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工作考核办法范文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1

（一）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上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做一些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之事。贪欲之心不断膨胀，违法乱纪欺诈行为侵蚀着社保基金。过去只在商业保险行业中发生的骗保、骗赔等商业保险欺诈惯用手法，亦逐步侵袭到养老保险中来。因此，有意无意中把养老保险基金当作了“唐僧肉”，有些人抱着“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心理，挖空心思钻管理上的空档，侵占社保基金。

（二）企业因素：当前，仍有许多企业对社会保险认识不够，光考虑自身利益。忽略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企业员工利益与企业自身利益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企业法人代表对参保的抵触，就是参加社会保险却恶意少报瞒报企业缴费工资和参保人数，隐瞒参保职工身份，少缴、漏缴、拖欠养老保险费。从而造成养老保险基金在征缴过程中的大量流失，这也属于欺诈手段。

（三）人为因素：有许多企业职工仍还没有认识到参保的重要性以及给自身带来的好处，只顾眼前的利益，加上企业不愿给职工参保所作的负面宣传影响，使得一些工资偏低、生活困难的职工对参保有抵触情绪，反而帮企业想办法逃脱参保，并且有这种意识和行为的人，在外资和私营企业中具有广泛性。在支付养老金方面，退休人员死亡后，其遗属冒领养老金欺诈行为极为严重。近几年，各地社保经办机构虽然加强了管理，每年对退休人员开展一次生存状况验证工作，但由于时间差等局限性，如果有的退休人员在某月份做完生存状况验证工作，次月就病故，他还可以继续冒领退休费一年，甚至时间更长，直到下次生存状况活体验证为止。在调研中发现，退休人员死亡后其遗属多领2—3个月退休费现象较为普遍，在外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就更难及时掌握信息。

笔者认为，预防或减少养老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对策是：

1、大力开展社会保险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社保经办机构和宣传部门以及新闻媒体要实行部门联动，做好宣传，要让全社会都明白，维护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预防社保欺诈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涉及广大参保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是退休人员的活命钱；并对冒领养老金等欺诈行为进行曝光，让具有欺诈行为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2、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的监管。要充分发挥审计部门的职能作用，对企业上报的职工工资总额和参保人数有少报瞒报行为的，每年开展一次专项审计，发现有欺诈行为的要补缴外，还要罚交滞纳金。要发挥各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街道各社区工作人员的作用，让基层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对领取养老金的人和事实行监督，发挥“社保侦探”的作用，对举报有功者给予奖励。

3、规范管理社会保险经办工作。一是要规范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和申报缴费关，凡是企业上报的工资总额和参保人数，业务经办员都要认真审核，严防企业少报瞒报缴费总数。二是要规范职工办理退休审核和待遇审核，必须建立由经办业务人员、审计稽核员、分管领导三人共阅需办退休人员档案，对疑难问题共同商定是否符合办理退休条件。预防因人情关系为人提前办理退休欺诈行为。三是在费用支付上形成岗位相互制约，具体流程是：经办员制作台帐，审计稽核员稽核，分管领导检查把关，局长签发执行，确保每支出一笔费用都真实可靠。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2

关键词：电信诈骗；侦查；难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3306

一、当前重庆市电信诈骗发案基本情况

（一）总体态势

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3月20日，全市共立电信诈骗案1　887起，同比上升41.56%，涉案总金额达23　038　112元。其中，立网络诈骗案916起，同比上升102.21%；立电话诈骗案792起，同比上升20.18%；立短信诈骗案179起，同比下降19.00%。2月21日至3月20日，全市立电信诈骗案件959起，占全部诈骗案件的60.24%，发案数量同比上升91.38%，环比上升204.91%。（二）案件高发地区

2010年以来，电信诈骗案发案地主要集中于主城九区，其中沙坪坝区（206起）、渝中区（180起）、渝北区（154起）、江北区（148起）、南岸区（117起）、九龙坡区（113起）是持续高发地区，万州（80起）、永川（70起）、合川（53起）等地的发案情况也较为突出。

（三）受害人特征

1.上述电信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总数为1　887人，其中男性918人，女性969人。性别结构特征不明显，男性和女性被侵害的几率基本相当。

2.受害人年龄段高度集中于18至48岁，数量占总人数的85%以上。

3.犯罪后果与被害人的心理弱点高度相关，大部分受害人均存在疏于考察、盲目轻信或贪图小利等一种或多种心理弱点。（四）主要作案手法

2010年以来，肆虐于重庆市的电信诈骗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冒充国家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市政、卫生、文化、税务、煤监等）工作人员，编造事实，以电话或短信方式设连环局行骗。如：九龙坡区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8.9万元的电话诈骗案，就是犯罪嫌疑人冒充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警官以及银行科长，以拨打电话方式，对受害人进行诈骗。又如：忠县的田某在接到“忠县武警中队”预订26个帐篷和32套门的电话后，按照对方要求，先向“指定帐篷供货商”的邮政账户汇入“预订款”1.2万元，后又将2.8万元“回扣”通过POS机分两次转账至对方农业银行账户，后发现被骗。

2.捏造诸如购车退税、购房退税、购摩托车返补贴、返还学费等事由，利用受害人贪利心理实施诈骗。如：2011年2月24日，南岸区的尹某接到“车管所工作人员”电话，称其购买汽车可以退税6　975元，尹信以为真，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13.9万元。2011年1月26日，开县的谭某也因轻信“重庆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返还其子女学费的电话，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4.7万元。

3.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散布商品购销、小额信贷、办理证照、中奖兑奖等虚假信息，利用受害人疏于考察、轻信他人的心理进行诈骗。如：渝中区的何某因急于出国留学，轻信互联网上的中介信息，主动拨打“博助教育机构”的联系电话，被对方以手续费、保证金名义，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去30.85万元。

4.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和腾讯QQ，冒充受害人亲戚、朋友、同事和战友等，谎称做生意、患病、罹难等急需资金，对受害人进行情感绑架，从而实施诈骗。如：2011年3月15日，九龙坡区的陈某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其朋友“林明清”，要借款53万元用于资金周转，陈随即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53万元。之后，陈向林明清核实借钱一事时，才知受骗。

5.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交友、征婚或求子等虚假信息，诱人上当受骗。如：南岸区的仲某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以优厚报酬寻一健康男性为伴生育小孩，随即与对方电话联系，被告知酬谢费为50万元，但要自行预付税费，仲按对方指定方式，在银行分4次共汇出3.55万元，事后发现被骗。二、当前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电信诈骗是犯罪集团（团伙）将传统诈骗手法模板化，以现代通讯（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和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甚至跨国、跨境）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1］。综合重庆市和各地公安机关“打防管控”的相关工作经验，发现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作案手法翻新速度快

其一，诈骗方式高度模板化且模板品种繁多。犯罪分子充分利用普通群众的贪利、怕事等心理，精心编制各种标准化的诈骗模板，从传统的婚介职介、中奖信息、电话欠费、冒名顶替、办理证照，到紧贴时事的补贴退税、投资理财，甚至账号涉案（洗钱、贩毒、涉黑）、赈灾募捐等，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其二，从诈骗所依托的通讯技术来看，充分利用成本较为低廉的网络电话技术、短信群发技术、QQ通讯技术等，从而形成了犯罪的智能化和规模化，使得诈骗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地毯式地展开，侵害面极广，所以造成的损失面也很广。

其三，犯罪分子还巧妙利用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如U盾、数字证书、电子口令卡等现代网银技术，以及方便快捷的ATM机存取款、转账、汇款服务，从而能在极短时间内，组织多人同步完成赃款分解、资金转移或现金提取，迅速转移犯罪所得，令金融部门和公安机关防不胜防。

其四，还应当注意到，由于电信诈骗的屡禁不止，造成了内地不法人员抄袭和模仿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的犯罪手段和方法，与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狼狈为奸、里应外合，从而极大地助长了电信诈骗犯罪的本土化和猖獗泛滥，加剧了电信诈骗的危害性程度。2010年3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警务情报信息中心会同巫山县公安局在湖北破获的一个电信诈骗案，便是湖北籍犯罪人员效仿境外诈骗集团犯罪手法，冒充重庆市巫山、铜梁“煤监局长”向当地煤矿业主批量发送“索贿”短信实施诈骗，虽技术含量较低，但犯罪分子也频频得手，这一案例证明了电信诈骗确实存在本土化和普及化的不良趋势。

（二）诈骗流程的标准化、模板化

目前看来，电信诈骗中电话诈骗的标准化和模板化程度最为明显。电话诈骗通行的作案流程一般包含四个步骤：“遍地撒网”、“请君入瓮”、“环环相扣”、“远走高飞”。

第一步，“遍地撒网”。在境外（当前主要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诈骗犯罪团伙，通过架设在不同国家互联网服务器上的VoIP电话软件，对中国大陆任意地区的电话号码进行批量呼叫。因犯罪团伙使用了“透传软件”对通讯数据进行人为操纵，使得受害人的来电号码显示为诈骗团伙设定的任意号码，如通讯部门特服号码、银行部门特服号码、政府部门公开电话等，从而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

第二步，“请君入瓮”。若受害人接听来电，VoIP网络电话系统则先会自动播放语音，受害人往往按照语音提示，按键转入所谓的“人工服务”，此时，诈骗团伙中的“接线员”浮出水面，按照预先设计的角色、对话内容和方式，向受害人展开骗局。

第三步，“环环相套”。诈骗团伙往往有若干名“接线员”，依据诈骗模板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VoIP电话软件的语音通话转接功能，冒用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电信局、邮局等各种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轮番上阵、紧密配合，充分牵制受害人的思路，使得受害人基本没有时间分辨真伪。当受害人确已陷入骗局、深信不疑之后，最后一名“接线员”即告知受害人，若需证明自己清白并保护自身合法财产，受害人就必须立即将其全部资金“暂时”汇入政府部门设立的“专用保护性账号”中。

第四步，“远走高飞”。一旦受害人将钱汇入“专用保护性账号”中，诈骗团伙便立即通过网上银行对资金进行拆解，化整为零；同时组织人员同步在境内外的银行网点和ATM机上取现，然后，迅即通过地下钱庄，或重新通过银行等方式，将资金再汇总到诈骗团伙名下。待受害人醒悟并取得相关部门支持时，其资金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三）集团作案，组织严密，职业化水平较高

电信诈骗呈现典型的集团化和职业化特征。团伙成员之间按照公司化运作，分工明确，相互之间一对一联系，互不交叉，甚至互不谋面。一般有五个层次的人员：

一是境外核心人员。多为台湾籍等境外人员，此类人员负责：编制诈骗模板；准备作案所需的器材设备、银行卡和场所等；通过各种常规渠道，从内地物色、招募“接线员”团伙成员，并将“接线员”带到诈骗场所培训和管理。

二是技术支撑人员。一般由核心人员从网络论坛临时招募，或经“圈内”人员介绍加入。他们负责通过互联网，远程为诈骗团伙安装并维护VoIP电话软件和“透传软件”，并保证诈骗团伙的电话能顺利接入内地的电话网络。

三是专业拆账人员。在核心人员指挥下，将全部赃款拆分――若在境内取款，则拆解为单笔2万元以下；若在境外取款，则拆解为单笔1万元以下――转入若干张银行卡里，以确保能在一天内转移全部赃款。

四是取款人员，也称为“车手”、“取款负责人”。车手一般事先潜入各地待命，拆账完成接到取款指令后，迅速持银行卡去银行网点、ATM机取钱，最后再将赃款存入诈骗团伙指定的账户。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每名车手均持多张银行卡，分散到几个城市；多名车手组成一个“车手组”，听命于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则负责从核心人员处接收银行卡和取款指令，再将银行卡分发到每个车手，并向车手发送具体的取款、存款指令。每个“车手组”可能承揽多个诈骗团伙的取款、存款业务。

五是关联作案人员。大量的不以团伙成员真实身份注册、与犯罪团伙毫无身份关联的银行卡是诈骗成功的保障，也是每个电信诈骗团伙必备的犯罪工具。电信诈骗团伙这一“刚性需求”，近年来逐渐催生了专门提供银行卡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获得大量银行卡，通过地下渠道贩卖给诈骗团伙［2］。三、电信诈骗的侦查瓶颈

从2010年公安部牵头侦办“10・11”、“8・10”、“11・30”、“12・8”等系列电信诈骗案，以及各地历年来侦办同类案件的经验来看，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往往同时面临五难：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因此，造成目前打击工作的实际状况是高成本、低产出、重复劳动甚至徒劳无功［3］。

（一）VoIP电话呼叫的落地反查取证工作难以深入

解剖已破获案件可以发现，电信诈骗所使用的VoIP语音呼叫技术，一般架设于境外互联网服务器上，犯罪分子发起呼叫后，其语音数据包通过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线路，“透传”（即落地语音网关）入PSTN电话网（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即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话网，声音以模拟信号传输）。经“透传”后，受害人的来电号码虽然显示为诸如银行特服、公安局办公电话等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是由犯罪分子手动设置而成；为了增加破获的难度，诈骗团伙往往通过多层服务来设置侦查障碍；同时因互联网服务器和落地语音网关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以目前的技术，很难通过来电查询对VoIP通话进行逆向追踪。

（二）警银缺乏深度合作

电信诈骗案中，银行卡是实现犯罪目的的关键环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部门的部分管理规定和运营模式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有助于电信诈骗犯罪的滋长，也成为公安机关快速打击的掣肘。

1.犯罪分子批量开立银行卡、网上快速拆账、ATM取现畅通无阻

部分地区的银行对借记卡的管理，大都不如对信用卡的管理一样审查严格、发放谨慎，这就造成了借记卡的批量开户问题，犯罪分子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到银行开立几百个借记卡账户，或者是持一批他人身份证大批量开立借记卡。银行部门按照国家银监局、公安部等部门的要求，对银行卡设置了单日取款2万元的上限，但是，对持有网银U盾的客户则没有设置单日转账限额。因此，犯罪分子只要持有网银U盾和足够多的银行卡，再多的赃款也能在短时间内分拆至银行卡，再从遍布全国各地的ATM机上取现。

同时，还需注意到的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各大商业银行都加快了“国际化战略”的步伐，陆续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犯罪组织也开始利用这些境外银行网点办卡、取现，那么警方极可能连“车手”等犯罪团伙低端成员也很难查证和捕获。

2.部分银行管理规定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

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出手迅速是关键。但目前，银行管理规定中，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其一，金融部门现行的有关规定，限制异地司法查询、冻结；其二，电子银行信息的司法查询，需到发卡银行所归属的地市级分行电子银行数据中心，且查询结果不能实现即到即得；其三，各家银行基本不向公安机关开放其本行银行卡活动监控数据；在各类银行卡的活动数据中，公安机关仅能通过中国银联公司获取银联卡的跨行活动数据，此数据的运用，仍然需要到开户银行或交易发生银行落地查证。

（三）取证繁琐、定性困难、证据链条易缺失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规定电信诈骗罪，加之电信诈骗面对的是不特定区域和不特定对象，犯罪行为、犯罪工具和犯罪结果等交织在一起，给侦查、抓捕、取证、定性都带来重重障碍，如：公安部牵头侦办的“11・30”案件，因所在国司法体系原因，专案组经多方斡旋，突破重重困难，才将台湾籍犯罪嫌疑人从菲律宾押送回国。真正的诈骗核心人员往往位于境外，而目前抓获的均为一些犯罪团伙的底层人员，这些底层人员一般会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罪之规定报捕；如果证据仍不足的，为打击和震慑犯罪，还会选择报批劳动教养。但是，一旦涉及外国人时，就不能适用劳动教养，只能释放。侦办案件往往是投入大、产出小，形成了对侦查资源的极大牵制。四、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措施

从2010年开始，重庆市公安机关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物力，成立了多个专案组进行侦办，共破获电信诈骗案717起，其中，破年内案件15起，破案率仅为0.61%。虽然成功打掉了几个犯罪团伙，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到的境外核心人员也少之又少。与国内外电信诈骗团伙横行肆虐、大批不法人员蠢蠢欲动相比，我们取得的战果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因此，警方既要深入研究，科学部署，加强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实效，更要强化犯罪预防，策动相关社会力量，合力筑牢、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防控机制［4］。

（一）探索打击电信诈骗的新方法和新机制

1.建立专业侦查队伍，或改进侦查方法，有效应对高发态势。电信诈骗的职业化趋势十分明显，建议成立专业侦查队伍以针锋相对，最大限度地实现警方的快速反应和专业化程度；同时，或可参照禁毒等专业警种的工作方法，视情设置“侦查圈套”，适度运用诱惑侦查手段，通过侦查经营来切实提高打击实效。公安部自2009年6月12日起，部署开展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内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仅两个半月时间，至2009年8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电信诈骗犯罪团伙277个，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1　469人，　破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4　836起，追回被骗资金1　900万余元［5］。

2.落实“落地侦查”协作机制。按照公安部提出的设想，尽快搭建全国性的网络平台，建立跨区域协作共享和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实现远距离网上串并案，同时落实各涉案地侦查、抓捕和取证工作，以集约化作战来应对电信诈骗的多发、普发态势，避免各自为战、重复劳动。

（二）寻求银行、电信行业的最大支持，堵塞可资犯罪利用的漏洞

银行服务和现代通信服务，是电信诈骗高度依赖的“两个支点”，对该两个支点任选其一进行打击，即可斩断其资金链或技术链，扼杀电信诈骗。因此，警方与银行、电信两大行业的深度合作是打击电信诈骗的治本之策。其具体操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简化银行查询、冻结等审批手续，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如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建立起“165反诈骗咨询热线”，受害人一旦受骗，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165热线报警并通知银行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极大地减少了受害人的损失。

2.搭建制度化、常态化沟通机制或平台，合力打击非法营运的VoIP服务器、贩卖银行卡、非法营运短信群发、违规租用通信线路等违法犯罪行为，剪除电信诈骗犯罪的周围支撑。

3.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实现系统化合力管控。如建立基于“黑名单”的电话语音控制系统。一是公安部门将掌握的诈骗分子使用的电话号码提供给电信部门，制成“黑名单”，存入电信部门提示系统的数据库。一旦发现有与数据库内相同的号码拨打居民用户电话，等电话接听完毕后，这个系统马上会自动拨打提示电话过去，提醒居民与警方联系核实。二是该系统自动检测到某一时间段同一个电话集中拨打批量用户时，就将该可疑电话号码记录下来，储存在系统数据库，并随即向被拨打的电话用户发出语音提示。例如，江苏常州警方与电信部门联合开发的一套“防电话诈骗语音提示系统”，即可自动向被“黑名单”拨打过的电话用户进行语音提示：“刚才您接听到的电话，如涉及电话欠费、银行卡消费转账等情况，可能是诈骗，请拨打常州市报警电话110或电信10000号进行咨询。”自该系统启用以来，平均每月成功拦截诈骗电话近20　000个，基本实现了以技术手段从源头上阻截诈骗电话。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被害免疫力

多管齐下，充分发动各级各类宣传媒体，对各阶层人民群众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自身的防范意识。

1.依靠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以滚动、连载、专题、专栏等形式，宣传典型案例，剖析犯罪手法特点，犯罪动向，保证宣传的宽度和广度。

2.充分利用网络、短信等现代通讯技术，策动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以群发手机短信、群拨语音提示、群发警示网页等方式，加强宣传的密度。

3.警方应当以“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建设工作为载体，加强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宣传；同时，适时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日活动，主动深入社区、街区和机关单位，采用派发宣传单、组织观看宣传视频、展示缴获的赃物等直观的方式，面对面地接受群众的咨询，向群众介绍防范电话诈骗犯罪的知识，增加宣传的强度。

4.筑牢柜面警示防线，增强宣传的针对性，警方在银监部门和银行网点的配合下，对全市银行的柜面员工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培训，使每名员工都熟知电信诈骗，从而引导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并主动提醒有可能受骗的汇款人员，或是及时将人员和资金的异动情况报告公安机关，尽可能及时发现案件苗头，防止被骗后果的发生。

5.警方也可开通报警服务专线，帮助群众提高分辨骗局的能力、熟知电信诈骗的犯罪动态、增强自我防范的意识，如哈尔滨市公安局开通的“96345”预防电信诈骗专线咨询服务报警电话，在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参考文献：

［1］南京市公安局.电信诈骗犯罪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中国刑事警察，2009（5）：2931．

［2］庄华.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侦查策略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0（4）：8083.

［3］刘继敏.信息社会电信诈骗犯罪分析及打防措施建议［J］.公安研究，2011（6）：1822.

［4］明宇.论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1（1）：104107.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3

关键词：保险欺诈；反保险欺诈；经验

保险欺诈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不遵守诚信原则，故意隐瞒有关保险标的真实情况，或歪曲、掩盖真实情况夸大损失程度，或故意制造或捏造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害，以谋取保险赔付金的行为。目前，保险欺诈现象在世界保险市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引起了各国保险业相关机构的普遍重视，各国纷纷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与保险欺诈做不同程度的斗争。欧美国家反保险欺诈起步较早，采取的反欺诈措施是最有效的，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是最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他们反保险欺诈的经验，对于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反保险欺诈机制大有裨益。

一、国外反体险欺诈的概况

(一)反保险欺诈的组织机构

为有效地发现和防范保险欺诈行为，首要的工作是成立比较独立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其职能，保险业发达的国家为应对保险欺诈，都相应地成立了一些专门性的组织。

1、美国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就成立了“全国反保险欺诈办公署”(National Insurance Crime Bureau，以下简称NICB)，该办公署在每年度都对发生在美国的保险欺诈大案、要案进行统计并予以公布，并将保险欺诈的裁决结果(如终身监禁、巨额罚款等)在主要新闻媒体上报道，以警示有潜在欺诈意图的投保人。1993年，美国还成立了反保险欺诈联盟(Coalition Against Insurance Fraud)，协调全美的反保险欺诈工作。另外，美国各个州也普遍设立保险欺诈局，其调查对象是保险公司、政府、执法机构移交过来的疑似欺诈案，以及本局举报热线收到的举报。除此之外，美国大多数州通过立法要求保险公司设立特别调查机构，特别调查机构一般由保险从业人员、退休警察、医生、侦探等组成。除此之外，在美国还存在大量的商务调查公司从事保险欺诈调查业务，他们接受客户委托，就具体的疑案展开调查，收集证据，收取一定的调查费用。

2、英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是较早地采取健全而先进的措施防范保险欺诈的国家，具体是由英国保险人协会(Assoe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以下简称ABI)来实施的。ABI于1985年以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反保险欺诈方面的工作，并于1995年7月在伦敦成立了“防止犯罪和欺诈办公署”(Crime&Fraud Prevention Bureau，以下简称CFPB)，专门为公众、保险公司、警察局和社会安全部提供信息，以对付日益猖獗复杂的保险犯罪活动。

3、法国

1989年，法国保险人协会成立了“反保险欺诈事务局”，其目标是对所有的保险险种提供服务，它分设部门以监管不同的领域，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由法国保险人组成，其次是地方警察局特派员和内务大臣(他主要确保该组织与警察局、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行政机构的联络)以及政府机构的部分负责人。法国一部分保险公司也建立了内部的反欺诈部门，另外一些保险公司的反欺计工作则是由单个人来完成。

4、德国

与保险欺诈相关的一般性问题主要由德国保险人协会所辖的法律部解决，保险人协会的专业部门，如责任保险部、意外保险部、机动车辆保险部和财产保险部分别负责各自领域中出现的保险欺诈事件的防范和识别工作，这些部门与全国各地的警察局和培训机构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注重发展成员公司与这些部门的关系，并对成员公司的雇员提供保险欺诈防范和识别方面的培训。德国一些保险公司成立了反欺诈的专业部门，但该项工作主要还是由公司理赔部门来完成，保险公司之间通过中央系统来彼此加强联络和沟通。

5、瑞典

1971年，瑞典保险人协合成立了“保险紧急调查服务有限公司”，每家保险公司都对该有限公司的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该公司主要防范和识别财产保险小的欺诈行为，它和瑞典各家保险公司及警察局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瑞典保险公司都设置反欺诈的专业部门，该部门成员一般是前任警局官员，公司间的信息交流量很大，保险从业人员和专家之间的经验研讨活动也很多。

(二)保险人的反欺诈技术

此技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欺诈防范、欺诈识别和欺诈制裁。

1、对保险欺诈的防范和识别

对保险欺诈的防范和识别主要是在保险承保和理赔两个重要环节加强风险控制。在保险业发展成熟的国家，被委以核保重任的工作人员一般是具有专业知识(如医学、汽车、机械专业知识)和富有实践经验的人，并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专业敏锐性。理赔阶段是控制不法分子实施保险欺诈的关键性环节，也是保险人反保险欺诈的最后一道关口，保险公司理赔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专业技术水平与经验是能够洞察可疑索赔的关键因素，大多数保险欺诈案件都是在理赔环节发现问题的。在保险业发展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专业的承保、理赔业务人员的资格考试和晋级考试制度。

2、加强反保险欺诈的法制建设，加大对保险欺诈的法律制裁

西方国家一般在刑法条文中都规定有欺诈罪及其制裁方法，某些国家在其刑法中对保险欺诈严加惩处，例如《德国法典》第256条(诈骗保险金)规定：以诈骗为目的的对火灾保险标的物纵火，使所载货物或运费由保险的船舶沉没或触礁的，处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监禁，情节较轻的处以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监禁。

在美国，保险欺诈联盟成立后先后提供了一系列的立法范式供各州立法机构参考，比较著名的有保险欺诈法案、保险欺诈局法案、机动车辆承保前法案等，截至2005年，全美已经有47个州通过了反保险欺诈法案，对保险欺诈给予明确定义，大多数州把某种程度的保险欺诈定位重罪，已经有40个州建立了保险欺诈局，赋予保险欺诈局调查、保险欺诈人的权利。

(三)重视反保险欺诈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反保险欺诈意识

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和培养社会公众的反保险欺诈意识和能力，通过各种媒体使社会公众了解保险欺诈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以美国为例，反保险欺诈联盟定期把保险欺诈的典型案例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今日美国、福布斯、财富等全美最有影响的报纸和期刊上，美国一些著名的广播公司在黄金档中都播出过保险欺诈案例。有关组织还通过公益广告、建立专业网站、举办专家讲座、放映影像资料、发放印有反保险欺诈宣传口号的小册子、

在投保单和索赔单证上印制“保险欺诈是严重犯罪”的警示标语、在中小学教学中增加反保险欺诈宣传等方式提高社会公众的反保险欺诈意识。此外，有关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公众保险欺诈新动态、新特点以及识别假保单方法提高公众的保险欺诈识别能力。

二、国外反保险欺诈活动中值得借誊的经验

(一)承保和理赔

从承保和理赔两个环节识别保险欺诈的关键性因素有两个：人的素质与规章制度。首先是人的因素，这是决定性的因素，高素质的承保和理赔人员是减少欺诈最有效的因素，能够防患于未然。因此，承保和理赔人员应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的欺诈识别经验，保险公司要经常对承保和理赔人员进行反保险欺诈的专业教育，作为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提高公司员工反保险欺诈的意识和能力。其次是建立健全承保和理赔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内控体系，并严格执行。承保和理赔的业务操作规范不仅是公司进行承保、理赔业务处理的基本规范，更是遏制和防范保险欺诈的重要制度保证，实践证明很多保险欺诈案件往往是内外勾结造成的。保险公司承保和理赔规章不规范或者执行不严格给内外部人员有可乘之机。具体来说，在承保和理赔阶段可借鉴的经验包括：

(二)产品和保单设计

在保险单设计和厘定保险费率时会考虑在风险查勘和评估过程中获得的资料，通过制定保单除外责任或限制承保范围的条款，以及特别约定的要求等，保险人可以尽可能减少或剔除看起来会有道德风险可能性的部分，对某些不严谨的条款尤其是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条款及时加以充实和修订，使之缜密完善。保户自己负担的损失金额，如免赔额、百分比或固定的数额、基于损失额的保险赔付限额，也是保险产品对道德风险的一个影响点。

(三)加强保险法制建设

当前我国对保险欺诈行为的处罚，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法律条款为依据，与国外制定的专门的保险欺诈法案相比，显然对保险欺诈的法律约束还十分不足，法律规定都有待细化和强化。除严格执行现行法律外，还有待制定财产保险合同法、人身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务法，完善保险人、经纪人、公估人管理条例，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和推出反保险欺诈法。

(四)加强保险舆论宣传

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对宣传和舆论的依赖大大增强，所以保险宣传中一方面要强调被保险人义务，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保险欺诈案的破获以及判决，都要通过媒介广泛宣传。保险公司要严格执行保险程序，对有疑惑的案件追查到底，对查出的问题，除追回赔款立即终止保险责任外，还应视情节轻重，广泛曝光其行为，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做到严查严处。

(五)成立专门的反欺诈机构，建立反欺诈信息平台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4

 

关键词： 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欺诈 

 

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逐步扩大，参保人员结构更为复杂，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参保人员异地居住、就业范围广、流动性大，使医疗保险基金在医疗领域面临欺诈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防范医疗欺诈问题，是研究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总结了承德市近两年来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一、承德市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基本情况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是指违反医疗保险管理法规和政策，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其他方法，向医保基金管理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或医保待遇的行为。 

承德市近两年来共查处了15起严重医疗欺诈案例，违规金额近80万元。其中“挂床”住院8例；向医保部门传输虚假数据3例；冒名顶替住院2例；虚开住院票据1例；伪造病历等相关材料的1例。此外，以采取“分解住院”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有近200人次；还有一些欺诈行为因金额小、行为方式较为琐碎，未统计在内。 

从查处情况来看，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实施欺诈的行为人较为复杂，既有参保人，也有医疗机构，还有用人单位。在利益趋同的条件下，往往参保人与医疗机构人员共同合谋欺诈，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在欺诈过程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作用十分明显，即使参保个人想实施欺诈，往往也要得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支持、纵容和配合。二是欺诈种类繁多。从参保个人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冒用他人医疗保险证、卡就医；异地就医人员伪造或虚开医疗票据回来报销；“挂床”住院就医；要求医院开具本人不必要的诊疗项目或药品，由他人代作或代用等。从医疗机构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伪造、变造以及提供虚假病历、处方、疾病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使用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应由参保人自费的医疗费用，较为严重的是将非医保支付病种（如车祸、工伤、打架斗殴等）改为医保支付病种；向参保人提供不必要的或过度的医疗服务。三是对异地医疗欺诈调查的成本高、取证难。根据承德市对异地就医检查的情况，外地检查每人每天的成本平均在300元左右（含各种交通费），受经费情况限制，一年也难以组织几次检查；在检查中，获得外地医疗机构的密切配合也较为困难。尤其是一些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居住范围广泛，即使在审核中一些报销单据明显存在疑问，也无法进行调查核实。四是对欺诈行为的处理困难。一种情况是无法处理，往往一个城市中存在1～2家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医院，对其处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很难触及到其根本利益。另一种情况是无权处理，对外地违规医院缺乏地区间的协查合作机制，只能对实施欺诈的参保人简单拒付了事，对违规医院无计可施，无疑助长了一些医院对异地患者的违规行为。 

 

二、对医疗欺诈行为的防范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根据实际提出以下防范对策： 

1.多措并举，加强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首先，要加强医疗保险机构自身建设，适当增加工作经费，保证反欺诈监管的有效进行；充实医疗专业人才，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识别欺诈行为的能力；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改进监管工作方式；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由于信息障碍导致的欺诈风险。其次，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日常巡查、重点专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医保协议管理，量化各种管理指标，如住院费、床日费、转院率等，明确界定各种违规行为和处罚措施；积极探索新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现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办法，对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试行医疗费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或复合方式付费，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自我约束控机制。第三，加大惩罚力度。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反医疗欺诈责任制，当出现欺诈行为时，要逐级追究责任。运用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将必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从而为实施社会惩罚和市场惩罚创造条件。对医保管理机构难以调查取证的案件，建立公安部门、检察院介入的工作衔接机制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工作的机制。

2.加强部门间合作，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形成合力。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机构是不够的。同一欺诈行为，往往会违反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医疗保险机构应与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查处各种欺诈行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作用，提高整体反医疗诈骗能力，加大联合处罚力度。 

3.建立医疗保险反欺诈异地协查机制。加强地区间医疗保险机构的合作，建立协查联动机制，是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反欺诈的有效手段。由于管理体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异地就医协查制度目前还难以实现。但是，可以考虑首先在省级范围内建立异地就医协查制度，统一管理规范和协调机制，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异地就医病人跟踪管理。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应负责协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要将异地就医协查执行情况作为劳动保障部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各地协查的责任意识。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5

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欺诈

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逐步扩大，参保人员结构更为复杂，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参保人员异地居住、就业范围广、流动性大，使医疗保险基金在医疗领域面临欺诈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防范医疗欺诈问题，是研究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总结了承德市近两年来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一、承德市查处医疗欺诈行为的基本情况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是指违反医疗保险管理法规和政策，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其他方法，向医保基金管理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或医保待遇的行为。

承德市近两年来共查处了15起严重医疗欺诈案例，违规金额近80万元。其中“挂床”住院8例；向医保部门传输虚假数据3例；冒名顶替住院2例；虚开住院票据1例；伪造病历等相关材料的1例。此外，以采取“分解住院”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有近200人次；还有一些欺诈行为因金额小、行为方式较为琐碎，未统计在内。

从查处情况来看，医疗保险中的医疗欺诈行为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实施欺诈的行为人较为复杂，既有参保人，也有医疗机构，还有用人单位。在利益趋同的条件下，往往参保人与医疗机构人员共同合谋欺诈，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在欺诈过程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作用十分明显，即使参保个人想实施欺诈，往往也要得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支持、纵容和配合。二是欺诈种类繁多。从参保个人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冒用他人医疗保险证、卡就医；异地就医人员伪造或虚开医疗票据回来报销；“挂床”住院就医；要求医院开具本人不必要的诊疗项目或药品，由他人代作或代用等。从医疗机构来看，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伪造、变造以及提供虚假病历、处方、疾病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使用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应由参保人自费的医疗费用，较为严重的是将非医保支付病种（如车祸、工伤、打架斗殴等）改为医保支付病种；向参保人提供不必要的或过度的医疗服务。三是对异地医疗欺诈调查的成本高、取证难。根据承德市对异地就医检查的情况，外地检查每人每天的成本平均在300元左右（含各种交通费），受经费情况限制，一年也难以组织几次检查；在检查中，获得外地医疗机构的密切配合也较为困难。尤其是一些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居住范围广泛，即使在审核中一些报销单据明显存在疑问，也无法进行调查核实。四是对欺诈行为的处理困难。一种情况是无法处理，往往一个城市中存在1～2家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医院，对其处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很难触及到其根本利益。另一种情况是无权处理，对外地违规医院缺乏地区间的协查合作机制，只能对实施欺诈的参保人简单拒付了事，对违规医院无计可施，无疑助长了一些医院对异地患者的违规行为。

二、对医疗欺诈行为的防范对策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根据实际提出以下防范对策：

1.多措并举，加强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首先，要加强医疗保险机构自身建设，适当增加工作经费，保证反欺诈监管的有效进行；充实医疗专业人才，加强对现有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识别欺诈行为的能力；及时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改进监管工作方式；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减少由于信息障碍导致的欺诈风险。其次，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日常巡查、重点专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的各项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医保协议管理，量化各种管理指标，如住院费、床日费、转院率等，明确界定各种违规行为和处罚措施；积极探索新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现行的按服务项目付费办法，对部分定点医疗机构试行医疗费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或复合方式付费，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自我约束控机制。第三，加大惩罚力度。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反医疗欺诈责任制，当出现欺诈行为时，要逐级追究责任。运用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将必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从而为实施社会惩罚和市场惩罚创造条件。对医保管理机构难以调查取证的案件，建立公安部门、检察院介入的工作衔接机制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工作的机制。

2.加强部门间合作，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形成合力。对医疗欺诈行为的监管，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仅仅依靠医疗保险机构是不够的。同一欺诈行为，往往会违反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医疗保险机构应与卫生、物价、药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坚决查处各种欺诈行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作用，提高整体反医疗诈骗能力，加大联合处罚力度。3.建立医疗保险反欺诈异地协查机制。加强地区间医疗保险机构的合作，建立协查联动机制，是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反欺诈的有效手段。由于管理体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异地就医协查制度目前还难以实现。但是，可以考虑首先在省级范围内建立异地就医协查制度，统一管理规范和协调机制，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异地就医病人跟踪管理。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应负责协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要将异地就医协查执行情况作为劳动保障部门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各地协查的责任意识。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6

医保局四个加强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一、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连续两年定期开展“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动，大力开展多平台、多渠道、多形式的医保法规政策宣传并公开投诉举报电话，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求新求变、寓教于乐的宣传引导，增强了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单位、参保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参与意识，营造了“医保基金为人民，基金安全人人护”的社会氛围。

二、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监督制约。聚焦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全面梳理领导干部、科室、岗位廉政风险70余个，编制形成《医保基金风险防控制度》，对内定期不定期开展经办风险检查，对外实行日常现场巡查、定向检查、专项随机抽查、飞行检查相结合的稽核检查制度。聚焦放管服改革，优化医保政务服务事项，通过线上线下公开服务清单和办事指南，实行好差评制，推行医保业务柜台现场办、镇街社区下沉办等多种服务，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接受公众监督评价。

三、加强多管齐下，严防基金乱用滥用。市医保局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健全监管机制、改进监管方式，当好医保基金“守护神”。依托“智能审核”，不合规费用自动扣款；对反馈的可疑数据进行“人工抽审”、争议数据交由“专家评审”。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季度考核与资金结算拨付、年度考核与总控资金分配“双挂钩”、基金运行分析、医保医师诚信管理等制度，减少和遏制不合理费用、异常人次增长和次均费用增长问题。

四、加强专项治理，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建立医保卫健联合监管、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的治理机制，规范定点医院医疗服务，抵制欺诈骗保，严防“内外勾结”。建立由医保、卫健、人社、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打击欺诈骗保联席会议制度，互通共享信息，联合检查约谈，协作查处案件。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7

［关键词］银行卡；欺诈；法律风险；防范控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快速发展，银行卡已成为居民个人使用最为频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但与此同时，银行卡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重点攻击目标，ATM欺诈、伪卡欺诈、短信和电话欺诈等案件日益增加，且欺诈行为还不断向智能化、集团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据统计，近几年世界范围内每年因伪冒交易案件及其他银行卡欺诈案件造成的损失超过20亿美元，占整个银行卡产业风险损失的90%以上；2009年1～8月，我国公安机关针对信用卡诈骗共立案6 362起、涉案金额4.4亿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2倍和2.38倍（中国人民银行，2009）。频繁出现的这些银行卡欺诈案件，不仅对银行和持卡人的资金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秩序，成为制约银行卡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银行卡欺诈法律风险防控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从银行卡欺诈的表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了发卡银行在银行卡欺诈事件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并就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有关法律风险提出了具体对策。

一、银行卡欺诈的表现形式

银行卡欺诈，是指利用伪造的银行卡、虚假身份资料申领的银行卡或冒用他人银行卡，通过银行自助设备、POS刷卡设备、网上银行等途径进行取现或消费，或者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近年来，银行卡欺诈案件呈多发趋势，且欺诈手段不断翻新，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1.办卡欺诈。办卡欺诈主要体现在信用卡申领环节和开卡环节。较为传统的信用卡申领欺诈表现为不法分子利用招聘、招生等手段盗用、骗取他人身份证件或伪造他人身份证件，并篡改、伪造证明材料，从而冒名向银行申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除传统的办卡欺诈外，银行内部风险引发的办卡欺诈值得关注：一是部分不法分子利用银行工作人员未亲核亲访的疏漏，通过假冒知名企业、国家企事业单位名义或虚构企业名称，申请集体办卡；二是个别银行营销外包机构人员利用掌握的客户信息骗领信用卡。信用卡开卡欺诈，是指卡片在寄送过程中被不法分子截取并激活后进行的恶意透支，具体手段主要包括冒充银行职员以核对信息为由套取客户资料后激活信用卡，及利用虚假身份证明前往柜台激活信用卡后进行恶意透支。

2.伪卡欺诈。伪卡欺诈是近年来发案率较高的一类银行卡欺诈案件，不法分子在非法窃取持卡人银行卡信息的基础上，利用专业设备克隆银行卡，进而在自助设备或通过刷卡交易等方式冒用持卡人资金。不法分子非法窃取持卡人银行卡信息的手段主要有：通过在自助网点门禁系统或自助设备上安装假刷卡装置、假键盘等，银行卡欺诈案例案例一：2009年9月2日，北京某银行客户李某在取款时，发现银行卡内的2万元竟不翼而飞。从银行系统调出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银行卡3天前在广西另一家银行的ATM机连续发生了4次取款，但李某却声称自己近期并未到过广西，也未曾在ATM机上取款。后案件经公安机关侦破，原来是不法分子在POS机上安装读卡器，收集并破译了李某的银行卡磁条数据和密码，进而伪造银行卡窃取了李某存款。

案例二：2009年8月16日，湖南某银行客户杨某持银行卡到ATM机上取款，正常操作后却未见吐钞。经上下查看，杨某发现ATM机插卡处贴有告示，称“因ATM交易系统升级，客户取款时如出现吞钞或吞卡等异常现象，请立即拨打客服电话1398×××××××，否则损失自负”。情急之下，杨某马上拨通该“客服电话”，并按“客服人员”提示将卡内5万余元存款转入指定的银行账号。第二天，杨某到银行柜台查询时发现，ATM机上的告示系不法分子张贴，所谓的“客服电话”并非银行公布的统一客服电话，其卡内存款也被不法分子转移。杨某遂以该ATM机所有银行未妥善履行保护客户存款安全义务为由起诉，要求该银行赔偿其全部损失。

案例三：2009年10月中旬，上海某公司通过虚假资料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并骗领营业执照，然后以特约商户身份向银行申请3台POS机。随后，该公司在网络广告，吸引信用卡持卡人到该公司办理套现交易（也即持卡人在不具备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通过POS机透支刷卡，银行实时将交易款项划付至该公司账户后，该公司扣除3%的手续费并将剩余现金交给持卡人）。由于该公司在短短1个月内非法套现1 600万元，公安机关已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对其立案查处。

窃取持卡人银行账号或密码；通过在银行自助设备附近安装针孔摄像头或用高倍望远镜窃取持卡人密码；在POS机上加装读卡装置或待持卡人结账时在读卡装置上刷卡，并偷窥持卡人密码；伪造非法网站并利用木马程序记录持卡人输入的卡号和密码；以高额授信为诱饵，为持卡人代办信用卡后盗取卡号及初始密码。

3.自助设备欺诈。基于银行自助设备功能替代性、操作程式化、设置离行式等特点，其往往成为不法分子窃取持卡人银行卡信息制作伪卡，并冒用持卡人资金的主要渠道。除此之外，不法分子还通过在自助设备插卡口处安装吞卡装置骗取持卡人银行卡；在自助设备上故意制造故障并张贴虚假银行客服电话，要求持卡人提供银行账号及密码，或骗取持卡人将其账户资金转至指定账户；持卡人在自助设备上办业务时分散其注意力（例如提醒其钱物遗落）并调换其银行卡；假扮“热心人”帮助持卡人取款时，趁其不备调换其银行卡等。

4.电话和短信欺诈。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不法分子假冒银行、银联、金融监管机构或公安机关名义，发短信或打电话给持卡人，谎称其银行卡在某处消费或卡的信息资料被泄露，诱使对方在回电询问时泄露其账号和密码，或进一步诱骗持卡人将卡内资金转入不法分子提供的“安全账户”内。由于短信诈骗较电话诈骗成本低、发送范围广、命中率高，更易成为不法分子作案手段，也往往给持卡人造成巨大资金损失。

5.网络欺诈。网络欺诈是指不法分子窃取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及密码后，通过网上银行冒用卡内资金的行为。其具体手段包括：通过在网吧电脑附近安置摄像头等方式偷窥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设置虚假的银行网站，并通过手机短信、欺诈性邮件或虚假支付网页等诱骗持卡人登录，骗取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利用木马或其他病毒程序入侵持卡人个人电脑系统或银行内部系统，窃取持卡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此外，也有不法分子在窃取持卡人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后，利用伪造身份证件在银行柜台申请开通网上银行后窃取或盗用其资金。

6.冒用遗失、被盗卡。冒用遗失、被盗卡是指不法分子拾得、盗窃他人银行卡后冒用卡内资金的行为，其手法主要表现为：拾得、盗窃持卡人未设密码的银行卡后直接通过刷卡交易或取现窃取卡内资金；拾得、盗窃持卡人设有密码的银行卡并猜出密码后窃取卡内资金；拾得、盗窃持卡人设有密码的银行卡后伪造持卡人身份证件或者持持卡人真实身份证件办理密码挂失，修改密码后窃取卡内资金。

7.恶意透支。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一些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恶意透支，经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长期占用银行资金，对银行的业务经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个别持卡人将其银行卡交付他人在境内或境外使用后，以银行卡被不法分子克隆且自己并未使用、银行存在过错为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由于银行难以针对此类情形进行有效举证，往往不得不承担资金损失责任。

8.特约商户欺诈。在银行卡受理环节，一些不良特约商户为获取非法利益，利用POS机实施盗刷、套现、受理伪卡、盗录信息等违法活动，具体手段包括：未经持卡人授权，通过增加刷卡金额或刷卡次数窃取持卡人资金；通过POS机与信用卡持卡人进行虚假交易，以透支方式为持卡人套取现金并收取高额手续费（有的套现资金甚至高达持卡人信用额度的10倍）；有的不良特约商户与不法分子勾结受理伪卡，将损失风险转嫁给银行；有的不良特约商户在POS机上加装读卡装置，窃取持卡人卡片信息后制作伪卡。

二、银行卡欺诈中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上述各种形式的银行卡欺诈案件频发，反映出法律风险潜伏于银行卡业务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法律文件设计、银行卡交易规则安排、银行卡使用管理、客户投诉和纠纷案件处理等），如果银行在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中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法律风险。

1.法律文件存在瑕疵的风险。银行卡有关协议文本（包括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合约、章程和使用指南等）是发卡银行和客户之间的重要法律文件，其不仅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详细规定银行卡交易规则及风险责任分配等内容。由于普遍适用于动辄百万乃至千万的银行卡客户，前述法律文件通常由银行单方面事先拟定，且不允许客户就个别条款进行商洽或提出变更。在双方因欺诈问题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有关条款设计不周，或者有关条款赋予银行绝对权利或过分施加客户义务，往往容易引起广泛争议，甚至被客户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指责涉嫌“霸王条款”，并进而面临无效的风险（束景明，2007）。

2.密码交易规则适用的风险。各银行在银行卡相关法律文件中大多规定了“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规则：只要基于密码的交易行为确已发生，该项交易后果应由持卡人自行承担。虽然前述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督促持卡人履行妥善保护银行卡密码的义务，但客观来看这并不能当然免除银行保障持卡人资金安全的义务。近年来一些法院的判例认为，在出现银行卡欺诈特别是持卡人没有过错或过错不明显的情况下，前述规则应当存在例外。如果银行服务存在瑕疵或安全漏洞，银行应当按照过错原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不能简单适用前述规则由客户承担全部损失(张光宏、郭敬波，2009)。因此，密码交易规则并不能保证银行在银行卡欺诈案中的绝对免责。

3.合同条款解释规则的风险。虽然很多银行在法律文件中都规定了“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属于银行”，但在银行卡欺诈案件审理过程中涉及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时，已有法院依据《合同法》第41条关于“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认为《合同法》第41条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允许银行排除适用，并进而认定前述条款无效。

4.银行卡真伪鉴别的风险。客户通过填写开卡申请书、签署银行卡协议，与银行建立了银行卡合同关系。银行依约负有保障客户正常刷卡消费、根据客户申请办理存取款和资金转账等义务。在伪卡欺诈案件中法院通常认为，真实的银行卡是银行与客户之间合同关系的证明，没有真实的银行卡，银行就丧失了履行支付义务的合同依据；银行卡由银行制作和发放，准确地识别银行卡是银行应尽的合同义务，银行在履行支付义务前应对银行卡的真实性进行审查；银行如果基于伪造卡进行支付，将构成违约行为（上海高院课题组，2009）。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银行无法对伪造的银行卡进行有效识别，往往被认定为客户资金损失的重要原因，从而使银行面临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5.客户身份证件审核的风险。《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监管机构在银行卡的发卡审核和交易管理等方面，亦明确规定了银行的身份审查义务；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银行识别客户身份真伪的要求也由最初的形式审查逐步向实质审查发展，如银行未能识别出虚假证件并导致客户资金受损，法院往往判定银行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民合法有效的证件除居民身份证外，还包括户口簿、护照、军官证、士兵证、回乡证等，但银行目前仅能通过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系统对身份证进行有效核查，还难以做到通过现有设备和技术手段对其他证件进行实质审查，这实际上也增加了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

6.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风险。根据《合同法》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的规定，银行应为客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交易环境。在自助设备欺诈等案件中也有法院认为，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有能力改造经营场所的相关技术和设备，有责任防范不法分子利用银行经营场所的安全漏洞进行欺诈；客户作为相对弱势一方，难以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银行卡欺诈行为发生（刘海欧，2007）。因此，如果不法分子确系在银行经营场所内实施银行卡欺诈行为，法院往往倾向于以银行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认定银行存在过错，从而使银行面临赔偿客户损失的风险。

7.责任主体不明的风险。由于全国通存通兑、跨行自助设备支取以及POS机消费不断普及，银行卡欺诈案往往涉及发卡行、行、持卡人、特约商户等多方当事人，进而在诉讼过程中就责任主体问题引发争议。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银行卡的跨行或异地交易不能自然免除发卡行的责任；银行卡仍然是通过发卡行的电脑交易系统进行识别，在无法识别出伪卡的情况下发卡行关于其并非责任主体的抗辩有时难以得到法院支持。行作为提供业务和终端设备的业务主体，如果未能尽到保障交易场所安全的义务，也极可能被认定为责任主体。对于特约商户而言，法院通常依据银行与特约商户的合同约定以及彼此的过错程度来确定二者间的责任分配，但也有法院以特约商户是发卡行人为由要求银行首先对客户承担赔偿责任，而后再向特约商户追偿。

8.诉讼举证困难的风险。“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证据规则，但一些法院在审理银行卡欺诈纠纷时对此规则有所突破，认为持卡人不仅不了解银行内部操作流程和系统数据记录，而且在某一交易环节也难以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资料；如果银行以持卡人过错提出抗辩，银行须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并举证证明持卡人存在遗失或出借银行卡、泄露密码或身份资料、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等过错行为，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银行掌握持卡人相关交易记录、监控录像等资料，具有系统、设备和资金等优势，但客观而言银行面对的客户量非常巨大、交易渠道众多且交易环境复杂，几乎不可能监控到客户遗失或出借银行卡、泄露密码或身份资料、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等行为，也难以做到全面收集相关证据，因而这种举证机制实际上不适当地加重了银行的责任，甚至可能助长道德风险。

9.出现声誉损失的风险。发生银行卡欺诈事件后，银行除可能承担经济损失外，还可能面临多种声誉损失的风险：一是如果银行在欺诈事件中存在违反监管规则的行为，监管部门可能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提出公开批评，进而导致其银行卡业务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性及安全性受到广泛质疑，特别是对于境内外上市银行而言其不良影响甚至容易跨国界传播；二是由于银行卡客户数量众多且层次复杂，加上近年来银行卡欺诈案件频发、受害者较多，由此引发的客户投诉和银行被诉案件也明显增加，不仅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经常引发各类媒体的大量负面报道甚至集中炒作；三是银行在个别银行卡欺诈案件中败诉的影响极易通过网络等媒体被迅速扩散并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出现多起类似客户投诉或集体诉讼，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防范和化解银行卡欺诈法律风险的对策1.尽快提高银行卡防伪技术。由于磁条银行卡是通过卡上磁条的磁场变化来存储信息，存在易读取、易伪造和保密度较差等缺陷，也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实施欺诈的目标；而IC银行卡则是通过嵌入卡中的电擦除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集成电路芯片(EEPROM)来存储数据，与磁条卡相比其具有存储容量大、安全保密性好、数据交换可靠、使用寿命长等优势。为抵御日益增长的欺诈风险及多应用考虑，Visa、Master等国际信用卡组织已联合制定金融IC卡标准———EMV规范，并在多个国家实施磁条卡向IC卡的迁移，发行符合EMV标准的金融卡，并布放符合EMV标准的终端设备。虽然IC卡制作和运行成本高于磁条卡，但国内监管部门和发卡银行仍应顺应这一国际趋势，在充分考虑银行系统升级及交易机具改造成本且不过分增加持卡人负担的基础上，尽快推广应用IC卡，从技术上提高防范银行卡欺诈风险的能力。

2.周密制定相关法律文件。尽管银行卡章程和领用合约在形式上体现为格式合同，但兼顾公平与效益、平衡发卡行与持卡人及其他相关主体利益，应该是章程和领用合约的基本价值取向（董建军等，2009）。因此，银行在制定相关条款时应采取客观和公允的立场，公平设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安排交易风险和责任；既要全面考虑银行卡业务的发展实际，也要充分照顾持卡人的合法权益；既要保证发卡行的交易安全，也要着力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银行卡服务。例如，为避免出现“霸王条款”的争议，在关于凭密码交易的认定、挂失责任认定、中止及终止信用卡等涉及银行免责或重要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中，可以采用诸如“持卡人以正常履行本合约、提供信用卡有关服务及履行法定义务为限”、“除非持卡人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过错”等主动限制银行的表述；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应明确规定银行对持卡人的信息和资料负保密责任，并列明有权使用持卡人信息和资料的具体情形，合理限制使用范围。此外，相关条款的表述应做到简洁易懂，尽量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确需使用专业术语或有关表述易产生争议的，应以示例等方式向客户做充分解释说明，确保客户知晓和理解全部条款。

3.严格审查客户身份证件。依法严格审查身份证件既是银行的法定义务，也是防范欺诈风险的重要环节。

在办理银行卡开户、卡片挂失、密码挂失及大额取款等相关业务时，应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要求持卡人（及其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严格审查身份证件是否真实，认真核对身份证件是否与持卡人本人（及其人）相符；培训提高银行柜台工作人员对虚假身份证件的识别能力，熟练掌握各类有效身份证件的主要防伪标记和外观特征，特别注意从身份证件记载的一些关键信息（例如照片、身份证号码有关数字的特殊含义等）核对客户身份；注意通过“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及第二代身份证阅读机具等方式提高身份证件的审查效果，在确认伪造身份证件后应扣留身份证件，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4.加强服务安全管理。为切实加强安全服务管理，银行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完善自助设备检查巡视制度并加强对自助设备的日常检查，及时发现、排查和解决自助服务区域的可疑现象、设备故障及相关问题，并且按规定妥善保存自助服务区域相关录像资料；严密监控不法分子设立的各类虚假银行网站、虚假银行客服电话等情况，及时提请国家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关闭，并且通过有关途径对持卡人作出提示；根据实际需要不断优化银行统一客服热线自助语音系统程序和人工服务程序，及时为持卡人提供欺诈应急处理服务，同时注意提高客服电话的接听和处理效率，避免因接听和处理滞后导致损失扩大。

5.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实践证明，相当一部分银行卡欺诈事件是因为持卡人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而引发的，因此，银行应注意采取适当方式向持卡人充分提示银行卡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相关风险（包括不法分子常用的各种欺诈手法），提高持卡人主动防范风险的能力。例如自助银行的刷卡门禁无需输入密码，任何需要密码的门禁均是不法分子非法安装的；使用自助设备前应留意周边环境是否安全，自助设备上有无多余的装置；输入密码时应作适当遮挡，避免他人窥视；不要随意抛弃自助设备打印的交易凭条，避免泄露账户及有关交易信息；办理网上银行业务应直接登录银行官方网站，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等。

6.主动用好最新司法解释。恶意透支是引发信用卡呆账的重要原因，但银行在协助司法机关打击此类欺诈行为的同时，也应主动用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2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恶意透支犯罪的最新规定，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一方面，重视发挥刑事制裁对于恶意透支行为的威慑力，在向有恶意透支嫌疑的持卡人发送催收通知时，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提示前述司法解释有关“恶意透支”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定，提醒和督促其按约及时足额清偿透支债务；另一方面，对于恶意透支行为情节轻微、数额不大的持卡人，应从善意角度说服其尽量在公安机关立案前主动偿还全部透支款息，以争取免受或减轻刑事处罚。

7.严格管理特约商户及POS机具。作为银行卡受理环节的主要参与者，特约商户在确保银行卡交易安全、防范欺诈风险方面应当发挥正面和积极的作用。为此，银行应当加强特约商户营销的行业自律，维持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严格特约商户准入门槛、资质审查和授信标准，在充分了解其经营背景、营业场所、经营范围、财务状况、资信前提下审慎发展特约商户，同时注意合理安排POS机布放，审慎开展相关外包服务；周密设计与特约商户的合作协议，明确其应当承担的银行卡审核、持卡人签名核对等重要义务，特别是出现套现、受理伪卡、盗录信息等故意违法行为时应承担的责任；切实做好特约商户的风险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其防范欺诈的主动性和能力；加强特约商户对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注意分析比较特约商户的交易频率、交易金额及变化状况，及时发现并制止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并配合做好查处工作。

8.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在处理银行卡欺诈纠纷案件过程中，银行往往面临举证难的问题，因此，银行应高度重视并提前安排好相关证据收集和保存工作。例如在审核客户身份证件时，应注意通过复印或扫描等方式留存持卡人、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文件影印件，以便充分证明银行已按规定履行审查义务；针对银行监控资料常规保存期限较短的情况，应及时调取并单独妥善保存涉及欺诈行为的相关监控录像及客服通话记录等资料，同时结合实际适当延长资料保存时间；在接受持卡人投诉材料、与持卡人协商、向公安机关报案及协助调查过程中，应避免遗漏足以证明持卡人存在重大过错的证据材料；针对涉及争议的具体业务环节或交易规则，必要时可提请监管部门、银行卡组织或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

9.审慎处理欺诈纠纷。发生银行卡欺诈事件后，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避免持卡人产生损失或减少损失扩大的风险（例如主动联系持卡人核实有关交易，提醒持卡人尽快更换相关密码，提示持卡人可向银行紧急申请挂失等），并且在与持卡人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注意合理把握解释和答复口径，既要争取防止纠纷或矛盾激化，也要避免过分迎合持卡人的不合理要求。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还应区分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机制：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责任明确，特别是银行过错明显并且在诉讼中难以提出有效抗辩的情况，银行可考虑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对持卡人一定比例的损失直接进行赔付，但应注意通过书面协议约定将持卡人的损失追索权转让给银行；对于银行没有过错但客户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况，银行应耐心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力争取得客户的理解，同时积极协助客户报案并配合追缴损失款项，充分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10.借助保险机制分散风险损失。由于银行卡欺诈案件的侦破难度较大，有时即便破案但也可能面临不法分子已将欺诈所得挥霍殆尽的局面，所以银行和持卡人因欺诈遭受的经济损失往往无法进行有效追偿。考虑到银行卡欺诈风险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符合《保险法》规定的可承保风险条件，因而银行可充分借助保险机制分散银行卡欺诈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实践中，已有保险公司针对此类风险向银行提供专门的银行卡欺诈损失保险品种，不过银行仍需注意以下几方面法律问题：一是这种保险法律关系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发卡银行（而不是持卡人），且保险费由发卡银行缴纳；二是保险范围为保险责任有效期间投保人所发行银行卡（有的仅限于信用卡）因欺诈遭受的经济损失；三是保险责任通常限于伪卡欺诈交易损失、非法冒用欺诈损失、未达卡欺诈损失、虚假申请欺诈损失、银行卡遗失/被盗损失、不在场欺诈交易损失等；四是保险公司的免责范围通常包括银行及其职员违法、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银行卡利息及透支利息，因银行制卡、读卡、验卡设备原因造成的损失等；五是由于欺诈事件发生后银行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较大，因而保险费率相对较高；六是欺诈事件发生后，银行应及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书面单证资料，确保有关理赔事项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董建军、周慧、张大治、肖亮亮，2009.国内外商业银行信用卡章程与领用合约的比较法律研究［J］.上海金融，（11）：15-18.

刘海欧，2007.论商业银行对营业场所客户的安全保障义务［J］.金融论坛，（4）:53-58.

反诈工作考核办法篇8

信用卡自1950年由美国人富兰克林·麦克创建的大莱公司开创以来便在全球引发了一场足以影响人类货币历史进程的变革，产生了推动金融业各项业务开展的良好效应。信用卡是当今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先进的新型支付手段和消费信贷结算工具，是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包括个人和单位）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提取现金的信用凭证。以此凭证持卡人就可以在暂不支付现金的情况下得到某些商品或服务，进行消费活动，在以后一定时间内再补足所欠款项。信用卡因其具有快捷便利等优点而被广泛地采用，然而由于信用卡业务是以持卡人的个人信用为基础，因而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信用卡运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给银行或特约商户及信用卡持卡人造成经济损失。信用卡在我国出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信用卡诈骗活动却不少。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信用卡诈骗的案件在1994年达到近万起，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犯罪分子的非法获利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类犯罪不仅侵犯了银行、特约商户及信用卡持有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还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因此《刑法》规定对这类犯罪行为应予以严惩。

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其特征是：

1.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2.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

3.客观方面表现为信用卡诈骗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即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进行消费购物提取现金等行为；（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行为。即使用已超过有效使用期限的信用卡或使用已挂失而无效的信用卡等行为；（3）冒用他人信用卡，即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骗取财物的行为；（4）恶意透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骗取财物金额5000元以上，逃避侦查或经银行进行还款催告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其恶意透支金额以超出保证书的数额计算。

4.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对信用卡诈骗罪立法的思考

信用卡诈骗罪，首见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7年《刑法》修订将其收入刑法典时，除对恶意透支增加解释外，未作其他的变动与修改。但是值得指出的是，“97刑法”的规定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1.未规定单位犯罪。信用卡有个人卡和单位卡之分，因此利用信用卡诈骗，尤其是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不仅自然人会实施，法人也会实施，这就不能排除单位实施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可能性。信用卡诈骗活动涉及的金额并非都是小数额的。否则《刑法》也没有必要规定无期徒刑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了，而通常情况下单位犯罪所涉及金额往往要大于自然人犯罪所涉及金额。对于单位持卡人按照单位意志实施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依刑法第196条的规定只能对具体负责人施以刑罚而对单位却不能实施以罚金刑，导致单位的刑事责任无法追究。

2.列举式规定疏纵犯罪。1997年修订《刑法》时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的规定，尽量把犯罪行为研究清楚做出具体规定”。“97刑法”196条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行为方式就采用了列举式规定的模式。列举式规定的好处是显然易见的，那就是大大加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但前提是这样的列举必须能够涵盖相关的全部的危害行为。《刑法》中规定了四种诈骗方式也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新的利用信用卡诈骗的危害行为，若严格依罪刑法定原则，对之只能以普通诈骗罪评价。对此和196条临近的193条贷款诈骗罪和195条信用证诈骗罪在采用列举式规定之外均加上了“以其他方法……”这样的兜底条款以避免疏纵罪犯，196条的这样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存在疏漏的。

（三）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原因及其防治

和国外通行的“后付卡”制度（可先办卡使用以后再补足款项）不同，我国银行开办的信用卡一直实行“先付卡”制度，即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需要在信用卡账户上存入一定数量的起用金以备进行一般的消费和支取。这种制度本身已经降低了信用卡诈骗的风险，而且有的信用卡在使用时还要求出示持卡人的身份证件，这又对信用卡诈骗行为起了很大的防范作用，但为什么在我国还有大量这样的犯罪发生呢？

信用卡诈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从犯罪人的方面说，贪欲是人类本性的潜在的一个弱点，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贪欲之心就会超越人的理性和理智，使人产生犯罪之心。信用卡本身以个人信用为基本，具有非及时结算和可以透支的特点容易使犯罪人轻易得手。这种特点结合贪欲就会动摇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可能走向犯罪之路。

2.发卡行和特约商户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信用卡的使用具有跨国界和地区的特性，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极具流窜性，而且往往打时间差。在我国一些信用卡管理系统不完备的地方，从用户传递信用卡挂失的申请到特约商户接到止付令有时需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因此产生一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有人在特约商户那里持卡消费，商户必然接受，这样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由于信息沟通的不及时。对于信用卡的真伪、是否存在恶意透支的情况，发卡机关和特约商户之间也难以迅速进行信息交换从而对潜在的风险难以发觉，以至产生巨大的隐患。

3.发卡行管理疏忽。一些银行经办人员在受理办卡申请业务时，由于熟人介绍或经验不足、业务不熟练、警惕性不高没有对申请人按规定进行详细的资信调查就核准发卡。还有一些特约商户利用银行对其监管不严，同不法分子相勾结欺诈银行，甚至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同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进行诈骗活动，更加导致信用卡欺诈的风险的增加。同时不少发卡行防范意识不强，认为信用卡发出了，银行多了一份信用卡使用手续费的收入，但却很少主动对持卡人进行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的监管和跟踪服务，这样都导致信用卡欺诈风险的增加。再有，一些发卡行为了多发展客户，扩大业务还有有意放松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往往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也会对银行造成很大的损失。

尽管《刑法》明确把信用卡诈骗规定为犯罪，并且还将其最高法定刑设置为无期徒刑，但“信用卡欺诈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违法犯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制定多少法律来保护发卡银行和合法持卡人的利益，信用卡欺诈仍然层出不穷。这是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客观现实，即使发卡银行对此作再多的宣传工作也很难从根本上抑制信用卡欺诈”。控制信用卡诈骗根本方法就是相关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技术措施的采取来进行防范，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具体来说：

1.加强技术措施提高信用卡使用的安全性

在鉴别持卡人身份反面，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如使用照片卡、激光签名、个人身份识别代码以及生物性识别技术，准确认定审查出持卡人是否是发卡行登记的真正用户。在鉴别卡的真实性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全面推广带有微电脑芯片的智能卡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信用卡使用的安全程度。

发卡行和特约商户之间可以通过在线网络建立迅速及时的联系，沟通反馈信息，由发卡行最终审查是否授权交易，实时清算，实现信用卡的电子化。这样将能大幅度减少信用卡欺诈的发生。另外，发卡行还可采取一系列加密措施，如可在ATM上增设验卡装置，持卡人提款时需输入密码和本人身份证号，否则交易将无法成功，这种办法对防范信用卡诈骗也有较大帮助。

2、发卡行之间、发卡行和警方之间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事

各个发卡行之间协力建造共享的网络系统，定期交换情报资料，通报不良持卡人的情况及交易活动，提出相关的建议对之加强防范，同交换信用卡欺诈的信息，实现信息数据共享。

另外，发卡行要和警方密切合作，及时将可能发生和已发生的欺诈事件通报警方以便防范和及时打击犯罪。同时，警方也要通过警方和发卡行之间的在线网络及时通报自己所掌握的情报信息，做到及时的沟通联络，确保信息交流的通畅和准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3.加强发卡行内部管理，提高工作人员责任感和风险意识

银行一方面要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加强业务技能培训，设立完善的内部监管制度，建立专门的稽核工作体系，还可以借鉴国外信用卡公司的做法建立内部调查制度，如“万事达，维萨和欧洲国际（EuropayInternational）等组织建立自己的调查员，帮助执法机构从各国收集证据，提供线索，甚至在审判犯罪分子是提供专家证人。”

4.防止特约商户携同不法分子进行诈骗

特约商户在反信用卡诈骗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直接同不法分子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若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认真执行相关规章制度就能从很大程度上防止信用卡诈骗的发生，从而在反信用卡诈骗中构筑起第一道防线。但若商户同不法分子相勾结，则必然会大大增加诈骗得手的可能性。因此发卡行要对特约商户加强监管，对其涉及信用卡使用的日常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对异常交易情况及时发现并做出迅速的分析评价，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这类行为的发生。

5.持卡人自身也要加强防范意识

对于持卡人来说，在持卡消费或是在ATM上提款时缺乏防范意识被不法分子获悉自己的密码、签名及其他个人信息资料后烧卡诈骗，会给合法持卡人带来相当的损失。另外，在我国许多人为了使用信用卡方便，往往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结果经常造成信用卡与身份证同时丢失的情况，这就给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创造了冒用的机会。尽管有的银行在信用卡的使用上规定由加密措施，但我国许多人的信用卡的密码往往与其出生年月，电话号码或汽车牌照等数字有关，这样就更增大了信用卡被冒用的危险。所以持卡人必须改变这样的习惯，加强防范，避免信用卡被别人冒用以减少自己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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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建军。金融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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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光中，丹尼尔·蒲瑞方廷[加拿大].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