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1

2009年4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鼓励尝试成立社会法庭，运用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纠纷。中牟县白沙镇作为城镇化的典型，2009年8月成立了社会法庭，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化解民事纠纷，探索出了新的农村矛盾调处机制。对该例证进行分析，对于进一步明确我国基层组织建设和司法制度改革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一、社会法庭的理论依据：

中外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对比分析

（一）社会法庭的概念。社会法庭，是目前我国设立在乡（镇）一级的特殊的诉讼外解决矛盾、调处纠纷的准司法组织。它是在人民法庭的指导下，在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下，由当地党委、政府或群众推荐，聘请在社会各阶层热心公益事业、有社会威望的人员担任社会法官，处理双方当事人自愿诉至社会法庭的一般民事纠纷案件。其判决结果除调解达成协议即时履行或当事人不要求法院确认效力以外，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自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以非诉程序予以确认，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法庭设立地点以便民为主，可以在纠纷产生地、当事人的居住地以及村支部或乡党委等方便处理纠纷的地点设立。社会法庭的基本目标是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缓解司法资源的压力，节约劳动成本，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目前在我国一些地区不少城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二）中外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比。采用社会法庭化解基层矛盾，体现了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民事调解制度的参考，是国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在我国法治进步和完善过程中的有益尝试。

在国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即依照私人力量和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的方式，可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其主要形态为和解、调解、仲裁。和解即当事人以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解决纠纷，体现高度自治性和非规范性；调解是在第三方在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讲道理，促成其相互谅解互相妥协的解决纠纷的活动。我国现行法上具有ADR性质的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而社会法庭实质就是人民调解；仲裁，即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官方身份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进行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的一种制度，体现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以及合法性。ADR强调，双方自愿达成解决争议的方案，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在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中适用，但这种方案没有强制执行力。与此不同的是，我国社会法庭产生的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

二、社会法庭的实践概述：

中牟县白沙镇实证分析

（一）社会法官的选任。社会法庭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为保证判决结果的公平公正，有效及时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社会各界产生良好的公信力，首先要选任合格的社会法官，特别是视其道德品质与社会信誉。在多个城镇的实践中，为把好社会法官选任关，制定了诸多严格的标准。白沙镇党委、政府就明确了社会法官的选任条件。为保证社会法官的广泛性、代表性、权威性，所选社会法官进驻社会法庭开展工作，并由镇人大主席团颁发聘书，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该镇举办培训班，对社会法官进行集中培训，并邀请专家、学者讲解常用法律知识和民事纠纷调处技巧，增强社会法官的法律素养，提高社会法官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同时，为实现社会法庭规范化建设，镇政府将社会法庭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为社会法官发放工资和补助。如果没有忠实的实践者和拥护者，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优选社会法官是社会法庭取得良好成效的必要前提和重中之重。

（二）纠纷案件的范围。社会法庭的案源主要是简单而非复杂，仅涉及私权而非公权的案件。例如关于婚姻家庭、赡养、抚养、扶养、继承、宅基、相邻权、农村土地承包、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民事纠纷案件。

（三）矛盾调处的方法。社会法庭制度体现了民间“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息诉、无诉价值观念及中华民族对和谐的追求，顺应了时展潮流。这种制度依靠群众深入实地进行审判和调解，把道德伦理、法律强制、乡风民俗、群众监督的等多种力量有机结合，追求不拘泥形式但公平合理地处理案件的效果。例如，白沙镇冉庄村朱某与韩某的经济纠纷持续了20年时间，仍没有得到解决。社会法官毕新顺了解情况后，邀请来了双方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抓住双方争执的“心结”所在，用传统道德的力量来说服双方，并引导双方互谅互让，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由此可见，社会法庭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效果，不仅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真实再现，且扮演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添砖加瓦的角色。

（四）社会法庭的成效

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零距离、零收费的调解处理方式，淡化了“公堂”色彩，减轻了群众负担，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接受。白沙镇社会法庭成立以来，共受理各类民事纠纷案件130起，成功调解105起，并且无一起反悔。

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中牟县人民法院先后分流到白沙社会法庭46起民事纠纷案件，目前已经全部成功调解。

促进了乡镇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了村民自治，维护了农村稳定，为乡镇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五）社会法庭的意义。社会法庭是法院之外、诉讼之前化解社会矛盾的崭新平台，是加强源头治理、破解工作难题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村民政治社会化、提高村民法制意识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法庭的缺陷及改革路径

社会法庭制度是我国顺应国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趋势，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全新尝试，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

（一）新兴的社会法庭制度仍未被社会主流人群认知、认可。目前社会法庭仅出现在乡镇一级，主要处理一些简单的、仅涉及私权的案件。如何让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群众认知并接受，甚至于信任、依赖这项制度作为解决农村邻里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当代立法者和法律人需要首先思考的。

（二）制度的不完善阻碍社会法庭制度前进的步伐。目前社会法庭制度在全国基层都处于萌芽状态，鉴于它组织构成的灵活性，尚未像我国刑事审判制度那样，有严格的成文法典为依据，有《刑事诉讼法》规范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经费问题、印章问题、当事人的称谓问题和社会法官的管理和监督问题等等都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来加以解决。

（三）社会法庭的界定尚不明确。社会法庭与人民调解、社会法庭与人民法庭的关系界定不清。一方面，社会法庭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但相对于人民调解，社会法庭的法官素质略高于人民调解员的素质，调处效率更高，调处结果更易为当事人接受；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涉及面较社会法庭广，涉及的部分专业领域仍是社会法庭目前不能涉足的，且人民调解并不局限于基层。因此，要实现社会法庭和人民调解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本着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为和谐社会消除不利因素。

社会法庭与人民法庭具有天然的联系且衔接紧密，社会法庭受人民法庭的指导，且其判决结果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但需要明确的是，社会法庭的作用要得到理性的理解。法律明文规定，应属人民法庭审理判决的案件不能被“推脱”至社会法庭处理，人民法庭审判处理民事纠纷仍是民事纠纷解决的最后的最有效途径。同时，人民法官应对社会法官予以指导而不宜直接参与案件的处理，给予社会法官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做好社会法庭的良好定位，发挥社会法庭的理想作用。此外，我国在社会法庭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有益探索，也可以给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启示，可以考虑将社会法庭作为基层法院受理普通民事案件的前置程序。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健全基层政权建设体系，构建和谐社区和村镇”的目标任务。总书记在2011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创新已经成为重要选题。社会法庭，作为基层矛盾调处机制多元化的创新形式，对维护基层和谐稳定和推进农村法制建设颇有意义。社会法庭需要通过社会管理者和法律人的不断努力，深化社会法庭的群众基础，完善社会法庭制度，优化社会法庭与人民调解、人民法院的关系，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为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2

    【案情】

    刘中华与刘中香系兄妹关系。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刘中香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与刘本友、杨荣章、刘中华、刘中荣共同在永善县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承包了田1.66亩、地3.5亩。1987年2月23日,刘中香与永善县务基乡白顺村顺河四组的卓维东结婚,并将户口迁入了该社,但未在该社重新承包到土地。2007年9月22日,刘中香与刘中华签订了《哥哥拿给妹妹的原籍田地协议书》,双方约定刘中华自愿将田、地、自留地、荒山地及地上附作物拿给刘中香,并将土地使用权划归刘中香,同时约定违约方赔偿对方30000元。2007年9月28日,刘中香一家作为移民搬迁到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安置入户。2009年12月2日,双方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再次达成协议,约定刘中华将承包田、地共计1.02亩归还刘中香,刘中香给付被告刘中华10000元,同时又注明承包田地面积按1982年土地承包面积的依据为准。后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刘中香向永善县农村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1年2月22日,永善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了永农仲裁(2011)第1号裁决书,裁决刘中香属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按2009年12月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刘中香不服,于2011年3月13日向法院起诉。

    【分歧】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1982年,原告刘中香与被告刘中华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在永善县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承包了田、地共5.16亩。原告刘中香与卓维东结婚后虽将户口迁入了其夫卓维东所在地,但未在该地重新承包土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在溪洛渡镇桐堡村桐子堡二组。2007年9月28日,原告刘中香一家作为移民搬迁到永善县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安置入户,原告刘中香属铜堡村集体经济成员。2007年9月22日,原告刘中香与被告刘中华签订了《哥哥拿给妹妹的原籍田地协议书》,双方约定被告刘中华将承包田、地归还原告刘中香,并约定了违约条款。2009年12月2日,双方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再次达成协议,由被告刘中华将承包田、地归还原告刘中香,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归原告刘中香,原告刘中香给付被告刘中华10000元。两份协议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约定,但不管协议如何约定,原告刘中香都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两份协议中约定归还土地的部分有效,但约定的违约条款以及由刘中香给付刘中华10000元部分无效。永善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永农仲裁(2011)第1号裁决书中的第二项即2009年12月2日,双方经镇、村、社三级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刘中香与刘中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按该协议执行的裁决,该协议虽然是镇、村、社三级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但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附加任何条件,且原告刘中香不认可该协议,被告刘中华不认可《哥哥拿给妹妹的原籍田地协议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原告刘中香作为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刘中华应将田0.332亩、地0.7亩划归原告刘中香。至于原告刘中香要求将其承包经营权划归自己的主张,属于土地承包家庭成员分户的情形,原告刘中香可以申请发包方对其土地进行分户承包,并请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划归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刘中香属溪洛渡镇铜堡村桐子堡二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此被告刘中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刘中香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中华以为管理土地付出了劳动,并缴纳了相关费用为由,要给付他管理费及各项费用共计35000元的主张,虽然被告刘中华在耕种土地时确实缴纳了农业税等费用,但也获得了相应的收益,缴纳农业税等费用只是收益中的一部分,且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为此,要给付管理费及各项费用共计35000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刘中华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本案属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为此,本案并没有超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中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归还原告刘中香承包田、地共计1.032亩(田0.332亩、旱地0.7亩)。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刘中华负担。

    刘中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刘中华与刘中香之间的纠纷已经永善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永农仲裁(2011)第1号裁决书,裁决书中的申请人刘中香不服裁决,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永农仲裁(2011)第1号裁决书已自行失效。本案是属于农村承包户内成员分割承包经营权的纠纷,承包土地的户主为刘中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因此,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原所在户,而不是该户内的各个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也将“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一种特定的民事主体加以专门规定,农村土地是承包到户,不是到人。农户成员的承包经营权是不分彼此地融合在家庭承包经营权中。要求分户,分割承包经营的家庭成员不能将原所在户与发包签订的承包合同、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互作为提起承包经营权之诉的依据,相互亦不具有提起经营权之诉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成员分户的,可以申请发包方对分户前的承包土地进行分户承包,并分别签订承包合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相关证书。”可以看出要从根本上划分承包户内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应在家庭成员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征得发包方(村民委员会)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管理部门备案后,解除原来的土地承包合同,注销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发包方与分户后的成员分别签订承包合同,颁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界定各自使用的土地位置和土地四至界限。综上,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一、撤销云南省永善县人民法院(2011)永民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上诉人刘中香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回被上诉人刘中香。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回上诉人刘中华。

    【评析】

    一、本案二审法院的处理是否正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当事人刘中香不服仲裁裁决,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是否可以推定,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应当立案受理?当然不能!理由是:⑴人民法院审查案件,决定是否立案受理,原则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断,而不应以其他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为审查案件是否立案受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只有在其他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某类具体案件可以或应当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才能作为立案受理此类具体案件的依据,如果只作一般规定,人民法院是否立案受理,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审查,如果不符合立案条件,即使其他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不得立案受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条规定就比较明确具体,哪些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哪些案件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一目了然,便于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条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征)诉讼的案件为已经人民政府处理后,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案件。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说明农村土地是承包到户,不是到人。本案原告刘中香以个人的名义起诉其兄刘中华,依本条规定,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刘中香与刘中华之间的纠纷属于农村家庭成员之间土地承包经营分割纠纷,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二审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撤销原判,驳回刘中香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二、本案原告刘中香可采取哪些途径实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是依照《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处理。刘中香与刘中华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征得发包方(村民委员会)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管理部门备案后,解除原来的土地承包合同,注销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发包方分别与刘中香、刘中华签订承包合同,颁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界定各自使用的土地位置和土地四至界限。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3

一、何为新闻纠纷:新闻纠纷的侵权性

本文所论新闻纠纷是大众传媒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而衍生出来的在新闻工作者及其机构与被报道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冲突。这种法律冲突多表现为新闻报道的法律侵权,表现为新闻采、写、编、审、发的传播环节中新闻工作者不当行为引发的新闻纠纷，或表现为新闻内容失实引发的新闻纠纷,或表现为新闻工作者基于错误立场评论不当引发的新闻纠纷，或源于所附图文无关引发新闻纠纷，或源于攫取噱头暴露他人隐私引发的新闻纠纷,等等。这种新闻纠纷依附于一定的新闻机构，伴随着新闻传播，发生在新闻采、写、编、审、发过程中。这种新闻纠纷发生在新闻机构与新闻当事人平等主体之间，表现为一种横向的法律关系，不包括新闻传媒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民事侵权法律关系，新闻侵权的客体一般为人格权，新闻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人格权;还表现为新闻机构及其新闻工作者对相关当事人的单向侵权法律关系，而不包括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受到干扰而引发的纠纷。这种新闻侵权是新闻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公开发表的新闻作品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侵权后果常常比较严重,通过新闻媒体公开进行，影响广泛和迅速。

二、新闻纠纷能否仲裁:新闻纠纷的可仲裁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基于其能够规避法律不健全、减少直接冲突、调和各方利益等特点而居于重要地位，其中仲裁因其不公开性、一裁终局性等尤显重要。广为认可的仲裁对诉讼机制有明显的补充性甚至替代性制度价值。新闻纠纷能否仲裁直接关系到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对纠纷的管辖权，以及后续裁决的承认及执行。但新闻纠纷能否提起仲裁？新闻纠纷是否属于中国仲裁法的仲裁范围？基于侵权性对新闻纠纷能否仲裁一直争论不休。如,主张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认为新闻纠纷之侵害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均属于人身权的范畴,严格地说，新闻侵权纠纷不属于仲裁的适用范围[2]。笔者主张新闻纠纷具有可仲裁性。不应混淆人格权与身份权的范畴，不应因新闻纠纷的侵权性而否认其可仲裁性。

(一)从纠纷性质看新闻纠纷可仲裁性

其一，新闻纠纷就主体地位而言，是平等主体的纠纷。新闻纠纷属于民事侵权纠纷，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新闻纠纷发生在新闻机构及其新闻工作者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横向的关系，区别于新闻机构内部在新闻机构与其员工的新闻工作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和新闻机构上下级之间发生的纠纷，此处的新闻机构与相关当事人二者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属于平等的主体。

其二，新闻纠纷就其内容而言，作为民事侵权纠纷之一的新闻纠纷，既涉及人身权益又涉及财产权益。新闻纠纷不同于《仲裁法》第2条所规定的因合同而产生的合同纠纷，亦不同于《仲裁法》第3条之（一）所指的婚姻、收养、监护、继承这样的身份纠纷，但可以纳人该条所指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之中，具有可仲裁性。

其三，新闻纠纷就其性质而言，是侵权行为。新闻侵权纠纷中的侵权损害赔偿等属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是私权，纠纷主体对纠纷具有可处分性。而新闻侵权中的严重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构成犯罪的，则属于刑法的处罚范畴，另当别论。

(二)从司法实践看新闻纠纷可仲裁性

1.国内司法实践

侵权纠纷是否属于仲裁事项的范围，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具有不同观点，很多学者认为以侵权纠纷而非合同纠纷为由否认仲裁条款的效力不甚合理⑴，最高院的司法实践呈现出不同立场的迂回。1998年最高院在江苏省物资集团轻工纺织总公司诉（香港）裕亿集团有限公司、(加拿大）太子发展有限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支持了上诉人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在签订和履行销售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侵权行为受合同中载有仲裁条款约束,支持该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协议排除了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双方受终局仲裁裁决的约束?。2005年最高院在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WP国际发展公司（W.P.INT’LGROUPINC.)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纠纷上诉案二审中认定,WP公司是以吉化公司与淞美公司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为由提起的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肯定了原审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而排除了仲裁条款约定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管辖权?。最高院似乎从1998年江苏案中回归到依案件为侵权纠纷性质而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立场。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仲裁协议，尤其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虽然依附于主合同,但与主合同的其他条款相互分离，其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41。仲裁协议不因侵权行为的发生而无效。依据仲裁协议独立性，不因侵权行为而规避仲裁协议的适用。当合同纠纷与侵权竞合时,或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不能使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规定,侵权纠纷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纠纷可提交仲裁。该通知虽然是关于外国仲裁裁决执行的，但从一定角度反映出我国司法部门并不排除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2.国外司法实践

新闻仲裁顺应世界纠纷解决的大趋势。对一个涉及或可能涉及诉讼的争议事项，当事人应合理地采用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消除争议、解决纷争。一般来说，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仲裁法大多采用概括与列举并用方式，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规定可以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亦有一些国家仲裁法区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规定不同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时下，争议事项可仲裁范围有日益扩大之趋势。

在瑞士只要不违背法律强行性规定，一切可自由处分的事项均可仲裁解决。

在希腊,早在1985年一个关于希腊公司独家瑞典公司在希腊销售军火独家协议争议案中，双方同意由协议产生的争议诉诸仲裁解决，合同准据法为瑞典法律。仲裁条款规定,合同有关的纠纷依据国际商会仲裁与调解规则由一名或多名仲裁员解决，仲裁地点为巴黎，仲裁语言为英语。尽管有仲裁条款，纠纷发生后，方向希腊法院提起诉讼。初审法院和上诉法庭驳回了被告关于根据仲裁条款希腊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异议。上诉法庭认为根据仲裁条款的有关措辞，遵循双方的意愿，侵权索赔不属于仲裁条款的范围，仲裁条款仅包括违反合同义务引发的纠纷。最高法院不同意上诉庭的裁决，依据上诉庭的事实，所涉争议的核心在于被人违反协议有关规定不合时宜和无根据地解除人的权。最高法院认为，尽管人基于侵权提起索赔，但不能阻止法院基于相同事实不同描述。事实上，基于上诉庭查明的事实，最高法院认为被人同时违反合同和侵权，基于侵权和违约相互交错。因此,争议属于仲裁条款范围。以契约为基础的侵权损害赔偿属于物质损害是可以仲裁的。希腊最高法院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属于仲裁条款约定“双方之间与协议、权利或义务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纠纷”的范围?。最高法院认为侵权损害赔偿是否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是措辞和司法解释问题。判例法的通常解释是仲裁条款越简洁，其范围越广泛。希腊最高法院新近判决将侵权损害赔偿可仲裁性问题推进一步，尽管仲裁条款规定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排除侵权损害赔偿，但当侵权与违约竞合时基于侵权提起的损害赔偿也属于仲裁条款范围。

在德国包括公司事务、反托拉斯事件、破产或除有效性以外的专利争议等任何涉及经济利益的争议事项均可提交仲裁。

在美国专利、国际反托拉斯争议、一切具有财产性质的争议均可提交仲裁解决。美国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关于雇佣合同侵权损害赔偿仲裁规则中规定，德州最高法院主张损伤后仲裁协议是有效的,赋予雇佣合同项下侵权损害赔偿仲裁强制性。在2009年关于德州梅西公司案，艾莉卡,梅西百货公司的一名女雇员，声称在2007年4月工作中背部受伤，2009年5月9日，艾莉卡签署仲裁确认书，确认她已经收到并已经阅读或有机会阅读雇员养老金计划的简介书，联邦百货公司,2005年2月1日生效的工伤抚恤金。艾莉卡确认计划要求工伤仲裁,该计划覆盖德州联合百货、梅西西方百货和联邦系统集团公司所有的员工。尽管有仲裁协议，艾莉卡起诉了梅西德州公司，梅西公司主张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法院管辖权。艾莉卡辩称她没有受雇于计划项下的任何实体，因此她不受仲裁的约束。审判庭驳回了梅西公司主张。德州最高法院同意艾莉卡宣誓本身不足以寻求救济。法庭注意到计划将公司定义为特定的雇主。而且，法庭阐明艾莉卡没有解释为什么她同意雇主以外的人健康福利计划或工伤仲裁。仲裁确认颁布后艾莉卡受到伤害，在艾莉卡受伤后颁布计划。案件依据联邦仲裁法而不是德州仲裁法进行裁决，工伤仲裁协议不需要各方签署。因此，德州高院要求审判庭强制仲裁。

国际层面上，1923年《日内瓦议定书》规定仲裁事项为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未限制仲裁事项,凡可仲裁解决的特定法律关系均可提交仲裁,其商事保留条款允许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规范仲裁事项。缔约国在批准公约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非商事争议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

三、如何构建我国的新闻纠纷仲裁制度：新闻仲裁制度的现实性

1.设立独立的新闻仲裁机构

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单独的新闻仲裁机构。上世纪,欧洲的挪威和瑞典成立了报业仲裁委员会和报业荣誉法庭等组织,20世纪40年代后西欧一些国家成立了新闻评议会，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顺应报业发展设新闻评议会自律组织,针对新闻传播中的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1981年韩国成立言论仲裁委员会，依据《关于定期刊物登记等的法律》和《关于新闻报道所引起的新闻仲裁和赔偿的法令》开展新闻纠纷仲裁[5]。国内有郑保卫教授建议中国组建一种新闻行业自律的监督与仲裁机构--中国新闻评议会’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遵守行规和评议会自身章程，对新闻纠纷进行仲裁。机构地域分布科学性。这种单独的新闻纠纷仲裁机构可以组建分布上可以考虑国内城市传媒发展状况，在一些大城市设立相关仲裁庭。如韩国在首尔设有6个仲裁庭,在其他大城市设有10个仲裁庭。机构人员代表广泛性。韩国言论仲裁委员会作为政府委托的办事机构，其仲裁员由文化观光部任命。其中有法院行政部门从法官中推举的法官,有律师协会主席推荐的律师,有曾从事新闻工作10年以上的新闻机构工作者,有新闻专业的知名学者。亦可选择美国模式的媒体、司法和社会公众代表，保持地域、专业、民族、信仰等多样性。机构保持高度的独立性。经费来源于广播发展基金、政府补贴或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的捐款。国家公务员、政党成员、新闻机构现职新闻工作者等不能担任委员。仲裁员没有工资,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机构裁决具有权威性。源于其代表的广泛性和机构的独立性、职权明确等特点。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韩国的言论仲裁委员会依法成立，受政府委托仲裁,接受政府津贴，属半官方的性质,而美国式的新闻评议会是行业自律组织，不受政府的经费、管理的制约。由此二者的经费来源、裁决效力、仲裁庭组成等具有不同。

2.在现有仲裁委员会内设相关新闻仲裁机构将新闻纠纷纳人我国《仲裁法》的仲裁范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了机构设置的重复，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遍布全国的(设区市）的仲裁机构资源，资金和人员都有可靠的保证。初期可以考虑仅在省会级市的仲裁委员会内设置相关新闻仲裁机构，随着业务开展经验积累,可以逐步在各仲裁机构推行。就内设新闻纠纷仲裁机构人员组成而言，应在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上就新闻仲裁需要而增加来自新闻单位、新闻主管部门的相关新闻系统代表。提升新闻仲裁裁决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仲裁基于其专业性、高效性、秘密性、灵活性、独立性等特点与诉讼在功能上互补，形成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头戏。伴随着各国可仲裁事项范围扩大化，新闻纠纷用仲裁处理也更符合纠纷解决的客观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契合。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思，在不侵犯国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该对当事人用仲裁解决争端的意愿最大限度地予以尊重,新闻纠纷仲裁制度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4

判断“体育法”是独立的部门法还是归属于其他的部门法，最为根本的在于判断体育法究竟有没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和自己的调整手段。通常，我国对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调整对象，除刑法部门法地位的确立是依据其特殊的调整手段外。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体育法的独立地位的判断主要有否定和肯定两大观点。对于否定论而言，其中主要有三种论点，一是上文所述的体育行政法论，二是综合体育法论，三是部门法分支法论［8］。综合体育法论，认为体育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体育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有的学者则使用‘体育与法’这一概念，认为所谓的‘体育法’的出现，只是运用已有的部门法规则调整体育行为的结果，并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的、独立的、完整的‘体育法’法律体系”［9］。三是部门法分支法论［8］，认为法律体系的主观划分是依存于客观社会发展和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渐从其他领域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它的形式由若干个并列关系的次一层次的基本法构成，体育法就是其中之一。肯定的观点认为体育法已经构成独立的部门法。“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体育法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体系”［9］。因为“从这种社会关系的构成来看，无论在主体、客体还是内容上体育关系都具有自身的特点，体现为各类社会主体在体育领域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10］。

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既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就需要建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严密有序的社会关系网络系统。体育法所调整的是人们体育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从这种社会关系的构成来看，无论在主体、客体还是内容上体育关系都具有自身的特点，体现为各类社会主体在体育领域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主体的广泛性。体育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体育行为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当事人。其次是内容的特殊性。体育社会关系内容是指各个体育社会关系主体在体育领域中发生的相互权利和义务。这些体育权利和义务涉及平等主体间、国家主管机关与被管理者之间、体育社团对其成员间的多重关系，既非单纯的民事权利义务也非单纯的行政权利和义务。最后是客体的复杂性。体育社会关系客体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为。如管理行为、竞赛行为、裁判行为等等。第二，行为所涉及的物。如场地、设施等。第三，行为结果。如运动成绩、体育纠纷等。本文认为，体育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律。“由于体育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定性以及内在的独特价值，体育法应该是与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科教文卫法、资源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等等同一层次的、由宪法统领之下的独立的法律部门”［10］。体育法律关系既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是独立的体育法律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对原有的部门法的类别作出新的划分，否则，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层出不穷的变化。

体育纠纷和内部体育纠纷

既然体育法律关系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律关系，那么调整其法律关系的手段应该既非传统的民事法律手段，亦非传统的行政法律手段。靠传统刑事法律手段调整的与体育相关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亦非独立的体育部门法律关系内容。那么，就与体育相关的纠纷而言，是所有的相关纠纷都应该属于独立的体育部门法下的纠纷，还是有某种特殊的纠纷是仅属于体育部门法下的法律纠纷？﹙一﹚依据传统部门法对体育纠纷的区分及其缺陷国内有的学者依据传统的法律关系将体育纠纷区分为体育民事纠纷、体育行政争议和体育刑事犯罪。体育民事纠纷主要是侵犯球员转会自由权和名誉权问题。体育行政争议主要存在于以体育行业协会为一方当事人的体育纠纷之中。当体育纠纷中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社会危害性，具备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时，该纠纷则为体育刑事犯罪［11］。该种分类以不同法律关系对体育纠纷进行了分类，同时亦直接提出了司法介入纠纷解决的路径，即通过传统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途径介入体育纠纷。还有国内学者依据体育纠纷所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竞争型体育纠纷、合同型体育纠纷、管理型体育纠纷、保障型体育纠纷。竞争型体育纠纷往往发生在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裁判员之间、体育组织与体育组织之间运动竞赛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合同型体育纠纷是指在各种非行政身份的体育组织和竞技人员参加体育运动比赛或其他活动时，在人才注册、转会、流动、竞赛报酬及其他收益上，常常会发生有关的违约、不完全履行约定等纠纷。这类纠纷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保障型体育纠纷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各部门或组织对应给予保障的体育运动权益未加以保障甚至肆意侵犯的纠纷。管理型体育纠纷一般都有行政管理一方的参与［12］。

有的学者采用了上述学者的分类，并将管理型体育纠纷直接定义为“由于体育行业协会根据内部规则对成员行驶管理权限时而引起的争议”。有的认为这种管理型体育简单地称之为“体育协会内部纠纷”［13］或“体育行会内部纠纷”［4］。依据这种分类大多数学者集中讨论管理型体育纠纷的解决及其司法介入问题。大多数理论文章主张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司法介入“体育协会内部纠纷”或“管理型体育纠纷”具有必要性或可行性，但要注意其介入限度。国内学者上述对体育纠纷类别的理解的缺陷在于其未基于体育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律体系下进行区分，其区分逻辑仍基于传统的民事、刑事或行政等法律关系。因此他们无法对当前我国法院介入体育行会内部纠纷的保守与谨慎态度作出合理解释。—112—﹙二﹚新型体育部门法律关系下外部体育纠纷与内部体育纠纷的区分国外学者提出了与国内学者完全不同的分类，将体育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外部”﹙exter-nal﹚权利的纠纷———外部体育纠纷，一类是有关受害方“内部”﹙internal﹚权利的纠纷———内部体育纠纷。外部体育纠纷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体育的开展和运营方面的纠纷，这种外部纠纷中受害方有权通过传统的法院系统获得救济［3］。外部体育纠纷通常发生在以下领域：合同或侵权﹙例如人身伤害、财产损害、违约、诽谤等等﹚；知识产权；贸易行为和竞争；刑事法律；税收；传播和媒介；其他法定的纠纷﹙如歧视、雇佣等﹚。内部体育纠纷是指那些通常发生在体育组织或机构、它们的各自成员、参与者、官员和管理者之间产生的纠纷，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问题：违反兴奋剂的使用；参赛资格；选举；规则违反；行为违反；歧视；裁判结果；赞助；会员资格；内部管理；运动员合同纠纷。这种内部体育纠纷绝不同于国内学者所主张的“体育协会内部纠纷”或“体育行会内部纠纷”。前者的外延大于后者。后者仅指体育协会或行会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一方主体为体育协会或体育行会。按照国外学者外部和内部体育纠纷分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通过传统的法院系统予以解决，后者纠纷无法通过传统体制解决，需要寻求新的争议解决机制。这种分类以是否有传统的争议解决途径为基础进行划分。笔者赞同国外学者的这种外部体育纠纷和内部体育纠纷的分类方法。结合体育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存在而言，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外部体育纠纷的解决建立在传统的部门法基础之上，而内部体育纠纷是纯粹的体育部门法纠纷。因此，我们讨论司法介入体育纠纷，在体育法这一新型部门法下，主要是讨论内部体育纠纷是否需要司法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等问题。

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解决的选择

将内部体育纠纷界定为一种纯粹的新型部门法下的体育法律纠纷，则不难理解我国法院对于内部体育纠纷的保守和谨慎态度。无论是2002年发生的被称为“中国体育界首例民告官案”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诉中国足协一案，还是2008年广东凤铝对中国篮协提起的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均以“提起的行政诉讼违反行业自治原则，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受理条件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驳回。什么是内部体育纠纷的最佳解决路径，是体育行会内部自治，还是司法介入，抑或是体育仲裁，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寻找答案。

﹙一﹚内部体育纠纷解决的历史发展路径———从“体育自治”到“中立救济”

“体育自治”是发端于西方并得到世界范围承认的法律原则。体育行业以自治方式解决其内部体育纠纷，究其缘由，主要由于体育的专业性、技术性，纠纷解决的效率要求以及体育协会管理的内部性和排他性等特点。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体育行会内部的纠纷处理权之类的权力，是属于体育行会的“特别权力”，其产生是基于体育行会的成员对体育行会有关权力的特别承认，体育行会与体育行会成员之间具有一种“特别权力关系”。早期的法律实践并不强调相对人中立救济渠道的保障，对体育协会之类的社会公共团体行使特别权力，国家司法权不进行审查，法律实践遵循的是严格保障社会公共团体行业自治的原则。“按照一般原则，法院不干涉政治团体的纠纷，或者任何自治协会、团体或俱乐部的内部纠纷”①。这一局面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严格保护契约自由的原则有关，因为绝大多数的行业组织都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协议而成立的。随着资本主义对契约自由原则的修正，目前各国法律实践都开始肯定行业组织特别权力行为的外部“中立救济”。由于体育协会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独立性，寻求体育协会以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仲裁制度因其专业性、技术性、效率性、私密性等特点与体育要求甚相契合，体育仲裁制度走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解决各种体育纠纷的主要方式。许多体育发达国家的体育主管部门和国际体育组织都建有自己的体育仲裁机构，或由国内仲裁机构裁决体育争端。这一制度上的转变，表现了对相对人权利保护理念的增强。通过独立于体育组织之外的仲裁机构的建立，相对人权利的救济途径得到更为合理的安排，体育自治原则也日臻完善。

世界各国亦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内部体育纠纷给予外部“中立救济”权利，包括仲裁或司法介入。在英国，一般情况下法院不会对体育纠纷进行干涉。“最重要的是，应当给予体育组织在不受法院的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公正地运转其内部纪律程序的权利”。如果当事人能对行业协会内部的裁决不服，则可以通过体育仲裁机构来处理纠纷。在德国，体育争议产生后，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行业协会的内部救济程序，也可以选择向法院。通常情况下德国法院在审理体育纠纷时，仅仅审查有关的法律程序问题是否合法，对于体育行业协会针对事实部分的裁决，法院通常没有判断权力。然而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德国当事人开始选择利用体育仲裁程序来解决体育纠纷。在美国，仲裁是解决体育争议的比较常用的非诉讼解决方法，美国仲裁协会是美国最大的也是最著名的仲裁机构，它有权利来仲裁包括体育以及与体育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争议。美国法院的态度是，美国法院视体育团体的成员类似于社会团体的成员，其加入体育组织是自愿的，他们就应受其体育协会的规范和管辖权的约束。美国法院严格限制其司法评审的范围。只要体育协会采纳的合理的规范和章程，遵循了正当程序理念，不恶意行事且不违反任何州或联邦法律，美国法院一般不干涉①。总的来说，内部体育纠纷解决，一般而言，体育行会自治解决纠纷为第一原则，如果体育行会内部程序不够公正、独立或不合法，当事人可以将纠纷提交体育仲裁机构仲裁，或到法院。内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发展路径体现为一个从内部逐渐外化的进程。

﹙二﹚我国内部体育纠纷解决的外部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内部体育纠纷解决主要习惯于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裁决和调解。有的学者认为，体育仲裁与诉讼作为外部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对于竞技体育系统而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障碍［14］。事实上，法院对大多数的体育争议敬而远之，而且体育主管部门也不希望法院涉足有关的争议。尽管我国《体育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但是我国相关“体育仲裁”制度至今尚未建立。相对而言，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普遍接受司法介入或体育仲裁方式解决内部体育争议。那么，在内部体育纠纷解决历史发展路径逐渐外化的情势下，我国是否有必要构建外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这首先需要考察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并未完全在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情况下运行，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在举国体制这一高度行政集权的逻辑下运行的。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具有封闭性的特点，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特别需要服务于我国的体育事业目标的纠纷解决机制。任何发生在体育系统内部的纠纷都会被及时化解或压制，更不会使竞技体育纠纷溢出竞技体育系统之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体育纠纷解决外部机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长期守旧的国内体育发展模式。甚至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司法不介入绝大多数体育组织内部争议的现实以及体育主管组织自己不接受法院管辖的现状是中国特定举国体制，或者说政治体育所导致的产物。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体育运动正向着职业化方向发展，其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2008年我国在北京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此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我国融入体育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我国体育的进一步全球化。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中国举办的国际性赛事会越来越多，比如一些单项体育运动的锦标赛、大师赛、世界杯、亚洲杯等等，毋庸置疑，当前我国正处在体育全球化的大潮流当中。在体育国际化的作用下，大多数单项体育运动最终将会被带到世界的赛场，国际体育界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体育纠纷亦体现为国际性特点。应该说，在体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复杂化和多样化是未来体育纠纷的必然，单纯依靠单项体育联合会解决纠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一整套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体育纠纷外部解决机制，并且使之具有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制度和规则，这样才能适应体育全球化、纠纷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囿于体育组织内部解决有关体育争议而排斥法院、体育仲裁的涉足只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内部体育争议的友好解决。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普遍接受体育纠纷解决的外部司法介入或体育仲裁的情势下，构建我国内部体育纠纷的外部解决机制是历史的必然。

﹙三﹚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解决的基本思路

对于纯粹的内部体育纠纷，因无法寻求传统的司法解决路径，需要重新构建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

1.借鉴国外体育法庭，在法院系统设立体育审判庭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均在体育行会内部设立有体育法庭。如意大利足协即设有体育法庭，他们解决体育纠纷的主要措施是罚球队降级、球员停赛等等。德国足协也设有体育法庭，被授予行使司法的权力，只是其范围限于体育圈内，其裁判的依据也是体育法，而不是民法、刑法。我国目前尚无任何针对专项事务的法庭机制，亦无在体育行会内部设立体育法庭。在我国体育行会内部设立“体育法庭”，专事解决体育纠纷，一方面难以保证司法权的完整统一，另一方面亦难以建立相应的机构。但是我国通过在法院内部设立“体育审判庭”，作为解决体育纠纷的司法机构是可行的，正如专项解决知识产权事宜的“知识产权庭”的设立。法院的体育审判庭可设在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中，与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庭并列，专门解决各种类型的内部体育纠纷。

2.司法介入的程序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5

关键词：法院调解；诉前调解；调审合一；调审分离

基于民事审理制度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将调解从诉讼程序中分离出去，纯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使它们按照各自的特点、规律、程序和方式运行。就要建立一个制度保证它们的独立。结合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对于先行调解的规定，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个理念，建立诉前调解制度，使诉前调解独立于审判程序，从而实现调解和审判分离。

一、建立诉前调解制度，实现“调审分离”

1.诉前调解制度的核心

调审分离的模式要求有一个完善的诉前调解制度能够独立运行，其核心点就在于能够使调解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而能够使各方当事人满意的解决纠纷。关键在于将负责调解和审判的法官进行分离，创设调解法庭，在进入审判后法院不再另行组织调解。调解结案的诉讼费用按原来的1/4收取，当事人不接受调解进入审判就只能等待判决，不想等待判决的只能和解以撤销诉讼，又不能达成和解的只能另行，在这种增加诉讼成本的后果下，促使当事人尽力选择合适的程序解决纠纷。

2.诉前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要求实行先行调解和自愿调解两者结合，确定合理的诉前调解适用范围，做好案件分流工作。

先行调解，是指规定部分民事案件前必须经过调解，类似于台湾地区的强制调解，这里的强制仅指程序的强制而非强制达成调解协议。此类案件应包括有关家庭婚姻人身关系的案件，比如：离婚、赡养、扶养、继承、相邻关系、共有财产等纠纷案件。

不得调解案件，是指当事人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案件和非诉程序案件以及涉及确认婚姻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案件，不能适用于调解。包括涉及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确认之诉案件、适用非诉程序案件等。

除了先行调解和不得调解案件外的其他案件为自愿调解的案件，即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自己决定是否调解。如果当事人申请法院调解，案件即进入调解程序。如果调解不成，或当事人不申请调解的，案件即进入审判程序。

实行先行调解和自愿调解的结合，就能充分发挥诉前调解的功能，使进入法院的许多纠纷在审判之前解决：也使分流后进入法院审判的案件少而“精”。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3.诉前调解的程序

调解程序的启动。对于先行调解的案件，当事人的就相当于启动。具有选择权的案件由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

在调解过程中可以由当事人各方自己提出调解方案，也可以由调解法庭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调解过程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可以不公开进行。根据诉讼效益原则，调解时限不宜规定过长，以20日为宜，当然，应当把调解期间计算在法定审理期限之内。调解可以多次进行直到达成调解协议，在20日内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直到调解不成或是一方明确表示不再接受调解时，及时转入审判程序。

诉前调解因达成调解协议或是调解失败而结束程序。调解法官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制作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主持人员签字或盖章生效，法院调解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调解不成的，则整理案件资料和证据后将案件交由审判庭。

二、设立调解法庭，分离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

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要求实行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的分离，创设“调解法庭”之类的调解机构，实现“调审分离”。

在探索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等各类中心，这些中心的性质具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双重性。未来的法院调解机构应该就是在这种中心上进行完善，调解机构附设于法院，由法官主持，可以称为调解法庭，使其更有利于调解而不适用判决。原因是：一方面，法院是我国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附设于法院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威性资源；另一方面，这样具体的调解法官只需要现有的法院审判人员分流即可，不用另外选拔、培养、在人员配备上难度较小，具有可行性。

而为了减轻法院增设调解法庭造成的人员不足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调解组织由一名法官（担任主任）和两名民间选出的调解员组成。调解员主要从具有律师资格的、对解决家庭纠纷有专门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德高望重的等三类人中选取。这样可以打破调解庭由调解法官垄断的局面，减轻潜在强制力的渗透，既保证了法官在调解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又为民众提供了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既强调了依法调解纠纷，又使纠纷能够在普通公民常识的基础上得到切合实际的、合情合理的解决。

三、诉前调解与审判的衔接

为了能够使诉前调解与审判衔接，主持诉前调解的法院应当是对调解事项能够行使审判权的管辖法院。当事人的申请也必须符合民诉法的规定。

1.丰富诉前调解的工作方式，增强与民事审判的互补性

现行民诉法及司法解释已规定了法院的三种调解方式：亲自调解、邀请调解、委托调解。这些规定在“调审分离”模式中应当继续保留，并且还要在实践中继续创新，利用多种形式尽力解决纠纷以减少进入法院审判的案件。充分发挥调解的灵活性，弥补审判的僵硬特性。

2.加强法院诉前调解与审判的联系

对于诉前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转入审判庭的，庭审法官只需对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还有争议的诉讼请求进行查明后作出判决，对于调解中已经有一致意见的，对该部分只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司法认知的认定即可。以提高司法效率。

在先行调解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没有出现从而转入审判程序的情况，可以对在开庭后出现的当事人一次选择调解的机会。

除此特殊情况外对于不接受诉前调解但在审判中又有了和解愿望的当事人可以设置一个诉讼和解制度作为配套设施。法院诉前调解和法院诉讼和解的重要区别在于：法院诉前调解的成功以达成调解协议为标志，调解书为生效法律文件；法院诉讼和解的成功以当事人撤诉为标志，且该撤诉申请为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的申请，即双方达成诉讼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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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6

关键词：振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振安区农村二轮土地延包至今已有18年，但围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确一直伴随期间，时常发生。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因城市化发展、国家惠农政策的逐步完善使土地价值倍增，一方面国家征收征占、企业租赁土地让农民获得了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强化对农村土地承包的各种惠农政策，都提高了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致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呈现出集中多发趋势。经调查分析，振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类型及产生原因包括以下几种：

一、承包权取得纠纷

一是无地无合同农户，在农村土地一轮承包期间农户取得了承包土地，但因当时种地需要交纳“三提五统”、农业税等，很多从事其他产业的农户和不在本地居住的农户，对土地长时间的弃耕撂荒，也不交纳各项税费，村组便将这部分土地收回又发包给其他愿交税费的种地农户，在二轮延包时村委会将这部分继续被弃耕撂荒的土地都签订在愿意经营的种地农户的家庭承包合同内，现在这些弃耕撂荒的农户向村组要求承包土地；二是有地无合同，部分村民组没有严格按照二轮延包政策执行土地发包，不该分配到土地的农户被分配了土地，不该收回土地的农户被收回了土地，造成无权经营土地的农户实际经营着土地，有权经营土地的农户却手里没有土地，被要求纠正错误，但村组却无法调整到合法状态，便仅在合同上进行了数字完善，并且村委会不愿将完善后的合同发给农户，怕农户看到合同后对照自已的实际状况从而引发矛盾纠纷。随着时间推移，多数农户了解了相关情况，现在少地的农户向村组要求分地并要求发放家庭承包合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

二、国家征地补偿纠纷

农村土地按等级划分，等级与土地产量挂勾，地的等级越低，产量就越少，如果农户分配到的是低等级的土地，为弥补产量不足只能多分土地，以土地面积增加而保证产量，土地等级、产量等情况在农村土地合同上进行了标注，如果低等级的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土地补偿费只按实际征收面积发放，并不是按照土地等级标准发放，形成征收同样面积的不同等级的土地都领取一样数额的补偿费的现象，这就造成集体与农户在土地补偿费分配数额方面发生纠纷。

三、机动地发包纠纷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四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在未用于承包给新增人口或者个别调整承包地之前，应当通过招标、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承包期不得超过三年。然而有的村组集体将机动地长期对外发包，而且发包收入归集体所有，违反了规定，导致新增人口不能及时取得承包土地而引发纠纷。

四、黑地、帐外地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然而有的村组却隐藏土地不上帐，亦即所谓的“黑地”、帐外地，故意隐瞒，少报土地面积的目的就是用于对外发包搞创收，增加村组集体经济收入。从台帐上看机动地面积不超，但实际上机动地面积远超过规定的标准，现农户要求将这些超标的土地按户平均分配。

五、土地面积不准的纠纷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因当时测量土地用的工具简单，人员素质不高，业务技能不强，加上农村土地地形不规范，测量的土地面积误差较大，绝大多数表现为测量面积小于实际面积，此外农户多年的耕种，因拓边攒沿儿使土地范围逐年扩展，更加剧土地面积不程度的扩大。农户在土地征收、流转、涉农补贴等方面提出异议。

六、避义务的纠纷

当时为少交各项税费，农户与村组达成一致，土地承包合同上故意少写面积，而实际上经营的土地面积却很多，现在看到国家取消各项税费并向农户发放各类补贴，农户因此要求按实际土地面积重新改写合同。

七、仗权多分土地的纠纷

个别村组干部或分地小组成员在丈量分配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时，利用权力为自家及其亲属、朋友等多分多量土地，但在家庭承包合同上却不记载多出的土地，而实际上却是破坏公平公正原则，私分多占。在事情被发现后，其他农户要求多地农户交出土地，引发纠纷。

八、土地流转纠纷

农户之间流转土地时不签订流转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容易产生纠纷，且无据可查。有的流转协议不规范，内容欠缺，如流转方式不明确、无流转期限、价款过低、双方权责关系不清等，在未约定的事项出现后双方争议，引发纠纷。

九、村组越权发包的纠纷

村组在发包集体的土地时没有履行民主程序，在没召开民主议定会议的情况下与承包方签订发包协议，等集体多数成员发现后，合同往往已履行一定的时间，承租方已经对土地进行了投入，但集体成员对合同的内容有异议，不同意村组越权发包，要求解除承包协议。

十、卖房“卖地”纠纷

农村很多农户在卖自家的住房时，一并将自家的承包土地包含在内共同作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承包地不得买卖。所谓“卖地”是无效的，需要另行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但农民法制意识不强，结果在若干年后卖方反悔，向买方索要土地经营权，从而引发纠纷。

十一、以租的纠纷

企业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在土地上进行非农建设，农户在发现企业无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后，要求返还土地并赔偿损失。

十二、反租倒包的纠纷

有的村委会将农户土地反租回来，集中发包给城市居民用于发展种养植业，并与城市居民签订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原农户现在要求村委会返还土地。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7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二)规范仲裁机构设置，保障仲裁庭依法独立裁决纠纷针对目前仲裁机构设置不规范的问题，首先应尽快出台仲裁机构组织规则，明确仲裁机构设置原则、设置程序、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庭等的分工和职责、仲裁与各层级调解机构的关系及衔接。仲裁委员原则上与行政脱钩，保证仲裁的独立和公正。具体可以参照国内部分民商事仲裁机构的操作模式，由政府法制部门组织商会等部门筹建，但仲裁机构(或办事机构)不附设在政府法制部门，而是采取人、财、物、业务独立性质。同样，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可以由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但仲裁机构(或办事机构)不附设在任何行政机关内部，而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建制。在人事方面，仲裁机构采取委员会制，仲裁办事机构人员由委员会选聘。在财政上，考虑到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收费应当采取较低标准，其经费缺口，由财政以公益支出形式划拨。［7］为保证仲裁庭独立审理和裁决纠纷，应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农情的仲裁员遴选机制。既要体现仲裁准司法性对仲裁员的基本素质要求，严格准入制度，也要考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涉农性、政策性、专业性强的特点，对仲裁员的遴选条件和遴选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此外，为保证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应实行仲裁员名册制。改变实践中仲裁机构随意指定仲裁员、以公开抽签的方式确定仲裁员等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做法。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篇8

总体而言，物业管理纠纷除少数为行政管理纠纷之外，大多数则属于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如拖欠物业管理费和维修基金纠纷、车辆保管纠纷以及租赁纠纷等。这类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或有关部门调解无效时，人们更习惯于将其付诸诉讼，而不采用仲裁。

其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仲裁也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法定方式、与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自愿性

一项纠纷产生后，是否将其提交仲裁，交与谁仲裁，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如何产生，仲裁适用何种程序规则和哪个实体法，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故仲裁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二是专业性

由于仲裁对象多为合同纠纷或财产权益纠纷，常常涉及复杂的法律、经济贸易和技术性问题，所以，各仲裁委员会都拥有分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选定仲裁员，而仲裁员一般都是各行业的专家，这样就能保证仲裁的专业权威性。

三是国际性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仲裁案件的来源、当事人、仲裁庭组成直至裁决的执行，都具有更多的国际性因素。特别是仲裁国外执行方面的优势是法院所不具有的。

四是灵活性

仲裁程序上不像诉讼那样严格，很多环节在协商的基础上可被简化，仲裁文书在格式和内容上都可以较为灵活的处理。不实行地域或级别管辖。在人方面的规定也较法院宽松。

五是保密性

仲裁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仲裁员、仲裁庭秘书都负有保密义务，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

六是快捷性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迅速解决。

七是经济性

具体表现在时间的节省导致费用节省；仲裁收费相对较低；由仲裁引起的商业损失较少。

八是独立性

法律规定，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之间也无隶属关系，仲裁独立进行，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也不受仲裁机构干涉。

仲裁的这些特点，为物业管理纠纷的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提供了保障。事实上，许多当事人已经开始通过仲裁来解决物业管理纠纷，这也是物业管理逐步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趋势。选择仲裁解决物业管理纠纷，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明确仲裁的受理范围。并非所有的物业管理纠纷都能仲裁。一般来讲业主、业主会、物业管理企业以及建设单位相互之间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业主、业主会、物业管理企业以及建设单位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行政管理纠纷，则只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物业管理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工资劳保等纠纷，则要先向劳动局申请行政仲裁，不服行政仲裁时，才可向人民法院。

第二是订立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受理的前提，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有效的仲裁协议应当包括：明确的请求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如想将物业管理纠纷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则可事先在合同中订立如下仲裁条款：“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三是注意仲裁的时效。申请仲裁的时效与诉讼时效相同，即一般纠纷申请仲裁的时效期为两年，特殊纠纷，如：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被损毁的这类纠纷申请仲裁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算起。仲裁的时效，是仲裁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定条件，超过这一时效期，申请人的实体权益将得不到保护。

第四是仲裁请求要明确具体，且符合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请求必须明确具体，是指要有具体的事项和给付数额，并且，这些事项和数额没有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之内，否则，仲裁申请将得不到受理，即使受理，也很难得到支持。这里体现了仲裁请求什么裁决什么和仲裁只能裁决仲裁协议项下内容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