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范文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1

[关键词]生态意识；体验活动；未成年人；政府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09-0088-02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架构我县未成年人生态意识的多纬度培养模式，运用体验教育的新型教学模式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在达到对未成年人进行人文思想教育的同时，促进学生积极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一）未成年人生态意识状况调查分析

要想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首先要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生态意识的基础状况，为此，笔者对19名学生干部进行了生态意识的问卷调查。农村老家自然环境不好的占15%，农村地区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占56%，家庭成员没有环保意识的占11%，家庭成员没有获得生态知识的占11%，一直重复使用塑料袋的占5%，很注意节约用水的占22%。调查数据结果表明，我校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还很薄弱，需要加大力度不嗟亟行培养和发展。

（二）未成年人生态意识培养研究方法和步骤

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围绕课题调研方向，在本组“政府管理中运用体验教育给未成年人渗透生态意识”的研究任务中， 结合政府管理要求，本组开展了四个体验活动。

1.“美丽广西 清洁校园”活动

自治区“美丽广西 清洁乡村”建设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各县区乡镇都在热火朝天地开展清洁工程活动，结合政府社会建设管理，组织学生开展“美丽广西 清洁校园”活动，开展“爱护校园环境”“争当环保卫士”活动，成立“生态保护义工”和“绿色公民”团队，响应政府号召，用实际行动美化校园环境，践行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

2.“生态旅游节义工”活动

为了迎接我县2014年“生态旅游养生节”的到来，让家乡的生态旅游发展更好，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生态旅游节义工队”，利用周末时间，佩戴“生态保护义工”“环保卫士”“绿色公民”“低碳帮手”礼仪绸带，背着粘贴“美丽上林，美丽人生”宣传口号的垃圾篮，手持特制垃圾钳，到旅游节登山活动路段进行卫生大清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生态旅游的深层含义，践行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

3.“寻找最美乡村”活动

自治区“美丽广西 清洁乡村”工程已进入“生态乡村建设”的阶段，各县区乡镇都在积极建设“生态乡村”。紧跟政府社会建设管理步伐，笔者组织学生开展“寻找最美乡村”调研活动，让学生观察、发现、寻找身边的“最美乡村”，用实际行动支持政府的生态乡村建设，巩固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

4.“最美花样少年”评选活动

南宁市正在大力开展“花样南宁”建设工作，打造生态优美的“中国绿城”。南宁市教育局传达政府指令，在中小学校开展“花样南宁、花样校园”的建设活动，种树种花，爱护环境，善待自然，推动城市文明建设，促进校园环境发展。笔者在班级开展“保护生态，争做最美花样少年”活动，通过“种花、养花、爱花、护花”等体验，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让学生的美好年华同种上的花儿一起茁壮成长，美丽绽放。

三、研究成果分析

经过一年多的体验调研活动，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有明显的提高趋势。

（一）“美丽广西 清洁校园”体验活动成果如下

经过3个月的个人综合体验活动，100%的学生生态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生态意识提高80%的占调研人数的9%，生态意识提高70%的占调研人数的18%，生态意识提高60%的占调研人数的9%，生态意识提高50%的占调研人数的27%，生态意识提高40%的占调研人数的8%，生态意识提高25%的占调研人数的12%，生态意识提高10%的占调研人数的11%，生态意识提高8%的占调研人数的6%。

其中，原本生态意识比较薄弱的学生蒙丹婷，经过4个阶段的体验活动，个人生态意识指数提高了50%，这是体验活动给学生带来的巨大变化。

通过开展半年“美丽校园我能行”的生态意识体验活动，100%的学生都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美化校园，个人的生态意识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二）“生态旅游节义工”体验活动成果如下

在长达6小时和5公里的生态旅游义工体验活动中，81%的学生获得喜悦、高兴和自豪的幸福感，100%的学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和环保的重要性，环保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75%的学生能感受到活动获得的爱心体验和人生价值。

（三）“寻找最美乡村”体验活动成果如下

通过参加最美乡村自评体验，个人生态意识提高10%～20%的占17%，个人生态意识提高30%～40%的占50%，个人生态意识提高，50%～60%的占33%。

考核测评小组5个未成年人通过参加“最美乡村”考察测评践行活动，个人生态意识提高30%～40%的占40%，个人生态意识提高50%～60%的占40%，个人生态意识提高70%～80%的占20%。

通过观看入选“最美乡村”的图片和听取测评报告，个人生态意识提高10%～20%的占5%，个人生态意识提高30%～40%的占52%，人个生态意识提高50%～60%的占40%，个人生态意识提高70%～80%的占3%。

调研测评数据显示，通过自评本村环境卫生和生态保护情况，未成年人个人的生态意识均能有所提高，个人生态意识能提高50%以上的占40%，这是一个践行生态意识的良好开端。通过参加“最美乡村”考察测评，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能得到巩固和提高，个人生态意识能提高50%以上的占60%，这是践行生态意识的高潮体验。通过观看入选“最美乡村”的图片和听取测评报告，个人生态意识提高40%～50%占52%，个人生态意识提高50%以上的占42%，这是践行生态意识的进步成果。

（四）“最美花样少年”评选体验活动成果如下

经过3个月的养花、爱花、护花体验活动，学生积累养花护花方法1～5种的占12%，积累养花护花方法6～10种的占25%，积累养花护花方法11～15种的占38%，积累养花护花方法16～20种的占25%。付出养花护花行动1～5种的占75%，付出养花护花行动6～10种的占12%，付出养花护花行动11～15种的占13%。

以上数据表明，通过团队分工合作、个体自评、集体测评、团队比赛的方式开展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亲身体验活动的乐趣，践行活动的宗旨，感受活动的得失，提高团队的合作能力和个人的影响能力，对学生个人生态意识的提高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及激励作用。

四、研究效果分析

通^一年多的体验教育研究活动，笔者找到提高未成年人生态意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1）结合政府的“清洁乡村”“花样南宁”建设指令，从校本研究入手，开展校园生态体验活动，能有效提高未成年人的生态意识。

（2）结合政府“生态旅游名县”建设规划，开展社会体验活动，是提高未成年人生态意识的有效方法。

（3）结合政府“生态乡村”的发展趋势，开展“寻找最美乡村”体验活动，是学生践行生态意识的社会实效活动，对未成年人生态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课题调研的不足和可持续发展方向

在“寻找最美乡村”体验活动中，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

（1）原计划带领全体学生到“最美乡村”提名的村屯进行现场考察评估，让学生亲临其境，现场感受“最美乡村”的美好生态，普遍提高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由于客观因素限制，只能选派3个学生代表和课题组教师参加考核评选活动。

（2）如果能得到政府和乡村办的大力支持，一起开展“最美乡村”的考核、评估和颁奖活动，更能提高寻找“最美乡村”的调研效果，加大课题调研的深度和广度，彰显课题调研的引领和榜样作用，对学生的生态意识培养和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活动，在改变旧的教学模式的同时，达到对未成年人生态意识培养的良好效果，课题调研也接近尾声。但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仅仅是为课题调研而调研，要把学生生态意识的引导和培养融入个人的教学、工作和生活中，延续课题调研的可持续性发展，真正体现课题调研的宗旨和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刘铮.生态文明意识培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 石迪.大学生生态意识及其培养[J].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学报，2011（3）.

[3] 刘惊铎.道德体验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 肖锦凤.论弗罗斯特的深层生态意识及其当代价值[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5] 舒振华.农村中学生生态意识教育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2）.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2

**年5月28日，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副县长左益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县未成年人保护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一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二是未保工作的组织机构还不健全，工作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是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和社会保护还较薄弱，未成年人犯罪、吸毒率呈上升趋势，急需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针对上述问题，县政府作了专题研究，并采取措施积极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两法”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的问题

县政府将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充分发挥各自职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两法”的宣传，首先将针对全县青少年法律知识淡漠，犯罪低龄化明显的状况，从编印发放普法材料入手，结合实发案例，组织相关部门编写通俗易懂的《未成年人法律法规教育读本》，纳入全县普法内容之一，在全县掀起学法、用法的热潮，使相关法律知识普及面不断扩大。同时，组织有关部门采取举办知识讲座、理论学习、专题研讨、经验交流等形式，消除社会及群众对法律的模糊认识，加深对未保工作知识的了解。其次是提高全社会对维权工作的重视程度。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各类宣传阵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组织维权青年志愿者和中小学生深入企业、农村、社区，宣传青少年维权的意义、目的和方式，充分引起社会的关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大足新闻周刊》等宣传工具，开辟专栏，宣传相关法规、政策，让广大群众了解维权内容；通过召开座谈会、邀请法律工作者参与维权活动等，增强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对维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履行维权义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二、关于健全机构和工作机制的问题

一是成立组织，健全机构。县政府已成立“大足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由分管领导任主任，团县委、公安、司法、教育等单位和部门领导为成员，下设办公室于团县委负责未保工作的具体事宜。同时，要求各街镇乡成立相应机构，为未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障。

二是加强协调，部门联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有关部门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优势互补、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县政府将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同志的讲话精神，以“五四”、“六一”、“七一”、“十一”、“成人节”等重要纪念日为契机，及时组织各成员单位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三是强化制度，建立工作机制。首先，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全县未保委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新举措，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动工作开展。其次，深化督查制度。定期组织未保委和联系会议成员单位深入到街镇乡、社区、学校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和预防青少年犯罪进行现场督查。再次，建立调查研究制度。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为研究未成年人的思想问题和工作决策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三、关于为保护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县政府将充分发挥未保委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等职能，切实调动社会、学校、家庭各方积极性，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一）加强家庭保护。积极建立家长学校，采取定期召开家长会等措施，加强学校与家长的协调沟通，帮助和促进家长运用正确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子女，共同担负起教育未成年学生的责任；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强对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法制教育，使其明确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义务，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主动配合学校、司法等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和矫治工作；鼓励举报、投诉家庭中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对纵容、教唆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家庭要给予批评教育，坚决查处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努力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健康文明的家庭氛围。

（二）加强学校保护。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实施素质教育，减轻未成年学生的课业负担；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一是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履行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二是加大有关政策落实的督查力度，从**年起，对“普九”巩固、提高工作进行督查，奖励先进、鞭策后进。此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下半年将接受市里复查验收。三是以农村初中为重点，开展争创“无流失生学校”教育示范乡镇活动和城镇学校与农村贫困地区学校的对口支援活动，继续实行贫困家庭学生费用减免制度，进一步降低农村初中辍学率。到目前为止，由共青团牵头实施的“希望工程”筹资58万多元，救助贫困学生5000余人，援建学校1所；“明德奖学金”资助小学生150名，资助大学新生25名；“春蕾计划”筹资4万多元，资助贫困女童140多人；县教委筹资每年资助不少于1000名贫困学生，减免学杂费；累计慰问天山、高坪、宝顶、回龙、季家、石马、铁山等乡镇的贫困学生和县特教校师生万余人。四是加大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力度，为农村儿童接受教育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目前，已投资815万元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项目8个，建设总规模17326平方米，今年底前全部完工。五是完善流动儿童学籍管理制度，加强流动儿童入学情况的跟踪管理力度，完善流动儿童的借读标准、履行手续、审批权限等的管理，切实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同时，深入开展校园治安整治工作，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净化校园环境；加强对广大教师的法律教育、师德教育，坚决制止侮辱、歧视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发生。将预防犯罪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结合实际举办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法制教育活动，并将教育的效果作为考核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的管理教育，指导教师、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有效地防止、矫治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要求各中小学校借鉴推广“未成年人自护夏令营”等自护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以未成年学生为对象的“法制讲座、自护能力训练、心理健康咨询”等活动，提高广大未成年学生的自护意识和能力，抵御侵害，预防犯罪。

（三）加强司法保护。坚持打击与预防并重，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一是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打击力度。对于杀害、虐待、拐卖、绑架未成年人，奸淫以及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等重大恶性案件，快侦快破，严惩不怠。今年以来，已成功破获数起伤害未成年人案。二是努力做好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工作。要求司法机关通过以案释法、庭校共建、模拟法庭等教育形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使他们懂得违法犯罪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认真执行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定罪从严，处罚从宽和限制宣传的各项规定，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进步成长做出努力。三是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县政府将命名设立首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站”。各级未保组织也要建立“青少年法律服务所”、“未成年人法律服务站”、“青少年维权热线”等服务机构，并以此为依托，向未成年人提供优先、优惠、便捷的法律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社会保护。进一步加强为未成年人服务的各项工作，创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社会环境。要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重点，强化未成年人道德品行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增强他们的道德意识、是非观念和荣辱观念；进一步改善和加强青少年宫等青少年活动设施建设，为未成年人学习和成长提供更多的阵地；继续抓好未成年人医疗保健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做好未成年人的医疗和保健服务，确保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切实抓好网吧、儿童食品卫生和书店书摊等环境整治工作，清除滋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严格各类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重点加强对“三厅一室”的监管力度，对违反《未保法》和《预防犯罪法》规定的非法经营场所、经营项目加强治理和处罚力度，对屡教不改的要坚决取缔。继续深化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工作，以“创新、发展、探索”为指导思想，从青少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充分发挥各系统、各创建单位的职能优势，为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作出更大的努力。同时，结合“青年文明社区”创建，在社区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通过印发青少年维权联系卡、建立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逐步实现未成年人在学习、娱乐、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3

[关键词] 少年法庭；少年法院；少年刑事法；刑事和解

[中图分类号] D917.6[文献标识码] A

为了了解目前我国少年法庭制度建设的情况，2006年11月至2007年5月，笔者先后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苏州调研期间，同相城、沧浪、虎丘、平江法院少年法庭的负责人和法官进行了座谈，并到炼塘镇法庭、梅李法庭等三个人民法院进行了考察。回京后，于2007年3月向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汇报了在江苏、上海调研的情况。2007年5月，还应邀参加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座谈会，了解了北京二中院等17个中级法院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工作情况。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中国少年法庭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进，而且有了很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自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首创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即少年法庭，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交流会，向全国推广了长宁区法院的经验以后，少年法庭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经过23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目前全国法院共设立少年法庭2420个。2000年至2006年，全国法院审判的43万余名未成年人罪犯中，重新犯罪率仅占1.26%。

从江苏、上海的情况看，少年法庭工作和少年法庭制度建设同样有了很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广独立建制的少年案件综合审判庭（简称少年审判庭）

1991年8月，江苏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在审理未成年犯罪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首先在全国创设了第一个综合性的“少年案件审判庭”。江苏省高院总结了经验，认为少年综合审判庭是目前比较理想的少年法庭模式，有利于拓宽和深化少年司法保护工作领域，覆盖更广泛的未成年人群体。将少年犯罪、少年违法、少年保护等涉少案件统归一个专门机构进行审理，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由单纯的刑事司法保护向全面司法保护的转变；有利于少年司法活动的专业化、规范化，提高少年法庭工作质量；有利于培养、聚集、储备一批少年法庭的骨干和研究人才，为将来建立少年法院，提升中国少年司法的水平打好基础。因此，他们决定将综合庭模式作为重点来推广。至2007年1月，全省已设立24个独立建制的少年综合审判庭，主要受理少年犯罪案件、民事少年保护案件和行政少年违法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总结了江苏和其他省、市的经验，于2006年决定在全国17个中级法院开展少年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工作。目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正在进行少年综合审判庭的试点工作。

（二）积极开展“指定管辖”的试点工作

指定管辖，是指由于分散在各地的少年法庭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少，少年法庭的法官经常办理其他案件，因而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某一个区县法院受理不在地域管辖范围内其他区县的少年犯罪案件。

1998年5月，江苏省连云港市公、检、法、司四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条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联合下发了《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定管辖的意见》，决定先在市区开展集中指定管辖试点。

上海市第一、二中级人民法院也从1999年4月起实行指定管辖。为此，1999年3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对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

江苏、上海法院的同志一致认为，实行指定管辖，不仅扩大了受案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年法庭案源过少，机构不稳定，甚至被撤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对少年刑事案件量刑的综合平衡，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司法水平，使一批专门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队伍能够得到更快的成长。

（三）试行“整体争创，全面维权”，做到立、审、执“三位一体”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团中央决定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江苏省高级法院积极响应，至2007年1月，全省已有61个法院受到命名表彰，其中有11个法院被命名为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2002年以前，苏州中院对青少年的维权仅限于刑事审判方面。2002年下半年，他们考虑到近些年来苏州青少年犯罪（主要是外地青少年）多，而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是家庭保护失衡，人民法院在开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应当从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着手，因而提出了“整体争创，全面维权”的新思路。这是指人民法院作为整体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申报单位，以整体争创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从立案、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审监等方面，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为此，从中院到12个基层法院都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工作领导小组，院长或者副院长任组长，各参与维权部门的负责人为小组成员，下设办公室，负责联络、协调日常维权工作，使全面维权有了组织上的保证。他们把少年维权作为全面发挥审判职能的突破口，把依法保护青少年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作为各项审判工作的价值取向，把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效果作为服务平安江苏、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其突出特点，是建立涉少案件的“绿色通道”，做到“三优先”：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立、审、执相结合。沧浪区法院对涉少刑事案件坚持“寓教于审，审教结合”，尽量避免适用监禁刑，并扩大了缓刑听证会的范围，除公诉人外，还吸收被告人的法定人、社区和学校参加。相城区法院注重涉少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尽量做到多调少判，案结事了。近几年来，他们审理涉少民事案件近1000件，调解占80%。执行案件快速高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努力做到“三个穷尽”：穷尽执行程序、穷尽执行措施、穷尽财产线索。该院抚育费案件的执结率和执行到位率均达到100%，投诉率为零。2003-2006年苏州全市两级法院共执结涉少民事案件3247件，执结率达92%，平均执结天数为25天。各基层法院还立足审判，适度延伸，通过法官兼任中小学校的副校长、组织维权演讲团、模拟法庭、举办展览、编印各种刊物和典型案例等形式，深入学校、工厂、企业、街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四）试行庭前（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庭前社会调查，是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在人民法院判决以前，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组织进行的调查。其目的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成长的经历、生活环境，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为司法机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正确处理案件提供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这项工作一直由法官进行。为了促使调查主体社会化，使法官能集中精力审理好案件，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与有关单位合作，于1999年在全国首创了聘请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制度，并由长宁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青少年保护委员会联合下发了《长宁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简称《若干规定》），就社会调查的任务，聘请的单位，社会调查员的条件和义务，社会调查的对象、形式和内容，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在法庭的宣读、诉讼参与人对报告的意见等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吸纳了长宁区法院和其他法院的经验，在2001年修订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长成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据此规定，2003年，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法院、无锡市锡山区法院、苏州市平江区法院、吴江市法院等少年法庭主动与当地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司法行政机构和团委、妇联等群众团体联系协商，先后聘请了一批素质较高的社会调查员，经过培训和指导，承担起对当地法院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庭前社会调查工作。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还成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办公室，出台了《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社会调查工作若干规定》，通过访谈、测试、函调等方式，形成社会调查报告，并向法院提出处理建议。

2005年，鉴于江苏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的省份，省高院向司法厅提出由基层社区矫正机构承担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庭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建议，得到司法厅的大力支持。经过协商，2006年，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简称《实施办法》），就审前调查的任务、审前调查的工作机构、调查的方式和程序、调查的时间、调查评价报告的内容、对提交的调查评估报告的当庭质询等作出了规定。

江苏省高院、长宁区法院认为，庭前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第一，改变了原来由法官亲自调查为主转变为开庭时组织控辩双方对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听证质询为主，使法官从社会调查工作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庭审上，并可防止审判时先入为主。第二，长宁《若干规定》和江苏《实施办法》的出台，实现了调查主体的社会化，结束了调查主体的多元化，使庭前社会调查在全省或者全区范围内得到统一和规范，有利于提高社会调查的质量，从而有利于法院的公正裁判。

（五）尝试适用刑事和解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外来务工、经商的人员越来越多，这些人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刑事犯罪问题。特别是因民间纠纷和未成年人之间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明显增多，附带民事诉讼逐渐攀升。这些案件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造成矛盾激化，影响当地社会稳定。为了有效促进司法和谐，苏州、无锡等一些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过程中，尝试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为此，无锡市公、检、法、司四机关于2007年4月1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简称《意见》）；苏州市平江区法院于2006年12月制定了《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苏州的平江、沧浪，无锡的锡山、北塘等基层法院先后通过被害人、未成年被告人面对面地接触、沟通，法官、社区工作人员、教师作为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调解，促使未成年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给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危害。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道歉、赔偿、社区服务、自觉接受监督改造等方式，向被害人表明自己悔罪的心情，从而取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与接纳；法院在此基础上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制定社区矫正方案，以恢复暂时失衡的社会关系。

法学理论界认为，苏州、无锡法院的这种司法程序，可以说是对以修复因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

（六）积极参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江苏省作为全国18个首批社区矫正试点省份，积极参与了试点工作。省高院于2004年1月制定下发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本着“适度延伸”的精神，提出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当把判处缓刑、管制的少年犯作为重点，切实搞好后续帮教工作。试点期间，各法院均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任务，做好移送衔接，保证被矫正对象能够纳入社区矫正，做到无一漏送、错送，并探索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例如，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与试点单位宁海路街道办事处达成协议，对宁海路街道辖区内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由街道司法助理员（系人民陪审员）担任该案的陪审员，提前介入了解情况；判决后罪犯在法庭当庭签订“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由社区矫正机构办理进入社区接受矫正的手续。连云港市新浦区法院组织志愿者与矫正对象签订“一对一”帮教协议。张家港市法院对矫正对象进行回访，了解矫正对象的情况和思想动态，配合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教育转化工作。常熟市法院还制定了《常熟市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若干实施细则（试行）》，创新了一些工作举措。如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人员参与旁听庭审和以人民陪审员身份直接参加案件的审判活动，以了解案情；接受社区矫正保证制度；二审期间对一审判处管制、缓刑未生效判决的罪犯的担保人制度等，效果较好。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前不久推出了法庭教育、出狱前教育与社区矫正“无缝连接”的新摸式。过去对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从法庭宣判之日到其接受社区矫正、派出所监管还有一段时间。为了填补这段“真空”，该院与普陀、杨浦等检察院签订《关于加强对未成年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协议》，对符合缓刑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向其所在社区发放意见征徇表，由该社区的社工进行调查，然后将意见反馈给法院，在宣判时邀请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参与旁听，并参加法庭教育活动；随后带回社区进行跟踪帮教。从而大大减少了未成年罪犯在宣判和回归社区后出现脱管的现象，使他们能及时接受教育改造，防止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

二、当前中国少年法庭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3年来，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发展中还存在和遇到不少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主要问题是：

（一）中国还没有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法律。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除少数条文涉及未成年犯罪以外，可以说基本上是适用于成人犯罪的法律。如刑法只在总则第17条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和第49条对审判的时侯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作出了规定，因而对未成年犯罪可以适用除死刑以外的所有刑罚方法；对非刑罚处罚方法也只有“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或者在必要的时侯“由政府收容教养”这两种。

中国刑事诉讼法对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只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部分，分别对未成年人的年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法定人、指定辩护人、不公开审理等程序作出了规定，内容很不完整，没有充分体现程序法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司法保护。

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和刑事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先后于1991年制定、2001年修订和1995年制定、2006年修订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图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能有一点突破。从实践看，应当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受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成效有限。例如，“关于对未成年罪犯刑罚的适用”，仅就“对未成年罪犯，不应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对未成年罪犯依法从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依法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等作出规定，与国际文献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规定的要求相距甚远。

（二）设立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审判机构的看法不尽一致。从这次调查中了解到，多数领导和法官主张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不仅应受理涉少刑事案件，而且应受理涉少民事和行政案件，以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因而同意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即少年审判庭），其发展方向是设立少年法院；少数领导和法官则认为，国外也有少年法庭工作，但受理的都是少年刑事案件，没有涉少民事和行政案件；各国设立少年法院的也很少。在我国，建立少年法庭是必要的，但建立少年法院没有必要，且不便就地、就地审理。

主张或者同意设立少年审判庭的，对受案范围也有不同看法和做法。上海市一位法院领导和一位少年法庭的负责人认为，少年审判庭应以刑事为主而不应以民事为主。并提出，要处理好涉少民事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的关系；处理好涉少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关系，民、刑的比例一定要控制好。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1995年也受理过民事案件，但后来不搞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下发的少年审判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他们没有完全执行。他们还认为，实行指定管辖的少年法庭的收案范围要和没有实行指定管辖的少年法庭有所区别。长宁区和闵行区法院实行指定管辖以来，受理的涉少刑事案件不少，2006年分别达到300―500多件，呈饱和状态；涉少民事案件如果多了，承受不了，“两便”原则也受影响。因此，少年法庭的收案范围要因地制宜。

（三）对未成年罪犯庭前的社会调查各地做法不一致、不规范。有的由社区矫正机构承担；有的由共青团等群众团体承担。社会调查的内容、规则、程序等也需加以规范。

（四）公、检、法、司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相互衔接、配套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检、法、司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建立的相互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自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简称《通知》）以来，公、检、法、司四机关加强了相互协调配合，在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矫治、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通知》下发已16年，在这期间，有关未成年立法、司法都有了很大发展，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对原有《通知》的内容加以修订，以深化未成年司法工作的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五）在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同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在70―80万件左右，其中大量受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得到赔偿。据统计，2005年至2006年，上海两级法院立案执行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030件，执行到位率为13．74%。2005年1至5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30件，执结16件，其中，执行到位的仅1件。其原因多数是被告人无稳定的职业和固定收入，或者正在监狱服刑，确实没有赔偿能力，法院责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判决等于是“空判”，从而使那些因犯罪行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身心受到严重损害的被害人及其亲属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失衡。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缠诉、上访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因没有实际获得赔偿的占90%以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填补法律制度上的空白，十分必要。

三、中国少年法庭制度的完善

（一）应当制定专门适用于审理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法律

1. 国际文献强调各国应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的法律和程序。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通过，我国已签署、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3和4分别规定：“缔约国应致力于促进规定或建立专门适用于被指称、指控或确认为触犯刑法的儿童的法律、程序、当局和机构”；“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如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1]

1984年11月29日，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2]提出，“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其目的是：（a）满足少年犯的不同需要，同时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b）满足社会的需要；（c）彻底和公平地执行下述规则”。并指出，“规则2、3说明有必要制定具体的国家立法，以便合法地和符合实际地适当执行本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在审判和处理阶段，《北京规则》要求“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加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2. 制定一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些条件是：

第一，司法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少年法庭成立23年来，摸索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和适用法律的“解释”，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相继制定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可以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内容吸收到刑事法中来。

第二，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查、审理和执行均提出了应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方针、原则和要求。

第三，我国已正式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和《北京规则》等有关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国际公约，其中既有实体法方面的内容，也有程序法方面的内容，我国有义务在国内立法中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第四，各国的立法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基本上有三种：第一种是既规定对青少年的保护，又规定审理、处罚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性法律。新加坡《儿童与少年法》是这类法律的典范。如它规定了对儿童与少年的保护、监督和抚养等问题，以及儿童与少年的收容、委托、社会福利等措施；设专章（第三章少年法院），规定了审理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少年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少年犯的处罚；同时对少年犯的关押、管理和矫治也作了专门规定，[3]从而使司法的消极预防转变为积极的保护，这在立法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第二种是融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的刑事法，体现了现代有关青少年立法的发展趋势。如日本的《少年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少年法》等。我国刑事法可以借鉴其中适宜于我国国情的内容，以更好地体现国家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怀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全面的保护。有学者认为，“确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少年法是司法法。司法法以裁判为特点。在法律的规定上，采取独立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立法形式。这种立法形式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标志和关键所在”。并指出，“少年司法制度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司法制度，不仅需要有特殊的实体法的规定，更为关键的是要有程序法的规定。只有具备了程序法的规定，才能使少年法成为一种司法法，具有裁判性、具有可操作性。”[4]第三种是分别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中设专编或者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规定。为了加大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特殊保护力度，2001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在第16篇第50章专门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包括审前社会调查程序、成年人参与程序、拘捕程序、传唤、询问程序、庭审程序等[5]。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设专编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和刑罚处罚。该刑法典第五编第14章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罚的特点”，如扩大了代替刑罚的教育感化措施的种类；对未成年人适用的某些刑罚更加宽缓，规定了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未成年犯罪的刑事处罚。刑法典第44条规定的刑罚种类有13种。

第五，学界赞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他们认为，“我国学术界对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理论问题研究较为成熟，司法部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种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有关未成年人的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就非常必要。”[6]

笔者认为，这三种立法模式我国都可以借鉴。最好是采取第一、二种模式；如果有困难，也可以考虑采取第三种模式。

（二）设立少年法院是改革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在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1. 国际文献的规定

上述“公约”和“规则”均要求每一个成员国除应努力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外，并要求“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设立少年法院正是实施《北京规则》，履行《儿童权利公约》义务的具体体现。

2. 设立少年法院的必要性

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组织体系中，并无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法院，一般由普通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内的少年法庭，少数由少年综合审判庭来审理。而国外的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设立了类似少年法院的儿童法院、家事法院等审判机构。如美国的少年法院，意大利的青少年法院，日本的家庭裁判所，泰国的儿童法院等。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早就呼吁应当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院，作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的专门审判机构。

设立少年法院有利于突出少年审判的特点和量刑的平衡。由于未成年人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因此，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在程序上，既要查明案件事实，又要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轨迹（包括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剖析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判决后还要做回访、考察、帮教等工作。这就要求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法官，不仅要具有法律方面的知识，还要具有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相同的案件，由不同的普通法院来审理，由于多种原因，有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造成量刑不平衡，司法不公正。

设立少年法院有利于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的少年法庭审理的只是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案件。但在司法实践中，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案件，涉及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探视权，侵权赔偿以及继承、婚姻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权利等民事案件和治安行政、教育行政等行政案件也时有发生，都应纳入少年法院进行审理，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设立少年法院的可行性

目前，中国已具备设立少年法院的条件。

第一，在审判机构设置方面，在少年合议庭、少年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设立了审理涉少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少年审判庭；同时试行了集中指定管辖，在少年法院尚未建立起来的今天，不失为一种由少年法庭向少年法院过渡的替代模式。可以这样认为，少年审判庭――指定管辖――少年法院，是中国少年法庭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少年审判庭受理的涉少民事案件的范围不宜过宽，应逐步总结经验，界定一个合理的范围；对实行集中指定管辖的法院和未实行集中指定管辖的法院，涉少民事案件的范围应加以区别对待，不要搞“一刀切”。

第二，在法官队伍建设方面，23年来，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热心少年审判工作，精通相关审判业务的法官。至2006年，全国共有7200余名法官从事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审判工作。这是设立少年法院在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第三，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可以进行建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工作。

总之，设立少年法院顺应了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仅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也是完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需要。

（三）规范庭前社会调查工作

少年法庭在开庭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背景情况开展调查，对于全面了解案情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项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目前，有些法院委托社会组织开展了社会调查，有些法院则没有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开展社会调查的，有的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有的委托共青团或其他社会组织；调查的内容和程序也不完全相同，需要加以规范。江苏、上海等地的经验是：

1. 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一般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社会交往、学校表现、成长经历、犯罪前后的表现、自我认识、帮教条件以及对再犯可能性的分析、综合评价意见等。

2. 委托调查的机关和被委托调查的社会组织。委托调查的机关有公安、检察、法院；被委托调查的社会组织，一般以社区矫正机构为宜，以与判处非监禁刑罚后的帮教相衔接，也可以是共青团或者其他社会组织。

3. 社会调查材料的送转。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或者移送审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期间的表现等材料一并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检察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人民检察院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提供。对于人民检察院提供的社会调查内容不全面的和自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调查或者另行委托社会组织调查。

4. 社会调查报告的宣读和质询。少年法庭应邀请社会调查员出庭，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由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可就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逐一询问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社会调查员应如实回答他们的质询。

5. 经质询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少年法庭量刑时的参考。

（四）努力探索刑事和解，推进恢复性少年司法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特定范围内的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主持和社区矫正机构的参与下，通过交流与对话，促成加害人向被害人或者其亲属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引导被害人或者其亲属对加害人予以谅解，据此依法对加害人予以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从宽处罚，并制定社区矫正方案，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得到适当赔偿，同时使加害人顺利回归社会，从而尽可能使遭受破坏的暂时失衡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操作程序。

据了解，恢复性司法于1974年由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创，并且源于少年司法。当时该省的基奇纳市有两个少年被控抢劫并毁坏了22家民房。他们在认罪之后，在缓刑官、门诺派教徒自愿者共同努力下，进入调解程序，法官组织加害人和22家受害人代表见面，面对面交谈。两名少年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害，郑重向被害人家庭道歉，并在其能力范围与被害人可接受程度之间，达成了关于损害赔偿数目与时间表的协议，并得到法官的确认。最后法庭判处这两名少年缓刑，并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此后，30多年来，以利益相关者参与（尤其是被害人参与）、调解、协商、赔偿（或补偿）为基本特点的恢复性司法开始在加拿大、英国、芬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的少年司法中广泛适用，并逐渐扩展到成人犯罪案件。[7]

刑事和解随着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提出而产生。联合国1994年4月《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2002年4月《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取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等文件，均提倡和鼓励各会员国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制定和实施恢复性司法方案。为了总结经验，规范刑事和解工作，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4日制定了《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就刑事和解的指导思想、适用范围、启动程序、刑事和解实施小组、和解会议、刑事和解程序的终结和后果等作出了规定；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公安局和无锡市司法局也于2007年3月26日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简称《意见》），就刑事和解的原则、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法律后果（一般规定、受理、立案阶段，审查阶段，审判阶段）、法律责任等作了较全局、详细的规定。这两个《意见》强调了以下几点：

1. 原则。刑事和解工作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必须在加害人、被害人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适用。和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前双方可以随时退出刑事和解程序；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等。

2. 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刑事和解适用于未成年犯罪案件；此外，还适用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因民间或者同事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人身损害、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单处财产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其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明确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有效控制。

3. 社会调查、和解协议。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害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实施犯罪前后的现实表现，家庭或者单位有无帮教能力和条件，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等情况，以及对和解效果的预测。办案机关可以委托社区矫正组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协助进行社会调查工作。

和解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加害人认罪，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赔礼道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提供劳动帮助；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对加害人表示谅解，并同意对加害人从宽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

4. 处理。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如果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或者是已满18周岁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悔罪表现好，并具有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等6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依法撤销案件，或者不，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对于其他案件，酌情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对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加害人，办案机关应当落实帮教措施。

从无锡、苏州等地的经验，笔者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改革。它有利于贯彻对未成年人罪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钝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统一。

第二，刑事和解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设计，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意见》就明确规定，雇凶伤人、聚众斗殴等涉黑涉恶或者抢劫等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案件；行为人系累犯，或者在服刑、缓刑期间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多次犯罪的；被害人是单位的等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

199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法官肖扬在2007年第5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刑事诉讼中也可以探索和解制度，在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加害人通过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可以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对其从轻处罚”。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经验看，目前似可考虑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包括重案）、轻微刑事案件和自诉刑事案件这三类案件作为适用刑事和解的试点，并把未成年人轻微伤害案件作为实践的重点。

第三，刑事和解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阶段，都可以实行刑事和解，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程序和实体价值。

第四，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这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提。尤其要尊重受害方的意愿，在受害方、加害方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对话，使加害人的悔罪、赔偿和道歉易为受害人所接受，真正弥合双方之间的裂痕。

第五，刑事和解和“花钱买刑”或者“赔钱减刑”完全是两码事。刑罚的功能不仅在于惩罚，还在于教育改造，以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而刑事和解在加害人认罪、悔罪的前提下，通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使被害人得到安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化解矛盾，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有效推动了司法和谐，真正体现了刑罚的谦抑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实行刑事和解还必须转变国家本位主义的司法理念。

有的学者评论道：恢复性司法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应结合我国少年司法的特点和社会环境对该制度予以完善和推广。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已将刑事和解问题列为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建议总结经验，适时就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适用原则、适用条件、适用主体、适用程序以及适用的法律效力进行规范，并在立法机关决定对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和起草违法行为矫治法时提出立法建议。

（五）进一步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

1. 要重视“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工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少年法庭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依靠党委，组织政法机关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收到成效。

2．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是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预防、矫治、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保证。《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公安部于1991年规定,对少年刑事案件的侦查、预审工作，公安机关应确定专门办案人员或者侧重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人员，有条件的地方，也可设立专门机构。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最近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3．司法行政机关应纳入配套工作体系。从长远看，社区将在今后的恢复性司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刑事和解的结果要在社区完成，犯罪人最终要融入社会，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都离不开社区。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来承担，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也应设立专门小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但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法律的支撑，建议制定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应建立社区矫正财政保障机制，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开支、社区矫正对象的最低生活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就学、就业等问题。

4．在加强对未成年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保护的同时，要注意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例如，对于可能作出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不或者判处非监禁刑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听取被害人、法定人的意见。又如，公、检、法、司各机关应当积极推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可以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情况，作为酌情从轻处理的依据。

5．各级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应当接受有关机关的委托，积极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教育矫治和安置帮扶工作。

（六）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切实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司法实践中不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得不到赔偿，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际社会经验，除应适用刑事和解、推进恢复性司法外，还应通过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特定犯罪行为侵害，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没有获得加害人的赔偿或者赔偿不够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由国家给予一定补偿的法律制度。自新西兰率先建立这一制度以来，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许多经济的社会福利发达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立法部门十分关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委托有关单位进行调研；最高人民法院已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关单位正在研究起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建议稿》；一些城市（如湖北大冶、四川绵竹、山东青岛等）也在就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的称刑事被害人补偿基金制度）问题积极进行探索。笔者认为，建立这一制度需要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国家补偿制度的性质。这种补偿属于社会救济性质。要弄清三点：第一，它不是附带民事赔偿，但是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补充。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性质不同：前者是具有救质的补偿，后者是具有过错责任的赔偿。 [8]第二，它不是国家赔偿。因为国家并没有代替加害人进行赔偿的义务。这种赔偿义务应当由加害人来承担，以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来实现。第三，它也不是司法救助。“司法救助”有特定的含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通过司法救助，可以确保当事人依法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平等享有国家司法资源，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司法救助适用的对象和目的，与国家补偿制度均不相同。

2．补偿的资金来源。既然是国家补偿，资金来源理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社会捐助资金为辅。国家财政拨款原则上可采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共同负担的形式。考虑到西部地区（大西北、大西南）经济欠发达，财政比较困难，中央财政拨款应向西部地区倾斜。

3．适用的对象。主要应适用于因严重暴力性犯罪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和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被害人及依靠被害人生活的人，应以保障被害人及其亲属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进行补偿。

4.适用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救济原则。国家只是在被害人确实没有得到被告人赔偿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进行的救助。二是有限原则。这一补偿制度只能适用于最需要救助的被害人，不能随意扩大被救助人的范围。

四、结语

回顾23年中国少年法庭工作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在党的政策指导下，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十几年前，最高人民法院一位负责同志所指出的：“1984年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诞生，很快显示出它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审理少年被告人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受到各方面关注。”“实践证明，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专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一项新的建设，是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逐步完善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9]并在1992年于上海召开的“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的少年法庭工作受到来自国际少年与家庭法院法官协会和20多个国家、地区以及有关国际机构代表的广泛好评。时至今日，少年法庭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受到党、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大的关注。

但少年法庭制度的完善任重而道远。积23年的经验，笔者认为，少年法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司法部门坚持不懈地努力，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同时，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在庭前社会调查、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等方面，继续积极进行研究、试点更需要立法部门加强调查研究，适时就少年刑事法、少年法院、刑事和解、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等列入立法规划，通过立法，使少年法庭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以提升少年法庭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以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到步调一致，协调一致。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笔者深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理论界、立法界、司法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少年法庭制度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程味秋等.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A]，儿童权利公约[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73.

[2] 程味秋等.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6-217.

[3] 全国青少年立法办公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十年磨一剑[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123-125.

[4] 王牧.我国应当建立少年司法制度[N].人民法院报,2003.01.08.

[5] 黄荣康等.少年法研究（修订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58-60.

[6] 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688.

[7] 姚建龙.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前景[D].中澳少年司法制度研讨会论文汇编.2007.18-29.

[8] 宫立新、王春艳.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N].检察日报，2007.06.2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4

一是出台文件成立领导小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完善出台了齐政发《齐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成立成立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民政局、公安局、财政局、卫生局、城管执法局、交通局、团县委、妇联、残联、铁路部门以及晏城街道办政府、铁北街道办政府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和未成年人解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在晏城街道办社会福利中心内成立齐河县流浪乞讨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中心、齐河县人民医院为定点救治医院。

二是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中的牵头作用，健全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财政、公安、教育、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我县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意见，定期召开联席办公会议，认真分析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逐一制定化解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及措施，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周到、优质、高效的救助保护服务，确保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建立网络管理机制。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仅靠一个或几个部门难以做到全覆盖，只有建立部门、乡镇、村（居）委联动的管理网络，才能对流浪未成人予以更好的救助和保护。一是建立乡镇、村（居）委救助网络，做到救助不留死角。以乡镇民政办为主体，对乡镇、村、社区流浪未成年人予以救助和保护，充分调动村（居）委干部、村（居）民的积极性，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及时向乡镇民政办报告，乡镇民政办迅速给予救助，不能救助的及时送往救助管理站，并建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信息台账，建立健全县城以救助管理站为主体、乡镇以民政所为主体的救助保护责任机制；二是变被动为主动，做到救助保护全覆盖。县救助管理站落实专人定期在县城及周边区域巡查，发现一起救助一起；三是发挥公安执勤亭、便民服务亭的作用，达到救助不留空挡。加强同公安、城管、环卫部门的协调、联系，利用公安执勤夜间

巡逻、城管执法、环卫清扫等时机，一旦发现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人员及时赶往现场对其实施救助；四是主动联系、协调卫生部门，对生病的流浪未成年人实施医疗救助，确保流浪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

四是建立学习培训机制。针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加强救助管理人员的法规政策、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等知识的培训力度，全面提高救助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一是加强法规、政策的培训。以国务院颁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为主要内容，使全体救助管理人员进一步熟悉法规政策、科学合理运用，做到依法、依规、依政策救助；二是加强救助业务知识培训。在做好救助常规业务知识培训的同时，重点强化对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的培训力度，要求全体救助管理人员认真学习、认真钻研，采取聘请专家到站讲课和派员外出培训相结合的方法，熟练掌握教育学、心理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为准确揣测流浪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行为状态，疏导流浪未成年人的心理障碍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强化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工作。积极加强同教育部门的协调、联系，对流浪未成年人中较为特殊的群体，聘请当地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或专家对其进行心理、行为的矫治工

作，帮助流浪未成年人尽快消除心灵中的阴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五是建立生活保障机制。保障流浪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立科学的生活保障机制是减少或杜绝流浪未成年人流入社会的关键举措。一是建立基本生活保障机制。结合区域流浪未成年人流入社会的现象和特点，按法规、政策将当地生活困难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分类施保，切实保障困难家庭的基本生活，对因灾、因病造成生活临时困难的家庭，给予医疗或临时生活救助，帮助困难家庭渡过生活困难期，从源头预防流浪未成年人的现象发生；二是建立生活救助保障机制。救助管理站切实履职尽责，对到站主动求助或送往救助站的流浪未成年人，依法依规、按政策给予救助，切实做好流浪未成年人的食宿、教育、技能培训等相关服务工作，对能提供家庭住址的及时护送回家，对实在不能提供家庭住址的安排寄养或到当地儿童福利院进行集中供养，切实保障了流浪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三是建立部门协调的救助机制。积极协调公安、卫生、教育、财政等相关部门，建立对未成年人实施共同救助的长效机制，教育部门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卫生部门保证生病能得到及时治疗，财政部门提供较为充裕的救助保障经费，同时，加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5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探索，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从地方性实践走向了刑事规制前沿，成为一项法定的未成年权益维护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未成年权益保护最大化。社会调查制度的建构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还为刑罚的个别化和教育矫正刑的具体实现提供了实践平台。但这一制度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带来了诸多困惑。特别是对调查活动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调查结论的具体效力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颇大，实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和研究。本文基于研究侧重和篇幅限制的考虑，仅探讨“调查主体”这一争议热点，也即调查活动应该“何时开展”，“由谁开展”。随着未成年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活动的法律化进程的推进，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活动日趋增多，而混乱的社会调查实践严重影响着调查结论的可靠性和调查目的的实现。实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主体之争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分析，厘清既有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梳理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形成的深层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调查主体之争的设想，进而规范模式不一的社会调查实践。

一、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的现状梳理

虽然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被再一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社会调查制度迈入了法制化进程，但如何更好地实施和完善社会调查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有许多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对调查主体为谁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颇大，要破解调查主体之争，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现状和司法实践的探索回应进行基本的梳理。

（一）理论争议

理论界就哪一主体更为合适开展社会调查，争议纷纷，未有定论或强势学说形成，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1）应该以公安机关为社会调查活动的启动和开展主体或由从事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地方部门来开展调查工作，这两个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具有开展社会工作的时间和人力资源优势；（2）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司法行政机构来开展具体的社会调查工作，因为这一主体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等优势，所以相比于其他社会主体更具可行性；（3）应该建立起由专业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司法社会调查员队伍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群体，无论在专业修养，还是调查方法，调查认知方面均有其优势，均比其他群体更适合担任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人员；（4）应该借鉴国外对未成年犯罪所施行的“外聘”模式与“内聘”模式，建立起以人民法院的非合议庭法官与社会专职人员相结合的社会调查主体模式，在法院内部成立独立建制的社会调查员办公室，而后选聘专职的社会调查员来担当社会调查的主要主体。还有一些论者提出由人民检察院或成立其他专业机构统一来行使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权。可以说理论界对哪一社会主体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更为合适，立足于不同的价值认知基础，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有其立论的合理性。

（二）司法实务分歧

司法实践中，就如何协调三机关之间的调查，如何评估案件调查的必要性等问题，尚无相关的后续配套规制出台，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做法。比如，有的地方施行人民检察院主导下的特定社会主体开展社会调查的模式，这一模式以地方共青团的干部为调查主体，主导调查活动，以特定社会人士为特邀社会调查员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整理，最终拟定调查报告。又如，有的地方则由地方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人民陪审员、教育工作者、甚至法官自己担任社会调查活动的具体开展主体。而另一些地方则由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进行社会调查或委托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社区矫正机构或社会工作事务所开展。另外一些地方则试行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律师以及司法行政部门所辖的社区矫正机构并行的调查模式。可见司法实践中，各地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实践需要对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参与调查活动的社会主体主要有未成年保护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社区矫正机构、司法机关等主体。从以上的实践探索可知，启动调查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公检法三机关，而具体开展调查活动的则是其他社会主体。

二、主体之争的成因探析

（一）现实成因：指导司法实践的配套规范缺失

在中国目前的法治文化和司法实践运作模式下，司法实践部门习惯了司法解释指导办案的工作模式，形成了对司法解释和部门规范的过度依赖，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若某一新的法律规制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执法办案人员就会陷入不敢执法和胡乱执法的实践困境。而就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问题，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一实践困境。

一方面，既有法律规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导致实践对未成年犯罪开展社会调查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调查活动面临着法律规制原则化引发的司法实践考验。总体而言，这种考验局面的形成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1.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存在阶段性，在哪一诉讼阶段启动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直接影响着主导这一调查活动的主体的选取。2.到底应该在哪一阶段启动，应该由哪一有权主体首先启动，均未有明确的刑事立法规范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存在着明显的法律规范规制不明确。3.如何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有效地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的成效能够为其他司法机关审理办理案件所认可。因为从既有的法律规制来看，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这一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均有权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法律在赋权的同时，也给予了三机关相应的自由裁量权。该规定也可以明确解读为：办案机关根据情况“可以”开展，也“可以”不开展。这就意味着三机关对开展社会调查有自由裁量权和组合配合选择权，可以由两个机关联合开展，也可以由某一机关单独开展，或者三机关联合开展，也可以均不开展或者均开展。然而这种“可以式”的立法易导致两种“极端”局面的产生：（1）一旦三机关均不愿意开展社会调查，而整个案件又有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对于有权机关“不愿意行动”，又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制，那么立法所期望实现的制度预设功效便难以实现；（2）若三机关都认为有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那么应该在哪一诉讼阶段开展，各自是否根据办案的需要开展自己所期望的调查，也是一个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这种试图实现公检法三机关灵活开展社会调查的立法初衷是良好的，但是一旦进人司法实践领域，如果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或部门规定就调查活动的开展进行协调，就极易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必然遭遇中国式的实践难产。

另一方面，现有法律规制的后续配套协调规制未能及时出台，各地的司法实践部门基于不同的实践需要、自身的司法资源和价值权衡，采取了不同的调查模式，这不仅加剧了理论研究的对垒，还助长了实践探索的分歧。虽然两高曾经就进一步加强未成年犯罪的审查办理工作，下发了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并且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颁行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对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有所规制。但是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均未对开展个案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主体予以明确规制，这些规范都相对比较笼统，未对有权启动主体如何协调社会调查问题进行规制，而只是一些省市或州市一级的人民检察院或法院，为了开展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工作，结合本区域的未成年犯罪现状和具体的司法实践需要，制定了一些相对具体的引导性的区域性细化文件，以这些细化文件指导具体的司法实践。但各省市乃至各区县之间的细化文件缺乏统一性，各有各的优先考虑基点，各有各的行事风格，这就导致各地的做法不一，可谓一个地方一个模式，一套思路，一些直辖市甚至一个区县一个模式，这就形成了司法实践探索的多样化，多样化的实践探索反过来又给理论研究立论提供了各具特色的支撑素材，进而在不同实践探索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主张也就不断呈现，加剧了各地对自己所探索的模式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优势的纷争。

从既有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司法践探索来看，理论主张和实践探索的预期追求有所重合。都考虑到如何平衡社会调查的现实性与有效性，也即既要保证针对未成年犯罪开展的个案社会调查能够顺利开展，同时也要保证调查活动的公平与公正性，确保最终的调查结果能够对司法实践有参考适用的价值。各种主张都有支持其立论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出于确保调查活动的公正性，还是有效提高司法效率，都有其理论预设与实践主张的合理性。

（二）理论成因：理论研究前提的含混

在调查主体之争这一问题上，之所以既有的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越发明显，并且各种主张均颇显其合理性，症结在于就社会调查主体之争这一问题上，现有的理论研究存在几个方面的混乱和研究不足。第一，既有的理论争议混淆了开展社会调查的具体主体和有权启动调查程序的主体之间的区别，将二者混为一体讨论，这就导致争议的问题复杂化，越发难以梳理清晰；第二，理论研究脱离既有的立法规制和司法实践操作的可行性，过多地考虑调查活动及调查结论的公正性维护，赋予了社会调查制度过高的实践价值。而司法实践中，各地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实践需要，施行区域化的社会调查模式，这些模式或多或少地回应了理论争议侧重，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适用分歧或潜在不公又给理论研究提供了论证依据和争议价值。第三，既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主张，对实践问题的争议仅仅立足于具体的操作层面，未对形成调查主体之争的根源进行剖析。事实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的配置之争，仅从难以证实的公正维护和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去分析和设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回到对如何配置司法权进行思考，方可有助于理论止争和实践突围。

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而言，在现有的司法环境和法律规制现状下，要解决调查主体之争，必须从形成研究混乱的症结着手，只有弄清楚症结所在，才能真正地实现理论研究的突围和实践操作的规范化。其一，须着力厘清社会调查活动的启动主体和开展主体的区别，只有厘清这一区别，才能为进一步进行社会调查活动的主体探究提供研究前提；其二，必须抓住引起实践和理论争议的核心问题――如何配置社会调查这一司法职权，以司法职权的合理分配和制约为基础，来解决因权力的共享和制约机制不明引起的权力行使纷争；其三，必须紧紧围绕调查活动的目的探讨问题，一切的理论假设与实践规划，必须考虑司法实践的可行性和制度的预期价值，必须以中国的具体司法环境为基础，合理地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关系。否则一切听起来为保障调查活动能够公平和公正的完美理论，一切描绘起来合理可行的实践调查构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徒增混乱而已，于问题的解决无益。

三、化解主体之争的设想

事实上，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主体之争就是“为何开展”以及“何时开展”、“由谁开展”更为合适的问题之争，解决“主体之争”必须从解决“问题之争”人手。然而一切问题之争的背后均是价值分歧之争，因为“价值总是依赖主体的不同而表现出每一主体的特殊性、个体性”。可以说，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观社会事实的价值预期与评价必定不同，评价主体立足于不同的价值预期与评价标准，必定难以得出一致的认知结论。因而，要实现“主体之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突围，必须先从对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预期与司法实践价值梳理着手，只有明晰这一点才能绕开既有的争议所预设的各种价值堡垒，为个案的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提供标准，真正地为争议解决找到突围路径。

（一）基本的价值认知：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预期解读

第一，针对未成年犯罪开展社会调查，是世界法治文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特有的制度之一，其蕴含着国家亲权理论和失足未成年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司法实践价值，具有重大的刑事政策意义。之所以对未成年犯罪采取更为宽缓的刑事政策，有着深层的社会缘由。一方面，未成年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易走向犯罪，需要法律实施过程中给予这一群体必要的矜悯。未成年群体相比于成年人存在着社会阅历、心智发展、辨别是非等诸多的不足，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更容易走向违法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未成年群体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需要国家给予特殊关怀和照顾。虽然未成年走向犯罪道路主要源于未成年的自我控制不足和父母的监管教育不善，但是与国家的某些社会管理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国家从宏观的刑事政策领域对未成年犯罪群体给予必要的人道关怀，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权衡之间有所偏重，着力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正是基于如上方面的考虑，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未成年犯罪都采取了“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轻刑化政策”倾向。虽然以英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未成年刑事司法政策的走向上，从“过度的福利型”走向了以恢复性司法为主导的“司法控制型”，但依然对未成年犯罪的防控坚持了“教育矫正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政策走向。我国结合当前未成年犯罪的整体趋势，对未成年犯罪也采取了这一政策走向。因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开展个案社会调查是贯彻教育矫正政策的需要，只有开展好特定的社会调查，我们才能根据社会调查反映的情况，准确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和可矫正性，实施有针对性的轻刑政策。

第一，赋予公安机关依照既有的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提出是否开展调查活动的建议权和个别情形下的自行启动调查权。具体而言，公安预审承办人员按照会签的社会调查必要性审查标准，对未成年犯罪案件是否开展社会调查进行初步审查，若认为需要开展，则提出开展社会调查的建议，单独或附同提请逮捕文件送达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检察部门。另外赋予公安最终的调查建议权，在人民检察院不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下，还可以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联合开展社会调查的建议。

第二，赋予人民检察院是否采纳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建议的权力，或视案件审查起诉需要，自行决定启动社会调查。一是对公安预审部门审查移送提请社会调查建议进行审查，综合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以决定是否开展社会调查；二是对公安预审部门未提出开展社会调查建议的案件，也可自行审查，而后决定是否开展社会调查。

第三，赋予人民法院调查建议权和自行调查权。人民法院未成年法庭或合议庭，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社会调查必要性开展最终的评估，视案件审理需要，决定是否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对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未决定开展社会调查的案件或社会调查结论不可靠的案件，先建议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开展或重新开展社会调查，若未检部门回应不予开展社会调查，可以自行决定启动审判阶段的调查活动。

（四）实践革新：构建全国性的社会调查指导机制的设想

除了要处理好有权调查主体之间的启动权之争，还需要处理好调查启动主体与具体调查主体之间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各地在开展未成年犯罪的个案社会调查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司法实践需要和既有的资源，形成了不同的探索风格，有效地推动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难说哪一种探索模式是最好的，只能说哪一种更适合各地司法实践的需要。但从具体的实践探索效果来看，仍旧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调查主体的对象有限，调查活动的主体资源短缺，调查活动缺乏办案经费支持，调查时间仓促，调查报告的制作不规范等问题。调查活动开展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规范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活动，保障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真正落实，及时总结各地的探索经验，在充分考虑各地的既有司法资源和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出台全国性的规范性指导意见，规范各地的具体实践。但由于各地司法资源和能够有效辅助办案机关开展调查活动的社会主体存在巨大的差异，建构指导性规范，只能从宏观着眼，而不宜过于具体化，构建宏观指导规范的过程中，应该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统一性与区域性需要兼顾的原则。构建全国性的指导规范必须考虑各地目前的具体司法资源，结合各地既有的社会资源进行规制，不能一刀切，既要保障调查活动开展的实效性，也要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推动调查主体的专业化和多元化。比如，有的地方从事社会调查活动的社会工作事务所较多，也比较专业和规范，能够承担对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工作，那么就可以考虑委托社会工作事务所进行具体的社会调查。如果某些地区暂时不具备这种条件，而当地司法行政部门下辖的社区矫正机构或地方未成年保护部门相对专业，就比其他主体更适合于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总之，在统一规划下，不能采取不顾实情一刀切的做法，可以授权各地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制定省级司法行政区内的细化性规范。

第二，坚持有效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原则。司法实践之中，办案部门往往通过委托其他社会主体开展调查活动，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构建指导性规范的过程中，委托其他主体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时，必须保障具体调查主体的中立性和具体调查人员的专业性，确保具体的社会调查充满针对性和实效性，这就必须为具体调查活动的开展和具体调查资料的收集制定严格的规范，防止调查活动的随意性和调查资料的无用性。同时还需为调查活动的开展确定一个特定的期限，以保障调查活动能够得到及时的开展，不被无故拖延，也不因开展调查活动在期限方面受到影响。加强区域的协调，逐步推动跨行政区域的社会调查协作机制构建，以推动异地调查活动的有效开展，促进调查活动开展的公平性。

第三，坚持保障调查活动的主动性与有效性的原则。委托调查主体要充分发挥其对调查活动的指导性，保障调查活动的有效性。一方面，委托调查主体对具体调查主体的调查活动要提供明确的调查需要，并结合具体的案情提供指导性意见，逐步探索建立社会调查活动的义务活动机制或特定经费支付体制，以保障特定情况下，调查活动不因经费的不足而无法开展；另一方面，实行调查活动与调查报告分析与撰写分开的做法。具体的调查主体只提供具体的调查材料和意向性调查分析报告，委托调查主体根据调查所获取的材料和意向性分析报告撰写正式的调查报告。

四、结语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6

本届上海“为了孩子”国际论坛，以“儿童权益保护与社会责任”为主题，探讨现代社会中儿童权益法律、政策保护问题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等社会问题。论坛除了大会交流外，还设有四个分论坛和一个儿童参与活动，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充分交流研究成果、阐述思想、观点的平台。大会分别从特殊状态与权益保障、自我保护与社会责任、保护理念与法治经验以及儿童成长与司法环境四个方面展开。四个分论坛的探讨议题及成果如下：

一、特殊状态下儿童的权益保障

与会代表主要探讨残疾儿童、寄养孤残儿童、随班就读儿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教育、法律及权益保护等议题。

与会代表认为，教育权是目前我国残疾儿童应该具有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要实现教育权利，必须要有法律的支持、唤起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意识以及利用好文化的影响。对于孤残儿童来说，全面了解他们的教育需求，才能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康复和教育措施。来自安徽省的代表介绍了为随班就读儿童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建立资源教室、为儿童提供良好的个别辅导和康复训练的实践和所获得的经验，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有关代表对于随班就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有关政策支持不够、教师素质不高以及外部支持不够等问题也进行了论述，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随着我国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的日益增多，有关代表从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因素等方面分析流浪儿童现象出现的原因，指出我们应该尽快完善儿童救护法律和建立相应的救护制度。并且提出社区在维护儿童权利方面所发挥的优势，应该尽快完善社区的管理功能。社区是儿童生活的实际社会环境，它将儿童、家庭、社会、政府联系起来，因此利用社区保护儿童的权利有着先天独厚的优势。社区对内可以提供儿童活动中心，配备专业的社工队伍为儿童提供服务。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调查了解本社区儿童的权利保护状况，从而对家庭成员进行指导和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在指导家长的同时，可以在社区内举办各种各样的宣传、培训活动，让家长了解和掌握一些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常识，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对外社区也可以和与儿童利益相关的各个部门利用网络联合起来共同处理一些社区内儿童出现的问题。必要时社区可以对本社区内发生的一些侵害儿童权利的行为直接向司法机关提起上诉等等。并且我们应该迅速建立我国的社工队伍，完善社区管理机制，使社区真正起到保护儿童权利的作用。

二、儿童的自我保护与社会责任

与会代表主要探讨在儿童自我保护等方面社会及家长的责任问题，儿童食品安全问题，网瘾儿童的监管，社区儿童维权的实践等议题。

有关代表对儿童的自我保护及安全意识问题表现出了担忧。儿童对日常生活常识、法律知识、自我保护意识认知不足，因此代表认为家长应该主动承担起提高儿童自我保护及安全意识的责任。另外，如何维护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各方面的权利，与会代表认为社区应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社区可以通过暂住地区指导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家庭的监护人担负监护责任，强化对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和假期探望父母的留守儿童的管理与指导，因此，建立社区、学校、家庭之间的关系及建立社区保护体系就显得日益重要。儿童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引起了有关代表的重视。食品的安全关系到儿童的健康，因此学校、家庭、社区、政府有必要共同参与、进行积极协调。另外，与会代表还对网瘾儿童的监管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何预防青少年“网瘾”通过哪些手段预防青少年“网瘾”？与会代表认为除了要加强技术手段的研发外，加强法律建设步伐、加强对网络产品、网络服务、网络行为的监管势在必行。

三、儿童保护的理念与法治经验

与会代表主要探讨了国内外未成年人保护的新理念，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构建，少年司法制度等议题。

首先，与会代表对我国在履行《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做出的成绩给予了肯定。例如，理念的更新、通过立法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等等。例如，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保留原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保留了其主要内容；增强了法律操作上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各地部门保护未成年人的好经验已上升为法律。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进一步明确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责任；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社会、学校、司法的保护；为了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该法还进一步强化了法律责任。上海市教委青少年保护处的杨永明介绍了上海在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如何保护儿童权益的经验。有关专家对香港地区儿童委员会的建立、相关的资源和公共资金的解决、儿童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会专家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对一些日益突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体系建设、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具体操作、少年司法制度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整个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来说，体系还不健全。有关立法存在重复、翻版现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系统性，相关部门存在执行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少年司法制度缺乏实体法、程序法、处罚法的相关立法；有关立法缺乏操作性，道德、号召性条款比较多；司法形式单一，管辖范围狭窄；少年司法审判机构及其处理措施存在缺陷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与会代表纷纷出谋划策，表示要在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儿童权利理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加快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同时保证立法的规范性和操作性，依法办案等。

四、儿童成长与司法环境

与会代表主要探讨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未成年犯司法保护和试点实践等议题。

英国学者马兰娜就英国青少年司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阐述。由于英国青少年刀枪犯罪、团体犯罪以及公众对行为的日益担忧，使得英国的司法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会代表围绕英国的做法能给中国提供哪些借鉴等问题，认为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要承认儿童权利在国家决策中占据重要作用，并且社会团体、公众的参与等措施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开展、贯彻都很有借鉴作用。与会代表认为在司法、行政、社会领域多部门、全方位推进以“司法分流”为重点的项目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中增设社会司法监督、保护队伍，形成相关的工作运行机制，对于少年司法制度和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7

一、该少年庭在保护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方面的成功经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该院少年庭专门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和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法官来从事少年司法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积极探索，积累了一系列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经验，并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构建涉未成年人案件“立审执”绿色通道

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不成熟，传统诉讼程序所一贯强调的法院应当保持消极、被动态度，以及立、审、执严格分离的工作模式将无法充分实现未成年人在诉讼地位上的实质平等。为此，该中院提出了在优先保护、高效审理、综合保障原则指引下构建“立审执”绿色通道这一全新的审判工作机制。根据少年庭与立案庭、执行局联合会签的《关于构建涉未成年人案件“立审执”绿色通道的实施意见》，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在立案阶段和执行阶段会获得专门窗口和单独案号，将属于少年庭审理的案件立为“少”字号案件，把少年庭审结案件的执行案件，立为 “少执”字号案件，并分别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和执行工作。此外，该机制以快速立案、高效审判、及时执行为工作理念，由立案庭直接负责为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分配案件、案号，审核诉讼费减免缓、诉前财产保全及先予执行等工作，并且其会通过协调一审法院，在案件移送二审时将未成年人案件单独移送，并特殊标记，以便二审及时立案，从而有效减少了涉案未成年人因案件审理时限过长而承受的各种负担和诉讼对正常生活、学习的影响。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则在严格依法、公正审判的框架内，采取能动司法的工作方式，进行诉讼指导、法律援助、加强调解、快审快结、征询未成年人意见等工作，积极寻求一切有利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诉讼资源和救济手段，以帮助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获得实现。由立案、审判、执行三部门主动联合工作的绿色通道机制极大地提高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未成年人的诉累，补强了未成年人的诉讼能力，更有利于对涉诉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充分司法保护。

（二）重视完善 “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

该中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一直重视与妇联、工会、共青团、教委等有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协调合作，通过借助这些单位所拥有的机构健全、基层组织数量众多、在妇女儿童维权与处理家庭矛盾纠纷方面经验丰富等优势，邀请其以多种形式参与到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充当适当的法律角色、发挥特殊的法律功能。具体的合作方式包括从其主要从事青少年工作的部门选聘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社会人士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参与诉讼，或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与心理特点、热心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工作人员担任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以及在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监护权、探视权及变更抚养关系等案件中，依托妇联等相关组织进行社会调查，出具访视报告等。特别是在诉讼指导和庭外调解方面，这些组织往往能够利用自己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专业优势做出特别的贡献，既有利于提高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质量，也有力地推动了涉诉未成年人综合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合理加强调解制度的应用

由于未成年人的智力水平和心理素质还不够成熟，正式的法庭审判活动往往会给未成年人造成过分的心理压力。尤其在离婚、抚养、收养等家事纠纷类案件中，要求未成年人亲自出庭参与到亲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法庭争斗中去无疑会在其心中留下永久的痛苦回忆①。在强调未成年当事人尽量出庭以保证对方当事人质证权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出庭未成人的特殊保护。因此，该中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特别注重运用调解的方式，并通过借助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协作，尽量让未成年人在轻松、和缓的氛围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想法，最终解决纠纷。2012年，该中院少年庭在一审民事案件中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率高达69.23%，取得了较好地社会效果。

二、该中院少年庭在工作当中尚面临以下困难

（一）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程序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

目前该中院少年庭在少年审判组织组建方面和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界定方面的规范依据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2006 年的《关于批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方案中有关事项的批复》和2009 年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通知》，不过总体来看，这些依据大都表现为“批复”和“通知”的形式，不但在内容上不够完整、系统，而且从规范的效力等级上也不够高，难免会影响其权威性。虽然2011 年4 月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指导小组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由于其并不具有正式规范文件的效力，因此对下级法院据此开展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还是比较有限。

（二）审判机构设置尚不统一

虽然设立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专门窗口与独立案号制度是该中院在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程序具体规程上的一项重大进步，但由于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制度的运行还处于试点阶段，各级法院在未成年人审判组织的体系构建上并不统一，导致上下级法院在内部工作衔接上会遇到一些相应的困难。例如，该调研中院辖区的部分区县法院虽设有少年法庭，但各法庭的受案范围不同。虽然该中院所设立的少年法庭同时受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但其他部分中院的少年庭还受理离婚案件。至于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大都只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虽有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的少年法院也受理民事案件，但一般是按照医疗案件、交通事故案件等案由来分配案件，并且对未成年人案件也没有做出识别和区分，甚至还有很多少年庭挂在刑庭下面开展工作。未成年人民事专门审判组织建制的不统一不但导致了各部门执法尺度的不统一，而且也由于上下级法院之间缺乏统一的对口衔接部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造成了工作流程上的混乱，影响了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

（三）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出庭比例低

少年法庭应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但在当前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未成年当事人出庭比例极低，缺乏参加庭审的意识。整个诉讼过程非常“成人化”，大都由成年人来表达未成年人的“事实”和“主张”，使得未成年人民事审判退化得和普通民事审判并无区别，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组织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未成年人权益受到监护人侵害的一些情形，未成年人不出庭给监督法定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和法官了解未成年人本人真实意见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由于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出庭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因此部分学者和实践部门的专家建议通过建立未成年当事人强制出庭制度等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该制度有可能会导致强制出庭的未成年人在心理上受到法庭氛围的二次伤害，因此急需探索避免未成年人怠于出庭维护自己利益与强制出庭易于造成未成年人心理伤害这一两难困境的出路。

（四）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定诉讼制度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不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定诉讼人在法律身份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其所的未成年当事人，其地位只是“相当于”当事人而已。由于在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有一部分案件会涉及未成年人身份关系的变动，而这些处于争议中的身份关系又往往就是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会间接影响法定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未成年人权益受到监护人侵害的一些案例，比如法定监护人逃避抚养、教育义务的案件，或者监护人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等情形。倘若规定所有未成年人案件都可以由监护人未成年人诉讼，则有可能由于监护人自身的利益冲突而导致其的诉讼无法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三、解决我国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实践困境的思路设计

（一）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机构设置和相关业务对接机制

1、统一少年法庭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少年法庭的业务极具综合性，但各地应当尽量按照2011 年4 月13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中第六条中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庭或者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合议庭可以审理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范围，即“（一）侵权人或者直接被侵权人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纠纷案件；（二）侵权人或者直接被侵权人是未成年人的特殊类型侵权纠纷案件；（三）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四）申请确定或者撤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资格案件；（五）其他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这一标准来统一规范少年法庭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既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审理有充分的司法资源，又不会因为受案范围过宽而影响到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特色和优势。

2、完善少年法庭的审判组织形式。构建统一的、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专门组织有助于统一工作理念、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最大程度地发挥专门审判组织的专业优势。当然，构建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组织并不意味着少年法庭审判组织形式在各级法院都完全相同，为了兼顾公正与效率，应当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个地区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种类、数量等因素，在少年法院、少年审判庭、少年合议庭、少年法官中选择更适合当地的审判组织形式，这样有助于充分发挥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创新功能，也有助于提高对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当然，无论具体采取哪一种专门的组织形式，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在业务归属、案号编制、移送衔接等方面都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统一，以避免因组织形式上的差别所带来的工作上的混乱。此外，如果一些偏远地区不得不采用设立少年专案法官的做法，则应当将相应的制度规定得更为详实，以便在出现回避情形时，代替专案法官的民庭法官也能按照固有模式完成工作。

（二）构建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特别程序制度

1、完善民事诉讼法中法定诉讼人制度。由于在监护人因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被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如果依照现有民事诉讼制度维持其法定诉讼人的资格则无疑会违背制度中禁止自己的禁止性规定，未成年人的利益也将难以得到保护，因此应当规定法定人制度的例外情形，即除当前案件的被告人之外未成年人别无其他确定的监护人，或虽有其他确定的监护人但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宜担任法定诉讼人或怠于时，诉讼上应赋予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作为共同原告的权利。②具体而言，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应当主动查明情况，如属实则可以由法院指定有关政府政部门或相关社会组织，如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取得临时法定诉讼人资格，与未成年人作共同原告进行诉讼。

2、构建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中的庭下对话机制。只有未成年人自己最了解自身的经历、处境、感受和意愿，只有在充分征求未成年人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最准确的评估，进而做出最有利于其自身合法权益的判决。③强制未成年人出庭虽然会使法官可以更方便地接触未成年人当事人，但正式的庭审活动一般紧紧围绕着案件的事实争议和法律适用，严格遵循法定的调查、辩论程序，难以为未成年人表达自己真实意见和想法创造一个轻松、和缓的氛围，甚至有可能对未成年人在心理上造成伤害。避免这一困境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构建法官与未成年人的庭下对话机制。相较于法庭，法官与未成年人的对话地点可以选择安排在专门的谈话室或会客厅、休息室等地点，法官在谈话过程中也可以选择更加柔和的语气和更易为未成年人理解的简单用语。此外，法官在与未成年人对话时应当避免穿法袍，只需穿着整洁的便装即可。通过这种庭下沟通的方式，法官既可以充分了解涉案未成年人的真实想法，又可以避免正式庭审给未成年人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当然，构建庭下沟通制度不能忽视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利，法官必须通过事先通知对方当事人，并且保证能够在沟通过程中完整、准确地表达对方当事人对该未成年人的质证意见，并对质证结果进行记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尚不够成熟，在记忆力、理解力和表达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些许欠缺。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看，庭下对话所取得的内容，虽然属于原始证据，且出自未成年当事人的亲身感知，原本其证明价值要高于属于法定人转述等传来证据，但未成年人的心智欠缺会削弱其证明价值。因此法官不能完全只依赖未成年当事人一方的单独陈述为定案根据，对于谈话内容与法定人转述等传来证据两者不一致之处，应当根据全案的证据情况由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个案当中具体判断。

（三）建立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回访制度

由于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需要大量的司法调研工作来检验试行制度的社会效果，因此有必要依照能动司法的理念建立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回访制度。尤其在变更监护权、判决离婚等典型案例中，定期的回访制度既可以了解判决的实际社会效果，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变更后的监护人不再适宜监护等新情形，及时启动其他救助措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考虑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回访的主体并不一定须是法官，可以由一些社会组织来担任，比如当地的妇联、工会、共青团、教委等有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团体、居委会都可以协助法官进行回访，并在回访后及时将记录交回法庭。当然，为了确保当事人的隐私权，对于回访记录应当采用法院可识别的化名，以避免社会力量的介入及其保密工作欠缺给未成年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注释]

①俞亮，张驰，构建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中的庭下对话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10（8）.

②丁兆增，吴国平，《构建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初探》，[A]，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四期.

③俞亮，张驰，构建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中的庭下对话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10（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保护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1SKL02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资助：北京工商大学专业硕士学位应急项目-学位授权点和研究生培养教育（19005428069）。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调研篇8

>>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考核评价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工作实况调研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分析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调查分析 刑事被害未成年人检察维权的价值探讨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探析 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理念和机制更新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基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之我见 新刑诉法实施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研究 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国际标准之落实 检察机关应强化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简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程序初探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之我见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社会调查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程序的完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08-26.

[2]最高检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EB/OL].http：///law/law_view.asp？id=399881.

[3]姚建龙.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J].人民检察，2014（11）.

[4]赵卿.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以全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权案为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