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械论文范文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1篇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因此，早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就一直激励着欧洲哲人去追寻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成就最突出者当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诸位大师。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一本专著《苏格兰启蒙运动》，详尽说明牛顿科学尤其是著名的力学三定律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的灵感源泉。斯密和他的老师们坚信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与牛顿三定律一样普适和永恒的自然定律，《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发现“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为自己的奇妙发现惊喜万分，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铁律”。《国富论》因此成为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成为经济学者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2篇

这家称作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银科技）的企业，10年来营收翻了10倍，挂牌上市不过两三年，股价大涨了12倍，不但每股获利盈余超过台湾“股王”联发科技，连净利率都高达30.46%，是“前股王”宏达电的几乎2倍，更是台湾最大的制造企业鸿海集团的10倍以上，外资甚至点名其有400元股价的潜力。众人印象中的“黑手企业”（意喻油污的蓝领行业），怎么可能与高股价、高获利连在一起？

走进位于台中市精密机械园区精科路的上银科技公司厂区，这里真的是黑手窟吗？绝对不是，里面有一套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建的无尘室，洁净度为10的负7次方，已经达到纳米等级，但这个无尘室生产的既不是晶片，也不是触控面板，而是一支支钢制的杆子。

这里就是上银的秘密基地。一支支钢制的杆子是上银的主力产品――滚珠螺杆，它是所有精密机床的关键零部件，负责定位、传动。简单地说，机床要“动”，就要用到它；越精密的机床，需要越高级的滚珠螺杆，否则一个位置没对准，哪怕只差了0.1微米，即头发丝直径的约千分之一，上百万、甚至上亿元的机床就会失去准度，iPhone手机的不锈钢外框就不会车削得整齐好看，飞机的螺旋桨就会产生噪音。台积电的半导体设备、美国波音的飞机生产线、德国西门子的核磁共振仪器、谷歌公司的太阳能装置等都要用到它。这批设备装箱之后，将坐船前往德国汉堡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港，接着变成半导体昂贵设备的传动配件，例如曝光机等；也有一部分将空运到日本，变成日立10代液晶面板厂的精密设备。

过去，滚珠螺杆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而上银科技公司整整花了10年才追上日本技术水平，成为台湾第一个生产这项关键零配件的业者，不但为台中精密机械聚落装上了飞往国际舞台的翅膀，世界前四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美国应用材料、荷兰艾斯摩尔、美国科磊、瑞士ESEC）、德国最大太阳能光电及面板制造厂Manz、欧洲最大机床厂DMG、日本最大机床厂山崎（Mazak）等都是它的客户，更让自己成为这方圆60公里内第一个营收破百亿元新台币的企业。

年近半百时创业，咬牙坚持创品牌

上银科技公司能有今天，这和其创办人卓永财从小吃苦、不服输，立志要出人头地有关。

卓永财1942年出生于新竹县六家晨村一个贫寒的客家农民家庭，有10个兄弟姊妹，他是最小的一个。

一提起童年，卓永财就会掉眼泪。日本殖民时期，大哥因家境贫寒无法入学，才8岁，清晨5点多就要替地主打长工喂牛挣钱。“有人就跟我妈妈讲，那个孩子太可怜，万一牛受惊吓，他会被踩死。可是家里穷，养不起那么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识字的大哥被征召到菲律宾当军夫，临行前一再叮嘱家里，一定要让弟妹读小学，从此没有回家。“我母亲一生真的很辛苦，过世的时候，身上完全没有钱。她就是耽误治病，家里很穷，有病没钱治，我就觉得，当穷人真的很悲哀。”

穷困出身的卓永财，从小就知道勤奋。不服输的他拚命刻苦学习，从初中到夜大一年级，学费都是借来的，所以考试时总要逼自己赢过别人。这也锻炼出他每次考试要求自己必须过关的能力，被同学们喻为“考棍”，直到夜大毕业后通过台湾交通银行的金融特考，进入金融界工作18年，曾任交通银行主任秘书。后来，他被保送至美国旧金山大学进修，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回台湾后曾办过《外贸杂志》，后创办大银企管顾问公司，曾成功协助因转投资失败陷入债务危机的全台最大螺帽厂三星五金公司财务重整。

熟悉金融、外汇、投资、购并、重整业务的卓永财，年近半百，却决定转战“黑手”领域创业，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在整顿三星五金公司时，他发现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螺帽，只要做到全世界最好，就可以赚大钱。以第一代螺帽成型机为例，简直就像台印钞机，每分钟可以制造出450个螺帽，每个螺帽销售毛利率至少20%。就像吐出一块块金币般。

经过谋算卓永财决定要选未来市场空间最大的产品自己做，不再为他人做嫁衣。虽然不懂技术，但他懂得企业管理，懂得财务，懂得如何用人，如何到全世界汲取资源。1989年，卓永财收购了一家名为何丰精密机械、生产滚珠螺杆的企业，亲自担任董事长，在各界嘲讽、不看好下，咬牙走上创业道路。

但这条路极其艰难，若非他能吃苦、不服输，是熬不过来的。

一开始，他就大阵势请来4个留美硕士，分别负责质管、研发与业务，重建质管程序与机台操作程序，这在当时的机械行业是个创举。但没想到，创举还来不及发挥效果，卓永财的银行老同事却不愿贷款给他。

“很多人以为我出来，交通银行帮我忙。告诉你，一毛钱都没有帮到我。”戴着眼镜，一脸书卷气的卓永财，讲起这段过往时霸气显露无遗。“没有人会贷给你钱，交通银行6%我借不到，我是去借租赁公司18%；你别以为银行那些人多帮忙，一部非常辛酸史。”

这天，从不写日记的他，破例写下两个字，告诉自己要“雪耻”。不只如此，与股东不欢而散，同行业者又总是语带嘲讽：“你又不是黑手，凭什么进入机械产业？”

他发现工厂厂房的建造方式不适合台湾的海岛型气候，只能忍痛放弃花了2000万元新台币买下的厂房，重新在台中工业区买地，成立上银科技公司，归零再出发。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0年，也就是卓永财创业的第二年，台湾景气低迷，资金再度告急。上银总经理蔡惠卿形容：“平常财务是董事长直接管，在那时，情况危急到我都要跳进去帮忙，打听什么人可以借到钱，你就知道有多惨，简直是四面楚歌。”但卓永财咬牙苦撑，或许是一种偏执，他笃信自己的判断，即便要卖掉自己的土地，从员工那里借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他仍决定上银要走不一样的路，投入研发，发展自有品牌。

“30多年前，台湾产品的品质极差，在欧美、日本的品牌形象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台湾品牌，你觉得容易吗？”一位台中机械业者坦言，“当时大家都在做代工，当赚快钱的富翁，有谁愿意转型？”

海外并购，加速取得关键技术

当过银行家的卓永财，精于营销，懂得财务杠杆，视野比一般台湾机械业者要高，能够仰望到全世界，而且意志力坚强，认为对的事情敢坚持执行。他深信，一个产业如果要有长期竞争力，不做基础研发，绝对办不到。他开始到全球各地设点布局，为竞争力扎根。

1992年，成立不久的上银仍不过是一家处在亏损状态、年营收仅1亿元新台币的小厂，却决定在美国芝加哥设立子公司。隔年，为了掌握自有技术与欧洲市场销售渠道，买下德国欧芬堡一家倒闭的滚珠螺杆厂荷乐（Holzer）公司，这是关键的一役。

原来，生产滚珠螺杆、线性滑轨不难，关键在量产后的产品合格率与价格。“一开始，硬化深度不够，机器准度也不够，被日本同行耻笑。”一位上银工程师私底下说。

卓永财认为，德国荷乐厂的技术正好切合上银所需。他单枪匹马和银行谈判，终于顺利用新台币1000万元取得关键技术与研发团队，抬高与同行间的差距。这个价格不到当时市场价格的八分之一。

并购荷乐厂8年后，上银的滚珠螺杆、线性滑轨精度已经可以媲美日本。同时，设备成本降到不到日本对手的一半。日本竞争者开发一部机台要等两年，上银只需3个月就开发出客户所需的机台。

之后的1999年，上银又在日本东京设立子公司，完成其在欧、美、日的全球三角布局。卓永财说，“我有能力在德国、美国、日本设厂，更容易受客户青睐。”逐渐地，上银的品牌形象得到提升。

2009年，通过经营多年的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厂客户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牵线，卓永财购并了以色列顶尖的工业机器人驱动器与控制系统超级实验室Mega-Fabs，解决了控制器、驱动器的供应问题，补足上银在电机布局的缺憾，让其成为全世界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2010年，他再买下英国百年滚珠螺杆磨床制造厂Matrix公司。卓永财兴奋地说：“这个厂创立已经200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它是主角。伊拉克的萨达姆之前想买这个厂，要做核能武器。”买下Matrix后，上银快速扩充产能，产品可以就近销往欧洲市场。

他很开心，因为多年布局，终于水到渠成。由于生产滚珠螺杆，需要精度5微米的特殊螺纹磨床，当时台湾的平面磨床无法达到该规格，上银获得Matrix公司的技术，等于比同行更有扩充条件。卓永财骄傲地说，“我自己做设备比较便宜，能降低成本、增加弹性，不但供应无虞，交货期至少能缩短一半。一样的资产，我设备便宜，折旧低，毛利就高，获利也高，让别的竞争者追赶不上。”

十分之一员工搞研发，研发占营收比率远高于电子业

“今天在台湾，没有哪一家企业像我这样研发投入那么多。”卓永财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上银成立后，有13年都在损益边缘上挣扎，之后从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间，每股盈余都不超过百元新台币。直到第21年，也就是2010年，上银的每股盈余才冲破5元。

难以想象，这个出身“黑手窟”的公司，竞争力的源头是一支不起眼的钢杆，也就是滚珠螺杆，是上银的主力产品之一，看似不起眼，却是“工业之母”机床的关键零部件，负责定位和传动，越高级的机床需要越精密的滚珠螺杆，因为只要一个位置没卡准，数十万元乃至10亿元的机床就无用武之地，产品合格率将不达标，甚至整条生产线停摆。

滚珠螺杆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星巴克咖啡机、麦当劳炸薯条机器、微创手术的机械手臂、制造iPhone手机的高速钻孔机，到生产半导体晶圆、太阳能设备、医疗器材，甚至军用装备的机械等都少不了它。过去，这项技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就像掐住了台湾机床业者的咽喉，直到卓永财跨入这个领域，至少花了5年才打破此局面，让台中精机等台湾机床大厂愿意大量采用上银的产品。又至少花了7年，才打进欧、美、日知名客户圈。

10余年前上银刚创立时，营运规模根本无法与THK、NSK等世界级线性传动元件大厂相比。每逢参加国际性机械展览时，上银的摊位总是被主办单位安排到人潮罕至的边缘地带，沦为展会的配角。

为争一口气，卓永财亲自拟订公司发展策略，决定采取跳跃式的增长来达成目标。他深知，人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武器，因此重视人才的功夫下得也比别人深。上银每年都投入约占营收4%到5%的研发成本，厂内工程师研发出一项专利技术，每人甚至最高能领到500万元新台币的奖励金。在上银的子公司――大银微系统公司，每年研发占营收的比率最高达18%，远高于台湾许多电子科技企业的4%。

在他重金奖励下，公司全员投入研发，公司近几年来持续跻身“台湾法人研发专利百大”之列，每年取得的专利数量甚至超越岛内一些机械领域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院校。上银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数都在台湾企业界排名前30名之内，连仁宝、纬创等千亿元新台币营收的电子大厂都瞠乎其后。

为了抓准技术趋势，上银公司近4000名员工中就有400名研发人员，海外研局更横跨俄罗斯莫斯科、以色列海法、德国欧芬堡。

在上银公司内部，量产和研发部门采用不同的组织结构。其中，负责产品开发的一部和二部采用金字塔式结构，负责前瞻研发的专案发展部却是采用扁平式组织结构。通常大型的尖端产品交给专案发展部，其中有好几个团队，各组有自己的领导，职位不见得最高，但是打破界线，整合不同人才，做到差不多时再移出来，成立正式的研发部门。各部门绩效指标也不同。专案发展部是独立的，用研发的成果来看绩效。各专案之间也不需要竞争，互不相属，绩效就由自己的计划目标做决定，量身订做。

在上银工作已10年、33岁的课长陈彦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个人已经拥有近50项技术专利，公司发的奖励金也累积到70万元新台币。最近，他刚从滚珠螺杆的产品开发部调到专案发展部，为客户量身订做自动化解决方案。虽然获利前景还很遥远，“但我们研发，都是已经先知道客户是谁，他们要什么。”他说，“研发最忌讳无头马车，到处乱闯。”

每天，陈彦羽看着阶梯状的甘特图（Cantt chart）和底下6位部属订出检核点，看看自己的团队是否达成研发进度、技术又爬了一阶。“因为都是自己订出来的里程碑，就会使命必达。”陈彦羽说。从一个33岁的研发课长身上，就能看见上银既前瞻、又有纪律的研发管理。

上银公司设有研发副总，但卓永财却亲自掌握和参与研发工作。开发小组选择研发题材时，主要依据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同时也看现在的成本结构，尽量挑选占成本大的、交货期长的、专利被卡住的项目来做。例如直驱马达中有一个交叉滚珠轴承，以前是欧洲进货，交货期6个月，其成本占马达的40%。公司要降低成本，就挑这个零部件来投资研发。

在员工教育方面，上银公司更要求每位员工每个月要拿出一个星期六，接受公司的专业技术培训课程，称之为上银“知识成长日”的活动，迄今已迈入第10个年头，内容相当扎实与丰富。卓永财认为，台湾的人工薪资已不再便宜，留在岛内的产业未来都需朝知识密集方向发展，才能建立与海外同行竞争的本钱。在公司治理方面，卓永财更让每位员工深入参与经营。他强调，上银公司不只有一套帐，在每个部门的经营会议上，还会拿出相关财务报表的经营数据，供内部员工仔细检讨，来作为下一步提升经营绩效的依据。而上银过去所推动的员工提案改善制度，历经十几年来成效仍然良好，这也是员工参与经营的一环。值得一提的是，上银因实质获利能力有提升，年底发放年终奖金时，对提案通过的员工，每人特别额外加发1万元新台币奖励金，让获奖的员工雀跃不已。卓永财鼓励他们：“在各项原物料高涨的此刻，公司期望更多同仁提出好的点子来提升经营效率，而不是靠涨价来稳住毛利率。”

此外，卓永财还尽量借助“外脑”，举天下英才而用之。上银公司先后与全台湾30多所大学、100位教授开展过研发合作。卓永财经常从网络上了解哪位大学老师有什么专长，遇到技术难关，就请这位老师协助其解决问题。

为了吸引机械本科研究人才回流，从2004年开始，卓永财每年出资数百万元新台币，颁发“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该项活动总经费多达1000万元新台币，即便2008年遇上全球金融海啸，上银也遭波及，但论文奖金也不打折扣。近两年，他还将总奖金规模提高到2200万元新台币，是目前台湾所有学术奖项中金额最庞大的，被称为台湾机械学术研究领域的“诺贝尔奖”，奖项有金、银、铜、优等、佳作、特别奖等，并对夺奖的大学系所另给予经费补助。这在台湾各大学机械系所中引发了极大的回响，也让学生们重拾留在机械业打拚的信心，同时也让上银公司在岛内各大学院校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台湾中山大学机械研究所教授丘源成表示，原本该校机械所的教授和学生多集中在热门的微纳米领域研究课题上，卓永财设立机械论文奖后，有不少教授开始带着学生投入机床方面的研究。“人才分散、流动了，研究重点也多了，而且各系所竞争激烈，也提升了机械研究的品质。”此外，卓永财每两年还带领30名大学生获奖者到日本机械大厂参访，参加东京国际机床大展，机票、五天食宿，甚至还有日用开销都由上银负担。

机械论文奖增进了企业与学校的交流，也增加了老师与学生对于实务需求的了解。这几年，更陆续有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机械系学生因论文奖认识上银公司，主动来应聘。上银公司同时还积极开展产学合作，奖助机械学博士生每个月4.5万元新台币，鼓励其开展上银公司的研究课题，一直到他毕业，毕业后是否来上银工作都没关系。

“精密机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多方面的，绝对不会仅靠单一技术就让你成为世界第一。”卓永财解释道，“我们的产品都是花10年以上时间才会冒出来赚钱，没办法迅速致富，搞高精密，就要很有耐心。”

苦行僧精神，比别人更投入

在台湾机械行业，卓永财是个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物。其他老板们各个都是机械狂，或是自己开跑车。卓永财却不开车，出入都有司机。请客人吃饭，别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却用客家菜含蓄带出自己的刻苦性格。跟外国人做生意，别家老板努力提升机器精密度，他却要求自己的业务员要懂得说出台湾文化的深与美，提高品牌高度。别人把产品送到商后就完事，他却要求业务员汇报机器最后送到哪里，了解最终市场，由此构筑他的产品策略地图。

卓永财办公室的墙上，有着全球化的三个时钟，分别显示德国、美国芝加哥和台湾时间。尽管台湾已经午夜12点，但德国还是晚上6点，芝加哥则是中午，他仍会打电话、发简讯或写呈报，与当地员工或客户确认进度和新想法。

因为不懂技术，所以要比别人更投入。23年来，卓永财一直住在工厂旁的宿舍，天天自己煮早餐，打扫房间，每天都工作到半夜一二点，只有周末才与家人相聚。他喜爱读书，办公室内藏有一个小型图书馆，随时拿书下来阅读、学习。

他把毕生精力都在这一支看似微小的滚珠螺杆上，每晚搔头苦思的无非是如何让螺杆转速更快，螺杆轴承内环里直径0.8毫米的小滚珠如何零摩擦，无限循环滚动，而这支螺杆定位的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的百分之一。

通过每天读书学习，以及到世界各地参加专业展览和研讨会，卓永财对机械技术的发展趋势了解得很清楚。“例如线性马达，我很早就知道，这会取代一部分滚珠螺杆。所以我很早就到德国，到处找这个技术，都没有成功。后来碰到俄罗斯教授，找他来做技术转移，从此进入线性马达的领域。”

最初，卓永财从白俄罗斯明斯克国家实验室弄到线性马达的平面图，后来发现，原始技术来自莫斯科的实验室，这才恍然大悟：全球线性马达的专利都是俄罗斯的。10年前，韩国三星公司在俄罗斯设有一个实验室，后来决定不搞后端设备研发，实验室要关张。卓永财与三星公司的技术人员往来很多年，他们问卓永财要不要接下来？结果，卓永财没有花钱，就拥有了在俄罗斯的研发基地。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卓永财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那里了解到位于以色列海法的超级实验室Mega-Fabs经营遇到困难。西门子公司想买它，但它不想卖给西门子，因为西门子只会用它一部分，团队会被解散。卓永财立刻决定购并，给它很多驱动器方面的业务，接下来又搞磁浮马达和单轴机器人方面，自行研发斜角轴承，已成功开发出直角座标工业机器人、蜘蛛机器人、关节式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

组织台湾机械业未来军团

最近一段时间，卓永财似乎变成了旅行团领队，带着一群人，全台湾到处跑。他一出行，就是一辆游览巴士，里面坐满约20人的精密机械、机床业者，不是企业高级主管的立刻被他轰回去。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观光团，而是卓永财为提升台湾机械业竞争力特别组织的未来军团。

“现在是产业聚落打群架的时代。”卓永财说，他在德国、以色列、俄罗斯都有研发实验室，体会很深，聚落人才品质要整齐，才能“大家一起打群架”。

卓永财率队从台北的台湾大学一路到高雄的中山大学，带同行在台湾各地寻人才、找技术，一起参观各大专院校机械系所的设备，与专家教授一起切磋研究课题，了解最新技术的应用机会。他不怕同行之间的竞争，一心想把台湾机械产业整个一起带起来。

这几年，上银公司大力投资研发智慧机器人，其中包括与明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弹钢琴机器人，通过电脑辨识乐谱后，两只机械手臂能够利落地在电子琴上弹起流行乐曲，这些机械手臂也都使用上银的零部件。

此外，卓永财还组机器人研发联盟，再次施展“大家一起打群架”的理论，刺激创新方案。2011年，他组织主办了台湾智慧机器手竞赛，一出手又是100多万元新台币的奖金。

2011年，随着ECFA的正式生效，共计107项的机械产品中，有多达57项机床产品列入早收清单，包括数值控制卧式车床、数值控制平面磨床、研磨机床、锻压或冲压机床、工件夹具、滚针轴承等，占比超过一半以上，成为最大受益产业。

在订单大增的情况下，有原料能组装机床出货的才是赢家，台湾机床业者积极抢争上银的线性滑轨与滚珠螺杆。这类产品原来最大的生产企业是日本精工（NSK）与东邦精工（THK），两者的供应量合计虽占全球市场约50%，但受到311日本震灾影响，产能受限，转单效应下，让市场占有率仅有5%的全球第三大供应商上银公司的产品更加奇货可居，即使产能满载依然供不应求。

许多下游机床厂向上银公司购进线性滑轨和滚珠螺杆，过去仅需提前2到4个月下单，现在不仅要半年前提早下单，且价格从3月后又调高10%，却依然不见得拿到货，缺料状况严重，且这样的状况很长时间都难以改变。

上银董事长卓永财也明确表示，如果现阶段开放订单预订的话，会一直排到2013年，因此将投资70亿元新台币以增加产能。在这种情况下，上银公司2010年初股价还在新台币40元上下游走，2011年随着中国大陆机床需求大增，股价也跟着水涨船高，很快进入“百元俱乐部”行列；2012年更连续突破200元和300元关口，营业收入迈向千亿元新台币规模。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博物学 生态文明 生地 共生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5.010

反思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工业文明，憧憬、建设新的生态文明，有许多文化资源可用，博物学只是其一。恰当运用，需要琢磨和创新；如果运用不当，博物学也未必有利于生态文明。

人类历史99.9%的时间中，我们的祖先并非靠最近300多年来才发展起来的科技而过活，而是靠博物学和传统技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如果还想持久延续，博物学依然是可以依赖的，根本的一点是，总体上看它是适应于自然环境的学问。理论上讲，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但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具有典型西方化的特征，并且以展现强力和征服为荣耀。按塞尔（Michel Serres）的说法，西方思想家“一生都在奉献自己的思想，以离开生地”，本来可寄以厚望的自然科学，“在使生地进一步客观化的同时，更是将它置于千里之外”，多种因素的合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与地质力相比拼的“人类世”。①塞尔说的生地（biogée），指水、空气、火、土壤、生物等，简称生命与土地，类似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讲的包括人及其环境在内的土地“共同体”②。其实，无论“生地”还是“共同体”，原则上都没有费解之处，搞懂其含义不需要高深的数理基础和特别的哲学思辨。但是，近代以来恰好无数高智商的人理解不了它们，历史资料显示，仅有少量非主流的思想家（其中包括若干伟大的博物学家）和大量非主流民众，真正理解这类概念。这也是今日在各门学术均十分发达的状况下，依然要重启古老博物学的一个理由。

在解放前的近代中国，博物学名气很大，当时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十分清楚其含义。不过，也有夸大的时候。比如钱崇澍曾说：“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而这与吴家煦（冰心）在《博物学杂志》（上海博物学研究会编）创刊号上说的“我敢大声疾呼以警告世人曰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几乎一个模式。事后看来，当时部分学人误把自然科学放在了博物学内部考虑。随着西方各门分科之学接连引入中华大地，几乎没人再把那“根本的学术”当真了。不过，1949年之前，高等学校中，博物部、博物系、博物地学部、博物地理系等建制还是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博物学”三字很少在图书、报刊上出现，各级教育系统中也不再有博物学字样的课程。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肤浅”、无力的博物学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博物学的其他功能当时不可能受到重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高校在全球上每年颁发了数量最多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华大地又遭受种各种各样难以对付的环境问题，此时古老的博物学又被重新发现。博物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也在新世纪之初，进入学者的视野。

平行于自然科学的博物学

博物学大致对应于英文词组natural history，natural history来源于拉丁语historia naturalis，与老普林尼的巨著《博物志》有关。而老普林尼的用法与古希腊学者的用法有关，关键的一点是，词组中的history（historia）与现在人们熟悉的“历史”没有直接关系，它原义是探究、记录、描述的意思，对应于英文的inquiry。也就是说是指“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对一定范围事物的某种记录，相当于按下快门拍摄照片。在培根那里history两种用法（指探究和历史）都有，见于《广学论》（即《学术的进展》）、《新工具》和《新大西岛》。据新大西岛上外邦人宾馆负责人介绍，他们还保存着所罗门王撰写的《博物志》，“一部关于一切植物，从黎巴嫩的香柏木至生在墙上的苔藓，以及一切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的著作”③。培根也特别用过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这样的表述，指的是“博物探究和实验探究”，而这两者是为他设想的自然哲学或新科学服务的④。近代以来，博物学对大自然的探究与自然哲学、数理科学、实验科学的探究有所不同，虽然偶尔有风光的时候，但大部分屈居从属地位。

博物学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这毫无问题。问题是，如何对这一传统进行定位，这涉及当下及未来人们如何看待博物学，如何复兴博物学。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子问题是，博物学与自然科学是什么关系？如今谈到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借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技术来解决问题，这里有博物学什么事？博物学是科学的一部分，还是它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肤浅形式，即前科学、潜科学？论及肤浅形式，容易将博物学与“科普”挂钩，于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博物学是地学、生命科学、古典天文学、环境科学的某种普及形式。

博物，涉及认知和知识积累，于是它与自然科学一定有联系，想斩断这个联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学者通常也不想切断其联系，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性。

相似性是存在的，特别是从历史上看。现代学校课堂中讲授的自然科学成熟较晚，不过几百年，严格讲不到两百年。之前，自然科学所做的那些探究并不以“科学”之名统一地实施，比如牛顿的书还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呢。回顾历史，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探究，哪些算在科学题下，哪些不算，有相当大的弹性，这涉及科学编史学理论，与编史纲领密切相关。事实上，科学史的编史纲领一直在变动当中，学者对当下已有的科学通史并不满意，仍然依据新的理念不断重写科学的历史。我们也提出过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中包含博物传统，还提了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大胆想法⑤，但其着眼点并非只在于人类文化中科学这一子集。

在现代社会，科学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人们也习惯于“好的归科学”（田松博士发明的一个有趣的讽刺用语）。“好的归科学”，在操作意义上，展现了唯我独尊的霸权意识。化w了科学，便相当于宣布这东西是正确的、你们应当学习的、遵守的。与未归入科学的东西相比，归队的就有了等级优势。对于博物学，情况如何呢？

博物学中显然有些内容可以经过筛选、提炼而转化正规科学，进入荣誉殿堂，享受某种待遇。比如，可以对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和梭罗的作品仔细辨识，找出如今生态学所承认的某些个别论断，从而把他们追认为生态学先驱、生态学家。这样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不能就此就认为怀特和梭罗的所做只有这一点点可怜的意义。本来，怀特和梭罗也不以自然科学家自称，他们的作品中有多少科学成分未必是作者在乎的。英国1964年成立了生物记录中心（BRC），半个多世纪以来此“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组织在生物多样性调查、环境保护、自然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⑥，补充了科学家研究的不足。BRC号称做的是公民科学，实际上并不纯粹，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严格讲它继承了英国悠久博物学传统，所开展的工作也大部分是博物性质的，仅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属于科学。

相对于把博物学仅视为科学事业的从属部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新的“平行论”定位：博物学是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传统。在这种新的定位中，博物学的价值、意义并不完全依据科学来评定。此定位有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在全球范围建设生态文明。

平行论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平行论更符合历史资料。历史上博物学家做了大量东西，出版了比现在认定的自然科学著作多得多的作品。博物学家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纳入科学的框架。从平行论的角度看问题，人们能够更公平地看待丰富的博物学史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通常提“博物学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提“博物学”。这表明，我们更愿意从文化史、生活史的角度理解博物学，有意淡化博物学的认知方面。当然，这不等于说博物不涉及认知，只是不强调现代实验室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而已，实际上博物过程涉及许多非常有趣的认知方面，如亲知、具身认知、个人知识等。第二，平行论有利于当下及将来复兴博物学。如果博物学只能借助于科学、科普而获得价值承认，那么没必要单独考虑博物学，趁它式微任凭它死掉好了。的确有人欢呼博物学的衰落，认为它就应该死掉。问题是，也有相当多人的不这样看问题。当今世界面对许多难题，古老的博物学恰好可以大显身手。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幸福问题。

不利于平行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博物学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成果，不够深刻。换言之，博物学比较肤浅。比较好的回应策略是，首先，以退为进，先承认这一指责。接着，追问：那又如何？深刻又怎样，就有利于普通百姓幸福生存，就有利于生态文明？不但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相当多情况下恐怕可给出相反的回答。这就是关键所在。求深刻、求力、讲究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支配、控制的科学技术，并非每个因素、结果都是人们欢迎的。博物学纵然肤浅（姑且接受这一“美名”），它也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博物实践，可以让广大参与者，特别是非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人们生存的环境；时刻明白人这个物种只是大自然中数以百万、千万物种中的一个，人的良好生存、持久生存离不开其他物种，离不开养育人们的土地及地球盖娅。这种肤浅的实践，与严格的正规科研相比，各有优势，两者应当是互补关系。就情感和价值观培育而言，博物活动反而更显优势。

平行论并没有否定博物与科学交叉的事实。人类文化本来是一体的，命名活动不可避免地人为划分出若干领域、学科。许多博物学家是科学家，这容易理解。许多博物学家不是科学家，这个人们考虑得不多，稍思考一下也可以认定这是事实。有些博物学家事后被追认为科学家，这也是事实，但这样表述可以会被视为别有用心。其实别有用心是被逼出来的。某个博物学家多出个称号、头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之前他们本来的身份，将博物学的功劳据为己有。这还是“好的归科学”思想在作怪。

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生态学、共生、国家公园、保护生物学、化学品污染时，是否还记得怀特、达尔文、缪尔、利奥波德、卡森这些伟大博物学家的名字？也许人们可以事后给他们安上某某科学家的桂冠，但他们无疑个个是典型的博物学家，这是他们天然的身份，如利奥波德所言“we naturalists”（我们博物学家）。强调他们的身份，这有意义吗？回答是：非常有意义。博物学家的身份比科学家身份更有利于生态文明。

世界图景：演化论基础上的共生哲学

哲学雕刻时代精神。理论上，哲学应当是一种宏观的、综合性把握世界的学问，天然带有博物的色彩。但是当今世界主流的学院派哲学是反博物的，它或者模拟、假冒自然科学，或者故作清高、哼唱不着边际的玄学曲调，不自觉中放弃了时代担当，将话语权拱手让给它曾经哺育的其他学科。

在缤纷的现代性大潮中，主流哲学遭遇了危机，越来越丧失对公共政策的话语资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博弈论对于决策和舆论引导显得更为有用。历史上某个时候决策者可能还要听听哲学家的意见，现在则可能转而请教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房地产商甚至同性恋问题专家。对于哲学（界）的危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甚至非常乐观，认为哲学从未如此繁荣，比如哲学论文、专著空前高产，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此起彼伏。不过，依然能够觉察到哲学的危机：（1）相当一部分哲学模仿或冒充科学，不断专业化、碎片化；（2）脱离“生活世界”，仿佛思想可以不借助经验、历史、数据就可凭论证、演绎而蒸馏出来；（3）过分看重人类中心论的理论算计，实际上是小尺度的短程算计，对大自然的演化适应考虑不够，表面十分理性，实则理性不足、视野狭隘。

大约两千年前的《道德经》《庄子》是优秀的哲学、博物学作品。如今，哲学是外表严谨的一堆东西的混杂（在中国它包含若干人为划分的、几乎不往来的二级学科和若干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几近消亡，对霾、经济复苏、文明演进、天人共生等不再发声。哲学应当从博物传统的演化论汲取营养，对自然、社会重新获得感受力和判断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讲，现代世界观源于“从封闭世界向无限宇宙”的转变，此转变也伴随着从人格化的意义世界向客观化的无意义世界的转变。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观念革命与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有关，与哥白尼等一系列思想家有关。这些故事已经被描述过无数次，细节、版本有所不同，但总的意思差不多。人类并没有止步于日心说，宇宙学不断在更新着宇宙的边界，实际上现在人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也不承认宇宙有单一的中心。对生命的理解，也远超出19世纪地质学、分类学、演化论的结论，而进入了分子层面，科学家正对基因编辑、转基因投入极大的精力，生命科学似乎在暗示遗传密码便是一切。

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研究成果或许要取代哥白尼，而再次对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影响。但因为马古利斯的观念太反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的观念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虽然就自然科学层面而言她的理论经历许多曲折后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写进了中学教科书。

马古利斯不只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有足够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她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她的名字远不如其前夫萨根（Carl Sagan），但就科学成就、思想成就而论，明星人物萨根完全不足称道。他们夫妻的离婚正好也象征了两种科学、两类思维方式、芍质澜绻鄣姆掷搿8绨啄峁刈⒌氖翘焯迦绾卧硕，马古利斯关注的是生命如何演化。一个是简单系统一个是复杂系统。

达尔文对思想史的贡献也不亚于哥白尼，事实上他与哥白尼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工作共同推进了现代性世界观的建立和流行。达尔文的工作属于博物传统，本来包含精致的内容，其成就亦可做多种解读，但着急的现代人迫不及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达尔文思想的全部。达尔文伟大的工作几乎都被作了相反的解读。比如，他的理论本来蕴涵着非人类中心论，即人只是演化树上一个普通物种，但达尔文之后，人类中心论变得愈加强势。他的理论认为演化是没有方向的，只不过是局部适应，但其信徒和传播者把它曲解为“演化即进步”，一切向着或终将向着某些人认为好的方向发展。回头看，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及全球扩张变得十分流行的特定时代，达尔文的思想不被曲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在全世界都被无意或有意地曲解，包括在中国。

因此，达尔文在思想史上虽然重要，但他只能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达尔文把现代性世界观由无机界推广到有机界，最终推动了竞争范式或者斗争范式的建立。对于即将到来的新革命，他的工作处于准备阶段，而新革命的主角是提出连续内共生理论（SET）的马古利斯。马古利斯遭受的非议、受到的阻挠，事后看都非常自然，因为她的理论是反现代性的，完全更新了演化论，她的工作否定了一种旧的世界观，最终将促成“现代性”观念的变革。

马古利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构造了生命演化的连续内共生理论。简单点说，她认为生命的重要基础细胞是“化敌为友”共生演化的结果。比如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原来都是“敌人”，但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最终“敌人”由外到内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竞争中的两个主体长期演化过程中实现了“化二为一”，在新的平台上原来两个主体彼此合作，在新主体下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样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反复进行，形成了连续多次的共生，于是称连续内共生理论。此种内化过程对于整个生命世界的物种演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终结了原来线性分枝之“生命树”的简单演化图景。如果现在还要用树的形象来隐喻生命演化的话，这种树也不再是只分枝的普通树了，而是类似榕树的那种有分有合的树。就生命演化的大的分类单元的形成而言，比如在域、界的层面，这种内共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就大尺度生命演化而言，在一对矛盾中，合作共生是主要的、竞争斗争是次要的，至少从结果看是这样的。

从博物的视角可对马古利斯的理论进行哲学阐释：首先，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竞争与合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于理解生命演化，只用一个是不够的，特别是只强调竞争是一种巨大的偏见，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图景的理解，进而降低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

其次，自亚里士多德时西方人习惯的“实体/属性”捆绑描述模式有其固有的语言学弱点。语词的命名以及由此产生的指代、指称关系，是近似的过程。好比在量子力学之后，人们虽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位置、速度、质量、能量这样的老概念，但是要明确新体系下的概念仅仅沿用了原有的写法，含义上已经发生巨大的甚至不可通约的变化。对于描述生命体，语词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原来自由生存的细菌，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如今的细胞器（经过多个阶段），就几何结构而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传统的欧氏几何所能描述的，而要用20世纪芒德勃罗发展起来的分形（fractal）几何来描述。现在，仍然可把原来的细菌、中间阶段的细胞器，以“实体”的名义进行粗略的描述，但是它们不可能是分离意义上、客观的自存之物，而是网格意义上内在地包含了异己成分的模糊主体，此主体内部有结构，其部分彼此构成环境，整个主体也生存在更大的环境之中。分离、阻隔后的主体不再是活的生命体，只是方便描述、称谓的对象。

第三，生命不是一次性起源，而是演化过程中不断起源着。对某类生命之前状况的追溯，是起源研究的课题。最终起源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甚至只有象征意义，而中间阶段的各次起源才是科学问题、哲学问题。生命演化涉及大尺度过程，对这类现象的洞察、理解自然需要大尺度的思维，需要大历史观。如果眼光仅仅盯注一天、一年、十年、百年，可能根本看不到这种宏大的生命演化进程！在小尺度上重要的力量、因素、事情，在大尺度上看，可能完全不重要，那些纠缠、恶斗和局部得失，可能只是一种可忽略不计的涨落。

来自博物传统的演化论的基本事实、理念，正在超出自身，将全面更新人们的世界观。不过，这不是可以立即完成的，在此之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工业文明与之伴随）还要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机械论的形而上学，但多少年过后那种哲学依然流行。是不是西方文化传统天生喜欢机械论或者必然导致机械论？似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史家戴克斯特霍伊斯通过西方古代遗产、中世纪科学、经典科学的黎明、经典科学的演进这四个阶段描述了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形成⑦。但是，这并不表明西方的文化遗产只能提供这样一种世界图景。如果区别于戴克斯特霍伊斯对人物、材料和编史观念的选取，比如不过分将学科限制于力学、物理学，更多地考虑医学和博物志，放弃理论优位而更重视丰富多彩的自然探究实践⑧，则有可能得到不同的世界图景。同样是科学史家，考克罗杰则得出了稍不同的结论，甚至指出了机械论（力学观）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崩溃（collapse）⑨。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拓展，本来基于神是宇宙大机器的唯一设计师的基督教大前提，发展的结果却导出了令牛顿等人有些担忧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世界从古至今不过是一些原子在那里撞来撞去，想像中的神并不存在，辽阔的宇宙完全无意义。部分科学主义者对此魅过程倒不在乎，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唯物并不可怕，“生活世界”不如“科学世界”重要，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百姓的主观而达于科学家的客观。这种客观化进程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结果，颠覆了众生的朴素世界图景，使人们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审视与自己无关的无限世界。但是客观化将大自然置于对象的角色，让人误以为大自然足够坚韧、资源无限丰富，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结果，仅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类的行为就危害了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也许如《无限与视角》作者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所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心说”！⑩无限宇宙、无限资源的自然观不利于珍视我们的地球家园。

从拉夫洛克的盖娅理论、马古利斯的内共性思想、阿克塞尔罗德的博弈理论?，到黑川纪章的共生哲学?、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共生的理念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民科”、非正规科学、正规科学，而进入人文社会领域。但显然还远没有成为主流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也做不到。不过，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生态文明的基础离不开有博物色彩的演化、适应、共生哲学，世界秩序的探讨也与此有关?。高明的竞争不是实质上消灭对手，而是建构新规则和模式，让对手在新体制下自愿为自己服务。实际上，严格讲也不是为“自己”服务，而是各行其职。全球恐怖主义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上述新世界观中得到启示。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发挥想象力，构建各方能接受的“命运共同体”，求得共赢的结果。

博物学文化之于生态文明，不充分但有重要关联

对当下科学要反思，对既有文明也要反思。从批判的角度看，进化即退化，文明即野蛮。推进文明的手法有两大类型，都跟以强凌弱有关。第一种可称之为排污圈地，第二可称之为排污榨取。塞尔在《生地法则》中提出一种见解：文明的前提是肮脏，文明通过圈地、污染而发展起来。具体讲，通过类似于尿、粪、血、的喷撒（即人类的排污）而占有，从而推动文明前行?。如今，展望生态文明，就要对上述文明推进手段进行彻底的批判。塞尔的结论是，大自然需要代言人，即为大自然说话的人，谁能胜任？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家。但并非过去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一些使用“生地语言”，关注天人共生的研究“生命与地球科学”的学者。我们相信，其中就包括博物学家。除了塞尔讲述的为达圈地目的不惜污染自己疆土的文明推进手段外，还有更裸的通过远程遥控攫取他乡资源、财富或者倾倒废弃物而污染弱势国家、地区的文明推进手段。发达国家转移工业污染已经司空见惯。矿山老板在落后地区建厂采矿，造成当地的水土、大气的迅速污染，而自己却居住在杭州、海南甚至国外度假胜地，他们用资本剥削了贫穷而短视的当地人，留下了一系列癌症村，费金（Dan Fagin）的《汤姆斯河》和蒋高明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都讲了相关案例。按现代性的逻辑，这一切罪恶都可以做得“合理合法”甚至天衣无缝，你情我愿。当发现不对头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污染的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解决的办法是维持社会公正，加强基础教育，使落后地区的百姓觉悟起来，不再“自愿”地与资本和权力合作，不再为了眼前利益“豁出生命搞开发”。受怎样的教育、如何觉悟呢？博物学有用武之地。“可是，谁能担保这类科学不会再次垄断知识？谁能担保这类科学家不会成为新的权贵？谁又能担保他们不会独霸代言人之位而排斥异己？为此，必须诉诸真正的民主。如塞尔所言，‘真正的民主不仅使获取信息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人们的参与变得活跃起来’。在三方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生地居民’，充当生地的代言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这场游戏更是一场集体游戏，每一位生地居民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竭力防止它沦为权贵的独白，无论他们是知识权贵、经济权贵还是政治权贵。”?

也就是说，单有“生命与地球科学”、博物学，是远远不够的，配合以充分的民主与完善的法治，生态文明才有希望。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博物学是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

作为与西方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照的西方博物学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本身也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也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有些博物学家视野宽广，在大尺度上思考问题，富有预见力，他们的想法对于今日考虑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19世纪的教育家查德伯恩在《博物学四讲》中描述的，博物学与认知、品位、财富和信仰均有关系?。认知与财富方面容易受到关注，而品位和信仰经常被忽略，但恰好是后两者与情感和价值观有密切联系，涉及天人关系。今日尝试复兴博物学，此四个方面均要考虑到，不能只在乎认知与财富。受沃斯特（Donald Worster）环境史研究的启发，近代以来的西方博物学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型：帝国型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两者对于如今讨论的生B文明都有关系，但并非都是始终有利的简单因果关系。无法得出结论说，所有类型的博物学都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保育。可以找到反例证明，有些博物学活动中的采集、猎杀、挖掘、贩卖甚至展示，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生态破坏，只是影响力相对小些。也就是说，找不到简单的对应关系。无法说某一种类型就完全无害或完全有害。比较而言，两种类型的影响有一定的差异，阿卡迪亚型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正面价值。

阿卡迪亚型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并不很猎奇、并不特别在乎新种的发现和自然珍宝的收罗。从认知、科学史的意义上考虑，这种类型经常被忽视，因为此类博物学似乎没有对近现代科学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生态学算例外，但生态学并非当今科学的主流范式。帝国型则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虽然远比不上数理、实验科学。帝国型博物学的成果往往立即转化成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点，被分解注入到别的学科，成全了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为还原论科学提供难得的样品。

阿卡迪型博物学的代表人物怀特、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森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他们实践的博物学门槛反而很低，甚至没有门槛。面向普通公众考虑复兴博物学，最重要的也是复兴这一种类型，而不是鼓励实践帝国型博物学。现在缺少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观念和兴趣。基础教育广泛开展博物教育、自然教育应当立足这种类型的博物学。可以从自己的家乡、社区、城市做起，从小培育热爱自己家乡的真情实感。1955年我国引进的一部《研究自己的乡土》的图书，其具体内容早已过时，但标题和基本思想依然很好，可据此编写出各种类型的本土、在地教材，补充当下普适、脱离实际的一般教材的不足。不了解不热爱家乡的土地、大自然，怎么可能关注他乡及整个地球的环境？情感非言语所能穷尽，也非可视的力量可以完全度量。说，当今社会发展快速，“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不能忘了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真情的培养是个慢长的过程，包括人与人的真情，也包括人与自然的真情。中国教育界显然忽视真情的培育，相比于“硬知识”的传授，“真情”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地位。

博物学、博物学文化对于环保、自然教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充分，没有什么东西是充分的，有重要的相关性就很好。如果归纳法还有意义的话，我们就得重视历史上博物学家的远见和博物学家的丰富实践。

大批公众如果实践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不但对个人身心健康有好处，也开通了个体与大自然接触的新窗口（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提供的通道）；普通人也能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感受、欣赏、体认大自然，更容易把自己放回到大自然中来理解，保持谦虚的态度，确认自己是普通物种中的一员，确认与其他物种与大地、河流、山脉、海洋共生是唯一的选择。以博物思想武装起来的公民还可以如“朝阳区群众”一样，监察环境的变化、外来种的入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信息或直接采取保护行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ZD067）

注释

①[法]塞尔：《生地法则》，邢杰、谭弈B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0、67～98页；[美]科尔伯特：《大灭绝时代》，叶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

②[美]利奥波德：《原荒纪事》，邱明江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英]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页。

④刘华杰：《从博物的观点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⑤刘华杰：《近代博物学的兴起》，载刘兵等主编，《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232页；刘华杰：《博物学文化与编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张冀峰：《博物学不是闹着玩的》，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4日。

⑥Pocock， Michael J. O.， Roy， Helen E.， Preston， Chris D.， Roy， David B.， "The Biological Records Centre： A Pioneer of Citizen Science"，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15， 115 （03）： pp. 475-493.

⑦[荷]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⑧吴彤：《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哲学研究》，《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86～93页。

⑨Gaukroger， S.， The Collapse of Mechanism and the Rise of Sensibi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0.

⑩[美]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美]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日]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张立文：《和合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法]塞尔：《生地法则》，邢杰、谭弈B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0、67～98页；孟强：《生地法则：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新京报》，2016年12月17日。

孟强：《生地法则：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新京报》，2016年12月17日。

Farber， P. L.，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The Naturalist Tradition from Linnaeus to E.O. Wils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刘华杰：《博物学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7～45页；吴国盛：《西方近代博物学的兴衰》，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8～29页。

Chadbourne， P. A.， Lectures o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A.S.Barnes & Burr， 1860.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4篇

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中，第四十二条专文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针对的正是当下中国教育僵化的现状，制度改革止步不前，教育体制僵化，改革创新制度已迫在眉睫，需要打破桎梏，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色教育之路。

【关键词】

学习方法；改革；制度革新；考核制度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三天后，也就是11月15日新华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贯彻落实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其中第四十二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为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在当下的中国高校，僵化的教育制度束缚了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热情，学习方法改革最有效的途径仍然是以制度促发展，创新适合中国高校实际的教学制度，用制度开拓老师教学方式和激励学生学习热情。本文将从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其弊端，和笔者推荐的学生课程综合考核制度来论述教学制度改革。

1 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其弊端

“师者传到授业解惑也！”，传统的教学方法突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大部分时间是被动接受，老师似一个独奏的音乐家，而学生恰是忠实的聆听者，这样的教学方法下，老师的教学观念局限和偏窄，学生也容易形成认识机械论，课堂教学容易进入误区，老师机械的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老师和学生都缺乏创造力。

传统的教育思想，重思辨内省，轻实证外求；重求同顺从，轻求异创新；重整体综合，轻部分分析；重直觉领悟，轻逻辑推理；重目标结果，轻过程方法。在这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种种弊端显现，一是重思辨内省，轻实证外求的教学思想促使教师习惯于机械的将知识告知学生，而不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学生易形成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习惯；二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思想强调求同，轻视求异，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的欲望与能力遭到扼杀，而形成思维的惰性；三是重整体综合，轻部分分析的教学思想，老师容易把所有的学生当做一个整体对待，而很少对个体进行分析，了解各自的特点，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四是重直觉领悟，轻逻辑推理的教学思想，学生认识事物停留在感性层面，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学习仅仅是完成任务，对知识原理不求甚解；五是教师注重教学结果，轻视教学过程，忽视了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很大程度上追求期末考试学生的“高分”，甚至降低考题难度或者给学生考题“重点”，严重背离教学初衷，愚人愚己。

传统的教学方法反映在现实中是应试教学，素质教育也没有脱离应试教育的桎梏，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僵化的教学制度，老师追求教学任务的完成，学生则看重期末考试的高分，过程考核监管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下面笔者将从革新对学生考核制度来突出教学过程的作用。

2 考核制度革新方法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笔者对现行高校对学生课程考核方法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见解，一是考核的最终结果是通过成绩量化出来，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大部分课程是3：7，过于突出期末考试的地位，部分学生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临时“抱佛脚”；二是平时考核缺乏明确的制度管理，没有明确的目标约束。综上所述，笔者结合现行考核制度，提出综合学生课程考核制度，重点突出平时考核，特别是课堂考核，提高学生课堂学习质量。

改革后的课程考核制度，仍然是以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以期用制度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具体来讲，课程考核的总成绩由期中成绩、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三部分组成，期中考核占总考核成绩10%，期末成绩30%，平时成绩60%，看到这里，可能很多读者会讲还是老办法，只是比例变了，但是笔者所想表达的重点在后面，具体用笔者这学期所学的税收管理课程来讲解，课程总成绩仍然是100分，第一部分是期中考试100分，考试时间在期中靠后两周，考题以上半学期所学知识为主，题型为小论文的主观题，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运用程度，考核成绩乘以10%为期中考核结果；第二部分是期末考试100分，以现行期末考试制度一样，比例降至30%，考题中也应该突出主观题，考试成绩乘以30%为期末考核成绩；第三部分，也就是此次革新的重点平时考核，分值60分，分为课时成绩40分和课后作业20分两部分，以税收管理为例，每周三节课，十六周共48个课时，课时成绩每节课分配5分，3分为及格分，按时上课和有符合规范请假条的学生可得3分，旷课逃课直接无分，教师再视学生上课学习质量酌情加分，最高每节课总分值不超过5分，上课学习质量以学生主动或被动回答问题和学习态度的情况加分，对按时上课且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尽量不拉开他们的考核成绩，而且要做到课堂多设置讨论时间，让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根据发言质量给学生评判分值，教师课堂提问要坚持“不愤不启，不排不发”原则，等学生无法想明白时再去开导他，思考后再向其讲解不明白的地方，经历思想上深入思考的结晶，才是学生获得最宝贵的财富，再讲课后作业，每学期布置四篇论文形式的作业，每篇论文的分值是5分，论文命题要求结合课程内容和紧扣时政知识，布置时间在第5、8、11、14周，两周后上交论文，要求为1500字左右，符合论文格式且是手写，教师从学生所写的文章中审核学生学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按时完成且无明显抄袭痕迹，就可以给及格分值3分，教师再视论文质量加分，每篇论文最后得分不超过5分，最

终平时成绩：* 40 + ∑课后作业成绩，在课程结束后一周，通过教学平台公布平时成绩，学生在规定时间通过平台邮件方式向老师咨询和反映问题。

综上所述，构成课程考核成绩的三个部分已经比较清楚说明，新型课程考核制度突出平时成绩，特别是课堂成绩，将平时成绩由30%提高到60%，让学生认识到课堂的作用，课堂认真听课，充分参与讨论，课后认真完成论文才能获得满意的成绩，打消许多学生期末临时“抱佛脚”的想法，最终提高学生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学习自主性将会明显提高。

课程总成绩计算公式：

课程总成绩 = 期中成绩 * 10% + 期末成绩 * 30% + 平时成绩

（ * 40 + ∑课后作业成绩 ）

3 新考核制度的实施

上面根据税务管理课程所论述的新型课程考核制度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要落实到实践中需要学生、老师和学校乃至全社会的认可和配合，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以点带面，发挥模范带头的作用是最好的途径，高校应在校级层面制定校级学生课程综合考核办法统筹此项改革，学院根据本学院的实际情况结合教师上报所教课程的课程改革方法，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新的考核方式给教师增加许多要求，需要付出比改革前更多的精力，因此高校需要改革完善对教师综合考核制度，使教师认真完成此项改革的任务，不让革新停留纸面，浮于形式。

任何制度的革新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为之奋斗，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需要我们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丁培贞.中国传统教育的思维特色[J].潍坊学院学报，2002，2（1）：101-103.

[2]陈高岑.孔子“启发式” 教学辫析一兼谈孔子“启发式” 教学的三个层次[J].四川师院学报（ 高教研究专号），1989，（6）：61-70.

【作者简介】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分形理论是现代重要的非线性科学理论之一，其主要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存在的非规则而具有自相似特性的几何形态。本文对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分形理论与有效市场理论的区别做了简单介绍，对分形理论的研究现状做了系统归纳，并对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分形理论 线性科学 非线性科学 资本市场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6篇

引言

如何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一直是哲学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早期的哲学思想具有静态、抽象等显著特征，比如认为整体由部分组成，人们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其在哲学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形式逻辑。

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仍以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为例，线性叠加原理显然忽视了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随便堆放在一起的材料并不必然构成一所房子”（亚里士多德，1990）。可见，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世界并非是线性叠加的。要深刻认识现实世界的非线性特征，有必要借助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分形理论的产生正好为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产生20世纪70年代，其与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一起被认为是该时期科学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分形理论最初被应用于水文观测、海岸线勘测等自然科学领域，其后逐渐延伸到数理化、生物医学、地质与地理学、天文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已渗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绘画、电影等社会科学领域。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惠勒指出：“可以相信，明天谁不熟悉分形，谁就不能被认为是科学上的文化人”。

本文首先介绍了古代哲学中的还原论观点，指出线性科学的局限与不足；其次介绍了分形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用实例来展示分形几何的魅力；然后详细介绍了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

还原论与线性科学

（一）还原论的产生及意义

1951年，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一词。以科学哲学方法来定义，还原论是一种旨在将复杂性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以研究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复杂性的方法。此后，牛顿进一步发展了还原论思想。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做法，对整个古典科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使还原论成为近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原则。

还原论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线性叠加原理为基础，将复杂的、整体的系统还原为简单的、部分的子系统来研究，通过分析部分的性质、规律来认识整体的性质、规律。不仅如此，还原论还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物质可分性的理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印度的“四因说”、中国的“五行说”。即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能隐见还原论的影子。

（二）线性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也奠定了线性科学发展的基础。

线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线性的、可解析表达的、平衡态的、规则的、确定的、可逆的、可用逻辑分析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往往把一些复杂系统分解为几个简单化的子系统，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从哲学思想上说，线性科学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问题处理方法。牛顿第二定律认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唯一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线性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左右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新的理论和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才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40年代后期，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先后产生；20世纪70年代，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耗散理论相继问世。当代科学逐渐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线性转向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分形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分形理论的产生

美籍法国数学家b.b.mandelbrot于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的著名论文，标志着分形学科正式诞生。1977年，mandelbrot发表了《分形：形、机遇和维数》的专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形几何的思想、内容、意义和方法，将分形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mandelbrot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自然界的分形几何学》，分形理论至此初步成形。

mandelbrot将分形定义为局部和整体按某种方式相似的集合，这是目前关于分形定义普遍被接受的说法。然而，该定义并不明确。一般认为，某集合f是分形集，一般要求具有以下性质：f具有精细的结构，即在任意小的尺度下，它总是有复杂的结构；f是不规整的，其整体与局部都无法用传统的欧氏几何来描述；f通常有自相似性，这种自相似可以是形状上或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地，f的某种定义之下的分形维数大于它的拓扑维数；在大多数情形下，f可能由迭代过程产生。

（二）分形理论特征及实例

分形理论研究的对象通常具有难以用欧式几何描述其形态的客体，具有标度不变性（对称性）（invariant scale）和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等显著特征，体现了自然的造化之神奇和艺术之美。

标度不变性指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虽然不同，但经过拉伸、压缩等操作后，不仅相似而且可以重叠。标度不变性表明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或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信息，从而可以通过认识部分来认识整体。

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核心，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或时间尺度来看都是相似的，或者某系统或结构的局域性质或局域结构与整体类似。对于有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无穷嵌套；对于无规则分形，这种自相似性表现为统计的自相似性，在无标度空间中表现出自相似性。雪花、晶体，以及人体的小肠，都具有高度的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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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个有规则的分形图形：

冯科克曲线（van koch’s curve）是瑞典数学家赫尔奇·冯·科克在1904年创造的。具体生成的方法是：把等边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三等份，去掉中间的三分之一，在被去掉线段处向外做出两边为此线段三分之一的尖角；重复这一过程以至无穷。其形状类似雪花，又名雪花曲线。冯科克曲线具有独特的数学性质：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长度无限，面积为零（见图1）。

希尔宾斯基三角形（sierpinski pyramid）由正三角形不断去掉中间占四分之一面积的正三角形得到。可以证明，希尔宾斯基三角形的面积也为零（见图2）。

康托尔集（cantor set）生成方法为：从单位区间[0，1]出发，三等分并去掉中段，得e1，将e1两个区间继续三等分并去中段得e2，以此类推，所得极限集合为cantor集。其由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883年引入。康托尔集的一个典型性质是点数无限，但长度为零（见图3）。

（三）分形理论产生的意义

分形理论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深刻理解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方面，分形理论与还原论的方法和实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和突破（李后强，1993；李后强、汪富泉，1992；王世进，2006）。

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部分相加可以构成整体，整体大于部分。微积分中求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还原论将部分转化为整体的过程是机械的、静态的，这是还原论的局限性。

分形理论认为，部分以与整体相似的方式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可以反映整体。同时，分形理论提供了部分到整体的生成规律、形成方式。分形理论体系中的有限和无限关系是建立在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辨。它融进了整体方法、非线性方法、非解析方法、概率论方法等，正确地理解了数学的可分割和物理的可分割、思维的可分割与物质可分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在分析事物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还原论是基于线性研究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分形论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工具，在认识论上进步到非线性层次，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统一性原理。

分形理论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论文联盟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形理论已成为非线性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之一。

分形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于20世纪末就有重大突破，并且已将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中。好莱坞影片《星球大战》中，就使用了分形技术。

我国的分形理论研究在最近20多年才开始。1989年4月，中科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为推动分形理论研究而特别举办了分形学习班。曾任该中心主任的龙期威教授关于“分形和固体断裂”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并完成了两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金属中的分形与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金属的力学性质：原子观点、分形和连续介质方法》（与英国n.hmarch合著，英文）。

1989年7月，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分形理论及应用学术讨论会”。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分别于1991年11月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3年10月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第四届会议于2011年底在东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为分形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研支持方面，1991底，中国国家攀登计划（“八五”计划：1991-1995）首次启动了“非线性科学”研究项目。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中，首次列出“分形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内容，此后每年都资助若干有关项目的研究。

综合来看，分形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理论与应用并举。大家自始就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相结合。重庆大学的孙隶华教授等研究了“分形理论在制造决策模型实验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北京科技大学的吕志民等研究了“分形维数及其在滚动轴承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将分形维数作为识别滚动轴承故障的特征量；上海交通大学的汪慰军研究的“关联维数在大型机组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提出了将分形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的技术路线及基本计算方法。

分形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研究综述

分形理论除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外，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已有学者试图用分形理论重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些投资绩效测算和评估的新方法和新结论。

（一）分形市场理论形成与辨析

分形（fractal）一词源于拉丁语“fractus”，意为“碎化、分裂”等。peters（1991；1994）首次将分形应用于资本市场，通过分析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足，突破了有效市场理论的独立、线性、正态、静态等假定，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应用。

国内学者樊智等（2002）在系统回顾emh的内涵并指出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将分形理论引入到金融市场效率研究领域中，分析了分形时间序列的经济涵义并提出分形市场理论的意义。黄诒蓉等（2006）认为emh无法解释资本市场具有的实际特性，指出分形市场假说框架下的分形结构特征更能有效地解释资本市场的实际特性，分形方法是认识资本市场的有效非线性工具。

（二）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应用

分形理论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并不系统。

国外学者triki mohamed bilel&selmi nadhem（2009）以g7股票市场数据为样本，采用分形检验与修正r/s分析法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具有正的长记忆性；siow-hooi tan， lee-lee chong， peik-foong yeap（2010）以1985年1月-2009年12月马来西亚股票牛熊市场数据，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早期—尤其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可以一定的概率对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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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宋加旺（2005）介绍了分形市场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运用r/s与修正r/s方法实证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长记忆性的分形特征，并分析了其成因。胡彦梅等（2006）运用修正r/s方法分析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日收益序列的长记忆性，发现两市的日收益序列均无长记忆，但深圳成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比上证综指日收益序列的记忆长度要长。李宇海（2009）运用r/s方法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分形特征，发现我国股市的趋势周期成分具有56个月左右的非周期性循环；季节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约10个月；短期波动成分中记忆性可覆盖3.3个月。王鹏等（2009）把分形理论引入到我国债券市场中，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是以分数布朗运动方式进行的，呈现出典型的特征指数2<α的稳定帕累托分布，说明分形特征广泛存在于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各时间标度下的收益中。

（三）分形市场理论的发展

在早期的分形理论产生后，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比如在多重分形理论研究方面，苑莹等（2010）从资本市场的多重分形结构、资本市场多重分形特性及多重分形在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3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资本市场中多重分形理论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多重分形理论在该领域所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并展望了该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许林等（2011）在分析及修正r/s分析法的基础上，首次把多重分形r/s分析法引入到基金投资风格领域，通过计算6种风格资产指数在不同时间标度下的收益率序列hurst指数与平均循环长度来挖掘风格漂移及轮换规律，为基金经理及投资者在不同的股市风格行情下构建适度风格漂移投资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探索是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借助分形理论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工具，不仅有助于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煤炭企业；循环经济；问题；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要点是：以生态思维进行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总体设计，使经济活动像生态系统那样，自我调节控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做到综合、反复利用资源，由以往末端治理污染转变为源头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污染，保护自然环境，从而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因此，要想实现煤炭企业持续发展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问题

（一）煤炭综合利用技术及废弃物资源化技术滞后，导致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低及废弃物综合利用不经济

我国目前在某些煤炭洁净化领域已经具有很成熟的煤炭加工技术，如洗选、动力配煤、型煤及水煤浆等。煤炭通过加工可以显著提高煤炭质量，降低煤炭使用过程中的负外部性，提高利用效率，延长设备使用周期、减少检修时间和降低煤炭运输费用等，但在煤炭电化、液化、气化和废弃物资源化方面，我国对资源的低成本、高效利用方面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难以达到国家在排放方面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无法保证煤炭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时有足够的赢利空间。如对废水、煤矸石等废弃物的处理技术滞后，使得废弃物变为有用的资源的再生成本比购买新资源的价格相对更高，由此增加了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难度。

（二）煤炭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指标中缺失循环经济成分

经营者是企业的掌舵人，企业向何处去是由经营者策划和落实的。有一定实力的国有煤炭企业，将是未来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力军。目前，以企业利润、资产保值增值、上缴税金等指标构成了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指标考核体系，这些指标完全可以借助近年来煤价高涨机遇，非常容易地实现，毕竟进行大规模煤炭产业链延伸需要为将来投资，即期是无法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对煤炭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指标中没有循环经济的成分，无助于优势企业进行煤炭产业链向深度和广度延伸，不利于煤炭企业经营者将资金用到煤矸石、废水、瓦斯等废弃物的资源化上来。

（三）庞大的投资需求限制了煤炭企业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近年来，煤炭行业形势产销两旺，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企业虽然盈利情况有所好转，但不少煤炭企业面临着后备资源不足、生产技术落后、安全投入不足、职工渴望提高收入等现实困难，因此，这些企业将许多盈利部分用于解决上述现实问题。这也是面向未来竞争的明智之举。但煤炭企业要真正将煤炭就地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突破目前绝大多数煤炭企业销售煤炭初级产品的困局，在技术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需要投入庞大的资本，来完成面向未来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这种投资需求单单依靠煤炭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完成煤炭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布局，直接抑制了许多煤炭企业非常好的项目上马。

三、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走渐进性技术创新与原创性技术创新之路，突破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瓶颈

原创性技术创新是指将原来没有的技术，自主将它创造出来，是一种原创性的创新。渐进性技术创新是指通过大量渐进的改良性创新附着其上或和它互补最终实现根本性的技术突破。对大多数煤炭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破除在煤炭电化、液化、气化和废弃物资源化方面的技术约束，是不现实的，靠引进受到引进成本、适应性制约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在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短期、中期和长期有重点地走渐进性技术创新与原创性技术创新之路，在体制、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上下工夫，实现技术突破。

（二）建立和完善统计、评价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业绩指标体系，鼓励和引导煤炭企业走循环经济之路

一方面，在我国建立起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研究建立起综合反映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指标体系，并纳入对政府干部政绩的考核，以扭转一些地方和行业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GDP增长的错误做法，使经济发展走上健康、良性循环的轨道。另一方面，在煤炭企业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中引入循环经济的成分，例如，煤炭产业链延伸情况、煤矸石、煤层气、矿井水等循环利用率、单位产值的废弃物排放指标等，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完善考评指标体系，从深层次上扭转只注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指标、效率指标的不良倾向。

（三）应该尽快建立起煤炭行业配套的政策与法律体系

一方面，政府应该从基本税收制度体系改革切入，确立合理的煤炭企业税赋水平，切实改革传统的国家集中组织煤炭订货分配方式，推动电煤价格的真正市场化，实现由供需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协商定价，倡导和鼓励煤矿与用户签订中长期合同。另一方面，借鉴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填补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法律真空问题，借助法律和政策手段强行杜绝短期行为，合理引导企业的行为。这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如，《循环经济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废弃物再生利用与资源循环利用支持政策、关于区域环境保护补偿政策等等。

（四）加大优势煤炭企业基地内小煤矿的整治力度，使后备煤炭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小煤矿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有管理上的漏洞，也有各种制度的不完善，针对这种现状，短期内可以对基地内小煤矿采取收购、重组、联合等方式进行集中管理，并结合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关掉一批质量低劣、技术落后、不具备基本安全条件的小煤矿。长期内可以通过将探矿权和采矿权以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争方式确立勘察、开采主体，杜绝违法乱纪现象滋生，同时，加速推进煤炭资源税按煤炭资源储量计征办法的实施，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从深层次抬高该行业进入门槛，使煤炭资源向强势企业集中。

（五）通过利用政策引导和企业项目规范运作，解决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迫切的投资需求

在政策方面，首先是投资政策，国家可针对煤炭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在税收上减税、财政上贴息等优惠政策，吸引资本向煤炭行业流入。鼓励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国外资本进入优势煤炭企业循环经济项目。其次，在消费政策上，政府采购应起表率作用，在同样的条件下，优先使用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项目产品，例如废弃物资源化产品、煤炭液化产品、煤炭化工产品等，以此来增加煤炭循环经济项目的吸引力，使得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相互促进，引导更多的资本向煤炭行业流入。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不但需要企业观念的转变和发展思路的调整，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多层次上支持，只有如此，循环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才能达到人们的预期目的，煤炭企业才能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 牛桂敏.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与对策［J］.环境保护，2005（7）.

［2］ 戴桂林，步娜.循环经济运行模式［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 黎雪林.我国循环经济的系统分析、评价与管理研究［D］.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4］ 高楠.循环经济导向下的企业行为模式选择及运行方案设计［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 赵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激励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新经济的特征及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面临的重要变革，继而对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创新提出了四个新思路：追求价值最大化、从和谐一致到创新张力、从结构方案到哲学观念、创建有机系统。

新经济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态，它是随着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涌现的全新经济形态。在内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运行机制、交易规则、商业惯例等方面都有其新的特点，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知识智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动力系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发展环境，而创新则是其灵魂。

新经济依托信息和高科技产业为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的运行方式，也构建了全球化的经济分工格局，其对资源配置、经济结构、分配原则、市场规律乃至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经济社会最活跃个体的企业尤其会感受到变化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和挑战。

一、新经济与企业变革

新经济要求企业改变其传统的管理模式，在经营思想、技术、产品、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因为它使企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化、国际化、高速度、高效率和高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必须积极开展变革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1.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

新经济时代给企业战略管理带来了新的视角，企业竞争上升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知识在创造价值和利润中的作用已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可归为三类:技术诀窍，如新工艺、新设备，它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信息，好比企业经营过程的血液，能提升整体运营质量和速度;管理经验，它是最难效仿的竞争资产，在企业战略成败中享有重要地位。传统经济下的规模化成本优势将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转变，因为后者不但能快速地对客户的需求作出反应，还能积极勾画出未来产品与服务的模样。

一些成功的企业通过对以消费为导向的产品新技术开发的投人，奠定了其知识源泉的优势地位。如微软公司将有效的团队工作当作改进产品性能的方式，通过在公司内部信息共享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从而将新技术迅速地应用于诸如光缆电视、广播、旅游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的新业务中。

2.反应迅速的扁平型组织

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效能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决策高度统一、分工细致明确的臃肿的组织结构只能适应消费需求变动缓慢、市场格局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新经济时代企业面对科技高速发展、市场复杂多变、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要建立能充分发挥企业整体优势、及时准确把握市场变化、有效利用组织学习创新能力的组织结构。跨部门职能团队、扁平型网络组织等柔性结构以高效的决策速度和对知识优势的利用成为新时代企业组织形式的主流。

3.人本化的管理与激励制度

随着企业中人力资本地位的上升，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践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新经济作为一种以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全新经济形态，是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智力为支撑的社会经济，它对人力资本的经营与效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配置与激励更为注重。

在激励制度创新方面要注重个体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的自我激励，同时奖励分配应有利于推动整个组织的协调改革、公司协作学习、整体创新等方面。如把按部门业绩决定奖励转变为部门绩效考核与整个公司业绩挂钩的绩效制度，在评判经理业绩时纳人各单位帮助其他单位努力程度的评判等，将学习与报酬建立起关系。

4.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

网络化是新经济的一大特点，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大大改善了企业原有的信息基础环境，一项新的信息技术往往会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经营过程、业务流程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全新设计和改造，这也使组织的管理呈现动态性的特点。

5.创建推崇学习、反应灵活的组织文化

新经济时代对知识资本的依赖，要求企业设计一种制度来推动整个公司的知识创造与信息共享，一种推崇学习的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变革的旗帜。企业文化的改革要在短期内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一些有效的做法，如改变决策过程使其更加注重全局观念，通过学习与奖励挂钩鼓励组织学习等通常能加快文化变革的速度。

推崇学习的组织文化会激励管理者们对持续不断改进组织整体绩效的追求，也会增强公司的灵活性与反应能力，在变化迅速、发展迅速的环境中，快速反应能力往往是有效竞争的关键。

6.战略联盟的流行

新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技术发展速度的加快，单独的企业要想独自控制技术知识，要想在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上都保持优势已越来越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因此实行正确的战略联盟也成为企业提高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选择。因为，一旦一个企业通过联盟和合作协议获得了单靠自己得不到的宝贵资源和能力，它的竞争优势就大大增强了。

新经济要求企业变革，尤其要求企业在组织方式上开展创新，因为组织效能是企业迎接新挑战的关键所在。概括地说，新经济要求一种动态的、过程化、网络化的组织;一种反应迅速、能够快速学习与创新的组织;一种具有协作共享及共同愿景文化的组织;一种与外界建立相互信赖伙伴关系的组织。

二、新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创新的新思路

在企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仍按照传统惯例坚持企业组织设计是从属于战略的这一观点，显然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今天的市场更加无常，行业界线模糊要求企业制度更为灵活，技术空间的发展和竞争空前的加剧要求我们树立独特的组织能力能为竞争优势不断提供持久动力的观点。在这种观念下，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战略结构的静态评价，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的组织设计中广泛地开展创新。

1.追求价值最大化

传统的组织设计往往围绕交易成本与何种结构能使成本最小化来展开分析。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解释组织与竞争力关系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它的人类模型动机基础，它将“信任缺乏”看作“交易费用的最本质原因”。二是它的分析是静态的。

因此，作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评价各种制度安排相对效率的分析框架，它的成本最小化度量标准日益变得脆弱。在今天大多数组织面临动态的非均衡条件下，价值最大化逐渐成为组织设计更恰当而广泛的标准。

这一制度安排要求我们关注信任在组织效率中的作用。日本一位研究信任在经济和组织分析中作用的学者曾指出“一国的福利以及它的竞争能力都受到一个独特的、深蕴其中的文化特征的限制，即社会内在信任度的限制”。社会信任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打开了机遇之门，使今天组织间广泛的联盟与联合及组织内部的合作成为可能。譬如组织与供应商间的关系模式的变化，由过去开发多种供给渠道以降低风险转变为足够信任下的与少数供应商共享信息和保持长期联系，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化使合作的潜在经济效益得到了充分的休现。这一新的关系模式被称为供给合作制同盟，它使企业在价值创造中可利用一批老练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并在广泛接触这种关系提供的知识和新观点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它将充分利用外部供应商的资金、革新和特殊的专业能力为顾客服务，从而创造了比在传统高度集中、组织中所能产生的更为综合性的学习和革新。可见在动态环境下，最重要的效益来自于不断提高的学习能力及在组织产品和经营发展中的反应速度，而价值最大化设计的根本力量在于它提高了社会关系和智力上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

2.从和谐一致到创新张力

传统战略组织理论强调协调与整体一致性，认为效率取决于一系列组织要素的互助配合和内部的协调一致。组织中的这种和谐一致模型通常要通过不断调整而逐渐形成，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制度刚性，成为相对稳定环境下效率的有力来源。但这种内部完整性也会成为抵制变革的主要力量。在变幻无常的动态环境的条件下，往往需要更加频繁的组织革新，和谐一致的模型就会变得愈来愈不合适。

协作可以形成一致，而过分强调它就可能产生过分适应现状的危险。在动态环境中，革新、学习和战略更新能力成为组织效率的源泉，这使鼓励一定程度的创新张力和不和谐及不一致成为组织设计的新的方向。考察许多曾经成功的公司走向衰败的经历，我们认识到管理者所面临的最难的境地是“短期内他们必须不断提高战略、制度、文化的适应性和一致性”，而长期内又不得不去“破坏使其组织获得成功的那种一致性”。因此，为了平衡过分适应现状的风险，组织需要容纳各种互相冲突的结构、程序和文化，毕竟创造力的主要源泉就是‘“不满”。组织资源和目标间的差距可使战略制定的重点由互相配合转移到灵活伸缩上，而这种创新张力和目标危机往往成为动荡环境下组织自我更新的首要动力。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鼓励创新张力和不一致融人自身的企业文化当中，英特尔公司安迪·格鲁夫强调‘“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建设性对抗氛围，宝洁公司曾制定促进公司内部品牌竞争的机制，可口可乐公司的罗博特·伍德卢夫和保罗·奥斯丁说“世界属于永不满足的人”，“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摩擦是激励人们发挥最大潜力的必备条件”。未来的组织是通过对’.形式的一致和力量的矛盾”的动态管理来获得效率。

3.从结构方案到哲学观念

战略矩阵和矩阵结构的发展一度曾使人相信: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可以管理任何业务，业务的任意多样化组合都可以在适当的战略框架和组织设计下得以有效管理，但具体的实施却始终面临众多挑战。将矩阵式组织看作是处理不同业务单位间相互关系的制度方式的看法已经被实践连连质疑，越来越多的多元化跨国企业管理中的根本摩擦与矛盾要求人们摆脱静态结构方案的限制。

视矩阵管理为一种观念框架的联合模式应运而生，它用于管理多元化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和传统模式间最根本的区别表现在战略责任和职权的移交方式上。例如abb公司为解决区域经理既向全球业务方面总经理报告又向所在国总经理报告而带来了责任模糊，它采取不把公司实体细分为几个单独分支，由上层进行指挥和谐调，而是建立了‘“总体要求下的独立性和便于管理的业务单位”的管理概念，从而使组织内部竞争协作达到更好的平衡;而且业务单位自治有助于引起更多的学习和变革，对“双重身份”的接受又保证了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可以实现共享和传播。同样，施乐公司也要求分区经理们处理好自主和协作间的矛盾，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则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既可以利用全球化规模和多样化带来的效益，同时又避免官僚式统治和等级职权的死气沉沉的企业。他们跨国管理成功的共同关键在于把矩阵模式当作一种揉合管理技巧及文化的制度哲学，而不仅是一个单纯结构方案来采用。这也是未来解决多样化跨国经营公司内组织与竞争力关系方面矛盾的一个崭新观点。

4.创建有机系统

把组织看作是战略付诸实施手段的观点，可归为战略管理的“设计学派”，这种服从战略的定义及对一致和协作的认识，其实都是牢固建立在机械论观点上的，它与我们前述对价值最大化、创新张力和联合哲学的强调是存在极大分歧的。今天知识资本成为财富的首要推动力，战略管理的重点已放在企业内部更广泛的战略形成、革新和职权的责任移交上。与传统机械模式截然不同的是认为战略形成从根本上是一个动态学习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计划过程的观点。这是从精确手段到有机系统的转变。

彼德·圣吉博士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系统思考为我们理解有机系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机系统强调综合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在有机系统中，整体系统和它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比在机械模式中要松散得多，它通过交互式的互相调整过程达到整体系统的一致和综合，而在机械模式中这通常是由管理者个人操纵的转化过程。有机系统的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加总，因为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具备整体的特征，绩效来自于各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大多数与众不同的杰出公司正在受益于这种创新设计，从本田汽车公司到沃尔玛特、到美国有线新闻网，它们都是整体的、有机的价值驱动的创新者，如果以机械的方式是无法充分分析和效仿它们的竞争优势的。

有机系统观点更强调组织学习和演进，以学习、自我更新和创新能力而著称的公司有花王、佳能、ai3b、通用电气等，他们也是具有有机系统特征的典范。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现代主义思想；后现代经济理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1

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的做法，购买汽油动力的汽车，那么对于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希望。中国面临的挑战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得出，到2007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些气体绝大部分来自于烧煤。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同时说明了中国的领导者和人民显而易见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08年，中国利用可再生资源的发电量在世界上也居于前列[1]。

中国传统文化：道教、儒教和佛教，它们都教育人们幸福不能从财富中得到，而应该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中得到。马克思主义同样也肯定了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理解同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价值。今天，与人和谐共处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中国以及亚洲的一种价值观。中国和西方都应该重视这种价值观。

中西方可以互相学习。你可以通过让人们享有更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以及思想上的自由来发现新的挽救我们世界的办法。西方世界正在努力学习亚洲关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我们需要这两种智慧来生存。

现代主义思想和经济学鼓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是原子主义的、机械主义的以及二元论的。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的物质世界是由真空中运动着的细小的物质原子所构成的。尽管这些原子互相反弹，它们还是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互相依存。在这种关于自然的现代主义观点里，存在和每一个原子的性质都是依靠其自身而存在的。没有原子为了存在或成为它自身需要依赖别的原子。

此外，现代主义还是机械论的和二元论的。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将物质世界想象为一部巨大的机器，它的每一个齿轮都被其它的齿轮所驱动。这个原则构成了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一般的工厂，工人们在那里就像他们被希望的那样与机器融为了一体，而不是使机器去适应人。

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都是二元论者。他们相信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我们的思想、感觉、经验以及理性自身——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是被上帝在人类身上超自然地创造出来的。其他动物只是被简单地看作是机器，它们没有经验，感觉不到痛苦，没有喜怒哀乐，因此也没有内在价值。上帝创造的世界和动物们只是为了适合人类的需要。

这些现代观念被经济学作为基本原则继承了下来。要知道现代主义是二元论的，它把人类精神和自然世界截然分开。既然自然本身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动物们也没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那么人类对于自然来说就被认为没有道德上的义务。自然的存在完全是因为对我们有用。

物质世界的原子观同样被直接应用到经济学理论中。人类被看成如同原子一般——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存在和独立的，而不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因此，标准的现代主义的方法在经济学中就是：如果每个个人追求他们个人的（原子的）经济利益，那么整个经济状况可以正确地运行起来。消费者知道他自己需要些什么，而企业家则会为他们提供这些需要而赚钱。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相信最少的政府干预是最好的。他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关照好他们个人的（原子的）利益的话，那么任何人就不用太需要去关心公共利益了。

考虑一下现代经济学的伦理特征。全世界最伟大的那些宗教传统，像是道教、儒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它们都认为人类是被欲望和贪婪所驱动。但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伟大的宗教传统把人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教导我们控制欲望与贪婪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我们拒绝了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使我们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相反，现代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人的欲望和贪婪看作是经济的动力。单个的人渴望获得商品和消费服务。与此同时，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为了获得他们的个人利益而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因此，创造了工作机会的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增长，而且因为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使产品和服务生产了出来。欲望和贪婪因此成为了经济的发动机。如果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就会陷入衰退和萧条，销售会下降，工业会破产，而人们将会失去工作。

对我这里所说的“贪婪”，需要作一个解释。人们为了公正地生活进行的交易和在农场中的工作完全是正确的和好的。每一个社会中的人们都需要赚钱过活。并且，西方世界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允许和激发人们通过寻找一种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创造性方案去追求美好的生活。例如，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激励人们寻找技术革新和实践来帮助我们解决全球环境危机。

我在这个语境下使用“贪婪”这个词，我指的是不受限制的欲望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不去顾忌别人和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我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在于它将“贪婪”标榜为经济上的美德。那些商业领袖们越是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他们就越不顾及对人们和对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些商业领袖们往往在他们自己不同的公司里交叉任职，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公司运营不佳时他们也可以互相给予巨额薪水。让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即使是在经过了2008年和2009年的银行和商业公司倒闭风潮之后，美国政府付出了接近万亿美元去“保释”那些公司，而他们的领导者反而仍然获得了巨额奖金。

2010年夏天，位于墨西哥湾的石油钻探平台发生爆炸，导致11名工人死亡，并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但是对这起事故负主要的责任的越洋公司却给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巨额奖金以表彰他们实现了“公司历史上安全表现最佳的一年”。将它描述为“杰出”的安全记录，是因为它达到或超过了有关公司内部关于事故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安全指标。

我所说的“贪婪”的意思，这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之所以可以获得高额奖金，是因为他们安全标准设定得如此低下，以至于在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和11名工人死亡之后，还宣称那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一年。他们的安全奖金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而设，而不是为了安全。

并且，2010年美国的CEO们的薪水上涨了27%，而工人们的平均工资却只上涨了2.1%。此外，这种经济体制给予了CEO们解雇工人及保持他们低工资的能力。贪婪是现代主义经济中值得肯定的一种美德[2]。

由于人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欲望超过了我们的负担能力，因此处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为了寻求更多的利益而将我们拖入了从未像现在这样深的债务陷阱中。

这种经济理论的结果是直接和显而易见的。建立在持续增长的债务之上的经济并不能维持其自身。近来的经济萧条就是高速运转的现代经济的直接结果，而这种经济是由对最大利益无限攫取的贪婪和追求最小政府管制所驱动的。并且，我们视自然并无内在价值，它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存在，这导致了自然的被消耗和被毁灭。

在当前实践层面上——当然了，以上观念在美国最为强烈——政府也的确对商业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制。但是，显而易见，当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人们和企业不计后果贪婪地获取最大利益以及政府对金融市场严重缺乏管理所导致的。

这样一来，强大的利润获取机制和对公共利益的漠不关心就成为大问题。它们在过去50年造成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加速扩大的鸿沟。新的数据显示，位于美国社会顶层的30万人聚集了大约相当于社会底层的1.5亿人口的财富。社会上最富有的那群人中的每个人，他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底层民众平均起来半生收入的440倍。这个差距几乎是1980年的2倍[3]。

很明显，当一种被过度消费强烈刺激起来的经济系统与其潜在地将自然视为仅仅是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这种哲学观念结合起来时，我们对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行的猛烈破坏就不足为奇了。

后现代经济学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相反，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后现代思想家表明，社会和谐，而不是最大化利益，必须成为导向性的价值。在一种生态文明中，它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必须经受住对每个人影响的考验，包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生态文明中的经济理论必定会严肃对待传统及后现代关于生活的两种智慧的相互联系，这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离开他人而单独生存下来。

这里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和西方可以互相学习，以便寻求一种平衡个人经济动机和关注社会、自然和谐的方法。中国需要学习的是，在保存市场经济巨大的创造力和活力的同时，将其与中国民众所关注的个体欲望——这种欲望要同社会和自然的公共利益相和谐——平衡起来。

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拥有许多优点。尽管有许多可以看到的缺陷，但是我们尊重个人权利并且带着巨大的多样性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美国人民可以是慷慨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也会在危机到来时一贯地为世界人民提供帮助。美国人民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也想学会怎样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一种自私自利行为得到鼓励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当中。

2008年，大卫·弗罗伊登博格博士在中国后现展中心发起的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后现代农业文明的原则》[4]。我知道这篇文章在中国被广泛转载，包括《新华文摘》杂志。其中有些观点也被中国领导人所肯定。连同被约翰·艾克教授和约翰·柯布教授发展出的那些观点一起，在这里有必要复述一些前两者的主要观点。按照怀特海的建议，我们必须始于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那么，就让我将他们的精辟见解带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

相比较而言，当我们驱车400英里去看望我们的儿子时，我们经过了200英里的美丽平坦的田野，里面长满了庄稼。它们是现代工业化农业的绝佳例证，是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提到的与农业-文明相对照的农业-工业。农业-工业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必须适用于工厂专业化和机械化。耕作时，这就意味着它把数千英亩的土地合并成一个只耕种一种庄稼的单一农场，这就可以使少数工人使用农业机器进行高效率的工作。农场越大，工人越少，效率越高，利润就越高。这样的农场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它们的产量非常巨大，能够满足世界的需求。二是它们为拥有这些农场的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

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现代农场是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它们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更少的工人。所以，非常明显，小型的家庭拥有的那些农场必然会倒闭，那么，这些家庭也肯定会走向城市。这就意味着那些小型城镇的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迪恩·弗罗伊登博格讲农业-工业是与农业-文明相对照的原因——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文明。大的农场为大公司所有，这就使得像我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农场联合体越来越难生存下来并维持一种农业-文明。

我随同约翰·柯布教授、大卫、迪恩·弗罗伊登博格、约翰·艾克，以及别的后现代思想家一起展望一种生态文明并力促你们不要接受西方农业-工业的实践。

首先，在那些生活在这种农场社区中的中国民众身上会发生些什么？举例来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1%的人口为其余99%的人口提供粮食，还有额外的粮食以供出口。在中国，这意味着超过8亿农民需要离开土地生活在城市中，这就需要为每1千万人口建立一座城市——一共要建成80座新城。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吗？这会使中国人民快乐吗？

城市对于文化来说是重要的和非凡的场所。教育、良好的卫生保健和工业会繁荣昌盛。我们是需要城市的。但是中国可以使8亿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过得更好吗？

作为将农民赶离土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进入城市这种事情的代替，为什么不用中国的资源，将城市的方便带给你们的农民和建成一种健康的农业-文明呢？

从事农业是一种光荣和有价值的职业。整个世界都在依赖农民。我们需要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给予尊重，而且要尽可能地使他们过上一种好的以及值得过的生活。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强调澳大利亚可以将城市的便利带到农村，例如太阳能和互联网带到了农田之中。利用互联网，澳大利亚使她国土上每个角落的人民都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估计10年之内这种情形会出现在中国。用同样的方式，这可能让乡村的医生和护士使用便携的、廉价的设备，拍一张X光片，然后用E-mail发送给城市医院中的医生，使他们能够做出诊断并将治疗方案快速地发送回去。城市里文化也可以带到农田中。我知道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会有来自于全世界的乐团和剧团为我们进行票价相对低廉的表演。当他们在各大城市之间旅行时，也会停下来在我们的剧院中为我们演出。我们的舞台上甚至有中国的杂技演员。

如果中国也这样做，就有可能让农民们留在土地上，而且能用现代技术合理地利用文化资源，带来良好的教育、卫生保健和更好的收入，甚至是让我们依赖的那些人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弗罗伊登博格在论文里写到：“前现代农业建立在利用贫穷的人们进行耕作的基础上。现代农业建立在耕作的无人化之上。而后现代农业需要建立在拥有在数以百万计的，富有教养的，健康的，从事各种职业的，拥有种种娱乐机会包括艺术享受的农民身上。后现代农业需要人们转变态度，如同基本的公共服务一样。”[4]

问题依然存在，你们将农场工业化了之后粮食一定会变得便宜且质量更好了吗？所有人都会从中获益吗？我在这里还是对中国应该怎么样去做提出一个谨慎的看法。你们能改进你们现有的实践模式，例如依靠大量的劳动力、牲口及可持续的有机的耕种方法吗？作为一名哲学家，我能提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三点上：诚实、公正、和谐。

首先，尽管利用机械化来耕种的确能更有效率地生产粮食，但是当我们把机械化生产真正的成本隐藏起来的时候，粮食看起来是便宜的。重要的是，说出它的真正成本。

我们还记得如果只有1%的人口从事农耕，那么就会有8亿农民必须移居到城市中。为这8亿人口建造城市的代价有多大？诚实在这里就要求你们把为这些人建造城市的成本计算到将农业工业化之后生产出来的粮食里面去。

工业化农业严重依赖机器，而这些机器又会消耗大量油料。如果中国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你们会急剧加速消耗掉世界上有限的石油供应。全球变暖将会加剧，海平面将会上升，沙漠化也会加剧。那么，在计算粮食价格的时候有没有计算这一成本呢？

每一件使中国更加依赖石油的那些事情，将使中国陷入到与美国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中。我尤其担心，中国不得不做美国已经做过的事情，即利用军队去侵占别国以保证石油供应。在2009年，世界各国的军费开支是1.73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独占了41%，而中国位居第二，仅占世界总额的8.2%[5]。为什么美国人会有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很明显，就是要保证我们对于国外石油及其他资源的使用权。诚实要求我们的粮食成本中将用战争获得的石油成本包括进去。

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估计每送一个士兵到阿富汗其一年的花费是100万美元。而我们有14万士兵在那里。设想一下，我们将这些成本加入到每加仑石油中，进而加入到粮食的生产成本中，这对于消费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借钱为战争付款从而将这些成本隐藏了起来，而我们国家则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当中。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将粮食廉价销售给了中国。我们通过向中国借债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现代化的机械化农业。中国像这样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们更加依赖石油，并使你们走上美国的方向。诚实要求我们认识到农业-工业对于石油的依赖导致了不义的战争，无法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对于美国来说，生命失去的不义，同其他国家的不和谐，还有战争的经济成本都是粮食真实成本的一部分。当你们决定中国要怎样做时，请记住这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理由让我们不能接受现代工业化农业，因为它以多种方式破坏土地，其危害甚至超过了燃烧矿物燃料。工业化农业依赖于有毒的化肥，引起了严重的污染，使土壤渐渐贫瘠。就像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所强调的：“现代‘绿色革命’能够养育650万人口，但它是不可持续的。”[4]

工业化农业使人们砍伐森林，破坏了土地的生活多样化。而健康的土地会养育更多的作物。不同的生命形式生长在健康的土地上还能净化水和空气。中国已经意识到植树造林的必要性。树木可以维持土壤，还可以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这是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举措。同样重要的是，毁灭大地上的生命会导致水污染。活生生的，健康的土壤连同其上的动物、植物和其中的细菌，对于保持我们水源的流动性和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在澳大利亚，弗罗伊登博格在报告中说，过度使用土壤会增加土地和水中的含盐量。而当土地变得贫瘠时，农民们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并且，城市也会失去它新鲜的水供应。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农民可以从提供大范围的生态系统的食物和服务中获益，这也会使清洁的水能够流入中国的河流，比方说长江和黄河[4]。

一种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公正、和谐以及诚实之上。生态文明中的可持续性农业需要我们诚实，诚实地对待粮食生产的所有成本——农民们生活的成本，为离开土地的农民建立新城市的成本，维持我们的空气质量，土地健康，水质新鲜的成本。在美国，还有为维持军事帝国而获取石油供应的真实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一种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确认粮食的真实成本之上。它建立在经济诚实，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以及建立在公正对待哺育我们的农民之上。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可以替代工业化农业的方案。还有许多人在探寻着可持续性农业。

作为将人们从土地上移居到城市里的代替，中国可以提高农业人口的生活质量。中国可以帮助农民们寻找可持续农业的不同模式，建立和维持一种农民们的社区，让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接受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卫生保健以及拥有有声有色的文化活动。诚实地正视将中国民众转变到工业农业这个过程中的真正成本——诚实、公正、和谐地计算这个成本——会显示出它更加便宜，而且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在发现一种对生态文明来说非常必要的后现代的，可持续性的农业方面。

当然，可持续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并不是要盲目返回19世纪的农业样式，我们必须要发展新的方法出来。

[参考文献]

[1] Bill McKibben.Can China Go Green？[J].National Geographic，June 2011：120.

[2] Matt Krantz，Barbara Hansen.CEO Pay Soars while workers' Pay Stalls[EB/OL].（2011-04-04）From ？_r=2&.

[4] 大卫·弗罗伊登博格.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J].周邦宪，译.新华文摘，2009（10）：145-148.

[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EB/OL].（2012-04-17）[2012-01-02]http：∥/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trends.

Perspective of a Sustainable Post-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ob Mais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American Graceland University，La Moni City， Iowa 50140，USA，Translated by GUO Peng）

Abstract：To curb greed and desire is a key to the happiness of individual， and also a common wealth. Western capitalism has always held greed and desir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becomes the root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debt and the unsustainability.As for this， China should be sensible enough to make its effort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post-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mbrace the free market system of freedom and creativ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reject the destructive western greed and desire.

金融机械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演化　演化经济学　分析框架　发展动态

演化(Evolutionary，亦称进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最早在生物学里研究了进化和协同演化，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且其概念被翻译为“演化”和“共同演化”。从普遍意义来说，演化主要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或从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特指生物从较低级、较简单的状态向较高级、较复杂的状态变化。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演化”不仅包含动态变化过程的意义，而且包含复杂、不确定和非均衡的意义，是指利用演化思想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把技术变迁以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借鉴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由于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强调“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同时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这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并以全新的范式诠释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世界。演化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一次“充满希望、极有希望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一、演化经济思想的萌芽

演化思想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之中，即使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des R.Darwin)提出进化论之前，演化思想就已经蕴含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竞争选择的思想以及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隐藏的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中。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0f Nations)中早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问世后，卡尔・马克思(Karl H.Marx)就结合达尔文演化思想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迁，认为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进及其相互转换。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中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之间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功能的论述等被认为是对演化思想的早期应用。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论断更是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而强调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不同，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理论框架的观点相一致。作为第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和生产力变迁，并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之后，19世纪后30年间，最有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他对当时社会和生物科学影响很大，并试图建立一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完全体系。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斯宾塞发展了一个社会演化的理论，反过来它又对德国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斯宾塞比达尔文更接近拉马克(Jean B.Lemarck)，他强调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有机体的环境选择。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多少经济演化思想。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Ifred 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ies of Economics)－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他说：“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怕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但生物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因而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胜为主。”马歇尔的预言指示了经济学家朝圣地的方向。经济力学把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机械的位置的移动。尽管这样做有助于说明局部的、静态的现象，却并不符合现实。经济生物学则关注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关注它们的活力，它们的运动和它们的有机增长。在马歇尔看来，社会经济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各种经济力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运动的过程，这不太像力学上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而更像生物学上的有机的向前运动。马歇尔提到了生物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问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

这个阶段，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的演变和自然界演化的相似性，以及把它运用于经济社会分析的可能性，但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关系的论断，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分析。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演化思想虽然将注意力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过程，但是其经济过程的考察是基于群体的，其分析框架中仍然缺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能形成一个

明确的理论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由于经济学的后继者们忽略了演进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仍是经济力学。

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掀起的。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mal0f Economics)上发表了他的演化经济学宣言《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an Evolutiona ry Science?)以及他随后发表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0f the Leisure Class)，首次明确地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类似，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他深受当时同一时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主要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凡勃伦敦促经济学家发展一种现代的、演化的，符合实际的方法，而不是在常规的均衡状态上构造什么“技术性的”趋势。他最早指出，经济学应放弃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而采用生物进化论来重建经济学理论。因为从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更类似于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的“制度自然选择”更类似于自然界的“物种的自然选择”。凡勃伦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19世纪末，尽管达尔文进化革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却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

在演化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不间断的、路径性的创新思想为演化经济学的复苏和发展带来了灵感。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0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他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前演进的直接原因。这种由企业家引起的创新活动，类似于生物学的“突变”，企业家就是在这种技术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动力。他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源重新组合和扩张的创新理论，并用“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纠正马歇尔经济学在市场均衡分析方面的缺陷。此后，熊彼特分别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Businesscyde)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著作对上述理论加以发挥和运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理论，他指出技术演化过程内生于人类演化过程中。在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中，他提出了基于“循环流转”的渐变过程和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这一机制以及基于创新的扩散过程的“Schumpeter竞争模式”为后来演化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沿着熊彼特开辟的研究方向，西方学者对产业竞争、市场过程、长期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熊彼特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化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声音异常微弱，占绝对优势的是追求高深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只有少数学者如阿尔钦(1950)、哈耶克(1954)等，在经济学中曾使用过生物类比的方法。1950年，阿尔钦(Armen A.Alchian)在其《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Iution and Economics TheoH)中正式引用了演化思想，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他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最大化的概念，这一建议体现了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原则.它把经济系统解释为以利润为目标进行选择的适应性机制。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钦提出了应对生物演化的三种经济演化机制：“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利润。”顺沿阿尔钦的思想，贝克尔(Gary S Becker)开始探究达成新古典的均衡状态的过程。他指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可以通过对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得到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则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提出的著名似然(As-if)理性理论。阿尔钦，贝克尔和弗里德曼的选择观点表明，向新均衡的移动并不是由那些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理性企业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力量一市场所决定的。1954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Hayek)用演化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形成。门格尔和哈耶克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哈耶克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思想与其对文化演进的思想有关。他设计了三个具体层次的演进：第一层次是遗传学演进；第二层次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第三层次是“文化演进”。哈耶克对演化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该理论影响很大，且经常被众多的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引用。1960年，哈耶克在

《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0fLiberty)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哈耶克认为，组织形式或秩序可以分为人为秩序和自发秩序，是目的性把二者相区别开来。“自发秩序”产生于个体为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是非目的性的结果，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哈耶克明确指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另外，1964年，悉尼・温特(SidneyG.Winter)研究了选择过程，他的模型把行为的惯例或规则与某一行动区别开来。1965年老或后制度学派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Economics,AFEE)。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图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mal 0f Economic Issues)。1970年，法雷尔(Joseph Farre1)用一种分支过程理论探讨了一种关于投机行为的简单演化模型。1971年，邓恩(WiIliamN Dunn)用演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但是，20世纪50～70年代总体上是演化经济学的“黯淡”时期，基本上没有一本基于演化主义的著作问世。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期，进化仍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进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恰好迎合人们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最优和均衡假说也就理所当然占据上风。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理论危机以后，经济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混沌特征：动荡不已，仿佛混乱无序。具体表现为学派林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混沌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观点歧异：不同学派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对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论，比如，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演化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系的争论，演化经济学内部的争论，等等。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经济学逐渐呈明显的协同趋势，不同的学派逐渐达成一些共识，纷乱的学派逐渐形成几个大的阵营或者逐步相互融合。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但是，也在逐步放宽假定条件，对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或者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研究经济达到均衡的过程；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均衡范式或分析框架已经解释不了现实的经济问题，倾向于放弃均衡范式，该阵营把现实的经济看成一个远离平衡的、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前者可称为均衡经济学阵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目前是经济学的主流；后者可称为演化经济学阵营，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与以往各种非主流学派仅仅从局部修改新古典理论不同，演化经济学借用现代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自1981年贝尔(DanielBeN)和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The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出版以来，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上的危机又根源于其机械论和简化论的方法论基础。1981年，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 ryEconomics)一书，演化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标志着演化思想聚合之势，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呼之欲出，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尔逊和温特在这本著作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纳尔逊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纳尔森和温特用“演化”来定义一种理论或模型或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演化范式应该包括选择单位、选择机制和选择标准以及适应性和变异性，不同的选择单位将影响当事人在个体或者在组织水平能被复制、修改、提高或代际传递；选择标准的多维性使得据此建立演化模型要能说明选择过程的机制；适应性用惯例表示，纳尔逊和温特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惯例解释为基因型，用“惯例”表示发现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现有技术的“基因”，将变迁问题解释为达到一个显著的变异程度。他们强调有限理性的概念，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首倡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已经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既定市场上的变化描述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工作成功地吸引了主要是从事创新、技术变迁和演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的那本著作发表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例如多西(Giovanni Dosi)、弗里曼(Christopler Freeman)、罗尔斯(Richard Nelson)、西尔夫伯格(GeraldSilverberg)和索特(Luc Soete)，安德森(Philip Anderson)、阿罗(KennethArrow)和派因斯(David Pines)，克拉克(Norman Clark)和朱玛(CalestousJuma)，马格努森(Lars Magnusson)等都就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

法，出版了关于演化理论的专著。1986年国际熊彼特学会(The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Socielv，ISS)成立。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Journal of EvolutionaryEconomics)期刊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1988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成立。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InstitutionaI Economics，JOIE)，并以卡普・威廉姆(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Myrdal)、西蒙(Herbert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学会已成为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化的论坛。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0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式诞生，同时众多经济学杂志对演化经济学方面文章甚感兴趣。1992年威特(Ulrich Witt)对演化经济理论方面的经典工作进行了综述。1993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重生》(Economics and Evolution：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1 995年，威布尔(W.Weibull)出版《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一书，比较系统、完整地总结了演化博弈理论，其中包含了一些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演化博弈论强调参与人的有限理，试图概括惰性、模仿、不完备推断以及随机因素等人类行为的特征，因而与侧重于完全理性和演绎推理的古典博弈论有很大不同。日本也于1997年3月成立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并创办《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view,EIER)杂志，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1999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演化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Evolution andInstitutions：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并于1999年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英国赫福德郡大学成立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年，波普尔(DopferK)等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纲要与范围》(EvoIutionary Economics：Prog ram andScope)一书，该书收集了国际上一流的演化经济学家对于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经典的论文。这些演化经济学家们主要围绕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本体论、演化微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本论文集无疑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对于“异端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2001年，福斯特和梅特卡夫(John Foster and J.StanleyMetcalfe)主编出版《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Frontie rs 0f Evolutiona ry Economics：Competition，Self-Organisation and.Innovation Policy)一书。与许多以演化经济学为标签的著作不同，本书几乎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相反，演化经济学本身却得到了仔细的检讨，并发现了它在一些方面的缺陷。当然，这种自我批判总是建设性的，它为将来的研究前景和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有见识的建议。2002年，霍奇逊(GeoffreyHodgson)主编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Evolutionary Economics：Key Concept)一书，书中共收录了12篇论文，反映了老制度主义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貌。反映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在演化经济学迅速发展的过去的十年中，即1990年一2000年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上的优秀成果。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强调创新、演化及多样性，标志着集中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从理论意义上说，演化经济学这种繁荣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代表了回归真实世界的倾向；在实践价值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政策、技术演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研究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不断涌现和；J士大。现代演化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而是以达尔文、拉马克主义重建经济学，更明确地提出了选择机制、系统的自组织问题，并且用经济演化来分析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际问题；采取了群体动态学的方式，用复杂的动态数学设计简单的非现实状态，之前的演化经济学则倾向于一种与传统经济相异的、内部约束的经验主义。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思路。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1997)曾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orace Hahn)曾预言：“在21世纪，经济学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哈恩的预言似乎暗示着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即通过“范式革命”来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能解释的现象同它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综合在一起做出最精炼、最简单的解释”，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而基于自组织理论之上的演化经济学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经济演化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其今天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长期以来，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广泛吸收了生物演化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涵盖了诸如老制度学派、熊彼特主义、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和桑塔非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现在，演化经济学正在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演化经济学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2009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涉及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就有三个分会场。霍奇逊(GeoffreyHodgson,2007)甚至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尤其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以霍奇逊为首的英国十大经济学家在接到英国女王对于“经济学家为何对本次金融危机毫无作为”的疑问中，大力批判了当前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学模型，而忽视了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演化经济学在这场危机中进人经济理论，将时间、知识和不可逆纳入分析范围，研究经济系统的变化和开放过程，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程序。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惟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当前演化经济学的格局仍处于一种无序态的发展中，在如何完善演化理论体系上和分析框架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学派的创造性综合以及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其分析基础是扩展达尔文主义还是以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理论界仍有争执；再者，在演化经济学价格理论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很矛盾，一方面认为价格决定本身是一种习俗和惯例，不同意主流经济学视价格为市场结果的观点，另一方面仍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演化经济学将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可与新古典经济学媲美的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演化理论动态的、演进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作出了修正，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当然，演化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未来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的进步性纲领，止步于一股不屑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理论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这要求演化经济学不仅在方法论上继续完善，在跨学科交流，语言凝练，理论建模等方面都要取得进展。从理论发展来讲，演化经济学不能一味地追随或适应主流经济学范式而丢失自己的传统，必须在自身范式下拓展理论疆域。也许，演化经济学更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吸取养分，将经济分析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中。

三、演化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较晚。最早介绍演化经济学的是宁波大学胡世凯教授，1997年他翻译了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未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别关注。随后，刘永爱(1999)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秦海(1999)考察了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过程，论及“立完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指出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出现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呼吁国内社会科学界对此走势应给予充分关注。贾根良(1999)在国内论文中首次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了演化经济学这门学科。蒋德鹏、盛昭瀚(2000)对国外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对社会经济分析中演化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郭箭(2001)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显著差异，并认为，进化经济学坚持以动态演化观点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贾根良(2002)在《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一文中通过对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这两种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整合，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框架。靳涛(2002)在对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思想、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他们的演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表述，并对他们的演化思想予以了客观的评析。贾根良(2002)在《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一文中按照“新奇”这个划分标准，把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划分为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继承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擅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盛昭翰，蒋德鹏(2003)剖析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欠缺，系统地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惯例、搜寻、选择环境)，在介绍演化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对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与介绍，剖析了演化经济理论被众多经济学流派接受和吸收的原因。汪浩瀚(2003)在对均衡和演化这两大截然不同的经

济范式的演进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折射着两种经济思想交锋的历程和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武爱(2003)从生物学类比的角度，认为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可看作经济系统的发育学，演化经济学的介入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思想得到深化。梁正(2003)在对演化经济学现存问题进行简单考察的基础上，采用隐喻方法，借鉴现代生物学对基因和进化过程的最新研究，提出了几点发展演化经济学现有研究范式的初步设想，如构建一个以结构和能动主体为要素，以制度为纽带的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李金荣，金晓彤(2003)指出了演化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郑江绥、何炼成(2003)指出由于现代演化经济理论能够较好地以基于每个个体的演化模型来架起沟通微观经济行为(比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规律(比如工业化)的桥梁，所以将企业放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是合适的，以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为例，用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和概念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周小亮(2004)分析了在演化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的制度经济学与在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框架下的科斯制度经济学，虽然在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在崇尚市场制度功能、强调私有化与竞争核心价值观念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和本质特征。贾根良(2004)认为，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2004)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治理结构下参与企业所有权配置并达到纳什均衡的演化博弈过程。刘振彪、陈晓红(2005)创建了从单阶段创新投资决策到多阶段创新投资决策的演化博弈均衡模型研究企业家创新投资决策问题。田霖(2005)将演化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理论中，为研究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赵凯(2005)认为演化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创新、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与矛盾关系，而结构一过程分析框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演化的结构一过程分析方法下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既要强调行为主体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强调了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贾根良(2006)认为，复杂性科学革命实质上是演化科学的革命，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也是复杂性科学革命的先驱。从方法论角度把复杂性科学定义为整体论科学是不全面的，整体论只是复杂性科学的层级因果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目前复杂性科学流行的做法不同，演化经济学需要发展自身的复杂性研究方法。应当指出的是.应用数学、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只是其经验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由更复杂的方法即历史的、比较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所构成。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但借鉴其成果必须从经济实在自身的复杂性出发。杨玉秀、杨安宁(2006)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竞争力的变化，指出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变化是企业在自身惯例约束作用下的结果和表现，同时也是企业对环境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其实质是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调整的统一，是企业在惯例和适应性调整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孙康(2006)将演化博弈理论来解释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以辽东湾违规捕捞海蜇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例，建立了该事件的演变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发生、发展的原因及演变规律，提出杜绝此类事件的政策建议。刘志高、尹贻梅(2006)将演化思想融八经济地理学，提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来分析区域发展。杨虎涛(2006)以生物的共生演化理论为隐喻，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演进脉络进行了3央射分析。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模式所经历的不相关多元化、相关多元化和以核心能力为基础的有限相关多元化本质上是一个共生演化系统，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历程。一旦形成稳定的核心能力，就意味着企业共生演化系统趋于成熟，从而能适应更为多变的环境，而此时企业仍受共生演化规律的制约。贾捷、李志强(2006)立足于演化经济学的全新视角，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从整体的、动态的和演化的角度对企业文化及其演化进行探析。索海军(2006)认为，纵观整个经济史，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中国以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管理和总量调节为基本政策的取向同样面临“活乱”循环等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政策的非演化分析，这体现在偏重数量性经济政策建议、非过程分析、不切实际的人性假定、侧重负反馈的作用和致力于最优制度供给的研究等五个方面。因此，经济政策分析面临着范式的转变，新的范式应该包括时空结构、考虑人性的复杂和强调异质性与互动的作用。黄少安、黄凯南(2006)从语言分类结构的视角对演化与博弈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比较，尝试揭示两者的差异，并进而解答是否存在第三种诸如演化博弈的理论语言能够促成演化与博弈的有效交流。他们认为演化与博弈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经济进行描述，两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而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无关。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演化与博弈是共生的，经济分析必须能够包括对这种共生现象的解释。孟捷(2006)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并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综合。郭静、陈英武(2007)把演化博弈理论引入军方与承包商之间的合同定价，建立了基于演化博弈的研制合同定价模型，并考虑到决策群体中个体的认识误差，对所建立的定价模型进行修正。盛昭瀚、高洁、杜建国(2007)以NW模型为基础，建立产业动态演化模型，分析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持续随机进入的产业的竞争动态，研究产业结构，产业内各个企业的投资决策、R&D策略、技术变化以及产业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宋胜洲(2008)在评述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流派分化的基础上了，提

出从以下视角来理解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经济的演化是以知识为线索，以因果循环和协同互动两种自组织机制为动力，以适应行为为基础，以差异结构和合作秩序为两个侧面所形成的一个包括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内的总体过程。这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以资源配置为线索，以优化行为为基础，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总量均衡以及长期均衡为不同层面的静态均衡结构。李琳(2008)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解析地区竞争力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看，地区是一个影响本地组织的行为与绩效的实体；在演化过程中，地区积累特有的知识与能力基础，形成特有的制度环境；这两种要素充当选择工具与激励机制，对本地行为主体的学习过程与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这两种要素交互作用、共同演化的过程，就是地区竞争力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从长期演化视角看，地区竞争力是不可预测的。杨宏力(2008)认为，拓展对多时期动态过程的研究，将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弈理论等进行创造性综合，更多关注学科语言的凝练和理论建模工作是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李微微、温明振(2009)文章在检索了1997年至2006年的近十年问国内公开发表的演化经济学相关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对国内近期演化经济学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初步分析和归纳，并指出我国还需要将演化经济学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中观层面进行研究。刘志高、尹贻梅(2009)从转变思想意识、树立独立研究精神、实现学术自觉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国际化、本土化问题。刘志高、尹贻梅(2009)认为，中国演化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积极总结中国经验，认真思考未来中国发展战略，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应该超越“中国问题意识”，在更大的时间和地理尺度思考“中国经验”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站在统一的国际演化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独立地思考和总结中国经验；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国际视野，思考中国经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启示。孙晓华、戴进、王昀(2010)认为，基于技术创新行为、过程与生物系统的相似性，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思想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惯例、搜寻、自然选择和新奇等生物学隐喻为基础，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分析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和自组织性特征，在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技术轨道等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过于依赖生物进化论、分析框架不统一和应用研究不足等问题。鲁开垠、蔡冬菁(2010)借鉴演化经济学关于路径依赖、制度创新与制度演化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历史及其存在问题，认为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充当了制度演化的主体，影响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要保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生命力，使其沿着正确的路径发展演化，避免由于错误决策而导致制度出现路径拐点，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完善政党组织架构，强化正确的演化路径，维护制度的稳定性。杨虎涛(2010)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历史比较与回溯、异质性与分类、时空特定性、能动性与结构等方法与主题特征进行阐述的同时，以另类教规理论为样本，对其主要观点、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剖析，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黄凯南(2010)年集中介绍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三个重要基础理论：演化经济的方法论，企业、产业及其共同演化理论，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并围绕这三个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许多前沿的研究成果，并且有许多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