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范文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1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指未成年人是居住、进入本省的六周岁至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

未成年人有自我保护的权利，要自尊、自爱、自强、自律，抵制不良影响，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坚持教育、引导、预防和矫治相结合的原则。

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者，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共青团、工会、妇联和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做好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个人、集体捐资兴办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第二章  基本权益保护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家庭要创造条件保障未成年人依法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

学校要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社会有关方面要配合学校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安全的学习环境。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迫使未成年人弃学或退学，对长期旷课、自动辍学的未成年人，家庭和学校要规劝其返校。

第八条  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禁止非法剥夺或者限制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得歧视、侮辱、体罚、虐待未成年人。

第九条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劳动就业，录用单位要根据其身体特点安排工作，并坚持按劳付酬、与成年人同工同酬，不得降低或克扣。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录用不满十六周岁和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做童工。

对已经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能继续就学的未成年人，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劳动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他们进行就业前的职业技术培训。

第十条  保护未成年人继承、受赠和以其他合法方式获得财产的权利。遗嘱继承，对没有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要保留必要的份额。

第十一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肖像权、荣誉权和知识产权。

未经未成年人本人和监护人的许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未成年人的肖像。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未成年人的荣誉称号。

未成年人的科技发明和艺术创造成果，任何人不得侵占、剽窃。

第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未成年人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不得在学校和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进行宗教活动。

第三章  身心健康保护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创造条件，为未成年人开辟多种形式的文化、科技活动场所，发展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艺术事业。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和设施。

第十四条  文化体育场所在青少年节假日期间应对未成年人优惠开放；公共图书馆应开设未成年人阅览场所。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色情、恐怖、残忍等有害内容的视、听、读物。

第十六条  营业性的舞厅、酒吧和其他不宜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要设立明显的禁入标志。

第十七条  禁止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心健康的演出活动。除艺术、体育学校和经政府批准并具备安全保护条件的专业文艺、体育团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让未成年人从事高难危险的演出活动。

第十八条  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唆使、诱骗、胁迫未成年人参与、吸毒、迷信等有害身心健康的活动以及为参加上述活动提供条件。

第十九条  严禁对未成年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性侵害。对诱骗、容留、强迫未成年人卖淫、嫖宿的，依法从严处理。

第二十条  学校及卫生保健部门要重视未成年人的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卫生教育，建立必要的保健制度。

第四章  特殊保护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重视盲、聋哑、弱智及其他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为盲、聋哑、弱智未成年人举办特殊教育学校；建立康复治疗机构，提供康复医疗服务。

第二十二条  民政部门要做好无家可归的孤儿、弃儿、未成年的流浪者、乞讨者和无生活依靠的未成年残疾人的收容、遣送、安置和收养工作。

第二十三条  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招生、招工中，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对就业的女性未成年人，应根据其生理特点安排生产劳动或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有特殊天赋、有创造发明或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应给予鼓励和支持，为其学习深造提供条件。

第二十五条  对工读学校结业、劳动教养期满和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学校和有关单位应按照政策和法律规定予以复学、复工，或按社会同等条件录取或录用。

第五章  家庭和监护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或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依法行使监护的权利，履行教育、保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家庭其他成员有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父母要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健康，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医疗保健条件。

第二十八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教育培养未成年人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尊老爱幼、爱护公共财产的良好品德。

第二十九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言行和正确的方法教育、影响和管束未成年子女或被监护人。

（一）关心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不要让未成年人吸烟、酗洒以及观赏、阅读有害身心健康的视、听、读物和进入不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二）教育未成年人遵纪守法。不得让未成年人深夜单独外出；发现未成年人逃学、逃夜、流浪、乞讨，要及时找回；发现未成年人被诱骗、胁迫、教唆违法犯罪的，要及时教育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三）对未成年人不得娇惯、放任，不得体罚、摧残和遗弃，不得让未成年人分户独居。

（四）教育未成年人正确对待恋爱婚姻问题，发现未成年人早恋的，要教育制止。

（五）对有心理或精神障碍的未成年人，要及时进行诊断治疗。

第三十条  生父母对其非婚生子女，继父母对受其抚养的继子女，养父母对其养子女，离婚父母对其子女，都必须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

第三十一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怂恿、教唆、包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得侵吞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要制止未成年人结婚。

第六章  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社会组织和成年公民都有责任教育未成年人遵纪守法，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德。

学校要设置法制课，对未成年人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法制教育。

第三十三条  家庭、学校或其他成年公民发现未成年人携带公安机关明令管制的刀具、火器或其他可能致人严重伤害的器械和物品，应进行劝阻或收缴，必要时，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成年公民发现未成年人参加非法组织或者可能参加非法组织，要及时教育，严加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五条  禁止任何人诱骗、胁迫、教唆未成年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向他们传授犯罪方法或提供犯罪条件。

第三十六条  家庭、学校及有关单位对受违法犯罪分子引诱、胁迫而无力摆脱的未成年人应予以保护；已经或可能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要报告公安机关采取保护性措施。

第三十七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采取下列办法矫治：

（一）偶尔违法犯罪、情节轻微或年龄不满十二周岁的，由家庭、学校和村（居）民委员会负责帮教。

（二）违法犯罪情节虽然轻微，但屡教不改，年满十二周岁的，经有关部门批准，送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三）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批准，送劳动教养院矫治。

（四）因触犯刑律受到刑事处罚的，由少年犯管教所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采取适合其特点的方式方法进行讯问、审查和审理。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建立未成年人审判庭。

第三十九条  工读学校、劳动教养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对正在接受教育、矫治的未成年人，要根据其特点进行思想、文化、道德、法制和生产技艺教育。

第四十条  公安司法机关对被关押、矫治的未成年人，要根据其特点进行管理。

（一）被教养的未成年人要与被教养的成年人分别管教，被教养的未成年人较多的要单独编队。

（二）正在羁押的未成年未决犯，应同成年未决犯分押分管。

（三）少年犯管教所应按未成年犯罪行的不同性质分别编队。

第四十一条  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治机关的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办事，文明管理，尊重人格，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不得辱骂、体罚和摧残人身。

第七章  奖励、处罚和管辖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共青团、工会、妇联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对于认真贯彻执行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表彰奖励：

（一）教育、培养未成年人成绩突出的；

（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成绩突出的；

（三）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精神产品或物质条件贡献突出的；

（四）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有责任制止、检举和揭发；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有权向有关部门反映、控告，任何人不得压制或者阻挠。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根据其性质和情节做以下处理：

（一）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行政处分。

（二）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没收非法物品，单处或并处罚款。

（三）侵犯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四）危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五）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事件或案件管辖：

（一）在本省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属单位管辖；单位或单位负责人违反本条例的，由其上一级主管机关管辖。

在本省没有工作单位或既无工作单位又无本省户口的，城市的由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派出所管辖；农村的由行为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管辖。

（二）需要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没收非法物品或罚款的，由主管行政机关管辖。

（三）有关未成年人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调解组织调解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影响社会秩序或需要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管辖。

（五）触犯刑律的，由公安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上述管辖规定在执行中有争议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协调处理。

第四十六条  管辖单位对违反本条例的事件或案件，要认真受理及时处理，并在三个月内将处理决定通知行为人并告知被害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法律规定办理。

管辖单位因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人或被害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服处理决定的，可按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提出告诉或申诉。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89年3月1日起施行。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2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法”也需“情”

未成年人沉溺于网络游戏，不仅干扰学习生活，严重的话还有可能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甚至引发犯罪。根据国务院法制办2月6日公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送审稿全文共包含六章、三十六条，针对网络信息内容建设、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预防和干预、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送审稿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威胁、侮辱、攻击、伤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学校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发现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侵害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救助，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及时受理。

根据送审稿，违反本条例规定，通过虐待、胁迫等非法手段从事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活动，或者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网民（19岁以下）目前约占全体网民的23%，达1.6亿。有90.1%的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未成年人逐渐成为网民主力军，深受网络影响。

此外，送审稿还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网上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须经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有权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删除、屏蔽网络空间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送审稿明确，通过网络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在醒目位置标注警示标识并征得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同意的，或拒绝删除、屏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由网信、工信等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暂停或停止相关服务。

我国第一次邀请未成年人正式参与国家层面立法协商，让小学生和中学生给国家法律制定提意见？没开玩笑，这是真事。

团中央邀请青少年参与讨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参与征求意见环节的讨论。通过网上报名和基层团组织推荐，青少年和网友代表14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代表7人参与本次讨论。

《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地对待。

在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副部长姚建龙看来，未成年人的参与权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他们重要的一项基本权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涉及对未成年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过程不能少了他们的声音。

一开场，主持人姚建龙介绍：“直接邀请未成年人正式参与国家层面的立法协商，这是第一次。今天除了有青少年的代表以外，还有家长的代表，因为未成年人要求监护人陪同，但是我特别声明一下，不要因为家长在场，你们就保留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们知道英美法系国家有陪审团制度，请普通社会公众与专业法官一起裁判案件。引入公的评价，相当于以常识、常理、常情评判案件和法律，可以让司法更接地气，契合民众的诉求。涉及未成年人的立法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会后姚建龙如是评价。

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或可改变未成年人沉溺于网络游戏的现状，该送审稿规定，家庭、学校、社会都有责任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零时至8时期间使用网络游戏服务；网络欺凌未成年人构成犯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使用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须经未成年人本人或监护人同意等。

这份送审稿迅速引起社会关注，相关讨论持续至今。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绝不只是“治疗网瘾”

根据今年1月23日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青少年网民已经达到1.7亿，约占全体网民的23.4%。这其中，还有一个数据需要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那就是我国未成年人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也越来越提前。来自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北京、浙江、广东、湖北、上海、安徽、重庆、四川等省市地区的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的未成年人首次触网最集中年龄段，已经由15岁降到了10岁，占46.8%，最低触网年龄3岁以下的，也占1.1%。

一边是未成年人触网年龄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暴力、色情、凶杀、恐怖等不良信息依然充斥网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迫在眉睫。

在严峻形势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的无疑让社会看到了希望。那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有何亮点呢？

对此，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鸣直言：“送审稿最大的亮点就是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门制定了一个条例，将行政管理机关，网络设备商、供应商、运营商，网络制作人、人、传播人，社会组织与个人（包括监护人）系统纳入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和责任主体范围，填补了网络社会保护机制的真空。”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分析了送审稿的五大亮点：“一是‘网游宵禁’条款，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权、休息权有积极作用；二是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的救助、举报、处理作了规定，并规定了网络欺凌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日益突出的网络欺凌问题；三是对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的保护：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信息应当在醒目位置标注警示标识，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特别指出的是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删除、屏蔽网络空间中与其有关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删除、屏蔽。这一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的被遗忘权；四是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预防和干预，直面网瘾这一突出社会问题，通过法律机制加以防范和解决；五是送审稿全面规定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网信、教育、工信、公安、文化、卫生计生、工商、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共青团、妇联以及有关负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学校、监护人、监护人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等各方主体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责任，体现了各方共治的理念。”

性教育缺乏与网络害两者共存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所占网民比例不断提高，调查显示有90.1%的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然而，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正常活动尚没有得到应有保护，未成年人受到暴力、色情、凶杀、恐怖等网络信息危害严重，大量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信息充斥网络。数据显示，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是因网络而起。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中第八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在网络空间制作、、传播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但具有以下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情形的信息，应当在信息展示之前，以显著方式提示。其中就包括性接触。

这个范围该如何界定？总不能字典上有描述，就禁止字典吧，归根结底还是学校的性启蒙太晚了。事实上，传统的学校教育，不少老师都刻意规避“性”这个话题。如今，学生们接触信息的机会多了，对此并不避讳，教育的缺失，反而造成了话语体系中的断层。

有家长会说：“可能二三年级的孩子对性就有意识了，男女生之间只是好奇而已。但现在没有健康的渠道了解这些知识，是不是可以在保护条例里面加入相关规定，给孩子一些正确指导。”

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未成年人得不到有效的性教育，另一方面网络上儿童色情屡禁不止。

有一些家长在这方面对青少年的保护还是很上心的。比如有的家长会说：“我个人是比较爱管闲事的，2016年举报了恋童癖，我除了在网站举报，还给当地网警发私信，还在网络监察网站实名举报。我昨天在微博上搜了一下，发现这个人的账号没有了。”

姚建龙指出：“我们在研究这个条例的时候，也注意到网络空间未成年人遭受害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有的条例中没有进行规定。我在很多年前就关注到，不只在百度贴吧，还有微信、微博，都有相关的内容，在网上比较泛滥，但是现有条例中因为缺乏相关的规定。”

同时提醒大家，传播含有儿童色情题材的内容，在很多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法律要落实但学校家庭责任同样重要

“立法之前有没有大量、翔实的调查？”不免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要有操作性，不仅要调查未成年人上网时长、网络习惯，还要对于未成年人容易接触到的那些不良信息和造成的危害进行摸底，要有翔实的数据才更有针对性。

赵晓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他认为衡量一部法律的优劣，主要看法律的实施效果。高二学生王天然直言：“就是国家把提出来的东西更好地落实。”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中，公众对第二十三条“网游宵禁”条款非常关注：“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其接触的游戏或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的时间和单日累计使用游戏的时间，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0：00至8：00期g使用网络游戏服务。”

林昊男对此并不乐观，作为媒体运营人，他担忧：“PC端游戏可以很有效地禁止，移动端互联网比传统互联网流行得多。”提出建议，现在手机卡已经实名制了，可以通过手机卡来区分是否是未成年人。如果白天把未成年人网速限制一下，只有基础的交流功能，比如从早晨8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限制网速，可以使用社交软件正常进行交流，但不能登录玩游戏。

要解决网络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负面问题，绝不是单靠法律就能一劳永逸。

“如果您发现孩子不小心上有游戏或者黄色内容的网站，作为一个母亲，您怎么做？”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副部长史学林当场请教发言的家长代表。有家长回答：“我会告诉孩子这个不好，删掉吧。”

“我估计80%的父母是管好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进行举报？”史学林追问。家长坦言：“从没有举报过，也没有举报的意识。”

许多人反映网络举报的流程非常烦琐，存在优化流程的空间，比如让第三方机构参与受理举报。如果同一用户同一个问题多次举报，仍没有满意回复，考虑上报有关部门，进行第二次受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亮点不少，可谓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其中一些条款有待进一步细化或调整。

“送审稿没有规定网络分级制度。事实上，网络分级已有成功经验，美国娱乐软件定级委员会将网络游戏进行分级管理，防止未成年人接触不良信息。建议把网络分级制度写入，使得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接触适当的网络信息的权利都能得到合理的保障。”“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送审稿中应鼓励开办戒除网瘾的机构或学校，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用科学的医疗手段治疗网瘾；鼓励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从本质上科学地治疗网瘾。”“另外，还存在一些条款不够细致、清晰的地方，比如什么是网络欺凌，缺乏明确界定，可操作性不够，建议或者在条例中明确规定，或者通过下位的规范文件进行细化。”专家建议说。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3

法律不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卫尊严、权利的有力武器。法制教育应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法律就在身边，我们学习、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法律保护网，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供大家参考。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1在学习法律基础的过程中，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必须要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树立，既有赖于国家的努力，也有赖于公民个人的努力。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损害社会主义法律树干的因素。例如，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应当透过各种方式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觉得至少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努力树立法律信仰。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应当透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用心宣传法律知识。在自我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知识。个性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律观念，帮忙人们彻底根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和认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构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

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视。不仅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事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后制止，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2学校邀请了县关工委的同志给全校的教职工进行了一场法律讲座。听了关工委的同志讲的《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如何上好一节法制课》、和《教师在法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后，使我对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的行为规范、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生长发育阶段，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从小培养小学生法律意识，进行法律素质培养教育，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养成依法为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作为教师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深入理解心得教育思想，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思想教育能力。在教育学生时要做到：诚心、热心、关心、耐心和爱心。不简单粗暴地训斥学生，不体罚学生。法制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教师要提高法制教育能力，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发式方法，把法制教育寓于教育教学之中，在新课程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教师若能把法制教育的方法、时机掌握恰当，运用灵活，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抵制精神污染，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法制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和几堂课就能解决的事情，它需要家长的配合，更期待着社会风气的好转和我们教师能始终不渝的寓法制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3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法律约束着我们的行为，制约着我们的言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定，避免了许多危险，所以我们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国家重视法，而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职责边是遵守法律，遵法守法我们岂有不重之理?其实我们生活中都出现一次又一次违法乱纪的事，导致其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富强，使全社会逐渐步入小康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但不幸的是，人们生活好了，却越来不重视法律，不遵守各种法，导致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惨烈事件。

青少年现在为了扮酷，不惜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来吸引人的眼球，我前段时间在街边看见一个青少年骑车，他的双手竟然不扶车把，而是侧举伸平，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吸引了我的眼球，也吸引了周围人的眼光，有的人还大喊：哇!帅呆了，好刺激呀!有的人厌恶的说：耍什么酷呀，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有的人担心的念叨着：这小伙子怎么这样骑车，多危险呀!肯定要出事的。虽然青少年这次没出事，但我相信他不谨慎骑车，出事是早晚的这次是它的幸运。还有很多，如闯红灯，人们明知道“宁晚十秒，不早一秒”但还是有很多人去违规闯红灯，导致出现悲剧，危及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还有马路上超速的人，手不扶车把的人，还少吗?在我们生活中也许有人淡忘交通规则，但不知道这样的耍酷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青少年现在越来越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让自己远离危险，避免伤害，而是持一种遇到什么事都不在乎的心态，他们根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

青少年在校期间，不遵守校规，班纪。使班级蒙羞，给学校抹黑，他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使学校的管理制度不再严格，导致产生违法乱纪的学风，使学生的学习成绩上不去，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荒废自己的人生。

青少年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言行粗鄙，使社会风气败坏。腐败，蔚然成风，会使别人不尊重你，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不雅的人。

遵纪、守法，这是人们放在口头的一句话，可说实在的，能做到的，往往有几个人呢?其实遵纪守法并不难，只要我们脑海里形成一种观念——这件事违不违规，做它有没有危险。然后在去做这件事，然后形成一种习惯，到最后的习惯成自然，作为青少年的我们越应该从小培养遵纪守法从我做起的这一观念。

我们要做到知法、懂法、遵法、守法，不违背道德底线，不做损害他人的事，不做危害社会的事。在校期间，应遵守校纪班规，不做损害学校利益的事，不做影响同学的事，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勤学勤问，好好学习。在公共场合中，要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他人、大声喧哗、影响他人。

因此种种，法律保护我们的生命，而我们要是爱护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遵法守法，让我们现在抓紧时刻，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遵纪守法。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420__年8月4日，参加了市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专题讲座学习,市局特监科申宏伟科长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概论、特种设备法规标准体系和特种设备事故警示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通过听取专题讲座，我了解了我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学到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相关知识。特别是牛育才局长及班子成员所做的重要讲话和点评，使自己深受启发，进一步强化了牢固树立“以严监管为第一要务”理念的意识。

自己作为政策法规科的一员，在全面学习的同时，特别注意对新修改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学习，新《条例》)的正式施行，对于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提升质监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大局的有效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新《条例》—— 赋予新内涵 指明新方向因此新《条例》的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确立了特种设备安全性与经济性相统一的新工作目标。这次条例的修改明确规定了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管制度。它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目标，从单纯的安全性改变为安全性与经济性的高度统一，赋予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新的科学内涵。

二是完善了特种设备全过程、全方位安全监察的基本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场(厂)内机动车辆没有纳入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调整范围。特种设备材料管理、锅炉水处理管理、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管理、无损检测管理、土锅炉查处规定以及特种设备许可工作证后监管等内容也未在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明确。这些问题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新《条例》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法定职能，对上述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完善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调整范围和工作环节。新《条例》还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鼓励科技创新、应急救援和强化法律责任等方面都赋予了新的内涵。

学习法律知识心得感想56月9日下午我校继续组织了老师一起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赵庆敏老师提到“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活中，未成年人的人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文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作为教师，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功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国家立法;地方立法

一、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立法之义

自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出现以来，实务及学术界从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本身到应对策略的探究一直未断，立足于问题的根本才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路，一是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二是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利。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阶段性的社会现象，是我国社会城乡发展不均衡的深刻反映。除了从源头上减少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之外，当前力所能及的则是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处境，从本质上来说应落脚于对该困境群体的权利予以法律保障。立法作为法律保障的首要环节，是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利，为其提供良好生存发展环境的根本前提。

（一）立法保护儿童免受不利情形的国际公约精神

《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关爱儿童与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风向标，在对缔约国提出的若干措施要求中，立法措施即为首位。《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九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犯。”这意味着，立法在各缔约国保护儿童措施中作为必要性手段早已成为国际共识。上述提到儿童受到“忽视或照料不周”，甚至受“犯”的情形，正是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在单亲监护、隔代监护情形下面临的典型困境和威胁。采取立法措施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既符合公约精神，也是我国履行公约的应有之义。

（二）依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国家态度

国家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保护思路，集中体现于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均揭示出国家对健全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权利路径的认可及重视。《意见》提到“坚持依法保护，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受教育等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根据《意见》，国家依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健全的立法机制为其基础。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监护、人身安全健康、受教育及发展等方面的权利能否依法有效保障，与是否有相关立法以及立法是否完善紧密关联。国家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以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为长期目标。无论是制定新法，抑或修订旧法，立法完善都将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产生实际影响。

（三）农村留守儿童立法保护的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不是孤立存在的，家庭、学校、政府在各自领域与其发生不同的关系。农村留守儿童各项权利的保障，需由相对方同时承担起对应的法律义务与责任。实践中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所处的不利状态，因相关主体对义务责任的未履行或未能全面有效履行所致，例如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缺位往往是由于父母未全面承担起监护职责，在无法直接照顾、管理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情形下，亦未能通过积极履行其它法律义务落实监护职责。对农村留守儿童负有责任的主体权利义务不清、责任不明，将使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在现实中大打折扣。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需要借助立法的途径来实现，这在《儿童权利公约》及《意见》中均有体现。《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国应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顾，考虑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意见》也表明，“加快推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权利义务和各方职责，特别要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立法保护意义在于，理顺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网中各层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并以农村留守儿童权利保障为最终目标，将各主体在家庭监护、学校教育、政府监管等环节与农村留守儿童之间发生的关系法律化，依靠法律强制力来履行各方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义务及责任，使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更具有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国家立法在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层面的滞后

按照立法保护儿童的思路，《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国家立法中是一部能够给予儿童家庭、学校、社会及司法全方位保护的立法依据。该法自颁布后经修订，修订思路及内容适时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需求，其中就包括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不难看出，立法修订者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因素的考虑，该条文指向的便是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监护缺位的普遍现状。立法将“外出务工”作为父母实施委托监护的法定情形之一予以列明，直接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修订背景和思路上，体现出国家立法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与回应，不过该部法律在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仍然存在局限。如前述第十六条提出的“委托监护”，由于缺乏配套规定，终究难以真正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困境。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总体上我国以孤儿、流浪儿童为主体的立法政策已经建立，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样的困境群体，国家立法仍存在短板。补齐立法短板，对于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健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都有着现实价值。

三、地方立法对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探索

随着地方对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日趋重视，面对国家立法的滞后，我国地方立法为此也做出了不少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对立法资源的需求。根据目前我国与农村留守儿童保护有关的地方立法，分为以下几类模式：

（一）综合保护

一类是借助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修订契机，将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等代表性问题综合纳入条例予以规范和保障。这类模式较多见，如河南、安徽等地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2009年修订的《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六十一条就留守未成年子女的保护问题进行专门规范，对父母监护、政府改善寄宿条件、学校关爱与辅导各方分别提出相应要求，本质上即为相关主体设定了义务与责任。在这种模式中，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作为未成年人殊的一类，相关保护规范虽涉及为数不多的条款，但不可否认地方立法的与时俱进，积极回应了当前形势下通过立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急迫需求。

（二）专项保护

另一类为涉及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环节的专项地方立法，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因素予以考量。例如我国首部家庭教育地方法规《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中，不乏地方立法者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视。该条例在家庭教育的环节，特别强调父母应当履行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监护职责，并对父母“未共同生活”情形做出补充性义务要求，包括委托监护、与学校交流以及定期团聚等其它义务的履行。外出务工父母一方或双方未能与农村留守儿童共同生活，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突出现象。针对该现象，立法在严格区分“共同生活”与“未共同生活”不同情形的基础之上，对父母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进一步明确及细化。一方面能指引、规范外出务工父母的家庭教育行为，强化父母对监护职责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则增强了立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可操作性。在这种立法模式中，除了一般地方的立法保护，亦存在民族自治地方对农村留守儿童予以立法保障的范例。例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义务教育条例》等单行条例，对农村留守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政府创造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条件的职责义务也有相关条文规定。该类立法模式在儿童生存发展的某个重要环节，集中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情形和特别需求，为各环节对农村留守儿童负有法律责任的相对方，设定特定领域的义务与责任，从而针对性的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某一重要方面的权利。

（三）专门保护

还有一类是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予以保护的地方立法模式。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以来，社会一直存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专门立法保护的呼声。类似贵州“毕节留守儿童之死”的农村留守儿童事件在各地频频发生。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的地方，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成为燃眉之急，这也促成对农村留守儿童全方位保护的专门立法模式进行探索，例如民族自治地方贵州省黔南州已完成对《黔南州留守儿童保护条例》的立法调研。该条例虽处于酝酿阶段，但无疑对丰富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地方立法模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四、结语面对日益严峻的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无论是国家立法从长远方向不断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裨益于农村留守儿童在内的整个儿童群体，诸如出台儿童福利法、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地方立法多维度对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灵活设计，立法都应是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现状、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利的根本之策。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统一性政策文件《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多方面弥补了现行立法在农村留守儿童保护中的缺漏及不足，如强制报告义务、监护干预等措施具有现实操作意义。《意见》在地方的贯彻落实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地方立法经验的不断积累，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立法保护、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带来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顾莎莎 单位:大理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川芳．近三十年来儿童保护立法政策综述．社会福利．2014（7）．

[2]凝心聚力促发展履职尽责惠民生——黔南州人大常委会2015年工作综述．

[3]彭伶．确保留守儿童监护到位需加强立法保障．检察日报．2016-06-22．

[4]姚建龙．强化各方职责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解读《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福利．2016（3）．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5

[关键字] 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网络

网络的存在及发展给社会的是巨大的，这种有异于传统的知识信息的载体的“第四传播媒体”，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丰富的内容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虚拟环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速度可以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相媲美，也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可以引起全球范围内如此多的人的密切关注。的网络用户正以极快的速度增加，据专家估计，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可望跃居世界第一网络用户大国。

任何事物都是利与弊的矛盾统一体。网络亦然，在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给广大网络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网络的弊端也逐渐突显，网络带来的诸多也亟待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解决。但是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法律的稳定性使得立法不可能超越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所以网络用户的权利被侵害却难以找到法律予以救济的尴尬局面就难以避免。对新兴的网络进行立法就成为了时代的当务之急，可喜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积极的采取立法方式从各个方面对网络用户的权利予以保护。

法律总是基于其保护对象及其特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在网络时代，网络的参与者是不分年龄，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中的一员，自由地使用网络资源。随着世界的老龄化和低龄化的到来，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逐渐成为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未成年人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大，所以未成年人逐渐成为网络时代一股不可以忽视的组成部分。网络时代未成年的权利之维护随之摆在了立法者的面前，但是未成年人是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群的特性，我们理所应该采取不同的立法予以保护。和一般人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未成年人这一网络参与者的特殊性在于：一是他们的价值观还未形成，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对外界环境的影响缺乏抵抗力；二是心理和个性还尚未成熟，自立性、独立性差，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伤害；三是他们的角色扮演仍在学习过程中；（1）四是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学习的欲望大。基于上诉的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社会和立法就要给予不同于一般群众的更多关注，未成年人的权利维护问题也应该是社会保护的重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在以前的有些立法中就有很明确的体现，比如《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法》等。在网络时代下，我国也相续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中也包含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条款，如2001年4月3日颁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就有保护未成年权利的一些条款。如第十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六）不得在本办法限定的时间外向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开放，不得允许无监护人陪伴的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其营业场所；第十三条规定：第十三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营业时间由经营者自行决定；但是，向未成年人开放的时间限于国家法定节假日每日8时至21时。”

从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免受网络上一些有害信息的毒害而采取了较为严厉的规定。未成年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之外是不能进入上网营业场所上网的。立法采取了这种基本上把未成年人和网络隔离的方式来保护为成年的权利。这是有其立法背景的：网络自身就是一柄“双仞剑”，网络资源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免费图书馆，同时也是一个垃圾信息堆放地、一个色情和暴力的最佳隐藏地。未成年人由于其自身的低判断力和底抵抗力，在面对网络上的色情和暴力的时候往往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同时网络是一个没有国界的资源堆放场所，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价值观和观念也会侵蚀未成年人的思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的成长。于是有有些人称：“网络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一个魔坑”。这一立法的规定也旨在保护未成年免受网络弊端的危害。也许是缘于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危害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新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简称新《条例》）又于2002年8月14日由国务院第62次常务会议通过，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因此失效。新《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营业场所入口处的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从这一条例我们可以看出，立法的规定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基本上把未成年人完全排除在了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之外。采取了一种几乎完全隔离的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防止其受到网络色情和暴力等不良信息的侵害。

首先笔者赞同立法者为使未成年人远离网络色情和暴力，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立法原意，但笔者就新《条例》中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络服务场所的规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表示质疑。

新《条例》采用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未成年人进入网络服务场所，进而限制了未成年人接触网络及接触网络上的有利信息。网络是一个世界性的电子图书馆，其内容丰富程度是传统的知识信息载体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进入网络的网络使用者不仅仅是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便利，更主要的还是从网络上获得从传统知识信息载体所不能获得的信息。在这样一个知识信息就是金钱的时代，在第一段时间获得商业信息对于商业竞争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掌握最新的信息对于其未来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新《条例》用立法的形式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络，限制未成年人采用这一种有效的学习手段进行学习，间接地限制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和进行、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权利。

首先，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受教育权是公民在教育领域内享有的权利与自由，是公民接受文化、科学方面教育训练的权利；是受《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是公民政治、等其他权利实现的基础。公民的受教育权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化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依照《宪法》知道受教育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6

法制知识分布于小学社会课的相关章节中，没有设置独立的单元。大致说来，将《义务教育法》结合在“学校生活”的教学内容中，将不私拆别人信件和撕取邮票结合在“通信与生活”的内容中，将《未成年人保护法》安排在“家庭生活”单元中加以介绍，将《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法》等法律知识分别安排在“我国的国情”一章中的“我国的资源”和“我国的环境”两节中。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家机构”这一单元中，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与“我国的国家机构”两节，重点介绍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是法制内容相对集中的部分。1.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和自我保护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应当让学生知道我国与儿童少年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几部法律、法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民法通则》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自己享有的各种权利，应当遵守的法律义务，学会自我保护，特别是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本部分教学的重点。本部分内容教学的难点，一是通过引导学生讨论教材所列及现实生活的事例，使他们了解自己享有的被抚养权、受教育权、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正当权益，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坏人的能力；二是通过教学，尤其是引导学生观察、讨论，让学生知道应尽的遵章守法的义务，理解这样做是尊重他人的正当权益，同时也是在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使他们了解交通规则，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障交通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尊重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尊重他人的隐私权等，向学生渗透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道理。2.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为中心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机构的基本政制知识的教学教师应围绕《宪法》，帮助学生掌握或了解以下几个重点：（1）宪法的地位和作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的是国家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一切普通法律的依据，任何普通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将被宣布无效。（2）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初步了解我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情况。（3）我国国家机构的构成、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主要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制定宪法和法律，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决定国家对内对外的重大问题和进行最高监督等权力；初步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和职权。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的地位和作用，知道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了解国务院的组成和职权。本部分教学的难点，是如何引起学生对关于国家政制的这些基本知识的兴趣，并通过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这些知识。3.与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知识教学为了保护有限而宝贵的自然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国家制定了《森林保护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法》等；为了改善不断恶化的生存、生活环境，加强环境保护，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多项环境保护专门法。教师应当使学生明白资源与环境是关系我们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法制知识教学的方法策略

根据社会课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在法制知识的教学中，加强与各类活动课程、隐性课程的联系和渗透，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养成他们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以培养他们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1.教师可以通过采取组织学生观看基层民主选举、旁听法庭审判等形式，作为社会课法制教学的第二课堂，或者邀请乡（镇）、街道或法院、派出所工作人员做报告的形式，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法律知识，增强教育效果；也可以采取指导学生办板报、拟设课堂“法庭”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取提问、设疑、创设情景、设置悬念等方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注意，调动学生充分参与，通过学生的观察、思考、讨论、表达、归纳，培养学生对法制内容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3.充分运用录像、电视、电影、幻灯和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介绍法制知识、讲解典型案例，增强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情景感和实效性。

小学生作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的案例教学

具体地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有以下几项：1.生命健康权。胎儿自脱离母体获得生命后，便自然取得公民资格，其生命安全和身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就受法律保护，这就是法律赋予每个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禁止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或伤害他人身体健康。对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我国法律明确予以保护。《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三条）；“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第十五条）。《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弃婴。”（第八条）。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几种罪刑：遗弃罪、虐待罪、拐骗儿童罪、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猥亵儿童罪、绑架罪、奸淫罪、故意伤害罪、杀人罪等。所有这些针对未成年人的严重罪行，法律将给予严惩。案例一：2005年，刘某与农民孙某结婚。孙某以前曾结过婚，其前妻因病去世，留下一个6岁的女孩红红。刘某十分讨厌孙某的女儿，曾多次要求孙某把女儿送给她外婆抚养，孙某没有同意。一年后，刘某自己的儿子出生后，便更加厌烦红红，每天让她喂猪、打柴、割草，稍不顺心，便拿起树条、木棍打她，并常常罚她不准吃饭。红红8岁时，见别的同龄孩子都去上学，便向继母请求也要上学，刘某却骂她是“赔钱货”，没有允许。2007年年底的一天，红红在照看刘某所生的儿子时，不小心让其摔哭了，刘某因此大发，用棍子狠打小女孩后，罚她跪在屋外院子里，一天不准吃饭。夜里，红红因冻饿发高烧，刘某还不让孙某把她送往医院。第二天，孩子因高烧昏迷不醒，刘某才同意孙某把女儿送往医院抢救。事后，红红的舅舅到当地法院控告刘某虐待其外甥女。讨论：你认为身为继母的刘某，其行为侵犯了红红的哪些权利？法院会不会判她虐待罪？2.受教育权。接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每个适龄儿童、少年的权利，禁止任何人剥夺或限制其受教育权。《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凡是适龄的儿童少年除因特殊情况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外，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国家、社会、学校必须依法保障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招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业。”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义务教育法》还规定：“除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经当地人民政府对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案例二：张琳是个不幸的女孩，在她6岁那年，父亲遇车祸身亡。不久张琳的母亲改嫁他人。开始的时候，张琳的母亲尚能关心她的生活。可当其母和继父生下一个男孩后，张琳就经常遭受打骂，吃不饱穿不暖。继父还认为供她上学是白花钱，打算让她退学照看弟弟。听了孙女的哭诉，望着她又黄又瘦的脸，张琳的奶奶心如刀割，她决定把张琳接过来，请求法院取消张琳母亲的监护权，由自己抚养教育孙女。思考讨论：张琳奶奶的想法可行吗？法院会不会支持她的请求？3.人格权。未成年人与成年公民一样享有人格尊重和人身自由，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行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未成年人的人格权主要包括名誉权、肖像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所谓隐私权，就是每个人就自己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拆。”侵害人格权造成他人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的违法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了对受害人采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责令不法行为人向受害人赔偿损害，或负担慰抚金赔偿等责任方式，以保护其人格利益。案例三：13岁的王辉是天津市某中学初一（2）班学生。2008年10月的一天下午第1、2节课，王辉旷课，当该班班主任李斌老师去教室时，发现王辉未来上课，因见其书包及钱夹在课桌内，便进行查看。在王辉的钱夹里发现了校外某女生写给王辉的早恋情书，便把书包、钱夹、信件等拿到了班主任办公室。王辉在当日下午第3节课间回校上课，得知书包被班主任李斌拿走，便前去办公室索要。李斌要求王辉讲清楚信件问题，遭到他的拒绝并抢夺书包及信件，李彬不放其走。此时，该校团委书记钱某某赶到，将王辉抱住，王辉随即将信塞进口中，钱某某即抠王辉的嘴，但未能将信抠出，王辉极力挣扎欲摆脱。三人拉扯着进入该校三楼阅览室内。这时校方在场人员提出让王辉把信吐到阅览室里屋炉内烧掉。王辉便含信进入里屋，当图书管理员杨某进入里屋时，发现王辉已站在窗台上，便上去拽其腿，但被王辉蹬倒。王辉自三楼窗口逃脱时跌落摔伤，造成多处骨折，后经住院治疗方得痊愈。其后王辉以李斌私拆信件、侵害其隐私权并造成其人身伤害，向天津市某区法院提讼。讨论：李斌作为老师拆看学生王辉的信件，是否构成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违法行为？4.财产权。即民事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质内容、并能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7

然而，实际上，软件条例的内容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就在去年12月初，一场针对即将出台的软件条例的民间游说活动还沸沸扬扬：许多人相信，软件条例将明确规定，商业软件的最终用户――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计算机系统中装入其软件为非法。这一条款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尽管它们来自不同的方向。对于以《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成名并成为IT业界知名观察者的方兴东来说，这再次证明了知识产权等于知识霸权；而更多的人则无法理解这一超出所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从执法的角度无从执行的条款，怎么可能成功写入软件条例。

然而2001年12月28日由新华社正式向社会公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让所有这些怒火顿时失去了目标。在这部正式法规对于软件侵权行为的界定中，“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计算机系统中装入其软件”这一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语焉不详的“其他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

语焉不详的界定，把问题留给了将来，特别是留给了将来的软件保护司法实践。

1年与10年

到今年1月1日正式采用新条例为止，出生一年即过时的旧条例用了整整10年

中国软件保护的车轮启动于1984年，在原机电部软件处的主持下，首部关于计算机软件保护方面的法规的制定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距IBM公司正式全球第一台真正的PC（个人电脑）仅三年，软件还没有真正以一个产业的身份登上舞台。这种状况也注定了1991年6月4日正式分娩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只能是过渡性的。现任中国软件联盟秘书长邹忭参与了条例起草，他说：“当时首先考虑的只能是那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保护国家的利益，不可能做过分超前的考虑。”

这种情况在条例对于软件保护期的选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邹忭回忆说，专家们在立法过程中也存在较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按照1971年的《伯尔尼公约》对传统著作权作品的保护期（50年）来实行；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按照《世界版权公约》，对实用性作品实行作者有生之年及身后25年的保护期就已经足够了。最后被采纳的方案是在这两种方案之间作一个变通处理，即先实行25年的保护期，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期满之前申请续展25年。

现任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副司长陈冲是当时的机电部软件处处长，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坦言：“按照当时的考虑，1991年的条例应该在三五年之后就进行修改的。”

修改的需要比想像的还要迫切，条例实际上一年就过时了。次年1月，中美达成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将按照日内瓦公约以及伯尔尼公约来保护计算机软件，也就是说，保护期为50年，而且不须登记自动获得。次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相关条文的修改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

不过，由于条例从法律体系架构上来说是1990年出台的《著作权法》的子法，解释条例不可能与《著作权法》相抵触，因此对条例的修改只能视《著作权法》的修改进程而定，这也意味着整个时间表将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另外，当时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学者也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对条例进行系统的修改，这些都使得条例修改的正式启动竟推到了1996年――当年，国务院正式将《著作权法》的修订列入立法计划，而中国软件产业也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到今年1月1日正式采用新条例为止，出生一年即过时的旧条例用了整整10年。

最终用户之争

软件条例修改草案中“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计算机系统中装入其软件的”属侵权行为的条款，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从1997年起，国家版权局就开始了广泛的调研，并开始着手设计初步的修订方案。而此后不久，同年8月香港PUL（Pacific Unidata Limited）广州雅芳有限公司软件侵权案和1999年4月美国微软公司北京亚都科技集团软件侵权案，尤其是后者，使得“最终用户”问题成为引发条例修改争论的导火索。

按照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副司长许超的解释，软件的最终用户，是指购买软件为本人使用，不再将该软件复制成商品继续出售的用户。严格地讲，软件的最终用户既包括机构，也包括个人。在上述两起案件中,广州雅芳以及北京亚都均为最终用户。

一些专家认为，根据1991年条例的若干条款，已经可以很自然地推论，所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进行的装机行为，不管是企业还是家庭、个人均属于非法，因此广州雅芳以及北京亚都均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只要运行软件，不管是将软件装入硬盘，还是在光盘以及软盘上直接运行，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复制行为，而复制权是著作权人最重要的专用权利之一。按照这一观点，购买一份软件多次安装的行为，以及在电脑上安装盗版软件的行为，都侵害了软件著作权人的复制权。

持这一观点者包括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副司长许超、中国软件联盟秘书长邹忭以及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等人，而1991年条例起草小组成员暨主要执笔人应明于1999年10月在新浪网上就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撰文，也倾向于这一观点。

不过，也有专家不同意这一看法。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寿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鉴于1991年条例的起草部门为原机电部，参与起草者的个人观点并不能作为对该条例的官方解释。

实际上，是否将计算机软件装机行为视为传统复制行为，由于《伯尔尼公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在美国，1976年修订的版权法以及1980年的版权法软件修正案，包括参与起草的新技术使用版权作品全国委员会，都倾向于认为，不管是在任何电子介质中运行软件，均涉及复制行为；欧共体在1991年通过的关于计算机程序法律保护的指令中，其第四条A款认为，与程序装入、显示、执行过程相伴随的暂时性复制也涉及作者的许可权。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日本著作权法审议会多媒体小委员会工作小组1995年2月的研究报告就表示，多数专家均认为，是否应该将软件使用行为视做复制应该慎重对待，因为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将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从复制权扩大到了使用权，因而也超越了传统版权法的范畴。

由于存在争议，PUL诉雅芳一案于1999年底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之后，目前仍未审结；而轰轰烈烈的微软诉亚都案在同年12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亚都科技集团不是本案合格被告”为由驳回后也归于沉寂。

国家版权局法律法规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版权局虽然并未也不会直接介入这场争论，但无疑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新条例如何就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作出更加具体的界定，已经不可回避。2000年10月，由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共同完成起草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的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草案》中，终于对最终用户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界定：“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计算机系统中装入其软件”属侵权行为。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批评者们认为，这一条款所规定的保护水平，甚至超出了1994年4月达成的关贸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规定的水平――TRIPS第10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实物代码，应根据《伯尔尼公约》作为文字作品保护。”1996年12月，在日内瓦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也重申了这一点。但是，TRIPS并未对诸如复制权这样的细节作出界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版权局法律法规处有关人士强调，在对条例的修改过程中，国家版权局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来自众多的国内软件企业，同时也来自行业组织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仅参与修订的专家，就包括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应明、中国软件联盟秘书长邹忭、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秘书长郑胜利、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韦之、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春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寿康等。

在这些人中，邹忭是现任中国软件联盟秘书长。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是联盟会员企业之一，也是联盟中仅有的一家外国软件公司。更为引人关注的专家是现任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秘书长的郑胜利，他同时担任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成立于1999年5月4日的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的创始赞助商就是美国微软公司。该中心的网站主页上也明确指出，中心第一阶段的注意力将集中在知识产权法领域。除了在北京大学设立微软奖学金，中心成立的第一年，微软就通过中心先后资助了四名中国法官全额奖学金，使其能够在北京参加为期两年的美国Temple大学法律课程的学习。而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韦之副教授也参与了此次条例的修改工作。

记者试图与郑胜利及韦之联系采访，但郑所在的办公室人员以其“目前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临近年底工作太忙无法安排”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目前正在海外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韦之，也以事务太多无暇关注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谁扭转了局势

“显而易见这是平衡的结果”

不过，在最后正式公布的条例中，引发争议的条款最终消失，在同样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最终用户的责任问题又重新成为一桩留待司法实践去破解的悬案。

由于国务院法制办拒绝了《财经》的采访要求，从条例修订稿草案到最终的公布稿之间如何出现这种戏剧性转折无法确知。据透露，在2001年11月初新条例最后一次征求意见之前，仅由国务院法制办举行的产业界以及消费者参与的非公开的座谈会就不下10次。一位知情人士暗示说：“显而易见这是平衡的结果，”而此时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权衡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部门以及产业本身的利益了。

种种迹象显示，在整个修改过程的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再是国家版权局的力量。因为就在2001年4月举行的“软件知识产权与技术保护研讨会”上，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王化鹏谈到即将出台的新条例时，还十分肯定地表示：“比起电子工业部（实际上是原机电部）制定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里面又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是明确了未经许可，将计算机软件装入计算机是一种复制行为。”显然，此时他还尚未意识到，这一条款面临着最终流产的危险。

是信息产业部的力量使然吗？好像也不是。今年1月8日，现任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副司长陈冲在出席用友软件与瑞典IFS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仪式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抱怨说，直到最后一次听取意见时，即在新条例即将公布之前一两个月，他才有机会提一些意见，而这些意见也未在最后公布的条例中得到体现。他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表示，对于新条例他不满意，因为新条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而很多修改都属于细枝末节。他甚至将新条例比喻为“慕尼黑协议”，因为在陈冲看来，条例的修改过程与产业界以及消费者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然而，不管中间的过程如何，在方兴东看来，新条例最终放弃这一条款，尽管过程不明，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暗示，在将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明确化的条款背后，也有一只巨大的“无形之手”。

很显然，他所指的这只“无形之手”就是在亚都诉讼案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全球软件业霸主美国微软公司。在方看来，经过1999年的风波，微软已经悄悄改变了斗争的策略，那就是先暂停直接涉嫌使用盗版的最终用户，转而通过资助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学术以及立法活动，希望通过影响立法达到彻底明确最终用户的责任的目的，从而为大规模打击盗版行为扫清道路。但是，截至目前，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微软曾经对于新条例某些条文的修改产生过直接影响。

赔偿问题

司法系统普遍对惩罚性赔偿不予支持

当然，在新条例的出台过程中，也不乏轻松的环节，除了保护期限和登记方式的修改顺理成章，增加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软件保护要求，追究涉嫌破坏软件加密技术者的侵权责任等，也都在修改中达成了共识。

据透露，即使在比较敏感的缩小合理使用的免责范围方面，由于国务院总理朱基明确提出政府机关要带头使用正版，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就更换软件的具体开支作出评估，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修改的难度。因为修改后合理使用的范围收窄为“为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而进行的使用行为，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的非商业使用将不再被视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授权的合理使用。

但在确定侵权行为的赔偿原则上，又一次碰到了“硬骨头”。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应该按照“填平”的原则进行赔偿，还是应该实行惩罚性赔偿。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副司长许超认为，从TRIPS协议、1995年中美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以及1999年2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版权局1995年8月23日下发的《关于不得使用非法复制的计算机软件的通知》可以看出，最终用户也肯定要承担侵权责任，以正常许可使用费的二至五倍判赔对最终用户最为合适，而不能仅仅是销毁盗版软件、重新购买正版软件（即“销盗购新”）。持这一观点者还包括不少软件企业以及一些律师。

但是，一些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参与1991年条例起草工作的应明就认为，最终用户使用未经许可软件的侵权责任，按照过去的国际惯例，主要是停止使用并销毁侵权软件，责令根据使用需要对相关软件合法地购买使用许可证。实际上，他所赞成的也就是填平原则。

由于赔偿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司法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司法系统的观点就至关重要。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原知识产权审判庭，以下简称为“民三庭”）联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召开了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会，与会者包括来自全国28个高级法院、23个中级法院、1个基层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64名法官代表和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国家版权局、企业和律师界的18名代表。从代表的比例来看，人们有理由将此次研讨会达成的共识看做是司法系统对这一问题的主流认识。

代表们普遍认为，对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要作具体分析。当前要集中力量对经营性最终用户的侵权行为追究民事责任。他们在获得侵权软件上具有主观过错，有侵权获利，应当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按所持有的软件数量乘以单位利润计算；没有主观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这一共识完全否决了惩罚性赔偿的提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博士蒋志培也撰文对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提法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将盗版的泛滥归罪于人民法院奉行了现行法律规定的全面赔偿原则，这种提法是没有TRIPS协议的依据的。应当说，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肯定的赔偿原则是‘全面赔偿原则’，这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保护要求。该协议第45条规定用的措辞是‘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害赔偿费’。关于赔偿的原则，我们仍然可以讨论。但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疏忽在‘全面赔偿’原则适用上悉心研究，而称‘法律之剑’不好，甚至提出高于TRIPS保护水平的主张，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应当慎重。”

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也重申，“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注意不要适用尚无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承担高于TRIPS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至此，新条例适用什么样的赔偿原则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可言。一个被司法系统所广泛排斥的执行原则，即使能够出台，最后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未了之局

关键是未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司法判决

在新条例所遗留的悬念中，最引人关注的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目前仍然是个谜。谁会成为新条例颁布后司法实践的第一块试金石？也许我们需要等待的时间并不会太久。

但起码到目前为止，上千万正在使用盗版软件的个人或者家庭用户还不用太过于忧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蒋志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商业机构使用非法复制的软件，毫无疑问属于侵权行为。个人以及家庭用户，相信应该不会成为软件企业首先的对象。至于个人和家庭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也许还要进一步进行核对才能最后加以确定。”

未成年保护条例心得体会篇8

【摘 要】儿童虐待行为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由于难以认识和界定儿童管教与儿童虐待之间的界限，中国式虐童行为不仅仍存在法律监管盲区，也无法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与干预。文章在对儿童虐待行为作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现状，提出构建系统化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儿童保护

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各种类型的虐童恶性案例见诸报端：如2012年浙江温岭幼儿园教师颜艳红虐童案、2013年5月发生的7起教师未成年女童案以及多起在父母的“棍棒教育”下重伤致死的极端案例，件件触目惊心。由此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虐童行为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仅限于对个案当事人行为的批判与惩处，却不曾反思虐童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由于受到“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仍然盲目迷信师长的权威，很多人甚至存在着“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或附属物可以任意处置”、“父母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等家长式思维，而“虎妈”、“狼爸”的成功育儿范例更使这种“体罚式教育”合理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10个孩子中就有6个在成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家庭的“棍棒教育”。在“把父母打孩子视为正常现象”的观念模式下，由于难以认识和界定儿童管教与儿童虐待之间的界限，中国式虐童行为不仅仍存在法律监管盲区，也无法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与干预。因此，转变传统观念模式，在充分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他国经验，构建针对儿童虐待行为的防控机制，才能真正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儿童基本人权保护落到实处。

一、儿童虐待行为的界定

儿童虐待行为的界定是构建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的基础。2001年12月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可见，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虐待是比家庭暴力更为严重的行为。这种狭义界定不仅将虐待局限于家庭内部范畴，而且导致实践中大量伤害儿童的案例被忽视，这显然有悖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联合国在1959年11月20日的《儿童权利宣言》及1989年11月20日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都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使之成为关于儿童行动和处理儿童事务的最基本准则，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先考虑”）。因此，基于儿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地位，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儿童权益的全面保护，笔者认为宜突破法律的现有规定，拓宽儿童虐待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将其界定为“对18周岁以下儿童实施的身体、精神、性等方面的伤害或忽视行为”。1981年国际儿童福利联合会将儿童虐待分为：①家庭成员忽视或虐待儿童；②有关机构忽视或虐待儿童；③家庭以外的剥削（童工、等）；④其他虐待方式。可见，儿童虐待行为的实施主体既可能是来自家庭内部与受虐儿童存在信任与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也可能是来自家庭外部对儿童负有照管、教育、医疗等特定职责的相关人员（如教师、医生、保姆、儿童托管机构或福利机构职员等），还有可能是来自对儿童有实际操纵权的人（如拐卖、绑架儿童、组织或介绍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从事涉及儿童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儿童虐待行为的形式主要有：①身体虐待，以殴打、捆绑、烧烫、甩掷、掐扼等方式给儿童造成生理上的损害；②精神虐待，以辱骂、恐吓、孤立、漠视儿童情绪情感需要等方式给儿童造成心理、情感或智力发展方面的损害；③待，以触摸儿童身体、要求儿童进行、将儿童置于性场景或器具下等方式给儿童造成性生理或性心理的损害；④忽视，未给儿童提供足够饮食、衣物、住宿、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以满足其基本需要，以致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存、健康与发展，或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令儿童处于危险情境。

二、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一）儿童虐待行为的严重危害

儿童虐待行为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虐待所造成的身体疤痕也许会愈合，但心理上的创伤却会贯穿一生，尤其当这种虐待来自于具有亲密与信任关系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具体表现为：（1）危害其自我意识。受虐经历给儿童带来恐惧、耻辱、羞愧、无价值感、被毁灭感等核心感受，使其难以形成自我认同和自我信任，从而严重阻碍其自我能力的发展与完善。而且，曾经受虐的儿童成人后，出现行为、身体和心理问题的危险性较他人要高，如施虐或沦为受虐者、抑郁、高危等；（2）危害其人际关系。受虐经历使儿童对他人难以产生信任感，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较少采用沟通手段，这会破坏他们在社会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扮演好自己角色的能力，从而影响其健康人际关系的确立。儿童虐待行为不仅对受虐儿童个体发展及其人生幸福的实现产生严重影响，而且从个体行为对社会、职业和家庭产生因果性效应的角度来看，最终可能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并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减缓。1990年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指出：“儿童时代应该是欢乐、和平、游戏、学习和生活的时代。他们的未来应该在和谐和合作之中形成。他们应该在开拓视野、增长新经验的过程中长大成人”。因此，应该通过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的建构，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远离虐待阴影，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之现状

1990年我国签署和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01年起我国政府陆续了十年一期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并着力推动全社会塑造有利于儿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2007年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权益保护做出较全面的规定，其中有涉及儿童虐待行为的禁止性条款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如“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第六条）；“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八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第十条第二款）；“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二十一条）；“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害。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虐待、歧视未成年人”（第四十三条）。《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儿童虐待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第五十三条）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第六十二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及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儿童虐待行为则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综观以上规定，我国已基本形成儿童虐待行为的防控网络，但宏观的原则规定较多，微观的细致规定不足，如未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公检法司及有关社会团体在对儿童虐待行为进行具体干预时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规程，以致于实践中存在着相互间职能协调配合、责任追究等诸多操作难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对儿童虐待行为的及时介入和有效干预。

而且，由于受到不尊重儿童的传统观念影响及对儿童虐待行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目前，我国对儿童虐待行为的法律规制尚存明显缺漏：①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的主体规定仅限于家庭成员，而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实施的儿童虐待行为只有符合其它犯罪构成特征时才能以相应罪名入刑（如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或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强制儿童乞讨罪等），这有可能使某些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虐待行为逃脱法律制裁；②即使是家庭成员实施的儿童虐待行为，只有达到“情节恶劣”才能入刑，而我国法律对何为“情节恶劣”未有明确规定，法官在审判时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特殊关系又有“轻刑化”倾向，以致于实践中只有把儿童打得遍体鳞伤或饿得半死不活才追究施虐者刑责，否则就被排除于“情节恶劣”的范畴之外得以逍遥法外；③虐待行为无论是在行政法还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都要求受害人具备“请求处理”或“告诉处理”的主动意识，这对于脆弱且在权利实现上尚存依赖性的儿童而言，追究施虐者的法律责任就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施虐者即是其监护人的情况下；④虐待行为的法律处置范围过窄，通常仅限于具有明显生理伤害特征的身体虐待，而对难以举证的精神虐待、待、忽视则较少涉及。

以上现状表明，为有效预防、遏止及惩治儿童虐待行为，构建更加完善、配套、系统化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势在必行。

三、关于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构建的设想

（一）构筑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法律框架

从国际范围来看，关于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立法通常有两种趋向：一是将儿童虐待行为作为家庭暴力的一个类别，通过制订《家庭暴力防治法》予以规制，如台湾；二是制订专门的儿童保护相关法令系统防控此类行为，如日本的《儿童虐待防止等的法律》；还有的是双管齐下：如美国1974年《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CAPTA）、《1989年儿童权利法案》及《1996年家庭法》；香港的《家庭暴力条例》、《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及《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由于《家庭暴力防治法》只涉及家庭内部的儿童虐待行为，且多被附属在配偶暴力的规制范围之下，并未考虑到儿童的特性而给予特殊关注和保护。因此，笔者更趋向于采用后两种方式。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进行立项论证，故笔者建议，在该法制定的基础上，通过《儿童虐待防止法》的专门立法，进一步明确儿童虐待的定义、种类、特征和保护原则，建立系统的儿童虐待行为预防、早期发现、强制报告、行政干预、社会救助与服务、惩治与司法保护的工作机制。同时，由于同样的虐待行为，施之成人与施之儿童后果不同，往往会给儿童留下更深的身心创伤，因此，宜根据儿童虐待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增设“儿童虐待行为”的相关法条，扩大儿童虐待行为的违法主体（应包括前文所述三类主体），降低入罪门槛，对“情节恶劣”作出严格而细致的界定，并将其列入司法机关主动介入的案件范畴。

（二）建立政府主导、公力干预与私力救济相结合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体系

目前，由于我国缺乏专门负责儿童权益保护的权威机构，公安、卫生、教育、民政、司法等部门在发现或接到有关儿童虐待行为的报告后，只能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点到即止，而无法对儿童实施全方位的保护。故笔者建议，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儿童权益保护中心，主导和协调当地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工作，其职责包括：提出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立法建议；在基层设立儿童保护站，负责儿童虐待行为的预防、宣传、咨询与投诉接待；组织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教育与培训；根据儿童虐待行为的处理程序督促协调各行政部门及时介入和干预个案，以充分保护和救助被虐儿童；定期进行儿童虐待行为的相关调查、数据统计，建立儿童虐待数据库。各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相应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构与之对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与工作规程，任一部门在发现或接到有关儿童虐待行为的报告后，均负有处理、告知或转介义务，以相互配合、构筑起严密的儿童虐待行为公力干预网络。由于儿童虐待行为防控体系的建立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单靠公力干预，难免捉襟见肘，尤其在儿童虐待行为的预防、宣传、咨询、援助与服务等方面都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因此，政府还应大力扶持与培育社会团体参与儿童虐待行为的防控，提升人们的儿童保护意识，为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幸福的成长氛围与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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