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范文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1

近年来，受人口流动加速、家庭监护缺失和社会不良因素影响，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出现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妨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进一步完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切实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整改措施如下：

一、充分认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关系到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落实。及时有效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提升救助保护水平，维护好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指导和监督，及时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严厉打击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坚持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并重。积极主动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保障其生活、维护其权益；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文化和法制教育，强化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帮助其顺利回归家庭。

坚持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责任，不断净化社会环境，防止未成年人外出流浪。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落实政府责任，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各方协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积极性，形成救助保护工作的合力。

三、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部门联动

（一）区综治办要履行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职能；把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内容，认真检查落实；对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人数多、街头乞讨数量大，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地方下达督查通知书并限期整改，对整改达不到要求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二）区委宣传部要把流浪未成年人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考核体系，并积极配合有关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活动。

（三）区民政局要依托现有的救助管理站，设置适合流浪未成年人成长需要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救助工作向社区拓展，抓好对社区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从源头上预防流浪。大力宣传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积极意义，引导广大市民、慈善机构、企业关注和关爱流浪未成年人群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提供低保、特困户救助、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积极配合司法部门做好对监护人无法履行职责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保护工作；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受助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管理、返乡和安置；协助教育、公安、司法、卫生、劳动保障等部门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知识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医疗救治、技能培训等救助保护活动，帮助流浪未成年人获得谋生技能，为其回归家庭、社会、独立生活创造条件。

（四）区公安局应积极协助区救助管理站加强对流浪未成年人的管理。其中由成年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进行调查、甄别，对有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嫌疑的，要依法查处；对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携带流浪乞讨的，应当批评、教育并引导护送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无力自行返乡的由救助保护机构接送返乡，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要严厉打击诱骗、拐卖、残害流浪未成年人和组织、操纵、教唆未成年人特别是残疾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要针对流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加大街头的巡逻力度，组织专门力量在人流集中的车站、码头、广场、商业街、旅游风景区等易发案场所，主动发现和掌握流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苗头和动向，发现窝点摸清人员实施打击。要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作用，组织和动员居民提供线索，劝告、引导流浪未成年人向公安机关、区救助管理站求助，或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脱氧核糖核酸）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

（五）区市政园林局在执行公务时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公安或民政部门，并将其护送到区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对突发急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应当直接护送到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六）区发改委要帮助解决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建设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予以统筹考虑，并按分级管理原则予以支持。

（七）区教委负责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对返回原籍安置的适龄未成年人，及时接收入学；对家庭特别困难的，按规定纳入当地“两免一补”范围。积极探索适合受助未成年人特点的教育模式。

（八）区卫生局负责流浪未成年人疾病预防和医疗救治工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加强对区救助管理站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检查和指导，防止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区卫生局要指定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对区救助管理站突发疾病的未成年人进行救治。定点医疗机构在接到区救助管理站及社会上关于救治流浪未成年人的呼救电话后，应及时调遣急救车辆和人员将患者送往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并进行预防接种，所发生费用按我区关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有关规定解决。积极支持并协助救助管理站对受助未成年人开展健康教育，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九）区财政局要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经费和专项生活救助、医疗经费纳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机构经费统筹考虑。对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标准可按略高于成年人救助标准予以确定，切实保障流浪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安置。

（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将区救助管理站开展的流浪未成年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管理，积极支持区救助管理站对受助未成年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加强监督与指导。对年满16周岁有就业能力的流浪未成年人，由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为流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十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司法局要依法及时办理涉及流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加强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积极引导法律服务人员为未成年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配合公安机关打击与流浪乞讨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做好监护人无法履行职责的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对需要法律帮助的流浪未成年人，其本人法定人或区救助管理站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要及时为其提供援助。

（十二）区交通局、火车站要在购票、进出站、乘车等方面积极协助，在必要时为区救助管理站购买乘车凭证，为接送流浪未成年人进（出）站、途中护送等提供方便。

（十三）区政府法制办要适时探索建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制度，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安置和源头预防等相关规定，规范救助保护工作行为，强化流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和保护，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十四）区编办负责研究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有关机构编制工作。

（十五）团区委和区妇联组织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流浪未成年人工作。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安康计划”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总体计划。在区救助管理站设立社工工作站，鼓励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和社会热心人士参与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劝导、服务、教育、救助等工作，积极开展“一助一”、“多助一”等活动，帮助流浪未成年人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

（十六）区残联要协助民政和公安部门做好流浪未成年残疾人的救助保护工作。对区外的流浪未成年残疾人，积极与其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做好救助保护工作。对本区的流浪未成年残疾人，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教育、返乡、安置等工作；对年满16周岁有就业能力的，会同区人力社保局对其进行免费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帮助其就业。对流浪未成年聋哑人的救助保护，残联应组织人员提供手语翻译与培训。

为做好我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从今年9月1日起，利用一个月时间，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清理街头流浪未成年人，切实保障流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四、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救助保护工作合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建立民政部门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困难，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区政府督查室，适时进行全区通报。

（二）加强能力建设。各部门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现有救助保护机构作用，不断完善救助保护设施。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2

当前全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芜湖市已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下面，我就今后一个时期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增强三个意识，努力开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复兴。保护教育好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也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贯彻实施《若干意见》的实际行动。要率先全面建小康、率先实现现代化，必须进一步认识做好新时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树立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成长环境，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社会环境”，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芜湖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未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等也给未成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与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社会思潮、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理念，是我们面对的重大课题和挑战。我们要以《若干意见》为重要指针，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从培养新世纪合格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建设者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认真研究和解决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担负起教育、培养和保护下一代的历史重任。

二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把握好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的有利时机。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市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加快推进芜湖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的一年。这些年来芜湖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我市围绕“加快发展，强市富民”战略目标开展的一系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既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对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未保工作大有作为，任务艰巨，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我们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全心全意为未成年人成长成才提供服务，大力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要进一步增强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好新形势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是要不断更新思想观念。牢固确立“服务第一，预防为主”的宗旨。要深入到未成年人中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及时掌握他们需求的变化，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愿望加强引导，为他们提供服务，并切实解决他们在成长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做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二是要不断创新工作载体。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针对未成年人工作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要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创新活动内容，延伸服务触角，积极开展符合当代未成年人思想特点和心理特征的各类活动，如举办一些读书会、益智类的趣味知识竞赛、亲子教育讲座等。三是要不断深化工作内容。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完善功能，在整合社会各类资源、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服务功能。除了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法制宣传、权益维护等工作外，还要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生存发展、校外活动、生理心理健康、社会活动参与、司法保护、社会保障权等自我保护、自我成长方面的关注力度。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寻找更多能够牵动社会、影响社会、整合资源的载体，创新工作品牌。

二、突出三大功能，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优势和作用版权所有

正确认识和把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维权服务功能、环境营造功能，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自身素质，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当前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努力方向。

一要切实加强未保工作的宣传教育功能。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各级未保组织要对广大未成年人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各类主题学习活动，使未成年人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未成年人了解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实质，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远大理想，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能够适应芜湖发展、推动芜湖发展的青年人才。

二要努力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维权服务功能。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在整合资源、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建设的基础上，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齐抓共管，相互协作。各相关部门要不断挖掘潜力，以“切实履行维权职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进一步完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考核机制，拓宽创建领域，深化创建活动内容，扩大维权服务面。要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法制宣传、司法保护、法律援助、帮扶救助、权益维护等各项服务。要延伸服务触角，将维权服务向基层扩展，深入到学校、街道、乡镇和社区，逐步构建青少年维权联动网络。要提高优秀维权岗的质量和信誉度，建立并完善淘汰和退出机制。对维权功能退化、不符合市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要求的，予以摘牌，保证典型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三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环境营造功能。要进一步加大“五项保护”的工作力度，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每年争取解决一至两个未成年人成长成才过程中存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学校保护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大力保证农村和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在家庭保护方面，要通过举办各类家长学校以及家庭文化、法制教育培训班等，全面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在社会保护方面，要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要在文化市场、劳动用工、未成年人卫生保健等方面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大力优化社会环境，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保护方面，要坚持“打击与挽救相结合，维权与帮教相结合、履行司法职能与预防犯罪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司法保护。同时，要高度重视对特殊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工作，为智残、体残青少年和弃婴、流浪儿童以及未成年人中的特困、失足等弱势群体提供帮扶，使他们在接受教育、就业培训、回归社会等方面享受到特殊保护。

三、抓好三项工作，努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推动者，使命所系，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抓好组织基础建设，确保工作发展。组织体系是未保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一个地方未保工作的组织基础实不实，一看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制度能否始终保持完整和有效，领导班子能否随着机构和人员的变动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二看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分管领导和联络员能否到位、在位，能否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起到指导和推进作用三看经费的保障情况。任何工作的正常开展，都需要人、财、物的保障，未保工作也不例外。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未保工作是由各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的，部门的工作经费已经在预算中作了安排，因而对未保工作的专项经费没有予以考虑。事实上，未保工作有不少是专项性工作，需要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没有一定的经费保证是难以正常运作的。希望各县区也要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费纳入预算，予以落实。各级未保组织要根据未保工作的年度计划和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编制年度预算方案，争取将一些重要的专项活动列入相应财政预算计划，以保证活动的正常开展。版权所有

二要强化网络功能，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各级未保办人员和各部门的联络员，是未保工作的生力军和中坚队伍。这支队伍的工作责任性、敬业精神和业务技术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保工作的实施成效。为此，一要加强学习与交流，定期组织各部门联络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和业务培训，并不定期地开展横向、纵向交流。二要加强日常沟通和联络，保证各地区、各部门间的信息畅通和联络员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功能完善、体系健全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网络。三要在机构内部明确工作职责及工作分工，努力构建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网络体系。总之，各县区未保办都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队伍的建设，切实履行好职能，发挥好作用，并积极参与和支持市未保委组织的统一行动，努力实现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飞跃。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__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20__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__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__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的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主要为婚姻家庭类案件、继承案件及侵权案件。离婚、监护等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表达意愿、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来处理;继承案件中，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保障独立的财产权;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及时处理、及时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侵权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在尽快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让受害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的案件。

(四)执行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行案件，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兑现。对于无执行能力的案件，则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执行救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未成年人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成因

(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二)法院少审机构不健全。就全国法院系统情况看，除试点中院、基层法院外，绝大部分基层法院还未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附设了“少年审判庭”，机制、制度、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管理。

(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 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

(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宣传不够深入，贯彻落实不够有力，致使存在“误区”、“盲区”，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

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按照 “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少年法庭工作八字方针，推动完善少年法庭审判管理工作。及时出善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统一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力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办案人员要专业化、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实行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设立附条件不制度、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创造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的条件。因此，法院对相关立法精神要深入进行解读，联系实际狠抓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4

[关键词]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未成年人①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的未成年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案件以及某些特殊案件的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它是国家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彰显了法律人文关怀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我国人权进步与法

制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未成年人享有的一项重要人权

从人权的角度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是现代国际国内法律发展的一个进步趋势。未成年人权利为人们所认识的时间并不久远，直至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人的价值与尊严得到强调的时候才萌生未成年人是独立于成人的个体，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的思想。“国际人权法偏向于对儿童权利的承认以及对儿童最大利益的保护⋯。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变革――在历史上儿童一直被看作是他们父母的财产。”[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亲亲父为首”的纲常伦理制约下，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理念也甚为匮乏。“一般来说，卑幼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家族中只有尊长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至于一般族人或辈份低的人，即使年龄已达成年，其行为能力也要受到限制，仍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2]虽然矜老恤幼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但对于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认识的欠缺，最终导致了未成年人是被重视的但未成年人的权利却是被漠视的独特现象。

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国际社会所日益重视的人权之一。特别是联合国将刑事法律援助规定为一项基本公民权利，并由其制定的一系列涉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法律文件加以推广。例如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此外还包括1955年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85年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环境中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1988年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和1990年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法律文件。由于刑事司法的处理结果将涉及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因此，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都优先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并且在一些国家这项权利已经被规定为一项宪法权利。

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智力等处于发展阶段，与成年人相较具有以下不同点：一是能力的差别，这不仅包括决断能力，也包括逻辑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理解能力；二是相对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认同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认同感的发展动态性使得未成年人既易受积极事物的影响，也易受消极事物的影响。[3]因此未成年人一般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权利能力，并不具有充分理解和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能力，很容易使自己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除受上述提到的国际法律文件的保护外，还得到联合国专门制定的一系列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与法律文件的保障。如被誉为“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1985年11月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少年应有权由1名法律顾问代表，或在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国家申请这种法律援助。”此外，1990年的《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8条第1款也规定：“这些少年应有权得到法律顾问，并应能申请免费法律援助（如有这种援助的话），并能经常与法律顾问进行联系。”

二、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政府对未成年人问题向来是非常重视的，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了切实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与法规，从而使未成年人无论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抑或是刑事诉讼中，其合法权利都能得到保障。而且，我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与制定，并于1991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正式加入了这个公约。此外，我国政府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并赞同一些规定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联合国国际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

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作为未成年人享有的一项重要司法人权，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法律援助条例》中都有充分体现。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司法活动中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2006年我国未成年人受援人数83131人，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53591件，居于指定辩护案件量首位，且以较快速度增长。[4]我国自1996年建立与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未成年人受援人数逐年递增，司法人权保障情况逐年改善，取得了很大进步。

依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指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在人民法院审判阶段，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另一类是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一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或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是未成年人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予以法律援助，有助于切实从司法角度保障人权，有利于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人，使失足的未成年人得到正确的引导，日后重新回归社会。对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给予法律援助，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因为未成年人一般在经济上缺乏生活自立能力，法律援助有助于使其有机会获得平等的人权，有利于促成未成年人司法人权由法定形式转为现实。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是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也是维护与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但其在立法上、操作环节上等方面还存在欠缺。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与相关的联合国国际法律文件中有关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规定还有一定差距，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一些规定在我国的实施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范围过狭，不能涵盖所有未成年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由上述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范围可知，目前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主要侧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和追索抚养费等案件①，而对于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人身受到损害等案件却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②，从而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案件在现实生活中成为隐性案件。而且在我国，还存在受某种关押性的行政处分的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的问题，这类未成年人虽然没有受到刑事追诉,但是仍然面临着被监禁的可能，与此相关的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如《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和《联合国关于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的规则》中都规定对于任何被拘留或监禁的人提供法律帮助，在这些国际法律文件中，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范围并不限于被正式的被告人。

其次，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仅限于审判阶段，而不适用于审前一系列程序。依据目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仍然需要在适用指定辩护制度即在庭审阶段由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之后，法律援助程序才能启动，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提供的审前法律援助只能通过经济审查，将其归入一般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中，而事实上审前阶段恰恰可能是对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阶段。并且，在目前实践中，无论是侦查阶段还是阶段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多数都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立法上存在缺陷。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被追诉人权利特别保障的条款只有“法定人可以到场”、“不公开审判”和“指定辩护”等三条直接规定，并且分散于不同章节中。对于审前程序中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没有任何涉及。另外现行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也没有作专章规定，也是散见于条例的各个部分，没有体现未成年人不同于一般成年人而应予的特殊保护与优先保护，从而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规定有效衔接。

最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其他相关问题。例如目前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过窄。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一般由其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如侵权人是法定人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而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人。从而导致实践中父母双方都是侵权人时，出现无人可以代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空白。再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为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享有的隐私权，法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一律不公开或一般不公开审理。从而出现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不能通过旁听庭审检验法律援助的质量问题。抽样旁听庭审是实践中检验法律援助质量的有效措施之一，“通过旁听，可以了解律师在此前所作的准备工作，没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不可能有良好的庭前表现”[5]，但目前却不能运用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检验中。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建议与措施

针对我国当前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存在的立法上的缺失与实施机制中的困境，并以我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及其他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中的规定为标准，笔者建议在如下方面逐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

第一，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扩展化”。对于现实中存在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些隐性案件，应通过法律的概括性规定将其纳入法律法规保护的范围之中。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概括性条款，将所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因经济困难不能享受收费法律服务的未成年人都纳入法律援助保护范围之内，其都可以依法向国家申请法律援助，从而推进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立法与国际公约规定的接轨。

第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全程化”。目前对于在侦查阶段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性，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已基本形成共识。如已有专家提出建议，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从形式上到内容上对现有未成年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的规定予以完善，其中就包括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应当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的规则设置，从而体现未成年人诉讼的个性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6]而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针对在审判阶段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所显露出的弊端，主动与司法机关合作联系，在实践中尝试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前置于审查批捕阶段并延续到审查阶段。[7]因此，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早期介入机制,使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全程化”是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对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人权保障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第三，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专门化”。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对法律援助的特殊需求。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可以预见，面向未成年人群体的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将会出现并逐步增多。国家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专门性的法律援助机构。对于困扰法律援助机构发展的资金保障问题，也会影响专门性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与发展，因此建议一方面从立法上给予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应鼓励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寻求其他财政来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未成年人群体的需要。

第四，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专业化”。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质量。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员，其不仅应熟悉和掌握各种法律法规中有关未成年人的专门规定，还应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保证其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特点，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建议定期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开展在职培训或其他适宜方式的培训，从而使其具备并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同时，专业资格也是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改进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聘用和晋升等工作，以便他们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能。

第五，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上门化”。未成年人在小学及中学的教育中，接受到的法制教育非常有限，很多未成年人基本处于不知法不懂法状态。因此建议法律援助机构可与相关部门合作，尝试开展法律援助进学校、进社区服务, 提供宣传教育和法律咨询服务，并在社区、学校建立相应的未成年人保护和投诉机制。为了保障法律援助服务上门化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法律援助机构可与高等院校的法律院系合作，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在这方面，可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例如美国的法律诊所项目，它是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色之一。从美国的法律援助实践看，法律诊所项目已经成为法律援助的一支重要力量。法律诊所模式不仅使得学生获得了从事法律职业必不可少的实践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公益意识、职业道德。[8]

此外，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应分别找出有针对性的并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如对于前面提到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过狭的问题，建议在《法律援助条例》修改时补充规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未成年人父母拒绝代为申请法律援助时，未成年人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或者其他近亲属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机构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在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立法中已有所规定，如《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66条规定：“对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案件，未成年人可以直接申请法律援助；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也可以代为申请法律援助。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学校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组织以及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等可以帮助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或者支持未成年人提讼。”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督，应尝试采取抽样旁听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质量控制模式，如可以严格要求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应具备的专业水平、实务技能和执业年限等。

综上所述，法律援助是社会主义中国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因此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一项“民心工程”，更是一项神圣的国家责任。在现代社会中，人权保障的程度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有着内在的联系。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人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9]未成年人作为祖国的明天，其享有的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有效保障关系到整个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司法人权保障制度的构建与进步，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从保障未成年人享有的人权的高度，重视与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事业，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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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广安.中华法系的再认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

[3] 王岽兴.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原因探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4] 从卉.2006年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J].中国司法,2007,(5).

[5] 桑宁,蒋建峰.英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体系及启示[J].中国司法,2007,(1).

[6] 陈光中,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J].中国司法,2007,(1).

[7] 沈兵,顾珍芳.检察阶段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制的实践探索[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2).

[8] 孙建.美国法律援助制度考察[J].中国司法,2007,(7).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5

[论文内容提要]美国的互联网管制是在各方面利益协调和权衡中进行的，其中互联网行业利益标准、公众利益标准以及特殊条件下的国家利益标准都分别在网络管制的立法和实践中得以体现。互联网传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不同利益标准之间的冲突，而针对这些问题的管制实质是利益协调。美国互联网管制标准的多层次性以及实践申的灵活性值得参考。

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上色情、暴力等内容的伤害但又不限制其他人的权利?如何保证上网者不受垃圾邮件的干扰?如何保障网络运营商的权利不受侵犯?如何控制通过互联网传播威胁国家安全信息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国的网络传播中普遍存在。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制原则和政策的主要方面。

互联网发端于美国。1998年美国网民就已达6200万人，超过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如今美国有2.11亿网民，网民比例居世界首位。作为一个互联网发展最早和普及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在互联网管制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研究。网络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实质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管制就是协调这些冲突。互联网管制牵涉到多方利益，其中网络行业关心的是其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网络受众关心其信息传播和接受的权利保障和实现，国家也有基于全局和宏观角度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构成美国互联网管制中的主要标准。

一、行业利益的标准

互联网是新兴的传播技术，它既是传统大众传媒业的延伸，又带动了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软件开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管制归属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于网络管制负有责任。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大众电子传媒和信息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趋动力量，受到了以维护行业利益和促进发展为宗旨的管制和鼓励。FCC扮演了行业推动者和管制者双重角色。

FCC曾于1997年3月27日公布了《网络与电讯传播政策》报告，对网络与传统媒体进行了比较评估，提出了有关互联网管制的基本原则：政府应避免对网络传播行为进行不必要的管制；对于传统媒体管理的规范要有选择地适用于网络管理；政府鼓励网络行业的自律。这些原则避免了照搬传统电子传媒的管制方式，使互联网行业能够在较宽松的环境下发展。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业务的重要部分，美国政府积极通过制定法律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1997年7月1日，联邦政府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对电子商务提出了五项原则：民间主导发展；政府对电子商务应避免设立不成熟限制；政府只在必要时介入，并应着眼于支持与加强可预见的电子商务实际环境，还须顾及法令的简明与一致性；政府须认清国际互联网的性质；制定有关的电子商务法令，须着眼于便利全球贸易。可见美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网开一面”的。1998年出台的《国际互联网免税法》，更将这种鼓励制度化。该法规定3年内不对电子商务课税，以鼓励人们利用科技发展从事商务往来，促进在线交易的持续成长。为制止一些人通过对其他公司商标进行抢先注册而获取不义之财，1999年国会通过《反网域名称抢注消费者保护法》，该法保护公司商标不受到恶意注册域名行为的损害，规定任何人不得将他人的注册商标抢先注册为网络域名，确保了公司商标在网络上的权益。2000年又通过了《统一电子交易法》，此法规定电子签名将与书面签名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法作为对合同法的补充，使合同法中的有关规定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政府认识到，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公平竞争、合同履行、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假冒、增强透明度、增进商业贸易等等。

政府积极支持互联网行业自律。美国的行业协会五花八门，各种行业协会不仅为行业内的厂商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也通过行业自律避免在政府管制中处于被动。网络行业的各种协会主要是代表互联网业向政府交涉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并同其他行业及国外市场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各种网络行业协会也通过行业规范、公约等共同认可的条文推动行业实施自律，以确保行业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要求。对于违规者，行业协会将代表整个行业通过施加压力要求其改正，甚至可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使其在业内失去发展机会。美国的网络行业组织在网络管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美国电脑伦理协会制定了“十诫”，包括不用计算机影响他人工作、伤害他人、偷盗，等等。美国互联网保健基金会的网站规定了8条准则，各大论坛和聊天室都有服务规则与管理条例等。这种管制比政府的直接管制更有效，也更能促进网络业的发展，因而得到政府的鼓励。《国际互联网免税法》就对自律较好的网络商给予两年免征新税的待遇，而那些表现不佳的网站则无此幸运，比如商业成人网站经营者如果为未成年人提供缺乏严肃文学、艺术、政治、科学价值的裸体与性行为影像及文字内容，是得不到免税优惠的。

互联网发展初期，过多管制显然不利于其成长壮大。美国政府对于互联网行业少加管制、重视自律的原则，为网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而推动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成为美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二、公众利益的标准

公众是互联网的信息消费者。互联网的信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公众对这一新兴传媒饱含兴趣是必然的。但网络内容的鱼目混珠也考验着公众的选择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特别是未成年人，他们对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缺少抵挡的能力，因而需要受到保护、帮助和引导。为确保公众免受网上不良内容的侵犯，美国政府采取了“疏通”和“堵截”两种手段。“疏通”指的是政府为公众回避不良信息提供帮助；“堵截”指的是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内容进行“把关”，将那些不良内容阻截到特定公众群体的视线之外。

在“疏通”方面，美国政府呼吁家长关注未成年人的网上安全问题并给予指导。联邦调查局和教育部等部门制作并散发一些关于上网安全的指导手册，内容包括家长怎样才能够知道孩子是否受到网上不法分子的诱惑，如何向有关执法部门报告等等。政府还开设专门的网页以及电话专线，随时有关网上儿童色情活动的最新信息，使家长能够提高警觉。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上网，通过安全的途径在网上学习和娱乐，联邦政府还专门开办了网站KIDS.US。总统布什认为这个网站是“功能有如图书馆的儿童部，是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学习、徜徉和探索的地方”。该网站所有网页内容均受到核查，不含任何色情内容；没有聊天室和即时电邮服务；没有到任何儿童不宜访问的网页的链接等等。

在“堵截”方面，政府所用的主要技术方法类似于电影内容分级法。通过对内容进行分级阻挡那些不适合传播的信息。在克林顿政府试图利用法律规范网络内容的《通讯正派法》因违宪判决而夭折以后，美国政府即转向以科技手段对网络内容进行限制。美国有专门的机构对网络内容(主要是色情和暴力)进行评估，并按等级划分，以判定哪些内容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并帮助父母过滤掉对儿童不利的内容。在技术上主要利用IP封堵、服务器等手段对不良内容进行过滤。政府对于不良网站的堵截方式通常是制订一个封堵用户登陆的“互联网网址清单”，如果某网站被列入该“清单”，访问就会被自动禁止。

中小学校的计算机管理是技术管制的一个集中区域。美国中小学校的计算机实行联网管理。在这里，集中运用技术手段屏蔽那些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网站，这一做法不仅有效，也节约了管理成本。例如，华盛顿市所有公立中学的计算机都实行联网管理，网络管理员就是华盛顿市教育委员会，教委可以随时监控辖区学校是否有儿童在学校的网络上接触到了不良内容，并进行处理。

除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不良内容进行把关外，政府还通过立法保障未成年人无法在网络上接触到有害信息。200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该法规定，中小学校、公共图书馆等必须在其网络服务程序的目录上提供过滤器，确保未成年人接触不到有色情内容的成人网站。政府对学校、公共图书馆建立网络过滤技术系统提供资金支持，网络技术服务商在给学校和图书馆提供过滤技术服务时要给予优惠。该法第1403条第231款还规定，任何因商业目的在网络传播中导致未成年人接触到有害信息的行为，视情节轻重，要受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被判6个月以内刑期的处罚，或者两罚并用。

但有时为维护公众利益而设立的法律与宪法之间会存在冲突，但结果往往是宪法占上风。例如，克林顿政府为约束网络色情行为于1996年2月1日通过了一个“通讯正派法”，该法规定，在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的电讯装置或计算机上，制作、装设、传播或容许任何具有猥亵、低俗不雅的内容，将被视为犯罪。这一法律虽然具有合理性，也获得众多民众支持，但因为没有合宪而夭折。当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法院提出控告，认为该法虽然对未成年人有利，但却限制了成年人的一些权利。出于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维护，最高法院于1997年6月以“违反成年人的言论自由基本权利”为由，认为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可能侵犯了观点的自由传播，而鼓励自由表达比未经证实即进行检查的利益更重要，于是判决该法案违宪。1998年10月，克林顿政府又通过了“儿童在线保护法”，该法要求商业成人网站经营者需通过信用卡付款及账号密码等方式，限制未成年人浏览成人网站，禁止将内容为“缺乏严肃文学、艺术、政治、科学价值的裸体与性行为影像及文字”提供给未成年人。此法通过后也立即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组织的反对，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于该法实施的当天，便发出针对该法案的禁止令，禁止司法部据此进行起诉。网络立法屡屡受挫导致后来的法律制定更加谨慎。2000年的《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就着重从技术层面对网站内容进行过滤，而不再将目标指向网络内容本身。这一法律显然吸取了其他法律的教训，以避免与宪法发生冲突。

垃圾邮件也是网民反感的网络信息。2003年12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针对互联网电子邮件的《反垃圾邮件法》(直译为“控制不请自来的色情和营销行为攻击的法案”)。该法规定，任何人未经授权向多人发送含虚假商业信息的电子邮件均为违法，可以受到罚款或关押最高不超过5年的处罚，或两罚并用。该法为网民避免无意义邮件的干扰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三、国家安全的标准

美国公民的传播权和知情权受到重视，但当这些权利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时候(比如战时新闻管制)，就要为国家安全让路。这一原则同样体现于互联网管制过程中。当网络传播内容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就会受到严格监视，甚至丝毫不打折扣。

2001年“9·11”事件之后，反恐、确保国家安全成了压倒一切的标准。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美国通过了两个与网络传播有关的法律：一是“9·11”后6周即颁布的《爱国者法》(该法英文直译为“提供阻却和遏制恐怖主义的适当手段以维护和巩固美国”法，其英文标题首字母合起来即可解读为“美国爱国者法”)；二是布什总统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国土安全法》。通过这两部法律，公众在网貉上的信息包括私人信息在必要情况下都可以受到监视。这两部法案大大加强了对美国国内机构与人士的情报侦察力度，这在此前不可想像。《爱国者法》对美国的《联邦刑法》、《刑事诉讼法》、《1978年外国情报法》等进行了修正，允许政府或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可大范围地截取嫌疑人的电话内容或互联网通信内容，还可秘密要求网络和电信服务商提供客户详细信息。比如该法第201款规定，授权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对涉及专门的化学武器或恐怖行为、计算机欺诈及滥用等行为进行电话、谈话和电子通信监听。第212款规定，允许电子通信和远程计算机服务商在为保护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向政府部门提供用户的电子通信记录。第217款规定，特殊情况下窃听电话或计算机电子通信是合法的。该法赋予美国执法机构和国际情报机构广泛的权力和相应的设施，以防止、侦破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尽管《爱国者法》的部分条款存在争议，但在“9·11”事件的强力震撼之下，美国国会仅用45天就批准了该法案。《爱国者法》牺牲了公民的某些自由，因而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满和忧虑，认为一些条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中强调的个人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保障，国会两次延长了《爱国者法》的期限。2006年3月9日，布什总统签署了延长《爱国者法》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爱国者法》中即将到期的14项条款将永久化，另两项条款的有效期将延长4年，同时该法案还增加了一些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款，以平息一些争论。这表明，网络传播管制中的美国国家利益标准，雄居行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等标准之上。

《爱国者法》为政府以反恐和“爱国”的名义涉入民众私人生活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民众受宪法保护的部分权利也因此受到侵蚀。虽然美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即公民自由，而种种指责所引发的辩论都围绕着个人自由和国家安全的平衡展开，‘但实践却已远远走在前-面。而另一部《国土安全法》对互联网的监控更为严密。该法案增加了有关监控互联网和惩治黑客的条款。有了这两部法案，网络服务商的信誉和网络用户的隐私与机密只能让位于国家安全。这是美国互联网管制体制灵活性的一面。

可见，美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而是存在多重标准。网络行业、受众、国家之间的利益通过政府指导、法律制定、技术约束、行业自律等机制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让度关系。政府鼓励网络行业的发展，但网络行业不能侵犯公众的基本权利，当国家利益对网络传播管制提出要求的时候，网络行业利益、公众利益等都要为其让路。多重标准之下所体现的灵活性，使美国互联网管制对于经常变化的现实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6

中国法律上的“未成年人”，亦即《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尚处发育阶段，他（她）们属于天然的弱势群体，其权利需要得到社会的特别尊重和法律的特别保护。此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然则，近年来“虐童事件”等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恶性案件却在中国社会屡屡发生，其中尤以永州“唐慧之女被犯案件”等最为典型。

然而，案件发生之后，媒体对于被害人的持续关注却使其长期曝光于社会各界关注的眼光中，受害人的隐私权等权利一再被侵犯。打开“百度”搜索“唐慧”或“唐慧事件”，“唐慧女儿照片”之类的“热门搜索词”就会自动弹出，这说明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某些人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漠视，已经近于麻木不仁的程度！进而言之，在“唐慧事件”中，唐慧作为“上访妈妈”倍受关注，但是本案中受伤害最为严重的当事人，即唐慧之女，却因此而被持续地置于舆论的漩涡当中，在媒体的持续曝光中一再遭受伤害。

2012年12月28日刚刚获得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对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网络信息违法犯罪行为，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控告；接到举报、控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被侵权人可以依法提讼”。涉及未成年人个人身份和隐私的电子信息，尤其应该得到严格保护；任何个人、组织利用或者炒作此类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利时，监护人及公权力部门均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我国于1991年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修改），其中第6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这说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乃是社会各界的“共同义务”而非仅仅是其父母的“法律义务”。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7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写作论文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以后,肇始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报应刑罚论”主张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严重程度,对刑罚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种酷刑,如死刑、流放同样适用儿童等未成年人。[1]随着刑事法理论的发展,刑罚惩罚功能的唯一性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预防犯罪功能。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影响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如果不认为是犯罪,就不一定要受刑法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2]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3]三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四是轻刑化理论。轻刑化理论要求减轻法律规定的对某些犯罪的刑事处罚,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比原有刑法规定要轻得多,[4]如适用缓刑等。虽然这些刑事法理论属于刑事实体法学的范畴,但它们对刑事程序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要求未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始终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殊的保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关键

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取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刑事诉讼已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内容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5]而且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除了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更要注重人权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实现控制犯罪方94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预防犯罪,即通过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使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避免以后再次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是,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并加以保障,而且通过特殊诉讼程序的迅速简便性使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讼累,从而减少诉讼时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6](p626-628)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立法。美国于1889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未成年人法庭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执法机构、审理程序、处理办法和管辖对象等内容,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正式形成。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颁布未成年人法和未成年人法庭法,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未成年人或者叫“少年”司法制度。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立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确定少年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之后联合国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准则》等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司法管理和保护被拘押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文献的范本,构成了少年司法领域的联合国准则体系。我国已经承认并且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

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刑事政策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体制上,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为主要内容,以《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在组织体系上,相继成立了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或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在诉讼制度上,实行不公开审判制度、讯问和审判时监护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在执行上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少年犯改造制度,“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极力推行“社会矫正”的刑罚转置方式等等。总的来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建设滞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公、检、法、司等各部门内部均应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并配置专门人员,这是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织保证。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部门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科或处室,但由于受机构编制限制,这些机构经常处于撤了又设,设了又撤的状况,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素质高、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法官队伍。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法官还有其他案件的办理任务,无法全身心地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至于公安部门,则几乎没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警察机构及队伍。由于侦查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相当小,经办未成年人案件的男性警察缺乏女性的温柔,不太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难免将办理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作风带到未成年人案件中,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使用打骂、威吓、讽刺等手段,很容易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带来伤害。

(二)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

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7](p626-628)因此,很多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法庭法,对未成年人适用与未成年人不同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对其进行帮教,敦促其回归社会。

而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与成年人适用的是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而将其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立案、和开庭审判标准,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上没有充分体现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采取上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逮捕比例过高,取保候审的比例过小,不符合对未成年人的少捕、慎捕甚至不捕政策;法庭审判与未成年人采用同样的审判模式,不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恐惧;与成年犯适用同样的缓刑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适用监禁刑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从现行法律来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不应该仅仅指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警察制度、检察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调解制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95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三)诉讼中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不够

⒈没有严格执行讯问时监护人在场原则。讯问时监护人在场是英国等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北京规则》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我国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可以通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只是在第一次讯问时通知,在后续讯问中则不再通知,或者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通知。被讯问时没有监护人在场,不利于保护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⒉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此外,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予以拒绝,而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一般都会准许,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⒊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存在多次“污染”的受害现象。我国在刑罚执行阶段基本上实现了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但司法实践中因资源短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前阶段集中关押、同处一室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二次污染”。另外,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基本上没有实行分案审判。同案审判时虽然依法要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进行讯问,但由于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共同被告人必须同时到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成年被告人当庭翻供,拒不认罪等不良影响。夫成年人在法庭上的被“污染”现象,亦即司法理论中研究的“二次受害”问题。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司法制度,应该吸引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

⒈建立少年司法机构,专辖未成年人案件。国际上通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均为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司法机构,使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当前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现实下,设置少年法院专辖未成年人案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必然选择。它可以促进少年实体法、少年程序法等法律出台,带动与少年法院相配套的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尽快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

⒉实行办案人员专业化制度。利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以及其他各种适宜的授课方式,使所有处理少年案件的人员具备并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是《北京规则》第22条的要求。因此,我国少年司法机构内部,有必要实行办案人员专业资格制度,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官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并经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在警察机关内部,应当设立专业的少年警察,其中女性占一定的比例。少年警察专辖辖区内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应当实行严格的专业培训,使其具备和保持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高专业水准。

(二)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完备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8](p529)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程序以及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和执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未成年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建设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⒈慎重启动和运行刑事诉讼程序。首先是要把好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关。立案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口,制定比成年人案件严格的立案标准,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严格控制在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内,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干预对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是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对未成年人不的裁量权,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尽量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终止于诉讼的前期阶段”;第三是赋予少年法庭对案件的筛选权和处置权。《北京规则》要求“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以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因此,除了机关应严格掌握对案件的移送外,审判机关也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只有将少年案件交付审判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法院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庭前审查不能象成年人案件一样局限于程序性的审查,除了审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指控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外,还应通过社会调查来审查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采用其他更有利的处理方式而无需交付审判。⒉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同时也为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长,应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不捕规定,扩大不捕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减少对未成年人的逮法学论坛

96捕适用;制定区别于成年人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对未成年人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的特殊条件,对于未成年犯的取保候审操作方式,可以考虑尽量使用保证人制度,有利于防止其父母帮助逃匿,效果会好于收取保证金。[9]其次,应制定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更宽的缓刑标准,尽量少用监禁刑。在制定适用标准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⑴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性质以及是否有严重后果;⑵悔罪表现;⑶其他可以适用的条件,比如被害人方面是否要求和解、家庭环境是否能承担好再教育责任、偶然犯罪等。[10]

⒊实行缓和式庭审模式。《北京规则》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为了减少庭审中的对抗气氛,缓解少年的紧张情绪和抵触心理,很多国家都强调在少年审判中的缓和气氛,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少年法庭仅仅由一个具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子构成,少年和法官分别坐在椅子上,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谈”。[11]笔者认为,缓和式庭审模式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接受教育,也有利于诉讼各方在庭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我国借鉴。

(三)加强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⒈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基本含义是,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为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询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行为。该制度源于英国,1981年英国刑事诉讼皇家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未成年人可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讯问的重要性或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并且可能比成年人更易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友好的成年人的在场支持,以建议和帮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我国香港地区也确立了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已经加入的《北京规则》精神,我国应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即侦查人员在对(拘留或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旁听审讯过程,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协助被讯问的未成年人与侦查人员的沟通,以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方式是否合法公正,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⒉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应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律师介入时间应提前到侦查开始。在审前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又缺乏法律援助,使得他们在这一阶段应有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应将指定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阶段。其次,建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12](p111)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被告人不能拒绝指定辩护。对此,国外的相关法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等作了规定。未成年人案件辩护人参加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方面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尽快确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

⒊严格实行分案处理制度。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程序上分离,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执行刑罚。分案处理要求: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可能不采取羁押措施,特别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关押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系共犯或者有牵连关系的案件时,要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三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要与成年罪犯分开,不能在同一场所执行。分案处理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的“二次污染”,所以我们应严格实行,除非分案处理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才可以恢复合并处理,同时应采取相应的特殊保护措施,以免未成年人的“二次受害”。

【参考文献】

[1]张运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6).

[2][4]刘志成,熊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诉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

[3]丁寿兴,刘玉奇.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理性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2).

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篇8

一、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试点工作全面落地

承接试点工作以来，团市委高度重视，将试点工作作为全年重点工作，积极开展，主动作为，通过对试点工作要求进行深入解读，结合我市青少年工作实际，制定了《XX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试点工作方案》，并以两办名义印发至试点工作相关部门，我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框架基本成型。同时，团市委充分发挥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优势，积极与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持续推动我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一是成立成立全省首家市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队伍。6月以来，团市委多次与市公安局对接，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相关程序和保护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并提供大量法律依据和其他地市先进工作经验，在两部门协作推动下，我市成立未成年人犯罪侦查大队，主要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及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案件，得到团省委高度认可；二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治工作取得质的突破。经过与市司法局、XX区司法局协调对接，结合我市未成年人矫治工作实际情况，依托XX社区司法所，成立我市首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心，通过“三联系一疏导”矫正机制，即联系本人、联系家庭、联系社区，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切实提高帮扶矫治实效，后续将持续发力，拟推动四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心落地平城区；三是未成年人帮教基地拟于近期挂牌并正式投入使用。承接试点工作以来，团市委多次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政法委、市教育局等单位召开推进会，并对多个社会机构进行实地考察，经过综合考量，决定依托XX建立未成年人帮教基地，通过观护帮教与专门教育相结合的创新方式，积极转化涉罪未成年人，确保他们能以健康的身心走向社会；四是五库一平台服务机制建设完毕。依托“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搭建未成年人司法综合服务平台，同时组建“青少年维权专员”、“合适成年人库”、“社会调查员服务库”、“公益律师库”、“心理咨询师库”等专业团队，引导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需求与社会资源的有效衔接。目前，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心理辅导帮教等工作由XX承接，并已与各县区检察院签订相关协议；五是青少年法治教育XX站建设工作正式启动。根据试点工作相关要求，团市委与市检察院就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工作多次召开推进会，结合其他省市相关工作调研成果与我市实际，确定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XX站建设方案，在传统的展示方式基础上，将多媒体数字产品和展厅展馆设计相结合，打造集法治教育、心理咨询、自护关爱、亲情互动、影音放映、答题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声光电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二、广泛开展规范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一是XX团市委组织XX分深入社区、学校，开展青少年和学生自护宣传教育。现场布置急救培训道具、播放安全教育视频，讲解五防安全知识和急救知识，引导青少年现场参与模拟心肺复苏，亲身参与，以最直观的方式将安全教育寓教于乐。二是组织XX、XX共同开展了主题为“呵护青春·筑基未来”的集中普法宣传活动。一方面深入社区举办《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宣传，另一方面深入学校开展禁毒知识、防校园霸凌、反电信诈骗等法治讲座。三是积极探索青少年普法教育新方式，与XX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教育局、XX大学团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XX市中学生模拟法庭大赛、XX大学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等活动。全市历年共累计5000余名师生观看过比赛，赛后很多师生纷纷表示很喜欢这种普法形式并希望多参加此类活动。

三、全方位做好青少年心理辅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