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范文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1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保护模式；土地承包权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53－02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或集体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承包合同等形式依法取得的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森林、草原、水面等自然资源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1．农村土地承包的形式，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为主，以其他形式的承包为补充。家庭承包即以一家一户的农户为单位。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个人亦享有土地承包权，但若要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则必须以农户家庭的名义。在我国农村，按习惯家庭都是以男子为户主，为此，对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要特别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在承包期内，如果农村妇女丧偶，仍应以原农户的名义享有家庭承包土地的权利；若农村妇女离婚后未再婚的，也应在离婚时分给适当的土地以保证她的生活来源。二是农村已出嫁女儿若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是在土地承包问题上贯彻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以及保护农村弱势群体的需要。“其他形式”的承包是指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及其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主要是特定的，即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土地承包法》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村土地为客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按实践分析，农村土地应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园地（果园、茶园、桑园）、养殖水面、“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

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新颁布的《物权法》第126作了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完全一致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此外，《物权法》还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5．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发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是也是特定的，一般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农户家庭。《物权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特殊情况下承包方也可以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具有承包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由法律规定、其保护方式具有多样性等特点。

二、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的法律意义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而非债权。但对这一性质问题，在《物权法》颁布前，一直是近几年我国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对其如何定性，也是无地的农村妇女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诉讼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债权说和物权说的利弊，有学者认为：“债权说的缺陷在于，在司法实践中，将导致对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充分。在此种情况之下，承包人只能依据承包合同向发包方主张违约责任，或依据法律规定主张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后，承包人可依据该法第53、54条请求保护，但也只能是在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的同时，多了一条选择途径，即侵权行为请求权。” “按照物权法原理，现行法律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定位为用益物权，不仅因为它符合用益物权的本质和特性，更重要的是，落实加大对承包人权利保护力度的立法宗旨。承包人可基于物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基于承包合同行使违约责任请求权，基于法律规定行使侵权行为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权利保护的渠道明显拓宽了。承包人可基于权利行使受到妨害或侵害的事实，依法合理选择行使四种请求权。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的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且普遍具有理论复杂、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处理难度大等特点，解决不好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专章规定了该类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值得很好领会。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解决及法律责任

1．争议的解决方式。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解决：

一是基层调解组织解决。所谓基层调解组织，是指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以及村民委员会。如果争议的一方是村民小组，则应由村民委员会调解，如果争议的一方是村委会，则可由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调解。但是，调解是自愿的，调解不是仲裁或者诉讼的必经程序。当事人不仅可以自愿选择决定由村民委员会还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的调解组织调解，而且在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选择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

二是向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构申请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在区县级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应由政府法规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法院、土地、林业、水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司法调解等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既方便当事人投诉，又能使政府集中人力、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解决纠纷。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是通过诉讼解决。向法院首先要明确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受理范围和审判管辖，对此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2．承担法律责任形式。《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责任作了较全面的规定，既有民事责任，又有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完全能适应实践中解决该类纠纷、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需要。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受理范围

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可分为土地承包权纠纷和土地使用权纠纷，后者是一种行政争议，只有经过当地人民政府解决不成后方可向人民法院，而且应按照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如何确定涉及人民法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范围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下五种情形属于民事纠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此其审判管辖均应以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受理为原则。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该纠纷是指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即发包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的农户等，因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而发生纠纷，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因农民工返乡要地引发的纠纷、因土地承包经营权配置严重失衡引发的纠纷。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该纠纷是指因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

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以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按现行法律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这两种情况法院应予受理。即在家庭方式的承包中只有林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权可继承，其他方式的承包也可继承。除此之外，因要求继承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五，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引起的争议。承包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承包方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因土地被征用引发的纠纷现象非常普遍，当事人因补偿问题发生争议而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1－0269－01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深化期，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众多企业开始通过研发与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来打造核心竞争力，只有保护好知识产权，这些企业的无形资产才能实现价值增长，因而知识产权地位举足轻重。知识产权反映了我国的创新能力，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是我国增强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我国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完善知识产权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然而，我国知识产权在这个阶段存在很多日益激烈的纠纷。盗窃权利人的智力成果事件频频发生，抄袭著作、贴牌、冒用专利等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由于知识产权纠纷非常复杂，而且与市场相关性很高，权利人很难维权，调节机制存在诸多问题，无法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了权利人创造力的发挥，而且不利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实现。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因此，这种形势下，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探讨势在必行。

一、知识产权纠纷概述

权利人因智力创作而获得劳动成果财产方面的权利即为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都属于知识产权范畴。而所谓的知识产权纠纷就是指权利人因知识产权被其他人侵犯或者个人知识产权权利形式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知识产权纠纷因为处理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民事与行政纠纷两种。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等多种方式进行解决，而行政纠纷的解决只能依靠诉讼和仲裁两种行政方式。如今我国互联网、移动等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知识产权纠纷发生频率更高，更为隐蔽，知识产权纠纷不仅具备一般民事纠纷特点，而且具备市场相关性高、高度复杂、对技术和专业的融合要求超高等特有属性，因此专业知识产权技术与法律人才同时介入处理才能实现纠纷的顺利调解。

二、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要想保障所有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需要建立优势互补的多元化解决机制。该机制包含和解、调解、诉讼、仲裁四种方式。具体机制构建内容如下:和解是沟通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只要双方按照意愿能够协商一致即可。但这种方式沟通效率很低，而且一旦有一方反悔，权利人的赔偿很难获得。在该机制中鼓励纠纷双方首先采用该种方式进行调节，可以引导双方公证和解协议，确保协议能够高效执行。调解不同于和解，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有法院、律师等机构或个人主持。调解是该机制中最高效的，不存在滞后性。但很容易出现主持人过分主导、以判压调等现象。此外，其协议的法律效力很低，适用范围也有一定的限制，与诉讼等其他方式没有有效结合。因此，在构建多元化解决机制时应该完善调解机制。第一，建立规范的调解程序。对于调解在何种情况下采用、主持流程等予以具体规定，以保证调解的公正性和可行性。第二，为了提高协议的法律效力，可以通过公证最终协议、司法确认中间协议等方式实现。第三，纠纷双方可以按照意愿自行选择，一旦进行调解，可以引进由法官、律师组成的审判与调解分离的专业调解机构，以保证整个过程更为顺畅。第四，为了实现调解与诉讼等其他机制的有效衔接，可以通过制度规定所有纠纷必须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进行诉讼等其他程序。诉讼由法院这一权威组织主导，法律效力最高。然而，诉讼程序过分复杂，有严重的滞后性，当事人需要支付超高费用。因此，在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时，需要完善诉讼机制。首先，改变分割式的庭审，推行一步到庭模式的应用，在开庭前就完成争议焦点确认、证据确认等诸多流程，在开庭时直接进行审判，这样可以简化流程，大大提高效率。其次，对于赔偿额诉求较低的纠纷，可以采用一审即为终审的方式，令双方花费和耗费时间大大降低。纠纷双方签订仲裁协议，提交第三方仲裁庭审判，就是仲裁。仲裁非常灵活、保密、专业，而且只需一次仲裁审判就可得到结果。然而，仲裁在目前解决机制中应用范围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仲裁机制建设不够完善，仲裁宣传力度较低，很少有人能够对其了解，目前大部分仲裁员都是与政府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相应的专家匮乏，无法保证仲裁审判的公开、公正，而当事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时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再选择诉讼，公正性的质疑使得双方往往不会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因此，在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中，应该完善仲裁机制。首先，加大仲裁制度宣传力度，提高仲裁在普通大众中的认知度。其次，成立专业的第三方针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组织，给双方提供技术、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当事人完成仲裁流程，促使有效仲裁协议生成。再次，对仲裁法律予以具体修改。针对目前仲裁相关的法律法规较为宽泛的条纹予以具体化的修改，使其在实践中有法可以，更具操作价值。最后，为了保证仲裁的公正性，应该规定仲裁庭中的成员不准担任政府职务，由技术专家、民众、律师等多种身份组成，并且允许当事人可以挑选仲裁员，以保证结果更加公正。

三、结语

多元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不仅要完善上述四种方式本身，还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衔接，实现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1］刘友华．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策略研究:一种博弈论视角［J］．知识产权，2012．8．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3

摘要：苗族在常年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特征，X 县的5 个苗族自然村属于散居少数民族村庄，村庄秩序受传统因素与国家因素的双重控制。其中，传统因素通过对人们内在民族心理的统一塑造和外部行为的有效影响调解着村庄秩序。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村庄涉外交往活动的增加，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的有效介入弥补了传统社会调控的不足，推动了村庄秩序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传统；国家；秩序；控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与4 个汉族自然村同属一个村公所的5个苗族自然村，总人口约1000人，是该乡唯一的苗族聚集地，是该县两个苗族聚集地中较大的一个，属于散居少数民族。五个苗族村以一条乡村马路为界，集中分布在马路两边，5个村庄土地毗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苗族社会系统。村庄离县城约18公里，离乡政府约15公里，交通便利。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为0.83-1.3亩，以土地为主，水田约占耕地面积的30%。5个自然村全是苗族家庭，通用苗语，族内通婚是基本婚姻形态；村庄人口流动率低，外出务工人员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烤烟和牲畜养殖等。

一、传统因素与村庄秩序

苗族村庄中的传统因素是调整人们内在认知和外在行为的传统意识，具体表现为道德、信仰、习惯、禁忌、仪式、文学、艺术等。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和民族意识，使苗族能在几千年不断迁徙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①苗族传统因素通过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心理、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方式影响着今天的村庄秩序，使之呈现出一幅内部依赖、互惠的传统民族乡村生活图景。

苗族村庄承载着丰富的传统符号，如房屋建筑、服饰、头饰、语言等。这些符号不仅凸显了村庄的传统气质，也强化了村民的内在认同。当前，5个苗族村庄中半数以上的房屋沿用传统两层楼（楼层间用稀疏的木条作为隔板）的土木混合结构，1楼（1个通间）用于厨房、客厅和大牲口（如牛、猪）圈养，2楼（1个通间）用于居住、储藏粮食等。村庄内，亲兄弟的房屋多相邻而建。服饰方面，村庄的妇女日常穿着民族服装，而男子的民族服装则因不便劳作仅在节庆活动中穿戴。村庄中的女子（尤其是已婚妇女）以传统发饰为主，即在头顶梳一个圆形的发髻。同时，村庄内通用苗语，子女在未读小学前不会讲、不会听汉语。苗族社会集体意识较强，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伦理。②村庄内的传统符号正是苗族共同价值伦理的载体，其在强化村民内在认同心理的同时，使村庄风格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区别于周围汉族村庄、辨识度高的乡村社会系统。

当一种权威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之后，它就会对整个村落的权威意识具有形塑作用，并使这种模式得到延续。③苗族的传统习惯、禁忌、仪式调整着人们的外在行为，是建构村内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行为规范（准则），是村庄内生性权威的体现。首先，传统规范调整着村庄的财产关系，即反对个人占有他人或集体财产。5个苗族村庄30年间未发生盗窃等财产性违法、犯罪行为。村民普遍没有外出锁门的习惯，除非需要长时间出远门。村民的重要牲口采取散养（如鸡、小猪）和简易圈养（牛、羊、猪）的方式。其次，村庄内朴素的生态保护传统调解着人们的山林保护行为。村庄集体林维护良好，没有一个村民对集体林滥砍滥伐，人们仅按照传统方式采集树枝或树叶作为生活、生产所用。再次，传统规范调整着村民的互惠关系。苗族村庄有互惠的传统，例如在重大节庆和生活、生产中，村庄内的亲戚、朋友、邻居相互协助。当前，结婚是苗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结婚都在冬月、腊月和正月间举行（农闲时）。任何一个家庭举办婚礼，村庄内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相互帮忙。又如，村民有圈养黑山羊的传统，其中饲养数量不多的家庭（如父母、兄弟等）多相互要约轮流帮忙放养。复次，传统规范调整着村民的家庭关系。村庄内“实行小家庭制，儿子结婚生育后即自立门户，家庭成员一般不超过三代。④”但是，这些子女在父母年迈时会自觉照顾和赡养父母。家庭生活中，由于男子喜好喝酒或夫妻一方（多是男方）外出务工等因素，家庭夫妻间偶有矛盾发生，但都能通过民间调解解决，5个村庄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离婚家庭。

传统因素对苗族村庄秩序的影响和村庄的结构性特征相关。其一，族内通婚的基本婚姻形态为苗族传统因素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奠定了基础。族内通婚使得村庄人口成分稳定，民族认同心理机制统一。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5个村庄已经接受了族外通婚，但比例极低，多是汉族女子嫁给苗族男子，也有个别苗族女子嫁给汉族男子的情形。通婚男女多是外出务工过程中自由恋爱组成的家庭。其二，村庄内外出务工人员少，人口流动率低。2005年前，村庄内外出务工人员寥寥无几。近年，村庄外出务工人员有增加的趋势，但总体比例不高。村庄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低保持了村庄内稳定的劳动力结构。同时，人口流动率低也使外来因素（人员、资金、技术、规范、观念、价值等）对村庄传统秩序的影响、冲击程度相对较低。

二、国家因素与村庄秩序

在苗族村庄秩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的影响日益加强。这里的“国家因素”是宽泛意义上的，涵盖国家权力、政策、资金、规则（法律）、资源（教育和医疗）、技术（种植技术）、话语机制等方面。在5个苗族村庄，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的塑造经历了缓慢介入到普遍适用的过程。当前，国家因素与村庄传统因素巧妙结合，共同塑造着苗族村庄的生活、生产秩序。

以纠纷解决为例，自2009 年6 月至2013 年1 月，5 个苗族村庄共发生（有记录）纠纷25件：交通肇事纠纷4件、家庭纠纷2 件、坟地纠纷2 件，耕地侵权纠纷4件、企业（建厂、修路、用工、赔偿）合同纠纷11件。这些纠纷全以民间调解的方式结案，人民调解员是纠纷解决中的核心人物。其中，涉及家庭内部、邻里间的纠纷多由人民调解员单独调解或邀请家族长辈、村长等参与调解。而社会影响大、涉及村庄外因素（人员、资金、利益）的纠纷（如与汉族的坟地纠纷、与乡村企业的合同纠纷）则由人民调解员、村长、村公所、派出所、乡政府共同调解。国家因素在这些纠纷中的作用是协调涉外利益、督促调解协议的履行等。纠纷解决中适用的规则包括苗族的习惯、禁忌（如嫁娶、殡葬习惯等）和国家的法律、政策等。简言之，传统、国家因素（主体、规则）在村庄纠纷解决中通过联合运作实现了对村庄秩序的有效调控制。其中，传统因素对涉（村庄）内纠纷控制力强，而国家因素则在涉外纠纷中承担重要角色。整体而言，5个苗族村庄纠纷发生率低，社会秩序良好。

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塑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国家因素能弥补传统因素在新型社会秩序控制中的不足

当前，村庄传统秩序赖以形成的心理机制、行为规范在日益增多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渐趋式微。例如，近年村庄在烤烟种植、发展养殖业、对外租赁土地和出售沙矿等活动中增加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频率。但是，这些对外交往活动的主体都是汉族，他们不能分享村庄秩序中的传统因素（心理、规范），村庄传统秩序赖以形成的心理机制在这些对外交往活动中难以生效。另一方面，村庄传统的行为准则缺乏调整这些（新兴）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活动的规范，即内部规则的现实空缺。例如，村庄种植烤烟涉及的合同、技术和收购等问题难以在传统经验中获得规范支持。由此，国家因素在村庄秩序中的介入与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

2.国家因素对传统因素（尤其是习惯）具有调试、修正功能，进而激活村庄的发展潜能

苗族传统方式在村庄生活中根深蒂固，全面调解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但是，有些传统因素（如近亲结婚、早婚、家庭暴力、辍学、过度饮酒等）制约了村庄的发展。然而，这些对村民影响深远的习惯已经被村庄普遍接受并代代相传，其自我调整、更新能力弱。以村庄内男子饮酒的习惯为例，村庄中的苗族男子盛行饮酒，不但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买酒开支）、影响家庭和睦（醉酒后殴打妻子），也制约了家庭经济收入（有酒瘾的男子劳动力弱）。国家因素在介入村庄秩序后，通过政策导向、知识普及、物质补助和利益诱导等机制对这些制约社会发展的传统生活因素进行修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引导和调整，当前村庄中的男子大多接受了喝酒应适度的观念，男子在日常生产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村民生活质量日益改善。国家因素对传统村庄因素的修正和调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村民多经历早期抵触、反感到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方式下的散居苗族村庄，国家因素在5个村庄秩序中的介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且尤其需要注意介入方式的可接受性。建国初期，村庄秩序的自足性强，其对外界因素的接受程度低、甚至反感。这时，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政府行为让村民获得实惠，进而获取村庄的认同。这些政策措施包括生产引导、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内容。同时，国家因素在村庄秩序介入过程中十分讲究方法：如尊重苗族传统，依赖村庄人员（如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参与社会治理。再次，国家权威的影响不能一蹴而就，应以引导和示范为主，缓慢改变。例如，苗族村庄的早婚现象由来已久。许多苗族青年在未成年（15、16岁）时按照传统仪式组建家庭，其中有13岁就怀孕生子的苗族女子。这种现象基层政府虽然早有关注，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式缓慢改变。时至今日，苗族青年对早婚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认知，但5个村庄中的早婚现象仍十分普遍。

三、传统、国家因素联合推动村庄秩序转型的路径

任何社会秩序的构成都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互动过程，任何社会秩序结构都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⑤新中国成立以来，5个苗族村庄从封闭到相对开放，社会秩序经历了传统因素控制到传统与国家因素联合塑造的发展历程。当前，村庄发展的契机是村民的观念已经改变（如有意愿外出打工的苗族青年增多、与汉族通婚的比例有所增加、男子饮酒习惯有所转变、子女受教育意识增强等），村庄自我（个人、家庭、村庄）发展需求旺盛。当然，如何将这种发展需求转化为推动村庄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力量需要国家和传统因素的共同作为。

传统因素作为村庄的内生性规范，目前应重视的工作是系统整理与有效再现村庄内的传统因素，为其传承和继续发挥社会控制功能提供有效途径。首先，对不适宜社会发展的传统因素进行修正，如近亲结婚、早婚、家庭暴力、辍学、过度饮酒习惯等。走进苗族村庄，我们发现不少年龄在10到20岁间的苗族村民身材矮小，甚至比他们的父母更矮小。同时，在学校走访时了解到，苗族子女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学习能力偏弱，升学率极低。这些现象和村庄的婚姻习惯密切相关，近亲结婚和早婚的婚姻习惯亟须修正。然后，在修正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再现苗族的传统社会控制因素（尤其规范）。传统因素对村庄秩序的控制依托家庭（口头）教育和村庄成员相互模仿的方式习得、传承。作为散居少数民族，5个苗族村庄的生活虽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色彩，但也受到周围汉文化的影响。例如，传统苗族族内通婚已经打破，当前苗族家庭将能与汉族通婚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光荣的事；村庄饮食结构和周围的汉族相似等。由此，将村庄内自有的社会控制内生性因素予以整理和有效再现能提升人们对这些传统智慧的认知和自豪感。事实上，一些年轻的村民虽然掌握了一定的传统规范与仪式程序，但对规范、仪式自身意义的认知已经模糊。当前可行的方式是将苗族的禁忌、习惯、仪式等通过乡规民约的方式成文、再现，赋予其新的社会控制功能。这样，不但能更有效地保护传统因素（规范），也能提高它的社会地位。

国家因素在村庄发展和社会秩序更新中应以提高村民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为主，进而改善村民的经济水平。2010年，五个苗族村庄中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较过去已有较大改善。但是，与周围汉族村庄相较，苗族村庄的经济收入水平整体偏低。苗族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初中，5个村庄目前仅有两个大学生（非重点大学）；没有考起高中的苗族学生，在家庭条件允许时选择继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比例低），如计算机、会计等。文化水平低直接导致村庄青年的知识更新能力弱、技术水平低，社会竞争力弱。当前，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多从事体力劳动，如修建房屋、铁路、高速路等，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理想。调查中，一个20岁的苗族男子在外务工三年后选择回家生活，因为其无法胜任（安装门窗）工作的技术要求。由此，受教育水平低影响人们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技术水平，而技术水平低又制约外出务工或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养殖业、种植业等方面。因此，国家因素在村庄发展和秩序更新中应从基础的教育质量抓起，从师资力量、政策导向和经济扶持等多维度提高村民受教育程度，增强村民的社会竞争力。例如，针对正在读书的苗族学生，政府应保障充足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双语教育的师资，并扶持有经济困难的苗族学生；针对初中辍学或有外出务工意愿的村民，可开展卓有成效的技术培训，并为其外出务工提供就业信息或渠道；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可提供技术培训，提高经济作物的产能，改善村民的经济收入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5个苗族村庄秩序经历了保守到相对开放的演变，村民生活方式在延续民族传统基础上，受到国家控制、周围汉文化的多重影响。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苗族村庄，人们的经济来源日益多元化，规模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养殖业（猪、鸡、羊）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向前推进，外来因素（人员、资金、技术、规范、观念、价值等）对村庄秩序的影响将日益深远。这样，传统因素如何适应并有效控制变化中的村庄秩序，国家因素如何致力于从长远发展角度引导村庄的现代化蜕变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引文注释

①陈忠勇，王波.苗、汉杂居地区苗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原因分析——以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苗族教育为例[J].毕节学院学报，2006（2）．

②曹端波.苗族文化的社会控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③杨渝东.两个苗族村落的权威结构[J] .贵州民族研究，2005（2）．

④《苗族简史》编写组，《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苗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⑤赵利生.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秩序的重构——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社会秩序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基金项目】曲靖师范学院2012 年“西南民族地区法与社会治理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4

关键词：中蒙 边境贸易纠纷 仲裁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01-03

一、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现状

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作为非诉讼解决机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边境贸易争议双方共同选定的与该争议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机构来解决他们之间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机制。与其他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相比，仲裁机制具有以下优势：

（1）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仲裁机制中，纠纷双方当事人享有选定仲裁员、仲裁机构、仲裁语言以及适用法律的自由。按照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当事人还可以就仲裁庭的开庭审理、证据的提交和意见的陈述等事项达成协议，选择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因此，与法院诉讼解决机制严格的民事诉讼程序和期限的规定相比，仲裁解决程序更为灵活；

（1）一裁终局。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方式有很多，但是只有法院的诉讼判决和仲裁裁决才有强制执行力。仲裁结果不能上诉，一经作出即为终局，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尤其是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中有涉外因素，所以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仅限于程序问题。

（3）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裁定可以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执行。承认和执行的重要依据为1958年签订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我国和蒙古国都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根据该公约，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裁决可以在中蒙两国得到承认和执行。因此，仲裁机制是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首选司法化途径之一。

二、仲裁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中蒙两国都是1958年签订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中蒙两国在双边承认和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上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从中蒙边境贸易仲裁解决机制的实际运行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仲裁解决机制利用比例不大

从中蒙边境贸易实践来看，边境贸易纠纷大多属边境小额贸易，不具备仲裁的受理条件，随着近几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标的额也不断提高，但是因为两国仲裁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差异和国际商事仲裁中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较难，并且如果义务人是蒙古国的，当事人只能持仲裁裁决书直接向有管辖权的蒙古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就算仲裁裁决胜诉后执行成本高、程序长等困难。因此，在实际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中通过商事仲裁裁决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最终能够成功执行的案件数量较少。

笔者在中蒙边境地区调研的调查问卷中为了了解中蒙边境贸易经营者对仲裁解决机制的利用度，设置了“您或周围从事边境贸易的人有没有去仲裁机构解决过边境贸易纠纷？”的问卷，选项有：A.有，B.没有C.不清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问卷数据看，中蒙两国边境地区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发生边境贸易纠纷以后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比例占极少数，在中方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中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被调查对象只占总人数的22%，没有选择过仲裁机构解决纠纷或不清楚仲裁解决机制的当事人占被调查对象的78%。可见在中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发生边境贸易纠纷后，对仲裁解决机制的利用度不高，只有极少数的当事人在选择仲裁解决机制来解决边境贸易纠纷。在蒙古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中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被调查对象只占总人数的14%，没有选择过仲裁机构解决纠纷或不清楚仲裁解决机制的当事人占被调查对象的76%。同样在蒙古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发生边境贸易纠纷后选择仲裁解决机制的比例也不大。这种数据结构体现了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当中仲裁解决机制的利用度不高，也许与它自身制度的不健全有关系。

（二）仲裁解决机制具体制度不健全

虽然我国《仲裁法》从1995年9月1日开始实施，在国内仲裁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1.仲裁员边境贸易相关专业知识欠缺

我国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来自不同行业，多为兼职，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有的不是学习法律专业出身，学习法律专业的也因为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忙于其本职工作，无时间和精力对日新月异的边境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一般情况下从事的则是非仲裁工作，只有在接受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指定后才参与某一边境贸易案件的仲裁，因为中蒙边境贸易仲裁涉及中蒙两国仲裁制度的差异性与国际贸易仲裁的特殊性，需要仲裁员具有Ρ呔趁骋追律法规和国际法相关专业知识的储备，可目前我国的商事仲裁，只要是商事合同案件，无论什么案由，当事人选择仲裁，仲裁委员会都可以受理。而各类边境贸易合同纠纷繁杂多样，仲裁员内部又无专业性之分，严重影响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裁决结果的质量。

2.边境贸易纠纷仲裁监管机制不健全

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委员会只是负责案件的立案、排庭、打印、送达等工作，裁决结果完全由仲裁庭决定，只要是仲裁庭决定的结果，即为最终结果，仲裁委员会无权干涉。而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员缺少科学合理的考核、选任、聘任、解聘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的不健全，恰恰为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案件的质量埋下了隐患，严重影响了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商事仲裁的权威性和生命力。

3.《仲裁法》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缺失

我国《仲裁法》第43、44、45和46条，分别规定了举证、鉴定、质证和证据保全问题，另外第68条对涉外证据保全进一步作出了规定。但是我国仲裁立法对证据事项规定得非常简单，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更多时候是我国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依赖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法律规定，这导致仲裁证据制度缺乏独立性，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过程中相关证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解决跨界边境贸易纠纷的有效仲裁裁决带来了阻碍。

（1）关于证据收集的立法缺失。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关证据，当事人无法自己收集的证据，如果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自行收集。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过程中纠纷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主要还是《仲裁法》规定的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如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涉及不同国家的纠纷当事人时，无法掌握在国外当事人手中的证据，更很难收集到仲裁案件涉及的国外自然人、其他组织手中边境贸易纠纷相关的证据。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规定，法院为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收集证据所提供的支持只限于证据保全，并且为跨界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证据保全的支持，还需要根据双边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因此边境贸易纠纷仲裁的当事人收集上述两类证据非常困y。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实践中，仲裁庭“自行收集”证据也困难重重，同样需要双边司法协助的支持，这就体现出我国《仲裁法》关于边境贸易当事人证据收集和仲裁庭自行收集方面的立法缺陷。

（2）关于证据的质证主体缺失。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双方当事人可以相互质证。 对证据质证的规定非常原则性。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中证据必须经过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才能作为认定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事实的根据。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案件时，按照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质证的主体只能是纠纷双方当事人，而不包括仲裁庭。这种规定显然难以满足仲裁解决机制程序和方式灵活性的要求。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实践中，仲裁庭在开庭时就相关证据组织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从而导致仲裁庭认定案件事实时有错误的情形发生。

（3）关于证据的认证规则不确定。仲裁证据的认证是仲裁员按照其自身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判断，对双方当事人向仲裁庭提交的各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不受民事诉讼中严格的证据规则的约束，确认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各类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活动。因为在我国《仲裁法》中没有关于证据推定的明确规定，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过程中仲裁庭对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有决定权，仲裁庭在认证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从而仲裁员内心确信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参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仲裁的仲裁员本身的边境贸易纠纷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法则的运用，因此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到一般贸易纠纷的经验法则，使得边境贸易纠纷仲裁得不到广泛运用。

4.《仲裁法》对文件送达方式的规定缺位

送达是仲裁机构和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下一步程序能否顺利进行、裁决能否生效的关键环节。因为我国《仲裁法》中却没有关于仲裁文件送达的相关规定，如果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我国《仲裁法》来解决边境贸易纠纷，就会产生文件送达的问题。这不利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纠纷的仲裁解决，更不利于提高我国的仲裁裁决的效力。

（三）临时仲裁机构缺失

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有自己的优点。从程序上来看，在临时仲裁中只要当事人愿意，仲裁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开始；从效率来看，临时仲裁可能当天任命仲裁员，当天或第二天就已有裁决书；从经济性来看，临时仲裁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管理人员，并且当事人不必预付仲裁费，可减少当事人的经济成本。适合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短、平、快”的特点。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仲裁制度和《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关裁决纽约公约》等相关国际立法都承认临时仲裁制度，蒙古国《仲裁法》也规定了临时仲裁制度。我国《仲裁法》没有规定临时仲裁，使临时仲裁的优势无法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事件中得以发挥，不仅制约了我国仲裁制度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也不利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

三、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创新

仲裁程序充分贯穿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且为一裁终局，程序简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随着中蒙两国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双边经济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边境贸易合作日益频繁，势必会产生不同领域的利益冲突纠纷。在中蒙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等还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解决边境贸易往来中发生的大量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如果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的当事人通过调解机制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可以选择用诉讼解决机制或仲裁解决机制。而通过诉讼解决机制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时，需要按照严格的涉外民事诉讼的程序和中蒙两国司法协助条约规定进行，这对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而言，无疑增加了当事人时间和诉讼成本较高的困扰。

届时，全球边境贸易快速发展，对各种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们在设计适合中蒙边境贸易发展趋势的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时，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设立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实践中有效可行的常态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仲裁机制中的具体规则，建立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一）建议设立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机构

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促使中蒙两国相邻边境口岸贸易城市建立相应的仲裁分会，使仲裁成为两国口岸贸易纠纷解决中的有效解决方式之一，为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提供多种灵活、高效的仲裁程序。如设立小额争议程序、紧急仲裁、网上仲裁等特别程序。同时加大和完善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建议简化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降低仲裁裁决的执行成本。

（1）根据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特点，对案件进行仲裁前和仲裁过程中加入调解协商的程序，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由中蒙联合调解机构对其进行协商调解，由中蒙联合调解中心委任的调解员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蒙边境贸易仲裁机构根据调解协议形成并出具仲裁调解书或裁决书。

（2）对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机构成功调解或裁定案例，根据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的不同类型和特点进行归类和总结。寻求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裁决的成功经验和对边境贸易案件仲裁裁决的规则进行整理，以进一步推进中蒙边境口岸地区和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边境贸易惯例的形成。

（3）为了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定能够在中蒙两国得到有效承认和执行。根据《蒙古国仲裁法》的规定应当将仲裁裁决书、仲裁协议翻译成蒙文，经过证实后附在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书中才予以承认和执行。 还有蒙古国《法院判决执行法》规定“执行外国法院、仲裁机关判决或裁决的过程，由本法和国际条约规定”。因此如不存在相互承认法院判决的公约或条约，外国法院判决或仲裁结果不会被蒙古国所承认。所以建议对原有中蒙两国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修订或者中蒙两国政府可以再签订《关于承认和执行联合仲裁机构裁决的议定书》，在议定书中具体规定承认和执行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联合仲裁裁决的相关内容。

（二）建立临时仲裁机构

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临时仲裁机构是指根据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在边境贸易纠纷发生后，由双方当事人推选仲裁员在中蒙边境口岸地区临时组成仲裁庭，该仲裁庭仅负责审理本案，并在审理终结本案作出裁决后即可自行解散。该临时仲裁机构的组成及其活动规则、仲裁程序、法律适用、仲裁地点、裁决方式以至仲裁费用等都可以由中蒙边境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它是仲裁机构的初始形态，临时仲裁比机构仲裁历史悠久，目前仍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特别是在海事纠纷处理方面它还是主流方式。目前，临时仲裁制度事实上已经在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一条第三款中确立。我国和蒙古国都是此公约成员国，既然都认可该公约的规定，但在现行制度中并无体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憾。

基于边境贸易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建议成立由口岸管理机构、海关、边检站、公安、交警、口岸所在地政府、企业协会、工商局、商务局和司法所等部门组成的边贸纠纷临时仲裁机构，对于a生的相关边境贸易纠纷在贸易双方无法自行和解的情况下，引导当事人到该机构进行调解仲裁解决。为促进中蒙边境贸易纠纷高效、快捷的解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蒙古调解中心满洲里办事处承担了解决国际经济及其他有关国际商事方面争议的部分调解职能，他们主要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投资、技术转让、专利、商标、工程承包、运输保险以及其他商事方面的争议。但在实践中，该办事处解决涉外纠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其协调案件决定书的效力认定问题。蒙方当事人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资产或居留时间有限不能及时履行义务，回蒙古国后我方无法取得联系而使案件先期作出的调解协议及裁决书成为一纸废文。以2013年为例，该办事处受理咨询边境贸易纠纷53起，但仅有2起进入调解程序，并成功调解。 所以内蒙古其他中蒙边境口岸所在地也可以成立相对独立的纠纷调处仲裁机构。并且这种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联系，协调案件决定书与仲裁裁决给予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从而达到有效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目的。这样，才能使边境地区的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成为一种常态机制，才能使边境地区政府职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而且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注释：

①吴靓.关于完善我国边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09（1）：19-20.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5条.

③《蒙古国仲裁法》第42条第1款.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5

关键词：乡村；刑事矛盾；化解对策

一、加强乡村法官队伍建设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农村地区各类矛盾纠纷日益凸显，基层法庭肩负着乡村定争解纷、排查矛盾的责任，农村的长治久安与稳定，基层法庭的乡村法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建设一支符合农村需求的“实用型”法官队伍，具有发挥基层堡垒的决定性作用。加大乡村法官队伍建设，就是要着力解决乡村案多人少，乡村法官断层流失的问题，对此要充实乡村法官的数量，派思维缜密、成熟稳重的法官扎根基层，同时提高基层法庭青年法官的数量，加大对青年法官的锻炼和培训。其次要解决的是提高乡村法官的素质培养，加大乡村本地人担任法官的数量，本地法官能熟练的游走于法条与习惯之间，懂得乡村习俗、了解乡村习惯、理解乡村人的切实需求，这些都是本地法官的不可或缺的优势也是乡村矛盾化解的需要。加大外地法官的“入乡随俗”、提高乡村法官的待遇需求和职业归属感和荣誉感，使外地法官根植于乡村法庭的建设，从而由外地向本地转型。

二、 “社会法官”和“社会法庭”的创建

在乡村社会有名望的老人长辈及有地位的组织往往充当了“社会法官”角色，乡村刑事矛盾纠纷的调解是非诉的重要途径，而权威的老人和组织往往与纠纷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赋予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权威以“法官”的名号，强化其地位，增强了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实现了传统权威与法制权威的融合，也使得诉讼和诉讼外纠纷化解机制有机的衔接起来。同时在各个乡镇和村根据人口比例创建群众认同度高的社会法庭，社会法庭不收费，不上法庭、不伤和气、立足本土，借助德高望重的人威望、民间风俗习惯和舆论的力量处理纠纷，使社会法庭真正成为村民的“心声倾诉所”。

三、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作与调解力度

矛盾纠纷的发生存在一定时间的诱发性阶段，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十分必要。因此，加强基层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作是有效地预防和发现乡村矛盾处于重要的位置。一是工作人员要协作并及时主动，不失时机进行矛盾纠纷的排查，制作排查表，要深入乡村，逐一登记好乡村每一户农户潜在的并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二是根据矛盾的特点，具体落实好调解人员，千方百计地把可能激化的苗头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设置责任追究制度，把具体案件分配到每一个责任人，实行相应的责任追究，提高每一个调解员的责任意识；四是提高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调解能力和调解艺术，亲民、爱民的形象是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关键要素。

四、调判结合，以调为主

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一种方式，调解主要是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的，通过调解方式结案，有利于及时妥善地解决轻微的矛盾案件，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乡村基层人民法庭在实践中应加大调解幅度。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中，调解有诸多优点：首先，调解减少了诉讼的对抗性，有利于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其次，调解本身方便、快捷和效益的优点，有利于减少“讼累”，节约成本。最后，调解协议基于当事人的合意，促使当事人自觉的履行具有生效的法院调解协议。

基于以上优点，调解乡村地区运用广泛。当然，在调解的选择上，应当充分利用我国的本土资源。例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组织或者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的个人，如居住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成员、威望较高的村干部等，都可以应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和选择居中予以斡旋和调停。在调解之前，要对行为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包括个人和家庭条件、成长环境、一贯表现、犯罪动因等。由第三方进行能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中立性。

五、乡村地区刑事和解的运用

我国乡村面积占国土面积80%，乡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半数以上。我国乡村在地域和人口上的规模使得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面对乡村在地域和人口上的规模， 也使得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面对本土资源环境，在乡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实施的刑事犯罪中， 一般为传统的侵财犯罪或人身犯罪。如何有效惩处这些刑事犯罪，化解乡村刑事矛盾？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实践中凡罪必罚的机械司法，也容易引发犯罪群体与社会的对立。国家在大量适用刑法处断犯罪纠纷后，新的矛盾和纠纷却产生了，对大量的轻罪被告人科以刑罚的同时也把相当的社会群体推向了法律的对立面，显然不利于乡民睦邻关系的恢复。刑罚正义实现的价值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应当是被犯罪撕裂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的愈合，通过一定的刑事程序，使犯罪人能够回归社会，不再游离于社会之外，被害人也能够弥合创伤，重返正常的生活。刑事和解制度为轻罪被告人提供了消除“罪犯”标签的机会，也增加了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兑付的机率，同时也节约了司法成本。因此，刑事和解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广泛存在，我国乡村发生刑事案件后进行私了的占乡村犯罪案件的25%以上，个别乡镇人身损害、盗窃、重婚三类案件私了率达70%。

当然，乡村地区刑事和解的构建应针对轻微刑事案件、过失犯罪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采取协商合作的解决方式。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中，应当考虑当地的传统和习惯，发挥当地宗教或村规习俗的作用，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修复受损的邻里关系。在解决“情”与法之间的剧烈冲突，追求创造和谐的当今社会，刑事和解无疑能为我们解决乡村刑事案件提供理想的做法。

六、刑事简易程序的运用

刑事简易程序是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和法院面临案件严重积压的背景下的当然选择。司法实践部门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从排斥到慎重适用，再到扩大适用的过程。例如，1997年上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大约占刑事公诉案件总数10%，有些地区低至5%，有些地区高达15%。200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公诉案件的18%。2007年全国基层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24%。刑事简易程序的运用大大缓解了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提高了办案效率，对实现司法的公正高效树立司法权威具有典型意义。

在乡村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刑事和解，亦不能通过调解解决刑事纠纷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轻微情况使用刑事简易程序，有利于尽可能限度地减少诉讼的对抗性，有利于乡民关系的恢复。

参考文献：

[1]丁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2]王宇晓：《农村犯罪私了现象严重》，载2010年4月22日《山西日报》，第80期。

[3]赵琪、邓建民：《乡村地区刑事和解探析》，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期。

[4]胡锡庆：《刑事诉讼热点问题探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

[5]杨开江：《困惑检察机关执行刑诉法的主要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4期。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6

1.涉农刑事案件罪名较为集中，外来务工农民及未成年人犯罪较为突出。一是犯罪罪名比较集中，且数量较多，主要涉及两抢一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罪名。二是外来务工农民犯罪比较高，经济发达，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因种种原因，其中部分人员逐渐聚集，形成团伙，滋生一些扰乱农村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未成年犯罪较为突出，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2.涉农民商事案件是涉农纠纷主题，数量繁多类型复杂。态势：一是人身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等传统纠纷为主要类型，其中，受农村道路建设不断改善与机动车辆普及的影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激增。二是乡镇个体经济发达，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数量较多，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相互交叉企业相互担保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很多中小企业采取规模裁员，拖欠职工工资，断保等手段应对经营困境，涉农劳动纠纷显著增加。四是随城镇化进程，园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因土地征收引发的补偿费分配纠纷成为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成为。

3.涉农行政案件数量虽少，但办案难度较大。特别是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等行政行为的案件，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影响大，有的属历史遗留问题，容易引发，行政协调难度较大。

4.执行工作成效明显，但制约有效执行的因素仍然存在。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

二.当前人民法院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苦难。

1.因农民法律观念欠加强和法律程序不够熟悉，给案件办理程序运行，法律适用等带来不利影响。一是法律文书送达难，村民不愿提供有效联系方式，恶意逃避诉讼，当事人出庭应速率不高。二是案件事实查明难。诉讼能力欠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三是法律适用难，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模糊或者与政策冲突，不能很好指导司法实践。四是调解工作开展难，矛盾冲突尖锐，对立情绪严重。五是判决执行难。

2.涉农案件的办理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方面难度较大。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互惠性关系紧密，农民期望纠纷得到化解的同时不伤害彼此关系，有时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上访，上告，缠访甚至聚众闹事。

3.司法资源配置效果不佳。案多人少，尤其是熟悉农村民风民俗，业务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一线审判人员数量不足，办公条件差，保障条件有待提高。

4.诉调衔接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一是诉调衔接机制比较原则，可操作性需加强;二是个别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与业务水平尚需提高;三是委托调解，协助提供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

三.有效化解涉农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1.立足审判执行实践，有效解决涉农案件办理难问题。一是完善立法指导，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建议对较为突出的有关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等为题作进一步规范，对土地承包纠纷法律和土地承包流转的具体政策进一步予以完善。二是探索送达方式改革路径，有效解决送达难问题。拓展送达方式和范围，加强基层组织联系和沟通，加大法律宣传力度。三是加强法律释明，合理引导农民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四是加大调解力度，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五是依据农村被执行人的活动规律和不同时期的履行能力状况，加大各类涉农案件的执行力度。

2.延伸司法服务职能，从源头预防涉农纠纷的发生。一是提出司法建议;二是定期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三是采取巡回法庭公开审判现场咨询解答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制宣传力度。

3.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加强司法保障与法律服务能力建设。一是优化综合部门与审判业务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二是选派政治素质高，熟悉农村工作情况，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组成涉农纠纷合议庭;三是着力解决人民法庭经费和物质装备保障，人员配备，职级待遇等问题;四是加强对审判人员的民风民俗教育。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7

关键词社会法庭调解和谐司法

《法律是什么》这本书中提到:“阅读者,总是在特定语境中和特定的知识状态中进入阅读的,而且,总是不自觉地选择了某种价值姿态,因此任何一种阅读都是批判式的阅读。所以真正的批判式阅读,应该是理由层面上的追寻与抗辩。”只有分析和把握住了理由,才可以使阅读不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行深层次的“交往和对话”,从而获得阅读者和阅读内容的升华和沉淀。为了深刻理解社会法庭这一新生制度,也应该通过这种批判式阅读来与其进行深层次的“交往和对话”,因此本文将沿着此思路对社会法庭这一新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一些简单评介。

一、“社会法庭”的内涵

为实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的主题,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司法民主化、社会化进程,河南省高院2009年4月在全国率先推出一种新的调解模式――“社会法庭”,内容是:聘请在乡村德高望重、处事公道、热心公益事业的群众担任社会法官,针对婚姻纠纷、家庭赡养纠纷、邻里纠纷等民事纠纷案件,依据乡规民约、道德伦理、公序良俗、参照适用法律法规等,以最快捷、不收费、最灵活的独特方式调处矛盾纠纷,争取达到案结事了。从2009年4月开始,河南法院按照分批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在新乡、郑州、许昌等地开展了社会法庭试点工作。截至去年12月底,河南已建立社会法庭1984家,选任社会法官19950名,调处各类纠纷17595件。这一活动得到中央政法委书记和最高院院长王胜俊的批示,对河南省开展的“社会法庭”的新型纠纷处理模式得以肯定。

(一)司法背景

制度总是历史的产物,社会法庭也不例外。目前,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和谐司法”的理念应运而生。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人们热衷,且有星星燎原之势。社会法庭作为一种新型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实现“和谐司法”的一种方式,其出现主要基于以下司法背景。一是司法的大众化。即现在全国各地所突出强调的坚持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坚持司法的民主化和社会化,重点赋予广大民众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作用,突出强调司法必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为依归。二是涉诉案件的严峻形势。有一组地方数据显示,2008年某市中院全年共受理来信来访案件183件(次),其中来信152件,来访31次,与2007年同期相比,来信上升13.44%,来访持平。

(二)独特的运作方式

社会法庭作为一种独特的纠纷解决组织,其在化解民间纠纷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源于其所具有的特别运行机制和方式,其可以用“一二三四五”来进行概括,一个理念,即便民、利民;两个目标,即安结事了、人民满意;三个特点,即便民――来自基层、身处基层、服务基层、贴近群众、心灵沟通零距离,快捷――不拘形式、不限场所、直接化解无障碍,灵活――社会参与、方法多样、处理策略机巧、平息干戈无反复;四不效果,即不收费――零收入、低成本、为民减负,不繁琐――少程序、少限制、为民便利,不上访――快消怨、快消解、使人民安居乐业,不障碍――无僵化、无成规;五个乡土化依据,道德风尚、乡规民约、公序良俗、风俗民情,同时参照适用法律。其趣旨在于实现“无讼”的和谐司法态势。社会法庭靠着其组织的灵活,方式新颖,发挥其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给“和谐司法理念”注入深刻的基层注脚。

(三)相关具体问题

1.归属问题。目前对社会法庭的定位是准司法组织,准司法组织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不甚明了的概念,因此其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和制度,其应该归属于哪个组织体系,现在还是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观点认为:社会法庭应由人民法院领导,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设立。理由是有助于保持调解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有助于保证社会法庭的人民性。还有观点认为应是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设立。理由是社会法庭一经设立,就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经费保障等一系列配套设施。而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人员的编制审批权在于政府,经费的保障机制也在于政府;法院本身的经费保障已是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支撑和保障社会法庭的运行。

2.社会法庭的人员称谓问题。社会法庭既不属于社团组织又不是法院的下设机构,怎样在法律上为其正名,还是一个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上文提到,社会法庭的组成人员多是一些社会名流、群众威望比较高,热心公益事业的,具有一些调解经验的人。但是,如何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3.程序操作上。目前社会法庭虽然已经在河南省高院得到试点,并且在全省范围内得以推广,但是至于社会法庭的受案范围以及程序上的操作规则,目前仍未有立法形式予以规范。司法实践中,大多是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操作,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操作中不免出现了很多的混乱。

4.效力问题。社会法庭受理案件后,依照乡土化的规则作出的调解协议是不是具有强制执行力也还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相关的法律尚未做出权威的规定。目前可以参照的规定是《2005年12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的实施细则》第九条“……对案件予以关注并能对当事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等人民法院可以邀请其旁听庭审、参与调解、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涉及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庭外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民事调解书,……”该规定执行或者在协议中载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协议的效力。或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出台司法解释,直接赋予社会法庭调解文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 、批判式视角里的“社会法庭”

(一)有悖于法律职业化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化共同体的趋势源于当前特定的社会条件。一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成熟壮大的市民社会要求商业活动和利益的可预见性;二法治政治理想,只有法治政治才能使法律独立、法治成为可能,而这又与法律职业及共同体的形成具有互动关系。三文化条件,即法治观念和相应的法律文化水平的发展。

法律职业化不仅是可能性更是必然性,因为只有通过法律的职业化才能实现法律的理性;才能维护法律的自治性、实现法律的正义;才能成为推动民主法治的力量和保障。法治社会的根本标志是法律的权威,而职业法律人的威信是则是法律权威的真正基础。因此,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我们也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走法律人的精英路线。

但是社会法庭的里文化水平不受限制的社会法官,其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教育背景,定会对现存法律产生不一样、甚至矛盾的认识。并且现有观点提出的“社会法官”称谓必将给现有的法院编制造成混乱,对法律职业化的进程形成障碍。在法律职业化和法律人精英化的背景下,这些带有法官色彩的社会名流处境相当尴尬。

(二)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耶林曾说:“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但是19世纪后半期之后,英国的分析法学派主张道德和法律的分离,排斥在司法领域的道德运用;概念法学派也基于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排斥司法领域的价值判断。主张司法者应该坚持中立,理性的做好“宣告法律语言的嘴巴”。至于道德和价值评价问题只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因为包容司法适用中的道德标准,将极易导致法律的不确定。

社会法庭解决问题的依据主要是乡土化规定,同时参照适用法律。这些乡土化的规定是多元的、零散的、主观的、模糊的,并且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往往采用模糊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获得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这难免与现有法律的一致性、统一性、准确性、客观性相违背。基于法律和道德的明显差异,可以设想对于同一个纠纷,法官依法作出的裁判难免会与社会法官依照这些不成系统的规定做出的评判相悖,甚至会产生极大地差异和冲突。此时我们究竟是该接受法律的评价还是乡土的评理?

(三)偏离社会现实

社会法庭所彰显的新型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与当前的司法政策导向一致。但是司法政策导向的时事性、政治意义上的特定性和时效性,使得司法政策并不能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社会法庭的运行机制类似于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调解,一群“善良”的人们围坐一起,依照人们心中的“那杆秤”解决家长里短。但需要记住的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时空背景是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和战时状态下的“熟人社会”,且当时鲜有相关的法律性规范适用。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让位于法治,传统伦理逐步为现代法的伦理所取代。为了维系商品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必须按照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法律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判断,其他的价值判断都应当让位于反映商品经济规律的法的判断。因此,社会法庭所依据的乡土化的风俗和情理明显不能适应中国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非权利化的甚至于侧重于劝解当事人为了和谐相互各退一步,最后达到案结事了的处理方式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是没有根基的。

三、结语

无讼的理想对于一个崇尚伦理和道德约束的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则建立在一种经验的而非科学的基础上,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空想模式。社会法庭不仅给予了社会法官极大地人格信任,而且是追本逐末的选择了放弃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而只是为了达到平息诉讼、湮没事端、维护稳定的作用。这种妥协的、模糊地纠纷解决方式在现实的法治化国家战略进程中是站不住脚的。法治社会的初期,需要强化的是人们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法律规范的具体化、明晰化离不开司法的裁判,人们行为规范化的意识、交易行为的规则化和交易行为的可预期性都离不开法院的裁判。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如何实现裁判的完美性和趋于最大限度的正义,而不是选择看起来很美好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刘星.法律是什么.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1):2.

[2]张立勇.社会法庭:跳出法院之外的实践与考.2001.3.17.hnfy.省略/public/detail.php?id=96278.

[3]张怀文.“更新理念、健全机构、理性解决涉诉――新时期法院涉诉工作的探索,”2008.11.12.dx.gansu.省略/sfyy/ztlm/webinfo/2008/11/1225957923653698.htm.

[4]佚名.对开展“社会法庭”试点工作的几点思考.2009.11.3.sqpaw.省略/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1.

[5]张文显,信春鹰.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1.

[6]付子堂.法理学初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60-361.

[7]庞德.法律与道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 121-122.

[8]付子堂.法理学高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53-354.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8

【关键词】仲裁中调解；仲裁员调解；调仲分离

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虽然对仲裁中调解制度有所规定，但其终究简陋并缺乏可操作性。二十年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等国内仲裁机构一直勤于探索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力求有所创新。

一、仲裁中调解制度概述

（一）仲裁中调解的原理

相比诉讼而言，仲裁的一裁终局制度，耗时少，费用低。因此，为了追求高效并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商人们更乐意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且仲裁制度有许多国际公约的支持，能够保障仲裁裁决在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除此之外，仲裁程序的灵活性和保密性也迎合了商人们对于纠纷解决程序的要求。

然而，仲裁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模式化，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多。它并不能解决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对抗性问题，反而扩大冲突，降低当事人自觉履行仲裁裁决的可能性，也损害了当事人之间日后的关系。因此，商人们逐渐意识到调解的优势所在。调解也拥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保密性，它的和谐性可以解决仲裁中对抗性问题，不仅可以消除当前的纠纷，还可以促进将来的友好关系。同时，调解为结果提供了双赢的可能，提高了裁决履行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调解制度中，调解员并不能将自己的纠纷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因而调解并不保证一定会解决纠纷。即使调解成功，调解协议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另外，调解制度缺乏国际公约的支持，外国法院并不会当然地承认和执行内国调解协议。

因此，为了发挥仲裁制度与调解制度各自的优势，弥补彼此的缺陷，仲裁中调解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渐被国际仲裁机构所重视。

（二）仲裁中调解的基本模式

ARB-MED-ARB是仲裁中调解的基本模式，它是指在仲裁程序开始后，当事人可以申请暂停仲裁程序、由第三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或当事人请求根据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仲裁裁决，那么调解程序结束，仲裁程序继续进行，以最后做出的仲裁裁决作为纠纷解决的结果。

二、我国仲裁中调解的新发展

我国《仲裁法》第51条规定：“仲裁庭在做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仲裁法》确立了仲裁中调解制度，由仲裁员担任调解员，赋予了仲裁中调解书的强制执行力。但是，除以上内容外，我国《仲裁法》并没有规定仲裁中调解的细节。

我国国内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CIETAC”）、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笔者主要研究上海自贸区仲裁规则）以及北京仲裁委员会三家仲裁机构在运用此制度时，加以探索和实践，在国际“调仲结合”的大趋势下，紧跟潮流，制定出具体的ARB-MED-ARB模式。

（一）CIETAC与北京仲裁委员会

1.调解员的选择

CIETAC规定当事人双方愿意调解的，仲裁庭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有调解意愿却不希望由仲裁庭进行调解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协助当事人进行调解。由此可以看出，CIETAC的ARB-MED-ARB模式允许两类人担任调解员：一是仲裁庭，二是仲裁委员会。

对于调解员的任命问题，当纠纷是国内商事仲裁时，北京仲裁委员会规定了“仲裁庭调解”和“独立调解”两种方式。“仲裁庭调解”与CIETAC规定相同，都是指由仲裁庭进行调解，而“独立调解”则运用了“机构结合”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仲裁程序过程中，向该会的调解中心申请由调解员进行调解。当纠纷是国际商事仲裁时，北京仲裁委员会对此做了特别规定，调解员由仲裁员担任，但调解不成导致调解程序终止的，当事人可以以避免裁决结果受到调解程序影响为由，申请更换仲裁员。

2.调解方式

CIETAC和北京仲裁委员会都规定：如果是仲裁庭进行调解，那么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虽然，CIETAC对仲裁委员会进行的调解方式规定为“以适当的方式”，但根据前后文来看，此处的“适当的方式”也应该是指仲裁委员会所认为的适当的方式。

3.不得援引制度

如果调解不成，当事人均不得在其后就同一争议进行的仲裁程序或诉讼程序及其他程序中，援引调解员和各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的任何陈述、意见、观点和建议，以及书面材料作为其请求、答辩或者反请求的依据。此为“不得援引制度”。

（二）《上海自贸区仲裁规则》

之所以把《上海自贸区仲裁规则》单独列出加以分析，是因为其他两家仲裁机构的ARB-MED-ARB模式均是发生在仲裁庭成立之后的仲裁程序中，而《上海自贸区仲裁规则》则在ARB-MED-ARB的基本模式下，创新了复合式的ARB-MED-ARB模式。它特别规定了在仲裁案件受理后、仲裁庭组成之前可进行的“调解员调解”制度和在仲裁庭组成之后、仲裁裁决做出前进行的“仲裁庭调解”制度。这与上面两家仲裁机构的ARB-MED-ARB模式有很大的差异。

1.调解员调解

“调解员调解”程序的申请、调解均发生在仲裁案件受理后、仲裁庭组成前，一方当事人必须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并在得到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后，才可启动调解程序。因为仲裁庭还未组成，所以此时的调解员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从调解员名册中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