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1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说到：“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二十六种文化形态，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足以见得我们的祖先留给了我们怎样的一笔文化财富，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传承，取其精华，深入挖掘，植根实际，有效的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之中。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概念

节日是相对于常日而言的特定的日子。它是农耕社会的伴生物，是古代人民通过对天时，物候等的周期性变化的观察把握而逐步约定俗成的。从历史长河中看，先秦时期便有节庆产生，至隋唐时期是古代节日文化发展、定型的时期。最终形成一系列适应自然环境，反映天人合一，和谐人际关系的祭祀，庆祝，娱乐等的节日活动，它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自然生活规律。

以清明节为例，作为清明节重要节日内容的祭祀、踏青等习俗主要源于寒食节和上巳节。在中国，寒食后重生新火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透露的则是季节交替的信息，象征着新的季节，新的生命的开始。寒食禁火冷食祭墓，而清明则取火踏青。宋朝后寒食与清明合二为一，由此清明时节扫墓踏青，祭奠先祖，传承孝道，顺应天时，亲近自然。

二、传统节日的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有它特有的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博大精深的文化。

（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自然观。不论从儒家，道家还是后来传入的佛家，中国哲学思想一直围绕着“天人合一”而不断发展。节日文化也不例外。节日来源于农耕社会节气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来源自然必反映自然。万象更新的春节，春回大地的清明，百虫滋生的端午，寄托相思的中秋无不体现着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心境。

（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体现了浓浓人情。不论是春节磕头敬老孝道文化的体现，清明节祭祀先祖的感恩心境，还是游子归来，万家团圆的中秋之夜无不体现人伦亲情。节日文化亲情的挖掘对于现代社会钢筋水泥混凝土层层包裹下的淡漠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提醒。

（三）所有的中国节日无不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节日期间，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期盼合家团圆，健康长寿，表达了人们希望未来和谐美好的热切希望，寓意美好，鼓舞人心。

（四）中国传统节日处处体现着民族精神，爱国大义。不论是纪念屈原的端午，祭奠先祖的清明，还是登高思亲的重阳，都深深的体现着民族的胸怀与爱国大义。

三、传统节日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论述传统节日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时，我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尽量做到全面，细致，创新。

（一）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党和国家对社会成员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在思想政治、道德以及心理素质方面的要求。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政治思想，道德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就以上内容来看，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无不渗透。通过传统节日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可以看到传统节日文化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有利于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熏陶教育，同时有利于和谐理念的灌输。节日文化能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起到引导，调节，以及潜在的行为约束能力。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看

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指能够承载、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具有传递性、承载性、可操作性的一种工具性事物。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形式众多，而传统节日文化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人们通过了解节日内涵，参加节日活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与熏陶。因此，从教育载体方面来看，传统节日文化有效的发挥了作为载体所具备的凝聚功能，渗透功能以及导向功能。

（三）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看

环境是人格形成的必要条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传统节日所散发出的浓浓亲情，自然气息等创造了良好的精神环境。而传统节日所熏染的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因此，从环境建设看，传统节日文化推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引人走向真善美；传统节日文化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感染力量，影响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情操；同时传统节日文化形成的良好环境对于控制人的行为具有巨大的约束力。

（四）从隐性教育方法看

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教育来说的，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目的和要求，通过潜藏的教育性因素间接地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和个性渗透塑造性影响活动的手段方式。传统节日可以说是进行隐性教育的最好方式，通过节日文化的熏陶感染，人们不自觉的就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从隐性教育的角度，节日文化起到了潜移默化，适时引导的功效。

节日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再现，我们应深入挖掘节日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2

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教学中的现象，提出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具体建议，以期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效性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009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主导作用[1]。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教师[2]。因此，如何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是每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该深切关注的。基于此，本文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教学中的一些现象，提出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些具体建议，以期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有意识地备好课，开启教学新风

备课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是整个课堂教学的起点，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是上好课的基础[3]。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第一堂课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与学顺利实现的“优先保障课”，占据突出位置，往往在“起点”上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因此，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有意识、有目的、有预见地组织好第一堂课的备课。

首先，教师必须充分意识到第一堂课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明确首堂课所起的“提纲挈领”的科学引导作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课堂纪律、考核办法等内容的宣告。因此，备课必须充分重视第一堂课作为课程开课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为接下来教与学内容的展开，“开好头”“铺好路”。这是值得重视的。其次，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并及时澄清学生可能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畅通理论学习的思想道路。也就是说，备课要有预见性地破除很多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枯燥乏味”“没有实际用处”，甚至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政治宣传，与我无关”等亟待严肃端正的错误认识，扫清理论学习的思想障碍。再次，教师有必要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传递给学生，感染和激发其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怀着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信念，积极主动形成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良好局面，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二、明示教学目标，清晰学习目的

教学目标是教师预期教学活动要实现的教学结果[4]。而这里所说的“明确教学目标”并不仅是指教师自己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而且也要将教学目标清楚明白地展现给学生。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很多学生会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持疑问态度，他们对以下内容缺乏明确的理解和认识：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要帮助大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指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是要引导大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要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要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5] ，帮助和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教师要将教育教学目标明确地呈现给学生，有利于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清晰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赢得认可。

三、重新审视辅助教学，有效运用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师生双方在共同活动中所采用的办法。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应用带来了新机遇。其中多媒体辅助教学就大大改善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丰富了教学资源。但现实教学中仍然有将辅助手段的应用等同为复制教材、代替板书等不当运用情况。因此，教师合理运用多媒体手段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与学，才是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价值所在，才能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供有效支持。

四、紧抓思想政治教育需求时机，灵活呈现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意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教育活动的实体成分，是教育过程的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想将理论内容有效传递给学生，首先要清楚地意识到，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有渴望的，他们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并非“清一色地持反感态度”，思想政治理论在大学生中是有着广泛的需求的，要增强教学的自信心。同时，大学生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需要，往往在其心中充满困惑或矛盾时，迫切需要来自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解释和说明介入，这是运用思想政治理论介入的最佳时机。因此，教师要善于、敢于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实际问题，运用理论给出解释，触发和提升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强大生命力和科学性的切实感悟。教师要善于运用理论释疑来促进理论宣传，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五、自觉延伸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继续教学效应

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室，它具有延展性。同样，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校的课时安排，它也同样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载体更加多样化和智能化，这为延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延伸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提供了重要途径。以2011年初腾讯公司推出的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为例，这一网络新兴媒体的出现迅速赢得了大学生的青睐。调查显示，广大大学生会通过微信获取时政新闻、关注社会热点，这也就为巩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效应提供了可能途径。因此，教师要自觉延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主动延伸到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巩固思想政治理论课成效的宣传教育氛围。

六、小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我们在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面对新的变化和新的情况，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就需要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于细微处不断改进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增强广大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EB/OL].人民网，2004-10-14.

[2]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5-2-7.

[3][4]柳海民.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宣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5-3-9.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3

清末民初,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农业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摆脱传统,寻求新的出路。当时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必要,他们开始主张借鉴西方思想与技术,“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他们提出要向西方那样运用科技来发展农业,要兴办农业教育。我国的农业教育从此开始由典型的中国式向中西结合式转变,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

(一)农业教育兴起的现实背景。相较外国而言,我国农业教育有着发达的过去、落后的近代。我国古代农业教育源远流长。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我国已推广了铁犁,当他们的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国已进入轮作复种精耕细作阶段。但为何我国近代农业远落后于西方呢?中西农业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阶段,这种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产业革命带来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农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进入清末民初,甚至时至今日,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袭古制,与千百年前并无两样。《科学世界》在论述农业和科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弊病就是不讲科学,不讲教育,“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国是万万不能办到的。”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且将灭国,国家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缺乏新式农业教育、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晚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衰落,特别是丝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纪70年代中国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87℅左右,20年后,明显衰落,1893年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48℅。清末民初时期农业教育匮乏及农业科技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警醒。他们认为,我国农业要改变落后、走向发达,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在继承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精华部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此必须兴办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兴起的具体过程。探究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发展,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动于洋务经世派,形成于早期维新派,集大成于孙中山。

第一,洋务经世派对农业教育的影响。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局势下,社会经历了多次思想领域冲击与革命。纲常礼教的捍卫者曾国藩,在西方列强炮口的威逼下,思想价值不得不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从传统儒学中发掘“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逐渐重视“一技一艺之流”,并且吸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思想。引起后来的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力图富强的官僚纷纷响应。为提倡农业教育、科技兴农,这些洋务经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导性的观点。为了劝农,包世臣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的问题,主张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列为士人治学的一部分。魏源的农业思想有不少新的创见,如对水患的原因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内在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导致。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认识到的确难能可贵。洋务经世派提倡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虽因固守“中体西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层观念问题,但却实现了从德到艺的价值转换,开始触及到新式农业教育、科技兴教和科技兴农的理念,更为早期维新派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维新派对农业教育的推动。晚清时期,早期的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农业教育,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冯桂芬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第一人,此后,使用农业机器成为早期维新派的共同主张。他们向国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农业的概况及其优越性。当时的西方各国不仅一般的学校都开设农学科,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农业学校,早期维新派热切期望中国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郑观应就曾建议当时的晚清政府下令设立各种学校,专设农学一科。陈炽则提出在农业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早期维新派科技兴农、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仅提出了系列主张,还详解了实施策略。他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康梁维新派及孙中山农业教育思想的宝贵源泉。

第三,孙中山对农业教育的伟大贡献。我国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技术教育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时至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一批先贤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国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对他们国家的重要贡献,看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之后,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农会、办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振兴中华农业乃至中国经济。他坚决主张用机器代替沿袭几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发掘中国无限之富源;他赞同施用化肥,说化肥比农家肥更为有效;他认为换种可使土壤得到交替休息,生产力便能成倍增加;他还把农业上的害分为两种:一为植物的害,如薭和野草;一为动物的害,如各种害虫。

对于植物的害,他要求农民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对于害虫,他要求国家培养专家进行详细研究,想方设法来消除。他提出,只有深加工才有利于农产品的保存和运输,并强调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运输,因为运输不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经过分析,他提出了解决运输农产品的四大方法,即:运河、铁路、公路和挑夫。他认为如能把运输问题解决好,广大民众才有很便宜的饭吃;他又把灾害分为两种,即:水灾和旱灾。关于水灾的治理,他认为筑堤只是治标,只有种树才是治本。关于旱灾的防治,他也认为种树是治本,而用机器抽水是治标。他还早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提出创办农会,以引导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上李鸿章》书中还提出农务有学,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要掌握农业知识,离不开农业教育,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农业教育基础的国度里如何创办农业学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总之,孙中山农教思想是兼采众家而成一统。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真正发起人。他的兴农及农教思想是在洋务经世派、早期维新派等基础上的总结和综合。孙中山比他们都更全面地论述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产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源于当时人们自身思想的革新,也有源于外部的现实需要。是思想与现实相互交织催动的产物。

(一)农业教育产生的思想根由。解决生存危机,革新图强是促使清末民初时人农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变易观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变易历史观,他们都坚持历史是进化的。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主张变革:“自古以来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只有“变则通,通则久”。薛福成强调生今之世却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之世而茹毛饮血”,就是历史的倒退。王韬则明确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梁启超更是强调一切皆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坚决反对泥古,说今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他还以印度、突厥为例说明泥古不变的祸害。概言之,变易观可使他们突破“悉遵成法”、“率由旧章”思想的束缚,要求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振兴农业,即借鉴西方、兴办农业教育、注科技入农业。

第二,功利观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特别推崇贵义贱利。贵义贱利以言利为耻,以重义为尚,过分强调义而忽视利,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导致对求利活动的过多束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到晚清之后,其束缚作用更加凸显出来。这种功利观也极大地压抑和窒息了当时中国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是一个“重本抑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但这是仅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的,一旦超出这一特定经济领域,发展农业这种“利”与所谓道德上的“义”发生矛盾时,唯一的取向是:舍利取义。否则将被讥为唯利是图,遭万人唾弃。在这种功利观思想禁锢下人们怎敢尽力发展农业?又何敢探寻新方法去振兴农业?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兴农业,必须要突破这种贵义贱利功利观的束缚,改贱利为贵利,对贵利不应批判而应大胆宣扬。其实这样一种观点早在古代就已初现端倪,进入晚清更是破晓大明。当时有识之士大谈言利之说,宣称功利就是动力,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的动因,当然也是发展农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龚自珍抨击“耻言富”的论调,他认为“五经大义始终饮食”。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更是自称为“好言利”之人,同讳言财利唱反调“留意经济之学”,认为“言利”是孔孟圣门所重视的大事,大倡兴利之说。王韬曾著《兴利》一文,专论如何兴利。薛福成对于戒谈言利的古训不以为然,他反对贱利,认为中国本来地博物丰,为世界精华所萃之区,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见“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万两”也无动于衷,长此以往,“中国将何以为国乎?”有鉴于此,他力倡贵利。

(二)农业教育产生的现实动因。清末民初,我国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尤其是我国的农村社会,危机更加深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的农业在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顶峰是在乾隆时期,此后即呈下降态势,我国近代农作物的单位亩产量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不升反降,“若以1821—1830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间则为92,1871—1890年间为80,1891—1911年间为78”;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情况就更糟:“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到了20年代(20世纪)也还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其二,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因受到种种限制并未同步发展。在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平原不足10%,山地占了大部分,这使耕地面积的扩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基数却极为庞大,1850年,中国人口大约4.15亿,而该年世界全部人口据估计约11.7亿,比重超过35%。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的尖锐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650—1850年间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中国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由6亿亩增加到12亿亩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由4.8亩减少至2.93亩,中国确已人满为患、地不足养。

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同一块耕地上,以同样古老的耕作方式,却要养活成倍于以前的人。农民的生活怎能不艰辛?其生存又怎会不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呢?而国以民为本,民以生计为先,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人口剧增,耕地未同步扩展,导致生存危机,造成民变。对这样一个连锁式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欲防止民变,先解决生存危机;欲解决生存危机;先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依赖传统的方法只会导致停滞,这就要求国人寻找新的方法,寻求新的出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曾说:“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新法如何寻找?西方农业发达之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参照,而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详考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科学对西方农业像神奇的魔法一样,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益。近代时人要求中国效法西方,也走科学兴农,教育兴农之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科学、在教育,“农业非科学莫由振兴,”科学实为挽救中国农业之上策,“欲救垂危之农业,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他们清楚,科学和教育是我们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中国如“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同此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也,他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农学讲究起来,好好的桥种,莫说是现今四万万人吃不尽,就是后来再生上几万万也是吃不尽的。”

三、结语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4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作者曹雪芹在家族没落时所作，其中讲述的封建社会中上层大家族的兴衰历程，涉及内容极为广泛丰富，不仅在人物的描述上熠熠闪辉，更创造出了无法企及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在这里，我们撇开宝黛这条感情线，对书中所展现的以家塾为代表的明清教育进行研究探讨，对明清时期的传统教育形式分析，旨在更深的理解清朝学生的生活足迹。

一、《红楼梦》中家塾生活概述

家塾是私塾的一种表现形式。私塾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清代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并在此期间发展为一定的规模，不管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还是在促进我国的教育事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虽然私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强的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尤其到了清代时期，这种弊端暴露的更为明显。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其弊端也在多方面得到了体现，如在第九回中《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等，都对清朝时期的私塾生活进行了描述。

二、《红楼梦》中家塾生活的特点

（一）家塾生活中的主要教学内容

《红楼梦》在第三回的描述中这样写道，贾母因问黛玉读过何书，黛玉答刚念了《四书》，在第十二回中又写道，贾政训斥宝玉不要只读写诗词歌赋，应该更多的读一些《四书》和《五经》才是正经事，才能完成中举当官的任务，大意是说即便再读三十本《诗经》，也不过是掩耳盗铃，对自身事业的发展毫无用处。此外，贾政还说道，什么古文和诗经，一概不用细读，只要先把《四书》背熟才是最要紧的。由此可见，即使是贾家这样的贵族家庭，也是需要严格按照传统的应试进行学习。从对《红楼梦》的其他多回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清代的家塾生活中，其主要的教育内容就是规定的那几本教材，呈现出较强的单一性，比较单板和陈旧，这与当时的整体政治经济环境和传统的科举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教育模式下，所有的学生几乎都要严格遵循读书的流程，其中《四书》和《五经》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家塾生活中的主要教学方法

其实不管是在家塾生活中，还是在范围更广的私塾中，其教学管理的方法大同小异，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旦学生违反了规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私塾发展的过程中，塾师有着不容僭越的绝对权威，不管是学生还是学生的家长都要对塾师给予较高的尊重，这一点在《红楼梦》的第二回中有所体现，贾雨村在求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介绍他去与贾府结识的时候，林如海说，因向蒙教训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就可看出塾师的社会地位较高。正是由于塾师的地位较高，所以其具有绝对的权威，对学生的要求积极严格，在学生面前没有一丝微笑，没有半句学习之外的交谈，其中贾代儒就是这类塾师的典型。在《红楼梦》第十二中，贾瑞因一时违规受到了贾代儒的严厉惩罚，不仅被打了三四十大板，更是不许他吃饭，让他跪在院子里读文章，可见当时的家塾规定之严格。

（三）家塾生活中的主要培养目标

清代是科举制度较为盛行的时代，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清贫学子都希望通过科举制度改变人生，转变命运，所以几乎所有的学子都会定期参加每年的考试。《儒林外传》中的范进中举一文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

三、《红楼梦》中家塾生活的具体分析

（一）宝玉在藩篱社会中的越轨

如果我们能够对《红楼梦》这部传世经典进行细细品读，就可以从中发现宝玉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曹雪芹，作者曹雪芹先生在宝玉这个角色的塑造上融入了自己太多的情感体验和思想。众所周知，《红楼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完成的，而此时的社会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国家昌盛，思想统一，但其实各种思想暗流涌动，不断产生碰撞和冲突，由此新的思想流派不断产生，只不过由于国家皇权的控制，使得各派思想潮流只能一直潜伏在暗。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越是被压抑的东西反而发展的更快，思想的发展和更新同样如此。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时，正值西学东渐的教育思想传入，并且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权思想，以及章学诚等人的实学教育思想不断得到发展，并在清朝时期发展到鼎盛，这些先进的思想无疑对曹雪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镜中我”理论在师生关系中的融入

“镜中我”理论是社会学上的术语，近些年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逐渐交融，渐渐被引入到传播学中去，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从最本质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从而获得最彻底的感悟。“镜中我”理论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于1909年在其著作《社会组织》中提出，其基本含义就是指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来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认识和把握自己，目的是为了适应既定的社会规范。这一理论在对《红楼梦》的家塾生活进行研究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三）家塾生活中学生之间的情感归属

任何人都有一种寻求归属的情感，这是与生俱来的，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朋友之道，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看一个人的品性如何，只需要看他的朋友怎样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同样如此。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对朋友的选择更是十分重视，在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在《红楼梦》中也可以看出富贵人家对朋友选择的重要性。如在第八回中，宝玉央求贾母允许秦钟陪自己去家塾读书，贾母看到秦钟举止温柔，形容标致，便认为秦钟是陪宝玉读书的最佳人选，心中十分喜欢，于是决定让秦钟与宝玉一同读书，并赐礼物给秦钟。而宝玉之所以极力想让秦钟陪自己读书，是因为秦钟同自己有相同的爱好，排斥功名利禄，这也表现出了宝玉内心的孤独感，迫切需求归属的强烈愿望。此外，由于学生是教育的中心，因此要想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和矛盾，首先应该对学生的心理世界有充分的理解，认识到学生与生俱来的归属感和身份感。在《红楼梦》第九回中，通过对家塾生活的一段热闹的场景，表现出了学生的分帮心理。从贾家大闹学堂这一回来看，学生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情感上得到了满足，实现了自我的自尊感和价值感，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学生教育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语：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5

关键词：民国；大学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51-03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精神是在治理大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学的精神特质，是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凝聚而成的一种师生共同认可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体现了某所大学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生命力。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制度也终于经过清末的萌芽发展而逐步确立。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1926年梅贻琦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31年任校长到1948年底离开北平，一直倡导“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1]49，他追寻的也是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2]331民国时期大学精神的内容应至少包含自由、独立、民主及社会关怀四个方面。民国时期的大学精神，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学师生的精神风貌，是大学生命力的象征。大学精神的形成发展既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分不开，也与大学校长、大学师生有密切的关系。

一、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新文化运动、等事件的推动和影响

1911年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原则，它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学校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废止“有碍民国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言论、结社是自由的，“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1913年7月前“统计全国达五百家”[3]。民主共和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

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开始，《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与北京大学结合，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迷信，鼓吹文学革命，使得整个社会包括广大师生得到了思想解放。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树人等都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等成立“国民社”并出版《国民》杂志；同样是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陈独秀、、胡适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这些学会、杂志又反过来传播了新思想，同时为的爆发和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明显转变，封建专制思想逐渐被人们所唾弃，民主自由等思想开始为人们所接受，这是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在时代背景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教育宗旨也有了变化，如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4]。新文化运动、后，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大学师生作为社会中的人，自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推动大学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二、民国时期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时紧时松的影响

民国时期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时紧时松，政府控制较弱时，大学对外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利于大学制度的保存与延续和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政府控制加强时，大学师生采取抵制或变通的方法，争取教育独立，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培育。

早期民国中央政府由于时局混乱而忙于军政大事，持自由主义观念的知识分子群人数较多且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早期政府较少干预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5]，“正是有了政府表面上的软弱，这才有了教授治校制度的保存和持续”[6]，政府较少干预学校教育或者说与知识分子合作，使得大学制度能够基本延续，而大学制度可以说是大学精神的体现和物化，因而也利于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1927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中央权力加强，因而也加紧了对教育的控制。高等教育不得不在宏观层面上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但广大师生仍然竭力追求教育独立。20年代末，清华的“驱罗”、“拒乔”、“驱吴”运动即是一例，学生会多次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有一次定了五条：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能发展清华、声望素著，最终找到了合格人选即梅贻琦。另外如前文所述，政府加紧控制时，在学校内部的事务上，广大师生或抵制或采取变通的方式，使得校园民主、学术自由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在这一次次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广大师生的独立、民主等大学精神也得到了发展。

三、大学校长治校理念的影响

一所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而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学校的核心人物。一个校长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及办学方针，对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大校长蔡元培可以说是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方向，虽然后来的历任校长对北大的制度有所损益，但北大在蔡元培时期形成的基本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梅贻琦从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离开北平，清华的各项制度基本得到了保存和延续。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最根本的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曾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7]237，蔡元培一直倡导思想自由，在他的管理下，北大为教师做研究工作提供了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8]，针对当时北大的弊端，蔡元培延聘很多学者到北大任教，他“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7]305，只要学术上有造诣，而不论教师的政派、学派、年龄、资历、国籍等。因而当时的北大人才荟萃，各派教授云集。

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等政治活动，蔡元培在五四时期认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7]269，但当学生们在运动中被捕或受到迫害时，他又坚决站出来力保学生。随着世事变化，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发生改变：“（对于学生运动）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7]196。

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达17年，在1931年底的就职演说中，他就强调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并提出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提醒广大师生不要忘了救国的重责[2]299。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曰“三大支柱”），即：通才教育（或称“自由教育”），教授治校（或称“民主治理”），学术自由（或曰“自由探讨之风气”）[7]49。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治清华时期。

不论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梅贻琦坚持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无疑对民国时期自由、独立、民主、关怀社会的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有重大影响。

四、大学校长和教师留学背景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前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熏陶后回国参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建设[9]。19世纪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欧洲大学服膺的是从纽曼到洪堡以来所倡导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的相统一的办学理念。洪堡提出的科学精神、自由精神和自治精神也为世界各国大学所吸纳和认可。进入20世纪，以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为代表的办学理念提倡大学的社会服务精神。北大的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梁实秋等以及清华的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陈岱孙、陈寅恪、吴宓、朱自清、钱钟书等等都有欧美留学或游学的经历。他们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欧美大学的办学理念，他们归国任教在课堂内外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理念传承给学生。

五、大学校训的影响

校训是一所大学精神风貌的集中概括，体现了某所大学的独特气质。考察民国时期大学的校训，有的学校的校训在学校创办初期就提出来了，有的则是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慢慢总结形成的。我认为校训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是相辅相成的。

北大没有正式的校训，也有人认为北大的隐形校训即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0]，蔡元培的这一办学理念直接影响了北大的学生，北大学生在1919年首先发动，逐渐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现在北大将此八字作为校风来建设，而校风和校训在内涵上有着高度的重合。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于《周易》。1914年冬，梁启超在清华做《君子》的演讲，并以君子之行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稍后学校以此八字为标志，作图制徽，作为学校的明训。这八字既高度概括了清华学子的精神、品格，又丰富了大学精神的内涵。

探讨民国时期的大学精神形成及发展的原因，对于我国当前高校培育和发扬大学精神有重大启示。培育和发扬大学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大学精神的培育要体现在办学思想中，要确立适应时代要求、符合自身实际的办学理念，大学要在一定程度上“去行政化”，避免用行政思维来办学；大学校长的人选至关重要，作为校长不仅要懂教育，而且要是教育家，因为他的教育理念对学校的整体风貌有重要影响；学校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培育大学精神，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出符合本校特色的校训。要做到以上几点，关键是要制定一个合理规范的大学制度，或者说大学章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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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延复.梅贻琦与清华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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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锦旗.民主与自治的典范：民国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1（1）：38.

[7]张圣华.蔡元培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8]袁伟时.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0.

[9]陈金圣.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看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基于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2012（1）：66.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6

1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必须下大力气提升“教育者”的素质

“打铁先需自身硬”，形势任务教育是对人进行教育的工作，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来做工作。只有“教育者”的素质提高了，准确把握形势，切实明确任务，掌握可行的教育方法，身体力行抓落实，才能够保证教育效果。作为“教育者”的政工人员，要切实加强自身学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首先，要坚持不懈的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运用先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等知识，刻苦钻研业务，当好思想“专家”的同时，也成为知识的“杂家”。再次，还应熟悉本行业的业务知识，掌握本单位各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及完成任务所存在的困难，清楚本单位的长远规划，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开展形势任务教育。

其次，要加强政工人员的作风建设，提倡苦干实干、求真务实，反对办事拖拉、弄虚作假。首先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立党为公、摒弃私心杂念，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从党的事业和员工的利益出发，把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来。

再次，要深入开展工作调研，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工作要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把“上情”传达到每个员工中去，向员工讲清形势任务。还要了解“下情”，倾听呼声，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通过有针对性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员工的力量。此外，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对员工面临的困难，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密切干群关系，营造形势任务教育和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氛围。

2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必须把握好原则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是把上级的方针、政策、思路、重点等向员工进行传达，因此，原则问题至关重要。

一是，必须把握正确方向。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单位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员工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引导员工看成就、谈变化、话改革、谋发展、促和谐、保稳定。

二是，必须坚持正面引导。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讲够、讲透、讲明、讲清的要求，做到讲成绩不夸大，讲问题不回避，讲困难不虚假，讲稳定不含糊。

三是，必须选准切入点。在当前，要结合物价上涨、住房问题等情况，把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围绕员工思想波动带来的心理反映和情绪变化，采取调查研究、耐心讲解等多种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事论理，通俗明了地回答员工关心的热点、认识上的疑点，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及时把广大员工思想引导到我们的教育目标所要求的轨道上来。

3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必须突出重点

加强形势任务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在当前，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开展好形势任务教育。

一讲形势，让员工明确发展任务。要讲国情，让员工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宏观形势，争取员工对企业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支持。要讲企情，让员工知晓单位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生产任务和重点，让员工了解单位的发展形势、发展目标与思路，让员工看到优势与劣势、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了解具体的措施。

二讲优势，让员工增强发展信心。要引导广大员工认识单位发展所具备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增强广大员工干大事、创大业的信心，激发昂扬向上、拼搏创业的豪情。

三讲前景，鼓舞员工士气。要把单位和个人发展的美好前景给员工描绘清楚，引导员工展望企业美好的发展蓝图，向员工展示企业将成为员工生活殷实、站区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稳定的美好前景，激发广大员工自觉为企业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讲挑战，让员工坚定发展决心。要实事求是地向广大员工讲清企业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面临的新矛盾。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员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以高昂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韧劲，把握机遇、迎接新挑战、寻求新突破，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发展的动力攻坚克难，争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五讲实例，用故事激励员工。通过邀请老一辈石油工人宣讲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故事，使员工珍惜企业今天来之不易的发展形势，引导员工富而思进，增强自豪感、危机感和压力感。

六讲稳定，促进站区和谐。要围绕员工关注的物价上涨、提高收入的热点问题，在宣传企业已经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努力创造条件让发展成果普惠每一位员工的同时，还要教育引导员工正确认识和处理财富分享的关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为建立和发展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相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作出贡献。

4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必须精心设计载体

在当前，出于对企业发展的热切期盼，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强烈关注，应该说广大员工对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活动表现出了很高的期待和热情。顺应这一客观实际，要把形势和任务讲深讲透，光有满腔热情是不够的，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光有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讲究工作技巧。因此，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要紧密结合实际，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力求把形式讲准、把成就讲够、把优势讲透、把挑战讲清、把前景讲明、把信心讲足，不断增强形势任务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由于人们在文化水平、社会阅历、理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同一事物、同一现象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认识。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对症下药，因人制宜、因事制宜，采取群众普遍可以接受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达到教育目的。编发形势任务宣传教育提纲、学习材料；组织形势任务知识竞赛、主题演讲会及形势任务大讨论活动；深入基层做形势任务报告；利用报纸、网站、闭路电视等宣传媒体开设专栏、专题等，都是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的有效形式。在采用这些形式加强形势任务教育的时候，既要注意“火候”，更要把握“中心”。注意“火候”就是要抓住有利时机，多渠道，多形式集中抓好教育，使员工全面了解近期本系统、本单位的战略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压力感、责任感和凝聚力，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7

关键词：张之洞；高等教育；甲午战争

中图分类号：G64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7-0129-03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死后谥号为文襄，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1]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宣统元年（1909），一生经历道、咸、同、光、宣五朝，他的生命几乎贯穿于整个晚清朝。张之洞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的，他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后来又在清末新政中力主改革的新思想，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而他一生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又显得与其他朝廷大臣与众不同，中国的教育近代化研究中都少不了张之洞的名字。

张之洞出身仕宦之家，自幼聪颖，早得科名，26岁即获授翰林院编修。后在1867—1876年十年间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和四川学政。张之洞的仕途之路是从主理教育开始的。他把学政定位为“为国家培养人才”，并始终致力于此。后来他成为朝廷重臣，几度出任封疆大吏，都不忘致力于教育强国，并在教育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其弟子张继熙曾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2]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写到：“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一书中更是高度评价他对中国教育改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开始走向近代化道路。”由此可见张之洞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伟大贡献。

张之洞关注教育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中高等教育上。他自幼师从胡林翼等大家，受“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极深。而他饱览群书，很多教育思想也受到如《大学》中大学之道等思想的影响。这些一方面奠定了张之洞的实用教育思想，另一方面也成为张之洞后来为学治校的思想宗旨。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操办的很多当时用来培养人才的学堂，相比于现在的学校水平，相当于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而这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中国先进的高等实业教育了，他的实业教育思想也已经蕴含其中。如他在湖北时筹办的自强学堂演变为现在的武汉大学，以及湖北工艺学堂后来演变为武汉科技大学等。我认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以他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为时间节点（1883年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书院时期”和“学堂时期”。“书院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备国家任使”，[2]即为封建统治培育既“忠君爱国”又能“兴邦治国”的人。这期间他兴办了经心书院、尊经书院、令德堂书院，并编撰了《頀轩语》和《书目答问》等。在“学堂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则更多地体现为通过培育人才来达到自强、保护封建势力的目的。这期间他的思想较前期有很大不同，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致力于大兴洋务，培养实用人才等。而清王朝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张之洞的神经，他痛定思痛，认为“泥发而流于弱，变法即转为强”，主张“变通陈法”、“力变从前种种积弊”。此时的张之洞由洋务派代表转变为了变法者的身份。他的教育思想亦出现了特别大的转变，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并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来由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他退出了变法者的行列，转为投奔到慈禧太后的阵营。但是这期间，他的一系列系统的教育思想为中国近现代教育，特别是近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本文拟对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的高等教育思想做一个概述。

一、教育目的论

张之洞认为，甲午战争中，中国如此泱泱大国之所以会惨败给日本这个小国家，主要就在于中国教育的落后：“西国之强，强以教育”，从而把兴学育才提到了自强救国的认识高度，给教育赋予了很高的社会功能。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明确提出其兴办教育的目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他还把教育的普及、人才的培养作为在我国实行民权政治的前提。“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3]

同时，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的目的。1902年11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沟可谓休用兼赅，先后有序[4]

正是在确立了这样的教育目的后，张之洞从在湖北任职时的改革传统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专门的洋务人才这个小小的尝试进而转向了后期更多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第一折就是关于教育改革，并且以“兴学育才”为变革政治的先决条件。他的想法也得到清廷的认可，后清廷谕旨，要求“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5]此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明确迈出了向近代化转变的第一步。如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在这一时期就逐渐从考核、课本内容等方面转变为培养新式人才的高等学堂了。

二、高等教育制度论

张之洞是近代彻底改革中国人才选拔标准的第一人。在外强之下，他逐渐认识到中国一直以来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教育制度已经不合时宜。虽然张之洞自己出身科甲正途，可以说正是科举考试为他以后的腾达铺平了道路，但他却并不讳言科举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提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5]但此时他要求的改动也只是“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5]。此时的张之洞还没有彻底废除科举的念头，到了后来他调和近代学制和科举制度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在1905年与一批封疆大吏上奏，指出“欲非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6]。于是，这一年清政府决定：“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而且对传统社会的一整套用人行政制度，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而更为可贵的是，张之洞让这个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平稳地过渡到了另外一套新的教育制度上。这就是他关于奖励学堂出身的基本思想。他明确提出“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的思想。这个思想来自日本的文凭制度，他认为：在日本，“高等学校毕业后，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大学校毕业领照者，略如中国进士”，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学堂毕业生与科举功名的对应法则。[7]其中，高等教育这一块，张之洞对奖励学堂出身做出了如下的划分。

张之洞等人在商议废科举时，使具有较高学识的进士和举人能够谋取相应的出路，而且给新式大学堂和留学生奖励科名出身，不但保护了新旧势力的利益，同时也使旧教育制度下的大量人才能够在新的教育制度下得到利用，可谓一箭双雕。

光是废除科举还不够，新的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建设。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派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学校，而后还派遣考察学校的专门使团奔赴日本。1902年，张之洞参照日本学制，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厘定了湖北学制，后又在湖北学制的经验上，赴京制定癸卯学制，从而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他也因此被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称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而这也是与他对教育的毕生关怀和他从教育活动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分不开的。

在癸卯学制中，张之洞将高等教育划分为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已经把高等教育做了很完备的划分。纵向分为三个等级，可以满足不同人才培养的需要；横向分为不同的类别，有利于培养各类不同的人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设置的优级师范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都很有特色，很好地遵循了人才培养的规律。

三、高等教学论

张之洞经世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9]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上，张之洞有独到的创新之处。他不仅提出班级授课与直观教学，而且强调大学应该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实践的结合，把“实习”课列为必修课，“格致大学当置附属天文台以备观测，并置附属植物园、附属动物园，一以资学生实地研究”；“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及附属演习林，使得练习实业，并置家畜病院，使实究兽医学术”；师范学堂应附设小学堂，以便师范生“实事授业”，[10]他还直接将各国口岸设想为大学堂，“夫学问之要，无过阅历，各国口岸即商务之大学堂也”[11]。为了真正达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他甚至考虑到了学校的选址：“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富于出产之区，宜设工艺学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10]

在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上，张之洞的想法也是很系统的：“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11]这样则保证了高等教育的生源质量，也为彻底培养新式人才做好了铺垫。

在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上，张之洞的设想是：通经史，重实用。“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3]可见张之洞希望通过大学堂的教育，提高人才的知识深度、广博度。虽然还缺少具体的论述，但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元素。可谓是遵循了新式的教育方略。这时的大学堂里已经出现了算数、绘图、政治等新兴学科，这要比“师夷长技”的洋务派或者其他改革派更进一步。

为了满足学堂师资的要求，张之洞还考虑到大学堂培养师资，“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11]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这为中国的近代师范教育指明了大致的方向。

另外，张之洞认识到留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12]他积极支持到海外留学，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2]。张之洞先向英、德、法三国派遣了40名留学生。不久他便发现到日本留学比到欧洲留学更有利：“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是路近省费，可多遣；二是去华近，易考察；三是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是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3]在鼓励留学日本方面，张之洞表现积极，湖北学生在本留学数量较多。1902年以后，湖北各学堂选派的留日学生达160名，到1904年，中国各省留日学生约3000人，其中湖南省就有350人，湖北省有423人。到1907年，全国留日学生共有5400名，而湖北一省所派学生就达1360名，占了四分之一。[14]

四、张之洞高等教育思想评价

张之洞作为经历几个朝代的清朝重臣，同时又生活于中国政治飘摇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很强地折射出当时中国的时代特色。而他的教育思想亦不例外。作为接受中国封建传统教育长大的儒家卫道士，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封建纲常礼教的味道，而在遭遇中国社会转型外强的同时，他的身上又散发出许多新的气息。虽然作为一个“儒臣”，他的很多行为阻碍了中国彻底地进入近代化，但是正是作为一个“儒臣”，他敢于客观地剖析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敢开高等教育风气之先，可谓魄力非凡，勇气可嘉，值得称颂。

参考文献：

[1]马东玉.张之洞大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2]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十四[M].

[3]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M].

[4]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七[M].

[5]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M].

[6]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M].

[7]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M].

[8]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9]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一[M].

[10]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1]张之洞全集.第二册[M].

[12]劝学篇·外篇·游学[M].

[13]张之洞.劝学篇.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M].

[14]董宝良，熊宪君.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篇8

[关键词]洋务派 实业教育 近代教育 贡献

[作者简介]马彦丽（1971- ），女，河南鹤壁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政史与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河南 濮阳 457000）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1-0167-02

实业教育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的重要途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致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是导致清王朝衰败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在于他们的船坚炮利，在于重视实业技术和实业人才的培养，要想挽救清王朝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洋务派大兴实业、发展实业教育。

一、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统治者已经无法统治下去。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地主阶层人士意识到必须进行变革，即李鸿章等人所说“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①，兴办洋务可以说是形势所迫。洋务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前期主要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他们开启了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中、后期代表人物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近代著名的实业教育家张謇等。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内部太平天国起义，使洋务派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就已经步入衰途，政治上盛行，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人们生活困难，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严重威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而西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掠夺原材料，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威胁着清政府的生存。内外交迫，为摆脱危机，维持统治，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变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认为，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不是中国的制度不好，而是器物不如人，因此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增强实力，对抗洋人。但在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如原材料、燃料的严重缺乏，一切都需从国际市场高价购买，成本太高，而清政府财力有限。为了解除军事工业所处的困境，不得不发展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而开矿、发展交通运输也需要大量资金，只能通过发展轻工业积累重工业的资金，走上这个过程就必须发展实业教育。洋务派的教育近代化活动一是改革传统的书院教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通经读史为主要学习内容，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书院的教学内容有所损益，使之成为新式学堂；二是创办很多新式学堂，如外国语学堂，武备、水师学堂，技术学堂等。

2.洋务实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式人才。李鸿章等洋务派在创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一是财政的拮据；二是军事工业和新式海军迫切需要大量的原材料、燃料以及交通运输的问题；三是严重缺乏具有近代知识和技能的新式人才。而长期接受传统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封建士大夫们，视近代机械和技术为奇技淫巧。为了解决洋务活动对人才的急需，李鸿章在国内外广泛招聘人才。一是招聘国内现有的人才，如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都曾被李鸿章招入江南制造总局担任翻译官。但国内此类人才太少。二是大量聘用洋人。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当时聘用外国人是非常必要的，但长期依赖洋技师、洋匠，也有诸多弊端，不仅费用高昂，而且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到工厂做工，中国的产业工人日益增多，队伍不断壮大，但这些人基本上没有进过学堂，更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而近代机器大工业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具有基本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因此，洋务派越来越意识到培养本国人才的重要性，以李鸿章为首的早期洋务派虽不愿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办洋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的洋务学堂，时称“求是堂艺局”，他不仅聘请洋教习向学生传授技艺，还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学成后回国实践并传播西方先进技艺，培养出了中国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改变了长期雇佣“洋匠”的被动局面。中法、中日战争中许多优秀的海军将领也都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维新运动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也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后期洋务派认为导致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和各种专门人才的奇缺。如晚清重臣张之洞说：“西国之强，强以学校。”认为实业教育之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②，19世纪末大力倡导实业教育。

3.“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使洋务派形成了对实业教育的肯定认识。鸦片战争后，作为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感觉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努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和远离现实生活的繁琐考据，要求士人由书斋走向现实生活。《海国图志》是魏源受好友林则徐嘱托而完成的一部巨著，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发出了中国人“师夷”的先声。正是在魏源等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掀起了一股以学习西方器物文化为特征的教育思潮，实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二、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甲午战争前，是实业教育的萌芽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早期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了发展洋务事业，洋务派按照自己的意愿，19世纪60年代在求强的口号下创办了许多军工企业和通信系统，70年代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各类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兴办过程中，深感各种人才的缺乏，认识到传统的科举制度是无法培养出这种专门人才的，因此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将封建教育打开缺口。这个阶段的实业教育思想被包括在洋务运动中，实业学堂大多以洋务学堂命名，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湖北的工程学堂、福州的船政学堂等。20年间，洋务派创办了10多所我国第一批具有职业及技工教育性质的洋务（实业）学堂。这些学堂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多聘任外国人任教员，教材亦选自外国。李鸿章经手的洋务活动几乎都有外国人的身影，南京矿路学堂所采用课本也是由洋务派官僚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书籍”。二是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这与洋务派奉行的“中体西用”思想是相对应的。这些学堂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技术，同时学习儒家经书，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但也培养出少数专业人才，为近代实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实业教育还处于萌芽时期，且主办者多为封建要员，所以这个阶段的实业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传统的封建教育相比，洋务教育思想确实开创了实业教育之风，培养出了一批专门人才。既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又满足了当时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还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诞生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第二阶段：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是实业教育思想的制度化时期。作为后期的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张之洞在兴办洋务企业和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提出较为完整的实业教育制度提供了条件。作为继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位洋务重臣，张之洞认为“挽救危亡”应脚踏实地多干实事，少高调空谈，把所有心血致力于“实业救亡”。特别是在创办洋务实业的过程中，他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空疏无用之才，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必须发展新式教育，即实业技术教育。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建立了鱼雷学堂（1884年）和广东水路师学堂（1887年），任湖广总督后又创办了自强学堂（1893年）和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大多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堂。广东水路师学堂的规制仿照天津各军事学校和福州船政学堂，其水师学堂分为管轮专业和驾驶专业，英语及四书五经为水师学堂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管轮专业的专业课为机轮理法、制造运用等，驾驶专业的专业课为天文、驾驶、海道、攻占之法等。湖北武备学堂是一所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堂，入学的学生须经过笔试、面试和体检、试读三关，招生条件高，程序十分严格。学习的课程分为讲堂讲课和操场操练两部分，课堂讲授内容有军械学、算学、测量、枪炮管理和使用法、山川险易攻守进退之机等；操场操练有操习枪炮、骑术、行军、打靶、演示测量、体操等，学堂具有学生素质高、课程较全面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江南陆师学堂是一所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堂，分为课堂教学和操场操练两部分，其中，军械学、营垒学等课程的内容汇集于《江南陆师学堂武备课程》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参照西方教学法编写的军事教科书之一。同时，张之洞还创办了几所以基础知识和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学堂，但效果不理想。张之洞认为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的重要途径非实业教育莫属。19世纪末，实业教育活动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除创办军事技术和综合性学堂外，他还大办农业学堂，认为：“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③意思是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工农业同步发展，将农业与工业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上来，齐头并进。他看到中国与西方农业存在很大差距，认识到中国农业落后，虽然中国地处温带，自然条件适合耕种，但由于“农学之不讲”④，坐失天然优越的环境。为改变现状，讲究农学，他于1898年春在武昌创办了农务学堂，后来又在农务学堂内附设了农业小学堂与中等蚕桑学堂。1902年，他又扩大了办学规模，分设畜牧、农桑和森林三门，额定招生人数为120人，学制为4年，分两年预科和两年正科。这所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农业教育工作，为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务学堂的建立，带动了农业学堂的兴办。张之洞认为：中国物产富饶，材料充足，结果却是“洋货充斥”“此工学之不讲之故也”⑤，工业技术是西方国家的优势，而中国“百工朴拙，相因沿习旧艺，只就己知己能”⑥，产品根本无法与西方大工业的产品竞争。所以他煞费苦心地兴办工业科技教育。最初采用的方法是在工厂内附设学堂，如在汉阳铁厂就附设有化学堂和矿学堂，但效果不理想。在创办农务学堂的同时，他又创办了工艺学堂，培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师和工程师。工艺学堂的学制为三年，专业有车床、绘图、汽机、翻沙、打铜等11种，学生入学后，前两年各学一门，第三年兼修他门；学堂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每天课堂教学4小时，学习算学、化学、格致、绘图等课程，在专业教习和技工指导下实际操作4小时。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张之洞不仅是提倡实业教育的先驱，形成了自己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而且大力兴办了各类实业学校，培养出近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坚实的了基础。

三、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的评价

鸦片战争后，早期洋务派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技艺和管理方法，提出实用为本的人才观，培养出近代中国所需的科技和专门人才，为近代实业教育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他们对西方实业教育的介绍不够完整，教育实践也很有限，存在诸多缺陷，但毕竟顺应了历史潮流，特别是后期洋务派废科举，兴学校，为近代中国实业教育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开创性。

首先，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儒家思想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造就了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新式人才。近代中国的落后、被动、挨打，证明了传统教育的落后和无能，虽然统治阶级上层不愿变革，但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不得不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以实现自救。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呈现出中学与西学并列的局面。这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引进外国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军事理论、自然科学等实用科学和技术，适应了我国新式企业兴起和国防近代化的需要。西学的实际作用愈来愈大，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威胁并冲击了传统的中学。在新式学堂中，虽然强调中学与西学并举，并特别强调中学是根本，但实际上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安排上，西学均已超过中学。说明西学的作用和地位在日益增强，而中学的地位和作用则在日益降低。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培养新式人才无疑起了促进作用。其次，洋务派引进的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实业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为我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多方面地传播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再次，洋务实业教育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如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不仅积极兴办各类近代教育，还在清末新政时期影响全国的废科举、兴学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张之洞看来，变通科举考试关系重大：“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科举始。”⑦科举不变，新型人才就不可能大批涌现，富国强兵自然就成为空谈。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科举制度的弊端愈来愈凸显，张之洞对科举制度的看法由主张对其进行变通变为完全废止。20世纪初，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张之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废科举、兴学校与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之间的关系，促使清朝政府终于下定废科举的决心，在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张之洞还会同张百熙和荣庆制定了“葵卯学制”，为兴办新式学校和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制度依据，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不可否认，洋务派的实业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西方的学习仅限于器物层面，虽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课程，但未能对学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另外，还存在数量少、规模小，未形成体系化，整体办学水平不高等问题，然而它却在延续千年的封建教育堡垒上第一个打开了缺口，吹入了新风，植下了新学的种子。

[注释]

①李鸿章，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5.