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历史论文范文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历史不该是这样的，学历史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在此不妨将本人教学历史的个人经验及心得与大家分享。

一、历史学科学习要回归教材

历史学科是所有学科中最有可能大幅度提升分数的，因为在考前看了一眼的知识点都有可能是考试的大题。在知识掌握方面，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必需的知识串，尽快建立和熟悉系统的知识体系。其中，对于重要的概念、规律必须烂熟于胸。

考前历史回归教材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重视地图。因为有时空观念的问题，应认真地看看历史书上的重要地图。那么地图怎么看?这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看地图的标题，这是指地图的主导思想说什么。第二个要看地图的图例。第三个要看图注，咱们历史学科不同于地理学科，下面往往有好多图注，比如古今地图的对照，这样也有很多的历史信息，考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组织成知识点出来，这些同学们平时容易忽略的。最后一个要注意地图上的关键信息。所以大家要会看地图，四看，一看标题，二看图例，三看图注，四看关键词，这是同学们现在要注意的。第二重视彩图、插图。现在高考体现一个读图时代的特点，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去看教材要看得有意义、有兴趣，要把书上的彩图、插图，一些重要的图好好看一遍。去年高考出了一个彩页上的图，有好多同学都答错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要查漏补缺，看看地图。第三，建议大家看看教材上的注释，教材应该说是我们最经典的学习资料，看看教材上的注释，原来我们特别强调新情景，给同学们看的都是没看过的材料，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给同学们看过的材料，然后看能分出什么新东西。

二、要有“大历史”的观念

历史从来不是单一存在的，要想学好历史就先得培育“大历史”的观念。这里的“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非关细节，全在规律。我们要学会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来看待历史事件，就如司马迁所谓“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大更言其纵贯性之深远。如中央集权及其官僚结构，从秦汉历经隋唐宋，而及于明清这三个历史阶段，几乎系于一根脉络，它是破除了先秦封建制而建立起来的；再如谈论王安石变法，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它看做是反对派作梗而导致半途而废，其实还因为社会缺乏“低层机构”的支撑而不能实行；又如欧洲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的反动冲破了神学禁锢，同时又在市镇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推动了“分层机构”的建设，商业繁荣引出工业革命，从而推动“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以实现资本主义的三点技术性格。这里所举的种种事例意在说明我们学习历史时不能微观地仅止于就事论事，而要宏观地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去思考，从而得出较全面、较中肯的解释。

“大”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只史乘，还有史屑。对于高中生而言，学好教本中的“正史”很重要，但也不妨课余之时多了解一点“史屑”，知道一些掌故轶闻也颇有趣，既补充了正史之不足，也能培养自己对于历史的兴趣。中国历史教科书有时是黑白，山川无色，简化人物，往往使得学生感到的只是史事的闷局而不是史料的趣味。

近年的高考历史命题中也会选一些史料笔记，这也就凸现出历史考试不再仅以教本为唯一资源，而是以教本为纲、辅助各类史料从而引导同学们广泛地阅读各种历史著作。当然也希望教历史的老师肚子里既可撑船又有风景。课堂上顺着课文多讲故事，给历史课本上色配音。

三、要有谨慎认真的习惯

宏观的学习理念具备后，同学们也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历史学习虽然不是琐碎细致的科学研究，但也要有谨慎认真的科学态度，年代人物不能张冠李戴，史家观点更不能茫然不知。

要想取得历史的好成绩固然需要历史感觉，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认真的态度也不可或缺。就我而言，课堂上要认真听讲，勤做笔记，课下也要及时复习，特别是年代人物不能有丝毫差错，对于教材中的观点要能融会贯通，将相关的历史事件要分类合并，这样既简化了记忆的难度，又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各种材料的积累也会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为历史论准备。这样对于比较客观的题目也能应对自如，更可对部分主观题进行先期准备。总之，高考历史既要看能力，更要注重考试态度，谨慎的学习态度是学好历史的先决条件。

四、要积累信息勤练文笔

信息的积累对于历史学习很重要，平时同学们既要关注相关的学科信息，也要关注高考的趋势变化。这样有助于自己做到有的放矢，一击即中。紧张的学习时间要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就要求同学们多积累、多了解、多思考，信息量越大，知识面越广，取得的成绩也越好。

另外，有些同学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非常困惑，首先写作此类论文观点要明确，史实详略要说明有度。其次对于材料要巧妙组织，妥善安排，针对观点选择最恰当的材料，不能泛泛而谈。再者，语言文笔也颇重要。语言流畅自会加强论文的可读性，文笔好也会使论文的整体效果看来不错。

总之，学习历史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不能仅仅为了高考而埋头苦读，要善于放宽历史的视界，在历史的长廊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的栖居地，从而做到如培根所言“读史使人明智”。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德育功能；历史教学；教学法

道德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人类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强调渗透德育，是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夯实基础。进行德育，不仅仅要进行政治信仰教育，更多的则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教育；是文明礼貌的教育；是科学态度、敬业精神的教育；是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感的培养等等。

那么，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应该如何去加以实践呢？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课堂教学，深入挖掘历史学科内在的德育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教师要认真做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首先，要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德育素材。譬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这一单元讲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老师在讲解过程中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同时，能够加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当我们在讲述中日战争的历史时，让学生观看电影《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必然能够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中国不断复兴伟业的决心。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体现德育

1.比较教学法

将明清以来中国三百多年的科技落后状况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比较，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增强学生为祖国振兴而发奋读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要求学生归纳近百年来中国各阶级的救国道路及其结果，在培养学生归纳问题能力的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认清中国的国情。

2.情感教学法

通过教学引起兴趣、燃起热情、激起联想，强调师生之间的真诚交流、和谐关系，建立最佳教学情境。历史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学生的情感态度在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习，对历史课学习的影响则更明显。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情感因素，只有重视学生情感，加强情感教学，通过多种途径激感的要素功能，才能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充分利用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完善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从而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情感素质得以和谐发展。

3.直观讲述法

直观教学，即通过教具的使用，把英雄人物、壮阔的历史场面再现出来，使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真实，使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学形式。如：讲我们古代先进的科技时，语言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满怀自豪之情，以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讲中国近代屈辱史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语言悲愤、深沉、有力，让学生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必须与时俱进，富国强兵，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历史学科课外教学活动中的培养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进行如下

活动：

1.开展“演讲比赛”

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形式，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自身的能力，提高对历史的热爱，陶冶个人情操，同时还能加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能使学生更好地走进历史，以史为鉴。

2.开展历史教具小论文撰写

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撰写一些简单的历史小论文，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论文的撰写，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几年来我们在组建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撰写多篇高质量的历史论文。

3.研究本地地方志，培养热爱家乡、回报家乡意识

每个地方的地方志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教导学生学习本地历史，研究本地风俗、名人等能够加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能够更好培养学生回报家乡的热情。近些年来我们学校组织了靖江汤包文化社团、靖江讲经文化社团等一系列社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学科是一门非常注重德育的学科，对历史教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在日常的教学中必须渗透品德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深入思考，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德智兼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袁振国.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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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乾隆年间的春宫图。捏足玩莲（小脚）是中国特有的性游戏。图/FOTOE

避孕原理现在可谓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不让小蝌蚪找到安身之处即可。要获得受孕的机会，天文数字的小蝌蚪也是蛮拼的，那完全是博一个中大奖的概率。所有避孕方法都是阻止和卵子相遇，不给机会使卵子受精。

对于古代中国人，却没有这么明晰的观念。由于分辨不清女性生殖器官的生理功能，笼统地将卵子和所有子宫、阴道的分泌物和液体都称作阴气，进而错误地认为，男子的小蝌蚪数量有限，女子则是阴气取之不竭的容器。怀孕是阳气入阴的精血之物，避孕必须破坏此物的形成。古代中国避孕的理论大多基于这种认识。

古代避孕当源自巫娼

古代中国的人口在公元前就上了千万级的台阶，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增加到4亿多，相对于广博的土地面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人口压力。因此，避孕在古代中国并未成为普遍的需求，首先是在一些特殊人群中流传，然后才渐为普通人群利用。

首当其冲的是青楼女子。据王书奴在其《中国娼妓史》中考证，殷商之际已有具备近代娼妓所谓“才”、“情”、“色”、“艺”的巫娼存在。

《尚书・伊训》记载：“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色货，恒于游畋，时谓淫风。……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恒舞酣歌、殉于色货，可见当时巫娼之业非常发达，荡然成风，已有“巫风”之谓。士大夫沉迷其中者绝不在少数，故商汤制“官刑”以警告那些狎昵巫娼的百僚。

“工于媚男”的巫娼盛行，必然会带来避孕的问题，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探寻出一些避孕的措施。古时巫、医又往往身份混一，部分经验性的避孕方法就会留存在医书中逐渐相传。事实上，不少过去的医书都有此类记录。最早的避孕方药或源自早期的巫娼。

隐秘的古代男性避孕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加之生理常识的贫乏，把生育视为妇女的基本能力，而与男性关系不大。各种避孕措施也主要针对女性，很难在医书中找到跟男性相关的避孕办法。倒是古代的房中书里隐约地提及到了。

房中之术的出现跟巫和道家密切相关。他们认为，理想的男欢女爱首先是为了延绵种族，这符合天地阴阳之道，也是对祖先的应尽之责。其次是便于男方采阴壮阳，同时女方也可因激发阴气而强身健体。

敦煌遗书中题为白行简所作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描述男子与姬妾交欢时云：“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图保寿以延神。”说明与姬妾交欢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男子的性能力，以利于其与正室怀上健康的孩子。高罗佩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优生思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详细讨论了“回精术”：“凡欲施泻者，当闭口张目，闭气握固。两手左右上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小偃脊膂，急以左手中两指，抑屏翳穴，长吐气，并琢齿千遍。则精上补脑，使人长生。若精妄出，则损神也。”

这类阴阳之合的实效到底如何？如今也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不过，从拥有“后宫三千”的历代帝王看，长寿者极为稀少。估计还是纸上谈兵的成分居多。

古代女性避孕五花八门

流传至今的古代医书记载的避孕方法，几乎都是针对女性的，称之为“断产”。南宋陈自明在其《妇女大全良方》卷十三“断产方论第六”中指出：“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

目前所知的大概有药物、针灸、按摩、禁忌等避孕法。避孕的需求，也渐渐从青楼、宫廷向享受非婚的普通女性蔓延，甚至到明清之际一些正常婚姻关系的女性也产生了这种愿望。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或可从医书中直接找到答案。最为广大的普通女性，主要通过母女、姊妹、亲友、街坊，尤其是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等所谓三姑六婆来获取避孕知识和药物治疗。即便是前者，得到药物的渠道也离不开三姑六婆的行走。

药物避孕

用药物来达到避孕的目的，是最简单、应用最广泛、种类最繁复的办法。中医理论认为导致不孕的原因是子宫寒冷、痰湿阻塞胞宫、子宫内有致病之邪等。只要选用能够造成这些状况的药物，就可以成功避孕。传统的避孕方药，用药时间一般都在月经或生产后。按现代医学观点，可能是通过抑制排卵而导致不孕。

以上药物，除u蓉现今不明为何物外，其他几种也常常和别的药物一同形成避孕配方。当归、生地、熟地、川芎、白芍、芸苔子、红花、凤仙子等药物，也多是避孕药方上的常客。陕西省中草药科研组计划生育研究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收集的100多种避孕中草药单方，大多数与古方相近，应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根据一些单方后的附注，服用各方的效果不尽相同。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先妣事略》叙述，他的母亲婚后年年生育，自言“为多子苦”。 于是有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归母一饮而尽，却成了哑巴，一年多以后就去世了，年仅25岁，确实也未再生育。服药后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多，并不算长，其避孕效果到底如何还不是特别明显。人哑了却是事实，说明其副作用很大。据《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皮锡瑞的母亲服药后避孕不成，还损害了身体健康，更得不偿失。

针灸避孕

《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已谈及针灸石门穴会致妇女绝育。宋代《针灸资生经》又引《千金方》、《千金翼方》重申：“妇人欲断产，灸踝上一寸三壮，即断。”还对石门和关元临近的两穴进行了对比：“石门忌灸，针之绝子。……阴交灸多，绝孕。又云石门、关元，相去一寸，针关元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其道幽隐，岂可轻侮哉！”针灸穴位必须慎之又慎。

山东的两名研究者在1969年5月至1970年5月，对277例自愿要求针灸避孕的育龄妇女进行了针灸避孕效果观察。他们的实验表明，采用不同的穴位、不同的刺激方式、不同的刺激强度、不同的深度，均不能达到避孕或绝育的目的。与天津和四川针刺避孕的实验结果一致，跟古代医书所载石门是绝育穴的结果矛盾。相反，针刺石门等穴，还有可能提高生育能力。

按摩避孕

按摩避孕的典型办法是《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记载的微按后股穴道，以驱赶小蝌蚪。清帝若夜宿皇后处，敬事房太监会将准确的年月日记录在册，以确证皇后所得的是龙种。对嫔妃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与前述房中之术的观念有相似之处，或多或少是受其影响而致。皇帝吃晚饭的时候，敬事房太监将载有妃子名字的绿头牌也呈上。一旦选中是夜所爱，皇帝就翻转名牌。敬事房太监退下，把牌子交给专门背妃子的太监。

届时，皇帝先睡在床上，脚露在被子外面等待。背人的太监脱去妃子的衣服，用大衣裹好的她，背到皇帝床前。敬事房总管与驼妃太监都站在窗外等候。如时间过久，皇帝不主动告停，总管必高唱：“是时候了。”皇帝还不答应，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

等接到皇帝的指令，背人者又把妃子从钻进被窝的地方拖出来，包裹好再背回去。然后，总管进屋请命：“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挥笔记载“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说“不留”，总管就去微微按揉妃子的后股穴道，把小蝌蚪赶出来。此乃顺治仿效前明宫例定下的制度，以防“子孙淫逸之行”。这种残忍的避孕方式，对妃子必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据说，若紧急避孕不成，妃子怀上了，也会因为没有记录被解决掉肚中之物。所以，现在诸多清宫戏中的镜头，呵呵，可想而知。 民国青楼女子定期体检。 图/杨彬/FOTOE

禁忌避孕

《妇人大全良方》卷九《求嗣门・褚尚书求男论第二》中归纳前人所论，提出“交会禁忌”、“男子受胎时日法”，认为避开一些禁忌，在正确的日子就容易受孕得子。反之则能起到避孕的作用。南宋周守忠在《养生类纂》卷下所列禁忌更为详尽。禁忌几乎无所不在，甚至说：“凡二、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生日也，交会令人无疾病。”一个月中仅有5天适合男女行事。如果再算上其他禁忌的情况，夫妇间合适的欢爱日子更寥寥无几。要说科学根据，这些禁忌基本上没有。主要跟当时程朱理学的盛行、道学的禁欲主张有关。

其他避孕

古时有人以为肉食和葱、蒜、韭菜等食物会抑制，食之要减少受孕机会，也会收到避孕的功效。在一些产棉区，有食用棉籽油来避孕的做法。棉籽油，即从棉籽中榨出来的油。经检测，棉籽油中所含的棉酚成分，具有抑制男子生育功能的作用。遇到高温强碱条件，棉酚会分解消失，但古时榨油的方式无法彻底清除。故长期食用棉籽油，会造成不育。

还有因错误的观念导致的变相避孕。妇女在每个月的排卵期内才会受孕，在现代医学非常明确。可古代一些医家偏说最佳受孕期是在月经干净后三数日内。结果让听信其言的虔心求子夫妇失去机会，想得子时却避了孕。延长母亲哺乳婴儿的时长、在女性体内填塞药物、利用鱼鳔制作等避孕方式在古时也有涉及。 避孕药物的商业化

至迟在南宋，避孕药物就进入了商业阶段。据《梦粱录》记载，临安（今杭州）城里已有“郭医产药铺”。明代小说《欢喜缘》中写侨居苏州的富家公子崔隆“恐怕生养，致误玩耍，遂买了免作胎之药，命依依、可儿、姑娘三人各都服用”。可见明清时期，避孕药物的商业化销售更为普遍。

显然，古代中国的避孕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种类和运用人群的广度上都在逐步扩张。具体的方式方法选择，则依当事人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而各不相同。研究表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和都市居民，由于可获得的资讯和服务更多，其选择的范围也更广。使用最多的还是药物、针灸、堕胎等方法。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和农民选择范围更窄，延长哺乳期、用民间相传的草药和按摩堕胎等可能是他们使用的主要方法。这种状况直到近代，在农村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的避孕方法不是特别有效，最后还是不得不采用堕胎的下策。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根据一般流行的见解，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无论“人治”还是“礼治”，在今天都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为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另一种社会、另一个时代的范畴。在讲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面，这些范畴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无法成为一种积极的精神资源。对繁复的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和概括，这是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而且，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定义为所谓“人治”的社会或者“礼治”的社会，恐怕也不能说是错误。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确实面临着某种危险，那就是把对象简单化和将概念绝对化。事实上，作为一种日常话语实践，“礼治”与“法治”这样一对概念的运用，已经具有某种绝对的意味，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人们对这样两种社会和秩序所作的截然划分上，也表现在他们对这种区分后面的支持性理论的不自觉上面。为了揭示这种状况，我将从分析一个社会学家所建构的颇具影响的社会模式入手，通过将相关概念语境化和相对化的办法，达到对这些概念以及概念后面的理论的反思，重新把握被遮蔽的社会现实。

二

本文所要讨论的“礼治秩序”的概念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一书中，费氏试图从中国本土社会里面提炼出一些概念，并用它们来勾画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些概念包括“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等。在费氏看来，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话说，是所谓“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人们安土重迁，其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人们彼此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页。）换言之，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费氏不以“人”、“法”二字区分“人治”与“法治”，而把它们的分别确定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面。从这里，便产生了“礼治秩序”的说法。

根据费氏的定义，“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不过，仅就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礼与法律无异。二者的不同在于，法律要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0页。）通过教和学而代代相传。在缺少变动、代代如是的乡土社会，过去的经验常常可以用来作现下生活的指南，人们因此对传统抱有敬畏之感。作为所谓“合式的路子”的礼，即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而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5页。）这样的秩序自然要强调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有了纠纷，要用调解的办法来解决，打官司是可耻事情，因为那表明教化不到。

“乡土社会”所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情态，“礼治秩序”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秩序类型，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用费氏自己的话说，“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相反，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无法保证，只有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才可能成功地应付共同问题，这样便产生了对法律和法治的要求。换句话说，“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3页。）礼治社会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法治则适合于变迁很快的社会和时代。社会情态改变了，秩序类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费氏在他的书里面并没有正面地和系统地论述法的理念，但是他的“礼治秩序”概念却是在一个与之正相对应的概念即“法治”的对照下开展的。实际上，无论“乡土社会”还是“礼治秩序”，都只有在一个历史的和比较性的框架里才是有意味的和可以理解的，而我们也确实可以从费氏的比较性论述当中理出一个“礼治”和“法治”的对比式来：在“礼治秩序”这一面，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是礼，维持礼的力量则是传统和习惯；礼对于人的约束是内在的，即人通过教化而主动地服膺于礼；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和克己，依靠调解来解决纠纷；打官司被视为丑事，讼师更为众人所不齿；与这种秩序相配合的是一个缺少变化的社会，或者，用更加确定的说法，一个前现代的社会或传统社会。而在“法治”这一面，基本的规范是法律；法律靠了国家力量来实施，从外部对人加以约束；法律着眼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鼓励人们主张各自的权利，亦不以涉讼为耻，相反，专门的法律家如律师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自然，与法治相配合的社会是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即我们所谓现代社会。如果把上面的对比式再加以简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正相对应的概念：礼治／法治，礼俗／法律，习惯、传统／国家权力，内在／外在，强调克己／主张权利，调解和教化／诉讼和审判，讼师／律师，相对不变／变动很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等等。

对乡土社会的刻画和对礼治（秩序）与法治的区分，自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这未必是作者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在费氏思考和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变化和动荡的转型时期。

就其讨论的主题来说，一个引人注意同时也是令人感到困窘的问题是，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引进并且推行下乡，乡土社会中人的组织、行为和观念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果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59页。）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据费氏的看法，除了把现代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之外，还应当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一番改革。因为，归根到底，只有破坏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才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8页。）

费氏的问题意识很清楚。由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变，礼治秩序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正当性，而且事实上，它也正在为法治秩序所取代。因此，问题仅仅是，如何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完成这一社会转变，同时尽量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害。应该说，费氏当日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观察是敏锐的，而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抱持的这种看法，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颇具代表性的。（注：费氏的这本小书自80年代以来一直获得重印，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不过，在这本小书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面对新的社会理论与实践，我们似乎有责任也有理由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三

我们的检讨可以从方法论开始。

费氏对于他所谓“乡土社会”的描述一方面建立在社区观察的基础上面，另一方面也受到他对于中国社会一般了解的支持。不过，正如他自己在《乡土中国》的“重刊序言”中所说，这本小册子与他以前所写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如《江村经济》等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一般地了解“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了解它的特质和结构，它的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具的体系。”换言之，“乡土社会”也好，“礼治社会”也好，这些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具有远为广泛的适用性。问题是，费氏对于中国的直接观察和思考毕竟是被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而这一特定时空又恰好处于中国社会面临现代性挑战的转变过程之中，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传统社会”，于是，费氏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可靠，又在多大程度上因为其特定时空内的特殊经验而受到扭曲，就成了一个问题。（注：比如，40年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已经深受现代化进程影响，新试的37法制度也已经推行下乡，这意味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不影响到乡社会生活，影响到乡民针对“法律”的看法、态度和行为。）

指出上面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传统的连续性，而是想强调，即使是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也常常在变化之中。经历了近代革命的中国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社会固不待言，就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秦汉与唐宋、唐宋与明清，其社会形态也都各不相同。事实上，费氏所刻画的“乡土中国”更接近于明清社会。这也很自然，因为正是明清社会，直接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明清社会的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讨费氏建构的所谓“乡土中国”的社会模式，而且对我们认识最近10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大有裨益。

费氏笔下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它比较地缺乏变化，所谓“乡土特色”使得整个社会趋于静止；第二是只见“社会”不见“国家”，以及相应地，只有“礼俗”没有“法律”。这种社会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明清时代的社会并不相同。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土地交易和土地的流转极为频繁，这使得整个社会内部充满动荡与不安。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面，便是诉讼频仍和地方行政的不堪重负。比如据一位日本学者的保守估算。乾隆年间，普通州县一年可能收到15000到20000份状词；在一个有大约23000户人家的州县，每年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的千人以上。（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当然，这种估算即便属实，也并不意味着清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别，或者，清代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法治时代。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明清社会并不缺乏变化，当时的基层社会也不是不见“国家”，在那里，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和礼俗尚不足以维系。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除了上面提到的一般原因，诉讼频仍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诉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对于体现于诉讼中的社会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能够予以满足？要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显然将大大超出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因此，下面仅就本文关心的问题，根据已有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清代的诉讼，就其数量而言，多半与所谓“户婚田土钱债”有关。当时，这一类事务被国家视为“民间细故”，并将处断的权限委之于州县官吏。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生活日用无非就是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情，遇有纠纷，若不能及时解决，其日常生活必然深受影响。尤其是田地房宅一类纠葛，关涉人民生计，故往往拼死相争。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这类利益纷争并不以“权利主张”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无论民间的调解还是官府的听讼，也都不是以界定“权利”为目标展开的。比如诉讼，当事人并不是依法主张其权利，而是以“喊冤”方式求“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为此，无论告、诉，状词总要列举对方“恶行”如无理、霸道、欺压、殴打情事，且多夸张其词，期冀引起官府的注意与同情。官府这一面，则以更高道德权威的身份，站在“公”的立场上，在全面考察和考虑了各种具体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判断。（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所谓不偏不倚，就是取中，不偏私；所谓合情合理，即是考虑周全，既遵守当然之理（如“欠债还钱”），又照顾自然之情（如“事出无奈”之类）。（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因此，在“在理”者不一定能获全胜，“无理”者也未必全败。自恃理直而不依不饶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会被看成是不近情理而遭受非议。（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

与上述情形相应，民间也并不存在与事实上的领有关系相分离的抽象权利以及保护这种权利的“所有权制度”。比如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土地方面，“所有的对象与其说是‘物’，不如说是一种‘经营权’，……土地所有权本身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因为所有者的地位并不由国家在他相对于社会以及国家权力的位置与作用这一制度层次上进行设定和承认，而只是体现在所有者从前一管业者手里取得的、眼下正在从事或转让负有税粮义务的经营收益以及周围人们对这种状态的一般了解和尊重”。（注：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只是一种建立在某种“来历”的基础之上并且获得一般社会承认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状态。从规范秩序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稳定性与地方性惯例或我们所谓习惯有关，但即使是习惯法，正如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所表明的那样，也不能够提供一套脱离开事实的抽象规范。（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能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其结果，在明清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民间围绕着各个不同的“生业”而展开的斗争，就呈现出一种你挤过来、我推过去的暗暗较劲状态。（注：在习惯法那里，规范与事实不能够明确地区分开来。参见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第43-44页，吴玉章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特：《法律的概念》，第92-95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当时的民间纠纷常常拌以各式各样的强力行为，从“图赖”式的“胡搅蛮缠”一直到关涉人命的“争殴”。（注：滋贺秀三曾经注意到这种现象，详见其所著《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刘俊文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又，清代刑科题本中“土地债务”类涉及的都是这类情形。详见《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现在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

明清时代民间的“户婚田土钱债”纠纷之所以多，除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关之外，也与财产制度和法律制度有关，与人们看待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关。既然民间各种“生业”只是一种介乎权利与事实之间的相对安定状态，而不曾在制度上被明确地加以界定，纷争与诉讼便会源源不断。又因为官府的审判实际上与民间调解一样，旨在恢复和谐、解决纷争，并不以界定和保护权利为目标，上述情形便只会进一步加深，以至虽然社会中存在无讼的理想和息讼的努力，虽然诉讼费用极为高昂，纠纷和诉讼仍然有增无已。其实，诉讼费用高昂这一现象本身也能说明问题。说到底，当时的司法制度并不是为保护个人权利而设计，如果要在情节琐细且数量众多的民间词讼里面将权利一一界定清楚，则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

因此，地方官便不得不倚重民间调解机制，并且把听讼变成教化，将技术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注：这一点早经黄仁宇先生指出，详见《万历十五年》，第145-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与问题，参见梁治平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范愉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关于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考察，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284-3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引书第9、10、11诸章。）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阻止潮水般的诉讼。为了应付繁杂的衙门事务，地方官不得不依赖幕友、书吏和差役。（注：关于清代幕友、书吏和差役的情况，参阅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第105-1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第631-66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后者数量可观，但却在国家编制之外，他们中间多数人的生活和办公费用由当事人身上索取，由这里，便产生了种种所谓衙门“陋规”。它们令诉讼成为一种灾难，但仍不足以根绝诉讼。

明清社会内部蕴函了许多危机，诉讼频仍与地方行政的困顿便是这些危机的表征之一。

四

清明时代的人很容易把诉讼频仍的现象归因于民间的“健讼”风习或者讼师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观察者来说，这类看法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我们看来，不但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就是那些从诉讼中渔利的讼师，其行为也未尝不具有某种合理性。事实上，并不是“健讼”之风和讼师的存在使得诉讼有增无减，恰恰相反，正是诉讼的必要性促使民众选择诉讼，（注：大体说来，发生纠纷时诉诸民间权威还是官府，这一点取决于当事人对其具体景况的权衡。参见岸本美绪：《清初上海的审判与调解——以（历年记）为例》，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1992年版。）并使得讼师能够存在。（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问题是，诉讼中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并没有获得制度性的解决，结果在一方面，旧的诉由一提再提，新的诉由纷至沓来；另一方面，众多的诉讼在对地方衙门形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对当时的司法制度构成挑战。今天看来，这个挑战无法在传统的制度框架内予以化解，因为它包含了现代性的要求在内：一套产权界定办法和权利保护制度。

把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加入到明清社会生活之中，这种做法必须加以限制性的说明。实际上，当时没有人提出什么“权利主张”，也没有人根据现在人所熟悉的权利—义务模式去思考问题。因此，与其说明清社会内部孕育了现代性的要求，不如说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可能借助于现代性的方案来加以解决。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了一些结合点。这个问题也可以另一个事例加以说明。

在对所谓清代习惯法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通过对此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我还发现，尽管这两种知识传统从来不是互相隔绝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联系终究是外在的。中国历史上既缺少一种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注：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第127-14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用一个反例来说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举出中国近代的习惯法整理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之后，是新的民、商事立法的一个环节。在全国范围的调查过程中，习惯法首次被全面地搜集和整理，并且根据现代民、商法体系加以分类。（注：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北京政府司法部主持下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其结果即是1930年出版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不仅如此，在当时各地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习惯还被按照现代法理加以解释，进而程度不同地融入于司法实践和新式立法当中。（注：作为中国固有制度之一的“典”被吸纳到《民法典》中就是一个好例。此外，《民法典》第一条即规定，民事无法律规定者，适用习惯。）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民间习惯突然获得如此关注，显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法律制度的整体架构改变了，因为这一变化，一向被官府视为细微末节而不加重视的“户婚田土钱债”事务开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这类事务有着直接关联的社会生活实践也被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作为民间小传统的习惯与新的国家法律逐渐被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在明清社会内部发现现代性的生长点，这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它表明，传统与现代不必截然两分，“礼治秩序”中也可能有“治法”的要素。反之，根据同一种逻辑，“法治”与未必不能包容和吸收某种“礼治”的要素。

也是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权力类型，即所谓横暴的权力、同意的权力和教化性的权力。前两种权力另有专名，即专制与民主，后一种权力类型则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在费氏看来，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专制的，但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建立在他所谓“长老统治”的基础之上，是“无为政治”的一个结果，“礼治秩序”的一项内容。换句话说，教化性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中的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组织结构。在那里，横暴的权力受到种种约束，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是松弛的和微弱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0-70页。）也是着眼于这一点，有人说中国虽没有政治民主，却有社会民主；或说中国的政治结构分为两层，上面是不民主的，下面是民主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5页。）也有人认为，与前现代社会中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享有自由，从来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注：比如，孙中山先生即有这样的看法。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持这类看法的人通常会注意到传统社会中的乡族、村庄、行会等共同体，强调其自治性质和它们对于来自国家的专制力量的消解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舆论恰好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共同体如家族、行会等不仅不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是自由的大敌，只有彻底打破这种所谓“宗法社会”的格局，个人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现代国家就是在这套现代性话语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它最终并没有实现任何有关个人解放的诺言，相反，随着“宗法社会”的彻底瓦解，不仅社会消失了，个人也不复存在。国家取代了一切，吞噬了一切。因此，毫不奇怪，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当人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并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认真反省的时候，历史上的各种共同体，它们的自治性质，以及它们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引起他们的注意。（注：参见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12月。）

在此，我无意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加以论证，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明清时代）具有与西方人同样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当费孝通先生指出教化权力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0页。）或者，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的时候，我想，他们都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情态的复杂性，意识到简单地用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去衡量中国传统社会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去构想一种经由“社会”来实现的个人自由，而且，无论我们赋予这个“社会”什么样的现代含义，在它与那些渊源久远的民间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是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注：梁漱溟：注比如，孙中山先生即有这样的看法。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译，载注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译，载《明清时代的民间契约与民事审判》，王亚新、梁治平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引书第254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法治也可以在传统的礼治秩序当中汲取养分。

五

中国近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国家，都是在一个历史进步论的宏大理论笼罩之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力图让人们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当中获得发展，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现代取代传统，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受这种宏大理论支配，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话语，这些具体理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假定传统与现代截然不同，相信前者必然为后者所取代。在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费孝通先生对于所谓“乡土中国”的描述里面，就隐含了这样的理论逻辑。在那里，正如我们所见，“乡土社会”及其“礼治秩序”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区分中被把握和说明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费氏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描述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者，他从中国具体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具有多大的说明力，而在于，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解说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作者本人理论“前见”的影响和扭曲，以及，一种贯穿于语词和概念结构中的理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遮蔽社会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人们的想象力。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收购私钱13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16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17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19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20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24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25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27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28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控制在京城范围内流通。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29“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30台湾学者郑永昌研究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32“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33“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34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35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36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38“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39“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40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41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42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需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43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45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48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49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50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51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奸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53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54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规律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55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6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58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59

三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方法。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历史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69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

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1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清高宗实录》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发展深入影响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70“The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Vol.28,No.2(Autumn,1997)。以上英文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徐建青同志提供译文，在此表示感谢！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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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民国时期，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东口商铺林立。图/FOTOE

全国范围内的房产登记制度，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存在。唐以后，中国在土地管理方面还出现了立契、申牒或过割制度。土地买卖必须通过官府，进行书面申报和登记，才能发生效力。否则，不仅交易无效，而且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从中国古代土地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它主要是伴随土地税赋制度而存在的，乃税赋制度的衍生物，其最主要目的是便于税赋征收。地契作为田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的权利证明只是其附带性的作用，并不能作为确权证书。更为重要的是，地契资料由官府掌握，且对外保密，普通百姓不能查询相关资料。

土地交易始自周朝

严格来说，中国在民国以前没有真正形成以公示为目的地产登记制度，但是以征收赋税、交易和提供质证以杜绝争端为目的的土地登记，早在周朝就开始了。

《周礼・大司徒》记载：“掌建国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办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意思就是将天下的田地山川以及人口等进行造册登记，便于国家治理。

按照周朝建立时的制度，周天子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他直接统治的区域称为王畿。王畿之外的土地进行分封：诸侯所分得的土地称为诸侯国;卿大夫所分得的土地称为采邑;士所分得的土地称为禄田。他们对自己所分得的土地享有使用权，不能任意处分，所谓“田里不粥（粥，同鬻，出卖之意）”。他们还必须定期向周王交纳贡赋，土地的所有权还是掌握在周王手里。

西周初期，土地与奴隶均不得进入流通领域，但由于这二者即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诸侯实力不断增长，周天子对各地诸侯的控制减弱，这种限制必然会被打破。到西周中后期，以土地和奴隶为对象的交换经常出现，而且事实上还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目前可查的最早一宗土地交易，发生在西周。一个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意思大致是在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将1300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100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

历史上还有周厉王买地的记录。周厉王当朝时，为了扩建王宫，他买下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但没有立即给钱。鬲从担心周厉王赖账，周厉王还安抚他说，“你别怕，我一定会照价付款。如果我赖账，就让上天罚我被流放好了。”这是个很毒的誓言。

周厉王买地究竟花了多少钱，记载此事的铭文上没写。但有人买地、卖地，已经从侧面说明，当时除了有土地抵押，还存在土地买卖，西周中后期，应当是出现了统治者对土地所有权掌控的松动局面。

春秋时期，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楚国下令“书土田”、“量入修赋”，其实就是对于楚国统治者要求对国境内的土地依据地势进行测量，并根据肥沃程度，规定其产量的标准，再根据产量征收赋税。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在进行土地登记，按照收成的多少交纳赋税，明确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登记管理制度，这个可能是最早确立的有关土地登记制度的法令。

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所有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目以及人丁数目，向中央政府如实呈报。所报内容经审查核实后，最后登记入册，上报到县。自此，可以看做是政府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为根据征收田租。

隋唐统计手实与分级汇账簿

隋唐时，据《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凡里有手实（“手实”是指唐宋时在基层官吏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内人口p田亩以及本户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册），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账。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的土地统计政策是很完备的：先在乡里进行统计，然后汇总成乡账;乡账完成后再上报到县，由县汇总成县账;县账完成后送达至州，汇总成州账，最后上报到中央户部。

在登记时间上，也有规定。据《唐令田令》，“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十二月内毕。”这样，全国有多少家庭，每个家庭授田和宅地数量是多少，以及每年应该有多少土地赋税收入，朝廷能做到心中有数且便于清查。

同时，唐代在土地管理方面出现了立契、申牒或过割制度，规定土地买卖必须通过官府，进行书面申报和登记，才算有效，否则要受到处罚。

其实关于宅地的统计也就是房产的登记，在我国古代大多是与田产的登记同步的，因为国家一般都是同时确定某一户拥有的田宅情况，也就是包括土地与房子的双重的规定了。

例如吐鲁番出土的《（武）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一月西州高昌县张思别、王隆海、宁和才手实》，这个手实就很清楚地展示了政府对于田产与房产的双重登记内容。

《周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一月西州高昌县张思别、王隆海、宁和才手实》

1.户主宁和才年十四岁

2.母赵年五十二岁

3.妹和忍年十三岁

4.右件人， 见有籍

5.和贞年二十二岁

6.罗胜年十五岁

7.右件人，籍后死

8.合受常部田

9.一段二亩（常田） 城北廿里新兴东渠西道南道北曹君定

10.一段一亩（部田三易） 城西七里沙堰渠东渠西张延守南第延守北麴善亮

11.一段一亩（部田三易） 城西五里马堆渠东张沙弥子西张阿仲南北渠

12.一段一亩（部田三易） 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渠西麴文济南渠北曹粟堆

13.一段四步居住园宅

14.牒， 件通当户新旧口、田亩段数四至，具状

15.如前。如后有人告隐漏一口，求受违敕之罪。谨牒。

（注：以上的8至12条就是关于田产登记的状况，而第13条就是关于此户家庭住宅的登记信息，第14条则是户主保证此牒属实的文件）

宋朝的“砧基簿”

至宋朝，中国的土地登记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

南宋时期，民众按统一要求制作砧基簿，全面记载户主、田产面积、四至（地籍上每宗地四邻的名称）、来源等土地状况，附以地形图，经耆老、邻保正长统计查勘无误后上报经界所（宋朝时专门管理土地登记工作的机构），再由经界所勘验核实交付产权人，并收存于乡、县、州及转运司。

砧基簿既是国家征税课役的根据，也是持簿者对所载土地的产权证明。进行田产交易时，由买卖双方持砧基簿、地形图和契约到县府办理“批凿”（检验确实），土地转让才有效力。

不过，在宋朝出卖不动产，得先问问亲邻，首先问询他们想不想买。因为宋朝法律规定，亲邻具有优先购买权。北宋后期还强调，所谓“亲邻”，必须为有亲之邻，即虽为邻而非亲或虽为亲而非邻者，都不具有优先购买权。

按照现在的话说，这就意味着一所房子能不能出售，并不需要通过物价局、房管局的批准，却需要先通过住在附近的家人、族人的批准。正规的做法是拿一个小本子，把“亲邻”的名字都列在上面，然后从族长老太爷到隔壁亲戚大妈，让他们挨个签字。假如其中一个拒签，这房就别打算卖了。

搞定了亲邻后，就要制作契约，到官府印契。契约是国家统一格式，被称为“官颁契纸”，类似今天的“标准合同”，统一规定契约中必须包括双方当事人姓名、交易原因、标的价金、担保条款等内容。

只有在缴纳契税钱后，官府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交易才有效，就是合法合规交易，受到法律保护。加盖官印的契约称为“红契”，具有法律效力;不缴纳契税，私下交易，是“白契”，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还属于偷税漏税。 卖屋文契，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存于浙江衢州博物馆。图/ 杨兴斌/FOTOE

“红契”要交的契税历朝不等，一般叫“间架税”，但无论多少，对购房者来说，在当时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很多人常常不到官府那办“交易手续”，民间房屋买卖多行“白契”。

这固然省了税费，却往往导致纠纷。民间“白契”太多，产权不明，交易混乱，档案管理不完备。宋朝的判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或是明代小说《三言二拍》对房产纠纷都有记载。

对于“白契”，朝廷只得加大稽查，一经发现，就治人匿税之罪，进行刑事处罚。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凡“匿税者，笞四十;税钱满十贯，杖八十;监临官、专典、拦头自匿，论如诈匿不输律”。

契约之后，要过割赋税，即在契约上写明标的物的租税、役钱，并由官府在双方赋税簿账内变更登记，加盖官印。如果没有过割赋税，往后买卖交易双方发生纠纷争讼时，即使买受田宅的富豪之家持有契约，官府也不会受理争讼。

宋朝地产买卖契约，又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所谓绝卖，即无任何附加条件的买卖;凡只转让使用权与收益权，保留回赎权的买卖叫活卖或典当，典当契约的业主得到钱主的典价，在法定的30年期限内可随时以原价赎回标的物;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然后收取出卖物的价钱。所有这些买卖活动，都必须订立契约，取得官府认可后，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清末引入现代房产登记制度

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编制出各地土地田产登记管理及据以确定赋役税收的“鱼鳞图册”，作为官府征收赋税的凭证，详细记载每宗土地的业主姓名、田土形状、方圆四至等，成为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依据。

满清入关后，多次大规模侵吞土地，一度打破了明代的土地登记制度，康熙四年（1665年）朝廷下令进行土地登记造册，历时多年完成。

明清两朝对田地、房屋的交易，都有明确规定。明代《明律・户律》“典卖田宅”条文规定，不税契者，除了刑事处罚外，一半价款要上缴官府。清代在《户部则例》中明确规定，凡置买田地房，不赴官府粘契尾，一经发现，也要依法治罪，“笞五十，物货一半入官”。

总的来说，古代房屋登记，是伴随土地税赋制度而存在的，其最主要目的是便于税赋征收，其私有财产之证明只是附带性的作用，且登记的资料由官府掌握，对外保密，普通民众不能查询。

到清末，受西方影响，现代房产登记制度被引入中国，清廷开始借鉴西方的房产登记制度，决定采用德国的做法，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物权》，但终因满清王朝的覆灭而破产。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私；先秦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40-03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是奠定中华民族文化基础和精神气质的关键时期。然而，“先秦时期”这一提法对于专项研究者来说，仍然稍嫌笼括。具体而言，所谓“先秦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华夏民族起源至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以及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这一划分或许在某些细节上与其他说法存在出入，但应该说得到历来学者的公认，又有其思想史意义。其中，作为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发展的社会历史阶段，春秋战国经常为人所提及，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尽管在文化形态上看二者差别甚大，但春秋战国与西周社会文化的发展的确一脉相承。西周时期是春秋战国的母体，在后者进行的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起着潜在的基础性的作用。而作为文化和思想史意义的“先秦时期”，则更多的指的是始自西周以迄秦朝建立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哲学文化概念，比如“道”、“阴阳”、“气”等，本文打算讨论的是一组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形而下概念：“公”与“私”。这一组概念前辈学者并非无所关涉，然而本文希望通过一定的梳理呈现出其应有的脉络性。

一、西周及之前时期的“公”与“私”

本部分拟从字源学入手，探究“公”“私”概念的诞生及其最初的意义。由于该论题的复杂性远非笔者所能单独处理，所以会对前辈学者多所借鉴。所幸前辈学人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故而能为我们提供翔实可靠的基本资料。

观察“公”、“私”二字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厶”，在小篆中写作“”，许慎《说文解字》对这个字的解释是：“姦也。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凡厶之属皆从厶。”对此，段玉裁注云：“《女部》曰：姦者，厶也。……公私字本如此，今字私行而厶废矣。私者，禾名也。”豍据段氏看法，“私”字原本是写作“厶”的，后来“私”字流行开来，逐渐取代了“厶”而成为通用字。那么“私”字何意？许慎云：“禾也。从禾厶声，北道名禾主人为私主人。”在此段玉裁释云：“盖禾有名私者也。今则叚私为公厶。”豎也即是说，段氏认为“私”起初为一种禾的名字，被假借来代替“厶”字，久假不归，遂讹成今日情形。应当说，这种说法也没有背离许慎原意。而在解释“公”字时，许慎同样引用了韩非子的说法云：“韩非曰：背厶为公。”在解释“公”“私”涵义时两次引用韩非子的话，可见至少在东汉时期，韩非在“公私”方面的思想得到当时社会一定程度的普遍承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韩非·五蠹》篇中，其文云：“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豏从以上论述来看，与其说韩非是在从字源学意义上讨论“公”“私”之义，倒不如说他在藉此阐发自己菲薄仁义的立场。然而这样一来，反过来证明或许在战国末期，韩非的观点只不过为其“一家之言”。哪怕退一步讲，从年代的角度来看，许慎为东汉时人，而韩非亦不过战国末期人物，相距中国古文字逐渐成熟的殷周时期，皆有不小年代差距，他们的判断能否作为定论，似乎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陕西周原甲骨的出土是20世纪末考古和历史学界的重大成就，其中有字甲骨300多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殷周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亦帮助吾人建立甲骨过渡至金文的重要桥梁”豐。在这一批有字甲骨中，H11：45和H11：98都出现了“公”字，且皆为早周时人甲骨。其中对H11：98“女（汝）公用聘”一版，专家解释认为：“公，殷卜辞一般只用为地名。公为爵名作‘某公’例确多见于周金文，如《毛公旅鼎》、《应公鼎》、《楚公钟》等。”豑这是殷周之际的情况，那么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又复如何？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将“公”列在“论亲属”一章豒，而黄铭崇先生并不赞同他的看法，黄先生认为“……总之，虽然西周中晚期金文有‘姑公’，指的是婆婆、公公，也就是公作为女性称谓人的丈夫之父亲，算是一种亲属称谓，但是金文中所见公与日干结合的各种状况，其称谓人都不是女性，因此无法与晚期的姑公之公相提并论。从甲骨文与金文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与日干结合的公应该是爵称或是尊称，不是亲属称谓。”豓由此可见，“公”在最初时期的主要用法就是一种尊称或爵称，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含义。

相比“公”字，“私”字的涵义则呈现出某种多层次性。有关“私”字的起源，徐中舒先生认为“耜为农具，为个人所日常使用的物件，故认得为己有……厶与私亦当为耜引申之字，耜，私、厶，古同在心母（古韵耜在之部，私厶在脂部，之脂古不通用，或由声近相通）……私从禾，即耜之别体，耜为个人所有，故得引申为‘公私’之私。《韩非·五蠹篇》云：‘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此说与古代社会情况不合。铜器中公作‘公’，全无相背之形，可证其为臆说。”豔笔者以为徐先生的见解很有道理。古文字的产生与古代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脱离了具体的生产生活环境，文字就只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符号。然而，如果认为从古人认得“耜”为己有之物开始便产生了私有化的观念，则恐怕言之过早，证据单薄，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公”、“私”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之前的使用背景，从而将其涵义绝对化了。另外，在今文《尚书》中“私”字仅一见，即《周书·吕刑》云“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一句，皆解为“狱官”，即“听狱之人”豖，同“公”一样也是指人。至于为什么与掌獄之人联系起来，则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公”“私”二字在最初并非是一对相互对反的概念。而且，今日可见的上古文献中没有用过“厶”字，而直接以“私”的面目出现，即便在甲骨和金文中，“厶”也甚为少见。从目前能够看到的甲骨金文材料来看，认定为“公”字的字形也与“厶”的字形不甚相像，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二字在起源上并非同源而是异源；二是现代使用的“私”字可能出现较晚，有可能晚于“公”字；三是此时二字并非一对相互对反的概念，更没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价值附加。

二、春秋时期的“公”与“私”

此段时期最可靠的资料是《诗经》、《论语》和《春秋》。前者纵贯的时期约略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末期，《论语》虽成书较晚，却是集中反映春秋晚期孔子思想言行的重要经典，而后者则为整个春秋时期的编年史。

这段时期的一个基本的背景是周王室衰微，封建宗法制衰落和各个诸侯国的崛起，其中尤以封建土地制度的崩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反映在《诗经》中，与“公”“私”有关的就出现了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言私企豵，献豜于公”（《豳风·七月》）、“硕人俉俉，公廷万舞”（《邶风·简兮》）、“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大雅·瞻卬》）、“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夙夜在公”（《召南·小星》）等，不一而足。对“私”而言，有的意为“民田”（《小雅·大田》），“私家”（《豳风·七月》），有的为“家臣”、“私臣”（《瞻卬》、《崧高》）之意，要之大致不离百姓及其财产。而对“公”而言，则意思多为“公家”、“公庭、庙堂”、“公事”等，与诸侯王府等办公机构有关。

无独有偶，其他文献也反映出与之相类似的一些情况。譬如《左传·僖公九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从语境看，此处“公家”指诸侯王室豗。又《左传·文公二年》：“狼鐔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显然“公乘”指王国军队战车。又《左传·昭公三年》：“公事有公利”，两个“公”都意为诸侯王朝廷。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大夫不收公利”一语，同样是说作为个体的大夫不能侵占政府的财产。又如《论语·季氏》：“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还有《论语·雍也》中子游称赞澹台灭明的“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等语，无不标示出此时人们对于“公”指称各诸侯王政府/朝廷的明确认识。在“私”的使用方面，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而后听其私政”，《宣公十七年》中的“?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襄公二十五年》：“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等，大致指称“大家族”、“小国”等。但也偶有例外，如《襄公二十七年》中“床笫之私”一语，就是指夫妇之间在密室内的私房话。不过在《论语》中，“私”共出现两次，一次是“私觌，愉愉如也”（《乡党》，意指“私人身份”），另一次是“退而醒其私”（《为政》，“私下”），都较为明确地显示出与个体的某种关联，说明春秋末期“私”的涵义已经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明确化、抽象化的特点。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公”、“私”二字不管是作为名词还是动词使用，一个总的特点是表示的都是比较具体的涵义。其间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对的情况（如“公家”与“私人”身份之不同），但与其说那是价值上的对立，倒不如说是在社会关系层面作出的区分界定。这种情况所折射出的是中国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社会剧烈分化变动、内部十分活跃的社会局面，是人伦关系、礼法关系和利益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明晰化的结果。这一时期，尽管作为社会上层的政府王室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同时家族和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始显现并迅速上升（在中国家族与个人实际上互相联属，不可截然分开），这当然与当时土地制度的变动息息相关。以此为社会前提，“公”“私”在后来出现价值上的对立和高下之分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战国时期“公”与“私”

战国时期承接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趋势而继续激烈演变。钱穆先生尝云：“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豘。农民在封建井田制下本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在战国时期私田日益普遍，税收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促使“公”“私”涵义进一步调整和发展，并被赋予道德和价值上的意义。

春秋末战国初期，儒家学派在中国社会中率先兴起，代表是孔子。原始儒家以贵族性的人文气质为标的，提倡一种高贵的人文教养，如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将高尚德行视为人之应然状态。在行为伦理方面，主张“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尽管这主要是针对“君子”，即诸侯和士大夫阶层在“公”领域行为的要求，但后来逐渐成为对各阶层都产生影响的人文品格。不过，与其说儒家重视“公”胜过“私”，倒不如说相对于“公利”和“私利”，儒家义利之辨更看重的是“仁义”的道德层面。如孔子云“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都不可以简单认作是公私义利的对立，而要看到内中包蕴的多层次价值要求和其更根本、更超迈的价值企向，就是对以仁义为导向的大同世界的追求及对价值合理性的肯定。

其余诸子的主张虽未必与儒家相左，但亦稍异其趣。老庄言公私必系之以天命：“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四时殊气，天不赐（私），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墨子明确说“举公义，辟私欲”（《墨子·尚贤上》），认为私欲会妨害公理公义的实现。而就墨家思想整体来说，则认为凡是“公利”便是“义”的，而“私利”便是“不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上小生产者对保护其群体利益的强烈要求。早期法家主张“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将国家之公置于超越一切的地位，已经有十分明显的公私对立意味。与之大概同时的《管子》亦可见到类似观点。到了荀子时期，“公私”观念接近成型，荀子思想亦为儒法之间一过渡型思想。

与孟子之重仁义不同，荀子特重礼法，“隆礼义而杀诗书”，却又不见本源，以礼法为人为，有将其工具化的嫌疑豙，“公”成为最佳选项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作为荀子学生的韩非讲出前引那样一段话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战国末年，集中总结当时思想的文献是《吕氏春秋》。其中卷一便有“贵公”、“去私”二章，反映了当时人们经过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亦最常为人引用。其中《贵公》篇云“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又《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在这里，“公”已经超越其本身“公平”“公正”等一切意涵，成为一种代表完美社会的至善美德。

四、总结

顾炎武在《日知录·言私其豵》中指出“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以本文之爬梳来看，此言大致不谬。西周以降至战国末期，“公”“私”经过了从具体化到抽象化，从无价值指向到有强烈的价值指向并在道德立场上走向对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升格成为具有道德价值优位的一极，对中国此后几千年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社会建构产生深远影响，直至明清之际才产生某种程度的反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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豒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3-501页.

豓黄铭崇.商人祭祀用的亲属称谓体系及其意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 ，陈昭荣主编，2007年9月版，第171页.该论文讨论的是金文人名中公与日干相结合的方式，并依此加以分类，一类是（日）+日干+公，第二种公+亲称+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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豗文据《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九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11页。下文所据版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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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有时候，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如何、方法如何，已经不仅仅是“史料学”一隅的课题，甚至历史学的整体改变，也可能由于使用什么历史资料和如何使用历史资料而引起。1997年，台北的王???壬???凇缎率费А飞戏⒈怼妒裁纯梢猿晌??返闹ぞ荨罚?驳蕉??甏?邓鼓辍⒐蓑「铡⒑?省⒗罴谜庖淮??费Ъ以谑妨贤乜砩系呐?Γ??揖咛宓厮档搅嗣髑宓蛋浮⒁笮娣⒕颍?赋鲈凇靶率费Ч勰畹挠跋煜拢?〉弥窝Р牧系姆椒ú??吮浠???车亩潦槿四侵种窝Х绞讲辉僬贾?湫缘匚弧保???烁邓鼓甑拿?裕骸吧锨畋搪湎禄迫???侄?耪也牧稀保?得髂歉鍪贝?睦?费П浠 。

历史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中国确实有深刻变化 ，试比较一下清代历史考据学家和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论证方式、资料范围的差异，人们会察觉到，到了二三十年代，关于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资料的观念已经发生相当大的改变 ，在所谓"20世纪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秦汉简牍之外，域外文献、民间唱本、小说戏曲等等都开始进入历史研究。这种方法不仅进入主流历史学界，得到占据制高点的西洋历史理论的支持，得到趋新一派历史学家的认可，也在拥有很高威望的一代学者那里得到呼应，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就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甚至还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对社会史的意义 。显然，这跟过去清代学人主要依靠儒经诸子、正史通鉴、重要文集最多加上笔记、野史不同了，因为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不同了，研究历史的领域也扩大了。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的领域，这种变化却一直不很明显，整个二十世纪，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候外庐到任继愈，哲学史或思想史一部接一部，但是在历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上面，似乎还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通常只是由于评价尺度和政治立场的变化，发现了更多的可以入史的文集和著作，像王充、范缜、吕才、李贽，但是，对于其他的更边缘的、更间接的资料却很少采用 。如果说，在新的历史学观念影响下，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使用材料方面，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那么，思想史的研究是否也应当有观念的变化，使它使用的资料范围有所改变呢？

一

近年来，在思想史领域里开始感觉到材料不足，而且资料范围成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讨论话题，一开始，大概和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连串的考古发现，曾经使很多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很震惊。最初，大家的思路都很一致，就是觉得，这下子可好了，考古发现给我们平添了好多材料，像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老子》、《易》、《五行》，银雀山的《孙膑》、定县的《文子》等等，加上由于这些古籍出土以后，渐渐的一批“伪书”，都可以成为思想史讨论的材料了。但是，渐渐地胃口大了，便觉得这样的新资料还是不够，因为更多的考古资料却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考古发现的很多东西，是数术、方技、兵书以及没有文字的器物、图像等等，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哲学史，它们都够不上“思想”或“哲学”，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东西在那里，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还是精英和经典，对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一个解释的方法，所以没法把它们纳入。那么，能不能思想史有些变化？怎样改变原来思想史的模式？这是九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就有的思考和焦虑。

思想史当然主要是靠精英和经典的文献为资料的，儒家的经典和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这些是天经地义的资料。当然，对于中国古籍，一说就是“翰海无涯”、“汗牛充栋”，思想史连这些资料还没有用尽，何况旁骛其他的东西？但是，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法看，这些资料并不另类，只要思想史和哲学史肯下顾“二三流人物”（就象文学史研究者在李白、杜甫的论文太多重复之后光顾第二三流作家一样），它们还都有可能进入"史"的视野的，只是迟早多寡的问题而已。倒是另外一些东西，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思想史或哲学史范围里面，在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不能进入这种思想史写作的还很多很多，下面我随便举一些例子。

第一，历书，就是皇历，在古代，敬授民时，是官方控制的，又是有关王朝合法性的，所以考古发现中间《日书》很多，现存最早的官方雕板印刷品也是历书，而古往今来印刷数量最多的东西是什么？还是历书。可是，按照过去只注意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写法，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它不是什么思想，更谈不上是什么“新”思想了。可是，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它呢？比如台湾史语所的蒲慕洲就以秦简的《日书》为中心资料，通过睡虎地秦简《日书》重建古代人的生死观念和日常生活。 。道理其实很简单，“时间”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不止是民众生活，就是政治的合法性，也需要“改正朔”、“改年号”来支持。到明清，关于时间、关于历法的变迁，意义就更深刻了，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就对明清时代的时宪通书、历法变化作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讨论了西洋历法知识进来以后，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 。我在《<时宪通书>的意味》这篇文章里面也举过一些例子，说明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历书的知识也在变化，它也引起了普遍生活世界知识的变化 ，这些被写入了历书或通书的，指导生活的观念，既然是普遍被奉行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思想史？难道说这是“皇历”，就真的在历史研究中被当做“老皇历”而弃若弊屣么？

第二，类似《营造法式》、《匠作则例》一类的东西，并不只是科技史也就是知识史的专有领地，那里面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内容，像卤簿仪仗的做法中间，就有很多区别皇家和民间的规定，宋代官方不是有命令，不许民间用真家伙作仪仗么？柳诒徵《清德宗的大婚》中所透露出的这种超越世俗和民间的夸张和铺排中，是否传达出皇权的意味呢？这种皇帝的葬丧之礼虽然只是民间常礼的放大，却传达一种天地悬隔的意思。柏克的《制作路易十四》，一开头就用了一幅图画，又引了萨克莱（william thackerray）的话，说“国王的权威是由假发、高跟鞋和斗篷等等所组成的，……而我们所崇拜的诸神，其实是由理发师与鞋匠所制作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期待有人以皇家仪仗制作方式和规制的变化为资料，研究一下明清皇权的观念问题。但是，过去，很少有思想史会去讨论这种东西，思想史研究，还不太像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以一个或若干个观念为中心进行历史梳理，可能会到处发掘可以表达这一观念的资料，会涉及到很边缘很一般的图像、仪式、场景、习惯等等，但是，思想史尤其是以思想史家为单位的思想史写法，不会旁顾这些东西的。

第三，各种图像，现在把图像作历史资料的人很多，但是问题是都把内容放在首位，比如从某些画里看到某种历史。对于图像，首先应当分析的是什么？是图像特别不同于文字资料的构图、变形、色彩、比例等等，所以，在《职贡图》、《苗蛮图》里关于异国、异族的想象，在地图上的领土色彩和上下方位、有意的大小变形，在天文图的画法和构图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互相的想象和变形，图像方位中的“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等中间，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相当有趣的思想和观念。关于这一点，我最近特意写了一篇不长的论文，题目就叫《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和原来发表的《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一样，都是在讨论什么可以成为，以及如何成为思想史的资料这一话题的 。

第四是各种档案，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历史学应当注意档案，陈垣在1929年给北大学生讲演，用了很多篇幅讲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包括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当然，从那时起档案的使用在其他历史领域里面已经很多，但是在思想史领域里面却一直很少。档案的分析和整理不同，分析本身是一个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很多档案很具体很琐碎，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可以与上层精英的理论表达对照的，比如父慈子孝、从一而终、家族等级等等，是否在民众中间那么有效地实行 ？台北史语所的刘铮云曾经在《古今论衡》上面有一篇文章，很有趣，他分析一些档案，发现很多社会生活的实际思想，和经典记载的原则和观念相当有差距，觉得这些档案真的可以提供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有人也发现，如果从生活现实来看的话，看上去很封建的“七出”之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时恰恰给了类似近代的“离婚”的自由的理由。还有一些人在一些现存的诉讼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农村中父子关系的实际情况，与《礼记》以来的精英文本很不同。过去我们都会凭着印象认为，宗族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父子关系是主轴，以前许琅光写《在祖荫下》，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并不能涵盖全部空间，在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在华南的某些地方，析财而居的时候，父子关系可以相当恶劣，甚至诉诸官府。更有人从遗留下来的文物中，发现真正的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世界中，未必都是妻子被丈夫压迫，有时候一些特别因素也可以使这种等级颠倒过来。所以，这种资料在历史研究里面常常是可以巧妙地加以使用的，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写的名著《蒙塔尤》，用的是审讯异教徒的口供，在这种口供的基础上他重建了蒙塔尤这个区域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信仰的历史 ，而意大利历史学家，也就是名著《奶酪和蛆》的作者金斯伯格（carlo ginzberg，一译京士堡）的《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clues，myths，and historical method，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1992）也充分利用了天主教留下来的口供，来考察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史。

第五是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等等，这是另一大宗。其实类书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百科全书，放在那里等人去查，有时候是一种备问书、一种知识手册，很流行的，像唐代，敦煌就有《随身宝》、《经史问答》、《孔子备问书》等等，因为没有人的记忆力这么好，所有人都可能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在回应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基本知识储备，同样，蒙书也很重要，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曾经是每个文化人的童年经验，也是所有高明的思想的知识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最需要的一般常识，正是这些一般常识，给很多人提供了诸如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先、什么后、什么善、什么恶、天是什么、地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死了以后如何等等，这样一些的最普遍的知识，构成了他们未来思想的底色和基础。不止是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就是关于所谓"现代文明"的缘起，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具体所指为何，“文明”在近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变化如何？这也是可以使用各种教材、读本、手册等等来说明的。像渡边浩《作为思想问题的"开国"》中提到，开国时期的日本，就有一种关于“文明”的烦恼，其中就引用了一些很通行的宣传文本作为当时人关于"文明"焦虑的证据。陈弱水在一篇讨论“公德”的历史论文中也提到当时日本社会对文明和伦理的提倡和讲究，就使用了福泽谕吉译《童蒙教草》，明治五年颁布《东京违式条例》、明治十五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修身书编纂方大意》，作为基本资料，他指出，正是这些看上去很平凡的东西，使民众在后来形成的一系列所谓“文明”观念和行为，比如世界知识的把握、承认天赋人权、尊重个人自由、在交往中注重平等的礼仪、男女关系、清洁的生活习惯、新的观念、新的审美观念等等 ，而joan judge在《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中也讨论了中国的近代道德教育问题，其中一些教科书和课本明确地题为“国民”，如仿效日本大隈重信1905年《国民必读》的陈宝泉、高步瀛的《国民必读》；一些则专门给女性阅读，显然针对的是未能成为文明社会公民的女性，这样“一方面将古典的文化理想注入新的文本形式中，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信念间的紧张性” 。

第六是用流传的小说话本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十分有效的途径。我们以宋代思想史为例，第一个例子是杨家将，杨家将故事的形成与流传，可以用于透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凸显的历程，余嘉锡当年所写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也作了相当精彩的考证，但是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进一步追问，这种故事为什么会在宋代这个积弱的朝代形成？它和宋代石介的《中国论》的产生、宋代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很多北使文人的故国之思等等现象有什么关系？辛弃疾的《满江红》（倦客新丰）说，“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为什么词这种本来是尊前花间的东西，讨论“中国”和悲愤“番胡”的内容在宋代也成了主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就成了相当重要的思想史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包公”，徐忠明在《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用了柯文（paul a. cohen）《历史三调》（history in three keys）的方法，对包公故事的三种叙述作了透彻的分析，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国法律、文化和思想的很多问题，比如法律条文和实际判案之间的关系、官员品质与成文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丰富的包公故事，就成了思想史的材料。第三个例子，是三国故事，它大量产生于宋代，并不一定仅仅因为宋代有城市、有瓦子，有《东京梦华录》说的“霍四究说三分”，其实，自从欧阳修、章望之、苏轼、司马光讨论正统问题以来，这个"正闰"的话题下面，就隐藏了宋代文人对于国家正当性的焦虑，为什么是蜀汉？为什么不是曹魏？这背后就是为什么是大宋，而不是辽夏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是东晋习凿齿、唐代皇甫??以来一直在讨论的，但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那么多人讨论，而且都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就有些问题可以思考了 。当宋代人再度强力肯定了蜀汉的历史正统位置，确立了刘备、诸葛亮、关羽的正面形象，强调七出祁山进攻中原的合法性以后，一直在金到元，都是这种观念占了上风，而且左右了后来所有关于三国的小说、戏曲和讲书的感情向背，这表明了思想史上关于"国家"和"历史"的什么样的观念变化？当然，仅仅是一个小说、戏曲的主题，可能还只能看到思想史的一个侧面，但是，如果把当时流行的故事主题以及它所涉及的观念综合起来，比如上面说到的关于民族、国家、关于法律制度控制和实际社会生活习俗等等，综合起来看，其实我们很可以看到宋代社会的感受、焦虑、紧张、情绪，而这些感受、焦虑、紧张、情绪所呈现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和经典思想的一个背景与平台，证明着他们思考的合理性和紧迫性。

二

鲍默（franklin l. baumer）著《西方近代思想史》，是一本相当出色的近代欧洲观念史的著作，而他在论述近代欧洲那些相当严肃和深刻的观念的时候，常常用到小说、绘画、雕塑等等，比如在讨论十九和二十世纪观念中的变化时，他就用了格特勒（mark gertler）1916年的名画《旋转木马》（the merry-go-round），说那种身着制服的男男女女像机器人一样被战争驱迫着往复旋转，没有任何意义和目的，表现了当时人对于大战的恐惧和疑问，而恩斯特（max ernst）的《野蛮人》（barbarians）特别是《雨后的欧洲》（europe after the rain）所画的变形的、荒芜的大陆的鸟瞰图，表明了文明已经回到它的原始状态。在讨论二十世纪“人”的问题的时候，也特意用了瑞士雕塑家贾可梅地（alberto giacometti）的作品，像《城市广场》、《刎颈的女人》、《握住虚空的双手》等等，来说明二十世纪“人的冷漠、孤单与害怕”，“呈现了惊恐的、身材或灵活性缩小了的自我” 。另外，还有人也提到，我们在历史时间相距遥远的遗物中可以看到文化相似因素，比如，1439年意大利的艺术家vitore pisano为东罗马君主john palaiologhos所铸的铜质奖章，和piero della francesca画在arezzo圣佛兰西斯科教堂壁画上的同人画像，头上都有埃及的双重王冠（egyptian double crown），这本是公元前三千一百年narmer统一埃及时的王冠和国徽，为什么四千多年以后会复现于此？历史学家可能会想象这是暗示着东罗马帝王的野心 。可是，我们的思想史或观念史讨论过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这些东西么？

过去的历史学家很早就已经注意这种看似边缘的资料，陈毓贤写的《洪业传》中曾经说到，当年“洪业训练未来历史学家的最主要的工具，是它的历史方法课，他请了一个图书馆小职员每星期天到市场去买废纸，这些废纸中有日历、药方、黄色读物、符咒等等”，我想，洪业就是用这种不起眼的边角废料，在培养着学生于无处寻有的历史敏感和资料功夫 。其实，中国古代留下来的东西里，可以运用的资料还很多，比如地方志和族谱家谱，思想史就很少用，普通人的日记，也很少在思想史里作为资料，小说戏曲唱本也很少被思想史注意，城市、陵墓和房宅的空间，过去只是被风水理论解释，但也很少有思想史家去关心，比如说中医的医案，其中有很多关于身体和生命的东西，也没有被收进来，究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思想史家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写进思想史，他们的思想史，一是精英和经典的、二是以人为章节的、三是进化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史里面，当然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

并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写入思想史，但是应当明确的一点是，思想史首先是历史，那种历史的场景、语境和心情，是思想理解的重要背景，正如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所说的，“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有意识反应’” ，也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思想史是人们的观念与感受的历史” ，这里所说的“环境”和“感受”就不仅仅是依赖精英的和经典的文献可以描述的，精英的和经典的文献可能可以描述历史中的思想，但是却未必能描述思想背后的历史，可能可以表达人们的"观念"，但是却难以表现人们的“感受”。渡边浩关于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著作和论文，虽然他讨论的是儒学家的思想，但是他特意指出，日本德川思想史上的那些争论是由于“（来自中国的）儒学的信条和（日本学者）其周遭的环境”的矛盾引起的，而他所说的与儒学信条不同的“环境”是什么呢？他说，除了幕府制度外，可以看“武士的日记或回忆录、近松门左卫门所写的剧本、井原西鹤的小说，或者任何德川初期非学者所写的作品中所反应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因为这些东西反映了当时日本“惨不忍睹的乖离圣人之道”，所以，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儒学在当时会有如此的动向 。过去，丸山真男曾经以朱子学为中心叙述德川时代的思想史，写下了影响日本一代学者的《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可是，渡边浩的论著却瓦解了他的老师这种权威的说法，指出他放大了朱子学在当时的位置，而他用来重新叙述当时思想环境的资料，就是精英文献和经典文献之外的东西，日记、回忆录、剧本、小说，就是重构思想的"历史"的重要资料 。说到底，这些资料能否为思想史所用，其实只是一个思想史的观念问题：思想史要研究的“思想”是否只存在于“某某学案”、“正史目录”上的精英和经典？与思想史有关联的社会与生活“背景”究竟是什么？思想史的中心“内容”是否一定是由文字而且是“论著”所表达的？换个简明的话来说，就是思想史应当写什么，应当怎么写的问题。我在前两年因为强调这个“写法”，被批评为是历史的作家化，说我把研究思想史变成了一个文学创作，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批评者并没有理解“写法”的重要意味。

思想史应当写什么，究竟应当怎么写？在这个问题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因是什么？这一方面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虽然现在年鉴学派已经从地窖升到阁楼，开始关注“人”和“精神”，但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当年他们从“阁楼”到“地窖”的时候，另一方面，受到类似福科这样的思想家的影响，他关于监狱、性、精神病院的研究，把传统的一些观念颠覆了，让我们从另外一些角度去重新理解和解释思想史。中国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受到这两方面的刺激，于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了相当重要（虽然还不是那么大）的变化和转向，当然应当提到的是，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向背后，还有很多思想史甚至是社会政治史的背景，就以思想史研究来说，这里就有反抗和抵制旧的思想史，在教育体制里面重新建立思想史系统，重新理解现代思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问题。

其中，直接影响到思想史写法和资料使用范围的，可能有以下一些观念 。

三

首先，思想史中如果凸显对长时段的理解，以及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关注，这就可以把很多过去边缘的、零散的资料，重新纳入思想史来考虑。不过，要说明一下，这不是讲“小传统”，而是讲“平均值”和“精英思想的背景或土壤”，实际上是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很深的，如果我们注意这些背景，那么，类书、课本、历书、戏曲小说、平庸的东西、常识性知识，都可以进来了。这在国外，过去也有过一些经验，比如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日本的津田左右吉在其实际上是思想史的名著《文学に现はれたる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中，就把大多数儒学家、佛教学家的教义哲学看成是与真实生活世界几乎没有关系的纯粹知识和纸上思辩的东西，而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不太注意的物语、川柳、戏歌等等方面，从他们的零碎呈现中重建时代思潮 。又比如近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包弼德的《斯文》，其实也是通过文学史尤其是文学批评史的资料来写思想史的，尽管这种思路有一定的偏颇处，但它别辟蹊径，使我们认识到"思想"的函盖和幅射，比我们过去理解的要宽很多 。

其次，知识史和思想史需要重新建立联结。所谓“道”与“器”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分裂，可是在哲学史笼罩下的思想史写作，常常只关心形而上，不关心形而下，可是出土的东西常常是形而下的、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知识，这方面研究科学技术史、医学史、生活史、数术方技史的人，有很大的功劳，他们看出这些东西和高明的思想，有很深的关系，甚至是直接支持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合理性的知识背景。所以这么一来，数术、方伎、兵法，汉书艺文志上的后三类，就成了思想史的资料了 。

再次，注意增长的和注意消失的应当并重。传统的思想史注意的是层出不穷的精英和经典、高明的思想，其实这后面是“进化”，“上升”的观念在支持，而且有一个“理性”—“公理战胜”--的历史目的论在支持，好像理性在不断推陈出新，历史一直在向着“现代”前进，思想也不断地趋于“文明”。但是，这方面福柯在《颠狂与文明》中的方法很有启发性，我们虽然承认历史从过去到现在，确实越来越现代、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应当重新发现那些渐渐被“现代”、“理性”、“文明”筛去的东西，想一想为什么它们会消失，像杀人祭鬼、宗教自虐、性公开化等等。我最近写了一篇《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就是试图提醒研究者，不要仅仅用加法，顺着以往的历史学家的那种叙述惯性，“进步”再加上“进步”，“影响”重叠着“影响”，用旧的、新的、更新的、最新的这样“发展史”的方式来看思想史，这样看的结果是“积淀”，就是李泽厚的那个著名说法。我们也可以用“减法”，就是用原有的，消失了的，又消失了的这样的方式来看思想史，这样就可以发掘出很多资料来用，甚至可以在一些过去已经打入冷宫不予理睬的资料中间，重新解释被抹掉的思想“历史”。

四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由外国人发明，后来又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普鲁士舆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里希特霍芬（1833～1905）。他于1860年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死后才陆续全部面世的五卷本巨著《中国亲历旅行记》（1877～1912年）中，当他谈到从中国赴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名由此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来，而且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与内涵也越来越膨胀。它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全方位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无垠陆路到茫茫海洋，从戈壁瀚海到肥沃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国和小邦。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官吏与士兵、商旅与教徒、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工匠艺人、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北将军。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 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徒（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士和明清间的耶稣会士）以及西域的土著宗教―― 萨满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也都是经由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印刷术和治国良策、经典瑰宝、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的丰盛硕果，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

法国具有悠久的丝路研究传统，辈有名家名著问世，在西方汉学界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

在二战后的法国汉学家中，首先从事陆路丝路研究的是著名汉学家格鲁塞（1885～1952）。格鲁塞终生未曾踏进过中国的门户，仅有一次因出席会议而暂留东瀛。但这位“超级编书匠”却出版了数十部有关中国以及中亚和东亚的巨著。他的《从希腊到中国》（1948年）、《蒙古帝国》（1941年）、《草原帝国》（1939年）、《1071年之前亚美尼亚》（1948年）等，都广泛地涉及到了丝路学科。他在《中国史》（1942年）一书中，专辟14页的篇幅，来论述丝绸之路。由于他深入研究了中国艺术，又在长时间内主持巴黎多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工作，故而对丝路问题既有浓厚兴趣，又具有渊博知识。他的另一部名著《沿着佛陀的足迹》（1947年），于1991年再版时，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到《丝绸之路》丛书中了。

在法国于20世纪下半叶从事丝路研究的学者中，布尔努瓦夫人最具代表性。布尔努瓦夫人（1931～2010）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前身）。她于1963年出版了一本丝路综合论著《丝绸之路》。这是法国乃至世界汉学界出版的第一本真正学术性的、具有严谨限定意义的丝路专著。书中既使用了丰富的波斯―阿拉伯文、希腊―罗马文、汉―藏文及印度古代文字资料，又利用了近现代各国学者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对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重点研究的是丝路的历史宏观和丝绸贸易史。此书在问世后的30多年间，其法文本先后三次修订再版（1986、1992和2001年），又陆续被译成东西方几乎所有语言的文本，全书文笔优美，通俗易懂，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国际畅销书和通俗读物。笔者的中译本于198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画报社出版社2003年再版。

布尔努瓦夫人于2002年在瑞士日内瓦的奥利札纳出版社又推出了一部《丝绸之路，神、军人和商人》一书，译者把它译作了《丝绸之路两千年》，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此书共包括20章，从赛里斯国讲到了汉唐丝绸之路，从元代的草原丝路讲到明清间的海上丝路的诞生，最后讲到西方探险家们的东来。它在内容上与前一部《丝绸之路》颇具相似性，但在全书架构与语言措辞方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戴仁（1946～）于1988年获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与高等实验学院联合组成的中国写本、拓片和图像研究组主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同时又是高等实验学院的汉学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双所长之一。他与德国学者埃米尔・毕勒合作，于1986年出版了《丝绸之路，风景与传说》。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行文虽简练，资料却相当丰富。戴仁又于1988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图的《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我国大陆和台湾均出版了中译本。书中搜集的13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丝绸之路的图画、素描画和绘画，件件都是稀世珍品。

雅克・昂克蒂尔（1932～）出身于纺织世家。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于1992年客串出版了一本《丝绸之路》。在现今已出版的所有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中，此书是讲述丝绸最多的一部，更加“名副其实”一些。其中论述最多的是丝绸的纺织术及其装饰图案。雅克・昂克蒂尔于1995年还推出了另一部姊妹篇著作《丝绸之路资料集》。他辑录了丝路上的口碑与文字资料记述、丝路最远古起源的传说、美索不达米亚织物的残余、丝路之前的中国、中国养蚕业秘密的外泄、阿契美尼德时代的波斯、柏斯波利斯的粗呢、草原游牧民与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先驱（亚历山大大帝、塞琉西朝人、中国汉代人、安息人和罗马人）等方面的资料，它实际上是为撰写前一部论著而准备的资料集。

阿里・马札海里（1914～1991）是法国伊朗裔的西域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其重点是结合伊朗的历史而论述。他在伊朗完成基础学业后，于1927年赴法留学，此后一直在法国学习和工作，先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供职。由于他具有阿拉伯和波斯等民族文化的功底，又接受过希腊―罗马文化的培养，所以他是最有资格研究丝路的专家之一。他于1983年出版了一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此书的波斯史料部分主要是选择译注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阿克伯・契达伊的《中国志》以及《乾隆皇帝与纳迪尔沙在西域的较量》等波斯文史籍。其希腊―罗马史料中，共选择七种史料并作了译注。在中国物质文明西传方面，主要涉及中国的谷子与高粱、樟脑、肉桂、姜黄、生姜、水稻、麝香和大黄。其汉文史料部分，主要是选择了汉文史籍中有关波斯的记述（笔者的中译本将这一部分删去了）。此书后来由他亲自译成伊朗文在伊朗出版，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笔者的中译本，1995年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003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

塞西尔・伯德莱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丝绸之路，艺术品的大旅行》。此书主要是论述从希腊时代到15世纪末，丝路上的艺术交流和某些艺术品（其中有许多收藏在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迁移与传播问题。

法国的蒙古、突厥和西域史专家、卢浮宫学院教授鲁保罗的《中世纪探险家》（1985年）详细介绍了1200～1500年间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西方探险家。书中占很长篇幅的一章就叫作《丝绸之路》。这本书与另外两部专著《瘸子帖木儿传》（1994年）和《巴布尔传》（1986年），均为法国有关丝路研究领域的畅销书。

鲁保罗的有关陆路丝路的代表作，则是他1997年于法雅尔出版社出版的《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这部长达500多页的著作，共分29章，分别论述了西域的地区、人员、草原艺术和宗教、东西方的相会、中国中原人与北方胡人、贵霜人和佛教的胜利、游牧时代、突厥人的霸权、吐蕃王朝的诞生、绿洲文明、大食人的入侵、回鹘人与黠戛斯人、回鹘人的黄金时代、世界性宗教的发展、穆斯林突厥汗国的诞生、诸多汗国兴旺发达的历史事件、伊斯兰土地上的突厥人、西域的古典伊斯兰文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霸权、察合台汗国、瘸子帖木儿、16世纪的西域、帖木儿朝的复兴、1500年的大转折时期、伊斯兰教和佛教瓜分西域、俄国在中亚的殖民以及近代问题。此书论述得虽不太深刻，侧重于宏观综述，但它可以使人们全面地了解丝路沿途诸民族的历史文明，也不失为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畅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再版。

路易・巴赞（1920～2003）是法国研究丝路上的重要民族――回鹘和突厥历史的世界顶级专家。他于1974年通过的部级博士论文《突厥历法研究》，于1991年出版。此书有笔者的中译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1992年，路易・巴赞的学生与同事们通力协作出了一本《路易・巴赞纪念文集》，共收入西方突厥学界名流们的40篇高质量的突厥学论文。巴赞先生自己的论文集《突厥民族，文字与人》于1994年出版，共收入作者48篇突厥语言和历史论文。哈密屯（1921～2005）是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导师，曾任巴黎第三大学突厥学研究所所长。他的突厥、回鹘史专著有《五代回鹘史料汇编》（1955年，此书有笔者的汉文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敦煌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1971年）、《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1986年）和《9―10世纪突厥―粟特文献汇编》（1990年）。他的20多篇有关回鹘史的论文已经汇辑，可惜尚未出版。萨宾・特雷班札（1963～）是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她是研究丝路上维吾尔古今音乐的专家，尤为重视对多浪木卡姆音乐的研究。她1993年于巴黎第十大学通过博士论文《新疆维吾尔族多浪木卡姆音乐研究概论》。特雷班札1990年出版了两卷本专著《中国新疆》，其第一卷为《维吾尔木卡姆科音乐》，第二卷为《维吾尔的民间传统》。她还于1993年出版过《巴达赫尚的塔吉克族音乐》。自1990年以来，她共发表了20多篇有关丝路上维吾尔族音乐的论文，开辟了丝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对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史的研究，法国当代的代表人物是莫尼克・玛雅尔（1939～2009）女士及其丈夫热拉・贝扎尔（1927～）、集美博物馆的雅克・吉埃斯（1954～）。热拉・贝扎尔夫妇出版了伯希和的西域考古档案，特别是《敦煌的幡与画》（1974年）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20世纪80～90年代，分六卷先后出版）。玛雅尔女士的博士论文《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1973年）是法国少见的一部研究吐鲁番的综合著作，有笔者的中译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她的《西域的石窟与古建筑》（1983年），是研究丝路建筑与装饰艺术的代表作。她于1976年参加韩百诗主编的研究西域和丝路史的重要著作《西域的历史和文明》的写作。雅克・吉埃斯先生发表过多篇有关吉美博物馆所藏出自丝路的佛教（特别是密宗）画的文章。1994年，他与其法国和日本同事们共同编辑出版了巨部豪华本著作《敦煌画》。

约翰・曼德维尔自称于1356年赴西域及中国西部旅行，比《马可・波罗游记》（1289年）稍晚一些。其游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首次于1475年在瑞士的巴塞尔用德文出版，1840年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后又被译成西方的各种文字。这部游记共分85章，从欧洲出发，经希腊、塞浦路斯、推罗、埃及、巴比伦、麦加、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迦勒底、波斯、印度、占婆、鞑靼地区、“蛮子”地区、契丹、库曼、突厥斯坦、约翰长老国等地区，对每个地区都有详细记载，几乎覆盖了整条丝绸之路。不过，对于曼德维尔所记述的这一切，究竟是其个人的亲历，还是利用了第二手资料而成为“书斋里的旅行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书中所记载广泛而庞杂的内容，都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宝贵资料。

法国学者让一诺埃尔・罗伯尔是一名研究罗马史的拉丁学家。他于1993年在法国美文学出版社推出一部《从罗马到中国―― 恺撒时代的丝绸之路》。全书共分九章，分别以历史的偶然性、寻找黄金国、统治世界的未完美梦、罗马条条大道通东方、远东的陆路、大海以远的旅行、丝路上的人员与交易、思想传播之路等章节，论述了早期的陆路丝绸之路。它通过公元2世纪罗马派往中国的使节，研究了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对待波斯、印度、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基本政策。这是法国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尔纳・于格和埃迪特・于格夫妇于1993年在罗伯尔・拉封出版社出版了《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和神话》。它主要是论述丝路沿途的人员流动和神的传播，同时也介绍了那些已经湮没的帝国。基本上涵盖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到1440年之间的漫长时期。此书有笔者的中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

法国于1977年出版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巨著《西域的历史和文明》，由当时的法兰西学院教授韩百诗（Louis Hambis）主编，由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里布夫人（Krishna Riboud）和高利埃（Simone Gaulier）夫人等一班女将以及热拉・贝扎尔先生共同分章撰写。这是一部全面介绍陆路丝绸之路西域段文明史的著作。全书共分六章：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流与影响、宗教观念、社会、艺术之美的表达手法、考古遗址。此书主要利用了西方探险团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所获得的文献、文物及图片资料。

法国学者彼埃・比雅奈斯在50多年间往返于丝绸之路上，南部到达中国海，北部从莫斯科到达中国边境。他曾以一部《为了世界帝国，美国人在俄中边界》（2003年，巴黎埃利普斯出版社版）而名噪学术界。他于2008年又于巴黎埃利普斯出版社推出一部巨著《丝绸之路，一部地理政治史》。这是一部将古今相结合，以更宽阔的视野，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的兴衰史和再复兴的历史。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作者在舆地学方面重点论述了丝绸之路上的某些要塞的地理史：高加索、里海、伊朗、阿富汗、浩罕、撒玛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河谷、上阿尔泰、塔克拉玛干、帕米尔和天山。在政治史方面，他主要论述了丝绸之路上的几位标志性人物：张骞、班超、亚历山大大帝、阿提拉、成吉思汗、瘸子帖木儿等。作者认为，3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始终是世界的地理轴心，世界政治形势经常是围绕着丝绸之路上的几处要塞而运转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多民族（世界四大古文明圈中的民族）的迁徙和骆驼商队的必经之道，也是诸多宗教的传播渠道，因为宗教往往是伴随物质交流而传播的；丝绸之路更是物质交流的通衢，如丝绸、瓷器、毛皮、香料、珠宝、兵械、粮食作物与果蔬等。丝绸之路将旧大陆三大洲的所有地区都联网成一体化了。总之，彼埃・比雅奈斯之书，是近年来出版的一部很有价值的有关古今丝绸之路的代表作。

13世纪时，教宗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任教宗）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即后来的圣路易）先后派遣方济各会士，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出使元蒙时代的中国。柏朗嘉宾（1182～1252）于1245～1247年，鲁布鲁克（约1215～1257）于1253～1255年出使蒙古。他们最早经由丝绸之路并在沿途作多学科调研，而一直到达中国。因为马可・波罗是于1271～1295年、鄂多立克于1318～1328年间、若望・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安德烈・佩鲁贾于1311年、若望・马黎诺利于1342年经丝绸之路入华。法国学者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1906～1978）在拉丁文专家贝凯的协助下，将《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由拉丁文译作法文并作了大量注释，于1965年在巴黎美洲和东方书店出版，形成了这部著作的现有最佳文本。笔者的中译本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和2013年再版。《鲁布鲁克东行纪》由克洛德卡普勒先生译作《蒙古帝国旅行记》并加了大量注释，于1985年在巴黎帕约书店出版。笔者的中译本已交稿，尚未出版。

以上就是笔者接触到的几部法国丝路著作。我们由此而看到了法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绩，以及他们对国际学术界于丝路研究问题上的贡献。

The Silk Road gets its name from the lucrative Chinese silk trade， a major reason for the connection of trade routes into an extensive transcontinental network. It used to be an artery linking China and the west in economy， politics， peopl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exchanges. The Silk Road on land started from Chang’an （an ancient capital of more than ten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today known as Xi’an）， going across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ancient India， Arab-Persian world and all the way to the Greek-Roman world. The silk， actu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and space and transaction volumes of silk trading， had always been very small in quantity. In a narrow sense， the cultural ex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 was almost equal to the barter， maybe even more than it； in a broad sense， as proposed by the UNESCO： “the Silk Road is the road of dialogue”. Spawned from the Silk Road on land wer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the Road of Porcelain， the Prairie Road， the Road of Leather Goods， the Tea Road， the Road of Desert and Camels and so on. Although the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truth of these familiar names is still with controversy， they we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 name of “the Silk Road” was firstly put forward by foreigners and later adop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now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knowledged academic term，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simple meaning of “road” in geography and that of “silk” in goods. “The Silk Road” was coined by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a Prussia geologist， the founder of the modern geomorphology and an Orientalist who made seven expeditions to China from 1868 to 1872. In the five volumes of the magnum opus Traveling in China （1877-1912）， which was gradually exposed to the world after his death， he talked about the route from China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Greco-Roman world and named it “the Silk Roa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n on， “the Silk Road” has gradual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s widely used. Meanwhile， its denotations and connotations became expanded increasingly. It even became a synonym for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he Silk Road was actually a transportation network from the great land to the ocean， from Gobi desert to fertile oasis， passing through numerous city-states， commodity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s， ancient great kingdoms as well as small states. And passengers on this path were officers and soldiers， travelers and religious men， pilgrims and tourists， scholars， artists and craftsmen， servants and envoys， the triumphant and the defeated. These historical scrolls of pictures formed the vague meaning of “the Silk Road”. The world’s three major religions --- Buddhism， Islam and Christianity believers （the followers of the Nestorianism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Jesuits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western aboriginal religions such as the Shamanism， Zoroastrianism， Manichaeism and Judaism， were all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this route， so were the technology of China’s early rearing， papermaking and printing， statecrafts， classic treasures， ethics and the fruitful of natural sciences.

France has a fine and unique tradition of the Silk Road studies in western Sinology world， with famous masterpieces coming out now and then.

After World WarⅡ， among all the French Sinologists， the first one who was engaged in the study on the Silk Road on land was Rene Grousset （1885-1952）. He had never been to China and only had a short stay in Japan when attending a meeting. But this “super writer” published dozens of books about China， Central Asia and East Asia. From Greece to China （1948）， the Mongol Empire （1941）， the Prairie Empire （1939）， the Armenian Before 1071 （1948）， etc.All the books widely mentioned the Silk Road. In the book Chinese History （1942）， he used 14 pages to elaborate the Silk Road. Because of his indepth study on the Chinese art and his long-term work experience at several Asian art museums in Paris， he had strong interests as well as a great knowledge about the Silk Road. His reprinted masterpiece Along the Buddha’s Footprints （1947） was naturally added into The Silk Road series in the year of 1991.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mong all the French scholars who were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n the Silk Road， Lady Lucette Boulnois （1931-2010）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Graduated from the Paris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 （predecess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Eastern Modern Languages）， she published a comprehensive treatise the Silk Road in 1963， which was the first really academic， rigorous book of the Silk Road in French sinology world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In this book， he used languages of Persian， Arabic， Greek， Roman， Chinese， Tibetan and ancient Indian words， as well as many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from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e book especiall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nationalities along the Silk Road， emphasizing on the macroscopic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silk trade. Within the 30 years after the book published， its French version had been successively revised three times （in 1986， 1992 and 2001），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in the world. The book was well written and easy to understand. It was also an enduring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and translated by me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by Xinjiang People’s Press in 1983 and reprinted by Shandong Pictorial Press in 2003.

Lady Boulnois published a new book named the Silk Road， Deities， Soldiers and Businessmen at Ollie Zagreb Press in Geneva， Switzerland in 2002. The Chinese version is the Silk Road， for 2000 Years，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by Yunnan People’s Pres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book covers 20 chapters， which introduces the Silk Road from Seres to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from the Grassland Silk Road of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birth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nded at the western explorers’ trip to the east. Its content resembles the last version of the Silk Road， but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diction， it is totally incomparable.

Jean・Pierre Drège （1946- ）， got his doctor’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Ⅶ in 1988， was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group of Chinese writings， rubbings and images established by 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School.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Far East， a professor of sinology in the Higher Experimental School and a double director at the Institute of Sinology of the College de France. Together with the German scholar Emile Bihrer， he published the Silk Road， Landscape and Legend in 1986. This is a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book. Even though its writing is concis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ook is quite rich. Jean・Pierre Drège published another beautifully illustrated book Marco Polo’ s Silk Road in 1988 and its Chinese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Taiwan. The book has a collection of the western pictures， sketches and drawings about the Silk Road since the 13th century and every piece is quite a rarity.

Jacques Anquetil （1932- ） was born in a textile family. He published the Silk Road in 1992 funded by UNESCO. It has the greatest scale of content about the Silk Road among all the current books on the Silk Road. So it is “worthier of the name”.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silk textile art and its decorative patterns. Jacques Anquetil also published another companion piece the Silk Road Data Set in 1995. It includes the verbal and literal materials on the Silk Road， the most ancient legend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ilk Road， remnants of the Mesopotamia fabric， China before the Silk Road， the leak-out of Chinese sericulture， Persian in the Achaemenid times， tweed of Perth Indianapolis， steppe nomads and the Silk Road， the pioneers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Seleucid people， people of Han， the Parthians and the Romans）. It is actually the data set for his former treatise.

Aly Mazahéri （1914-1991） is a French Iranian expert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Islam. He elaborated the Silk Road in combination with Iran history. Having completed his basic study in Iran， he went to France for further study in 1927. From then on， he had been studying and working there. Successively he worke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 and the Higher Social Science Academy. Due to his background of na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Arabic and Persian culture and the Greco-Roman culture， he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qualified experts in the Silk Road research. In 1983， he published the Silk Road---the Culture Exchanges between Persia and China. For the west persia historical documents， he chose to translate and annotate some Persian history books such as the Envoy Shah Rukh to China， The Records of China by Akbar Kitai and the Battle Between Qianlong Emperor and Nader Shah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s to the Greco-Roman historial data，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seven kind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erms of Chinese material civilization’s spread to the west， it mainly involves Chinese corn and sorghum， camphor， cinnamon， turmeric， ginger， rice， musk and rhubarb. As regard the historical date in Chinese， he chose some contents on Persian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In my Chinese version ， this part was eliminated ）. The book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Iran by himself and published in Iran. Its Chinese version was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1993 （translated by me） and reprinted in 1995， in 2007 by Xinjiang People’s Press， in 2003 by the China Tibetology Press.

Cecile Beurdeley published the Silk Road---the Great Travel of Artwork in 1985. This book mainly discusses the art communic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ome art collections from the Greek era to the late 15th century （many of them were stored in th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As an expert on the history of Mongol， Turk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the Louvre， Jean・Paul Roux introduced western explorers on the Silk Road from 1200 to 1500 in his book Explorers of the Middle Ages（1985）. A very long chapter in this book is called “the Silk Road”. The book， together with Timur the Lame （1994） and Babur （1986）， are French bestsellers about the Silk Road research.

Jean・Paul Roux’s masterpiece about the Silk Road on land is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Civilization， published by the Fayard Press in 1997. This book， with 29 chapters and over 500 pages， respective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western areas， people， grassland art and religion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Chinese Zhongyuan people，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and the Kushans， the victory of the Buddhism， the nomadic era， the hegemony of the Turks， the birth of the Tubo Dynasty， the oasis civilization， the Tajiks’ invasion， the Uyghur Khaganate people and Kirgiz people， the golden age of the Uyghur Khaganate peop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religions， the birth of the Muslim Turkic Khanates， historical events in many khanates， Turks in Islamic regions， classical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Genghis Khan， the hegemony of the mongols， the Chagatai Khanate， Timur the Lame，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Timurid Khanate’s revival， the big turning point in 1500， Islam and Buddhism’s carving up the Western Regions， Russia’s colonialism in the central Asia and some modern issues. The discussion in this book is macroscopic and not too profound， but it enables peop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of those na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It is thus worthy a bestseller of high academic value. It was translated by me， published by Xinjiang people’s Press in 2007 and reprinted by China Tibetology Press in 2013.

Louis Bazin （1920-2003） is one of the top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the Uyghur Khaganate and Turkish history on the Silk Road. His national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udy of Turkic Calendar was approved in 1974 and published in 1991. Its Chinese version was published by Zhonghua Press in 1998. In 1992， Louis Bazin’s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worked together to publish a book named Louis Bazin’s Festschrift， collecting 40 high-quality Turcica papers of famous scholars in western Turcica world. Mr Bazin’s own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Turkic Language and People was published in 1994， including his 48 Turkic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papers. James Hamilton （1921-2005） was the superviso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Turcica Research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Paris III. His monographs about the Uyghur Khaganate and Turkish history ar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ata of the Uyghur Khaganate in the Five Dynasties （1955， the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me was published by Xinjiang people’s Press in 1986）， Uyghur Khaganate Article “Two Princes’ Story” in Dunhuang （1971）， Literature Collection of Uyghur Khaganate in Dunhuang in 9-10 Century （1986） and Literature Collection of Turk and Sogdiana in Dunhuang in 9-10 Century （1990）. It is a great pity that over 20 of his articles on Uyghur Khaganate history have been collected but not published yet.

Sabine Trebinjac （1963- ） is a researche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he is an expert o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and modern Uygur music on the Silk Road， especially on the Dolan Mukam research. Her dissertation Generality of Xinjiang Uygur Dolan Mukam Music was approved in 1993 at University Paris X. Trebinjac published a two-volume treatise Xinjiang， China in 1990， of which the first volume is the Uygur Mukam Music and the second is the Uygur Traditional Customs. She also published Tajik Music in Badakhshan in 1993. Since 1990，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0 papers about Uygur music on the Silk Road， opening up a new field in the research of the Silk Road.

As to the study of Buddhist art history on the Silk Road， the representative contemporary figures in France are Monique Maillard （193 9-2009） and her husband Robert Jera・Bezard （1927- ） as well as Jacque Giès （1954- ） from the French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s. The Jera・Bezards published Paul Pelliot’s archaeological record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especially the Streamer and the Drawing in Dunhuang（1974） and Paul Pelliot’s Notes at Dunhuang Grottoes （1980s ～ 1990s， published successively in six volumes）. Mrs. Maillard’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Ancient Material Civilization of Chotscho Kingdom” （1973） is really a rare comprehensive book about Turpan in France.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me， published by Zhonghua Press in 1994 and reprin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in 2012. The Grottoes and Ancient Building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1983） is a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 about the buildings and decorating art along the Silk Road. She was one of the co-writers of the masterpiece th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hich was chiefly edited by Hambis， Louis. Mr Jacque Giès ha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about Buddhist drawings （especially the tantric） from the Silk Road which are now collected by the French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s. In 1994， together with his French and Japanese colleagues， Jacque Giès edited and published a deluxe book Dunhuang Paintings.

Jehan de Mandeville claimed that he travel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western China in 1356， later than the Marco Polo’s travels （1289）， His travels Sir Jehan de Mandeville’s travels（in German） was published in Basel， Switzerland in 1475 and its French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Paris in 1840. Then it was translated into all kinds of languages in the west. This travels consisted of 85 chapters， starting from Europe and passing through， Greece， Cyprus， Tyre， Egypt， Babylon， Mecca， Jerusalem， Alexandria， Chaldean， Persia， India， Champa， Tatar， “Barbarian” Region， Khitan， Cuman， Turkestan to Prester John’s Kingdom. It has detailed records about each region and almost covers the whole Silk Road. However， whether the travels is real experience or an imaginary travel based on second-hand resource is still in dispute. But its extensive and abundant content offers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lk Road.

French scholar Jean No■l Robert is a Latin expert on Roman history. In 1993， his representative book From Rome to China---the Silk Road in Caesar Times was published by French Literature Press. The book contained nine chapters： the contingency of history， seeking for El Dorado， an unfinished dream of ruling the world， all roads in Rome lead to the east， continental roads in the far east， great voyage on the sea， people and trade on the Silk Road， ideology’s spread， etc. This book discusses the early Silk Road on land.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Roman Empire’s basic policies to Persia， India， and the Far East and especially to China in the 2～3 century AD by referring to the Roman envoys to China in the 2nd century AD. This was an important book published in France in the 1990s.

Fran■ois・Bernard Huyghe and his wife Edith Huyghe are famous French scholars. The couple’s the Empire in the Mirage， People on the Silk Road， God and Myth was published by Robert Laffont Press in 1993.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the people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the spread of the Gods， as well as those missing empires. It covered the long period from the Alexander to 1440.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me， published by Xinjiang People’s Press in 2007 and reprinted by China Tibetology Press in 2013.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乡镇改革；历史阶段划分；改革思路转变

“乡镇”作为国家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应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但中国乡镇建制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因此，进一步厘清我国历史上的乡镇演变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全面认识和推动当前的乡镇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改革

“乡制”始建于西周。秦汉时期达到高潮，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1]（p200）。总体而言，周代的“乡遂”建制及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据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2]（p25）。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即建立“六乡六遂”制度。据《汉书》记载，“在邑为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3]。可见，此时的“乡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社会功能。这时的“乡官”之职皆有品级，“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3]。自西周至战国800余年，虽然诸侯争霸但仍沿袭周代的旧制，如鲁国实行“三郊三遂制”[4]，齐国实行“国鄙制”[5]，等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6]。

我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王权止于县政”，乡里组织一般是以“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构成了国家政权体系的末梢而成为“治民之基”[7]。对此，有学者指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期仍行之不缀”[8]（p52）。因此，秦朝的“乡制”改革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9]。可见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在乡、里之间增设了“亭”，且乡、亭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亭”属于警察系统，负责地方治安和官府文书传递，亭长的选用和升迁由县令控制，“实亦半官式之地方行政机关”[10]（p95）。由此造成了“乡”与“亭”平行运作，职能交叉，层级混乱，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如在汉代设有亭长、亭佐、亭父、求盗、亭侯、亭掾、亭卒等职，“自亦兼及民事，理辞讼”，俨然像一个小王国[11]（p241）。其次是秦朝政府授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即根据人口多寡可随时调整和变动“乡”的建制规模及员额编制，从而使后来的“乡”建制规模越来越小，地位和作用也逐渐降低。魏晋初期，“凡县五百以上置一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12]；而到隋唐时期，“乡”的规模仅为500户左右，简直与周代的“万户之乡”无法相比。最后是“乡官”隶属关系复杂，各自为政，肢解了基层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在秦汉两代，“有秩”隶属于郡，“啬夫”隶属于县，“游徼”隶属于都尉，“乡佐”隶属于乡，“乡三老”虽非官职却深得皇帝的重视与奖赏，有时可与州县官吏分庭抗礼[13]，甚至还出现了“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14]。于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已经开始向职役制转化”[15]（p134）。

二、“职役制”下的乡镇改革

隋唐实行“科举制”，“官”与“吏”分设，“官”作为“士”身居要职，而“吏”的地位逐渐降低，“颇有点‘义务’服役的性质”[16]（p261）。因此，“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其与以身任军旅土木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产不能自保”[17]。可见，这种“职役制”下的乡镇改革，不是以重民、爱民、助民、化民、惠民作为出发点，而是为了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防御、惩罚。据史载，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18]。此时的“乡”虽未废止，但“里”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如唐代规定：“里正”可免除一切劳役及赋税，负责管理整个乡里事务，事实上成了乡里组织的最高领导者[19]（p62～63）。而到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全国推行了保甲制度，即“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头立一甲长，十甲长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20]。这时的“乡制”重点强调以地域为单位进行编排[21]（p19），原来由10户、50户、500户编为一乡，后来统一变成了5户、25户、250户编制的保甲组织[22]（p33～34）。宋代以后，“保甲人员之都保正、都保副正、大保长、小包正都不支薪”[1]（p204），出现了“轮差法”和“募充法”，几乎把“乡官制”的政治色彩全部抹去。总之，自隋唐至清末的千余年间，我国乡里社会的“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稀也”[23]（p184）。

到了清代，“除了继承明朝以来的自然村落的形态之外，又采取明人的里甲制，作为赋役征收的机构。此外，又采取宋人的保甲制，以维护地方治安。又在地方上实施元代的社制，作为劝农的组织。同时又设立宋以来的乡约法，以宣传教化”[1]（p219）。但上述改革措施，“真正付之实践需要大量的人力，这超过了国家愿意负担的程度”[24]（p60～61）。所以，清人侯方域惊叹，“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县殆不止千人矣”[25]。清朝御史陆百川则斥责道，“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百姓含冤呈诉，期待长官理审，而吏胥乃从而之，剥削之，逼勒之。颠倒拨弄，率以财之有无多寡为事之曲直是非”[26]。换言之，“吏胥视民如鱼肉，民畏吏胥为虎狼”。这是“职役制”下的乡村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整体性和结构性腐败的主要根源所在。

三、“自治制”下的乡镇改革

虽然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地方自治”之说，但是在清朝末年也出现了乡村自治的萌芽：一是，“太平天国的乡村组织采取寓兵于农的方法，建立守土乡官制”[27]（p267）；二是，光绪末年和宣统初年又开始提倡“乡镇自治”。按《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农村每5家设“伍长”，每25家设“两司马”，每100家设“卒长”，每500家设“旅帅”，每2500家设“师帅”，每13156家设“军帅”[28]（p270）。此时的“乡官”均由保举或公举本地人充任、且多由贫苦农民构成，平时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战时执行军事任务[29]（p462）。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各乡官究以民意民望为依归”，才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但也“由于当权者的腐败和政权的存在时间不长，更由于《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质，从而使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多停留在典章条文上，并未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30]（p62）。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晚清政府才制订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城镇乡自治章程》。其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凡城镇人口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乡村人口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城镇乡分别成立了“自治公所”，设“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主要负责“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举、公共营业”等事务。城镇议事会的议员以20名为定额，可按管辖人口多少增至60名；乡议事会的议员以6名为定额，可按管辖人口多少增至18名；且议员均由选民互选产生，但仅仅属于名誉职务，不支付薪水，只有董事会总董、董事和乡董、乡佐才发薪水[31]（p750）。但在事实上，这些人“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结交地方官长，籍端牟利，朋比为奸。其苛捐扰民也，不思负担若何，惟恐搜刮不尽。……似此办理地方自治，其人既多败类，其费又多虚靡，苛取民财，无裨民事，怨声载道，流弊靡穷”[31](p756～757)。也就是说，“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32](p463)。

四、“政党制”下的乡镇改革

进入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国家行政权开始从县一级下沉到了乡村社会，最终形成了“党政权力高度一体化和政治、经济、行政与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的权力结构”[33]。但总的看来，“1928年后，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且，作为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继承人’，他们不得不举起‘自治’这块招牌，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34](p56)。譬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政府曾规定：“百户以上村者设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设镇。乡镇以下设闾、邻。五户为邻，五邻为闾”[35]。保甲编组则以“户”为单位编排，每户设一户长，由家长充任；10户为一甲，设甲长，由户长推选产生；10甲为一保，设保长，由甲长推选产生；保甲长须由县区长委任；相邻各保设立联合办公处，设主任1人和书记1至2人，实际是充当政治警察，“防制异党之活动”。也直言不讳地宣称，“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6](p756～757)。到了1939年，又规定：乡镇以管辖10个保为基本组织原则，一般不少于6个保或不多于15个保，其规模大约为千户左右。乡（镇）公所下设民政、警卫、经济、文化4股，各股设主任1人，干事若干人，应酌可设专任之事务员[37]。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政府仅区一级约需干部164612人，乡镇一级约需干部686721人，保甲长约需12140908人，三项共计12992241人”[38]。这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的农民承载能力。因此，随着“农民赋税负担日益苛重，政府权威失坠，社会动荡混乱，最终也吞噬了基层政权的基础”[38]。

早在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乡村自治实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陕甘宁边区。如《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大会（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乡代表会即直接执行政务机关”；“采用直接、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保证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等多方面的自由”；“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39](p56)，等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特别是从一大到七大的2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几十名扩大到了120万人，军队人数也达到了100万人，解放区人口已接近了1亿人，但这时的所有共产党干部都不支取薪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一支管理队伍。对此，同志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40](p292)。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在乡村建立起无数可靠的政治阵地，培养出成分纯洁、斗争坚决、作风民主、为人正派、又为群众所信仰的领导骨干，建立起农协与农民群众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政治信仰上，而不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组织服从关系上”[41](p504)。

因此，在建国后，“随着的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42](p231～232)。这使许多西方研究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依靠农民运动而最终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在建立和巩固政权后将农民协会这种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废弃。尤其是“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3](p49)，其最大特点是“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44]。到了1958年，全国一次性砍掉74万个农业合作社，将其合并为23630个。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集“党政军民企”大权于一身，负责管理“工农商学兵”各项事务，几乎成了“法力无边的政府”。但相对于国家而言，它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45](p200)。事实上，我国“在实现集体化的20年中，农民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无酬劳动”[46](p114)。截止到1980年底，全国为54183个，生产大队为71万个，生产队为576万个。若按平均每个公社配备30名干部，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配备7名干部，平均每个生产队配备5名干部计算，共计约需3500多万名基层干部[47]，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如何让农民承担得了。因此，“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48](p508)。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发展。”[49](p305)

五、当前我国的乡镇改革及未来走向

自1985年“社改乡”结束后，全国各地又开展了以“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为标志的乡镇机构改革，致使目前的乡镇建制规模甚至超过了时期。如从1985年到2004年，全国乡镇数量由91138个下降到37334个，净减少了53804个[50]。预计到2010年，全国乡镇数量将保持在3万个左右[51]。但这种单纯以减少财政负担为目标的乡镇机构改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2]。事实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都是从便于行政和便于居民参与本地管理出发，综合考虑了历史、地理、民族诸因素，根据一个基层行政单位能否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确定的”[53]（p341）。譬如，美国现有19429个小市镇，16504个乡，35052个特别区，13506个学校区，都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基层政府组织，但其辖区面积大小不一、人口多少不等。像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乡，有的人口多达4万人，有的人口还不足300人；而纽约州的小市镇，有的管辖面积仅为1平方千米，有的管辖竟达到了几百平方千米，人口也从不到100人到几千人不等[54]（p1041～1042）。而根据1996年中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个乡镇管辖面积为189.92平方千米（其中乡为230.22平方千米，镇为122.48平方千米），平均每个乡镇管辖人口都在2万人以上[55]（p366）。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我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高潮，平均每天将有4个乡镇悄悄消失了。由此可见，“只要乡镇自由还未成为民情，它就易于被摧毁；但只要它被长期写入法律之后，就能成为民情的一部分”[56]（p108）。

综上所述，中国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实质和核心问题是，重点解决我国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乡镇“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等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把乡镇所拥有的行政权规范到合理的空间内，使之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57]。这就需要一方面解决乡镇政权自身的问题如乡镇的建制规模、机构设置、职能定位、人员编制，另一方面解决整个体制方面的问题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城乡就业制度、农民义务教育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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