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年会总结发言范文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1

一、学校应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要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把家庭教育纳入议事日程，发挥好学校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作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毋庸置疑，强调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可厚非的。学校应制定指导家庭教育的方案，把指导家庭教育工作与教师的考核、奖惩挂钩，以调动教师对指导家庭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为了指导好家庭教育工作，学校应建立“两 个制度”。

1.建立家访工作制度

家访是联系学校和家庭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教师每学期对每个学生至少要家访一次，并做好家访记录。在家访工作中，应做到“一忌”，坚持“二原则”“三家访”：“一忌”是忌向学生家长告状，以致使学生受家长训斥打骂，产生逆反心理和错误行为。坚持“二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坚持一视同仁、人人平等的原则。“三家访”包括了解性家访――在接新班时，为了解学生家庭的基本情况、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而进行的家访；探望性家访――当学生家庭发生变故或因病在家休养时及时登门看望，以沟通和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预防性家访――当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偏异的苗头或有越轨的动机时，及时家访，和家长恳切谈心、交流看法，委婉说明，晓以利害，取得教育上的一致，防微杜渐，把不良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

2.建立学生家长座谈会制度

学生家长座谈会，能增进家长和学校的感情，能使家长加深对孩子在校的了解，能使家长与家长之间相互学习，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因此，每一个班每一学期至少开一次家长座谈会。召开家长会应做到“三忌”“四结合”。“三忌”：一忌指名道姓批评某学生，伤害家长自尊心；二忌批评学生家长，把家长座谈会变成“家长批判会”；三忌教师“一言堂”，不给学生家长发言的机会。“四结合”：汇报工作与表扬学生成绩和发现学生闪光点相结合，教师发言与家长发言相结合，典型学生专题发言与典型家长专题发言相结合，提建议与提要求相结合。

二、建立家长学校，举办家长培训班

学校要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教原则、科学育人方法传授给家长，使他们更好地和学校配合，共同教育孩子，确保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通过家长学校对家长的培训，使学生家长掌握家庭教育的原则，懂得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科学育人的方法。

1.使家长了解家庭教育应遵循的四条原则

一是目标性原则。克服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应与学校、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实现教育的同向、同步与整体优化。二是表率性原则。家长在孩子面前应谨言慎行，正直诚实，既庄重稳健又和蔼可亲，做到以德育人，以情动人，家长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处处为孩子做表率。三是诱导性原则――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多进行耐心、细致、循循善诱的启发疏导工作。四是养成性原则――从孩子的童年时期开始，对孩子的行为提出适当的要求，通过长期训练，使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

2.使家长懂得家风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

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其言行举止、情感变化都对孩子产生相当大的感染力，其家庭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等直接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要求家长要有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作风修养，在家庭中应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样，才能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3.使家长处理好“爱”和“溺爱”的关系

要求家长对孩子不能盲目地爱，当孩子犯错时，不能纵容、迁就、偏袒孩子，否则会给孩子带来危害，给社会带来不安，甚至会使其走上犯罪的道路。对孩子要理智地爱，做到感情与科学育人的统一。

4.使家长懂得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家长在家庭教育时，要遵循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各自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教育要宽严适度，合情合理；抓住最佳教育时机，因势利导，使孩子在愉快的情绪中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要为孩子树立正面的榜样，同时要指导好孩子择朋交友，千万不能让孩子“跟着巫婆跳假神”；批评孩子时要注意场合，讲究分寸；注意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将其作为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和孩子前进的起点。

5.使家长懂得家庭教育中应着重注意四点

一要注意培养目标的片面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值过高而忽视对孩子全面发展的素质要求，造成孩子的心理负担过重而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二是要注意满足孩子物欲享受的盲目性，不让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养成好逸恶劳、奢侈浪费的陋习；三要注意家庭教育的单调性、粗暴性，当孩子犯错时，只会打骂，而不会疏导，总认为“棍棒出孝子”，这样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抵触对抗；四要注意家庭文化生活的贫乏性，只注意家长的娱乐，甚至不健康的娱乐，而忽视孩子的需要，忽视孩子的休息，这样有可能使孩子染上不良的恶习。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2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人们的婚姻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出国热”已经成为年轻父母老生常谈的话题，并越发被人们所熟知与接受，进而导致单亲，留守儿童数量不断攀升，监护人成分复杂且多变。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语言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教育成为语言学习的主要途径。家庭作为教育的主要载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不同监护类型的家庭教育与儿童语言学习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存在何种差异，进而揭示不同群体在家庭文化资本等微观层面的“不平等”遭遇以及学校教育对弱势群体语言学习的“不公平”性。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1.家庭教育与监护类型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提出，家庭教育包括父母教育子女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教育两个方面，其中主要方面是父母教育子女。本文采用的是狭义的家庭教育概念，是指父母或监护人在家庭中按照社会需要和子女身心发展特点，对未成年子女实施的教育。1重点从家庭教育的微观层面，即不同监护类型家庭教育对儿童语言学习的影响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本文将延边州儿童分为四类：普通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儿童、无亲儿童。普通儿童是指长期生活在户籍所在地，由父母双方监护的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务工或经商，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由父母单方、长辈、他人抚养、教育的儿童或无人照顾的儿童；单亲儿童指因父母离异、去世、下落不明等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的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无亲儿童指因父母离异、去世、下落不明等由其他亲属或社会寄养的适龄儿童。以上分类均将儿童年龄界定在16周岁以下。具体根据朝语、汉语、英语的学习情况分析不同类型儿童三语学习的差异。 

2.样本与资料 

本文所用资料来自于笔者2012年11月份在延边地区进行的调查中的部分资料，主要基于延吉市第三中学全部学生（856人）进行的留守儿童、单无亲学生调查统计表与期中考试成绩进行对比分析。 

3.理论与实践依据 

布迪厄的“语言习性理论”系统研究了语言习性在“再制”教育不平等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在他看来，对于上层阶级的儿童而言，学校教育所要培养的语言习性与其在家庭中形成的语言习性之间存在着“亲缘性”的一致。而对于下层阶级的儿童而言，两种语言习性则是“互斥”的。因而，对于前者来将，学校教育只是家庭的延伸，两者具有相互强化的效果；而对于下层阶级的儿童来说，学校教育则是一种“文化的移入”。因此，对于不同阶级的儿童而言，教育的本质意义是不同的。2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在延边州没有外出打工的父母大部分在州内有比较好的工作与可观的收入，外出务工多由于经济条件拮据所致。基于这种假设，普通儿童要比其他弱势群体拥有更优质的家庭经济、文化、语言环境等资源，因此这种隐含在家庭教育中的不同监护类型儿童语言学习之间的“距离”也造成了教育不平等现象的产生。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中父母的语言输入特点直接影响着儿童的语言发展。周兢教授在对儿童汉语语用发展的研究中指出，由于高教育背景的家庭和低教育背景的家庭父母的语言输入方式不同，导致在相似的母子互动情境中，儿童在言语倾向、言语行动和言语变通语用发展三种水平的一般指标上均存在发展差异。3近年来的研究还表明，不同形态的家庭环境和儿童的语言发展能力相关。家庭中父母接受教育的程度、教养方式、与儿童说话的情绪状态、家庭经济情况等都会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因此，家庭教育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已有研究均未涉及不同监护人对儿童语言学习的影响，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三、结果与分析 

（一）朝语、汉语、英语学习成绩相关性 

中共延边州委州人民政府在《关于朝鲜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教育教学用语要努力做到‘三语’兼学并用。小学、初中朝汉‘双语’并用，兼顾外语；高中阶段做到汉、外、朝‘三语’并用，注重培养朝鲜族学生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总的要求是：精化朝语，强化汉语，优化外语。三语学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存在怎样的相关性，笔者将其进行相关分析，如图所示：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统计发现，朝文与汉语学习成绩间曾显著性相关，且相关系数最大0.910；其次是汉语与英语同样为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为0.728；最低的是朝文与英语成绩间相关系数为0.669。统计检验说明，儿童的三语学习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朝语与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大，而对英语的影响较小，汉语与英语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 

（二）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朝语学习成绩比较 

朝语作为延边州儿童学习的第一语言，相较于其他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同时也是传承文化不可缺少的载体。在朝鲜族学校中大部分课程通过本民族语言授课，可见朝语对于教学的重要性。四种类型间儿童在学习朝语学习成绩上的差异如下： 

对比发现，普通儿童在朝语学习成绩上略高于留守儿童，但两者的学习成绩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在朝语学习方面，普通儿童与留守儿童并无太大差异。我们发现，相较于前者，单亲儿童的平均成绩则较低，相差5到7分；无亲儿童成绩最低，15分以上的差异。可见，单亲、无亲儿童在朝语学习上明显低于普通与留守儿童。 

（三）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汉语学习成绩比较 

在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下，双语教育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主流社会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2009年《州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全州双语教学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汉语是学生以母语为认识手段进行的语言技能的扩展和延伸，培养朝鲜族语文素养和汉语能力均衡发展的“双语兼通”的民族人才是学校双语教学工作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主要任务。”《延边州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提出“提高深化双语教学改革。树立正确的双语教学发展观，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关注双语教学改革实践研究，丰富和完善“双语兼通”的科学内涵，提高双语教学改革成效和儿童双语水平等。”综上所述，双语教学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为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提供了保障。我们将不同监护类型的汉语学习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图表显示，普通儿童汉语学习成绩最高，与留守儿童汉语平均成绩相差3分，没有明显差异。单亲儿童汉语平均成绩为68分，明显低于普通儿童与留守儿童；无亲儿童汉语成绩依然最低。可见，在汉语学习成绩上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学习成绩存在一定差异。 

（四）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英语学习差异 

英语学习在全球化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从我们国家的考试制度便可发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对英语的学习同样不容忽视。前文提到，英语与汉语相关性较高，而同朝语的相关性则较低，那么不同群体间在英语学习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分析结果如下： 

数据显示，不同监护类型儿童在英语学习上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四种类型儿童曾递减趋势，即普通儿童英语成绩最高，其次是留守儿童，最后是无亲儿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朝鲜族儿童在英语学习成绩上普遍较高，而且明显高于汉语与朝语。不难推断，朝鲜族儿童英语整体水平高于朝语与汉语。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各个维度的延边朝鲜族不同类型儿童语言学习的差异情况，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延边朝鲜族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朝语、汉语、英语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其中朝语与汉语的相关性高于汉语与英语的相关性，朝语与英语的相关性最低。其次，在朝语、汉语、英语三种语言间都存在这样一种递减趋势：普通儿童>留守儿童>单亲儿童>无亲儿童；在三语的平均成绩差异上，英语>朝语>汉语。这意味着受不同监护人家庭教育影响的儿童在语言学习上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单亲与无亲儿童在语言学习成绩上明显低于普通儿童与留守儿童。 

该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不同监护类型的家庭所拥有的家庭教育资本的差异。普通儿童相较于弱势儿童不仅受到父母双方的监督、照顾、学习辅导，而且拥有更好的家庭教育资本，在学习成绩上也高于其他类型的儿童。留守儿童成分复杂，但原有的家庭结构没有遭到破坏，父母只是暂时性离开，在心理情感方面与单无亲儿童存在明显差异，加上学校教育方法得当，在学习成绩上只是略低于普通儿童。单无亲儿童是主要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问题群体，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管理。出现情绪异常、行为习惯不良，做事缺乏自觉性、独立性等诸多问题。不仅造成了学校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同时在语言学习上也相对较低。总之，不同监护类型儿童在语言学习成绩上所导致的差异均离不开朝鲜族社会文化的变迁，经济结构的转型及人们价值观、婚姻观的转变。 

针对监护人教育问题造成的儿童学习上的差异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第一，学校可以通过创办家长学校、召开家长会、发放教育资料以及家访等形式提高监护人的文化素养与教育能力，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式；第二，教师针对不同类型儿童在语言学习上存在的差异，对弱势群体给予更过的关注与辅导，尤其是单无亲儿童的学习应得到各科教师更多的帮助；第三，学校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通过图书馆的定期开放等形式，使每一位儿童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努力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同时结合讲演比赛等活动来丰富儿童的课余生活，增强学习语言的兴趣；最后，社会各界应为弱势群体的家庭教育构建一张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政府在家庭教育体制环境建设上要致力于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等。 

五、结语 

事实上，延边朝鲜族不同监护类型的儿童不仅在三语学习成绩上表现出差异，在总成绩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家庭教育在儿童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家庭结构所享有的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儿童学习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暗含在家庭教育中的不同类型儿童的语言学习差异同时说明了教育的不平等。教育公平问题不仅是东西部地区教育的差异，不同学校办学条件的差异等宏观背景下引起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更是受文化变迁所引起的监护人教育观念、教养方式等因素偏离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总之，家庭教育的好坏是反映教育成果好坏的重要标尺，也是延边州文明程度与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由劳务经济规模的扩大与人们观念的嬗变所引起的不同监护类型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未来劳动力的培养、人口素质的高低，也关系到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高贵忠，吕国光.家庭文化资本对藏族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P64—66. 

[2]许传新.家庭教育：“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比较分析.中国青年教育.2012年5月：P59 

[3]齐学红，汤美娟.语言、权利与教育不平等.教育学报.2011年12月：P108. 

[4]齐学红，汤美娟.语言、权利与教育不平等.教育学报.2011年12月：P108 

[5]贺利中.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分析及教育建议.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7卷：P32 

注解： 

① 许传新.家庭教育：“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比较分析.中国青年教育.2012年5月.第59页 

② 齐学红，汤美娟.语言、权利与教育不平等.教育学报.2011年12月.第108页.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3

2、9月13日，参加全国妇联工作会议，市妇联权益部获全国妇联系统工作先进集体；李晓东获同志先进工作者称号。

3、9月12日，参加全国“健康宝宝、幸福家庭——预防出生缺陷系列宣传活动”总结大会，市妇儿工委办获全国“健康宝宝、幸福家庭——预防出生缺陷系列宣传活动”基层组织奖。

4、8月29日，在余姚召开宁波市养兔女能手研讨会，现场参观了宁波市农业龙头企业—科农獭兔养殖场和宁波市级“妇字号”农业龙头企业及农家乐示范点。

5、9月3日，市本级和各县（市）区设立电视电话会议分会场9个，参加省妇联举办的《浙江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宣传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郭正伟在宁波分会场作重要讲话，伊敏芳主席主持会议。

6、做好《浙江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宣传工作。下发关于开展《实施办法》宣传月活动的通知；邀请杭州市委党校马晓秋老师来北仑、宁海讲课；参加省妇联举办的《实施办法》知识竞赛，共发放知识竞赛题2400份；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宣传，《宁波日报》专版刊登《实施办法》解读；9月26日，组织妇女维权志愿者在中山广场举办《实施办法》广场宣传咨询活动。

7、9月7日—8日，宁波市女企业家协会一行近40人，到象山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市政协副主席李秀琍等协会顾问参加。

8、9月12日—13日，参加省妇联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9、9月19—21日，伊敏芳主席等人参加在义乌召开的全国“巾帼示范村”创建工作交流会暨“市场带千村”项目推进会，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宁波经验推向全国。奉化滕头村被认证为首批全国“巾帼示范村”。

10、9月20—22日，杨建军副主席参加在常州召开的长三角地区妇联主席联席会议并进行书面交流发言。

11、下发宁波市妇女健康促进工程实施方案，以县（市）区为单位，80%以上（40%/年）已婚育龄妇女每两年接受一次免费常见妇科疾病检查。

12、开展*年家庭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月活动。今年以“亲子携手、强健体魄、保护环境、共建和谐”为主题，开展六项活动。一是开展“爱的探索”—家庭教育网上互动活动；二是开展“家教格言进万家”活动；三是举办家庭教育网络讲座；四是开展家庭教育广场咨询活动；五是组织开展“关心人居环境呵护地球家园”亲子PPT制作竞赛；六是召开宁波市家庭教育工作会议暨家长学校现场经验交流会。

13、做好家长对我省未成年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传播意见和建议的征集工作，并形成书面材料报市文明办。

14、通报我市“十一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督查情况。

15、全面调查我市留守儿童俱乐部建设情况，做好杭州奥普公司支持山区农村留守儿童俱乐部建设捐赠的10台电视机的分配工作。

16、文明家庭：推荐上报第六届省级文明家庭、省级学习型家庭及省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先进组织；完成上报市妇联生态市建设半年工作总结；奥运火炬手市三八红旗手、“双学双比”女能手协会副会长陈海珍。

17、筹备母亲素养工程推进会；筹备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现场会。

18、组织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的同志就女性进村“两委会”工作赴嘉兴市学习考察。

19、开展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工作。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召开竞争上岗大会，进行面试、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撰写考察报告。

20、组织人事工作。调研下半年乡镇妇联主席的招考工作；向市委组织部专题汇报妇联组织工作目标考核；做好市妇联机关干部人事调整的相关工作；上报2003年以来市妇联干部提拔交流情况。继续开展工资套改和公务员登记工作。上报警示教育活动总结至市纪委。

21、修改完成《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立法草案第五稿及立法依据和相关说明。

22、组织县（市）区妇联和机关干部参加普法办举办的“百家网站奥运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并将竞赛活动在宁波妇联网和家庭教育网上进行链接。

23、开展2006-*年度“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比工作。

24、完成宁波市第二届“十佳创业女性”登报评选的前期准备工作，各地共推荐候选人30人；完成宁波市巾帼文明岗创建指南（第二辑）初稿。

25、策划“全球通·知音”心理咨询热线三周年的宣传工作；9月16日组织热线心理咨询师赴北仑梅山乡咨询。

26、接待工作。接待省妇联主席厉月姿与省文物局副局长一行来甬就妇女儿童文物征集工作进行进一步商谈；济南市妇联来我市考察家政工作。

27、按功能整合的要求，拟定东部新城区宁波市妇女活动中心具体方案，共申报面积23000平方米，上报市规划局。

28、做好市儿童乐园申报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的申报推荐工作。向文明办推荐补报三所市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家长学校。

29、本月共35件，其中来访21件，来电11件，来信3件。

30、做好市妇联系统三大网站的编辑管理工作，本月宁波市妇联网编辑信息98条。

31、做好下属单位管理及老干部工作，9月26日，组织老干部到保国寺开展中秋赏桂花活动。

32、做好市妇联OA网维护、档案管理、财务预算、经费申请、车辆管理、文印室管理等日常工作。落实*年党刊党报征订工作。

十月工作计划

1、完成市发展研究中心07年重点课题《构建和谐社会与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研究》；完成我市妇联干部人民陪审员情况调研报告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制保障问题研讨会征文。

2、9月28日，召开全市母亲素养工程现场推进会。

3、召开全市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现场会。

4、举办维权干部培训班；组织政协妇联委员组委员开展培训。

5、表彰宁波市级和谐文明家庭、绿色家庭及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先进组织，认定绿色家庭创建活动示范点。

6、开展知音心理咨询热线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暨举办《压力管理之道》讲座。

7、召开妇女报刊宣传发行工作会议，开展征订工作。

8、筹备全市家庭教育工作会议暨示范家长学校现场经验交流会；筹备全市“巾帼示范村”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和总结表彰会；筹备并参加浙江省妇女健身大赛。

9、继续做好机关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工作。

10、总结推广北仑区婚前医学检查工作的成功经验。

11、对各县（市）区“巾帼示范村”、“巾帼示范社区”创建工作进行指导。

12、迎接省协调小组对我市历年来的全国级“巾帼文明岗”进行全面复查。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4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的是狭义家庭教育概念，是指家长（父母或主要家庭监护人）在家庭中按照社会需要和子女身心发展特点，对未成年子女实施的教育。具体从家庭教育资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家庭教育的主观评价共五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指标见下文。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流动家庭”界定为从四川农村迁移到成都市区务工或经商，且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就读于成都中小学的家庭。“留守家庭”是指调查时点、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被留在四川农村由父母一方或者其他委托人代为监护的家庭；“普通农村家庭”是指调查时点、父母均未外出的且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家庭。本文所用资料来自于笔者2009年3月份在四川省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分为两大部分：即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调查和流动子女家庭教育调查。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调查以四川省东、中部地区农村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作为研究总体，样本的选取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共发放1792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385份，有效回收率77.3%。其中“留守子女”家长或监护人占82.2%，“普通农村子女”家长占17.8%。流动子女家庭教育调查。我们在成都市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北、城西各抽取一条街道，然后从街道办获取了一份从四川农村来成都务工且有子女就读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人员名单，对其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1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65份。有效回收率为91.7%。

结果与发现

家庭占有的各种资本的多寡和分布不仅决定着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各种资本也是家庭教育的条件和基础，对子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进而影响到子女资本的获得，决定子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对三类家庭拥有的资本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大致看出三类子女家庭教育条件的差异。本次调查发现，成都市区四川籍“流动家庭”2008年年收入为19186.15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6512.7元和8632.95元。交互分类统计分析发现，有31.9%的“普通农村家庭”2008年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比“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多出4.1和27.2个百分点；有29.4%的“流动家庭”2007年的家庭年收入超过20000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7.9%和25.0%。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这说明“流动家庭”的经济资本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资本要充裕，这为开展更好的家庭教育提供了经济条件与保障。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形态，即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味等文化产物；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具体指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将行动者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的形式予以认可，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等方式将其制度化的资本形态［4］。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对三类家庭拥有的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和客观形态文化进行比较，来分析三类子女家庭教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调查发现，“流动家庭”被调查家长的文化程度要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被调查家长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占22.0%，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2.2和9.7个百分点；“流动家庭”被调查家长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占26.7%，低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1.2和19.4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三类家庭大多数都没有订阅报刊杂志，但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订阅报刊杂志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没有订阅报刊杂志的占73.4%，高出“普通农村家庭”和“流动家庭”3.4和11.8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三类家庭2008年为子女购买的图书并不多，但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为子女购买图书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2008年没有为子女购买图书的占42.5%，高出“普通农村家庭”和“流动家庭”1.2%和12.8%。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总之，无论是从家长（主要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来看，还是从家庭拥有的文化物品来看，“流动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都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丰富。相对优势的家庭文化资本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庭教育期望是家长（监护人）对其孩子教育目标的认识和看法。笔者选取了三项指标来测量家庭教育期望，其一是家长（监护人）培育子女的愿望，其二是家长（监护人）对孩子的文化期望，三是对孩子的职业期望。调查表明，三类家长（监护人）中绝大多数的人具有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强烈愿望。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的这种愿望更为强烈些。“流动家庭”的家长对“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得聪明、能干、有出息”持“非常赞同”态度的占79.7%，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4.7和7.6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长（监护人）中绝大多数的人对子女的学历期望高。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的这种期望更为强烈些。有93.4%“流动家庭”的家长期望孩子的学历在大学及以上，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7.5和9.7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庭对孩子的职业期望过于理想化，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上这两种职业占了绝大多数。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的这种职业期望理想化更为明显。“流动家庭”期望孩子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占61.9%，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6.2和9.1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p#分页标题#e#

家庭教育行为是家庭教育的实践过程，直接决定家庭教育的效果。本文采用三个指标，检查作业、辅导作业、参加“特长班”三项指标来比较三类家庭教育行为的异同。调查表明，三类家庭在家庭教育的行为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从检查孩子作业的情况来看，“流动家庭”对孩子作业检查的频率要明显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中每天检查孩子作业的占44.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7.3和26.2个百分点。而“留守家庭”中从不检查孩子作业的占33.2%，高出“流动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4.5和10.0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从辅导孩子作业的情况来看，“流动家庭”辅导孩子作业的频率要明显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中经常辅导孩子作业的占36.3%，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0.7和14.6个百分点。而“留守家庭”中没时间辅导孩子作业和辅导不了的占16.5%和33.8%，高出“流动家庭”3.3和11.0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从参加“特长班”来看，虽然三类家庭中孩子参加“特长班”的都不多，但相对而言，“流动家庭”中孩子参加特长班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多。“流动家庭”中有37.0%的孩子参加了特长班，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5.3和25.9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可以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本文采用三项指标来测量三类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状况，即参加家长会的频率、家长主动找老师交流孩子教育情况的频率、班主任主动找家长交流孩子教育情况的频率。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庭与学校的交流少，沟通互动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为参加家长会，家长的校访和班主任的家访都比较少见。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与学校的沟通要好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经常参加家长会的占81.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30.8和24.5个百分点；“流动家庭”中的家长经常主动找老师交流孩子教育问题的占17.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9.1和10.2个百分点；班主任经常找“流动家庭”中的家长交流孩子教育问题的占12.2%，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6.6和5.3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以上从家庭教育资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四个相对具体的方面对三类家庭教育的情况进行比较与分析。而家庭教育的主观评价是从一个更为综合的角度对家庭教育总体认识与看法。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庭中的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家庭教育压力感和家庭教育满意度三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流动家庭”中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重要的占75.3%，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2.4和21.0个百分点。这说明“流动家庭”中的家长对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望子成龙“的思想，也表现出城市文明对他们观念的促进。“流动家庭”中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压力大的占61.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7.2和20.5个百分点。这可能正是因为“流动家庭”中的家长认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家庭教育的期望高，而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又大，所以较“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体验到的家庭教育压力感大。“流动家庭”中的家长对家庭感到满意的占84.4%，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7.2和34.8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结论与讨论

综合各个维度的家庭教育状况，一致表明“流动家庭”中的家庭教育要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这意味着农民工将子女带进城，虽然增加其生活负担，甚至也对其工作会带来一些影响，却更有利于子女的家庭教育。这与王水珍等人对“流动”与“留守子女”社会化水平相比较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化优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5］。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如周芳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父母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不少家长没有意识到为孩子提供一个基本的学习环境与条件的重要性，具体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又缺乏科学的方式方法等［6］。李伟梁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之一是流动家庭本身存在的种种障碍造成其家庭教育困难重重，很难给子女提供优质、高效的家庭教育［7］。我们以为，如果从城市人角度来看，或者说按照城市家庭教育的标准，那么所有这些便成了“问题”。但是，如果按照农村家庭教育的标准，那么所有这些都不是“问题”，而是“优势”了。之所以成为优势，是因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在家庭教育观念、方法、内容、行为等等方面都会受到城市的深刻影响，他们会自觉地、无意识地向城市家长学习，从而促进其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方法的改进和内容的更新。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5

我认为一个家庭良好的行为标准就是家训，一个家庭独有的风尚就是家风，良好的家风能够体现家庭成员的家教和素养，然而，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遵守，好的家风能够熏陶出有教养的家庭成员，家长的言行对于孩子非常重要，这就是所谓的言传身教吧。我是一个在美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幸福孩子，欢乐的笑声，优美的音乐声，琅琅的读书声一直萦绕在我的幸福小屋，伴随着我成长。爸妈总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引导我努力学习，积极锻炼，从而让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这还少不了爸爸制订的家训的功劳。我的家训是“五为”准则，即是：为人、为学、为用、为体、为生。为人是根本，为体是基础，为学是手段，为用是目的，为生是理想。

一个家族的振兴与发达，离不开引领家庭家族走向成功者所创立的家风和家教。家风与家教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积淀和努力，它总结了前世中无数家庭的得与失以及经验，结晶成为独一无二、适合自己家庭或家族实际的法宝，引领家庭或家族走向辉煌。

的确，在生我养育我的这块土地上，父辈的经历过太多的艰苦日子，到我们这一辈虽然还时常有听到“旧社会”“土地承包到户”等，但那些艰苦岁月留给我们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早已把往日的磨难当作一种精神，一种积极面对生活，勤劳节俭的家风传承给我们这一代。

我家的家风家教有四条：一是积极的生活态度，二是认真做事、勤俭节约，三是善良真诚待人，四是孝敬尊长。

下面就把这四条做一个讲解：父母总说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我们很重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总是和蔼的面容，从不在晚辈面前讲家中生计的困难，经常告诉我他们小时候每到开学前些天，父亲(我的爷爷)都忙于东奔西跑的筹借学费;记忆中父母亲讲给我们的都是明天会更好，你们遇上了好时代要好好学习，不管上什么学校家里都支持，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只要是我们想要买的书籍或一些学习用品总是会如愿以偿，当我们由小学升到初中，到高中，每成长一个阶段，这种积极的态度便转换成一种精神，鼓舞着我们。

今天不必要建一堵完美的墙，只需要砌一块完美的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向前走，这是认真做事的第二点家教;一口吃不了胖子，凡事不可心急但必须认真去做认真对待，从小事做起，不管是以前在校读书还是现在在家中，家里每个人都会主动的做家务;父母亲言传身教的是勤奋节俭，自己的衣服鞋子都是穿的实在是破了穿不出去了才买新的，吃饭时总是把好吃的菜让给我们吃，从小我们就耳濡目染传承这种勤劳和节约的风气，也教会了我们不浪费不奢侈。

第三点是为人要善良，真诚待人，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这些耳熟能祥的故事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父母亲教导我们做人做事要诚实，做人，要诚实、诚信、知错就改。“诚信是做人之根本，立业之基”这句则是爸爸的口头禅。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诚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要改正，不能撒谎。父母让我们知道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富裕的生活要靠自己双手来创造，有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父母总说记得家中最开心的事情是我们考试取得了好的成绩，而丰盛的饭菜是父母亲一种鼓励的方式，与亲人们聊聊学习上生活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开心、有趣，不管我的学业到哪个阶段成长到什么年纪，这种开心、有趣的感觉从未减弱。

四是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父母一直告诫我：百善孝为先!家风是一条应该牢记的座右铭。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让自己走的更远!铭记家风，为自己的人生做奠定而坚定的基础，踏出坚定的步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许多年以来我深深的理解这四点家风家教，也同样会传承给下一代，并且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这优良的家风家教也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无论子女们学业有成走多远，或者事业有成有多么的成功;都忘不了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以致于我们自己同样的要言传身教，教育我们的后辈代代传承。社会在不断的发展，生活环境和各方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这些优秀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弃忘，它激励我们积极向上，教会我们面对生活，遇见困难不气馁。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6

企业和品牌希望让家庭和自己组织之间的联系更加牢固，但他们对现在的家庭市场情况知道多少呢？企业如果仅仅根据自己的想法采取行动，认为这样就可以让企业和品牌为家庭成员认可，那么这种主观愿望又和事实相差多远呢？因此，对于更有远见的营销者而言，迫切需要找出家庭市场背后的真相。

一些知名品牌，譬如披萨快递（Pizza Express）、潘婷（Pantene）和任天堂（Nintendo Wii），它们已经注意到家庭市场的存在，通过开展营销活动吸引以家庭为单位的目标客户。营销者要更贴近、了解家庭，必须知道一个事实：根据人们对品牌不同的态度，根据咨询机构Discovery的研究结果，“家庭”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注重形象的成功人士、注重实际功效的性价比权衡者和经济拮据者。

注重形象的成功人士

(Image-focused achievers)

这一类型的家庭注重品牌知名度，他们通过使用品牌产品向人们告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并借助同样的方法判断其他人的个人信息。这一类型的家庭中有一种组合，譬如父亲在城市工作，母亲正在接受成为学校教师助理的培训，回家要照顾两个不到8岁大的孩子。

父亲承认喜欢炫耀自己拥有的品牌产品：“产品的品牌很重要，尤其是那些会被人们看到的产品，或是那些必须在家里摆出来的产品。”

“我会花时间挑选已决定要购买的商品。对于一些不那么出名的品牌，我一开始就把它们忽略掉了。最近我买了一台先锋等离子电视，这是家里最近最大的一笔开销。但是这台电视的确是物有所值，看起来我的选择是对的。人们一看到这台电视，就会对它议论，这让我很自豪。”他说。

他的大女儿已经感染到父亲的这种品牌渴望意识，女儿说：“爸爸喜欢品牌产品，我也喜欢品牌产品，我们不会购买非知名品牌的商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父母的关系，子女会喜欢上一些品牌，譬如Kellogg、Neff和Bisto；而由于子女的关系，父母也会喜欢上一些品牌，譬如可口可乐、吉百利（Cadbury）和佳能（Canon）。

厨具品牌Kenwood认准了自己的成功人士目标群，并将他们称之为“作秀者” （Showtimers）。Kenwood负责早餐系列产品开发的营销经理简・佩里（Jane Perry）说：“一个外形好看的厨房机本身就能说明许多信息，这个产品在家庭环境中起到了点缀的作用，而我们针对这类消费者专门开发了一个产品线。”

Kenwood试图开发各种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两款家庭厨房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其中一台更注重新颖、好看的外表，另一台更注重功能。购买哪一款，取决于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哪一个特点。”

注重实际功效的性价比权衡者（Practical Balanceers）

有一些家庭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他们在挑选产品时兼顾产品的优点和价值，再结合自己搜集到的产品信息进行综合考虑。Discovery的研究报告将这种类型的家庭称之为注重实际功效的性价比权衡者。按照Discovery研究总监凯特・埃文斯的说法，这种类型的家庭希望避免对品牌“肤浅”（Shallowness）地盲从。“权衡者不想在购物选择上总是变化无常，他们不想买那些所谓的‘最新必备产品’，他们想买一些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产品。”凯特说。

凯特指出，这种类型的家庭会经常性地对品牌产品能够带来的价值进行评估，他们不一定拒绝品牌，但每笔交易必须同时考虑质量和功能。这种类型家庭中的一位父亲对此加以说明―他的家庭成员包括父亲、母亲，两个人都有工作；还有一个成年的女儿住在父母家里―他说：“我不会因为它是品牌就购买它，也不会因为它是品牌就不买它。我会货比三家。”

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不同代家庭成员的品牌偏好也会相互传递。其中一位女儿说：“我记得妈妈以前使用Babyliss发钳，因此，我长大之后，当需要购买发钳的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地购买该品牌的产品，因为我知道这个品牌的产品质量信得过。而我会带父母去吃Quorn，因为这种食品不仅容易煮，而且是一种健康的肉类替代食品。”

一些品牌已经瞄准了这种不同代家庭成员之间的品牌偏爱传递性。护发品牌潘婷让新西兰出生的模特蕾切尔・亨特和她的女儿出任品牌代言人，为自己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市场投放产品做宣传。潘婷在该地区的品牌传播经理丽莎・坎宁安（Lisa Cunningham）说：“蕾切尔能够让过去的用户和品牌重新建立联系，而她的女儿则是新一代产品使用者的代表。”

凯特说，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最终会成为这种类型的家庭。凯特说，传统的成功者家庭已经出现了类似权衡性价比家庭的举动，开始向后者靠拢，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消费负疚感或社会责任感。

经济拮据者

（Challenged Families）

经济拮据的家庭，由于财务状况不佳，对于追随品牌产品感到有心无力。有这样一个家庭，父亲的生意正处于困难的亏损期，导致母亲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任务便转为照顾3个不满13岁的孩子。

这种类型的家庭会把重点放在家庭活动和娱乐上，不会让孩子太关注品牌、关注拥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如果有一些多余的钱，我更乐意让他们参与一些活动，而不是买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的朋友都有了，他们可以和朋友一起玩。”其中一位母亲说。同时父亲承认：“我们的电视就是旧的，但是它没有什么毛病。因此我们没理由花一笔钱购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但是，即使这种类型的家庭面临生活挑战，依然有拥有品牌产品的需求。“我从易趣（eBay）为女儿买了一双知名品牌UGG的二手靴子，这让她在朋友面前重塑了形象。”另一位母亲说。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必须向外人展示的产品，这种类型的家庭也会注重这些产品的品牌，以便通过社会“统一”的身份认证。譬如，其中一些家庭会购买品牌电视机、品牌电脑和其他品牌生活用品，因为来访的客人通常很容易看见这些产品，并对它们加以评论，而那些非品牌产品仅限于用在一些更加私人的家庭领域，譬如楼上卧室和浴室。

案例

品牌代际传递：家长怀旧情结的自然延伸

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所有类型的家庭而言，家庭的“最爱品牌”偏好都是一代传一代的。Kenwood的一些产品，其市场增长就是得益于这种家庭怀旧趋势，譬如烘烤机，就能让孩子和父母重温儿时烘烤食品的美好时光。

简・佩里说，这种怀旧文化是品牌标志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理解这种怀旧文化如何和消费者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让品牌和消费者建立联系，将是品牌研究的重点内容。

“许多年轻女性对Kenwood搅拌机很有感情，因为她们在孩童时代就在外婆家的厨房见过Kenwood搅拌机，因此它仍然是新娘新婚时必买的一种特色产品。小时候，孩子们可能一放学就会跑到厨房，用Kenwood搅拌机做一道可口沁心凉的冰沙。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忠实客户。”她说。

Discovery的研究报告指出，家长的品牌偏好会传到下一代，形成一种品牌偏好循环。一开始，由于带有一种叛逆意识，在孩子们心目中排位较高的会是一些家长认为“不酷”（Uncool）的品牌产品。但是，随着这些孩子慢慢长大成年，他们会记起一些童年时代对自己产生过影响的品牌。“对于要购买什么食品或清洁产品等，我会问母亲有什么建议。对于母亲信任的品牌，我也会信任它们。”成功者家庭的一位妈妈说。

同样，品牌偏好也可以从年幼一代向年长一代传递。孩子们可能会带自己的父母到时尚品牌店Topshop和Superdry购物，并且会为父亲挑选一部iPhone。有的祖父母甚至会由于孙子的影响开始接触一些科技品牌。一位祖母说：“虽然到现在我还没有拥有过一件电子科技产品，但是我希望能和孙子们一起谈论这些品牌。”

虽然十几岁的孩子很容易受到现有的品牌潮流影响，并迫使父母为自己购买一些流行品牌的产品，然而调查发现，这个年龄群体对于某个潮流的热情很快就会冷却，因此这可能会促使品牌企业采取其他举动，譬如产品颜色变异策略或者发行限量版产品。

一些品牌会针对怀旧潮流和现代化特点对产品进行改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提到潘婷洗发水，人们便会想起著名模特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的前妻蕾切尔・亨特（Rachel Hunter），在20世纪90年代，蕾切尔就像是该品牌广告词说的一样“它不会一夜诞生，但是它还会出现”（It wont happen overnight but it will happen）。去年，蕾切尔重新担任潘婷洗发水的品牌大使，而且还增加了一个新人物―蕾切尔的女儿蕾妮・斯图尔特（Renee Stewart）。

蕾切尔的再次表演以及女儿的首次亮相象征着该品牌重新振作起来，此后该品牌还高调推出了一种新配方洗发水及包装。这对母女组合为潘婷洗发水的宣传活动贡献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效地提高了品牌曝光率。

宝洁今年仍会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与家庭建立联系。在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它还会推出“母亲骄傲的赞助者”（Proud Sponsors of Mum）。2010年，宝洁的“母亲骄傲的赞助者”活动资助了25位运动员的母亲到冬奥会比赛现场观看自己的孩子比赛。

披萨快递：覆盖更多类型的消费者

虽然一些品牌有自己鲜明的定位，它们不希望为了顾及各种类型的消费者而淡化自己的品牌定位。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品牌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产品线以适应多个不同的细分市场。Kenwood就在努力辨别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佩里说：“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品牌产品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公认的因素是，不同类型的家庭在寻求一些不同的东西，有的家庭重视功能性和通用性，而有的家庭则是不折不扣的性能和外观兼顾的追求者。”

另一个品牌也拥有多种不同的目标客户群，它就是披萨快递。家庭成员一直都是该品牌的核心客户。但是该品牌营销总监艾玛・伍兹（Emma Woods）说，她从来不认为自己对这个群体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针对这个群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希望自己的餐厅成为适合大人带小孩用餐的地方，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有‘小孩子气’（Kiddle）的氛围。我自己是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知道孩子们在一些餐馆用餐，被人看做小孩子、感到有伤自尊时的难受滋味。”伍兹说。

“我们借鉴了Mumsnet的创意，将创意运用在我们的新一代餐厅中，试验很成功。在新一代餐厅中，会有一个大型餐桌，这个餐桌的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附带荧光铅笔和纸张，我们会安排一些值得小孩留念的活动，譬如流行的彩泥橡皮时光。同时，我们会让插画家布鲁斯・英厄姆（Bruce Ingham）安排课程，教孩子们画画。”伍兹说。

任天堂：以家庭娱乐的友好性为切入口

2006年，日本电脑游戏软件制造商任天堂（Nintendo）在推出家用游戏机Wii时采用了新的策略，它改变了这款游戏产品的形象，将它从传统的男性玩家形象转变为现代家庭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有意识地扩大目标群，将消费目标对象锁定为家庭。

为此，任天堂开展了一系列运动，从2007年的品牌宣传运动―寻找“智商最高的英国家庭”（Britain's Brainiest Family），到通过电子平台振兴自己的棋盘游戏。可以说，凭借这些活动造势，Wii及其子品牌实现了品牌增长。

2007年，任天堂推出新产品Wii Fit―一款游戏和健身相结合的软件，让游戏者待在家里就能健身，而且其乐无穷。任天堂英国营销经理罗伯・洛伊（Rob Lowe）解释说：“这款游戏就是鼓励用户更多地参与社交活动，更活跃，而不是整天躺在沙发上玩电子游戏。”

“大约5年前，我们在游戏平台市场上遭受到对手沉重的打击―这个游戏平台市场主要针对16~34岁的男性群体。从那时起，我们便离开了游戏平台市场，转向小型游戏机市场，但针对的是同一群男性群体。因为我们认为采用这种游戏机策略，吸引这个年龄群的机会更大。而‘家庭’是吸引各个年龄群体的切入口，也是核心所在，它包括父母、祖父母和不同年龄的孩子。”洛伊说，推广社交性健身游戏的目的，是为了压在游戏机头上的“反社交”标签。

“我们观察到，许多孩子总是很快地躲进自己的卧室玩电子游戏，而现在许多家庭的凝聚力大不如前。而我们的家庭游戏可以拉近家庭成员的距离。”洛伊说，“现在每3个英国家庭中就有1台Wii游戏机。”

便携式的任天堂游戏机（Nintendo DS）同时吸引了许多非传统的玩家，这主要是因为它聘请了更为成熟的名人出任品牌大使，譬如知名电视主持人泰里・沃根(Terry Wogan)、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Hellen Mirren)、知名男演员帕特里克・斯图尔特(Patrick Stewart)。

注意到家庭市场魅力的不只是任天堂。2009年，《计算机世界》（PC World）推出了“家庭世界”（Family World）广告，讲述的是女儿要上大学了，父亲要为女儿寻找一款笔记本电脑好让女儿带到学校。而微软的Windows 7宣传运动同样采用了家庭主题，一位母亲正在用“云技术”制作家庭相片。

营销主题：家庭关系至上

如果企业的营销活动能够突出至亲的家庭关系―其典型的家庭组合是母亲、父亲和两个孩子―那么品牌的营销活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更有效。

对于各种类型的家庭而言有一个共同的有效营销战略，即把每个家庭看成一个特定的整体，尊重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譬如，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通过借用Bono和Ali Hewson夫妻做代言人，向公众传播自己的品牌，从而让自己的品牌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最终促进了该品牌在非洲的贸易活动。

而劳埃德公司（Lloyds TSB）则创作了一对同性恋夫妻的卡通形象，创建“梦想之家”，其传播的信息让自己的品牌更有包容性。而糖果品牌Werther's Original投资500万英镑开展了一个持续一年的宣传活动，聚焦点是：父亲和儿子无条件的爱。

时尚品牌Comptoir des Cotonniers则选择突出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深厚情感。早在1997年，该品牌就动用母亲和女儿的真实关系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通过广告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品牌知名度。这个品牌宣称这种做法为自己带来了许多忠实客户、高曝光率以及持续很长时间的公关活动报道。总之，它发动的宣传活动为自己的品牌带来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Comptoir des Cotonniers首席运营官亨利・瓦瑟尔（Thierry Vasseur）解释说，他们的创意很简单，因为他们注意到母亲和女儿会一起到品牌商店购物，在此期间她们会交流各自对产品的看法，享受一起购物的机会。因此，该品牌确立了自己的宣传中心：“献给真正的女人。”他说，此后选择有真实关系的母亲和女儿代言自己的品牌，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营销策略。

“事实上，我们选用匿名的母亲们和女儿代言我们的品牌，是为了让品牌能和所有的普通女性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同时和那些借助顶级模特宣传品牌的做法产生强烈的对比。”

瓦瑟尔说：“每一个季节，我们会挑选一些不同的母亲、女儿展示我们的产品，因为每季节都反映了一种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潮流趋势，但是自始至终，品牌的价值都一直保持不变。”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7

关键词：鄂伦春语 语言转用 浑沌学 语言保持

一、引言

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两旗（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一市（扎兰屯市）和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塔河县、呼玛县）、小兴安岭（黑河市、爱辉区、黑河的逊克县、伊春市嘉荫县）地区。鄂伦春语为满通古斯语言的一种类型，其词汇和语法包含与其他通古斯语言一样的共性和个性。鄂伦春语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近几次人口普查中发现鄂伦春族人口指数小幅递长，但通过调查发现族际通婚普遍，民族语言的家庭代际传承发生中断。在以往国内民族语言转用的现象探讨中，戴庆厦、王远新《论我建设》（1981）一文中详细地归纳了我国民族语言转用的基本类型。转用的程度和范围以及导致语言转用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语言转用的决定性原因和次要原因。徐世璇《语言濒危原因探析——兼谈语言转用的多种因素》（2002）一文中指出了语言转用的两大类型——突发灾变和文化认同，并探讨了造成语言转用第二类原因的复杂因素，着重谈到了人口、文化、政治、经济和宗教几种因素的交织综合作用，并且提出减缓语言濒危的对策，即实行双语。丁石庆《语言转用之残余形式的活标本》（2007）一文通过调查北京密云市檀营满族语言，得知该语言转用的根本因素乃语言态度等。

虽然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转用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语言发生转用的特殊原因。我们不仅要从“客位”地角度去记录、描写、分析这个民族语言发生转用的程度和原因，与其他民族相互比较借鉴总结归纳语言发生转用的一般情况和原因，也应当从“主位”的角度出发，站在此民族自身的角度去观察思考语言转用发生的条件和方式，从而找到该民族语言发生转用的内在机制，探讨这种民族语言转用和语言保持的非线性关系，从而将语言发展的有序和无序相统一、线性和非线性相协调，有效地估计民族语言发展的趋势和保持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中可能会遇到的阻力，从而做到因势利导。

二、小兴安岭鄂伦春语言转用情况调查分析

根据1988年由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进行的项目《中国语言文字》的完整数据，结合2010年以及2012年的大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语言使用情况抽样调查，发现鄂伦春族总体语言使用情况数据如表1：

表1：鄂伦春族总体样本和大、小兴安岭样本母语转用情况表（n1=174；n2=457）

地区 民族语单语人 占本族总人口的比例% 持双语人数 占本族总人口的比例% 语言转用人口总数 占本族总人口的比例%

总体 29 0.71 2074 50.55 2000 48.74

大兴安岭 0 0 172 45.99 202 54.01

小兴安岭 0 0 38 21.84 113 64.94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在20多年的历时演变中，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衰变，母语单语人基本过世，双语人数量急剧萎缩，且转用为汉语，转用其他民族语的情况很少。从共时的角度来对比，大、小兴安岭地区在双语人的比重上存在差异。

表2：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语家庭母语和社区母语的语言转用情况调查情况：（n=174）

只用本族语 多用本族语 较少用本族语 不用本族语

在家里 4.05 5.41 33.78 55.76

在村里或工作单位 0.00 5.41 45.95 48.65

和同胞见面打招呼时 5.48 34.25 41.1 19.18

和同胞聊天时 4.11 30.14 43.84 21.92

思考问题说心里话时 5.48 26.03 19.18 49.32

举行民族活动时 12.33 30.14 35.62 21.92

作为一种人口在居住地区比例较小的少数民族的非通用语言，鄂伦春语的使用范围注定不会很大。调查显示：

家庭作为语言保持的最后阵地也在不断失守。家庭是使用和学习民族语的最重要的环境。所抽取的样本中只有38人还能够较好地使用鄂伦春语，都主要是通过从小在家庭中经长辈传授和社区中与本民族同胞日常交流自然习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母语环境也在不断萎缩。如下表所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84人中，在家庭中也只有7人“只用”或者“多用”本族语，占9.46%，其余的人即使在家中也较少或者不使用本族语。而在村里或者工作单位，使用鄂伦春语的机会就更少了，仅有4人能够较多使用。虽然“和同胞见面打招呼”“和同胞聊天”“思考问题”和“举行民族活动时”民族语的使用有所增加，但在这些场合中，民族语的使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难以保证是经常性的活动。

表3：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家庭内部语言转用情况表（n=174）

家庭成员 使用语言

只使用民族语 只使用汉语 使用其他民族语 大多使用本民族语 较少使用本民族语

爷爷辈 62.3% 13.11% 0% 13.11% 11.48%

父辈 47.83% 20.29% 2.86% 15.94% 15.94%

兄弟姐妹 13.70% 30.14% 0% 20.55% 35.62%

儿子辈 7.25% 71.01% 0% 4.35% 17.39%

孙子辈 6% 70% 0% 4% 18%

家庭内部随着年龄的递减，鄂伦春语的使用也在逐步减少，鄂伦春语正在快速退出家庭环境。从前面的数据看，由于鄂伦春族和其他民族通婚现象比较普遍，家庭中的母语环境随着族际通婚现象而越来越弱。从上表来看，家庭成员中仅仅使用鄂伦春语的现象从爷爷辈的62.3%逐渐下降，到孙子辈已经降低至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庭中“只使用汉语”的现象却越来越多，从爷爷辈的13.11%递增到孙子辈的70%。这对于没有文字、基本缺少母语教育的鄂伦春语来说，保持下去的难度很大。

综上所述，通过和其他变量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母语转用的类型和方式上看，属于转用为其他语言型而非自己的母语被转用型。这说明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语的影响力正在被削弱，语言使用者大幅减少。调查中没有发现语言换用的情况（即语码转换），说明其母语语言结构没有经过过多变异和发展和被渗透影响，就发生了整体地被替换，是语言社会功能性的整体替换。

从母语转用范围和程度上来看，大、小兴安岭地区的母语转用率均已超过了样本总体的一半（见图表），其转用类型为民族主体型的转用型，而非局部转用。其转用的程度已经比较严重，没有鄂伦春语单语人，持有双语的鄂伦春族人数也在减少，大部分转用为汉语单语人。因为大兴安岭有鄂伦春族自治旗，所以双语人数保持情况相对乐观一点，但双语质量并不高。

从母语转用的过程和时间上来看，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语言已经在近25年的时光里基本完成了“鄂语单语-鄂汉双语-汉语单语”的转用，双语过程时间不长。语言母语使用场合已经由社区退到家庭，家庭母语使用的最后阵地也在失守，代际传承基本中断；族际通婚率已高达69.40%，导致鄂伦春族的人口虽然在最新人口普查中呈缓慢增势，但父母双方并非都是纯鄂伦春族，孩子虽然上了鄂伦春族户口，但是民族特性已大打折扣。

三、语言转用内在根源的浑沌学分析

语言转用又叫语言替换，根据上文鄂伦春语言情况调查的抽样材料分析得出语言转用存在着多重因素。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语双语阶段极短，几乎没有经过“单-双-单”的阶段，直接发生了转用为汉语单语的普遍情况，因而其语言与其他民族和强势语言汉语的接触时间不够，面积不广，在共时层面上对于其他语言的影响不大，自身语言也没有经过充分的发展和变异就发生了整体性的转用。究其原因，在于民族自身的特殊性。诸如外部大环境与多民族接触融合、族际通婚、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民族的包围以及民族生活环境受到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断冲击瓦解。人口较少的民族主体大多数选择语言转用，必然有其内部“推手”。我们不仅要站在“客位”的角度分析语言发生转用的必然趋势，而且要站在“主位”当事人的角度去了解鄂伦春族选择语言转用的内在原因。

通过分析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母语人和发生母语转用人的语言态度，结合浑沌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可以基本归纳出以下几条鄂伦春族主体转用的特殊原因。

（一）鄂伦春语对于“两次下山”的初值敏感性

鄂伦春族在历史上曾有两次下山定居，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历史。第一次发生在清末民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边防，曾强制推行“弃猎归农”和“寓兵于农”政策，致使库马尔路和毕拉尔路地区出现一批鄂伦春族定居村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鄂伦春地区，日本特务统治机构对鄂伦春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隔离主义，把鄂伦春族人驱进深山，强迫他们过上原始落后的游猎生活。第二次下山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各路鄂伦春人先后从游动转为定居，游猎在坤河、法别拉河等地的鄂伦春人定居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原库马尔路游猎在呼玛河流域的鄂伦春人定居在黑龙江塔河县的十八站。原毕拉尔路的鄂伦春人，在沾河一带游猎的，定居在新鄂和新兴；在嘉荫河一带游猎的则定居在乌拉嘎地区，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就生活在这一带。1954年，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始建房，1958年实现了全部定居的历史变革。90年代，兴安岭全面禁猎以后，狩猎活动才渐渐退出他们的生产生活。

鄂伦春族保有我国北方氏族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而鄂伦春族口耳相传的语言更是在这种游猎生存模式下的鲜活产物。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经历了两次下山一次禁猎的民族迁徙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颠覆式的改变。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而语言就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记录和保留，或者说是一种“残存”。小兴安岭地区的语言功能层次衰变，除了鄂伦春语无文字，语言和言语使用功能受到社会发展和巨变的冲击衰变外，一些早期的语言转用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满汉人口较多民族的接触和融合史以及自身的迁徙也史息息相关。当然，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响应国家政策和政府号召，回收猎枪，游猎生活退出了其生活历史的舞台，改行耕地务农，鄂伦春族人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相脱节后，语言转用才开始真正大规模的发生，语言对于文化的依赖和对鄂伦春族文化系统的初值敏感度才由隐形转为显性。

（二）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非线性”关系

语言行为包括社会语言行为和忠诚的民族语言行为；一种语言发生了转用，除了母语人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以及社会变革原因外，还有其自身的对语言的选择权利，即自愿选择放弃母语转用社会功能强势语言或者其他语言，这些都属于社会语言行为。后者的自主性选择与母语者的语言态度息息相关，即掌握这种母语能力的人是否愿意选择继续使用母语，在什么场合使用母语，以及正在失去母语能力的人是否愿意选择重新习得母语成为双语或多语人，或者采取有利于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社团发展的行为。这些行为我们暂且都称之为忠诚的语言行为。语言行为和态度呈现的不一致性是忠诚的民族言语行为的体现，也是弱势语言的保持成为可能性的一个言语团体基础。基于小兴安岭地区的语言转用情况和语言态度调查，主要从以下几点考察了语言态度：

1.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语言选择的态度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历史民族关系的接触上，有人认为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在历史上是同一个民族，只是后来由于迁徙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鄂伦春择山林而居，鄂温克择草原而住。因而语言由于山川河流的隔绝而产生了分化，最多只能算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彼此可以交流。而鄂伦春族在历史上还属于跨境民族，远在俄罗斯的爱文基族在历史上也是鄂伦春族的分支。这些说法暂且不说它是否符合历史原貌，但是这种民族身份的广义认同感在鄂伦春族人中还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即便语言的沟通功能出现衰退，语言的这种身份认同和象征功能对日益减少的社会语言行为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2.对同族人的语言行为的宽容程度

据调查，人们对没有母语能力的人不使用母语行为比具有母语能力者而不使用母语的行为宽容程度要高15.19%。鄂伦春族人普遍觉得自己的母语悦耳动听，在用民族语讲民间传统神话故事时副语言颇多，犹如身临其境。调查显示，在同胞之间和民族节日场合都会使用鄂伦春语。这说明鄂伦春族人对母语的感情较深，所以在语言能力可以达到的情况下，本族人还是希望同胞之间能用母语交流。鄂伦春族对双语和多语的认同感很高，这说明其语言团体已意识到双语语言行为对于母语保持的重要性。

3.对下一代语言行为的语言态度

表4：家长对下一代学习鄂伦春语的态度和看法

孩子不用鄂伦春语 很不应该

37 （21.64%） 不应该，但无奈

116 （67.84%） 适合发展

1 （0.58%） 无所谓

17（9.94）

下一代学鄂伦春语 非常希望

116 （67.44%） 希望

45 （25.86%） 无所谓

8（4.65） 不希望

3（1.74）

孩子鄂伦春语水平 流利交际

66（40%） 一般交流

80 （48.48%） 简单交流

19 （10.92%）

由表4可知：虽然多数家长意识到鄂伦春语的重要性，但鉴于将来孩子的发展，汉语仍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鄂伦春语次之。英语作为学校讲授的语言也得到了家长的充分重视。虽然鄂伦春语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衰变趋势，前景堪忧，但鄂伦春族家长对后代学习和掌握鄂伦春语有较高的期待。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化情况比较复杂。语言国情调查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一直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我国少数语言转用的原因存在着共性和个性，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跟踪关注、实地考察以及统计比较分析，才能客观地反映民族语转用的现状，准确地剖析语言转用的内在机制。限于材料有限，笔者的理论背景知识尚在雏形阶段，因而还无法提出具体的语言保护措施。在此仅提供个案，供日后继续深入探讨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鄂伦春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鄂伦春自治旗志[M].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2]鄂·布库.试探鄂伦春民族族源[J].鄂伦春研究，2003，（2）.

[3]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徐世璇，关红英.鄂伦春语使用现状分析[J].满语研究，2001，（1）.

[5]戴庆厦.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国情调查[A].戴庆厦主

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家庭年会总结发言篇8

关键词：特殊家庭；父母冲突；父母言行

笔者在调查、阅读、思考中，总结出因父母的特殊性，形成家庭的特殊性，形成对孩子教育的不完善，而导致孩子走上犯罪之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母冲突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犯罪

有很多人成婚后，摆不端正自己的位置，不懂得怎样经营家庭，以小肚鸡肠的胸怀处理家庭琐事。于是夫妻双方三天一小战，五天一大战。斗嘴打架成了家庭生活内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注意力用在永无休止的家庭纠纷中，忽视儿女的感受和对儿女的教育。久而久之，使子女的心情痛苦、郁闷。在世界观形成阶段，得不到必要的引导。最后自暴自弃，在良莠不齐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盲目闯荡，企图从眼前“难以捉摸”和“扑朔迷离”的景象里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时只要有人稍加引诱，在寻找“关心”和“疼爱”的他们便会毫无顾忌地投入对方的怀抱接受恩赐。殊不知，在坏人的引诱之下一步步向犯罪深渊滑去。

二、父母言行不检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犯罪

父母言行决定家庭气氛，家庭气氛可以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和睦、不和睦的家庭气氛与违法行为率关系甚大。不和睦的家庭比和睦的家庭，其子女违法行为者明显多。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吵骂、指责、揭短、厮打，弥漫着一种冲突或不和谐的气氛，会给子女带来极大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长此下去会造成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等人格障碍。有些子女为逃避这种不和睦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融于平时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是“润物细无声”般的感染教育。因此，父母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良的言行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母亲贤惠、善良、正直的品行会给子女形成良好的人格打下基础。

三、家庭不健全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犯罪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的许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离婚率也居高不下，一些父母，为求男欢女爱，置亲生子女于不顾，形成离婚家庭这种特殊家庭。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子女，此时需要完整的父母之爱，家庭的天伦之乐。而有的父母都忙于再婚，冷落子女。使子女感到孤苦伶仃，心灵备受伤害。组成新的家庭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关系又很难处理得当。

1.减少家庭暴力，给孩子以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

家庭暴力是指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家庭及其成员之间的暴力。作为青少年的榜样，如果家庭成员整天争斗不休，习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那么无异会使青少年形成一种用暴力来处理问题的思维定势，使他们习惯于暴力攻击行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很多父母习惯采用粗暴野蛮的教育方式，会形成孩子与父母的尖锐对立。生活在习惯于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家庭中的青少年，形成了其固有的性格特征，在心理上鲁莽凶暴、易于冲动、控制力差、胆大妄为与不计后果，一旦这些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了，遇上了犯罪动机，就会发生暴力型犯罪，且多属于攻击。

2.尽量减少人为的家庭不健全

在青少年教育中，父母是第一位老师，一个和谐、良好的家庭能够让青少年体会到亲情可贵，增强他们对社会的信任。如果家庭结构破裂、父母感情破裂、婚姻失败、家庭失和，以致放弃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使子女得不到正常的父爱和母爱，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少年的心灵将遭到致命的摧残。他们目睹了父母是如何从和睦恩爱走向势不两立，从而会使青少年怀疑人间的真

情，觉得世界是如此的不可靠，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的不值得信任，很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谨言慎行

家庭中的社会化很多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父母的言谈举止、态度等对青少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青少年好奇心强，可塑性大，善于模仿，但其分辨是非、控制自己意志的能力较弱。所以父母有、酗酒、盗窃、、等不良行为，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使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要使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品行，作为家长的父母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能有不良行为，要举止得体，言语文雅，给子女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表明了人的一生与后天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作为孩子的父母，其言传身教的影响更是非常重要。教孩子学好不难，难的是家长要努力克服自身上的缺点及多年养成的坏习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这篇文章中的特殊家庭所指较为狭义，但代表突出的特殊家庭表现形式。总之，我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应该考虑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家庭环境，使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才能谈及教育，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史焕章，武汉.犯罪学概论.华东政法学院，1993-05.

[2]阙贵善.江西省青少年犯罪与综合治理.1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2.

[3]王春光.澳洲反家庭暴力法律机制及启示.法律适用，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