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范文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1

关键词：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原生性；

中图分类号：J7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2

基层民族文化艺术是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素质，振兴民族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大计。本文试图以现时期基层民族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状况为基础，阐述一点个人就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的认识及浅显观点。

一、少数民族基层民族文化艺术

中国正处于重要的发展变革时期，不论经济还是文化都面临着变革与发展的关键节点。在这一变革中民族地区少数基层文化艺术如何提高和发展则成为显性的、影响达及深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和时期。因为民族地区的基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不仅同样面临着如何传承与发展，如何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形态并行并健康发展，同时也成为这时期各少数民族本体本质如何发展，与主体汉民族文化如何并行发展及如何适应世界多元文化相容发展等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根据现实状况、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等，在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和探索。

基层少数民族大多生活于偏远山区或边疆地区，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和闭塞，使得他们接受知识教育的程度，接受现代文明的机遇远远落后。相比较，他们更多坚守的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是心灵深处文化认同与感受着具有民族风格特征和民族精神意志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性，这既是本民族安身立命之血脉生命相沿所在，也是维系民族精神灵魂的凭藉。简练地讲就是，守望的是民族的“根”与“魂”。从少数“外人”的角度看，这些基层农人或牧民坚守的是一些落后的“土”文化，是一种愚昧生活状态；或个别所谓学者也认为“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前现代农业文明或草原文明的沉淀物，在现代制度文明中是必须淘汰的东西 。这些“外人”认为，民族传统文化既谈不上“美”，更不具有现代性，近乎是阻滞现代文明发展的障碍，是应该扬弃的“糟粕”。这类论调已不值一评，因为他们没能理解民族传统文化真正的含义及其价值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系。

民族地区基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多远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人文环境中。这几年国家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政府也着力地对一部分“非物文化”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措施，但从目前的结果看，由于文字、录音或录像这些记载载体的局限性和记载人员的对所记载对象的了解程度的差异，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原因，所以其更多的意义在于文献和资料层面的搜集与整理，或是某种具有可简单操作性的记载。那么，在现实状态，如何传承和发展民族地区基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笔者以为，传统文化与固有的地理环境、生存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地区基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基层民众自己，根据自己的意愿、审美旨趣、价值取向，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自省和理解等，使他们自己自愿激发对基层民族文化的自身活力，发挥内因作用，促进基层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的内生先进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任何外力的强推也只能是虚有其表，并不会为他们认同。

政府和文化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在基层民众中，在鼓励和促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基层文化艺术传承和发展时要切合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基层民族群众，以引导和大力扶持作为手段，让基层民族群众自省、自觉地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行动中，并发挥个体和集体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和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城市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更主要的目的是由专业人员发展并艺术化 ，如各类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和组织，让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具专业性、艺术性，通过挖掘和扶持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使其高度艺术化，为活跃和提高民族地区群众传统文化品位和审美意识服务。要做到以上几点，持续性和坚持是基本前提，因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或数年就能达到目的的事物。基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

二、传承与发展及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从数千年记载的历史经验表述来看，任何民族在任何时展文化，都必须重视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即强化民族特色和加强民族风格。反之，淡化民族特色和风格，就会背离有形的传统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传统；就意味着丢掉了民族象征以及民族精神之魂，继而会失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一）传承与发展的意义。民族地区基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为振兴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石。

从民族地区基层很多社会现象反映出，当代许多崇尚淳朴善良、乐观豁达和坚韧顽强的年轻人，因社会环境、生存环境等的变化，价值观、人生观向过度利己化的现象变化，也因此产生出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一方面显示出因经济快速发展，而经济本体的利益性和价值性，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当下不断弱化的“精神文明”，是一些人在精神信仰、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崇尚观、仁心观、文化理念和民族群体意识等等方面，在书面性语言和抽象概念的不明语境中逐渐失去了精神意识的方向。但更多的人在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便利和趣意的同时，表现出对各种不正常、不合理现象的不满和指责。同时希望重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以利民族地区基层少数民族在精神方面健康发展。

（二）教育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是通过教育这种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来的，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教育。旧时代，以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等进行民间形态传统文化，其中民族民间技艺类艺术的传承是作为谋生手段，而统治阶层的传统文化则由相应的传承机构；现代，最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当然，众多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依然延续着固有的传承形式。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承方式和渠道，在现代社会来说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和价值。民族地区基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通过民族学校基础教育的方式进行选择、继承和发扬，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得以增进知识和技艺，并能为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未来贮备基本的人文基础及民众资源。因此，在民族学校建立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传承的共生机制，是一项非常具有长远意义的举措。通过学校这一特殊平台对学生一代代的传承者们进行保持原生性和民族性传统民族文化的教育则成为某种最主要的渠道和途径之一。

（三）传承与发展的现实性内涵。

首先，一代代的传承是以选择合乎时代社会需求和民族发展主旨为基础的。即并不是毫无选择地全盘被后代人汲取，而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于民族精神、民族风格特点、民族意趣等有益或有运用价值的才会被继承并传承，无用或没有价值意义的则会被逐渐废弃。

其次，传承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由各种客观环境条件和人文主观意识作用而造成，即受现实性内涵制约。发展是代代相沿传承的保障，没有发展性的文化是会随着不同历史的现实性发展而逐渐淹没在无尽的历史长河时空中的。只有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被发展的文化才能世代传承，所以传承与发展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并受现实性影响的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在现时期的当代，民族地区基层传统文化艺术需要融入现代文化元素，即融合现当代文化中一些有益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并具时代性的有益元素，以形成现实性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在与时俱进中更具传承性和发展的意义及应有的价值。

三、保持原生性和民族性

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体现着民族心理、民族情趣、民族审美和民族价值观，是民族意识形态的精髓。随着当前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基础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而且因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人员的“走出去”“请进来”与外界交流的增多，各种多样性文化与本地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交融性发展，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发展态势。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和现实状况而言，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是一种现实态的必然结果，但从传承民族文化艺术的视角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化渐现缺乏地域性、民族性、独特性和传统性。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中，民族地区基层文化艺术受到的冲击可能最为显著。一方面，民族地区基层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它不可能受到更多关照甚或被淡化或边缘化，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原生性，即民族性没有了，有些勉强存在一些“地域性”特征，有些也只能从名称上或个别史料中循迹到一点线索。另一方面，因为受大众传播和主流主体汉文化的影响，以及有的少数民族本身对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在主观意识上重视不够或者说无能为力，在行动上没能很好的加以保护和宣传，加之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滞后影响和各种人才、物质资源等方面的制约无力为继。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大格局的背景下我们注意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必须关注到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时代性和融合性问题，在现代社会急速的演进过程中，传统文化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保持不变，更不可能成为静态的某种物质。

四、结语

由不同属性的文化类型担负着不同成份的职能，所以由不同类型文化体构成的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意义是多方面和综合性的，因而民族传统文化对本体民族精神既有凝聚和弘扬的功能，也具有教育的意义。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2

我们常说的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长辈对晚辈实施的教育和影响。家庭教育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根据家长的经验、意识和觉悟等，随机性的、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因为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没有固定的教育内容、教育地点，所以家庭教育具有内容广泛、针对性强的特点。家庭是一个由亲属关系组成的团体，家庭成员间有着特殊、密切的联系。基于这种特殊关系，家庭承担起了教育子女，培养下一代的责任。家庭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教育是从一出身就开始了，是一切教育的根本，不但“开始”得早，而且影响深刻。父母的言行举止、行为动作时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儿童从出生就和父母在一起，不用刻意安排时间和地点，家庭教育也是最“方便”的教育。“儿童的发展就是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文化人的过程。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儿童接受文化传承的过程，即文化的传承是一种代际传承的过程。”民族地区家庭中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进行着民族文化传承的活动。“年幼者通过耳濡目染的学习，逐渐掌握有关的民族文化知识和技能，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如“藏族家庭非常注重“孝敬”教育，孝顺教育是藏族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家长会给孩子讲，爷爷奶奶在世时，要让他们吃好、穿好，不方便的时候要多帮忙做事，去世以后还要念经。藏族人在家庭中传授这些道德观念的时候，其实本身就在传承本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傣族全民信教，这种信仰使傣族仍保留着本民族特有的规范习俗。家长从语言或行为上教给给孩子傣族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的时候也就潜移默化地传承了傣族的民族文化。由此我们可以说，家庭教育的过程蕴含着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地区的家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活动是同时进行着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家庭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民族文化制约或促进着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同时家庭教育反过来在丰富、完善或改造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家庭教育的必要环境，家庭教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继承民族传统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

二、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

家庭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组织基础。民族地区的家庭都生活在本民族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长期以来形成了特定的、稳固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而个体获取本民族文化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其方式为长辈通过言传身教对下一代传授本民族历史、、生活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而今天民族文化传承中的家庭教育这一环节却显现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一）现代文明冲击下，儿童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青少年儿童渐渐不喜欢或忘了本民族的东西，甚至一些青年不愿学习本民族的文化，认为没有它也会生活得很好。我国民族地区大多数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模式下，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单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涌向都市。以上这些使得民族文化传承的效果不够理想，甚至令人担忧。另外，民族文化传承面临着传承的语言障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含着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一方面，儿童在学校中说的、用的更多的是普通话，长而久之，回到家他们也习惯有汉语了，很多时候长辈或父母很难用汉语去描述关于本民族的文化跟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家长对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认识不足，也并没有学习过如何去克服这种语言表达障碍。所以，当遇到不好表达的文化现象或事物也就转为不了而了之。

（二）外出务工潮的出现，使文化传承中家庭缺乏教育者

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显示：“2011年西部地区农民工共6546万，占农民工总量的25.9%”〔5〕。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西部民族地区很多家长为了改善生活质量都外出务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农村。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没有时间关心孩子的学习，更别说耐心细致的去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孩子在民族文化传承的困惑、需求、兴趣更无法关注。即使有心也只是在给孩子打电话或过年过节回家时偶尔提到，家庭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文化是父母教养观念的重要来源。在那些父母长期在外的家庭中，一年的很多节庆常常会因为主要家庭成员的缺席而逐渐简化，孩子们也会因为缺乏父母传统文化内涵的熏染和文化行为的榜样作用而出现文化传承的断层。外出务工潮使许多孩子失去了直接监护人，造成了家庭教育的缺位，也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脱节。久而久之，降低了子女学习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家庭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频率。

（三）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认识，家长传承的积极性不高

我国少数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民族歌舞、婚嫁丧殡仪式、传统手工艺等都是民族文化重要的内容。民族地区家庭中很多家长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和长期忙于生计，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历史、文字、心理特征以及如何传承等存在认识不足、传承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甚至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些家庭由于经济条件不好，虽然也喜欢本民族的歌舞和传统节日，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但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最重要的是解决生计和改善家庭条件。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初高中毕业了就外出打工，他们更喜欢学习现代文化的东西，家长也就只有接受这一现状。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一些家长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传承的积极性不高，这值得我们关注和改善。

三、家庭传承民族文化功能的实现

目前民族地区和主流文化地区的学校实行的是统一的课程标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主流文化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很少纳入学校课程，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很难通过现代学校教育被了解和学习。由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教育的支持，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内容分离致使本民族文化在学校的传承中被弱化。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来传承民族文化的紧迫性更加突出。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少民族文化，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自我传承得以实现的，但政府要积极发挥引导功能。

（一）地方政府应该发挥好引导功能

1．提升家长民族文化传承的意识

要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就必须发挥家庭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要发挥家庭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就必须对民族地区家长进行民族文化传承必要性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意识的具有能动作用，能够促进人们积极认识和改造世界。利用这一原理，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家长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激发家长传承民族文化传承的意识。可以通过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个方面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如开展民族文化传承重要性的讲座，组织民族文化展览，发放本民族文化宣传书籍等，使家长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进而提高家庭家长传承本民族文化意识性。期望通过此项工作不断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促进他们主动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掌握家庭教育的基本知识，养成科学的教育原则，不断思考向下一代进行有关本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方法。

2．优化家庭文化传承的外部条件

为了更好的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家庭教育的作用，就必须优化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家庭环境是由物质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这两方面直接影响着家长的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的内容，也是文化传承中家庭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扶持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文化传承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的译制、制作和播映，扶持少数民族家庭教育出版物的翻译、出版。同时，“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来看，深化改革、发展生产、教子成才与自身知识的缺欠是较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取其精华作为教材内容，采用文白对译的方式编写民族文化家庭教材，供家长孩子学习参考。可以邀请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具有特殊技能的“文化人”共同合作编写本民族的发展史、传统文化项目、生产劳动知识等于一体的知识手册，文字要浅显易懂、系统，语言朴实。

3．开展形式多样的家长文化培训

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家长文化培训工作，并重视对其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各乡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所在地方的乡村学校共同制定并实施文化传承方案，有计划地、周期性地开展家长培训，让家长能够掌握家庭教育文化传承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方法。由地方政府组织编写的知识手册可以对家长进行发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织专人给家长介绍或讲授。

（二）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1．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

在少数民族家庭中，长辈应在日常生活教育中逐步渗透本民族文化的内容，包括本民族的历史概况，风土人情及等内容，随时随地对一代进行本民族文化的教授和传播。家长应为下一代接受本民族文化的教育提供一个和谐良好的家庭氛围，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下一代传授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知识技能，培养下一代对本民族积极的情感态度和明确的价值观，确立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意识。加强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中的品行教育，家长要有意识地为下一代传授衣、食、住、行、世界观、价值观、礼仪道德等方面的知识，让孩子从小喜欢本民族的文化。

2．家庭传承民族文化的形式

民族地区保存的各种礼节，诸如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等，这些礼节仪轨是重要的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家长在此过程中通过言传或身教的传承方式使年轻一代接受民族文化教育。家长在进行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时，应结合本民族实际采用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家长可以在家庭生活中选择恰当时机向孩子系统、全面地传授传统文化知识，还可以利用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传承传统文化。可以通过长者有意识地在空闲时谈话中、在生产劳动时、在重要民间活动和节日时，通过言语讲解或以身示范的形式民族文化及其内在涵义传递给子孙后代。晚辈则可通过听、说、看、学直接或间接的学习，逐渐掌握有关的民族文化知识和技能。在对下一代进行家庭教育的同时，家长应积极参与配合学校相关的教育活动，将传统生涩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与生动活泼的学校教育相结合，做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而共同努力。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3

关 键 词：体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家拳；传承治理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37-05

Abstract： Inherited for one hundred years， YUE Fei Boxing was evaluated by Hubei province as one of the major events in Wushu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ance of YUE Fei Boxing inheritance were as follows： changing from individual leadership to government leadership， changing from the mode of inheritance from master to apprentice to the mode of inheritance via modern education； changing of inheritance activities from region closed to region opened； changing of communication promotion means from “oral communication” to emerging media； changing of inheritance conception from folk grassroots culture to cultural name card.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of YUE Fei Boxing： the inheritance subject and the inheritance object were asymmetric in terms of inheritance consciousness； the limitation of inheritance domain restricted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ttribute of “public” and “private” education was “a tiger in the way” of YUE Fei Boxing education inheritance； monopoly formed by family inheritance weakened the inheritance responsibil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roups， the neglect of the spiritual co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de YUE Fei Boxing lose its soul， the absence of responsibility supervis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as the bottlenec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aths for inheritance： expand inheritance horizons； aggregate inheritance resources； extend inheritance influence； etc.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YUE Fei Boxing；inheritance governance

岳家拳是久战事、你死我活拼杀出来的拳术[1]。岳家拳内容极其丰富，有岳家十八战枪、三十六奇枪、岳家大枪、九步十三枪、岳家六合拳等等[2]。岳家拳是以力为基，以快为上，以灵活为特色，以巧制胜，动作顺畅、劲路舒放、手法简洁、桩步沉稳、顿挫有威、起伏有致[3]。岳家拳讲究“三元六合”，与敌交手随心所欲，攻防施技无形无踪，其拳“手手相应，招招相连，刚柔并用”，极富实战特色，在战场博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岳家拳流传至今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拳术体系，被湖北省定为武术保护和发展的重点项目。2008年，武穴市岳家拳成功申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研究岳家拳非遗传承治理的特征、问题与路径，对充实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积累价值。

1 岳家拳传承治理的特征

1.1 由小作坊为主向政府主导转变

岳家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由于高度的个性化与传承的经验性注定其相当脆弱而易于萎缩以至于流失。扎根于中国民间的传统武术，在数千年的传承中主要是为了生计，以走街串巷、养家糊口的自足自立的形式，在宗亲氏族和师徒之间传承至今，往往出现“秘而不传”“传男不传女”“不传外姓”的门户之见，武术传承、保护与发展掌控在传承人手中[5]。面对现代化强力冲击，以传承人为主的单兵作战传承形式或者“小作坊”“师父带徒弟”传承形式已经失去文化传承空间的基础。

1979年国家体委下发《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1983年湖北省成立武术挖掘整理小组，不久岳家拳被湖北省确定为武术保护和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2011年国家颁布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后，为更好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省、市政府、文化保护中心等出台一系列有关保护和传承岳家拳的文件和政策，如2012年武穴市政府下发《部级非遗项目岳家拳保护传承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岳家拳非遗项目长效保护制度，政府投入资金200万元举办岳家拳的照片、音像资料、书籍、器械等展览，并启动岳家拳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数据库建设。这些有力措施足以表明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岳家拳已从自足自立以传承人为主的“小作坊”向政府主导转变，并逐渐走向良性发展道路。

1.2 由师徒模式向现代教育传承模式转变

考察传统武术，从诞生到逐步发展壮大，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环境一直浸淫在中国传统“伦理型”的文化范式之中的。俗话讲“师徒如父子”，就是试图在作为“传者”的师，与作为“承者”的徒之间，模拟建立起一种生物性遗传为基础的血缘亲属关系。还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条，则是强调这种关系不是以知识、技能的传承完成即宣告结束，而是如同真正的生物遗传链条，在“传者”与“承者”的有生之年难以切断[6]。这种师徒传承是与传统的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并自成系统，是武术传承祖祖辈辈的传统模式。

时至今日，传统武术传承中的门户之见、宗派之分始终困扰着传统武术的发展[7]。学校对于岳家拳来说，是乡村生活与传统文化之外的概念，也是现代主流文化知识获得的必要场所。武穴市文化局2011年出台“关于给予落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家拳》保护单位武穴岳飞武校九年义务教育有关政策的请示报告”，市政府召开文广新局、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编办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武穴岳飞武校岳家拳传承发展工作，会议中明确岳飞武校可以在全市范围招收初中、小学阶段学生，并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范畴。调配10名公办教师到岳飞武校任职，意味着国家教育部门对其教学活动的认可，也意味着国家会给在校学生政府补助。正是在这种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课堂教育传承方式，依靠着规范化传承结构，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着新的教育功能，履行着新的教育使命。

1.3 区域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经济形态是以农耕经济为核心。武穴位于鄂赣交界，属湖北黄州府广济县管辖，这里人们没有多余的资源与外界进行交换，保持着自足自给的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这就使岳家拳传承形成一种封闭模式。特别是期间禁止民间私藏兵器，禁止民间习武结社，极大限制岳家拳向区域外的传播和发展。

岳家拳成为部级非遗之后，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保护方式，先后参加在荆州举办的全国武术大赛、泰山国际武术比赛、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以及首次将保存于清朝咸丰年间的手抄“岳家拳拳谱”参加湘、鄂、赣、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创办中国岳家拳协会，举办岳家拳传承人培训班，系统出版《岳家拳技击术》《岳家神功点穴绝技》《岳家拳・沥泉枪》《岳家棍》《岳家拳・六合拳》《岳家拳・双三门》和《岳家拳・实用战法》等教学光盘、书籍和音像资料，这种由区域内向区域外开放的转变，不仅充实了岳家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而且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和研究岳家拳，极大提高了岳家拳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加区域外广大青少年接受传统民间文化教育的机会，增进地方群众对传统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观念的J同。

1.4 由口耳相传向主流和新兴媒体转变

在传播手段、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岳家拳传统的口耳相传传播方式出现变化，具有时代特征。岳家拳采取了多样化的手段进行宣传，如“文化遗产日”“文化馆”“网络”“杂志书籍”。借助新媒介的力量，传承具有更加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1）政府及非遗保护中心的宣传普及。一是市政府网站开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栏目；二是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制作宣传牌、流动宣传车、发放宣传单来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三是武穴市重大的文化、体育活动，均有岳家拳的表演；四是对外开放，组织学生免费参观岳家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并举办学生征文比赛。

2）传承人传播意识的日常化。除参加各种表演、比赛等宣传外，传承人还在《武当》《体育学刊》等期刊和“岳家拳官方网站”刊登武穴市岳家拳的相关新闻和信息，利用网络和报刊媒体宣传岳家拳。

3）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一是先后有《湖北日报》《黄冈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体育报》《鄂东晚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专题介绍岳家拳；二是武穴市电视台专门采访了传承人，《传武穆遗风，承武术精神》《功夫中国》栏目的岳家拳教学片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专题播出；三是广西永乐影视传媒公司与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政府签订版权著作协议，永乐影视传媒公司将投资1.2亿元拍摄《岳家拳》。通过调查武穴市普通群众对岳家拳的认知情况，结果显示有71.84%的人知道武穴市有岳家拳，而能准确知道岳家拳属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则占39.18%。

1.5 由民间草根文化向文化名片转变

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来源于民间，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历经磨砺得以传承和延续。可是，我们对待民间传统武术草根文化的感情往往是暧昧和淡漠的[8]。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下，传统武术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消失已久的岳家拳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武穴市当地政府正筹建武穴文化生态村，利用岳飞创立的岳家拳来打造“武穴文化名片”，利用岳飞爱国统一的旗帜，善良的化身，廉洁奉公、义无反顾、宁死不屈的英雄楷模，蔑视权贵、伸张正义气慨[9]等的美名宣传岳家拳并学习岳家拳，通过耳濡目染、口传心授、潜移默化的方式传习岳飞的精神，发掘蕴涵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加强民众对文化遗产的情感联系，树立精神文化品牌，营造当地的人文家园。

2 岳家拳传承的问题

2.1 主体与对象的传承意识不对称

传承主体与传承对象在传承意识上的不一致是影响岳家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岳飞武校的学生，其学习动机也是由于家长在外出打工，无人照看孩子，家长们把孩子送到武术馆校，以保姆+健身锻炼的形式进行托管；其次，传承对象也对居高临下的师徒传承形式有极大抵触。作为传承人，在根深蒂固的师徒情结和精英身份被打落成碎片后，如何重新考量自身的传承方式，如何俯下身子亲近传承对象，在传承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担当，成为了当下一种解困的路径选择。

2.2 场地师资、管理制约非遗的有效传承

1982年第1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倡议“各地可根据自身条件建立各种武术馆校、武术辅导社、业余学校、训练班”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武术在全国掀起一股热潮，许许多多的武术馆校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围绕岳家拳而成立岳飞武校。传承场地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条件，在岳飞武校中只有两块高低不平的水泥操场，练功房也只是一间空旷的水泥教室，室内仅陈设一些简单的器械；岳飞武校与外国语学校合办，该校目前仅有教师3人、学生245人，学生多教师少，很难保证学生的正常学习；管理上也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校长均为岳家拳传承人。可见，传承场地、规模以及管理是制约当前岳家拳有效传承主要因素。

2.3 学校体制是岳家拳传承的障碍

由于岳飞武校属于私立学校，目前只有3名公派教师，师资力量严重缺乏。虽然政府在2012年调配10名公派教师的名额给岳飞武校，教师除享受国家发放工资外，岳飞武校还另付工酬，但是这样的待遇也难以将这些老师吸引过来。通过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岳飞武校学生虽然享受九年义务免费教育，但武校仍然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普遍存在校舍基础设施较差、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落后、图书资料不足、管理混乱等问题，不利于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二是私立学校的入学门槛低，再加上许多家长都外出打工，无人照看留守儿童，教师教学和管理起来很困难，教学质量难以提高，不能有效地实现自身价值；三是调配过来的教师多为在编教师，在岳飞武校任教只是临时流动，岳飞武校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条件，而且不利于他们职称评定和个人事业发展。总之，学校体制以及教育体制的现实矛盾也制约岳家拳传承发展不可回避的事实。

2.4 家族传承垄断削弱非遗群体的传承责任

现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商界、传承人以及传承群体的行为和动机并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逻辑一致，出现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岳家拳在武穴市流传几百年，其根在民间。自2008年岳家拳申报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及相关部门委托岳飞武校为传承和发展岳家拳的保护单位，采取生活补助、荣誉授予、传承场地扶持以及资金援助的方式，使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有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也造成岳家拳的传承从一个地域的使命缩小为一个家族的传承，带有严重的家族性质，传承群体非常单一，家族传承形成的垄断逐渐脱离了民间的“土壤”，引起了民间习武人士诸多质疑声，削弱了传承群体的责任和激情。

2.5 非遗精神内核的忽视使得传承失去灵魂

岳家拳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除岳家拳自身良好的技击功能、健身价值、艺术欣赏价值、文化交流和科研价值外，最主要的还是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为世人所怀念、敬仰。但当前的岳家拳传承以岳家拳技击术为主要传承体系，忽略岳家拳的精神内核。文化遗产迷失文化的人文关怀，失去精神的感化，缺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境的关联和情感互动，传统文化就会苍白无力，甚至是孤立地定格在那里，即使披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衣，也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符号代码，没有活力的“文化遗产”。

2.6 监管与评估的缺位是非遗发展的瓶颈

非物质文化遗a保护涉及的职能部门包括：传承人岳飞武校、文化局、教育局、财政局、文教科以及体育局等，这些部门或多或少在岳家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有关联。但是各个部门分工边界还较模糊，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另外，保护工作缺乏监管。从传承人制定的“岳家拳十年保护计划”的规划看，规划内容与实际完成的工作相差甚远，保护工作的随意性以及监管的缺失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未与国家要求一致，存在“重视申报、轻视保护”的现象。最后，职责不明确的多部门管理，容易造成管理的交叉重叠，致使管理成本加大、效率低下，也容易造成各管理部门相互推诿，各项工作难以落到实处。确定责任主体，明确第三方绩效评估是突破岳家拳可持续发展瓶颈的首选。

3 建立岳家拳传承新机制

3.1 组建岳家拳传承与发展的智库

当前岳家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项工作还不够细致。调查分析可知，当前岳家拳首当其冲的工作是要理顺保护工作思路，制定保护规划，建立保护体系，可是武穴非遗保护中心的非遗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承担繁重、专业性较强的保护工作。需要寻求传承与发展智库的协助，邀请省内各大专院校知名学者、专家，建立岳家拳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厘清非物质文化发生和发展脉络，探寻文化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传承、政策的制定以及行政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只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事，而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3.2 打破家族传承的垄断，完善传承的协同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离开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不可能离开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如果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结果不仅不能对“非遗”进行有效保护，而且可能对“非遗”形成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非遗”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造成根本性的破坏[10]。所以，认识“非遗”保护工程的复杂性，合理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将保护行动纳入科学、合理、有效的轨道，合理整合与协调各种利益诉求，是当前保护措施不至于走向片面或反面的基本保障。为使保护工作科学规范，确保保护工程健康有序开展，需要成立武穴市岳家拳保护工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形成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

3.3 拓展传承视野，聚集传承资源，扩大传承影响力

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依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村生活被城市同化，乡民意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都足以让源自乡土、来自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打击[11]。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应是简单的沿袭和单一传播，需要拓展传承视野，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做到既尊重规律，又能够与时俱进。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实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文化贵在创新，贵在借鉴多种表现手段，注入新的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河南塔沟武校，充分利用中视媒体、奥运会、春节晚会等有影响力的舞台扩大影响力。一方面，传承活动扩大辐射面，可以将武穴市所有学校学生纳入岳家拳的传承范围，通过在学校体育课、课间操和开展岳家拳兴趣培训班等途径传授岳家拳；可以把岳家拳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引入高校教学体系中，设立区域特色校本课程。另一方面，要注意聚集保护资源，武穴市的老拳师已经不多了，应趁他们还健在，通过授予其传承人荣誉称号、提供经济补助等调动他们教授岳家拳的积极性，在传承工作上出一份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3.4 树立岳家拳的品牌意识

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与少林武术、武当山与武当武术，都是与区域历史地理有着天然联系。这样的文化遗产更容易利用自然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同时可以与文化旅游快速高效联动对接，盘活区域文化遗产。一座没有文化内涵和理念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很难做到持续发展。建议市政府重视和发展好武穴的非遗，利用非遗建立武穴文化生态村，为岳家拳提供展示平台，提供竞争、献艺、交流场合，为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感受自身民俗文化氛围，扩大当地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周濯街，石雪峰. 武穆遗书何处寻――访岳家拳正宗发源地湖北黄梅县[J]. 武术，1990（1）：20.

[2] 习云泰. 简明中国武术辞典[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49.

[3] 魏峰. 中国腿法绝技300招[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4：177.

[4] 政协新乡市卫滨区学习文史委员会. 卫滨区文史资料第8辑[G]//岳飞与新乡，2006：82.

[5] 于永丽. 青少年应该知道的形意拳[M]. 济南：泰山出版社，2012：152.

[6] 李菲. 身体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J]. 思想战线，2014（6）：111.

[7] 周建新. 武术师徒制传承思考[J]. 体育文化导刊，2015（2）：85.

[8] 王岗. 中华武术：一个被忽视的活态文化传统[J].搏击・武术科学，2007（8）：35-38.

[9] 岳飞研究会. 岳飞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92：1.

[10] 刘魁立.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河南社会科学，2007，15（1）：34.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4

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以及交通便利化，外域性传播在当前的文化传播中则更显活跃。当前，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单向关系中，最相关的路径转化为社会习得和群体习得。社会习得指在一定的地域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传习，常听多看无师自通而习得。群体习得指在同一族群的文化区域，消费者共同参与传习，显示了群体的共同文化理念。

2包装设计类专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及必要性分析

2.1西方文化带来视觉文化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媒介技术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促进了文化交流，融合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加大了外来文化侵蚀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险。外来文化逐渐改变消费者文化理念的同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渐渐弱化，传统文化将面临被怀疑甚至遗弃的危险。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往往来自于经济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而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国民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文化价值判断力也较弱，这便给外来文化提供了一个同化消费者文化理念的优势。包装设计类文化产品生产方面，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标准化，能够实现批量复制的高效性。在这种背景下，容易获取经济利益的文化产品一旦开发出来，便可以短期内快速生产而推向市场。在这种工业化的模式下，中国文化产品生产由于在时效以及标准化上的劣势而遭受挤压，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年轻人，更倾向这种外来文化，从而新生一代渐渐被同化，最终改变着民族认同感，造成传统文化产品生产者的断代。

2.2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健康的传统文化产品生产者的培养模式，依层次可以分为：新鲜期、了解期、认同期、生产期。当消费者接触新的文化产品，由其好奇心驱使进入新鲜期，这时其文化理念依然是固有的文化认知，仅当文化产品在其固有文化认知体系内符合审美或某方面需求时，才会进入了解期。消费者进入了解期，便开始主动了解该类产品的文化属性，进而反思其自身的文化理念，只有其认同了产品的文化属性，才会学习该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只有到这个时期，消费者才有可能实现向生产者也即传承者的转变，从而实现该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过程。消费者与传承者分别处于金字塔自下而上的底层与顶层结构中，当这种文化传播范围不足以满足培养消费者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文化认知情况下，其文化传承的链状结构便会断裂，该文化便就失去了传承载体。由文化传承的金字塔结构可以看出，在视觉类文化产品生产者的培养过程中，重视传统文化内涵的培养，则非常重要：一，在消费者进入了解期过程中，由于社会传承渐渐成为目前视觉类文化产品的传承主线，因此扩大中国元素文化产品的消费群体，是实现传统文化传承金字塔结构稳定的基本条件。若视觉类文化产品中国元素展现越来越少，则变相的缩小了文化消费群体，也即最终会影响金字塔结构的稳定。二，在消费者进入认同期的过程中，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过程中，如果没有真正认同传统文化，而是在了解期受其固有文化认知干扰形成对传统文化误解，并没有达到真正认同传统文化，便构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伪传承，这种传承并不符合传统文化理念。三，在普通传承者进入了生产期的过程中，只有当消费者完整经历新鲜期、了解期、认同期、生产期，即能够进行在传统文化体系按照传统文化理念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情况下，再结合自己的文化理念对其改造，生产出的新文化产品符合传统文化理念要求的情况才属于文化创新。

3包装设计类专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及紧迫性分析

包装印刷品的外观设计人员，主要来自于各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及高等院校及各类社会培训机构，而上述场所的教职培训人员基本为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因此，当前视觉类消费产品的文化生产者培养平台，究其源头主要为轻工业及设计行业的高等教育院校。由于视觉类文化产品是艺术设计与包装印刷工业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根据该领域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相对应的专业则为包装工程、印刷工程、艺术设计等。为此，笔者对以下几所国内代表性院校作简要分析。基本所有上述高校包装工程和印刷工程专业均未开设视觉类传统文化主干以及相关性课程。即便是对文化要求更高的艺术设计专业中，仅有江南大学和天津科技大学开设了主干课程，传统文化素养的提高未能得到重视。上述高校均为行业内的代表性学校，直接影响着全国相关专业教育方向，其大量的毕业生在未来的岗位中也往往居于行业重要位置，他们的思想理念往往也引领甚至决定着该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包装设计类专业教学中重视学生传统文化内涵的培养则显其紧迫性。

4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国内包装印刷行业的发展大多以经济为导向，学校特别是社会培训机构的课程设置，以经济市场的需求为第一出发点，后者则更体现在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在当前中西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的信息化背景下，西方的强势文化元素由于其新鲜性，更容易激发广大消费者的猎奇心理，而使其转为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消化，同时也进入一种介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理念之间的状态，甚至出现一味摒弃中国元素，完全西化的现象。这种文化的传承方式，不仅没有实现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未实现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创新，却更容易进入一种文化断层、甚至文化载体消失的状态。从长远看来，当前的包装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得视觉类文化产品设计理念不仅丢失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未能基于西方文化进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最终导致国内视觉类文化产品生产者竞争力的缺失，同时也致使了传统文化不能得以健康传承。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中植入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其保护中国元素的主动性思想，是从根本上保护视觉类文化产品生产者培养模式趋于理性，符合其文化理念不至于过于西化的传统文化需求，也是中国包装设计人才永葆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5

1．1拳种流派———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象征

“核心象征是指一个社会因其文化独特性表现于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它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应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空间，它具有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并被成员所认知，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基础。”拳种流派无疑是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通过它不仅能够清晰的窥探武术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而且可以系统地把握传统武术文化的基本内容，历史地唤醒传统武术文化的集体意识，方便地凸显传统武术文化的特有属性。传统武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融合了地域文化色彩，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武术流派，并以不同流派的特定拳种作为传播载体，流传社会，深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民族化的生活方式”。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分枝发叉，不仅构成了系统认识传统武术的文化脉络，同时也延续了传统武术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生成，体现的不仅仅是外在技术风格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化演绎和精神充盈。就具体的传统武术的流派而言，无论是体现不同地域特征的“南拳北腿，东枪西棍”，还是体现技术特色的形意拳、八卦掌、螳螂拳、梅花拳，抑或是有着文化差异的以佛教为文化支撑的少林派、以道家为文化支撑的武当派、以道佛兼容为文化支撑的峨眉派等，都以拳种流派的方式传承发展。尽管这些武术拳种流派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无论是哪一个拳种流派，都不能遮蔽共有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文化哲理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就具体的武术门派的拳种而言，如行云流水的太极拳、迅猛简捷的少林拳、舒展大方的长拳等，可能因创拳者个人的修养使然而具有鲜明的套路风格，但都不能脱离共有的修心养性、延年益寿的文化追求和以拳会友、以和为贵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传统武术的拳种流派在体现武术技术多样性的同时，也承载着传统武术的历史、文化、精神，并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因历史记忆而形成自己的传说故事;因集体记忆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因共同践行而形成自己的行为范式，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延续、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

1．2武术精神———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内在精神的写照和中华文明创造的积淀。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因博大精深而闻名于世，更因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而惊艳于世。中华传统文化在其经历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核心价值如同一根永不间断的红线，一直维系着文化体系的稳定性和内在精神的一贯性，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他国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下中国人观察现实、指导未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传统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与一般的从属关系。传统武术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以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内核，使之具有传统文化的一般性，同时也凝练出武术精神为其核心价值，使之具有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不同传统文化门类识别的文化标识。尽管传统武术的拳种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但内敛的武术精神是一致的;尽管传统武术的门派纷争不断、各执一端，但弘扬武术精神的目标追求是相同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武术从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生态观中汲取的武术和谐精神，完全不同于西方体育所追求的“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式的对身体的无度开发，这对于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理念，无疑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传统武术自觉担当起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倡导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习武之人反对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的工具理性，处处体现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积极意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武术精神践行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律和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反对争强斗狠、倚强凌弱的竞争意识，倡导对人格的磨练和自我道德的提升。正是由于传统武术远离你来我往、争强好胜的打斗，超越了好勇斗狠、搏杀格斗的实用，才由功利性的技击术提升到传统文化的层次。因而有人由此认为传统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体育。在个人的发展中，武术精神把刚健有为融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追求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生追求，反对碌碌无为、虚度年华的生命消耗。总之，武术精神作为核心价值，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的民族精神，从而使传统武术具有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不毁的生命力，同时也使传统武术具有代代相传、饱经沧桑而不绝的传承力。

1．3习武之人———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主体

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传承者。从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的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不难判断人是一切文化的主体。因此，在大文化环境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主体必然是由人来承担，并通过人自觉、积极的行为，体现各自文化空间特有的核心象征，表达各自文化空间特有的核心价值。文化空间的主体，可分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传承主体主要指文化的传承者，保护主体指肩负并且从事保护工作的部门和个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共同主导着文化空间的成长过程。传统武术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核心主体是生命不息、习武不止的习武之人。从传统武术文化的贮存和掌握上讲，它的存在不仅有赖于习武之人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有赖于习武之人掌握的叙事行为和符号解码。传统武术文化属性属于无形的、动态的文化范畴。正是习武之人不离不弃、持之以恒的坚守，保证了传统武术文化的生命力;也正是习武之人闻鸡起舞、躬亲实践的坚持，保持了传统武术文化的鲜活力。从传统武术文化的承载和表现来讲，它的存在有赖于习武之人的精湛技艺和丰富经验。传统武术文化符号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具象的身体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因此，从符号学的视角，传统武术文化是以习武之人为载体的活体文化，是通过习武之人的演练来展现的动态文化。从传统武术文化的传递和继承来讲，它的存在有赖习武之人师徒相继的传承机制和口手相授的传承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传统武术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不仅在于习武之人具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还在于习武之人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守望和文化创新的冲动。传统武术文化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结束了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不仅受到法律的强制性保护，也获得国家的政策性支持。相对文化空间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习武之人主要承担文化的传承，属于传承主体;政府更多承担文化的保护，属于保护主体。但我们不能过多地强调和依赖政府的保护作用，而忽略或轻视了习武之人作为传承主体的核心地位。因为习武之人是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既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活的宝库，又是传统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执炬人”。可以说，没有习武之人的自觉传承，传统武术文化就失去了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自身活力，甚至失去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据，最终会因文化水土的流失和文化环境的破坏，而导致文化空间的解体或破碎。所以，传统武术文化唯有在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共同呵护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提升维持文化空间的张力，充实支撑文化空间的活力，尽快走出被竞技武术边缘化的困境，积极融入当下的体育文化建设。

2当代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存在方式的意义解读

2．1传统武术扎根民众，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具有吐故纳新的文化生命力

传统武术源于生活，扎根民众，是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又高于日常生活的生活化艺术。“生活艺术化的深层内涵，不在于悦人耳目的声色之美，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传统武术不仅超越了看家护院的实用性，也跨越了攻防格斗的技击性，在注重身体行为美的追求中，更加关注人们意志品质的提升和道德情操的陶冶。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始终坚持以“德”为先，以“忠”为首的主线，注重品格，强调修养，把伦理道德作为自身文化空间的内在规定性，使传统武术不仅是一种唯美的、形式化的身体艺术，更是一种有传统文化积淀的、有助于为人处世的生活艺术。迈克尔•欧文•琼斯认为，“大部分民间艺术属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体验，只要有日常生活，就有民间艺术”。传统武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营养”，也伴随着日常生活的绵延推进具有了吐故纳新的生命力。因此，传统武术并非“古董”仅仅存在于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作为鲜活的生活艺术存在于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我们必须根据当下的生活环境、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对传统武术进行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使传统武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从而更好地保持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日常性和民间性。在当代文化空间中解读传统武术，必须结合日常生活对传统有新的文化认识。日常生活虽然相对平稳、波澜不惊，但平稳的表象下具有不可遏制的涌动。这决定了传统武术的传统，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并非具有一成不变的固化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生活在丰富，传统武术也在吐故纳新中承前启后、延续发展。从历史的角度，传统武术的传统可归结为一个既定的静态体系，是历史发展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对过去一切文化记忆与文化经验的累积、总结与表达。从发展的辩证角度，把传统武术的传统可视为一个待建的动态体系，它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与超越，更是一个族群核心精神价值的凝聚与具体体现，形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传递到将来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具有与当下社会环境相适应、与当下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求存变化和求新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源自百姓生活，流传于民间市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中，逐渐凝练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积累与表达，并相对现代体育文化而言，因独特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内容，逐渐构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空间。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的最典型的案例是太极拳的演变。太极拳产生于“忙时耕田，闲时造拳”的田园生活。它不仅体现了普通百姓强身健体、怡然自得的生存需要，更反映了普通百姓修心养性、享受生活的文化需要。太极拳一经产生，便迅速在有共同生活经历的民众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因生活境遇的差异和人生经历的不同，产生了太极拳的多种表现形式，即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等，从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为直抒胸臆、表达情感的生活艺术。因此，传统武术因为文化共享的大众性和文化认同的平民性，使其不能远离生活和脱离社会，在一个完全封闭、自律的文化空间中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文化空间中，一定要把握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大趋势，抓住文化大繁荣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机遇，使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积极地回归社会以获得存在的基础;积极地回归大众以获得传承主体;积极地回归生活以获得艺术活力。

2．2传统武术存在的群落化特征，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

文化空间不是与外在隔绝的、封闭的空间，而是在文化生态的大环境中，对具有相对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通过提供特定的背景衬托、必要的条件支撑、必须的场域作用而凸显的空间范式。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因此，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认识，按文化生态学的观点，要重视以群落为基点的发展特征。如对传统文化中的陶瓷文化、戏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鲜明的群落化特征。同样，在当代文化空间中对传统武术的认识，也应从社会层与文化层的交互作用与共生关系中，把握其存在的群落化特征，从而为文化记忆提供参照，为文化归属提供依据，为文化寻根提供方向。不可否认，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其传统文化生存空间遭受到严重的挤压。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通俗、流行文化，在时尚、娱乐、消费观念的引领下，迅速成为受人青睐、甘愿追随的大众文化。这对于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它不仅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退缩，更为严重的是，它会造成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者”的眼光，审视传统并归结为“旧的、过时的老东西”，认为传统文化不够潮流、不合时宜、不上档次。长此以往，很容易产生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对流行的现代大众文化的认同和亲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陌生和疏离。对于传统武术而言，这一现象更为典型和突出。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尤其是跆拳道、柔道、瑜伽、搏击项目的引进和扩张，使传统武术的核心象征明显退化，核心价值逐渐失落，核心主体严重萎缩，出现了岌岌可危的生存危机和文化空间破碎的环境危机。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吉尔•利波维茨基层说:“我们曾拥有的是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现在到来的是已臻极致的现代性”。在“尚未完成的现代性”时期，我们常常表现为有失偏颇，要么舍己从人、“全盘西化”，要么食古不化、固守传统，使传统与现代处于割裂甚至对立的状态;而进入“已臻极致的现代性”时期，我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地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仅走出了追求文化认同整体性的误区和文化发展同质性的偏执，更在文化生态的理念下，倡导文化存在的多元性、多样性，追求文化发展的个体性、异质性。尤其自21世纪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对文化空间本土性、草根性的溯源，使人们对文化原生态的群落特征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传统文化的群落化趋势，有助于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强化人们的文化认同。对传统武术而言，文化认同的群落化与多元化让我们看到了多种文化形态繁荣共生的前景，也由此看到了传统武术在现代文化空间中发展的可能性。在民间的文化空间中，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的武术群落逐渐复苏，如河南的登封和温县、河北的沧州、山东的菏泽、广东的佛山、湖北的黄梅、广西的桂平等武术之乡不断崛起，彰显着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命力。各个地域武术群落化发展特征，一方面赋予了在当代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存在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找回了特定文化群体对传统武术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情结，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传统武术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都市的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传播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现象，既有坚持内容与形式都“原汁原味”的“坚守者”，如以拳种命名的武术俱乐部;也有坚持传统的表现形式并结合当下需求改变教学内容的“改良者”，如高档会所的太极拳研习班;还有为适应都市化传播需求对形式与内容都进行大胆革新的“创新者”，如大型晚会中的武术功法表演以及高校开设的传统武术课程等。他们都以群落化的方式，存在于当下的都市文化空间中，并通过文化认同将文化空间中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这不仅为传统武术的当代在场提供了“证据”，也为传统武术的都市化传承提供了契机。

2．3“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下的文化自觉，保证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

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尊重文化差异、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文化繁荣的重要内容。积极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成为各个民族抵御文化整体性、彰显文化个性的重要方式。文化空间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础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力保护，不仅确立了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下存在的文化空间，也保证了该文化空间的得以传承、延续的活体性。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境遇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结合，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并以群落为单元，持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自成一派的技术风格。然而在现代文化空间中，由于西方体育文化的挤压，竞技武术的强势，传统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被不断挤压，致使一些门派拳种成为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务院2006年、2008年、2010年公布的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第一批没有“传统体育”的目录，但在“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6个传统武术拳种;第二批有了专门的“传统体育”分类，并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14个传统武术拳种;第三批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7个传统武术拳种。对传统武术门派拳种的“非遗”保护，不仅反映出国家对传统武术这一文化空间的高度重视，也体现着人们对传统体育生态维系的热切期待。把传统武术列入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必须立足于文化空间对其展开“原生态”的全方位保护。因为，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就是要强调“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基于这种保护理念，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传统武术在传统体育乃至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生态关系，另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传统武术在文化空间中的核心象征、核心价值、核心主体，从而使传统武术在当代文化空间中的传承和延续，能按其固有的生存环境、传承方式、文化理念进行，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结构与文化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国家层面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避免了因外来文化的强势所造成的文化替代，也避免了因社会的突然变迁而引发的文化断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传统武术，由于明确了传承者和被传承者，使传统武术的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能够按照原生态的模式不断延续，保证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

3结语

21世纪人类开启的文化之旅，不是消极的文化寻根与文化救赎，而是在对自己的文化重新认知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自觉，确立了文化自信，并在文化生态的理念下，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积极、全面的保护。尽管在实践进程中对传统武术的保护可能不尽如人意，质疑的声音会不绝于耳，但预设传统武术的文化空间、着手文化要素的保护举措，在总体思路上是毋容置疑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前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还将会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都会随着保护手段的完善以及保护力度的加大而得以化解。总之，对传统武术进行“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以拳种、地域为单位建构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保护区，有益于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在对“非遗”保护理念的大力宣传中，要对传统武术进行正确的理解、正面的解读，逐渐转变人们对传统武术“土气”的认识和“过时”的印象，重塑传统武术“高雅”“和谐”“文明”“有度”的中国文化形象。因为传统武术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有影响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烙印和历史记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6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即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要切合实际，管理手段要做到以保护求发展。传统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为主体延续下去的。

（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确保了该文化的延续。传统戏剧表演艺术要能够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涓涓流淌，离不开传承人这个重要载体。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自于民间且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动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仅证明遗产的存在，而且还要将这些文化表演出来、复制下来。传统戏剧只有依托于传承人的表演，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其并不是物质性的实在存在，而是一种形式的存在。传统戏剧作为一门传统艺术，与传承人是共同存亡的。

（二）传统戏剧需要传承人口头演唱与人体表演相结合。传统戏剧作为表演艺术，有其独特性。在中国民间艺术中，有音乐、曲艺等口头讲唱的听觉艺术，有舞蹈、竞技等人体表演的视觉艺术。但是传统戏剧则不同，其是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的综合体。传承人在表演传统戏剧的过程中，不仅要口头讲唱，同时还要通过人体表演，以使戏剧表演更为生动。关于传统戏剧的评介，王国维从其审美特征的角度提出，从事戏曲的人，就是用歌唱和舞蹈表演的方式将故事内容呈现出来，融合了语言、舞蹈、歌唱和化妆等艺术要素，使传统戏剧之美具有高度的综合性[1]。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这一评介，也是中国传统戏剧区别于西方戏剧之处。由于传统戏剧是在文化滋养下而焕发出生命力的，要对该门艺术加以传承，就需要传承人对其实施保护，以将传统戏剧的历史价值延续下去，充分体现其现实文化价值。那么，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不仅要将传统戏剧的精湛技艺传承下去，还要将传统戏剧的精神内涵传承下去。

二、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功能

（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要获得文化认同。传统戏剧依托于人而得以延续，所以传承人不仅是遗产的延续者，更是创造文化的人和文化的拥有者。传统戏剧表演艺术需要传承人不断地学习、表演，才能够使该门技艺世代传承，在艺术传承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地融入新的文化元素，使传统戏剧文化具有时代性而被更多的人所喜爱、接受。这就意味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要能顺利地传承下去，就要获得文化认同。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有极具代表性的实物艺术元素，诸如戏剧脸谱、表演服饰等等，在进行戏剧表演的时候，不仅以戏剧表演形式将艺术呈现出来，还要将具体的表演形式赋予传统审美的特征，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才能够对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之美加以明确定位。传统戏剧的表演以是唱、念、做、打等形式来呈现的，语言活泼有趣，场景生动，整个戏剧表演结构不断地变化着，通过传承人的表演，不仅展示出形式美，更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体现出来，所以，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是综合形式美的体现。只有通过传承人的表演，才能够使传统戏剧更富于生命力且持续发展下去[2]。

（二）传统戏剧的价值通过表演艺术传承人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值得传承的传统文化并不多。要能够将有价值的文化传承下去，不仅要传承文化的表现形式，更需要在一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才能够使文化的内涵伴随着艺术表演形式传承下去。传统戏曲表演艺术，扎根于民族文化命脉，民族文化精华蕴含于其中，保存至今是民族文化滋养的结果。要将传统戏剧文化传承下去，就需要传承人将表演形式和精神内涵传承下去，其中获得民族文化认同是传承人的责任，也是将该门艺术传承下去的根本。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是以传承人为载体存在的，传统戏剧的价值则直接地体现为传承人自身所具备的文化价值。传承人承担着技艺的传承和文化精神内涵的传承，因此被称为遗产的活标本。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是“活态”保护，同时还要注重“活体”传承。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就要保护好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是人类的“活珍宝”。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作为活态的文化，要能够传承下去，就需要以传承人作为活的载体。由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具有物质形态，仅仅存在形式归属。只有依赖于传承人，才能够将这些文化沿袭下去。所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传承文化的核心。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7

首先，现有行政法规文件法律效力较低。目前，我国政府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等多项行政法规。部分地方政府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法规保护上作以尝试，如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首次明确指出民族体育属于其保护范畴之内。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出：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传承和保护。显然，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是落实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主要途径。但是，大多行政法规采用“条例”“意见”“办法”“通知”等称谓，其法律位阶较低，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其次，专项立法建设不容乐观。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而制定的专项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2006年，国家民委、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专门为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制定了针对性的要求。但是，从整体的目标指向和实施内容来看，《意见》重在强调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体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方面，而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方面谈及较少，尚未从法制角度将其保护工作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最后，相关法律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法律条款基本属于上位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仅保护起着宏观指导作用，且都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项法律条文中。而对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如具体保护范围的确定方式、管理、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模式、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由于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导致无法有效的处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总之，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立法不足，亟待相关机构在借鉴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其立法保护进程，制定具有强制性、专门性、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立法难点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

在过去几年国内社会各界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是“权利”模式，即公权保护模式和私权保护模式，也称义务模式和权利模式。虽然上述两种立法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看似重合，但在立法性质和关系上有着本质的不同[1]。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私法更多是考虑特殊群体的精神和物质利益。通过创设私权，从而激励相关人员和单位自觉、主动的保护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私权保护大多代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立法立场，容易使人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危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安全。公法其实质就是行政保障，通过确认、研究、传承、振兴等公力手段来保护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公法基本不涉及平等主体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归属和利用等问题，相对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不能唤醒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不足以防止“不当利用”行为的发生，同时，有限的政府经费投入，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保护各有侧重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局限和不足，因此，需要有机的结合两种法律模式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然而，两种法保护模式的引入和融合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主要依靠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也面临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实际情况中，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和器械的创作主体并不是确定的。虽然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个人，但是，在不断的历史传承和区域转播中，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地受到后人的再创造，造成此项运动的个人主体特征却逐渐淡化、消失，成为本民族或族群共有的文化财产[3]，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或区域的风格、智慧、情感或艺术造诣。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缺乏个人主体特征，造成其产权归属难以确定，谁来主张、行使和维护其权利便成为立法的难题之一。例如，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确定无疑地印有个人独创的痕迹，因而，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无法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和财产权规定作品的产权可被转让，而民族传统体育只可供他人使用，不得转让其经济权利，如若转让，将出现更替原有权利主体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并可能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范围难以划分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殊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在实施认定和保护范围上存在难以标准化和统一化的问题，造成无法有效地实施法律保护。具体表现为：（1）《文物保护法》的直接客体是有形的历史文物，而民族传统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作为其文化承载的主要方式，非物质表现形式十分明显，即使其载体为物也不属于文物范畴，如弓箭、刀剑、棋子（盘）、龙舟等运动器械；（2）著作权保护的只是现实作品，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在强调民族传统体育中运动竞技、休闲游戏、药物配方、医疗技术和手段、艺术表演等行动表现形式的认定和保护。总体上，忽略了与之联系的民族心理、人文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无形文化形式的挖掘和整理；（3）目前，学界主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育状态[4]、内在功能、物质表现形式等进行分类，部分存在界定标准模糊和概念不清晰的问题，以至于无法全面、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有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气功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5]，但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同样包括部分武术与气功内容。（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有专为民族传统体育单列的“传统体育和游艺”类，而在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其归为“杂技与竞技”类，在地方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的归类方式和称谓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保护的效力。

#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否原创难以分辨

世界贸易组织(WTO)构筑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是对文化产品权益实施的政策系统。但是上述协定旨在保护各种“智力创新”，而不涉及“智力源泉”(包括传统文化)，即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保护对象必须是新作品、新技术、新知识[6]。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世代相传，不断加工、改造而得以传承至今的劳动成果，如健身技艺、制作工艺、民间传说和表演艺术等，其成果的原创性特征根本无从体现。因而，造成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无法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近年来，相关机构和个人虽然通过改造民族传统体育的表现形式，将其展现在民族运动会、大型艺术表演、学校体育教学、电视网络传媒等活动中，然而，改造后的文化表现形式并没有脱离其本质内涵和基本原貌，也不具备原创性要求。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加工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其衍生产物均无法适用于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制度的直接保护。

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期限难以明确

我国《著作权法》地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说明作品著作权在保护期满之后，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将面临诸多权利即被“终结”的后果，任何人都可以在无需征得原著作权人同意、无需向原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远远超出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难以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要求。但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其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作时期，权利主体也永远不会消亡。如果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对民族传统体育也加上一个确定的保护期限，那么对于“过期”的民族传统体育难道就不给予保护了吗?这显然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保护亦应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构想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的总体方针

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关部门应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体育立法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体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立法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扬”的方针。（1）调动各方面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工作的指导，将立法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和培养，增进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保护工作，使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具有保护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意识和责任。（2）保存和抢救、传承与发展。首先，部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被非法使用甚至是破坏，“人亡艺绝”的现象较为严重，亟待挖掘、整理和抢救；其次，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代表将其封闭、与世隔绝，而是要采用合理的传播方式为世人所认识和利用，通过鼓励、支持境内外个人和机构，展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才能使其生生不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原则

（1）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人权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每个人都具有创作、表达、传播自己的作品，同时，每个人又具有尊重、选择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捍卫文化多样性和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密不可分，必须重视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合理需求和主张，特别是少数人群体的相关权利。因此，尊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权利的基本人权，是立法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平衡各方权益。保持利益平衡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使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较为复杂性，不仅涉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也涉及到民族、社区、个体的利益；有使用的利益、也有创造者的利益。如使用方（研究、商业和传媒机构等）在对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应给予归属方（国家、民族、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然而，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复杂性的情况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纠纷。因此，立法应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谁来分配和监管利益、以及分配的方式和标准等，最终使利益分配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3）现实性与可持续性。《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现代社会新技术和新作品的产生，从而促进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合理开发而成为我国部分学校、社区和大型赛事的健身、比赛和表演项目。诚然，这种发展需要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但就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立法不应仅限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而是应该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考虑，立足于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态性和多样性，对其予以承认、利用和保护，保证其可持续发展。（4）权利和责任相统一。权利和责任历来都是对等的，相辅相成的，从来就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利，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责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关于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的行为作出的规范性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和利用的权利和责任，同时，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时，不但要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而且要明确规定应尽的责任，构成违法行为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主要在公法和私法的保护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从互补和融合角度上，来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难以选择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张私法保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公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上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但近年来，两个国际组织在该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1982年)。此后，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通过比较文本内容，不难看出两者的保护对象亦有相当的重合，但这并无碍两者各自主张的立法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运用公法和私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的立法内容设计中，要将私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立法主张融入一体，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需要仔细斟酌，必须注意彼此间的衔接、兼容和适应，共同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应注意以下两点。（1）明确定位立法保护模式。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公有性和文化性，其立法主导思想应以挖掘、整理、保存和弘扬为主，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条款方面应起到主导作用。其次，应是在对其进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和形成经济效益。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的定位，应是公法模式为主兼顾私法模式，不仅要体现出权利主体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要指出权利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在违反相关规定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2）建立知识产权特别保护模式。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保护本土化并不是摈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而是要重新解释现行协议，制定非约束性条款，即以“特殊”规则弥补《知识产权协定》内容中出现的不足。例如，权利主体方面，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持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提出：对“作者不明”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7]。同样，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诸如权利主体、保护期限、保护范围、创新性等难以解决问题，可建立特殊性的法律条款，完善上述制度的不足。#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客体保护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定

目前，如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以至于无法对其采取分类性保护。鉴于此，笔者认为，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考虑，凡是目前仍在流传、具有民族特色和传承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均可作为立法保护的对象。为便于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特征，即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通过世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记录、反映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在现代社会，正是利用民族传统体育独具特点的文化特征和表现形式，才被开发作为商业表演、传统工艺品和文献资料版权使用，由此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体育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是以健身强体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技能及其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其它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诸如物质性、健身性和财产性等属性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就可属于立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期限的认定。我国2003年7月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29条规定：国家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然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传播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根据不同的客体权利制定不同的特殊保护条款。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上述权利的保护期应不受限制；而发表权和使用权等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保护期可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以供对其进一步研究和使用。上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定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对其认定方式上的不足，避开了由于分类不清晰和保护期限难以划定，而导致无法有效实施法律保护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强调：“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真实性”是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实性保护是指在挖掘、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要保持其原本、最初的文化形态和基本内容。进入九十年代，表演和体验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各个民俗村、农家乐、乡村休憩俱乐部吸引旅游客源的主要手段，但在对其进行市场开发的同时，明显存在未反映和失真地表现其文化内涵的现象，譬如：用于表演和体验的运动项目，明显与其原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不符，同时，存在对其来源和身份采取弄虚作假、误导性声明或不承认等不正当利用行为。长此以往，缺少民族文化内涵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错误认知。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上述问题：一，禁止随意使用和开发某一特定的民族传统体育而未注明其归属群体和地区，从而保护期署名权；二，禁止以歪曲、篡改等手段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并入另一类民族文化中，从而保护期修改权;三，禁止贬损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民族和区域声誉，从而保护期名誉权。完整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8]。由此说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基本构成了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得以文化认同、精神传承的完整内容。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身体文化技能，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内容。如新疆达瓦孜、叼羊、摔跤等传统项目，除了是一种健身、娱乐、表演项目，而且蕴含和展示着本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明显带有本民族的、伦理训练和道德教育等文化痕迹。因此，立法保护应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所拥有的全部内容或形式，不仅要顾及技术技能层面的认定与挖掘整理，而且要保护其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空间。以上行为一旦发现和查明即构成侵权行为，将依法受到惩处，主要包括停止相关活动、恢复名誉、公开道歉、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内容。

5.确定权利主体层次和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中提到：承认各群体，特别是原住居民，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国家行政手段在传统文化保护中具有核心作用。由此说明，国家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政府机构自身可作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行使使用权、许可使用权、收益权和追究权等相关权利。同时，国家可通过出资、委托、授权等方式使个人（传承人）和权利代管机构成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

1）关于传承人的立法规定

2008年，文化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郑重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传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政策法规方面，确立、保护和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文化部正在通过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采取资助扶持等手段，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9]。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资格认定、义务和权利等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专有权人）：在当地被公认为具有一定声望、技艺精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通常只有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徒弟、亲戚）独有的特殊运动技能，或是掌握某种传统体育器械制作工艺的人。除此之外，部分个体人员虽然与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并无直接族源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传播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技艺和传艺能力，因此，他们也可被认定为传承人。同时，相关认定部门应当对传承人的资格进行定期评估，不具备审核条件的应撤销或暂缓其传承人的资格。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传承人具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义务，具体包括：向他人提供和展示传统体育资料、技能、实物等文化形态的义务；具有组织和开展讲学、传艺和研究工作活动的义务，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具有积极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或专门传承人才的义务；具有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肆意破坏和非法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的权利；具有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传承活动专项资助的权利；严禁向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转让衍生作品的著作权。#p#分页标题#e#

2）明确政府的保护职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相关中，明确提出国家和县以上级人民政府对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规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体系设计中，亦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具体职责。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保护规划，组织和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查、整理、发掘和保存工作，以及传统文化的展示、交流活动；监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宣传贯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法律，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相关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区域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中；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的审定机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涉及到文化、教育、体育、公检法、版权等多个管理部门或机构，单个部门执法是无法及时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因此，应联合以上相关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分工明确，共同致力于其保护工作。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部门主要负责挖掘、整理、保存、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理出的资料、技能和实物等，应汇交于各同级相关主管部门，用于进一步的研究、推广和司法保护等工作；公检法部门主要负责接受和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侵权案件，获取侵权证据、责任禁止侵权行为、判定侵权范围和等级等；版权部门主要协助公检法部门，负责侵权线索的收集、技术鉴定和相关信息咨询，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性利用等。

3）权利代管机构的责任

现实情况中，个体人员（传承人、专有权人）由于法律知识有限、维权意识不足和诉讼实力单薄等问题，仅凭个人的力量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稍显不足。著作权制度是一种信托管理方式，管理机构可视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权利人的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10]。因此，为弥补和完善权利主体的职责，可建立除政府和个人以外的第三方权利代管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规定：“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代管机构主要是在政府与民间搭建桥梁和平台，积极配合国家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时，由于权利代管机构并无政府直接资助，因而，获得一定经济利益是其机构建立和发展的另一主要目的。由此，在保证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其应依法行使以下职责：积极贯彻落实保护措施、再创造和宣传等工作内容；所有通过合法、合理方式获得的相关经济利益，应向权利人分配使用费用；代管机构具有代为授权许可、拟定产权合同、民事诉讼、建立健全利益分配等职责；接受权利人的授权许可，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注册认定和商业开发。

传承传统文化的理由篇8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艺术中的一部分内容正在逐渐从生活中消失，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正受到严重损害甚至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境地[4]，“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用文字、图片、影像记录下这些文化遗产”[5]。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仅仅通过记录是远远不够的。弘扬独立的民族精神，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已成为当代人必然的文化诉求。

截至2009年，民族地区高等艺术院校共有在校生约190万名，由于此类院校在教授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方面的巨大优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的重担自然成为高等艺术院校尤其是民族地区艺术院校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目前，关于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承意义、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传承趋势等方面，但较少从传承主体素质的角度进行探讨。换言之，当前的研究侧重于物，而忽略了对人的研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贵州大学、云南艺术学院等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艺术传承人”教学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主要包括开设少数民族艺术传承人培训班，成立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研究所，打造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研究基地、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教学实训基地，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班等，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

事实表明，传承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质量，进而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大局。换言之，只有明确了传承人素质的重要性，才能有效地开展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活动。否则，传承效果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距离弘扬民族文化的目标愈来愈远。

“文化遗产想要保留下去，关键是人去传承”[6]。由于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民族艺术血脉的延续，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而言，仅仅拥有艺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掌握大量的相关专业知识。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的目的，即是通过向传承人传授系统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使这些民族瑰宝得以发扬光大。

准确的角色定位

角色的准确定位是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前提，传承人角色的不明确或不准确定位都将直接影响到民族艺术传承的方向和质量。因此，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在培养传承人的过程中，应首先做好这项工作，同时必须顾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教育传承人克服民族自卑和蔑视民族艺术的错误想法，这也是当代许多少数民族传统艺术落入边缘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教育传承人须站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对本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每一种少数民族传统艺术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少数民族艺术仅是再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途径，其最终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就是本民族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连接者，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也便具有了承上启下的深刻意味。

兼容并蓄的多元化意识

传承本民族传统艺术并非意味着排斥其他民族艺术，相反需要积极吸收其他民族艺术的优秀成果。艺术院校应该教育传承人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艺术精华，并在借鉴和比较中发展自己。只有兼收并蓄，互通有无，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艺术成果，才能振兴本民族的艺术。壮族是广西最大的少数民族，至今保存了诸如嘹歌、壮锦、铜鼓舞等大量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这些民族传统艺术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并愈发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分融合了其他民族的艺术精髓，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艺术院校应教育艺术传承人在坚守本民族传统艺术阵地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艺术成果。

丰富的文化知识

掌握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的产生以及演变缘由要求传承人具备大量的文化知识。但是，民族地区艺术院校所招收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在入校前几乎都生活于少数民族地区，掌握的只是本民族的一些艺术片断，知识缺乏系统性与现代性，这对于艺术的传承极为不利。

由于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是多种因素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民族地区艺术院校首先应该向传承人系统传授诸如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文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相关文化知识对于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识的缺乏或者不系统都可能使民族艺术的传承偏离原来的预想轨道，走向狭隘。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历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文化知识问答题都是必不可少的考核环节。缺乏良好的系统文化涵养，艺术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承人难以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艺术素质。

扎实的综合能力

民族艺术传承人需要具备挖掘、开发、表演、展示和创新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以及研究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政策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其中，创新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艺术传承不等于简单地将前人的文化财富复制给后代，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再现民族艺术，因此，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并非前人的“传声筒”，而是传统艺术的现代演绎者。传承本民族的艺术，实质是谙熟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典范，并且在繁衍本民族艺术风格的过程中，“从传统中归纳总结出具有鲜明特征和规律的艺术体系，以便代代相传”[8]。具体而言：

第一，培养传承人学会掌握挖掘民族传统艺术的基本方法，善于发现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尤其是那些濒临灭绝的艺术。同时，教会他们从众多纷繁复杂的素材中整理出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东西，并整理形成体系。第二，由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因此，展示能力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展示是一种特殊的外在传播方式，它具有强烈的可观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观众的注意，并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广西龙州县天琴是壮族三种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曾经几度濒临边缘化甚至失传，如今却依然能够顽强地生存和壮大，不能不归功于展示传播之功。2003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龙州天琴“弹唱组合”一炮打响，引起众人关注，并从此成为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一张特色名片。龙州天琴女子弹唱、融水芦笙舞、南丹白裤瑶铜鼓队、马山三声部等原声态民族节目，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上一经亮相，便震撼了世界。[9]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了展示能力在推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中的巨大效应。第三，民族艺术传承人在学习其他民族优秀的艺术传承经验过程中，需要“将个人的东西融入民族文化之中”[10]，不自觉地对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加以调整和重组，并形成新的体系。另外，传承人只有熟悉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尤其是把握政策的实质，才能顺利开展民族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活动。否则，任何关于艺术传承的美好设想或许诺都将落空。

正确的研究方法

任何少数民族传统艺术都是一种复杂的、内容丰富的文化综合体，深入研究它们需要艺术传承人采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逻辑与规律、共性与个性、现象与本质、静止与动态等相互结合的方法，避免实施片面的、简单的、主观的举措。因此，民族地区艺术院校不可忽视向传承人传授系统的研究方法。那些不能正确认识传统艺术的过失，往往是由于艺术院校缺乏或没有系统传授研究方法导致的。熟练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无疑等于获取了进入传统艺术殿堂的钥匙。

实践表明，尽管当代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在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方面采取了大量实效性措施，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民族艺术传承人才。但是，人才的综合素养仍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例如，传承人对本民族传统艺术的了解有些片面和肤浅，实践性不强，甚至出现了民族性被弱化的迹象，即传承人将独特的民族艺术资源填入主流叙事的基本框架内运行，等等。这些都是当代民族地区艺术院校在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人过程中值得深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获得2009年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广西少数民族美术研究” 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911MS182。

注释：

[1]国发〔2009〕29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参见文化部官网，2010-03-05。

[2]同[1]。

[3] 《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参见中国网.cn，2006-11-09。

[4]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参见文化部官网

，2007-08-03。

[5] 《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难题》，参见中国文化传媒网

，2010-03-15。

[6]同[5]。

[7] 《第十三届青歌赛启动文化考官还是余秋雨》，参见《华西都市报》，2008-03-06（15）。

[8]张天彤：《高师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关于高师民族音乐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9]黄新宇、梁航彬：《传播视角下的边境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以龙州黑衣壮天琴文化艺术保护为例》，《歌海》2009年第3期。

[10]王晓平：《论紫阳民歌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个案分析》，《交响》2008年第3期。

陈玉茜：广西艺术学院科研创作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