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铅笔抗日

自从1935年,中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便开始了它的艰难起步,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被后世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

在吴羹梅之前,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们从未关注过这个产业。年轻时的吴羹梅也不曾想过,自己日后会和铅笔打一辈子的交道。在同济大学就读时,这个热血青年一直秉持着“用暴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想法,他组织学生运动,抗议段祺瑞政府向学生开枪,遂被校方开除。

随后,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进入一家铅笔公司实习。虽然工作努力,但日本老板依然瞧不起这个中国人,还曾不屑地当面说道,即使到你下辈子,“中国人也制造不出铅笔”。

日本人的挑衅,反倒成了吴羹梅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铅笔工业最大的动力。他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潜伏”,从日本人那儿学会了一整套铅笔制造工艺。1934年,回国后的吴羹梅变卖家中房产,创办了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铅笔工厂。

为了寻找国产原料,经过多方调查,他在苏州找到了黏土,从湖南寻到了石墨矿,又在云南采购了紫胶(虫胶),还采用胡桃木、柏木、银杏和椴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完全国货”的铅笔。

此时,正值抗日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吴羹梅请书法家、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手书“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然后用特殊技术,将墨宝影印在每支铅笔上;铅笔的品牌,也多与当时的时代热潮遥相呼应,如“500号航空救国”。

中铅公司生产的铅笔,比同档次的外国铅笔,价格上要便宜10%―15%,利用价格战,吴羹梅成功地把自己的铅笔摆上了当时上海滩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4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到了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推荐采用中铅公司的铅笔,这也为其带来了大量订单。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吴羹梅将其呕心沥血创建的铅笔厂迁移于大后方,首迁武汉,再迁宜昌,三迁重庆,迁徙数千里,机器大半沉于江底,却不改其抗日之志。在重庆期间,铅笔厂两次被日机轰炸,在车间监督生产的吴羹梅也因骨折住院,这个大老板却吊着绷带回到厂里,指挥抢修与生产。

在8年抗战期间,中铅总共生产了5000余万支铅笔,它的用户从重庆到延安、从城市到窑洞、从战场到教室,从将军、士兵,到正在一笔一画学汉字的孩童。这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承担起维持中国文教事业的重任。

战争结束后,这个江苏人依旧在现代化的战场上抵抗着外国人。

在1954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品质过硬的国产绘图铅笔,专业人员大量使用的,还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维纳斯”牌铅笔。经过吴与同仁们数百次的试验,1954年3月,中铅终于制造出“中华”牌绘图铅笔,其质量与舶来品不相上下,这成为中国铅笔工业史上划时代的一笔,外国绘图铅笔就此在中国市场上绝迹。

最有趣的“抵抗”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年逾七旬的吴羹梅前去日本访问,他点名要去当年实习的那家日本铅笔公司,在接待宴会上,这个老人掏出两支用新技术生产的中华牌细杠铅笔,对日方说道:“我为我们的新产品做宣传来了,请大家赏光!”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