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改革方案范文
时间：2024-01-31 16:58:55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1
实证调研表明，通过立法规范劳教的适用范围、建立公正的司法程序、降低劳教的严厉程度等改革建议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同度，而对将劳教轻罪化、保安处分化、改革为教养处遇等改革方案，被调查者的选择未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通过比较法研究，可以发现，从联合国公约的规定与劳教决定的司法化要求来看，我国的劳教制度首先面临着合法性质疑；从各国轻罪制度来看，可对劳教对象作分流处理；从域外保安处分制度来看，“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为保安处分”的主张不足以解决劳教对象的转化处理问题；从特殊主体的处遇来看，有必要采取行政性保安措施；从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来看，可设置专门的治安法庭。
对于劳教制度改革，目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和将现有的劳教对象作行政化和刑事化分流处理。前者是指，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或者“教养处遇”取代“劳动教养”，形成“治安管理处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刑罚”三级制裁体系。这种改革方案立足于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重构，使之适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要求。后者是指对相关违法行为行政化处理、刑事化处理或行政化和刑事化双重处理。与分流处理方案相比，综合处理方案的改革难度更小、功能更为灵活，更具可行性，是其更具有可接受性的重要原因。
劳教制度改革应当关注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并以提升人权保水平为基本方向；劳教制度的改革具有综合性，兼具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二者不可偏废；在拟定具体的改革举措时，应当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考虑世界范围内相关法律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带有普遍性的做法，并注意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
（摘自《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70-93页。）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2
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9-070-02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存在的问题和废除
（一）劳动教制度的产生
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最早源于新中国诞生之初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中共中央在1955 年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及1956 年的《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成为劳动教养机构建立的基础。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从法律上确定了其基本的地位和作用；197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对具体管理和审批问题进行了明确，1982 年公安部又颁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上述三个规范性文件构成了我国劳动教养的制度框架。
（二）劳动教养制度发展中的问题
由上可以看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得，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矫正措施，在保护政权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三个规范性文件构成了我国劳动教养的制度框架。前两个文件虽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性质上属于国务院的行政性法规，从立法程序和内容上并不属于法律。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对于设置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的规范性文件，只能是法律并且应由全国人大作出。所以，劳动教养制度本身与《立法法》相背，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劳动教养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着适用对象过于庞杂，处罚过于严厉，缺乏公正程序等诸多问题。有许多学者有“劳动教养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说法，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用法律形式出现的政治手段，显然，劳动教养制度在我们追求法治进程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要求下，已经显得格格不入。在该项制度废除之前，其已经异化为一个法律属性不明、失去有效监管、收容一切违法行为、备受国际诟病的制度怪胎。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
2013年，湖南省永州市上访妈妈唐慧在被劳教8天后重获自由，让人们将目光再次的投向了劳教制度。 “上访妈妈”唐慧，被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判罚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该事件迅速发酵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劳动教养制度也在经历多次的存废之争后，再次成为众矢之的。2012年，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从2011年4月至8月多次转发“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处劳动教养两年，罪名也从涉嫌散布谣言升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此外，还有因转发重庆打黑漫画并点评“这把伞好怪哟”而被劳教两年的彭洪等 。一个不需要经过司法审判程序就可以直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社会法治进程的不断发展和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的今天，弊端越发显现。2013年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停用问题得到孟建柱的肯定。随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要求，随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使得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决定》又提出了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的制度构想，即“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为在劳教废止之后，如何顺利将社会治理方式从治安管理处罚—劳教—刑法三级制裁体系中脱离开提供了知道方向和思路。
二、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的改革方向
（一）保安处分化
在劳教制度改革过程中，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化”得到了我国诸多学者的青睐。持保安处分化的学者认为，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对于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人通过心理矫治、人格矫治、戒毒治疗、戒酒治疗、性病治疗、精神病治疗等方式对其人身自由加以限制，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刑法事后惩治上的适用不足，通过实现预防和矫正的功能对于那些不能适用刑法的人、少年犯以及常习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由于我国现在已经有很多与国外保安处分相似的制度正在施行，例如收容教养、强制医疗、收容教育等，这制度的具体实践已经为建立中国的保安处分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保安处分制度与劳动教养制度在目的上存在根本分歧，保安处分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危险预防，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教育改造。所以保安处分制度下的对象可以是精神病人、聋哑人、外国人甚至是无责任能力人、无劳动能力人，而劳动教养制度下的对象必须是尚不构成犯罪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果将原来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机械套搬适用保安处分，不仅违背了保安制度的基本价值，也会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和人权的侵犯。
（二）轻罪化
轻罪化的观点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犯罪分层理论以及轻罪制度。持轻罪化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法》和国外很多国家的刑法相比不够完整，是一个重罪重刑的“小刑法”，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基本上应在很多国家刑法典的重罪部分，而对于我国《刑法》不认为属于犯罪的部分，这些国家的刑法典是纳入轻罪部分的，而我国在劳教废除之前是将其中的很多行为作为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应当把通过一定的标准设定，使得原来尚未构成犯罪的盗窃、诈骗、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煽动闹事以及卖淫、流氓等行为纳入轻罪范畴，由《刑法》进行调整。
此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国外有所不同，我国更加强调犯罪质的规定与量的把握，如果按照西方等国家的轻罪制度和理论观点，则就要对我国现行的刑法进行系统性、全面性以及颠覆性的修改，这将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且难以操作。
（三）教育矫治化
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对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轻微违法行为进行综合治理是目前支持观点较多的方法。持教育矫治化的学者认为，应当建立一种针对一定范围违法行为的教育矫治制度。通过立法规定，对适用教育矫治的对象和条件加以界定，独立于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有法院或专门机构依照法定程序 作出。 值得说明的是，司法部曾经提出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做法，具体思路就是对当时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但因这种改革的基础是对劳动教养制度剥夺人身自由的认可，所以在改革的理论探索中为许多专家所质疑。
笔者认为，真正的教育矫治化，应当是在保障大多数社会群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制定有效的教育矫正制度，并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同时有检察机关进行有效监督，对于那些屡教不改，恶习不断，或者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尚未达到刑法规制的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人身自由，以有效弥补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空档，达到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功效。
三、本文观点
（一）“大劳教”产生的历史原因
1.一组案例
首先笔者选取近几年影响较大的相关案例罗列如下：案例一：2011年3月份，知名歌手谢某因第三次吸食毒品被抓，在被行政拘留后送至湖南省白泥湖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1年。案例二：2014年3月份，河南南阳张凤梅因为多次上京越级上访被当地有关部门带回后，关进了南阳“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训诫中心”。后在媒体的关注和披露下，河南省政法委、司法厅连夜下发通知，认为训诫中心不合法，不久，该省内的训诫中心迅速撤消。案例三：2014年5月，知名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公安机关拘留15天后，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6个月。
2.案例分析
上述案例中，谢某吸毒之案的探讨价值在于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于有赌博、吸毒、卖淫、嫖娼恶习等人，如何进行有效教育和矫治，以降低和预防其社会危险性。而张凤梅之案的探讨价值在于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警惕有关机关成立变相的劳教部门，制造任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变种”劳教现象。黄海波之案的探讨价值在于收容教育是否变相的劳教。黄海波被收容教育的依据是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虽然我们可以从法理上得出此前与劳动教养制度废止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应当即刻废止的结论，但由于立法机关没有明确做出《卖淫嫖娼收容教育办法》废止的说明，这就使得公安机关能够继续适用饱受争议的该项规定，所以，接下来必须对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完成了其对于“右派”、“反革命”分子镇压的作用后，随着形势的需要，劳动教养的对象也在发生这变化，原来政治功能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秩序和安全维护功能。在此背景下，一批又一批具有违法性但不足以受到刑事制裁的人被吸纳到劳动教养制度之中，加之其他司法行政制度不够完善，劳动教养适用的范围呈现扩大化趋势。例如，对于那些被称为“不定时炸弹”的精神病人，长期陷于酗酒和吸毒中无法自拔的人，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尚未达到刑罚当罚程度的人，即不能采用刑事制裁，采取短期的治安管理处罚也不能达到相应效果，必须通过长期的教育和改造克服其心理和生理原因带来的危害自己、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不良后果。这也就是“大“劳教的产生的深刻历史原因。
（二）对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改革“大劳教”的一些思考
由于劳动教养有效的弥补了行政处罚和刑罚之间的空档，并且劳动教养制度也在稳定社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如何在该项制度废止之后，如何进行替代性制度的设计则必须秉持“因材施教”的思路，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行为和社会危害性，采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对于损他型违法行为人的处理。此处的损他型违法行为人包括损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损害他人利益两种类型。前者如无理取闹、欺行霸市、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后者如盗窃等各类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于习惯性违法者可以采用前面所诉的保安处分制度，既能发挥保安处分制度的预防作用，又能避免其滥用导致的人权问题发生，法院发布的“禁止令”即是保安处分刑法化的试金石。对于非习惯性违法者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并加大处罚力度，必要时可以通过专门的治安法庭进行司法化的行政拘留。
第二种，对于损己型违法行为人的处理。损己型违法行为人主要指那些不存在被害人，行为人侵害的是自身的利益，以吸毒为代表。对于吸毒行为已经有《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加以规制，所以对其针对性的制度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即可，并无再加以其他形式强制处理的必要。
注释：
夏宗素.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11.
朱腾.历史、现状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评述.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3（5）.81.
张桂荣.行政性保安处分制度的构建.群众出版社.2010.33.
徐凯.废改困局——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新华月报.2012（3）.5.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3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国有企业（含改制、改组、停产、关闭、破产、租赁、承包、收购、兼并等，下同）党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企业改革发展顺利进行，根据《中国共产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发[1997]4号）、《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组织设置和领导关系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组发[1998]9号）、《关于在实施关闭、破产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工作的意见》（中组部[2000]4号）及市委[2003]31号会议纪要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就进一步做好企业党组织设置的调整、领导关系的理顺和党建经费筹集等有关工作，制定如下办法：
一、明确职责，确保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改革“三同步”
1、党建工作要与企业改革工作同步规划。各企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企业在制定企业改革方案时，应同时研究企业党组织设置和隶属关系的调整理顺，制定解除劳动关系和下岗职工党员的组织关系接转办法，党员教育管理和党建经费的筹集办法等方案，并与企业改革方案同步呈报，在制定、审批企业改革和党组织设置及隶属关系调整理顺方案时，主管部门党组织要派专人参与审定。
2、党建工作指导组要与企业改革清算组同步进驻。在企业改革清算的同时，企业上级党组织或实施兼并、控股企业方党组织要组成党建工作指导组进驻企业，党建工作指导组要根据方案中涉及到的企业党组织设置及隶属关系的调整理顺、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等问题，帮助企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对于企业改革过程中成立的留守党组织和在职工集中居住地新建的党组织，企业上级党组织要选派党建工作联络员，协调解决好党务干部的配备和工资待遇、党建工作经费、党组织办公及活动场所等问题。对于依法申请破产的企业，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至破产终结期间，党建工作指导组要指导企业党组织继续认真覆行职责，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开展党的活动。
3、党建工作要与企业改革工作同步开展。坚持企业改革工作进行到哪个环节，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个环节，防止出现“有党组织无党员，有党员无党组织，有组织无上级，有组织无活动，有活动无经费”的现象。企业上级党组织要对所属企业党的工作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做到“五清”，即改革工作情况清、党建工作情况清、职工思想状况清、企业热点难点问题清、职工安置情况清。各级组织部门要积极组织协调财政、审计、劳动人事、国资等有关部门共同解决企业改革过程中党建工作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企业党建工作和改革工作得到同步开展、同步规范。
二、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组织设置、隶属关系及调整办法
（一）党组织设置
1、新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新建党组织：①改革后新成立的企业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②企业“两个置换”后，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人数较多且居住地较集中的，当地社区、村（居）党组织应在居住地建立党组织；③负责保管解除劳动关系、下岗职工党员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的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服务机构或劳动服务机构。
2、改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改建党组织：①企业改制或破产重组后，党员数量增减较大的；②企业被收购、兼并的；③企业停产关闭或租赁、承包经营，由两家或两家以上地域相近行业相同或主管部门相同的企业进行组织整合的。
3、更名：因企业合并、兼并、拍卖、改制等原因企业名称已变更的，企业党组织应更名。
4、撤销：①改革后已新建党组织或停产关闭后进行党组织整合的企业，党员组织关系整体转移到新的党组织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原党组织予以撤销；②企业改革或停产关闭后正式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原党组织予以撤销；③企业破产终结后，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原党组织予以撤销。
（二）隶属关系
1、同一地区内的企业合并、兼并、整体购买或控股的企业党组织隶属同一上级党组织领导的，其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变。
2、同一地区内的企业合并、兼并、整体购买或控股的企业党组织不隶属于同一上级党组织领导的，其党组织隶属于兼并、控股企业党组织或兼并、控股方上级党组织管理。
3、实行跨地区兼并的企业，其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变，需要由兼并企业党组织管理的，由兼并企业党组织与被兼并企业所在地党组织协商确定。
4、企业实行承包、租赁或股份合作制的，其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变，需要改变隶属关系的，由企业党组织与企业上级党组织协商确定。
5、新建的企业（含非公企业）党组织，其党组织隶属关系，由企业党组织与企业所在地党组织协商确定。
6、关闭、停产、破产企业党组织，其党组织未变更或撤销之前，仍隶属于原上级党组织管理。
7、在解除劳动关系、下岗职工党员较集中的居住地新建的党组织，隶属于所在乡镇、街道社区党组织管理。
8、在人才服务机构或劳动服务机构建立的下岗职工党员党组织，隶属于人才服务机构或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管理。
（三）调整办法
1、企业改革前：企业党组织要将企业改革方案和预计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人数情况与党组织设置调整方案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2、企业改革中：企业党组织要及时做好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企业上级党组织要指导、协助企业做好党组织设置的调整、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等工作。
3、企业改革后：企业上级党组织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办理企业党组织的撤销、新建（整合）改建、更名等手续，并报当地组织部门或机关党工委备案。
4、企业改制过程中新建的企业，其党组织的调整可采取先设立后撤销的方式进行，即在新建企业注册的同时设立党组织，新建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与原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可交叉任职，原企业党组织在改革程序终结前暂不撤销，既负责抓好原企业党的工作，又协助新建企业党组织抓好新建企业党的工作，待改革工作终结后再行撤销。
5、企业被兼并的，其党组织设置及隶属关系与兼并工作同步调整理顺。
三、国有企业改革中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办法
1、对于已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职工党员，应将其组织关系接转到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党组织；解除劳动关系后从事务工经商的党员，其组织关系也可接转到新就业单位党组织或个体劳动者协会党组织。
2、对于解除劳动关系又被原企业或改制后的企业返聘的党员，可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原企业或改制后的企业党组织。
3、对于解除劳动关系又外出务工、经商6个月以内的企业职工党员，其组织关系应先接转至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党组织，再按规定办理《流动党员活动证》；外出务工、经商6个月以上、地点相对固定的党员，其组织关系应转入所去地区单位的党组织；对于在原企业关闭、停产期间出国出境务工保留党籍的党员原企业党组织需撤销且无法办理组织关系接转手续的，其组织关系由上一级党组织负责保管。
4、对于企业下岗职工党员，有新的就业单位且相对固定的，其组织关系应转入新的就业单位，对于暂无法重新再就业的，其组织关系接转到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党组织，或仍由原企业党组织负责管理。
5、对于企业中的离退休职工党员，回原籍安置的应将组织关系转回安置地党组织；对于就地安置的应将组织关系转至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党组织。
6、企业党组织在办理置换身份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组织关系接转过程中，应主动与接收地党组织联系，并按当地党组织的要求提供职工党员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使党员组织关系能够正常接转。
7、按规定转出组织关系的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应在规定时间内亲自到单位办理党组织关系接转手续；对于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接转组织关系的党员，原企业党组织应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办理接转手续；对于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办理接转组织关系，连续6个月以上不参加组织生活，不做党分配的工作，不缴纳党费的，经原企业党组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
8、接收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的单位党组织，应按规定及时将其编入党支部、党小组，安排他们参加组织生活，加强教育管理。
9、各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居）党组织应树立大局意识，积极主动地做好接收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组织关系的工作。任何一级党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收按规定转来组织关系的党员或持有《流动党员活动证》的流动党员。
四、企业党建活动经费的筹集及管理办法
为解决企业党建工作经费，保证企业党建工作正常开展，特别是企业改制、改革后，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在组织关系接转到地方党组织后能正常地参加组织活动，同时解决接收地党组织的党建经费不足问题，设立企业党建工作经费。
（一）企业党建经费的列支
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党建工作经费要根据中组部、财政部通字[1989]2号文件的规定予以保证，应按本企业上年度工资总额的0.5%至1%的比例从企业管理费中列支，由党组织掌握，书记审批。
2、投资主体较多的国有参股企业的党建工作经费，可按上年度国有股分红总额中列支一部分，企业划拨一部分，由党组织掌握，书记审批。
3、租赁承包经营企业的党建工作经费可从承包方上缴的管理费中列支一部分，租赁承包企业方划拨一部分，由党组织掌握，书记审批。
4、改制后为其它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经费，通过多种渠道解决，上级党组织从留存党费中回拨一部分，企业划拨一部分，由党组织掌握，书记审批。
（二）市属改制企业党员教育管理经费筹集
市属企业改制时党员教育管理经费筹集采取“企业出一点、市党建专项经费补一点”的办法解决。企业改制时应从“两个置换”筹措的资金中划拨一定资金，作为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到社区（村居）后所需的教育管理经费和党务干部工资的补充开支等。党建经费补助部分，由市委组织部牵头负责筹集。
（三）改制企业党员教育管理经费的划拨标准
1、党员教育管理经费划拨标准：企业改制期间解决劳动关系、下岗的离退休党员组织关系整体移交到社区或村（居）的按过渡期5年时间计算，每个党员每年教育管理经费按100元好处标准划拨，共计500元，一次性划拨，党员数以需要接转组织关系的正式党员及预备党员（不含正常工作变动党员和回原籍安排的个别离退休职工党员）人数为准。
2、新建党组织经费补助标准：对于街道、社区、乡镇、村（居）辖区内（含在原企业职工党员较集中的居住地）一次性接收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人数较多的新建的党组织，从市管留存党费中一次性拨给组建补助费。
3、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补贴标准：凡在街道、社区、乡（镇）、村（居）辖区内（含在原企业职工党员较集中的居住地）新建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因接收党员多需增加的党务干部，其工资补贴参照现行村（居）主干或社区干部补贴标准执行。
（四）改制企业党员教育管理经费的管理办法
1、经费的划拨：由企业负责筹集的经费，企业在实施改制改革时，应根据需接转组织关系的党员数和需新建党组织的补助经费数额，按测算标准划拨到原企业主管部门党组织的专户中，由企业主管部门党组织在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的同时，根据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的人数将经费逐级分别划拨至党员接收地党组织。党建经费和党费补助部分，由市委组织部配套划拨。
2、经费的管理：企业筹集的党员教育管理经费由原企业主管部门党组织负责管理，应指定专人负责，要做好对经费使用的监督工作，保证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五、加强解除劳动关系、下岗职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1、要做好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和思想政治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要求党员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教育党员正确理解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从思想上行动上支持企业改革，转变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2、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的管理。完善党员管理制度，建立党员向党组织报告、党组织对外出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等各项制度，加强对党员组织生活情况的检查监督，要从实际出发，保证党员集中参加组织生活或个人思想汇报每年不少于4次。对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按期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所分配工作的党员要及时进行批评和教育，直至组织处理。
3、要切实保障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的权利。要按照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的规定切实保障职工党员应享有的权利。党组织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及时参加务种会议和党内活动,特别是在职工党员较集中的党支部,上级党组织在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要注意按照规定要求和程序比例产生党代表,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
4、各级党组织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后的企业职工党员，定期走访、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党员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的再就业创造条件和机会。
六、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
企业改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各级党组织、各企业主管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党组织，要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在改组、改制、联合、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中党建工作。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切实认真落实好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协作，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把加强企业改革中的党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基层党组织要把接收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下岗和离退休职工党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使党员“离厂不离党”。各级组织部门要及时指导改制企业调整党组织设置、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协助做好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工作。对企业党建工作要加强分类指导、总结推广经验，及时研究解决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胆探索，努力实践，保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七、各县（市、区）委、在岩中央、省属国有企业改制后党组织设置的调整，党员教育管理等经费的筹集、划拨等参照本办法执行。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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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与劳教类似，作为一种不经司法程序、由行政力量单方即可作出决定的措施，收容教育对当事人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超过了拘役等刑罚措施。
2013年8月23日，微博名人“薛蛮子”（本名薛必群）因在京被抓。这一消息传开后，收容教育——这一公安处置、人员的常用手段，也伴随新闻引起关注。
依照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至今仍有效力的《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下称《办法》），对于、人员，除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的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
与劳教类似，作为一种不经司法程序、由行政力量单方即可作出决定的措施，收容教育对当事人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超过了拘役等刑罚措施。
在劳教即将废止的大背景下，同样背负程序正当性争议的《办法》，实施整整20年后，目前仍未有改变的迹象。这种现行行政法律体系中的“类劳教”措施，成为约束公权力之路上无法绕开的绊脚石。 收容教育由来
收容教育、收容教养以及收容审查、收容遣送，这些在现实中多被人统称为“收容”的概念，其内涵及法理却大相径庭。
2003年后因“孙志刚案”，针对城市中流动人口及流浪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除，但其他“收容”方式——收容教育、收容教养不仅在法律意义上仍旧有效，至今也仍为行政机关所普遍使用。
这些“收容”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所针对的行为对象。概而言之，收容教育指向的只有人员，并不对其他违法行为适用；收容教养指向的是特定的青少年，对于不满16周岁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不处罚的，在必要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收容审查针对的对象则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嫌疑的、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它的目的主要是限制嫌疑人自由，以保全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这项制度伴随《刑事诉讼法》出现，并随着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被吸收。
其中，收容教育制度的产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1年至1987年的探索期，到1987年至1991年的试验期，最终在1991年至1993年确立成熟。由于其发展与公安部门“扫黄打非”的行动并行交织，因而从开始就具备行政色彩。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扫黄史，自1981年6月10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活动的通知》起，长达十年的扫黄打非制度建设开始起步。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公安部、全国妇联《关于坚决取缔活动的报告》，全国扫黄打非行动渐入高潮。在此期间，劳动教养制度出台，成为一种对的打击措施。
1984年，上海市妇女教养所被批准成立。虽然这时“收容教育”仍与许多收容行为统称为“收容教养”，但逐渐与劳教区别开来。
根据当时下发的《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收容教养妇女工作的若干规定》，收容教养的报送由公安派出所或基层保卫组织整理材料，由区、县公安局或市局业务处有关科、股审核，区、县公安局长或市局业务处长签署意见，报市公安局审查批准。
为了体现与劳动教养不同，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收教材料对外采用民政局名义。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利于解决人员在收教后的职业安排和社会救济；收教时间也较一般劳教时间短，期限为一年至两年（对表现差的人员延长半年）。
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的这种“收容教育”尝试，在次年被国务院表扬推广。1986年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坚决取缔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规定对查获的妇女和嫖客，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予以劳动教养，不够劳动教养的按治安处罚条例进行处罚，同时要求对妇女和嫖客进行性病检查、强制治疗——妇女教养所，正好提供了这种方式。
至1987年，北京、武汉、大连、西安等地都已相继开设了人员收容教育所，并把原来只对妇女实行收容教育的做法，改为对妇女和嫖客一起收容教育。 法律渊源及争议
就在这种“收教结合治疗”的做法开始向全国推广之际，对“收容教育”的立法诉求也开始涌现，由于缺乏一部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各地纷纷制定了地方性法律或规章。
至今仍有效力、于1991年9月4日获得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下称《决定》），标志着收容教育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立法确认。虽然这一决定没有明确提出“收容教育”概念，但其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
“这个制度设计，原来是侧重于矫治。当时和劳动教养、强制戒毒一起，是一种教育性的强制措施，不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教授余凌云介绍，这一制度的出台，是因为当时决策者认为，打击单靠行政处罚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通过这么一种方式，连带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再进行综合的教育治理，使得他能够解除掉这种恶习，具有一技之长，能够在这个现代社会里生活。”余凌云对《财经》记者表示。
两年后的同一天，国务院了《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对收容教育的设置、管理，被收容人员的入所、处所、教育和治疗进行了全面规定，时限则维持在六个月至两年。由此，“收容教育”制度正式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办法》实际上强化了公安机关对于收容教育的自决权。《办法》第九条规定，“收容教育所接收被收容教育人员，须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发的《收容教育决定书》”，实质上将收容教育的决定权下放至县级公安机关。
同时，这一表述将原《决定》中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的决定程序简化了，埋下了日后被争议的伏笔。同时，收容教育制度本身尴尬复杂的法律定位，使其处于被忽视的法治角落。
如果将中国的处罚制裁体系比作一个金字塔，大抵可以分为三层：塔尖最上层即刑罚，针对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中层为治安处罚，针对行政违法行为；底层则是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目前包括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
2000年，《立法法》颁布实施，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现有《刑法》为金字塔的最上层提供了合法性基础，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颁布的《行政强制法》以及更早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则是金字塔中层的合法性根基。金字塔底层的这些制度，由于缺乏效力足够高的法律支持，开始变得不堪推敲。
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具有公安可以自行决定的特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大大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处罚。然而对于这些“恶不及罪”的行为，上述行政法体系内的法律，都没有完全将其纳入自身的法律逻辑中。
根据现行《行政处罚法》第九条，“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规制、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也就是说，法律对于、的行政处罚仅限于罚款与拘留，并不包括“收容教育”。
对此矛盾目前一种通行的解释是：收容教育并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但法学界诸多人士认为，与一般的行政强制措施相比，其目的与手段存在显著背离。
湖北省咸宁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郑厚勇认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是与行政执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手段。“这种措施与其暂时性的缘由相联系，例如为了暂时性的案件调查、制止暂时性的违法行为、防止暂时性的人身危险性、消除暂时性的毒瘾等。”
在湖北九畴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培荫看来，像扣押、查封、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很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临时性”而非“终局性”，此外，行政强制措施也具有“非处分性”，表现为是限制权利而非处分权利——收容教育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可以长达六个月至两年，这“完全更符合行政处罚的本质”。
王培荫还认为，退一步讲，即便将收容教育视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国务院的《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也已随着《立法法》生效失去法律效力。
“根据《立法法》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关于严禁的决定》中对国务院的授权，违反了《立法法》的这一规定，应该自《立法法》生效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王培荫说。 随意背后的“暗箱”
尽管收容教育的合法性尚存在诸多争议，这一制裁措施至今仍为全国公安所沿用。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标准，也缺失“一言堂”之外的制衡机关，各地公安对于收容教育尺度的随意性成为人所诟病的重点。
就各地法规配套情况而言，目前在上海、青岛、大同等市，以及福建、陕西、广东三省，都有地方性的收容教育管理规定。它们均制定于《办法》出台前，其中除了广东省的暂行规定已经失效外，其他仍存在着法律效力。
然而，对于以何标准来确定是否处以“收容教育”，这些地方性的规定并没有给出指引，也没有做后续的办法修订。
“北京现在特别严，一般被抓一次就会被收容教育。”北京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海洋向《财经》记者介绍，在他碰到的当事人中，包括海归学生、高校博士、工程师等，他们的情况类似，在场所被公安抓获之后被处以行政拘留，之后皆转为收容教育，期限半年。
北京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鹏说，自“天上人间”等场所被查处后，北京提出了“对零容忍”的口号，近两年他接到的关于收容教育的法律咨询飙升。对这些“先拘留、后收教”的案件，即便尝试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也基本不能改变结果。
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斌表示，目前收容教育由公安机关自由掌握，存在着很大随意性，其中除了人情利益关系，也涉及当地严打政策的变化。
一个极富争议的例子是，在今年8月爆出的上海法官集体招嫖事件中，上海公安也并未对参与的法官进行收容教育，最终的处理决定是行政拘留十日。
目前，收容教育的决定权在县级公安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对当事人的收容教育的决定一般由基层派出所提出，由辖区公安分局的治安审查部门签字通过。
这种相对封闭的内部书面决定“暗箱”，除了存在标准模糊、随意性的问题，也容易成为腐败滋生、权力异化的温床。
最典型的寻租交易是“以钱换人”。北京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现在托关系的“行情”在20万元左右。今年8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的胡福建、焦桂梅夫妇行贿案庭审披露，2010年8月，在丈夫因被收容教育一年后，为了能够办理所外执行，妻子托人经过层层关系行贿约21.5万元，最终帮助胡福建提前释放。
更有甚者，在个人与公权力发生矛盾的个案中，收容教育也再次扮演了敏感的角色。
2011年12月，广州天河区冼村村民冼耀均、卢海船被公安以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5天，此后再被罚以收容教育22个月。案件的争议点在于，警方并非当场抓人，其作出决定的依据，仅为女的供述，以及当事人与女的通话记录。
“就是和拆迁有关。”冼耀均称警方指控的行为“子虚乌有”，在被收容期间，警方曾多次以提前释放为价码，要求其签字同意拆迁。
对于这种未经司法程序即可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北京检察系统一名检察官表示，《立法法》之所以要通过规定严格的程序，确定对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需要规定通过诉讼的手段来决定，因为从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到法院审判，它涉及了一个多机关相互制约配合的机制，在这种过程公开的情况下，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六个月到两年的权力，采取一个机关独立操作的方式来决定，这种通过卷宗内操作，而不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决定，是完全有可能使得权力膨胀或者异化的。”上述检察官说。 如何改革
收容教育虽然和劳教极为类似，但与后者引起的关注度却有着天壤之别。个中原因，还在于该制度针对群体的特殊性：收容教育打击的群体仅包含、人员，不像劳教制度涉及的群体更广，并涵盖能引起社会普遍同情的上访者。另外，在目前的社会道德容忍度之下，事件当事人也往往宁愿默默忍受，不会选择高调现身。
作为与这部分人直接接触的律师，孙斌表示，“对于收容教育，许多人觉得当事人本身就有道德问题，所以不太关注。但它仍然是个恶法，应该废除。”
2012年1月1日，在《行政强制法》施行首日，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寇明国和北京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公民建议书，请求废除包括收容教育、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在内的四项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两位律师建议，对收容教育进行修改，代之以科学、人道的不良行为矫正制度，制定针对成年人的不良行为矫正法律，实行类似“社区矫正”等自由、灵活的矫正方式，并引入司法审查和行为评估机制，完善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2013年7月16日，丁海洋及王鹏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提请废止《决定》和《办法》的建议书。两人认为，收容教育目前以罚代教，已经丧失了社会管理作用。就期限长短来说，公安机关执法裁量权过大，并且罪罚也不相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主张推动行政强制措施改革。他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一切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应当是刑法的后果，不能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或者是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像收容教育等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在国外常被归于保安处分，得经过司法裁决；而国内这些事关公民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零散分布在法律体系中，在正当程序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瑕疵。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收容教育破冰的阻力除了存在公安机关“是否愿意让渡出这一权力外”，背后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社会综合维稳的难题：如何在约束警权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更好的执法制度？
综合目前的学界提案来看，改革成本最小的建议，是修正现有的处罚程序，通过一个第三方机构，例如法院、司法局，在决定程序前设立听证或者当事人自辩环节。更进一步，就是将决定权移交至法院或者检察院，公安机关只负责具体执行。
这种“正当程序”体现的核心观念即是，如果要对一个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剥夺，它应当要有一个独立的裁判机关，经过正当的程序来宣判。
“从现状看来，由于公检法机关各自履职的目标明确，像劳教、收容教育本身自始自终就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由于它本身不是检法的工作，不可能成为检法领导主动讨论的议题。”北京检察系统一位内部人员对此并不乐观。
另一种改革模式是将这一制度彻底理顺、纳入国家制裁的整体逻辑，而这需要牵动整个行政处罚体系的修改。余凌云介绍，与即将废止的劳教制度类似，酝酿中的《违法行为矫治法》，一种设想将收容教育等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其中。
余凌云认为，制度改革除了要考虑如何修正程序的正当性，更要思考对于相关特殊群体，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处理。
“对于这样的人群，社会能不能接受，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社会不能接受，认为他是违法的、和公序良俗相悖的、是国家必须对他做出反应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怎样去设计这个处理程序，这是第三个问题。”余凌云说。
与此同时，收容教育制度的深层社会因素也在不断调整着改革复杂性的变量。伴随社会对于易容忍态度的变化，讨论法律技术的前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5
关键词：60年；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
美国教育史学家梅迪・那可斯丁说过：“不了解过去，不仅现在毫无意义，将来也没有希望”。60年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不仅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与标志，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与标志。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60年的演进，既彰显着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进步与成就，也留下了值得认识和反思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历史梳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结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变革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80年代后，我国农村中小学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至时期
1.引进前苏联模式改造旧教育阶段(1949-1957年)
1949年一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前苏联经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要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经过改造，我国基础教育初具规模，仅1950年下半年，小学招生人数达1086.2万人，比1950年猛增55.9％。为进一步提供教育质量，1953年1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又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迅速步人现代教育发展的正轨，建立起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统一的学校教育模式，广大农民从此有了接受系统学校教育的正式场所。
在教学计划上，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学计划《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接着，又先后颁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小学暂行规程(草案)》等一系列新的中小学教学计划。1952年，教育部公布了《小学暂行规程》和《中学暂行规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发的第一个全面规范的中小学课程文件，初步确立了新中国中小学的课程体系。
从1953年到1957年，先后制订了《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等4个小学教学计划和《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等5个教学计划。新修订的教学计划加强了课程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联系。1956年7月，教育部了《关于1956―1957学年度中、小学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通知》，对全国各地中小学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提出了要求。劳动教育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的确立，对于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促进农村学校课程的改革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方面，1950年-1952年期间，教育部先后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小学算术课程标准(草案)》《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普通中学数学科课程标准草案》《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修订草案)》等一系列中小学教学大纲，设定了中小学课程科目和教学内容的统一标准。1950年，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编写国家材的任务，至1952年4月为止，陆续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这套新教材的编写和发行，标志着新中国对旧课程的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新中国课程体系的初步确立。从此，我国中小学课程开始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2.教育革命阶段(1958-1965年)
1958年-1965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力图摆脱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全面探索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课程体系。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为我国教育指明了方向。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了课程管理体制和教材改革等的要求。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使突出“劳动教育”成为这一时期课程改革的鲜明特色。但是，追求我国中小学教育“”式的发展速度(1958年小学在校人数比1957年增长了34.41％，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57年的61.7％上升到80.3％)，远远超过了当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国家不可能为普及基础教育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导致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资源供给严重不足。
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的危害，1962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教育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系统地总结了教育经验与教训，对中小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教学计划上，1958-1963年，教育部分别颁发了《1958-195年度中学教学计划》和《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对中小学课程作了调整。如，开设了“生产劳动”科和“体力劳动”科，形成劳动化课程。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上，实行了国定制和审定制相结合的教科书制度，编写了新的教学大纲和中小学教材。1961-1962年8月，在总结过去编写教材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第四套全日制十二年制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这一时期，非常重视乡土教材的编写，为适应农村社会实际，补充全国材的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
3.阶段(1966～1976年)
“”期间，农村教育和学校课程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场。农村教育被高度重视，规模迅猛扩张，但在教育目标、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上，严重背离教育规律；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更多地凸显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农村基础教育的本质功能被完全异化。在课程目标上，注重培养学生的政治可靠性；在课程内容上，片面强调德育和劳动力技术教育，过分注重课程的实用性；这一期间的课程教材由各地自行确定和编写，课程体系结构参差不齐，质量差异也比较大；在课程评价上，学生的政治敏锐性以及与时事的结合程度被无限放大，对农村基础教育以及农村学生的扭曲比较严重。
(二)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
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课程改革奠定了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4)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1978、1981年教育部分别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
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消除了时期对课程的消极影响。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目标上，强调突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服务”；在课程实施上，强调要切合农村的实际，根据教育目标灵活选择课程，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内容上，强调课程教学联系农村生产、生活实际，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增加农村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内容等，更加有效地为农村服务，为农业的发展服务的目标。
2.探索实践阶段(1985-1997)
从1985年至1997年，全国各地争对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呈现出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部分农村地区从宏观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实验。1989年5月，国家教委组织“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我国农村教育开始了以“为当地建设服务，兼顾升学”指导原则的教育综合改革。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提出，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1987年6月，国家教委、财政部了《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开始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使农村基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拥有了一定的自。
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国定制向审定制的转变。1988年国家教委成立了8个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委员会，编写适应当地农村中小学需要的教材。
1992年，国家颁发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这一文件对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规定了地方在课程设置方面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强化了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农业服务的功能，为农村学生实现个性的自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1995年1月，国家教委转发了吉林省教委《关于农村普通初中实行分流教育的若见》，并专门配发了通知，提出了在农村初中内部适时进行分流教育。农村初中进行分流教育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发展需求。
3.全面展开阶段(1998一)
1998年12月，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行动振兴计划》，拉开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注重农村教育与农村需要的结合，指出进一步推进农科教结合，全面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使农村教育切实转变到主要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来。2001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产生了强化的作用。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规划了21世纪前10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奋斗目标和宏伟蓝图。指出：“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等项改革，试行通过‘绿色证书’教育及其他技术培训获得‘双证’的做法。”
根据教育部部署，2005年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将全面进入新课程，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全面实施新课程。至此，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全面推广阶段。
二、对60年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教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称赞中国基础教育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是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难以比拟的。然而在这些巨大成就的背后，也留下了许多值得认识和反思的问题。今天，反思60年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历程，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需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
课程改革需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这是考察建国6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得出的启示和结论。
建国初期，我们没有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但为了适应无产阶级的需要。全盘废弃了国民政府时期沿用的欧美课程模式，全盘照搬和移植前苏联的课程模式，体现出漠视中国国情、薄待传统的“左”倾情绪。在“教育”期间，我们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一哄而起的课程改革，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期间，我们彻底否定建国17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的成就，突出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践，极大地削弱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建国近三十年以来的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课程改革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采取了以实验为先导、稳步推进的改革策略。但在改革过程中，课程专家介入不足，缺乏课程改革的可行性论证，课程改革的随意性较大。如普通高中课程，1978年颁发课程方案后，1981年又为重点中学颁布了一个高中课程计划，1996年才颁布了与义务教育相衔接的新的高中课程计划，2000年再次改版，改革显得较为随意，人为性较强。
2001年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做好理论和实验的准备，起草并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的实验稿。但是，本次课程改革，对现行课程体系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估计；在课程标准的制定上对国情把握不周乃至脱离中国国情等问题，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师素质不适应，导致课程实施，特别是农村学校课程实施的难度大，效果不佳。
变革是课程的本质特征。60年来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改进和对理想的追求的探索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探索意味着不确定性，因而总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改革总是在有限理性的局限下做出的决策，课程改革的决策过程，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风险程度不同的风险型决策。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它总是与人为因素分不开。这种不确定性多半是人类知识增长的结果。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更是指出社会中“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现象――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社会风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看，一部分改革所经历的过程与此类似：有关领导推行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当改革目标遥不可及时，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成为被批评、被塑造的对象，并最终承担改革的风险。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精心设计、组织、实施的系统工程，必须让理性精神贯穿始终：必须坚持
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坚持课程改革过程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并合理借鉴西方经验来建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保证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变革健康有序地进行。
(二)课程适切性是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前提
以城市社会作为课程政策制定的参照，历来是我国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传统。即使是在21世纪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虽然确立了“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课程改革理念，但却在农村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上缺乏足够的支持，颁布的课程标准(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各科课程标准)主要是以城市、重点学校为制定的参照依据，缺乏对广大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现实的观照。
从文化意义上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坚持以解放初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老解放区原有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中某些有益的内容，特别要借助前苏联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的课程改革方略，即把当时并存的三种不同的课程发展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社会现实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整合。但是这种结合始终具有不确定性，没能很好地协调起来，没能形成和谐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课程文化。60年来，我国历次课程改革也总是游移于传统、现实和外来文化三者之间，企求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并发生了为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而进行变革甚至革命。
21世纪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但是，这次改革也是游移于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在农村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农村的现实条件不成熟，经费短缺，由于农村学校教师不能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由于课程改革的城市中心取向，因而，这次改革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农村社会实际与农村教育现实，不能突出农村特色开设以实用技术为主的课程。这不仅导致农村培养出来的人才不适应农村自身的发展反而大量流入城市，而且也使得城乡教育差距越拉越大，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
事实上，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其目标的单一性、离农性。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最大限度地强化地方人才的培养和稳定意识，最大限度地确立基础性和适切性的发展主题。坚持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战略，从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课程目标。设计课程模式，规划农村社会的教育未来。
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适切性，表现在对农村社会的适切性、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才需求的适切性、对农村学生发展的适切性。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决策和设计，必须充满真正的农村关怀，关注农村社会和基础教育的独特性，尽可能地消除城市与农村世界的隔阂，促使城乡两种文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加强农村社会需要的相关课程建设(如乡土课程、劳动技术课程和职业技术类课程)，突出农科教相结合和“三教统筹”。突出农村教育的课程特色。
(三)农村教师发展是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保证
课程资源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顺利实施的重要支持性因素。由于我国城乡之间课程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实现城乡之间、农村的不同区域间课程资源的公平均衡地分配，应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根本保证。
学校教育中的课程体系的品位和质量是制约着学生发展。教师的专业资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的支持，决定了课程质量的发展，以教师为核心的课程发展始终是课程资源建设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教师在课程实施中扮演的专业角色和所处的职能地位，使得教师的专业资质成为影响课程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作为课程发展的主体之一，教师执行专业任务的过程、教师专业表现中的课程教学以及教师本人的专业反思、教师发展评价等，都有依赖于学校课程资源的富足和开发利用程度。然而，反观60年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存在着许多问题，并且发展所需的各类课程资源却严重不足：一方面是条件性的课程资源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却是由于学校、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淡薄，导致大量的素材性课程资源被埋没。加大经费投人，加快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必须制定并确立有效的教师专业标准和农村教师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村学校教育设施和教学条件建设，为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平台；开展以校为本的教学培训和教学研究，促进农村中小学发展和农村教师成长；提升农村学校教师的生命意识，促使农村教师素质的内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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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6
一、弹性退休制度的含义
我国中小学教师行业执行的是强制退休政策，即女性55男性60岁退休。退休后开始领取养老金。弹性退休制度是指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自由选择继续工作和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政府根据延迟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的行为予以相应奖励。
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优点
1.有利于教育行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教师是脑力工作者，他们的经验往往要在工作数年以后才可以累积到一定程度。多数教师要到四十岁左右才进入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按照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他们所贡献的有效工作年限非常有限。而教师行业人力资本也较体力工作者高，他们往往有较高的前学历和较多的职业培训投入。弹性退休制度可以让他们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退休时间，相应延长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收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2.有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全国范围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基础教育差距逐渐加大，很多年轻教师不愿意扎根农村，导致农村中老年教师比例很高。推行教师弹性退休制度，有利于中老年教师更多地服务农村基础教育事业。
3.有利于社保基金的节支
按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的退休金不计入社保基本管辖范围以内。但从国家的长远改革目标看，中小学教师也会像医生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一样，或将被纳入社保统筹规划范围。如果教师选择延迟退休，那么就会暂时减少社保的压力，有利于社保的统筹安排。
三、中小学教师弹性退休制度设计应考虑的因素
1.地区差异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延迟退休和缓解就业是天生的悖论。中小学教师行业一向是我国很受欢迎的行业之一，想从事此行业的年轻人数量众多。但是，他们都倾向于到城镇，不愿意去农村。而我国的具体情况是农村人口数量众多，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以，推行教师行业弹性退休制度，必须考虑农村和城镇的地区差异。
2.职称差异性
我国中小学教师行业评价教师的方式主要是职称。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具备高级职称的教师工作效果更好。因此，在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时，要充分考虑职称差异。
3.岗位差异性
我国对体力劳动者退休时间的划分中就有对特殊岗位劳动者可以提前退休的规定，如重体力岗位或者是有毒岗位。中小学教师的岗位不一样，需要的体力成分不一样。比如体育科目和音乐科目，或者中小学实验室工作者，相较于其他科目就需要更多的体力支撑。所以在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时，也应充分考虑岗位差异。
4.性别差异性
我国女性平均年龄比男性长，“弹性退休”的实施可以不再局限于男女性别的区别待遇，而是按照职业要求和个人的健康状况、生活需要决定退休年龄，体现出真正的男女平等。
四、中小学教师弹性退休的具体时机和方法
为了准确地判断中小学教师弹性退休的时机，得出方案，我们对全国中小学学龄人口、规模，中小学教师需求进行了预测，对中小学教师的职务、年龄以及城乡现状进行了分析。
1.2000年至2040年全国中小学学龄人口预测
如果以7～12岁、13～15岁、16～18岁分别为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适龄人口，根据资料预测的2000～2040年各教育阶段适龄人口变化情况见图1。以预测的结果看，小学学龄人口在2020年前有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2020年后持续下降；初中学龄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高中学龄人口在2005年达到顶峰7100.4万，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40年约为4409.2万人。
图1我国中小学教育各学龄段人口预测
2.2000年至2040年全国中小学规模预测
利用学生流模型，综合学生学业完成情况、招生规模变化、各级教育升学率情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参数关系，作出如下表所示的预测。
表1 我国中小学教育规模、入学率预测
3.2000年至2040年全国中小学专任教师需求预测
目前我国城市小学、初中、高中的平均班级规模为45、50、55人，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25～35人的班级规模，也超过我国班级设定标准。为适应中小学教育现代化、信息化，推进素质教育，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和特色化教育的需求，小班化教育将成为未来的趋势。参照国际经验，按照我国小学平均规模30人，中学40人，小学、初中和高中每班配备2，2.8和3.2名专职教师，需要的专任教师预测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中小学各级教师需求预测
图2 我国中小学各级教师需求预测
按照上述班级规模和班师比配置标准，我国中小学教师普遍短缺。
4.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源现状
截至2010年底，我国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1065.9万人。其中，小学教师561.7万人，初中教师352.4万人，高中教师151.8万人。县镇以下中小学教师占到79.5%。在数字的背后，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
第一是教师队伍的总量增加，配置状态总体得到了改善。幼儿园、初中、高中教师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5.8万人、1万人和2.5万人。全国普通小学的生师比是17.7：1、初中生师比15：1、高中生师比16：1，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2、0.5和0.3。
第二个变化，教师年龄结构不断优化，中青年教师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主体。45岁以下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分别占到了69.9%、84%、87.3%。其中，农村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师分别占到了63.2%、83.9%、89.7%。
第三个变化，教师职务结构总体上不断改善，农村具有中高级职务的教师比例进一步提高。小学、初中、高中具有中高级职务的教师分别为53.1%、54.8%、59.4%，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1.7、1.4个百分点。农村的这三类教育具有中高级职务的教师分别为50.2%、48.9%、52.3%，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1.7、1.8个百分点。
五、弹性退休方案
鉴于城市与县镇教师的资源不平衡，职称差异、岗位差异、性别差异等，笔者认为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三个。方案一，男性的强制退休年龄保持不变，女性的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重体力及有毒岗位不延长强制退休年龄，根据职称高低可弹性选择退休年龄。方案二，男女的强制退休年龄保持不变，设定男女弹性退休年龄都为65岁，男女的弹性退休年龄同时提升同时到达，但是提升的幅度不同。方案三，男女教师从50岁开始，可以选择缩短1/5的工作时间，55岁缩减2/5……直至70岁完全退出受薪工作。
这三个方案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方案一：此方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在至2020年，逐步改革劳动制度，将女教师的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在此期间，女教师可自由选择退休时间。第二阶段，从2020年起，男女教师的强制退休年龄都为60岁，重体力及有毒岗位不延长强制退休年龄。男女教师达到60岁后可选择弹性退休，鼓励县镇的教师、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可按照每年签订合同的方式参与教学工作。
方案二：此方案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在至2020年，逐步改革劳动制度，将女教师的强制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在此期间，女教师可自由选择退休时间。第二阶段，从2020年起，男女教师的弹性退休年龄都为65岁，男女教师在达到60岁强制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选择工作到65岁弹性退休，弹性退休工作的名额向县镇、高级职称教师倾斜。
方案三：从2020年起，男女教师在50岁后可以选择缩短工作时间，从50岁开始，可以选择缩短1/5的工作时间，55岁缩减2/5……直至70岁完全退出受薪工作，即渐减式工作时间的退休方案。
这三个方案存在相似性，但是具体的实施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同。
从对就业的影响看，三个方案都使中小学教师人口得到提升，但是情况也有所差异，方案一对就业的影响最小，方案二三显著提高了教师人口的数量，但是给年轻人就业也会带来一些压力。
从退休年龄人口看，方案一调整最不明显，方案二和方案三使处于退休年龄的中小学教师人数大大降低，降低了养老金，提升了高级职称比例，稳步增加了县镇教师的数量，退休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趋势得到了缓解。
由于我国中小学教师需求普遍短缺，在此领域就业压力不大，因此方案二和方案三在没有增加太大的就业压力情况下，达到了减小养老压力，调整中小学教师结构的目的。考虑到国内的教育管理实情，方案三的管理难度会比方案二更大，可以把方案二作为首选，方案三作后备。
最后还需要指出，在目前理想的预测情况下，中小学教师弹性退休是一个上佳的选择，它可以推进教育改革，增加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活力，提高我国的教育教学质量，改善民生；可以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人尽其才。但是，弹性退休制度的改革还需要保障制度的支撑，以照顾到中小学教师的不同身份，尊重劳动者的意见，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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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义.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政策思路.财经科学，2002（5）.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7
摘 要 职业教育“2+1”模式下培训劳动者劳动技能中体育教育应结合职业教育的本专业的职业属性，体育教学活动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适宜的、科学的结合，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要求，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现代大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劳动力体能的强弱业已变得对劳动技能的施展至关重要。中职体育课教学内容必须要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及可选择性，必须是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基础，以职业属性需求为目标、兼顾学生个人兴趣来设计教学内容，限定选项教学所占的课时总量的比例。目前看来各部分教材所占比例以达标项目占比例30%、个人兴趣项目占比例40%、专门性体力、体能储备项目占比例30%为宜。
关键词 职业教育 职业属性 相关技能
本研究从人文的角度、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思考中职学校体育课教学的现状，反思形成现状中所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原因，力争为今后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体育课教学的发展摸出一条即适合学生毕业后所从事职业劳动时所应具备的体能与体力，又能满足中职学生们多变的兴趣要求并能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地发展身体的需求。锻炼这种体育能力所需运动能力的体育行为的培养方案和养成习惯的教学模式。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同时也为学生在社会中生存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以此为题研究在“2+1”模式下中职学校体育课改革的方向及实施方案。
广州地区各中职学校体育课开设的现状并不理想，有部分学校、部分专业课程设置上出现体育课课时量减少的现象。使的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的身体发育所必需的运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希望政府相关的职能部分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管理上完善体育教育的监督机制。要用制度保证青年中职学生们体育课的课时量。能够用强健的机体来促进中职学生们身心成长的健康发展。以保障建设祖国的青年从业人员的身心健康，能更高效地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执业技能。本文是想在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业已开办专业中的几种专业具体工种执业专门性劳动所需执业体力、适宜于执业专门劳动的体能储备进行科学、有益的探讨。
职业教育的实质本就是培训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职业体育教学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把身心健康、强身健体、体格塑造、终身体育的理念传授给学生，必须注重体育教学活动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适宜的、科学的结合，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要求，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现代大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劳动力体能的强弱业已变得对劳动技能的施展至关重要。职业教育中的体育教育自然演化成劳动力技能培训及养成的必备学科，是促进劳动力从事终身体育活动的最直接的教育养成活动。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强有力的保障、是每一个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劳动技能基础。
“2+1”模式下是我国教育部倡导的中职学校职教改革的新方向，在该模式下的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应该结合专业劳动的社会实践需求针对性地对体育教学进行教育改革。用加强中职学生的参与专业劳动相适宜的体育活动，在促进专业技能发展时培养中职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使他们养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努力增强中职学生的体能为中心，以培养中职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和从事本职工作时所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体力特征、体能领储备为重点，为学生的专业劳动与职业发展为基准，以确立中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思路。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在各级学校的深入开展，中职学校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在2010 年度召开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改革创新的方向，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就是职业教育教学领域改革创新的成果。体育课作为中职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中职学生身心健康、体质与技能教育相结合有重要意义。然而中职学校的体育教师虽然按照新《纲要》推行素质教育及选项教学，但改革却没能反映出中职教育的中等职业技术劳动特点及中职学生的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所必须坚持的以职业属性为导向的专门化体育课程， 改革成效并不明显。本文认为只有以中职学校特点及中职学生的学情为改革的立足点，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才会有新的突破。
专业教育与素质训练、行为规范、就业训练的关联技能教育必顺整合，使专业教学能有效结合企业（用人单位）岗位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考证的教学；教学过程充分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并使学生素质训练与企业的社会评价密切相连。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中职体育课教学内容必须要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及可选择性，必须是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基础，以职业属性需求为目标、兼顾学生个人兴趣来设计教学内容。各部分教材所占比例以达标项目占比例30%、个人兴趣项目占比例40%、专门性体力、体能储备项目占比例30%为宜。
在课时安排上必须要注意在充分完成专业教育学时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在中职的学习学生每周至少二节体育课。在校阶段必须要安排学生们两学年的体育课以保障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体力来完成职业劳动。专业培养需求不能以牺牲学生体质下降为代价，学生体质健康与否是生产力培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体质决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职体育的教学改革必须为提高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结合各校特点结合各个专业的职业属性合理规划校内体育课教学大纲，合理地修订体育课程教材的选修内容和必修内容的比例。加大关系着职业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项目的教学，加强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的储备。在测验评价体系中加大相关项目的测试概率。大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用更多样、多种形式的学生社团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充分能够享受到体育活动带给他们的欢乐。积极拓展校企合作的形式、丰富合作内容，灵活合作机制。尽快组织编订结合职业属性特点的职业院校体育教材。
中职体育教学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把身心健康、强身健体、体格塑造、终身体育的理念传授给学生，必须注重体育教学活动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适宜的、科学的结合，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要求，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现代大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劳动力体能的强弱业已变得对劳动技能的施展至关重要。职业教育中的体育教育自然演化成劳动力技能培训及养成的必备学科，是促进劳动力从事终身体育活动的最直接的教育养成活动。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强有力的保障、是每一个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劳动技能基础。
“2+1”模式下是我国教育部倡导的中职学校职教改革的新方向，在该模式下的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方向应该结合专业劳动的社会实践需求针对性地对体育教学进行教育改革。用加强中职学生的参与专业劳动相适宜的体育活动，在促进专业技能发展时培养中职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使他们养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努力增强中职学生的体能为中心，以培养中职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和从事本职工作时所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体力特征、体能领储备为重点，为学生的专业劳动与职业发展为基准，以确立中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思路。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在各级学校的深入开展，中职学校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在2010 年度召开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改革创新的方向，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就是职业教育教学领域改革创新的成果。体育课作为中职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中职学生身心健康、体质与技能教育相结合有重要意义。然而中职学校的体育教师虽然按照新《纲要》推行素质教育及选项教学，但改革却没能反映出中职教育的中等职业技术劳动特点及中职学生的特点，没有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所必须坚持的以职业属性为导向的专门化体育课程，改革成效并不明显。在劳动过程中，力量因素愈益从属于空间和时间因素。在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下，时间因素已经最后地使力量因素从属自己。于是巨大的力量运动就进一步分割为较小的分量运动，直至出现手指头的小运动。然而还有许多由肌肉来完成的大运动和小运动同时存在。向自动化生产过渡要求最大限度的精确性和反应速度（即提高时空成分的作用）。大肌肉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精确性的。只有最细微的手指运动才能保证必要的精确性。在操纵遥控装置时，大量小运动的出现也是与此联系着的。在这些运动中，力量因素并不消失和简单化，而是发展和完善起来。可能这些小运动较之粗俗的力量运动，更要求一定数量的肌肉用力[1]。”关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要求从业人员具有相应的身体能力和技能。国外学者称之为职业素质或职业属性，包括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和运动素质两个方面[2]。本人认为只有以中职学校特点及中职学生的学情为改革的立足点，中职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才会 有新的突破。
专业教育与素质训练、行为规范、就业训练的关联技能教育必顺整合，使专业教学能有效结合企业（用人单位）岗位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考证的教学；教学过程充分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并使学生素质训练与企业的社会评价密切相连。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中职体育课教学内容必须要体现出全面性、均衡性及可选择性，必须是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为基础，以职业属性需求为目标、兼顾学生个人兴趣来设计教学内容，必须限定选项模块所占课总量的比例。目前从实践中总结，各部分教材所占比例以达标项目占比例30%、个人兴趣项目占比例40%、专门性体力、体能储备项目占比例30%为宜。
在课时安排上必须要注意在充分完成专业教育学时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在中职的学习学生每周至少二节体育课。在校阶段必须要安排学生们两学年的体育课以保障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体力来完成职业劳动。专业培养需求不能以牺牲学生体质下降为代价，学生体质健康与否是生产力培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体质决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职体育的教学改革必须为提高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结合各校特点结合各个专业的职业属性合理规划校内体育课教学大纲，合理地修订体育课程教材的选修内容和必修内容的比例。加大关系着职业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项目的教学，加强专门性劳动所需体能的储备。在测验评价体系中加大相关项目的测试概率。大力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用更多样、多种形式的学生社团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充分能够享受到体育活动带给他们的欢乐。积极拓展校企合作的形式、丰富合作内容，灵活合作机制。尽快组织编订结合职业属性特点的职业院校体育教材。
参考文献：
[1] A.A.克雷洛夫等著.劳动心理学[M].工人出版社.1986.3（中译本）：50.
劳动教育改革方案篇8
促进改革于法有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2014年3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启动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方面的要求和任务的梳理工作，统筹推动法规“立、改、废”，促进改革于法有据。
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优势和作用，4月，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8万多名五级人大代表中开展“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的主题活动，并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茅临生亲自作动员部署，各级人大代表和各地各方面争当“诸葛亮”，献出“隆中策”。
1979年至2012年期间，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含法规性决定）共178件，全部被纳入此次梳理范围。经过梳理，对其中存在已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且各方意见较为统一的法规，采用一揽子打包的形式作出修改或废止法规的决定。
废止八件法规
废止决定废止了8件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属于制定时间较早，已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或内容已基本被新法覆盖，实践中不再执行。
――已不适应有关改革要求。《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制定于1994年。2010年出台的《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明确将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内的政府非税收入都纳入综合财政预算，且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立项、执收、资金管理等内容作了明确具体规定。前一条例确立的制度规范已不符合有关预算管理制度的要求。
《浙江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浙江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分别制定于2000年、2001年。鉴于我省三级人事部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均已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统一也逐步到位，这两件条例确立的制度规范已不适应我省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国家有关培育、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消除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的要求。
――内容基本被新法覆盖。《浙江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制定于1989年。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已基本覆盖省条例内容，且更符合形势发展，实践中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可依照国务院条例执行。
《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制定于1996年。2007年物权法出台，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重要内容作了规定，2008年，建设部出台了《房屋登记办法》。目前，我省房屋登记有关工作基本依照物权法及《房屋登记办法》执行，条例已不适应我省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国家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改革要求。
《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制定于1997年。条例有关村镇规划方面的规定与后来出台的城乡规划法、《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不一致，已不能适用;有关村镇建设、管理方面的规定，有的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有的已作出改革调整，有的较原则、可执行性不强，已不能适应当前村镇建设、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
――已滞后于形势发展。《浙江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制定于1991年。1996年出台的职业教育法对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及其实施和保障作了全面规定。条例规定的就业安置、经费安排等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有关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需要，实践中已基本不再适用。
《浙江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制定于1995年。随着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和互联网快速发展，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体制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实践中，我省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已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已不能适用。
修改六件法规
修改决定修改了6件法规，修改内容主要涉及16处条文，分别根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改革要求，以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等要求，对有关条文作出修改。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规定，涉及高速公路的许可，由省公路管理机构实施审批。按照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考虑到我省高速公路里程已达3800公里，涉路施工许可数量庞大，从方便相对人、提高行政效率出发，修改决定对该条作出修改，即除保留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油气管道、道路等线性工程穿跨越高速公路的许可由省公路管理机构实施外，将其余涉及高速公路的许可权限下放至设区的市一级。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浙江省建筑业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条例》均规定，省外承包商到我省承接业务后应向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依照该规定，省外企业到我省承接业务，每到一地都需重复办理备案手续。实践中，少数地方还将该备案变相执行为审批，设立了省外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门槛。为减轻企业负担，按照全面深化改革有关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的要求，修改决定将这些条款中的备案机关修改为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浙江省建筑业管理条例》规定，建设工程按规定应办理投资计划批准手续的，应事先办理投资计划批准手续。按照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全面深化改革有关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企业投资项目只实行核准制或备案制，对政府投资项目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资金申请报告等，已不再办理建设工程投资计划批准手续。修改决定删去了该条规定。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修改决定删去了《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