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危机管理范文
时间：2024-03-19 16:41:36
婚姻危机管理篇1
那么，你们的婚姻是否潜伏着危机呢？请做下面的测验题，借助它可以初步判断家庭的"离婚危险性"。测试题后的评分说明可供参考。
1．对你来说，结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A：婚姻本身；能被人看作是有家庭的人。（1分）
B：可以和配偶永远在一起，因为同他在一起生活很愉快。（0分）
2．你对待婚姻是否轻率？是否认为婚姻像成年人的游戏？
A：是。（1分） B：否。（0分）
3．你在物质上是否依靠父母？
A：是。（1分） B：否。（0分）
4．你对婚姻的观点和对它的期望是否吻合？
A：是。（0分） B：否。（1分）
5．你对家庭结构、类型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看法是否与配偶一样？
A：是。（0分） B：否。（1分）
6．你们是否常常发生冲突？
A：是。（1分） B：否。（0分）
7．你们是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观点？
A：有。（0分） B：无。（1分）
8．你们有无孩子？
A：有。（0分） B：无。（1分）
9．你们的性生活是否和谐？
A：是。（0分） B：否。（1分）
姻危机大家说
黎燕（女，32岁，公司财务人员）：前不久，我和他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一场，当时，我由不得问自己："是不是婚姻出现危机了？"但事后我很快就感觉后悔了。我们俩是经过了很多周折才走到一起的，现在因为争吵伤害了夫妻感情，多不值得！就在我准备向他道歉时，他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没有杂念地真诚相爱，就没有不可以克服的"婚姻危机"！
张小斌（男，29岁，记者）：婚姻危机听起来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都是由一些小事引起的。我有一位男同事，很喜欢打电脑游戏，他爱人多次劝说他"不要再玩这种小孩子的游戏了"，可他就是不听。也可能是有点逆反心理，他反而玩得更起劲了。他老婆见说他无效，就开始数落他"没本事"；他也不示弱，说老婆"只喜欢管人，一点女人味也没有"。话说到这个份上，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上个月，他们正式分居了。其实，好多婚姻危机都是小事引起的，是当事人说话、做事的方式不恰当，才导致了"危机"。
余静（女，26岁，设计人员）：我和他结婚一年多了，但从来没有大声地争吵过。究其原因，是我"让着他"。人们常说"退一步天高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平常人际交往中是这样，家庭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是很原则的问题，让一让有什么不好呢？我想这说到底还是一个夫妻"般配不般配"的问题。如果两个人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发生争执甚至导致婚姻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大些。相反，两个人在性格上能够互补，婚姻就相对来说稳定些。
李键（男，33岁，公司经理）：婚姻危机重在预防。如果发现苗头不对，夫妻双方就应坐下来好好谈谈。相信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卢萍萍（女，29岁，医生）：婚姻一旦发生了真正的危机，婚姻也便存在不下去了。其实，婚姻当中绝大多数的矛盾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总之，不要动不动就把夫妻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婚姻发生了危机"。
请你算一下总分，并阅读下面的评分说明，或许从中会受启发。
0～2分：说明离婚基本上威胁不到你的家庭。你们具备克服困难并形成巩固的家庭关系的各种条件。个别情况下也会发生争吵，有不和谐的成分，但对夫妻关系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影响。
3～5分：说明你们的夫妻关系有时有些紧张，你常常对自己或对配偶不满意，常常不能抑制自己的不满情绪和愤怒。这些因素最容易影响夫妻关系，最好加以避免。家庭生活有时会使你产生忧郁心情，但总的说来，你对夫妻关系是满意的。以后要注意夫妻之间相互体谅，相互关心。
婚姻危机管理篇2
在一次五彩斑斓的相互过招之后,我非常担心自己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于是给老妈打了一个越洋电话(这事儿说起来真是让人难堪,是吧?)。我认为姜还是老的辣,希望老妈在电话里能孜孜不倦地教诲我一些婚姻方面的智慧,或者是给宝贝儿子一剂救急的灵丹妙药,能指引我走出婚姻的迷茫。
我记得妈妈当时是这样说的:“你现在是在巴黎,想明白了吗?别再抱怨这抱怨那的,给我把嘴闭上,忍着点吧!”虽然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剂灵丹妙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招还真管用。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绝大多数人在婚姻顾问那里寻求帮助时想听到的话。目前,澳洲越来越多的夫妻在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都去婚姻顾问那里寻求帮助。
琳・弗莱彻是澳大利亚婚姻研究中心的执行官,她对我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妇认识到应该利用婚姻咨询这个工具来解决夫妻之间的争端。”2006年,澳大利亚婚姻研究中心对1200名随机挑选的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63%的人在自己的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去婚姻顾问那里寻求职业性的帮助。2001年同样调查的结果是56%的人在婚姻出现问题时,会去婚姻顾问那里寻求帮助。
这对婚姻咨询顾问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对于处于战争状态的夫妇来说,这并没有回答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什么时候去见婚姻咨询顾问最恰当?
夫妇俩为了一些鸡皮蒜毛的小事而吵嘴的事儿在婚姻里并不乏见,如果不是在蜜月里争吵不休,那么什么时候才能痛定思痛,下决心寻找职业帮助呢?
克里斯・道森是墨尔本一家名叫“人性需求”的婚姻心理诊所的所长,他对我说:“如果夫妻之间觉得失去了亲密感,如果他们觉得已经不是同步向前,或者他们已经开始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了,这时他们就应该正视自己婚姻里出现的问题。就像我的一位顾客对她的丈夫所说的那样,‘我不觉得自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只是觉得我在你的生活里。’”
当然,性生活也是另外一个引起注意的危险信号。
道森这样说:“处在婚姻危机中的夫妻没有性生活,他们或者几个月,有的甚至半年才有一次性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对帕特里萨来说,她婚姻里的一切问题都起源于争吵。这位39岁的人力资源公司总裁这样说:“我丈夫马特和我总是没完没了地争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没有一件事儿我们不是争个你死我活的,我让他出去倒垃圾,非得大吵一场,我让他帮我清理一下房间,又是大吵一场。吵到后来,我们不管是多么鸡皮蒜毛的小事儿,如果不吵个面红耳赤,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一个比一个嗓门大。”
帕特里萨和马特是在2005年结的婚,在此之前,他们两个人都有过一段婚姻史,帕特里萨承认:“我们两个人都有很多过去的感情包袱需要了结。”
“马特在自己上一次婚姻里,从来没有人向他挑战,也没有人不听他的话,可是他现在遇到了我,我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女人,我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我从来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常常很容易觉得我的直率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这样的局面持续不了很久,总是要出点什么事儿的,她说:“后来马特自己搬出去住了。”
但是,马特搬出去两周后,这对夫妇开始了婚姻咨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周咨询两次,后来变成一周咨询一次,到后来三周咨询一次,现在我们每两个月咨询一次。”
她说:“我们的婚姻现在100%比以前好多了,每次我们争吵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冷静下来认真分析争吵的原因,互相交流,因为我们不相信对方是我们的敌人,而恰恰相反,对方是爱我的人,他或者她的本意并不是想要伤害我,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确实是这样做了,可是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我。”
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会长,心理学家,婚姻咨询专家阿曼达・高登说,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值来进行婚姻咨询,有些期望值是很不现实的。“其中一种非常不现实的期望值就是,只有相爱,才能维持婚姻”。
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是对许多单身人士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是没有冰激凌的卡洛里一样乏味。爱情是十分重要的,阿曼达并不反对这种观点,“可是,爱情只是婚姻的一部分,婚姻的其他部分还包括:相互支持,人生伴侣,感受到自己很特别,也让另外一方觉得自己很特别,让人赏心悦目的容颜和体型,共同的价值观念,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等等。人们很容易只看到婚姻不好的一面,但是就跟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婚姻也有好的一面”。
关键就要看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称职的婚姻咨询顾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对我说:“如果婚姻顾问支持维护婚姻的观点的话,那么会对你的婚姻有所帮助。我见过两个婚姻咨询顾问,第一个我进去就对他说:‘我恨死我自己的婚姻了,我恨死我自己的生活了!’而他却不痛不痒地说:‘没错!’完完全全地赞同我的观点,其实,我是希望能有人告诉我怎样才能挽救自己的婚姻,而不是破罐破摔。”
当然,在我们寻求婚姻咨询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婚姻咨询顾问的资历和水平,但是,婚姻咨询能否成功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在什么时候去进行婚姻咨询。道森在这方面的建议是:“越早越好!”
婚姻危机管理篇3
一、法律主义：认识婚姻及其本质的支点
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以两性的结合为自然条件，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4][P8]尽管从自然属性上讲，婚姻以男女同财共居为形式，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都从自然属性上理解“婚姻”这一概念，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制度不仅没有改变传统文化对婚姻的认识，而且认可这种民间自然形成的婚姻形式。1950年到2000年整整50年间，新中国两部《婚姻法》的实施，向国民昭示：婚姻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然而，“登记结婚”的要求虽然在广大城镇已被自觉接受，但在偏远乡村仍然受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抵制。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再次重申：符合婚姻条件的男女要想结婚，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不仅如此，《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以及婚姻的撤销制度，第12条对无效以及可撤销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说明，婚姻不仅必须具备登记的形式，而且必须符合实质的要件，否则，即使经过登记，婚姻也不一定有效。有效婚姻受法律保护，可以对抗第三人的侵害，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事实上有两类，一是不具备婚姻形式要件的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婚姻”即事实婚[①]，因为其从未得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不需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即无效，无论这种“婚姻”是否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从始到终都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这种“婚姻”关系，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二是具备婚姻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婚姻，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几种情形。尽管这种婚姻曾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是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或人民法院判决才无效，而是从始到终都无效。其婚姻关系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在婚姻登记机关宣布其无效后，即使当事人继续同居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其关系同样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至于可撤销的婚姻，其效力状况并不复杂。由于这种婚姻除了当事人被胁迫这一因素外都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并且已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除非当事人主张抗辩理由，否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胁迫结婚但没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结婚之日起（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该婚姻，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则其婚姻效力不仅仅终止于被撤销之时，而是自始无效。[②]在此之前，其婚姻关系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设若该婚姻被撤销之后，请求人反悔，仍然与被请求人共同居住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立法对事实婚的态度趋向缓和，[5][P238-240]但我国《婚姻法》对婚姻的成立，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法律主义。[③] [6][P55]
在法律主义的引导下，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7][P66]合法性要求法定的婚姻主体资格具备者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婚姻，方有法律效力，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8][P6]因此，公民不能因事实行为获得配偶权。据此原理，《民法大辞典》将“配偶”界定为“结成合法婚姻关系的丈夫和妻子”，“男女双方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9][P869]尽管配偶权的内涵，在理论上还有身份权说、专属支配利益说、性权利说等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共同认为：配偶权的前提或者说产生基础是合法的夫妻关系；配偶权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其权利主体是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配偶权属于身份权性质；配偶权具有专属性，即具有夫妻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配偶权的内容具有特定性不可侵犯性，即配偶具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的义务、婚姻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生育权和日常家务权，这些权利不容他人侵犯。[10][P67，P250-252]修订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配偶权一词，但已经确认了配偶权的若干主要内容。[11][P253]
二、配偶权：婚姻关系的基本权利，重婚罪侵害的法益
婚姻、配偶、配偶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概念相互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婚姻必须经合法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形成婚姻关系；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是特定男女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以特定的权利义务为内容，非自然形成，而是法律赋予；享有配偶权的男女才互为配偶；配偶是婚姻的主体，只有配偶才享有配偶权。换言之，事实婚不具有配偶权，形成事实婚的男女不是配偶-准确地说，是法律不承认其为配偶。这是对上述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解读。正因为如此，《婚姻登记条例》第24条才会规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男女公民以事实行为结成“婚姻”，即事实婚，是一种独立于法律和人们的评价之外的客观存在，其客观属性不可抹杀。但是，承认其客观存在的事实，绝非承认其存在的价值和效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申明：“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一律按非法同居对待。”此主张不应被理解为事实婚在客观上已不存在，而应理解为不承认事实婚的效力。
在民法上，重婚之形式，表现为两个既存婚姻之重合，重婚之实质，在于这种使两个既存婚姻重合的行为，抗击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和制度。在刑法上，重婚之实质，在于有配偶者隐瞒婚姻事实真相，欺骗他人与之再度结婚，或者有配偶者在他人的主动配合下再次形成婚姻，分别以独自犯罪或者对合而成共犯的形式，故意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惟其如此，一夫一妻制度下形成的婚姻关系，才成为重婚罪的客体。[④]
近年来，在认识犯罪客体问题上，一些刑法学者引入了法益概念。笔者认为，法益说的建立，至少在划定犯罪圈问题上具有优势。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12][P167]由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与“法益”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13][P211]可以说重婚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是配偶权。在先的事实婚不存在配偶权，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法益，不存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对事实婚的“冲击”行为也就没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不能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而应当由伦理道德规范和民法、行政法调整。
三、重婚罪的客观表现形式
如前所述，重婚罪的实质在于发生在后的婚姻行为对前一尚存的合法婚姻关系的侵犯，亦即对国家赋予的配偶权的侵害。问题在于：与在先的法律婚重合的“婚姻”是否包括事实婚？换言之，刑法第258条所谓“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中的“重婚”、“结婚”是指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
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批复：“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那些未依法进行结婚登记的人，在民事法律规范中得不到承认与保护，但若其为有配偶者则在刑事法律规范中要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一个有配偶的人，未经结婚登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他在民事上无婚可离，在刑事上则有婚可重，实在令人匪夷所思。[14][P242]笔者认为，承认事实婚的存在不等于肯定事实婚的效力。“存在”与“肯定效力”是两种不同概念，前者属于意识范畴，后者属于意志范畴。上述司法解释针对的是两种以“事实婚”冲击法律婚，侵犯其配偶的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此婚非彼婚，“事实婚”不是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并且是严重的非法同居关系。一般的非法同居具有隐秘性和显著轻微的社会危害性，但以夫妻名义进行的非法同居行为，则属于公开挑战一夫一妻制度的严重违法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推而广之，产生于法律婚之后的“婚姻”，无论是事实婚还是法律婚，在法律上均无效力，均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但其存在，客观上侵犯了在先产生的配偶权益和一夫一妻制，故应以国家暴力予以反击或防卫。[15][P17]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事实婚，本质上具有非法性，其婚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其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法律婚，尽管形式上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属于无效婚姻，本质上也不具有合法性，仍然属于违法行为。这种违法的婚姻行为的实施，不仅必然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之间的配偶权，而且必然侵害作为社会正常细胞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婚姻关系，具有实然的社会危害性。反过来看，当在先的“婚姻”不具有合法性时，其后的事实婚行为实质上不过是以违法行为对抗违法行为，这种“以非对非”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属于因性关系的紊乱无序而有伤风化的行为；从哲学上讲，在先的事实婚不是对一夫一妻制度和婚姻关系的否定，而是对婚姻登记程序或者说婚姻形式要件的否定，在后的事实婚既是婚姻登记程序或者说婚姻形式要件的否定，也是对前一违法婚姻行为的否定。这种否定当然不能得到国家的肯定，但它本身恰恰肯定了婚姻形式要件或者说登记程序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未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婚姻”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是没有配偶之间的基本权利可言的；究其本质来说，当然是违法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对于这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需要也不应当扩张国家的刑罚权加以惩处。这一结论建立的根本理由在于刑法保护的权益没有蕴涵于在先的事实婚姻当中，并且刑法没有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加以罪刑法定化。
当在先的“婚姻”为事实婚，在后的婚姻为法律婚时，形式与内容都完全不同于两个事实婚竞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中，后一婚姻关系具有合法性，其婚姻行为是合法行为，当事人是以既肯定婚姻登记程序又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或者说有法律价值的行为，否定了前一具有消极意义或者说无法律价值的行为，是前一违法行为中的一方或者双方依法主动纠正自己违法过错行为的表现，是“以是对非”、“以善对恶”而绝非“以非对非”，自应得到国家的肯定而不是相反的处遇。否则，当事人本来已经自觉回归“黄金之桥”，已经把自己的行为矫正到法律的轨道，结果法院的有罪判决，实质上却否定了当事人既是事实上也是本质上的守法行为，否定了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在宣告：第一，如果你已经形成了事实婚，那么，你无论是再形成事实婚还是再登记结婚，都将面临牢狱之灾。你就坚守事实婚的阵地吧！第二，婚姻不登记没关系，法院会保护你的事实婚的。试问，法律是这样实施的吗？如果法律实施的效果就是如此，这样的法律还有必要继续实施吗？究竟是法律本身错了，还是实施法律的行为错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本身没错，是法律的实施行为错了。
当然，对法律的实施抱有理想主义的人也许会说，前一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如果还想再次结婚，就应当依法解除前一婚姻关系。问题是，请务必注意，不论当事人是以何种案由起诉，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只能有一种，那就是宣告“解除非法同居关系”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既然在后的婚姻不论性质如何都构成对在先的事实婚的重合，那么，法院就应当承认事实婚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非法同居关系”，为什么法院却不予承认呢？既然法院认为在先的事实婚属于“非法同居关系”，那么，在后的婚姻就不可能发生与在先的婚姻的重合，为什么法院却认定当事人重婚呢？这种两难境地是法律本身造成的还是实施法律的行为出现偏差所造成的？答案也只能有一个：当然是实施法律的行为出现偏差造成的。
事实婚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公民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者，或者前后两次（以上）持续存在而阶段上有重合的事实婚，均不构成重婚，因为无配偶权之存在，后一“婚姻”无论是否有效，均不侵犯配偶权，当然也不可能侵犯赋予公民配偶权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刑法上的重婚只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为在法律上有配偶的人即依法登记结婚的人再与他人结婚，“他人”若不知对方为“有配偶的人”即已依法结婚尚未解除的婚姻者，“他人”属于“上当”或过失，不具有重婚的故意，故不构成重婚，而“有配偶的人”具有重婚的故意，故构成重婚；其二为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此时，相婚原系明知故犯，属于以自己的配合行为加功于“有配偶的人”的重婚行为，即以帮助犯形式加功于实行犯，从而构成重婚共犯。两种重婚均以法律婚在先为前提。那种认为重婚情形中前后婚姻均可以是事实婚的认识[16]，不仅仅是承认事实婚的存在，其根本错误还在于实质上“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从而使“民间法”获得了与国家制定法同等的效力，其后果是：民间的仪式婚作为婚姻成立的要件或者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作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习惯法”，将长期对抗以获得民政部门登记作为婚姻成立要件的制定法，婚姻将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国家婚姻法的效力将永受抑制。
四、“包二奶”行为不宜论以重婚
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一般的“包二奶”行为不宜认定为重婚罪。
首先，“包二奶”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但它不是婚姻行为，而是非法同居行为。把这种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超出了刑法规范范畴。
其次，现行司法解释没有涉及“包二奶行为”。设若未来的司法解释把它解释为重婚罪，也属于超出刑法有关规范可能具有的含义的类推解释而不具有正当性。
因此，一般的“包二奶”行为不是公开对抗婚姻法的危害行为或者说不是情节严重的危害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如果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包二奶”，则属于事实婚，与在先的法律婚竞合时，应当以重婚罪论处。
五、余论
笔者注意到，理论界学者对事实婚的认识与实务界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学者们从两性结合的自然意义上定义事实婚，从而使事实婚具有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未经登记并且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也包括符合法定条件，但未经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而实务界的认识则比较务实，其理解的事实婚仅仅是指后一种情形[17][P53]，从而使事实婚一词在狭义上使用。立足于我国现实，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不是一概否定事实婚的效力。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曾经规定：从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1994年2月1日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退后一步，又规定：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2001年12月2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都体现了以下精神：1986年3月15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86年3月15日以后，1994年2月1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94年2月1日以后，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18][P55]这些规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事实婚姻一再让步，否定事实婚姻关系的时间表一再推后；二是似乎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前者使法的严肃性变得“活泼”起来，与修订婚姻法体现的严格法律主义格格不入。长此以往，公民完全有理由期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别把婚姻登记制度当回事儿，新的婚姻登记管理制度出台后还会认可事实婚的。这种公民意识的存在，何时才能使婚姻立法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19]的期待变为现实？后者带来的问题是：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狭义上的事实婚时，可以认定为重婚罪。如果在先的事实婚在诉讼时当事人才达到结婚年龄，而在后的事实婚的当事人在同居时就已经达到婚龄，究竟解除哪一个婚姻，就大有疑问；当前一个“婚姻”是狭义上的事实婚，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可以认定为重婚罪。此时，解除事实婚意味着否定了事实婚的效力，不应当按重婚对待；解除法律婚则意味着国家制定法败给习惯法，制定法的存在就属多余。而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广义上的事实婚中的第一种情形（即狭义上的非法同居）时，却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当前一个“婚姻” 是广义上的事实婚中的第一种情形，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倘若婚姻当事人没有禁止结婚的情形，仅仅是未达法定婚龄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岂不意味着行为的违法性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灭，是时间而不是别的因素使行为合法化！这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其实，法律的目的性解释[20][ P127]可以使婚姻登记的制度安排合理化。根据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理论界所理解的两种事实婚即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即以夫妻名义同居以及符合结婚条件但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广义的事实婚，“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解释起来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相对承认主义的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婚姻效力。目的性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不论事实婚产生的时间长短，也不论其同居时是否符合结婚条件，更不论诉讼时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条件，只要未经登记，一律以非法同居对待，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这种解释既是《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文义可能包含的内容，也符合婚姻法对结婚采取严格法定主义的目的。
-
* 贾凌（1971-），女，回族，云南昆明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曾粤兴（1965-），男，广东兴宁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生。
[①] 因其本质上不是婚姻法所指的婚姻，故婚姻法第10条未将其列入。联系婚姻法前后条文的内容，不可能也不应当得出“婚姻法不认为事实婚无效”的结论。
[②]从语言分析角度来看，这是我国《婚姻法》第12条当然包括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英美法对于可撤销的婚姻是从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无效。我国法释[2001]30号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明显构成对婚姻法第12条规范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法律后果是：由于法院处理离婚案件必须解除一项婚姻，设若无效婚姻中符合结婚条件的一方与符合结婚条件的第三人登记结婚，法院将判决其回到无效婚姻中的另一方身边。
[③] 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法》关于补办结婚登记的规定，“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恰恰是法律主义的注脚。因为它不是简单确认一种事实状态，而是从程序与实质两方面要求婚姻合法化。
[④] 对于重婚罪客体的另一种表述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笔者认为，根据“犯罪客体是危害行为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这一命题，具体犯罪的客体应当被描述为某种关系。
-
[1] 丁有勤。论“事实婚姻”之重婚罪的构成[J]，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 苏长青。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妨害婚姻家庭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3] 赖传祥。论重婚的若干基础性法律问题[J]，昆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3期。
[4] 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6] 巫昌祯、杨大文、王得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C]，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
[7] 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出版。
[8] 刘引玲。配偶权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9] 张佩霖、李启欣主编。民法大词典[D]，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0]刘引玲。配偶权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 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 曾粤兴、王志祥。社会危害性的量化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实现[J]，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汇集[上]，西安。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学院2002年印。
[14] 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
[15] 张军。方伍峰重婚案-‘事实婚姻’能否成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J]，刑事审判参考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 苏长青。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妨害婚姻家庭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婚姻危机管理篇4
(一)无效婚姻的适用范围问题
无效婚姻自始无效,由于其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不应该对无效婚姻的范围规定过宽。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是逐渐减少自始无效婚姻的种类,相应扩大可撤销婚姻的范围。这一趋势主要是基于对婚姻事实性的尊重和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将大多数违法婚姻都纳入无效婚姻的范围,作自始无效处理,虽然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但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安定和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当男女双方的结合不符合结婚的私益要件但并未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时,将撤销该婚姻的权利赋予相关当事人,这使法律更具人文关怀的精神,更符合婚姻关系作为基本民事关系的实质,也符合无效婚姻立法的国际潮流。而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有: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未到法定婚龄。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情形在违法程度、社会危害性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如重婚、禁婚亲属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前者违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后者严重违伦理道德和影响生育质量,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而禁婚疾病和未到法定婚龄只是违反一般性公益要件或私益要件,其社会危害性小,而且具有可补正性,应该得到法律的宽恕。把这四个情形都规定为无效婚姻,引起相同的法律后果是不恰当的。凶此将“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和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归为无效婚姻是不妥当的。
(二)无效婚姻的认定机关问题
关于宣告婚姻无效,应由何部门负责和处理,实践巾有争议。有的认为宣告婚姻无效,应专属婚姻登记部门管理,理由是婚姻登记部门系婚姻关系的行政管理部门,宣告婚娴无效应属婚姻登记部门的专属职权。有的认为宣告婚姻无效,婚姻登记部门和人民法院都有权管理,可以由当事人选择,若不服婚姻登记部门的处理结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理由是宣告婚姻无效可以参照离婚、撤销婚姻程序处理,而且结果上具有相似性。还有的人认为宣告婚姻无效,应专属人民法院管理.因法院管理比婚姻登记部门有更大的优越性。对此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在国外,一般明确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是人民法院。而我国的《婚姻法》对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未作出明确规定。
(三)同居关系如何解除问题
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这种同居关系,在现代社会较为常见。依据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同居关系属无效婚姻,《婚姻法》则未将之列入无效的情形。《婚姻法》于2001年4月28日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1年12月24日和2003年12月25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解释》(一)]和《关于适用(巾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解释》(二)],对处理同居关系问题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解释》(一)第5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8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是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是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解释》(二)第1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实践中,当事人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种情形下双方去补办结婚登记的可能性极小。未补办登记的,根据《解释》(一),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同居关系如何解除,《婚姻法》、《解释》(一)均未涉及。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月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对这类案件的审理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尽管《婚姻法》修订时,已将“非法同居关系”中的“非法”二字除去,但《婚姻法》、《解释》(一)没有规定废止这一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宣告废止,因此,可以推论这一司法解释仍有效,对于未补办登记的,法院应依据这一司法解释解除同居关系。但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若将之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必然要对其性质作出明确。《婚姻法》同避了这一问题,使之悬而未决。
(四)无效婚姻案件的审理程序问题
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新《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只对如何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规定了一个原则,很多具体实施环节仍需要明确。比如,应如何称谓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当事人,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应叫民事诉状还是直接叫宣告婚姻无效申请书,如果婚姻当事人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申请的同时又提出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请求,判决的时候是一并判决还是分开处理,当事人的申请能否撤回,如当事人不以宣告婚姻无效而,而把婚姻无效的情形作为离婚的理由提起离婚诉讼,或以其他理由离婚的,但法院发现该婚姻实际上是无效婚姻,对此应如何处理等。这些在实践中做法并没有统一,也影响了司法权威。此外有关送达、答辩的期限规定也有待于明确。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权利主体的宽泛性,自然会涉及到审理程序的适用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具体操作问题,更是关系到当事人在程序方面的权利予夺问题。对此,我们应该足够重视。《解释(一)》第】1条规定,对审理婚姻当事人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9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迫人依据《婚姻法》第1l条的规定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其婚姻的,应当出具下列证明材料:①本人的身份证、结婚证;②能够证明受胁迫婚姻的证明材料。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受胁迫婚姻的情况属实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应当撤销该婚姻,宣告结婚证作
废。从此可以看出,婚姻登记机关只有撤销婚姻的权利,而无权宣告婚娴无效。《解释(一)》第11条是对审理可撤销婚姻在程序上作了限制性规定,但对审理无效婚姻在程序上不作限制。那么审理无效婚姻应适用什么程序仍悬而未决。 (五)损害赔偿问题
婚姻危机管理篇5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 事实婚姻 一夫一妻 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
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
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起诉讼。
（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
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 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起诉，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重婚的横向思考
（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
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
《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
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
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
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
（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
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
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
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
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
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 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
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
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强奸，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
四、重婚的纵向思考
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在原始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乱伦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
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
（二）在奴隶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
（四）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
（五）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
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3、《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婚姻家庭继承法》 张贤鈺主编 法律出版社
5、《刑法学》 张明楷著 法律出版社
6、《中国法制史》 萧伯符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 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
婚姻危机管理篇6
有人说，配偶权的实质就是夫妻双方的性权利，这是对婚姻本质的误解。婚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从来不仅是以夫妻双方的感情和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婚姻首先是人类自身延续的需要，其首要职能是保证血缘的纯洁和正统性。其次，婚姻家庭本身曾经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今天也仍然是一种所有和分配形式，婚姻关系可以通过经济（财产）方式进行调节。第三，婚姻并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关系，还关系着重要的社会利益，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保护，家庭中弱者权利的保护和公平，并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公共道德的维系。因此，古今中外，婚姻家庭都是由法律、道德乃至宗教共同调整的重要领域，法律不仅对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严格规范，而且在程序上增加其严肃性和复杂性（如对离婚的严格限制）。因此，配偶权乃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应有之义，其实质是：夫妻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分担以及双方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
有人说，在新婚姻法中确立配偶权的概念，就是为了制裁“第三者”，这是对配偶权的曲解和极端化。因为，配偶权本质上是夫妻双方之间的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任何“第三者”对婚姻家庭关系的破坏，即对配偶权的侵害，都是通过配偶的一方发生的，对责任的追究，主要应是针对夫妻双方中过错方的，越过过错方直接向第三者追究责任，是荒谬的。其次，第三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即使存在某些妨碍婚姻关系的事实，第三者的直接过错及其责任实际上也很难认定。因此，确立配偶权的根本目的应是为了强化夫妻之间的自我约束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为了制裁第三者。最后，试图通过制裁第三者达到稳固婚姻家庭的目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把第三者送上法庭并不能挽回自己配偶的感情，甚至适得其反，促成家庭的彻底解体。因此，配偶权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可以通过限制过错方随意离婚或使其承担较多的经济赔偿，以实现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和相对公平。
有人说，配偶权的确立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人人自危，“捉奸成风”，这是对滥用配偶权的过分恐慌。从配偶权之争的社会背景看，首先，社会上婚外性关系已趋于普遍化，开始危及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其次，由于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已无法通过舆论谴责、良心发现等道德机制有效制止其蔓延；第三，当前由于一方之过错导致的不公平增加，同时，也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家庭财产的再分配实现对弱者的保护。配偶权的确立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一种针对个案进行救济的原则或机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护弱者，这也是符合社会大多数公民的道德观和根本利益的。但是，必须指出，配偶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特权，其实现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不容滥用。首先，配偶权从属于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在婚姻发生危机时，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上法院、而是双方协商解决，其结果既可以是相互原谅、妥协，也可以通过约定方式进行补偿。这样，配偶权实际上可以以自治的方式实现。其次，配偶权不能对抗他人的人身权（自由、名誉等）和财产权，如果以行使配偶权为由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不实诉讼，对方还可以提起反诉。第三，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对滥用配偶权进行严格限制，包括对取证合法性的要求和侵权事实成立的严格证明过程；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例如造成遗弃、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才可能将第三者列为责任人。最后，法院在审理涉及第三者侵权的案件时，还必须注意严格限制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可能将基于配偶权提起的第三者侵权诉讼限制在最低限度。（事实上，世界上已建立配偶权的国家并未出现“捉奸成风”的后果；而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认定过错方也需要举证，但实际上并未导致这种恐慌，因此，以这种推定的危险作为反对建立配偶权的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
合法性的要求和侵权事实成立的严格证明过程；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例如造成遗弃、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才可能将第三者列为责任人。最后，法院在审理涉及第三者侵权的案件时，还必须注意严格限制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可能将基于配偶权提起的第三者侵权诉讼限制在最低限度。（事实上，世界上已建立配偶权的国家并未出现“捉奸成风”的后果；而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认定过错方也需要举证，但实际上并未导致这种恐慌，因此，以这种推定的危险作为反对建立配偶权的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
婚姻危机管理篇7
看着窝在沙发上看韩剧的媳妇，赵先生楞了楞，心里叹一口气，走进厨房，做饭去了。其实他很想冲过去，夺过手机，大声质问她：为什么不能去做顿饭？韩剧有什么可看的？可是，赵先生不是那样的人，况且，结婚十几年了，一直就是这样，只要赵先生在家，他媳妇从来就是休息的状态。
刚结婚时，赵先生觉得自己是男生，应该多做一点，所以干家务很主动。没想到，这以后家务竟然全成了他一个人的事了。
有时候，同事朋友聊起各自的媳妇，说谁家媳妇有洁癖，必须亲自洗衣服；谁家媳妇善烹饪，周末又做了好吃的；或者谁家媳妇能干，每周都要大扫除。听到这些，赵先生都艳羡不已，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力。
去年，赵先生的母亲去世了，赵先生目睹了母亲临终前对生命的留恋，不禁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人到中年，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和成绩，都是因为对家庭投入得太多。今年年初，赵先生的弟弟毅然离婚，重新选择了伴侣。赵先生猛然发现，原来人生也可以重新来过。
于是，在一次短差归来，赵先生饥肠辘辘地走进杂乱无章而又满是尘土的家中，他终于抑制不住地爆发了。他提出分居，半年后离婚，然后提着行李走出家门。
史宇点评：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赵先生爱的表达方式，那就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做家务、做饭。他期待着爱人对他的爱做出回应，加入他的行列，一起为家付出。可是真实的情形是妻子十多年来习惯了他操持一切，不仅如此，似乎对他的付出吝于肯定与赞扬。
这个案例中的夫妻俩是非常典型的彼此不懂对方爱的语言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繁体的“爱”字，能从里面拆出一个什么字？是“受”字。古人已经洞悉了爱的真谛，爱就是要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赵先生一直在付出，可是未必是妻子能get到的爱的语言，或许妻子能接受的爱，赵先生没有做到。同样，妻子肯定也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赵先生也没有get到。双方都没有读懂对方的需求。其实赵先生可以在结婚伊始或者婚姻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对妻子提出要求，邀请她与自己一起投入家务中，当然要注意表达方式，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年夫妻的婚姻的确缺少了不少激情和新鲜感。但是激情和新鲜感不是婚姻的常态，婚姻应当是舒适而有吸引力的。就好像一个着急回家的孩子，为什么他不在外面玩，而是要恋着回家呢？肯定是家里有吸引他的事情。中年人的家庭和婚姻应当具备这样的吸引力。新鲜的事物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婚外恋会吸引人前仆后继的原因。而吸引力未必非得由新鲜的事物产生，夫妻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共同的兴趣和目标或者其他方式创造出新鲜元素，从而使婚姻历久弥新。比如一次新的旅行，一项共同的健身计划，看一场电影或者读一本新书并彼此谈论观后感等。
我们一般会给前来问诊的夫妻做一个简易的心理测评，评价对方在你心目的分数，满分为10分。常见的类型有3种，第一种是双方分值都很低，3分、4分的水平。这种情况下，双方会各自寻求心理寄托，男士多为婚外情和工作，女士多为孩子。
第二种是一方分值高，7分、8分，另一方分值低，比如案例中赵先生和妻子很可能就是这种状态。这种情况比双方都低的情况更危险。因为低分值的一方不可能一直忍受，高分值的一方享受其中，感知不到危机。低分值的一方很可能会突然爆发，没有余地挽回，导致婚姻破裂。
第三种是最好的，双方分值都在7分、8分甚至更高的水平。这种情况的夫妻，双方舒适度都很好，都能在婚姻中获得滋养和力量。
婚姻就像是一个账户，可以充值也可以消耗。舒适度好的夫妻不断地往自己的婚姻账户里充值，自己愉悦自己，心理能量不断强大。如果账户中已经有100个点，这时候夫妻吵架，减掉1个点，还有99个，对婚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婚姻账户余额不足了，这时候减掉一个点很可能就是致命一击。所以中年夫妻不妨给自己的账户评定一下，如果快要余额不足或者已经出现赤字了，就要想办法给自己充值。
情绪是可以传染和传递的，如果伴侣之间多是加分充值项目，彼此之间就有能量在传递。此时，即使在工作中遇到挫折，也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反而会妥善化解，使工作生活处于良性循环。
婚姻的中年危机只是一个现象，不是人到中年一定会出现危机，而是到了这个年纪出现问题的夫妻比较多。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矛盾、问题没有及时沟通化解，积累了许多年，形成了危机。很多中年人出现婚姻危机会选择离婚，其实离婚有时是一种逃避，我们主张将矛盾解决，而不是选择离婚这种消极的方式。
没有能力解决矛盾的夫妻可以求助于专业心理辅导机构，现在很多机构有夫妻共同参与的课程，教授爱的语言和沟通技巧，实用性很强。
各行各业通常都会在入职前有岗前培训，而人们在结婚前都没有经过岗前培训。人的职业生涯，男性在60岁，女性在55岁，多就结束了，而婚姻却是一辈子的事。所以，积极地把伴侣之间的关系维系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值得的。
我接诊过一位女性，她会在睡前让她曾经出轨的丈夫宣读“家庭法则”，天天如此。试问，这样的婚姻还会有多少吸引力？还会有多少舒适度？如果您正处在婚姻的中年危机之中，希望您能从他律变成自律。再高端的仪器都无法抓住爱人的心，而管理好自己，让自己更美好，才是e累心理能量，并有能力传递给爱人的不二法则。
婚姻危机管理篇8
人到中年心理问题突出
陈先生是在“”时代度过的,虽然那时日子过得清贫,但夫妇俩省吃俭用,也算恩恩爱爱。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公司办得很大,陈先生忙里忙外,到家后哪还有好心情?妻子吃苦耐劳,与丈夫共创如此家业已是心满意足,终日沉浸于“垒长城”,昔日的同甘共苦、体贴入微早已荡然无存。久而久之,陈先生与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出现了“婚外情”。
河北省保定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负责人张勇分析说,夫妻心理问题一出现,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情绪化。情绪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到中年,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心理问题往往比较突出。如果中年人情感宣泄途径不当,很容易影响夫妻间的感情。由于在自己的婚姻里得不到心理满足,许多中年人转而投靠婚外情,这类情况在心理咨询中时常能遇到。
张勇介绍,中年夫妻之间,自以为彼此都十分了解,其实不然。情感交流不畅,正是中年夫妻之间出现婚姻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夫妻相处中,相互沟通是十分必要的,现实生活中不少夫妻争吵来自于缺乏理解,缺乏沟通,有时候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往往对于缓解矛盾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离婚后许多人感到失落
一对离婚男女在偶然的机会里相识,经过一段日子的接触,彼此都有好感,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男士说:“大家都受过伤害,对婚姻都很慎重。她的前夫知道我们来往后,经常来骚扰她,这让她有些犹豫。而我觉得她什么都好,就是带个儿子不太好。这个儿子毕竟是她与前夫生的。”
一家婚姻中介机构的负责人说:“中年男女刚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可能感觉解脱了,不过几个月后,许多人都有失落感。”他特别提醒,应当多关注离异女性的择偶问题:“中年男人离婚后再婚的较少,选择同居的较多。而中年女性离婚后大多数往往处境艰难。由于年龄的原因,她们的择偶范围非常有限,许多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独身的道路。根据这个婚姻介绍所的统计,中年女性离婚后再次找到如意伴侣的成功率还不到5%。”
有问题应向心理医生求助
保定市社区心理首席医师张勇从心理的角度将离婚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1、思想型:兴趣爱好、信仰、世界观差异较大,长期性冲突而致感情破裂。2、专横型:夫妻一方长期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专横跋扈,甚至发生婚内暴力,对方无法忍受而提出离婚。3、变异型: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一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劣势上升到优势,而另一方却已习惯了原来的生活模式。4、外控型:双方感情并未破裂,完全由外界因素所致,大多为第三者插足。5、欲望型:即生理因素所致。据统计,离婚男女中的1/3是由于不和谐而分手的,而表面上却往往冠以其它理由。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于1981年编制的一组“婚姻质量问卷”,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得到广泛应用,它从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性生活、角色平等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用以判断婚姻的冲突所在,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婚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