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1篇

其实早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就提出要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问题。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后来未能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项制度虽已实行多年，但由于是内部申报，缺少有效的审查机制，所以基本上流于形式。一些申报者无诚心，一些审查者无实意，上下心照不宣。据说，有些地方或单位的领导懒于动笔，就让秘书或办公室人员代为填写，甚至代拟金额。近年来被查办的“房叔”“房婶”“房姐”“房嫂”等贪官以及若干“老虎”，都曾经按规定申报，结果却被查出很多房产，少则十几套，多则几十套甚至上百套！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假如中国从1995年就开始让官员公开申报家庭财产，这些贪官恐怕就很难如此“潜伏”，大概也不会有这么多官员坠入贪腐泥淖了！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由于认识到只有申报而没有核查的弊端，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3年12月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将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2014年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抽查核实。2014年12月，中组部又发出通知，把2015年随机抽查的比例由3%～5%提高至10%，并将对拟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人选，以及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全部进行重点抽查。这些举措反映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也是朝向“制度反腐”的进步，但是“抽查核实”并不等于“公示”，其反腐功效仍未能全面展现。

毋庸赘述，这项预防腐败制度的关键词应该是“公示”或“公开”。但是，我国目前很难一举推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制度，只能在现有内部申报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财产申报的公开。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为了保证核查与公示的公正和效率，领导干部的申报材料不再由本单位或上级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核查保管，而改由纪检监察机关统一分级核查保管。例如，中央机关及中央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和地方司局级以上干部的申报材料统一交给中央的纪检监察机关核查保管，地方县处级领导干部的申报材料统一交给省级纪检监察机关核查保管。

第二，现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很多，而且其中有些事项是不适宜向社会公开的，因此可明确规定公示的内容仅限于家庭财产部分。具体来说，如果某位领导干部的申报情况需要公示，则仅公示《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二），即本人的收入和本人及家人的房产、投资等情况，表（一）部分的其他事项情况则不公开。

第三，中央应该鼓励领导干部个人自愿公示家庭财产。毫无疑问，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能够坚守清廉的。但是在贪腐多发的社会环境中，清官已被贪官绑架了，甚至替贪官背上了黑锅。近年来，在官员财产公示的民众呼声中，一些领导干部就曾表示愿意公示家庭财产。中央对此应该鼓励，具体做法可以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申报表》（二）中增设一个问题：你是否自愿公示你所申报的家庭财产？由申报人自主选择。中央还可以制定一些鼓励自愿公示财产的政策，例如自愿公示而且属实者可以优先晋升。如果一些单位或地方的领导干部不愿个人独行，也可以“组团”自愿公示。既然贪官可以组团，清官也可以组团。先贤有言：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目前中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奉法者不够强。中央鼓励的自愿公示一定能得到民众的欢迎，让清官扬眉吐气，让贪官灰头土脸，并且有助于营造“奉法者强”的社会行为环境。

第四，在现行随机抽查的基础上推行随机抽选公示。例如，每年随机抽选3%的省部级干部、5%的司局级干部、10%的县处级干部，在网上公示其家庭财产申报材料，让民众参与审查。每人在3年内只能被抽选公示一次。抽选活动由负责保管申报材料的纪检监察机关主持，抽选过程要做到公开公正。这种做法不仅能提升财产申报制度的功效，而且能强化领导干部的守法意识。

第五，严格推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晋级公示。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36条就提出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现在应该就此作出明确而且具体的规定。借鉴世界各国官员财产公示自上而下的做法，晋级公示的对象应该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不应是基层领导干部，因为后者的数量太多，也缺少指标性价值。例如，我国可以规定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获得晋级时都要在网上公示其家庭财产。那么，某处长成为副局长或局长的候选人时，他或她就必须进行财产公示；某局长成为副部长或部长的候选人时，他或她也要进行财产公示。当然，他或她也可以选择不公示，但那就意味着放弃晋升的机会。

第六，由于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可能拥有不适宜公开申报的家庭财产，因此中央应采取“给出路”的做法。例如，中央纪检监察机关和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可以设立“廉政扶贫基金”，鼓励各级干部将“多余”财产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捐献给该基金，捐款不查来源。此专项基金的收入与支出都要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的监督。

如果上述改进措施能够顺利推行，中国可以在少则三五年多则十来年的时间内建成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并顺势开启反腐倡廉的新纪元。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2篇

一、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有30个地方政府公开试点财产申报制度。其中，地级行政区有6个，包括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黔江区、重庆江北区、宁夏银川市、江苏淮安市和广州市南沙新区；县级行政区有24个：浙江慈溪市、象山县、桐庐县、磐安县，湖南浏阳市、湘乡市，安徽庐江县、青阳县。四川高县，江西黎川县，宁夏青铜峡市，辽宁锦州古塔区，湖北荆门掇刀区，江苏宿迁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区，无锡北塘区、徐州贾汪区、镇江丹徒区、南京江宁区，云南晋宁县，广东佛山顺德区、珠海横琴新区、韶关始兴县。在这些探索实践中，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正在进行中或规划中。

从申报主体来看，当前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现任干部申报。这种类型把财产申报作为一项强制性措施，要求现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个人或家庭财产申报，但对于不申报者并没有实质性的严惩机制。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要求行政企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干部、有职权的普通干部以及享有独立办案资格的党员干部，及某些特殊机关如工商、税务、财政、交通和城建等部门中具有执法资格的科级干部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浙江省慈溪市要求市管现职副局（镇）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实行廉政公示，内容包括干部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廉洁自律情况和廉洁从政情况等3个方面24项内容。这种类型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现实的社会情绪和申报主体本身，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难免受到不当干扰。鉴于此，浙江省慈溪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采取向全社会公示的方式，而是限于单位内部。

二是新任干部申报。这种类型要求新任干部在任职后的规定期限内进行财产申报。比如江西省黎川县要求新任科级领导千部必须在任职后的一个月内按照规定进行财产申报。申报范围包括本人、配偶及子女名下的收入、房产和私家车拥有情况，以及出国（境）求学（定居）、经商办企业、入股投资和婚丧操办等12项内容。新任科级领导干部首次申报前，如有违法违纪所得，均可以实名上交至县纪委、县监察局廉政账户。申报主体工作调动到外地时，申报材料将移送至新调任单位。宁夏银川市要求新提拔任命的正副处级领导必须申报财产收入，申报与任职公示同时进行。申报内容包括本人、配偶、已婚子女住房和参加集资建房情况，购买和建造营业房情况；个人购买私车、家庭存款情况等。

三是拟任干部申报。这种类型要求那些已经组织考核、即将上岗的领导干部申报财产信息，否则取消其拟任资格。比如，江苏省淮安市要求市委拟提拔担任正、副县（处）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市直单位党组（党委）拟提拔担任正、副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千部，各县（区）委、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工业园区党工委拟提拔担任正、副乡（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进行财产申报。对拒绝申报的拟提拔人选，或存在瞒报行为的，则不予提拔。安徽省青阳县结合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对拟提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建立后备干部廉政档案，要求后备干部填写个人及家庭财产申报书和财产来源情况表，不是后备干部的拟提拔干部，在列入考查范围后，即时进行申报。新确定为后备干部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申报个人及家庭财产。

到底选择哪一种实践类型，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决策层的实践初衷和政治风险考量。从实践情况来看，现任申报所遇到的阻力最大，而新任申报和拟任申报则相对比较容易些。财产申报的决策主体是现任官员，他们不太愿意制定那些约束自己的财产申报制度。为规避政治风险，在选择现任干部类型时，有些地方政府把党政领导班子及其“一把手”排除在申报主体范围之外。拟任申报和新任申报是当前地方政府实践探索的主要选择策略，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申报时间点不同，拟任申报要求在任新职前申报，而新任申报要求在任新职后进行申报。政治风险是地方政府开展财产申报实践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决策层认为，选择新任和拟任干部作为申报主体是政治风险最低的创新路径，有利于减少社会舆论压力和干部心理压力，避免制度摩擦和工作阻力，并能积累实践经验，为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最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微观层面上的边缘性创新

地方政府财产申报试点探索属于廉政制度创新范畴，其行动主体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呢？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分析这些廉政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

从实践情况来看，财产申报制度的行动主体仍是地方政府决策层，即是否开展廉政制度创新、如何开展试点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决策层本身的态度，而社会公众和一般干部包括申报主体被排斥在决策范围之外。这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决策层对财产申报制度创新具有主导权，能够决定财产申报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说明，财产申报试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仍属于比较敏感的决策内容，决策层不愿意过多地宣传和透露相关决策信息。地方政府作为行动主体所带来的问题是，财产申报制度实践限于政府内部，使制度实践无法开展外部廉政评价。并且，财产申报制度实践要靠主要领导的强力推行才能得到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绩效。

从财产申报信息公开程度来看，当前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完全公开型，全部财产信息上网公开，或公开全部申报信息；二是限制公开型，只限于单位内部进行公示，或只向社会公开部分申报信息；三是不公开型，所有申报信息只限于纪检监察部门或组织部门内部核查和备案。曾被媒体称为“首次破冰”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财产申报也是实行限制公开，采取两套公开方式，并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开全部申报信息。更多的地方政府则是在单位内部通过公示栏或结合干部公示公开申报信息。

是什么力量推动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呢？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角度来看，一是社会压力。随着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公众对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借助公共媒体呼吁政府官员公开共个人和家庭财产，对地方政府决策层形成了制度创新压力。并且，一些廉政理论专家和学者借助官方廉政论坛、政策咨询和专题报告等渠道向地方政府决策层建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并积极参与相关试点工作。虽然社会公众和廉政专家对财产申报制度创新具有强烈的需求，也乐于参与创新，但他们并不具备创新的权威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无疑是财产申报制度创新的唯一合法主体。二是现实工作需要。在具体的反腐倡廉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决策层越来越感到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本身的艰巨性，一些腐败案件之所以高发频发并造成巨大损失，与纪检监察部门不能事前掌握腐败官员相关财产信息是有关的。可以说，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已经到了不掌握官员财产信息，就难以找准工作着力点的境地。三是创新冲动。地方政府决策层具有制度创新的冲动，创新成果一方面可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制度绩效，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地方政府决策层本身积累起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从实践情况来看，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更多的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现行财产申报制度设计的局限性。比如财产申报主体以基层干部特别是科级干部为主，而没有把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纳入其中，申报主体范围有限；对申报材料缺乏系统化的审查过程和制度规范，对申报信息不实者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处机制；制度实践缺乏顶层设计，尚没有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工作指导意见，对于一些制度性根源和体制问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财产申报制度实践的公信力，其结果往往是试点工作在媒体上被宣传得轰轰烈烈，但在实际开展中却归于沉寂。

从总体上看，当前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是一种微观层面上的边缘性创新，这种创新是以不触动现行廉政体制为前提的，故创新重点在于操作层面的技术改进，即试图在现行廉政体制所提供的制度空间内，向下试探社会民意反应，向上探索突破体制框架的改革之路。微观层面的制度实践有其合理性，但若宏观廉政体制不能提供可靠的政策支持，那么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将难以保持其创新的可持续性。

三、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实践困境的根源

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但最终止步于立法构想。之后，国家陆续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系列政策法规，要求官员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家庭财产。可以说，虽然我国在这些政策法规行文中没有正式使用“财产申报”、“财产公示”等字眼，但其精神实质仍是财产申报。在实践中，国家对地方政府财产申报试点是持默许态度的，但为什么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仍陷入困境呢？

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决策官员认为财产申报是对个人隐私的暴露，不愿意以身示范财产申报，并且对区域内的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持观望态度，宁迟勿早。以静制动。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出现“人走茶凉”的状况，这似乎已成为廉政制度创新结果的一个常态。

制度实践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领导重视”或“组织保障”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申报主体的支持。当前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实践基本上属于政府内部决策。在正式申报制度出台之前，决策层往往采取内部讨论形式征求修改意见，重视制度文本的制定和执行，而对申报主体的利益考虑则偏少。如此，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实践无法获得申报主体的配合和支持，甚至还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这无疑会影响财产申报制度实践的实效性。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财产申报制度政策宣传、心理疏导以及制度设计方面明显准备不足，往往是匆匆开展试点，对可能出现的政策后果缺乏足够的预想，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比如政策风险预警方案。当财产申报制度实践遇到阻碍时，决策层很可能就低调处理创新行为，有意转移社会公众对制度实践的关注。特别是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些地方政府是根据现行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来设计实践方案的，制度突破有限；有些地方政府则是根据国外政府的财产申报经验，试图借鉴国外做法来开展试点，但在实践中难以达到制度预期；有些地方政府则是基于其他地方的已有做法，采取“政策学习”方式设计本地实践方案，具体做法存存雷同现象。制度设计的准备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经验积累。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配套；领导推动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3502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主席明确指出，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在腐败之风盛行的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制定上可以吸收其技术经验，提高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韩国与中国同处亚洲发展中国家，有着类似的社会发展经历和社会传统文化背景，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以及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1美、韩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介绍以及对我国的制度借鉴意义

1.1美韩两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介绍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在担任国家公职期间，依法申报属于自己以及相关亲属的财产，以接受有关法定机关的监督检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制度。

美、韩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包括申报主体、申报内容、受理申报的机关、财产申报的保存与公开以及关于财产申报的责任追究机制组成。

（1）申报主体范围广泛。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联邦道德法》中规定的申报人员包括三类：一是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所有政府官员；二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及其雇员；三是法官和司法雇员。

韩国《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国务总理指示》，规定申报的对象为行政部所属三级以上的公务员（包括地方公务员）和相当级别的公务员、四级的行政长官等。法律首先对须申报及公开财产的官员对象列出了具体职位名单，符合条件者都可对号入座。各个单位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又详细地开出了本单位须申报及公开财产的人员名册，落实到人。申报义务者除须申报本人财产外，还要申报配偶及直系亲属的财产。

（2）申报内容明确细致。

美、韩的法律对申报内容的规定细致入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

美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的范围十分广泛，政府联邦道德署制定了统一的申报书，内容明确细致，可操作性很强。其主要内容包括：财产及其收入，包括个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所有财产，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各种服务性收入；买卖交易，即申报人必须报告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某些财产的买卖和交换情况；馈赠、补偿、旅行，申报人必须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所接受的食、宿、行、乐方面的馈赠和款待、各种补偿、好处及其他有价值的赠品；债务；任职协议与安排；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5000美元以上的来源，初次任职者申报此项。

韩国法律作了明确甚至有些琐细的规定。申报的财产包括不动产的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转卖权，矿业权、渔业权以及其他不动产规定所确定的可以使用的权利，各种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以及无形财产权。

（3）申报的受理机构权威独立。

美、韩两国都建立了专门、公正、权威的审查管理机构。

美国受理机关拥有很强的独立性。美国目前的受理机构为政府道德署，其职能单一、专业性很强，独立于其他机构，能够独立开展工作，只向上级领导机关或权力部门负责，而不受被审核人员及人员所属部门的领导或干涉；权限很大，具有决定权力，能够制定标准，立法权较大；对申报者可直接进行管制，执法权较大；负责人由总统任命。

根据《公务人员伦理法》，韩国在国会、大法院、宪法裁判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政府、地方自治团体、汉城特别市、直辖市、道教育厅设立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各委员会所辖公职人员的财产登记情况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进行处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每年还应将财产登记审查情况编成年报向国会报告。为保证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审查财产登记的有效性，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调查权、处理权。

（4）申报的保存与公开。

美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分别对各自的财产申报材料进行保管，为期6年，过后要将申报材料销毁。但是，如果某项申报材料涉及正在进行的某个案件的调查，那么这项申报材料不能销毁。财产申报结束的15天以内，应将申报材料公开，供大众查阅。美国实行的是职级公开原则，《政府道德法》规定，凡担任赋有重要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官员、高级科技人员、咨询顾问人员等，必须公开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其他的人员则实行秘密申报原则。

美国采取的是有限制公开原则，而韩国采取的全部公开原则，所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材料均可依法查阅。特别是少数政府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材料会定期刊载于公开发行的公报上，民众及媒体经由公报而无须申请查阅。

（5）责任追究机制。

美、韩两国的法律都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美国政府规定了严厉的违规处罚措施。美国法典和《政府道德法》对违反利益冲突规定的行为和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的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违反利益冲突法的规定、参与与其经济利益有关系的事项的行为，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处罚或2年以下的监禁，或两项并处。

根据《公职人员伦理法》，登记义务者如不进行财产登记、不申报变更事项和提交材料、不诚实地进行财产登记，可判拒绝登记财产罪，获一年以下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机关首长如果不按公职伦理委员会要求而提供虚假报告或材料，可判提供虚假材料罪，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对要求出席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席则可领拒绝出席罪，处以6个月以下徒刑或5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1.2美韩两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韩两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对此，我国可以借鉴两国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技术经验，建立起适合我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其具体借鉴如下：

（1）扩大申报主体范围。

美、韩两国的申报主体都十分广泛，而且都有对军职人员的财产申报，这对反腐败效果明显。根据我国的国情，公务员人数众多，如果全部申报将会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也没必要，因此可以考虑像美国和韩国一样按职位级别进行申报。首先，制定一张职位申报单，详细罗列应该进行申报的职位，再由职位落实到人。其次，申报人员不能仅限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应该包括相应级别的公职人员、容易滋生腐败的相关领域和地区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国家事业单位的领导人等。

（2）详细罗列申报内容。

在我国的行政文化当中，“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已经成为下级公务员应对上级政策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在指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详细、完整，而且对相关概念要界定清楚，避免申报主体在申报时抓制度的漏洞而不报或少报。首先，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统一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书，把申报内容分类罗列在表上。其具体的申报内容可以参考美国、韩国的申报内容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财产申报部分的内容制定。其次，在我国，很多高级公务员同时还兼任了其他的职务，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很普遍，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向美国一样，规定公务员的兼职情况也应该申报，因为，公务员有通过其所兼任的职务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可能性。

（3）建立权威独立的申报受理机构。

美韩两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工作之所以做得这么好，效果这么明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设立了权威、独立的申报受理机构，能够公平、公正的对所申报内容进行审核。由于我国公务员的申报受理机关是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隶属于行政系统，因此其独立性明显不够，在审查过程中很难做到公正无私。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独立的、垂直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受理机构系统，下级受理机构只对上级受理机构负责，不受同级其他机构的干预，其财权也是由上级划拨。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权威性、独立性以及公正性。

（4）确保申报向社会公开。

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其财产必须向人民公开。其次，公开原则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原则，如果其申报不向社会公开，则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实行的是非公开原则，申报缺乏监督，使得申报流于形式。笔者建议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实行向社会公开的原则，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其具体公开方式可以采取在自己的门户网站上公开或者其他方式公开，接受全国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地方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情况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公开，接受本地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5）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

由于美韩两国都是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到了法律的高度，因此，对财产申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多种多样，而且比较严厉，其警示作用非常明显。在我国，由于公务员财产申报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的，其效力不高，警示作用不明显，违规行为普遍存在，处罚力度较弱，仅限于行政处分或者党纪处分。因此建议我国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提高其法律位阶，增强其警示作用，如果不申报或者少报瞒报直接构成违法行为，可以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同时，要实行多种惩罚方式并用的原则，综合运用经济制裁、政治制裁、法律制裁等方式。

2美、韩两国成功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韩两国成功的制定和执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且反腐败成果显著的原因除了制定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外，还是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高层领导的强力推动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成功实行的关键。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亚洲国家，其最开始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了减少阻力实行的是非公开的原则，直到1993年，金泳三成为了第一位直选的文职总统之后，在法律并没有规定官员财产公开的情况下，于就职后第二天，率先公布自己及全家财产。后来许多高官在舆论的压力下纷纷公开自己的财产，很多官员由于，被舆论要求辞职。后来，金泳三政府又着手修改《公职人员伦理法》，经国会通过后于1993年7月生效。此后，韩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公开成为了公务员的例行公事。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公开是金泳三总统以身作则的结果，更是后来金泳三政府坚定实行、不断努力的结果。领导的垂范作用以及强力推动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成功实行的关键。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的也是非公开的原则，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政文化中，上层领导可以以身作则，率先公开自己的财产，起示范作用。其次，我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只要高层领导下定决心要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就会很容易在全国推行。因此，高层领导在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上不能含糊，要下定决心，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尽管这在我国还存

在一些困难和阻力，也有人说这是领导者自己割自己的肉，

作者简介：

汪君（1986-），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我们要坚定信念，一往无前。

（2）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成功实行的保障。

不管是美国还是韩国，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实行都不只是因为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本身的完善，还是其他相关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韩国，其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律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动而不断的修订和完善。同时，为了成功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1993年8月12日晚7时45分，金泳三根据韩国宪法第76条“总统紧急命令权”闪电发表了实施金融实名制的命令，从此所有个人和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时都必须使用实名，不得用假名、假地址。金融实名制作为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措施，可以消除行贿受贿，使财产公示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后来的卢武铉政府于2007年还出台了加强对公务员惩戒力度的《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对策》，延长了对犯下收受钱财、接受宴请、挪用公款和贪污等腐败行为的公务员的处罚刑期。美国也分别在其民法、刑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违法的处罚措施。

两国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都非常健全，为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成功是实行提供了保障。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我们仅有相关的行政法规，而且没有相关的配套法规和制度，这也就为我过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成功实行埋下隐患。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如建立金融实名制，在刑法、民法中增加关于违反公务员财产申报规定的处罚，在《公务员法》中增加公务员有如实申报自己财产的义务，在《监督法》增加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监督内容，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增加一条规定，在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时必须要求其申报自己的财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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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4篇

同志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提出，要在扎实推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证明，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是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们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这两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运行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与建议，先后在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门，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发放问卷调查表等形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81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804份，召开各类形式座谈会10余场次。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收入申报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实行申报。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重大事项报告规定》），该规定要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就个人及近亲属建房、婚丧嫁娶、因私出国、经营承包等重大事项向组织报告。这无疑是对有关《收入申报规定》的有效补充。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对促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实施的情况及取得的效果与党和政府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还有差距。

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虽然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但从整体情况看，有关规定的执行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这从我们所作的相关调查问卷中就可以得到反映：在评价有关“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所起作用之时，有25%的人认为作用大，9%的人认为作用小，而有66%的人认为其作用非常有限；对于该项制度的总体评价，认为好的只占11%，认为较好的占26%，而认为一般的人占了52%，认为不可行的也占11%。

在回答“目前实施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得如何？”时，有13%的人认为很好，27%的人认为良好，39%的认为一般，21%的认为不好评价；对于其是否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20%的人认为能，49%的人认为基本能，14%的认为不能，17%的认为不好评价。之所以会产生愿望与效果之间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由于两项措施在具体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相关规定在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上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地方未能切实有效地执行，使得相关规定更多的只能是流于形式。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分别有54%和60%的人就认为两项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这可以说是影响其发挥效能的症结所在。

另外，从2004年所披露出的十几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情况来看，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通过“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而被发现和查处的，而仍然是通过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来获得线索，进而查出该官员的问题。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相比，这些方式显然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由于在实践中尚存在某些问题与不足，从而制约了其效能的发挥。具体而言，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不够明确和全面

《收入申报规定》所设定的申报主体只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重大事项报告规定》的报告主体也只是将其扩展至副县（处）级以上干部，而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超过2000万，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还有，正、副科级、股级的乡长、镇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警长、队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庭长、纪检委书记，以及人事、组织、工商、税务、海关、土地、城管、物价、规划、劳改劳教、劳动监察、技术监督、营建、审计等公务人员，他们的“官”虽不大，但权力却不小；他们管人、管物、管钱、管事，其职能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且直接与民众发生利益关系，因而常常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大量的腐败案件大都出在这些层面，民众往往也是以这些公务人员的行为作风来评价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性质和形象的。因此，如果只规定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却没有被纳入，这既不符合法制平等原则，也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严重脱节，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法制的混乱和相关规定执行的困难。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收入申报主体的分别占了69%和64%；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重大事项报告主体也分别占了73%和66%，这说明：将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管人、管物、管钱、管事”职能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部纳入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的主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反映了民众的意愿。

2、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范围不够具体和周延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将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范围，而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收入申报制”而非“财产申报制”。由于工资、奖金、补贴等本就是公开、合法的，因而这样一种申报对于防范、惩戒官员腐败的意义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如果官员腐败的话，那么其非法所得本就在这部分收入之外；而收入申报恰恰就是将那部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之外。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其实，此规定所界定的“收入”并没有申报的必要，因为在此范围内的任何一项收入，从理论上以及程序上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因此，应该将申报的重点核定为“财产”。因为“财产”不仅包括金钱收入，还包括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无形资产、商业财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全部财产和收入。由于《收入申报规定》未对此作出要求，也未要求申报配偶和家庭成员的所有财产和收入，而只要求申报其本人合法、正当的收入，这就给申报对象隐瞒不正当财产和收入留下了巨大的漏洞。申报收入固然可以反映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却不能反映其财产增量。而财产申报则可以反映出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财产增量情况，而这就成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审查其廉政情况的重要依据。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84%的人主张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纳入申报内容，而认为仍然将“工资收入”、“资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费”和“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纳入申报内容的分别占46%、44%、47%、69%（含多项选择）。

这表明，人们虽然对该项制度的原有申报内容大多持肯定态度，但随着财产存在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认为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等家庭财产列入申报范围的意愿则显得更为强烈。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也出现了新情况，如家属、子女户口的变更；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购车；以参股名义进行投资等等，这些新动向也还没有纳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认为应该报告“大额资金的使用”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83%，这表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应当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增加新的内容。

3、申报与报告程序缺乏严格的可操作执行细则，申报与报告结果也缺乏透明度

由于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规定》没有明确界定相关程序，没有区分清楚哪些事项是须事先报告、事先审批的，哪些事项是只须组织备案的，由此领导干部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又由于没有建立相关的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也无法进行把关。同样，组织纪检部门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督查等配套制度，尤其是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上报的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因而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以及收入申报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也难以准确把握。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认为现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的人就占了51%；认为收入申报程序“没有操作性”的人则高达60%。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而且，收入申报时间与方式也比较单一。《收入申报规定》所设计的只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通常的做法是，领导干部通常每半年例行填一张发下来的重大事项报告表和收入申报表，仅此而已。这实际上只是规定了现职申报，而缺乏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如果仅仅只是规定现职申报，而不规定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这就难以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管之下，给申报者留下了太多的游移空间。如果一旦错过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时间要求，而又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报告或补报，显然，这样是不利于组织上及时掌握和对其进行督促、提醒。

另外，申报与报告的结果与内容也不透明。《收入申报规定》对公职人员调任时申报资料应否转送、如何转送，申报资料要否公开、怎样公开等没有明确规定，形成制度上的空白。《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申报主体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情况即可，而并不要求将申报结果公诸于众，接受群众监督。由于报告内容的不透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监督“真空”，特别是群众监督的“缺位”。正是因为忽视了群众对领导干部廉政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公众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这也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全面执行。

4、申报与报告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显然，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是所属申报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组织部门主要是指党的干部管理机构；人事部门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虽然具有方便、灵活、快捷、直接的优势，但却缺乏一定的监督权威性，很难真正承担起申报收入的稽核工作。而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收入申报制度应有的功效。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如每月、每年真实收入情况及其家庭财产情况或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是否利用职权提供便利条件等，由于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与限制，组织上也难以准确了解和认定；更有极个别领导把“灰黑色”收入，通过购建房、投资等类似“洗钱”方式又重新变为合法收入，组织上也难以有效掌握。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威性，申报受理机构只能是被动接受申报，通常是申报人填报多少算多少，而缺乏过硬措施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与核查。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56%的人主张“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来进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监督、检查和调查核实工作，这表明现行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权威性。

5、对违反规定者追究过轻，惩戒措施也缺乏刚性与威慑力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接受申报材料后，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同时又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不难看出，对违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人，主要采取批评教育为主、纪律处分为辅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过于“理性”和“温柔”。此外，此项规定与现行的干部制度也有不适之处。因为凡是“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均没有组织、人事管辖权，更谈不上处分权。因此，对这种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的规定，是难以实施的。同时，由于我国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使得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在面对县（处）级机关领导时，基层纪检监察部门难以开展此项工作。《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着对不按规定报告和不如实报告者处理过轻的问题。

从我们调查问卷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人们对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与收入申报”制度的惩戒力度是心存疑虑的，对于相关的处分标准，有39%的人认为轻了，还有60%的人认为没有执行。可见，必须加大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与惩戒的力度，以便更有效地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当被问到“您认为领导干部不及时如实报告重大事项应如何处理？”（含多项选择）时，有48%的人认为应当“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6%的人认为“纪律处分”，27%的人认为“停职检查”，22%“责令改正”；对于领导干部不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应如何处置（含多项选择）时，有44%的人选择了“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2%的人选择了“纪律处分”，25%的人选择了“停职检查”，37%的人选择了“责令改正”，这表明，人们对于违反申报要求者除了要求以党纪政纪处分外，还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显然与此存在较大差距。

6、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与制度安排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倾向于依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相关规定的实施。然而，现行的“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则明显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关工作由于没有可以依赖的法律、法规，由此就很难保障对领导干部收入的检查、核实工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总的来讲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金往来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使得对收入的监控力度明显不够，致使违纪、违法官员可以利用种种方式来规避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如可以将大量的现金存放在家中，不与银行打交道；或者以配偶、家人的名义将赃款存入银行；或者异地存款，特别是在一些尚未开通“通存通兑”业务，即还没有联网的银行储蓄点、所存款；或者投资入股做生意，洗黑钱；或者以借代收，以“借用”的表象来掩盖“非法占有”的实质；或者将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等等，以期逃避收入申报后的检查、核实。同时，由于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法制、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收入申报制度可以获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微弱的。总之，由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很好的制定和实施，也就使得“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执行的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二、对策建议

先进性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关键要见实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领头雁，关系着整个队伍是否能朝着先进性的目标迈进。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先进性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以适应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适应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腐败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十分痛恨，对清除消极腐败现象的呼声很高，这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实基础。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腐败问题严重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从源头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的根本性举措，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我们所作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到“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否合理”时，有高达80%的人回答“合理”，这表明：人们对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当问到“领导干部个人收入（财产）是否应该公开”时，回答“应该公开”和“有选择地公开”的分别占61%和35%，这也充分表明：希望领导干部公开个人收入（财产）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绝大多数。而当问到“您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的态度”时，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2%；同样，在回答“如果取消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你赞同吗？”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不赞同”。对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人们也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如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人也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1%。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应当说，“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出台的相关规定，不仅顺应了通过制度来反腐败这一世界性的潮流，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确曾对惩治与预防腐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和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相关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就势在必行，而这对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也将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1、建议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实施10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症结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政策措施及时上升为法律，或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实施。好的政策措施只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其制定的目的。而两个《规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其立法缺乏权威性、独立性和应有的刚性，与惩治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相比较还不相称。因此，两项规定的具体实施必须与其它的法律法规配套起来进行。当然，首先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来构筑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体系。除了以党纪、政纪确保制度的实施外，还应当在总结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其法制化，增强其约束力。同时，可以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收入申报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检查、核实制度，来制定、颁布和实施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对违反收入申报制度的处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公示、公告制度，出台诸如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规范等等配套措施。由此，形成整体合力，推进“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

2、建议将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申报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

从我国领导干部实施的收入申报来看，其收入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以及其他合法投入的产出，它可以表现为货币形态或实物形态。而财产则是指财产所有人拥有的以货币、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其他法定之经济及民事权利的总和。财产还可以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尽管收入与财产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收入是财产的前提，没有收入也就没有财产；财产是收入的反映，财产的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收入的多少。但是，收入与财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收入是指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劳务及非劳务所得，而财产应该是指其任职之前的财产基础以及其任职期间甚至是其任职之后的财产增量。而且，尽管收入是财产的前提，但是财产也不一定完全由收入所构成。在一般的意义上，财产的范围要比收入广泛得多，它可以来源于收入，也可以来源于收入以外的要素，如合法的继承、赠予，当然也可能包括那些不合法的贪污、受贿等等。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反腐防腐来说，需要申报者申报的应该是财产。从现行的“收入申报规定”看，无论理论上还是程序上这个“收入”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由此导致此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意义不很明确，也就是说，通过它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制度已不是很清楚。因此，我们建议用财产申报制度来取代收入申报制度，并强调其任职以前“已有的财产”以及其增量明显与其原有的财产以及合法收入不相符合时，有关部门即可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将极大地增强我国在遏制腐败和惩治腐败方面的效率，并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提高拒腐防腐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避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内容不完整、申报方式不科学等带来的弊端。

3、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申报与报告主管机关的职责，从而增强“两项”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各级官员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应由行政监察部门的专门机构来主管，目前应增强行政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独立性。申报主管机关应加强对申报项目的审查。要确定纪检监察部门在银行进行个人存款查询的权利与职责，必要时可以与同样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的各级人民检察院共同进行，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银行不提供存款个人情况及相关资料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进行检查、核实工作，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允许纪检监察部门在必要时，将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家人的收入情况及其家庭收入情况，列入检查、核实的范围，增加违纪、违法官员隐蔽非法收入的难度，减少其规避检查、核实的可能性。为防止受理机构对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网开一面”，同级党政一把手、检察长、法院院长、行政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应由上一级受理机构受理财产申报。

4、建立廉政电子档案，适度公开财产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材料与信息，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要对报告与申报档案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当申报人只是在本地区范围内调动时，可以不进行相关档案的转送工作；而当申报人超出本地区范围调动时，在离职申报结束后，财产申报受理机构应及时将申报人的申报档案转送至申报人新单位所在地的相应行政监察机关，以保证申报资料的连贯性。对此，可更新申报和报告手段，如建立廉政电子档案（包括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通过网络就可完成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同时，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制度应该与相关信息适度公开联系起来。如果官员的报告与申报完全不公开，这将完全缺乏外在的监督，如此一来所谓的报告与申报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适度公开的途径有多种，如受理机关可将所有官员的申报材料整理成册，置于法定场所，公众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即可查询、复印；也可将申报内容刊登于法定刊物或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以便公众监督。当然，我国应对财产申报与重大事项报告资料的公开范围和细节进行必要的限制，使相关规定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官员的个人隐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的相关信息能够保真、透明和公开，以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5、扩展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与时间范围，改进申报与报告的方式，完善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程序，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实际效果

为了解决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的问题，我们建议申报主体应与《刑法》中“巨额财产”的主体保持一致，国家机关（党政、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及其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全部需要申报财产及个人重大事项。上述人员在申报财产时应将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的财产一并申报，以防申报主体转移财产和隐匿个人重大事项。在申报时间上既有定期的，也有即时性的申报。形式可包括“就职申报”、“现职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方式。“就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任职后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现职申报”采用一年申报一次；“离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离职前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就职申报”、“现职申报”、“离职申报”这三种申报形式无疑对各级官员财产及行为进行天罗地网式监控的有效手段。这样的立体监控体系就使那些腐败官员最终是难以逃脱法律制裁，同时也能对其他官员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使意欲腐败者不敢妄为。

同时，要将申报范围扩大到官员个人与家庭的全部财产，即按照《民法通则》界定的“财产”范畴，将官员个人及其近亲属的动产、不动产、债权、债务等，包括房地产，生产、生活用重大交通工具，价值2000元以上贵重物品，存款（包括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各种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等一并纳入申报范围（申报时须写明财产名称、价值、位置，还须注明来源、估价方法、变更情况等）。对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应对其申报的收入情况作好登记，并建立个人档案，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其收入情况。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也要根据形势变化而相应地细化与具体化，重点应是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较大收支情况、可能受职务影响的重大事项、涉及国家法律和政策等限制的重大事项、涉及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重大事项等四个方面。另外，对重大事项报告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如操办婚丧喜庆、投资经营、自建房等，要事先报告，纪检部门讲明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对到经济实体兼职等需要审批的还需按规定进行，较长时间外出的要履行请销假手续；对其他事项可在事后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报告。

6、加强金融监管，重点加强大额资金管理，堵住非法收入的流转，堵塞资金流动非法渠道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规定政府开支及企业支付可不用现金支付的都必须采取非现金方式，减少现金往来，让资金往来有踪可寻、有迹可觅。此外，还应规定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大额开支要进行申报、登记。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目录的银行电脑查询系统。当需要对某人的个人存款进行查询时，只需在特定的电脑上输入该人的身份证号码，即可获知其在银行的开户情况、存款数额、款项存取等相关资料。由此增加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的透明度，将其财产的变动情况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以现有的电脑技术，建立这种电脑查询系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别要加强和完善银行对汇往境外资金的管理力度，建立特种审计制度，对政府、企业及个人汇往国外的资金，银行系统应当建立审核、验证制度，建立汇出资金经办人身份登记等制度，在必要时也可以要求汇出单位（人）提供经济合同以及其他付款依据并登记，从而有效封堵非法资金外逃渠道。

7、加强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处罚与惩戒力度，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强制性和威慑力

要加重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级官员，应视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和行政处分，除此之外，还应引入刑罚机制，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和不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行为，以确保家庭财产申报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行。具体而言，可在《刑法》中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和“不如实申报财产罪”，对拒不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的各级官员处以此刑罚。通过加大处罚与惩戒的执行力度，可以确保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要建立健全对申报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责任制和督查制度。一是建立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及“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负责，对其真实性负责。领导干部的个人重大事项先向班子及“一把手”报告，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报告，将追究班子及“一把手”的责任。二是建立督查制。每年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由此才能使相关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8、“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多管齐下，积极推进

充分发挥“两项制度”的反腐功能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艰巨又复杂，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多项措施全面推进：一是要把住“进口”。“两项制度”作为一项防范腐败的预防性措施，使领导干部的财产及其变化状况置于阳光之下，为企图“寻租”者设置心理障碍，防患于未然，不仅可以降低反腐成本，保护广大干部，避免干部失足，而且可以大量减少腐败所带来的损失，减少腐败这一公害所产生的社会污染，维护广大干部的廉洁形象。二是要监督“过程”。把领导干部的财富从来源、拥有到处置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监控领导干部财产的动态变化。三是要控制“出口”。实行个人终身独立银行帐户制度，对现金的支取额度作出严格限制，完善预防资金外逃制度，严厉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只有不断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制度，才能充分发挥两项制度的反腐败功能。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5篇

同志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提出，要在扎实推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证明，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是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们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这两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运行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与建议，先后在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门，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发放问卷调查表等形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81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804份，召开各类形式座谈会10余场次。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收入申报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实行申报。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重大事项报告规定》），该规定要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就个人及近亲属建房、婚丧嫁娶、因私出国、经营承包等重大事项向组织报告。这无疑是对有关《收入申报规定》的有效补充。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对促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实施的情况及取得的效果与党和政府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还有差距。

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虽然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但从整体情况看，有关规定的执行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这从我们所作的相关调查问卷中就可以得到反映：在评价有关“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所起作用之时，有25%的人认为作用大，9%的人认为作用小，而有66%的人认为其作用非常有限；对于该项制度的总体评价，认为好的只占11%，认为较好的占26%，而认为一般的人占了52%，认为不可行的也占11%。

在回答“目前实施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得如何？”时，有13%的人认为很好，27%的人认为良好，39%的认为一般，21%的认为不好评价；对于其是否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20%的人认为能，49%的人认为基本能，14%的认为不能，17%的认为不好评价。之所以会产生愿望与效果之间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由于两项措施在具体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相关规定在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上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地方未能切实有效地执行，使得相关规定更多的只能是流于形式。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分别有54%和60%的人就认为两项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这可以说是影响其发挥效能的症结所在。

另外，从2004年所披露出的十几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情况来看，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通过“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而被发现和查处的，而仍然是通过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来获得线索，进而查出该官员的问题。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相比，这些方式显然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由于在实践中尚存在某些问题与不足，从而制约了其效能的发挥。具体而言，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不够明确和全面

《收入申报规定》所设定的申报主体只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重大事项报告规定》的报告主体也只是将其扩展至副县（处）级以上干部，而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超过2000万，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还有，正、副科级、股级的乡长、镇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警长、队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庭长、纪检委书记，以及人事、组织、工商、税务、海关、土地、城管、物价、规划、劳改劳教、劳动监察、技术监督、营建、审计等公务人员，他们的“官”虽不大，但权力却不小；他们管人、管物、管钱、管事，其职能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且直接与民众发生利益关系，因而常常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大量的腐败案件大都出在这些层面，民众往往也是以这些公务人员的行为作风来评价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性质和形象的。因此，如果只规定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却没有被纳入，这既不符合法制平等原则，也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严重脱节，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法制的混乱和相关规定执行的困难。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收入申报主体的分别占了69%和64%；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重大事项报告主体也分别占了73%和66%，这说明：将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管人、管物、管钱、管事”职能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部纳入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的主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反映了民众的意愿。

2、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范围不够具体和周延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将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范围，而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收入申报制”而非“财产申报制”。由于工资、奖金、补贴等本就是公开、合法的，因而这样一种申报对于防范、惩戒官员腐败的意义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如果官员腐败的话，那么其非法所得本就在这部分收入之外；而收入申报恰恰就是将那部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之外。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其实，此规定所界定的“收入”并没有申报的必要，因为在此范围内的任何一项收入，从理论上以及程序上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因此，应该将申报的重点核定为“财产”。因为“财产”不仅包括金钱收入，还包括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无形资产、商业财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全部财产和收入。由于《收入申报规定》未对此作出要求，也未要求申报配偶和家庭成员的所有财产和收入，而只要求申报其本人合法、正当的收入，这就给申报对象隐瞒不正当财产和收入留下了巨大的漏洞。申报收入固然可以反映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却不能反映其财产增量。而财产申报则可以反映出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财产增量情况，而这就成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审查其廉政情况的重要依据。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84%的人主张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纳入申报内容，而认为仍然将“工资收入”、“资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费”和“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纳入申报内容的分别占46%、44%、47%、69%（含多项选择）。

这表明，人们虽然对该项制度的原有申报内容大多持肯定态度，但随着财产存在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认为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等家庭财产列入申报范围的意愿则显得更为强烈。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也出现了新情况，如家属、子女户口的变更；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购车；以参股名义进行投资等等，这些新动向也还没有纳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认为应该报告“大额资金的使用”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83%，这表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应当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增加新的内容。

3、申报与报告程序缺乏严格的可操作执行细则，申报与报告结果也缺乏透明度

由于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规定》没有明确界定相关程序，没有区分清楚哪些事项是须事先报告、事先审批的，哪些事项是只须组织备案的，由此领导干部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又由于没有建立相关的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也无法进行把关。同样，组织纪检部门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督查等配套制度，尤其是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上报的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因而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以及收入申报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也难以准确把握。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认为现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的人就占了51%；认为收入申报程序“没有操作性”的人则高达60%。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而且，收入申报时间与方式也比较单一。《收入申报规定》所设计的只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通常的做法是，领导干部通常每半年例行填一张发下来的重大事项报告表和收入申报表，仅此而已。这实际上只是规定了现职申报，而缺乏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如果仅仅只是规定现职申报，而不规定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这就难以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管之下，给申报者留下了太多的游移空间。如果一旦错过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时间要求，而又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报告或补报，显然，这样是不利于组织上及时掌握和对其进行督促、提醒。

另外，申报与报告的结果与内容也不透明。《收入申报规定》对公职人员调任时申报资料应否转送、如何转送，申报资料要否公开、怎样公开等没有明确规定，形成制度上的空白。《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申报主体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情况即可，而并不要求将申报结果公诸于众，接受群众监督。由于报告内容的不透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监督“真空”，特别是群众监督的“缺位”。正是因为忽视了群众对领导干部廉政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公众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这也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全面执行。

4、申报与报告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显然，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是所属申报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组织部门主要是指党的干部管理机构；人事部门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虽然具有方便、灵活、快捷、直接的优势，但却缺乏一定的监督权威性，很难真正承担起申报收入的稽核工作。而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收入申报制度应有的功效。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如每月、每年真实收入情况及其家庭财产情况或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是否利用职权提供便利条件等，由于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与限制，组织上也难以准确了解和认定；更有极个别领导把“灰黑色”收入，通过购建房、投资等类似“洗钱”方式又重新变为合法收入，组织上也难以有效掌握。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威性，申报受理机构只能是被动接受申报，通常是申报人填报多少算多少，而缺乏过硬措施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与核查。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56%的人主张“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来进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监督、检查和调查核实工作，这表明现行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权威性。

5、对违反规定者追究过轻，惩戒措施也缺乏刚性与威慑力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接受申报材料后，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同时又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不难看出，对违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人，主要采取批评教育为主、纪律处分为辅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过于“理性”和“温柔”。此外，此项规定与现行的干部制度也有不适之处。因为凡是“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均没有组织、人事管辖权，更谈不上处分权。因此，对这种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的规定，是难以实施的。同时，由于我国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使得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在面对县（处）级机关领导时，基层纪检监察部门难以开展此项工作。《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着对不按规定报告和不如实报告者处理过轻的问题。

从我们调查问卷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人们对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与收入申报”制度的惩戒力度是心存疑虑的，对于相关的处分标准，有39%的人认为轻了，还有60%的人认为没有执行。可见，必须加大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与惩戒的力度，以便更有效地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当被问到“您认为领导干部不及时如实报告重大事项应如何处理？”（含多项选择）时，有48%的人认为应当“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6%的人认为“纪律处分”，27%的人认为“停职检查”，22%“责令改正”；对于领导干部不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应如何处置（含多项选择）时，有44%的人选择了“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2%的人选择了“纪律处分”，25%的人选择了“停职检查”，37%的人选择了“责令改正”，这表明，人们对于违反申报要求者除了要求以党纪政纪处分外，还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显然与此存在较大差距。

6、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与制度安排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倾向于依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相关规定的实施。然而，现行的“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则明显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关工作由于没有可以依赖的法律、法规，由此就很难保障对领导干部收入的检查、核实工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总的来讲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金往来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使得对收入的监控力度明显不够，致使违纪、违法官员可以利用种种方式来规避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如可以将大量的现金存放在家中，不与银行打交道；或者以配偶、家人的名义将赃款存入银行；或者异地存款，特别是在一些尚未开通“通存通兑”业务，即还没有联网的银行储蓄点、所存款；或者投资入股做生意，洗黑钱；或者以借代收，以“借用”的表象来掩盖“非法占有”的实质；或者将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等等，以期逃避收入申报后的检查、核实。同时，由于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法制、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收入申报制度可以获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微弱的。总之，由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很好的制定和实施，也就使得“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执行的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二、对策建议

先进性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关键要见实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领头雁，关系着整个队伍是否能朝着先进性的目标迈进。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先进性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以适应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适应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腐败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十分痛恨，对清除消极腐败现象的呼声很高，这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实基础。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腐败问题严重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从源头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的根本性举措，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我们所作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到“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否合理”时，有高达80%的人回答“合理”，这表明：人们对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当问到“领导干部个人收入（财产）是否应该公开”时，回答“应该公开”和“有选择地公开”的分别占61%和35%，这也充分表明：希望领导干部公开个人收入（财产）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绝大多数。而当问到“您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的态度”时，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2%；同样，在回答“如果取消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你赞同吗？”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不赞同”。对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人们也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如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人也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1%。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应当说，“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出台的相关规定，不仅顺应了通过制度来反腐败这一世界性的潮流，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确曾对惩治与预防腐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和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相关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就势在必行，而这对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也将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1、建议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实施10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症结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政策措施及时上升为法律，或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实施。好的政策措施只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其制定的目的。而两个《规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其立法缺乏权威性、独立性和应有的刚性，与惩治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相比较还不相称。因此，两项规定的具体实施必须与其它的法律法规配套起来进行。当然，首先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来构筑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体系。除了以党纪、政纪确保制度的实施外，还应当在总结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其法制化，增强其约束力。同时，可以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收入申报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检查、核实制度，来制定、颁布和实施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对违反收入申报制度的处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公示、公告制度，出台诸如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规范等等配套措施。由此，形成整体合力，推进“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

2、建议将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申报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

从我国领导干部实施的收入申报来看，其收入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以及其他合法投入的产出，它可以表现为货币形态或实物形态。而财产则是指财产所有人拥有的以货币、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其他法定之经济及民事权利的总和。财产还可以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尽管收入与财产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收入是财产的前提，没有收入也就没有财产；财产是收入的反映，财产的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收入的多少。但是，收入与财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收入是指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劳务及非劳务所得，而财产应该是指其任职之前的财产基础以及其任职期间甚至是其任职之后的财产增量。而且，尽管收入是财产的前提，但是财产也不一定完全由收入所构成。在一般的意义上，财产的范围要比收入广泛得多，它可以来源于收入，也可以来源于收入以外的要素，如合法的继承、赠予，当然也可能包括那些不合法的贪污、受贿等等。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反腐防腐来说，需要申报者申报的应该是财产。从现行的“收入申报规定”看，无论理论上还是程序上这个“收入”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由此导致此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意义不很明确，也就是说，通过它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制度已不是很清楚。因此，我们建议用财产申报制度来取代收入申报制度，并强调其任职以前“已有的财产”以及其增量明显与其原有的财产以及合法收入不相符合时，有关部门即可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将极大地增强我国在遏制腐败和惩治腐败方面的效率，并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提高拒腐防腐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避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内容不完整、申报方式不科学等带来的弊端。

3、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申报与报告主管机关的职责，从而增强“两项”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各级官员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应由行政监察部门的专门机构来主管，目前应增强行政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独立性。申报主管机关应加强对申报项目的审查。要确定纪检监察部门在银行进行个人存款查询的权利与职责，必要时可以与同样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的各级人民检察院共同进行，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银行不提供存款个人情况及相关资料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进行检查、核实工作，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允许纪检监察部门在必要时，将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家人的收入情况及其家庭收入情况，列入检查、核实的范围，增加违纪、违法官员隐蔽非法收入的难度，减少其规避检查、核实的可能性。为防止受理机构对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网开一面”，同级党政一把手、检察长、法院院长、行政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应由上一级受理机构受理财产申报。

4、建立廉政电子档案，适度公开财产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材料与信息，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要对报告与申报档案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当申报人只是在本地区范围内调动时，可以不进行相关档案的转送工作；而当申报人超出本地区范围调动时，在离职申报结束后，财产申报受理机构应及时将申报人的申报档案转送至申报人新单位所在地的相应行政监察机关，以保证申报资料的连贯性。对此，可更新申报和报告手段，如建立廉政电子档案（包括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通过网络就可完成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同时，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制度应该与相关信息适度公开联系起来。如果官员的报告与申报完全不公开，这将完全缺乏外在的监督，如此一来所谓的报告与申报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适度公开的途径有多种，如受理机关可将所有官员的申报材料整理成册，置于法定场所，公众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即可查询、复印；也可将申报内容刊登于法定刊物或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以便公众监督。当然，我国应对财产申报与重大事项报告资料的公开范围和细节进行必要的限制，使相关规定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官员的个人隐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的相关信息能够保真、透明和公开，以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5、扩展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与时间范围，改进申报与报告的方式，完善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程序，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实际效果

为了解决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的问题，我们建议申报主体应与《刑法》中“巨额财产”的主体保持一致，国家机关（党政、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及其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全部需要申报财产及个人重大事项。上述人员在申报财产时应将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的财产一并申报，以防申报主体转移财产和隐匿个人重大事项。在申报时间上既有定期的，也有即时性的申报。形式可包括“就职申报”、“现职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方式。“就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任职后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现职申报”采用一年申报一次；“离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离职前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就职申报”、“现职申报”、“离职申报”这三种申报形式无疑对各级官员财产及行为进行天罗地网式监控的有效手段。这样的立体监控体系就使那些腐败官员最终是难以逃脱法律制裁，同时也能对其他官员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使意欲腐败者不敢妄为。

同时，要将申报范围扩大到官员个人与家庭的全部财产，即按照《民法通则》界定的“财产”范畴，将官员个人及其近亲属的动产、不动产、债权、债务等，包括房地产，生产、生活用重大交通工具，价值2000元以上贵重物品，存款（包括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各种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等一并纳入申报范围（申报时须写明财产名称、价值、位置，还须注明来源、估价方法、变更情况等）。对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应对其申报的收入情况作好登记，并建立个人档案，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其收入情况。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也要根据形势变化而相应地细化与具体化，重点应是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较大收支情况、可能受职务影响的重大事项、涉及国家法律和政策等限制的重大事项、涉及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重大事项等四个方面。另外，对重大事项报告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如操办婚丧喜庆、投资经营、自建房等，要事先报告，纪检部门讲明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对到经济实体兼职等需要审批的还需按规定进行，较长时间外出的要履行请销假手续；对其他事项可在事后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报告。

6、加强金融监管，重点加强大额资金管理，堵住非法收入的流转，堵塞资金流动非法渠道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规定政府开支及企业支付可不用现金支付的都必须采取非现金方式，减少现金往来，让资金往来有踪可寻、有迹可觅。此外，还应规定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大额开支要进行申报、登记。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目录的银行电脑查询系统。当需要对某人的个人存款进行查询时，只需在特定的电脑上输入该人的身份证号码，即可获知其在银行的开户情况、存款数额、款项存取等相关资料。由此增加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的透明度，将其财产的变动情况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以现有的电脑技术，建立这种电脑查询系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别要加强和完善银行对汇往境外资金的管理力度，建立特种审计制度，对政府、企业及个人汇往国外的资金，银行系统应当建立审核、验证制度，建立汇出资金经办人身份登记等制度，在必要时也可以要求汇出单位（人）提供经济合同以及其他付款依据并登记，从而有效封堵非法资金外逃渠道。

7、加强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处罚与惩戒力度，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强制性和威慑力

要加重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级官员，应视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和行政处分，除此之外，还应引入刑罚机制，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和不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行为，以确保家庭财产申报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行。具体而言，可在《刑法》中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和“不如实申报财产罪”，对拒不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的各级官员处以此刑罚。通过加大处罚与惩戒的执行力度，可以确保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要建立健全对申报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责任制和督查制度。一是建立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及“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负责，对其真实性负责。领导干部的个人重大事项先向班子及“一把手”报告，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报告，将追究班子及“一把手”的责任。二是建立督查制。每年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由此才能使相关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8、“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多管齐下，积极推进

充分发挥“两项制度”的反腐功能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艰巨又复杂，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多项措施全面推进：一是要把住“进口”。“两项制度”作为一项防范腐败的预防性措施，使领导干部的财产及其变化状况置于阳光之下，为企图“寻租”者设置心理障碍，防患于未然，不仅可以降低反腐成本，保护广大干部，避免干部失足，而且可以大量减少腐败所带来的损失，减少腐败这一公害所产生的社会污染，维护广大干部的廉洁形象。二是要监督“过程”。把领导干部的财富从来源、拥有到处置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监控领导干部财产的动态变化。三是要控制“出口”。实行个人终身独立银行帐户制度，对现金的支取额度作出严格限制，完善预防资金外逃制度，严厉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只有不断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制度，才能充分发挥两项制度的反腐败功能。

总之，通过财产申报制度来遏制腐败，这是一项已被证明为有效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世界性的基本制度和国际惯例。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既是加强领导干部监督的一种必要手段，又是保护广大干部、维护干部形象的重要措施。这项制度被誉为“阳光法案”，其蕴涵的意义主要二：一是指该制度使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置于阳光之下透明可见，便于公众监督；二是指该制度温和有效，有如阳光，既促进了廉政建设，又保护了申报主体。就我国目前防治腐败的情形而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尚不健全，事前预防则是未雨绸缪，先发制人，去腐败于萌芽状态，对弘扬社会正气、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健全和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既有前期预警作用，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同时也是后期纠偏惩处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这“两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课题组成员：傅伯言、尹世洪、郭杰忠、姜玮、管家芬、黎康、甘庆华)

参考文献：

①《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12月。

②《中国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王明高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

③邹东升《“阳光法案”—从收人申报政策到财产申报立法》，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

④《中国挑战腐败》，胡鞍钢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⑤《〈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辅导读本》，《实施纲要》起草组编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2月。

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

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2月。

⑧许向阳《“阳光法案”应尽快出台——关于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思考》，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5期。

⑨朱雪宁《国外政府官员财务公开制度引介》，载《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2期。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6篇

又有地方政府提出要公示官员财产了。

在刚刚闭幕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抛出的惊喜不断，其别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而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则进一步透露，申报财产的方案已经出来了，目前正在做试点方案。“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对此决策，翘首期盼者有之，消极观望者也有之。

各地试点停滞

官员财产公示，广东省并不是第一个。在此之前，新疆阿勒泰市、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宁夏青铜峡等地，都曾经作过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

作为第一个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政府，2009年的阿勒泰市出尽了风头。当年的元月1日，阿勒泰市55名副县级（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相关事项，包括财产收入，一下子被传到网上，一时成为新闻焦点。而组织这场“晒财产”的人，正是时任阿勒泰市纪委书记的吴伟平。为此，吴伟平还开设了“纪委书记廉政讲堂”，路线遍及六县一区，由他亲自上课，讲课内容包括“贪官警示录”、“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等，吴伟平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

在具体操作上，阿勒泰市首先把官员“收入申报”调整为“财产申报”，财产包括工资但又不仅限于工资，其中还有官员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收受有价证券、礼品、现金等项目。比如，公示网站上，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当年的工资收入为21036元/年，各类奖金津贴等为24835元/年，在“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一栏则为“无”。

尽管55名领导干部无一人申报“礼金”收入，但阿勒泰市当年的反贪决心仍令人钦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给予阿勒泰试验掌声”。

继阿勒泰市之后，又陆陆续续有地方政府效仿实施官员财产公示，但方式不尽相同。比如，宁夏银川市采取的方法是在官员所在单位内部公示，通过局域网或公告栏公示，外界只有前往该单位才能看到，公示期只有7天，到期后申报内容存入档案。

湖南浏阳市将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

宁夏青铜峡市则采取在市委组织部官方网站公示，至今在网页上仍能查询，不过公示内容却不涉及具体金额，仅简单公示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同时简要交代住房情况及婚姻状况。然而，与其他地方短暂公示之后便收藏入库相比，青铜峡市的做法已经被誉为“最彻底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了。

这些地方政府公示官员财产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却殊途同归。

2012年4月份，媒体通过回访，发现这些当年勇于尝试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政府，在官员财产公示上，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

宁夏银川市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川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运转了两年时间，所需申报的事项、申报以后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均没有变化。在该制度运转的两年时间里，相关部门也没有接到一起针对公示内容的异议。

青铜峡市也没有接到关于公示内容的任何一起异议。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公开表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当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事项、方式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效果很好”。陈雪松称，一年多以来公示的所有拟任干部信息，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不论干部群体还是外界对于此举均没有不好的反响。

媒体对此总结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结果均为“零投诉零异议”。

最令人唏嘘的是，新疆阿勒泰市的财产公示政策，也随着吴伟平的逝世而停滞了。2010年8月，年仅51年的吴伟平因病去世，这项被他称为“没有阻力”的反腐政策，在实施了一年半有余之后，也随之悄然落下帷幕。阿勒泰纪委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试点已经不再搞了”。

公示决心倒退

在吴伟平离世的前几个月，2010年5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简称“《规定》”），当中提及领导干部包括各级机关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大型国有独资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申报财产要同时包含本人及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房产、投资、就业情况，与吴伟平在2009年所实施的方案不谋而合。这是目前为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唯一有效法规。

在此之前，该规定有过1995年版本和2006年版本，2010年版正是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有学者却认为，2010年版本在某些条款的设定上，甚至有倒退的趋势。

记者注意到，在1995年及2006年的这两个版本中，都有“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条款。但在2010年颁布实施的版本中，这一条却不见了。

“是退步了，这是高层没有形成共识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持此看法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韩德云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的议题，2006年领衔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2007年及2008年，他坚持建议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计划，建议立法应在5年内完成。此后的每一年，韩德云都坚持呼吁尽快启动立法，至今已经七个年头。

“立法的进展非常缓慢，还停留在内部申报的阶段。”虽然年年提，韩德云所提议的5年立法期限也即将来临，但他对最终立法的预期时间却渐渐没有了信心。“我看，公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的事情。”韩德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他坦言：“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理论上的呼吁，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仅仅就是反映民意。”

而民意显然是踊跃的，在一项“多地官员财产公示遇零投诉”的网络讨论上，数据显示，有超过900万条讨论参与到该话题当中。

官方声音也并不是完全缺席。2008年1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就曾经集体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

李成瑞在2009年曾公开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已经提了22年，就差政治决心。从2009年到2012年，又一个三年过去了，而“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仍然是不同的两个制度，”韩德云感慨。

制度性反腐受阻

然而就算仅仅只是内部申报，就算看到了申报资料，官员财产也依然是个谜。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公务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检察院办理贪腐案件时，基本不去查阅干部个人事项材料：“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通过翻阅材料就可以找到证据的，我们都是直接去房管局、去车管局、去银行查询流水账目，真的有问题，不会往申报材料上写吧。”

该公务人员称，能体现腐败官员真正藏富的，往往是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如配偶及子女。然而，在2010年版的《规定》当中，对申报子女财产状况的对象，却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子女”，而“共同生活”的定义，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覆盖面十分有限，而现实情况是，往往是独立生活的子女，才是官员财产的拥有者。

对此，韩德云表示无奈：“2010年的文件，很多人都认为不能满足现在制度性反腐的要求，不够的话也不仅这一个条款不够。”

因此，韩德云对几个地方政府试点官员财产公示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必须走立法的途径，通过法律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谈及广东省也在计划试点，韩德云说：“看方案怎么出吧，选择从哪些层级哪些岗位，以什么方式，公布哪些内容。我没有期待，没有中央层面统一立法出台的话，任何地方来做这个事情成功的可能性都很低。”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也曾表示，现有的规定“重政策而轻法律”，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权威性和应有的刚性，许多问题无法规范，“行政法规肯定不能规范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党内规范和纪律又不能约束派和无党派人士，所以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

此次广东省党代会，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特地强调，“监督是个老问题，但是监督的力度一直不够，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特别薄弱。”

毛寿龙对此更是直言：“公开数字是容易的，但是公开以后相关的政治影响没法把握。一旦公开肯定媒体要跟进，相关问题就需要处理，这个后果不好把握。现在我们培养提拔干部不是从财产来决定的，而是从政治觉悟啊，德才啊来考虑的，如果加入了这个因素，那可能以后领导干部的选拔都要进行改变了。”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7篇

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立法；政治不信任；政治信任；制度信任；公权力；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063-04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新的腐败形式如住房腐败、“灰色收入”、官员亲属腐败等问题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人民群众的热切关注。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此项新规整合了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申报范围、申报主体、处置力度和申报材料运用等方面进行了调整、细化和升级。一是将房产、投资等情况列入了报告内容，拓宽了申报的范围；二是将非党员领导干部纳入了申报主体，扩展了报告主体的范围；三是增加了违反申报纪律将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责任追究方式，强化了申报环节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四是明确了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使申报内容成为干部选拔、监督的重要依据和办案过程的重要证据。但是，由于新规仍然缺失财产信息“向下”公开的核心环节，也没有科学区分“官”与“民”、“有权机关”与“无权机关”，使得公众难以监督，因此其监督效果不容乐观。

一、政策性规定难有突破

实际上，早在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就首次明确要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必须申报个人收入。该《规定》当时也被视为反腐败的重大创新，但从实施效果看不尽人意，究其原因，除实施过程中实施主体普遍“不主动”甚至抵触等因素之外，还与该《规定》本身存在的不足有关。一是申报的主体和范围不完整。只申报个人收入，不申报家庭财产；只申报个人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劳务所得等部分收入，没有涵盖所有形式的收入，这给规避申报者以可乘之机。二是申报时限设计不严密。没有规定初任申报，无法确定其任职前的财产状况，无法计算其财产在任职期间的增量及财产来源的合法性；没有设置离任申报，无法明确离任前家庭财产的基数，使得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员在离退休后可以逃避对其“财产黑数”的监控。三是申报结果不透明。申报材料交给本单位的人事部门，并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而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纪检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收入申报资料也不对社会公开，致使有些官员申报信息与其实际财产状况落差巨大，从而削弱了申报的公正性和监督的独立性。四是事后惩戒缺乏威慑力。不申报或申报不实，后果只是受到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相比1995年的《规定》，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于2001年6月15日联合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有了明显进步，申报内容不仅基本涵盖了我国领导干部的实际财产状况，而且将申报主体的范围扩大到了配偶和其所需要抚养的子女；申报的接受部门不只是组织部门，还要向中央纪委备案。但是，由于该《规定》仅限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且仍然缺乏公众监督的透明机制，因此，腐败分子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家产仍然可以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

2004年7月，针对贪官外逃前利用亲属事先向海外转移财产的特点，中央纪委决定在部分地方开展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备案试点工作。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党员干部9类个人事项必须报告，包括本人婚姻变化情况；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情况；因私出国(境)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情况；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在国(境)外经商办企业情况，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情况，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情况等。但是，上述规定并未包括个人财产申报的内容，而且申报的事项也不公开，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虽然在推动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效果不理想。

二、法律性文件难以出台

由于政策性规定难以突破，且缺乏应有的刚性，因此，如何克服重重障碍推进已具备雄厚民意基础的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是一个越来越需要面对的问题。早在1987年11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就指出：“应当说明，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研究拟定了《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草稿)》，其中《财产收入申报法》被列入了立法规划中的第二类，属于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由监察部负责研究起草工作，但后来因“技术手段无法满足要求”等原因而没有进入实际的立法程序。1999年，监察部又向国务院上报了《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立法项目，建议列入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还是因时机不够成熟等原因未被列入。

从2005年至2010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连续6年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议案或建议。与上述由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争取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同，近6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成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议案或建议的主体。200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提出的建立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获得了50多个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王全杰本人还因此受邀列席当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就《公务员法》立法中的财产申报问题发表看法。但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公务员法》，并未如人所愿引入财产申报制度。2008年2月，王全杰又在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将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呈送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领衔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以及中央领导提出了“关于尽快 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并提交了包含11个条款的“草案”，建议进行财产申报并予公布的官员应该包括县处级以上正职和副职的公职人员，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相当于上述级别的公职人员，以及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决定的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科级正(副)职公职人员。申报人应申报本人家庭成员的全部财产和已单独成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的全部财产。“草案”特别强调申报人申报的内容应分别在全国性、本部门、本地区的互联网和其他大众媒体上公布。而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在第4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议案时，也附了一份6000多字的法律草案，其中建议：自首次申报起的3年内，申报对象若主动上缴全部违法违纪财产、收入及增值收益，可免于纪律处分并减免刑事责任，否则加重处分。这一“赦免”建议得到了一些学者和反腐专家的支持，认为以此妥协换取相关法律出台未尝不可，“坦白从宽”并不全然违反法治精神。但网络调查与媒体评论大多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乃“降低反腐底线向贪官示弱”，并导致法案推行前的“疯狂的最后晚餐”，主张将财产申报与诚信挂钩，对腐败“零容忍”。虽然看法不一，但要求尽快以法律形式确立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有广泛共识。

面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呼声，2008年1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办理张培阳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财产申报法的议案后称，“目前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时机尚不成熟。” 2008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出台，包括“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等在内的立法项目“将由有关方面继续开展研究论证，视情况做出相应安排”。2009年3月7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驶列席全国政协联组讨论会后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广需要有金融实名制、现金流通、财产登记等配套措施，才能保证申报的真实性，若仓促出台，效果不好。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安建在记者会上也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研究得比较清楚、比较深入的情况下提出法律案，并按照法律程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建立相关制度”。2010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再次表示，制定法律的程序一定要等到条件成熟，这样会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至于今后是否会上升为法律，这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研究。”而2010年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之后，四川省纪委领导传达中央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这样，从1987年算起，时隔23年之后，有关方面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问题的答复基本没变。

三、推进立法进程需要勇气和智慧

然而，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深入，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能总是“时机不成熟”。2008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和新浪网联合开展的一项3837人参加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恰恰是“官员财产状况”，持此愿望者达77，5％。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官员财产申报都属于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内容。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推进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仅需要政治观念变革和政治决断，也需要理性和政治智慧。

首先，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虽以政治不信任的预设为逻辑起点，但其预期目的是要达到政治信任的社会效果，提高公权力的公信力。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中国官员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官民之间的政治信任度下降，而这与现有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不无关系。长期以来，相关的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人似定”，如党员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他们不具有自身私利，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党员干部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和自觉性；政府官员也以“天然的人民利益代表者”自居。正是基于这种先进性和代表性，使得现有制度的设计往往缺乏可警戒性、可监督性，实效性很差。所以，政治不信任的没定是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从政治不信任向政治信任转化的桥梁是制度信任。因此，将被视为“终端反腐”、H已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法律化，其目的是让公众能够充分有效地对官员家庭财产及其来源进行有力的监督，使腐败行为无处逃遁，并从中建立起对官员廉洁的信任度，达到取信于民的目的。

其次，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以保护公众利益是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基本认识前提。公共信息的披露或公开是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官员财产申报都属于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我国2005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52条第5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同时规定缔约国之间对跨国腐败调查具有相互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比如涉及财产转移的账号等。因此，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中国应当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官员隐私权还需要与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联系起来考虑。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按照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官员不能以自己拥有隐私权来对抗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占据更多权力资源、肩负更多公共责任使命的公众人物，官员的隐私权显然主要不再表现为私密的权利，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成为权力公开监督的必然对象；官员权力的公共性特征与隐私权的有限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限制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质量。实际上，现在各国宪法和法律对法律关系中的某些特殊主体――公权力人的隐私权都有相应限制，这种限制体现了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换言之，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官员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

再次，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时间期限需要政治决断。配套制度掣肘是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之一。在实践中，金融实名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制度不健全，确实会导致财产申报制度执行不力、对违反规定追究不严等问题，但配套措施、技术手段的成熟永远都是相对的，打击钱权交易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达到“疏而不漏”的理想状态。早在240多年前，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那时瑞典既没有电脑，更不用说现代身份识别制度和交易档案制度。配套措施的建立和完善要靠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推动，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反过来也可以推进配套措施的落实。实际上，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真正阻力来自官员的主观阻挠，而要使这项触及官员群体切身利益的改革能够获得该群体百分之百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官员财产申报法的出台和运作本身可以促进公职人员观念的转变。近年来俄罗斯就致力于国家官员收入和财产信息申报制度的建设，虽然阻力也很大，但2008年12月25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仍然签署了《反腐败法》，2009年4月，包括俄罗斯总统、总理的收入和财产信息首次公布于众，产生了良好的示范、表率效应。而俄罗斯其他高级官员和普通官员如果说这一年尚未就自身信息的公布做好思想准备，那么2010年4月他们的相关信息刊载于能够让国民评头论足的网站栏目之中，不仅是俄罗斯官员收入和财产信息申报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也是俄罗斯社会的一大进步。因此，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与其说是时机不够成熟，毋宁说是更需要勇气和魄力。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9篇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被全世界公认为“阳光法案”。2009年以来,我国已有七个地方引入这个反腐利器。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重庆,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提到了省级层面。下面透视一下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之路。

中央的决策和举措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设想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早在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审议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就曾明确提出:“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

这一制度在1994年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八五”立法规划项目。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1997年1月中纪委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都要求领导干部报告本人、配偶、子女在房产、出国、婚丧喜庆、经营企业、违法犯罪等六方面重大事项的情况,其中的一些重大事项与官员财产状况有关。

2000年12月,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

2009年9月19日,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这些举措的出台,为官员财产申报从纪律层面,最终上升到法律层面,起到了积累经验、排除障碍和奠定基础的作用。

各地试点扫描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自2009年1月1日起,从新疆阿勒泰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上海浦东、湖南浏阳与湘乡和直辖市重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试点逐一拉开。

新疆阿勒泰――敢于第一个“吃螃蟹”。2009年2月17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全国最早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参加申报的共1054人,其中包括现任正、副县级干部,即所辖的六县一市四套班子、地直机关县(处)级干部;退休3年以内的正、副县级干部;在公安、工商、税务、交通、城建等部门中掌有实权的科级干部。县(处)级干部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未发生无故拒不申报现象。

新疆阿勒泰首次公开千余名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质量较高,尤其是秘密申报部分。所有领导干部对其任职以来的全部家庭财产进行了申报。规定中要求申报的,如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理财产品,由遗产继承、赠与等形式获得的财产,债权债务以及个人的银行存款等7项内容均进行了申报。

在公示实施中执行“两本账”,关于官员的工资收入、奖金补贴等向社会公开。而对于官员历年来的全部财产情况,只保留在纪委的保险柜中,不对外。这一方式实施起来阻力较小。这项制度的推行人,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接受采访时说,如今再也没人敢大张旗鼓地抽天价烟了,餐桌上中华烟都换成了10块钱一盒的新疆产雪莲牌香烟。但对于“两本账”的做法,引起社会争议。

浙江慈溪 ――公示内容涉及面广。2009年1月,在继阿勒泰后,慈溪市700余名现任副局(镇)以上领导干部,除了公布收入等内容外,干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拥有的私家车等大宗财产,以及官员亲属从业、子女就学等情况都详细公布。但公布的方式比阿勒泰显得“保守”些,只在各单位的内部公示栏中公示3天。

湖南湘乡 ――“一把手”财产公示开先河 。只要上网点击,你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湘乡市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69位领导干部住房情况,看到某干部的住房套数、住房性质、住房位置、建筑面积、房屋价格、产权人姓名与公示人的关系。

湖南浏阳――要求拟提拔干部如实申报财产。2009年9月21日到24日,浏阳市对即将提职的75名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网上公布了他们的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所有财产。同时申报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及重要社会关系(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情况;本人婚姻变化情况;本人持有效因私出国(境)证件和近5年因私出国(境)情况;配偶、子女出国(境)学习、工作、定居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情况;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在本人工作所在地或工作的行业领域经商办企业情况,在国(境)外经商办企业情况;配偶、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管理人员的情况等。

重庆市――公示对象提升到省级层面。2009年12月2日,中共重庆市委三届六次全会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的意见》指出,要旗帜鲜明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

根据制度草案设计,担任这些岗位的官员的财产一年一次申报后,在市人大官方网站和官方指定的报纸上公示。如查出申报不实者,就地免职。重庆市委的决定,一旦经市人大讨论通过,上升为法律之后,在制度的内容、程序和效果上,在全国将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多种观点交锋

对于已经开始的官员财产申报试点,社会各界对其见仁见智,形成各种观点交锋。

一是符合逻辑论。一些专家撰文称中国目前最大力度的廉政举措,是官员财产申报突破的希望。从基层开始进行摸索,逐步向上发展,符合中国改革的逻辑。基层矛盾比较突出,老百姓不太信任地方政府,这也迫使地方领导人财产申报。

二是公示畏难论。有专家分析,中国的干部财产申报公示有“四大难点”:

1.认为我国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财产相互融合,二者界限难以区分,因此如何确保公务员申报财产又不侵犯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有的认为申报主体应包括配偶、未成年子女,配偶的家属情况也包括其中;另立家庭的成年子女,因为很多干部子女做生意,靠山都是当官的父母;有的认为申报主体若推及成年子女,一来于隐私权不合,二来阻力太大;另有折衷意见认为,家庭成员和近亲属的财产是否申报,要看该职务的高低以及涉腐风险的大小。

2. 配套措施不具备。这主要包括:金融实名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制度不健全;拒绝、拖延申报或虚假申报的法律责任及追究责任难到位等。

3. 政治风险之忧。由于对官员家庭财产的基本底数、各级各类官员的财产与普通百姓的财产大概呈多大比例等不清楚,因此,即使主张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有关人士也担心,如果大量官员拥有巨额财产公之于众,在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即使是在干部队伍内部,因级别、地区、领域的不同而导致收入差别较大,也可能引发官员内部的心理失衡。

4. 关于官员的主观阻挠问题。有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不是目前条件不成熟等客观原因,而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主观阻挠。当改革涉及到官员自身的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定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的时候,改革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三是最佳时期论。有反腐专家认为,未来10年,在我们党正处于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顽症,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

亟待法律规范

只有把制度变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强化制度的权威性和惩治性。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官员财产立法应遵循以下路径:

一、分步骤有序进行。首先应逐步健全和完善已有的相关制度,加快金融、信息管理、外汇管制和财产登记实名制等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完善与官员财产申报相关的技术,并进一步加强已有制度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力度,确实保障该项制度的实效。同时,分步展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工作,可以在先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地方试点,鼓励地方立法和制度创新,不断总结地方制度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外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方面的经验,酝酿高层次立法,通过制定官员财产申报法,建立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明确义务人的范围。财产申报义务人的范围应当与公务员法涉及的官员范围相一致,包括党政公检法官员与公共资源支配权、管理权相关联的国有企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相对风险较高的决策和执法部门,即使是一般人员,也应当纳入财产申报义务人的范围。

三、明确公开原则和社会监督制度。世界各国反腐经验表明,官员财产不向社会公众公开,廉政监督就将流于形式。只申报不公开无法保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效果。阿勒泰“阳光法案”明确规定,凡是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尽管阿勒泰“阳光法案”采用了有限公开原则,这在制度建设上毕竟是一进步。长期以来,“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而贯彻公开原则、加强公众监督对于缩减官员隐私空间和预防官员腐败具有重大意义。

四、健全申报管理体制。官员财产申报受理机构与审查机构应当分离,受理机构可以设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国家公务员局,负责受理申报并登记备案;审查机构可以设在国家监察部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负责对有关财产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保障。

领导干部个人申报材料范文第10篇

1、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腐败者如果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到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在这些利益中，个人财产总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其所有利益中最具有实在性，因而是可以得到明确验证的部分。因此，从个人财产这个“终端”出发来控制腐败，一方面可以准确地和最大限度地揭露各种隐藏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政府对个人的各种不必要的精神强制降到最低限度。换个视角来说，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用看得见的数据工具对官员的不明和非法财产，收入来源进行有力的监督，使腐败行为无处逃道和说项；对官员来说，也是一种持久、自觉而无形的压力，通过这一制度减少权力不正当运行的主客观动力源，并自我加压预防各种诱惑和寻租行为。正如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编写的《反腐败实际措施手册》所指出的。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对反腐败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可以起到早期警报作用，据此可以看出一个公职人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是否与其薪金收入水平相符合，如不符合即应要求本人作出解释，或对其进行认真观察。第二，当明知他有贪污舞弊行为，从而产生非法收入的资产，但拿不到明确证据时，这也可以作为的根据。

公开官员财产不是要满足公众对官员的窥视欲，而是官员接受公众监督的依据。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官员，必须让渡部分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乃至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私的部分。因为这些内容，往往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灰色地带。所以，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和财产权应受公职职位透明度义务的限制。换言之，任何人出任公职，都必须部分地放弃普通人所能享受的基本权利，承担政府公职人员所需要的道德义务。这也可以称为公职人员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正是这种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为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常识和理念。 　2、应正视推进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是公开官员的财产，公开官员财产的难点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敢公开。少数官员家有巨额的不明财产，一旦公开就等于将腐败暴露在阳光之下，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阻扰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第二，不情愿公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并不希望将家底曝光，尤其是经常与私营企业主打交道的公职人员更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他们觉得这样会影响自己的“面子”、“形象”和“威信”。第三，不习惯于公开。这个不习惯公开与干部选拔制度有关。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较为重视组织机构内部的操作程序，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干部来源较为单一，大都是从党政机关一步步选拔上来的，工作的同质性较强，工作跨度一般都较小，中下层干部从企业到党政机关的调配并不多见。干部的“身份”和成长经历一般也都在组织部门关注的视野之内的。其实质是在我国目前，缺乏一整套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开透明的体制和机制，使得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推动的动力不足。

除此以外，公开官员财产的难点还在于权力和权利尚未形成应然的关系。当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实现了公民权利能够有效监督行政权力的制度保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就水到渠成。在社会转型期间，我国的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还在起着惯性作用，也就是说制度环境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计划经济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依靠行政权力而不是运用市场手段推动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权力资源必然产生两个向度，一是权力的直接干预可以使得刚性而僵化的计划体制受到压力后的被动回应，在采种程度上虽然能改进了体制缺陷，但是权力的路径依赖却不断的加深，反过来有力地强化和支撑了权力观念；二是权力干预后产生利益酬偿回报机制。这两个向度之间的选择悖论在现阶段尤为明显。

二、积极推进全面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并非一项单一、单纯的反腐败制度措施，涉及人数众多、门类广泛、层级差异大，只能逐层逐步推进。笔者认为大致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各级纪委和监察部门应当为推进这一制度做好准备。各级纪委和监察部门是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办单位，从目前看，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准备都需要有较大的投入。理论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做法。如将业已出台的相关法规进行调整和加以有效整合，发挥它们的综合效能。又如制定相应的执行标准，增强可操作性，提高透明度和民主性，建立公开和追究责任机制，加大处罚违法申报行为的力度。还有着手开始法律条文的制定，逐步建立配套措施，比如金融实名制、遗产税等相关法律。财产申报制度是我国当前反腐败的“短板”，补上这一块，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基本成型。实际准备方面主要是纪检和监察部门转变观念，将机构内部强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人员和岗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能。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加强对党政机关县(处)级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监督力度，严格执行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有关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统计和核实，为广泛推进这一制度积累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