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 宏观 解释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点，而从2010年开始放缓的中国经济成为近几年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中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称为新常态。文章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定义、特征、内涵与内容等要素进行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常态经济，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涵义是不同的，具体到我国国情，必然又有其独特性。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把握经济新常态的规律和特点，是开展下一步战略规划和系统工作的先决条件。

全球背景下的经济新常态

相对于21世纪初，当前的全球经济是暗淡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并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缺陷，新凯恩斯主义及政府的干预举措被重新认识，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诉求更加突出，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阶梯层级也趋向更高水平。世界经济正处在更加复杂的结构调整期，以往的经济格局已经无法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新动力与新挑战并存，扩大开放与地方贸易保护并存。回望2015年，全球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凸显。

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所表现出的核心特征正是经济低速复苏和世界格局变迁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即增长与结构的震荡调整。一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世界经济增长受到拖累，虽然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但也同样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和自身发展阶段特征优势的限制，“内忧外患”的加剧既降低了本国经济增长速度，又会对贸易关系国或债权债务国构成负外部性影响，最后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缓慢。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经济质量的相互影响随着开放程度提高而趋向更加全面甚至系统性，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尖端技术、高端产品以及服务产业的绝对优势及技术出口限制，使得追赶型国家在靠近自身的技术瓶颈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提高，经济增速自然趋缓，而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依靠技术优势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欧美国家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正是要保持和提升技术优势。在这种特征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联合战略，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而现有技术又不愿让发展中国家使用，各自为政的增长模式和逐渐攀高的贸易壁垒拖累了经济的整体复苏速度。

另一方面，在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而在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89万亿元；再往前的2005年，中国GDP总量仅为18.59万亿元，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早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动力引擎。随着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崛起，世界治理结构正在向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倾斜，但也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新体系制约。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八国领导人非正式对话论坛G8峰会早于1999年扩大为包含10个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和10个发达经济体的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现已成为国际间重要的经济对话交流平台。而中国于2014年组建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进一步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为了构建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符合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正在加紧建立并完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协议（PSA），并扩大与同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进一步拉拢所谓“真正之友”（RGF），以建立排除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在外的新型国际贸易关系格局。

全球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低迷中缓慢复苏的大环境下，全球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矛盾和增长压力。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表示，全球经济正处于调整之中：新兴市场增长普遍放缓，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进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受阻。

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中，2015年，有115个经济体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历史平均水平，有107个经济体增长预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个经济体的增长预估值低于历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达1.07%。同时，根据IMF统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1%，2016年和2017年的预测增速分别为3.4%和3.6%，均比此前预计增速下调了0.2%。

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年均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奇迹已经逐渐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区间，并自2010年开始一直处于缓慢下行轨道中。主要工业生产指标持续回落，第三产业增长堪忧，且伴随日益突出的各类金融、财税、城乡、户籍、社保、人口、廉政、外贸、收入分配等方面社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必须进行更深层次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和判断，并依此调整国家政策和安排未来政府工作规划。②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解释

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是指新的稳定状态或者说正常形态。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间的30年，每年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长率，多样化、规模化的工业化进程，持续的、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壮大的国际资本流入，体制机制与经济结构的非对称发展，都属于旧常态的具体表现，是各种要素、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过短暂的震荡，中国经济表现出了缓慢下行趋势，作用于经济形态的各种要素、因素发生了潜在或根本性变化，观察各项经济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国民总收入GNI等）和主要经济现象（产业价值链转移、欧美日“再工业化”、新兴产业发展等）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许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从经济增长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阶段性可持续的中高速、集约型经济。曾经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众多内生和外生因素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技术竞争遇到瓶颈，国家贸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低端制造业规模性转移和国外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经济政策逐渐趋于僵化，投资拉动经济效果边际递减，过剩产能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这些因素约束已经将中国GDP增速从10%以上拉低至7%以下，并趋于稳定。中国经济正处在向后工业化阶梯迈进的过渡、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阻力倒逼经济增长方式更切实地转向环保、节约、绿色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效率问题重要性已经开始高过增长效益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PF）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③新常态经济正是这样一种阶段性增长趋缓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向完全的绿色经济迈进的动态集约化经济。

从经济结构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结构平衡导向的市场化、调整型经济。旧常态经济的过快发展没能依靠市场化同步完成结构的转型，经济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平衡、城乡、国企私企和产业结构平衡等问题都被置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在已发展成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阶段。新常态经济的结构调整内在诉求是根本性的，既有市场结构、政府机构的调整，还有政府与市场、民主与自由的调整。市场结构调整涉及宏观方面的三大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传统与新兴产业结构调整、同产业同行业内部整合、低效高污染产业转移调整、部分国外工业回归造成的外部性调整等等。新常态经济是向市场要效率的经济，调整的目标正是要发挥出市场效率的应有效果。

从经济动力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科研创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经济。新常态经济是在以往经济动力不足情况下发展出现的，新动力是维持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的第二根本性内容。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放缓，传统动力减弱，但支持经济基本面的新兴经济、创新创业型经济、信息技术经济、服务业经济开始表现出稳定增长的动能，也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动能。创新也将覆盖传统产业，但速度显然要慢于起步于蓝海（垄断环境或空白市场）中许多创新经济业态。在新常态经济中，技术革新成为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关口，各种企业创立的科研中心、部级实验室就是最好手段，技术创新的委托外包服务需求也开始升温。与实业革新相伴的，是对老旧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户籍制度、利率制度、审批制度、短期经济政策等。

从经济福利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分配公平趋向的福利化、和谐型经济。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首要课题就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注重社会公平是经济存量财富巨大化的条件下，寻找能够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方向，是国富促进民富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发展强盛最终还要归于每一个国民的富裕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和国民素质提高，都需要以收入的普遍提高为基础，以必要的社会保险为保障，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及高效率的教育体制为配套，以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为支撑。新常态经济的福利化过程也是解决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数过高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自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世界平均警戒线水平以上（0.419～0.491），而美国学者统计中国在2005年至2012年间的基尼系数在0.53～0.61之间。新常态经济要实现百姓福祉，必然从更多层面增加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继续通过财税收入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从经济配套角度解释。新常态经济是综合配套引向的对称化、综合型经济。中国旧常态经济的有限市场化和政府的繁政集权拖累了当前经济发展，政府对市场的管控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旧常态下的经济体量增长惊人，但行政改革却效果甚微。新常态经济是对称化经济，是实现政府机构、机制及政策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相对称的经济，政府的简政放权和进一步市场化是在同步协调扩展的，经济的综合效率，即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是新常态经济稳定提效的内在需要。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走出全球性危机一般需要7年，而新兴市场则需要13年。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伴随此消彼长的多元化退潮或许会持续至少6年。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面临的“新常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目前的状态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是赶超型经济增长⑤的条件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新常态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结语

自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将中国经济新常态作为官方正式观点提出以来，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热词。2014年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央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经济新常态与“战略转型”、“经济阶段性特征”、“平常心态”、“调结构与转方式”等关键词联系紧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明确认识。在国内经济形势趋向新的稳定均衡和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从现实发展现象和内在机制中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是提出应对措施和确定未来“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前提。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较大。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理论纷争的同时，是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国际新常态已经表现出低增长中缓慢复苏、欧美日货币政策分化、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治理格局变迁、欧盟和日本经济持续停滞、产业价值链国家间转移、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然较高、俄罗斯经济困境持续等多种特征，导致中国出口的外需增长放缓和技术型进口的受限范围扩大。在较为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实现稳定增长，中国必须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新常态经济就是从增长方式、动力、结构、平衡和配套角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新经济形态，是在动态调整中从不平衡到平衡、从结构扭曲到结构合理、从政策与经济特征不协调不配套更加协同一致的阶段过渡，并必然存在改变固有体制机制的阻力问题和影响部分利益集团的固有利益问题，深层次的改革更需切合实际、冲破阻力和跨越陷阱。

（作者为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9页。

②刘元春：“2014～2015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新内涵”，《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第57～59页。

③青木昌彦：“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15日第16版。

④Reinhart， Carmen M， &Kenneth S Rogoff： 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es： 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4， 104 （5）： p50-55.

⑤徐b，权衡：“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第5～14页。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26-03

一、引 言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经济新常态”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术语。“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高速发展后的调整和变化，主要体现以下特点：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高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增长的动力从资源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一个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经济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经济运行态势称之为经济新常态。旧常态说穿了就是粗放型、数量型、扩张的一种状态，它靠低成本来驱动的。经济“新常态”就是要转到一个集约型、质量型来进行发展，这就是经济“新常态”和经济旧常态的差别。面对这种新的常态，企业就要顺应这种态，通过创新寻求发展。企业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还要在企业管理观念上求新。在管理上求“新”，就是要改善财务管理现状，加强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正是通过不断创新，部分中小企业由此成长为跨国公司，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

什么是商家最强大、最永恒的竞争力？毫无疑问是信用。让信用有据可查，使信用向资本转化，研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成立能够有效提高征信效率的、进而有效改进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信用信息不对称，对于国家的经济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信用平台建设，打造失信治理新常态

网易财经日讯，近年来，多地频现老板跑路现象的投资担保业使民间金融落入漩涡之中。西安据不完全统计，出现兑付危机的则有60多家，而已经跑路的投资担保公司有40多家。屡屡发生的企业老板“跑路”事件，折射出亟待加强信用等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信用信息可以说是公民或企业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道德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却出现了信用危机，从个人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失信现象屡见不鲜，严重缺乏诚信的现象大量存在。失信已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败血症”。让失信者得不偿失，才不敢再冒失信的风险。反之，如果失信成本偏低，自然会有人不择手段的谋取暴利。

1.失信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诚信是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某一方交易主体的信用缺失，势必会造成经济活动中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损害，从而破坏市场体制及经济规则。

2.失信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失信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使人情变得冷漠。同时失信行为使许多坚守信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反而促使诚信成为“吃亏”代名词的不良思想，破坏了社会风气。

3.失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一些失信行为严重破坏经济秩序，使得消费者对社会和政府失去信任，使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失信使一些人靠骗人暴富，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工作安排：要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为了打造“诚信城市”，笔者认为可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与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对重点人群、重点领域建立信用“黑名单”“黄名单”和“红名单”制度，并在市民身份证中嵌入信用功能，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城市治理、国家管理新常态。

对诚实守信的市民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公共交通等领域予以优惠，对于守信的企业将简化相关行政审批流程，优先扶持。而一旦企业或个人出现失信行为，不仅会登上黑名单，面临“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还要接受相关惩戒措施的惩罚。此举不仅能够有效的约束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更能够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打造“诚信城市”、“诚信社会”，提升国民素质。

要想建成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将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嵌入到市民身份证中，还需要做出以下努力，首先是打破目前信用信息的“孤岛”状态，搭建各部门、各系统共享的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信用信息的联通共享。其次是规范个人、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录入工作，防止出现错误，对个人和企业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在今后的信用信息管理过程中，要及时更新信用信息，真正发挥数据平台的作用。最后是完善相关优惠和惩戒措施，与信用信息数据库同步实施，保证此举的实施效果，逐步打造诚信社会。

三、企业信用科技一体化平台建设现状及难点

1.平台概述

企业信用一体化平台主要由门户网站、信用查询平台、信用信息资源管理软件组成。门户网站主要是建立本地对外诚信网站，完成本地诚信信息对外宣传，并实现通过外网实现企业等单位数据的收集和上报;信用查询平台主要建立一套查询系统，用于查询企业的基本信息、良好信用记录、不良信用记录;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完成本地区政府部门信息的报送、采集信息的审核、处理及对外。整个管理平台最终实现本地诚信相关部门信息的采集、审核和，各部门维护、、审核自己行业的信息，中心管理员负责栏目、信息格式建立和所有信息内容审核、用户管理。主要负责对企业保证企业的信用信息是合法的数据及信用数据收集整理;平台分五块分别是指系统总平台、股权融资平台，债务融资平台，咨询平台，综合服务平台（评级及查询）

由于我国现行的企业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导致企业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在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的同时，根据企业的特点，出台更多的一些经济活动的制度，重点完善和健全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法律法规，从而积极推进征信立法。

2.完善信用平台，需要完善企业的信用意识的培养，使企业对政府、金融机构的要求关注加强。我国目前大力建立建全的信用信息体系，金融机构、政府相关部门、协会等都是征信的负责方，企业需在规定时限向其提交和更新信用信息。现实中很多企业这方面对关注不够，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或专员来定期进行信用信息维护。信息更新的时间及质量难以保证，更新极为缓慢。

在整个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中，信用服务平台是信用信息向资本转化关键，企业信用一体化平台，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建立一个良性的，自愿的企业信息采集系统;第二、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改变企业信息收集难的局面;第三、根据企业的特点，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来完善征信系统和信用指标体系。

3.加强对企业信用服务平台的监督

“以信用促创新，以创新强信用”规范企业信用服务平台的运营管理，不仅需要法律、法规、制度，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检查和监督机制，通过严格检查和监督机制可解决平台在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形成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对提供经营、财务虚假信息的企业以及诚实守信的企业给予让守信者亮出身份加大发展的“红榜”或“黑榜”让失信者破产倒闭无路可逃的经济氛围。据相关部门获悉，“全国网络交易平台监管服务系统”，目前，系统已完成两轮在线内测和功能优化，计划于2016年第一季度正式上线运行。

征信工作起步较晚，第三方征信机构发展尚不健全。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系中，协会是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是信用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征信机构的发展相对成熟。征信主体主要负责对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征集整理从而进行分析、评估，旨为企业加大交易量、增强企业实力;还能给金融机构和政府提供可信度较高的企业信用评级报告。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平台体系尚在建设中，缺乏行业标准，更缺乏成规模、成系统的征信机构。因此，缺位的征信机构是造成平台建设不能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该平台提供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但信用信息庞杂，其采集和分析往往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部门。涉及数据量巨大不能有效整合，涉及数据没有深度分析，使用较浅，分析结果不够全面。该部门固有特点造成平台建设困难，处理信用数据的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大数据背景下的企业信用平台建设方案

1.整体框架和思路

为了保证征信工作顺利开展，缓解信用信息向资本转化的路径不畅带来的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必须发挥协会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据了解，国务院研究室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研究”课题研究中指出，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包含以下“七个体系、一个机制”的建设：

（一）建立完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

（二）建立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

（三）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体系

（四）培育信用产品市场体系

（五）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六）建立政府信用市场管理体系

（七）建立社会诚信教育体系

（八）建立失信惩戒机制

这七个体系与一个机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为此，根据国际国内平台建设的相关研究探索，借鉴世界上较为成熟的平台建设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特点，提出利用大数据、云平台技术去构建企业信用平台，降低信息不流通带来的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减少征信成本，加大失信成本，从而改变传统的一对一的征信模式。缺乏信用数据技术支撑是造成当前我国信用服务业难以成规模、成气候发展的主要问题。信用法律法规缺失是当前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大的制约环节，它造成了后续的信用市场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工作难以开展。结合欧美等信用建设较为发国家的建设经验，大部分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有详尽的内容，例如美国有公平报告法等14部信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建设。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并最终落实为相关的信用市场管理政策与惩戒机制。

大数据是云平台和数据挖掘分析等先进技术，具有失量数据规模巨大、经济价值高、反应速度快、行业繁多的特点， 能够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因此在面对信用信息这样数量庞大、涉及行业类型多样、事关企业价值的对象时，大数据、云平台技术能够充分发挥其特有优势，对征集到的信息进行专业化的“加工”，速度突破了传统人工收集信息和传统数据挖掘技术的瓶颈。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信用数据技术支撑环节，大数据应作为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来抓。

培育现代信用服务体系，培育信用产品市场体系，构思大数据平台搭建方案：拟在信用市场管理政策的支持下，以协会为组织单位，并在大数据、云平台背景下，成立出能够令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服务企业的征信公司。数据征集工作，协会将在征信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对协会内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统一收集、统一提交，并监督和指导企业日常信用信息的相关工作;将协会划分等级，作为下一步设立何种参股方式的征信公司的依据。借助协会的力量，在协会发展较为成熟、较大影响力的省会及直辖市，吸引民间资本，设立国有参股的征信公司;在协会发展较弱，经济规模较小的二三线城市，设立国有控股的征信公司。从而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增强征信公司的市场活力，保证企业和国家的共同利益，进而保证工作顺利开展。该征信公司，一方面由于其国有参股或控股的性质，政府能够起到监督作用，极大地消除为经济利益提供虚假信息的可能性，确保征信用信息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充分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征信公司同协会对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桥梁作用。

2.信用科技平台具体建设方案

注册政府参股或控股征信公司。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立政府信用市场管理体系，我国征信工作起步较晚，国内目前尚无成规模、成气候发展的征信机构，采用的第三方征信机构作为建设的主体是风险太大。由政府做框架，同时吸引民间资本，成立具有资质、运用大数据、云平台技术的政府参股或控股征信公司，是根据借鉴世界上较为成熟的平台建设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的特点发展情况设定。协会致力于为企业、政府、金融机构搭建沟通桥梁，从而有效缓解三者的信息不对称。最为核心的是，协会内部设数据处理中心，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还可根据数据深度挖掘，为企业、政府、金融机构提供可信的评估报告。

建立社会诚信教育体系，建立失信惩戒机制。总的来说，政府参股或控股征信公司的笔者认为主要工作有以下五点：

①根据信用法律法规及公司规则制度对于企业的征信资料定期核查，开展失信惩戒机制;②与协会加强沟通，在征信工作中协调开展，定期听取协会收集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对信用产品的需求，为平台数据分析提供参考依据;③及时更新企业信息，指导有条件的企业指导成立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没有条件的由专业人员指导企业进行信用信息更新、提交的具体操作;④与政府或金融机构签订协议或根据设立的项目，开展工作使其购买信用产品或服务;⑤维护大数据、云平台技术下的数据库数据安全及运行。

五、结语与展望

通过对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征信工作的研究，提出企业信用服务平台的建设，是按照“政府统筹，联合调解，集聚资源，服务企业”的原则，完善以国有控股或参股信用信息征集公司为主的政务服务中心，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有效结合的企业信用服务平台，通过标准化的协调和管理，建设出一个“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协调配合、运行高效快捷、服务功能齐全”的综合服务平台。从而解决政府政策难以接地气、金融机构征信成本较高、企业发展瓶颈突出等问题，同时也能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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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莉，顾春霞，杨雅楠.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J].中国经济流通，2014（8）.

[2] 杨淑娥.浅析新常态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J].科技风，2015（16）.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3

关键词：审计；全覆盖；新常态；基层审计

2013年10月，总理在第26次常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审计全覆盖理念。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审计部门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审计全覆盖的提出适应了当前建设更高监督水平的新需求，旨在实现对审计对象的全方位监督覆盖，做到不存在审计盲区和死角，极大地增加了审计工作的强度。2014年5月，指出，中国经济正呈现结构优化升级、增长速度放缓、创新驱动增长的新常态。审计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机制，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廉洁行政、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面对新常态、新发展、新需求，审计工作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而基层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前沿阵地，对国家经济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在新常态下实现基层审计监督全覆盖成为焦点问题。

一、新常态下的审计特征

为保障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发展，新阶段审计工作呈现以下特征：

以“资金+权力+政策”为审计内容。《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中对发挥审计促进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明确指出“持续组织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强调政策作为审计工作重点内容的重要性。

以审计全覆盖为目标。审计目标从选择性执法扩大到实现审计全覆盖。审计机关要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要把各地区、各部门贯彻中央政策措施和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作为一项日常工作。

以保障和监督为职能。新常态下，审计不仅要发现问题、揭示问题，还要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挖掘，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提出完善制度、防范风险的建议，从而提高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以大兵团作战为方式。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国经济市场开放程度加大，经济市场化趋势明显，不同经济职能部门早已不是单独行使职责。审计作为一个大系统，应更多注重整体功能的发挥，注重大兵团作战，强化“一盘棋”意识和“大格局”思维。

以智慧审计为工作模式。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审计工作量也将越来越大。以往传统的审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监察需求。为提高审计能力，加快审计信息化，审计工作模式向智慧审计发展，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大数据分析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新常态下基层审计面临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赋予了审计新的使命，对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实现基层审计监督全覆盖，更好地发挥审计职能，我们需要对基层审计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充分了解新常态下基层审计面临的问题。

1.审计资源不足

审计资源不足是基层审计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审计人员力量缺乏，素质参差不齐。新常态下，政策审计内容多、涵盖范围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证审计工作的持续开展。然而，目前各级基层审计机关均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突出矛盾，大部分审计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导致审计工作质量难以提升。同时，随着审计监督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展，审计工作愈来愈复杂，对审计人员的知识要求也越来越广泛。但是，审计机关工作人员有90%是财会专业出身，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复合型人才。

2.信息传递受阻

政策跟踪审计数据大部分分散于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这些职能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数据分享渠道，有的甚至出现信息不兼容情况。这直接导致审计人员难以从中获得全面的审计数据，更无法精确估计审计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同时，基层审计机关都是按行业分类设置审计业务科室，各科室之间缺乏沟通，相关行业间的信息不流通造成审计成果利用率低，增加了大量的重复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审计成本。削弱了应有的团队优势，审计无法达到预期的有效性。

3.审计监督重复交叉

审计监督重复是指上级审计机关计划审计项目与下级审计机关计划审计项目存在重复性。对于同一个审计事项，上、下级审计机关在相同时期或者间隔较短期间内重复进行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被审单位带来了人力、物力的重复支出的成本。

4.方法存在滞后性

目前，基层审计工作的开展采用的方法依旧是根据审计人员收集的资料和证据为依据来判断。但是，这些资料并不全面，无法反应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从而很大程度上减低了审计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政策跟踪审计关注的通常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影响范围广，涉及层次深。因此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有全局化、系统化的审计意识。显然，还停留于账务化的审计方法无法适应政策跟踪审计的要求，导致审计工作被动。

三、新常态下实现基层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工作建议

根据以上对基层审计现状的梳理，结合新常态下审计工作的特征，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增强审计力量

审计领域范围广，涉及各行各业，审计机关的人力资源相对有限。因此，为确保审计质量，增强审计力量势在必行，一方面，直接增强审计力量，面对审计人手不足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编制，中办国办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指出，建立审计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审计专业类公务员和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务序列，确保审计队伍专业化水平，推进审计职业化，同时，针对基层的具体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业务重、规模小的基层审计机关的编制，并适当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参与审计工作，同时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健全审计职业岗位责任追究机制。

2.审计全面覆盖，但需突出重点

审计长刘家义提出“全面覆盖要有深度、有重点、有步骤、有成效”，因此在实现审计全覆盖的同时，也要注意突出审计重点。全面覆盖，就是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都要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突出重点，就是对审计对象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及其所在部门或单位的工作性质、经济活动的规模、掌握资金量大小等，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工作时应着重分析审计对象的性质特征，对审计风险进行预估判断，重点实施。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做到有重点的审计全覆盖。

3.加强信息化建设

推广数字化审计方式，构建大数据时代下的审计平台，是审计监督全覆盖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审计工作中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减少审计工作人员的信息收集时间，减少审计程序的重复性。通过对审计数据库的建设，最终达到事先对数据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的目的。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发现问题、避免问题，真正发挥审计的保障和监督职能。

四、总结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4

一、 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指出，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须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 “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

从国际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我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

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不可避免换挡的同时，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持续转换，改革开放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良好发展态势可以保持。这些大趋势，决定了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战略机遇期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的自主增长动力没有形成，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减弱，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发展。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必须更多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高，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的经贸规则制定处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之中，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护和扩大我国发展利益。

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经济增速要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平稳过渡。经济增速的减缓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增速减缓、市场需求减少的显著特征，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长期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增速呈现出逐步回稳态势。随着我国消费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个性化多样化特征转变、出口由单纯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向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并重转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传统人口红利优势向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优势转变，要求我们主动地降低发展速度，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

第二，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方式转变是基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等做出的科学判断。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经济增长要避免只顾短期发展，要求关注长远发展，经济发展与经济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同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相统一，追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体现为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产出较多的产品，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产业层次的提升；体现为以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协同发展，让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依靠政策刺激、高能耗等方式取得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大量增加。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必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形势带来的新挑战，须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创新驱动上来，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经济发展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将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

三、认识“新常态”要克服三种倾向。指出，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三种倾向：

第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不能当作一个简单的事件看待。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中国过去30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现在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性现象。有人问，新常态是好状态还是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第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当前，社会上出现了新常态的解读被引申化、扩大化的现象，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本来新常态的提出是特色鲜明地描述经济发展的概念，这样一来其本义和特色就被淡化了。因此，对于新常态的认识要放到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不能捕风捉影，更不能随意引申。

第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新常态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状态也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战略机遇期，潜力和前景俱在。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发展特征；提出建议；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式“新常态”经济的概述

1.1中国式“新常态”经济的内涵

什么是新常态？从字面上来看，新常态中的“新”，表明与旧常态经济有很大不同；新常态中的“常”字，表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比较稳定，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反映出中国资源与环境发展条件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改变。就我的理解而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转变了耗能高、效率低的经济发展结构，结束了旧常态时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经济迈向新征途，我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一个新局面。因此，新常态从时间上看绝不会是三五年的调整，而是一种长期的发展态势；从表现上看也并不只是增速的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和新动力，进而更好的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新发展。

（1）中国式“新常态”体现在速度方面。经济速度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模式转变为7%的中高速增长形式。使中国经济告别以高速规模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进入到一种重视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中国式“新常态”体现在结构方面。经济不再是高耗能、低效率的结构模式，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制造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核心，使经济发展更加合理健康。

（3）中国式“新常态”体现在动力方面。从旧常态经济下以要素和投资支撑，转变为技术和创新推动。调整过去依赖资源的思路，提高技术、节能、效率，使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征途。

1.3中国式“新常态”经济的特征

（1）增长速度稳速减缓。GDP增幅保持在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水平上，这个速度是持续放慢的。虽然这个速度不能跟过去旧常态时期双倍速度相比，但是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7%左右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有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中国将迎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2）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改善。这两年自从和李克强总理执政以来，反腐力度不断扩大，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将得到改善，这表明低收入人群、小型微型企业收入、收益状况不断改善和调整。同时可以看到，人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了，使得投资也不断增加。

（3）经济结构平衡健康。我们政府一直推行的是产业转型升级，由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核心产业。减少出口依赖，将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升级换代，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变为依靠内需、依靠消费，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更加平衡和健康。

（4）产业优化升级。中国经济体由原来只依赖加工工业，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创立国货品牌，提升中国经济实力。

（5）经济周期使得经济波动程度大。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经济周期的四个主要阶段。现在世界经济尚不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期也变得难以完全把握，因此我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留意风险，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保持中国经济的稳速增长。

2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2.1资源消耗比较大、利用率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方式比较粗放。部分产业存在着过量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产量的增长，但同时也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升级，甚至可能会阻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使经济发展受限

我国经济模式是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初级阶段所走过的道路，前期污染、后期治理。但是重化工业排放废渣、废水、废气不仅污染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还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工业经济的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致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急剧增加，大量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严重污染了环境。当前，中国有关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各项环保政策的出台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财政政策对环境治理的帮扶力度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环境治理的水平较低，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2.3投资消费关系不对称，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投资和出口在我国经济贡献中所占比重较大，尤其是投资所占比重高，但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与国外对比来看，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水平；投资所占比重却较高。过量的投资和畸形的消费结构会使得投资的效率低下，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远来看，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4工业化极剧发展，造成产业结构不平衡

我国现阶段的产业规模结构不够科学合理，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和效率较低。从整体布局上来看，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相关从业人员水平不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国际上看，我国农业和工业制造业的比重较大，而第三产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产业间的不均衡性也引发了很多的问题，例如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第三产业发展受限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支持鼓励发展服务业产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5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带和中部省份，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城乡、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极大地不平衡性，只有一部分人群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所带来的成果。我国各阶层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中、低收入人群所占比重较大，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比较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税收体制不完善，也对各阶层间的不平衡性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因此，需要尽快调整和改进城乡结构和区域发展中不合理的因素。

3完善中国式“新常态”经济的建议

3.1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必须要深入的改革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要建设和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建立宏观调控体制，通过财政支出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和引导，使得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合理，推动金融机构改革，拓展资本市场，完善政府的投资模式和调控制度。

3.2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必须贯彻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健全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改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国内外经济均衡发展，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外汇储备量巨大等突出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个领域同步推进，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平衡、健康发展。

3.3积极发展静脉产业，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

现阶段我们对循环经济体系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入，仅把其理解为废渣利用、尾气回收等。静脉产业是未来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模式，这类产业模式类似于人体内部系统，如果把工业建设系统比作人体内部动脉系统，那么，工业制造物的再回收和利用则就好像人体内部的静脉系统那样。将动脉经济和静脉经济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真正的循环经济模式。

3.4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即将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城市居民统一起来，列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中进行全局的思考，把城市发展与农村经济中共同出现的问题综合起来处理，创建一种统一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

3.5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的基本发展战略是要立足国内市场、满足本国人民需求，同时也应该拓宽国外市场，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本、先进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发挥出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推动作用，发展我国经济，同时深化对外开放的水平。此外，需要创立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制度。慎重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对国际间的短期资本流动形成有效监控和管理。积极运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壮大。深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我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抵抗力。

4“新常态”经济给中国带来的新机遇

4.1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增长速度平稳

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激发很多个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和创新精神，从而使经济发展由原来的政府主导，变成多个市场主体的主动行为。这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改革，让企业在投资、用资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中国经济具有很好的坚韧性，能够有效地规避风险。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面对各种未知的风险，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4.2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革新

一方面，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服务业的壮大能够快速增加工作岗位，创造出更可观的经济产值。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着显著变化，消费增长相对稳定，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推广和发展，进一步提高了消费增长速度，将会带来需求结构的显著变化，形成消费导向型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革新。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这些高耗能、低效率的制造业产业也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源头。因此，我国政府大力推进高端交通产业发展，如汽车产业、高铁产业。这些产业依靠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同时还有利于环境保护。

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构正不断升级革新。

4.3中西部地区快速崛起，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

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我国政府出台的这些经济

政策已经颇有成效。最近几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由于国家政府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同时中西部地区拥有着许多优秀人才，更快地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显然，这是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抓好机会，脚踏实地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为中国国民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

4.4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我国的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份额较少、生存环境相对脆弱，而且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产业发展面临着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要实现小康社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鼓励和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人民充分就业，经济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现阶段情况下，必须处理好整体推进和局部重点发展的关系。统筹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发展顺序，推动经济平衡、健康发展。另外，要重点推进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领域，将其作为重要的突破口。并且建立产业集群模式，鼓励优势领域优先发展。

4.5中国特色城镇化形成，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必须加倍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平台。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应多渠道筹集资金。应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帮扶和引导作用，将社会中大量闲置资本引入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必须坚持城镇化进程与信息技术相对称，共同推进中国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在今后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坚持因地制宜，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5结语

中国式“新常态”经济，表明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期，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完善。在新常态经济中，虽然国民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实际经济产值不断增加；虽然经济调整有些艰难，但市场主体仍散发着朝气与活力。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6

摘要：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跨越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人、最优、均衡的藩篱，提出历史演化、满意、多样性假说，并借用生物学基因的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革命。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四、结论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

“新常态”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而提出的最具特色的概念。这种新的经济思维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它不但能指导中国从容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更使鼓吹“中国崩溃”，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代名字的论调不攻自破。“新常态”打破已往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转至创新驱动，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态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契机，主动出击，夯实基础，以大国风范掌控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一、经济新常态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常驻不衰。同志在其系列讲话中多次明确指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依旧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指导，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做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便能形成自己特有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中分析整个社会经济的制度等等。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趋势，且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科学的阐释，这一系列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给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无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在以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90多年的岁月中，发挥了极大的优越性，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有一段时期处于摸索时期，但其理论本身却具高度的科学性。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那就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近些年来，悲观论调者和别有用心鼓吹“中国崩溃论”者，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代名词。加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形势也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多种情形交织组成的新的历史环境下，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逐步常态化，这些鼓吹“中国崩溃论”，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等论调便不攻自破。

（一）几次“中国崩溃论”回顾

过去20多年，世界上有不少人对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持悲观情绪，以致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表现出忧心忡忡。对于这种焦虑，不否认，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说明，他们的判断与预测是失准的。仅从几次“中国崩溃”的论调来看，至少，许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判断是不对的，尤其是所谓“唱衰”中国的崩溃论。

据有关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别有用心的人在世界上总共刮起过4轮“中国崩溃”的论调：第一轮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第二轮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第三轮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重弹“中国社会崩溃论”；近一轮即于2012年前后掀起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论，被称之为“中国金融崩溃论”[1]。

前三轮“崩溃论”的鼓噪恰巧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期。第一轮“中国崩溃论”喧嚣时，中国内部环境表现为经济过热，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其时，恰遇国际环境恶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支离破碎。因而美国等加紧了对中国新一轮渗透。第二轮“中国崩溃论”唱响时，正因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减少，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第三轮“中国崩溃论”的缘起是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继而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之时。当时中国经济因受这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股市高位下陷，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1]。面对国际压力、经济下行与社会恐慌三重冲击，中国用30多年的增长与发展实践挺过了难关，靠的就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这又源自信仰自信，结果是三次“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

随着2012、2013年国际国内风险累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第四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主要表现为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2]。但随着我们党的十的胜利召开，随着中央新的经济政策的应运而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多次就中国经济建设提上重大议程，举全国之力，最终于2014年5月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方向，从此，“新常态”便成为了中国经济适应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我们自信，“崩溃论”亦将不攻自破。

（二）我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十”的胜利召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党做出了明确部署，重点在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同志也曾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踏着时代的步伐，走上了历史的征程。正如同志在讲话中阐述“新常态”时提醒的那样，“新常态”必将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亦将渐渐浮出水面。这一把了解中国走向的神奇“钥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纱，揭开这一面纱，可以让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质上，“新常态”即为“正常态”，即为保持中国经济长久发展启动的“原常态”。唯有如此，中国的经济才能持速发展。不求“高速”求“持速”，恰恰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瞻远瞩。

三、经济新常态之特征

2014年5月10日，同志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接着，同年7月29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再次提到这同一问题。针对同志的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连续3天发文阐释，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自此，从酝酿到正式提出，“新常态”以崭新的词汇荣登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榜首。这种经济上的“新常态”指的是，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为此，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常态理论。他说，新常态有三个特征：首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其次，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再次，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将逐步转向创新驱动。

（一）经济增速换档回落

中国经济增速将换挡运行，单从GDP来看，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确确实实给国人乃至世界以震撼。但不讳言，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应地确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环境骤变造成，另一方面不排除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因而在多重压力下，倘若一意保持高速增长，肯定是弊大于利，终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相反，倘若让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把增速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既不去追求过高的GDP，也不过分地干预经济发展，让中国经济平稳在一个合理区间内运行，那么，就可有效避免来自国内或国际的所有压力。同时，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在高速过猛增长后换挡转速是正常现象。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多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不以GDP论英雄”，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可见，中国经济换档是历史的必然，明智的选择。同志说，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重要根基。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有限，环境污染与产能化解的矛盾突出，传统行业与金融行业利润相差悬殊，科技型企业发展仍然缓慢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应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国产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唯有如此，方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该从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大力发展、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国产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多个角度入手。使中国经济“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成为趋势。

（三）创新驱动经济转型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重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不否定，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但这一目标不能变，而且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

四、结语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充沛，发展前景光明”。这是中国以自身实践对世界作出的自信宣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常态，面对风险挑战从容镇定，创新宏观调控精准发力，全面深化改革有序展开，因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和新一年开展实践，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即是最好的说明。当然，未来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必定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因而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要面对问题，必须要把信心写在脸上，把机遇抓在手中，把责任扛在肩头，把宗旨印在心里，把胆识摆在胸前。

“唱衰”论调必衰，“看空”预测必空。新的发展成绩，凸显着新常态的鲜明特征和崭新机遇，见证着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新境界。可以说，一种广泛共识正在生成和巩固：告别了简单粗放、不可持续的旧模式，我们所要适应的经济新常态，就新在“质量更好，结构更优”，这是中国经济适应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应该”状态，反映的是对价值的坚守。

[参考文献]

[1]王 文.“中国崩溃论”的崩溃[J].红旗文稿，2014，（16）.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新常态 经济增长 新动能 培育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41-02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能转换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种新变化也将对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提出新要求。新常态下，我们既要尊重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又要顺应中高速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积极作为，培育新的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

（一）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规律性呈现，是中国经济走向更高发展境界的必然历史过程。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国内因素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面对 持双位数的粗放高速增长，既做不到，也没必要。增速换挡是当前阶段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后发经济体人均GDP在1万美元上下时，普遍出现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而一些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多是通过改革创新进入稳健的中高速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已经有近三成地区人均GDP实现1万美元，增速放缓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决策层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而作出的客观判断。

把握大势，才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告诉我们，在当前我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的过程中，面对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只有调整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新常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新常B没有好坏之分，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应客观地看待新常态，在正确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既要做到充满自信，也应充分估计困难。放眼全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全球整体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乏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多。但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孕育着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回看国内，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2016年保持了6.7%的增长，仍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信心”。面对机遇和挑战，关键是要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发展。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短期来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放在更长周期看，不过是波浪前进的新曲面、螺旋上升的新弯道，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光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提出的“四个没有变”，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一种结构更优化、质量更优良的增长，且增量依然可观。2014年中国GDP总量就已超过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保持在25%以上。在世界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总量如此庞大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增长可谓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中国地域辽阔，产业体系完备，经济转型升级有很好的“蓄水池”和“减震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规划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能。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新动力正在强化，发展前景光明。增长新动能是否能够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整体来看，新动能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真正完成。在未来的航程中，只有牢牢把握住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中国经济大船方能行稳致远。

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新引擎

（一）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属于新经济范畴，按照现有仍不完善的概念给分享经济下的定义是，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分享经济是对生产力的大释放、大推进，必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一股巨大新动能。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发展分享经济适应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要求。定义分享经济不应只从消费、商品这一低层次概括，还要从生产、资本这一更高层次概括。产生于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分享经济是信息生产力的产物。信息生产力比工业生产力更先进、更高级，代表着现代化的新驱动力。分享经济带来的利益共享，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分享经济对整体经济发挥的拉动作用，体现如下：首先是增长的新动能，新常态下增速下降，但分享经济通过分享生产资料，相当于“复印”资本，使资本的充裕度上升，由此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其次是就业的新动能，分享经济通过支持“双创”，鼓励平台将其重资产分享给“双创”人员，有力地支持了灵活就业。最后分享经济还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新动能。分享经济与金融经济同为虚拟经济，但后者往往脱离实体经济，而分享经济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贴近实体经济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二）互联网+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自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正式确立其为国家战略以来，互联网逐渐跳出一个行业的范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各部门、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融合，并催生出一个个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成为中国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深远影响。新一波互联网浪潮，将助推中国向基于生产力、创新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型。

从理论上，互联网最显著贡献是最大限度消除与破解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从实践的维度观察，由于互联网深入到了实体经济的骨髓与根茎之中，同时为后者营造出了更为广阔的纵横空间，其最终效果就是酿造与推送出了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与市场生态。各传统行业已经深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传统行业企业的融合创新和变革转型，才是“互联网+”的真正核心要义。积极拥抱互联网但不要神化互联网，已成为传统行业的共识。互联网无界域。在未垦的“处女”地带培植与催生出全新的市场业态与商业模式时，携带着饱满的科技基因以及再造性动能，互联网向着传统产业强势渗透与浸入，由此在我国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互联网+”的革命浪潮。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403.40亿元，同比增长41%，而目前国内的市场渗透率还不足5%，到2018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1300亿元。作为“互联网+”慰的又一全新产业空间，据第三方数据机构公布的信息，去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42.7亿元，今年可能达到74.2亿元，明年底将突破125亿元；去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为1192亿元，而今年有望达到1885.9亿元。我国在线教育市场将保持每年30%以上的增速，到2020年或将达到5700亿元。

互联网世界装置着海量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一个无边际的工业云平台，企业不仅借此分享到智能软件资源，还能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撕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朝一个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异地协同、泛在制造甚至将来可以出现无所不在的制造模式。这种由互联网引起的分散协同生产模式以及生产组织的松散化在倒逼企业内部管理实现简单、高效和快速的变革，即从垂直管理转变为扁平管理，从有界管理趋向无界管理。

目前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分化态势，其中新旧动能转换是关键。我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路径，妥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应着力化解“市场失灵”类过剩矛盾，通过市场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物联网、工业设计等深度融合，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相配合，加强制造业网络化协同，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使传统产业释放新的增长动能。

三、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政策支撑

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为依托，为创新创业主体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咨询等服务。建立服务新经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联动，避免政策碎片化。加快建立部门间互联互通的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扩大政府数据服务范围，满足新经济发展需求。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对于宽带网络、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城际交通和物流网络等与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靠单个企业又干不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主动担当，理顺机制，协调资源，大力推进。

三是完善金融支持。完善股权、债券、期货、信贷、租赁、保险等满足企业发展各环节和不同阶段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对新经济的投资引领作用，鼓励设立新经济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用于新经济企业的技术研发、应用推广、市场拓展等。财税支持应以普惠性政策为主，扩大新经济企业受益面。

四是完善信用环境。强化新经济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全国一张网”，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尽快推行跨部门联合激励和惩戒，对失信者予以重罚，一次失信、处处受限，努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提高知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五是以协同推进为保障，努力实现新旧动能有效转换、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榛.经济改革的逻辑与中国的实践[J].社会科学辑刊，2015（6）

[2]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J].前线，2015（4）

[3] 赵向华，杜鹃.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论坛，2017（1）

[4] 张锐.中国互联网风云纪事.中关村，2016（11）

（作者单位：中共兰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甘肃兰州 730000）

（作者简介：马艳玲，中共兰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