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范文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1

关键词　媒介融合　监管政策　价值取向

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传统媒体的角色和功能不再。现在的媒介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媒介而是融合了的媒介。传播生态变化必然在媒介规制上产生联动效应，势必对现存的传媒规制提出挑战，未来传媒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重新定位并解释。

一、媒介融合对传媒规制政策的影响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媒介融合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传统媒介 企业 通过垂直和水平整合两大策略成立跨媒介集团；电信、媒介与信息技术通过融合催生新兴媒介。通过融合，原先各自独立的媒介以及新兴媒介可以互享对方先进技术、产品内容和受众市场，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和最大化获取规模 经济 效益。产业与市场的融合伴随而来的是内容和服务的融合。同样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传递，不同的服务平台可以提供同样的内容。通信 网络 已经作为沟通市场和媒介使用者的一种重要上具。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与应用，媒介使用者潜在服务要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媒介服务均将成为可能。

新的媒介形态对传统传媒规制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监管政策主要依据媒介技术加以分类管制：第一类是针对印刷出版业，第二类是针对广播电视业，第三类是针对电信业。wWW.133229.cOM在传统管制政策中，电信领域主要采取结构性管制，即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加以管制，注重其社会普及性；而在广播电视领域则主要采取内容管制，注重其社会文化功能。当作为传统通讯传输服务提供商的电信开始提供内容服务，或者广播电视开始提供宽频网络服务时，比如ip电视、手机电视，到底何时采用结构性规范，何时采用内容性规范?布朗斯康指出：“过去管制传播传输工具的 法律 ，特别是以邮件、电话、报纸、有线电视及广播电台为模式所发展出来的法规，在 电子 数字化的传播时代将产生法律不适用的窘境。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管制者无法来分别上面所传输的信息到底该归那一种法律、那一种模式来管。一虽然管制者大可以将目前网络上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分类，譬如，以 计算 机上的 bbs 或视讯会议来分类，但是这些新的信息服务事实上并无法适用于过去所建立的法律管制机制。”

二、美英因应媒介融合的法制变革

新的传播科技带来新的媒介生态，新的媒介生态需要新的监管政策。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生态变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变革传媒监管法规和融合监管机构，其中美国和英国最为典型。

1、美国《1996电信法案》。美国是最早媒介融合的国家之一。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电信法案》。其宗旨是：鼓励竞争，促进各部门融合发展；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放宽外资进入美国电信市场的限制，鼓励美国公司进入 外国市场，最终实现提高服务质量和有效降低费率。法案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一是开放本地电话市场，允许本地电话和长途电话公司双向准入，打破了电信、信息和有线电视业的界限。二是放松广电媒体交叉所有权规制，取消同一市场中电台和电视台共同所有权的限制，允许电视网经营和拥有其它广播电视网，允许无线和有线电视的跨媒介所有权。三是在全国性市场上，个人、公司、组织可拥有的无线电视台的数日，受众人数的上限由原来的25％调升到35％。四是放松对有线电视的费率管制，取消较小规模有线电视系 统的所有价格限制，这将有利于促使有线电视与电信的竞争。该法案没有提及报纸和广播、广播和电视跨媒体拥有权的问题。于是，2002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传统媒介之间跨媒介经营采取松绑政策，取消了报纸和电视、广播和电视的交叉拥有权的限制。五是改革了执照更新程序，几乎取消了审核程序，变成自动更换，而且电视台和电台的执照年限也由原来的3年、5年，延长到8年。以上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鼓励或允许超大型、跨传媒、跨所有制的传媒集团出现，以增强本国传媒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确保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该法案还注重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没有放弃必载义务。要求有线电视网必须用1/3的频道播放地方无线节日。特别强调对青少年儿童的保护，对猥亵和暴力内容加强管制，规定电视机必须装有过滤芯片，要求内容提供商对节目进行分级，对网络情色传播追究刑事责任并课以罚款。

2、英国《2003通信法案》。英国媒分融合监管最为彻底和典型。1996年英国通过《广播电视法案》。放宽对媒介所有权的严格控铆；建立起数字广播的 法律 框架，将 网络 运营商和内容供应商分开，为潜在参与者进入开辟通道。2000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通信新未来》，首次提出要根据传播领域新情况调整信息传播的监管机制；2003年7月议会批准通过《2003通信法案》。法案主要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在全国市场上放宽了跨媒介所有权限制，取消第五频道和全国报纸跨媒介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外国 企业 取得英国全国性地面商业电视网的股权。二是为了应对电信与广播电视融合的趋势，引入一种新的传媒监管框架，法案授予2002年开始筹建的传播通信办公室全面监管英国信息传播领域的权利，取代原来的广播电视委员会、独立电视委员会、电信办公室、广播管理局和广播通讯局5个部门。

该法案立法的核心思想是在促进英国信息产业 发展 的同时注重维护公众公共利益。在这一思想之下法案规定了传播通信办公室的基本任务：平衡多种选择与竞争，促进信息内容的多样性；通过促进竞争，满足创新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繁荣信息市场；促进 电子 媒介和信息网络的融合，使消费者受益；随着信息产业进入数字化时代，维护公民的普遍利益。

法律体现政策，政策指导法律；法律是政策的载体，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外化，政策是法律的内核。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社会的变化和要求。美国电信法和英国通信法体现了两国因应媒介生态变化所采取监管政策的变革：注重协调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之间平衡。

三、未来我国传媒规制政策的价值取向

受美英传播法制变革启示，结合社会语境和情势需要，我国未来传媒机制政策应在放松管制与加强管制之间取得平衡：采取既能促进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确保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

1　确保市场秩序。我国实行的是行业所属、部门所有，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四级办报、台体制。就部级来说，宣传部负责舆论导向，出版总署负责图书、报刊、电子音像的出版管理，广电总局负责广播电视管理，文化部负责文化 艺术 娱乐，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产业的行政管理。省、市、县也参照上述模式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管治范围实行准封闭式管理。这种媒介规制的分立与交错，致使管理多头，政出多门。重复建设严重，地方保护突出，严重影响了产业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

“通信、媒介、信息技术部门的融合意味着所有传播网络的传输和服务都必须在一个统一的管，制框架下进行规范。”鉴于目前融合态势，应以纵向产业划分为核心的管制体系向以横向功能划分的竞争体系过渡，采用一种水平层级式的融合监管架构，在最高层设置一个统一的融合管理机构，下设内容服务、技术管理和基础设施三大职能部门；对媒介的内容服务与基础设施进行分离管制政策。

2　促进产业发展。跨行业、地区、媒介、级别经营与服务是未来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我国长期以来按照级别，行政区域分配资源以及行业间的利益纷争。致使产业、地域、媒介之间壁垒森严，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资源流失，最终导致媒介难以融合。如国务院82号令规定：“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电业务，广电部门不得从事电信业务。”使广电与电信的双向进入还难以成为现实。广电局39号令规定：“电信部门不得开抒iptv业务。”这些政策限制使得电信要做iptv没有内容，广电做iptv没有网络。

未来政策制定须消除行业、产业、地域和级别之间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产业市场，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传媒产业良性发展。具体来说，一是放松市场准入限制，形成开放式的竞争市场；二是放松经营范围的限制，鼓励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介、跨级别经营与服务；三是放松资本市场的限制，扩大融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3　保障消费者权益。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必然是最终的受惠者和检验者。谁能创造新的服务需求，提供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就能在媒介融合的潮流中站稳脚跟。目前尽管相关产业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数字电视、3g通讯、网络电视，但消费者的呼应并不是很高。究其原因：一是价格昂贵，难以接受；二是技术难以跟上，性能不稳；三是内容雷同，缺乏创新。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2

一、移动新媒体的定义

移动新媒体是所有具有移动便携特性的新兴媒体的总称，包括手机媒体、平板电脑、掌上电脑、PSP、移动视听设备（如MP3、MP4、MP5）等。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是当代媒介融合趋势以物化形态呈现出来的媒介终端，为了与一般新媒体相区别，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闵大洪将其统称为“移动新媒体”。

智能手机与传统手机非常大的不同点是用户可以自主安装手机App。App是英文application的简称，通常是指苹果、安卓系统上的应用软件程序，现在的APP多指智能手机上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兴移动产品的传播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生活模式，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基于高速、智能、开放的宽带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应用相继出现。伴随这些新应用的出现与发展，以微博、微信、社交网站为代表的一种新媒体作用下的新的传播方式――微传播正不断兴起。

二、移动新媒体发展现状

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手机用户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迅猛发展，使得“指尖上的中国”生动而鲜活。这是新媒体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网友”的概念，以及阅读、发帖习惯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移动新媒体主要包含了以下特性：

1、便携性。绝大多数人手机不离身，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基本不受时间、空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可以很方便的获取信息。

2、跨界性。当下很多网民在获取新闻信息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微博、微信等手机软件所提供的新闻信息推送。智能手机可以融合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所有媒体的内容和形式，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或生产媒体内容。

3、互动性：手机平台发展至今，软硬件设备发展均已相当成熟，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丰富的互动功能，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沟通交流方式一应俱全。

4、私密性：通常手机只为拥有者自己使用，使用者在体验过程中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并不受他人的干扰，完全可以个性化选择定制自己感兴趣的媒体内容。

三、档案工作利用移动新媒体宣传的现状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10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意见》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各类权威政务信息。《意见》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知情、参与和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对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和正确引导舆情提出了更高要求。

档案工作宣传多年来主要通过报刊、编研出版物、展览、知识讲座、业务指导等方式展开。宣传报道，多出现在档案报刊上，而很少见诸于社会的综合性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更易被大众接收和接受的新闻媒介，而由于专业期刊受到专业的限制，读者较少，导致档案宣传工作的受众面过窄，不利于档案的社会宣传。近年来，各地档案馆通过互联网网站开展档案宣传工作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是在移动新媒体领域开拓的尚不够，一些档案馆开通了政务微博，但是政务微信开通的可以说屈指可数，目前笔者仅发现有天津市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中国档案杂志社等寥寥几个档案微信公众号。很多档案部门微博、微信即使开通了也存在形式简单、更新不够、内容特色不明显等问题，对档案工作宣传的效果不明显。

四、移动新媒体环境下档案宣传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移动新媒体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档案宣传工作在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体上的宣传应该更加具有未来的发展前景，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1、个性化订阅服务

微博和微信产品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关注的对象。微博上的信息是争取共鸣、披露真实，以博取新鲜度为主，微信公众号要求原始事实经整合再输出，代表着高质量的信息需求。公众通过微信查找档案馆公众号，或扫描该服务号的官方二维码进行关注，即可获得政务动态、通知公告、办事指南、办件查询等服务信息。档案部门以通知、公告的方式，及时最新工作动态、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尤其是涉及公众重大关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信息。各地档案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应该打造1―2个固定的、网民喜欢的品牌栏目，例如天津市档案馆微信公众号推出的《南市沧桑》、中国档案杂志推出的《档案解读》等等。

2、在线直播

各级各类档案馆除了可以通过微信或微博的文字信息展现本馆特色、个性化的服务、档案馆的动态信息，还可以通过声音、图像、视频等方式主动传送给用户。通过这种在线直播的方式，保证了档案宣传工作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特别是各地档案部门针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制作的宣传片或者图片展览等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用户对档案的关注度和自身的档案意识。

3、用户互动

微信相对于微博来说具有一对一的双向性、私密性，可以进一步拉近距离，促发网友的咨询愿望，很多在微博里不方便说的话，公众可以通过微信寻求帮助，互动性效果更好。咨询的内容也往往与自身切实利益相关，做好微信互动方能更好体现“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执政理念。目前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字回复功能让网络问政“秒回”成为可能，只要在后台数据库做好相应设置，微信就能根据用户提问的关键字自动回复。未能自动回复的内容，管理员可以进行一对一的人工回应。档案部门还应该充分利用微信和微博这些广泛的信息征集渠道，开发民间档案信息资源，充实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实现更多的信息资源共享。

4、政府信息公开

目前各地档案部门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设备，加强了档案网站建设和电子文件中心建设，通过互联网查询等手段，为社会各界提供政府公开信息，今后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库内容通过移动互联网向全社会，为实现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供便捷服务。

五、结语

综上所述，各地档案部门可以充分借助移动新媒体的平台将档案宣传工作引入一个新的领域，注重发挥移动新媒体的应用平台广泛、传播方式新颖、消息传递迅速的优势，不断推出适合档案部门的宣传及服务内容，促进档案文化传播，丰富档案信息资源，改进档案服务模式。弥补现阶段档案信息服务的不足之处，跟上信息公众平台的发展步伐，让档案事业与移动新媒体一起走向美好未来。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3

【关键词】新闻档案；素质；作用

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资料信息的撷取、管理是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档案管理员虽为配角默默无闻，却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过很大的贡献。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针对新时期新闻管理资料信息的特点，摒弃旧的运作模式，将资料信息的撷取、管理融入网络化大潮，建立数字化管理的资料信息，为此就新形势下新闻档案管理员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一下探讨，以期提高新闻档案管理员的素质，更好地服务于报刊编辑和出版工作。

一、新闻档案管理员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

党报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喉舌，党报必须把党的方针政策准确、及时地报告给人民，让中央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同时也要把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呼声反映给党和政府，从而沟通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党报的档案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处理全集团时事新闻稿件的档案管理工作，工作政治性很强。这就要求档案管理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修养，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1．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2．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时代主题，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

3．必须准确把握实时性和政策性敏感话题，为党提供准确的舆情方向。

二、新闻档案管理员要有过硬的业务功底

新闻媒体多年积累的资料经过扫描、光盘存储、服务器存储、集团信息数字网络化等过程，大多已数字化，如何将这一不可估量的宝贵财富转化成有效的生产要素，是资料信息管理必须面对的挑战。面对海量繁杂的信息，如何把它有效组织起来，让用户能方便、准确、及时地搜集到所需资料，除了必须进行硬件方面的建设之外，还必须有素质过硬的档案管理员，将计算机管理、档案信息数据库录入、存储等软件联系在一起，实现集团内部的网络化，使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做到这一切，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

1．具备过硬的业务功底。档案管理员每天的基本工作是反解、标引、组配、分类。对新闻素材的再筛选、再加工、再提炼。这种筛选、加工和提炼需要档案员具备过硬的业务功底，否则很难完成以上工作。

2．具备较高的选稿技巧。媒体档案管理员每天面对几百条时事新闻、热点新闻、图片等需要通过电脑技术的支持，将海量的新闻制作成专题库。如何从众多的稿件中分类、整理，最完整准确地将版面内容录入存储，就取决于档案管理员的选稿技巧。

3．具备较高的稿件内容判断能力。档案管理员对稿件理解能力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原稿内容的判断。对所选用的稿件要作认真筛选，以最有指导价值的部分为主线，从普通的事件中去发掘可能存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闻内涵。二是以稿件标题为主线判断。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标题为主线分类，能达到简单快捷，一目了然的目的。

4．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新闻档案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取得发展，就要求新闻档案管理员必须有创造性思维，勤于思考，能于创新，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善于提出新办法、新思路，解决新闻问题，在档案业务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信息中心是负责报业集团报刊出版资料数据制作、存储、、开发及管理的信息部门。信息中心应为集团采编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报纸资料信息检索服务，提供面向互联网的报纸资料信息检索服务，针对网站和集团的其他采编部门实际需求，制作、提供相应的报纸资料数据，为集团的多媒体出版和信息增值业务提供报纸资料数据的物质准备。

三、新闻档案管理员要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

报纸新闻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等内容无所不包。特別是在知识更新加快、信息量大增的当今，给档案管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业务功底，还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否则，面对大量涵盖多元信息的稿件将无从下手，不知从何做起，导致在编存过程中因对稿件的理解不准而作出不恰当判断和处理。

所以，新闻档案管理员要博览群书，加强学习，对中外古今、生产生活、天文地理、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都了解一些。另外，作为省级报刊档新闻档案管理员，还需掌握本省域内各个方面的情况，特別要掌握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三方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高效快捷地开展工作。

四、新闻档案管理员要具备为大局和中心工作的服务意识

信息中心的工作成果是为集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编辑、读者资源共享服务的。信息中心工作不是中心，但要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工作不是大局，但能牵动大局；信息中心工作不是小事，但又必须从小事做起。信息中心工作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到集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会影响到编辑、读者的共享效率。信息中心工作涵盖内容丰富、涉及内容广泛，如果没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就会给后续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所以，新闻档案管理员必须时刻树立为全局服务意识、为中心工作服务意识、为部门服务意识、为读者为用户服务意识。

除了我们现在传统的新闻媒体之外，新兴的媒体传播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如：手机新闻、微信、微博……而新闻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也呈立体空间出现，对新闻档案及其多元数字化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未来新闻媒体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集团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通电子技术、懂档案管理的人员。通过学习数字化管理知识，提高数字化管理的水平，使之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为不久的将来，承担更多的档案储存工作，应对跨部门、跨区域、国际化的信息存储做准备。

参考文献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4

一、涉警舆情处置原则

涉警舆情处置工作应按照及时、准确、主动、统筹的要求，遵循分级处置，属地为主；积极预防，及时应对；讲究策略，主动引导；归口管理，落实责任的原则，以事发地公安机关为处置主体，第一时间对突发、敏感案（事）件现场实施管控，迅速查明情况和媒体动态，密切监测涉警舆情走势，将舆情处置与案（事）件处理同步安排、同步推进，及时权威消息，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心理和传播规律，正确、科学引导舆论，全力预防和化解涉警舆情危机，维护公安机关形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维护社会稳定。

二、涉警舆情的分级、分类处置

（一）分级

根据涉警舆情的性质、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因素，可将涉警舆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等级，进行分级处置。

1.特别重大涉警舆情

特别重大涉警舆情标准为：即将或已经被国内外主要媒体重点报道、被门户网站首页采录、被全国性主要网络论坛持续跟帖、被微博广泛讨论的；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中央领导作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的等。

2.重大涉警舆情

重大涉警舆情标准为：即将或已经被全省或全国影响力的媒体报道，被门户网站采录，被全国性主要网络论坛持续跟帖、被微博广泛讨论的；在事发当地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可能影响公安部门形象，影响当地社会治安稳定的；省级领导做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的等。

3.较大涉警舆情

较大涉警舆情标准为：即将或已经被被省、市级媒体报道，被地方网站采录，被地方性主要网络论坛持续跟帖，或通过微博、手机短信等非新闻媒体渠道传播的；在事发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被覆盖面更广的媒体所关注和传播的；市级领导做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的等。

4.一般涉警舆情

一般涉警舆情标准为：即将或已经被市级媒体报道，被地方网站采录，被地方性主要网络论坛持续跟帖，或通过微博、手机短信等非新闻媒体渠道传播的；在事发当地产生一定影响，并可能被覆盖面更广的媒体所关注和传播的；县级领导做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的等。

对以上四个级别的涉警舆情，在处置机制上应设置部级、省级、市级、县级舆情处置机构，根据特别重大涉警舆情、重大涉警舆情、较大涉警舆情和一般涉警舆情四个等级，确定处置部门。各层级舆情处置机构应加强与新闻、宣传部门沟通联络，接待媒体记者，实施新闻采访准入管理，收集研判涉警舆情信息，拍摄影像资料，起草、审定新闻口径，编发新闻稿件，组织新闻，组织日常舆论引导，对涉警舆情处置效果进行评估，对本部门涉警舆情处置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二）分类

1.由公安民警或协辅人员违法违纪造成

对于由公安民警或协辅人员违法违纪造成的涉警舆情，无论当事民警或协辅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是否与公务、警务活动有关，事发地公安部门及人员所属公安部门都应立即启动涉警舆情处置机制进行处理。

2.由公安部门在协助其他单位工作中引发

对于由公安部门在协助其他单位工作中引发的涉警舆情，事发地公安部门必须报当地党委、政府，并协助党委、政府及主管部门开展涉警舆情处置工作。

3.由涉外案（事）件引发

对于由涉外案（事）件引发的涉警舆情，应由本公安部门拟定对外表态口径，在征求本地外事部门意见，并报经公安部门审核后，按规定适时对外。属重大涉外案（事）件的，须由上一级公安部门拟订对外表态口径，在征求上一级外事部门意见，并报经公安部审核后，按规定适时对外。

三、涉警舆情处置规程

（一）现场人员管控

涉警案（事）件有现场的，涉警舆情处置部门应通过划定警戒区、设置警戒线、带离相关人员等方式，将案（事）件当事人与新闻媒体记者以及围观群众迅速分隔开来，有效防止负面舆情扩散蔓延，尽可能地降低负面影响，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群体极化，甚至。

1.媒体记者管控

沟通媒体，有效管理。案（事）件现场指挥员应在第一时间指派专人与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进行沟通，在主动表明民警身份的同时，请媒体记者出示采访证件，了解其采访意图，登记其身份信息、联系电话，密切关注其动态，并及时将情况向现场或相关负责人员通报。案（事）件发生地公安部门、相关业务单位应尽快派人到达现场，实施媒体采访管控，开展舆论引导。

开辟专区，接待媒体。案（事）件现场指挥员应在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设置警戒线，并可视情况开辟专门的媒体采访区域、地点。对在此前已在警戒区内的记者，现场民警应文明、依法将其劝离，并告知其媒体采访区域、媒体接待地点位置。

警戒区外，准允采访。媒体记者在公安部门划定的警戒区域外采访、拍摄的，如其采访活动不妨碍民警执行公务，一般不予干涉，且不得故意遮挡记者的摄影、摄像镜头、采访话筒，不得随意扣押记者物品。

面对挑衅，避免冲突。媒体记者恶意挑衅、故意制造事端的，现场民警应保持高度克制，讲究策略方法，避免与记者发生直接冲突，可对其依法提出警告，必要时可在全程录音、录像，固定证据的基础上依法予以处理。

外媒采访，及时通报。对到现场采访的境外媒体记者，现场民警一经发现，应立即报告现场指挥员及相关负责人，通报出入境管理部门及党委、政府外宣部门等，请求共同处置。

2.当事人管控

对引发涉警负面舆情的公安民警或协辅人员，应按规定由纪检、督察等部门立即将其带走调查。

对案（事）件中受害当事人，应积极与其沟通，争取其理解配合，尽可能少向无关人员谈论案（事）件情况。如案（事）件中有受害人集中送医院治疗的，应视情派员前往医院了解情况，同时注意掌握媒体采访动向。主动联络媒体公布案（事）件调查处置情况，防止媒体只采用当事人一方消息源，导致报道失实，影响案（事）件处置。

3.围观群众管控

涉警案（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将围观群众隔离在案（事）发现场外，并以适当的方式及时疏散。这既保障公安部门顺利开展案（事）件处理工作，又防止因未查明事态，围观群众先行传播，导致谣言滋生，扰乱案（事）件处理工作。

（二）网上舆情管控

1.发现掌握网上涉警舆情

及时发现、掌握正在网上传播，可能或已经引起炒作的涉警舆情信息，并立即对首发信息的网站、论坛、微博、QQ、BBS等，以及信息传播范围、涉及对象和信息内容等网上传播情况开展调查。

2.分析研判网上涉警舆情

根据涉警舆情分级情况，通报案（事）发地公安部门，对信息的性质、危害程度、传播范围及舆情发展的轨迹和特点等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处理负面信息，开展网上舆论引导。

（三）组织新闻

组织新闻会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公安部门掌握话语权的关键步骤。如果公安机关“沉默不语”，自己不说，等别人说，甚至有人伺机乱说，谣言就会满天飞。英国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M. Regester. Michael）在《危机公关》（Crisis Management）一书中提出危机处理时把握信息的3T原则。即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强调政府牢牢掌握信息主动权；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强调危机处理时政府应该尽快不断地信息；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强调信息全面、真实，而且必须实言相告。借鉴3T原则，结合涉警舆情的特殊情况，新闻过程可遵循以下五个原则：

1.第一时间原则

涉警舆情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启动公安新闻机制，安排新闻发言人，做好媒体应对工作，尽快安排新闻会，及时权威消息，对案（事）件处置措施、进度和结果及时向公众通报，告诉公众真相，正确引导舆论，维护公安部门形象，维护社会稳定。

2.准确、守纪、适度、保密原则

涉警舆情新闻应遵循准确、守纪、适度、保密原则。新闻内容及口径须经本级涉警舆情处置部门审核同意，未经授权的任何单位和民警一律不得对外信息或泄露案（事）件信息。

3.自己原则

涉警舆情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利用公安部门的网站、微博平台，实时公布案（事）件最新情况，成为权威消息来源，及时回应公众疑问，满足公众知情权，防止有人无意、有意或恶意传播虚假信息，混淆视听，造成公众恐慌，引起群体极化。

4.信息滚动原则

对重特大涉警舆情，应利用媒体和公安部门的网站、微博平台滚动新闻，公布事件处理最新状况，及时答疑解惑，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同时可设立新闻中心，接待媒体记者。对国内外媒体记者申请采访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受理。对已经批准或按有关规定可以采访的记者，要热情接待，及时通报信息，并主动提供电话、传真、网络等服务。

5.跟踪研判原则

新闻后，要对媒体报道、舆情反应等情况进行研判与评估，实时跟踪事态发展和舆情发展，及时调整应对措施。

四、涉警舆情处置策略

涉警舆情处置关系公安队伍形象，社会稳定，在处置过程中应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心理和传播规律，科学实施舆论引导，全力预防和化解涉警舆情危机。在具体处置过程中，可按照以下处置策略操作：

（一）安抚群众，表达同情

对造成人员伤亡、群众利益损失的案（事）件，应通过媒体表达公安部门的关切和同情，安抚群众，同时表达迅速查明真相，依法公正处理的决心和态度。

（二）勇担责任，争取信任

对涉警负面案（事）件，如情况属实、责任清晰的，应诚恳道歉，表明知错就改的立场，主动通过媒体公布事实真相和案（事）件处置进程以及善后等情况，积极争取公众的谅解和信任；如经查证公安民警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但确实存在执法不规范、工作不严谨等不当行为的，应及时在媒体上公布处理结果和善后措施，表明改进工作的态度；如情况尚不明晰、责任尚不清楚的，应及时在媒体上说明先期处置措施，表明认真调查、决不护短的态度，疏解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避免沉默、回避、粉饰、袒护、对抗。

（三）澄清真相，以正视听

对于媒体误会、讹传、失实报道甚至故意制造假新闻、恶意炒作引起涉警负面舆情的，要迅速查清事实真相，据实进行交涉，要求媒体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消除影响，以正视听。同时将报道失实造成的危害向党委、政府及宣传、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汇报，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联合政府，权威

为利于涉警负面舆情处置，可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及其他权威部门，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办公室或第三方的名义对案（事）件处置情况进行。

（五）引导舆论，树正面形象

对涉警负面舆情先期处置后，要剖析原因，及时对外。同时可通过媒体公安工作成绩、公安队伍先进典型、便民服务措施等正面信息，加强舆论引导，塑造公安部门和警察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5

“公正历来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美德和崇尚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制度所应具备的优良品格。”在我国，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追求，而实现这一最高追求，离不开新闻舆论监督这一行之有效的一种监督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终极目标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司法作为国家评判是非曲直的工具，是国家所制良法的直接适用。而新闻舆论监督作为非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站在公众立场上对国家司法活动作出自发性的评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司法过程所展现的丰富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的刺激陸，对于新闻媒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往往成为新闻媒介追逐的热点，”也正基于此。两种由于不同立场而作出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而相较于国家的司法活动，新闻舆论监督所凭借的新闻媒介因其与生俱来的时效性、公众性、广泛性等特点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大。难免给国家的司法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应当看到，尽管二者在终极目标上是同一的。但因于二者性质、特点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具体体现 

新闻舆论的非理性与司法理性之间的内在较量。在概念学上。非理性与理性是完全相对应的。如果说，理性是指思维和意识所支配的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精神过程。那么非理性则是指不受思维和意识所支配的人的无意识、直觉、情感和意志等精神活动和精神过程。如果说。理性具有自觉性、抽象陸和逻辑性等特征的话。那么非理陸则具有不自觉性、非抽象性和非逻辑性等特征。新闻舆论是人们对社会事务各种态度、意见及意识的统一体，通过作出带有倾向性的评论而广泛传播，在本質上类属于社会评价范畴，内含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它迎合了社会大众的需求。是社会公众意识的集中反映。在为人们提供平台自由发表言论的同时。也为许多非理智因素的生长滋生了天然的土壤。他们根据自身的喜好、对社会事件肆意发表评论。并与其他意见不合的观点互相攻击。相较于此，司法活动是一项理性的、严谨的法律推理过程。首先，它的活动主体是经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法官。其次。它需要法官经过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如证据调查、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充分地发表辩论意见等，结合证据及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最后的判决。公正是司法的最终属性，法定程序是必备要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是基本要求。整个过程不以自己的喜恶来决定。在实践中。新闻舆论的非理性与司法活动的理性之间屡屡进行着内在较量。如2010年“李刚案”、2011年的“药家鑫案”等。药家鑫案本身并不复杂，被告人驾驶车辆撞倒被害人后，不但不进行救助。反而对其边连捅数刀最后致被害人死亡。完全可以刑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定罪量刑。但随着新闻媒体的介入。舆论开始发酵，不仅就这一恶劣情节进行过分解读，甚至引申出“农村人难缠”的观念，使得城市与农村在地域上进一步对立。腾讯网还自发组织药家鑫案大讨论，甚至引出“药家鑫不死，法律必死，两者中得死一个”之论。这样如洪水猛兽般的舆论倾向，给法官在死刑和死缓的量刑上带来了很大压力。给法官公正审判设置了很大的心理障碍。使法官的专业判断无法正常发挥。 

新闻舆论的自由性与司法独立之间的激烈碰撞。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社会矛盾大、贫富差距突出仍然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综观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新闻舆论大反响的司法案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非所有的司法案件一律能引发新闻舆论的漩涡。但案件一旦被贴上“管二代”、“富二代”、“权钱交易”等标签，就很容易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经过系列连环报道及炒作，成为时下的舆论热点。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新闻媒体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正当其用，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也越来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得舆论的自由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基于新闻媒介报道的自由性、及时性和典型性等原则，必然对于司法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带来天然的侵犯。同时。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媒体如何监督司法仍然缺乏必要的监管，相当部分甚至仍处于空白地带、媒体报道和评论司法案件的必要限度仍未明确等。使得新闻媒体在实践中往往因过多地强调言论自由而超越了对司法案件报道的应有界限。由此产生的后果即是导致“媒体审判”凌驾于司法审判之上，对司法独立造成最终的侵害。 

新闻舆论的道德性与司法专业性之间的天然鸿沟。如前文所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在终极目标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但二者在追求并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评价标准上不同的。前者更倾向于将公序良俗作为评判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体现为新闻舆论的道德性，反映的是公民最原始道德层面上的公正。这种舆论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尤其对于各类事件中的弱势群体，更容易产生同情和支持的心态。湖北的邓玉姣案尤其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征。当然。对这一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已经很难去评判。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该案的最终作出是在新闻舆论的影响下。在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二者博弈后的产物。而贴上国家工作人员标签的张金柱案则恰恰相反，无论专业律师为其所作的辩护多么精彩，在全国新闻舆论的汪洋大海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笔者无意为张金柱翻案。只想说明在该案中。新闻舆论对案件的强势干预及毫无原则性的倾向性评论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实际上对于司法公正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司法审判活动不同于新闻舆论以道德和情感为标准，而必须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偏不倚地作出公正的判决。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们必须严守法定的程序，保持专业的素养，以理性地态度脱掉有色眼镜去看待整个案件本身。但作为社会中的人，难免要与其他世界万物发生联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新闻舆论的影响，从而对案件的认识和判断与法律规则之间形成一定的偏差。同时，基于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国情。新闻舆情也是权力部门关注的焦点。当它们感受到舆情的压力时。权力部门也往往会向司法部门施压，进而影响司法活动的进行。也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道德性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之间存在的天然鸿沟，导致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平衡路径 

健全新闻舆论监督体制 

第一。应当加强和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建设。在我国，新闻立法经历了上世纪8。年代初的动议、活跃、隐没的发展轨迹，从最初的《新闻法》初稿，到《新闻出版法》初稿，其中包含了许多法律人的智慧和汗水。但由于同时期台湾地区《出版法》经历了从制定到修改，到废止的漫长过程，本着谨慎的原则，我国的新闻立法暂时搁浅。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进步，应当重新开启新闻立法的筹备工作，结合现实国情，尽快出台新闻法或新闻出版法，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合法有效地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在实施新闻立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新闻自由作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合法延伸。应当充分保障新闻舆论的存在空间，保护其权力的自由行使；其二，依法划定新闻媒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新闻媒体对于司法监督的方式及行使时间。强化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其三，新闻立法不能仅局限于一部新闻法，应当着眼于建立一整套系统的、涵盖多方面内容的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体系。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范围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大化。 

第二、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组织的自律建设。如前所述，媒体监督具有自由性、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及道德性等特性，行业自律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由于人物、时间和空间的虚拟性。使得对于参与其中的人员难于管理，也由于缺乏强制力而作出的惩罚力度很小，最多也只能作出除名处理。因此，各新闻媒体行业组织在成立之时就应当建章立制，并对行业内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加强与政府的联动。对成员违反章程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完善新闻媒体的行业规范建设，明确成员的行为规范，引导各成员省已自律。共建新闻舆论阵地文明之风。有效发挥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加强司法制度建设 

贺卫方先生曾经指出。“在社会利益重组过程中，是否有廉洁、公正、中立的司法体系和高素质的司法阶层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命运的大问题。…同时社会又必须变化，在稳健过程中求得良好的变化。此时核心还是司法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讲，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目前。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屡屡存在冲突，司法制度本身也有着极大的问题，亟需改革完善。总体而言，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及司法队伍庞杂素质不一。就如何进行司法改革，学界学者已经进行过充分的思考，并有相当多成熟的见解。学者们认为，第一，应当将现代司法理念武装到全体司法从事工作人员中的意识中去，充分贯彻司法独立原则，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第二，实现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司法独立要求法律的适用者只将法律认作唯一的上司。只对法律的社会属性和人民意志负责。与国家其他行政机关和团体完全独立开来。要实现所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宏伟目标。司法独立必须努力实现，通过保障与行政机关的对等关系。避免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施压直接千预司法。引导司法者在法律规则和事实的指引下实现对法律的适用，同时，改革法院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财政，拨体制，使人事脱离地方行政部门，财政专门纳入人大财政预算，单独开支。也只有在人事、财政等多方面实现独立，司法独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第三，去除司法活动的行政化运作。司法活动的行政化表现为，司法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审判管理职能相混淆，审判管理甚至被包含于行政管理之内，案件合议的最终决定结果也按照职务的高低来确定。这种典型化的行政化运作模式。实质上完全架空了司法者独立从事司法活动的权利，违背了司法独立性的本质要求。当前正在各级人民法院开展的法官员额制改革。虽是对司法去行政化所作的努力。但实施效果并不佳。尽管实现了裁判文书的自审自批，对案件终身负责制，但人事行政并未与地方完全脱离关系，院长、庭长等领导亦几近百分之百入额，行政事务并未与审判业务实际相分离。在合议庭组成人员中亦享有案件的最终决定话语权。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实行法官终身制。除因法官自身原因、构成犯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等原因不适合再担此职位。法官不受其他任何原因停止法官职务。同时，从事审判业务的一律不得担任领导职务，实现行政事务与审判事务的真正分离。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构建合理的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关系 

首先，作为司法机关，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新闻舆论介入创造条件。司法程序与一股程序不同，许多人又不甚了解，如果一味地强韦性地不许新闻舆论的介入，反而能激起人们更大的好奇。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整个司法审判活动置于阳光之下。接受人们的监督。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于的知情权以、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自2009年起先后出台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决定》、《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规定》等文件，为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审判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随着新兴媒介的兴起。上述文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降低新兴媒介报道司法审判活动的准入门槛。从而真正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建立了该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宣传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反映了我国司法审判能够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决心印信心。但由于该制度并未确立会何时如开。如何召开等问题。这一制度的优势远远有待深入挖掘。在当前互联网等新兴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第一时间去除舆论误区，引导新闻舆论在正确的轨道上宣传并扩大影响。在完善该制度时。可以确立定期召开和不定期召开会相结合的方式，并利用互联网，与网民等受众开展实时有效的互动，为他们答疑解惑，传播司法公正正能量。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6

【关键词】网络时代　法律监督　舆论监督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友曝”越来越多，客观上倒逼检察机关进一步走向检务公开，加强对信息的披露，对公众的疑问及时予以解答。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深化，群众要求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每年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检察机关加大对司法不公案件的监督力度。

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实施舆论监督。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实施法律监督。从监督而言，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党与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和谐，是天然的同盟军，有着互为配合互为支援的使命基础。

一、媒体是检察机关的重要线索来源

媒体以信息为天职，媒体的报道能为检察机关办案提供重要的线索来源。

这是因为媒体触角广泛、反应迅速，对重大事件、重大事故等社会热点问题能在第一时间予以报道披露，为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重要线索。以前。媒体自身更多的是承担一种宣传功能，对信息的披露并不是很重视。随着都市类媒体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媒体信息的角色本位日益加强，成为检察机关线源的重要性也日益加强。

一是媒体提供的信息量日趋丰富。人类步人信息社会后，对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产生的信息也不断膨胀。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各类媒介的蓬勃发展，传统平面媒体版面增多，进入“厚报”时代，网络媒体则走向专业化细分化，一时间，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是海量信息。

二是媒体提供的信息质地不断优化。新时期，媒体的报道关注领域不断拓宽，时政、经济、民生、社会、时尚，几乎无所不包，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状况。同时，信息的结构也得到了优化，信息质地不断提高，与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需要的信息也自然就“水涨船高”，日益丰富起来。

“反贪靠举报、反渎靠读报”，实践中，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发现线索从而进一步查处职务犯罪的例子很多。比如云南“躲猫猫”事件，就是网络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从而揭出监管场所的安全隐患，引出对牢头狱霸的严打以及对监所的整治。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这为媒体的信息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也有深刻影响。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让媒体在信息披露上更加及时与方便。能为检察机关提供重要的监督内容。

1.媒体报道的面更宽泛。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了应当主动公开的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这些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项，政府都有义务告之。尤其是针对矛盾比较突出、公众反映强烈的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以及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条例也明确将其列为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以前媒体不便报道的事项，根据条例都可以报道了，为检察机关提供的线源也就多了。

2.媒体报道的角度更深入。

随着传媒业自身的发展，媒体在报道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丰富，不再停留于浅表层次的信息披露，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深度报道近年迅速兴起，客观上为检察机关展开深入监督提供了事实与依据。

还是以云南“躲猫猫”事件为例，如果只是报道一个简单的信息，只是说某服刑人员死了，可能不会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也不会引起检察机关的关切。正是因为媒体的深度思维，从深层次暴露了牢头狱霸等监管场所长期存在的痼疾。表明这不是偶发事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质，让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这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起信息的深度披露，也就促成推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执法大检查行动。

3.媒体报道的“语境”更多样。

作为媒体，每天能收集的信息很多，公开见报或上网的只是一部份，大部分信息并没有向社会，这其中既有不便公开、只宜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供相关部门参考的，也有从新闻价值或纪律上达不到标准要求的，这些信息，也都可以作为线索提供给检察机关。

同时，媒体披露的一些信息，本身可能就隐含着一定的案件信息，可作为检察机关介入的由头。比如，报道某官员家中失窃巨款：报道矿难或事故中的行为：披露某官员有多处别墅或建有豪华大墓等，这些反常的事件，本身隐含着官员可能涉嫌贪渎的信息，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提供了线索。

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早已深刻地认识到与媒体合作的重要性，并将媒体的报道作为可以借重的力量之源，广州市检察院在2002年的工作要点中就明确指出，为提高法律监督水平，要将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作为监督重点，注意发现肃清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等犯罪案件。2005年初，成都市检察院出台了《受理新闻单位移送案件线索实施办法》，将媒体监督作为立案线索。

这样做的好处是，网络等媒体所关注的案件，往往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案件，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进行重点监督，既顺应民情民意，满足群众知情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同时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二、媒体监督与检察监督的相互促进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者，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二者从各自领域担当着社会监督的使命。

媒体除了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提供线源外，舆论监督的本身能有效促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为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更好地推进司法的公平和正义。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对民生事项、社会热点的监督，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又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丰富的新闻素材。

1.媒体监督能为检察监督提供强大助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指出。民事行政检察是最贴近群众、最关系民生的检察工作之一，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姜建初说，民事行政检察要重点监督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损害群

众合法权益、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对涉农维权、弱势群体保护、劳动争议、保险纠纷、补贴救助等涉及民生的错误案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错误案件，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情形的案件，坚决依法抗诉。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重点，正好也是媒体重点关注的报道领域，尤其是都市类媒体，对民生新闻素来十分投入。

因此，媒体的舆论监督若运用得好，能形成一股强大的促进检察监督的助力，对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营造氛围：媒体对案件的曝光，对反腐的宣传，能使群众加深对职务犯罪的认识，反过来促进群众的举报监督，激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营造一种严格执法、有罪必究的舆论氛围，形成激浊扬清、人心思廉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加社会对检察工作，对司法公平的信心。

――排除干扰：由于职务犯罪和司法不公问题，大多案件复杂，办案难度大。媒体的介入得当，不仅不会“添乱”，反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上级的高度重视，将案件置于大众监督之下，能有效制约和震慑阻挠办案者，有利于检察机关查办案件时克服阻力、排除干扰。比如，上海的“钓鱼执法”，就是在媒体的干预下，了最初的对执法部门偏袒的结论，最终还原真相，让正义得以彰显，相关责任人得到惩处。杭州的飙车案也是如此。在舆论的监督之下，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最终引起上级部门以及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让案件的处理进一步公开透明，保证了公正公平，让“70码”说成为笑谈，严防了职务犯罪的发生。

可以说，媒体是检察机关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媒体及时报道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并把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呼声反馈回来，能使检察工作更加体现为民特色。根据检方的需要，媒体对一些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进行有意识的配合报道，能为案件的顺利查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达到好的社会效果。

2.检察机关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支持。

媒体能为检察机关提供助力，检察机关也能为媒体“撑腰”。

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机关，提供的信息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来自检察机关的信息，可以有效增加媒体报道的公信力。检察机关的案件信息以及检务信息，由于代表公权部门发声，可信度与严肃度都是很高的，比媒体自采的信息，更值得受众信赖，也就具有更高的公信力。

二是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的时候，会查办诸多案件，尤其是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大要案，这些信息的披露，能为媒体提供极佳的新闻素材，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如果指定某媒体为独家信息渠道，则能大大提升媒体在社会的影响力。

三、媒体与检察机关良性互动的构建

良好的舆论监督对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是一种推动，两种监督密切合作，在彼此独立中双剑合璧，可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与配合，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有些方面基本已形成共识，被认为是可以着力的地方：

1.保持良好的沟通。

在社会热点或敏感问题上，双方可以保持良好的沟通，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热线联络”管道的畅通。这样的话，检察机关哪些需要媒体帮助的，或媒体有哪些方面需要检察机关提供便利的，都可以协商。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推行阳光检务、检察开放，通过新闻来实施检务公开，透过媒体促进办案活动的公开和透明，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并把网络等媒体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注意听取网民、媒体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媒体建立涉检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对舆情反映的检察执法办案及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研判，及时调查核实。及时公布真相，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通过媒体细心捕捉舆情反映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线索，把它作为检察机关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一个重要来源，使舆论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

媒体也可以向检察机关咨询或提出采访的要求，落实报道口径以及篇幅、时机的问题。

2.确立长期的协作。

检察机关与媒体可以确定长期的协作机制。比如，检察机关定期主动向媒体通报工作，使媒体了解检察工作重点，哪些能报道哪些不能报道的，要及时提醒：不妨碍案件办理时，检察机关允许媒体跟踪采访。新闻媒体及时主动将发现、收集的可能存在职务犯罪的新闻线索送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媒体所提供的线索信息及时将查处情况予以反馈。

3.推动彼此的互信，

新闻媒体与检察机关还有一个互信机制的建立问题，这是因为在实践中，通常会发生舆论监督与干预司法的界限问题，以及新闻报道与新闻侵权的边界问题，这之间的度不好掌握，稍不注意，媒体就可能越界。这就要求媒体与检察机关须有良好的互信，只有彼此信任，才不会因误会误伤而误判，影响双方的合作。

四、媒体需要把握的“度”

1.舆论监督不能干预司法。

在任何国家，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时，不能异化为“媒体审判”，即不能干预司法。因此，媒体对社会热点、对案件的报道要有个度，不能漫无边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全国两会期间就表示：我们也会及时关注到老百姓的关注点。但是有的时候媒体也会干预司法。热炒一个案件，这样的话不好。因为“案件有一定的保密性”。他认为，“看守所的事可报不可炒”。他举例说，有一个躲猫猫，一个类型的案件就都会关注起来。比如“喝开水死”“鞋带上吊”等，其实，这些案件可能不一样，“躲猫猫”的背后是牢头狱霸，“喝开水”的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刑讯逼供。

毋庸讳言，2009年有些案件受到网络等媒体的过度关注后，给司法工作是造成了一定压力的，比如几起醉驾案件的刑罚适用，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法律监督是一种司法权，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没有国家权力属性。如果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案情作出判断，或者对涉案人员进行定性或定罪的推论，就是干预司法了，未审先判会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因此，新闻媒体应尽量只做客观报道，不发表带倾向性的评论和意见为好，以免误导受众：对案件办理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理解时，也不必急于发表意见，以免滋生纷扰。

2.新闻报道不得侵权。

新闻报道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用事实说话。具体到案件报道，须不偏不倚，兼顾双方。如果只偏向一方的观点，就有失公正。或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主观臆断，夸大其词，都会造成报道失实，也就容易造成新闻侵权。

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在谈到新闻工作者从事舆论监督的素质时，提出“记者搞批评报道不仅要有法制观念还要具备相当的法律知识，起码要具备自己想报道领域的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知识，在批评性报道中违背法律规定，是最危险的。”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报道什么，该怎样报道，首先要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衡量，要以法治的观点为先导，避免非理性的误导。且要注意保密，不得违反办案规定泄露案件秘密，对于不宜公开的内容。不得披露。

舆论监督要符合法治精神，要为推动社会的法治进步做动力。这是媒体必须恪守的原则。

同时，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一定要与司法部门联系沟通，注意报道的口径与用词的规范。注意报道口径是在案件定性上不能出偏差，比如，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是不一样的，挪用公款与受贿是两码事。渎职罪又有它的含义，重大事故与特大事故又有区别，这些都不可以混淆。如果用词不规范，稍不注意，就会产生法律问题。比如。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能进行言词贬损，不能侵犯隐私，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及服务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也不可轻易定性，不可随便将某一款产品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品牌的问题。因一个数据的不慎形成失实报道，造成新闻侵权的惨痛的教训，在不少媒体都曾发生过，媒体人应牢牢记取。

注释：

[1]《检察日报》2010年3月11日

[2]《新京报》2010年3月9日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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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象明.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J].政治学研究，2000（2）：38-45.

[6] 刘笑霞.论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1，13（6）：9-14，30.

[7] 侯卫真.论政府信息化取向与信息能力构建[J].档案学通讯，2008（6）：54-57.

[8] 王协舟，盛志喜.政府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基本认知及价值取向――基于政府与公众的双向视角[J].图书馆学研究，2009（6）：57-61.

[9] 米平治.试论我国电子政务的价值取向[J].中国行政管理，2004（2）：27-29.

[10] 刘强、吴江.政府信息资源分类共享方式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4（10）：77-83.

[11] 夏义.政府商业性信息资源获取与利用的市场化模式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7）：121-124.

[12] 唐兴军，齐卫平.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4（3）：83-90.

[13] 段尧清，宋霞.政府信息公开的多层性价值取向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08，26（2）：179-182，187.

[14] 罗贤春，庞进京.政务信息资源价值流模型及功效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13）：20-26.

[15] 罗贤春，余波，姚明.信息链视角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4（6）：35-40.

[16] 李广乾.论电子政务的社会职能[J].电子政务，2012（5）：27-32.

[17] 辛静.新公共服务理论评析――兼论对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D].长春：吉林大学，2008.

[18] （美）Janet V.Denhardt，Robert B.Denhardt.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9] 中国网信网.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6-23].http：///xwzx/gnsz/gdxw/201507/23/t20150723_6022843.shtml.

[20] 人民网.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EB/OL].[2016-06-24].http：//.cn/c/2014-07-24/111830571953.shtml.

[21] 唐绪军.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5（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2] 罗贤春，庞进京.基于自媒体的政务信息传播“小世界”模式[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6，39（6）：82-87.

[23] 余军华，袁文艺.公共治理：概念与内涵[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52-55，115.

[24] 汪玉凯.“互联网+”是“互联网2.0+创新2.0”的新经济创新模式[J].办公自动化，2015（5）：6-8.

[25] 刘红波，汪玉凯.互联网+政务：驱动社会治理创新[N].光明日报，2015-08-24 （11）.

[26] Ali O，Soar J，Yong J.Impact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on E-government[J].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Software Technologies.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465）：272-290.

[27] Aikaterini Yannoukakoua，Iliana Arakab.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Open Government Data Synergy[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47）：332-340.

政务新媒体管理方案篇8

关键词：言论自由；广播管制；公平原则

“思想自由市场”理论是17世纪以来约翰·弥尔顿等资产阶级思想家阐释言论自由的哲学基础。然而，媒体垄断的现实使人们对该理论的有效性产生疑虑。自19世纪末开始，媒体的集中化和垄断现象愈演愈烈，使经济和政治上的弱势者无法借助大众媒体表达意见，造成思想和言论表达的不公平，此即“思想自由市场”的失灵，这为政府管制媒体提供了理论及现实基础。公平原则即是在此背景下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广播领域内提出的一种管制政策。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美国广播电视领域内公平原则的历史及现状，为我国在媒体领域建立类似制度和规则提供参考，以保障公众公平和利用媒体的权利，恢复媒体市场中各种力量的平衡。

一、公平原则的产生及其司法确认

从美国的历史看，公平原则的产生与国家广播管制政策的演变一脉相承，也与电讯技术的发展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密切相关。FCC和联邦最高法院均认为公平原则对广播的管制原理建立在无线电频率稀缺理论之上。即传输无线电信号的电磁频谱或波长是一个有限的媒介。正如一条现代高速公路只能通行一定数量的车辆，波长也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无线电信号。高速公路上车辆过多会导致事故与堵塞。太多的无线电信号充斥在频谱上也会导致类似的混乱。信号会相互重叠与干扰。于是，频率稀缺的现实以及潜在的信号干扰迫使这一工业不断请求设立一个比商业部权限更大的政府机构，即～一个可以根据具体的管理规则给申请人分配频率的机构。在1943年的“NBC诉合众国案”中，弗兰克福特大法官首先依据频率稀缺理论确认了广播管制立法的合宪性。为了保障美国民众在广播方面的最大利益，政府将空中的频率资源视为一种公共财产，根据《1934年联邦通讯法》建立了FCC，以“公共利益、方便和必需”为标准发放广播许可证并制定和执行相关管制政策。这样，频率的有限性成为FCC管制广播的前提，公平原则即是其运用准立法权基于公共利益标准而形成的一种管制规则。

公平原则自1934年建立后，FCC就开始阻止广播电台所有者有偏见地报道争议性问题。1940年FCC提出“五月花原则”，禁止电台所有人在广播中插入偏向性的编辑意见。1946年，FCC“蓝皮书”，暗示广播电台有报道社会争议性主题的积极义务。此时，美国全国广播协会游说FCC推翻“五月花原则”，并确认广播电台的编辑权。1949年，FCC认可了广播电台的编辑权，但是在《关于广播持照人编辑意见的报告》中认为电台有义务公平处理争议性问题，指出“公共利益要求相对立观点之间自由和公正的充分竞争，因此委员会认为该原则适用于所有公众对重要问题的讨论”，这是对公平原则基本涵义的首次阐述。1959年，美国国会修订《1934年联邦通讯法》，将公平原则写入法律，在第315(a)条中规定：“广播持照人应当为在重要公共事件讨论中相互冲突的观点的表达提供合理的机会。”根据FCC的政策，公平原则对广播公司主要施加了两项积极性的义务。第一，它们必须留出一段合理的时间报道它们的服务区内为公众所关注的重大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第二，一旦报道了这些问题，广播公司必须为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相互冲突的观点提供为大众所知的合理机会。

然而，公平原则的执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起初该原则在实践中极少适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FCC加强了执行力度后，其合宪性才开始受到质疑。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9年“红狮广播公司诉FCC”案中明确维护了公平原则的合宪性。1964年11月，由于红狮广播公司播出了哈吉斯对库克的攻击，库克要求红狮广播公司提供回应哈吉斯的机会，而该公司认为公平原则中的个人攻击规则仅要求广播公司在被攻击者没有赞助的时候提供免费的回应时间，因此该公司要求库克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无法找到赞助。在随后的申诉中，FCC裁定库克无须证明他既承担不起费用也找不到赞助。FCC认为，公共利益要求公众得到获悉另一方观点的机会，即使广播公司必须自己承担回应时间的费用，它仍负有为被攻击者提供回应时间的义务。

在联邦最高法院对“红狮案”的复审中，参加审判的七位法官一致认为公平原则没有违犯宪法第一修正案，FCC的立场符合宪法。怀特大法官指出：“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保护和促进传播交流，如果它不允许政府通过颁发广播许可证的办法、限制许可证的数量来避免频率堵塞的办法来实现无线电通讯，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政府有权对执照持有人施加限制，以便让某些观点可以通过这种独特的媒体得以表达，并防止执照持有人的私人广播业垄断新闻媒体市场。最高法院补充道：“观众和听众的权利，而不是广播公司的权利，才是压倒一切的。公众方便接收社会、政治、情感、道德等思想与经验的权利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最高法院在“红狮案”中却又暗示，它并不打算让公平原则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法院在判决中附加了这样一个限定：如果1969年判决后广播技术的发展证明了公平原则总体的效果将带来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减少而非增加时，则应对其重新考量。可以说，最高法院在维护公平原则的同时，却又暗地里拉开了废止该原则的序幕，为后来其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二、公平原则的废止

20世纪70年代末放松管制的呼声日起，要求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缩小政府管制的范围和降低管制的强度。以此为契机，很多批评者质疑公平原则存在的现实基础。1986年，罗伯特·博克法官在“TRAC诉FCC案”中就说：“广播频道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是稀缺，不是只有油墨、运输工具、计算机和其他用于印刷品制作和传播的资源才如此。‘稀缺’本身就是很广泛的事实，所以很难说该对哪一种形式进行规范。”同时更多的学者认为，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稀缺理论已经成为过时的理论应当被摒弃。如Thierer认为：“该原则的支持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自从1949年以来广播世界发生了何等变化。随着信息来源和科技的增殖，公众可用广播渠道的数量已稳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为什么联邦政府必须监督广播以保证不同的观点能被听到。”因此，政府并不是确保广播电视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最佳人选。相反，市场本身是更好的管制者，良好的媒体问的

竞争将激励广播电视企业积极服务于公众的需要和利益。在此潮流下，国会、法院和FCC开始抛弃旧有的管制模式，大量的广播管制规则被逐渐废除，公平原则因之日渐萎缩直至最终死亡。

在1984年的“FCC诉女选举人联盟”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公平原则进行了质疑。法院明示，如果国会或FCC确能证明公平原则存在的效果是减少而非增加了不同意见的表达的话，法院将愿意对“红狮案”判决的宪法依据进行重新考虑。布伦南大法官表示：“近年来，基于频道‘稀缺’理论的广播管理的通行理论日益受到批评。随着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技术的出现，人们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通信台，从而使得‘稀缺’理论成为过时的理论。然而在国会或FCC没有表示技术已发展到需要修订我们广播管理制度的程度之前，我们并不准备重新考虑这种为时甚久的分析方法。”这样，最高法院基于对FCC权力的尊重把公平原则的命运交由其自身决定。

为回应最高法院，FCC开始重新审视公平原则。1984年5月，FCC进行了名为《广播许可证持有人所承担的一般公平原则义务》的调查研究，于1985年8月公布了《公平报告》。FCC认为，首先，公平原则由于可供公众使用的媒体日益增多而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其次，它减低了广播电视媒体的编辑权能，限制了新闻自由；更重要的是，它完全违背其目的，没有达到原来提升公众讨论的目的，反而产生了钳制电台的“寒蝉效应”，降低了讨论公共事务节目的数量和质量。FCC的结论是，“作为一项政策，我们不再相信公平原则能服务于公共利益”。尽管如此，FCC还是选择了在缺少国会明确指令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该原则。尤其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红狮案”的判例，FCC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判断其合宪性，同时它相信国会在1959年对《1934年通讯法》的第315条做出修订时，可能已经把公平原则纳入了该制定法。

在1986年9月的“梅瑞狄斯诉FCC”案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回避了对公平原则是否违犯了第一修正案这一宪法问题的实质判断。博克法官认为，公平原则并未经国会1959年的法案而成文化，该法案只规定FCC可以适用这一原则，而并没有义务必须执行它，它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推翻而不需征得国会的同意。这样，对公平原则正当性的判断属于FCC的自由裁量权，由此法院为FCC树立了路标，导致了该原则的最终消亡。

1987年，在对西瑞克斯和平理事会的申诉案中，FCC以4比0的表决正式废除了公平原则。FCC认为，仅仅频率的稀缺不能证明控制节目内容的合理性，公平原则的实施给编辑自由权带来“寒蝉效应”，其作用是取消而不是鼓励报道有争议的问题。因而，市场经济较之联邦政府规定的那些规则更能确保各种观点和意见的争鸣。西瑞克斯和平理事会对此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在1989年的“西瑞克斯和平理事会诉FCC”案中，最高法院同样没有将案件延伸到对第一修正案实质问题的探讨，而是判决认为FCC取消公平原则为其自由裁量权，因而确认了FCC行为的有效性。至此，可以认为公平原则已寿终正寝。不过，由于最高法院自始至终未对该原则的违宪性做出直接判断，未给它开出一张最终“验尸报告”，因此仍有学者担心其死而不僵。

三、公平原则的“涅槃”?

虽然公平原则被废止了，但是数年来对其合宪性的争论仍在继续。至于频率稀缺性理论已经过时的说法，有学者指出：“尽管新的传播科技广受欢迎，但是国会近来发现所谓新媒体的‘爆炸’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谬论。新科技没有取代空中的广播；没有什么新媒体可以很快代替广播作为实时的、全天候信息来源的独特地位。”因此，不论新科技有何大的进展，广播的独特地位仍是无可替代的，公众表达途径的短缺也不会因之得以根本改观。

正是因为如此，公平原则自被废止的那一天起，即有很多人展开了复兴运动。1986年10月，国会要求FCC研究执行公平原则的其他方法，并在1987年9月30日前向国会报告。国会希望FCC不要急于修改公平原则。1987年2月，FCC根据国会的命令开始研究公平原则的其他方案，但国会不想空等FCC的结论。同年4月，参议院以59比31票的表决通过了《1987年广播中的公平法案》，该议案意在将公平原则名正言顺地纳入《1934年通讯法》。两个月后，该法案在众议院也以302比103票顺利通过，并呈交里根总统批准。但总统随后否决了该法案，认为联邦政府这种基于内容的管制方式与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相抵触。尽管国会参众两院的大部分人仍支持公平原则，却无法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以否决总统的意见。

然而，对该原则的争论并未因此停息。1989年，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支持下，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展开了第二轮公平原则法律化的努力。对此，新上任的总统布什威胁道，他会像里根总统1987年那样否决与公平原则有关的任何法案。这样，国会的第二次努力也失败了。1992年11月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希望新总统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因而开始了复兴公平原则的另一轮努力。《1993年广播中的公平法案》被提交国会两院。不过，情况似乎也并不乐观，FCC主席詹姆斯·奎洛认为：“公平原则不属于倡导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最终，该法案在国会又被第三次击败了。

这一运动到今天似乎正达到另一个高潮。2005年2月1日，以施洛特为首的12名众议员向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提出了《广播中的公平与责任法案》，要求恢复FCC的公平原则。该议案建议修改1934年《联邦通讯法》第309条，增加一小段执行公共利益标准的规定，以达成四项目的：恢复广播的公平；确保广播公司遵守其负有的公共利益责任；推动媒体的多样化、地方化和竞争；提供公众对话的多样化视角和机会。2005年7月14日，欣奇及施洛特等众议员向众议院提交了关于制定《2005年媒体所有权改革法案》的议案，以防止媒体的过度集中、促进媒体竞争。该议案建议2003年6月2日FCC通过的放松媒体所有权管制的新规则无效，并要求FCC自2006年开始每三年审查一次该管制措施是否推动并保护了媒体的地方化、竞争和广播所有权的多样性，以适时加强、改变或排除上述管制措施。

可以说，在媒体垄断日盛的时代，公平原则扮演比以前更重要的角色。正如施洛特所说，新闻的偏见正日益侵蚀着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民主。我们的民主取决于消息灵通的选民。媒体支撑着思想的自由交流，并激励着我们思考国家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拥有空中电波的是美国公众而不是大的媒体集团。恢复公平原则势必将重建媒体的正直性，保证美国公众充分获知所有的观点。不管这些议案在国会的前景如何，近来的民意调查显示施洛特等人的时机选择或许正逢其时。2004年4月，由自由团体美国媒体事务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恢复广播公平与平衡的主张受到公众的高度欢迎。

不过，考虑到公平原则的争议性和复杂性，它是否能够

最终被废除很难定论。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施洛特和欣奇等议员的行动时机十分有利，但是历史也证明国会并不“奴隶般地踏着公众意见的鼓点前进”，相反可能会宣布立法干预广播编辑的选择权既不合宪也不可行，因而让公平原则继续“休眠”。对此，有学者评论道：“问题的关键点是，这场争论必然没有尽头。它们既是政治问题，也肯定是管制问题。一位新总统、一个新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届新的国会，都可能轻而易举地推翻既有的方针，甚至恢复以前的一些管制规则。有一句话虽是陈词滥调，但仍不失为至理名言：只有时间能说明一切。”

四、结语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1949年到1987年，“公平原则”存在了近40年，无疑满足了广泛的社会需求。随着放松管制的深化，媒体垄断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想象，而且该趋势似乎难以阻止。科技发展尽管在形式上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表达渠道，然而实质上这些多元的媒体正被极少数公司巨头所垄断。由于“富人在传媒和其他公共领域的传播空间中是如此具有支配性，以至于公众实际上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其结果是，穷人的声音可能被完全淹没”。媒体与民众的距离愈来愈远。可以说，现在的大众传媒已是“没有大众的大众媒体”。因此，政府的公共目标应当保证“强势者的言论不会淹没或损害弱势者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