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政策范文

金融监管政策篇1

在一个转轨时期的金融环境中，货币政策传导与金融监管之间会产生诸多冲突，如何协调并建立两者间的新型平衡关系，是当前金融改革的一大难点。就此，本文拟从两大冲突与矛盾着手，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的冲突、集权式运行模式的矛盾等方面，来论述建立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

(一)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规则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直接调控逐步缩小，间接调控运用不断增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基本锁定为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应该讲，稳定物价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是相当明确的，它根据上货币政策传导各环节中多主体的行为取值之和进行政策调整，这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是一个多重主体的、多变的集体选择后果。

但是，该货币政策目标经过金融体系的过滤后，则与现行监管规则之间产生极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之中。

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8000亿元，但贷款却增加80000多亿元，其中1999年，非金融部门以银行借款方式从国内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为1073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61％，以债券及股票方式融入的资金为3744亿元，占其总融资量的21％。这些数据说明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的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故银行信贷传导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那么，为创造健康金融运行环境，服务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监管也就集中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它建立在中央银行一系列政策法规基础之上。考虑信贷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客体——商业银行的经营准绳，其对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巨大影响力，故其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内在特质要求。

于是，为平滑物价变动，中央银行需要连续调整货币政策时，却因信贷政策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弹性较小，使得中央银行在此之间难以寻找实质性的平衡点。例如，近年来中央银行不断降息，并通过窗口指导，推动商业银行放贷，特别是对中小的贷款投放，但是实践证明，老化的贷款管理办法及严厉的贷款责任人制度，强硬地制约了商业银行的放贷积极性，也制约着中央银行自身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监管规则无法为货币政策提供坚实的运行支撑。

(二)集权运行模式的矛盾

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运行环境，通过金融市场作用于政策客体，对其资产的结构、财富的变动、信用供应的可能及预期产生一系列影响，以达到政策目标。

但是，中央银行的另一种职能——金融监管却因其自身的运行模式，加大了货币政策的运行成本，改变了货币政策预期效果。尤其在我国，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共存于一体，即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使得金融监管同货币政策传导之间产生内生性冲突。

观察可知，我国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决策的独立性，它要服从于政府的各种利益调整要求。既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控制权，其结果就是，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职能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很低的情形下，消极监管更成为监管主流，这是中央银行损失最小、利益最大的一种选择。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还会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干预，更使得为货币政策传导服务的预期监管目标发生扭曲。所以，在运行载体同质的基础上，集权式的货币政策管理与金融监管使中央银行产生两难抉择，即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需要开展积极监管，但却强烈地受制于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机制的约束，而转向货币政策配合值很低的消极监管，最终降低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以上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管理体制建设乏力，中央银行内部的货币政策推行无法落实。

，我国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负有货币发行调度之责，却没有货币信贷管理之权，两者在一个省区分别由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和大区行管理，脱节难以避免，实际上这是货币政策职权在中央银行内部的分割与肢解。但是，中央银行对于内部货币政策执行渠道所存在的组织障碍，至今未予解决。探究其源，改革管理体制是中央银行集权运行双职能中收益解相对较低的行为取向，中央银行自身没有主动改革的动力。

第二，监管目标模糊化，降低监管效率。

因为货币政策传导集中于信贷市场，所以监管重点也就在于信贷政策的监管。对此，中央银行出台了许多管制政策，但却会与货币政策产生矛盾。例如，近期许多地区所出现的个人外汇质押贷款一律禁止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控制外汇持有量，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为防止洗钱行为而制定的信贷政策。

但是孰不知，该政策严重制约了个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严重阻碍了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这明显与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意见相左，可见该项管制政策的真实目的非常模糊。于是许多商业银行在利益驱使下依然故我，模糊的监管政策更成为“空中楼阁”。

(三)根源分析

分析上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两大基本冲突，笔者认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体制性干扰，它栖居于商业银行与企业两个货币政策传导领域。

第一，商业银行领域。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态势不断显现，制定了公司化治理结构目标，并逐步推进各自的改组上市工作。但是，其进程是缓慢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在官本位下，商业银行无法内生出具有人格化的合格委托人，银行行长是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实质为“内部控制人”，以其为代表的银行管理层虽不拥有剩余收益索取权，但其拥有实质控制权，附加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现象非常严重。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金融大案、要案可为佐证。

因此，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缺陷必然制约货币政策的贯彻，引发为对付监管而产生的事前的选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所以，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以及为之配套的监管政策，在经过内部控制人“过滤”后，已发生严重变形。

第二，企业领域。

上文已述，我国企业主要依靠间接融资来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产权的缺位，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保值、增值要求犹如“隔山打虎”，经过企业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求解”之后，最优解趋向于内部人，致使企业对利率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变动敏感度很低。同时，在企业对外融资方面，因为企业内部信息的不透明，造成直接融资门槛的提高，间接融资同时出现“惜贷”现象。

于是，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反应，远未达到中央银行预期目的。连续多年来的通货紧缩，使得企业对于经济发展前景更持悲观态度，从而在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的同时，企业也出现“惜借”现象，扩大再生产的步伐放慢，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被无形压缩。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现行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但是这些管理手段的实施对象却是“非市场化的受体”，其所有权、控制权的缺陷，导致其不存在理性选择的动机，无法呼应中央银行的各项政策，中央银行的决策基础也就存在决策空洞。于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亦就各行其道，无法有效统一。

(四)功能性监管是消解冲突的重要途径

上述冲突的解决途径有三，分别为体制突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设、监管机制重建等。前两者已有较为成熟的意见，恕不赘言。在此，本文着重从监管机制重建方面来讨论，即通过改变消极监管方式，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以消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者之间的冲突，推进货币政策的实施。

正如上文所言，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内金融市场特性，使中央银行配合货币政策的监管方式主要为信贷政策的监管，而这种监管方式是建立在银行单一功能的实施基础之上，它以机构组织为监管界限，淡化了商业银行对应于货币政策的多重功能性反应。那么，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则可从货币政策的实施目标出发，特别是阶段性目标，以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效果，反向界定、推动监管的配合功能，完成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支持。

功能性金融监管最先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提出，在此框架下，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的名称，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

相对于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功能性监管的建设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配合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功能性监管可以实现金融监管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统一。

当中央银行将一系列的监管规则，按照金融机构的各项功能予以分类制定并开展监管时，可以将原有机构化、僵硬的监管条例转化为动态稳定的监管规则，从而实现监管工作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并与货币政策相配合。

例如，当中央银行要实现货币扩张的政策时，在货币政策传导工具的作用过程中，其所监管的对象则集中于各种金融机构的资金释放功能的制度安排，并依此将监管政策以功能模块化的规则形式进行确认，观察金融机构的资金释放机制并实施正面引导的积极监管，实现货币政策调整所要求的监管广度与深度。

反之，当中央银行要实现货币紧缩的政策时，其所监管的对象则灵活调整至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压缩功能的制度安排。这样，监管规则依照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进行确定，就可避免以往所存在的情形，即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变化，监管政策都无法有效配合，失去其除防范风险以外的存在意义。

第二，功能性监管可以消除中央银行职能的内生性冲突，降低冲突的成本外溢。

功能性监管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无论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无论国内单独监管，还是跨国合作监管，都应按照金融机构的各项功能，如支付方式的提供、资金集聚机制的提供、资源转移便利的提供、风险控制的提供等等，来重组监管机构，重组监管规则，保证监管的组织与执行的独立性，这是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供给的根本所在。由此，金融监管当局可以实现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遵循货币政策的调整需求及各项金融资源的转换系数与货币政策敏感系数，来调节规则，实施监管，从而突破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集权运行模式，使中央银行摆脱两难困境。

第三，功能性监管可以在体制改造的长期过程中，减少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具有风险的快速传递特性，对其所开展的体制性改造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商业银行极易暴发“监管套利”行为，降低监管效率，消除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建立功能性监管模式，因其所具备的监管广度，以及监管对象的适时灵活性，可以很好地抑制商业银行的“套利”动机。

同时，功能性监管也可解决金融创新给监管提出的新问题，也就是无论金融产品如何日新月异，其功能是基本稳定的，如网上支付与传统支票，都共同发挥资金支付功能；无论传统信贷，还是信贷资产的证券化，都发挥资金集聚与风险分散的功能。

所以，以金融功能界定监管对象，不但可以促进创新，提高金融产出效率，还可以及时进行风险监控，消解银行体制转轨时期的风险累积，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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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革军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N]．北京：中国出版社，2001．

[2]杨瑞龙主编．国有治理结构创新的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夏斌等著．金融控股公司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邱力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阴症结及对策探索[J]．金融研究，2000，(12)．

[5]李晓西，余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J]金融研究，2000，(7)．

[6]阙方平，李明理．论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支撑与抑制[J]．财贸经济，2000，(7)．

金融监管政策篇2

（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有四个重要角色：（1）中央银行；（2）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及信用社；（3）资金供给者；（4）资金需求者。在这四大角色中，每个角色又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每个个体在不同时点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从数理角度来分析，四大角色具有多种行为模式组合，而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各种组合模式又会相互替代，具有多重均衡的特点，不可能找到最优均衡点，在多重均衡的运行过程中，往往潜伏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原因在于每个个体追逐单个利益的理性行动很有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它决定了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

货币政策的真正实施，通常要求在货币工具、操作目标、中期目标或指标变量以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扰乱金融体系，会影响这些关系。当一个银行体系越来越资不抵债（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政策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的联系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金融风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当金融风险程度越来越高时，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例如通过货币供应和利率来传导货币政策，会受到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影响（有问题银行的风险表现），因为这些银行不能根据货币政策措施调整储备或贷款，还会降低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不会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银行是不能靠它们来传导利率变化的。

在那些有风险的银行体系中，各种货币工具被用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均会受到不稳健银行亦即有问题银行的极大影响。例如，货币市场不会拆借资金给不稳健的银行用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化会进一步阻碍央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最终扰乱金融市场的运行。而货币政策正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的，当银行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银行无法依靠时，同业拆借市场会发出极端的信号，或迅速瓦解。

当银行体系不稳健时，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也会受挫。在公开市场央行售出其持有的证券来降低信贷扩张，可是该影响会被高风险的借款人对利率的非弹性需求而减弱，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谋求同额贷款。当银行极为脆弱时，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会变得不对称，货币政策的放松比紧缩容易。

市场力量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其是那些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传导政策效率相对较低。在金融风险高的银行体系中，信贷供应不会受资本或利率的限制，因为银行为了创造收益而可能无视风险因素。当银行允许借款人将应该支付的利息资本化（即以贷收息，将应收的贷款利息转为新贷款的本金），或当借款人根本就不打算归还贷款时，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对利率变得不太敏感。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赖帐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风险，目前的债转股工作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放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体制，放松银根的宽松政策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但是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可能会很难调整经营策略。因为尽管稳健的银行会有足够的灵活性资产来调整流动性状况，但银根突然抽紧会在不稳健的银行中引发流动性危机。经验表明，放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好处，但是长久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扰乱银行的经营，侵蚀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导致银行出现有问题贷款，形成风险。

用来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没有运行良好的“最后贷款人”的信贷便利，会打乱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抛售资产增强流动性会使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变得资不抵债；信贷或利率控制会迫使银行过多的持有不产生利润的准备金；限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会导致银行中介功能的丧失，减小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水平。法定准备金不能按市场利率获取利息，实际上是对银行体系征收的一种税。例如，我国以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加上备付金率）高达18％－23％。国家一边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边又采取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被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所抵消，同时削弱了银行的获利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严重的金融风险会损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同时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又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导致银行出现问题，放大金融风险。

二、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支撑与抑制

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

金融监管作为一种不同于政府宏观调控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介于自由市场和法律之间的特殊的政府管制行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1）有效管理和控制货币供给，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保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3）保护存款者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以维持正常的信用秩序；（4）改善金融体系中资金流动的微观和宏观效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

金融监管有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之分。积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正面引导所实现的市场控制；而消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各种偏离行为进行限制所实现的市场控制。当前应改变金融监管的传统做法，变单一的“消极监管”为“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并举的监管模式。要实现积极监管首先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主动道德化过程；其次是正确地进行市场协调；最后是对社会公德进行影响。也就是由以前的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转变为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行为进行表扬、奖励，由处罚变为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道德观念。同时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增强其内部控制的能力。通过央行的正确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培育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为货币政策的良好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然而，监管法规缺陷、监管宽容以及监管时机选择不当和过于严厉的监管都会导致金融机构要么肆意妄为，要么死气沉沉、缺少金融创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增加货币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监管法规缺陷和监管宽容问题可以从许多国家找到例证。更为可怕的是，与二者相伴随的往往是银行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失灵。阿根廷在1980－1982年银行危机期间，金融法规框架的调整滞后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审慎管理规定比较全面，但监管机构缺乏适应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应变能力。监管者检查的是规定是否得到执行，而不是检查贷款的质量，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几年就停止了现场稽核检查，而且缺少有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机制。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监管宽容问题。对监管当局来讲，在银行出现危机（如支付危机、资不抵债）以后，往往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希望困难是暂时的，没有对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威胁，而且认为问题自身会得到解决或者将问题掩盖下来直到其他人接任。结果是监管当局对采取有争议的行动非常审慎，好大喜功和缺乏可靠性，可能会造成对问题的推倭、拖延和掩盖。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已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美国和日本的监管当局变得更关心

其监管工作的荣誉和不出现明显问题，而不是解决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消除了存款人潜在敦促银行采取正确行动的压力。而推迟处理有问题银行的行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有问题银行可能会采取风险更大的做法，如高息揽存、高风险投资等，它不仅会最终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而且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甚至导致货币政策失灵。

监管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对被监管对象特别是银行机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这里可以从法国、日本和中国找到例证。法国虽然金融法律、规定和实施权力都很充分，而且监管当局（银行委员会）也拥有所需的权威、技能和管理资源，但在监管的时效性上存在问题。监管者早在1991年就了解里昂信贷银行的问题，但在1993年第一次援救工作之前没有披露任何情况，而是继续听之任之，以至于在1995年需要进行第二次援救工作。其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对里昂信贷银行实施有效监管，而是默许其迅速发展和持有高风险的不动产以及贷款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借款人身上。日本进入19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银行的巨额房地产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1992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20万亿日元。但在1993年，日本银行机构有能力处理全部不良资产。因为日本银行机构持有大量的1955年左右陆续买进的低价格股票，尽管此时股票价格下跌，但银行仍有庞大的帐外利润。如果此时抛出这些股票，用以冲销不良资产，就不会出现1995年银行陆续倒闭事件。但是，银行担心公开不良资产问题会降低银行信用，也害怕因此而被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作为监管当局日本大藏省也担心银行丧失信用，造成存款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因此而承担全部责任，故此也抱着侥幸心理，一再拖延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日本又有三家大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从中国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进行债转股的实施工作，1999年下半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信贷质量、贷款投向、贷款利率的全面检查，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监管时机选择上值得商榷。因为信贷质量检查与央行启动内需、增加信贷投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信贷质量检查使得处于“信贷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机制下的商业银行信贷人员更为谨慎，他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发放贷款，以免因此遭受经济和行政处罚，这无疑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结果是央行货币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三、强化金融监管，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尽快创立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相结合、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

1．建立金融评先制度。其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该地区的金融机构参加该活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评选出合规经营、发展态势良好、获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在业务与机构发展方面给与一定的鼓励措施。

2．建立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制度。该制度的参与者是各地区央行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该地区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人员包括人事部门、机构管理部门和稽核检查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监管部门组织，当地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于每季度初召开一次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实施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1）将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与其自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更加有利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2）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沟通交流信息，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交流感情，融洽彼此的关系，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3．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该制度的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是要获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考试合格后，这些人员才能获得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才能到金融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

4.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报告制度。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后应按照以下内容要求，以书面报告并签名盖章的形式向当地央行监管部门报告：一是要求各行在收到央行关于被审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批复十日内，将被审查对象职务聘任的文件报送给当地央行监管部门；二是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格审查上任后，2个月内就其分管事项从“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三个方面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当地央行监管部门。通过实行该制度，控制金融机构擅自变更各级负责人的现象，便于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情况划清责任，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跟踪监管。该制度的突出功能在于防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至于消极监管，它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传统方式，其制度基础主要是一些金融法律法规，例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适当鼓励金融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为了逃避或者绕过金融法规的限制和监管当局的监管，可以说是与金融监管相矛盾的。但是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如此重要，监管当局应适当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并促使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与积极监管相适应。

1．金融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央行的监管行为。对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原则上要持宽容态度，不搞事后追究。对于法律所禁止的事项坚决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按照违法违规来处理；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禁止的事项，可以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操作，监管部门不要对其作违规处罚。但是金融创新必须在注意风险防范的基础上进行。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新增成本，这样的金融创新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由单个金融机构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为整个金融系统的诱制性制度变迁，从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产生“正外部性”（即收益外溢）。

3．鼓励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最终为我国银行业由分离银行制向全能银行制过渡作准备。目前要特别鼓励银行业进行中间业务的创新。

（三）解决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就是金融合约的不同当事人不能拥有相同信息的事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金融体系产生重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解决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措施是：（l）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交易活动严加惩处，尤其对提供虚假信息牟利的交易者严惩，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理顺金融市场秩序。（2）将金融机构会计标准与国际接轨，使会计信息能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必须坚持客观、严谨、审慎的原则，必须能真实、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潜在风险。（3）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促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也可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4）加强会计、审计、企业信用评级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借用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强化金融监管。（5）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管力度，注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监管，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给予严惩，提高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6）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少银企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包括：银行贷款专业化，签订限制性契约，与企业保持长期联系，向企业提供贷款承诺，办理抵押和补偿余额，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四大信息不对称问题：（1）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构筑有问题金融机构特别是有问题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由于市场约束失败或监管失败容易导致严重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对有严重问题的银行机构进行处理或关闭。对于金融体系来说，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合并、关门或清盘）应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同样重要。对于金融监管工作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来控制金融机构的倒闭。当一家金融机构变得资不抵债时，最好尽早将其关闭。如果对其放任自流，可能对其他处于风险敞口状态的金融机构造成威胁，将这种不稳定状态传遍整个金融系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管理当局一般认为金融机构倒闭是政治和监管失败的表现，其实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应被视为对其他金融机构强有力的警示，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督促其保持稳健经营。关闭单个的金融机构而不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冲击，本身就证明了监管在发挥作用。

金融监管政策篇3

关键词：货币监管；监管需求；监管手段；监管制度

一、中国货币监管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一)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的矛盾，对金融监管造成了较大的负面

，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相继分出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家行业监管机构，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监管格局。这种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一是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的内耗成本高；二是限制了金融业业务和创新的空间；三是不符合国际金融业发展和监管趋势。

(二)金融监管存在漏洞，监管层面不够深入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偏重于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检查，这种检查主要集中在规范经营和规范操作上，对金融机构潜在的资产风险重视不够，而资产质量的风险是金融业深层次的风险，它的产生和发展将危及金融机构安全。同时，金融监管内容存在漏洞，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滞后，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一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未纳入监管范围。保障体系中涉及的准金融业，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分散于不同的部门经营和管理，未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范畴。在部门和地方利益驱使下，这些业务开展的状况十分混乱，有的地方出现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金的现象。

(三)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综合型监管人才匮乏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人员素质普遍存在着层次低和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尤其是基层人行，队伍结构不均衡，中低学历者多，高学历者少；了解传统金融业务的人多，掌握金融业务的人少；从事具体业务操作的人多，从事金融监管的人少；具有某项知识和技能的人多，全面掌握金融、、外语、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少。而在金融监管高层，又缺乏综合型的管理人才，尤其是既熟悉国际惯例，又懂计算机法律及国内金融业务的综合型监管人才十分匮乏。

(四)所有者监管缺位与被监管者越位的并存，使各级监管者疲于奔命，金融监管收效甚微

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中央银行的监管力量不断加强，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违规违纪行为却屡禁不止，金融风险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在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实际上是金融机构所有者监管缺位与被监管者越位矛盾的具体表现。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金融机构，其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都存在着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代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降低努力水平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我效用的最大满足，甚至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体制的转轨时期，国家没有明确关于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管理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已习惯于企业家长式的管理，不少金融机构内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形同虚设。由于所有者(委托人)监管缺位，再加上非对称性交易信息的存在，金融机构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随之产生。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金融风险，中央银行不得不努力去弥补所有者监管缺位所留下的“真空”，去解决本应由公司治理结构去解决的问题，导致中央银行的各层次监管部门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

(五)监管的责、权、利不对等，权力上收与下放之间存在两难选择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的金融风险十分突出。为避免基层监管机构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处置不当，各类金融监管机构都把启动风险处置预案的权力大部分上收至总部(即央行总行或是分行、证监委和保监会)，基层监管机构只有调查反映的权力。当金融机构风险恶化时，基层监管机构因为无权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化解措施，对于启动风险处置预案往往需要层层上报，从而人为制造监管政策的“时滞”。等到请示获得批准时，金融风险已经演化为实质性的损失。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基层监管机构往往想获得更大的监管权力，但作为金融监管的高层又害怕形成权力泛滥，形成一放就乱的局面，这样在权力的收与放之间就会形成两难选择，影响着我国监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适应加入WTO后的货币监管需求，不断提高中央银行监管水平

(一)加强对国际知识、国外金融、国际金融监管原则和惯例、国际金融组织规定等知识的

首先，各级监管机构要学习国际上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有关规定，对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国际通用的监管准则，要学习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监管细则，指导我国的银行监管工作。其次，要着重对现有监管人员加强商业银行管理、、审计、机、通讯等方面的培训。再次，把精通金融业务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充实到金融监管管理层和操作层的队伍中。

(二)完善现有法律框架，不断创新监管制度

现行《商业银行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加入 WTO后我国银行业的和对银行业监管的需要。要根据金融市场开放的现状、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的设立和经营情况、国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进一步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框架。应加强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协调工作，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同时，要及时修补银、证、保业务衔接界面的监管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建立运作机制，在保持分业的基础上加强各监管机关的沟通，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针对金融业必将实行混业经营的趋势，未雨绸缪，为金融监管实现混业监管做好法律上、制度上、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为未来的金融监管制度创新打好基础。

(三)确定监管范围，不断创新监管手段

第一，要转变监管理念，将谨慎的风险监管确定为央行监管目标，对金融机构法人以风险监管为主，实行并表监管，对其分支机构以合规监管为主。第二，要实现监管方式由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转变。一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非现场监管网络，加强对金融机构法人的风险监管，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减少金融管制，正确区分金融创新和金融违规，保持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第三，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加强央行对全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防范金融创新和准金融业务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第四，要尽快实现金融监管手段创新，加强金融监管的化建设。第五，要充分发挥外部审计师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程序，促进非现场监管、现场监管和外部审计的有机结合。

(四)加强监管的约束机制建设，进一步明确各级监管机构的权利和责任

产生监督权力上收与下放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管机构的上下级之间职责不清，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因此，为调动各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应该明确各级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建立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约束机制。首先，要明确划分各级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要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分类排队，明确什么样的风险由总行负责，什么样的风险由分支机构负责；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预案，也应明确启动及实施的权限。比如为应付中小法人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而动用该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的权限，就应该明确授予所在地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以便及时处置出现的金融风险。其次，应明确各级监管机构的内部监管职责。一是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即由不同部门分别从事信贷、机构、资产、利率、结算、现金、外汇、执法、执纪等项监管工作；二是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管职责。实行风险监管责任人制度，明确第一线的监管员为风险监管的第一责任人，分管科长为第二责任人，处长为第三责任人，分管行长为第四责任人。最后，在明确金融监管职责的基础上，建立金融监管的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对能够较好地完成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分支机构和个人，应该给予奖励，以调动基层监管部门的积极性。

(五)加强监管效能放大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监管效果

金融监管政策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中国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92-02

1、后危机时代的特征及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取向

1.1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金融危机中，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我国政策部门采取了大量刺激措施，包括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放宽信贷环境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

(1)过度宽松的货币供应，引发通货膨胀。

增加货币供应量，为经济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是金融危机中各国普遍采用的防止衰退的手段，图1是我国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的GDP增速和M2增速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2008年年底步入了最低谷，而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增加的，到2009年11月，我国M2同比增速达到29.7％，是近年来的最快增速。而与增长迅速的货币供应量对应的，是缓慢恢复的GDP，2009年第三季度，我国GDP累计增速为9.1％，过多流动性的注入，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带来通胀的隐患。图2是我国2007年6月以来的CPI走势图。从图中看出，自2009年11月起，我国的CPI步入了正向区间，并逐步上升，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开始显现，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今后经济发展中的通胀风险。

(2)过度宽松的信贷环境，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

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快速扩张，到2010年6月底，我国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已达到474006.21亿元，较2007年6月底的264899.33亿元增加了约80％。

另外，我国金融机构信贷结构亦不合理，体现为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较高，而且其增长速度远快于短期贷款增速。盲目地发放贷款以及贷款结构的不合理将大大增加未来我国银行业机构的信贷风险。

(3)整体宽松的货币环境，增加了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在大量流动性被注入经济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多余的流动性将进入房市和股市，推高资产价格，增加了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下图是我国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

1.2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取向

后危机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着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关注系统性风险。理论界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归结为监管的不力，因此，各国在危机得到一定的缓和后均对其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和手段各具特色，但是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就强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提出了十点要求，力求做到全面、无缝、高效的监管，并专门设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负责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争取对系统性风险做到预防为主，防控结合，避免由系统性风险引发金融危机。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有利于对我国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细致专业的监管，但是，同时也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并存，监管机构间缺乏协调等问题，在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后，各机构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次危机中显现出的自身不足，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相应的改进，尤其要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并且加大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2、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后危机时代的特殊性，除了要求我们分别在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方面作出努力外，还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实践，加强两者之间的配合。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是经济调控中的两种不同手段，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是辩证统一的。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着诸多甚为复杂的问题，要很好的解决问题，促进经济继续向好发展，在本阶段，我们要做到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进，加强监管，加大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程度，同时还要抓住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加强二者之间的配合。

(1)货币政策约束效力较弱，传导机制不畅，需要加强与金融监管的配合。

我国中央银行自从将监管职能分离出去之后，一方面，它可以更专注于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约束力的下降，央行宏观调控开始更多地依靠窗口指导和直接行政管制，而货币政策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导向性政策。

另外，货币政策的实施要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政策中介进行传导，而我国的金融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对货币政策敏感度较低，也就是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直接延长了政策时滞，影响了政策的最终效应。

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由金融监管这种硬约束来加强货币政策软约束的效力，同时，金融监管要为货币政策疏通传导渠道，努力为货币政策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实施环境。

(2)后危机时代的复杂性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在信息方面的配合。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开始企稳回升，但是前景仍不明朗，这时，尤其要加强对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配合，由金融监管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资料依据，并快速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由货币政策为金融监管的内容和力度的确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标准，通过这种及时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来适时对政策作出调整，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共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3)对后危机时代紧急情况的处理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我们当前的经济，有如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雨的小舟，虽然顺利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方就一片风平浪静，我们的前方，仍然充满了危险。为了防止未来经济发展中随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高危机预警和处理能力，严防由局部性问题再次引发大面积的经济危机。

3、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途径

(1)建立中央银行和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机制，明确分工与合作。

我国当前实施的是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相分离的体制，即由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一行三会”共同负责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后危机时代，要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首先就要加强部门之间的配合，而部门之间配合的前提是要明确分工与合作，做到全面而且没有重复。

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在货币政策的权利分配方面基本没有异议，当前问题主要在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利分配及相互间的协调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我国三大监管机构曾在2004年的时候讨论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规定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相互合作的方式方法，但是，这个备忘录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它的执行不具有强制性，其次，其只涉及到“三会”，没有对它们与中央银行在监管方面的权利分配作出规定，第三，随着当今经济金融形势的迅速变化，当时的很多条款已经不能很好地达到全面且没有重复的高效监管的目标了。

根据以上分析，在后危机时代，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责、权、利以及相互合作的原则和方法，是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的前提和基础。

(2)建立中央银行和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增加二者间的互动。

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就是要求二者之间要多多交流，而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信息。在中央银行将监管职能分离出去之后，其掌握的信息只有货币政策方面的，而与之对应的，金融监管机构只了解监管方面的信息，但是，无论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还是研究监管内容和方法，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上两方面的信息，这就为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提出了要求。

建立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核心和关键。这可以通过加大政策透明度，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高层联席会议，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平台等手段来实现。

(3)建立和完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

建立和完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重要内容。首先，相对于危机发生后的救助成本及救助失败后引起大面积危机而造成更大损失的成本，事前防御的成本显然要小得多，所以在后危机时代，应该防患于未然，由监管部门通过考查各项先行指标对机构进行监管，及早发现问题；其次，在执行监管工作的同时，监管部门应注重对金融机构风险意识的培育，要求其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再次，对于初步判定需要救助的机构，监管部门应当会同中央银行共同尽快成立危机处理小组，专门负责对问题机构的处理进行磋商，防止危机扩散，还要尽量减少中央银行在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李稻葵，江红平，徐欣，宽财政，紧货币――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9，(12)

金融监管政策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业；反洗钱；监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2-0037-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一、国际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发展

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反洗钱问题首先在西欧和北美国家引起普遍重视，有关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强化反洗钱的法案。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讨论，人们对洗钱活动的性质和过程有了清楚的认识。洗钱实质上是犯罪分子企图隐瞒、掩饰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的活动。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

最早启动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国家是美国。美国《1970年银行保密法》建立了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即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对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要向财政部报告；任何人运送价值超过1万美元的金融证券进出美国，必须申报，未申报的，该项资金可以予以没收，并可对该运送人处以监禁和罚金。之后，美国又先后制定了《1986年控制洗钱法》、《1992年阿农奥－怀利反洗钱法》、《1994年禁止洗钱法》、《2001年爱国者法案》等反洗钱法律以完善其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机制。各主要西方国家也相继启动了反洗钱立法进程，从法律层面确立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工作机制。例如，澳大利亚在1987年和1988年相继制订了《犯罪收益法》和《金融交易报告法》；法国在1990年制定90―614号法令(即反洗钱法)等。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各国国内立法的建立和完善，金融业反洗钱从加强国内立法阶段走向形成全球统一公约和组建全球专门组织的新阶段。在国际上，1981年欧洲议会部长委员会最早提出有关金融业反洗钱的倡议，该部长委员会认为，银行间的合作不仅能够极大地加强司法当局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力度，而且银行体系还能起到更为有效地预防洗钱犯罪的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跨国境洗钱活动的蔓延，欧美国家开始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在反洗钱方面的合作并着手起草国际反洗钱的通行规则，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达到规范各国的做法并加强反洗钱力度的目的。这种努力很快取得了两项重大突破：

一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结合对银行监督管理的需要，于1988年12月通过了《关于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银行体系洗钱的声明》，该声明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业反洗钱的基本原则，并强调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应当核实顾客的真实身份，拒绝异常、可疑的交易并与执法部门保持合作。

二是成立了专门的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国际反洗钱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专门研究，是最具影响力的反洗钱国际组织。1989年7月西方七国经济高峰会议上，与会财长提出建立国际金融反洗钱专业组织的动议。会后成立了由29个欧洲、美洲、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委员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两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1990年工作组完成了《关于洗钱问题的四十项建议》，为国际反洗钱工作制定了基本纲领，建议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将反洗钱纳入司法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目前共有34个成员，有两个观察员：韩国和印度。

近年来，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后，经过国际社会和相关反洗钱国际组织的持续努力，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已经成为维护国际政治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成为体现人类社会共同主张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金融业作为反洗钱最前线和主阵地的地位已经获得普遍认同，金融业反洗钱监管作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外，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也分别了各自行业的反洗钱文件。其中，国际证监会组织2004年5月了《证券业客户及受益权人身份识别原则》，次年10月又了《集合投资计划反洗钱指引》；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2002年1月了《保险监管机构及保险实体反洗钱指引》，2004年10月又了《反洗钱及反恐融资指引》，用以替代前一份指引文件。

二、国际金融业反洗钱监管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际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持续深入，其自身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有：

一是金融机构反洗钱成本居高不下。毕马威2007年公布的研究报告《2007年全球反洗钱调查》显示，根据对55个国家的224家银行的调查结果，在过去的3年中，全球银行业在反洗钱方面的支出增加了58％，其中新增成本主要用于监测可疑交易和培训工作人员；而在3年前的2004年，这些银行原本预计2005年至2007年期间的支出增幅仅为43％。另据估算，美国政府、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每年承担的反洗钱成本估计高达70亿美元。

二是预防和遏制洗钱的效果并未明显提升。从全球范围看，虽然金融机构在反洗钱方面投入了如此巨额的成本，但是因洗钱而被、定罪和罚没的效应并没有明显地相应增加。例如，在美国，从1987年到1995年，金融机构共提交7700万份现金交易报告，但据此提起的诉讼只有3000件，最终仅判决580人有洗钱罪，定罪人数不足报告份数的1／10万。再如，在英国，2001年金融机构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为31251份，2002年上升为64164份，但洗钱定罪人数仅由75人增加至86人。以至于有极端的观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洗钱活动因为加强监管以后成本的上升而减少，相反，“洗钱还是照常进行”。

三是金融机构对反洗钱监管制度的认识差异较大。在成本不断上升但效果却改善有限的情况下，作为监管对象的金融机构对于反洗钱制度的评价也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分化。以金融监管相对成熟的英国为例，2003年对英国30家银行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的主管人员(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r)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只有27％的被访者肯定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价值，相信其对预防洗钱犯罪有一定的作用；33％的被访者持否定态度，认为银行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无用功，却无助于减少洗钱犯罪；其他40％的被访者认为，报告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只对社会公众有利，而于银行无益，也不会减少洗钱活动。另一项同时期针对英国金融机构的调查研究发现，金融机构虽然普遍赞同合规经营，但对KYC的具体操作颇有微词：35.1％的被访者认为金融监管当局FSA过分看重KYC的功效；58.2％的被访者认为KYC会导致客户流失；40％以上的人认为KYC

会使客户减少业务量；28.3％的人认为即使是老客户也难以满足KYC的有关要求。在全球层面，根据毕马威的一份研究报告《2007年全球反洗钱调查》，认为监管负担过于沉重需要调整的银行占到受访银行的18％，而在3年前，持有这一观点的银行比例为12％。这次调查访问了全球资产排名前1000家银行当中的224家。

三、应对挑战――国际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政策趋势

上述问题形成了对各国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的新挑战。实际上，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可以归结为以下命题，在肯定金融业反洗钱监管必要性的前提下如何提升其有效性，做到既能防止监管缺位，又能避免过度监管。基于FATF及有关反洗钱国际组织的研究，从政策趋势的角度来看，解决这些问题需从运行体系、制度架构和政策工具等方面提高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

(一)健全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运行体系

反洗钱是一个系统，需要调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立法者、执法者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反洗钱系统内的各个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内在统一，协调发展的。

从反洗钱监管体系的运行方式看，要健全包括反洗钱意识、反洗钱制度和反洗钱行为在内的反洗钱系统。反洗钱意识是反洗钱工作在社会认知领域的反映，反洗钱意识确立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反洗钱的实际运作。反洗钱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反洗钱及其监管工作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反洗钱行为包括监管部门的监管活动、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行为、立法机关立法活动、执法部门打击与防范洗钱活动以及国际合作的具体行动。

从反洗钱监管体系的运行主体看，要健全包括金融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的专职机构、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在行政机关中，许多机构都与反洗钱工作相关，包括警察、海关、税务、工商、财政管理部门等。金融监管部门在反洗钱方面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建立和健全资金交易的监控机制，掌握异常资金交易情况，移送经调查分析后的可疑交易线索等。

从反洗钱监管体系的运行区域看，要健全包括对国内的洗钱活动和跨境的洗钱活动的监管。反洗钱规制的对象是洗钱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洗钱活动既可能在境内进行，也可能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或者地区之间发生。跨国的洗钱活动要求国际反洗钱的统一标准与一致行动。

从反洗钱监管体系的监管领域看，反洗钱监管既要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也要包括特定的非金融行业。历年FATF洗钱发展及趋势(Money Launde6ng Methods and Trends)报告指出：每年，FATF成员国的执法和立法机构的专家们交换大量的洗钱案例和运作信息，为运作专家确认和描述当前洗钱趋势和有效对策提供了重要机会。表4总结了截至2005年FATF公布的相关年度的洗钱重点行业(或领域)。

在反洗钱监管体系中，反洗钱监管部门要成为金融业反洗钱监管运行体系的关键枢纽，应在反洗钱意识培养、反洗钱制度建设、反洗钱义务履行监管、反洗钱部门合作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成为金融业反洗钱监管运行体系的动力之源。

(二)完善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制度架构

犯罪控制自身就是一个自组织、自协调的认知系统和操作系统：在表层上表现为打击；中层上表现为预防、遏制犯罪意念对犯罪行为的生成机制，减少环境条件对犯罪行为的刺激作用；深层上表现为社会的整合。这要求反洗钱需要从制度上建立起一个严密的体系，包括从原则性、根本性的上位法到操作性、实践性的下位法，从体系完备的国内法到与其衔接的国际法。

反洗钱的制度体系包括立足于打击洗钱活动的刑事犯罪规范和立足于防范洗钱活动的适用于金融领域内的反洗钱法规。刑事法律规范制定了洗钱犯罪及其刑罚，以打击洗钱犯罪；制定适用于金融领域内的反洗钱法规，从洗钱最经常发生的渠道直接入手，建筑起防范洗钱的防线。两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反洗钱制度框架的核心和基础。

为了达到洗钱刑事犯罪化的目的，各国一般都是通过制定或者修改应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律形式来实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TAF)要求将洗钱上游犯罪范围扩展到“所有能获得财物的犯罪行为”，以最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洗钱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四个要件。

监管者应当有权制定规定，通过建章立制，以确保被监管机构履行反洗钱的法律义务。适用于金融领域的反洗钱职责包括金融机构的客户识别、记录保存、交易报告、保密义务、内控建设等反洗钱职责，也包括金融监管部门监督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反洗钱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反洗钱调查等职责。此外，还包括不同执法部门、执法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协调职责。

(三)灵活运用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政策工具

对洗钱活动的追踪，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从上游犯罪活动人手，作延伸侦查；二是根据其他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等情报信息，调查交易活动是否涉及洗钱活动，并由此回溯对上游犯罪进行调查。通过采取有效的方法加强对金融业的反洗钱监管，既有利于督促金融机构自觉配合执法部门从上游犯罪着手的延伸侦查，也有利于督促金融机构高度警觉异常的客户和异常的交易活动并提供有价值的金融情报，为洗钱案件的侦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实施监管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

1、准入管理，如审核金融机构的设立与高级管理人员资格，防止新设金融机构被违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控制。

2、持续管理，如实施反洗钱非现场监管，通过日常和特定渠道获取信息，加强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情况的定期评估。

3、实施反洗钱现场检查，全面或者专项审计，促使金融机构合法合规进行。

4、制裁和退出管理，如严肃处理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及其责任人，吊销金融机构营业执照或经营许可证，更多的监管和报告要求，要求全面合作的反洗钱调查，直接罚款，刑事调查和公开通报批评。

5、宣传和培训，如开展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培训，提高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

金融监管政策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冲突；治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我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升级，对于货币的流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此，建立完善的机制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经济想要稳步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而如何促进两者保持平衡是国家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想要促进我国经济不断的向前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针对于两者之间的矛盾，本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产生的矛盾给出了相应的治理办法。

一、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督之间的冲突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职能模式并没有得到统一，而是职权分离，这是一种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变迁过程。职权分离对于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在进行对银行的监管会造成一定的阻碍，进而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致使其公信力与权威性下降，银行在贯彻货币制度时存在偏差，各分支机构管理处于各自为政，各管各家的乱象，很多银行的执行力度很差，对于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中央所颁布的政策很多都监管不到位，政策往往被束之高阁，毫无用处。特别是在中央执行新的货币政策时，在整个传导或者缩短政策的过程中，银行根本反应不过来，政策往往以落空收场，中央与银行之间的信息处于极度不对称的局面，与之相关的分支机构失去了银行的监管能力和大量信息的支撑。中央银行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较弱，严格度不够。更多的是往宏观调控方面发展。

二、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之间的业务冲突

银监会的职能与中央银行的职能有着较为明显的界定，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助很不理想，想要达到理想的协助状态，还是需要时间不断的进行磨合，在银行监管的分离时期，两者之间的矛盾十分明显，货币的传导机制发展非常艰难，中央银行想对货币进行传导控制也是困难重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针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引导之下，中央银行也为了抑制相应的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往往会进行收紧银根的政策，货币的供应会全面减少。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缓解国内货币的严重紧缩的现象，中央银行会加大货币的供应量，以确保市场经济发展的平衡。这样的协调方式是中央银行根据市场发展所需而设定的，但是银监会的协调方式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两者是相反的，基于此，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间断过。

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治理方法

过去，我国监管体制处于分业的监管方式，但是在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中，金融市场也开始走向多元化的道路之上，金融机构的形式多种多样，金融产品之间的交融性增强。这对于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增强，两者之的关系有很多地方都是处于交融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得到缓解。事实上，监管机构对于监管政策的研究是非常深入，这促使两者之间的协作关系迈向了全新的金融领域。中央银行面对多变的市场经济，以及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应该改变自身的传统管理模式，对于威胁金融行业发展的各项风险进行全面整改，提高工作的效率。积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的经验，并针对于我国的基本国性来完善监管机制，这样才能制定出更符合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

此外，还要实现信息共享，在金融行业建立文件抄送制度，对于建设项目进行建立专属档案，各金融机构要相互进行信息的传递与共享。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要处理好责任分担到人的管理机制，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中央银行所颁布的相关政策，一旦出现某些金融机构未执行，那么将要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只有严格执行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才能减少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矛盾。

四、结语

金融监管政策篇7

［关键词］虚拟货币金融货币政策监管支付工具

虚拟货币以其便捷性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微型支付工具，极大的促进了电子商务以及虚拟网络经济的发展，而虚拟网络经济的发展有进一步推动了虚拟货币功能的延伸是虚拟货币逐渐具备货币的初级形态，具有传统货币的价值职能和流通职能，从而对经济金融秩序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虚拟货币对国家金融的影响

虚拟货币对金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使存款创造倍数，我国货币乘数和我国货币供应量发生波动。其详细内容主要总结了一下两方面：

一虚拟货币使存款创造倍数发生波动

虚拟货币的购买可能使存款的创造倍数上升。用户必须通过人民币购买虚拟货币，在购买时，可能利用现金也可能是银行存款。用户用银行存款购买时，体现为购买者银行存款的减少和虚拟货币发行者银行存款的增加，在整个购买体系中，银行中的存款总量未变，所有购买者手中持有的现金总量也未变，所以不涉及存款准备金率，限额漏损率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 如果用户用现金购买，并且这现金不是取自银行存款，则体现为购买者现金的减少，货币发行者银行存款的增加。总体体现为银行存款的增加，用户惯常持有的现金的减少其实就是现金漏损率的下降。因此会影响货币存款扩张乘数。

虚拟货币的支付回兑过程可能使存款创造倍数下降。回兑过程有发行者提供高能虚拟货币到人民币的回兑服务、持有者到第三方交易平台销售其持有的高能虚拟货币两种情况。如果发行者提供回兑服务，在其持有者将其持有的虚拟货币回兑为人民币时，将使发行者的银行存款减少，持有者的现金增加，若持有者并不将其作为惯常持有现金则并不会增加持有者的惯常持有现金量，反之，则增加持有者的惯常持有现金量，结果导致漏损现金增加，最终使得现金漏损率上升，若持有者到第三方交易平台销售其持有的虚拟货币，也有可能增加漏损现金，最终增加现金漏损率。

二虚拟货币使我国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发生波动

货币乘数是指一定量的基础货币发挥作用的倍数。由于虚拟货币可能使漏损现金量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影响我国的货币乘数。当法定村狂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均保持不变时，漏损现金的减少将导致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币减少。也就是说，漏损现金的减少可能影响基础货币。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均发生变化时，漏损现金的减少将导致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通货减少，当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时，法定存款率和超额存款金率可能一个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同时两个发生了变化，可能发生上升变化也可能发生下降变化，可能同向变化也可能反向变化，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漏损现金增加也可能影响基础货币。

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相关理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只有一种货币流通的情况下制定的，虚拟货币的出现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相关理论面临挑战。

一 虚拟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影响

虚拟货币的发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如果用户用现金兑换虚拟货币，那么个人的现金减少一单位，虚拟货币则增加一单位，如果网络公司将现金存入银行，则商业银行的存款增加一单位，网络公司缴纳一定单位（假设为T）的虚拟货币准备金。如果网络公司保留现金，不存入商业银行，并向中央银行缴纳T单位的准备金，则流通中的现金数量减少量为T单位，虚拟货币增加一单位。如果网络公司将现金存入商业银行，并利用商业银行的存款支付中央银行的准备金T单位，此时个人现金减少一单位，但是商业银行的现金也增加一单位。银行体系的存款变化为网络公司增加（1-T）个单位的存款，个人减少一单位存款，存款总量减少T单位，虚拟货币增加一单位。从货币总量看，发行虚拟货币后流通中的货币增加量为（1-T）。如果T为零，即发行虚拟货币不需要准备金，那么每增加一单位的虚拟货币，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一单位，如果是百分百准备的话，则没发行一单位的虚拟货币，货币总量增加为零。如果用户用银行存款兑换虚拟货币，此时，个人存款减少一单位，增加一单位的虚拟货币，网络公司的存款最初增加一单位，随后用银行存款缴纳T单位的虚拟货币准备金，，因此银行存款减少T单位，虚拟货币增加一单位。从货币总量看，其状况和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的情况相同。

三虚拟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现代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有两大代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按照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后壁与其他金融工具的区别是无风险和低收益，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这种低收益的资产，是出于满足交易，预防和投机的需求。换句话说，货币提供的流动性可以及时方便的满足商品交易，意外支付和投资的需求，流动性的高低是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主要区别。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都隐含了一种假设：货币的不同用途之间存在确定的界限，并且这种界限是相当稳定的。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其表现为不同的需求动机；在货币主义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则表现为相同的财富结构和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的组合。但是随着金融网络及虚拟货币的发展，这种假设可能不是很适合虚拟货币：由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以几乎为零的交易费用进行货币用途之间的转换，各类需求动机的边界以不再明显，投资结构的可变性也大大增强。

虚拟货币的存在使得货币总需求演变为两个部分：对中央银行的传统货币的需求和对虚拟货币的需求。对传统的货币的需求由于虚拟货币的出现及网络的发展必然会在总量上有所减少，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虚拟货币的出现及网络的便利性，传统的货币需求韩式有可能改变，由于虚拟货币的出现使得上述两个需求函数的隐含假设发生了变化。

参考文献

［1］ 苏宁 《虚拟货币的理论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帅青红 《电子支付结算系统》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金融监管政策篇8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比较金融；政策建议

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监督关系，即依据各个单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监督机制和权力结构。监督的目标是实现政府的政策意图，提高金融资源公平合理的配置。这种特殊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监督内涵主要表现为：由政府相关部门和权威专家或其他行业人员代表国家和公众的利益组合而成的特殊的董事会或理事会的权利制衡结构或治理结构，并由董事会(理事会)对机构行使最高的决策、协调与监控的职能权力；由政府直接控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人事任免权，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协调与制约，国家审计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审计监督，从而从机构外部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控制、组织、约束、协调、保障的特殊监督机制。这样，就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上，构成了政策性金融独特的监督机制和权力结构。

一、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的国际比较

(一)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

日本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高度平行并列与对称，把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二者严格划分开来(机构分离、业务分离、管理分离、法律分离)，并自成体系。各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单独立法予以监督、保障与制约，并多次修改和完善。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等。虽然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国内被归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类，但它们并不受主要适用于普通商业银行的《银行法》的约束。在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到政府许多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尤其是受财务省(原大藏省)资金、财务方面的协调与制约的力度较大，但限于政府授权和法定的范围之内，金融公库受主管大臣的干预程度也很大(如公库每季度经营计划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并定期报告资金运用情况)，但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督厅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在经过了一番大的改革和调整后，于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金融厅，其职能定位为负责对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而政策性金融机构仍不属于其监管。同时，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要接受独立的审计部门即会计检察院的审计检查。日本政策性金融监督的特殊权力结构集中体现为董事会或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都设有董事会或理事会这种最高的决策权力机构。

(二)德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讲究秩序的德国，政策性金融由政府依法单独监督。德国是最早建立金融综合监管机构的国家，联邦银行业监管局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金融监管当局(因德国银行业可以同时经营证券和保险)，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则不属于其监管之列，而是依据独立的法律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制约其行为的，《德国银行法》和德国有关的商法典也不适用于它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章规定，该银行是依据公共法设立的法人团体；第12章规定，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奉行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补充性原则和中立原则。依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作为一家政府的政策性银行，其业务范围必须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因无利可图不愿意做，或自身能力不及而做不了的业务(补充性原则)。同时还规定，该银行有政府支持，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金融市场上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否则就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中立原则)。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行发放贷款原则上都必须通过商业银行转贷给借款人，基本不直接发放贷款。但它的具体业务却不受政府干预，始终保持经营决策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政府还给予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享受税收减免的特殊政策。德国住房储蓄银行的存、贷款本息免征所得税，德国住房信贷协会的住房贷款也长期享有免税特权。

(三)美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特征

美国对政策性金融单独立法授权。美国是一个善于并且主要利用间接手段来干预调节经济的国家，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决定其活动宗旨、基本原则、政策方向等一系列“框架”，而具体业务活动、日常管理则不必政府事无巨细统统过问。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督体系是建立在如下三部法律的基础上：1916年的《联邦农业信贷法》、1923年的《农业信贷法》和1933年的《农业信贷法》，据此分别建立的美国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还清政府的投资，成为独立的合作金融机构后，仍受联邦农业信贷管理局的监督和检查，因此其农业信贷业务不自觉地遵从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成为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力量。政策性金融机构依法定位制约。以美国进出口银行法为例，该法包括银行设置目的、基本权限、内部组织机构、与政府的关系、银行融资的条件、融资出口商品的重点及种类限制、融资国别限制、融资公正性(反补贴)目的，以及其他一些禁止融资的限制等等。1978年，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进出口银行法修正案》，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其他相关法律。通过对进出口银行详尽的法律定位、限制与说明，使银行的运行建立在明确的法律基础之上，以便于政府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由与其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协调与制约，政策性金融监督的权力结构也主要体现于董事会的组织形式上，并由总统直接任命其主要官员。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由5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体系依据《1932年住房贷款银行法》建立，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协调，该委员会3名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任期4年；每个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领导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4名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任命，任期4年，8名由会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一个3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管理，成员由总统任命。

二、建立健全我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的建议

借鉴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监督制度及运作机制的经验，我国应尽快构筑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性金融监督体制。当务之急是从监督的法律依据、监督的主体结构和监督考评指标体系等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中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和结构。其中，特别是要加强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导向作用的引导，尽量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有所限制其兼营商业性业务的规模和范围。

(一)尽快出台专门而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法律法规

实现依法监督、制约和引导的规范性要求。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既包括对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单独立法，也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监督条例，以及具体的业务管理制度，如《政策性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政策性银行贷款通则》、《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划分及认定办法》等规章，使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和考评有法可依。

(二)在政策性金融监督主体上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并体现为不同的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

通过这两个监督层面或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统一，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自我调控机制等相互结合的良好的治理结构，进而为其业务行为提供行动界限和激励机制。宏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应该是国务院“政监办”。即建立一个由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参与和共同组成的权威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负责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总体性协调、规划、考评、人事安排、经济处罚和依法监督。微观层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监督主体，是由不同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董事会主要负责日常经营决策、政策执行和内部稽核监督控制。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的董事会，主要体现在有别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的成员构成上。即政策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结构必须是经国务院批准和任命的、由业务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商业界的代表以及学术机构的专家等有关人员共同参与组成。

(三)制订一套适合政策性银行业务特性要求的科学的业绩考评标准并自成体系

考核指标要定量化和具体化，含义必须明确，可统计和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要超越类似于或雷同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考评要求，在注重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实现度的基础上，将其政策性贡献同其工作业绩和工作报酬也同时挂钩和制度化，体现规范、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有机统一。一般而言，衡量和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效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财务稳健度，主要参考资产质量和利润两个指标，综合考察经营管理水平。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也要求其资产安全(风险大的政策性项目，应该由政府财政或相应决策部门提供担保或贴息)，以及至少是保本微利基础上的非竞争性盈利。这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政策实现度，包括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度，政策性信贷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联度，贷款、担保和保险对形成现实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贡献度，对社会投融资安排的便利度，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度，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度等具体指标。当然，要严格准确地认定和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应该由政府财政兜底；对于经营性亏损，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