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06 15:49:06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邵阳抗日武装斗争
摘要：抗日战争是1937年7月—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8年抗日战争。湘中各地沦陷后，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积极领导或参与抗日游击战，在乡军人和工农群众纷纷组织大批抗日自卫团或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汉奸、土匪，保家卫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实践人员：朱亚城
探寻身边的抗战历史
1939年平江惨案后，中国各地遇到重重困难，但在邵阳沦陷前后对抗日游击有所准备；有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支部或党员仍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一）3支突出的游击队
1、是“湘桂边抗日游击纵队”。1944年夏，邵阳沦陷前夕，原在东安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布谷，奉命到湘桂边区和雪峰山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据点，开展游击战。刘布谷介绍在武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任政治教官兼副大队长的谢锦涛加入中国共产党，商请他筹建抗日武装。谢受命在武冈分校筹集了一批枪支，组织了一批抗日爱国青年，组建了湘桂边抗日游击纵队，以谢锦涛为司令，负责军事工作，刘布谷任政治部主任，负责党的工作，下辖3个支队，有1000余人，500多支枪，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游击队。该队在新宁、武冈、东安等敌占区开展抗日游击战，先后对日军作战10余次，击毙日军100余人。后因顽军和地方武装“围剿”而被打散，谢锦涛被反动派杀害。
2、是尹如圭抗日游击队。1944年8月邵阳沦陷后，邵阳县太一乡(今届邵东县)共产党员尹如圭，目睹日军横行，即组织抗日游击大队，在衡阳、湘乡、邵阳边境一带袭击日军。一次获悉日军数人去鸭塘冲打掳，尹如圭便串队将打掳日军擒获击毙，并把尸体搬到山坡上，再放数枪，以防日军报复群众。一天日军从水东江去衡阳，尹率队在猴子山设伏，击毙日军1人，缴获**2支，子弹数发。另在黄龙大山袭击日军，毙敌30余人。游击队最后发展到300多人。
3、是江口抗日游击队。发起人萧健阶是马日事变后加入共产党的，在武冈县平镇乡江口中心小学任教员，他看到日军步步进逼，即与热血青年萧国英等秘密约会，决定把家属迁往都溪开荒，一旦家乡沦陷，便组织游击武装，坚持抗日除奸。1944年10月宝庆沦陷，萧健阶即从平镇乡的公枪中分出l0多支**，加上一些鸟枪，组成了一支4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队员都是萧姓子孙及姻亲，公推萧健阶五弟萧仁阶为队长，以公会积谷为给养来源。1945年5月，该队为配合雪峰山战役，在欧溪山沟将1个引路的汉奸杀了，使日军1个尖兵队迷路而返，防止了“打掳”。接着又为军队“拔山”部队1个团运粮引路，与日军激战3昼夜，并配合军队王耀武部，夹击三角坳日军主阵地，击毙日军1000余人。该队后来成为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地方进步武装——江南别动纵队的一部分。此外，中共新宁县党支部书记郑圭图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于1944年8月带领党员打听罗仲尧的县保安大队，争取这支部队成为真正的抗日游击队，后因罗顽固不化，未能成功。1945年郑圭图又深入军队龙江部队做工作，把主张抗日的龙江部队带到地势险要的鹞子岭抗击日寇，与敌激战1整天，迫敌败退广西。
（二）邵阳民间还组织了大批抗敌御侮的抗日游击队：
1、盘石游击队。这支由邵阳盘石村退伍少将陈陶村组织的游击队，又名“扭脑壳队”。1944年的一天，1名日军窜到五里牌打掳，青年陈尚德、陈芝林等冲入屋里，抓住日军头部一扭，倾即致敌于死地，并将其尸抛入塘里，获枪1支，子弹50发。不久，队伍发展到30余人，对保境安民起了一定作用。
2、是保厘乡游击队。地处衡宝、潭宝公路交汇点的邵阳保厘乡，经常有日军出没，乡长兼队长姚赘我，57岁，曾任湖北嘉鱼县长，组织了一支自卫队，经常在公路两侧伏击过往日军。该队编写了《训练问答》，作有《游击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出日军的弱点和我方的优势，概括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和游击战术的要点，制定了游击队员的纪律，要求全体队员“诵习”、“记全”、“遵守”，因而这支武装出击，连连得手，共毙敌20余名，伤10余名，生俘5名，夺枪33支。1945年8月2日，日军40余人由黑田铺向宋家塘方向前进，该队即派去35名队员分别埋伏留田村公路左右侧树林，另派30入埋伏金玉亭，形成伏击圈，突袭进入圈内的日军，毙日军10名，俘4名，夺枪2支；8月19日该队分4组设伏柳公桥附近，将邵阳开来的200名日军击溃，缴获**11支，子弹l000余发。
3、是吴铠琴游击队。1945年夏，东安枇杷铺(今邵阳金江乡新建村)望族吴铠琴看到日寇入侵，即挑选年青力壮的村民和常备队一起，收集鸟铳、大刀、梭标等武器，加上家里购置的7条**、3支手枪，组成抗日自卫队投入战斗。农历5月2至13日，该队在桐坝、铁塘等地先后击毙日军13人，打伤日军32人，活捉8人，缴获**11支及手榴弹、刺刀等武器，营救出被抓去的乡亲20余人。吴铝琴在追歼逃敌的战斗中牺牲。四是宝屏联乡自卫大队。该队于1944年农历11月16日派队员4人到利吉塘诛杀亲日的维持会长和联络员2人；20日又以6名队员乔装，突袭划船塘学校的日军，仅5分钟，毙敌12人，缴枪9支及军用物资数十件。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也许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广大中国家长的心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学而优则仕，学习好就是好学生就有能力，学习好就意味着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在城里人的脑子里这种想法尚且流行，更别说在知识，经济普遍不发达的农村，只有把学上好了才有出路，这种想法更是深入人心。对于家庭不富裕的学生来说，这一点更成了他们摆脱困境的出路，甚至被认为是唯一的出路。
在我的印象之中，从小到大班里学习成绩好的好像总是那几个，而且那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贫困生。他们的家庭一年的收入只有白领家庭一个月的工资，甚至还要少，而这些家庭的收入一大半都用于孩子的读书上。这些贫困生从小就被灌输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过上好的生活，才能摆脱贫困，摆脱做农民的命运。因此这些贫困生在学校里面的成绩一般都很优秀，他们将读书不仅仅是看成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多的是他们走出贫困的一种手段。但这也只是总体情况，并不是每一个贫困生的学习成绩都是比较优秀的，这一部分的贫困生由于家庭的贫穷只好带着他们的读书梦，并希望它能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实现，从而这种思想不断地继承下去。
由于贫困，这些学生们在择校时，尽管自己的分数很高，他们考虑的首先因素往往就转移到学校的学费多少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暑期，我深入农村接触了不少贫困生，他们之中有成绩非常好的，也有高考落榜的。其中有一位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到他家去的时候，是个早晨，我走了大概三个小时的山路。路上很少有人家，不过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直沿河上的，一段行程之后，在路人的指引下，我看见了一座用黄泥制成的土砖建筑的房屋。进去以后，林青(化名)和他母亲热情地接待了我，林青是一个挺活泼的人，很健谈。他今年已上大二，在西北工业大学读书。
我填志愿时，只考虑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不能上一个太差的大学，另一方面，学费是一个我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所以我只能选择西北方向的学校，我不希望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负担。
林青在大学的成绩不错，接连四个学期都拿了奖学金，林青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据林青的母亲说，林青的父亲在外务工，她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块钱。除掉家里的日常开销，根本就无力供两个孩子读书。林青在无奈之下只好申请了助学贷款。在农村似乎家家户户都除了务农之外，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没事的时候就摸锡纸，据说一打锡纸大概有一千多张，可以卖10元，平均一下，一张锡纸还不到一分钱，一天下来摸的熟练的也就一百来张。不光是这样，夏天的时候锡纸由于高温，常常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林青的母亲没事的时候也就靠这个赚点钱，另外还制作一点香找人代销。就是这样也还不能满足林青的大学学费，更不用说生活费了。林青在大学里，不光要学习，还要做兼职。学生的调查报告
我这个学期带了两份家教，勉强能够安排好时间，使学习与工作能够同时进行。
对于林青这样的学生来说，学费问题是家里的主演负担。但他总算是金榜题名，跨进了大学的大门。同时对于那些家庭状况不好，学习成绩又不怎么理想的学生来说，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
这样的情况在我身边就有很鲜活的例子。
储娜(化名)
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她比我低一个年级。
她现在是宿州师范专科艺术系的一名学生。读高三时，她的父亲由于乙肝，最后演变为肝硬化，治疗无效死亡。父亲去世之前，家里的主要开支除了用在两个孩子的学费和家里的日常开销外，大部分用在了储娜父亲的治疗上，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仅仅就是储娜母亲经营的一家小鞋店。05年高考储娜没有达本科线，在高中时储娜学的一直都是艺术，所以高考的时候她参加的是艺术类的考试，分数下来以后，储娜没有达本科线，但是她也不想从此就失去读书的机会，于是她报考了一所大专院校的艺术专业。众所周知，艺术类专业的学费一直很高，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储娜每年的学费接近8000元，真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够承受的，不光是储娜，还有储娜的弟弟，他今年读高二，下半年他也要读高三了
毕业以后也不知道就业情况怎么样
二、进入大学之后的困扰。
今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力气构筑完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原来为家长揪心、学校担心、学生忧心的贫困生入学难、在校读书难的现象已经有了较大改观。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设立国家助学贷款。但是这项措施实施的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真正的解决贫困大学生的问题呢?
过去，助学贷款政策为解决贫困高考生的大学经济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人们认为，经济越困难的家庭越愿意选择贷款，但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关于贫困声问题的调查中，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意外地发现，贫困高考声对助学贷款的需求呈两头细中间粗的纺锤状分布：
分析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的学生更需要社会的资助，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因为还贷款能力更强，对还贷能力的自信决定了他们更愿意申请助学贷款。而对于家庭收入稍高的贫困学生来说，上大学后勤工俭学等方式补贴生活费或者学费的选择更为突出，毕竟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在该群体中相对较强。
国家助学贷款的提供总量和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缺口.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表示.
通过分析研究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中提出，第一学期学费能否解决决定着贫困大学生大学梦圆或破碎.
在获得调查数据并根据既有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认为，在目前的贫困学生中，民族院校的贫困声比例最高，国家补贴院校贫困生比例较高.
报告显示，12.7%的贫困生因交不起大学第一年学费可能放弃大学;6成贫困高考生不能凑齐大一第一学期的学费，大量考生高考前最担忧大学期间的学费来源.
进入大学后，正如前面所说的，大学期间的学费来源是贫困声考虑最多的问题，许多贫困生也就将助学贷款作为自己的学费来源.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贫困学生都能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也不是每一个申请到国家助学贷款的人都是贫困生..贫困生在学费来源上得到解决后，所谓民以食为天，围绕贫困生的不仅仅是学费问题，还有生活问题，首先他们必须在学校里活下去，只有生活下去才有其他的可能性.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XX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和重义。
正如xx总书纪所说，我们隆重纪念那场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言辞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由于种种原因，中学生不是很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也不关心此类事情。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仅仅停留在狭隘的爱国主义上，或者仅仅停留在口头的憎恨上。如果我们想不让历史重演，如果我们想不再被欺凌，最好的办法是加强综合国力，让祖国更加强大起来。而综合国力的加强，祖国的更加强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国的未来——现代的中学生。“我们留给子孙什么样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留给世界什么样的子孙。”
本主题旨在让学生不忘历史，增强责任感，珍爱和平，居安思危。
二、活动目标
（一）提高查找、收集、整理、筛选资料的能力，培养自主学习的意识。
（二）促进制定活动方案、自主活动等方面能力的提高。
（三）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强责任感。
三、活动准备
（一）确定主题。
学生已上初二，经过一学年的综合实践活动学习，学生已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了一事实上的理解和认识，对其活动过程也很熟悉，并且十分喜爱此课程，所以，本学期采用师生共同确定主题的办法来选择要进行的活动主题。
（二）商讨活动的计划。
1、归类、整理学生对于“日本”感兴趣的问题。
2、学生按兴趣自由分组。
3、竞选组长。
4、在组长的组织下，确立本组的活动方案（活动目的、活动时间、活动地点、组织形式、分工、方法、活动过程、预期成果形式和活动总结与评价等等）。
（三）基本的知识与技能指导。
1、进行纪律、安全教育，集体主义教育。
2、对统计、归纳的方法、交流询问的技巧、调查报告的撰写等进行培训。
（四）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指导。
学生的沟通和表达能力需要逐步培养，学会倾听和倾诉，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学会沟通与合作，形成民主素养和团队精神。
四、活动的方法与过程
（一）调查
1、调查的小组分别按照各自的调查目的、对象等设计、制定所需要的表格和问卷，需要采访的则设计采访的内容和问话的顺序。
2、需要调查或采访固定人员的，联系调查、采访的对象，约定时间。
3、调查小组按预定方案进行调查和采访。
4、各调查小组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归纳、统计等等，撰写调查报告。
（二）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的小组通过各种预定的途径进行查找、收集、整理、分析和筛选信息资料，随时收集，随时整理、分析和筛选。
（三）与学校的活动相结合，看话剧《刘胡兰》。
（四）看抗日影片《烈火金刚》。
（五）在活动的过程中，随时记录活动的过程和心得体会等。
（六）成果展示。包括：小组汇报及交流、活动资料展等。
五、活动预期成果
通过本次综合实践活动，学生在查找、收集、整理、筛选信息资料方面，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方面，语言表达、应变等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得以增强，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增强了合作与团队意识。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强责任感。
六、活动延伸
（一）演讲比赛（题目自拟，内容与本次活动有关即可）。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从白手起家到声名显赫，与荣毅仁并称为“南荣北巩”
巩天民，曾用名巩殿魁，1900年8月10日生于河北省临榆县山海关一个自耕农兼经营土特产的家庭。父亲靠经营水果挣钱维持家用，家里虽并不富裕，但其父却很注重对他的培养。1910年，父亲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送巩天民到私塾里读书。1916年初，因为父亲做小生意被骗，家里不得不卖地还债，而巩天民也不得不辍学来到奉天（沈阳）投奔亲戚，当时他的远房亲戚就在沈阳钱庄经营业务。巩天民经亲戚介绍进入钱庄工作，因其聪明好学、精明能干，没过多久就被钱庄老板提升为信贷部主任。虽白手起家，没有任何资本，可由于自身的那种韧劲儿，巩天民曾在多家金融公司担任要职，并很快在金融界里如鱼得水，成为当时在奉天金融界里响当当的头号人物。当时作为全国最著名的银行经理人，据说与荣毅仁并称 “南荣北巩”。
1919年，浪潮在沈阳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1921年，阎宝航联络进步青年郭尊三、巩天民等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一个“星期三会”，参加“星期三会”的人每周三集会研讨，提倡民主科学。而这个“星期三会”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团体，实际上也是沈阳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24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向导》、《中国青年》及其它小册子便开始按期分发给巩天民等“星期三会”成员及学校的进步青年学习。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在奉天的时候，由于任国桢常去基督教青年会读书看报并结交了巩天民等爱国青年和社会名流。任国桢还经常把他翻译的苏联刊物《新青年》杂志、《社会科学概论》和有关共产主义的刊物推荐给这些进步青年阅读。后来，巩天民等少数进步分子知道任国桢是中国共产党员，是到沈阳来是做地下工作和发展党组织的，就把他安排在离青年会很近的文华阁纸庄寄居。
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奉天支部成立，首任书记是任国桢，巩天民经过高子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辽沈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当时，包括巩天民在内的沈阳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约有20多人。巩天民入党后，被编入中共银行小组。他长期以金融界名流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巩天民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时的工作就是搞文字、口头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祸国殃民。”
1929年夏天，阎宝航发起并建立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一些爱国青年以青年会为中心，极力开展救国活动。在这些爱国青年中就有巩天民，他参加国民常识促进会后，以自己金融业职业的身份，和邵信普等人积极抵制日货，他们恳切地告诉全国商人：千万不要买卖日货了，我们拿钱买日货，日本就用我们的钱制造军火来打我们的同胞，贩卖日货，其实就和卖国一样。”
由于社会政治形势不稳定，巩天民在奉天也换过几个职业，经过锻炼和洗礼的巩天民虽然只有二十八九岁 ，却已成为奉天金融界熟悉业务的头面人物。表面上，巩天民是风光的金融界精英，而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共产党员。
除夕之夜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巩天民等爱国知识分子目睹了日军的卑劣行径，汇同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迅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巩天民怀着忧国忧民的心同刘仲明、邵信普、张韵泠和刘仲宜等百余人，每人每月从工资里拿出10%交给基金会，作为公共储蓄，并成立援助抗日活动基金会，作为资助东北义勇军和关内派往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活动经费和医疗费用。尽管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们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活动中，但爱国小组成员毕竟是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也认识到仅仅依靠这几个人的“拳打脚踢”，救国的力量实在有限。
1932年2月，日本进一步策划建立所谓的洲国傀儡政府，在日伪政府的残暴统治下，东北人民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巩天民不仅自己与日军周旋，还做了反对日本侵略的传单，向市民宣传“不要上日本鬼子的当，成立洲国，就是永远当亡国奴。”当得知日本官吏多次逼迫商民去日本领事馆请愿，搞所谓的“促进建国大示威”时，巩天民更是气愤至极，当天正好是除夕夜，日伪又要在商会后院召集商民开会，于是巩天民连夜赶写传单，并亲自化装出去散发。临走时他对夫人说：“如果我不回来，不用去找我！”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将传单从商民开会的后门撒进去，商民们看到传单后全部散去，这样，日伪在商会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这个时候，好多人知道巩天民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他们都寄希望于张学良，希望他统帅东北，组织各部分的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经过研究决定让他到北京去找张学良。巩天民义不容辞的接受了这个任务。1932年初，巩天民代表沈阳市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来到北京面见张学良，并当面提交了各界代表致张学良的函件，他们敦请张学良“联系中国真正抗日力量及爱国人士、爱国群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望之。”张学良阅读后深受感动，并向巩天民表示将伺机行动。
“九人爱国小组”冒死秘密收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
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洲国，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关注。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调查团来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沈阳的巩天民、邵信普、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张韵泠等九人听说国联调查团到来的消息后，立即在刘仲明家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收集日本侵华罪证，揭露日本的侵略活动。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国联态度如何，一定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集中力量收集日军侵占东北的罪证，让世界知道真相。巩天民等人为了能在调查团来到沈阳时将罪证交给李顿，冒着生命危险四处收集材料。
爱国小组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方向，主要针对日本的三个弥天大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纯属“自卫”；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各城，是由于中国不能维持秩序，日本驻兵系为维持秩序；建立洲国完全是东北人民自愿。围绕这三个方面，巩天民等爱国小组坚持收集事实材料，而且必须要有证据，重点是借助日本的报纸或敌伪的“官方”文件，使日本没有反驳的余地，然后把这些事实证据都贴在一个相册上。而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是相当危险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
巩天民等人秘密对日伪在东北设置的军事设施进行拍摄，其中包括日本在东北成立洲国的横幅以及日本成立洲国的文件、公告等。当时最惊险的就是拍摄军事设施和日军直接给伪政府的命令，由于这些都是军事要地，每日都有日军站岗，要想拍摄是极其危险和困难的。当时他们选择一个晴天，由一个人从僻静处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要拍摄好照片还得等待阳光恰到好处。时间太长，这个人腿就麻了，不小心一伸腿儿，就蹬掉一块瓦片 ，正好掉入院内，只听见有人大喊：“房上有小偷！”这时，呼啦啦过来好几个人，房顶儿上的人只好隐蔽不动，过了好半天不见动静，院内的人才散去。 还好，他们最终将这个公告拍了下来。
另外，还有一份证据是伪沈阳市政府函请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函，是由巩天民利用其沈阳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晚上进入商会取出，赶晒成蓝图的。
巩天民等人除了自己千方百计，收集日军侵华的材料外，还动员学生和其他各届人士向调查团投寄大量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函件，分别送到调查团各成员国的大使馆，希望借助各国领事馆将信件转交给调查团。
巩天民等人用了48天时间把这些材料整理成册打印出来，材料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各种证据的汇编，第二部分是各个部分的详细说明书，证明各种证据要点，在每篇的末尾又依据证据揭穿、驳斥日本欺骗世人的谎言。
由于这些东西是要给外国人看的，巩天民等人就将其全部翻译成英文。1932年1月底，这份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罪证材料终于装订成册，包上蓝色布面，并用红色丝线绣上 “Truth”（真相）字样。但是最后签不签名字却让他们很纠结。如果签下真实姓名，那就意味着他们相当危险，是要杀头的。最后他们决定为了革命事业赴汤蹈火，签下了他们九个人的真实姓名：巩天民、邵信普、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张韵泠。为了防止日伪查抄，巩天民等人又将调查报告复制一个副本深埋地下，但可惜的是至今仍无人找到这本复制的调查报告。
然而，巩天民等人冒死收集的日本侵华的调查报告如何交个国联调查团却成了难题。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来到奉天（沈阳），就住在沈阳的大和旅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宾馆，但是巩天民等爱国人士根本就无法接近调查团。日本特务将大和旅馆团团包围，即使在大和旅馆里面，无论是炊事员、接待员也都被日军严格监视并控制。最后，巩天民费尽周折，辗转找到在法库基督教做牧师的英国人倪雯德博士，他是李顿的朋友，且为人仗义。由于事情重大，倪牧师同意代为转交，并宣誓绝对保密。1932年4月25日，由倪雯德出面邀请李顿和他的秘书到牧师谭文纶家吃晚餐，跟着他们来的有好几个日本人，都是为了“保护”调查团的。由于房间狭小，只有一个小餐厅，参加晚餐的只有谭文纶夫妇、倪雯德、院长雍维林及李顿、秘书赫士，别无他人。随行的日本人由于没有受到邀请，也不好坐下，只得退到室外等候。这样他们才有了一次私密谈话的空间。倪雯德牧师提及“Truth”（真相）证据文件时说：“由于该文件相当大，不便携带，我早已把它放在沈阳英国领事馆铁柜内。”李顿随即叮嘱赫士，定于第二天下午2时，调查团全体去英领事馆，审阅证据汇编等文件。这样，这个调查报告才终于交给了调查团。国联调查团到东北收到不少资料，其中巩天民等收集的则是“重大炮弹”。
1932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尽管整个报告书在很多地方偏袒日本，但在结论上不得不承认日本的侵略和建立洲国都是非法行径，对此，巩天民等人上交的调查报告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国联的报告日本没有达到目的，日本一气之下宣布退出国联，而那份签署了巩天民等人真实姓名的调查报告却留下了隐患。
1935年10月12日，日伪军警为此开始大逮捕，当时日伪军警到达巩天民家已经是凌晨，当时他正在阅读抗日的宣传材料，日伪军警先是将他家团团包围，随后，一大批日伪军警就进入到院子里。在巩天民家里有大量的书籍和宣传材料，还有那个记着百余名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真实姓名的名单。而在日伪军警还未进来的瞬间，巩天民则迅速站起，把那些宣传材料用胳膊肘扒拉到写字台底下，然后还用脚踹一下，日伪军二话没说，就要将他带走。走之前，问他还有什么跟家人交代的吗？巩天民就从他的书柜里把那本写满了名字的“账本”拿了出来，并告诉他的老伴呼泽生：“这是咱家的账本，我走了，你好好保管。”当时他的老伴正抱着他的第五个儿子，这个时候孩子哇哇直哭，当时她的老伴也知道这个账本，没说什么就将账本裹在孩子的小被里。
巩天民被捕入狱后，受尽了灌辣椒水、滚钉板等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后来，日军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其他人的疏通，被关押49天后，巩天民被保释出狱。
出狱之后，仍利用工作之便，护送党员安全转移
巩天民出狱后，在金融业仍然很有威望，他担任了志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并带领亏损的志诚银行慢慢走出低谷。但由于巩天民身份地位特殊，给他从事地下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二楼专门设立了一个收发室，谁要来必须先经过收发室请示才能见到巩天民，这样工作的保密性就提高了。
当然这样做，巩天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将志诚银行变成党联络的据点。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党的很多地下工作者。因此，当时，党组织派到奉天的地下党员都会先找到巩天民，巩天民也会尽力帮助他们，有的时候是经济上的帮助，有的时候是想通过巩天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巩天民就利用银行业务来转移共产党员，比如运钞车就是个非常安全的方法。在当时运钞车连日本人都不能随便检查，所以，巩天民就利用运钞车，把需要帮助的地下党员运送到安全地带。直到抗战胜利，巩天民利用志诚银行先后掩护了九名共产党员，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潜伏”真相终于公开
巩天民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周到，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据巩天民的儿子回忆：“他和他的父亲巩天民生活在一起40多年，他们家里人一直不知道巩天民是共产党员，为了证实巩天民的党员身份，还有人向邓颖超进行求证。邓颖超很明确的说：‘巩天民的事儿我知道，确实是总理安排的。’”
那么究竟总理是怎么安排的呢？
巩天民的儿子巩国贤曾回忆道：当年为了父亲的事儿，原辽宁省书记郭峰特意到中央找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谈论这个问题。安子文明确回答：“这个事儿我知道，关于巩天民党员问题有过指示：巩天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这么多年一直以资本家的身份为党做工作，所以，现在不能公开，这样对党的工作更有利，直到他百年之后，党会给他公开的。”
1978年，巩天民与世长辞，享年78岁。 1984年7月被恢复党籍。巩天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了自己的座佑名：“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70多年前，那份巩天民等爱国志士冒死收集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证——“交给调查团的材料”，在他们后人寻访数载后，终于在瑞士找到了这本册子。如今，连同蓝布包在内的所有材料的影印件，重新回到了中国。2010年9月17日，爱国志士巩天民的孙子巩辛以及当年的“九人爱国小组”的后代，集体将这份珍贵的材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Truth”（真相）会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家曾经遭受的耻辱，更不要忘记像巩天民那些曾经潜伏在危险深处，为了国家危亡，为了抗日救国，宁愿放弃其优越舒适的生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收集证据的那些爱国志士们！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一、结合时政热点，创设情境“思”历史
如在人民版必修一《美国1787年宪法》一课的教学时，我先播放视频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奥巴马和罗姆尼电视辩论新闻图片，在学生观看图片反映的时政事件后，及时提出问题：“从这则新闻图片中，你知道美国总统是怎样产生的吗？美国总统有哪些权力？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什么地位？”学生知道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知道的立即进入自学状态，一知半解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此时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
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结合时政热点，创设问题情境，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学习有很好的效果。
二、通过角色体验，创设情境“验”历史
教师：大家都有看病的经历，请同学们回想一下看病的几个步骤，通过学生讨论简单得出以下几步：看病症、查病因、开处方、看疗效。
人会生病，国家也会生病，1929～1933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生了一场大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来探究美国这场病吧。
病人 美国
病因 因“自由放任”而导致经济血管硬化，政治肿瘤
病症 物质性血管堵塞，出现经济性血液污染，而导致
病人出现生命危险
诊断 患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症
处方 服用适合患者的新冲剂，配合一些苏联进口药。进
行换血手术和切除肿瘤，疏通血管，保证机体正常。
医生 合作小组同学签名
学生从“我是医生”角色的体验中增长了见识，体验了历史，更加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由于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情境，这些活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通过调查报告法，创设情境“查”历史
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一课，我就用学生熟悉的“调查报告”来进行教学。教师：北魏虽然统一了黄河流域，但统治者却寝食不安。现在魏孝文帝派你做特使进行社会调查，分析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成因，回来后准备上朝如实禀报，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学生对这样的教学方式感到新鲜，迅速投入到问题的解决中，教师则轻松达到目的。平时不会写调查报告的学生也通过这一课的教学掌握了调查报告的写作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四、通过观看实物，创设情境“悟”历史
如在讲解近代服饰的变化时，学生搜集到爷爷的中山装，妈妈的旗袍（改良过的），老师也带来她奶奶的三寸金莲鞋，这些实物增强了学生的历史亲切感、真实感。这样就使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从而在新奇中增强求知欲和学习的兴趣，也对看不见的历史有了深切的感悟。
五、通过影视图片，创设情境“现”历史
如让学生从《南泥湾》熟悉的节奏中了解抗日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大生产;从《开国大典》的录音中体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豪情;从《长征》的电影中领悟人民军队创建的艰辛;从《孙中山赴浙江海宁观潮后题词》的图片中感悟革命先行者的与时俱进品格。通过历史歌曲、历史录音、历史图片、电影片断、原始材料、历史实物，“再现”历史，以生动教材、丰满教材、补充教材、延伸教材。
历史教学是一门极富艺术特色的创造性活动，如何增强历史课堂的魅力，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是我们历史老师的追求目标。巧妙的情境创设，就是学生思维的一个火把，可以点燃整个课堂。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旧时银行对工商企业放款，往往依赖跑街（外勤人员）直接或间接的打探了解，既不准备，也不及时，很容易被错误信息所蒙蔽；而讲关系、凭面子，随意放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致使银行损失惨重。若从外商的信用调查机构获取信息，则收费极其昂贵，非一般中小银行、钱庄所能承受。20世纪20年代前后，上海银行界已经认识到信用调查的重要性，有些银行成立了调查部，但规模小，相互之间不通声气，常吃闷亏。
1918年的一天，张嘉 、李铭、陈光甫等人在上海汇中饭店相聚。这几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新式银行家，看不惯金融界一些不成文的“老法”。
谈到银行、钱庄的放贷，因为一些工商企业不守信用，银行又不注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致使银行呆账比比皆是，张嘉大发感慨：“银行不调查下家信用，只讲关系、凭面子、吃回扣，随意放款，造成无数弊端。” 李铭、陈光甫也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表示赞同，认为可以由各家银行出面，设立一个联合信用调查机构，专门为银行进行信用调查。
其时，外商信用调查机构有五家，其中日本人办的三家，即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东京兴信所；美国人二家，即商务征信所、中国商务信托总局。
但独立的华商信用调查机构一家也没有。
章乃器当时在浙江实业银行担任襄理，与资耀华、张禹九、祝仰晨等一批银行界“少壮派”很合得来。对成立信用调查机构，章乃器极为热心，也比较有研究。于是，由他们具体筹划成立一家“合作信用调查机关”。
可是，当时许多人不知信用调查为何物，不要说一般大众，就是在金融界内，也有人消极、反对，故而信用调查机构迟迟未能成立。
无奈，张嘉、李铭、陈光甫只得在各自银行内部先行成立信用调查机构。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设立了调查部，由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资耀华担任主任，专门负责客户的信用调查。
天津金融风潮案的推动
1931年，天津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促使信用调查机构的设立加快了步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津有一家协和贸易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从美国进口汽车零部件，从澳洲进口面粉，而出口花生、皮毛等农副产品，其总经理叫奚东曙，是当过北洋政府执政总理的段祺瑞的女婿，此人喜欢摆排场，装门面，出手阔绰，因而在天津商界路路通，很兜得转，各大银行、公司均趋之若鹜，争相与其开户往来。
但这奚大公子，乃是一名纨绔子弟，哪里真有本事，时间一长，公司因经营不善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竟宣布破产。但各家银行并不了解公司内情，也不作信用调查，仅根据其精心伪饰的栈单就大量放款，结果有去无回，如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在该公司倒闭前一天，还放款40万，加上以前放出的180万，共计220万元。
协和公司倒闭后，与之有关的银行、钱庄均受惨重损失，岌岌可危。
消息传到上海，各大银行受到极大震动，感到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成立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各家银行的信用调查，因为单打独斗的缘故，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各家银行自行调查，必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容易被放款对象钻空子。
据章乃器回忆，他当时在浙江实业银行担任襄理，天津金融风潮发生后，他与资、张、祝以及孙瑞璜、方培寿等人筹划成立“合作信用调查机关”。
有人畏难，说：“信用调查，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人讲究一个面子，如何好意思挖人隐私？难，难，难！”
章乃器说：“现代金融业，在乎规矩，习惯了就好。在上海的工商业者的信用，倘使外国人设立的机关有法子调查，我们必然也有法子调查。”
资耀华也说：“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应当有一个从事经济金融信息咨询机构，互通声气，互相补益。”
在征得张嘉 、李铭、陈光甫等几位银行巨头的同意后，首先发起成立了一个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中国兴信所。
中国兴信所的目的，在于研究信用调查的方法，促进信用调查的技术，交换信用调查的资料，在时机成熟后，着手组织中国征信所作为执行机关。
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 1935年5月，中国征信所改组为股份制公司，经选举产生的董事11人，监事3人，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
征信业务的开展
章乃器曾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了征信所的职能。他说，“征信所是一个信用调查机关。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银行通融一点款项，乙银行在允许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财产有若干？他的事业发达吗？他的费用太大吗？他过去的历史怎样？他的品性怎样？他一向对于欠款的偿还，准确而不失约吗？他的家庭状况怎样？他所交的是哪一类的人？……乙银行要等到这种种的问题得到满意的解答之后，再斟酌情形给甲商人一个相当限度的通融。经过这种手续的放贷，自然就很稳妥。征信所的职务，就是代乙银行解答这种种的问题。”
中国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原先发起创办兴信所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大银行，这时转为中国征信所的基本会员。
其他陆续加入的，则申请为普通会员，按期缴纳会费，回报是可以阅读征信所的参考资料，如果有需要，则可委托征信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当然另需交纳一定的费用。
征信所的经费由会员承担。会员缴纳会费，分为基本会员和普通会员两种，参与发起创办征信所、按固定费用长期交纳经费的银行，作为基本会员，可免费享受征信所提供的各种调查报告；普通会员缴纳会费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如甲种会员每年缴纳300元，可委托调查100次，每次调查费另加1元。非会员也可委托进行信用调查，但收费相对昂贵，一般为中文报告书10元，英文报告书14元。
征信所调查人员的素质很高，堪称百里挑一。他们必须具备“商业经验、流利口才、诚挚态度、机变能力、耐苦精神、商是常识”等六项条件，缺一不可，凡染有、懒惰等不良习气的人，一概不用。在招聘调查人员，也按此六项条件衡量，考试合格者，往往在百分之一左右，可见对调查员的考核相当严格。
征信所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但专职调查员仅10多人，每人负责数个行业甚至数十个行业的调查方向，但面对如此大的调查范围和业务量，人员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征信所还聘请了大量的特约调查员，许多专跑经济的记者，也成了征信所的兼职调查员。
一些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也受聘担任咨询工作，他们往往是业界内的代表人物，对整个行业情况了如指掌，如棉布业的叶笑山、花纱业的穆藕初、绸缎业的蔡声白、化学业的方液仙等。
征信所的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收到的委托调查有二三十件，一年内交出的调查报告，约有八九百份，从创办到1936年7月，共发出调查报告3万份。
按规范，调查工作须按照调查、复查、审查三步程序进行。对调查对象，不管是否熟悉，也不论好恶，一切从头去做，对事不对人。为保证质量，调查的人，不知复查的人是谁；复查的人，也不知调查的人是谁，只凭证信要求，客观公正，尽力而为。一般信用调查，7天交稿，特急的3天交稿，放款额小的，也是3天交稿，效率极高。
初稿交出后，先复查，再由核查人员严加审查，经过这三重手续，一份信用调查报告才算出炉。
信用调查档案
由于中国征信所的成绩卓著，至抗战前夕，几家外商征信所生意清淡，不得不相继倒闭。但章乃器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迫离开金融界，并从此脱离了金融界。
中国征信所后由孙瑞璜担任董事长，一直到上海解放为止。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商企业或迁往内地，或毁于日寇的炮火，信用调查失去了依托，中国征信所的发展势头受挫，开始走下坡路。战后，又受官办的联合征信所挤压，相关业务流失大半，勉强维持至上海解放，中国征信所才宣告结束。时任征信所董事长的孙瑞璜代表该所，将历年积存的全部调查报告书、档案资料等20箱，全部移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
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的征信所档案数量大，共有档案1200余卷，起止时间为1931年至1949年。从最初机构的资金筹集，一直到解放前夕征信所发行的报刊资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往来书函、卡片、表格、索引等，大量对公司、个人的调查报告，对各业行情、市况的调查资料，商情报告，征信日报、午报等多种档案，迄今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档案中不仅有中文资料，也有大量英文资料，因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卜内门洋行等均属会员，且外商银行或洋行对信用调查的热情，要超出华商银行、钱庄，中国征信所的信用调查委托人，一大半都是外商银行和洋行。
中国征信所的主要业务是信用调查，其次是市场状况调查。后者也是中国征信所业务的组成部分，对包括金融市场、商品行情、交易状况等进行分类调查统计，出版《每日商情报告》，并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版各类工商、金融行名录、人名录等资料，现存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
从档案材料看，信用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信用一项，但都把信用情况作为重要考察内容。如调查企业情况，包括其基本信息、经济状况、现在营业情况、历史情况、信用程度等，调查报告须围绕这几项内容展开，并按委托人的要求有所侧重，尽量做到真实可靠，内容丰富，决不为表面现象所蒙蔽，更不能以个人好恶影响调查结论。
信用调查的对象，既有企业，也有个人。征信所出具的信用调查，一份存档，另一份交客户，从现存的调查报告书看，其内容比较全面，它对于银行贷款或工商业界的往来，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登载在《建筑创作》2006年12月期上，由殷力欣先生执笔的《河北正定、保定等地古建筑考察记略》的一篇报导，引起了我的关注和联想。这是由六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建筑文化考察组，刚刚在2006年9月沿着北京――张家口铁路一线的历史建筑遗存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在11月初顺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刘先生等人对河北古建筑进行调查的主要路线作了一次“回访”，涉及到该省的12个市县和40余处古建筑遗构与历史街区范围相当广泛。也许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人要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复70年前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在当前不少人的头脑里“个人利益第一”的人生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对上述行为的确难以理解。然而考察组的成员们却不认为这仅仅是“重蹈故道”，而是从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一次旅程。现在简要转述于下：
首先，由于这次行程是按照了中国营造学社过去的调查路线和参阅了刘先生的调查报告，不但顺利地访问了预定的多座古建筑并了解了它们的目前状况，而且还对当时学社所作出田野工作报告的“标准示范”，以及先辈们在具体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特点，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通过实际调查表明，已知位于河北省内历代的著名遗物(包括寺观、祠庙、塔幢、桥梁、城垣…)，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已有50％遭到损毁甚至完全不存在。
第三，对于在抗日战争以前营造学社未来得及进行调查的大量近、现代建筑，目前尚有不少佳作存留(如直隶总督府、保定天主堂、扬公祠、保定军官学校及各式民居……)。
第四，认为当前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市新区的发展与旧城区的保存……乃是今后最需要慎重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这也是此行的重点所在。
正如考察组的成员所说，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天，但得到的收益和感受，则是大大出乎原来的预料，其意义也是十分深刻的。
他们的这次活动，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因为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是在1985年，我正在整理《刘敦桢文集》第三卷中有关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但手头仅有文字稿和极少数照片。在我前往北京寻找这方面的资料时，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负责管理资料的林洙先生告诉我，与此有关的照片，一部分早已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损失，另一部分则是在“”中，因被雨水冲泡亦已毁坏。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年的暑假期间，带领着一名研究生前往四川，试图沿着父亲等人40年前考察的路线，努力寻找并再现那些古建筑昔日的风貌。
我们乘坐火车由南京来到成都随即在这里和附近的新都、灌县等地展开了工作。然后折向西南的芦山和雅安，再经过夹江、峨嵋到乐山。从那里江前往宜宾和李庄，再乘船到达重庆。稍作调整后，就由此北上经合川、潼南、遂宁等地抵达南充再过蓬安、南部、间中到广元。从这里转向西南、越剑门关、剑阁。由梓潼、绵阳再回到成都。全部行程都是在四川省的中部地区，由北而西，转南折东，最后再向北，兜了一个大圈子。所考察的县市有二十多座(途经的不算)，共历时一个半月。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文集收集资料、补拍照片。重点仍是汉代的石阙(包括附属的石兽、翁仲和碑碣)及崖墓，唐、宋的摩崖、石窟、佛塔，其余则是各地的寺庙、祠观、民居、桥梁、墓葬……由于手头有了先辈的调查报告，可以“按图索骥”，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我则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南溪李庄和重庆沙坪坝一共生活过6年。解放后又因为进修，参加会议及考察而多次入川，因此对当地情况和环境比较适应。基于上述原因，自己对任务定能顺利完成，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更大的收获，则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不但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大步提升，并且还从中得到了许多深刻的启发和感受。
通过这次考察，发现40年前经由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调查测绘的古建筑和古遗迹，大约尚有70％存在，但有的已出现不同程度甚至相当严重的损坏(特别是处于露天状况下的摩崖和石窟)，部分出于自然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因为人为的破坏，而且后者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例如绵阳西山观的道教石刻，时代可上溯隋、唐，是我国已知最大的一处，原调查时露出土外的有八十余龛，现仅存十余处。又合川濮岩寺后之唐、宋石窟造像此次发现大部已为开山取石所破坏而此项“发展生产”的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在木构建筑方面，川省之遗物建于明初者已极为稀少(最早实物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之峨嵋飞来寺大殿)，但总的保存情况尚佳，除了对外开放的寺观祠庙以外，多数都因为是还在为学校、政府机关所使用。例如蓬溪县宝梵寺及合川濮岩寺已分别建为小，中学校，阆中之桓侯祠现为县文化馆，蓬溪鹫峰寺部分用作医院……看来这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最佳保护方式之一。但是在加多年后的今天，它们的情况又有什么变化?则是我至为关心的。
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补拍照片，但事先必须对拍摄对象及其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这就需要全面研读先辈的调查报告，并用它和现场的实物进行对比。对自己而言，实在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除了能系统地对四川地区自汉代以来的各类古建筑有一个全面了解，同时还对一些特殊的地方做法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因为斗拱的变化，使某些建筑山面和背面的檐柱呈阶梯形的排列，若干文庙的棂星门改用了五间六柱六楼的牌楼式样，某些僧人的墓葬采用与民间同一形式……此外，一些较早的建筑制式仍在被后代所采用，例如，盛行于汉――宋的东、西阶制度，竟然还出现在清代所建的雅安文庙门、殿中，乐山乌尤寺还保存了宋以前罗汉堂五百罗汉的形制(像为清塑)。摩崖石窟的开凿在明、清仍在继续(全国各地于元代起即已鲜见)……这许多事例都是自己过去闻
所未闻，或认为不可能出现的，从而感到十分惊愕和意外。但是也因此得到了教训：自己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少了，今后还要多下苦功。这使我想到父亲在测绘雅安高颐阙时，认为其母、子阙上的枋和斗拱等分件之间，在尺度上存在着一定的连带关系，因此说“故疑此方形之，枋即宋代“材”之前“身”。他在旅行途中，又发现四川各地计算路程的“里”仅为400m，由于清尺已较汉尺增长了四分之一，故“疑川省各地里数乃秦、汉所定”。虽然以上两个疑问都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但这些“灵光一闪”，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出于有深厚学识基础上的合理推论，因此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过去就有一些人，也包括若干相当著名的建筑史学者，认为营造学社对古建筑的调查过于偏重宫殿、坛庙、寺观、陵墓等官式建筑，而疏于对民居等一般建筑的关注。这批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偏颇之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前夕调查工作必须为此突出重点。父亲后来在1958年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上讲到：“当时营造学社的组织分文献、法式两组，我和梁(思成)各主持一组。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根据实物搞通《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两部书，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工作。而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关内侵略，更使我感受非赶快调查华北几省的宋、辽、金木构建筑不可。因此，我们不顾社长朱启钤的意见，集中两组的力量从事调查。现在看来，这种主张在当时有它一定的理由”。事实证明，当时已别无选择，两位先辈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其后来形成的结果和意义自当无庸再加评述。虽然时间紧迫学社的人力和物力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我们从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中，仍然可以看到有关河南一带民居的少量照片和描述。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父亲后来所写的《川、康古建调查日记》里，内中提到沿途所见贵阳、重庆、成都、暴江等地的民居状况，就有五、六次之多，甚至还述及在南部县的郊区，有排列井然的供避战乱者居住的数十处石穴。这些都表明在当时的调查中，并非对民居无动于衷，而是预定的工作重点在不在于此。有朝一日时机与条件成熟，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例如在解放后，父亲对传统民居所及时开展的倡导和大规模研究，虽说主要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也不是在毫无准备的基础上的贸然行动。此外，在《日记》中，还记载了对王府遗址、各地衙署、清真寺、会馆、私家花园，桥梁甚至火葬场的调查，也反映了其工作内容的多样化。同时又提到对川，滇省夯土墙质量的比较，道路铺材的组合成份和比例以及专门请友人聘来木作和泥作工匠以调查当地建筑名称术语等等，表明并未忘记对传统建筑技术的重视。可惜的是，在《日记》中并没有包纳有关上述调研的详细记录，但愿有朝一日，它们还能再现在我们面前。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社会物质条件比起40年代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旅行仍然很不轻松。因为主要的交通方式还是依靠公共汽车和步行。那时的车辆班次很少，路况也不见佳，同时又常因气候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例如大雨引起的洪水所导致的道路冲毁或轮渡停航，有一次我就是从早上六时(五时开车)等到下午一时才渡过了嘉陵江的。由于一些古建筑地处荒山僻野或遥远的小村落，所以常常要在中途一处几乎不见人迹的小站(那里仅仅树立一根表示地名的站牌)下车，再沿行人稀少的土路走向几里或几十里外的目的地。当时手边没有详细的地图，更没有今天普遍使用的手机，因此只能依靠出行前从当地文物部门了解的讯息和向沿途乡民的打探，幸运的是，每次都没使我落空。这时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名主动要随我来的陪伴者，在到达重庆时突然提出要回去参加一次重要考试。由于他不是我的研究生，对其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只能同意)，背着相当沉重的背囊(里面装着由多层防水布包裹的三台照相机、胶卷、有关的文记和笔记本，以及雨衣、少量的换洗衣服，一双备用的旅游鞋、水壶、电筒和一枚指北针)独自行走在烈日下或小雨中，但自己反而感到越来越高兴。这是因为此行的任务即将顺利完成，而我从中所学习到的大量实际知识和得到的亲身体验，则是在正常工作与生活环境下无从获得的。特别是由剑门关经剑阁至梓潼的途中，从车中和步行所经古道两旁夹峙的连延翠柏，与《日记》中的载述几无二致。回想当年先辈们经过这里的情景，而今天我也有幸步上他们的后尘，顿感意气风发，心潮澎湃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继承先辈事业的信念和决心。
由于当时新的社会变革刚刚开始许多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尚未开始，因此它与历史遗迹保护的矛盾还不太突出，破坏的现象相对也少。加以当时自己的水平和时间都极有限，所以就未能像前述的建筑文化考察小组那样，对建设中产生的问题作出中肯的探讨和建议这也许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吧!但是我觉得那次步先辈征途后尘的工作旅行是一次自己终身难忘的经历，这不仅在于完成了摄影的任务，并大大地提高了专业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自己用实际的行动和心灵上的追随，部分体验到了先辈们为我们这个学科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表现的坚毅精神，而这些则是我们后代所应当永远予以铭记和仿效有。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日资料所记载的陈翰章日记译文摘编
抗战时期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述评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创作述论
琼崖孤岛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
抗战时期湖南经济损失研究
抗战时期华北革命根据地的纺织业
抗战后方中韩军事合作史略及评价
中国天主教会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北满“民生团”事件探析
试论一·二八淞沪抗战周年祭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义勇军
东江纵队干部培训工作缘由考
抗战大后方重要经济工作报告撷华
“二战”最后的战场——东宁之战述论
税警总团与“八一三”淞沪抗战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有关台湾档案介绍
与战时国民政府行政机构改革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的与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与桂南会战中的军民合作
简论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防空准备
试析侵华战争末期日本的“学徒出阵”
战时陕甘宁边区县长的政务工作
论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战邮工作
试论国民政府在战后处理上对大国关系的构想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美合作的构想
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娱乐生活的新变化
掳日华工遗骨归还责任的法学思考
日本的新闻传媒与日本的侵华历史
浅析民国时期西康的公路建设及影响
论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物资的运输途径及效果评价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传播
论《新生》周刊的抗日救国宣传
花和尚锤震春兵团——中日史料对照解析陈庄大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用评价
抗战初期高长柱入藏受阻述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统制政策述论
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日本觊觎中国大陆的思想源流及早期侵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战时驿运”的运价问题
抗战时期辅仁大学与日伪的周旋及其德国背景
对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现象的分析
略论山西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
对八路军平型关之战有关问题的考证与探讨
抗战时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发展
查禁与反查禁: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策略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妇女性暴行的最新调查报告
抗战时期的救亡文艺宣传——以摄影、绘画作品为例
试析战时大后方动力酒精工业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
抗日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为学习外地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经验，**市老促会于20xx年×月×日至×日组织了市老促会顾问、副会长、正副秘书长以及**县老促会同志共×多人，由市老促会常务副会长**带队，赴陕西省延安市进行学习考察。**县老促会得到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由**参加此次学习考察，经过这次学习考察，使全体参加考察的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了解学习到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我县老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参观延安革命圣地，使全体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瞻仰延安革命圣地，感受伟大的延安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是我们此行考察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5年×月，中央红军经过坚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从此，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领导中心。从1935年×月至1948年×月，党中央、在延安战斗生活13年，在这里指挥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领导指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革命圣地延安，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它们是延安的象征。考察团同志们无不感到心情激动，油然而生敬意。在延安期间，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先后参观了杨家岭、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等著名革命旧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一个小山坳里。党中央、从1938年×月至1943年×月进驻杨家岭，在这里领导了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杨家岭简陋的窑洞里，完成了大量指导抗战的理论著作，其中载入《毛选》的就有×篇。在杨家岭，我们参观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旧址，、刘少奇、、旧居，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的地方，还有种过的菜地等。
1943年，、、刘少奇等先后迁居枣园。1944年至1947年×月，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1945年×月，由枣园出发赴重庆和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抗日战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七大，领导指挥解放战争。1947年×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从这里撤离，转战陕北。
新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规模宏大、气势恢弘，总投资×·×亿元，布展面积×·×万平方米。是一项融纪念性、标志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为一体的精品工程。在陈列布展上分为红军长征落脚点、抗日战争政治指导中心、新民主主义模范试验区、延安精神发祥地、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夺取全国胜利等六个单元。通过两千余件文物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图画、雕塑等艺术品以及灯箱、图标、沙盘模型、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现代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共中央和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光辉历程。延安革命纪念馆已成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我们党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不仅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风范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
延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当时的延安贫瘠荒凉，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面对的经济封锁，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机关和、朱总司令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战时打仗，闲时种地。八路军×旅在南泥湾开荒屯垦，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的严重封锁，并没有摧垮延安军民。人民军队则用小米加**，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飞机大炮 。
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党历来把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又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真正民主，政府官员当官不像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从而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延安精神，是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精神。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以及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延安时期作出的。思想也是在延安时期逐步成熟并正式写到了党的旗帜上。
延安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在延安时期。实践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延安精神没有过时，也不能丢。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大力提倡和弘扬这种伟大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参观延安革命旧址，每一孔窑洞、每一件实物、每一幅图片，都见证着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不平凡岁月及其丰功伟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延安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牺牲和贡献，深刻感受到伟大的延安精神，从而在思想上受到教育和启迪，精神上得到洗礼与升华。
二、学习借鉴延安市老区建设工作的先进经验
延安是革命老区的典型代表。向延安老区人民学习，借鉴延安老促会的先进经验，是我们此次考察学习的主要目的。在延安期间，全体同志与延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延安市老促会对我们予以热情接待，会长李瑞支（延安市原市长）给我们介绍了延安市老促会的基本情况及其工作经验。
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1997年撤地设市，所属×个县区，全部都是革命老区。全市总面积约×·×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多万，流动人口×多万。延安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20xx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多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延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特殊性的社会团体。老促会组织健全，有×个正式人员编制，专兼职工作人员×名（包括司机）。内设办公室、调研部、宣传部、妇工委等工作机构。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帮扶下，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很大成就，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8年，全市农村人口已整体越过温饱线。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延安，早非战争年代或改革开放前的模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城市，过去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坡已是绿树成荫、果木成林，人民群众生活总体上迈入了小康。
但是，由于受地理、自然、交通、文化、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延安部分革命老区（特别是重点革命老区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与全市总体发展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
延安市老促会成立以来，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展宣传、调研、扶持和协调工作，为促进老区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效十分显著。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是：
（一）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调查研究工作是老促会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也是促进老区建设的基本工作方法。延安市老促会每年都组织力量，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及群众生产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撰写出一批有情况、有分析、质量较高的调研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20xx年，延安市老促会经过认真研究，根据延安市的实际情况（全部县区都是革命老区），认为应以重点革命老区村为切入点，促进老区建设。市老促会会同党史办、民政局、扶贫办等单位反复研究讨论，拟定了延安市重点革命老区村的标准，确定了首批×个行政村为新中国诞生作出特殊贡献和重大牺牲的重点革命老区村，予以优先扶持。同时对这些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建议，形成了情况详尽、分量厚实的《延安市重点革命老区村的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受到延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作出重要批示。20xx年×月，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重点革命老区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政策、资金、技术上对×个重点革命老区行政村实行倾斜，同等优先，加大扶持力度。两年实践下来，重点革命老区村建设成效显著，各村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此外，延安市、县区老促会还对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红色旅游、退耕还林、苹果生产、养羊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调查报告，提供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市老促会还将近3年来撰写的×多篇调研材料，编印成《调查报告选编》（一）、（二）两册，供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参阅。
（二）抓宣传，提高各级领导和全社会对加快革命老区建设的认识。延安市委宣传部与市老促会在20xx年和20xx年先后两次召开了老区宣传工作会议，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老区宣传工作的意见》，对老区建设特别是重点革命老区村建设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20xx年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周年，《延安日报》开辟了《共和国不会忘记——来自延安重点革命老区村的报道》专栏，延安电视台拍摄了同名专题片，对×个重点革命老区村的历史贡献、发展现状和存在困难进行了深度宣传报道。市老促会还通过会刊《延安老区建设》（季刊）和《简报》两个平台，对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重点革命老区村建设重大决策和建设情况，进行经常性的广泛宣传。通过以上全方位、多形式的宣传，使各级领导和全社会逐渐形成对加快老区建设的共识。
（三）抓重点，办实事，促进老区协调发展。加快老区建设贵在办实事。延安市首先围绕老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根本的实际问题，按照统一规划、突出重点、逐步解决的思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洒向革命老区，惠及人民群众。其次是抓产业开发，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他们立足当地资源、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一批对老区经济带动作用强的加工业项目，达到兴工富村的目的。同时积极扶持老区群众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规模种植、养殖业，使每个重点村都有一、两项农村主导产业，群众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四）建立老区建设的长效机制。延安市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促进老区建设的长效机制，即：党政加强领导，老促会协助促进，社会各界帮扶，老区积极主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思想认识到位，责任意识到位，财政支持到位。老促会是联系党委、政府与老区人民的桥梁，起着综合协调与督促作用。市、县区两级老促会通过宣传、调研、抓点、协调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老区的建设发展。社会各界开展帮扶，即安排有经济实力的部门、企事业单位与重点老区村“一对一”结对帮扶，帮助解决建设中的项目、资金和技术等问题。老区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发挥老区建设的主体作用，在修路、通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工投劳，积极参与，保证了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