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时间：2024-01-08 17:21:44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1
一是确定适当的教学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教学目标是对教学活动结果的预期，它不仅是教师确定教学重心、明确教学主线、开展预设与生成的依据，而且也是学生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内心情感的保证。课标要求，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应能“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笔者通过整合教材，把目标明确为：知道古代商业发展在商人、城市、商路、政策等方面的表现；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样，本课的教学内容就比较明确，重心也很清楚——通过商业经济的发展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而感悟传统的商业文化。这个教学目标的确定比教材更有条理性，实践中也容易操作。
二是设计顺畅的教学流程是有效教学的基础。教学流程包括本课有几个教学环节，每个环节有什么活动，解决什么任务，达到何种意图，各环节间有何内在联系等。教师要特别注意各环节间的逻辑。清晰流畅的教学流程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本课设计了两条线索。从历史内在逻辑来看，第一部分介绍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主要是商业现象；第二部分着眼于商业现象背后的政策，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第三部分透过商业看商人，力图发掘传统商业文化的精华。这条线可归纳为从商业现象到商业政策再到商业文化，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从学习过程来看，第一部分由于教科书的表述琐碎，教师指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分别探究春秋、唐朝、宋朝和明清的商业发展状况，梳理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括其特点，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知识基础。第二部分通过聚焦个案，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因素，以达到体验探究、反思历史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力图从枯燥的商业史中发掘出人性与人文，还原商人的真实形象，达到清晰认识、传承文化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情感基础。本课通过内外双线的安排，层次清晰，意图明确，为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设置让学生充分参与的情境是有效教学的关键。考虑到学生不易理解古代的商业，笔者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创设情境，化解历史与现实的隔膜，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在导入时，笔者出示了一副学校周边示意简图。可以看出，以景山学校为中心，有米市大街、灯草胡同、油坊胡同、大豆腐巷等学生比较熟悉的地名，它们都是古代的商业市场。同时笔者提问，学校周边这些老街巷曾经是做什么的?看到这些街巷的名字你能想到什么?这些熟悉的地名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在新课中，笔者设置了几个历史情境：到春秋跑买卖、到唐朝做外贸、到宋朝开饭店、到清朝办票号，让学生通过四种商业活动，体验历史，感受不同时期商业发展的状况。情境体验容易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激发其主动探究的兴趣。
如果历史教师能有效地控制课堂，就能让学生从“有效的历史教学”中取得收益，让学生从枯燥、沉闷的认知、记忆中解脱出来，在学习中发展自己，以强大的历史责任感，把自己锻造成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2
关键词：新型政商关系；公私分明；以“亲”为先；扬“清”为要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38-04
在2016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联谊会上首次提出以“亲”“清”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商关系。这一重要论断，明确了新时期政商交往的科学内涵，对新型政商关系作了新的定位、指明了建设途径，对于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公平的经营环境、规范的市场秩序、良好的社会风气，开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新时代，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商关系的新内涵与新要求
构建以“亲”“清”为核心的新型政商关系表明了政府与民企关系的科学内涵和相处准则，其本质是处理好“公利”和“私利”的关系。政府和企业是一对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政府，政府决定着矛盾的性质、发展方向。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是的重要理论创新，“亲”“清”二字，言近旨远、激浊扬清、言简意赅，勾画出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之间“亲密”而不失“分寸”的相处之道。
在新型政商关系中，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亲密、亲和、亲近、亲情，真诚坦荡与企业家打交道，与他们肝胆相照交朋友；“清”就是清楚、清醒、清明、清白，同民营企业家建立清楚明白的关系。对民营企业家而言，“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政部门沟通情况、交流看法，取得党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清”就是要求企业家洁身自好，清醒清楚走正道，依法依规做贡献。归纳起来，“亲”“清”二字，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双方有规可依，有度可量，定位分明，界限清楚，把新型政商关系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新型政商关系是时代的呼唤，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新时期政商关系的基本要求，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肝胆相照，以“亲”为先。党的十七大就把非公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固定下来，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1]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家群体，正确认识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关系，真诚做到亲商、安商、富商，培育志同道合、血肉相联的“亲情”之花，结成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的发展之果。
一是要在感情上“亲”商。民营企业家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主要力量，是促进创新和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税收的50%、GDP和固定资产的60%、新技术新发明新专利率先应用的70%、全社会就业岗位的80%、每年新增注册企业数量的90%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从思想上、感情上“亲”商，亲近民营企业家，把他们当作自家人，自觉做好企业的“娘家人”，支持、帮助他们发展，既是责任，又是担当。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经常到企业调查研究，把民营企业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经常到企业走走、看看、听听，把企业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多与企业家交朋友、做知己、当诤友，把解决民企内部矛盾作为第一抓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企盼，多出良策，想办法、送温暖，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把民营企业的需要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目标。
二是要在政策上“亲”商。路线指引方向，政策决定成败。民营企业要发展，政策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为此，“亲”商就要体现在对民企的政策和制度上。要求党和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尊重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包括金融、环境、管理、发展等。一定要克服当前存在的“开门请进来，关门来打狗”，吃企业“唐僧肉”，“关卡”“收费站”“山大王”“财主”“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等现象。[2]使政策在“亲”商上下功夫，让政策这只有形的“手”，成为民企发展的推手，下气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修好民企发展“高速路”“快车道”；使政策成为民企发展的帮手，当好企业的清道夫、保护神；使政策成为民企的助手，开通保障“专用车”、服务“直通车”，确保企业发展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三是要在交往中“亲”商。党政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虽然职业不同，但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普通劳动者，虽说分工不同，但都是权利平等、义务一样的国家公民，没有地位高低和职业贵贱之分。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树立以民营企业为本的政绩观，在与企业家交往中，自觉从企业的利益出发，绝不能搞为自己树立形象的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把自己的荣辱与民营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做到心中有民企，与民营企业家交朋友，就要拎着乌纱帽为民企做事，不要拎着乌纱帽为自己做官。在思想观念上，坚决杜绝“有权就高人一等”的错误观念，清除“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的影响，自觉放下“老爷”派头、“衙门作风”，放下官架子，丢掉官腔，进企入户，与企业家打成一片，倾听他们的呼声，真诚地与民营企业家打交道、做诤友。按照的要求，在与民营企业交往上也要“党的原则第一，……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3]416给民营企业家做出榜样。用榜样收获信赖，做企业家最信得过、最靠得住的好朋友。
四是要在服务中“亲”商。党的十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4]马克思主义政党。“三型”政党的学习型、创新型都是手段，而服务型才是党的目的和本质。一个政党一旦不为人民服务，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失去生机和活力，这个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为企业服务，要把服务与“亲”商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在思想上主动为民企服务，想民企之所想，急民企之所急，寓管理于服务民企之中。在工作上，把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落细、落小、落实、落准。做好包装、推介，简化审批、协调配合、牵线搭桥等工作。在环境上，努力营造风清气正、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把“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彻底转变为“脸好看、门好进、事好办”。同时，还要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宽松优惠的政策环境，让民营企业家都具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积极主动、毫无后顾之忧地为国家为人民创业。
2公私分明，扬“清”为要。“清”商主要是对领导干部而言的，即领导干部与商人交往中边界要清楚。从本质上讲“清”商，不是干部个人的行为，而是党的执政行为，是政府的政务行为。由此，“清”商的基本要求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自己的定位，搞清自己与商人交往的边界，真正做到“六个不”：不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礼物，不拿原则问题做交换，不拿眼前利益谋政绩，不越位对民企“指手画脚”，不缺位对民企“不闻不问”，不错位对民企“分个彼此”，切实管好政府行为边界。[5] “清”商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表现在清醒 、清白、清廉、清晰四个方面。
一是头脑要清醒。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领导干部。在与企业家交往中，一定要头脑清醒。“清”商的要害是清心，清心要求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则百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同时要以“五心”为引领，即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清淡之心对待位，以敬畏之心对待民，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时刻为民企谋事，不为个人计，追求更多为民企发展认可的名，争取更多对民企有益的利。
二是交往要清白。我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特色的人情社会。领导干部和企业家都是社会人，在交往中肯定会建立起个人感情，有必要的你来我往，这都是必须的、正常的。但交往的关键是得有个度，必须有个底线，越过度、触碰底线就不清白了，就会违背“清”商的根本要求。交往要清白就清白在“君子之交淡若水”，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清清楚楚，决不能把交往变成庸俗和低级趣味交往、无视原则的交往。特别要防止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使领导干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三是形象要清正。党的十把廉洁政治形象概括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干部清正的形象在与民企交往中一定要树立起来，这是“清”商的又一基本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个净化”“三个保持”，即净化朋友圈、净化生活圈、净化娱乐圈；保持政治定力，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足够的警觉，切实防微杜渐。把“三严三实”作为恒久的座右铭。做到严以修身，增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定力；严以用权，心怀“举案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严以律己，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谋事要实，秉持“脚踏实地无偏颇”的态度；创业要实，树立“知其难为而为之”的担当；做人要实，胸怀“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坦荡。[6]
四是经济行为要清廉。这一基本要求使领导干部必须严守财经纪律和党纪党规，该支持民营企业的资金要尽快解决，不能给的坚决不给，中间决不能拿“抽水”“回扣”“提成”的好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在思想上要同心同德，在目标上要同心同向，在行动上要同心同行。在廉洁自律基础上发挥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性。打破行政垄断，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使政府“看得见的手”伸不得，使市场“看不见的手”缺不得，“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3]116
二、当前政商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努力，帮助非公企业排忧解难，政商关系总体上处于良好互动状态。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非公经济快速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7]但是，非公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商关系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是权钱交易不断发生，破坏了政治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
1政商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商关系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概括起来就是政商关系“清”而不“亲”，干部对企业“敬而远之”。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过多。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还未把权力交给市场，未使市场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一些部门在审批、管理、监督、处罚、资格认证等环节进行寻租，现象仍然未能根除。以前对重大项目都有绿色通道，可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现在由于简政放权改革不彻底，还是按部就班慢慢来，很容易使企业丧失机遇，影响发展。
二是法治规则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法律法规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有些法治法规还不健全，存在的缺陷是立法对“不作为”现象规定不清，对“乱作为”现象界定不明。检察机关在处理政商关系时不好介入，致使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仍然存在。
三是公共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公权力中，“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但对权力的监督又软弱无力，使一些政府采购依然存在暗箱操作、违规招标等现象。有些招标文书为锁定对象而设计，中标后转包出去“抽提成”，这是民营企业经常反映的问题。有些企业家讥讽道：“权力就像一把火，企业家离远了得不到温暖，离得太近又会被烧伤。”
四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不敢为”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谈商色变，只怕不“清”，不怕不“亲”。见了企业家“躲着走”，只怕“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甚至采取“不接电话、不批文件、不办事情”的做法。“不愿为”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消极态度对待民营企业家，曾出现“四了”现象，即到企业调研，推动工作明显少了，一些干部与企业家不怎么联系了，对企业“敬而远之”的多了，干部对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不作为”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企业家采取“软拒绝”，表面上客客气气，但不拍板、打“太极拳”。推诿扯皮，为避责而不作为，怕担当而不作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态度；有的新官不理旧账，前任领导定的事，后任不予理睬。由以前的“脸难看、门难进”，变成了“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上述“三个不为”现象已成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突出问题。
2政商关系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健康政商关系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原因、制度原因、政策原因等，但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人的问题。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人。人是个群体，其中干部是关键中的关键。从干部这个关键来分析政商关系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是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根本原因是吃不准导致不敢为，怕出事导致不愿为，不善为导致不作为。
一是对政商关系的“度”吃不准，导致不敢为。有些领导干部政策水平低，搞不清与民营企业交往的分寸界限，工作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当一天和尚能不撞钟就不撞钟，甚至舍“亲”而保“清”，至少求个安稳。
二是怕出事，不敢担当，导致不愿为。一些干部受某些案件的负面影响，造成心理恐慌，在与企业家交往中“怕”字当头，怕工作失误冒风险，怕触及利益得罪人，怕媒体炒作引火烧身、承担责任。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精神，以“不干事就不出事”为信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三是能力恐慌，是导致干部不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领导干部专业素质、政策水平、创新能力，正确处理“亲”“清”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政商关系的本领比较差，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慌神，搞不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成为不作为的重要原因。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路径和建议
为进一步落实关于构建以“亲”“清”为核心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1强化服务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政商沟通机制。一是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为民企搭好台、唱好戏，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加快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解决好政府在政商交往中越位、缺位问题。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认识，放下包袱，以“敢作为、愿作为、主动作为”为导向，为服务好、发展好企业做出贡献。三是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之自由宽松、快速发展，使民营企业家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市长”。四是构建政府与民企良性互动的政商机制和环境。坦荡真诚与企业家交往，积极主动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期盼，主动加强企业家与政府沟通交流，形成“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的互动局面。各级工商联、商会组织也要积极作为，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政商关系在“清”的前提下“亲”起来。
2坚持法律法规制度作保障，使亲情常在、清气常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有力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驾护航。规定出“亲”的范围，明确“清”的界限，让政商交往“亲而不越规，清而不疏远” 。一是建立完善市场服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为政商交往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二是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厘清权力和责任边界，制定责任制和权力负面清单，用法律规范相关部门的岗位职责。让服务信息公开透明，可见可查，使服务者有章可循、监督者有法可依，消除一切暗箱操作，让政商关系更加清白，形成界限分明、交往有道 、廉洁互信、共谋发展的新局面。三是筑牢制度笼子，织密监督网络。新型政商关系正在构建过程中，筑牢制度堤坝非常重要，把着力点放在制定出台制度措施和实施细则上，健全正常联系民营企业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政商之间公开、规范、透明的交流平台。密织监督网络、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经营，形成协同联动、多管齐下、社会推动、企业自律相结合的民营企业监督体系。
3扩大民间投资渠道，建立四个服务平台。扩大民间投资渠道，要把突破口选择在投资空间、融资渠道、投资能力、投资动力、投资预期和政商关系等六个方面。要多策并举，保证让民企“有空间投”“有钱可投”和能投资、想投资、敢投资。同时，要优化民间投资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家变投资短期化为长期化。改变政商关系“亲”但不“清”、“清”但不“亲”的非正常关系。根据天津的经验，政府要为民企搭建四个服务平台，一是民企上市融资平台，打通上市融资渠道；二是民企政策服务平台，为民企进行政策解读、政策对接、政策服务；三是民企走出去服务平台，为民企到境外找资本、找市场、找资源；四是民企法律服务平台，由工商联出面，连接公检法司，进行市场法律服务，使民营企业家守法诚信，使民营企业依规发展。
4领导干部要发挥主导作用，改变不敢为、不愿为、不作为的现象。在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关系中，领导干部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政商关系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领导干部要发挥主导作用，必须做到：一是牢固树立两个意识。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实践中，确立科学的人生观，牢固树立为政商关系服务的意识；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过程中，确立正确的价值观，牢固树立为民企服务的意识。二是确立“两根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行为准则》为党员、干部树立看得见、够得着的“高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列的“负面清单”，为党员、干部划出的不能触碰的“底线”。发挥好“两根线”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做到“四清”。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中，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在矛盾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领导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必须做到“四清”，即头脑要清醒、关系要清楚、政治要清明、交往要清白。概括起来说，既清醒、又清楚；既清白，又清明 ，才是政商关系要的“清”，才是清明的好干部。总而言之，要以“两个意识”为引领、“两根线”为要求、“四个清”为原则，使领导干部敢作为、 愿作为、作好为，真正确立起以 “亲”“清”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商关系。
参考文献：
[1]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
[2] 舒家鑫.三“亲”三“清”三“重”[N].学习时报，2016-06-30（05）.
[3] .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 十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0.
[5]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9）.
[6] 杨立平. 把“三严三实”作为座右铭[N].人民日报，2014-05-05（07）.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3
关键词:重农抑商;西欧重商主义;晚清重商主义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0024301
1 晚清重商主义概述
1.1晚清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经济思想及其政策主张
谈晚清时期中国出现的重商主义,有必要先提一下作为主导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的经济思想――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到汉武帝再到清初调整恢复经济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思想的体现。可以说,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早已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船坚利炮敲开中国的门户,进行肆无忌惮的经济侵略。国内的仁人志士开始思索昔日的泱泱大国何以沉沦至此,开展了救亡图存的探索,维新变法、洋务运动便是这一时期思想变革的典型代表。我国晚清重商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其代表人物是袁世凯、刘铭传、郑观应、薛福成、郭嵩焘、马建忠、康有为等。他们大都彻底颠覆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认为商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人的任务是振百工,主张政府施商政,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办商学培养实用人才,通过“商战”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
1.2重农抑商及重商主义博弈下的中国近代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措施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晚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重农抑商政策打压新的生产方式,继续被推行将激化阶级矛盾,实际发挥的已是抑制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由于全社会以商业为末,使得商品经济无法正常发展。自鸦片战争始,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社会,从此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而商品经济滞后使我国无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公平竞争,错过了资本积累的最佳时期,使得之后的现代化一并被推迟和扭曲。
晚清重商主义的思想应运而生,它虽然没有彻底扭转经济上的被动局面,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本积累,走向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但至少对封建思想禁锢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打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2西欧重商主义的概述
2.1西欧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及其政策主张
西欧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15世纪,这比中国早了近一个多世纪,盛行于16-17世纪。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世界经济第一次一体化。其代表人物有:约翰•黑尔斯、柯尔贝尔、霍尼克、托马斯•梦等。西欧的重商主义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的重商主义在对外贸易上强调少买,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输出,又被称为货币差额论。晚期的重商主义强调多卖,允许货币输出国外,认为只要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得的货币总额,就可以获更多的货币。为保证对外贸易中的出超,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晚期重商主义力图控制或调节商品的运动并发展工场手工业,又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2.2西欧重商主义对西殴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
具体而言,它的作用表现在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实践的发展两个方面。
就其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重商主义从政策角度论述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应当如何发展,其一系列的政策主张都以振兴民族、国家的经济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货币、价值、利率、税收、贸易、关税、汇率、阶级、就业、财富(收入)、资本、产业、垄断、发展等问题都是现代的宏观经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宏观经济学之父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探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早已是重商主义者们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关注的问题,只不过在他在吸纳借鉴前人理论基础上又做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发展经济学的渊源。西欧重商主义提出的如何从一个封建割据的没落王朝向统一的工业化国家迈进的问题,后进国家如何赶超的问题实质上都是关于发展的问题。
第三,对其他经济学派或理论的影响。西欧重商主义对后来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国家干预经贸的思想,以及 “起飞”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等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对经济实践的作用及影响:
第一,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资本,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重商主义的政策指导下,西方一些过家垄断了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形成了一批制造业中心。
第二,促使20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倡导下,美国、德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赶超了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此外,还有俄国、日本分别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短期内摆脱了落后的局面,二战后崛起于强国之林。
3中西重商主义的比较分析
首先,任务不同。晚清的重商主义是出于救亡图存,而西欧的重商主义是处于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的。
其次,作用不同。晚清重商主义的主张是在封建皇权容许的范围内的调整,作用相当有限。西欧的重商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实施,通过发展工业、海外贸易积累了财富。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使得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迈进。
再次,影响不同。晚清重商主义思想虽缘于西欧但显然落后于西欧重商主义,它思想庞杂,未成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晚清重商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民族反侵略的特色从最初的单纯强调发展商业到提倡走工业化道路是不断进步的,只是囿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性质最终夭折了。西欧重商主义对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都是晚清重商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尤其它指导了美、德、俄、日赶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屹立于强国之林,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
4重商主义对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启示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以及重商主义理论的现代化,新的重商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经济转型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1)促进各行业、各区域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经济的现状是呈现二元、多元结构,东西地域差距也很明显,落后地区面临赶超先进地区的任务。政策面临着运用现有的工业结构布局,发挥好商贸的沟通作用,协调省际、区际之间统一发展水平上的水平分工和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垂直分工的任务。既要充分发挥各省、各区域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又要杜绝重复建设、提倡节约和注重效率。
(2)扶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对于关系国家安全、攸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前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后期又呈现很强的外部经济特征的新技术产业等,国家应当给与保护和扶持,帮助这些产业成长起来并形成竞争优势。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4
本次大会以“崇商论道、重振秦风、联谊合作、共谋发展”为宗旨，内容包括“振兴陕西，秦商崛起”主题论坛，5场座谈交流会和1场对接洽谈会。与会代表分别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等6大洲3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2个省市区，其中包括秦商团体60余家以及张朝阳、李一、侯为贵、吴一坚、刘华国等商界的陕西明星。
曾经的三大商帮之首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从春秋战国到秦扫六合，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秦商随之发展起来。尤其是从明朝到清末的500余年间，秦商在陕西关中地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集团。
据西北大学教授李刚介绍，明朝以前的秦商，位居三大商帮之首，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国商’。明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势力涉及西北、川、黔、蒙、藏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史料记载，当时的秦商每年将三千万两白银押运回陕西，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有力地促进了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在明清两代的500年间，保持了“土木妖夷”、“生理殷繁”的发展旺势。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这是在关中地区深受普通老百姓喜爱的秦腔丑角戏《张连卖布》中的几句唱词，内容涉及了渭南、西安、兰州和西口4个从商地点和当铺、盐店、京货铺和金刚石批发4个不同行业，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了秦商“立足陕西，走向西北”的昌盛局面。
然而，历史的辉煌毕竟已经过去，尽管在现代众多的陕西商人仍然在国内叱咤风云，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秦商却几乎在商界、学界消失了。而今，人们提起商帮时，更多的则是想到徽商和晋商，却根本不知道历史上还曾经有过秦商。
重提“秦商精神”成为共识
陕西在未来要实现自己的西部强省梦想，遍布全球的秦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开幕式上，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在其主旨演讲中一再提到“秦商精神”，并认为这是当代秦商要学习和继承的。景俊海指出，秦商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厚重质直，忠义仁勇”为核心价值观的商业精神，已经成为我国传统商业精神的标志，至今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他表示，当前，陕西正在开展全民创业，重塑“秦商”，无疑会将海外和全国各地热爱家乡的陕西商人凝聚起来。与此同时，庞大的秦商群体也将搭建一个很大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陕西企业发展和全民“走出去”创业。
就在此前一天，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会见了部分秦商代表时也表达了对秦商的殷切期望。他特别提到，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将推动陕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结构调整中抢占先机，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希望大家以秦商大会为平台，弘扬秦商优良传统，交流秦商创业经验，增强归属感、荣誉感和凝聚力，为振兴家乡建言献策，共同推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
本次大会组委会秘书长、陕西省贸促会会长刘阿津也表示，周秦汉唐辉煌的发展历程奠定了秦商发展的基础。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发挥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再度崛起，在长达500余年间，秦商冲破重农抑商的禁锢，驰骋商海，商业资本、从贾人数、活动范围达到巅峰。
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造就的一大批当代秦商也成为推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省内，他们创办了约10万户民营企业，拥有近百万个体工商户，其中近万户科技型企业甚至还走在全国前列。在省外，一批陕籍商界精英以其传奇式的创业经历，展现了新秦商的时代风采。在海外，一大批秦商巨子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而历经千百年凝炼出来的秦商精神，则是所有秦商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联合发展谋求复兴
一个地区商帮、商誉的影响力，实则是靠这个区域的企业发展、经济水平，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水平作支撑、为依托的。企业活力是“商帮”影响力的根本所在。因此，要振兴“秦商”，首先必须强化陕西企业活力。
要真正从实质上让世界认可秦商，让秦商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对此，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瑞士银行中国区总裁李一、台湾陕西同乡会理事长王广生、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罗马尼亚罗中工商会荣誉会长耿健、四川省陕西商会会长李春林、金花集团总裁吴一坚等与会代表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对加强秦商交流与合作，推动陕西快速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陕西，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文物。”秦商代表、瑞士银行中国区总裁李一在论坛上建议，“秦商精神需要进一步挖掘，所有走出去和留下来的陕西商人，都应该不断地思索自身的不足和失误，扩展视野，从战略高地的角度复兴陕西商帮。”
本次大会形成的《全球秦商大会的倡议书》也明确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络机制，建立全球秦商会议制度，各地秦商摒弃单打独斗意识，走联合发展之路。与此同时，该倡议书还倡议；有条件、有能力的秦商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自身优势，积极在家乡投资创业，以“走出去”到“凤还巢”的实际行动回报家乡，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以及优势的项目资金带回来，努力为家乡的繁荣贡献力量。当好陕西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民间大使”，积极向世界推介和宣传陕西，支持并参与商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为陕西经济的发展，为秦商商帮的振兴献策献力。
陕西力促秦商复兴
陕西省贸促会会长刘阿津表示，通过举行此次盛会，一方面可以联合天下秦商，增强全球秦商的凝聚力，并通过他们和秦商所在地区加强经贸文化合作，进一步增进友谊，建立长期交流机制，不断深化合作。另一方面，通过交流，广大的秦商对陕西当前和未来发展献计献策，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对促进陕西的进一步发展大有好处。
西北大学教授李刚也表示，此次大会就是要凝聚秦商力量，再造秦商大气，推动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遏止秦商被边缘化的倾向，保卫秦商文化的安全。他认为，商帮是被宣传出来的，没有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没有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没有人知道晋商。与此同理，没有《西商大贾》《安吴商妇》《党家大院》《丰庆镖局》《关陕龙护卫》《振昌顺酒坊》的大制作，就不会从整体上烘托出秦商的勃然大气。因此，陕西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5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3分,共60分)
1.(2014三明质检)《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材料中“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
A.祭祖扫墓 B.踏青游玩
C.农业生产 D.政治清明
解析:C 清明时节,万物皆显,适合农种。故“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
2.“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食货志》),通过这则材料可以说明统治阶级的“重农”目的是()
A.防止田地荒芜,加强田间管理
B.控制农民人身自由
C.重视在田亩投入人力以提高产量
D.鼓励农民专心生产而不违法乱纪
解析:B 材料信息的意思是: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可见,作者主张通过“重农”以达到控制农民人身自由的目的。
3.(2013北京西城测试)据考古发现,在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河北兴隆县一次出土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河南新郑韩国铸铁作坊遗址出土陶范300余件,其中农具范占60%以上,出土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说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
A.铁器开始用于农业生产
B.铁犁牛耕是主要耕作方式
C.生产中普遍使用铁农具
D.铁农具制作技术臻于成熟
解析:C 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题干中“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等信息表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A项不符合题干现象,B、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4.(2013长沙测试)中世纪中国财产继承主要实行均分制度,据记载:“今(南朝宋时)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至清代……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以上材料主要反映当时中国的家庭()
A.结构比较复杂
B.一度严重缺乏道德责任感
C.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限
D.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
解析:D 小农经济下,一个家庭的男丁成年后如果“兄弟异计”,就会分家脱离原来的集体,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明显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里,家庭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这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材料没有强调家庭结构问题,排除A项;材料不是在谈道德问题,而且B项中“严重缺乏”表述不符合史实;宋学形成,儒家思想大发展,排除C项。故选D。
5.(2013洛阳统考)北魏均田制实行后,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被指私人圈占的成片土地。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据此可知()
A.均田制导致土地集中现象加剧
B.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不限制土地买卖
C.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D.封建小农经济日益被大庄园经济取代
解析:C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北魏实行均田制主要是为了限制土地兼并,但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说明仍存在土地兼并;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说明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6.明朝时,“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对此现象分析不正确的是()
A.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慢慢分离
B.佃农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
C.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
D.地主与佃农间存在雇佣关系
解析:D 由材料可知,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掌握在佃农手中,这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A、B、C三项分析正确。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的是租佃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故D项错误。
7.(2013苏北四市联考)《汉书·贡禹传》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材料反映汉代()
A.官营纺织业技术水平高超
B.政府鼓励民营手工业发展
C.官营纺织业规模大耗资多
D.手工业产品大量投放市场
解析:C “三服官”是汉官名。从材料信息可以看出汉代官营手工业规模大,耗资多。故选C。
8.(2013晋商四校联考)《吕氏春秋·孟冬纪》关于秦代官营手工业有这样的记载:“物勒(刻画)工(制造者)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表明秦代官营手工业()
A.产品做工精美 B.质量管理严格
C.生产不计成本 D.产品不入市场
解析:B 材料体现的是秦代官营手工业中实行产品刻名负责制,反映其对质量管理严格。A、C、D三项在材料中没有涉及。
9.(2013洛阳统考)《登州府志》记载,“纺织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山脚),无问男妇为之,其织作须织工。勤有余布,亦兼鬻(卖)于乡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这反映出当时登州()
A.自然经济解体
B.家庭手工业发展
C.民营手工业向农村扩展
D.出现经济区域分工
解析:B 材料大意:登州府家庭棉纺织业相当普遍,生产的布料除自给自足外,还卖到乡里的集市上,再由布贩转运卖到城市去,因此B项正确;A项表述错误,C、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10.(2013浙江模拟)明代,广东省规定炼铁“定山主以为炉首,立炉首以为总甲,收土民以为丁伴,择荒郊以为冶所,严巡捕以为约束,明保勘以为清查,时启闭以为聚散,定丁数以为撙节”。这反映了明代()
A.“重农”政策有所松弛
B.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
C.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很严格
D.在冶铁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解析:C 从材料中的“定”“立”“严巡捕”“明保勘”“定丁数”等表述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十分严格。A、B 两项与史实不相符合。D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11.(2013湖南联考)宋代吴处厚曾说:“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疟疾之一发,则其俗有以冷热发歇为市喻。”这段话反映的是()
A.宋代蜀地疟疾流行
B.宋代的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C.“市坊”制度已经被彻底打破
D.宋朝经济没有能均衡发展
解析:B 材料中的“痎市”指隔日一次的集市。材料之意是在四川有一集市,每隔一天进行一次贸易,该地就好比得疟疾的病人一样,忽冷忽热。由此可以看出材料反映了宋代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12.(2014咸宁四校联考)北宋真宗时期通行的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益州16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南宋绍兴三十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对该材料理解准确的是()
A.宋代纸币取代金属货币
B.会子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
C.长途贩运贸易开始出现
D.纸币从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的过程
解析:D A项“取代”说法错误;B项“世界上最早”说法错误;C项“开始出现”说法错误;题干描述了纸币从北宋出现至南宋发展的过程:富商联合发行——初命临安府印造,D项正确。
13.(2014泉州质检)明中叶学者王世贞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谊(注:意为儒学修养高)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材料不能说明()
A.地理环境不利农业,是徽州发展商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B.商业致富和科举仕宦,是当时徽州发展的两个重要支点
C.徽商重儒入仕,体现近代商业和封建权势结合的特点
D.用经商所得厚利,让子弟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目标
解析:C 材料大意是徽州地区四面多山,地少人多,粮食供应不足,故人们多从事商业。并且当地的风俗也不轻视商业。商人之中的儒商在经商致富后,其后代往往以研读诗书、科举入仕为目标。故A、B、D三项材料能够体现。C项中“近代商业”的表述错误。
14.(2013宁波测试)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政府)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材料反映出明朝的晋商()
A.获得了全国的食盐专卖权
B.以诚信为经营原则,以义取利
C.掌控了国家军政大权
D.得到官府庇护,获取高额利润
解析:D 材料反映了晋商在政府庇护下,贩卖盐、粮给军队提供军需,“大获其利”,D项符合史实。A项中“全国”说法错误;B项材料没有反映;C项曲解了材料。
15.(2014皖南八校联考)史载,宋朝湖州农民“以蚕桑为岁记”,严州“谷食不足,仰给它州,唯蚕桑是务”;太湖洞庭山区“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称香菜门”。上述材料最能说明()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商品自由流通程度很高
C.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较快
D.农业精耕细作,剩余产品大量商品化
解析:C 从材料湖州“以蚕桑为岁记”、严州“唯蚕桑是务”、洞庭山区“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不殖五谷,唯宜种茶”等可知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迅速。A项与史实不符;B项材料无体现,D项与材料“谷食不足”不符。
16.中国古代政府历来对商业发展严格控制,下表为明清时期各地商业集市变化统计表,表中数据说明,自明朝嘉靖至清朝道光年间()
A.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
B.南北经济交流日趋频繁
C.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D.州县集市的密度北方超过南方
解析:A 由表格资料可知,州县集市密度应是南方超过北方,D项错误;B、C两项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来;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集市数量迅速增加,反映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广泛发展,A项符合题意。
17.(2012年北京文综,12)秦汉至明代,商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层认为商人()
A.不事生产 B.不尊儒术
C.不敬宗族 D.不纳租税
解析:A 本题考查重农抑商政策。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统治者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既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也可以防止农民自由迁徙,保证地方社会治安和稳定,而抑制商业,主要是因为商人有投机行为,却不事生产,不利于管理和维护统治,B、C、D三项不符合史实,正确答案为A。
18.(2014湛江二模)明朝曾有官员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寇与商都是日本人 B.海禁的积极作用明显
C.海禁加剧了寇患 D.应当加强海禁政策
解析:C 关键信息“禁之愈严而寇愈盛……”,是说禁商越严,寇就越多,结合明朝对外商业政策可以得出答案为C。
19.(2013湖北联考)“帝王们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效用化,他们的政策‘选择’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按此观点来解释“重农抑商”政策的话,下列结论中可以成立的是()
A.“重农抑商”政策实现了古代经济政策效用的化
B.“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
C.“重农抑商”政策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的必然选择
D.“重农抑商”贯穿于中国古代史
解析:C 重农抑商政策曾经在中国古代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该政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排除A项。B项中的“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与史实不符,可排除。商周时期,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为了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排除D项;C项表述正确,符合题意。
20.(2013临沂模拟)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沿海居民……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
工。水手不能胜任担负重物,以谋得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无所事事。”这位学者认为海禁造成()
A.国家海防力量有所增强 B.科技发展逐渐停滞
C.政府无法掌握国际变化 D.人民就业机会缩减
解析:D 本题考查学生材料分析能力。材料表明沿海居民惯熟船务,多为舵工水手,海禁后沿海居民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甚至很多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人民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21.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既是一个生活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它还曾经是一个权力组织。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注:指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特点)。
——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16世纪一位英国面包师的家庭构成(家庭手工作坊)(单位:人)
男主人 女主人 孩子 帮工 学徒 女仆 1 1 3 4 2 2 ——根据哈罗德·帕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
材料三 在英国至少从1530年开始,他们已不再认为独身是一种美德,相反,他们认为婚姻是由上帝创立的……他们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起来,过一种理想的宗教家庭生活,也就是说,宗教信徒除了去教堂礼拜与圣餐外,在家中也进行祈祷与阅读《圣经》。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年第04期(作者:蔡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在乡下,家庭很小的经济因素是什么?(3分)中国古代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请结合古代政治史分析其制度根源。(3分)
(2)现代家庭是亲人居住、消费和情感寄托的单位。根据材料二指出16世纪的英国家庭还有哪些更宽泛的功能?结合所学知识,阐明这些功能在现代家庭中衰退的原因。(6分)
(3)材料三中的“他们”指哪类人?结合所学知识,英国宗教家庭生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4分)
(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家庭,试分析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4分)
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应从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基本单位,规模狭小,分工简单,生产方式落后,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等角度进行思考;第二小问结合所学可知应是西周宗法制影响的结果,宗法制下家庭内部成员既有血缘关系,又有政治隶属关系,是导致“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的制度根源。第(2)问第一小问据材料二面包师的家庭是一个手工作坊,有“帮工”存在,说明有生产功能,有“学徒”,说明还有技能培训的功能;第二小问联系工业革命后现代工厂的出现思考回答。第(3)问依据“英国”“1530年”“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可以判断“他们”的身份;“变化原因”可联系宗教改革进行分析。第(4)问注意题干中限制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作答。
答案:(1)经济因素: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或具体描述小农经济的形态);(2分)经济条件有限。(1分)
制度根源:西周实行宗法制。(2分)将血缘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宗族(家族)观念。(1分)(答“封建制度”给1分)
(2)功能:生产单位(或经济功能);(1分)技能培训。(1分)
衰退原因:工业革命;(2分)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1分)工厂制度取代手工作坊。(1分)(如答“学校教育发展”亦同等给1分)
(3)指:新教徒。(2分)(或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徒,或路德教徒同等给2分,若答新兴资产阶级只给1分)
原因:宗教改革;(1分)形成人文主义宗教观(或宣扬“因信称义”)。(1分)
(4)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务工成为趋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口自由流动加快。(每点2分,答出任意2点即可得满分4分)
22.下表是某中学历史研究性学习课上,三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出的结论。
组别 材料 结论 甲组 废除丞相以后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官员享有权力范围的变化
时期
职位
所享有权力范围
明代中
叶后
内阁
首辅
拥有票拟权,但不是合法的宰相,地位受到挑战
清代
军机
大臣
承旨拟写,上传下达,备皇帝顾问
君主****空前强化 乙组 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丙组 永乐二年正月,禁民下海。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夷货非衣食所需,可谓中国不缺耶。绝之则内外隔而构之衅无由生矣,夷虽欲窥伺我也,何可得哉 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禁绝一切海外贸易 请回答:
(1)上述三组结论,哪一组有明显错误?试阐述你的理由。(2分)
(2)其余的两组结论,哪一组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哪一组不能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请分别说明理由。(10分)
(3)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当时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8分)
解析:第(1)问是对基本概念的考查,据所学知识容易作出判断;第(2)问主要考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资本主义萌芽”最基本的特征是雇佣关系,而这一点在图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来;第(3)问实际是考查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未能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原因,注意题目要求“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材料中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层面,依据所学知识补充思想领域未能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因素。
答案:(1)丙组: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不是禁绝,而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2分)
(2)甲组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
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都是中枢机构,但内阁首辅与军机大臣都无决策权,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统治。
乙组不能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
图片材料只能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标志是雇佣关系出现。(10分)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6
一、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
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是清政府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实行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政策的结果。我们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奉行的政策，工商业者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但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页。》，由此从重农抑商一变而为大力振兴工商。清廷上谕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页。》
随着重商政策的推行，清朝统治者很快即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癸已上谕已提及拟订经济法规之事，此谕虽仍标榜“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但也不得不承认“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同时还要求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渝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吏“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388页。》。清政府推行重商“新政”的实际步骤，首先也是设立商部和拟订经济法规，并特别提出要率先拟出商律以尽快颁布施行。1903年4月，清廷渝饬设立商部，同时“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一5014页。》。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推行振兴工商政策之始，就比较重视制定和颁行经济法规。
不仅清廷颁发了一系列上谕，一些督抚大吏和新成立的商部，对制定和颁发各类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归纳有关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颁行商律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刘坤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联名呈递的长篇奏折中说：“欧美商律最为详明，其国家又多方护持，是以商务日兴。中国素轻商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遂不能与洋商争衡……必中国定有商律，则华商有恃无恐，贩运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厂可设，假冒之洋行可杜。”这样，“十年以后华商即可自立，骎骎乎并可与洋商相角矣”《《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3页。》。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海寰也吁请清廷“通饬各督抚体察各省情形，统筹全局，订明东西通行法律，由法律以审定商律，由商律以措施商政”《《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奏请速订东西通行律例以保而开商埠片》，《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新成立的商部则指出，没有完善的商律，工商业发展便有诸多障碍。“从前开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73页。》清廷上谕也明确表示，函需拟订商律，“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4页。》。以上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拟订经济法规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次，制定有关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李鸿章指出：“泰西各邦，皆有商律专以保护商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钦差商务大臣李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虽然其动机是为了向商人收取更多的捐税，但以商为“立国之本”，并提出仿行西法制定商律，用以保护商人，仍可以说是封建统治者经济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一折中说：“现在体察情形，力除隔阂，必先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臣部可以尽保护维持之力。”《《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此后又曾反复上奏说，拟订商律刻不容缓，以俾“商人有所遵循，而臣部遇事维持，设法保护，亦可按照定章核办”《《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32页。》。对于遭受奸商诈骗而倒闭的正当商人，商部认为也应予以保护，因而提出制定颁行破产律，奏清朝廷谕令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嗣后遇有倒闭案件，即无须援引刑部前奏比照京城钱铺之例办理，以免两歧，而昭公允”《《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04页。》。此外，商部还曾禀准清廷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对回国投资的侨商“切实保护，即行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如仍有苛待侨商者，“查明按律严惩，以恤商艰而通民隐”《《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16页。》。
再次，颁行法规，从法律上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商人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的卑微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要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臻于富强，就必须从法律上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商部提出的办法是，制定施行有关奖商章程，由朝廷颁给商勋，工商业者凡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自应分别酌予奖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74页。》。清政府后又进一步说明：“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力经营，或集合公司，确有成效者，即予从优奖励，果有一局一厂，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据此，商部颁行了若干奖商的章程法规，规定“以资本之大小，雇工之多寡，为国家爵赏之等差，上自子男之崇，卿秩之尊，悬为不次之殊荣，以振非常之实业”《《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725页。》。为使一般工商业者也能获得奖赏机会，提高社会地位，商部后来还提出援照军功外奖酌给功牌成例，“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著有实效者，由臣部查核无异，拟即分别酌给此项奖牌顶戴，用昭激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738页。》。
第四，有效地维护国家利权。尽管《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断出卖国家利权，但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一部分人意识到利权外溢的严重性，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以挽回利权，而颁行有关经济法规即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刘坤一和张之洞指出，列强对我矿山铁路久已垂涎，“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欲筹措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2—4763页。》。其办法虽仅为“华洋商人一律均沾”，但动机却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保护一部分利权，使中国利权不致尽落外人之手，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刘坤一、张之洞的奏折在当时颇受朝廷重视，清廷上谕曾“责成各该督抚等，认真兴办，查照刘坤一、张之洞原奏所陈，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803页。》。此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也说明，在商约谈判中各国均欲强占我矿权，中国必须参酌各国矿律，自行妥定章程，“以期无碍，利权无损”《《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941页。》。商部对此也十分重视，上奏朝廷强调：“路矿两端，实为各国富强之根本，事属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矿产，业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拟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统计三年之内，如查有切实办事，确遵臣部定章，于路务大有起色者，应准由臣部择优奖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415页。》。
上述表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对制定颁行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当时的清王朝从整体上看已趋于腐朽没落，但这并不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官僚试图通过“新政”改革，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同时使中国免遭瓜分灭亡之祸。对清王朝来说，瓜分灭亡即意味着其统治地位的终结，因此清王朝也想避免这一结果而思有所振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清末“新政”的出现和新经济法规的颁布。
就广大工商业者而言，他们当时是直接遭受无法律保护之苦的受害者。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烟通机器，伐木开矿，毁为妨碍风水；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如此种种，使工商业者穷于应付。在与外商竞争的过程中，原本实力弱小的工商业者，加上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更处于不利地位。上海商务总会曾痛切指出：“我中国商人，沈沈冥冥为无法之商也久矣！中国法律之疏阔，不独商事为然，商人与外国人贸易，外国商人有法律，中国商人无法律，尤直接受其影响，相形之下，情见势绌，因是以失败者，不知凡几，无法之害，视他社会为尤烈，此可为我商界同声一哭者也。”《《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很显然，工商业者也已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重要作用。
立宪派作为当时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也曾呼吁制定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即曾阐明华商无商法保护之苦：“一则华商与洋商贸易，洋商有法律保护，而华商无之，故动受洋商之欺抑；二则华商与华商贸易，彼此无一定之法律规则，故常有不公平之结果，致失信用而妨经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预备立宪公会还认为“社会经济困穷，由于商业不振；商业不振，由于法律不备”《《本会纪事》，《预备立宪公会报》光绪三十四年第20期。》，有了完备的商法，商人即可受到保护，商业也必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些呼吁，对于清末经济法规的诞生，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清末经济法规的种类
清末制定颁行的经济法规虽称不上十分完备，但也包括10余类，近20项，其内容涉及工商综合类、商标、矿冶、铁路、金融、商品赛会、度量权衡、经济社团以及奖商章程等诸多方面。以下分类略作介绍。
工商综合类的法规较多，有《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等。《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于1904年初颁行，《东方杂志》曾统称《商律》予以刊载。其中《商人通例》共9条，比较具体地指明了商人的身份、经商权力及有关通行制度。规定“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商人营业，或用真名号，或另立某店某记某堂字样，均听其便”。凡经商之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立有流水帐簿，凡银钱货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项，均宜逐日登记”，商人所有一切帐册及关系贸易来往信件，留存十年”《《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公司律》共11节131条，详细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呈报方法、经营管理方式和股东权利等。公司组织形式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4种，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并规定“董事局由众股东公举”，任期一般以一年为限，“期满即退”。股东无论何人，均享有应得权利，如选举董事局董事、股东会议议决权、查阅帐目权等《《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1904年颁行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共计18条，明确规定：“无论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该章程指明由商部设立商标注册局，专办公司注册事宜，规定了各类公司注册应缴纳的费用《《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系由外务部饬总税务司于1903年初拟，次年转由商部酌量添改颁行。该章程共28条，规定由商部所设注册局办理有关事务，津、沪两关作为商标挂号分局，以便商人就近呈请办理商标注册。“无论华洋商标，专用年限由本局注册之日起以二十年为限，其已在外国注册之商标，照章来请注册者，则专用年限即从其原注册之年限，但不得超过二十年。”如有侵害商标专用权者，“准商标主控告，查明责令赔偿”。同时，对有关商标注册、注销、保护、惩罚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说明《《商标注册暂拟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1906年颁布的《破产律》共9节69条，对呈报破产、清理资产、债主会议、清算帐目、处理资产、清偿展限等，均作了具体规定。该律指明了呈报破产的条件，规定了对亏折、意外事故导致破产和有心倒骗的不同处理方法，既一定程度地照顾破产商人的困难，给他留下“赡家之费，约敷二年用度”，又注意维护债主的利益。清理破产的具体事宜，规定由所在地商会公选董事处置。
有关矿冶类的法规，清朝矿务铁路总局会同总理衙门曾于1898年奏准颁行《矿务铁路公共章程》22条，允许华洋各商会同集股，设立公司开采矿产，但须由华商领办。1902年3月，外务部与路矿总局具奏《筹办矿务章程》19条，由原规定洋商不能出面领办，改为洋商、华商均可自办《《矿务档》第1册，第88页。》。1904年3月，商部奏准颁行《矿务暂行章程》38条，对请领开矿执照、华洋股份所占比重以及税收作了说明，规定“集股开矿，总宜以华股占多为主，倘华股不敷，必须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矿务档》第1册，第104页。》。1907年，农工商部会同外务部审订颁行更为详细的《大清国矿务正章》，共15章74款。该章程从总要、管理、矿产分类、地权、以地作股、请领执照、矿租、外人合股等方面对有关事宜作了规定。值得重视的是，该章程对外商开采权作了更多的限制，“如无华人合股，断不准他国矿商独开一矿”，外商“概不准收买矿地”《《大清国矿务正章》，《东方杂志》第4卷第6期。》。
铁路方面的法规主要是商部于1903年12月奏准颁行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共计24条。规定华商集股修建铁路，凡符合定章者“地方官均应一体保护，惟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外商附股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华商兴办铁路则给予鼓励，“如系独立资本至五十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臣部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商部重订铁路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
金融方面有1904年颁布的《试办银行章程》。户部有关奏折指出：“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户部奏试办银行酌拟章程遴派妥员折片》，《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该章程共32条，仿照西方银行成例，对有关认股、设立分行、股东权限、发行纸币等，均作了说明和规定。1908年，度支部又厘定《大清银行则例》，规定大清银行就户部银行改设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限本国人购买，不得转售外国人。同一年，度支部还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15条，规定银号、票号、钱庄及各省所开之官银号、官钱局等经营金银划汇贸易者，皆为普通银行，一体遵守该则例。凡欲创立银行，或独出资本，或按公司办法合资集股，均须预定资本总额，取具殷实商号保结，呈由地方官查验，报“由度支部优加保护”。此外还对银行结帐办法、营业时间作了规定《《银行通行则例》，《东方杂志》第5卷第5期。》。1910年，度支部又就货币问题颁布《奏定币制则例》24条，规定货币单位定名为圆，种类分为银币4种，镍币1种，铜币4种。1圆为主币，5角以下为辅币。
有关商品赛会即博览会方面，商部也于1906年制定颁行了《出洋赛会章程》，鼓励华商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该章程共计18条，说明遇有外国举办商品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谕商人，有愿与会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同时，对呈报具体手续、事务所设立、赴赛物品种类、包装、运输、货物免税等，均作了具体规定，旨在以中国物品与各国所陈同类之品“用心比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3期。》。
关于统一度量衡，农工商部于1908年上奏《遵拟划一度量权衡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折》，提出在当时度量衡繁杂不一的情况下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章程《《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法令二，第77页。》。同时，农工商部还对有关度量衡各方面都作了统一规定。此外还拟定了《推行划一度量权衡制度暂行章程》40条，规定凡官民从前所用之度量衡与部颁新标准有出入者，均在所定年限后禁止使用，并特别强调，统一度量权衡的目的，“总期酌古准今，便民通俗，有划一整齐之效，而无纷更扰累之虞”《《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法令二，第103页。》。
经济社团类的法规，清政府首先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1月，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说明“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随后，商部又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渝帖，进一步阐明：“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商部劝办商会谕帖》，《东方杂志》第1卷第2期。》。《商会简明章程》共26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城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商务公所等类似的组织，一律改为商会。另在会员人数、会董资格及总、协理权限、议事规则等方面，也均作了说明和规定《《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6年，商部又颁布《订定商会章程附则》6条，对设立商务分会及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规定。与此相关的还有1904年底商部制定的《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规定商会董事可随时赴商部禀告有关商务重要事宜，吏役不得刁难阻遏，违者予以严厉处罚。
其次是颁行《商船公会章程》。1906年，商部上奏朝廷，说明“华船行驶，关卡留难，官差需索，遇事涉讼，往往隐受亏损，不得申理”，因此亟宜设立商船公会，“俾华船与洋商一律同享保护”《《商部奏筹办商船公会酌拟章程折》，《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商部初订商船公会章程13条，指明其宗旨“专为保护整顿中国航业”，规定由航业商人禀承商部批准，视各埠航业繁简，酌量情形，分设商船公会总会和分会。各商船公会“有直接保护商民船只之责”，承担置备船旗、船照、船牌，发给船户收执，“凡航业商人有不能申诉各事，商船公会体查属实，应向地方官衙门秉公申诉”《《商部核定商船公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该章程后经商部重加修订，增补为18条，于1906年奏准正式颁行《《商船公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
1907年，农工商部还制定颁布了《农会简明章程》。农工商部的奏折阐明：“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8页。》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垣所在地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9页。》此外，还规定了有关农会会董数额、会董资格、经费来源及开支等。
奖励工商的法规在清末十分引人注目。1903年底，商部首先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元以上者，按集股数额多寡，给予不同奖赏，包括奖以议员或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衔，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集股5000万以上看，奖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牌，，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
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8条，规定凡能制造轮船、机车、电机等新式机器者，奖以三等至一等商勋，赏加四品至二品顶戴；凡能在中国原有工艺基础上翻新花样、精工制造者，奖以五等至四等商勋，赏加六品至五品顶戴，对有特别发明创造者，给予破格优奖。
1907年，农工商部鉴于原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授奖条件甚高，又颁布《改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获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衔者，由原定集股2000万元改为800万元，获头等议员加五品衔者，由原定300万元改为100万元，其余授奖条件也依次降低。同年，农工商部还颁发《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凡集股创办企业的华商，根据资本额多少，可分别获一、二、三等子爵和三品卿、四品卿爵赏，并具体指明独资、合资和附股者，均可获此项爵赏，以“所办实业，能开辟利源，制造货品，扩充国计民生者为合格”。如资本不多，但能“独出心裁，挽回利权”，也仍酌奖商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转、清末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
清末各类经济法规的制定与颁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且成为其后中国经济法规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基础。以下试从几个方面作一些具体论述。
第一，在中国法律史上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的经济法规，除个别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均属首次制定颁行，因而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说来，仅路矿方面1898年订有简略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所以20世纪初颁布的铁路法规称为《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其他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出洋赛会章程》、《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及推行章程》以及各种经济社团类法规、奖商类法规等等，在中国经济法制史上均堪称第一。清末的经济法规，对此后中国经济法制的建设明显起了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例如民初的经济法规，虽较诸清末的经济法规种类更加齐全，内容也更为详尽，但民初的各类经济法规显然是以清末经济法规作为基础而作一些增补，才得以更加完善和详尽。例如民初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即是依据清末拟订的《商律总则》、《公司律》草案制定颁行的。当时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1913年12月30日《时报》。》，然后交付国会议决通过颁行。又如1914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显然也是借鉴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修改补充制定的。《商会法》颁布之后，商人还援引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为依据，要求民国政府酌予修订。例如《商会法施行细则》规定一县之中只能设一商会《《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而清末的有关章程则规定，商务比较发达的县允许设立一个以上的商务分会（等同于民初总商会之下的商会）。因此，民初的商人提出，一县之中不以一会为限，凡商务繁盛之区均应设立商会。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修订的《商会法》《《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第47页。》，接受了商人的这一建议。可以看出，清末经济法规的开创性奠基作用，在其后仍具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工商业者的权利首次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在此之前，清政府一直未在法律上确立华商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权利，更谈不上给予切实保护，华商只得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或者依附于洋务企业。据汪敬虞先生考察所知，19世纪华商以个人名义附股于外商企业者十分普遍。在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房地产、铁路运输、棉纺织、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公用事业及各种轻工业行业中，附股外商企业的华商均为数甚多。在整个19世纪中，全部华商附股外商企业的资本累计在4000万两以上《《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甲午战败后，清朝统治集团内曾出现振兴工商的舆论，时期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迭发振兴工商上渝，但因未制定和颁发有关方面的经济法规，加之变法很快失败，因而从整体上说，终19世纪华商依然未能在法律上取得自由兴办近代企业的权利。
20世纪初，清政府不仅再三谕令各级官吏保护和鼓励华商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而且制定颁布各类经济法规，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华商自由经营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合法性。这样，华商首次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兴办实业的权利，可以通过有关法规与地方封建势力、落后的行会制度据理力争。在这之后，华商附股外人企业的情况明显减少，纷纷集资独立创办近代企业。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清末经济法规的颁布施行，使工商业者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工商业者的一次解放。清末颁布的经济法规如《公司律》等，还明确规定商办企业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并且保障了商人作为股东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公司律》规定：“附股人不论官之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这既是限制了官股的特权，同时又是保障一般商股的权利。
清末的经济法规，尤其是其中的各种奖商法规，对于改变商人长期以来处于四民之末的低微处境，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所周知，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沿袭“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被斥为市侩，卑为市井，受到各方鄙视，由此造成贱商之风盛行，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进入近代，虽然早期维新派曾大力呼吁重商，强调以商为立国之本，但清朝统治者并未切实采取重商政策，依然多方抑商困商，因而商人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变。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集团的许多高官大吏及最高统治者方始意识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转而由抑商困商一变而为奖商恤商，宣传振兴工商乃奠创国家富强之根基，在中国近代掀起一股重商社会思潮。同时，连续颁布奖励工商的法规，将各种顾问头衔、花翎顶戴乃至爵赏授予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工商业者。尽管获得这些殊荣者大多是工业巨子和富商大贾，但对扫除千百年来的贱商意识，改变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时人曾感叹：“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第8卷第7期。》
第三，资产阶级取得了社团“法人”地位，从分散走向联合，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得以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清政府在1904年初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劝谕成立商会。不久，各省垣及通商大埠的工商业者纷纷成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纷设商务分会。据不完全统计，迄至1912年，全国各地除等个别偏远之处，都已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共计900余所，其中近50个商务总会，870余个商务分会，另还有为数众多的商务分所。商会的成立，一般是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然后由商部颁发关防铃记，得到官府承认和保护，所以享有社闭“法人”地位。从此之后，工商业者有了真正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组织机构，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十分活跃。
新成立的商会与公所、会馆等传统行会性组织有着明显不同的性质与特点。传统的公所、会馆一般都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商人和手工业者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机构。在成员构成上，公所多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籍贯限制，公所无地域籍贯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行业工商业者的统一机构。从活动内容看，公所、会馆往往各有其势力范围，畛域分明，壁垒森严，除约束其成员外，还从事联络乡谊或慈善事业。商会则被誉为“众商业之代表”，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它成立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分散在各行业的资本家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各省商务总会通过星罗棋布的分会和分所，层层联结与渗透，形成网罗全省各地资本家的轴心，发挥着某种系统中枢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了各省区资本家过去那种互不联系的分散孤立状况。各省的商务总会在各项重大实践活动中也遥相呼应，密切配合而协调行动，又使全国的工商业者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发展成为一支有影响的独立阶级队伍。所以，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活动能量大为增强，将势力和影响层层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四，使传统的官商关系较前有所改变，官商之间一度确立振兴工商的松懈联盟。
清政府在20世纪初实施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政策，以解决财政窘困，并以颁布各种经济法规的形式，从法律上确立这一政策的施行，从而与工商业者在经济上产生了利益交汇的趋同互动因素。清廷上谕反复强调：现在振兴商务，全在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9页。》。商部也曾表示要“使商与官息息相通，力除隔膜之弊”《《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35页。》。这说明清朝统治者已一定程度地意识到“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渔肉，商畏官如虎狼”《《东抚袁复奏条陈变法折》，《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通论。》。这种传统官商关系机制的弊端恶果，力图确立新型官商关系。从有关史实看，自各类经济法规陆续颁行，官商之间确实在振兴工商方面，共同作出了许多努力，建立了某种短时间的新型官商关系。
《商会简明章程》颁行之后，各地商务总、分会相继成立，承担了“通官商之邮”的历史使命，此后，官商之间有了一个相互联络的中介与桥梁，也使官与商之间的联系较前趋于密切。根据《商会简明章程》的规定，“凡商务盛衰之故、进出口多寡之理，以及有无新出种植制造各品”，商务总会均按年列表汇报商部，以备考核。“其关系商业重要事宜，即随时禀陈，至尤为紧要者，并即电禀”《《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通过这种措施，商部既可保持与各省商人的密切联系，又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各地商情，及时制定应变策略。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商的联络，商部还专门设立了商会接待处，拟定了《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强调“商会处专为商会而设……冀通声气之路”。“各业中如有体面巨商，欲进谒本部堂宪而面陈议论者，即自行来署。先赴商会处呈明来意，由商会处随时回堂接见，绝无阻碍。”同时，还申明衙役不得稍有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遏，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1期。》。根据这一规定，工商户遇有冤抑各事，而地方官处置不当时，即可通过商会直接禀请商部解决。
第五，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族工商业之所以在20世纪初得到迅速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清末经济法规的制定颁行密切相关。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一方面表明清政府从传统的重农抑商转为保护、奖励工商，经济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另一方面使工商业者的实业活动获得法律保障，取得了应有的权利，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因此，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信心更为增强，形成投资兴办工商业的高潮。当时的报纸也指出：“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国风报》第1年第1号。》
收回利权运动的广泛开展，是推动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以往的论者较少注意到，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也与清政府颁行新经济法规，尤其是实施铁路简明章程和矿务章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收回路权运动为例，清政府于1903年底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民间集股设立铁路公司承办筑路为合法，并予以奖励和保护，凡“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奖励”。该章程的颁行，实则为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开了绿灯。随后，许多省份的商人根据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铁路的要求，绝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督抚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无不主动联络，内外呼应。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各省工商业者筹建铁路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督抚奏请朝廷批准的，各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经商部大力协助上奏朝廷谕允成立的，至于粤汉、广澳、津镇、京汉等铁路修筑权的赎回，同样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时论有称：“乙巳，张之洞、岑春煊已首从鄂湘粤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万元赎回粤汉铁路，归三省自办。我国收回利权之举，以此为噶矢。”《《中国政治通览·实业篇》，《东方杂志》第9卷第7期。》
根据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精神和清政府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谕令，许多省份的地方官还曾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仅以矿业开采为例，1905年山东招远金矿公司入不敷出，向矿务局请求借款，以资挹注。该局督办积极予以扶助，“以东省矿产尽为外人侵夺，间有华商开办之矿，全在官家保护维持，庶足杜外人之觊觎，保我残剩之利源，特为详请抚帅，准拨万金，以保华商，而维矿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49页。》。又如1907年，河南中州凭心煤矿公司拟续招股本扩大规模，但遇到困难，遂转而求助官府。该地所在藩司也以“本省利源所在，有关大局，亟应设法维持，因饬官银号备银十万，藩库筹备十万，共二十万，即入该公司股份，俾资经营”。开强调遵照《公司律》规定，官股只与商股享同等待遇，官长不得侵害商权《1907年6月23、28日《时报》。》。这种官助商办的事例，与洋务运动时期官府以种种借口禁止华商开采矿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还应指出，《出洋赛会章程》和各种劝工会章程颁布之后，还促使劝奖竞争与商品经济发达。清末10年间，各省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接踵兴办。1910年在南京由官商合办的南洋劝业会，已初具全国商品博览会规模。当时的商人还纷纷走向世界，积极参加各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取得这样的荣誉，对当时的中国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鼓舞。所有这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转四、清末经济法规的局限性
清末经济法规虽然在中国法制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但仍存在着各种局限性。
第一，法规种类不够全面，内容也不够详尽。
消末尚属中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开创时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想制定颁布种类齐全的各项经济法规，绝非易事。同时，清末制定的各项经济法规，在中国均前无借鉴，只能参照外国的有关法规，而翻译诸国有关法规的正文及说明资料，工作量及难度相当大，更增加了当时制定法规的难度。因此，由于行之匆忙，难免有些方面的法规付之阙如，如专利、契约、商行为、公债、保险、航海等许多方面的法规，在清末就未曾制定，因而清末的经济法规在种类构成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这些经济部门的有序发展。
从已定法规的内容看，大多也比较简略，不够详尽，导致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清末经济法规这方面的局限，与民初制定的有关法规稍加对比，即可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商人通例》仅有9条，而民初的同一法规却多达73条，清末的《公司律》131条，民初的《公司条例》多至251条，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只有简略的26条，民初1914年颁布的《商会法》则有60条（1915年颁布的修正商会法为46条），有关商会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也多达61条《有关民初经济法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
第二，清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各种经济法规的过程中，没有邀请工商界代表参与其事，法规订出之后，征求工商业者的意见也不够，因而不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
《农工商报》在当时曾发表评论指出清政府制定经济法规的这一局限，认为中国“订定法律，其权操于政府，而东西各立宪国，其订定法律，权操于国民，订定商法，权操于商民，政府只有认可宣布之权耳。故其商法随时改良变通，绝无阻碍，而商务得以发达”《《中国新闻》，《农工商报》第9期。》。对于清政府颁行各种经济法规，广大工商业者无疑是表示欢迎的。但这些法规主要由有关部门的少数官员一手拟定，“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无商法之弊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对此，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预备立宪公会在肯定清政府颁行经济法规“椎轮筚路，厥功至巨”的同时，又曾指出：“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致多拂逆商情之处。是非徒不足以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进而提出商法应经由商人参与讨论拟订，不能由政府中的少数人一手操办。上海商务总会认为，预备立宪公会所言皆“洞悉商况，发人深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84页。》，极表赞成。于是，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公会与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商人自订商法活动，得到全国各地商会响应。1907年，海内外80余埠商会派代表齐集上海举行第一次商法讨论大会，另有30多个商会以书信形式与议。1909年，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商法讨论会，讨论通过了由预备立宪公会派专人拟订的商法第一编公司法和第二编商法总则。清政府曾将这两个草案交资政院审议，修订成《大清商律草案》，但未及颁布清廷即已覆亡。
其他一些经济法规，在当时也曾有商人提出修订意见，但清政府却接受有限。例如《商会简明章程》过于简略，对商会的权限与活动范围又作了许多限制，不能满足工商业者的要求，引起商会不满。1911年，四川全省各商会召开联合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仅以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为施行法，一遇事实之发现有非章程所规定者，辄疑畏不前，反贻放弃职权之诮”《《四川全省商会联合会呈请农工商部修订商会简明章程草案》，苏州商会档案，第66卷。》。于是联名呈文农工商部，要求重新修订而扩大商会权限，同时致函各省商务总会，广泛征求修订意见。然而，清朝统治者却担心工商业者借此滋长政治权力，未予答复。直到清朝被，也未见农工商部重新修订商会章程。而民初1914年《商会法》颁布之后，各商会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15年底民国政府颁布修正商会法，即基本接受了商会的意见。两相对比，说明清末经济法规在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局限。
第三，在拟订和执行过程中缺乏独立自主性，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有些法规不得不被迫按帝国主义的要求加以修改。
清末的中国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已完成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和扩张日益加剧，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御，根本无法独立行使，因而在拟订颁行经济法规这一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事务时也往往受帝国主义的牵制。例如《商标注册暂拟章程》起初是由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手拟订的，拟好后即要求外务部从速施行。商部认为，“保护商标，乃商部应尽之责”《《论商标注册不应展期》，1904年9月18日《新闻报》。》。该章程经商部修改重订，奏准于1904年9月颁布施行。外务部却就其内容照会商请于各国驻京使节，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对修订的商标注册章程提出种种非难，并迫使清政府展缓半年颁布施行。后经多次谈判，清政府只得按照各国所提要求对商标注册章程加以修改。当时的报纸曾就此事发表文章说：“保护商标，乃主国应尽之责，即主国应有之权，此项试办章程既经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之宜，毫无偏袒，即不商于各国，亦未尝不可举行。乃外务部竟以草稿商之各使，各使嘱改者改之，其体恤各国商人之心，无微不至矣。”该文还明确指出各国之举“已有干预中国商政之迹”，呼吁商部“宜坚持定期，勿为摇动”《《论商标注册不应展期》，1904年9月18日《新闻报》。》。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敢开罪列强，只能应允其所提要求。
又如1907年矿务正章颁行之后，帝国主义对该章程中限制外商以及外国领事、公使不得干预矿务事件的规定颇为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910年对这一章程加以修改，取消了不许外国领事及公使干预矿务的条款规定，同时还放弃华洋商“权利均分”的原则，从而失去了原有限制外商、保护华商的积极一面。
第四，缺乏相应的配套保护法规落实的具体规定，以致在贯彻过程中有些法规无法得到切实执行。
清末虽然颁布了各类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规，但大多没有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加之当时的地方官吏比比皆是，依旧对工商业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所谓奖励和保护法规在许多地区都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因而工商业者仍然纷纷抱怨：“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6页。》。在断结商事纠纷案件时，有些地方官也置商律于不顾。类似的情况在许多省份都有发生。汉口商人曾一再表示：“公司律一日不保全，则商务一日不发达”。“事关商务前途，商律动摇，后患将不知胡底。”《《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5页。》有些地方官为解决财政窘困，还公然违反《公司律》的有关规定，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矿业收归官办。例如广东曲江商办煤矿，于1905年“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实业，第167页。》。在此之后，江苏、直隶、广西等地都有这种官府盘剥、掠夺商人的事件发生。湖南的地方官甚至提出将所有商办矿业“一律提归官办，于湘省财政前途，大有裨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53、554、558、559页。》。这些事实说明，一些地方官员的着眼点仅仅在于缓解财政危机，依然置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于不顾。
遇有华商被洋商勒索，清政府各级官员也不敢依据有关法规，真正保护华商的利益，有时甚至还向华商施加压力。例如1904年，汉口华商被礼和、瑞记两洋行强行勒索数十万两，先后禀报厅、府、道和督抚等各级地方要员，请求代为申辩。但各级官吏不仅不为华商主持公道，反而拨调团勇保护洋行，弹压华商。《中外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说：“近日政府日言保护商人，振兴商业，而卒无明效大验之可指。”《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外日报》。》《中华报》后来也载文揭露说：“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中华报》第157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面对上述这些事件的层见迭出，工商业者对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法规以振兴工商的美好诺言日渐丧失信心。有的表示：“政府一定公司律，再定破产律，虽奉文施行，而皆未有效力。卒之信用不立，道德有时而穷，规则荡然，事业何由而盛？长此颓废，吾商业其终不竞乎！”《《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有的愤而指出：“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助巨金，即曰招来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论商部与商业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事实证明，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虽然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整个清王朝当时日趋腐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因而依靠其颁布的经济法规，最终不可能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更不可能真正振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第五，其中的某些法规缺乏连贯性，颁布不数年就被清政府自行否定。
清末经济法规的这一局限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铁路简明章程的变化。前已论及，1903年底该章程颁布之后，对于推动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没过几年时间，清政府又制定了新的铁路政策，接连否定原订章程的规定。首先是试图将铁路商办强行改为官督商办。在有关铁路商办和官督商办问题上，商部原曾明确表示：“招商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各项公司，先行试办……所有商股获利或亏耗等事，臣部除奖励及饬追逋欠外，其余概不与闻，并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亦不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二六，第8861页。》但到1906年，湖南绅商奏请铁路商办，清政府却又说什么“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郑起东《清末“振兴工商”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46页。》。在限制帝国主义开采铁路沿线矿产方面，《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前有沿路开矿章程，嗣后不准援引此案”《《重订铁路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然而，1907年8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吉林铁路煤矿章程》和《黑龙江铁路煤矿合同》，却又规定，攫取东北铁路修筑权的沙俄“东省铁路公司”，有权勘办铁路沿线两旁30华里之内的煤矿《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419、430页。》。这一规定显然与清政府原订铁路简明章程大相径庭。1911年，清政府更进一步否定了自行拟定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宣布“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酌行外，其以前批准各案，一律取消”《《宣统政纪》卷五二，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上谕。》。这样，清政府自身“蔑视国民，蔑视法律”《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不仅不再奖励商办铁路，而且一举剥夺民间承办铁路干线的权力，使原定所谓铁路章程完全失去其法律效力。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7
一、改革名称登记注册程序
（一）名称登记注册实行即时办理制度。申请人凭本人身份证明填写《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即予办理名称预先登记注册。
（二）申请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名称、名称登记咨询。
（三）申请人可以在商号、行业特点、组织形式之间使用“北京”或“北京市”作为行政区划。使用时应加括号。
（四）商号中间可以使用间隔号。使用外国（地区）投资企业商号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使用英文字母作为商号。
（五）预先核准的名称保留期为3个月，经申请可延长3个月，保留期和延长期届满前不使用的，预先核准的名称失效并予以删除。
二、改革内资企业注册资本（金）缴付方式
（六）企业注册资本（金）实施分期缴付。企业设立时投资人应当缴付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金）数额，其余部分承诺在规定的期限内一次性缴清或分两期缴清。投资人应当在章程中规定注册资本（金）数额、设立时缴付的数额、分期缴付的数额、分期缴付的期限，以及投资人以承诺的全部出资数额对企业承担责任的内容。
注册资本（金）的缴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七）注册资本（金）一次性缴付的，应当在企业设立之日起一年内缴付其未缴部分。注册资本（金）分两期缴付的，第一期应当在企业设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付其未缴部分的50%，第二期应当在企业设立之日起三年内全部缴清。
（八）注册资本（金）全部缴清后，申请增资的，增加的注册资本（金）不再分期缴付;注册资本（金）尚未缴清即申请增资的，增加部分应与未缴部分按章程规定的期限缴清。
（九）注册资本（金）按期缴付后，即可办理分支机构（分公司）登记注册；注册资本（金）全部缴清后，方可登记注册为其它企业的投资人。注册资本（金）缴付总期限到期后仍未缴清的，不予办理延长注册资本缴付期限。
投资类企业设立后即可登记注册为其它企业的投资人。
（十）申请登记注册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前置审批项目的企业，办理登记注册时应全部缴清注册资本（金）。
（十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企业章程中规定的注册资本（金）的缴付期限，颁发有效期限与企业缴付最近一期注册资本（金）时间相一致的《营业执照》，并在《营业执照》中注明企业缴付注册资本（金）的实际数额。
注册资本（金）缴清的，取消设定在《营业执照》上的有效期限。投资者未按章程规定的期限缴付注册资本（金）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换发《营业执照》。
（十二）投资人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应当出具经全体投资人一致确认的高新技术成果说明书。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金）的比例，可以由投资各方协商约定。
高新技术成果属国有资产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办理。
三、改革内资企业注册资本（金）验证办法
（十三）投资人以货币形式出资的，应到设有“注册资本（金）入资专户”的银行开立“企业注册资本（金）专用帐户”交存货币注册资本（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入资银行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确认投资人缴付的货币出资数额。
国有独资公司设立或增加注册资本的，也可凭入资银行出具的《交存入资资金凭证》确认其注册资本的数额。
（十四）投资人以非货币形式出资的，应当在申请登记注册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评估报告确定的资产价值，确认投资人缴付的非货币出资数额。非货币出资涉及国有资产的，其价值和权属应当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国家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投资机构或国家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确认。
（十五）企业设立后出具非货币出资的权属证明或审计报告，证明资产归属本企业所有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备案登记。
（十六）企业应遵循法律、法规对外开展投资活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审查企业对外投资的累计数额。
四、改革内资企业经营范围核定方式
（十七）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备案的经营范围除涉及国家安全、人民身体健康、国家专营专控的商品、行业，以及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前置审批和后置审批项目的，统一核定为“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个体工商户可自主选择是否具体核定经营项目。
（十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时应向其发放《北京市企业登记审批项目目录》，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阅读遵守。企业、个体工商户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即开展相关审批项目经营的，由审批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
（十九）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诺：“本企业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法律、法规禁止的，不经营；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报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注册后,方开展经营活动;不属于前置审批项目,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专项审批的,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开展经营活动;其它经营项目,本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二十）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请经营后置审批经营项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放有效期限3个月的《营业执照》。企业、个体工商户应自企业设立、个体工商户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完毕有关后置项目的审批手续。
审批部门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互联审批”系统转告的后置审批项目后，应根据本部门的职责，在规定的时限内履行审批手续。
（二十一）企业取消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项经营项目或市政府公布的前置、后置审批项目，未要求办理注销登记的，其法人资格继续存续；企业设立后未开展经营活动或长期停止经营活动，未要求办理注销登记的，其法人资格继续存续。
五、改革内资企业章程审查制度——实施备案制
（二十二）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企业章程要以产权为核心，依法制定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产权管理制度。公司制企业的章程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明确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等内容。
（二十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企业的章程、合伙协议书实行备案制，仅对章程、合伙协议书的下列条款进行核对：
1．企业名称；
2．投资人（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3．注册资本（金）数额、出资方式、分期缴付数额及缴付期限；
4．“本章程（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条款。
其它条款以企业制定的为准。
六、改革市场主体住所、分支机构登记程序
（二十四）除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权属证明外，当地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出具的同意使用该场所从事经营的证明可以视为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的证明。
（二十五）内资企业申请分支机构设立登记的，只须提交《登记申请书》、《指定（委托）书》、住所（经营场所）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其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外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非公司企业法人，还应提交分支机构核转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即予办理登记注册。
七、改革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制度
（二十六）中国公民可与境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兴办合资、合作企业。
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兼并重组。内资企业接受外商参股或被外商收购的，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条件，经外经贸管理部门批准，依法变更登记为外商投资企业。
（二十七）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比照内资企业核定。
经营一般商品、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统一核定为“法律、法规和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和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限制经营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和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未限制经营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二十八）申请经营限制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和需要专项审批项目的，其经营项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的内容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经营范围规范用语的规定具体核定。
（二十九）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不再提交下列文件：
1．设立企业、变更投资者或内资企业转为外商投资企业，不再要求提交投资方的资信证明；
2．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发生变化的，不再要求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
3．办理分支（办事）机构核转手续时，不再要求提交董事会决议；
4．注册资本按期到位申请延期登记的，不再要求提交延期申请；
5．非货币出资办理财产转移后，申请办理备案手续时，不再要求提交董事会决议、财产转移协议。
（三十）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登记程序，比照内资企业予以简化。
（三十一）简化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下列事项登记：
1．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时，其有效期的核定应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审批部门批准该机构的驻在期限相一致，不再限定一年的有效期限；
2．申请驻在期延期的，不再要求提交外国企业的合法开业证明、银行资信证明、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3．中国籍人士担任代表的，不再要求提交《人员聘任合同》；
4．申请雇员登记不再提交雇员的聘用合同副本和代表机构的登记证复印件；
八、支持私营个体经济发展
（三十二）下放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管辖权。申请登记注册个体工商体户可以到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派出的工商所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三十三）简化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手续。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提交下列文件、证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登记注册：
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
2．《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外地来京人员应当提交《暂住证》复印件）；
3．经营场所证明。有形市场内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场所，以市场出具的证明为据。
九、支持企业改组改制
（三十四）支持引导原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组建企业集团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为公司时，允许以企业净资产、股权作价出资。
（三十五）鼓励企业内部职工投资入股，参与企业改制。由职工持股会代表职工持有本企业的股份。企业工会经县级以上工会批准，可以代表职工持有本企业的股份。
（三十六）企业对科技人员或其他员工实施股权奖励的，凭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的决议或决定以及其它有关的文件、证件，予以办理股东等登记事项的变更登记。
奖励股权涉及国有资产的，应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十、支持促进中介机构发展
（三十七）支持、帮助各类行业协会对本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传授专业技能。对政府有关部门确认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员，鼓励其以专项技能就业。
（三十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支持行业协会树立本行业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受到市级协会奖励表彰的，协会可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其奖励表彰记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信用信息系统。
（三十九）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社会公众开放企业登记注册的全部资料。中介服务机构的人员凭本人身份证明，即可查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注册资料。
十一、完善退出制度
（四十）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请注销登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不得要求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文件、证件。
（四十一）企业不办理注销手续，非法退出市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将被录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三年内禁止其新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四十二）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按以下原则进行：
1．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进入破产程序,经人民法院裁定破产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方予办理注销登记；
2．注册资本（金）未全部缴付，但其债务已经清理完毕的，可予办理注销登记；
3．企业债务未清偿，但依法全部实现转移的，可予办理注销登记。
（四十三）公司制企业法人办理注销登记，清算报告中应载明以下内容：
1．债权债务清理已经完结；
2．各项税款已经结清；
3．注销公告在某某报纸上已经三次。
十二、其它
（四十四）本意见的实施及意见中涉及中介机构实行无限责任形式企业的登记注册、外国企业参与内资企业重组、内外资企业变更登记、允许净资产出资和股权投资的登记程序，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制定具体办法实行。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篇8
市场法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自古就有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市场的经验，但在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经济的束缚，商品经济始终处于附庸地位，发展迟缓，市场法律也就体现为很多限制性规定。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全国范围内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由于出现了诸如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洞庭湖周围等几个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商品经济突破自然经济的趋势，甚至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与之相适应，市场法律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内容，形成以一般市场、边境互市市场、外贸市场为范围的以牙行、度量衡、榷物、商税、法律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法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清时期市场法律特征的分析，审视我国封建社会市场法律的地位、机制与功能，深入揭示经济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从历史上探索有益于现实的经验教训。
一、明清市场法的特点
明清市场法，到底是封建性的还是资本主义性的？众所周知，法律的阶级性，决定于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制定它的主体，而明清时期的市场法，由于处于封建性生产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蓬勃生起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关系都是当时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从而使人们对市场法的性质产生疑惑。但是制定市场法的主体为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其宗旨，是管理、制约明清市场经济发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封建统治，以满足其参与管理市场的需要。尽管市场法的调整对象是带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市场，但统治者不断改变市场法的内容，如茶马互市中私茶的开与禁、海外贸易中几次开海与闭海，使市场法并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而成为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制约的手段。毫无疑问，它是封建性市场法律。与历朝市场法相比，明清市场法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清的市场法已成为独立的经济法分支
它已经从经济法中分支出来，有自己的专门法规，这是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重要标志。它把商业活动单列成章，在《大明律》中专列《市廛》一节，与刑法、土地法、民法、婚姻法等并列，不但把市场的管理纳入了法律轨道，而且已自成体系。在《明会典》《明会要》中也记载了丰富的条款。清代的《大清律例》继承了明律的体系，列有《市廛》一节。同时，适应清朝满族入主中原及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在《刑部现行则例》中进一步规定了《市廛》，列举很多新出现的情况，对《大清律例》进行补充。直到唐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法还偏重于土地管理、赋役征收等几个方面，商业法典、法律还很有限，《唐律疏议》中没有把市场管理立法列为专章，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只是有七条律文规定在《杂律》中，虽然有疏议为之注释，但仍不丰富。《宋刑统》则全盘照搬过来，没做片字的改动。而明清的律文典章中，“市廛”为专节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相应法规的迫切需求。
其次，明清市场法的可行性更强
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立法中弹性条款较多，反映了那个时期立法技术的落后。在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同时神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无疑会给法官矫情执法以钻营的口实。市场法也不例外，如《唐律》中，对私造度量衡器的行为，只规定了两条，即“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减者，计所增减，准盗论”。虽然明白却过于简单，显然不能适应现实出现的复杂情况。而明清市场法就很详细，把诸多可能都囊括了进去。还以“私造斛斗秤尺”条为例，它比唐律增加了对以下几种情况的处理：“将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减”、“官降不如法”、“提调官失于较勘者”、“仓库官吏，私自增减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监临官知而不举者”、“失觉察者”、“在市行使斛斗秤尺虽平，但不经官司较勘印烙者”等等。历代市场法只涉及立法原则、执行条目、处罚标准等几个大方面，而明清市场法仅调整海外贸易市场一项，就包括了贸易品种、贸易方式、贸易管理、纳税标准、惩处细则等诸多内容。市场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各种经济纠纷不断增多，远远不是像《唐律》、《宋刑统》（市场法部分与唐律相同）规定的几条法规所能解决得了的。只有不断丰富、完善律文才能使得官吏在执法时，对不同纠纷运用不同规定来处理，而不用比附、类推，增强了处罚的准确性，也增强了市场法的可行性，体现了明清统治者对市场管理的进一步强化。
再次，对违反法律的责任规定更趋合理
这是它比以往市场法有所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国封建社会中，刑罚曾几经变革，由初期的墨、劓、膑、腓、大辟旧五刑发展到中后期的笞、杖、徒、流、死新五刑，体现了刑罚的进步。市场法中对违法者的处罚多规定笞刑和杖刑，并伴以经济罚款。但初期量刑标准掌握得并不适应，倚轻倚重，而明清市场法在量刑标准上有很大改进。如：唐律中规定“若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而《大明律》则规定为“笞五十”；唐律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笞六十”；《大明律》中“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像这种由原来的杖刑改为明清时以笞刑代之的例子还很多，把《大明律》与《唐律》、《宋刑统》相比较可以看出，有2／3的法条在量刑上做了改动，限于篇幅不能多举。这种由重变轻的改动，体现了明清统治者对市场管理的日益放宽和趋近合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市场飞速发展成为必然，对市场的过严控制只能阻碍其进一步发展。这种放宽，实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延缓阻碍商品经济的封建生产关系解体的需要，但客观上给市场繁荣以更多自由的积极效果也是不容否认的。
也有特殊情况，如对私造斛斗秤尺在市执用的处理，唐律规定为“笞五十”，而《大明律》对此处以“杖六十”的刑罚，与唐律相比，有所加重，因当时以私造度量衡巧取非利、坑害商民、逃避处罚的现象日益增多，从重处罚是加强市场管理的需要，但并不影响其主体的放宽。
第四，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明清市场法不但在具体法条规定上有所增加，其整体内容比以往也大大丰富，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如前所举唐宋元时期，只有对营业场地及时间、市官的设立及职责、市场交易活动、市场秩序与市容、互市贸易等方面的规定，而且这些内容也不是每个朝代都涉及到。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都很重视营业场地和营业时间的规定，还有简单的度量衡、商税、物价法律。因处于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场地与时间都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要素，但随着市场的稳定、扩大与繁荣，在市场管理中，对场地和时间的规定就不很重要，所以唐宋元市场法取消了这方面内容，把立法目标指向了更复杂的客体，如加强了对市官职责、市场交易活动、边境互市、海外贸易中法律关系的调整，元代特设立“舶则法”以满足外贸发展的需要，这一进程，体现了市场法的不断发展。而明清时代的市场法，集封建社会历代市场法之大成，在继承以往律文的基础上，又在牙行、税收、度量衡、榷物、马市、茶禁、海禁等条款上大大丰富了市场法的内容，形成以国内一般市场、海外贸易市场、边境互市市场为主体的市场法体系，不但对封建性的市场法有所发展，而且大大完善了它的体系，这种完善，恰恰是明清时代市场法走向成熟的重要特征。
二、明清市场法的功能
明清市场法的发展与完善所产生的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了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延缓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
其一，明清市场法极力维护封建国家对市场的垄断。统治者们通过《盐法》、《茶法》、《矿冶法》、《市舶法》等一系列法律，把几乎所有的商品市场都牢牢控制在封建国家手中，制定出种种抑商政策来遏制以至扼杀商业资本的发展。然而，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和地主制经济的生存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商业贸易的高度依赖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一统帝国内部各区域贸易联系的密切进一步加深这种依赖性。因此，无论封建统治者如何费尽心机控制市场发展，使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出现各种扭曲变态，最终却无法消灭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封建统治者在政策法律上也时常处于抑商而无法灭商或抑商又不能抑之太过这一矛盾状态中。
始于汉唐而盛于明清的“官山海”禁榷专营的政策是封建政府垄断市场的武器库中最得力的一件。通过对盐、铁、茶、酒等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贸易的强力控制和垄断，增加财政收入，排挤商人势力，并进而用“开中”等方法驱使商人为封建统治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在细密的苛禁峻法之下，盐、铁、茶、酒诸行业被强制纳入封建赋役贡税的渠道，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无可避免地出现严重扭曲变态。但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社会风气熏染下，商人产生了强烈的财富追求欲，纵是边戌绝塞之地，丰草平野之区，也不惜铤而走险。这种甘冒严法苛禁的锐意经营，恰与官营互市中的懒散混乱、贪贿盛行形成鲜明对照，商人往往能在茶叶运销上捷足先登，使封建衙门莫能望其项背，更何况禁榷专营法令的推行和效用程度是与专制强权统治的强化成正比的，随着封建王朝的中衰没落，禁榷垄断便随之松弛败坏，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边境互市贸易和增加军需储备，不得不日益依赖商人的力量，同时尽可能地限制他们的过分贪欲，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调节利益的分配，客观上削弱了统治者对市场的垄断。
其二，明清市场管理法保护少数贵族地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特权地位。少数贵族地主是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随着明清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市民作为一个重要的阶层产生了。但明清市场管理法却加强了对贵族地主阶层的保护，维护他们在市场中的特权地位。法律中明确了包买商的法律地位，培植一批为封建国家服务的“盐商”、“茶商”。清朝在解除海禁后，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和“十三会馆”，特许少数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保护他们的特权，而对其他商贩严格限制，甚至取缔。对贵族地主特权的保护，实际就是对商民合法经济、政治权利的一种剥夺。
2.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在明代市场经济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成为封建专制统治走向没落的催化剂，统治者对这一新现象采取各种抑制措施，市场法便是其中之一。
首先，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商人的人身自由。封建社会的工商业者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主体，其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程度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统治者牢固地控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使其失去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如明朝的“市籍”法令规定，从事工商业者，必须先取得“市籍”，保证经营活动完全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商人若想摆脱官府的控制，则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明律》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色，避重就轻者，杖八十。”
其次，以市场管理立法，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遵循的既定政策。而明清两代，尽管商品经济的兴旺发展，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统治者对商人的社会地位仍压制得十分厉害，朱元璋称帝之前就认为：“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1 〕他在即位后又说：“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对市场经营者，除规定“商贾之家，只许穿布，不得穿着绸纱绢”〔3〕之外， 于洪武二十二年（1387年）下令“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4〕。 洪武二十四年下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5〕可见，除限制衣着之外，还伴随以严刑重法。
再次，以法律手段，加重商税征收，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税收控制市场，是明清统治者抵制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手段，他们课以名目繁多的赋税，如盐税、茶税、酒醋税、市舶税等等，且税率逐年上升，限制了商人的经营能力。在残酷的盘剥下，商人们失去了扩大市场经营的必要资金。
3.阻碍中外经济交流
明清统治者不但以法律明文阻止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且通过对海外贸易的管理，阻碍中外经济的交流，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封建国家维护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的保守的海禁政策，在明清时期长久实行，它抑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业资本不能像西方各国那样迅速成长并很快向资本转化，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在封建领域内徘徊。马克思曾说，商品流通是资本起点。明朝统治者厉行“禁榷”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严重地限制了商品流通，从而阻碍了国内外市场的开辟。虽然海禁政策对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使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商品经济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从贸易角度看，市舶司废后“寸板不许下海”，严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和沿海商人同西方商人的正常贸易。明中叶后，西班牙侵略中国失败，便继以马尼拉为转运站，通过定期航行于墨西哥和菲律宾之间的商船，把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宗丝货还销拉美地区，并将当地生产的大量白银运回菲律宾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进行贸易。自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开始的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事实表明，当时中国的商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但是，曾经在扩大世界经济贸易市场中起过一定作用的中国海外贸易，在明清政府所反复执行的海禁政策压制下，却无法在本国的社会经济和世界贸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明隆庆年间，统治者被迫开放东西洋海禁，但所执行的仍然是“于通之（商）之中，申禁之（商）之法”。如规定下海船只必须领取引文，回后缴销，又实行对商舶搜括榨取，课以重税。征税项目有“水饷”、“陆饷”、“加增饷”，其中仅加增饷一项，每船须交税银150两， 可见关税之苛重。另外，明清政府还申禁不得将硝、铜、铁等物品同海外诸商贸易，这样一来，就削弱了中国商人进入世界市场与西欧商人竞争的能力，使我国海外贸易始终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羁绊，资本主义萌芽迟迟不能发展，而步入了原地踏步的死谷。
总之，明清时期的市场法，是以往各朝市场管理法的合理因素，与明清特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市场法的集大成者，其作用的发挥程度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呈现反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有清一代的走向末日，市场法的效用也日益削弱。虽然其本质是用来维护封建经济的发展，压制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管理市场的法律手段，其中一些如对度量衡、物价、税收、惩处不法商贩等方面的规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后人借鉴和吸收。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