这次全国性的临床航空航天医学界的学术盛会。会议特邀 作为协办单位参会。会议的主办单位将向与会的单位和代表推介国内外有关医药企业，促进科技学术界与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发展我国载人航天和航空事业贡献力量。本次会议诚征医药企业参会交流并作为协办单位提供资助经费，将为企业提品推介宣传合作项目如下：

一、合作项目

1. 为挂名协办企业代表提供开幕式或闭幕式10分钟发言。

2. 会议宾馆门前或宴会厅悬挂祝贺布标。

3. 会议优秀论文及专题报告奖1项冠名。

4. 会议论文摘要集刊登企业及相关产品宣传资料(宣传资料印刷成本费由企业承担)。

5. 企业派1名代表免费参会(会议提供食宿费)。

6. 本次会议将向资助企业颁发资助证书。

二、资助经费额度及相应项目

1. 资助3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可获得合作项目1～6的推介宣传商机。

2. 资助1.5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可获得合作项目3～6的推介宣传商机。

3. 资助5000元的企业可获得合作项目4的推介宣传商机。

欢迎广大医药企业参会，加盟到发展我国航空医学、载人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的跨世纪的辉煌事业的行列，科技学术界与企业界携手并进，共创新的奇迹。

联系人：王**

学术研讨会会邀请函范文三：

传统节日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邀请函

尊敬的 先生/女士

为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服务区域社会文化认同，共同构筑多民族和谐关系。西南民族大学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拟于20XX年11月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传统节日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分为学术讨论交流和节日民族志影片展播两个部分。欢迎专家学者围绕如下议题惠赐论文或提供节日民族志影片参加会议。

一、会议议题

1.传统节日与地方感、地方文化认同

2.传统节日与多民族和谐关系建构

3.传统节日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4.传统节日的影像表达研究

5.节日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6.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二、会议主办与承办单位

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承办：

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西南研究中心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西南人文纪录影像研究中心

三、会议时间与地点

1、时间：20XX年11月11日全天报到;12日～13日学术讨论;14日离会。

2.地点：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

四、参会注意事项

会议以论文或影片入选方式正式参会。有意参会者请务必于20XX年9月20日前提交300字的论文摘要或论文全文。会议筹备组将依据论文入选发出正式参会邀请函。

参会学者往返旅费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由主办方负责。

参加会议的学者务必请按会议时间安排将回执用电子邮件回复给会议筹备组。 联系人：王美英老师 Emai: 李杨(影视组) Emai: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学创作完全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因而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以汉字进行文学创作，遂催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潮流，也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实现了本民族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文学创作也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形式逐渐发展为以小说、戏剧、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滥觞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等作品，1971年陈英雄将其作品集结为《域外梦痕》出版。但因其创作紧随当时官方“战斗”文艺主流话语，无形中遮蔽了民族主体性，因而未被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认同。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经受了台湾民主改革运动和“党外”社会运动的启示与刺激，政治利益诉求和山海文化经验在他们的文字中得以尽情展现，文学创作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独特的文学品质赢得了文坛不错的回响。新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俨然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在上世纪末甚至被视为“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坛兴起伊始，便引起了台湾岛内学者的注意，许俊雅、陈昭瑛、吴锦发、孙大川、蒲忠成等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开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黄铃华编，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和《台湾原住民汉语言文学选集•评论卷》(孙大川编，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标识的一批研究成果。随后，董恕明、魏贻君、陈芷凡、吕慧珍等博硕士研究生也先后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自1993至今岛内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①其中魏贻君的《战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台湾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董恕明的《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论述较为出色。由于岛内学者的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一度成为岛内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新宠，研究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孙大川的《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中外文学》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书写与民族/国家———论原住民文学》(《当代》1994年98期)和吴家君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1997硕士论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许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农族田雅各布的小说〈最后的猎人〉》(《文讯》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与性别书写———阿妈书写的叙事批评》(台湾辅仁大学2001硕士论文)、谢惠君的《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台湾屏东师范学院2004硕士论文)、潘泠相的《排湾族作家研究———以陈英雄、莫那能、利格拉乐•阿妈、亚荣隆•撒可努为对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5硕士论文)、廖婉如的《祖灵的凝视:瓦历斯•诺干作品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硕士论文)、侯伟仁的《拓拔斯•塔玛匹玛(Tuobasi•Tamapima)小说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以及简晓惠的《夏曼•蓝波安海洋文学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等，在文体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作品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硕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等等。从战后整个文学场域到具体作家作品，岛内学者的论述已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场式跟进，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但纵观岛内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批评观念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导致了他们难以用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诉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1］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威权解体、社会民主风气渐开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对“主流”和“中心”进行冲击与挑战。不同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族群之争和党派之斗，进而使作为“本土化”象征和“关键少数”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团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和“思想正确”的论述。这种现象必然显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导致有些研究者将“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问题”等同起来，有些论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场去思考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陈英雄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包寇•索克鲁曼、沙力浪、阿绮骨等，台湾少数民族拥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内容不同，写作风格迥异，文学追求不断超越，但岛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浓厚政治抗争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对前后期的作家多“视而不见”。政治的歧见必然会引发学术观念的偏见，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很难使论者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显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尽管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获得不少赞誉和殊荣，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更从八年代以汉语小说、新诗与散文扩展了台湾文学的堂庑”［2］，但整体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引起岛内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视作一个“集合名词”来处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仅以泰雅族著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为例，其创作无论是诗集、散文或评论都已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吴晟所指:“至今尚未见到文学学者或诗文评论家，对瓦历斯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文学背景等等，有一篇较全面剖析探讨的论文，也就是说，虽然瓦历斯屡获文学奖，并没有相对的好的评论出现，和其他‘族群’的文学作品备受讨论比起来，这种漠视现象，一直令我纳闷不解。”［3］杨翠也指出:“关于台湾原住民书写的研究，比起汉族书写而言，一向是极其贫弱。”［4］更有学者如陈芳明之流口头宣称“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学渐渐在文坛上浮现，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加入拼图的行列。”［5］

但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研究却显得轻薄和轻率许多。在其首次涉及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后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页，其中在不到三页的篇幅中，鸟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见无论是“台湾文学经典”还是《台湾作家全集》甄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固然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运用能力和艺术成就有关，但是否也与主流学者漠视与自大的心态有关呢?

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同样也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曾思奇的《台湾原住民的呼声———评久久酒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甦的《7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若干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为起始，大陆地区便展开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研究，其后吴重阳、岳玉杰、古继堂、曹惠民、朱双一、李瑛等学者有意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先后发表了《为台湾文学注入新血———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谈》(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2期)、《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朱双一，《台湾研究》1995年1期)、《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3期)、《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朱双一，《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发自台湾社会底层的呐喊———评高山族青年盲诗人莫那能的诗》(古继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2期)、《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曹惠民，《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1期)、《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李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近40篇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如周翔、王志彬、黄育聪、李娜、李晨、张晓妹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周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方忠、王志彬，《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论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王志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1期)、《台湾原住民论述:重构民族想像与多元敞开》(黄育聪，《华文文学》2008年4期)等学术论文。同时一些高校的博硕士研究生还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论文写作对象，如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研究》(华侨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王志彬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文学》(徐州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和张晓妹的《山海世界的构筑与重现———以台湾原住民布农和雅美族文学创作为例》(华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一些台港文学史著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留置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如白少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杨匡汉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和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琼的《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民族出版社，2008)等。纵观大陆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已从前期的印象式评介发展到当下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成果代表了大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民族出版社，2007)一书从台湾少数民族概况、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特点以及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介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著。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视阈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动态行程，并指出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文学属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既有长期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还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以说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台港澳文学、民族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得益于两岸频繁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所传承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融入这块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叉”的文学地带，开拓了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使得文学批评与研究深富生机与活力。陈建樾在分析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之困时，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低迷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学者缺乏台湾‘原住民’的实地田野调查经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大陆的相关研究只能围绕着台湾‘原住民’历史问题做文章，而台湾‘原住民’研究日趋史学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越来越被弱化和边缘化。

梁国扬也指出:“即使台湾原住民研究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那至少资料搜集有没有足够的来源，提出的观念能否得到史籍或考古的佐证，那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神祗信仰能否有合乎生存规律的合理解释等，都是研究者、撰稿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9］这都表明了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跨过政治与地理的鸿沟去开展台湾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研究，资料尤为重要。但囿于资料不足而陷研究之窘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缺乏田野调查，相关文献资料、文本资料尤其是大量网络文本资料的搜集困难，都会对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念产生影响。目前的一个事实是，大陆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大都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可能接触和占有这方面研究资料的人。这和早期大陆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人员的构成非常相似。资料的不易获得，也使这一领域存在由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者的现象，这与其他研究领域是不尽相同的。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正是因资料的搜集困难或不足，致使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主流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和文学思潮上，对新兴的、尚处于“边缘状态”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关注不够。“应该说，由于我们对台湾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情况无法作实地深入地考察，掌握的材料不充分，因此，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其发展历史及其在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作全面的、准确的判断，而只能就所涉猎的资料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在实际的研究中，大陆学者多是把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视为文学新地景，或是视为80年代台湾多元文学思潮之一，或是将其与客家文学和眷村文学等相对的势群文学置为一谈，如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就把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政治小说、环保小说、女性书写、选举文学、大河小说、网络文学、同志小说、台语文学、客家文学等一并放在上编第四章“文学生产”中论述。弱化或“边缘化”的处置方式，难以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上升至一个“民族文学”的层面予以研究，这无疑制约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三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对于丰富祖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以及重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学价值。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创作潮流，尽管两岸政治体制不同，社会环境相异，但战后两岸少数民族被迫纳入文化全球化体系中去，共同经受着全球化、现代化和主流强势文化的冲击，相对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更早地经历了这些经验，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更普遍意义上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写作研究。同时，文学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精神反映，台湾少数民族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两岸学者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着各自的优势。岛内学者有地缘和资料方面的优势，他们近距离、全方位、全过程地见证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渐行渐壮、渐行渐美的历程，分享了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其间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欣喜与焦虑。这种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生息相通、休戚与共的关系，让岛内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视会更加清晰与细微。大陆学者研究优势在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在大陆，当代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研究也日渐成熟，丰富的民族文学研究经验、理论和方法，为大陆学者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此同时，隔海相望又让大陆的研究者能够置身台湾族群政治纷争之外，站在祖国多民族文学的高度开展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共构了祖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生命形态，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容。当下，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两岸学者既要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置于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内进行考察，也要注意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两岸学者加强优势互补，促进学术交流，携手共进，以推进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更深入地展开。

民族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吕温；使蕃诗；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50-03

吕温，字和叔，又字化光，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卒于宪宗元和六年（811年）。

近些年学术界对唐诗研究范围扩大，使得吕温的研究得以重视，研究界以不同的视角关注吕温，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据笔者统计，早期研究吕温的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吕温的研究论文，期刊30余篇，硕士论文8篇，博士论文1篇，专著1部，这些论文对吕温及其家族、文学成就、使蕃诗等进行梳理考证。

一、吕温生平事迹研究

近40年来，刘德重先生是对吕温生平事迹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他在《文史》第二十七辑上所发表的《吕温生平事迹考辨》一文，依据大量史料对吕温进行考证，虽然其观点需商榷，但对后续研究具有参考的价值。赵荣蔚《吕温生平及被贬真象考辨》一文，对吕温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和分析，试图还原吕温经历的事件，还吕温以公正的评价。赵荣蔚认为：“吕温被贬的原因，是因为他和窦群诬奏宰相李吉甫。实际上，吕温获罪遭贬的更深一层原因，是因为他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其在吕温被贬的考证下，多了个人的思考和创见。多洛肯的《吕温事迹考述》对吕温生平事迹的材料做考证，提出史料记载吕温往返吐蕃时间不一致，对吕温贬官后的政绩做了补充。谭青《“吕温使吐蕃不归于元和元年”考》一文运用比较法分析：“《新唐书》《旧唐书》记吕温使吐蕃归年不一致，检各种版本的《和叔集》，从而得出，和叔之归当于贞元二十一（永贞元年）年九月。”这对吕温使蕃研究，做出了补充。杨慧文的《柳宗元和吕温交游论》一文，通过考证双方家族渊源、思想上的契合，探讨吕温与柳宗元的交游。

通过梳理吕温生平事迹，其40年的短暂一生，出仕前、进士及第并在朝任职、出使吐蕃和地方任职的4个时期，帮助我们全面的了解唐代中小文人群体。

二、吕温家族研究

吕温籍贯的研究，文献中提出了东平、河东、河中3种不同说法。谢其泉在《吕温及其散文研究》中，对吕姓起源及东平吕氏发展、吕温父祖兄弟、吕温的籍贯等方面作了梳理。白盛友的《吕温研究》重点对吕温的籍贯、居住地做了考证。根据这两篇论文可得出：吕温郡望东平，祖籍河中（或曰河东），出生地可大致定位浙江东（今江苏浙江一带），实际居住地和族茔在洛阳。这对研究整个唐代士族群体提供了参考的价值。刘成群《吕衡州考论》一文，从吕集版本、吕温家世、交游、文论和诗文创作几个方面进行考证，更全面的研究吕温。

谭青的《吕温家世考》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对吕温家族进行资料的考证、分析研究，但其整体不够完整，缺乏其子女的考证。董超的《唐代吕温家族与文学》学位论文，着眼于吕温家族本身，从其世系、文化等多方面，对其作详细的梳理，大致呈现出吕温整体家族的全貌情况。白盛友《吕温研究》一文，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吕温的祖父、兄弟、子女及籍贯，更系统的对吕温家族人士进行逐一考证，并且梳理了吕温父辈及兄弟姐妹的关系表、其子女关系表，为研究吕温家族的学者提供了借鉴作用。

通过对吕温整体家族的梳理研究可知，吕温家族是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化阶层，从而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唐代的士族家庭群体。

三、吕温诗文研究

最早研究吕温诗作的吴逢箴先生的《唐代诗歌与民族交往》一文，以吕温《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为例，探讨唐代诗歌与少数民族的密切交往，引起学术界关注唐朝与少数民族交往时期留下的唐代诗歌及吕温出使吐蕃诗作。而吴逢箴的《吕温出使吐蕃期间诗论》一文，虽对吕温诗作中出现的何时、何地的解释需商榷，但却开启了使蕃诗研究的先河。这一研究扩宽了唐诗研究的角度，引起对唐代涉蕃诗研究的重视。余恕诚的《唐人出使吐蕃的诗史――论吕温使蕃诗》一文，在吴逢箴论文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吕温使蕃诗，定为12首，解决了前人诗作中出现的何时、何地解释错误的问题。马重阳《状物叙事满蓄忧愤―读吕温〈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柳海莉《天才俊拔文彩赡遗―略论中唐散文家吕温》等，这些论文都是从某一篇或几篇诗文入手，结合历史背景来研究分析其诗作，探究其文学创作的成就。而薛冬艳《“虚”“空”之辩兼及吕温〈乐出虚赋〉“虚”“空”观的探讨》一文，从吕温《乐出虚赋》入手，以音乐的角度，探讨“虚”和“空”的音乐美学思想。这些论文凸显了吕温的文学成就，以不同视角去分析、研究吕温的文学作品。

王晓玲《试论中唐诗人吕温的诗歌成就》、赵荣蔚《论吕温的诗歌成就》、董超《中唐吕温散文成就述论》这3篇论文都从吕温的诗歌和散文的角度，分析其文学成就，只是未能从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地探讨吕温文学成就。董超《唐代吕温家族与文学》这一学位论文，着眼于吕温家族与文学，以吕温家族综论，就吕温诗歌和散文两方面进行研究，缺乏对赋的分析，题目范围过大，内容不够深入。延玖娣《吕温及其诗文研究》、张秀萍《吕温及其文探微》、谢其泉《吕温及其散文研究》3篇学位论文，以吕温及其诗、文着眼，不同程度梳理了吕温的生平和文学思想，探讨吕温的文学观及艺术风格，但在研究吕温文学上的成就侧重点不同，对吕温散文、诗、赋的研究力度不够。莫道才在《〈全唐诗〉-载吕温二首诗均为伪诗》一文，对《全唐诗》所载吕温《嘲柳州柳子厚》《嘲黔南观察南卓》两首诗进行考证分析得出，其与吕温的生平事迹不符合。莫道才认为，以上两首诗作均为伪诗，且两诗在录写时存在笔误，对研究吕温诗作提供了有价值参考。

吕温的散文和赋保留下来的不多，但是其散文、赋是吕温思想的体现。据白盛友《吕温研究》学位论文中统计：赋有8篇、文章93篇，其中传世文献92篇，出土1篇。吕温文章的文体范围很宽，包括奏议、书信、序跋、赠序、碑铭、祭文、颂赞和杂著各个方面，但每个方面的数量都不多。白盛友指出，《黄龙负舟赋》《傅严铭》《成皋铭》等文章，吕温较为明确地阐述了君王要坚守纯志崇德、以民为本的思想；君王要知人善任，任用贤良的思想；臣属要以仁义为本，勤于吏政，体恤生民的思想；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思想。赵荣蔚的《论吕温的政治思想》一文，从分析吕温的诗文创作情况，总结吕温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否定天命、重视人事的爱民思想，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和要求打破常规、超拔贤能的改革思想。”吕温的散文和赋，观照其思想，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及对其时代社会问题的政治理想的思考。

史传资料中对吕温的评价不高，文学史上对吕温文学作品亦不够重视，通过对吕温文学的分析研究，可探其思想脉络，以便公正的评价吕温。

四、吕集版本情况研究

刘禹锡最早对吕温的作品进行整理，集为上下两册。关于吕温版本情况的研究，刘德重提出《吕温文集》应有3个版本系统，并指出了3种吕集的来历：《四库全书》本从冯已苍校本整理得来，《粤雅堂丛书》本即《丛书集成初编》本，伍崇曜据秦恩复古研斋校刻本排印，《四部丛刊》本的影印的是涵芬楼据瞿庸铁琴铜剑楼藏述古堂影宋本。刘德重先生主要根据今天存世的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及丛书集成本中的吕温文集将之溯源为3个版本系统。而在多洛肯《吕集版本考述》一文中，根据吕温文集第六、七两卷阙文和全文情况，对吕温诗文集的版本渊源进行考察，认为有冯（舒）本和吴（吴茂才）本两个版本系统。吕明涛《吕和叔文集版本流源考》一文，通过梳理史料提出：述古堂本和冯校本出于同一底本，文渊阁本源于冯校本，两个本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仅有个别地方改动，因而《四部丛刊》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应属于同一个版本体系。白盛友《吕温研究》的学位论文中，对吕集版本源流问题进行详细探讨。目前研究现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吕温文集有3个版本系统，一种认为吕温文集有两个版本系统。目前白盛友对吕集罗列出：“按卷数可分为十卷本系列（含伪十卷本、十卷残本）、五卷本系列两大类，此外尚有为数不少的诸家选录本（合集、选集）系列（已见）。”对吕集版本情况研究，由于时间久远、文献缺乏等多种原因，不能探明吕集版本的真实情况，暂付阙如。

五、吕温年谱研究

洪迎华《吕温研究》、刘成群《吕衡州考论》、延玖娣《吕温及其诗文研究》、董超《唐代吕温家族与文学》这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及白盛友《吕温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对吕温年谱均有罗列。赵荣蔚《吕温年谱》是学术界第一本专门研究吕温的专著。此书分为吕温年谱、吕温传论两个部分，考察了吕温所处的时代，并对吕温的政绩、思想以及文学成就加以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吕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学术界对吕温的整体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这与吕温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不相称。从文学研究角度来看，还有需要弥补的不足，吕温文章研究不够深入，部分论文的行文中有出现句读、词义理解等方面的错误；对吕温文学成就的研究太单一不够全面；部分论文对吕温人格的评价，未能采取公正的态度；对其使蕃途中留下的大量涉蕃诗，整理力度和研究角度不够。我们应该拓宽研究思路，从涉蕃诗整体出发，分析其使蕃诗作，探讨吕温在涉蕃诗研究方面的贡献，进而揭示出吕温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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