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5 08:40:54

古典文献论文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据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是元数据数据库,以香港迪志公司投资、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的《四部丛刊》、尹小林《国学宝典》、南开大学永川公司的《二十四史》,以及大陆、港台等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制作的较大型的数据库为代表。它们的优点是具有较多的基本功能,如检索、卡片、打印等功能,有些还附加了日历查询、字典、音乐背景等附加功能。然而,它们都不允许对数据库内的文本错误进行修订、没有图表处理能力、不提供功能升级服务(某些软件提供所谓新版本,实际上只是增加一些文献文本,并未真正提升软件服务功能)。而且由于各自为政,开发者大都采取自定义方法来自造非常用的生僻词,因此各种数据库之间字库不能相互兼容。这一阶段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也有吸收第一阶段数据库有图像的优点,如上述提及的《四库全书》就附有图像,以利研究者核对文字。该阶段绝大多数数据库注意到版权问题,但仍有一些数据库在版权上出现较大问题,乃至引起法律纠纷。

计算机技术广泛地涉入文科研究领域,各种古典文献数据库纷纷建立,当然给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帮助,然而,在笔者看来,目前计算机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运用形成纷乱无序的“战国时代”,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或说削弱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中巨大作用。对此弊病,笔者拟作一概述,企望引起有关部门、数据库开发者及使用者的重视,以期真正使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大致说来,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缺乏整体领导与规划,国家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了一些规划,也实施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如2002年10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受科技部的委托,牵头联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启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力图建立我国比较统一和规范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自然也会对建立古典文献数据库有较大的借鉴与参考的价值。又如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海图书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等等,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已经启动并完成了部分内容。不过也应该强调,由于国家没有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国内数据库发展状况的真正有价值的规范体系,因此这些项目的承担者仍是各自为政,数据库之间并不能兼容,不可能形成技术“合力”。再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或说实际使用价值来看,也不尽人意。因为至今为止建立的各种数据库仍人为地设置许多障碍,无法使它们实现较大的使用价值。数据库由国家投资,收益自然应该归国家,或者成为不收费的公益数据库,但目前收益既不归国家,又未能成为公益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实际上,数据库制作者无偿利用国家投资进行了开发,制作完成后却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使人感到有“国家投资,个别单位图利”的印象。笔者不反对交纳一定使用费用,但收费单位一定应该说明收费后去向,绝不允许产生国家投资而由个别单位乃至某些个人得利的情况。

其二,开发商嗜利忘义,数据库错误严重。除上述由国家投资开发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外,还有一些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软件开发商加入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中来了。比较而言,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各地图书馆建立的古典文献数据库质量较高,而开发商则很少关注数据库中的文献质量。我们承认确有少量开发商制作的数据库质量较高,如迪志公司开发的《四库全书》之类,然而象《四库全书》这样的数据库确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我们发现,甚至有些开发商仅仅是把文本进行文字扫描导入,疏于校对,因此文本错误百出,难以卒读。由于利益驱使,绝大多数开发商都以“独自开发”为己任,数据库设计相互保密,互不兼容,使用户深感不便。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了。

其三,热门文献数据重复,冷门文献数据罕见。虽说目前数据库品种繁多,但由于考虑到使用者对文献内容的需求,因此许多开发者热衷于开发那些热门数据,而一些比较冷门的文献则鲜有人问津。实际上,冷门的文献并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只是使用人较少而已。因而,目前不但数据库中文献内容重复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同名同姓的数据库也有不少,如《四库全书》就出现了武汉大学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数种不同版本。且不说那些数量繁多、质量也不甚高的数据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其实也使用户陷入无可适从、欲舍不能的境地。用户往往为了某些少量文献内容不得不购买和安装整个数据库操作系统,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库大量占据硬盘空间,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大为减慢。而那些允许网上检索的文献数据库又往往容量极大,上网检索者多,导致“交通阻塞”!

其四,技术关卡重重,难以互相兼容。各开发者既鉴于不同开发目的与技术条件,又为防止他人解密,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在数据库某些程序中人为设置技术障碍,以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损害。自然,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障本身利益不受损害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也由于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之间不能兼容,无法形成合力,先进的技术反而成为技术壁垒。实际上,这一情况大大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与财力,对古典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由于技术壁垒,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文字方面更导致许多问题。我国古籍常用汉字大约为4万余个,这还不包括超过2万个异体字及数千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然而我国目前在计算机上采纳的国标字库(GB)和扩展字库(GBK),两者相加也只有27000余字,这与我国古籍常用汉字数量相比,实在差距太大。因此,如此小的字库与需求相比确实是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软件设计者就采取在自定义区自造字(乃至占据字库中扩展B的位置)、有些也用图片方式来填字。而这些自造字、图片字,拷贝到WORD文本之后,由于内码位置的差异就变成其它字了,从而导致文本错误。

其五,功能单调,难以真正为科研服务。建立较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功能比较单调,只能做些简单检索、拷贝,没有更为先进的功能,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的一些古典文献数据库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四库全书》的检索功能,虽说可以采用添加“作者”、“书名”等限定条件,但检索结果只是罗列一排出处,无法直观地了解检索到的具体内容。而且《四库全书》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功能给用户,因此这一巨大的工程仍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况且这一数据库目前已经“定型”,不再继续开发,使用户对此深感遗憾。而其它古典文献数据库设计者的思维大多仍停留在“文本之争”当中,重复着原来设计思想的错误,没有更多地开发为科研服务的有效功能,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显然不可能真正摆脱古典文献数据库目前面临着的困境。

其六,学术圈地,使人心有余而力难用。解放后,一些部级出版社化费了极大的精力,组织专家点校了不少重要古籍,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时至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却出现了“版权”的问题。一些制作者忽视了国家有关版权法规,直接利用了一些出版社的成果来牟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地会产生版权纠纷。笔者以为,保护版权是每个学者乃至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根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问题是,现在一些出版社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对自己已出版的点校过的古籍进行开发,而愿意开发这些古籍资源者却无法涉入其中,导致他们处于既想开发这一宝藏又无法回避版权问题的尴尬境地,这就使众多需要使用者望洋兴叹。如果有关出版社不愿授权,那么想要开发这些古籍者只能返回到没有标点的原始文本中去。这种情况确实使每一个希望使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用户感到极其失望,而且严重影响了古典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进度。

上述种种现实情况,已经是制约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支持的瓶颈了,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技术即使再发达,恐怕也难以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予以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与帮助。

三、如何解决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利学术研究(当然包括文献研究)的迅速发展?笔者以为现在应该设计和开发出新一代文献数据库的软件。按照笔者设想,这代软件应该以建立能自由升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为目的,是一种以提供强大功能为主、彻底解决版权问题的数据库,实际上是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功能相对完善的学术研究资源库。所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是综合性数据库,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作为主要规划者,它应该尽可能地包罗我国传世古典文献、碑刻资料和出土文献等。在此基础上允许建立适应每个研究者研究范围的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是指每个具体研究者所拥有的安装在各自计算机上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拥有一定数量的适合自己研究的范围的古典文献文本。其实,各个研究者并不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数据库,即使象占据6至7个G硬盘的《四库全书》,具体到一个研究者真正需要的内容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两者之间的技术“契合”,即两者互相兼容的程度。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有所区别,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侧重于文献数量的完善、完备,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则应该考虑其功能强大。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设计比较周密、与其它个性化数据库在技术上能实现良好兼容的的数据库;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应该是“百花齐放”式的但必须能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兼容而非各自为政的小型数据库。两者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以为目前应该从两个层次上来解决问题,一是尽快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一是继续开发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根据笔者近几年的实践,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能的。其实只要认真对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与梳理,重点突破一些瓶颈问题,应该说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那么怎么才能突破上述这些瓶颈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加强总体规划,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作为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因此,这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来完成。其实,就目前来说,国家投入资金并不少,但由于制度原因,只是向某些重点院校或科研单位、向重点项目投入巨资,而这些单位建立起各自为政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虽然也为学术研究作了一些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自设计思路不同,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已经妨碍到数据库进一步发展了。以笔者愚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负起责来,加强领导,重新考虑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立项问题,组织力量、投入资金,真正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能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利用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同时也应该考虑所立项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与其它数据库(如现代文献数据库、当代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之间的兼容关系,只有这样,或许若干年之后就能建立起一个价值极大的能真正为学术服务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乃至包罗一切文献的数据库。当然,就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说,可以进行适量收费服务,但主要仍应该定位在“公益”上,不以“利”为主,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

其二,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那么目前“列国纷争”的面貌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我们知道,一个古典文献数据库实际上是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古典文献数据库内容,即数据库所包括的文献文本,二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其实目前所见有关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是“两者合一”,即既包含一些文献数据内容,又有具体的操作服务系统。事实上,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在功能上明显存在缺陷的。就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管理形式来说,一是网络管理,一是个人管理。前者是网络数据库,一般是单位所拥有的数据库,即我们所说的网络版,后者是安装在个人电脑中的个人版。就功能来说,网络版没有必要具有卡片、文本修订、书签等个性化的功能,个人版应该具有做卡片、文本修订、书签、文献管理等个性化的功能。就文献数量来说,网络版自然力求文献内容丰富,尽可能包罗文献文本,而个人版实际所需要的文献数量是根据各自研究需要而定的,因而强行“规定”使用所有文献内容并不值得肯定。就文献内容来说,网络版与个人版都应该允许不断地增加其数据库文献内容,但不同的是,网络版应该是只增不减,而个人版应该允许用户根据研究需要自由增减文献内容。

在笔者看来,应该从单纯的文本内容竞争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进入以文献检索服务系统竞争为主,文本竟争为辅的体系,或许是解决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出路。也就是说,擅长计算机技术的开发者(开发商)应该注重文献检索服务功能的开发与完善,而具体文本的整理可由研究学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这样,开发者就可能开发出比较成功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而数据库中的文本也由于专业人士的加入而能大大提高文本的准确率,然后合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输入和整理古典文献文本可以采用投标(或以申报项目形式)来确定,规定统一格式,要求保证文本的正确率达到一定比例,完成后再分别导入这一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中;经过若干年努力,最终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适应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我想,采取这种措施不但节省了大量重复投资,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一旦建立起这个规模巨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可以解决了目前数据库泛滥、文本错误太多、重复劳动等弊病,而且真正能做到广大学者对古典资源“共享共有”。

在此基础上,各个开发商可以力求开发学者们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无须考虑文献文本内容,但必须功能强大、操作方便,并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完全兼容,学者们通过“购买”文本或其它方式来方便地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样或许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真正的方便。

还须补充的是,我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表格与图片,而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所有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没有导入原著的表格与图片,极个别数据库有少量图片也是不能检索,这是目前众多古典文献数据库的重大失误之一。其实只要真正化力气去探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笔者曾作过设计并反复试验,只要设计合理,图片与表格不但可以导入数据库,而且都是可以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其三,加速确定字库方案,以利数据库健康发展。当然,要真正解决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问题,还必须解决字库问题。目前,国家虽然组织专家在论证有关字库问题,然而由于进程不快,远远落后于当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需要。按照笔者的看法,应该建立一个以Unicode字库为基础的、适应汉语古籍需要的、并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字库。这就需要抓紧工作,迅速落实扩展字库B的内码。同时根据我国汉字的具体特点,对自定义区域的6400字的内码配置也应该有所规范,这样才能使汉语字库统一问题落实到实处。如果真能做到如此,那么就能真正解决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之间字库互不兼容问题。

与字库相关联的是字体问题。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考虑到古代文献对文字的特殊需要,笔者以为凡是古代文献数据库中的文本应该保留繁体字,以防繁简不分而导致文义偏差。就目前计算机技术来说,解决这一问题是毫无困难的。其实用繁体字输入文本早已不是问题,而扫描古籍文本再转换成文字的技术也十分成熟,如北京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OCR识别系统,应该说是极有价值的识别软件,对绝大多数繁体文字能够正确识别。如果能再进一步加以改进,使扩充字库数量并与Unicode字库兼容,那么古代文献的文字识别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强调的是,古代文献以繁体字导入数据库,但应该允许在数据库中自由进行繁简转换,换句话说,若需要使用繁体字时,文本可以保留繁体字,而需要简体时,可以十分方便地转换成简体,这样就适应用户对繁简体的不同需要了。

其四,彻底解决古典文献版权问题。这是困挠计算机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重要难题之一。自然,这一问题要真正得到落实确实存在相当困难的,因为版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不过,即使困难再大,古籍文献数据化的发展的潮流是不可能停止的。笔者以为,有关出版社在维护自身法定的版权权益的前提下,应该从大局出发,在收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前提下,允许制作有关古典文献的数据库,以利学术研究的发展。至于报酬多少可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酌情商定,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与那些出版社协调,亦可将目前大量分散投入到各课题中的资金中抽出部分来补偿有关出版社,双赢互利,以求突破版权瓶颈,早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古典文献电子文本的版权问题,这也是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因为用户若贪图小利,版权意识不强,不愿化费代价使用电子文本,就容易产生“盗版”问题,如此就使得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正当利益大受损失。按笔者设想,如果真正能够由国家有关部门主管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那么就可以设想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规定导入数据库的文献文本都给予一个“统一编号”,没有统一编号的文献就不能直接导入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和个人使用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也就是说,个人使用古典文献电子文献必须化费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使用权,这样就可以保证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一定收益,防止版权意识不强者侵权使用。同时由于古典文献电子文本都有了统一编号,那么也就可以防止某一具体文献文本重复录入的问题。即使有部分重复,古典文献电子文本也可以在用户选择过程中优胜劣汰。

其五,建立公平的交易平台。建立庞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而这种古典文献数据库自然不是每一个普通研究者购买得起的。在笔者看来,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应该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购买有关数据库,以供教学、研究之需。当然也应该允许个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经费后,自由上网使用这一数据库,并允许购买(下载)一定数量的古典文献文本,自行导入各自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以利建立个性化的有实用价值的数据库。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就将会促进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

鉴于此,笔者以为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公平的交易交流平台,既不是“就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式的高价出售,又不是无论你需要不需要而进行的“一揽子交易”式的硬性搭售。在笔者看来,应该允许研究者自己输入的文本在交易平台上自由交易或交换。当然,学者将自行输入文本无偿赠送给同行应该予以鼓励,事实上,在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将自己输入的文本无偿提供的例证。学术是公器,没有必要象守财奴那样守住这一私产。笔者不反对从网上下载一些有价值的文献文本或其它资料作为自己研究所用,但反对下载文献文本或资料后,通过各种方式去“变钱”,成为牟利的手段。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2篇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1997年-2006年中医内科学专业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207篇。

1.2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类型、论文名称、关键词、论文类别、中医经典引用、西医知识运用、实验动物选用、实验方法应用、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选用、统计软件应用、参考文献。

1.3调查方法

按照调查内容设计《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调查表》,组织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进行专门培训后,对每篇学位论文进行阅读,按照调查表内容逐条归类。所采集信息汇总后采用频次法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情况

2.1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3项统计中学位类型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类别分为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验方法由于医学研究中具体实验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检测、肝功能的检测、血细胞检测、形态学观察以及现代新技术放射免疫法、DNA检测、白介素的测定等等统计非常难,但都可以归类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态学、病理切片观察、心电图等为定性研究,定量指对某些检测指标的测定,有量的概念,两者都具备的为综合研究。经统计处理,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情况见表1。

2.2引用中医经典及西医知识运用情况

由于中医经典著作数量较多,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中医古典医籍方面相对来说也十分丰富,我们对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中医经典(8%以上)进行统计,见表2。

西医知识运用相对集中,所列内容全部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2.3实验动物选用情况

从论文选用实验动物来看,常见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兰兔,除此外还有豚鼠、狗等。

2.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点和基础,同时可以评价研究生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显示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专业207篇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显示,引文数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50篇左右。从引文语种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种,比例分别为83%、16.7%、0.3%。

2.5实验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看1999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在实验研究中选用的检测方法与指标较为单一,主要是常规项目如血常规、肝功能、血液流变学、形态学等检测,所用设备多为光学显微镜、普通病理切片机、心电图机、超声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免疫组化、细胞培养、基因检测等先进的检测技术与设备得到了应用。

2.6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应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其他统计方法依次为u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从统计软件的运用上看2001年前应用的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8-SPSS10,较低的版本,2001年后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10~13,这与软件开发有关,功能增加,应用更先进。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软件统计处理。

3结果分析

3.1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全面

调查的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引用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文献,反映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与河南中医学院加强研究生中医古典医籍的教学分不开。引用的古典医籍主要为《黄帝内经》《丹溪心法》《景岳全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伤寒论》等居多,其次《临证指南医案》《医学心悟》《医学衷中参西录》《名医别录》《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也有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对中医古典医籍的重视程度。

3.2医学知识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的西医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紧跟时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免疫学的知识进行研究;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技术、免疫组化技术的出现,这些方法在学位论文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3注重查阅外文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语种分析,是对研究生外语程度和论文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外文文献逐渐增多,这反映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医学科学的研究动态,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减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而且能及时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医药的研究水平。

3.4注重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1998年我国对医学学位类型进行了调整,临床医学研究生设置了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由于学位类型的不同其培养目标也不同,医学专业学位主要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临床应用型人才,论文要求与科学学位也不尽相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为临床研究,如证候学研究、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等。从调查情况看研究生的临床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大多采用了随机对照法,部分设计还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论文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不断更新

研究生的中医古典医籍引用虽然很多,但在应用古典医籍说明有关问题上有些牵强,阐述得不够清晰。这可能与研究生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不够透彻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研究生阅读、理解、掌握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应加强古典医籍的教学。同时还要开设传统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加强对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中医文化底蕴。

4.2实验设计应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重复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在本次调查的论文中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方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临床设计中病人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不合理;对照组的选择不科学;实验因素选择不合理;非实验因素难以控制;盲法应用多数为单盲法,很少应用双盲、多盲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已有显著提高,这主要与我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临床科研设计方法相关课程有很大关系。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4.3研究生论文格式与文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3篇

陶文鹏先生的《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正是透过一篇篇论文向我们托出了作者的思考和实践,揭示出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当然,古典文学研究是多元的,途径和方法正日渐多样化,陶先生研究成果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多样性的排斥,这一点无庸怀疑),对我们有很深的启示意义,下面我就谈几点读后的体会。

现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必定是以现代的眼光——特定的思想、情感、文化心理、知识背景甚至时代文化风尚去感知古人,其间自然会有古今会通融合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曾说要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面对。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无形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长期培养出来的固化的认知模式都阻碍着我们。最直接的后果是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忽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情感艺术特性。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缺陷:一、心灵缺失;二、艺术退场。

研究古典文学,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有与古人的精神遇合,明代的谭元春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思亦非苟然而已。”(《诗归序》)陶文鹏先生在《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中以诗意化的笔调写道:“既然诗歌是心灵的音乐,我们就必须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去,探究、捕捉诗人从受到自然社会人生的刺激到灵感触发的微妙心灵律动,准确地把握诗人怎样把他的心灵律动外化为富于旋律、节奏的诗歌语言形式。”陶先生正是以诗人之心去体味诗人之心,因此,也就格外能真正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具有独到的学术品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要从语言、艺术人手,方是本位。陶文鹏先生对语言的把握是很敏锐很精细的,同时他更关注诗歌的艺术特征。《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指出,拓展唐诗艺术研究的格局,其中一点就是要对“唐诗与其他文学(散文、辞赋、小说、戏剧等)、艺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园林建筑等)、宗教、哲学关系的考察中,更准确、鲜明、深刻地把握唐诗的艺术特征。”陶先生不仅有理论的自觉,更能够长期实践,论集中的大多数论文是探讨诗歌与其他门类艺术关系的,诸如诗歌与绘画、诗歌与书法、诗歌与音乐。探讨诗歌与各种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找到诗歌与艺术的关联点,否则只是现象的并列,没有研究价值。《传神肖貌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一文对唐诗与人物画在艺术的渗透论述得十分精到,从以形写神、临界顶点、构图布局几个方面阐释了人物画对唐诗的影响。论述绘画与诗歌作为两个不同门类的艺术是如何相互影响时,作者通过丰富细致的引证,清楚地提示了“画格”亦即动作情节发展到顶点的一顷刻对诗格的影响。《狂草逸诗——谈张旭的书中有诗》通过对张旭现存诗歌的分析,论证了书法对诗歌创作影响,指出张旭诗歌不仅善用书法艺术的“无彩之色”,而且也受到它的“无形之相”的影响,多用虚笔,间接、曲折、概括地表现,从而使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有了比较点。

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指出:从理论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研究的是古论家的成果,后者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的规律与艺术方法来。陶先生的研究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他曾多次强调过程千帆先生的主张,近期在《学习钱钟书,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来》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艺术规律,乃至诸多艺术的方法和技巧。”并视之“学术薪火”,显然作者是以传承这一“学术薪火”自勉并努力实践着的。也说是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路径是从文本出发,从对文本的感悟、理解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套,打通古今,以不假外求的自足话语研究古典文学。

《论集》中《论盂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和《论王维的美学思想》、《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三文可称典范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或批评史上是找不到盂浩然的,但陶文鹏先生却别出手眼,将“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从中见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诗歌美学观”。比如,中国古人对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做过十分详尽的论述,作者指出,孟浩然继承前人的观点,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并引述了大量诗证。更进一步,作者对“兴”进行了界定,认为“兴”不但是盂浩然借以表述诗歌创作源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常用语,也是他用来揭示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特征的美学概念。可以说,这里所表现的孟浩然的美学思想并无新鲜之处,但直接从文本中发现的这些思想表述不是比抽象的理论表述更能切近古代的美学思想吗?同时,从文本细读中归纳出的概念不离文本,实现了语境重现,比抽离语境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文章对盂浩然美学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论说,这些见解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清晰地疏理清楚了文学思想、美学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弥补了思想、观念的逻辑演进中的环节缺失。如:清美是美学范畴中最重要概念之一,但古人在概念表述上十分随意,而当我们离开文本进行阐释,只着意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就易于陷入失语状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仍坚持从文本出发,用大量的例证表明盂浩然最爱好清美,并做了详尽的分疏,分为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五种。由于五种清美都是从盂浩然的诗歌创作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分疏与文学感悟相结合,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比抽象的概念界定更能深入诗心。

《论王维美学思想》一文中,陶先生从王维“审象于净心”的禅宗思想出发,指出其审美思想深深打上了禅宗思想的烙印,并通过对王维追求自然山水“深趣”思想的论述,不仅理清了禅宗概念向审美概念的转换机制,而且联系王维的“凝情取象”的美学命题,完成了从审美观念向创作论的完整论述。而这些论述都是在王维没有体系化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从文学作品中寻绎出来的,既没有参照流行的西方理论话语,也没有刻意地将其美学思想演绎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一文探讨了宋代诗画创作实践和诗画美学思想在艺术本质上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复杂问题。作者指出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加之后来韩拙提出的“阔远”、“迷远”、“幽远”,代表了山水画家对空间艺术局限的突破,侵犯了诗人独有的艺术领域,刺激了诗创造性,引起宋代山水诗的新变,这一论述角度极具创新价值,人所未言。更进一步,陶先生拈出了“荒远”概念,画家提出的诸种“远”的概念,着意点在构图上,而陶先生的“荒远”注意力则是对山水诗美学风貌的提纯,此点一出,不仅宋代山水诗的美学风貌全然拈出,而且解释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神清骨冷的绝俗精神。

文学整体边缘化其实是我们的幻觉,因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中心化,何来边缘化?当年的中心化是利用与被利用的结果,中心是政治,文学只不过是“帮忙”。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但不可否认,古典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有边缘化的趋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传统学科,旧有的传统在丧失,新理路还没有建立,因而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正处在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一个狭小的圈子,自外于时代,这样就不能担负起传承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任。

我们的文学论文写得越来越学院化,与古老的传统相比,这类论文太过死板,有的简直味同嚼腊。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就说:“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这里,我们赞同钱先生“着意于修饰”的观点,并非要求论文写作回归文士的刻意藻饰,抛弃科学性(钱先生认为章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实即强调论文的科学性),而是基于这棒的认识:当我们研究文学文本时,文学性表述应该更能够进入文学境界,同时,也更能够向社会转述古典文学的精华。

读陶文鹏先生的文章不能不叹服他驾御文笔的高超能力,诗一般的文字从笔底流出,清澈雅洁,流丽自然。更为突出的是他文章能够在古今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让人顺利进人艺术美之中,流连低徊,陶醉其间。有人可能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这不是学院式语言,且不论学院式语言是否是唯一标准,其实这样的看法背后隐藏着错误的价值判断——即学院化与大众化是对立的,仿佛一提普及,就意味着研究品位的降低。古典文学研究有两个层次的任务,一是体系内的学科研究;二是普及古典文学,向大众传播古典文学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独守学院化,拒斥大众化,实际上是自外于当代文化建设。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古典文学文化研究者不能自树蕃篱,最基本的一点是写的文章要让人看懂,让具有一般文学能力的广大读者能够读懂,引人进人一个审美的世界。审美的表述更能从内心感动人,让祖国伟大的文学去感染人,吸引人,并从而培育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业。学院化论文往往高深、古雅或西化,且不论其是非高下,单就普及而言就不乎时代要求。普及型与研究型并不排斥,我想,陶先生的论文一般文学爱好者都能看莅,都会被文字的清丽优美所吸引,当然,研究者更能从中发现学术价值。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特征与方法;意义与价值

中国元杂剧自18世纪早期伴随着《赵氏孤儿》的西传并于英语世界的传播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英语世界元杂剧的早期传播多为单纯的译介以及简单的内容概要介绍,而英国则是早期元杂剧传播的中心。但自20世纪中后期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后,美国遂成为英语世界元杂剧传播的中心,传播形式亦由先前单纯的译介为主转变为译介与研究并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像杜为廉(William Dolby)、柯润璞(J.I.Crump)、奚如谷(Stephen H_West)、伊维德(Wilt L idema)、马克林(Coin Mackerras)、时钟雯(Chung-wen Shih)、刘君若(Chun-jo Liu)等人的综合性研究,他们的研究广泛地涉及元杂剧的诸如兴起原因、作家作品(人物、主题、语言)、艺术特征、舞台表演及其他(音乐、演员、演出、剧团、服饰、化妆等)、功用等诸多方面;亦有如章道犁( Dale R.Johnson)(曲律研究)、彭镜博(Ching-Hsi Perng)与海登(George A.Hayden)(公案剧研究)、夏颂(Patricia A.Sieber)(传播研究)以及诸多博十论文一般,针对元杂剧的某一方面而展开的专论。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新异,对我国国内学界而言极具借鉴性意义与价值。篇幅所限,本文不便一一展开详述,拟只详细梳理和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管中窥豹,以期概括呈现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独特研究特征、方法以及意义与价值。

本文所梳理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相关博士论文共计37部,时间上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新世纪的2011年;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清华、北师大图书馆,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凡英语世界有关元杂剧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笔者相信均已搜罗完毕,这37部博士论文,研究内容迥异、研究视角独特、研究方法多元、研究价值与意义巨大,它们已充分体现了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较高水平,其中有些还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因而很具代表性,亦突出呈现了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总体特征与价值。

一、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

为便于总体把握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亦为随后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分析归结其写作时间、内容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及特征,笔者遂按时间顺序,首先绘制“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一览表”如下:

纵观上表中所列37部博士论文,我们可将其具体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以元杂剧文本为主要考察、解读对象,针对元杂剧的语言、音律、作家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研究,剧类(题材类型)研究以及元杂剧的总体研究。这其中,针对元杂剧宾白进行语言分析的有博士论文1、5,音韵方面的研究则有专论《中原音韵》的博士论文6以及涉论《中原音韵》的博士论文4,章道犁的《元曲韵律学》,后经增编以专著《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全元戏曲北词谱》(1980)①出版,该文为英语世界首次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对包括元杂剧曲牌联套、宫调以及曲谱等方面内容在内的元曲曲律研究。英语世界有关元杂剧作家作品研究的博士论文,所涉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及白朴等人,而他们的代表剧作特别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无疑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其中论及关汉卿及其作品的有博士论文8、9、11,专论马致远及其作品的有博士论文18、27,而白朴的研究专论则有博士论文12。博士论文14、17、26②、34是英语世界的4部《西厢记》研究专论,另有涉论《西厢记》的博士论文31。元杂剧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特征鲜明各异,他们共同点缀装成了元杂剧这一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卷。英语世界中论及元杂剧人物的,多为博士论文,所涉人物包括吕洞宾、关羽、杨贵妃、女性、张飞、鬼魅等;这其中有博士论文3、13、20、23、28、35等。英语世界对元杂剧剧类(题材类型)的研究亦多为博士论文,这主要有博士论文19所论之“才子佳人剧”,博士论文10③、15④所论之“公案剧”以及博士论文36所论之“边疆跨境剧”等三类。英语世界针对元杂剧总体研究的博士论文则以刘君若的《中国13世纪杂剧研究》为代表。

第二,以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戏剧传统入思,对元杂剧包括悲喜剧维度、中西比较等在内的异质文明间的横向考察,这其中有博士论文16、29、32、21的悲喜剧维度考察以及博士论文24、25 .26的中西戏剧间的比较研究。

第三,从中国古典戏剧发展史的角度,就元杂剧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关系以及戏曲文物此类戏剧史现象的纵向研究;这其中有博士论文22⑤、30、33、37等。

二、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研究的总体特征与方法

(一)研究的总体特征

通过考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本文所论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博士论文在时间跨度上为1952年至2011年,时限约60会年;从各时期创作的数量上来看,上世纪50年代的3部、60年代的6部、70年代的6部、80年代的7部、90年代的14部,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1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80年代以前的博士论文15部、以后的博士论文21部,它们在数量上还大致相当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仅1部,则明显与先前相比存有巨大差距。其次,从地域上来看,上述所列37部博士论文中,仅一部博士论文出自英国,即杜为廉的《关汉卿和他的作品研究》;其余皆

①D.R.Johnson, Yuarn, Music Dramas .studies in Prosody and Strcture an,plete Catalogue of Northem, Arias in the Dra-matic Styl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②后以专著《元杂剧和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中的一般戏剧符码》(Common, Dranatic Codesi。Yüand Elizabean TheatersCharacterization in Western, Chamber and Romeo and Juliet),于1997年由埃德温一梅伦出版社出版。

③后经增编以专著《中国中世纪戏剧中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nent in Medieval Chinese Drama Three Jadge PaoPlays),于197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后经增编以专著《双难:评七部元代公案剧》(DoubLe Jeopardy:A Critique of Seven, Yuan, Courtroom Dramas),于1978年由密歇根大学中文研究中心出版。

⑤后经增编以专著《欲望的戏剧:作者、读者及早期中国戏剧的复制生产1300-2000》(Theatre of Desire:Autrors,Readersrs,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arly Chinese Song-Drama ,1300-2000),于2003年由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为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所作。因而,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创作中心主要在美国,这显然是与二战后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而就其所属高校而言,博士论文篇数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并列第一,皆为6篇)、密歇根大学(4篇)以及斯坦福大学(3篇);这些高校无疑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再次,从作者构成来看,英语世界本土作者17人,华裔作者20人;其数量大致相当。但如果我们结合创作时间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15位博士论文作者中,英语世界本土作者共计10人,约占67%,而华裔作者只有5人,仅占33%;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22位博士论文作者中,华裔作者共计15人,约占68%,而英语世界本土作者却只占32%。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的14位博士论文作者中,华裔作者就占了10人,为该期总人数的71%,明显占绝大多数。我们据此可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多出自英语世界本土作者之手;而80年代以来至今特别是90年代的博士论文则多为华裔作者所作。最后,从博士论文的选题或研究内容来看,同样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80年代之前的博士论文选题多为元杂剧语言、音韵、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等传统的元杂剧文本分析,其更侧重于元杂剧文本的文学性研究;而80年代以来的博士论文选题在继续元杂剧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的同时,却又将其研究的视域横跨中西、纵贯古今,更注重中西戏剧间的比较研究、悲喜剧考察以及中国戏剧史现象背后的权利、政治与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掘,其更侧重于以异域他者的眼光审视元杂剧,专注于元杂剧与西方戏剧总体特征层面的暗合及其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蕴的挖掘。

对此,必须从美国汉学发展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我们知道,美国汉学的早期发展是在美国传教士、欧洲传统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的。受其影响,美国早期汉学主要侧重于中国语言、古典哲学、古典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路数与欧洲的古典汉学可谓一脉相承;而且由于战后冷战时期造成的中美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全面阻隔,以及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费正清所开启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发展的中断,遂使得美国的汉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传统的欧洲古典汉学的研究模式。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特别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美间各层面交流的日益频繁,美国汉学遂于80年代以来于内外两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内部而言,前期受阻的美国现代中国学逐渐取代传统的欧洲古典汉学而成为美国汉学发展的主流,其所开启的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及其受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浸染而生发的诸多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亦深深地影响了同期的古典汉学研究;就外部而言,随着中美邦交正常化、双方科教交流的恢复与发展,中国赴美留学或访问的学生或学者日益增多。“在中美建交后的前10年内,到美国学习访问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约有3万人,超过了从1860年到1950年赴美人数的总和。据中国教育部统计,1978年,美国只有5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从1978年到2002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超过了38万人,美国已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仅2001年一年,就有大约7.8万人在美国留学,其中多数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①这些数量可观的赴美学者或学生,遂成为美国汉学特别是传统古典汉学研究的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结合上述背景而论,我们很易得知,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以上世纪80年为界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乃是与上述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完全吻合的。首先,就作者构成而言。前期以英语世界本土学者为主而后期却以华裔作者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二战后至80年代以前这段时期,中美间的冷战对峙遂使得双方间的各种交流包括科教交流几无可能,即使此期有赴美的中国学者或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去美国的,抑或是香港、台湾的学者或学生。而80年代以来伴随着①黄育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新时期改革开放而来的赴美留学或访学大军的涌现,在美国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学习或从事科研工作的华裔学者的人数必然亦会随之陡增。而这一变化在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作者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充分地体现。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前期主要是传统的语言、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学性考察,这非常符合传统欧洲古典汉学注重语言研究、古典文学(化)的研究模式。比如,有关元杂剧的语言研究的2部博士论文,就受到了当时在美任教的中国学者赵元任、杨联陛的语言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其研究架构就直接源于赵、杨二人的语言学理论。而后期的研究内容由于研究者视域的转变而导致的诸如中西比较、悲喜剧之维的考察以及文化转向,一方面与研究主体的上述转变密切相关;作为后期研究主体的华裔学者,由于横跨两种异质文明,独特的双重身份必然会生发出独特的研究视角,中西比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以异域的美学观念或研究方法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亦在情理之中,如前述英语世界的3部元杂剧与英国戏剧间的比较研究以及4部悲喜剧维度考察元杂剧的博士论文。而另一方面则无疑是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期无论是占绝对多数的华裔作者抑或是少数英语世界本土作者,他们的研究内容均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即侧重文化研究、跨界(学科)研究,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甚至考古、宗教、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或领域的内容融合一体,再加之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催生下的各种新近的文学、文化批评手段的运用,从而使其研究内容获得了巨大的文化信息量,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文化世界;他们似不专注于文学本身,而是探究其后隐匿或折射出的独特文明与文化意义。在此过程中,元杂剧文本分析只不过是他们借以探究还原历史真相、开掘文本的文化能量的一个手段而已。

至于上文所提到的,新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博士论文数量存有巨大差距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考察2000年以来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戏曲研究概况的话,或许会得到部分解释。郭英德在其《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一文中,就详细的梳理了北美英语世界1998-2008年间的博士论文研究状况;笔者通过仔细考察发现,在其梳理的2000年以来的15部博士论文中,其研究内容多为明清(包括京剧)以来的中国传统戏曲(现象),共有10部,其余有关宋金时期戏剧l部、传奇剧1部、中西戏剧总体比较1部、有关戏曲演出的2部;①其中华裔作者11人。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中国明清以来传统戏曲的探讨,这也与之前专注于元杂剧研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对先前过于专注元杂剧研究现象的一种学术研究方向的纠偏,元杂剧固然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典型代表;但明清以来的戏曲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值得学术界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开掘。另一方面,就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状况本身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它已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亦相当系统而深入了,没有相当扎实深厚的文献与理论基础,已很难有所突破,特别是对于有些初涉此领域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除上述基于研究者而考虑的主观因素外,客观方面,其一,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古典戏曲包括元杂剧的英文文献积累亦相当有限,除了早期翻译的一些经典元杂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外,对于其他方面的文献却很少译介,这势必会影响到新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即使有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如上所示,亦多为华裔作者所作。其二,就国内外元杂剧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自20世纪初王国维开创了元杂剧研究的历史先河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中国戏剧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近二十年来元杂剧研究却日益冷清。……与宋元戏剧相比,明清戏剧研究方面则产生了更多的研究成果。”①新世纪以来国内元杂剧研究的这种“日益冷清”的状况必然亦会影响到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当新世纪国内明清戏剧研究相对活跃、硕果频出时,英语世界此期的明清戏剧研究亦会如此,从上述占其总数67%的英语世界明清以来戏剧研究的博士论文数量上即可见出。

综上考虑,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仅出现1部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似也不难理解了。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由于前期的元杂剧研究多受欧洲古典汉学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为基于文本分析的语言、音韵及作家作品研究,因而其研究方法就是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路径:语言分析、音韵考察以及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细致地文本分析、考证、注释与译介,这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学与文学性研究,亦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此期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文本分析的同时,更注重于文末对元杂剧作品的译介及剧作家本人的常识性介绍;因为在元杂剧研究的早期阶段,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元杂剧知识的普及手段以及基础性工作。《中国13世纪杂剧研究》文末译有《窦娥冤》、《梧桐雨》、《李逵负荆》三部元杂剧,《元杂剧中的吕洞宾》文末附有马致远《岳阳楼》译文以及吕洞宾本人的生平年表,《关汉卿批评性研究:其人其作》文后附有关汉卿新近生平研究概览,《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一文后附有作者自译的《梧桐雨》与《墙头马上》、并有详细的文本注释,《戏剧中的关羽:两个元剧本的翻译和批判性探讨》中第二部分即为文中所析两出元杂剧的《关云长千里独行》、《单刀会》的译文,而《一个13世纪中国剧本(西厢记)研究》一文,文后则附有《两厢记》的详细分折的内容概要,等等。后期博士论文中虽亦有此类内容,如《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一文后附有所论元杂剧《窦娥冤》、《汉宫秋》等9部杂剧的详细分折内容介绍,《(西游记)杂剧中的喜剧因素》文后附录中附有该剧六本24出的剧情梗概,以及《爱情偶像的表述:(两厢记)爱情故事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比较》中文末附有《西厢记》分折详细的内容概要;但总体数量明显不及前期,且多为介绍性内容而无全文的翻译。

如果我们说前期的研究方法偏重于元杂剧的基础性研究、关注于人文现象的特殊性考察的语;那么后期的研究方法则由于受到前述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20世纪特别是战后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而更趋多元化,也更具现代性,这也是导致后期的元杂剧研究内容更关注于诸如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人文现象的普遍性探讨的主要原因。就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后期博士论文而观,这种影响的印迹甚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取自于西方文论资源或哲学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大都为此期的华裔学者所用,比如西方悲、喜剧维度关照下的4部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视域下的3部博士论文;再如援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聚焦于亚文类“才子佳人剧”研究的《才子佳人:元明清时期的爱情剧》;采用符号学与女性主义、新批评细读分析、中西比较等研究方法的《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倚重于区域田野调查方法的《元杂剧的仪式方面》与《戏剧维系精神:金元时期平阳的艺术、仪式和剧场,1150-1350》;再如运用“电影女性主义理论”考察元杂剧的《历史化的中国戏剧:元杂剧的权力和政治》;《边疆故事: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性别和汉蛮的跨文化冲突》一文,则以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话语为考察视角,探讨“跨境剧”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及其总体历史和文化特征。以上诸文均为华裔作者所作,他们以新奇的视域关注异域的美学思想、文论资源,并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的恰到好处,显示了这种取自他者的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这也是他们有意摆脱国内的元杂剧研究模式,拓展新的研究视域、发掘文本新的审美意蕴的大胆尝试,体现了他们锐意进取的学术思维与创新精神。①解玉峰:《近十年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述略》,《民族艺术》2011年第1期。

而前述美国现代中国学所开创、热衷的跨学科研究,亦深刻地影响了此期的博士论文创作。如本土作者如夏颂的《修辞、传奇和互文性:关汉卿在中国元、明时期的构造和重构》一文就采用了现代传播学的方法探知关汉卿及其作品于后期传播文化中的建构,而麦卡琳的《元杂剧中的鬼魅形象》一文则用社会宗教学的方法,探讨元杂剧中鬼魂与仪式、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他还有上文所提到的对政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资源的运用,不一而足。

三、意义与价值:英语世界与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比较研究

如前,笔者已对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总体特征(包括内容)与方法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地梳理和探讨,那么它们与国内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在选题内容、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方面又有何异同呢?从中又能揭示出它们怎样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呢?为了更能体现当今中国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现状,笔者拟将其创作时间范围限定在新世纪2000年以来至2013年间的十多年里,经笔者搜集整理,共得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21部,很有代表性。为便于展开探讨,笔者亦将这21部博士论文绘表统一整理如下:

如上所示,就新世纪以来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内容而言,大致涉及元杂剧语言、音韵研究(博士论文13、17、19、21);作家作品及人物研究(博士论文3、5、6、12、20);悲剧性探讨(博士论文4、8);元杂剧传播、批评史研究(博士论文l、2、10、14);文化包括宗教层面探析(博士论文7、9、11、15、16、18)等几方面。通过与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至少在以下儿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文献基础不同。二者虽然会有相似的研究内容,如都涉及元杂剧语言研究,剧作家关汉卿、白朴研究,悲剧维度的探讨,元杂剧传播以及文化、宗教层面的研究等,但是双方据以展开研究的文献材料基础却明显不同。国内作者一般都是在尽可能最广泛地占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从而使其元杂剧研究具有夯实的文献基础,博士论文显得很有厚度,如《元杂剧语气词研究》、《元刊杂剧复字词汇研究》等;而英语世界的博士论文作者一般都是以其占有的少量文献、在对其文本细读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的,于细微处出灼见,如罗伯特.P.米勒的《元杂剧宾白中的虚词》一文仅主要以武汉臣的《老生儿》、詹姆斯.E.迪尤的《元杂剧对话中的动词短语结构》也只是依据关汉卿的三部剧作《窦娥冤》、《救风尘》和《单刀会》为对象展开研究。如果上面所列英语世界元杂剧博士论文作者均为本土作者,可能存有因阅读、理解中文文献困难而导致的文献占有较少的话,那么不存在中文文献阅读与理解困难的华裔作者的博士论文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只需对其稍作考察便知:由于受西方学术思维与研究路径的规训,他们亦是不重广博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综合分析,而是着重于少量文献(本)基础上的细读深究。贺尚仙、王炯、叶坦的《西厢记》研究便是典型的单一文本的细读分析,姚舒华的《才子佳人:元明清时期的爱情剧》即是对以《西厢记》、《牡丹亭》为主的戏剧文本的细读,张炳祥的《元杂剧中的情节剧与悲剧》则是对作为情节剧代表的《灰阑记》、悲剧的代表《梧桐雨》的文本分析,任友梅的《(西游记)杂剧中的喜剧因素》是对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细致分析等等。它们均是以少量文献占有为基础并进而展开文本细读分析、但却能以不同的独特视角切入而探讨元杂剧不同层次文化与美学意蕴的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代表作。对于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这种文献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内学者郭英德认为是“论文作者无暇顾及全面搜集与广泛阅读第一手戏曲文献”①;当然,由于各种历史(如中美对峙)与现实(资讯条件)原因会不同程度影响到英语世界博士论文作者对相关资料的广泛搜集,但笔者窃以为不是“无暇顾及”而是“不愿顾及”。我们知道由于中西方之间文化(明)的差异,人类间的思维方式亦是迥乎不同。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重直观体现、总结综合;而西方人则讲究科学实证,重条分缕析、事无巨细。所以,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上来讲,中国学人非常善于在大量的文献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系统总结与综合分析,即为实证性的材料整理;或者直观体悟式的评点、诗话,即为阐释性的理论批评。而西方学人包括深受其影响的华裔学者则更擅长于细微处详细探究、条分缕析,于文本细读中通幽洞微。所以,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不同的学术思维特质,是造成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不重文献搜集整理、重细致的文本分析的根本原因。

第二,研究路径不同。通过考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有两种大致的研究路径,要么是偏重于相关文献的钩沉辨疑、致力于全面而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要么是对既存的大量戏剧史实或现象进行相关描述性的系统梳理;而绝少如英语世界博士论文那般,探讨文本中的深层文化或美学意蕴、揭示史实或现象背后的诸如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现代传播学等意义上的新的理论阐释和解读。就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双方所处不同的文化语境及其影响下的不同学术思维、学术训练而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由其而导致的双方研究方法的不同。

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国内博士论文多以文献整理、考证,戏剧史现象描述为主,其研究方法多为中国传统的文献梳理、考证,或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内的评点、解读;而英语世界博士论文则更多是以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入思,运用了更多西方文艺批评中的研究方法,并深受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于较少的基础文献中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宏阔学术视域,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文本的美学与文化意蕴。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就是注释、校勘、考证基础上的文献整理或直观体悟式的理论批①郭英德:《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述评(1998-2008)》,《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评。王国维是援引西方的美学、哲学思想阐释中国问题的第一人,自此后,一大批学贯中西的近现代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①他们之所以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开疆辟土、成就斐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处于中西交汇的历史时期、以会通中西的学术思维与研究方法探讨中国文学的相关问题。他们具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同时又有深厚的西学涵养。然而,他们毕竟是极少数的人,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先前传统的研究方法仍是主流。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学科划分更加细化,传统上文史哲本来一体的人文学科亦经历了更细更窄的学科划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随之出现:搞哲学的不问文学,搞古代文学的不论现当代文学、西方文学,搞文论的不关心古典文献的整理,遂形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窘迫局面。虽然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涌入我国,但却由于缺少世纪之交那些真正能会通中西的大家,遂使得一些欧美学者惯用的研究方法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研究、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于当今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如盐化水”般的运用。熟知西方文论、美学哲学思想的却缺少深厚扎实的古文根基,古典文学科班出身的却又不关注西方的批评话语。因此,总体而论,当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是以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为主。

从上表国内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作者的所属专业,我们看到,上述21位博士论文作者中,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占12位,约占57%,少数民语言文学专业的2位,戏曲学专业4位,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专业各1位;很显然,其作者所属专业总体上仍以古代文学专业为主,而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承袭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路径与方法。文艺学专业的赵春宁虽可能熟知西方文论的相关知识,也运用了现代传播学的方法研究《西厢记》,但其与同样以传播学方法研究元杂剧的夏颂相比,却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赵春宁以《西厢记》的传播现象描述为主,而夏颂则揭示了关汉卿杂剧文本后隐藏着的一种由作者、明代官方、商业机构以及文人编辑者纠合而成的历时性的文化合谋动力。再如,同样是论“悲剧”、阐释“文化或宗教”,国内博士论文却不似英语世界博士论文那般具有宏阔的跨文化(明)视野、于异质文化(明)中考察研究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国内博士论文所谓的“文化”阐释多为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解读,绝少涉及异质的西方文化(明)。同样为“比较”,国内博士论文《元杂剧曲文与其明传奇改写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也只不过是蒙元游牧文化与汉儒家传统文化间的比较;根本不似英语世界博士论文《论元杂剧与英国的家务剧比较》、《元杂剧与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比较》以及《爱情偶像的表述:(西厢记)爱情故事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比较》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中西比较。同样是对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研究,却能得出了男权主义(《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与女权主义(《性别倒置: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戏剧中的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根本原因乃是源于研究双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视域。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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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8]张长青,编著.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7.

[9]傅璇琮,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6卷)论文摘要:大陆部分1991-2000[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428.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中国;韩国文学;古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9-0072-03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而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得到迅速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状况。

一、朝鲜―韩国文学研究

“朝鲜”一词,历史上曾经是两个时期使用过。一是始于公元前2333年,终止于公元前194年的,含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古朝鲜”。二是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或“朝鲜朝”),简称“朝鲜”。其统治时期则称之为“朝鲜时代”、“朝鲜时期”。1897年(高宗34年),此王朝国号改称“大韩帝国”,13年后被日本并吞(1910)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当代“朝鲜”一词被用作为它的简称。

“韩国”一词,用于1897年至1910年由朝鲜朝改称的“大韩帝国”。日本投降后,在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因此,在当代“韩国”一词用作为大韩民国的简称。

“朝鲜”“韩国”名词虽然代表这些,但是也将之用于整个朝鲜半岛由古及今的历史与地理等上,如:“韩(朝鲜)半岛”、“韩(朝鲜)民族”、“韩(朝鲜)语”、“韩国(朝鲜)文学史”等。

我国对韩国文学的介绍、评论与研究,始于20年代。1925年,《语丝》杂志1月26日第11期发表了开明的《朝鲜的传说》,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介绍朝鲜文学的文章。此后一直到1949年,有关朝鲜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处于零的状态。1949年,《小说》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浦剑的文章《北朝鲜的人民文艺》。50年代,我国的有关报刊杂志每年都有两三篇以上的朝鲜文学的评介文章。主要是介绍北朝鲜的文坛状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这个时期韩国文学的全面介绍都没能展开。

进入80年代,中国学界对韩国文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恢复了硕博学位制度,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氛围。我国的朝鲜文学介绍和研究由北朝鲜而及于韩国。评论和研究的范围也从古典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随着中韩交流的蓬勃发展,再加上对韩国文学研究的一定的经验与理论基础,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也迈出了稳健的步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以往的代表性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论文有蔡美花的《中韩建交之后的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中韩建交后的韩国学研究现状和展望学术会论文集,2012年8月)、尹允镇、金顺女的《建国50年来中国的朝鲜文学研究状况与未来》(《东疆学刊》,2000年7月)、刘介民的《转型期的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概述――以延边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为例》(《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2月)、牛林杰、张懿田的《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当代韩国》,2012年)等。

本文在参考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韩国学的特性、韩国研究丛书与文学史编篡、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梳理中国韩国文学的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韩国学的特性

早在1980年,在韩国就已提出“韩国学”(korean studies)的概念。郑判龙曾指出:朝鲜学(韩国学)是研究朝鲜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等专门学科,在中国属于外国学。蔡美花在《中韩建交之后在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韩国学学科特性。她认为,所谓中国的韩国学,在中国属于外国学,它同时具有地域学的性质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中国的韩国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化。中国的韩国学学者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价值观来研究韩国的人文科学。中国韩国学学者的心中潜在地扎根着中国式的学术视野和学问的经验,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这样的潜在意识,会成为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韩国学”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研究团队或个人,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阐述韩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的学问。此基础上,决定中国韩国学的研究方向,决定韩国学的方法论,选择韩国学的研究课题。

三、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概况

1.韩国学研究丛书和文学史。1992年中韩建交之初,国内大学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不到10所,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内高校的韩国语专业快速增加,如今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超过200所。其中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等50多所大学招收韩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些高校中,其中已经有9所开始招收韩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

国内的韩国学研究中心有100余所;按地域分布形成来看,它们有以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系为首的京津地区,以延边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江苏地区,以中国海洋大学和山东大学为首的山东半岛等。

这些研究中心出版了许多学术丛书。如:延边大学的《朝鲜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的《韩国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朝鲜学》、山东大学的《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中韩语言文化研究》等。

中国的韩国文学史著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版。它们有许文燮的《朝鲜古典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文学社,1985年)、韦旭升的《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朴忠禄的《朝鲜文学简史》(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年)、文日焕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海山的《朝鲜汉文学史》(韩国文化社,1999年)、《朝鲜―韩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许辉勋、蔡美花合著的《朝鲜古典文学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金炳珉、许辉勋、崔雄权、蔡美花合著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尹允镇、池水涌、丁风熙、权赫律合著的《韩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金英今的《韩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朝鲜―韩国文学史》(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金明淑的《朝鲜近现代文学史》(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朝鲜现代纯粹文学思潮史》、《多角度解读现代文学》(韩国亦乐出版社,2010年)、金宽雄、金晶银合著的《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国雄的《韩国文学简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3年)等。

其中,李岩的上中下卷编篡的中文版《朝鲜文学通史》长达120万字,把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主要思想、主要影响关系、主要典籍等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的一部大作。

2.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一直以韩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由于中韩两国文化和文学具有悠久的交流历史和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诗歌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徐敬德、李辍⑷近、李达、许筠、许兰雪轩、申钦、洪万宗、李尚迪、丁茶山、朴齐家、李德懋、高敬命、金泽荣等汉诗作家与其作品。

代表性的汉诗研究成果有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朴正阳的《朝鲜乐府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李永男的《清代文化与茶山汉诗关联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温兆海的《李尚迪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雪花的《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1年12月)、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关联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孙德彪的《明清与韩国文学诗歌交流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年)、曹春茹《论朝鲜汉诗对韦应物及其诗歌的接受》(《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2月)、柳昌娇《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5月)等。

韩国古典小说研究比汉诗研究数量少。金柄珉、徐东日合著的《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的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孙惠欣的《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官福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金哲的《朴齐家诗文和中国文学关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汪燕岗的《韩国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谭红梅的《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肖伟山的《三国演义和韩国传统艺术盘骚里》(《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王治理的《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等。

诗话诗论研究是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研究领域。诗话和诗论的研究大概始于1980年,至今诗论研究所占的比例大概有总论文的25%。蔡美花主编的《中韩文论关联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孙德彪的《朝鲜诗家论唐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王佑夫的《论朝鲜―韩国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自立与开放》(《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4月)、李春青的《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5期)、张震霆的《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理论观察》,2010年2期)、王成的《朝鲜诗家李对韩愈诗学观的审学批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4期)等是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

3.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韩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数量上占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其次是诗歌。

小说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作家是李光洙、此外还有金东仁、廉想涉、蔡万植、金东里、李箕永、崔曙海、韩雪野、朴泰远、朴启周、李无影、金承钰、申采浩、崔仁勋、李文烈、崔仁浩、孔枝泳、申京淑等。诗歌研究中涉及的诗人有尹东柱、金素月、郑芝溶、李箱、金光燮、白石、沈连洙、金朝奎、李陆史、李庸岳等。

代表著作有金虎雄的《在满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年)《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崔玉善的《文学家丹斋申采浩新论》(韩国晓明出版社,2006年)、朴银淑的《日据时期朝鲜人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金长善的《满洲文学研究》(韩国亦乐出版社,2009年)、田月梅的《在中朝鲜诗人眼中的满洲》(韩国亦乐出版社,2014年)、尹允镇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李春梅的《金史良文学的后殖民主义象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崔昌的《现实主义与韩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方龙南的《来华朝鲜人移居民小说研究》(韩国文化社,2011年)、许莲花著《金东里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崔鹤松的《来华朝鲜人文学研究》(韩国晓明出版社,2013年)、崔美兰的《金亿的汉诗翻译与创作诗的关系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13年)、金海鹰的《沈连洙诗文学研究》(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2006年)等。

论文有牛林杰的《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东岳论丛》,2009年12月)、金春仙的《论20世纪60年代韩国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的争论》(《当代韩国》,2002年)、王巨川的《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年4月)、温旭的《素月诗辉意象化――韩国诗人金素月诗歌意象性质分析》(《青年文学家》,2011年8月)、杨倩、史哲的《浅析韩国诗人郑芝溶童诗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初期诗歌为主》(《科教导刊》,2012年1月)等。

近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延边大学朝鲜文学研究所编篡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学大系》(全30册)(韩国图书出版宝库社,2007―2009年)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之间在东北三省创作活动的安寿吉、沈采浩、朴荣F、金泽荣等作家的作品,给韩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学者对韩国文学的关心急剧增加。再加上东亚文化圈形成了以比较的视觉,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汉文学的热潮。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的汉诗研究中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但必须挖掘原始材料,进行各国汉诗原文的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同样,汉文小说领域中首先解决的是相关资料和原文的整理与出版。在这样的氛围下,以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韩国高丽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设立了《东亚汉文小说丛刊》研究团队。团队决定先收集约1000万字的亚洲汉文小说,其次把这些庞大的资料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根据这些资料编篡《韩国汉文小说述略》、《越南汉文小说述略》、《日本汉文小说述略》。东亚汉文文学的整理与出版给国际学术界开拓了新的领域。先后出版了邝健行等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料选萃》(中华书局,2002年)、党银平的《桂苑笔耕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赵季的《箕雅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等。根据这些文献,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赵季《箕雅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2009年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合作设立了“韩国诗话研究”团队,团队于2012年出版了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全1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全12册近1000万字的文献资料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以系统的结构,成为了诗话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

本文在检索中难免出现很多遗漏的部分,并且这篇论文几乎没提及中国学者在韩国发表的专著以及期刊论文。估计这部分的论文数量也不少。

总之,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国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与壮大,形成了比较稳健的学术期刊阵地,为今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韦旭升.韩国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古诗英译研究 理论视角 CNKI 述评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过去近三十年间,随着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古诗英译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古诗英译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卢军羽和席欢明在2007年发表了《古诗词英译理论研究回顾》一文,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以专著为主线对古诗英译研究进行了述评。而后他们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汉语古诗词英译理论的构建:述评与展望》一文从研究路径角度,对过去十年所出版的有关古诗英译研究的主要专著进行了述评和展望。2002年首届全国典籍英译(目前主要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标志着中国古诗词英译界构建古诗词英译理论努力的开始。接着,2003、2004年第二、第三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分别在苏州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相继召开。2008年10月即将在大连大学召开第五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在《中国翻译》等杂志上都刊登了前四届大会相关的述评文章。这些述评让大家对我国大陆古典诗歌英译领域的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了解。然而,期刊论文作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语料材料,对于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古典诗歌的研究现状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至今却未见相关的述评文章,因此,笔者利用CNKI论文库,试图对该库论文中关键词含有“古诗英译”或者“唐诗英译”的研究古典诗歌英译的论文(1979至2008.6)进行整理,条分缕析,以期对古典诗歌研究现状有进一步的认识,并为今后的古诗英译研究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2 从统计的表格数据看当今的古诗英译研究

本文采取描写法,以期对现今公开出版刊物上刊登的论文特点进行客观的描述,客观的统计和描述可以帮助我们较客观的认识当今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但是论文质量难免良莠不齐,这给笔者对论文进行分类带来不少的困难。鉴此,笔者将CNKI所提供的论文,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包括诗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阐释学、翻译学、叙述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理论视角,进行分门别类统计,制定表格(见下页表格)。其中将翻译学划分为:翻译家研究,翻译标准,可译度研究,散体、自由体和韵体,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案例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等8个方面,这样的划分在学科意义上是不严谨的,因为彼此之间难免存在交叉,或者概念不属于同一层级,但为了便于分类统计,笔者根据文章的主题进行划分。例如:几乎每篇文章都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而在表格中单独划分出来的案例分析类文章是属于以文本为核心,理论为辅助的一类。对于谈论问题过泛过散的文章,笔者只能将其纳入“其他”。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古诗英译研究从1979年到1995年论文数量较少,且增长非常缓慢;从1996年开始古诗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增长迅速,论文总数是1995年以前数量的5.7倍。在数量增长的同时,研究视角也拓展了许多。1995年以前的文章以随感类为主,这一时期的古诗英译理论研究者主要是翻译实践者,他们在译诗之余将自己的译诗经验、体会和感悟加以阐释,关注的重点是古诗英译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不少文章是较纯粹的案例分析,“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神秘色彩”,“难以形成系统性理论”(吕俊,2001:8)。

1996年以后,研究视角扩大到11个领域,特别是近几年语言学研究视角的兴起,试图让古诗英译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诗学思辨的研究方法,有一个较客观的衡量尺度,从而形成系统性理论。例如:黄国文倡导使用功能语言学来阐释古诗英译中的问题,试图建立一个古诗词英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框架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步骤。这个框架利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篇分析理论从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语篇结构、形式对等、静态与动态等方面对古诗词英译问题进行了较科学而系统的研究,这一理论体系为古诗词英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传统诗学所无法比拟的体统性和精确性。而其他理论视角:如心理学、阐释学、叙述学以及文体学,让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关照古诗英译中的意象、意境等翻译问题。

从文章的篇章结构看,2000年以后的文章比之前的文章结构上更加规范,理论框架更加清晰,论述的更有条理,能言之有据,把不同层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陶友兰在《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2006)一文中将接受美学(指导性理论)与许渊冲的“三化”原则(操作层面的理论)相结合,强调预设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而讨论译诗方法,以达到减少文化亏损的目的。文章层次分明,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3 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在过去近30年中古诗英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在持续增长,研究范围与内容从单一到多元化发展,研究的视角有所拓展,但具体来说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很多文章都局限于对古典诗歌翻译技巧的研究,对诗歌翻译技巧的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诗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技巧性,可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研究翻译技巧。应当加强对古诗英译哲学层面的思考和研究,传统诗学和美学也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对古诗英译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对理论指导实践层面,而应当适当的做一些纯理论层面的研究,以提高人们对古诗英译的认识。(2)几乎每篇文章都会提到古诗英译难译的问题。17篇研究可译度的论文其实也可以看做是研究古诗英译难译的问题,正是因为难译,所以有些因素可译,比如诗歌的大意、内涵等;而有些因素不可译,比如说音韵、文化等方面。可是那么多版本的古诗英译文的客观存在已经不言而喻,古诗是可译的,只是很难译。或许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为何这几年(2005-2008.6)如表所示研究古诗英译的可译度的论文越来越多,确实是因为难译,所以需要研究哪些方面难译,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来解决难译的问题。(3)顾正阳在1999年发表了一篇专门强调背景知识对原文理解的重要性问题,文章从作者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地理背景进行探讨。(顾正阳;1999-6)对原文的理解不仅对译者重要,对论文作者同样很重要。有的作者在评述别人的译作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将原文和译文理解好,所以作者在下笔之前应该多下一些功夫,认真专研和揣摩原文和译文。(4)有些文章仅局限于对某一首诗的案例分析,缺乏理论指导,因而很难将其研究成果进行推广,这种局限于以诗谈诗的文章对于读者理解某一首诗会有所帮助,但是其作用和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建议加深理论方面的修养,将在研读古诗英译过程中所发现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进行解释分析,使文章更有服力。(5)有的文章谈论的面过广过泛,没有中心,缺乏深度,以至于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有的文章没有将使用的理论论述清楚;有的文章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部分较含混,问题缺乏中心,泛泛而谈;有的则理论与案例分析相脱节。不少文章中还存在概念含混不清,甚至乱用概念的现象。

4 对古诗英译研究的建议

2000年有一篇《“床”字训诂与英译达意》,是从训诂学的角度探讨“床”字在古诗文中不同意义的探讨与训诂。“训诂学是一门从先代各种训释材料中总结出解释语言的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就现代而言,训诂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词语和研究语义的学科。”(杜建芳;2006.11) 训诂学属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范畴,它有助于研究者掌握在研究古诗英译的过程中必将涉及到一些古代汉语的词汇、典故和古代文化常识等方面的知识。王寅教授在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曾强调应大力开展中西语义理论的对比研究,并指出外语界同行在进行语义研究时必须避免只谈西方语义理论,而忘却中国的训诂学。他认为尚没有学者认真而又系统地进行中西语义理论方面的对比研究,汉语界与外语界在这方面的交流也相当少,彼此了解不多“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依旧较为严重,因此提倡外语界的同行不仅要读西方学者的书,更应当了解中国学者的理论。在统计的文章中,只有一篇有关训诂学的文章,可见其中还大有文章可做。

进行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免不了要选择语料,并对语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兴的语料库研究异军突起。Laviosa曾指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诞生主要受两个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一个是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另一个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刘敬国,陶友兰.;2006(2):66-71)“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有助于规定性向描述性的转向,因为大量真实语料的获得可以激发归纳性的探索,寻求理论规定或者直觉感知之外的‘规范’(norms)。语料库为翻译批评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对这些可能性予以充分开发利用,有助于翻译批评的‘审美评价’和‘科学判断’跳出经验和直觉的内省桎梏,达到有机的统一。”(肖维青;2005(4):60-65)在文本分析方面,建议运用语料库这一新兴的研究工具来加深对古诗英译和翻译家的研究。

5 结论

本文所统计的论文仅仅是所有古诗英译论文中的一部分(因时间和资源有限),但这些在CNKI论文库中搜集到的论文较好的反映了我国古诗英译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在过去近三十年间,我国的古诗英译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论文数量不断增长,研究范围与内容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研究的视角的广度不断扩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最后,笔者结合训诂学和语料库这两门学科的特点,对我国古诗英译研究提出了一点意见仅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中国翻译,2001(6):8~10.

[2] 卢军羽,席欢明.汉语古诗词英译理论的构建:述评与展望[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2):75~78.

[3] 肖维青.自建语料库与翻译批评[J].外语研究.2005(4):60~65.

[4] 刘敬国,陶友兰.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历史与进展―兼评《语料库翻译研究:理论、发现和应用》[J].外国语,2006(2):66~71.

[5] 王宏,束慧娟.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J].中国翻译,2004(1):35~38.

[6] 杜建芳.训诂学的现代意义解读[J].语言理论研究,2006.11.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8篇

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他是公认的研究劳动分工――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

找回分工与专业化

早在1984年出版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杨小凯就已经提出了研究分工的基本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劳动分工问题的框架已经形成。超边际分析是对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超边际经济学则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而自从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专业化与分工就被主流经济学家所遗忘。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寻找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

一举奠定杨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是他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该文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具有突出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但是7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各主要经济学杂志上消失了,原来相当一部分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传统增长理论。

经过将近20年的沉寂,1986年保罗・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随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两篇文章再次引起经济学界对增长理论的兴趣。这个时期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增长理论。

杨小凯和博兰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解释经济增长的论文,真正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

新兴古典经济学诞生

1993年,杨小凯和黄有光合著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框架》通过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被列入“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丛书,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出版公司北荷兰出版公司出版。

这本专著初步建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结构被引入了经济学的核心部位。他们引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并且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

同时,他们还证明了市场的功能要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它不仅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还能够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层级系统,并且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景气循环模式。

这本专著出版以后,受到了众多顶尖经济学家的好评。原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舍温・罗森教授称此书为“第一流的著作”。

新兴古典框架的成熟

1998年,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小凯在其中系统地介绍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和主要贡献,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到了2001年,杨小凯又吸收了一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以及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用英文写成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2003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教科书是十多年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的一个系统总结,标志着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和完善。

这本教科书的四个匿名审稿人的评估报告,高度评价了杨小凯对经济学文献的贡献。“它确实给人深刻印象。没有能与其比较的书。他正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我预测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越来越大。我认为这可能是将来的方向。”

发展经济学的一项绝技

“二战”后几十年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此时,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了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这是杨小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成果。

八位匿名审稿人对《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有以下评估:

“这本教科书成为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和创新的看法。这本书将是第一流的、博得研究经济发展的所有经济学家尊重的成果。”

“对于作者们通过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斯密原理的一个创造性的形式,来推动发展经济学走向主流的大胆与努力应当祝贺。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一项绝技,的确代表了对于发展经济学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

最深刻而无畏的中国经济分析家之一

2004年7月7日,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用杨小凯生前好友、联合国秘书长首席经济顾问萨克斯的话讲,“毫无疑问,杨小凯是对他的祖国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过去十多年来,杨小凯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许多论文。他应用劳动分工理论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见解深刻、独到。

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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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开放性;作业设计

课外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自然延伸和补充,是课堂内容的提升和综合,作业完成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前古代文学课外作业设计陈旧而落后,传统的古代文学的作业基本上都采取论文的形式,要求学生一学期提交一篇或两篇与本学期授课内容相关的论文。由于题目或者枯燥乏味,内容陈旧,无法引起同学研究的热情,或者太过于简单,难以引起同学深入思考。再加上缺乏相关的学术积累,网络时代各种资料搜索的便利,很少有学生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对待论文的写作,转抄、拼凑的现象突出,这样的作业设计无论是在理念、形式还是在评价体系上,都很难适应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需要了。[1]

一、开放性作业设计举例一:你的姓名来自古典文学吗?

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让同学们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一直都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笔者曾经设计过这样一个开场白: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时代到五四时期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辉煌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遗存是汗牛充栋,虽然它不能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却能如同黄钟大吕一样,在我们心头引起长久的共鸣。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学,怎能了解古人是多么激昂慷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个冗长的排比句,气势磅礴,但内容空洞,辛辛苦苦说了半天,同学并不领情。在为2012届同学讲授先秦文学时,我在点名册上看到了一个复姓端木的孩子,此姓如此罕见,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藉由身边的例子去推广古代文学的好机会。于是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开去,谈到了《元和姓纂》对此姓的记载,并介绍了孔子那位能言善辩的弟子子贡的故事,这样通过一个姓氏就很好地与同学建立了沟通。这启发我设计了这样一个课外作业:看看哪些取名与古代文学作品有关?从同学们提交的作业来看,他们搜集的资料远比我想象的丰富:任贤齐取自“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周星驰取自“雄州雾列,俊采星驰”、闻一多取自“闻一而知十”、戴望舒取自“前望舒使先驱兮”、朱自清取自“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其字“佩弦”取自“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冰心取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孟浩然取自“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马致远取自“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钱谦益取名于《尚书》“谦受益”、王朝闻取自“朝闻道,夕死可矣”、楚图南取自“绝云气,负责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今人也有古人,有同学们熟悉的明星,有陌生一点的诗人,也有成就斐然的大师。这样一来,同学们不再觉得这些高文典册面目可憎,很好地激发了同学阅读古典文学经典作品的兴趣。

二、开放性作业设计举例二:性善论还是性恶论

先秦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文史哲不分家,很多时候谈论的是文学经典作品,但哲学的意味却非常浓厚,无法避之不谈,特别是讲到孟子性善论。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活跃课堂气氛,在讲到孟子一章时,关于孟子性善论的分析是教学的重点之一,但是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人性问题,学生们的想法却非常单纯。为此,笔者布置了一个辩论赛形式的作业题目: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课下认真准备查找资料,课堂上进行一次20分钟左右的分组辩论。经过认真地准备,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短短20分钟同学们尽情挥洒才智。从康德“恶折磨我们的人,时而是因为人的本性,时而是因为人的残忍的自私性”到霍布斯“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无所不在的权威监督每个人履行道德规约”,从泰丽莎修女的善行到路易十五的“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从大乘佛教的“众生永远不得渡,则已终身不作佛”的慈悲宏愿到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从马基雅维里到弗洛伊德,贯穿哲学与历史,透视社会与人情,同学们侃侃而谈。一次匠心独具的课外作业设计竟然能够激发出同学们如此耀眼的智慧火花。当然并非每位同学都能舌灿莲花,甚至有一位男同学在辩论的过程中尽管气势充沛,但语言粗俗、干瘪,相比其他同学逊色不少。最后笔者总结: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得出标准答案的论题,性善和性恶立场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孟子是站在人性本善的立场上鼓舞人,荀子是站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上鞭策人,两者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清代学者钱大昕总结说“:孟子言性善,欲使人尽性而乐于善;荀子言性恶,欲使人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2](P418)整个辩论的过程中,尽管有个别同学的发挥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三、开放性作业设计举例三:仿写和续写

写作时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的古典文学知识,稍稍将语言加以转化,就能为文章增色不少。为此,在设计课外作业时笔者注重仿写和续写方式的运用,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想象力。比如,在学完《诗经》和楚辞后,为了提高大家对诗歌更直观的认识,要求大家进行仿写。在尝试仿写的过程中,学生对《诗经》和楚辞的情感呈现、语言表达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介绍完《论语》后,要求学生结合自己校园生活的实际状况,仿写十则“论语”。学生在作业的完成过程中自然加深了对《论语》语体特征的把握和运用,更了解了语录体简练深刻形象生动的艺术魅力。另外,续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可以培养学生多维的思考习惯和能力。续写是在作品理解的基础上思维的延展,是课堂教学的延展和升华。比如《陌上桑》和《羽林郎》题材相同,立意相近,情节相似,同样是写美丽女子对于权贵欺压的反抗,但采用的方式、情感的表达都有所不同,让同学细细体味,并为这两个故事续写上结局。多数同学都是用散文化的笔法写的,也有同学直接用五言诗的形式续写,这课外作业形式无非两类:封闭题和开放题。封闭题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开放题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但开放题的比例应该加强,我们期待在古代文学课外作业中,开放性的题目会更多出现。

参考文献:

[1]刘砚群.古代文学教学作业设计反思[J].安徽文学,2014(2):133.

[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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