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1

    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根据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第四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劳动部门责令其纠正，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立法；重庆

2010年7月23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审议通过，已于2010年9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共有8章66条，是一部内容翔实丰富、可操作性较强的综合性地方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依法保障和促进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笔者通过对《条例》立法的背景、过程及亮点等相关方面的深入分析，探索《条例》的价值及意义。

一、立法背景

1991年9月和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共同构成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阶段。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0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了重大修订。

1992年12月，原四川省重庆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1993年4月经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重庆直辖以后，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8年5月通过了《办法》。《办法》施行12年来，它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办法》的上位法依据是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体现2006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新规定，一些内容与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存在不一致。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留守儿童的监护缺位等，需要在未成年人保护地方性法规中予以规定。此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与未成年人保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1999年通过以后，重庆市至今没有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办法或者地方性法规。

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条例》的制定和出台就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条例》既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传承，也是结合重庆实际的予以体现和细化，是保护重庆市800万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部重要法律。

二、立法过程

2009年，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共青团重庆市委进行了大量调研，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有关专家完成了初稿草拟工作。

2010年初，市人大内司委会同共青团重庆市委组建了《条例》起草小组，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就条例的重要内容多次研究、修改，以多种形式开展了论证。先后会同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召开专题研讨会4次，邀请教育、文化、工商、公安、司法、通信管理等部门和法院、检察院以及几大通信企业进行了重点探讨；召开征求意见会3个，邀请市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参加讨论；还专门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意见。条例草稿书面征求了全市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和市级有关部门的意见。

2010年5月6日，召开三届人大内司委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提请此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部分市人大代表、市级相关部门、立法咨询专家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及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和其他方面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在此基础上，结合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二次审议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于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回顾《条例》的立法过程，笔者认为，《条例》自论证起草到审议通过，前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通过多方面的调研、征求意义、反复论证，可谓集合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

三、关于立法思路

笔者对《条例》草案起草过程中好的思路进行了如下归纳：

一是整合立法资源，结合实际制定综合性地方法规：

一方面立法机关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调整范围和内容上有很多相同处这一特点，确定仅制定《条例》，并不再单独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地方性法规。另一方面，针对重庆实际新情况新问题，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基础，在原实施办法的基本框架内进行补充和细化。

二是坚持法制统一和适用原则，处理好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重点解决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涉及面很广，我国民事、刑事、行政、社会等很多法律都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条例》遵循法律、行政法规优先于地方性法规的法律适用原则，重在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细化。《条例》在内容上着重有针对性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民事权利、诉讼权利，没有面面俱到作重复规定，而是抓主要矛盾，注重适用性和操作性。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3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两法一条例”），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切实保护全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体系、工作队伍初步形成，有关政策措施逐步落实，环境逐步优化，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我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尤其是基层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体系和机制还不够健全；损害、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缺乏等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巩固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采取更加扎实的措施，切实提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水平。

二、健全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按照《*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规定，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确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日常工作。要切实保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正常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同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增加。要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作用，为未成年人维权做好服务。

各级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机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工作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联络员工作职责等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督促检查，推进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特别是中小学生以及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区未成年人的宣传教育工作。继续开展聘请法制副校长工作，并逐步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探索面向未成年人的有效、灵活的宣传教育方式，使法律教育和德育教育更加生活化，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四、进一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继续开展娱乐场所、少儿食品和用品市场以及儿童游乐设施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开展网吧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扫黄打非”力度，查处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色情出版物。继续开展打击拐卖儿童的专项斗争，坚决遏制拐卖儿童的犯罪势头。继续开展“社区青少年远离”、“青春红丝带”行动，增强社区青少年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提高青少年预防艾滋病的意识。

五、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履行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增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切实改善办学条件。以农村初中为重点，开展争创“无流生学校”教育示范乡镇活动，开展城市学校与农村贫困地区学校的对口支援活动，继续实行贫困家庭学生费用减免制度，进一步降低农村初中辍学率。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开展全区危房改造工程。改进流动儿童学籍管理制度、完善借读标准、手续、审批权限等，并跟踪督查落实，切实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

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领导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4

一、加强领导，不断增强未保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每年都把此项工作列入单位（学校）的工作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做到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落实的良好局面。全市教育系统建立层层责任制，抓好督促检查，真正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市教育局未保委具体负责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办公室设在基教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对外联络协调。全市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都能从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构建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加强宣传，依照法律保障未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全市教育系统每年结合普法宣传，广泛学习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在内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法律法规。同时，深入街道、社区、家庭，深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为青少年提供及时、方便、有效的法律服务。中小学还精心组织各类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建立法制教育基地、印发宣传材料、开展法律咨询、征文比赛、文艺演出、知识竞赛、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增强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与自觉性。在学校、社区等未成年人集中的地方，学校和社区联合行动，直接面向广大未成年人及其家长，重点宣传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还要做好《义务教育法》、《劳动法》、《教师法》、《母婴保健法》和交通法规等的普法宣传活动，帮助广大未成年人增强法制观念，树立遵纪守法和对违法犯罪的防范意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三、保障权益，全面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切实贯彻《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规文件，维护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中小学加强师德教育，把保护重点放在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坚决杜绝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等方面。全市义务教育入学率为99.99%，小学升初中比例为100%，其中小学入学率为100%，巩固率为100%，初中入学率为100%，巩固率为99.96%,初升高比例达到94.46％。坚持并完善小学升初中就近免试入学制度。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引导学生遵守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校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过程中，依法维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尊重学生人格。做好学生安全工作，保障学生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做好学生安全、伤害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处理工作。依法做好对违纪学生的教育和处理工作，保障学生及家长的知情权和申诉权。健全学籍管理制度，逐步探索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认真落实市政府“外来人员子女教育”的实事工程，依法保障外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全市现有外来人员子女8*34人，在公办学校就学41699人，占52％，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率超过96%。加大扶贫助学力度，20*年全市筹措扶贫帮困助学资金1429.28万元，资助学生20280人次；20*年全市筹集扶贫帮困助学资金1375.6万元，结对助学金额120.4万元，资助学生28312人次。

四、突出重点，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在中小学全面贯彻“四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做到组织领导有保障，计划措施有落实，实际行动有实效。把党员干部、教职工队伍和青少年学生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把法制教育和依法办事作为提高法律素质的主要手段；把学校的专职法制教师和法制校长及法制宣读团作为法制教育的三支骨干队伍；把警校共建、法制学校、法制基地、少年模拟法庭、校园法制教育园地、法制培训等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把法制教育检查、经验交流、奖惩制度和对干部政绩的一票否决制作为“四五”普法的激励措施。加强教职工的法制教育，不断增强教职工队伍的法律意识，提高其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作用，落实法制教育进课堂。建立了由市教育局、市关工委、团市委等部门组成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青少年学生在学法、守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化预防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四五”期间，全市选派850名干警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各中小学举办法制讲座260多场，听讲学生约67.3万人次。目前全市已建有校外德育基地561个，军（警）校共建单位890个，选派850名干警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

五、整体联动，充分发挥未保组织委员单位的职能作用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5

一、充分认识做好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但由于人口流动、家庭困难、意外事件、个体选择等原因，流浪乞讨现象仍有发生，特别是流浪未成年人存在被拐卖、拐骗，胁迫、诱骗、利用乞讨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遭受摧残和虐待的现象。流浪未成年人是特殊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各县区政府、市直有关部门一定要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主动，各尽其职，多管齐下，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打击震慑违法犯罪，教育警醒群众，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提升城市形象，弘扬社会正气。

二、加强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认真贯彻省第次党代会和市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确保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实施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自愿受助的原则。实施救助必须由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明确提出救助要求，本人拒绝求助或不愿接受救助的，救助管理部门不得强行实施救助。

2.坚持无偿救助的原则。各级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部门对受助人员实行无偿救助，不得向受助人员及其家属和单位收取救助费用，也不得组织受助人员从事生产劳动。

3.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把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指导和监督，严厉打击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积极主动救助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保障其生活，维护其权益，帮助其顺利回归家庭。

4.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政府依法救助的同时，加强各方协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形成救助保护工作合力。

三、明确职责，落实责任

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体现我市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执法为民、执政为民思想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公益性活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支持，积极配合，通力协作，保证我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一）民政部门

1.市民政局负责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组织、指导及发展规划，研究制订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工作规范，加强对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监督管理。

2.市救助管理站具体负责全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承担全市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的临时救助和省内、跨省接护送工作；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提供食宿、医疗救助、帮助与其亲属或所在单位联系、购票返乡；针对救助对象的不同情况进行思想教育、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救助服务，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对不完全具备救助条件但又存在生存危机的人员给予适当的救助；对站外送医院救治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中的危重病人进行甄别。

3.各县区民政局、各乡镇、街道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配合救助管理站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返乡返家工作，帮助解决救助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由本辖区流出的流浪乞讨人员。受助人员户口所在地、住所地的县区民政局、乡镇、街道、相关企事业单位应当帮助返回的受助人员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乞讨。

（二）公安部门

1.各级公安部门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应当询问其基本情况，检查有效证件，确定无任何疑问的情况下，符合救助条件的，告知其向救助管理站求助，履行告知、引导、护送职责。对流落街头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中的精神病人、传染病人、危重病人应送卫生部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对未成年人（其中7岁以下的送市儿童福利院，7岁以上含7岁的送救助管理站）、残疾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管理站求助。

2.依法查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注意发现混迹在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要加大对组织、教唆、胁迫、控制未成年人、残疾人以乞讨盈利为目的或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查处力度。

3.在救助管理站设立警务室或配备警务人员，负责维持救助管理站治安秩序。协助做好非救助对象的劝返工作，劝阻制止救助对象辱骂殴打工作人员，破坏救助设施，毁坏、盗窃公共财物，强行索要、扰乱救助工作秩序的行为。

4.协助救助管理站查寻身份不明的流浪乞讨人员身份。

（三）财政部门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四）卫生部门

1.负责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的救治工作，确定定点救助医院，并明确相关医疗机构的救治责任。

2.各定点医院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对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救治，不得拒绝救治。

3.负责指导和监督定点医院对流浪乞讨病人进行抢救治疗。病人病情稳定或治愈后，相关医疗机构可根据甄别身份等情况，及时与市救助管理站办理交接手续，或通过其他方式帮助病人离院并同时向市救助管理站备案。

4.指导救助管理站相关人员做好疾病预防、救治、康复等业务知识的指导和培训。

（五）城市管理执法部门

1.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对流落街头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应当告知、引导其向救助管理站求助。发现精神病人、传染病人、危重病人，应通知或护送到卫生部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2.对流浪乞讨人员中的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教育、制止、纠正。

（六）交通、铁路部门

1.建立购票绿色通道，协助安全护送。交通、铁路运输部门要明确购票渠道，在救助管理站出示有关证明后，要优先保障由救助管理站为受助人员所购买的车票，同时在车票上注明“政府救助，禁退禁卖”字样。

2.协调公路、铁路客运站和客运单位为市救助管理站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进出车站、乘车提供方便。

（七）综治办、文明办、司法部门、妇联、残联

要加强监督、指导和协调，共同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要将此工作纳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市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由民政、公安、建设、卫生、财政、教育、综治、司法、残联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各有关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按职责分工明确责任，切实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工作摆到突出位置，纳入各自部门的年度责任考核。民政部门作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工作的牵头单位，要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各阶段工作任务，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开展工作情况，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存权益，共同营造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二）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救助合力。各部门既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抓好调查取证、整治打击、救助保护和回归安置等工作，又要加强沟通协作，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共商工作措施，聚心凝力，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发挥综合效益，形成各负其责、互相配合、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动员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三）注重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民政部门要强化日常救助和治理，建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现有救助保护工作体制和救助服务网络优势，健全跨省接送机制和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各县区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把集中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切实指导乡镇（街道）、居（村）委员会积极做好源头治理工作，加强对辖区内留守儿童的监护，监督家庭教育指导；对职业乞讨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教育，督促其停止职业乞讨行为，落实学校和基层组织的责任，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6

一、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权之微观整合

“检察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种职权的总称。”②由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权的多样性，检察权被分解为不同的类型，分别由检察机关内部不同的部门来行使。如审查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由侦监部门行使，公诉权由公诉部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由反贪、反渎等侦查部门行使，诉讼监督权则分别由多个部门行使。检察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首先是为了实现其专门化，以保证检察权行使的准确性，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内部的监督制约，防止检察权的滥用。但是，在未检工作中，检察权需要在微观上予以整合，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这种一体化的工作模式，从形式上看，是把原来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分别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统一由未检部门来办理;从实质上看，是把审查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等检察权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整合在一起，统一由一个部门或同一承办检察官集中行使。所以笔者将其称之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检察权的微观整合”。检察权的微观整合并不是检察权的简单集中，也不是部门的简单合并，而是通过检察权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统一行使，更好地发挥其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功能作用。笔者认为，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检察权的微观整合，即采取“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至少具有如下优点。

(一)有利于贯彻刑诉法的新要求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切实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检察机关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就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检察人员来办理。但是由于检察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真正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检察人员极为匮乏，不可能做到每个业务部门都能配备适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人员。如果仍然像办理普通刑事案件那样，审查批准逮捕、审查等工作分别由不同的业务部门来进行，就无法保证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检察人员来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也就不可能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特点开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相反，如果由一个部门统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就有可能配备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检察人员，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特点，采取有效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实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特别程序的目的。不仅如此，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了一些特殊保护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需要有一定的连续性，更需要有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来负责。譬如，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种调查不可能每个部门都去做，而需要由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来负责。并且这种调查的结果要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也需要由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来掌握，并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个性化教育、感化、挽救的背景材料适时地加以运用。又如，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并且规定:“在附条件不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如果没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部门或者人员，在对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制度时，监督考察的工作就很难执行。再如，刑诉法明确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贯彻执行这个规定，以及对这个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都需要及时了解未成年人被拘留、逮捕的情况。但是如果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很难及时了解未成年人被拘留、逮捕的情况，因而难以对是否分别关押进行监督。而由一个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统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就可能及时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及时进行监督，从而保障法律的规定落到实处。

(二)有利于缩短诉讼期限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尽可能地缩短诉讼期限。《北京规则》第20条规定，每一个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这是因为，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发育和心智可塑期，诉讼期限越长对其身心影响越大。反之，缩短诉讼时间，快捷地结束诉讼程序，就能减轻对其身心的负面影响，提高修复其心疾的效果。故此，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更应当尽快结案。而“捕诉”一体的工作模式，正是缩短诉讼期限的有效措施。如果由同一个部门或者人员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又行使公诉权，那么，在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时，承办案件的人员作出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时候就已经全面掌握了案情，而且还可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引导侦查取证;在行使审查权时，对案件早已熟背于心，从而减少或避免退回补充侦查情况的发生，避免程序上的倒流和拖延。由于审查逮捕时已经对案件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并随时掌握侦查阶段的情况，审查时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便于及时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从而达到缩短审查的时间。

(三)有利于更准确地适用法律《北京规则》规定:“少年司法从业人员专业化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检察权微观整合后的未检部门，由于配备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有利于实现办案人员的专业化。并且，未检部门的人员在办理每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都要在批捕、、审判多个环节中反复接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多次近距离地接触，便于熟悉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概况，及时准确地捕捉未成年人的心理变化，体察未成年人的情绪波动，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诉求，从而更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感化、挽救”措施。这种新模式下检察权运行机制，使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更能全面掌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貌和未成年人本身的基本情况，更准确地贯彻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特别程序的目的。不仅如此，在一体化的工作模式下，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就要讯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听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辩护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意见，全面了解案情。一旦批准逮捕，就要从审查的角度审查全案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督促侦查机关获取更多有助于全面了解案情和全面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事实材料，从而在审查阶段对案情作出更准确的判断，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并且，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就有可能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随着跟踪案件的进展，从而及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评估，一旦遇到新的证据出现、新的情况发生、当事人的态度转变等情况，就可以及时变更强制措施。但是如果“捕诉”分离，行使逮捕权的检察官很难得知批准逮捕以后案件的进展情况，因而就不可能及时变更逮捕的强制措施，从而导致未成年人被批准逮捕后再变更强制措施的概率大大降低。集“捕诉”一体的检察官由于熟悉案件进展的全过程，处理案件时更全面更准确及时，避免捕诉衔接不畅产生的各种弊端。此外，“一体化”的工作模式还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有利于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由于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人员了解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因而便于发现侦查活动、审判活动、羁押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侵犯未成年人诉讼权利或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员，通过对各个具体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通过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庭、学校、社区的广泛接触，更便于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规律，能够更有效地开展未成年人预防教育工作，从而更好地贯彻刑诉法确立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当然，有一个部门或者同一个检察人员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又行使公诉权，确实存在着缺乏制约的问题，容易导致检察权的滥用。但是，应当看到，与可能存在的弊端相比，一体化工作模式的有利方面更为明显。如前所述，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体化工作模式，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修改后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更符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规律。至于其可能存在的弊端，可以通过强化内部监督来弥补。一方面，可以通过案件管理部门监督未检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是否遵守了法定的条件和诉讼规则，并可以通过对未检部门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质量检查和评估，以便及时发现和纠正未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防止检察权在未检工作中的滥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受理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及其他诉讼人的投诉和申诉，发现和纠正未检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未检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以防止未检部门工作人员滥用检察权。

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权之横纵延伸

检察机关是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国家机关，因而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应当在司法机关中确立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全局起主导作用的责任机关，而惟有检察机关是最适合充当这一角色的。①“从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体制中的角色来看，它前承公安维权、后启法院维权，同时对公安机关具有侦查监督权，对法院有审判监督权，在理论上居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之‘脊梁骨’的地位。”②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地位，也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未检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作用，有必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认真研究检察权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适当延伸问题。

(一)检察权的纵向延伸:以未成年人为原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比，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外部因素的干扰，导致犯罪的原因可能更复杂、更特殊。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更具有可塑性，心智发育未成熟，被感化、挽救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公诉权上，而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保护，对检察权做适当的延伸，以保证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全面调查权。通常，在办理普通刑事案件时，我们都会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是因为，即使是违法犯罪的人也享有基本的隐私权和受他人尊重的权利，具有强制力的公权力也无权干涉与案件无关的个人私事。但是，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检察机关(当然也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的权力。显然，这其中所要调查的成长经历、监护教育与刑事案件本身或许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是检察权的纵向延伸。延伸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调查范围，是为了全面深入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监护情况、社会交往情况等内容并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但可以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公权力与私权利总是在博弈中此消彼长、互相拉伸的，调查权的延伸可能会侵犯未成年人的某些隐私，但不会削弱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调查的出发点，是为了发现其犯罪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制定符合其个性特点的帮教方案。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认真执行刑诉法的这个规定。对于在侦查阶段没有进行社会调查的，应当在批准逮捕以后督促公安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并重视对社会调查情况的研判。案件进入审查阶段以后，对于案卷中没有社会调查材料的，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应当亲自进行或者在有关单位的帮助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是否需要做附条件不处理。

2．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附条件不裁量权。传统意义上的刑事追诉权即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过审查可以作出提起公诉或不决定的裁量权。刑诉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该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针对某些符合条件的案件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也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种延伸，而这种延伸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表面上看，附条件不制度的设立，是检察权的纵向延伸，实质上是增加了检察权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正确运用附条件不的权力，需要认真领悟刑诉法增设附条件不制度的立法精神，并严格执行刑诉法关于附条件不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刑诉法关于附条件不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的规定，对于防止附条件不权的扩张和滥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遵守。附条件不权的行使，实际上大大增加了未检部门的工作量。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要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以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异议的，检察机关要按照刑诉法第175条、第176条的规定进行审查。附条件不决定作出以后，人民检察院在附条件不的考验期内，还要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如果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实施新的犯罪或发现决定附条件不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或者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人民检察院都要撤销附条件不的决定，提起公诉。这些工作，均需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

3．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权。刑诉法第275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尽管刑诉法明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对象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但是对于因犯罪情节轻微而适用相对不和适用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也应当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因此，检察机关也具有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权力和义务。对于经历检察环节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或者附条件不决定的，还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都有权力在案件办理结束以后封存其相关的犯罪记录，并有义务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当然，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这个权力，实际上也是检察权在未检工作中的纵向延伸，是未检工作中所独有的检察职权。犯罪记录封存权的行使，是为了减少诉刑事诉讼程序对未成年人产生的负面效应，消除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后可能的不良影响。检察机关应当认真执行刑诉法的这一规定，防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当扩散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二)检察权的横向延伸:以刑事诉讼为主线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当充分运用检察权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为此，检察权除了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原点纵向延伸之外，还应当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主线横向延伸。这是检察权在未检工作具体应用中的重要特色。

1．延伸保护范围。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检察权，既要重视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利益，更要注重对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注重通过检察权的运用对未成年被害人予以安抚、扶助、帮教，为未成年被害人伸张正义。尽管刑事诉讼所指向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未成年被害人由于其身体、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心理调适和自我恢复的能力较弱，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时候，比成年人所承受的冲击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恢复起来难度也要大得多。未成年被害人认知不够全面、成熟，在无端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仇视社会、轻视法律的念头。如果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及时得到良好的安抚、教导和帮扶，不仅容易留下被侵害后遗症，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生活，而且可能因为心理疏导不及时、帮扶不到位而出现二次受伤害的情况，甚至出现报复社会，以违法犯罪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因此，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更加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一方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注重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得到法律帮助。按照刑诉法的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或者法定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或者其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询问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相对不或者附条件不时，应当听取未成年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另一方面，无论是办理成年人刑事案件或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于有未成年被害人的，应当注意通过刑事和解、法律援助等法律规定的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大可能地赔偿未成年被害人的损失，切实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并使未成年被害人充分享受到为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同时要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教育其正确认识和对待所受到的侵害，帮助其及早摆脱受到犯罪侵害的阴影，防止未成年被害人因受到犯罪的侵害而陷入困境。

2．延伸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犯罪的打击力度。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运用检察权严厉打击某些成年人实施的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通过严厉打击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以及引诱、教唆、强迫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年犯罪人，警示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不得向未成年人伸出罪恶之手。我国刑法典为追诉此类犯罪提供了坚实后盾。一是降低侵犯未成年人的入罪门槛。如猥亵儿童罪不以强制手段为前提;拐卖儿童罪包括参与拐卖的任何行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不能以善意收养为开脱;拐骗儿童罪只需脱离监护即可。检察机关应当善于运用刑法的规定，从严批准逮捕和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延伸保护的触角。二是法定加重、从重处罚侵犯未成年人的犯罪。如引诱他人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若引诱不满14周岁的，则按照引诱他人罪的严重情节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强迫的，法定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引诱、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法定最低刑为10年有期徒刑。其他如猥亵儿童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罪、引诱、教唆、欺骗、强迫未成年人吸毒罪、罪(奸淫)都要比照侵害成年人从重处罚。三是针对未成年人而特设罪名。如拐骗儿童罪、嫖宿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检察机关在追诉此类犯罪时，应当从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宗旨出发，充分行使检察权，从重从快，狠狠打击犯罪分子，从根本上为保护未成年人，净化社会环境提供法律保障。

3．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刑诉法第8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该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权。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来了解和监督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现象，通过出庭支持公诉来了解审判活动、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同时也通过对监狱、看守所等场所的检察来监督刑罚执行和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情况。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不但要履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对监狱、看守所执法活动的监督职责，而且要把法律监督的视角延伸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中，以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一些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程序规定。如刑诉法第267条规定的强制辩护制度，第269条规定的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的制度，第270条规定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第274条规定的不公开审理制度，第275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诉讼监督权，要特别注意对刑诉法规定的这些特别程序执行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工作，以及出庭活动中，要注意审查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法院在审判未成年被告人时是否通知法定人到场，在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情况下，是否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若发现有不合法的情形应当予以监督，切实保障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有效实施，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人没有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检察机关应当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履行法定职责，尤其是虽已经委托了辩护人但被解除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提供辩护的情况下，应当督促有关机关重新为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保障强制辩护制度落到实处。刑诉法第274条在规定对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的同时规定了例外。检察机关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这种例外的适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即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派代表到场旁听庭审，必须经过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如果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人任何一方不同意其他人员旁听，就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公开审理。如果法庭在未征求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或者虽然征求意见但未成年被告人或者法定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即允许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派代表到场旁听庭审的，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检察机关都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执法办案过程中利用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低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或者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检察机关更要严格监督。①

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权之审慎行使

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功能作用，传统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等错误执法理念在逐渐改善，检察权在行使中的谦抑性也在慢慢凸显，尤其是在针对特殊群体的领域中率先实现。笔者认为，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都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八字方针在不同层面、不同机制上的展现。检察权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的微观层面整合，有利于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要求、缩短诉讼期限、正确适用法律。检察权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的纵横延伸，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保护与教育并重。而无论是微观整合还是纵横延伸，都是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同样，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作出司法处理决定时理应慎重，尤其是在行使司法裁量权时，应当充分考虑案情和未成年人个体情况，坚持谦抑原则，通过慎捕与慎诉，为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条件。2009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对涉罪未成年人要做到“两减少、两扩大”，即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些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即使是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也要充分考虑其身心发育不健全、可塑性大的特点，突出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对检察权的行使要始终保持谦抑的理念，慎用刑事手段。

(一)慎用“批准逮捕”刑诉法第269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88条对此进一步进行了强调。检察机关在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的时候，既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严格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又要综合考虑羁押必要性和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非羁押可行性评估，严格控制逮捕措施的适用。第一，要大胆适用“绝对不捕”，对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不批准逮捕。因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不满14周岁。这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其所实施的任何危害行为，在法律上都不认为是犯罪，因而不能对其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不满16周岁。按照刑法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换言之，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8类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这8类犯罪，不满16周岁的人就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司法机关也就不能对其适用刑事手段包括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由于未成年人具有年龄上的敏感性，对于年龄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疑问的未成年人，应当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材料，以确认其真实年龄。真实年龄无法确定时，应当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推定，适用其行为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而不批准逮捕。第二，要积极适用“相对不捕”，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没有逮捕必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从未成年人涉罪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真诚悔罪的表现、被监护的有效状态等多方面、全方位地考虑未成年人不被羁押的可行性，积极适用非羁押的监管措施，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第三，要正确适用“存疑不捕”，对案件事实或者证据有疑点的不批准逮捕。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有限，自我保护能力不强，难以有效地提出辩解意见，因而检察机关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真审查证据。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环节，要认真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认为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定，或者存在应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而难以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二)慎用“提起公诉”在审查阶段，检察机关被赋予更多的选择权。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大限度地避免把可以不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提交法庭审判。第一，要从宽适用“绝对不”。刑诉法第173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决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充分运用刑诉法第15条的规定，特别是要正确理解和掌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和“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尽可能地不追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第二，要大胆适用“相对不”。对于刑诉法明确规定的相对不，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决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要敢于大胆适用。确实属于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应当免除刑罚的，应当及时作出不的决定。第三，从严适用“存疑不”。刑诉法明确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的决定。”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证据的审查应当从严掌握。经过二次补充侦查，仍然不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作出不的决定，以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长时间处于被追诉的状态。第四，要积极适用“附条件不”。附条件不是修改后刑诉法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规定的一些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刑罚。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为适用附条件不创造条件，并充分理解和正确使用附条件不，最大限度地符合这一新制度的积极作用，从而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三)追诉与保护并重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本身是追诉犯罪的活动。检察机关在依法追诉犯罪的同时，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检察权在未检工作中充满着“保护”的味道，因为“保护”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灵魂体现，也如同指明灯为未检工作方向导航。有人担心过分强调检察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会偏离检察权的运行轨线。笔者认为，正确认识检察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同惩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并非对立矛盾。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惩罚打击未成年犯罪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保护”强调的是在诉讼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较之成年人的特殊性，保障未成年人享有的权利能够有效充分地被享用，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本身就说明其是正在被追究其刑事责任，只不过被惩治的未成年人更容易遭受权力迫害，而予以特别强调要保护罢了。其次，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与保护社会秩序和被害人利益并非冲突难调。有人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注重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而忽略保护社会秩序和被害人利益。显然这是将“保护”狭隘地理解为“宽容”、“宽缓”、“宽大”。其实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改良归正，顺利回归社会，且不再重新犯罪，再度危害社会。从长远看，这与保护社会秩序正是殊途同归。而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正目的是保证被追诉的每一个未成年人都是在权利被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依法受追诉，并非纵之不管，弃被害人于不顾。而给未成年人一个公正的法律待遇同样是为被害人伸张正义。因此，两个“保护”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废。只是鉴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宗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应当更大一些。

(四)注重教育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一书中论述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必要性时，将少年比作小树:“一株果树能从自己的树干上自行生长，而一株野树则在经过熟练园丁的种植、灌溉与修剪以前，是不会结出甜美的果实来的……这种步骤应该在植物幼小的时候去实行。”①当检察权面对未成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时，教育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检察权中的教育要贯穿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始终，并要根据案件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在讯问阶段的教育，注重对过去的回守总结。例如在讯问其家庭背景，了解其父母对其关心有加时，可以从报答感恩的角度展开教育，激发未成年人的悔悟之情;在讯问案件详情时，结合其涉罪行为进行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分析犯罪原因;在讯问共同犯罪中的未成年人时要根据交友不慎、哥们义气、盲从鲁莽等不同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附条件不的考验期内，要会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的有关人员，定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教育，实施跟踪帮教。在庭审阶段的教育，注重对将来的展望期待。对即将宣判的未成年被告人要教育其正确对待可能将至的判决，重燃起回归社会的信心。另一方面，检察权中的教育要见缝插针。告知诉讼权利时，教育其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解读法律知识时，教育要讲求一种“火炉效应”，②使未成年人感到法律既亲近，又不可侵犯，既有人性化的宽，又有不容怀疑的严。虽比成年人犯罪显得更宽容、宽大、宽缓，但绝非肆意的纵容、无限的膨大、无度的松缓，教育未成年人正确对待法律。检察权的教育目的是预防未成年人再次因涉嫌犯罪而进入司法流程，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心理结构的弱化。③对此，贝卡里亚也指出:“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和暂时的服从。”④因此，“教育、感化、挽救”是检察权在未检工作运行中如影随形的指挥棒。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7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德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89-03

德国经济社会发达,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模式。笔者结合赴德考察的经历,对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研究和论述,以期为提高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服务未成年人成长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基础和条件

经济实力雄厚。德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尽管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经济不尽如人意,但由于其底子雄厚,经济总量仍高居世界第四、欧洲之首,工农业均高度发达。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成员,德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007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3222亿美元,人均40415美元。德国还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2007年贸易出口突破9000亿欧元大关,贸易盈余达1988亿欧元,创历史新高。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持。近年来,德国的青年工作总经费达200多亿欧元,其中支付给幼儿园等机构的占55%,约为110亿欧元;支付给儿童福利院等机构实施社会救助的占20%,约为40亿欧元;用于从事具体青少年工作的占10%,约为20亿欧元;用于咨询、培训和服务的占15%,约为30亿欧元。

青少年法律制度健全。德国的法律制度健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德国是世界上对未成年人立法较早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德国在未成年人法律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直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就有《德国儿童与少年扶助法》、《德国少年保护法》、《改革儿童权利法》、《儿童宗教教育法》、《少年媒体保护国家合同》、《少年法院法》、《少年拘留执行条例》等。同时德国在私法、公法以及作为公法特殊部分的刑法等各领域的法律中都对儿童、少年有着特殊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对德国儿童、少年的法律地位有明确规定,还对父母对婚生子女姓名的共同决定权、父母对子女人身、财产的照料权利和义务、父母对子女的法定等进行了规定。《抚养费固定额条例》、《抚养费预支法》、《收养介绍法》等分别就不同情况下抚养、收养问题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予以明确。《武器法》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任何武器。在保护未成年人劳动权益及职业培训方面,《职业培训法》、《手工业条例》、《职业培训促进法》中都有涉及未成年人的专门规定。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有《联邦高等教育促进法》可供适用。

非政府组织发达。德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十分成熟的国家,其非政府组织发展居于欧洲前列并呈上升趋势。德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类型多,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卫生、体育、医疗、环保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非政府组织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以志愿者组织为例,包括登记和未登记的在内,德国的志愿者协会和团体估计就在400万至500万个之间。多年来,德国政府因势利导地应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法制手段加强监管,另一方面通过在政策和财政上对非政府组织的引导和重点资助,来延伸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使之成为践行西方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维系西方政治稳定的力量。广泛、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

二、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要特色和做法

强调预防,注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一般性保护。一般性保护是指为免除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和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德国采取的大量预防性措施。《联邦德国儿童与少年扶助法》规定了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义务。如:禁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含酒精的饮品;禁止向16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香烟;政府的青少年工作机构要定期与学校沟通,教育未成年人远离酒精和等;未成年人生活和教育确有困难,政府和社会还须提供相应的帮助。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帮助中,有三种基本形式:支持性帮助、补充式帮助、替代式帮助。支持性帮助是最初级的一种形式,主要是通过教会开办的教育咨询机构或社会机构中的教育和心理专家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也可以由家长向当地青年工作机构约请,青年工作机构派出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服务;还有的是一些诸如志愿者组织这样的团体举办的有助于未成年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发展的学习交流活动。补充式帮助是对那些父母长期生病或出差而得不到应有照顾和教育的少年儿童提供的日常性护理,主要是通过建立日托式小组为少年儿童提供教育和护理服务。替代式帮助是针对问题家庭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帮助由国家和社会机构代替家长行使抚养权,让孩子离开现有家庭,安排专门地方对孩子进行抚养和教育。但这种代替也不是终身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多为半年或一年。这种帮助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可具体分为全时式托护、家访式教育、个别辅导等。近十年来,一般性保护的重点集中在有吸毒、酗酒、单亲、心理疾病、犯罪人员、网络成瘾等问题的家庭。德国的青少年工作者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支持性帮助和补充式帮助方面要舍得花钱,因为这两种帮助是基础性的。等到问题已经发生,代价就会更大。德国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逐渐形成共识,投入也在进一步增加。

凸显教育矫正,全面落实对罪错少年的犯罪救济。德国注重对犯罪少年的犯罪救济,教育思想是德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对少年犯罪进行刑事追究和执行时采取与对成年犯罪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使未成年人犯了罪,也尽量避免科以刑罚,更多的是给以非刑罚意义的教育帮助和惩戒措施。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是德国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途径。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一是非刑罚意义的教育处分和惩戒措施。二是刑罚意义的缓刑、缓科和余刑缓刑。从实践来看,由于矫正内容不同,执行部门和人员也不同,各级政府的青年局和缓刑帮助者是最主要的执行力量。一些民间协会和社会义工(志愿者)也往往接受委托协助进行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工作。比如在专职人员指导和监督下,要求犯罪未成年人在一定时限内在一定场所从事社会公益劳动,通过社会服务来弥补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在社会服务中建立社会责任感,同时树立自尊、自强的人格意识,促使其悔过自新。又对犯罪未成年人提供一些社会性课程和训练计划,教育其如何自我帮助、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等。除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在社会上实行开放式矫正外,还有少年禁闭和少年拘留等做法,目的都是在于唤醒少年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还设有专门的少年法庭、少年法官、少年检察官和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以全面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政府主导、社会承办的高效运行机制。德国青年部是青年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政策的协调和引导,保障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经费的正常运转,对事务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控制整个系统的资金运转。德青年部与各州青年部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确定各州青年工作的具体政策、优先领域和工作项目。德国16个州均设有青年部。州青年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不同预算、设定不同议题,确定工作的重点领域和项目。德国青年工作经费70%来自地方政府,20%来自州政府,只有10%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具体实施权与决策权在于州和地方政府。其支出结构一般为:55%支付给幼儿园等机构,20%支付给儿童福利院等机构实施社会救助,10%用于从事具体未成年人工作,15%用于咨询、培训和服务。“民间办事、政府买单”,是德国实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又一特色。德国法律规定,青年工作的政治职责由政府承担,但政府并不直接实施具体项目,政府有义务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和分配资金。德国法律还规定,政府每个行政层级的青年工作,均需与民间组织全面合作,保证民间组织在决策过程中的充分参与。这确定了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民间办事、政府买单”的操作模式。地方政府设立的青年中心以及各个社区的青年组织负责开展具体项目,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民间组织可以根据开展的项目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项目越多申请的经费越多。民间组织也可以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某一领域与政府签订合同。德国的民间组织纷繁复杂,规模大小不等,由于国家治理上的联邦特色,在未成年人工作的管理上也具有“多中心”的特点。各民间组织的工作往往独立性强、职责明确,对具体服务活动抓得很细很实,直接落实到了家庭、学校、福利院和社区,并十分注重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帮助和服务。

系统规范、监管严密的项目管理模式。因为是政府主导和出资,所以德国政府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项目的管理十分严格,对具体项目的实施制定了详细的操作章程。从程序上看,具体项目的实施主要有四个程序:一是确定服务对象。青少年工作机构通过幼儿园、学校、社区和邻居的报告或本人申请发现服务目标。二是确定帮助形式。主要是根据服务对象面临的困难确定采取哪一种形式的帮助。三是制订具体服务计划。主要是派出专家和青年工作者上门了解具体情况,不仅了解家庭内部的情况,也要了解家庭周围的情况,然后会同专家、家长和青年工作者制订教育和保护孩子的具体方案。四是青年组织、专家与家长和孩子见面,开展个别辅导和服务,一般是至少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德国法律还规定,开设为青少年服务的工作机构必须向州一级的青年局提出申请,要详细报告专业人员的配备情况,审核通过后发放专门的经营许可证。在开展具体服务活动中,专业人员的工作活动都要有记录,以便接受青年局的监督。

三、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

德国虽然与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情民情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都走在我国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积极学习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有利于我们立足实际,着眼未来,把握规律,更好地推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服务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积极推动成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立法、行政、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协同动作、共同努力。目前,虽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基本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但一直没有成立由有关部委和单位共同组成的全国性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我国未成年人人口基数大,分布地域广,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如成立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协调和整合全国和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从德国的经验不难看出,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是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应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未成年人成长发展的新要求,联合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立法调研,进一步向有关机构和部门建言献策,拓展和丰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细化和完善有关法律规定和工作制度,增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增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规范性、程序性,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立项、实施以及绩效评估等环节都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确保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扎实开展。

大力畅通未成年人的诉求表达渠道。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维权问题比较突出,畅通未成年人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是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有利于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的建立,有效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德国对未成年人个体有着深切、准确、及时的关注,我们的维权工作也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载体建设、机制建设,更加及时、深入地关注和了解未成年人特别是流动未成年人、社区闲散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呼声和成长需求。要加大力度,拓展12355未成年人服务台等多种渠道来收集未成年人的舆情,真诚倾听未成年人呼声,及时反映未成年人愿望,有效服务未成年人成长。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篇8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适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鉴于未成年人犯罪是因其生理、心理、成长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现代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因此,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论文(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以后,肇始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报应刑罚论”主张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严重程度,对刑罚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种酷刑,如死刑、流放同样适用儿童等未成年人。[1]随着刑事法理论的发展,刑罚惩罚功能的唯一性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预防犯罪功能。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影响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如果不认为是犯罪,就不一定要受刑法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2]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3]三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四是轻刑化理论。轻刑化理论要求减轻法律规定的对某些犯罪的刑事处罚,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比原有刑法规定要轻得多,[4]如适用缓刑等。虽然这些刑事法理论属于刑事实体法学的范畴,但它们对刑事程序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要求未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始终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殊的保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关键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取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刑事诉讼已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内容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5]而且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除了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更要注重人权的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实现控制犯罪方94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预防犯罪,即通过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使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避免以后再次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是,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并加以保障,而且通过特殊诉讼程序的迅速简便性使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讼累,从而减少诉讼时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6](p626-628)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立法。美国于1889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未成年人法庭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执法机构、审理程序、处理办法和管辖对象等内容,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正式形成。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颁布未成年人法和未成年人法庭法,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未成年人或者叫“少年”司法制度。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立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确定少年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之后联合国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准则》等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司法管理和保护被拘押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文献的范本,构成了少年司法领域的联合国准则体系。我国已经承认并且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刑事政策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体制上,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为主要内容,以《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在组织体系上,相继成立了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或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在诉讼制度上,实行不公开审判制度、讯问和审判时监护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在执行上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少年犯改造制度,“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极力推行“社会矫正”的刑罚转置方式等等。总的来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建设滞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公、检、法、司等各部门内部均应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并配置专门人员,这是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织保证。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部门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科或处室,但由于受机构编制限制,这些机构经常处于撤了又设,设了又撤的状况,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素质高、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法官队伍。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法官还有其他案件的办理任务,无法全身心地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至于公安部门,则几乎没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警察机构及队伍。由于侦查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相当小,经办未成年人案件的男性警察缺乏女性的温柔,不太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难免将办理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作风带到未成年人案件中,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使用打骂、威吓、讽刺等手段,很容易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带来伤害。(二)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7](p626-628)因此,很多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法庭法,对未成年人适用与未成年人不同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对其进行帮教,敦促其回归社会。而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与成年人适用的是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而将其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立案、和开庭审判标准,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上没有充分体现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采取上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逮捕比例过高,取保候审的比例过小,不符合对未成年人的少捕、慎捕甚至不捕政策;法庭审判与未成年人采用同样的审判模式,不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恐惧;与成年犯适用同样的缓刑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适用监禁刑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从现行法律来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不应该仅仅指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警察制度、检察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调解制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95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三)诉讼中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不够⒈没有严格执行讯问时监护人在场原则。讯问时监护人在场是英国等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北京规则》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我国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可以通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只是在第一次讯问时通知,在后续讯问中则不再通知,或者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通知。被讯问时没有监护人在场,不利于保护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⒉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此外,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予以拒绝,而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一般都会准许,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⒊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存在多次“污染”的受害现象。我国在刑罚执行阶段基本上实现了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但司法实践中因资源短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前阶段集中关押、同处一室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二次污染”。另外,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基本上没有实行分案审判。同案审判时虽然依法要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进行讯问,但由于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共同被告人必须同时到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成年被告人当庭翻供,拒不认罪等不良影响。夫成年人在法庭上的被“污染”现象,亦即司法理论中研究的“二次受害”问题。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司法制度,应该吸引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⒈建立少年司法机构,专辖未成年人案件。国际上通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均为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司法机构,使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当前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现实下,设置少年法院专辖未成年人案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必然选择。它可以促进少年实体法、少年程序法等法律出台,带动与少年法院相配套的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尽快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⒉实行办案人员专业化制度。利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以及其他各种适宜的授课方式,使所有处理少年案件的人员具备并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是《北京规则》第22条的要求。因此,我国少年司法机构内部,有必要实行办案人员专业资格制度,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官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并经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在警察机关内部,应当设立专业的少年警察,其中女性占一定的比例。少年警察专辖辖区内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应当实行严格的专业培训,使其具备和保持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高专业水准。(二)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完备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8](p529)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程序以及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和执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未成年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建设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⒈慎重启动和运行刑事诉讼程序。首先是要把好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关。立案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口,制定比成年人案件严格的立案标准,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严格控制在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内,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干预对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是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对未成年人不的裁量权,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尽量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终止于诉讼的前期阶段”;第三是赋予少年法庭对案件的筛选权和处置权。《北京规则》要求“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以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因此,除了机关应严格掌握对案件的移送外,审判机关也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只有将少年案件交付审判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法院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庭前审查不能象成年人案件一样局限于程序性的审查,除了审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指控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外,还应通过社会调查来审查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采用其他更有利的处理方式而无需交付审判。⒉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同时也为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长,应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不捕规定,扩大不捕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减少对未成年人的逮法学论坛96捕适用;制定区别于成年人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对未成年人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的特殊条件,对于未成年犯的取保候审操作方式,可以考虑尽量使用保证人制度,有利于防止其父母帮助逃匿,效果会好于收取保证金。[9]其次,应制定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更宽的缓刑标准,尽量少用监禁刑。在制定适用标准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⑴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性质以及是否有严重后果;⑵悔罪表现;⑶其他可以适用的条件,比如被害人方面是否要求和解、家庭环境是否能承担好再教育责任、偶然犯罪等。[10]⒊实行缓和式庭审模式。《北京规则》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为了减少庭审中的对抗气氛,缓解少年的紧张情绪和抵触心理,很多国家都强调在少年审判中的缓和气氛,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少年法庭仅仅由一个具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子构成,少年和法官分别坐在椅子上,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谈”。[11]笔者认为,缓和式庭审模式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接受教育,也有利于诉讼各方在庭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我国借鉴。(三)加强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⒈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基本含义是,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为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询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行为。该制度源于英国,1981年英国刑事诉讼皇家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未成年人可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讯问的重要性或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并且可能比成年人更易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友好的成年人的在场支持,以建议和帮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我国香港地区也确立了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已经加入的《北京规则》精神,我国应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即侦查人员在对(拘留或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旁听审讯过程,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协助被讯问的未成年人与侦查人员的沟通,以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方式是否合法公正,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⒉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应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律师介入时间应提前到侦查开始。在审前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又缺乏法律援助,使得他们在这一阶段应有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应将指定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阶段。其次,建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12](p111)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被告人不能拒绝指定辩护。对此,国外的相关法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等作了规定。未成年人案件辩护人参加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方面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尽快确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⒊严格实行分案处理制度。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程序上分离,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执行刑罚。分案处理要求: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可能不采取羁押措施,特别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关押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系共犯或者有牵连关系的案件时,要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三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要与成年罪犯分开,不能在同一场所执行。分案处理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的“二次污染”,所以我们应严格实行,除非分案处理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才可以恢复合并处理,同时应采取相应的特殊保护措施,以免未成年人的“二次受害”。【参考文献】[1]张运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6).[2][4]刘志成,熊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诉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3]丁寿兴,刘玉奇.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理性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2).[5]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理论基础[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