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保护法范文

青少年保护法篇1

__年，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东城团区委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各界通过共青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少年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工作核心，深入推进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努力提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积极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维护了地区的和谐稳定。

一、结合工作实际，强化组织领导

为了能够不断强化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安定门街道由主管共青团、妇联工作的处级领导担任委员，一方面能够在较高层面上掌握街道全局、熟悉相关科室的工作实际，能够更好的指导各项青少年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协调相关科室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统一部署来开展活动，从而壮大队伍，形成多方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地区开展青少年工作的影响力。

同时，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能够针对不同群体类型及时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明确职责任务，充分发挥作用，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帮扶的领导。同时，在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努力结合上级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及时予以落实，务求取得实效，竭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积极营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着力做好地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优化行动”、切实关心关注特殊青少年群体来开展普法维权工作。通过“法在身边”征文演讲比赛、亲子运动会等形式，对保护儿童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强势宣传，通过倡导“尊重儿童”、“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等意识，营造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分类进行指导，确保帮扶实效

1．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分类管理

一是针对精神或者智力有残疾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由家庭照顾、社区定期走访的方式来进行帮扶和管控，切实帮助其本人及家庭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乐观面对生活；二是针对因学历低、单亲家庭、父母双亡等原因失业在家的青少年，主要采取社区管片主任不定期走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的措施进行管控，争取多方资源尽力解决其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经常性的组织其参与社区活动，在心理上给予关怀、生活中及时帮扶，思想上进行教育，尽力防止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三是针对有不良行为或因违法犯罪入狱的青少年，若在服刑期间则积极进行探访教育，做好家庭工作，引导其积极加强改造，重新树立良好的价值观，重塑生活信心；日常则由家庭进行教育，社区做好关怀工作并加强管控措施，不断巩固其改造成果，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做好引导，努力杜绝其再次发生不法行为。

2．对弱势青少年群体积极探索帮扶新形式

认真摸底调查核实，登记造册并及时更新，特别关注农民工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困境青少年群体，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救助工作，努力为其创造健康成长的环境。一是开展辖区内志愿服务队与地区弱势青少年结对子活动，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弱势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通过多方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二是结合儿童自身具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做出贡献、体现价值的迫切愿望，将弱势青少年和部分社区闲散青少年组成社区志愿者队伍，组织他们开展治安巡逻工作，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活动，以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面对生活，积极为地区的安全稳定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三是结合节点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闲散青少年、地区弱势青少年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共同开展座谈会、交流会、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形成闲散青少年、弱势青少年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与志愿者沟通的良好局面。

三、不断总结经验，狠抓工作落实

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三二”工作措施，认真研究探索，不断提高基层团组织服务青少年的工作水平。

做到“四个及时”：一是及时建立台账，坚持做到“情况清、底数明”；二是及时进行走访，时刻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需求情况，提高帮扶针对性；三是及时送去温暖，积极争取资源实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四是及时组织活动，通过群体活动进行心理指导和帮扶关爱，促进其更好的融入社会，阳光健康成长。

强化“三个注重”：一是注重沟通、扩大影响，及时与团区委及街道宣传部联系，多种途径加大对开展帮扶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扩大活动的影响面，形成全地区共同关爱青少年群体的浓厚氛围；二是注重实际、营造氛围，除了针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进行物质帮扶之外，还要注重结合地区特色开展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三是注重整合，形成合力，要坚持加强与上级团组织及街道妇联、民政、残联等各相关部门的密切联系，积极争取多方力量开展关爱行动，不断提高帮扶力度，提升活动效果，形成地区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工作合力。

加强“两项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阵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

党委、各级团组织、家长、学校的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亲子运动会等寓教于乐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使这些阵地成为青少年接受教育、陶冶情操、健康成长的重要场所；二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社区、家庭、学校、基层团组织相互沟通的体系，把好的经验、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产生合力，促进其健康成长。

青少年保护法篇2

团市委切实履行预青专项组办公室工作职责，积极协调成员单位，2015年10月16日，召开全市预青工作会议，总结工作、查找不足，推广试点工作经验、工作模式，进一步明确六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工作目标定位，完善信息汇总和动态监测、引入专门力量教育矫治、利用正面力量接触联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关爱帮扶等重要工作机制。

切实抓好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等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协调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深入贯彻落实新刑诉法，严格执行相关未成年人法律规定，落实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未成年人刑事档案封存、提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等制度，加强青少年维权工作载体和阵地建设，命名了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室等30个集体为曲靖市青少年维权岗，同时推动各级“青少年维权岗”与社区结对，开展经常性的预防和维权工作，帮助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制宣传教育。团市委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过程，各种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多彩。通过运用微博、手机报等新媒体积极组织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曲靖青年志在四方”、“与信仰对话”、“与人生对话”等主题教育活动，结合“3・5”、“五四”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学雷锋日青少年志愿者集中服务和“高举团旗跟党走 奋力实现中国梦”主题团日活动，开展“中国梦”与“青年历史使命与担当”迎五四专题知识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组织曲靖各界优秀青年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农村，开展了“四进”公益励志6期巡回演讲，受益青年1.6万人次。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加强社工专业力量和专业队伍建设。围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这个核心目标，出台了《曲靖市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及《曲靖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实施方案》，加快建设进度，探索成立非营利性民办非企、创办民办服务机构、与现有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建立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机构）建设步伐，推动县（市、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机构）建立发展。鼓励团干、志愿者（合适成年人）等参与社工资格考试，储备人才。通过培训、引进专业社工、招募志愿者（合适成年人）等方式，进一步培育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对照《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手册》，找准参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着力点，强化项目推动。针对6大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开展个案管理、青春期教育、禁毒防艾、困难帮扶等工作；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社会调查、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附条件不监督考察等工作，争取公检法司支持，通过与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中心签订委托合作协议的方式购买服务。积极在社区、城中村、监所等地设立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工作站，拓展服务范围。目前全市扶持培育了6家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有社工专业社工30余人，从业人员70余人。社工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一定发挥。

推动全市“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青少年权益保护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共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组织动员各级“青少年维权岗”及创建单位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帮助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活动，提高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维权岗”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充分发挥各级“青少年维权岗”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作用。

青少年保护法篇3

这一天，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随后，国家主席杨尚昆第五十号主席令，决定这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规于1992年1月1日起实施。

法律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用国家的意志来为民族的未来着想，为自己的后代提供全面而系统的法律保护，这无异于一个民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树起一座现代文明的里程碑。

立法：共青团功不可没

中国人民大学力康泰教授感慨万千：“我，作为《青少年人保护法》的最初起草者之一，10年之后，终于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正式颁布，心情非常激动。”

“十年磨一剑”。一部法规的诞生来得何等漫长，何等不易啊！

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青少年保护法，中国却有占总人口1/3的未成年人；中国已有的法规中虽然有一些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条款和规定，却难以发挥总体效应。原则而不具体，零碎而不成系统；重于惩戒，轻于保护；重于防范，轻于教育，这些明显的缺陷和疏漏引起人们深深的焦虑：在这些未成年人身上，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民族的未来；塑造未成年人，就是塑造民族未来的形象。以千秋大业计，为未成年人立法大有必要。

于是，中共中央以其庄严的“红头文件”明示：“目前，保护青少年的有关法律还不完善，建议立法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宪法精神，加紧制定保护青少年的有关法律。用法律手段来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防止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对青少年的引诱和腐蚀，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而以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利益为根本任务和最高责任的共青团，在其后10年漫长而艰难的立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团组织虽然不是立法机关，却为这部法规的诞生殚精竭虑，用“功不可没”来加以赞誉，并不过分。

地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踩出来的。

1980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团中央等单位着手调研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保护法（讨论稿）》，至1988年1月，团中央牵头组成了青少年立法顾问组和青少年立法咨询组，并不定期召开青少年立法工作联席会议，正式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之后，《草案》11易其稿，工作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

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的积极参与下，1987年6月，上海市率先推出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青少年保护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这是我国青少年立法史上一次重大突破。

1988年10月20日，《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颁布，《条例》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直接法律效力，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了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共青团宁夏自治区委受区人大委托，牵头起草《宁夏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他们确定了54个调研课题；走访了全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23所、清真寺9座、有关人员500余次；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34次；写出了5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征集意见和建议100多条，9易其稿，形成《条例》。

河北省青年联合会重点抓好维权的组织建设，创造了理事型、议事型、咨询型三种不同功能的青少年维权组织，使青少年维权组织形成了系统网络。

辽宁省青联不断强化舆论环境的建设，他们和省电视合摄制《我们的太阳》专题片，以典型事例介绍保护未成年人法规的重要意义，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活动此起彼伏。

还有广东，还有福建，还有天津，还有山东，还有四川，还有贵州，还有内蒙古，还有……

一时间，全团上下认准了一个方向：为促进青少年立法工作而努力，这是共青团在变革与发展的社会现实面前颇有作为的一件大事。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少年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延东这样说：“有必要专门讨论一下青少年立法与共青团工作体制改革的关系。共青团工作体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完善团组织的职能。在过去的工作中，团组织比较重视‘助手’职能和‘突击队’职能，而在自觉充当青少年权益的社会代表方面就很不够了，加之团组织作为青少年利益的社会代表还缺少法律的依据和保证，团组织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青少年立法既是共青团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促进共青团体制改革，进而促进青少年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观点不仅团内要搞清楚，还要努力使全社会接受。只有这样，团组织作为青少年利益的代表，才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实践上的意义。”

难能可贵的共识，凝聚起全团上下的热情、力量与心智。10年来，为青少年立法不断奔走呼号，积极实践，共青团始终充当着一个实干者的角色。

虽然“保护神”姗姗来迟，但是，当3亿多青少年与“保护神”相拥抱的时候，他们同时向共青团投来深情而敬佩的目光：共青团是为青少年办实事的！

用法：

让理性的光芒照耀人的尊严

一位专家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特点陈述看法：本法从法的名称到基本原则，从法的内容到法的体系结构，都突出了“保护”这一立法指导思想，而不是着眼于司法制裁和违法犯罪的处理。本法不仅解决了“保护谁”和“保护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由“谁来保护”和“如何保护”的问题。这说明《未成年人保护法》既不是单纯的刑事法律，也不是单纯的民事法律；既不是单纯的实体法，也不是单纯的程序法，而是为维护未成年人健康向上、民族生存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综合性法律。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

一部《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仅使以思考见长的专家学者们产生了这样逻辑严谨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以不可动摇的意志在不知不觉中向所有的人们渗透着一种理性的力量。在它的面前，感情不能替代判断是非的标准；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再是行与不行之间的界限，旧有观念无法抗拒法律的尊严。

青少年保护法篇4

一、由单纯的司法消极预防转变为对青少年进行积极保护

我们知道，早期制定的青少年法，除了强调保护少年之外，许多法规都是关于如何处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法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单纯地对于青少年罪犯进行审判与处罚，并不是根治青少年犯罪最有效的办法，只有杜绝违法犯罪的产生，才是最根本的措施。于是，各国纷纷重新制定了青少年法规，废除了早期的青少年立法。例如，日本于战后1948年重新制定了少年法，废除了1922年制定的少年法。德国在1953年的少年刑法中，增加了有关年长少年的规定；1974年12月11日又重新颁布了青少年刑法。该法中所指的年长少年犯是年满18-21岁的犯罪者。对年长少年处以刑罚的上限一般为10年。同时，该法规定，对年长少年判刑时，应从宽处理。例如，按一般刑法对年长少年犯应判处无期徒刑的，法官可以判处其10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法官对年长少年犯不能施行作为预防措施的羁押，以及取消刑事污点等等。

有些国家则是在他们原来制定的青少年法的基础上，进行多次修改和补充而形成了既规定审理与处罚青少年的内容，又规定保护青少年的内容的青少年法规。不管重新制定也好，或者在早期制定的青少年法规基础上修改与补充也好，都形成了既规定保护青少年内容^又规定审理与处罚青少年内容的综合性法规。我国已制定的现行各地方青少年保护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加突出地反映了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例如《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分别规定了国家机关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青少年自我保护以及对几种青少年的特殊保护。与此同时，也规定了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矫治与安置等问题。再如《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分别规定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几种特殊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矫治等等。

二、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向“司法福利”发展

早期，各国对待少年犯罪的方式与对待成年人犯罪的方式相同。一般地说，都是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由成年人法院对未成年人罪犯进行审理、处罚，几乎无大的区别。工业革命以后，在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虽然没有设立专门处理违法犯罪少年的少年法院，但却设立了社会福利委员会或福利委员会。它们缩小了审判范围，优先注重于“不追宄罪过责任”。在这些国家中主要是对少年的反社会行为，像医生一样进行诊断处理，不追宄他们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责任。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理违法犯罪少年的体制，我们将其称之为以福利为主处理违法犯罪少年的体制。

如上所述，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是1899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产生的，而世界上第一部《儿童福利法》是1895年在挪威通过的。从内容上看，这两部法律的立法者都没有相互参考对方的体制，显然是因为互不了解。挪威在1895年通过《儿童福利法》时，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4岁，瑞典1902年通过《儿童福利法》时规定为15岁，并且对15岁至未满18岁的少年罪犯，法院不宣判刑期，而是处以保护与教育作为目的的矫正训练处分。这种处分，从保护观点出发，不确定收容期限。如果少年被收容最低一年以后能改恶从善，则允许其退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进一步采取了非刑事化的措施，经过对儿童福利法进行多次修改后，在1952年的法令中规定，对于18岁以下的违法犯罪少年，原则上都由儿童福利委员会处理。1960年的法令则更重视保护儿童的福利。英国的青少年立法也是促进向儿童福利方向发展的一个典型，1965年发展到了顶点。在代表英国政府立法意图的以《儿童、家庭和青年犯》为书名的白皮书中，甚至干脆提出彻底废除少年法庭，而由社会工作者和别的有关对少年问题具备相当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委员会”（TheFamilyCouncil）来取代少年法庭，行使处理少年案件的职责。英国在《1969年儿童和青年人法》规定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向加强儿童福利方向发展的设想。

但是，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英国的青少年立法，由于两党斗争，自从1971年以后，围绕着少年法院是向福利方向发展还是向司法方向发展的问题，英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围绕青少年犯罪者处遇问题进行争论的结果，体现在1980年10月保守党政府公布《青少年犯罪者白皮书》上。该白皮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对青少年犯罪者采取的严厉对策，最终是企图将青少年犯罪者封闭在设施之内，因而得到那些对以福利主义思想为背景的青少年对策不满的人的热烈拥护。

1982年10月，为了解决围绕过去少年司法制度的争论，保守党政府制定了1982年《刑事司法法》。该法由于援用1980年白皮书的基本宗旨而贯彻了保守党政府的主张。因此，对这一法律，英国犯罪学者评论说，它为早期干预青少年罪犯及其父母的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战后，日本首先于1947年12月12日公布了《儿童福利法》，半年之后公布了日本《少年法》。《儿童福利法》就儿童福利保障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目的在于“使一切国民皆应培养儿童，并致力于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一切儿童平等，其生活必须得到保障与爱护。”而《少年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健康培养少年”。可见，两法的目的相同，对象也相似。所以，在日本新《少年法》中规定了许多与《儿童福利法》有关的条文。例如，第六条第三款规定：“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长，如果根据少年的行为，认为符合《儿童福利法》的规定，需要采取限制其行动自由或采取剥夺其自由的强制措施时，除根据《儿童福利法》第三十三条（儿童商谈所长对暂时保护儿童携带物品的保管）及第四十七条（儿童福利设施领导代行亲权）的规定外，应将其解送家庭裁判所。”再如，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家庭裁判所进行调查的结果，认为所采取的措施符合于《儿童福利法》规定的时候，应做出裁定，将案件解送有权处理的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第二款规定：“家庭裁判所根据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受理的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长移送的有关少年，做出裁定，附有期限，并指示对于该少年应当采取的保护方法及其他措施后，可以将案件移送有权处理的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这些规定都是旧《少年法》所没有的。上述规定，不仅反映了日本制定新少年法时注意与《儿童福利法》的协调关系，更反映了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向“司法福利”发展的趋势。

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在其召开的历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上，均重点讨论了少年的特殊保护和少年司法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与一系列关于少年司法的国际公约、规则。这些公约规则都明文规定，各国应当在制定各项政策、处理儿童事务中，对儿童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例如，1989年制定的《儿童权利公约》明文规定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这一规定，正好与少年司法福利化观念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三、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向成人化发展

美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少年犯罪与年俱增，20世纪50年代末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抱怨少年法庭对少年犯的处罚过于宽大甚至纵容了少年犯，使得青少年在犯罪中更有恃无恐。同时，由于少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引起了其他许多问题的产生。因此，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掀起了一场加强法制的风暴。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哥尔特案进行了判决，哥尔特案件的判决，是研究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学者一致公认的、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判决。哥尔特是一个15岁的少年，因被指控给女邻居打下流电话而被抓走，抓他的时候没有逮捕证，也没有通知其家属，少年法庭审讯时也没有证人出席，最后被押送教养机关，直至21岁。如果哥尔特案件不是由少年法庭处理，而是由成年人法庭处理，那么所告诉的事实即便属实，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也只能判处50美元罚6金的处罚。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对哥尔特案件所进行的判决，着重对少年法庭法官行使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批判，并郑重宣布，凡被控告犯罪，因此将被监禁的少年享有如下权利：（1）有权聘请律师充当顾问；（2）有权得到内容详细的控告书；（3）有权与原告对质；（4）有权拒绝承认自己犯了被控告的罪行；（5）控告的成立，必须证据确凿无疑；（6）有权要求上诉审复查。这些基本权利通过上诉法院的判决和各州对少年法庭法的修改，进一步得到具体化，使得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向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由此可见，哥尔特案判决，在美国少年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再如，德国于1943年修订了原来的少年刑法在新法中规定了准惩罚性措施。1953年制定的少年刑法在第四条中明文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作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在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明文规定：“家长也享有法定人所享有的选择律师和提出申诉或上诉的权利。同时，又新规定了缓刑措施，重新解释了缓刑以及传统的假释原则。经过对少年刑法进行修改和补充，德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正逐歩趋向于向成年人司法制度靠拢。

总之，随着现代青少年立法和少年司法制度趋向于向成年人司法制度靠拢的事实出现，在少年司法制度中出现了律师制度、证据制度和上诉制度。这些都是少年司法制度诞生之初所没有的。以上三种制度与成年人法院的这些制度，虽然存在着许多差别，但是，在性质上，特别是在少年刑事案件中，是比较接近的。

四、立法及少年司法制度对少年犯处理向社会化和多样化发展

一般地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是综合性污染。也就是说，它是本人因素、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等问题互相结合的结果。而就青少年本身来说，他们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和逐步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时期，正处在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时期，也是可塑性很大、易受外界影响的人生时期。因此，特别需要国家制定专门法律予以保护，更需要全社会对青少年予以正确指导*以使他们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身心健康成长。在这方面，日本东京都制定的《关于健康培养青少年条例》可谓典型例证。该条例在前言中说：“我们都民作为社会一员，热爱肩负未来社会重任的青少年，并且期望他们在良好环境中，获得身心健康成长。我们都民都必须铭记，无论在家庭、学校、或者工作岗位以及其他场所，都要竭力对青少年予以正确指导^以对青少年人格的形成做出贡献。……”各国少年法庭正是采取多种手段对少年犯罪进行处理，以期违法犯罪少年早日改恶从善。其中，社会化措施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发展。

第一，以社会为基础的矫正。例如，美国不只是对青少年罪犯实行监禁，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将青少年罪犯置于社会之中，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少年犯加以监督、控制，施以所谓感化，使之改恶从善，即所谓以社会为基础的矫正。目前，美国的以社会为基础的矫正措施，其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大体可以分为寄宿设施和非寄宿设施两种类型：一是寄宿设施。这是对违法犯罪青少年训练指导的的地方。虽然，这些场所是用于青少年居住的，但是它却不是用来监禁青少年的，因而它没有特别形式的对自由的限制，也不与社会脱离。例如，团体之家。它是接收由设施转来的青少年的场所。它的目的是在限制自由的生活与完全自由的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青少年能够顺利地重新回到社会。团体之家由专门工作人员对青少年进行个别规劝和集体规劝，并鼓励家长来访，还鼓励青少年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用以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培养他们集体生活的习惯。被安置在团体之家的青少年，不是进当地学校学习，就是从事正常工作。有的州还在团体之家中设有培养和提高青少年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设施，允许在这里的青少年继续接受教育，获得工作经验，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二是非寄宿设施。所谓非寄宿设施，顾名思义，就是仍然让违法少年住在家中，但要按时到非寄宿设施工作、学习。这种非寄宿设施采取了培养和提高违法少年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等一系列措施，以便使违法少年学会生存技能，为将来安排工作创造条件。

第二，赔偿损失。例如，加拿大由少年法院法官判令犯罪少年以金钱或劳动的形式归还或赔偿因其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在做出这种决定时，法官要考虑该少年的收入或偿付能力。判定以实物偿还是以该少年为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方式进行：可以要求少年犯为公共事业的服务项目中完成一定定额的劳动。例如，在教堂、公共场所或中心区、市政厅、公园、公寓、医院、邮局等场所劳动。

第三，保护观察。这是一种对犯罪少年不剥夺人身自由的改造措施。其目的，具体地说，就是预防少年重新犯罪，根据《日本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第34条第2款所规定的犯罪少年必须遵守如下事项：是居住于固定的居住地，从事正当职业（保护观察原则上是在本人住所的居住地进行）。二是从事正当职业。三是禁止与具有犯罪行为的犯罪者以及与品行不良者交往。四是转换住所或长期旅行时，事先必须经对其进行保护观察者的许可。

此外，按照每个少年的具体情况，分别规定其生活目标和禁止事项等特别遵守事项。与此同时，还给予就学、就业的辅导以便使他们能适应社会的正常生活。

第四，司法外处遇。司法外处遇，在美国称之为“转向”指尽量将少年罪犯交由社会机构进行监督或采取其他处理办法，以使其不进入少年司法的正式审判程序。‘转向”计划主要适用于轻微触法的少年罪犯。司法外处遇既可发生于正式审判前的“预审”阶级，也可在审判之后适用。狭义的“转向”是指完全避免法官的介入而直接交由司法系统外的各类社会性机构和组织采取相应的处遇办法。广义的“转向”则是指尽量减少少年罪犯进入少年审判或普通刑事审判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少年犯在矫治、教养机构中的教养期限亦可包括在内，故运用更为广泛。

总之，除上述较为典型的四个方面之外，国外对违法犯罪少年的处理社会化和多样化已成为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发展趋势。例如“向公私机构购买服务”、“缓刑”、“不定期刑”、‘委托人制度”、‘寄养家庭”、“短期处遇”、“定罪不判刑的考验斯”、“教养院和训练学校”、“特修科”、“累进处遇”、“判决后的继续管辖”、“不计前科”等等，五花八门，都是现代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五、特别规定危害少年的成年人犯罪

将危害少年的成年人犯罪特别规定为青少年法规的主要内容，借以保护少年。这已成为国外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的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印度中央少年法设有专章规定成年人对少年的特别犯罪。该法第41条规定的虐待少年罪：（1）实际保护或观护少年者，对少年施以暴行、遗弃或者故意不予以保护，或者使用某种可能引起该少年痛苦的行为，对少年施以暴行、遗弃或者不予以保护者，判处六个月以下监禁、罚金或并科。（2）告诉，未取得事务次官或享有赋予该职权官员事前许可时，任何法院均不得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作为应处罚的犯罪而受理。第42条规定的雇佣少年进行乞讨罪：（1）任何人雇佣或使用少年乞丐，或者使少年乞讨食物，均判处一年以下徒刑、罚金或并科。（2）实际保护或观护少年者，对少年教唆第一款所规定的应处罚的犯罪行为，判处一年以下徒刑、罚金或并科。（3）根据本条规定，应处罚的犯罪列为审判权内。第43条规定的对少年供给酒类与麻醉药品之罪：在公共场所使少年饮酒或供给麻醉药品或者造成给予的原因者，除有资格者所采取的医疗措施、治疗疾病或者接受指示有其他紧急理由外，一律判处200卢比以内的罚金。第44条规定的雇佣少年进行剥削罪：以雇佣为目的，对少年公开进行斡旋，剥削少年工钱，或者为了自身的目的使用少年干活者，判处1000卢比以内的罚金。日本等国的少年法也都设有专章，明文规定危害少年健康成长的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向少年法庭提起公诉。其中，《日本少年法》第37条规定，关于下列成年人的案件必须向家庭裁判所提起公诉：（一）违反《禁止未成年人吸烟法》之罪；（二）违反《禁止未成年人饮酒法》之罪；（三）违反《劳动基准法》之罪；（四）违反《儿童福利法》之罪；（五）违反《学校教育法》之罪。例如，违反《儿童福利法》第60条之罪是指违反《儿童福利法》第60条所规定的“不准使儿童进行奸淫行为，不准使残疾、畸形儿童供群众观看，不准利用儿童乞食。不准使未满15岁的儿童充当杂技、马戏演员，在街头或其他场所从事卖唱或其他演出，充当饭店侍者等等。”再如，违反《学校教育法》之罪，是指违反《学校教育法》第90条所规定的。“不得妨碍子女受义务教育”及91条所规定的“家长、监护人负有使子女就学的义务”对于违反前款所列之罪者，按照刑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从重判处。将危害少年的成年人犯罪特别，规定为青少年法规的主要内容，已成为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的一种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对青少年立法与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趋势的分析与研宄。也只是就总的趋向而言。实际上，现代西方国家的青少年立法是比较复杂的，在美国和英国，甚至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青少年法规。在美国50个州都有立法权，都有自己的青少年法规。相比较而言，英国比美国青少年法规要统一，但是，在英国甚至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式，一种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所采取的类似于美国的少年法庭形式，另一种是苏格兰所采取的与瑞典相类似的将社会福利委员会与郡法院相结合的形式。这充分说明了青少年立法已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现象。再如，在日本，虽然全国统一施行家庭裁判所制度，但是，从各种预防少年犯罪的社会组织，到家庭裁判所和各类儿童福利设施，以及最后对少年进行矫治的各类少年院、社会组织和志愿组织等等。可以说，日本在治理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组织了数道防线，几乎动员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当然，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完全合乎发展规律的，它是由于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因素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而这就决定了在青少年立法方面对整个少年司法系统的管理要做出规定，同时对各司法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分工与协调方面也要做出种种相应的规定。因而，在青少年立法上必然出现错综复杂的现象。但是，不管出现了如何错综复杂的现象，它的基本发展趋势还是较为明显的。

青少年保护法篇5

鉴于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他们既容易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侵害人，更容易成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我国当前缺乏对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仅在《侵权责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中对网络隐私权和青少年隐私权保护略有涉及，且存在规定陈旧、责任人界定不清、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应借鉴国际相关立法实践，出台专门法律，通过规制网络用户、增加家长权利等方面加强对青少年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隐私权;COPPA;家长权利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接受资讯的方式。一条言论可以通过微博、bbs迅速转载，图片和视频在短时间内就会获得大量点击率，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种特殊的侵权案件，即网络侵权。青少年作为网络服务的主要使用群体之一，很容易成为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其中，侵犯隐私权是青少年最容易遇到的网络侵权行为之一。

一、网络隐私权的界定

“隐私权”，最早指“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权利（right to let alone）”[1]，1960年美国学者普劳瑟（William L. Prosser）教授在《隐私权》（Privacy）一文中将侵犯隐私权细化为四种不同的行为：侵入（intrusion）隐居、独处或私人事务;公开披露（public disclosure）令人难堪的事实;宣扬（publicity）以使公众产生歪曲的理解;为自己的利益挪用（appropriation）他人的个人信息。[2]可见隐私所及的范围为个人的生活与个人的信息。

网络隐私权的内容也可以用隐私权的维度界定，即网络生活不受干扰，网络上个人信息的使用与流转不受侵犯。所以干扰、窥探、妨碍他人的网络活动，非法入侵个人的网络空间是侵犯网络隐私权的一种表现，比如用垃圾邮件充斥甚至引爆邮箱，或者破译他人的网站密码。采集、持有、使用或披露[3]他人数据化的个人秘密是侵犯网络隐私权的又一种表现，这既包括侵犯仅存于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比如将他人不公开的网络日志公布于众;也包括用网络手段侵犯现实隐私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人肉搜索”，即网民使用网络上搜集的信息在现实中干扰受害人的生活。

网络活动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一认知在网络愈加发达的今天看来并不算超前，但对于涉世未深、缺乏判断力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对自己隐私权的保护就显得不那么有力了。这一是由于青少年往往缺乏对隐私权的充分认识，容易泄露隐私;二是由于当隐私权受到侵犯时，他们也很可能没有能力甚至怠于去主张权利。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合理的外在手段，比如法律，来保护青少年的网络隐私权。

二、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思考

无论是青少年隐私权保护，还是网络隐私权保护，在我国都欠缺专门性的立法，相关法规散见于多个法律文件中。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中有对隐私权保护的涉及，但无论是从立法技术还是规则设置上都略显陈旧;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虽然承认了对隐私权的保护（第二条），并在第三十六条[4]对网络侵权行为进行了规制，同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用专节对三十六条进行了细化的理解，但从保护青少年网络隐私权的角度看来，仍有缺失之处。

1. 我国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首先，我国现在尚无法律专门针对网络隐私权，《侵权责任法》只是分别对隐私权和网络侵权作出了规定，这种概括性的立法模式一是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二是与相关领域的国际立法实践相脱节。

隐私权本就是含义丰富的法律概念，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若干经典案例括出了隐私权的大致内容，且其内涵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网络隐私权因为网络这一媒介的特性而更加特殊。网络上的信息传播迅速，网络用户遍及世界各地且互不相识，这都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远比侵犯现实隐私权容易实现且难以规制。为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即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网络信息的公约法规，如《个人资料自动化处理时个人保护公约》、《欧盟数据资料保护指令》等，1999年更是出台了《INTERNET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一般原则》，直接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德国、日本、我国台湾也都有类似的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

法。[5]可见，专门针对网络隐私权立法或出台特别条例是网络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立法趋势。

其次，现存的专门保护青少年人权益的法律制度在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上均略显陈旧。限于法律出台的时间较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虽然提到了对青少年隐私权的保护，但并未阐明这一权利的范围，对于侵害隐私权的方法和途径也预估不足，比如《未保法》三十九条仅规定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但“披露”显然不是侵犯隐私权的唯一途径。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与在网络背景下保护青少年隐私权的特点与难点在这两部“青少年保护基本法”中更是没有提及，因此它们难以成为规制侵犯青少年网络隐私权行为的法律依据。

这一缺憾能否通过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弥补？笔者认为这也很难。虽然目前很多学者都主张通过地方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来增加“未保法”的可操作性，可这些地方性法规与“未保法”之间存在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不能超越上位法的授权而授权，也不能给出上位法没有给出的处罚。但谈到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必然涉及到对相关侵权行为的治理。所以，尽管目前很多省市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都关注到了青少年网络权益，但也只能语焉不详地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保护方法、权利救济的途径等只能有待专门立法作出补充。

2. 针对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认为，考虑到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特殊之处，为这一权益保护专门立法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青少年自身的特点使他们更容易成为网络侵权的受害人群。青少年或者尚未走向社会，或者刚刚走向社会，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网络对于他们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方便快捷，能够让他们迅速学到知识，了解社会;但网络带来的不好的内容也使经验和定性不足的青少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更何况，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网络侵犯隐私权的方法也越来越具有隐蔽性，有些连成年人都难以规避，更何况冲动、判断力不强又难以抵挡诱惑的青少年。因此有必要借助外部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对青少年的网络隐私权予以特殊的保护。

其次，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或者在现有立法中增加专章专节，不但能体现出对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而且可以将现有法律中的不足之处于特别法中补全。比如现存立法中均未对网络用户进行规制，但网络用户往往才是直接侵权人，只约束网络服务提供商很可能难以实现对网络侵权行为的控制。这一问题有必要通过更细化的规则加以解决。

再次，出台专门性立法在国际上亦有前例可循，如美国在2000年出台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The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要求网站或在线服务运营商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方可取得儿童的个人信息，也要求家长必须参与到儿童的网络活动中来，实施有效的监管，这其实为我国制定专门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完善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两点建议

青少年网络隐私权保护是同一名称下两个维度的问题，其一为青少年隐私权的保护;其二为网络环境的管理与规制;这两点近年来均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点。2013年10月23日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有数条触及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2014年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特别强调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针对青少年这一特定群体，笔者认为，除了出台专门性立法或在现有立法中补充专章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可以仿照欧美立法，增加家长权利，转嫁注意义务。这里的家长，不但指青少年的父母，也包括负有监护义务的其他主体，比如学校。增加家长权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转嫁预防负担的方法，也是我国立法可以思索的一条进路。

事实上，家长是远比网络服务提供商、网络用户侵权者甚至青少年自己更有效的监督者，因为出于对子女的责任，家长会更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注意;而相比于其他外在的保护者，家长对子女的保护与监管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为低廉的。在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中就详细规定了父母的同意权、审查信息权和撤销同意终止服务权等家长权利[6]，从侧面显示了家长的注意对防范网络侵犯青少年隐私权的重要性。

除家长外，学校也可以承担起一定的注意义务。同家长的监控义务不同，学校保护的侧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让他们了解到自身的各种权利以及他们有可能接触到的侵犯权利的各种途径。正如前文所言，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更易受侵害的原因之一在于对法律和权利的“无知”。如果学校能承担起法制教育的责任，就很可能从源头上控制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降低他们受害的可能性。美国2013年修订的COPPA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学校的作用，授予学校同意采集学生信息的权利，只要该信息不是用于商业目的。

其二，增加对网络用户的规制，提高侵权的成本。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7]会使受害人出于便利仅向网络服务提供商求偿而放过直接侵害人，这就降低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同样，《解释》第八条明确指出网络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8]第九条规定网络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的过错（故意或过失），[9]这就意味着要由原告对侵权主体的过错进行举证。可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举证难又是原告难以逾越的障碍，[10]增加了原告的诉讼成本，反过来也意味着降低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纵容”了侵权行为的滋长。相反，增加对网络用户的规制，虽然可能技术上难以实现预先阻止侵权，但事后的惩罚会增加网络用户的侵权成本，形成一种威慑，从而从反面控制住来自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比如，可以通过细化网络青少年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为网络用户也增加一个“知道”条款，[11]将需要避开的属于青少年网络隐私内容的信息进行详细的界定，仍然非法获取、使用、披露、侵犯这些信息的网络用户侵权者就是“明知故犯”，在过错认定上会更加清楚。

另一方面，实名制，即在参与网络活动时提供有效的能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或资料这一新兴制度也可以用来实现对网络用户的规制。实名制的好处即是使网络用户的真实信息处于一种可得的状态，便于对网络用户的不法或严重不当行为进行追踪。

有学者质疑实名制会冲击网络言论自由权，这一点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实名制的确会使原本“肆无忌惮”的网络活动受到约束，但长远来看，实名制的约束会促使网络活动回归理性，从而净化网络环境，结果是保护了更多人的网络权。而且笔者认为，实名制也可根据网站的规模和影响力逐级采用，只在小范围内活跃的网站可以暂缓实名制的脚步。

此外，还需要注意，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由于心理或生理上的不成熟，不但很容易成为网络侵权事件中的受害人，还容易成为此类案件中的侵害者。在虚拟而方便的网络环境里，青少年与外界沟通互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有可能为了一时的乐趣或好奇就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因此，实名制对于青少年的网络活动就尤为重要了。知道自己的不当行为会被追踪，自己的信息真实可得会使青少年在网络活动中保持基本的审慎，从而极大地降低网络虚拟带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See 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 L. Rev.， 1890， p. 193.

[2]See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 1960， p. 389.

青少年保护法篇6

为做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成立了三锅乡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乡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事项的协调工作。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法制预防网络。为确保实效，各部门将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纳入本单位议事日程，并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全力助飞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做到了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确保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层层落实。

二、加强法制教育，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法制意识和自护能力

1、大力开展了普法教育。一年来，以宪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交通安全条例、环境保护法、打击犯罪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通过“两会”（班会、校会）、“两活动”（团队活动、课外活动）、“两进”（送法进校园、进社区）等形式，充分利用法制课堂、社区“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等方式，面向在校学生、社区未成年人、尤其是闲散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增强了预防犯罪的效果。

2、积极开展了专题宣传活动。我们将三月份第二周、九月份第三周确定为“青少年法制宣传周”，结合新学期新老学生入学，组织司法所、派出所、法庭等部门，对青少年开展法制教育，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3、着力开展了青少年维权教育。发挥法制校长的能动性，引导青少年学会自我保护、防范侵害，积极开展法制讲座，结合实例，现身说法，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向青少年普及防范分割的自护知识，提高了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

4、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搞好法制课堂的基础上，对中学、小学开展了青少年学生心理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提高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塑造健康人格，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情欢迎。

5、推进示范性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和“未成年人犯罪社区”建设。围绕青少年法制教育，我乡建立了青少年法律培训基地，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教师、教材和被教育对象，做到了“有计划、有场所、有教师、有教材、有对象”。，还选取社区居委会为试点，开展了“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推进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三、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1、抓教育，努力引导青少年的思想首先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纪念日主题活动，用家乡的故事教育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加深他们对国情、县情、镇情及民情的了解，使他们懂得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2、抓宣传，积极营造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氛围。20*年，中、小学进一步加强了青少年教育宣传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法制园地，为增强宣传教育效果，还制作了16块预防青少年犯罪和禁毒宣传等方面的展板，定期在中小学巡回展览，并组织学生观看法制宣传录像，使青少年在活动和娱乐中获得法制及道德观念的学习教育。

3、抓实践，大力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进行。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清扫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让他们在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受到教育。以“远离网吧、健康上网”为主题，在学校开展了“青少年网络文明行”活动，教育青少年信守公约、文明上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抓服务，努力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通过青少年维权岗，对分割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制止。指导学校团组织聘请校外法律辅导员，面向青少年学生开展法制教育和自护教育，提高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四、实施“家庭细胞”工程，建设良好的家庭环境

通过学校团支部，利用周末时间对家长进行培训，充分发挥家长和老师之间互相沟通和家庭教育能力培训的双重作用。学校将家长会的召开制度化，指导和鼓励他们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树立现代家庭教育观。同时引导家长规范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行为起好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通过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净化家庭环境，构筑起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第一道防线。

五、加大整治力度，进一步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青少年保护法篇7

1、学法用法，做遵纪守法好少年。

2、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要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4、学法用法，做遵纪守法好少年！

5、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

6、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切实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7、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让青少年远离犯罪！

8、学法用法，争做遵纪守法的青少年。

9、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10、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月活动切实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

11、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2、遵纪守法，做对社会有益的人。

13、依法治校、法育未来。

14、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提高青少年的法律素质！

15、依法治校、法育未来！

16、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用法守法的社会氛围。

17、遵纪守法，从我做起。

18、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

19、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抓紧抓好！

20、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21、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22、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3、坚持不懈地做好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24、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学校、家庭责无旁贷。

25、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26、全社会关注青少年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27、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28、有事想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29、青少年学生要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品德！

30、社会、学校、家庭联动，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

31、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32、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33、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34、学习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

35、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36、坚持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

青少年保护法篇8

今天这次会议，是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召开的。刚才，团市委做了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__区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代表县、区和市直部门，总结了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经验，市综治委印发了工作方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教育局、市文化局、市民政局分别做了表态发言。这次会议，既总结了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阶段性经验，又对“丙戌行动”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希望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全力抓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下面，我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分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做出了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为做好青少年教育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综治委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全面启动了“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总书记也曾就这项工作做出专门批示：“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要明确责任、大力协同，综合防治，通过教育和法制相结合，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明显好转”。罗干、等中央领导也都先后对这项工作做出过明确批示。这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工作非常重视。

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为认真贯彻中央、省委的有关要求和文件精神，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经常听取预防工作情况，分析问题，研究对策。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上，坚持与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相结合，以法制宣传教育为内容，以辟建和扩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载体，让青少年明是非，知荣辱，辩美丑。市委、市政府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建设，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重建了青少年宫等场所，改善了青少年的活动设施。对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加以协调解决。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密切配合，真抓实干，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取得了新成效。一是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大企业都成立了预防工作领导组织和办事机构，基本形成了上下联动、协调配合的工作体系，预防工作有人抓、出了问题有人管。二是进一步加强了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制建设。各县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青少年思想教育和实践活动，声势大、影响广、效果好。市综治委编印了24万册《中小学生法制常识读本》，下发到各学校，市司法局在大庆监狱建立了青少年道德法制教育服务站，组织表现好的犯人和劳教人员，在学校开了80多场次现身说法的报告会。市教育局和公安局在全市1060所中小学校都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课教师，进一步加大了法制教育力度。三是加大了专项治理力度。公安、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对网吧、出版物市场、文化娱乐场所等进行了集中排查和整治，进一步净化了青少年成长环境。在学校，实施了“校园净化工程”，加大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的整治力度，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中小学校周边200米以内的“三厅一室”及网吧等场所坚决予以取缔。多次组织开展净网行动，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不法经营业户，在全市近500家网吧全部安装了“净网先锋”远程控制软件，使15000多台计算机终端都纳入了监控范围。同时，聘请了1700多名离退休人员担任义务监督员，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网吧治理。此外，通过开展未成

年人零犯罪社区、零犯罪学校创建活动，有效预防、减少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总结前段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佳木斯“2.28”残害6名儿童案件的发生，教训惨痛，影响恶劣，说明在社会管理、刑释解教人员管理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措施不完全落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总结。目前，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违法犯罪总量增长化。据统计，我市青少年犯罪总数20__年为208人，20__年为259人，20__年为296人，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二是犯罪年龄低龄化。文化水平低的犯罪人员增多，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几乎达到了青少年犯罪总数的一半。14-16岁少年犯罪已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根据统计分析，犯罪年龄提前，有的10到12岁开始有劣迹，13、14岁就走向社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三是犯罪类型多样化。青少年犯罪仍是以侵财性犯罪为主，但有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网络犯罪等案例不断增加。如去年杜蒙县破获的2名少年在学校门口索要小学生钱财的案件就达28起。四是犯罪性质重度化。青少年在作案过程中，不计后果，作案手段越来越残忍。20__年到20__年，我市法院判决抢劫、绑架等暴力侵财犯罪120人，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40.5，判决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犯罪18人，占6.1，其它占53.4。五是犯罪形式团伙化。青少年犯罪团伙一般以纠合性为主，这些团伙相对稳定，有一定的组织形式，首犯和从犯比较明确。20__年我市的296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团伙犯罪的56人，占到18.9。六是犯罪人群特定化。目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发人群主要是社会闲散青少年、刑释解教青少年和有不良行为的在校生这“三类群体”。这部分青少年失学、失业，大多处在“学校不去管、家庭无人管、社会不好管”的状态。还有流浪儿童、服刑劳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也成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点对象。

上述问题的成因非常复杂，归结以来，主要有：一是受家庭教育缺位的不良影响。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空巢家庭、流动家庭大量出现，家庭保护不力，极易使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有的由于生活上比较紧张，父母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管教，对孩子是否上学，是否回家归宿，都不太关心。如今年3月，大庆、哈尔滨、绥化三地警方联合破获的杀害12名出租车司机的重大抢劫案件，抓获的4名犯罪嫌疑人，最大的24岁，两名17岁，一名21岁，均生活在父母离异或其中一方出走长年不归的家庭。二是受家庭教育失当的恶劣影响。有的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放任孩子的不良习惯和行为，使孩子养成了自私、任性、放纵、粗野、蛮横等畸形性格；有的家长品行不端，子女耳濡目染，进而沾染不良习气；有的家长奉行“棍棒成才”的信条，导致孩子离家出走，流浪在外。三是受教育失衡的消极影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学校与家长之间缺乏稳固的联络渠道，未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教育网络，教育出现“空档”。书本知识与思想、与法制不同步，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荣辱、善恶观念，个别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区别对待，伤害了部分学生的自尊心和上进心，致使这些学生对学习失去信心，自暴自弃，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四是受人格不确定性的内在影响。青少年心理和生理尚未定型，自我约束力不强，心理构成易变，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处于危险期。少数青少年因自身素质不高，交友不慎，分辨是非的能力较差，经不住各种诱惑，很容易被拉扰、利用，义气用事，不计后果，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五是在社会管理上有时还有漏洞。比如，按有关规定，网吧不准未成年人进入，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一些网吧违反规定，接纳未成年人，带来了很多隐患和问题。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问题的多样性，原因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要站在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立场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扎扎实实推进保护未成年人工作，让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党和政府对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少年儿童的真情关爱，同时，真正体会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作用，以及与每个家庭的密切关系。

二、综合治理，全面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措施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既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上下齐抓共管，家庭、学校、社区通力合作，党政群团一齐动手，共同构建“家庭护苗、学校育苗、社会扶苗”的保护体系。各县区、各部门要按照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方案和“丙戌行动”方案的要求，明确任务，细化责任，落实措施，抓出实效。

一是要固本清源。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涉及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面，通过集中整治行动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可能起到一劳永逸的作用。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要通过开展“丙戌行动”，深入研究有效保护未成年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长效机制，要从解决问题的核心入手，从源头上找出解决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办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青少年最重要、最直接的保护力量，也是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妇联等有关部门和社区居委会，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以家长为主要对象的教育活动，通过创建“平安家庭”、“平安社区”、“平安街道”，努力为青少年创造“无、无、无黄色、无暴力、无”的安全健康成长环境。对法定监护人，要做好相关法规政策和家庭伦理道德宣传教育工作，促使其履行抚养义务；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的，要按照有关规定提请司法部门依法处理，追究其法律责任。针对离异或单亲家庭，要通过家长学校举办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各有关部门和学校、社区要特别抓好流动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和其他对子女监护能力弱的家庭的教育和帮助，学校、社区要经常性地上门走访，教育、督促和帮助家庭尽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

二是要突出重点。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要结合具体情况，逐步建立相应的社会防控体系，在“抓就学、抓就业、抓管理”上下功夫，求突破。要构建教育矫治体系。教育部门要通过强化学籍管理，严格控制失学、辍学率总量，切实加强对不良行为在校生的教育转化工作。司法

行政部门要牵头做好刑释解教青少年的管理和安置帮教工作，切实降低这类群体的重新犯罪率。要构建就业引导体系。劳动部门要加强对务工就业青少年的岗前培训和法制教育，共青团、妇联等单位也要配合开展职业培训、提供用工岗位信息、“一助一”结对服务等活动，帮助他们提高职业技能，为他们提供就业、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要探索区域性闲散青少年管理和预警体系。针对流浪儿童，要研究制定救助保护政策，尽快建立完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努力形成独立的救助保护工作依托。同时，要严厉打击控制操纵流浪儿童乞讨和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针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要形成养育、监护、教育管理的工作链条，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开展救助；各县区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门工作机构要会同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依托街道、社区、学校对流浪儿童、服刑劳教人员未成年子女、闲散和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普遍进行调查核实，在切实摸清重点工作对象的分布、个人和家庭情况的基础上，落实教育和保护工作的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并在社区建档建册，实行动态管理，动态跟踪，动态保护，使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有效地运作起来。三是要夯实基础。基层基础工作是否扎实，决定着这项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各县区、各部门要在实施“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中进一步把工作重心下移，充分调动基层单位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基层单位的参与度，努力构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层工作体系。要建立健全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工作的协调体制，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也要解决基层预防工作“有人管”的问题，明确预防工作的责任主体。各基层组织要通过专群结合、义务和有偿相结合的方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建立专业社工队伍和“五老十大员”等义务教育保护队伍，建设社区工作点、开展“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把工作落实到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要围绕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广泛开展法制教育，积极营造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宣传氛围。要加强流浪儿童保护中心、社会儿童福利机构和青少年教育基地建设，将其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尽快见到成效。要进一步完善青少年司法制度，在各级人民法院推进建立少年法庭，配齐法官；各级检察院要对未成年人案件确定专人专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保证中小学校法制课的计划、教材、师资和课时的“四落实”，要围绕治安防范、心理健康、习惯养成等主题，通过举办自护培训班、自护学校等形式，向青少年宣传自护知识，提高青少年自我防范的意识和能力，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网吧、远离、远离不法侵害。

三、齐抓共管，扎扎实实打好“丙戌行动”战役

“丙戌行动”是今年省委、市委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一项具体措施。目前，活动已经进入组织实施阶段。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要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清理排查、整治打击，确保实效。

（一）把省里的部署和我市实际相结合，着重做好五件实事。一是抓好“关爱基地”建设。我市已经被全省确定为建立“关爱基地”五个试点城市之一。各大企业、社区都要按照要求，建立和完善“关爱基地”。企业“关爱基地”要对接收的“关爱对象”，提供技能培训，对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对象提供过渡性工作岗位；社区“关爱基地”要组织关爱小组，加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轻微违法行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促进他们改过自新。对于试点社区，所在县（区）、街道要支持其聘用1-2名专职工作人员，专门开展未成年人矫治工作。各“关爱基地”要根据“关爱对象”的特点，逐人制定关爱计划。要从情感入手，在点滴处见真情，从而达到感化和教育的目的。要尊重“关爱对象”人格，不对外透漏“关爱对象”的身份，未经许可不接收任何媒体的采访报道。“关爱基地”要和公、检、法、司机关及共青团、关工委建立密切联系，定期向他们反馈“关爱对象”思想动态和帮教、矫治情况，取得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二是抓实“校园周边净化工程”。公安、工商、文化、教育、城管等部门，要在巩固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彻底摸清学校周边游戏厅、录像厅、网吧情况，摸清校园和学生接送车的安全隐患以及“两厅一吧”违规接纳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好整治工作。在排查、整治的基础上，要重点打击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络犯罪、“黄、赌、毒”犯罪，教唆、引诱、胁迫流浪儿童犯罪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力争经过此次行动，使20__年以来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得到侦破；黑网吧和校园周边非法经营活动全部取缔，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可能使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交通隐患得到清除，校园周边秩序实现根本好转。三是推进“平安校园”创建活动。要把“丙戌行动”纳入“平安校园”创建内容，深入开展“平安校园”创建工作，力争到20__年底，全市有60以上的学校，达到市级“平安校园”标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季度要至少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各学校要至少每月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要落实整改责任人，彻底整改，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死看死守，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对校园周边发生的及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暴力行为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防止校园周边和校内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四是组织开展“优秀法制副校长”评选活动。各级政法、教育部门，要在配齐配强法制副校长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其重要作用，对工作开展得好、成效显著的同志，要予以表彰，总结、推广他们的好作法、好经验。要通过开展“优秀法制副校长评选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干警的工作热情，提高他们工作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五是开展校内“少年模拟法庭论辩”竞赛活动。教育部门在加强法制教育的基础上，要与政法部门协调，组织开展“少年模拟法庭论辩”竞赛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活动，提高中小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兴趣，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法律意识。（二）把开展“丙戌行动”和平安创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一要与预防杀人犯罪密切结合起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规律表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预防杀人犯罪意义重大，预防工作上还存在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压案件的空间还很大。各县区要深入研究本地区犯罪杀人案件的特点、规律，认真查找预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大打击和预防力度，使全市杀人案件在去年已经下降36.7的基础上，再有所下降，以此带动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防范工作，带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持全市社会治安稳定。二要与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各县区、各部门要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把保护未成年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大对引诱、控制、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三要与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三查、两清”专项整治行动结合起来。公安机关正在开展包括重点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和校园周边秩序整治在内的“三查、两清”活动。许多工作和“丙戌行动”内容、要求都是一致的。各县区和综治委各有关单位要统筹安排，密切配合，从整体上推进“丙戌行动”的深入开展。四要与强化执法为民教育、加强基层基础教育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要结合在广大干警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刻认识在践行执法为民上存在的思想差距和履行职责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通过查找问题、发现漏洞，有针对性地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基层基础工作。五要与平安创建“单元工作法”结合起来。公安机关、街道和社区在选任单元长时，要明确其职责任务，使单元长真正成为防范工作的治安员、稳定工作的信息员、法制教育的辅导员，切实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开展到社区最基层，从而净化青少年家庭生活的周边环境，保护好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将“丙戌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地平安创建的总体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要做到领导、组织、机构、人员、经费“五到位”，为“丙戌行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支持和保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和治理对策，按照创建“平安大庆”的要求，细化目标，分解任务，制定方案，落实措施。各成员单位要按照《方案》要求，明确任务，通过建立联系点等措施，切实加强对本系统基层单位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督促。各级综治部门要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一级抓一级，逐项抓落实，促使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每个成员单位要分包一个社区，联系督导开展“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年内，凡没有完成目标任务或分包社区出现重大青少年犯罪的，要在市综治委全会上说明情况，问题严重的，市综治委将取消该单位评先资格，该一票否决的，坚决一票否决，该查究责任的，坚决查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